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日] 加藤嘉一-2

正文 我是“童工”出身（4）说起来，我从事的是服务业，为读报者服务就是我要坚持的宗旨，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力争做到最好。而且，要做就不能半途而废。在将近2200个日子里，除了田径比赛、集训和报纸停刊的时间以外，我一天没有休息过，雨天、大雪、台风……每天都必须按时送报纸。顺便说明一下，在我比赛、集训的那些日子里，送报工作就由爸爸和弟弟代劳。实际上，平时送报，都是我和爸爸、弟弟一起送，我不能送时，他们的工作量要增加一些。送报要起早，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3点半开始送报纸，送到6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到10点—11点才睡觉，我每天从来没有睡过六个小时以上，平均是四个半小时，我不觉得很少，我睡眠质量超好，头落到枕头上，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父亲常说，“睡那么多干吗？睡多了，人会变得懒惰的”。一般认为，睡眠对健康有影响，我的体会是：健康不会受影响的，关键不在于睡多少，而在于睡觉有没有规律和睡眠的质量高不高。即使每天睡四个半小时，每天都是有规律地睡觉，睡得深，睡得熟，就没什么问题。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而且也是工作，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培养责任意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开始挣钱。反正，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再说，我们既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好习惯，又可以赚钱，熟悉社会，我学习也不错的，由于时间很紧张，反而明白了时间的宝贵，利用各种时间和空间去学习，也学会了有效、合理利用时间的方法，这一切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13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日英——英日翻译工作。这也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TOEIC也考了几乎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这是我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如此。正文 我是“童工”出身（5）还有一点，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对外意识。因为，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社会因此显得相当平均、均衡。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郁闷。后来，我15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从此才明白：原来日本才是个另类。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顺便锻炼一下肺活量，但这种边骑车边说话的方式很辛苦的。我做事情向来要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多的是主动寻找创新和突破，是意愿高度强烈和自觉的产物。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十个文件，就可以拿到十万日元（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有时候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嘛，长得也比较苗条，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比较阳光，看起来，也有一点帅气。但因为这个活不稳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一个月平均能赚15万日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不过，总体说来，加藤家的日子，还是充满艰辛。搬到山梨县之后，父亲曾充满信心的新工作并不顺利，后来不仅拿不到工资，甚至放弃了房子，外出逃债，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正文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1）与黑道“谈判”的日子我13岁，初一冬天的一个晚上，几个长得不太正派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命令我们立刻搬走：“这个家已经不是你们的了，知道么，小伙子？”我有些害怕，但却并不感到意外。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一直觉得很奇怪，一家五口人从家乡伊豆搬到山梨县身延町，买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重新盖了新房子，至少花了5000万日元（330万元人民币左右），用的是贷款。全家入住后，父亲的公司却始终搞不起来，直到那天晚上几个黑道来逼迫我们离家的一刻，我没看过父亲把工资带回来过（那时候他还没开始送报纸）。我们家始终靠母亲的工资生活（我和弟弟送报纸只能提供一些贴补）。当时，母亲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在养老院负责福利方面的业务，另一个是在身延町公立初中做清洁工。除这两份工作之外，她还要负责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劳动，虽然三个孩子也轮流负责部分家务，但主要还是依靠熟悉家务的母亲。我和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聊会儿天，她经常对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们。连一家五口人的饭碗问题只能勉强解决，还债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我赚的钱用来还债，那我们一家就没有饭吃了。”终于无路可走了，于是通宵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就离别住了三年多的新家，一路向北，最后落在了离县厅所在地甲府市大约15公里的地方。那里比身延町发达很多，有许多商场、便利店。我们通过不动产中介公司租下了三居一厅的房子，房租每月高达八万日元（5300元人民币），这笔钱对当时加藤家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家搬到了新地方，可学校不变。我上的是私立学校，住哪里都无所谓的，只要自己能上学就好。但弟弟和妹妹是上公立学校的，弟弟上小学六年级，妹妹上小学三年级，对他们来说，搬家是很痛苦的，要离别旧朋友，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只有我一个人用不着更换人际关系，作为老大，心里始终感到很愧疚，我的学费又是最贵的，很对不起弟弟和妹妹，哥哥欠你们太多……在房租八万的那家，我们只住了半年多，就又搬家了。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住处被黑道发现了，家里的电话不停地响，都是逼债的。这里说的“债”比较复杂，除了我们为了盖房子而借的5000万日元之外，还有父亲公司的负债。由于我爸爸负责财务，公司一切财务由他来负责，那么，公司起步之初的几亿元贷款，也以爸爸的名义借。现在看来，爸爸被一块儿开创事业的那几个人欺骗了，实际上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关键在这里。若只有我们家借的5000万，或许并没什么可怕。银行委托的黑道追债人真正要追究的是父亲公司借的大额贷款，母亲、我、弟弟、妹妹全家都受到牵累。不过，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参与的事情，就应该无条件和父亲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他，不抱怨，不放弃。正文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2）我初二到高三的四年间，加藤家一共搬了20次家。四年搬20次家，年均五次，等于在一个地方住不到三个月，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我们过的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弟弟妹妹年纪虽然小，也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家庭遭受的磨难让我们都早熟，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艰辛、什么是社会的真相。有一天，我把父母叫上，三个人开了个小会。主题是未来生活上的分工。我说：“从最近催债的电话不停地响等情况看，这个地址被他们发现也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当然没钱还债，暂时只能拖下去，而如果你们不打工，一家五口人是没饭吃的，你们集中赚钱，解决谋生问题，那些黑道就由我来处理。以后，原则上打到家里的所有电话都由我来接，门也我来开，你们千万不要接，也不要让弟弟和妹妹接。一切都由我出面解决。”记得听我说完这些话后父母的表情，那表情里充满无奈和愧疚。虽然他们不情愿，却也只能这样分工：父母来解决五口人的谋生问题，我来处理黑道问题。弟弟和妹妹两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并尽可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二人来说，压力绝对不算小，因为一年平均搬五次，其中一半是要换学校的。日本的公立小学、中学是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招生的。你到了不同的行政区域，就要上不同的学校。我上的是私立学校，就不受这一规定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来负责处理一切与黑道有关的问题，一方面是出于作为长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冲淡我对弟弟和妹妹抱有的愧疚感。当我跟他们俩通报小会的结果，妹妹勉强接受了，只是很担心我，而弟弟开始根本不接受，说他要和我一起来对付黑道。我弟弟叫“喜芳（Kiyoshi）”，1985年11月1日出生。他在我们三兄妹中是公认的“另类”，不仅别人这么看，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个子矮，只有1.66米，跟妹妹差不多高，他说话不多，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外界沟通，而喜欢一个人做事。但我知道，他是意志特别坚强的人，体育方面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比我优秀。他曾经从事过棒球和田径，都是国家级的水平。说实话，后来我放弃运动员生涯，转到学业上面，也跟弟弟的存在有关。兄弟分工嘛，我主攻学业，弟弟主攻体育，我就是这样给自己找“借口”的。至今，放弃运动员生涯是我人生中唯一的遗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再选择放弃。这里给大家讲一件关于弟弟的故事。我上初三、弟弟上初二那年的春天，在一个星期日，我们同时参加一场1500米的比赛，父亲在操场里观战。结果我取得第一名，弟弟第二名，他成绩也不错，4分10秒。但弟弟对成绩不满意，他心里最不能接受输给哥哥，比赛结束后，他一直坐在椅子上，脸上充满失落感。我和爸爸逼着他回家，运动场离家有20公里左右，我们骑脚踏车，爸爸骑摩托车。到了停车场，开锁之后，弟弟突然把自行车抬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我问：“你怎么了？”弟弟回答说：“我就这样回家，惩罚一下自己，这样以后绝对不输给你了。”正文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3）爸爸大笑，他很喜欢弟弟这样倔强的性格，就没有阻止他，我很不放心，时间已经傍晚5点多了，他要多久才能回到家呢？但同时也知道，我是劝不动弟弟的，于是干脆放弃劝说，跟爸爸先回去了。弟弟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才回到家的，记得那天正好报纸停刊。见到他的时候，我和爸爸很自然地跟他说：“怎么样，累了吧？”弟弟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这么一点路，谁累啊……”吃完早饭，他跟平时一样对母亲说：“我吃完了，谢谢妈妈，我去上学了。”这就是我的弟弟。相比之下，我的毅力绝对不如他。爸爸很喜欢弟弟，在加藤家里，他们俩是一帮，我和母亲是一帮，妹妹好像总是保持中立的位置，很有意思吧？妹妹毕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所以很受父亲喜爱，但同时，她跟母亲的关系也不赖，看来，还是妹妹最聪明，最成熟。除了具有顽强的毅力之外，弟弟还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优点——善良。他在任何场合都能非常友好地对待任何人，总是首先为他人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放到最后去做。母亲生病的时候，立刻出去买药，向医生描述母亲病状，鞠躬请求医生的是弟弟；父亲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主动骑车去买几瓶啤酒和几包烟送给爸爸，陪他聊天的是弟弟；我有困难的时候，很自然地伸出手，叫我一起去跑步，跑完请我喝饮料的是弟弟；妹妹被同学欺负的时候，跟她班主任商量，请求尽量保护妹妹使她免受欺负（因为当时经常搬家，换学校，妹妹容易受到一些孩子的排斥和欺负），拉着妹妹的手回家的，也是弟弟。弟弟后来跟我上了同一所高中——山梨学院大学附属高中，也参加了校运动队。我高二，他高一那年的夏天，我们正准备夏天赴高原集训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钱不够了，两个人都去集训，两个星期怎么也需要30万日元（约合两万元人民币），严峻的形势决定了只能一个人去参加。我试图跟弟弟商量时，弟弟突然站起来跟我说：“哥哥，你去吧，我不喜欢那种集体的训练，不如一个人安静地跑步。那种训练方式更适合你，别想太多，你去吧。”弟弟的话不容商量，我无法拒绝，最后，我去参加集训，弟弟没参加，而是一个人在山里训练，他是怎么练的，后来也没告诉过我。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后第一场校队内部比赛，记得是跑3000米。从高一到高三一共30个学生一起比赛，我得了第三名，还行，得第一名的竟然是高中一年级，唯一未参加集训的加藤喜芳——我的弟弟。这就是弟弟，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能打得过他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毅力、耐力以及在关键时刻的爆发力，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里面最杰出的。正文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4）同时，他很内向，不爱说话，但他又是三兄妹里面最有礼貌，最低调和最谦逊的人。我这个人不行，爱突出自我，爱与众不同，总希望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太不懂得谦虚和收敛。像弟弟那样真正的帅气（对，弟弟很帅，每年的情人节，我拿到的巧克力也不少，但从来都不如弟弟收到的多），我是做不到的。我知道，弟弟一直很羡慕我，觉得哥哥各方面很突出，很有色彩，事实是，我一直羡慕着弟弟，欣赏他做人的方式，做人的态度，甚至有点钦佩。只是弟弟可能并不知道而已。关于我的弟弟喜芳和妹妹萌美，大概介绍完了。在这里我想告诉朋友们，我这个长子是在他们的支撑下长大的。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对于我也是一种压力，面对他们的信任和期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只好坚持到底，尽可能做得像个长子的样子。否则说不过去，也站不住脚，也很没有面子。如今弟弟已经开始工作了，作为出色的营养管理师，他负责医院、体校等多个机构的营养管理。妹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骄傲，是的，他们永远是我的骄傲。话题再回到应对逼债者这件事上来。过了几天，讨债的黑道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问：“你爸在不在？”我说：“不在，他忙着工作，他也不住在这里。”忽然间，有条腿冲着我的肚子踢过来了：“你这小子***骗我，快说真话！”我说：“真的不在啊，我骗你干吗？”“你跟你爸说一下，再不还债，就会有大麻烦了，明白吗小子？！”那天晚上，爸爸真的是不在家的。他除了白天协调很不顺利的新业务之外，早上要送报纸，晚上还要到道路工程现场做类似调度的工作，过了十二点才回家。母亲也差不多，每天早上7点半出发，晚上10点多才回家。我们家当时就是这样辛苦地勉强维持生计的。我后来跟父母汇报说黑道的人来了，他们担心我有没有受伤害，我说：“没什么，他们不会对小孩子怎么着的。”但母亲建议还是离开这里，过了几天，我们就又搬离了那个家，搬到了十多公里外，房租是每月六万日元，稍微便宜了点，条件当然也差了点，房子比以前小，三间小房间加厨房、卫生间，没有大厅了。正文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5）黑道是天才的讨债高手，新住地被他们发现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为了维护家庭成员的安全和正常生活，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住在哪里的，一旦被发现就麻烦了。我在思考，最有效避开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我尝试了许多办法，最常用的一招是，故意给黑道打电话约时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见面，但却要装作离家很近似的，并向他们解释“爸爸正在外地赚钱，很快就可以还债了，请再等一等”什么的。我大概每两周主动见他们一次，给出各种借口让他们耐心等待。每次见面都彬彬有礼的，鞠躬，甚至跪下来，请求他们再等一等。有时候还从送报赚的钱里拿出两三万日元交给他们，作为利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但那些坏蛋，每次一定一起上来打我，打我的脸、背、肚子，还有对长跑运动员来说最宝贵的双腿……我从来不还手，还了手，就完了，我没资格还手。当时，我的身体到处都是伤疤，记得泡澡的时候特别痛，但只好忍着，至今为止有些伤疤还留着，也有永远消除不掉的，比如心理上的伤疤。我脖子上有块疤是被他们弄的，具体怎么弄的，我就不细说了，太残酷了，我不想把我那几个同胞人性中的丑陋和残忍暴露在中国读者朋友面前。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样面对黑道们有可能是不明智的，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只能那样做，以保护弟弟和妹妹，让父母集中精力打工，以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存。我跟黑道们“谈判”了将近三年，一直到高中三年级的秋天。黑道们不再追我们了，一方面是我负责翻译工作的企业的老板很同情我，帮我想办法，联系在日本很有威信的地方势力，给那帮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一直相信新公司能够时来运转，一定能还清债务的父亲终于对现实妥协了——正式宣布破产，那样可以不还债，只是接下来的事业和生活都要受到各种限制。逃债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甚至有些不适应看不见黑道的日子。当然，可以抱着平常心过好每一天了，这让我们全家人从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只是难以忘记父母每次看到我脸上伤疤时的表情，那种心疼，那种愧疚。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没事，真的没事，你们好好打工，这一难关，一定能过去。”在那段时间，我的努力，我的坚持，我的执著，实话实说，都是为了复仇。我当时非常恨这个社会，觉得太不公平，太不人道，也多次思考过为什么只有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过得这么苦。一边挨打，一边痛恨，一边倒下，一边沉思……向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复仇，在那几年时间里一直是让我挺下来的最大动力。现在，虽然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但要完全清理掉心底的阴影，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正文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6）有时，我跟母亲还会回望那些逃债的日子。记得姥姥经常劝告母亲跟父亲离婚，可以理解，自己的女儿过着那么辛苦的日子，任何母亲都会心中不忍的。但我的母亲坚持下来了，因为有三个孩子，她觉得离婚对孩子不好。我很佩服母亲的坚韧，也非常感激母亲为了我们所付出的牺牲。我曾半开玩笑地跟她说，“其实，我还是很珍惜那段日子的，那么小就有了那么苦的经历，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都不会感到苦的，你说这是不是伟大的精神财富？而且，跟那些黑道的谈判过程真让我坚强了很多，应该积极看待那段日子。”母亲照例回应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了。”结束本章之前，再来说说我父亲的事业为何未成功。如前所述，我爸爸的新事业就是从矿山挖沙子、运沙子、卖沙子。事情说起来非常简单，挖掘的技术都具备，客户也落实好了，但在运输环节上出了问题。运沙子是个大工程，载重汽车轰鸣，当地人害怕生活受到影响，更大的难题是，当地居民并不同意父亲他们搞那样的开采，于是就向当地政府施压，政府的官员就始终不给出具正式的许可证。理所当然，领导是居民选出来的，居民反对，领导怎么可能违逆居民的意愿呢？父亲们为说服当地居民和领导，到处跑关系，但最终无济于事。这点恐怕跟中国不同，据我所知，中国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好，开发自然资源也好，实质上没那么复杂，但日本毕竟和中国不一样啊！用个不太恰当的说法，困扰父亲公司及加藤家生活的恰恰是日本的民主。当然，我写这些不是要否定民主，如果民主能够制衡公权力，给整个社会提供监督机制这一公共产品，其好处当然是不用多说的。我详细地介绍我们家的遭遇，只是想用亲身经历说明，有的时候，民主未必不会伤害到无辜的人。正文 离别祖国（1）离别祖国高二那年的冬天，在古都京都举行的“全国高中生接力赛跑大赛”结束后，我就退役了。从初二冬天开始，我的状态就一直不太好，想突破却一直无法找到突破点。我属于实验班，同时参加校队，来自班主任和教练的压力也不小（二者的价值观念截然相反，水火不容）。学习成绩下滑了，教练就立刻站起来说“你还是应该搞体育”；田径成绩下滑了，班主任就会不失时机地告诫“你还是应该集中学习”。我始终在中间被夹着，被撕扯着，有点无所适从，又无法说服他们任何一方。我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我也不想只做一件事，既然做着两件、三件，那么要完美无缺地兼顾是不现实的，只好尽可能保持平衡、兼顾几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按我理解，这就是人生。不要指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你。不仅感觉状态不对，我的身体本身也已经快撑不住了。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送报纸，骑15公里的自行车上学，从8点半上到17点半，放学后马上骑五公里的车到田径场，训练两个小时，结束后再骑15公里的车，回到家大概21点半了。吃饭，做功课，紧赶慢赶，就到24点了，抓紧睡觉，第二天3点钟起床……还要时时刻刻面临来自黑道的压力……这不是一个普通中学生应该过的日子，可我就这样过了若干年。17岁冬天的时候，身体、精神的承受力都已达到了极限，快要走到崩溃的边缘。我越来越害怕这样做下去、过下去，学习和训练最终都只好半途而废（日文叫“中途半端”），即学习成绩也好不到哪去，无法靠脑子考上好大学，跑步成绩也好不到哪去，无法靠双腿跑进好大学，最终遭受打击的是我的家庭。作为一家勉强度日的家庭的长子，我是绝对绝对不能半途而废的，两边都抓好是最理想的，但从那时我的状态来看，要两全已不可能，我就只好放弃一个，好好抓住一个。于是我放弃了专业运动员的道路。17岁退役给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至今依然没有消除掉。放弃了田径后，我就像疯子一样，抱着一种“报复”般的心态，开始凶猛地学习。无论过年、过生日，没有什么能打扰我，我彻底进入了学习状态。就这样玩命般地学了三个月，我的模拟考试成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的水平了。对于我的“突变”，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们吃惊得一塌糊涂。我却把这一转变视为顺理成章，毕竟放弃了田径啊，我全部的能量都集中投入到了学习上，成绩若不提高才不正常呢。在专注于学习的同时，我还是给自己保留了每天90分钟的慢跑时间，也是为了劳逸结合吧。这样，直到高考那一天，我的成绩一直保持了状元级的水平，跑步水平似乎也提高了，整个人的状态感觉完全调整过来了。高三冬天的时候，我父亲的“破产宣告”也告了一段落，没必要应付那些黑道哥们儿了。正文 离别祖国（2）尽管学习紧张，每天凌晨的送报工作和为企业做翻译是一直坚持的。到了11月，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随着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这样学习下去，考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除非发生意外，我应该可以考上任何想进的大学。但去了东京，需要多少钱？总不可能每天从山梨过去吧？东京是国际大都会，衣食住行什么的都很贵。初步估算一下，学费一年是50万日元，房租一个月6万日元；吃饭一天两千日元，交通一天500日元，一年就需要210万日元。我可以打工，但打工能满足所有费用吗？既然是学生，不可能天天打工而不上学吧？算来算去，每年可能需要让父母负担150万左右，这种情况下，还要去东京读书吗？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他们也需要完成学业，家里的钱够不够啊？我知道家里根本没有储蓄，虽然父亲申请破产，原则上已经用不着还债，但接下来的生活、工作等受到各种限制，能找到合适、合理的工作吗？母亲的年薪大概是200万日元（约13万人民币），父亲恐怕很难再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拼命打几份工，满打满算，一年顶多能赚300万日元（20万人民币左右）。父母为我一个人的大学生活将付出全家收入的30%。从理论上来说，家中可能负担得起，而且，即使付出了，其他四个人也应该能够活下去。但弟弟恐怕将来就不能上大学了。我上的大学将是国立（国立大学的学费比私立便宜30%到50%），弟弟上的大学将是私立（体育上有专长的大部分都是上私立大学），前者没有奖学金，后者有奖学金，但即使弟弟拿了奖学金，家庭承担的费用也将与我差不多，再者，在大学从事田径需要很多杂七杂八的经费，而且，作为专业运动员，弟弟恐怕也无法打工了，必须集中从事项目，那里有相应的严格“纪律”。如果我上了大学，弟弟也上了大学，恐怕家里80%以上的收入都将用在我们俩身上。其他三个人怎么活下去？他们要吃饭，要交房租，妹妹还要上学呢……我在电车上闭了眼睛，站在父母的立场，沉思了一会，设想父母会这样想：“长子的成绩足够考上最好的大学，考上了，学好了，很可能强有力地开拓未来，儿子也有这个能力。我们好好赚钱，让儿子如愿进好大学，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当我睁开了眼睛，又转到了另一条思路：“我是他们的长子，有责任给全家带来未来。我还是应该去，说不去，父母肯定会很伤心的，他们是不会允许我自动放弃的。好，那我去，最后两个月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能失败！”正文 离别祖国（3）虽然调整了状态，却无法摆脱心理上的阴影。我又自言自语起来：“为什么？什么让我这么犹豫、不对劲儿？对了，我从来没有跟父母谈过上学的问题，退役之后的自己似乎把上学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父母呢？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是把儿子上学视为天经地义的吗？”我的心态一直处于矛盾中，眼看快过元旦了，过了元旦，就要面对高考了。在日本，每年1月1日—3日要举行最重量级的接力跑比赛，我们家一向有着一边吃新年的年糕，一边观看比赛的习惯。可那三天，我们谁也没有碰我高考的话题，与以往一样，大家开开心心地看比赛，分析比赛，只是大家仿佛都有心事，感觉都有些不对劲儿，大家客客气气，好像故意要创造和谐气氛，一切无非都是为了我。直到高考那一天，记得是2003年的1月19日，大家最终也没有碰高考的话题。我的心态呢？也没有平静下来，仍未决定要不要去上学。靠，面对选择，真是件很让人困扰的事啊！高考那一天下了大雪，当天，我还是3点钟起来，出门送报纸，路上摔了几次跤。吃完早饭，7点半动身，骑车去考场。考场就在高中的旁边，道路拥堵不堪，交通状况格外混乱，我又摔倒了几次。“唉，这是不是上帝的安排？老天是不是不想让我去考啊？要不，我不去了？”转念又想：这样不好吧？可去了考上了，难道还能不上吗？如果不上，还不如不考呢！要不要故意撞车受伤，作为不去参加考试的借口呢？我越想越不明白，我甚至不想活了，故意去摔了一跤，裤子破了，腿流血了，雪和血，真是绝配啊，一红一白，二者掺在一起，看起来跟冰激凌一样。我已经思考不动了，就在心灰意冷打算放弃的瞬间，我突然听到了***声音：“嘉一，你别这样，不能这样。一直努力了下来，不就为了这一天吗？爸爸和妈妈正在为你想办法，你要对得起他们。你不考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先别想那么多，全力以赴去考，奶奶看着你。”眼泪不知不觉掉下来，控制不住了。忽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凭什么要活着，回想起那些艰苦的日子，为家庭的安全与生活而操心、担心、用心的日子，到底，我是谁……扶起自行车，走了几十步，试图去忘记一切，我渐渐镇静了下来。看看手表，快到考试时间了，便使劲儿骑车，赶到了考场，开考时间已过了一刻钟，按规定，过了20分钟就不能参加考试了。我猛冲进考场，浑身是汗，我问考官：“还能参加考试吗？”考官犹豫了一下，磕磕巴巴地回答：“是，是，没问题的。”发现同学们看着我，我没理睬，按照准考证，找到座位，开始埋头答题。正文 离别祖国（4）第一场考英文，共90分钟，实际上我只有70分钟时间答题，没事，这是我最擅长的一门，离交卷时间还有20分钟时，我答完了。日本的高考叫“全国统一考试”，一共考一天半，这种考试原则上为学生考国立和公立的大学而准备的，报私立大学原则上不用参加高考，直接考各所大学准备的考试即可（东京大学是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是私立大学，国立和私立哪个更好，很难说，只能根据每一考生的需求和条件而定，也根据具体的学校而定）。对于我们考国立大学的考生来说，高考只不过是第一关，过了第一关，还要面对每一所大学独立举行的第二轮考试，这才是真正的难关，第一轮只是个热身而已。虽然我第一门考试时迟到，但我高考成绩还不错，在这里，独家透露一下我的高考成绩：满分800分：语文200分、数学200分、英文200分、生物/化学/物理100分（选一门）、日本史/世界史/地理100分（选一门）我的总分为769分：语文180分、数学200分、英文198分、生物91分、世界史100分我语文失分最多，失在哪里呢？告诉你，是汉字。在语文考试当中，汉字占的分值为20分，我的语文成绩为180分，被扣的20分全丢在汉字上，也就是说，所有汉字题全做错了。后来我选择到中国留学，周围老师和同学们都吓了一跳：“加藤不是那个汉字最差的小伙子吗？怎么去中国了？中国语不是全用汉字表达的吗？”由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也顺利过关了，我“中”了，哪一所大学，我就不说了，反正是东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我对考试的看法是，应考本身是个技巧，好好准备，谁都有机会过关。“会考试”绝对不等于有本事、有能力，千万不要误会了。文凭不等于文化。大学考试只不过是国家体制的需要而已，不一定等同于你的能力，也和你的人生追求不一定吻合。不过，不管怎么说，它说明了我认真度过了那段复习和考试的时间，我的心里感到踏实了，我没有虚度时光，对我来说，足够了。还是要感谢奶奶，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是她老人家伸出手，挽救了我。没有奶奶那一声，我应该是放弃了考试的。最后我选择不去上学，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上大学，而是在辛辛苦苦过日子的父母和一对弟妹面前，我的心事很重。其实，在听到奶奶那一声鼓励去参加考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决定，我可以去考试，但我不会真的去读的，这样，我的心才镇静了下来。应考是为了让自己接受过去，更是为了让自己走出现实，面向未来。正文 离别祖国（5）考完后，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已经开始准备寻找其他出路，能够不让家庭增加负担，又能让我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挑战自己，开拓自己的一举两得之路。我决定出国！我从小就渴望出国嘛。问题是，去哪里？去欧美不现实，我家没钱，这些高消费的国家自然而然就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呢？首先，日本文化本来就跟中国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两个国家一衣带水。15岁那年去澳大利亚之后，曾经想过未来一定要尽早走出国门，而且尽量去大国。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是仰慕中的，想象中的，名副其实的大国（别说什么反华主义，大多数日本人其实在内心里非常敬重中国，对中国抱着格外特殊的情结）。日本曾向中国朝贡过，也曾经侵略过中国。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看，两国关系不一般，很密切，就像我和弟弟那样真正的“兄弟”关系。那个时候，北京已经申奥成功，在我的设想中，北京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日关系也曾因教科书等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变革中的大环境应该能够让我看到许多现实的东西。“环境改变人”，把自己放到那个空间，从中应该能找到了解中国的钥匙，同时找到自己人生与事业的坐标。当然，最关键的理由是，中国的物价比日本便宜。我决定去中国，在完成相关的手续之后我跟父母解释说，我在中国找到了非常好的机会，我去中国发展（当然，那个时候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把握），就不在日本上学了。父母只是说一句“不要后悔，注意身体，好好生活”，算是间接同意了我的选择。2003年春天，我从日本成田机场飞往北京。当天，父母、弟弟、妹妹都来机场送我。在车上，大家保持平常心，聊聊天，到了机场发现我的行李超重了，爸爸和弟弟沉默着把几个行李邮寄到北京。我跟他们说再见，他们也各自表示心意，让我好好照顾自己。母亲把一封信递给我，我说：“谢谢母亲，你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太拼命。”没有人民币、没有中文基础、没有朋友，真正的“三无状态”，但带了父亲、母亲、弟弟、妹妹给我的信心、耐心和决心。上了飞机，打开母亲给我的信。那是很长的一封信。她在信里回顾了我们的过去，讲解我小时候的故事，我成长的历史，说：“作为母亲，我早就知道你将来一定是做大事的人，我为你骄傲，加油！”长信的最后写着“对不起。”读到这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闭着眼睛，以心传心，向母亲发自内心地传达了我的爱与感激：“谢谢你，妈妈你才是伟大的母亲，我为有你而感到骄傲……”正文 来北京的第一天（1）来北京的第一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那时候还没有巨大的T3楼，只有T1和T2，但我不记得是哪一个航站楼了，坐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是我平生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是去澳大利亚），很紧张，脑子里装满胡思乱想：“我的行李有没有跟着飞机一起来呢？会不会被别人偷走啊？出了机场，我该怎么去目的地呢？”那时候，我就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下了飞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只好随大流，我又没有任何中文基础，所以也不能开口说话。到了拿行李的地方，先等着吧，我托运了两个大箱子，应该能找到。等着，等着，等了十分钟，还不来！我从小性格急躁，越等待越不安。毕竟才18岁，毕竟第一次一个人到异国他乡，不可能不紧张，不可能不担心，不可能不迷茫。现在我还明显记得，当时在等行李时，我忽然特别想回国，想家，想家人。我在飞机上满满的信心和决心，落了地却飞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其他出国留学者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上次出国是15岁的时候，实际上是初中的毕业旅行，有老师可以照顾我们，我的英文也不错，有当地HostFamily热情、温馨的接待，沟通大致不成问题，而此次北京行感觉却大不相同。在日本，“毕业旅行”很流行。从小学开始，到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都流行“毕业之旅”。日本的小孩子平时所遭受的压力也够大，于是学校和家长都乐于让孩子们趁毕业旅行释放情绪，顺便参观本国的名胜古迹，了解海外的先进文化，既陶冶了性情，又开阔了视野。我很欣赏日本的“毕业旅行”文化。去任何一个地方，住任何一个酒店，都是跟同学们在一起，既增强团队精神，又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大家在一起留下共同的美好回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意味深长的，从小到大，从家庭到企业，都注意团队精神的培养，我稍稍有点例外，但这在日本往往是被排斥的，见笑了。我到中国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无意识当中面对着、遵从着的日本式团队精神是很有道理的，它可以对整个社会的稳定、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有形无形、有意识无意识、表现各式各样的团队精神，在日本随处可以感受到，但我来中国后，却不怎么看得到。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从农民到官员，都似乎在各忙各的，盛行个人主义或实用主义，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个人之外的事能装糊涂就装糊涂，有时装着“我为你好”，实际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谋略。我见到的很多中国人，彼此之间相互警惕，谁都不相信谁，盲目、浮躁、迷茫。正文 来北京的第一天（2）当然，偌大的国家处于发展的高峰期，转型、过渡、磨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公众中出现某种迷失感，陷入功利主义，都是并不难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想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近年来易中天、于丹等人的走红，和这种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只是，这种复古的效果对人心的影响似乎并不怎么显著，那些商业化和带有政治目的的宣传方式，成了那些精英人物和背后操作者赚钱的手段，那些浮躁猎奇、急功近利的年轻读者们能从中真正学到多少东西，有多少东西会真正溶入到血液里去，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众多有文化的年轻人，整天最关心的是出国、赚钱，看到的只有眼前的、实际的利益，那些悠久的历史和绵长的思想仅流于口头的谈资。依我看，当前中国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将一切都实用化，传统美德不再被当作行为准则，而是变得实用化、商业化和工具化。小学六年期间，我们班的同学情况似乎都一样，没有人开高级车送小孩儿上学的，无论家境富还是穷，大家都以同样的标准和方式过日子，否则孩子之间心态、精神上的贫富之差会越来越大，后果不堪设想。每一所公立小学，根据学生来源地，分成一个一个片区，每一片区都有“上学队长”（一般都由最高年级的学生担任），每一个学期开学之前，片区队长叫上同片区的学生开会，父母当然不出席了。会议地点由每一社区的会所提供，由队长主持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商定集合时间和地点。一个地区大概30人左右，覆盖半径大约两公里。队长是从离学校最远的位置开始，一个一个地接学生。这样，每一个学生出门的时间就不一样，而且大家居住的地方很分散，没有什么规律，队长要兼顾到每一位学生，严格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每个点接人，然后组织大家排一长队去学校。队长也好，其他成员也好，都不能迟到，如果一个人迟到了，耽误了时间，就打乱了随后的整体安排，一个人不守时，就可能造成大家受牵连而迟到。迟到了，在学校就会受惩罚，惩罚手段有很多种，最普通的就是放学后写反省文，较严重的是这一天要在教室的最后面站着上课，最悲惨的是承担未来一周的班级卫生。不管你是几年级，面临的惩罚都是一样的，所以，一般的学生都不敢冒这一风险，后果严重嘛，不如早点起床，按时到达集合地点，这样最省事，最安全啦。放学之后，也不是家长来接孩子，而是高年级生主动找住在附近的低年级生，拉着手一起回家。小学六年期间，从周一到周六，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天长日久，就养成了习惯。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也好，做事严谨也好，守时也好，都是和从小的培养分不开的。正文 来北京的第一天（3）小学阶段的毕业旅行一般选择去京都、奈良，都是日本的古都，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旅行，加深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初中毕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选择到海外去，即使在国内，也多选择去北海道、冲绳那样偏远的、较为特别的地方。我们学校初中就去了澳大利亚，高中是国内之行，具体内容是参观国内著名大学。记得是高二那年的春天，我们参观了名古屋大学、金泽大学、新潟大学、东北大学（当年鲁迅先生求学的大学）、筑波大学、千叶大学，最后参观了东京大学。每到一所大学，都由我们中学的校友负责接待，同学们根据各自的兴趣，分文理去参观实验室、研究所、教室和操场等。本来毫无趣味可言的参观行程，却变成了我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的大好机会。参观东京大学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希望毕业后能够来这里，在这所名牌大学里好好提升自己。现在回过头来想，我高二冬天下决心退役，除了那些受伤、实力不如弟弟、家庭条件等原因之外，这趟毕业旅行的影响，不能不说也是一条重要原因。……等了半天，终于看到我的行李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总算稍稍安定下来。来到外币兑换处，我拿着兼职做翻译挣的10万日元，全都换成了人民币。记得换了7000多块。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出去。好在所有牌子上都写着汉英双语，我的汉字水平差，但英文还能看得懂。我拉着重重的行李，到了打出租车的地方。上了出租，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司机，就拿出纸和笔，写了“北京大学”四个字。司机一看就明白了，“噢，北京大学蛮有名哦。”司机放着广播，音响里传出的声音和音乐，都是陌生的。车厢里臭臭的，也许这位司机有几天没洗澡了吧，加上他还旁若无人抽着烟呢。“中国的司机是可以在车内抽烟的啊。”看着周围陌生的风景，一切都是新鲜的：“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反应就是惊讶：“噢，校园好大，绿色挺多的，蛮漂亮呢。”到了靠近西门的留学生宿舍“勺园”，记得是下午4点多，司机收了我120元。现在回想起，一定是多收了，从机场到北大，按现在的收费标准不过100元左右，现在的起步价是十元，每公里两元，而2003年时公里价只有一块二呢。正文 来北京的第一天（4）在北大，我一直住在勺园，直到今天，对勺园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变成难以割舍了，我想这会是一辈子的感情了。北大的勺园非常有名，在北大留学的外国学生都住在那里。我许多日本同胞，有在日本驻华使馆担任公使的，有在著名商社当部长的，有在著名大学当教授的，当初留学时都曾在勺园住过，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跟那些老北大团聚时，聊天时一定提到勺园，说到勺园，一定有很多话说，言语间都流露出很深的感情。勺园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我在勺园认识了很多牛人，有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公子”们，有驻华大使的女儿，首相的儿子，其他的显贵子弟不一而足。我也在勺园建立了许多宝贵的人脉，交了许多朋友。勺园对我来说，就是幼年时代向往过的“联合国”。无论我将来会到哪里，也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珍惜住在勺园的时光，珍惜在这里结识的友人，并会永远为自己北大人的身份而骄傲。我被安排在勺园一号楼，后来知道，1—4号楼是最旧、最破的。每一层只有一个卫生间和洗澡处，每间房两个人合住，面积大概十多平方米，两张床，两张带着书架的桌子，几乎没有什么空地。许多有钱人住在6号楼到10号楼，那里条件好，很像酒店。但像我这样公费的人基本都住在1—4号楼，后来我了解到，从留学生的质量和水平看，住在1—4号楼里的人明显是占优势的。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牛津、剑桥、东京等世界名牌大学的交换生基本上都住在1—4号楼。勺园里的通用语言主要是汉语和英语，此外，韩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等也到处都能听到。我的第一个同屋来自巴勒斯坦（后来是蒙古国防部干部的儿子和马来西亚的名作家），这个巴勒斯坦室友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牛逼吧？刚到勺园的第一天晚上，室友不在，房间里很乱，几乎没有放行李的空间，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到楼下的食堂吃饭了。食堂空荡荡的，我点了两个菜，一碗米饭。那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米饭特别不好吃，也许因为我是从“大米大国”日本来的，对米饭本身比较挑剔，也许因为食堂的米饭的确不好吃。炒菜很油腻，不合我口味。从离开成田机场，到空中旅行，到下飞机，拿行李，打出租，到北大，收拾行李，一直都处于紧张不安当中，也没什么胃口，忽然又想念起祖国了。心中不免想：如果是在日本，米饭很好吃，菜也很清淡，还有父母和弟弟妹妹在旁边，什么问题都可以沟通，但我又突然意识到：“这里已不是日本，我是个背井离乡的游子了。”我劝自己：不要拿着日本的标准去看现实，要入乡随俗。正文 来北京的第一天（5）饭剩了很多。我离开食堂，回房间去。天已经黑下来，到了房间，好不容易找到灯的开关，却发现灯不亮，我反复试了几次，结果都一样。屋子里黑漆漆的，心里开始紧张起来，晚上没有灯，该怎么办呢？我想到楼下去找传达室的叔叔帮忙，但我不会说中文，用写字的办法交流？传达室的叔叔会拒绝我吗？唉，真是出门万事难啊！总算还好，传达室的叔叔很帮忙，帮我换了一盏灯。当看到满屋注满亮堂堂的灯光，心里顿时有了安顿的感觉。接着收拾东西，然后靠在床头看了几遍母亲给我的长信，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这一天过得很漫长，这里是异国，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每一瞬间，做每一动作都处于神经相当绷紧的状态。到23点左右，才躺下来准备睡觉，被子有点味道，还有点潮湿，大概很长时间没有在阳光下面晒了吧。明天自己一定要拿出去晒一晒。心里想的事情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想家。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我理解这种难，主要还是心理适应方面的。睡不着，但我要强制自己睡着。这里已经不是日本，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在这里，只能靠自己，是你选择的道路，你要坚强，不能往回看，只能向前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慢慢儿地，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起床，我发现枕头是湿的，哦，我在梦里又哭了，但心里已经踏实了很多，在全新的一天，我感到信心又抬起了头，我的精神状态不错，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又跃跃欲试了。从此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了。正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与“非典”有关的日子我来北京时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中文基础。来中国前，也没有去突击一下，一方面因为刚刚结束高考，又为办理各种手续而手忙脚乱，时间和精力上都顾不过来，另一方面是出于我对语言的认识上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坦率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应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不是说汉学家，而是说大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和亲切感。这本身是好事，却也有利有弊。弊端在哪里呢？在于日本人往往会觉得，“我了解中国，学中文应该很简单，去中国应该很适应”，这是固定成见或者说是偏见，自以为有经验有基础。我也大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因为根据这一心理逻辑，我自然得出了“我能很快学会中文”这一结论。其实学中文并不这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本国的教育和媒体来实现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史、历朝历代的风云人物确实很了解，甚至可以说，在有些领域比中国人自己还了解，但这种了解是有局限的，是不全面的，总体说来，是对过去的中国了解比较多，而对开始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中国，了解还是很有限的。我也自以为是地想，与其在日本装着半瓶子醋的中文来中国，还不如一张白纸地来，到了中国一定会碰壁，碰了壁对自己的打击一定很大，那么在这种打击下，一定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也一定会激发出超常的能量，因此，我来北京之前一个字都没有背，带着彻底的一块白脑子，抱着对未来充满好奇的心态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后的学习经历表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一个18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现在回望也觉得那时的加藤少年还真是挺聪明的，至少比现在具备直觉判断力。表扬一下。由于我来北京的时候著名的“非典”已经发生，那段时间天天都是“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每天都会上网去了解北京“非典”的最新情况，也了解美国在伊拉克打得怎么样了，同时也思考，美国人的行动合理吗？符合道义吗？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并声称继续居留在北京或许难免有生命的危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我从小就不大受这类官方指令的影响，人家也是走形式嘛，要规避责任嘛，我凭什么要被动地配合人家？我抓住主导权得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父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这将成为人生中很宝贵的经验。”母亲有些担心，但我安慰她说：“没事，别担心。”我的第一判断跟父亲一样，能够亲历“非典”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经历，为何要避开呢？我病了，后果自负呗，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嘛。我不怕什么。周围几乎所有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回家了，中国人也尽量不外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每天坚持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也不带什么口罩，就像北京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正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非典”阴云笼罩北京后，北大的课程几乎都停了。记得当时流传一个消息，说经济学院教授的家人感染了，那位教授被隔离了，气氛十分紧张，但我的任务却始终不变，就是全力以赴学好中文。在那种大家集体处于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对外交往，除了参加一些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老师部分开放的汉语课程，我基本都是自学汉语。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用半年时间把汉语提高到与中国人交流、讨论没问题的水平。来到北大后，直到7月，就是放暑假之前，我每天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晨跑一个小时，回来洗澡，吃早餐，出去找卖冰棍儿的阿姨，跟她瞎聊，聊上大半天。中午回学校，一边吃饭一边翻字典，这段时间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不同的小卖部，跟阿姨们瞎聊，聊到下午5点钟说“再见”，回学校。回校后，找校内的保安朋友要一份当天别人看过的《人民日报》，顺便跟他聊一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大概7点钟，开始翻翻《人民日报》，也不查词典，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从头到尾翻一遍，大概了解上面说什么就可以了。11点把收音机拿出来，（那是在家乐福花80元钱买的，要插电线的，因为电池的要花电池费，因为住在北大宿舍，用多少电也没有限制，我就选了这种有电线的收音机），我带着耳机入睡，我把这叫做“睡眠学习”。别忘了，人在睡觉的时候，脑子是继续活动的。而且，据说“睡眠学习”能带来特殊的效果，我虽然不清楚它效果究竟如何，也从未看过什么有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但带着耳机边听边睡起码有催眠功能吧。再说，耳朵上戴着耳机已经成为我来北京后的一个生活习惯，除了上课，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是戴着耳机听广播的。开始还觉得这样走路妨碍观察周围人的生活——这种观察对我了解中国街头文化很重要，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决定戴着耳机听广播，只要声音不开得太大，边听广播，边观察生活，感觉真的收获很多，什么都不耽搁，我就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中文上了。曾经有许多人问过我学外语有什么“秘诀”。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秘诀，迷信秘诀的人不适合学语言。学语言就像马拉松一样，是漫长而需要耐心的旅程，所以，急功近利的人也不适合学语言。反过来讲，拥有自我，也就是习惯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比较适合学语言。对于学语言来说，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你的经验，你的探索欲，你的方法。按照常识，你的经验也好，探索欲也好，方法也好，能一夜之内形成吗？不可能，所以我说学语言需要耐心，需要积累，需要一步一步靠近你想象中的、理想中的自我。正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3）我也从来不认为语言是靠“学习”而掌握的，而是靠“接触”而掌握的。“接触”一词，英文叫“contact”，我说的不是单方面的接触，而是多方面的接触（multicontacts）。语言是通过多方面的不断接触才能在自己心中扎下根来的。因此，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看书、看报、看杂志，聊天，旅游等等，都是学习语言的好途径。因此，我们面对陌生的外语，就需要坚持开放与好奇的心态，不要排除任何的机会。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验”：跟学日语的中国学生互相学习语言；跟不会日语的中国大学生讨论时局；跟中文好一点的日本人说中文；跟中文水平马马虎虎的外国人用中文沟通；看中国电影、电视节目；看中国话剧；看与日本有关的中文书籍；看有图片的时尚杂志等等。尝试，在我脑子里就等于折腾，不折腾的人是不会找到答案也不会很快进步的。我每天跟自己折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不够效率，那不够靠谱……最终摸索出了我学汉语初级阶段的四大支柱：与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瞎聊、随便而放松地翻翻字典、不查词典阅读《人民日报》；随身带着收音机，听着广播入睡。首先说说跟阿姨聊天。在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北京生活，学汉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就应该尽量跟北京人多接触，但一定要跟普通的、只会中文（最好不识字）的老百姓接触，而今天的大学生基本都懂些英文，我跟他们沟通不畅时，他们就用英文给我解释。中国大学生说英文的积极性相当高，我无法控制他们不跟我说英文。而且，全球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时事问题、就业问题、国际交流等，而我真正要了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尽可能原生态的、特别“土”的北京街头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选择那些在街头无所事事，以聊天为业的阿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选择女性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说理由，大概因为自己比较容易亲近女性，而且女性说的普通话比男性说的浅显一些，好理解一些，也标准一些。当然，刚开始时对方会有一些抵触，“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这个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的后代”。我还有几次被拒绝消费呢。但经常过去，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表示与她们交流的愿望，也不断买她们所经销的商品（主要以冰棍儿为主），我逐渐打入到她们中间。我跟无数个阿姨聊过天，有的还成为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和她们聊天，最难找的就是话题，天天聊天，哪有那么多话好聊？我的词汇量又特别有限，就只好重复聊同一个话题了。正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4）开始，聊天是快乐的，但天天聊天，又聊着类似的话题，还是比较无聊，令人疲倦的。后来，阿姨们越来越看穿我找她们聊天是希望提高中文水平的，就照顾我的词汇量，有时慢慢说，有时另加解释，有时教我生词——她们是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包容，我在初期阶段的进步不可能那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说实话，连她们的名字都忘了，但感谢之情依然装在我的心中，我衷心祝愿她们能够天天快乐，日子能够越过越好，我还要告诉她们：阿姨，我长大了。其次说说翻字典。字典对学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必须随身带着，要不离不弃。这是我当初开始学习英语时候就确定的座右铭。我从来不用电子词典，那个用起来是方便，但真正做到刻骨铭心，还是要一页一页地翻，一个一个地查，在字典上留下自己学习的印记，留下的记号，所做的笔记，这一切让人感到亲切，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字典逐步变成不可或缺的教科书了。而我对机器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每当我翻字典时都准备纸和笔，边翻边写，一边看新的单词，一边发音，一边听自己的声音，一边做标记。这样，翻字典本身满足了语言学习的四大功能：听、说、读、写，可谓一举四得。对学语言来说，效率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别忘记，没有最高的效率，只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效率也不可能一夜之内得到提高，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尝试慢慢儿折腾才能渐入佳境。而在字典上不断折腾，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我要像感谢陪我聊天的阿姨一样，感谢字典！关于读《人民日报》。我当初每天在报亭买报纸，看了许多报纸，但每天买报，每个月算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就想办法，读不花钱的报纸。后来发现学校的各个机关处室每天订阅《人民日报》，北大有许多机关处室，我就四处联系，后来跟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做保安的哥们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约定每天把大家看过的报纸偷偷地提供给我。这样，我就确保了免费获得报纸的“渠道”。每天下午5点我去保安哥们儿那里拿报纸，顺便聊聊天，也是一举两得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要不断折腾，才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那位保安哥们儿就是相当不错的聊友，我们很能谈得来。感谢他对我的照顾！正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5）虽然不少人不太爱看《人民日报》，他们更倾心于专业性更强、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报纸，但我总觉得，对于我这样学习汉语的人来讲，《人民日报》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份读物。一是其文字的严格和精确。《人民日报》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所有文字都是经过严格推敲过的，基本上不存在文法上的错误，非常规范，让我从中学到了中文的基本结构、语汇和语法。二是其内容的权威性。因为它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党报，其功能就是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那么，我阅读它等于了解了一个时期中国的中心工作及国家发生的各种大事。刚开始觉得有些枯燥，但后来越阅读越感到有趣，文字表达的一点点变化往往就能反映出国家政治气候上的变化，或者说，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都能从这份报纸上找到端倪。从这份报纸上，我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即尽可能不去牵动人们“政治正确”这根神经。其实，我后来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课堂上修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政治课，绝大多数中国同学已经学惯了这些课，不大提得起精神，我却充满了新鲜感，充满兴趣和好奇，毕竟这些课也是了解中国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了解中国社会主导思想与青年关系的绝佳机会嘛。实话实说，我在所有课程里最重视的就是三门政治课，并从中受益匪浅。再说说戴着耳机听广播。就学语言的意义上说，电视和广播之争，谁胜谁负，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大多数人看来，看电视有声音，有画面，二者兼具，似乎效果更胜一筹，有视觉效果，再加上字幕，对于知道一点点汉字的日本人，更容易懂得一些。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错估自己的实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听广播。听广播纯粹是靠两个耳朵去听，这对锻炼听力来说是更有效果的。在这里，想再强调一句，对于学语言来说，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好的方法，不同的人群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比如，对于欧美人来说，可能用电视更合适，理由有二，一是他们本来不懂汉字，有没有字母就无所谓了；二是欧美人的耐心和刻苦程度没有日本人强，长时间听广播是很无聊的，欧美人恐怕受不了，相对来说，快快乐乐地看电视，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我听广播，强化了耳朵的敏感度，学会了从总体上了解对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能弄清每一个词汇的意思，但可以大致理解整个一段话的意思。对于听力培养而言，理解整个句子比追究单个的词更加重要。我是“移动率”很高的人，喜欢到处乱跑，收音机便于携带，也比较适合我的生活习惯。“睡眠学习”法也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采取这一方法三个月左右时，突然发现自己做梦都是中文版的，也就是说，我已经给自己灌输了中文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这一转折，大大促进了我听说中文的能力。正文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6）学习语言不是靠金钱堆积出来的。我用以上四种方法学习中文，一共用了多少钱？可以算得出来：跟阿姨聊天是免费的，我买过他们卖的冰棍儿等，但从来不交学费；字典是300块钱左右，这300块钱买下的是永久的工具，不仅是现在才能使用，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看，利用字典还是比较合算的；阅读《人民日报》也是免费的；听收音机有开支，但我买的两台收音机，一共才花了100多块，我用了两年多。学习语言需要节约精神，要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种工具，每一个人物，每一次机会。指望靠金钱堆积的人是不适合学语言的。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1）..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2008年5月1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三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轮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这三天时间里，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这是特别的日子，大地震在中国引起的巨大悲痛，让我感到震撼。之前的15日（周五）晚上，我跟北大的几位留学生骨干在当时大家都公认的北大外国留学生代表、来自非洲贝宁的吉尤姆的房间会面，商量我们驻华老外能为汶川灾区做点什么事。虽然我们不是中国人，但毕竟是在中国境内读书、生活的居民，中国的朋友遇到灾难，我们觉得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受灾者。在中国文化中，这叫仁爱，用西方的说法，这叫人道主义。商量的结果，我们决定动员北大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举行抗震救灾募捐活动。16日（周六）立马开始准备，分头到学校的宿舍、食堂、教室等地方贴倡议书，向周围的同学以及住在著名的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的留学生发出倡议，让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我们用两天的时间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人际资源，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由我们自发推出的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支持，也得到了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会、非洲留学生会、台湾研究会、新加坡学生联合会、越南留学生会、香港文化会、澳门文化交流协会以及日本留学生会的协助。19日至21日的8∶00—18∶00，募捐活动在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二号楼门口举行，募捐开始前，我们集体为地震遇难者进行哀悼。在那段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在忙于毕业论文、考试和求职等事情，但在大地震造成的灾难面前，大家都放下手头的一切急务，全力以赴投入到公益活动中。作为募捐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努力和奉献，我很欣慰我们一起展现了北大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凝聚力和人道情怀。除了组织活动之外，我还有一项“特务”——特别任务，就是展开公关工作，因为我是在北大外国留学生里面最具备媒体资源的人选之一。这项特殊工作，我只跟吉尤姆一个人作了“汇报”。这里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吉尤姆这个人。吉尤姆是我2003年春天来到勺园之后第一个认识的朋友、我的邻居。他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国际关系学院读的。对于我来说，他既是我在勺园的邻居，也是国关学院的师兄，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我在华留学、生活当中的最佳朋友和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导师。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2）..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我每天都到吉尤姆房间聊天，刚开始我不能说中文，就用英文交流（他的母语是法语）。但他担心那样沟通下去我的中文无法得到提高，就有意主动跟我讲中文，时时刻刻指导我的中文，偶尔也用英文和我谈论一些国际问题、中国政治、人生规划等方面的话题。作为有着十多年在华生活经验的兄长辈的人物，他经常跟我说：“Yoshi（我的英文外号），你不要着急，学中文，了解中国都要慢慢来，这样才能做到扎实。”“扎实”是吉尤姆对我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在他看来，我这个年轻人（刚来中国时我才18岁）容易急功近利，不懂得“欲速则不达”。他比我大15岁，经历过政府、外交工作的吉尤姆对我的在华成长无疑起到了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我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不管是在学校内的学习还是校外的活动，我每做完一件事，总会想到去离我房间（二号楼三层）15秒左右路程远的吉尤姆的房间（三号楼三层）跟他说说。他每次都会很迅速、很客观地对我所做的事情进行评估和分析。吉尤姆曾经带我去贝宁驻华大使馆会见贝宁最高领导人和驻华大使，让我在中国了解到非洲的传统、饮食、风俗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我所经历的那些场面让我深切地感觉到北京是个国际化的舞台。吉尤姆2009年7月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记得，他回国的那一天，天气很炎热。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领导，非洲留学生会的所有学生，还有我，一起到勺园三号楼门口送他。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简单聊几句，最后轮到我，我们俩互相看着，自然地拥抱了十秒钟左右……我回想了六年期间发生的许多故事。没想到在中国如此深地影响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影响我的人生哲学、生活态度的人竟然是个来自非洲的兄弟。分别在即，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千言万语，不知该怎么表达，我只对他说了句：“你保重，我会好好的……”与吉尤姆的离别意味着我的悲伤，还有，我的成长。2008年5月23日，凤凰网资讯频道上出现了一篇标题为“来自100余国家的北大留学生踊跃捐款”的独家报道，那篇报道却没有注明作者名字：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3）..5月21日下午6时，北京大学勺园。为期三天的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救灾募捐活动圆满结束。此次活动是自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一直牵挂着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的在华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自发性活动。本活动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韩国留学生会、非洲留学生会、台湾研究会、新加坡学生联合会、越南留学生会、香港文化会、澳门文化交流协会以及日本留学生会的积极协助。他们募集的75231.93元人民币救灾款，已通过学校全部捐献给四川灾区。……募捐活动得到了北大众多国家学生和老师的积极响应，在勺园、俄文楼等留学生学习生活的集中区域设立的捐款箱，全天都有中外学生志愿者值班，他们积极地向同学们进行宣传，号召为灾区的人民奉献自己的爱心。在募捐桌子上写着“献出您的爱”。不论金额多少，志愿者们都给每位捐款者佩戴精心准备的绿丝带，并诚挚地对他们表示感谢。许多师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积极参与捐款，并签名祝福，现场涌动着一片融融真情。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表示：“虽然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本次活动体现着我们对灾区民众的一片心意。希望中国的朋友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面对大地震，我们同样痛心、难过。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传达到该传达的地方。”天灾无国界，仁爱更无国界。首次披露一下，这篇报道是我写的，并利用在凤凰网上的特殊渠道直接传送到总编室，并特别关照以匿名的方式报道出去，后来的反响还不错。另外，我还征求北大校领导的意见，“能否让CCTV采访我们的募捐活动？”得到领导认可之后，我给央视著名栏目“焦点访谈”的记者发短信：“北大外国留学生正在展开自发性质的募捐活动，你能否到北大勺园门口采访活动？我可以安排，提供便利。”那位记者因为另有采访任务，就把同一栏目组的一名美女记者和摄影师派到现场，拍摄了募捐场面，并采访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组织者和捐款者。我的意图基本实现了，平时跟那么多媒体打交道，积累的资源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除了凤凰网和央视之外，北大自己的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正文 北大的“小联合国”——勺园的那些事儿（4）..5月18日，我也在自己的博客上为募捐活动做了一点点“广告”，也谈及了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互动产生的积极迹象：这几天忙于写毕业论文，我马上要从北大毕业了。为了顺利结业，做好毕业论文是必经之路。我会努力完成，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能够让它面世。距四川大地震发生已经大约140个小时了，胡主席还在灾区指挥救灾工作，外国救援队也在现场与中方合作，尽力去抢救宝贵的生命。希望更多的生命能够得到挽救，也希望灾区灾民能够早日恢复原来的生活。据说，捐赠总额已达60.23亿元人民币。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全球村民都很关心灾区的情况，我认为，虽然这是一场灾难，但如果能够引起全球人民的关怀，唤起人类的爱心和团结的力量，共同迈向和平与发展之路，那么，这也是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很有意义。周一到周三早上8点到晚上6点，我将参与动员北大5000名外国留学生举办“北大留学生暨港澳台学生抗震捐款活动”。地点是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2号楼门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推动捐款活动。希望所有生活在北大的外国人超越国界，全力以赴，去展现我们的诚意，去发出我们爱的声音。最近，我经常收到中国朋友的短信，朋友们很感谢日本政府向地震灾区派遣救援队。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感谢的言论，其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意料。其实，我在前一阵《中国为何优先接收日本救援人员？》一文里也提到，中方接受日本救援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都是亚洲人，如果中国的朋友们遭到困难，那么基于人道主义，从仁爱的角度出发，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去提供帮助是应该的事情。不过，收到中国朋友们积极的信息还是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不能代表日本，但大家通过我表达向日本国的感谢。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复杂，因为中日关系充满情绪化、脆弱性的时候，比如2005年，我经常受到中国朋友指责，原因是日本首相不尊重历史，我受指责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因为我是跟那些政治家同一个国籍的人。这次许多当时指责我的朋友，通过我这个人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希望中日两国通过这次的合作能够巩固合作关系，建立信任基础。无论是在国内、双边还是全球问题上，都能够建立互相关怀、尊重、理解、信任的关系。这才是成熟的关系。四川大地震有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某种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