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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意:官场现形记-3

作者:董伟 字数:19726 更新:2023-10-08 21:31:58

敝人欣逢其盛,也是那个时期使用的干部,有切身的体会。我那时是市里中层干部,不知什么时候被列为市级后备干部,其时恰逢市委换届,我又不知不觉地成了市委常委候选人。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我没能参加那次选举,我认为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我忘了组织没有忘,此后一段时间里,组织采取各种办法解决这一遗留问题,而且都是在我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终于在两年后得到圆满解决。今天,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战斗洗礼,我们党更加成熟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正向健康方向继续发展。但也不能否认,在有些角落里,有个别地区、部门和单位,干部使用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自己都不关心自己,谁能主动关心你。”这里所谓“关心”,就是不能守株待兔,要积极做工作。这是现今对待干部提拔使用问题的一个观点。受这种思想驱使,有的干部不在干工作上下功夫,只在挖门路、找关系上花气力。他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个板凳没有坐热,又开始积极另谋高就,而且越是官当的容易,胃口越大,自我设计越精彩。这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一件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小混混当上了厂革会副主任,以前他对厂领导迷信得很,认为高不可攀,而一旦自己坐上了这个板凳,开会讲话有人写,开场白、主持语都准备妥当,不用自己费脑筋。只要识字,别拿错稿,就万事大吉。他觉得不过如此,于是,狂妄地宣称:当官最容易,我多大官都能当!今天和那时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官当得太容易了,也会产生小混混那样的误解和负面作用。“做工作的人都难以平衡,妥贴安排,不做工作就更没希望。”这是一些当权者的心态。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单位,由于“活动”的人多了,一旦空出一个位置,或者即将空出一个位置,好多人都采取各种手段紧张工作。有的单刀直入,有的迂回曲折;有的面对面,有的人托人;有的靠老感情,有的托老关系。总之是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绝不错过机会。面对这样一些“积极工作”之人,当权者往往权衡再三,左右为难,不好下决心。最后是,“不好办也得办”,总要确定一人,确定何人未有定论,但一般不会确定未做工作的人,则是肯定无疑的。“老实人总是吃亏”,“不做工作”的人在有的单位不管资历多老,德才条件多好,政绩多突出,都是干活有份,提拔无望,就是这个道理。“找我的人我不一定选,不找我的人我肯定不选。”这是在各级人大选举中,某些代表的心态。这种心态也会驱使一些候选人做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在有的地区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做工作的方式也由简单地打个招呼变为物质攻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该重视和解决。唯其如此,“活动”出干部之风确不可长。避免“频动”出干部董伟有人做过分析,一个战士要想当上军长,需要走19个台阶。下个台阶到上个台阶之间,又有最低时间的规定。即使都不耽误,上到军长这个位置,也需要三十年时间。而50岁之后,又已很难被提拔了。因此,“动”的勤,是干部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哪个台阶上呆的时间久了,都有可能贻误成长的机遇。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无论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需要“动”,不能老“窝”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对于那些准备委以重任的干部,更需要“小步快走”,快上“台阶”,也需要多换岗位,以开阔其视野,增长其才干 。但是,“动”也要有“度”,不能太“勤”。这个“板凳”没坐热,又换另一个“板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仅本人没有受到锻炼,于成长不利,而且工作受到影响,贻害一个地区和单位的发展和进步。尝闻,一个干部两年换三个岗位,在一个单位人尚未认全,工作还不熟悉,就又拔寨起程了。这种“动”,既不是对本人负责,更不是对工作负责。实际上,一个干部到一个新单位工作,第一年熟悉情况,第二年才能干点事情,而真正落实自己的工作思路,应该有三五年时间。所以中央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个任期为五年,是有充分根据的。有的干部频繁变动,循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即从小单位到大单位,从无权岗位向有权岗位,从一般部门到要害部门,怕是难免受到非议的。窃窃私语者一定说:“后面肯定有人,是谁呢?”有的领导频繁地变动一个干部,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其受到锻炼,而是要增加其资本,为提拔使用积累口实。而这样的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也会以同样的办法“运筹”干部,敷衍工作,这个地区和单位的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响鼓也得重锤敲”。培养和锻炼一个干部,需要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挑重担,受磨炼,增知识,长才干。而且,确实应该落地生根,埋头苦干,做出成绩,创出政绩,造福于一方百姓。这样的干部才会有本事,有出息,有威信,担重任。“动”能出干部,但“动”的目的,应该是培养、锻炼、造就出好干部。人走政息要不得董伟每个领导干部到新的地方工作,都想干一番事业,创点业绩,造福一方百姓,留下好的名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谁希望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山河依旧,留下的只有遗憾呢?就是那种不干工作,只谋私利,所到之处,中饱私囊,自己捞个沟满壕平,群众却困苦不堪,以致怨声载道的人,也要粉饰遮掩,不愿留下更多的骂名呢!但是,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少则二三年,多则五六年,要想干更多的事情也难。常有这样的事:一位领导干部到一个地区工作后,经过一番考察思考,提出了工作思路,勾画出发展蓝图,落实刚刚起步,或者刚刚打开局面,一纸调令会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有时实施一个大的工程,干到中间工作调离,如果资金充裕,还可以继续下去,遇有困难,就会顺势停下来。于是,人“走”政息,一些离任领导往往要留下半途而废的规划,留下或多或少的半截子工程。对于继任者来说,来到一个新的岗位,往往要重打鼓另开张,规划新的蓝图,提出新的工作主张,而不愿延续前任。否则完成前任留下的半截子工程,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干出政绩来归谁所有呢?有些人往往怀有这样的心理。于是,常可看到这种情况:一个地区的发展思路本来应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一经确定,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但由于领导人变动,往往思路中断,半途而废。同样一项工作,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变来变去,老翻烧饼,结果一事无成。比如,有的地区,在确定发展思路时,连续几届班子在是否依托该地区大型企业上观点不同。有的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发展地方经济离不开大型企业,因此要搞好联合,统盘规划,协调发展。有的则认为,“大树底下不长草”,大型企业对发展地方经济并不是优势,必须独辟蹊径,另谋发展,地方经济才有希望。显然,倘若一个地区总体发展战略摇摆不定,不能形成合力,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就会贻误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还有的城市,对于城市绿化的总体树种前后任领导看法不同,这任栽上去,下任拔出来,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对于城市的主要广场,不少新任市长都要重修一次。有的广场原本树木繁茂,郁郁葱葱,人们休闲健身,其乐融融。班子调整后,也要耗资数千万加以改造,群众并不欢迎。也有的城市,城市建设的方向争执不下,这届班子主张新区建设为主,下届班子主张以老区改造为主;这届班子主张城市往南发展,下届主张往北延伸,举棋不定,各不相让,最终把城市搞成了“四不象”。解决这种人“走”政息的积弊,我以为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还是应该出以公心,对于正确的决策不管是谁定的,都应该坚持不懈干下去,不以人废言,像愚公的后代那样,一代一代为着一个目标,挖山不止,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盲目行政危害烈董伟丰子恺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然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如此:就算走向屠场,也没有一只羊肯离群而另觅生路的。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用绳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两只,其余的都会跟上了岸。即使在四通八达的港口,也没有一只鸭肯离群而走自己的路的。”丰子恺在这里讲的是动物的盲目,其实,盲目并不是动物的专利,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房屋建筑上时兴白瓷砖。当时地不分南北,房无分城乡,凡是有点档次的,一律白瓷砖罩面。几年过去,人们很快发现,白瓷砖其实是装修厕所用的,用作房屋的外罩面不伦不类,还不如水泥或清水砖好。于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停止用其装饰房屋,而且开始动手砸掉瓷砖,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了。后来又时兴一阵欧式建筑,到处可见仿古欧式的房屋。古欧建筑要求精雕细刻,今天在欧洲新建筑中也已并不多见。我们盲目仿造,钱没少花,效果则不堪入目,因此,没几年又寿终正寝了。这种盲从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出现两股势头强劲的风。一是搞开发区。不管市里还是县里,甚至乡里、镇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圈地建房,搞“七通一平”,筑巢引凤,结果“巢”筑起来了,“凤”却引来寥寥,一些开发区长期闲置不用,杂草丛生,成了荒地一片。这使我想起国外的情况,我曾去过韩国一个开发区,建在几个城市交界的地方,为多个城市所共有,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共享,既减少“七通一平”的投入,又易于形成规模,构成新的生产力平台,和我们的情况很是不同。二是办节。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要办一个节,有的甚至几个节、几十个节。在名目繁多的节中,有的是以本地的名胜命名,如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有的是以本地的土特物产命名,如瓜果梨桃、葱蒜菜蔬;有的是以本地特有的文化现象命名;有的是以一个拟大力发展的产业命名;也有随心所欲,没有一定,今年这个节,明年办那个节;更有一节带多节的。慕绥新当市长时,沈阳就曾同时办三十几个节,连名犬、美容美发也忝列其中……各地区办节都秉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宗旨。有的“文化”的台是搭起来了——为了办节,组建专门强有力的班子,单列了专项费用,花高价请来大腕演员,并且全民总动员,营造出浓烈的节日气氛。甚至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最后真正的经济成果,有的却微乎其微。这些年,确有不少搞得好的开发区,办得好的节,但其中也有一些盲目跟风,附庸风雅,劳民伤财。不从实际出发,不讲实效的盲从,后果一般都不妙。领导就是协调董伟乍看这题目,有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进而会发出质疑:这个提法对吗?不是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我认为,这两个提法并不矛盾,而且“领导就是协调”这个命题,是对目前各级行政工作现状最准确、最形象、也最无可奈何的表述。现在上上下下都抱怨会多,其实对于政府机关来说,主要是协调会多。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类:一是抓上级或本级政府领导部署工作的落实,二是抓下级机关申报上级机关问题的解决。无论是落实任务,还是解决问题,往往都不是单一部门可以完成的,都需要多个部门和单位通力合作,共同努力。而其中避免不了的,要涉及任务的交叉,矛盾的纠葛,问题的缠绕,利益的调整,职权的划分,因此协调就必不可少。作为领导者,就是要理顺关系,抚平纠纷,统筹各方,兼顾公平,而且要不失原则。这是一门很高的领导艺术,一个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大小、强弱、优劣,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这里。对于部门和地区、单位来讲,现今搞点本位主义似乎算不了什么,涉及本单位权益利益问题时,拼力相争在本单位会受到欢迎,在外面也会得到同情。相反,不争不讲,顺水推舟,会失掉群众的。因而,有的部门领导,在一些庄重的会议上,会理直气壮、面红耳赤地为本单位争利益,不仅希望会上有所斩获,也愿意将此情此景传回本单位,落个好名声。领导者常为“难以协调,争执不下”所苦恼,其实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法律和规章不健全就是其一。机构改革过程中确定部门职责分工时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情。比如,公共汽车的管理问题,原来规定公共汽车在市内运营归城建部门管理,出市归交通部门管理。但既在市内运营又在郊外运营的,该谁管理职责不清。还有水资源和供水的管理,建设部门和水利部门也职责交叉。问题更在于,有关部门就此都有规定,但有时会互相矛盾,都有尚方宝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难以定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社会谁怕谁。”有人把今天这种事情难以协调的局面归之于无政府主义。有的甚至偏激地认为,还是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好,上面定啥是啥,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必须根除;动辄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使人三缄其口,不敢畅所欲言,是极“左”路线的遗毒,也该清除。这种有话就说,敢于直言的局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来之不易。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目前这种“协调难、定事难”,政令不畅通的情况,也是不足取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领导者要懂法、执法、依法办事,下属人员要出以公心,增强全局观念。思路是什么董伟评价一位领导干部能力大小,工作优劣时,常可听到一句话,叫工作有“思路”,或“无思路”。这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评语,一旦被冠以“无思路”,无论怎样废寝忘食,埋头苦干,轻者称“干不到点子上”,中者称“碌碌而无所为”,重者则称作“胡干乱干”。也有文雅些的说法,叫“此人是将才,不是帅才”,“难当大任”。什么叫“思路”?我认为在这方面有许多误区。“思路”不是豪言壮语。什么“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什么“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身在下家洼,心怀亚非拉”;什么“手把红旗不放,站在排头不让”,什么“大寨农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等等,这些豪言壮语,高则高矣,但只能高兴嘴巴,娱悦耳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思路”也不是套话。诸如“一个突出,二个优先,三个为主,四个重视,五个抓紧”,还如“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狠抓热点,打出亮点”,等等,这些套话,念起来铿锵有力,做起来不着边际。有些套话具有堂而皇之的出处,有不容质疑的正确性,但放之四海而皆准,说和不说一个样。当然,“思路”又不是一味标新立异。中央有大政方针,有基本国策,如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计划生育等,不管怎样“创新”,不能背离,不能动摇,不能改变。“思路”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位领导谋求发展的基本方略。“思路”要符合实际,要有创新意识和前瞻性。孙中山总结民主革命的教训后提出的革命方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实行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伟人的实践表明,“思路”不能“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使人不得要领。“思路”需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句话、几个字就能道出实质,使人铭记在心,遵照执行。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和单位,“思路”没有那样震聋发聩的力量和改天换地的影响力。但是,好“思路”,既符合中央的总体要求,又完全从本地实际出发,确能起到号召和组织群众的特殊作用,因而不容低估,应该下力量研究确定适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不过,对基层来讲,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地方关键是抓好落实,是实干。而不要把精力和时间虚掷在无谓的空泛议论上。更不能今天一个“思路”,明天一个“思路”,“思路”花样翻新。“思路”是实践的结果,检验“思路”的对错也是实践。干好了,就是思路对;没干好,说出花儿来也白搭!不许愿 不让份 不买好董伟我的朋友在某市担任主要领导,在干部提拔使用工作中,他提出“三不”:不许愿,不让份,不买好。不许愿,就是在干部任用之前,不向干部许愿,开支票,搞承诺;不让份,就是在干部酝酿、沟通乃至讨论决定过程中,坚持原则,按干部任用条例办事,不说违心的话,不办违心的事,充分听取大家意见;不买好,就是干部讨论决定任用之后,不向被提拔使用干部表白自己的作用,让其只感谢自己。这三句话九个字,包括了领导干部在干部任用全过程中应取的正确态度,我认为应该加以提倡。现今“业余组织部长”多,传播干部变动消息的大有人在。“业余党委书记”也不少,一位干部在提拔使用前后,许愿、买好的人会纷至沓来、接踵而至。有些在干部工作上完全没有决定权的人,看到一位干部有提拔的希望,也会主动找上门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帮忙”。而一旦这位干部真的提拔使用,又会有不少人前来“邀功”,有声有色地描述“帮助”做工作的“经过”,言之凿凿地表白在班子会上力排众议的“壮举”。尝闻,某市在差额选举副市长中,有位中层干部在拟选他人栏里被填上一票,会后竟有二十几人告诉他,这一票是自己写的。这位中层干部哭笑不得,当着几位好朋友说了实话:“这一票是我自己划的”。还有些领导干部,每逢党委常委(党组)会开过,干部讨论决定完毕,分工找被提拔者谈话时,总是争先恐后,多多益善,而且千方百计向其暗示使用过程中自己发挥的作用。可见,“三不”说到了点子上,针对性颇强,但要做到多数人(不说全部)如此,变成多数人的自觉行动,也不容易。以“三放”换“三不”董伟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出任某县县长。在此之前,他一直做党务工作,他发挥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在班子建设上下功夫,注意调动一班人的积极性,收到了好的效果。 这个县前任县长在位十年,工作经验丰富,一个时期县政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下阶段干什么,心中有数,遇有难题敢于拍板决策,这是他的优势。但也导致副县长们依赖性强,大事小情向他汇报,工作是被动型的,拨拉一下转一转,工作没有积极性,不敢负责。针对这种情况和自身特点,我的这位朋友上任后,首先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提出以“三放”换“三不”。“三放”,就是作为县长对副县长:要放心、放手、放权;“三不”,就是副县长要加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责任感,做到不偷懒,不耍滑,不藏奸。思路调整之后,各位副县长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纷纷主动谋划分管系统怎样打开工作局面,把一个人的积极性变成了几个人的积极性。过去对县里批地、批工号颇有非议,现在县长将此事交给分管副县长,副县长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建委、土地、房产、统建办等多个部门的意见,并采取招标竞卖的办法,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既提高经济效益,又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副县长们被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新县长上任时间不长,就出现连续三起突发事件。一起是矿区工人因企业破产生活困难闹事事件;一起是火灾事件;一起是医疗事故。三起事故基本同时发生,县政府在县长的统一组织下,有关副县长分兵把口,各负其责,人自为战,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既理顺了当事人的情绪,又没有引起震荡,酿成大的事端,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更可贵的是,三位副县长敢于负责。当矿区工人阻拦铁路运输的关键时刻,分管副县长挺身而出,当机立断,采取强制性的有效措施;当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提出无理扩大事端的要求时,另一位副县长及时识破并加以坚决制止。还有一副县长负责消防工作,主动承担火灾的责任,迅速处理火灾事故。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作为一个领导者,不管是做党务工作的,还是做行政工作的,除了自身钻研业务、精通业务外,还应该努力当好班长,把一班人调动起来,争团体冠军。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只有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做好工作。别让屁股指挥脑袋董伟我在市里工作的时候,有位中层干部负责机构改革工作,对于县、区一些综合部门实行垂直领导颇为积极,后来他被调到县、区作行政主要领导,最坚决反对中层一些部门上收。在市里召开的有关座谈会上,他发言踊跃,态度鲜明,论据充分,言辞激烈。市里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地问他:“你职务一变,对待同样一个问题,怎么态度判若两人了?”他笑笑说:“屁股决定脑袋嘛!”这位干部讲得坦白,“屁股指挥脑袋”,形象而贴切,反映了现今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类似的事例很多,比如某位文化部门负责文物保护的干部,被调至基层担任领导职务。这个基层单位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文物景点。原来这位干部在文物保护部门工作时,更多地是强调保护,反对过度开发利用。到基层后则积极主张充分利用这个文物古迹,促进旅游事业发展,对限制和保护措施则颇有微词。还有的干部,原来在甲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同乙部门就某一法规条款争执不休。一段时间后,该人由甲部门调至乙部门工作。再讨论同一问题时,这位干部却一反常态,完全站在乙部门的角度说话。在某县也有这样的情况:原来县人大专门委员会同县政府一些部门就工作监督问题争执不休,观点相左,闹得不可开交。县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换届时特意把政府经济部门的老同志安排到人大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以为这样可从组织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事与愿违,政府部门的老同志坐到人大之后,力度更大,更加难以调和。有位新过来的老同志,看到政府部门报来的材料,笑着说:“这份材料玩了许多技巧,没有说实话、报实帐、讲实情,这类把戏我在政府部门时也耍过,但比这高明得多。这是小儿科!”“屁股指挥脑袋”的危害是明显的。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由于受这种倾向影响,往往争论不休,长期统一不了思想,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贻误了决策的时机; 对于一些重要的工作,由于本位主义作怪,不能认真落实法律、规章、规定,影响了工作质量和效果。解决这种倾向的办法,还是应该从提高干部素质入手。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本位主义,秉公执法,照章办事。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共产党员还要讲修养,讲觉悟,讲道德,而不能让个人主义和放大了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成为时髦!少点“内紧外松”董伟多少年来,我们遇到突发事件时一直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所谓“内紧外松”,就是让少数人知晓内情,而多数人却被封锁消息而蒙在鼓里。我在基层工作时,曾遇到过两起突发事件,都或多或少受“内紧外松”的影响。一起是“扎错针”事件,涉及600多个小学生。事情发生在基层,学校组织给小学生扎预防针,本来应做“皮试”,然后再正式扎针。由于护士马虎大意,忽略了“皮试”这个环节,引起数百名儿童有过敏反应,有的发烧呕吐。下面想自己消化这起事故,贻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有些孩子病情加重。最后市里多次被学生家长围攻、冲击,市委、市政府机关好长时间不能正常办公。基层单位更是狼狈不堪,将近半年时间无法正常工作,他们为封锁消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再一起是金融方面的突发事件。市里一家证券公司发放国库券,证券公司老板私自将钱拿到外地搞房地产,由于市场形势发生变化,钱变成了一个个半截工程,损失惨重。有关人员为了稳定认购国库券群众情绪,避免恐慌,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法,没有及时向政府通报,采取补救办法,制定周密的防范措施,以致越演越烈,酿成了金融风险。近些年来,我们一再提倡政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但往往集中在不疼不痒的事情上,多数情况下还是流于形式。真正触及要害问题,还是不愿痛痛快快公之于众。以至于拿“内紧外松”来遮掩。当然,有时搞“内紧外松”,骨子里还是一个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我们总是教育群众转变观念,而自己的“官”念往往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这种“内紧外松”的办法,实质是对自己权力的过分自信和过分迷恋,总是担心“外松”后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自己才能解决问题。其实是对群众的不信任。实际上,信息的封锁往往加剧而不是减少恐慌和混乱。只有全面公开信息和真相,才能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和群众的关注力。而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才能化解矛盾,克服危机,解决问题。前些时的“非典”突发事件,再一次暴露了我们有些官员“内紧外松”危害严重。令人振奋的是中央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在防治“非典”斗争中采取了完全公开透明的做法,每天都准确、及时、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布“非典”疫情,而且明确表示:对瞒报、迟报、漏报疫情的地区和负责人要严厉惩处。这可称作中国政务公开的革命性开端。不看文字看效果董伟如何评价一个单位工作的好坏优劣?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单位采取的是总结汇报的方式。为了写好工作总结,有的单位精挑细选,组建秀才班子,平日里秀才们事情不多,及至年终岁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则要千方百计收集素材,准备资料,力求形成一份数字可观,例子“打人”,文采飞扬,朗朗上口,内容翻新的总结。有些工作总结成了新的八股文:一是语言都相近,空洞乏味,照抄照转,洋洋万言,没有几句实在话。二是结构都雷同,讲成绩一大堆,提问题一带而过,查原因都找客观,谈今后无所遵循。三是观点加例子,写起来热热闹闹,实际怎样说不清楚。因为偌大一个单位,抓几个好的例子并不难,难的是普遍如此,多数如此,而工作总结往往反映不出来。四是指标挑好的讲,看起来都赏心悦目。效益不好,讲速度;增加值不好,讲产值;同计划比不好,同上年比;同别人比不好,同自己比。反正有好的数字,哪个好就写哪个。五是拖沓冗长,越写越多,越写越全,使人难以卒读。可喜的是,青岛市率先打破这种惯例,决定废除机关里写了几十年的年终总结。取而代之的是领导实地考察、抽察暗访和监督部门根据工作目标进度定期督查等,以了解实情。到年底,按照年初确立的目标进行综合考核。通过一系列实打实的考评手段来评价基层单位的工作。也有的地区对所属单位工作实行量化考核,把全年主要工作指标分解下去,并把指标换算成分,用积分多少衡量完成各项指标的情况。每项指标变成分都有固定的运算公式,既考察每项指标的绝对数,又考虑增加幅度,加之严格考查,谨防作假。这种办法是否科学合理姑且不论,探索精神还是可佳的。可见,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一纸年终总结定乾坤不行了,必须进行深入的思索。不欢迎这种“下来”董伟“一怕不下来,二怕都下来”,这是在机关作风转变、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有些基层单位的一种担心。机关干部“都下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单位往往承受不了。所以“都下来”之后,确实有个“怎样下来”和“下来干什么”的问题。“都下来”之后,基层最怕“下来”的是名目繁多的“检查团”,特别是不解决问题,同一内容、不同层次的重复“检查团”。这类“团”,大队人马,兴师动众。来之前,基层单位往往要昼夜赶班,突击准备,没做的事现补,情况不多现凑,材料不足硬编,搞得筋疲力尽,好一派“全民总动员,糊弄检查团”的景象。“检查团”下来之后,还必须前呼后拥,一把手亲自谈,班子成员都出面,否则就有重视不够之嫌。基层最讨厌的“下来”,是有的干部下来“散心”。下之前,这些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到基层单位之后,走马观花,东拉西扯。这种“下来”,既不耗神,也不费力,往往比坐在机关看报纸轻松。还有的在春暖花开之时,“下”到山青水秀的地方,呼吸清新空气;炎热的夏天,“下”到避暑场所,消热解闷;到了冬天,则从这个机关单位“下”到另一个机关单位,喝点茶水,唠点闲嗑。这种下来,徒增基层单位的负担,着实让人厌恶。要使机关干部“下来”同基层工作“上去”成正比,关键还是下去的干部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下去之前,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调查什么,解决什么,心里至少有个小九九。在确定议题之后,下去就要竭尽全力,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应尽量少牵扯基层领导的精力。检查团的“同类项”应该合并,同一件事,几个部门最好一块下去办,一揽子解决问题,不要轮番出击,搞得基层单位应接不暇。这样既办了应办的实事,又减少了基层接待的负担,可谓两全其美。如此行事,大概一些基层单位就不会担心“都下来”了。不能轻视“小吏弄权”董伟基层干部直面群众,在百姓眼里他们就代表党和政府,因此对他们加强教育,实行有效监督,非常必要。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法规已经进入国家法典,任何人都不能触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没有阻碍,到了一些基层单位和基层干部那里却走形变样,甚至出现严重违法的问题;一个政策经过长期调研,慎重出台,深受群众欢迎,到基层却出现梗阻现象,落不下去;一个决策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下面有的单位却以种种理由拒不执行。更有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可以把国家发放的救灾款和扶贫资金挪作他用,甚至滥用私刑,仗势欺人,胡作非为。现在进行“三个代表”教育,抓党风党纪,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这无疑是对的。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上面裂个缝,下面出个洞,领导机关不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谬种流传,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的构成离不开基础,基层干部是政权基础的一部分。小吏弄权,一旦失控,权倾“一方”,其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可不要因为这些小吏官职太小,无碍大局。这种认识不仅错误,而且危险。须知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宝塔型结构,基层干部虽然“职低位卑”,但是人数众多,联系广泛,既伸至政权的神经末梢,又可触及宝塔的顶部。上面和下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面影响下面,下面也会反作用于上面,两者密切相关,紧紧相连。不能设想,在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度里,上面清正廉明,下面乌烟瘴气。所以,在反腐倡廉斗争中,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两者不可偏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以身试法、鱼肉乡里的小吏,不能法外开恩,要抓住不放,严肃处理,以儆效尤。治治人才“远视症”董伟“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选人用人上的通病。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千里马”长年困于马厩,不能驰骋千里,却不惜重金买“马骨”,让人困惑不解。这使我想起在气势磅礴的跨国商战中,泰国正大集团的人才战略。泰国正大集团作为一家跨国性的巨型商团,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对华投资,迄今其投资区域已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创设合资、独资企业30余家,总投资达数百亿元。正大集团的指挥中枢深深懂得,具有管理的最佳能力至关重要,而如何实现对日益庞大的中国投资网络的最优化管理,一直是正大集团面临的重大课题。经过反复考察和百般运筹,正大集团终于决定: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其理由:一是本地并不是没有人才,中国人口众多,人才济济,特别是党政机关里藏龙卧虎,所以完全可以选到称职的高素质管理人才;二是本地人才具有情况熟的优势,可以更快地进入角色,施展才能;三是本地人才报酬相对较低。这个战略保证了正大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一些领导漠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人才,有的是因为他们误把人才理解为全才。对于身边的人才,往往求全责备,更多的是看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比如陈景润,在数学的某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往往还不及常人。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达巴赫猜想》面世之前,这位我国数学界的精英——杰出的科技人才几乎被埋没,待遇菲薄,疾病缠身。其实人无完人,人才在某个方面超出常人,而在另外一方面技不如人,这是正常现象。领导者的责任,就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人尽其才。有些领导者还忽视人才的多样性。有时只重视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其实,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不仅需要经济建设人才,还需要治党治军人才;不仅需要高精尖的人才,还需要胜任各项普通工作的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哪一行干得好,有突出贡献,都是可造之才,有用之才。不能期望都是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经天纬地的栋梁之才,更多的还是在某个方面的某个领域有建树的人才。当然,这里强调开掘本地人才,并不是排斥吸引外地人才。大胆引进外来技术、资金和人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对本地缺少、能够创造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人才,还应重金招聘。“菠菜原则”值得借鉴董伟日本人喜欢吃菠菜,菠菜在餐桌上不可或缺,于是他们把无一例外都要执行的原则称作“菠菜原则”。这里所谓“菠菜原则”由三个基本点组成,即“报告”“联络”“沟通”。这个原则首先是日本企业的基本原则,下自雇员上至社长都要执行。所谓“报告”,就是把自己所做工作的进展情况,随时随地通知同事、报告上司,出差回来也要将所见所闻汇报一番,让大家分享收获。“联络”,就是把自己目前遇到的问题及时告诉同事,包括上班途中堵车可能迟到,何时才能到公司。“沟通”,就是工作遇到问题时,一定要找同事或者上司商量请教,依靠集体智慧加以解决。这个原则说到底是个人与组织的协调性原则,它是日本教育体系和教育思想的产物。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适应严酷集体生活的有协调性的人,而不是培养精英。这种教育贯穿着一个基本点,即培养合格的国民,这种国民具有共同的教养,共同的信念。这个原则不仅体现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还折射出一种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度,也是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史的国度,因此有“一个人说了算”和“一盘散沙”两大痼疾。人们经常拿中国人和日本人相比,往往得出单个比一般比他们强,组合成群体后由于内耗却比人家弱的结论。建国以后,虽然按着社会主义原则,经常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献身精神的教育,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过分地强调集中,过分地强调服从,忽视了个人的权利,甚至“以革命的名义”,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个人说了算,出现家长制,削弱了法律的庄严和公正,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为灾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带头批判家长制,实行民主,国力增强,中国人扬眉吐气,“一盘散沙”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片面强调个人作用而忽视集体作用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和不少单位不团结、不抱团的情况比较普遍。中国人不仅靠制度而且靠精神靠思想靠观念凝聚起来,还需要做工作。借鉴日本企业的“菠菜原则”,我们的企业除了在体制和机制上继续努力外,在精神、思想、观念上也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提倡团队精神。既要鼓励个人冒尖,更要激励集体先进。人人都有组织观念、集体荣誉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拧成一股绳。争集体的高低,不争个人的短长。2、充分发扬民主,做到集思广益。重大的决策要走群众路线,不能少数人说了算。解决难题不能只靠几个人拍脑门,要集中集体的智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3、增加透明度,做到厂务公开。厂里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应该让职工知道,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上下级之间、职工之间要勤沟通、勤汇报、勤商量,绝不能老死不相往来。4、经营者要接受监督。经营者强不强,关键看能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经营者不是特殊职工,要同别人平等相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经营者要向全厂负责,接受职工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会产生腐败。“草”变“宝”的思考董伟每当人们谈论起东北人原在本地默默无闻,而奔赴异地,到南方成了叱吒风云人物时,常常会发出感叹说:“东北的一棵草,到南方也会变成宝”。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并也往往将其归之于所谓“东北现象”。对于上述情况,我没做过统计,也没搞过调查,难以确切说清比例,在“杀”向南方的东北人中,到底有多少“草”变成了“宝”,又有多少“草”仍然是“草”的,既然众口一词,而且我也时常听到一些事例,因此只能信以为真。不能否认,干部和人员的流动,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符合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流动的结果,确实有助于解决人尽其才的问题。在当今“孔雀东南飞”的大趋势下,不排除也有“孔雀东北飞”的情况。在南方没有混出个人样来,跑到北方成了气候的,也不乏人。这是因为,人才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机遇性,制约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总体上说,前些年南方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更加适于人才成长,还是确实的。东北的一棵“草”,到南方变成“宝”,原因很多,首先还是环境问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引自《晏子春秋》)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建国初期曾经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从事大工业生产,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文化土层不可谓不厚,人的普遍素质不可谓不高,人才不可谓不多。但是,计划经济的积淀太重,思想禁锢颇多,陈旧观念不少,很大程度上障碍了人的潜能充分发挥。而解决观念问题,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一旦踏上南方这块热土,春风拂面,万木葱茏,生机勃发,百舸争流,小“草”就有了释放能量的外部条件。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观念也会很快发生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小“草”又有了变成“宝”的内在动因。于是,许多小“草”在南方脱颖而出,成了人人称羡的创业之“宝”。小“草”在东北没有变成“宝”的原因也是多种,其中有用人观念问题。“杀”向南方的小“草”,不光是闯劲足,创业精神强,不少还是很有“棱角”的,其中有的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而在东北的传统观念中,习惯于横挑鼻子竖挑眼,往往喜欢四平八稳的人,没疤瘌没疖的人,因此这些人不被看重,很难得到重用。尽管谁都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要缺点明显,档案有记载,领导有印象,优点再突出也白搭,往往被束之高阁,压到阴山背后。“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历来是人才的悲哀。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草”难有用武之地,不会变成“宝”。有的侥幸一时成了“宝”,不适应环境,还会重新沦落为“草”。近几年,随着用人观念转变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号角越吹越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比过去少了,“草”和“宝”的议论也在减弱。让金子都发光,所有“宝物”不被埋没,使英雄有用武之地,正在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当然,现在还有距离,如果真要完全做到了,离最终实现振兴目标也就为期不远了。保持“平民心态”董伟领导干部真想做到“亲民”“爱民”,首先要有一颗“平民心”,始终保持“平民心态”。应该说,我们许多领导干部来自普通百姓家庭,又都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因此对群众有感情,老百姓想些什么、需要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多数人并不陌生和无知。但是,有的人官当久了,缺乏自我约束和调整,心逐渐离百姓远了,群众观念淡漠了,“平民心态”逐渐扭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有的干部,一事当前,想的首先是自己,是对自己是否有利,而不是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不在乎群众对自己怎么看,只在意上级对自己印象好不好。说这类干部“平民心态”基本消失,大概也不为过。至于个别干部,唯利是图,以权谋私,疯狂地聚敛钱财,肆无忌惮地侵害群众利益,当属背叛“平民”行为,则应该算另一性质的问题了。另有一类干部,“平民心态”有变化,但不明显,变化比较微妙,可以称之为“平民心态”淡化。其表现:一是不愿涉足普通百姓集聚的场所。如沸沸扬扬的公园,人声嘈杂的集贸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店,热火朝天的健身房,大汗淋漓的浴池等等。偶与家人去了这种场合,浑身不自在,被人认出来觉得不体面。二是不愿与穷亲戚来往。过去是农村缺衣少食的农民,现在是城市下岗失业的职工,找上门来感到厌烦,不愿伸出援手,避之惟恐不远。三是讲究门当户对。平日交往,寻找儿女亲家,都要选择同一层面或更高层次的,否则就感到“掉价”,有失身份,很不光彩。四是不关心市场。对稻谷菽薯、鱼肉蛋茶、瓜果菜蔬等必需品价格状况一无所知,起伏涨落漠不关心。我上面列举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对号入座,有其中一二种表现,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都归之于“平民心态”淡化,但多数情况有这种因素,应该引起自我警惕。“平民心态”淡化,对于当政者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离开领导岗位的老同志,这种倾向也不可轻视。老同志如果存在这种思想障碍,容易导致自我封闭的病态心理,对身心健康很是不利。另外,一个人的职务和心态不都成正比,在职时保持低调,有平民心态,退下来没有“落差”,不会有失落感。以柔克刚董伟D县法院一年一度提交县人大的工作报告,付表决时都丢票甚多,去年赞成票更是刚过半数,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今年年初换届,法院院长易人。新院长姓王,不是科班出身,但有两大常人难以企及的优点:一是协调能力特强。原在乡里担任副书记,这个乡的书记和乡长矛盾尖锐,剑拔弩张,其他乡领导都被裹协其中,难以脱身,只有他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人人首肯;二是柔性特好。鉴于他的上述特点,他被提拔到另一个镇当镇长,这个镇的书记很能干,但极难共事,前后已有两任镇长因难以与其配合,被迫调离。他到任后,以柔克刚,忍让忍让再忍让,赢得了信任,后来他们竟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王院长到任后,抱定基本目标,是尽快改变法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他亲自动手,啃最硬的“骨头”,给大家做出样子: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批评。这个县某乡有个积案,人大代表已经连续提了两年建议,法院办了两年,办理结果代表都不满意,成了老大难。今年王院长亲自办理此案,连续去了四次:第一次是亲自听取代表意见,什么意见都听,找出该案症结所在;第二次是拿出初步办理结果,直接征求代表意见,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有的批评很刺耳,甚至是愤怒质问、讽斥挖苦;第三次是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去该乡深入调查取证,开座谈会,认真修改办理结果;第四次是再次向联名代表反馈办理结果,提出此建议的代表共11人,一个一个地反馈结果,不厌其烦地分别征求意见。最后是,有 7 位代表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提不出意见了;另有 4 位代表对结果仍不完全满意,但也不好意思再提意见了。大家说,院长这样重视,这样谦逊诚恳,这样扎实深入,态度已经无可挑剔,工作已经竭尽所能,即便结果同我们的要求还有距离,我们也理解了。有些所谓老大难,其实说难也不难。D县法院在王院长的带领下,只经过一年的努力,形象有了改观。群众说:像个执法为民的样子了!“三个主义”并用董伟一个生产健身球的小企业闯出了大市场,产品不仅销往全国25个省市,而且远销东南亚地区和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连续三年实现销售收入、利润、创汇额三个翻番,在一个地区传为佳话。当记者采访这个厂厂长,问及体会时,厂长言简意赅,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们的经验:“三个主义”一起用。一是用所谓共产主义的办法。这个厂有深受职工欢迎、人人有份的福利待遇,这些待遇过去有些企业有,现在都抛弃了。比如,每天都安排免费午餐和晚餐,而且颇为丰盛;制发厂服,而且设计新颖,制作精良,男装精神,女装漂亮;还为每个职工过生日,送上生日蛋糕,使他们感到家庭般的温暖。这个厂还备有浴池、保健站、托儿所等福利设施,职工感到很方便。因此,职工非常喜欢这个工厂,珍爱自己的岗位,愿意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尽全力干好工作,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于是,这个企业对职工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是用所谓社会主义的办法。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个厂没有基础工资,完全实行计件工资,收入差距拉开。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责任到人,记录在案,奖罚分明,毫不含糊。对于造成质量事故的职工,处理非常严肃,切实体现谁砸企业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不愿对企业负责的人,企业也难以对他负责。三是用所谓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是企业经营者要真正说了算,不光在生产经营上,而且在企业发展的重要决策上,在人事任免、职工去留上,都要有临机处置权、最终决策权。企业的事情不能谁都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谁都想插手,谁都不负责;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因为这样做会贻误时机。而对于企业来说,时机和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它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三个主义”的概括是否精当姑且不论,这个厂什么办法好就用什么办法,用就用好的精神,值得称道。多少年来,我们喜欢整齐划一,喜欢千篇一律,喜欢一阵风。一个方子好了,大家都开这个药方;一个曲调动听,大家都去模仿;一个衣服样式时髦,转眼间穿遍城乡。然而,大千世界,多姿多彩;广阔自然,千变万化;茫茫洪荒,永无穷尽。再好的方子也不能包治百病,再美的音乐天天唱也成滥调,再可口的佳肴常吃也会倒胃口。所以,应该鼓励企业勇于探索,大胆实践,而不要人云亦云,照猫画虎。打破框框,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确实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我认为,这就叫“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人上的“逆向思维”董伟在诸多不正之风中,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危害最烈的一种。我们党在用人上历来讲究“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搞“逆向思维”的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一是主张“意想不到”。这是对待民意上的“逆向思维”。对于某项任命,不仅干部和群众“没想到”,有时甚至被提拔者本人都“没想到”。“逆向思维”者的逻辑是,用该用之人,被用者会觉得理所当然,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感情冲动,更不会感谢某个人。而用本不该用之人,被用者有的做梦都没想到彩球会落到自己头上,自然大喜过望。而且越是不着边际,“意想不到”度越高,提起来后效果越“佳”,越会感谢“逆向思维”者本人。这样的被提拔使用者,往往会同“逆向思维”者建立起个人依附关系。后者在位时,前者视为“靠山”;后者退下后,前者成为其“依靠”。二是追求“力排众议”。这是用人标准上的“逆向思维”。有时被提之人是“两头冒尖”、争议颇大之人,甚至还有明显劣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逆向思维”者固执己见,多方工作,对“劣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被提拔者卸掉“包袱”,最后如愿以偿,被提者会一辈子感恩戴德的。三是“先入为主”。这是用人操作上的“逆向思维”。这类“逆向思维 ”者,往往拥有组织人事权。本来按照中央《干部任用条例》,任用某一领导职务,应该先搞民主推荐,然后选择民意集中者进行考核。而“逆向思维”者往往坐在上面,首先确定“意中人”,然后或明目张胆向下打招呼,或偷偷摸摸向下搞渗透。面对这类手中握有干部升迁大权之人,下面干部往往忍气吞声,不敢顶撞,多数情况也只好曲意逢迎,顺情说好话。否则“不同意见”一旦反馈回去,“不知好歹”的人不免“吃不了兜着走”,早晚会被“穿小鞋”的。在干部工作中有一句行话,叫“运筹”。出于对干部的关心和负责,统筹考虑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干部进退去留,使能者适位,退者满意,保持干部使用的平衡,无疑是好事,也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传统美德。然而像“逆向思维”这样的“运筹”,违背党的政策,违背民主,则是干部工作中以权谋私的一种表现。“排座次”的学问董伟在中国,历来重视“排座次”。《水浒传》中77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讲的就是这档事。书中神乎其神,蒙上许多神秘色彩,说是梁山泊忽一日天降石碑,陷入地下,挖出来后,上面刻着常人难以辨认的天书,最后由何道士识别出上面的蝌蚪文,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排列顺序。其中有天罡星36 位,地煞星72位。谁在前,谁在后,一清二楚;谁在“天”,谁在“地”,一目了然。梁山众位好汉见此情景无话可说,只能顺从天意,接受安排。小时候读到这里,该要佩服宋江感天动地的神通。及至参加工作,进了机关,特别是也干起了“排座次”的工作,才逐渐明白,原来这是宋江们玩的把戏。其实是宋江在诸位好汉齐聚梁山之后,遇到了“排座次”的难题。大概因为“论功”排序,多数人还没有建树;“比武”排序,又怕伤了和气。于是假托天意,由什么人用篆书按宋江意愿将排序刻上石碑,再将石碑埋入地下,骗得了那个年代迷信心理深重的人们的相信,避免了因“排序”而导致“你争我夺,互不服气”的局面,保持了山寨的稳定。宋江虽出身小吏,但聪明过人,在“排序”上确有研究,搞了个大手笔,堪称后世“楷模”。历史上的一幕是古人政治生活中的写照,在今人中也有反映。记得“文革”期间时兴“名单学”,人们都非常关注“两报一刊”上排列的高层人员名单。昨天把某某排在前面,今天把他排在后边,明天又将其列入“还有”栏内,后天他就可能被逐出“局”外了。所以当时“排序”权只能掌握在“最高层”,别人都休想染指。这种“排序”往往被视为政治上的寒暑表,本人和亲朋好友观之心惊肉跳,群众视之莫明其妙。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排顺序”已没有触目惊心的政治含义了。但是“排序”仍是一根敏感神经。媒体上先报谁,后报谁,事关重大;主席台上谁坐前,谁坐后,寓意颇深。甚至步入主席台时也要按照顺序鱼贯而行,间距大小也有讲究。因此,“排顺序”也就成为办公系统、新闻单位不可小视的重要课题了。积数年经验,深知办公部门组织会议首先要安排好主席台。安排主席台不能千篇一律。有时因会而异。有的会主席台上需要人多,人越多,人气越旺,气氛越浓;有的会需要人少,人越少,重点越突出,不致喧宾夺主。有时因时而异。比如中央这个时期提倡不宣传个人,主张“亲民”“近民”,主官位置就不宜太突出。安排好主席台,还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抓主要矛盾;二是宁落一屯,不落一人。在主席台台面设计上,有时不想突出排列顺序,还可以把方桌改成圆桌,或者干脆来个“排名不分先后”,或者由工作人员打个招呼,讲清理由,以免误会,等等。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组织好会议,安排好主席台,排列好座次,也是办公系统工作题中应有之义。但我觉得,我们有时花在这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多了些。现在通讯发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外的情形,其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出场并没有那么讲究,有时随意得很。相比之下,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不应该等级森严,位次森严。怎样看待“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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