挪威的森林-15

我摇摇头：“再想不起特别的。”　　“我的他——以前那个他——讨厌的东西多得很。例如我穿超短裙啦，吸烟啦，每喝必醉啦，口出脏话啦，讲他朋友不好啦……所以，如果在我身上有你讨厌的，尽管提出。能改的我改就是。”　　“没有什么。”我想了一会说，“什么也没有。”　　“真的？”　　“你穿的我都喜欢，你做的说的，你的走路姿势，你的醉态我统统喜欢。”　　“这样下去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让你怎么改好，索性就这样好了。”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溶化成黄油。”　　“嗯——”绿子略显满足，“能再抱我一次？”　　我和绿子在她房间的床上相抱而卧。我们边听滴雨声边在被窝里亲嘴。接着从世界的构成一直谈到煮(又鸟)蛋的软硬度，简直无所不谈。　　“下雨天蚂蚁到底干什么呢？”绿子问。　　“不知道，”我说，“估计是打扫洞穴或整理贮藏物什么的吧。蚂蚁很勤快。”　　“那么勤快为什么还不进化，为什么从古至今一直是蚂蚁？”　　“说不清。大概身体结构不适合进化——同猿猴相比。”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多一问三不知。”绿子说，“我还以为渡边其人大凡世事无所不通咧！”　　“世界大无边。”　　“山高海又深。”说罢，绿子把手从我的浴衣下摆伸进去，屏息道，“喂，渡边，可别见怪，老实说真的不成。这么大！”　　“开玩笑吧？”我叹息一声。　　“是玩笑。”绿子吃吃笑着，“不要紧，放心好了。”　　绿子缩进被里，摆弄了好半天。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同直子手的动作相当不同。两者都充满温存，妙不可言，然而总有的地方相异，使我觉得是在经受迥然有别的另一种体验。　　“喂，渡边君，又在想别的女人吧？”　　“没想。”我撒谎道。　　“真的？”　　“真的。”　　“这种时候可不许你想别的女人。”　　“想不成的。”我说。　　傍晚时分，绿子去附近买东西，做了晚饭。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啤酒吃炸虾，最后是吃青豆饭。　　“吃得饱饱的，造得多多的。”绿子说，“我替你好好排放出去。”　　“多谢。”　　“我嘛，知道好多好多方法。开书店时从妇女杂志上学来的。跟你说，妇女怀孕时干不成那事，为了使丈夫那期间里不在外头胡搞，就搜集各种各样的处理办法。也确实有很多方式。感兴趣？”　　“感兴趣。”我说。　　离开绿子后，我乘上电车回家。车中我打开从车站买的一份晚报。但我还沉浸在思虑中，一行也读不下去，读了也不知所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莫名其妙的版面，继续思索以后自己将何去何从，我周围的环境将出现何种变化。我不时感到世界的脉搏在我身旁突突悸动不已。我喟然长叹，旋即合上双目。对于今天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觉后悔；倘若能再过一次今天，我深信也必然故伎重演——仍在雨中天台上拥抱绿子，仍被浇成落汤(又鸟)，仍在她床上被其手指疏导出去。对此我不存任何疑问。我喜欢绿子。她肯重新投入我的怀抱，使我感到乐不可支。若同她结为伴侣，想必能相安无事。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女孩儿，那热乎乎的身体就在自己的怀中。作为我，何尝不想把绿子剥得精光，分开下肢进到其温暖的缝隙中去——为克制住这种强烈的冲动我不知做了多大努力。当她握住我的手指缓缓移动的时候，我实在不能加以制止。我渴求她，她也渴求我，我们已经在相爱。有谁能制止得住呢？是的，我是爱绿子。这点恐怕更早些时候就已了然于心，只不过自己长期回避做出结论而已。　　问题在于我无法很好地向直子解释这种局面的发展。若其他时期倒也罢了，而对眼下的直子，我根本不可能说我已喜欢上了别的少女。更何况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心田中为直子保留了相当一片未曾染指的园地。　　我所能做的，就是向玲子写一封毫无保留的信。我回到住处，坐在檐廊里，眼望夜幕笼罩下的雨中庭园，头脑中推出几排词句。于是我开始俯案直书：“我不能不向您写这封信——这封对我来说万般痛苦的信。”写罢开头，我大致叙述了我同绿子迄今为止的关系，以及今天两人间发生的事。　　我爱过直子，如今仍同样爱她。但我同绿子之间存在的东西带有某种决定性，在其面前我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并且恍惚觉得自己势必随波逐流，被迅速冲往遥远的前方。在直子身上，我感到的是姻静典雅而澄澈莹洁的爱，而绿子方面则截然相反——它是立体的，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在摇撼我的身心。我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这绝非自我开脱，我自以为生来至今始终以诚为本，对任何人也未曾文过饰非，时刻小心不误伤任何人。然而到头来自己反被抛入这迷宫般的境地，我全然不知何以如此。我到底应怎么办呢？这点我只能同您商量，此外别无他人。　　我贴上速递邮票，当天夜里把信投进了邮筒。　　玲子信的到来是此后第六天。　　恕不客套。　　首先报告好消息。　　直子好转得听说比预想的快。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听起来她说话已清楚多了。很可能短期内返回这里。　　其次是关于你的。　　依我之见，你大可不必把许多事情想得那么严重，爱上一个人是难得的好事，倘若那爱情是真诚的，谁也不至于被抛入迷宫，要有自信。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第一，如果你被叫绿子的那个人所强烈吸引，你同她坠入情网便是理所当然的。这或许一帆风顺，也可能一波三折。所谓恋爱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一旦坠入情网，一切听之任之或许不失为自然之举。我是这样想的，这也是真诚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至于你是否同绿子发生性关系，这纯属你自身的问题，我不便表态。最好同绿子畅所欲言，以得出可以接受的结论。　　第三，此事请瞒着直子。如果到了非对她挑明不可的地步，届时再由你我两人考虑万全之策。所以你暂时不要透露给那孩子，交给我处理好了。　　第四，过去你在很大程度上是直子的精神支柱。即使你不再对她怀有作为恋人的感情，你能为直子做的事也应当还有很多。所以，你不必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对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统而言之的总称）是生息在不完全世界上的不完全的人。不可能用尺子测量长度或用分度器测量角度而如同银行存款那样毫厘不爽地生活。对吧？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绿子倒像是个非常可贵的女孩儿。你为她倾心这点，从信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你对直子的一片痴情我也了然于心。这并非任何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上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如此。这样说未免大言不惭——你也到了差不多该学习对待人生方式的年龄。有时候你太急于将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就连我这样最弱而不健全的女人，有时都觉得人生是多么美好。真的！所以，你也务必加倍追求幸福，为追求幸福而努力。　　当然我很遗憾，遗憾未能得以参加你同直子的喜庆婚礼。然而归根结底，又有哪个人能明白什么算是喜庆呢！因此你无须顾忌谁，如若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那就及时抓住机会！以我的经验来看，人的一生中这种机会只有两三回，一旦失之交臂，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　　我每天都在没有任何听众的情况下弹吉他，这的确有点百无聊赖。也不愿过下雨的黑夜。真想什么时候再次在有你和直子的房间里边吃葡萄边弹吉他！　　就此搁笔。　　石田玲子　　６月１７日挪威的森林第十一章　　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杯灰烬。　　８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其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饭店，说暂时来不成了。继之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周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只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１０月……”　　绿子一声不应，“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四，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穴深处爬出来的。但仔细端详，的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海水冲上岸的木柴升起炊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来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谛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其棺盖的叮当声，然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这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５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身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开启一点缝隙，它们便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澈明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额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么？”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剩我一个人在沙滩。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任由浑似汗珠的泪滴不由自主地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真理，也无以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响，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１６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禁止)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只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３０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把一升瓶装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饭。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功。临分手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量，脑袋开始发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皈，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到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来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可以了，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自己本身负责那里的管理。　　※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９点和晚上９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９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呆整整８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　　“后天乘新干线去，３点２０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３点２０分去东京站接站。”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茄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珍奇地凝望窗外武藏野风光。　　“相隔８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着她的手：“不怕，您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大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做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气氛挺有趣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呆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样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去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正规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大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１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丝，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急剧拉开。木月照旧１７，直子依然２１，直至永远。　　“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浇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满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金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２０分钟，玲子才好歹回来。回来后，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２０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脸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然后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外衣下面，穿着双色方格半袖衫。　　“瞧，这衣服满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禁止)。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如此说来其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写一行草书：‘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岂非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８月１０日前后……”　　“信见了。”　　“８月２４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２５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我们三人便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顶不住。结果见面一看，我马上一颗心落了地——脸色比预想的显得健康，还笑盈盈地开起玩笑，讲话也较以前有条理多了。而且对自己的新发型很得意，说去了一趟美容院。于是我想着是这样，即使她母亲不在，光和我两人也问题不大。她说：‘玲子姐，我想趁这机会在医院里把过去全部清算一下。’我说是啊，或许那样好。随后我俩到外面散步，这个那个谈了很多，如今后的打算等等。她甚至这样说：要是两人能离开那里一起生活该有多好。”　　“和你两人？”　　“是的。”玲子微微耸下肩说，“我对她说，我倒无所谓，可渡边君怎么办呢。结果她这样说：‘那人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只这么一句。接下去谈了我俩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去鸟舍逗鸟玩了一会儿。”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玲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猫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　　“那孩子一开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所以才那么有精神，才面带笑容，才显得那么健康。肯定是定下决心后，心情变得畅快起来。她开始收拾房里的各种东西，不要的东西放进院子的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写下的笔记簿和信件，统统付诸一炬，甚至连你的信。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烧掉。因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时常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她回答说：‘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而我也没有深想，以为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说得通的，一般来看。但愿这孩子恢复健康，万事如意，我想。那天的直子也实在可爱得很，真想找你看上一眼。之后，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食堂吃罢晚饭，进浴池洗澡，打开心爱的上等葡萄酒，两人喝着。我抱起吉他，照例弹甲壳虫，弹《挪威的森林》，弹《米歇尔》，都是那孩子喜欢的。我们觉得相当开心，熄掉灯，适当脱去衣服，上床躺下。那是个闷热闷热的夜晚，打开窗户也几乎没一丝风进来。外面漆黑一团，如同给墨汁涂得没留一点空白。虫声听起来格外响。连房间里都充满扑鼻的夏草气息。这时直子突然提起你，提你同她(**)的事，而且说得极其详细。如何被你脱去衣服，如何被你触摸，自己如何湿润，如何被侵人，如何妙不可言——说得非常具体。于是我按捺不住，问她为什么到今天才提起这话。因为以前那孩子对(**)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地一带而过。诚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们也坦率地谈到(**)，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详谈，说不好意思。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谈得滔滔不绝，连我也不免吃惊。　　“‘只是有点想一吐为快。’直子说，‘要是您不大想听，不说也可以的。’”　　“‘哪里。肚里有话要说，那就痛痛快快说彻底才好。我来听。’”我说。　　“‘玲子姐，那实在是太妙了，整个脑袋都像要融化似的。真想就这样在他怀抱里一生都干那事。真这么想的。’”　　“‘既然妙到那个程度，那就和渡边君一起生活，每天都干不就得了？’”我说。　　“‘可是不行呀，玲子姐。’直子继续道，‘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有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湿过。’”　　“当然，我给她解释一番。告诉她这种现象在年轻女子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都会自然消失。况且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用不着担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怎么都不顺利，急得要死。”　　“‘不是那么回事！’直子说，‘我什么也没担心，玲子姐。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我喝干了一瓶啤酒，玲子吸完第二支烟，猫在玲子腿上伸伸腰，换个姿势，又睡过去。玲子略一犹豫，把第三支烟叼在嘴里，点燃。　　“接着直子抽抽搭搭哭起来。”玲子说，“我坐在她床上抚摸她的脑袋，安慰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在男人怀里快快活活一辈子。’夏夜正热，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泪，湿得一塌糊涂。我拿来浴巾，给她擦脸擦身子，见她三角裤也湿透了，就叫她脱下来……噢，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俩一直一块儿洗澡，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　　“明白，这我明白。”我说。　　“直子希望我抱抱她。我说这么热，怎么抱得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就抱了她。用浴巾把身体围住，以免汗水贴着汗水，如此过了一会儿。等她镇静下来后，我又为她擦擦汗，穿上睡衣，放她躺好。她马上静静地睡了，或者说是装睡。但不管怎样，那张胜实在叫人怜爱，就像生来从未受伤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脸。见她这样，我也放心地睡了。　　“６点醒来时，她已不见了。睡衣脱在床上，而衣服、运动鞋，还有经常放在枕边的手电筒都没有了。这时我发觉不对头——打手电筒说明是天还没亮就走掉的，对吧？出于慎重，我查看了桌面，那纸条就在上面：‘衣服全部送给玲子。’于是我马上跑去大伙那里，让大伙分头去找直子。随即全员出动，从宿舍区一直找到四周树林，过筛子似的搜查了一遍。结果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那孩子，连绳子都早已备好，带去了那里。”　　玲子喟然叹息一声，抚摸小猫的脑袋。　　“喝茶吗？”我试着问。　　“谢谢。”她说。　　我烧开水，沏上茶，折回檐廊。夕阳垂垂西坠，斜晖奄奄一息，树影长长地伸至我们脚前。我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纷然杂陈的奇妙庭园——棣棠、杜鹃、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横躺竖卧。　　“找到后不久，急救车来把直子拉走。我被警察—一询问了情况。说是询问，其实也没深入问什么。一来有遗书样的纸条留下来，自杀不言而喻；二来他们那些人以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杀的。所以询问也仅是走形式而已。警察一离开，我就打了电报给你。”　　“好凄凉的葬礼啊！”我说，“也太寂静了，人又寥寥无几。她家人光是对我放心不下，猜不出我怎么会晓得直子的死。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杀。实际上真不该去参加葬礼，我也因此一蹶不振，失魂落魄，之后不久就外出旅行了。”　　“渡边君，不去散散步？”玲子问道，“该买点东西做晚饭了吧，我都饿了。”　　“好。可有什么喜欢吃的？”　　“火锅。”她说，“我有好些年好些年没吃火锅了，做梦都梦见吃火锅。肉、大葱、鬼芋、煎豆腐、春菊，一古脑儿放进去煮，咕嘟咕嘟……”　　“吃是可以，可问题是没有火锅的锅，我这儿没有。”　　“这好办，包在我身上，找房东借来就是。”　　她一溜风地走去正房，借来一个满高级的火锅、一个小煤气炉、一段煤气胶管。　　“如何，不错吧？”　　“真行！”我心悦诚服。　　我们去附近小商业街买了牛肉、(又鸟)蛋、青菜和豆腐，在酒店买了一瓶看上去考究些的白葡萄酒。付款时我坚持由我付，但终归还是她全付了。　　“给人家知道买食品时我叫外甥付钱，我在亲戚中岂不成块笑料了！”玲子说，“再说我还没沦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你别担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分文不名地空身出来哟！”　　回到住处，玲子淘米做饭，我接上煤气管，拉到檐廊里准备火锅。准备妥当后，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乐器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吉他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中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一曲弹罢，她凭柱望天，面露沉思之色。　　“可以和你说话么？”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