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前来这里看过病吗了？” 看过，她出生之后一直都是到这里来看病的。 “你是家属吗？” “对，我是她父亲。” 后来，我们终于被领了进去。大夫与我握手，态度非常友好，根本没有问为什么我带着孩子，太太或者保姆却没有来。他给孩子注射了两针。阿曼达嚎啕大哭。我把她放在肩上抖着，不停地安慰她。 “她可能会出现轻微肿胀，局部皮肤发红。如果４８小时后那些症状仍没有减退，给我打电话，” 我随即回到了候诊室，忙着掏出信用卡来付账，孩子仍在号啕大哭。这时，朱丽亚打来电话。 “喂。你在干什么？”她一定听见了孩子的尖厉哭声。 “支付儿童医院的费用。” “难受吧？” “有一点……” “好的，听我说，我想告诉你，我今晚可以早点下班——感谢上帝！——所以，我要回家吃饭。你觉得我回家时带点什么？” “那太好了。”我说。 埃里克的足球训练搞得很晚。运动场上已经渐渐黑了。那位教练上训练课总是迟到。我在边线上踱步，考虑着是否该表示自己的不满。很难知道何时是在溺爱孩子，何时是在合理地保护孩子。尼科尔用手机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彩排已经结束，问我为什么没有去接她？我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和埃里克在一起，问她是否可以搭别人的车。 “爸爸……”她恼怒地说。别人会觉得，我是要她爬回家去。 “嘿，我被耽搁了。” 她的语气非常尖刻：“随你说吧。” “注意说话的语气，小姑娘。” 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足球训练突然又停止了。一辆绿色的大型维护车驶进了运动场，下来了两名头戴防毒面具、套着橡腔手套、身背喷洒器的男子。他们要喷洒杀虫剂之类的东西，每个人当天晚上都被要求远离运动场。 我给尼科尔回了电话，告诉她我们去接她。 “什么时候呀？”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从小讨厌鬼练球的地方吗？” “别说了，尼克。” “为什么他老是占先呢？” “他并不想占先。” “不，他就是想。他是一个讨厌鬼。” “尼科尔……” “对——不起。” “我们很快就到。”我停止了通话。如今的孩子成熟得更早了。青少年阶段从１１岁开始。 １点１０分，孩子们回到家里，打开冰箱一阵洗劫。尼科尔抓着一块奶酪开始大嚼。我叫她别吃了；奶酪会使她吃晚饭时没有胃口。接着，我回头摆放餐具。 “晚饭什么时候吃呀？” “很快。妈妈会要回来的。” “噢。”她离开片刻，然后又回来了。“她说对不起，她没有打电话，但是，她要晚点回来。” “什么了我正往摆放在餐桌上的杯子里倒水。 “她说对不起，她没有打电话，但是，她要晚点回来。我刚和她通了电活。” “真讨厌。”这样的事情真使凡来气。我一直努力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发脾气。但是有时却控制不住自己。我叹了一口气。“好吧。” “我现在真的很饿了，爸爸。” “叫你弟弟，然后上车，”我说，“我们去汽车餐馆。”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抱着小女儿去睡觉，胳膊碰着了放在起居室书橱里的一个相框。它哗啦一声落在地上；我俯身拾起它来。 那是埃里克四岁时和朱丽亚在太阳谷拍摄的照片。他们两人都穿着滑雪服；朱丽亚正在教他滑雪，笑得很开心。 在它旁边是我们结婚１１周年时在科纳拍摄的照片：我穿着色彩鲜艳的夏威夷式衬衣，她的脖子上套着五颜六色的花环，我们在夕阳中亲吻。那次旅行棒极了；事实上，我们很有把握阿曼达就是那时怀上的。我记得，朱丽亚有一天下班回家后问我：“亲爱的，你还记得你说麦太饮料有毒的情形吗？”我回答说：“记得……”于是，她说：“好吧，让我这样说吧。我怀上的是一个姑娘。”我大吃一惊，含在嘴里的汽水一下子冲进了鼻子，我们两人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是一张朱丽亚和尼科尔一起做杯形蛋饼的照片。尼科尔当时很小，坐在餐台上时两条小腿还伸不到餐台的边缘。她那时不会超过一岁半。尼科尔皱着眉头专心观看，手上的大勺子里全是湿乎乎的面团，弄得一团糟，而朱丽亚在一旁强忍着笑容。 还有一张我们在科罗拉多州徒步旅行的照片，朱丽亚手里牵着六岁的尼科尔，我的肩上扛着埃里克，我的衬衣领子被汗水弄得黑糊糊——如果我能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的话，或者还要更糟，埃里克一定是两岁左右，他仍然裹着尿布。我记得，他觉得在我抱着他在林间小道行走时，他捂着我的眼睛很好玩。 那次徒步旅行的照片滑进了镜框里，它卡在角落里。我轻轻拍了拍镜框，试图把它摆正，但是，它却一动不动。我发现，其他的几张照片要么已经褪色，要么被感光乳剂粘在了玻璃上。没有人费神去管这些照片。 小女儿躺在我的怀抱中，用拳头揉着眼睛。睡觉的时间到了。我把那些照片放回书橱。它们是记录幸福时光的老照片。记录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它们现在似乎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昔日不再，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完全不同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动已经摆好了的餐具，那是一种无声的批评。朱丽亚在１０左右回家时一眼就看见了。“对不起，亲爱的。” “我知道你忙。”我说。 “我是很忙。请原谅我好吗？” “我原谅你。” “你是最棒的。”她从另外一个房间给了我一个飞吻。“我要洗一个澡。”她说。于是，她转身进了走道。我看着她的背影。 在走道里，她探头看了一下小女儿的房间，然后快步走了进去。过了片刻，我听见她逗孩子的声音，听见女儿的格格笑声。我从椅子里起身，然后也进了走道。 在光线暗淡的婴儿房里，她把孩子抱起来，用鼻子触着孩子的鼻子。 我说：“朱丽亚 你把她吵醒了。” “不，我没有吵醒她，她本来就是醒着的。你没有睡着，对吧？噢，小乖乖？你醒着的，对吧？噢，我的小乖乖。” 稿子用小拳头揉了揉跟睛，然后打了一个哈欠。她看上去肯定是被吵醒的。 朱丽亚在黑暗中转身对着我。“我没有。真的，我没有吵醒她。你干吗以这种方式看着我？” “什么方式？” “你心里明白是什么方式。指摘的方式。” “我没有指摘你任何事情。” 孩子弄始呜咽，接着哭了起来。朱丽亚摸了摸她的尿布。“我觉得她撤尿了，”她说着把孩子递给我，然后走出了房间，“你来做吧，完美先生。” 现在，我们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我给孩子换了尿布，把她放回床上，然后听到朱丽亚洗完了澡，砰的一声关上门。无论何时朱丽亚开始用力关门，那就是我前去抚慰她的信号。但是，今天晚上我没有那样的感觉。我感到恼怒，因为她吵醒了孩子；她说话不兑现也使我感到恼怒——说了要早点回家，但是出现变化之后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感到害怕，因为她被情人弄得心神不宁，已经变得非常不可靠了。要么，她现在根本就不再关心她的家庭了。 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切，但是，我不想去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状态。 我让她去砰砰砰地关门。她非常用力地猛碰衣橱的推拉门，连木头都被撞得嘎嘎地响。她咒骂。那是另外一个应谚赶快跑去的信号。 我回到起居室里坐下，拿起我刚才正在阅读的书，两眼们着书页。我努力集中注意力，但是却做不到。我怒火中烧，听着她在卧室里乒乒乓乓地发火。如果她一直这样下去，就会吵醒埃里克，到那时我就得去面对她，我但愿她不要走到那一步。 她发出的噪音最后终于停了下来。她可能已经上床了，如果这样，她将会很快入睡。朱丽亚在我们吵架时也能入睡。我绝对做不到；我设有去睡，心里怒火直冒，在房间里踱步，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当我后来睡觉时，朱丽亚已经睡得死死的。我溜上了床，侧身转向我的一边，离她远远的。 凌晨１点，小女儿开始尖声矍叫。我伸手去摸电灯开关，不小心碰翻了闹钟，触动了闹钟的收音机开关，顿时响起了高声的摇滚音乐。我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床头灯开关，然后关掉了收音机。 小孩仍在号啕大哭。 “她究竟怎么啦？”朱丽亚睡眼蒙陇地问。 “我不知道。”我下了床，摇了摇头，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 我走进婴儿房，打开电灯。房间显得非常明亮，印有小丑图案的黄色墙纸泛着光亮。我脑袋里冒出一个问题：她把整间婴儿房都装饰成了黄色，为什么却不喜欢黄色餐具垫， 小孩站在儿童床上，两手抓住栏杆号啕大哭，嘴巴张开，一声长声短地喘息，脸蛋上挂着泪珠。我伸出手，她的手向我伸来，我哄着她。我想她一定是做了噩梦，我哄着她，轻轻地摇着她。 她继续大声哭叫，没有缓解的迹象，或许她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或许她的尿布使她觉得不舒服。我查看了她的身体，发现她的腹部上有一片正在肿大发炎的红色疹子，它们呈条状蔓延到背部，接着向上延伸到颈部。 朱丽亚进了房间，“你可不可以让她别哭了？”她问。 我回答说：“她病了。”我说着让她看那些疹子。 “她发烧吗？” 我摸了摸阿曼达的额头。她满头大汗，脑袋发热，不过那可能是哭叫的结果。她身体的其余部分摸上去冷冰冰的。“我不知道。我看她没有发烧。” 我现在看见了她大腿上的疹子。那是刚才出现的吗？我几乎觉得，它正在我眼皮底下慢慢扩大。事实可能正是这样，难怪小孩的哭叫越来越凶。 “糟糕，”朱丽亚说，“我去给大夫打电话。” “嗯，去吧。” 这时，我让孩子平躺在床上——她哭得更厉害了——然后仔细地检查她的全身。疹子正在扩散，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她显然非常痛苦，尖叫的声音撕裂人心。 “哦，宝贝，哦……”我哺哺道。 疹子肯定在扩散。 朱丽亚回到房间，告诉我她给大夫留了话。 我说：“我不会再等下去了。我要送她去看急诊。” “你觉得真的有必要送她去吗？”她问。 我没有搭理她，径直走进卧室，穿上衣服。 朱丽亚问：“你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不，你留下来照看孩子。”我说。 “你确定吗？” “对。” “好吧。”她说。她慢慢向卧室走去。我伸手拿上汽车钥匙。 孩子继续号啕大哭。 “我知道，这不好受，”实习医生说，“但是，我觉得给她使用镇静剂并不安全。” 我们在急诊室一角用帘子围成的小隔问里。实习医生俯身用仪器检查正在哭叫的女儿的耳朵。这时，阿曼达浑身的皮肤红肿发亮，好像被煮过似的。 我感到害怕。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病情——孩子浑身肿得发亮，不停地哭叫。我不信任这位实习医生，他的模样太年轻，难以胜任。他不可能有足够的经验，看上去甚至还没有开始刮胡须。我非常紧张不安，不停地挪动着脚步。我的女儿在１个小时里一直没有停止哭叫，我开始感到自己的精神有些失控了。这样的情形使我难以承受。那位实习医生却不以为然。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做到这点。 “她段有发烧，”他一边说，一边记录，“但是，就这么小的儿童而言，是否发烧并无决定性意义。一岁以下的儿童可能根本就不发烧，即使出现严重感染也可能不发烧。” “她得的就是这种病吗？”我问：“感染…’ “我不知道。因为出现了疹子，我目前认为是病毒性的。可是，我们应该很快见到初步的验血结果——哦，好的。”一位hushi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嗯］嗯……”他停顿片刻。“这个……” “这个什么？”我问，两条腿焦急不安地挪动着。 他两眼盯着纸条，摇了摇头。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这个什么？” “不是病毒感染，”他说，“白血球数量全是正常的，蛋白质化验结果正常。她体内的免症系统根本没有启动。” “那是什么意思？” 他的表情非常镇静，站在那里蹙眉思考。我觉得那是否说来他只是愚钝。一流人才现在并不学医，保健组织包揽了一切医疔事务。这个小伙子可能就是新一代庸医的一员。 “我们得扩大诊断范围，”他说，“我已经要求搞一次外科会诊，一次神经科会诊，皮肤化验结果很快就会出来，感染检查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那意味着，很多人将会和你谈话，反复提出同样的问题，可是——” “那没什么，”我说，“我不介意。只是……你觉得她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福尔曼先生。如果它不是传染性的，我们会考虑引起皮肤症状的其他原因。她没有出国旅行吧？” “没有。”我摇了摇头。 “最近没有接触过重金属或有毒物质吧？” “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 “到过废气物品倾倒处、工厂，或者接触过化学物品……” “没有，没有。” “你能够想到任何可能引起这种反应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等一等，她昨天接受了免疫注射。” “什么疫苗？” “我不知道，就是她这个年龄段接种的疫苗……” “你不知道是什么疫苗？”他问。他的记录本已经打开，笔尖在页面上停下。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疫苗，她每次到那里去都挨一针。你是倒霉的医生——” “算了吧，福尔曼先生，”他用安慰的口吻说，“我知道这给你的压力很大。如果你能告诉我那位儿科医师的名字，我给他打电话，你觉得这样如何？” 我点了点头，伸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抹了一把。找浑身是汗。我把那位儿科医师的名字拼出来，他写在记录本上。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努力使自己冷静地进行思考。 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孩子不停地号啕大哭。 过了半小时之后，她开始出现惊厥。 当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会诊医师正在俯身检查她的身体时，惊厥突然出现。她幼小的身体开始抽搐和痉挛。她开始恶心，好像快要呕吐了。她的双腿阵发性抽搐。她开始呼哧呼哧地喘息，直翻白眼 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也记不清做了什么，但是，一名身材壮如足球运动员的大块头男性护工冲了进来，把我推向小隔间的一侧，然后拖住我的双臂。我从他的巨大肩头向后看，发现六个人围在我女儿身边，一名身穿印有巴特·辛普森图案的Ｔ恤衫的hushi正把针头刺入女儿的前额。我开始叫喊，拼命挣扎。那名男性护工叫着：“透皮接麦书页，透皮接麦持页，透皮接麦书页。”一直重复了好几遍。我最后才发现，他说的是“头皮静脉输液”。他解释说，只是准备实施静脉输液，孩子已经脱水了。那就是她出现惊蹶的原因。我听到他们谈到了电解质镁、钾。 感谢上帝，惊蹶在几秒钟后总算停止了。但是，她仍在号啕大哭。 我给朱丽亚打电活。她没有睡着。“她怎么样？” “还是那样。” “还在哭吗？那是她的哭声吗？” “是的。”她可以听到我身后阿曼达的哭声 “哎哟，上帝。”她呻吟了一声，“他忙说是什么病？” “他们还不知道。” “噢，可怜的孩子。” “这里大约有１５位医生在会诊。” “我能做点什么？” “我看不能。” “好吧。随时告诉我情况。” “奸吧。” “我没有臃觉。” “好吧。” 离拂晓还有几个小时，那一群参加会诊的医生宣布，她得的病可能是肠梗阻或者脑肿瘤——他们无法确定，决定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当她被推进核磁其振成像室时，天空开始渐渐发白。一架巨大的白色机器位于房间中央。hushi告诉我，如果我能帮助她进行准备工作，对小孩的情绪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她把孩子头皮上的针头拔出来，因为在进行棱核磁共振成像时孩子身上是不能有任何金属的。鲜血沿着阿曼达的脸庞往下淌，流进了她的眼睛。hushi把它擦干净。 现在，阿曼达被固定在白色板子上，慢慢送入了机器。我的女儿盯着那台核磁共振仪，两眼充满恐惧的神色，仍然在号啕大哭。 hushi告诉我，我可以在隔壁房间里和那位技师在一起。我走进那间用玻璃分隔开来的房间，可以观察到核磁共振仪工作的情况。 技师是一个外国人，黑人。“她几岁了。是女孩吧？” “对，是女孩。９个月。” “双肺不错。” “是的。” “开始了。”他开始摆弄那些旋钮和调节控制器，几乎没有看我的女儿。 阿曼达的身体全部都在机器之内。她抽泣的声音从话筒另一端传来，显得细弱无力。技师扳动开开关，机器上的泵开始工作发出了大量噪音。但是，我仍然可以听到女儿号啕大哭的声音。 这时，她突然停止了哭声。 她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糟糕！”我叫道，转眼看了技师和hushi一眼。他两人的脸上呈现出震惊的神色。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出现了某种可怕的情况。我的心里开始咚咚地猛烈跳动。技师急忙关了电源，我们冲进检查间。 我的女儿躺在那里，仍然被捆绑着，呼吸急促，但是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她慢慢地眨了眨眼睛，好像被射花了眼。她的皮肤的粉红色已经来显减退，局部出现了正常颜色。疹子在我们的眼前渐渐褪去。 “要是出了问题，我就倒霉了。”技师说。 回到急诊室后，他们不让阿曼达回家。那些外科大夫们仍然认为，她要么患有肿瘤，要么是有急性肠道毛病，因此要她留院观察。但是，她身上的湿疹继续稳定地消退。过了一个小时，粉红色慢慢减弱，然后完全消失了。 没有人能够解释眼前出现的情况，那帮医生们显得局促不安。在她前额的另外一侧重新插上了静脉输液管。但是，阿曼达躺在我的怀里，十分饥饿地在狂饮一瓶婴儿奶。她盯着我，两眼露出她在进食时常有的那种有催眠作用的神色。她看上去真的平安无事了。她在我的怀中进入了梦乡。 我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然后开始提出：我得回家去照料其他孩子，我得送他们去上学。 过了片剥，那些医生们宣布现代医学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把我和女儿打发回家。 阿曼达一路上安稳睡觉，直到我把她从座位上抱起时才醒了过来。夜空渐渐转为灰色，我抱着她走上门前的车道，然后进了家门。第３天 早上６点０７分 房子型寂静无声。孩子们西在睡觉。我发现朱丽亚站在餐厅里，望着窗外的后院。后院里的喷淋器开着，哧哧作响。朱丽亚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两眼盯着窗户，身体一动不动。 我说：“我们回来了。” 她转过身体：“她没事儿吧？” 我把抱在手里的小孩递给她：“看来是吧。” “感谢上帝，”她说，“我很担心，杰克。”但是，她没有走过来，没有接触阿曼达。“我很担心。”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冷冰冰的。那声音实际上并不着急，她说话的语气一本正经，就像是在叙述她不理解的另一种文化的仪式。她嘬了一口杯子里的咖啡。 “我一夜都没合眼，”她说，“我很担心，感觉糟透了。感谢上帝。”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掠过，然后转向一边。她露出了内疚的神色。 “想抱一抱她吗？” “我，嗯……”朱丽亚摇了摇头，点头示意端在手里的咖啡杯。“现在不吧，”她说，“我得去看一看那些喷淋器。它们给我的玫瑰灌了太多水。”她说罢走向后院。 我目送她走进后院，看见她两眼望着那些喷淋器。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故作姿态地检查安装在墙上的记时器盒子。她打开盖子，然后查看了盒子内部。我不懂她的意爱。为我家干活的花匠上周刚刚调过喷淋器的记时器。或许，他们没有调试好。 阿曼达在我的怀里呼哧呼哧地呼吸。我抱着她走进婴儿房，给她换了尿布，然后放到床上。 我走向厨房，看见朱丽亚正在用手机打电话。这是她的另一个新习惯。她并不经常使用家里的座机，而是使用她自已的手机。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座机，她解释说，用手机方便一些，因为她打许多长途电话，手机的话费是由公司支付的。 我放慢脚步，在地毯上行走。我听到她说：“对，情况不妙，我当然会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得小心……” 她抬起头来，看见了我，说话的语气立刻变了。“好吧，嗯……听我说，卡罗尔，我认为，我们只要给法兰克福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发传真确认，把他的反馈告诉我，好吧？”她说罢吧嗒一声关上手机。我进了厨房。 “杰克，我不愿意在孩子起床之前离开，但是……” “你必须走吗？” “我看是吧。公司里出了一点事情。” 我看了一眼手表。６点１５分。“好吧，” 她说：“那么，请你，嗯……孩子……” “没问题，我会把一切弄好的。” “谢谢。我晚些时候给你打电话。” 于是，她离开了家。 我疲惫不堪，洼思维也混乱了。小女儿仍在睡觉，运气不错，她睡觉的时间多了几个小时。家里请的杂工玛丽亚６点３０分来了，摆放好早餐用的餐具。孩子们用了早餐，我开车送他们上学。找尽垦使自己头脑保持清醒。我小停地扣哈欠。 埃里克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上。他也在打哈欠。 “今天没有睡醒吧？” 他点了点头。“那些人让我一夜都没有睡着。”他说。 “什么人？” “昨天晚上到家里去的人。” “什么人？”我问。 “来吸尘的人，”他说，“他们把家里吸了一个遍。他们把鬼魂都给吸出来了。” 尼科尔在后座上窃笑：“鬼魂……” 我说：“我觉得你是在做梦吧，儿子。” 埃里克最近爱做千奇百睦的噩梦，常常在半夜惊醒。我敢肯定，那是因为尼科尔让他一起观看恐怖电影，知道那些电影会使他恐慌不安。尼科尔这个年龄段的人喜欢观看以蒙面杀手为主角的恐怖电影——那些系手谋害发生性行为之后的青少年。那是一种固定套路：你有了性行为便会丧命。但是，那些电影对埃里克来说不适宜。就她让埃里克看恐怖电影的事情，我已经和尼科尔谈过多次了。 “不，爸爸，那不是做梦”埃里克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那些人的确在家里。来了许多人。” “哦——噢。嗯，那鬼魂是什么样子的？” “他是鬼魂，全身银色，闪闪发光，不过他没有脸。” “哦——噢。” 这时，我们到了学校。尼科尔说，她课后要参加戏剧彩排，我下午接她的时间应该是４点４５分，而不是３点４５分；埃里克说，如果要他去注射疫苗，他就不去儿科医师那里接受检查了。我重复了所有父母都用的经久不变的咒文：“我们看看再说吧。” 两个孩子拽着双肩包下了汽车。 他们两个人的背包重量大概都有２０磅。我对此一直不习惯。我在他们那个年纪时，孩子们不背那么大的书包。我们那时根本就没有双肩包。如今，好像每个孩子都有双肩包。你会看到小不点的二年级学生驮着它，弯腰驼背地-出入校门，就像在高山地区从事搬运工作的夏尔巴人。有的孩子把书包放在手推车上，就像在机场上拉着行李包。我不理解这种现象。这个世界正在数字化；一切都在朝着重量轻、体积小的方向发展。然而，学龄儿童的负担却空前沉重。 在两个月之前的一次家长会上，我提出了有关的问题，那位校长说：“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对此表示关注。”随即便岔开了话题， 我对此也弄不明白。如果他们都表示关注，为什么却无动于衷？当然，那是人的本性。没有人走去防患于未然。我们只有在孩子被车压死了之后，才会在路口上安装“停车观察”的交通标识。 我又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跟着早上缓慢的车流行进。我想，我可以睡几个小时的觉。我心里考虑的只有这一点。” 玛丽亚１１点左右叫醒了我，不停地摇着我的肩膀，“尔曼先生，槁尔曼先生。” 我睡眼惺妈，“什么事？” “孩子。” 我立刻清醒过来，“她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她全 ”她伸手捷了摸她自己的肩膀和手臂。 “她全怎么啦？” “你去看一看孩子吧，福尔曼先生。” 我摇摇晃晃地下了床，走进了婴儿房。阿曼达站在童床上，两手拉着栏杆。她开心地跳着，笑呵呵的。她看来一切正常，只是整个身体呈蓝中带紫的颜色，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肿包。 “噢，上帝。”我叫道。 我无法再去医院忍受前一天夜里那样的遭遇，我无法忍受见到更多不告诉你任何情况的身穿自大褂的医生，我无法忍受再次遭到恐吓。前一天夜里的经历使我身心疲惫。一想到女儿生病的事情我心里就十分难受。我走到阿曼达跟前，她对着我开心地格格笑着。她向我伸出一只小手，在空中抓着，要我抱她起来。 我把她抱起来。她精神不错，伸手来抓住我的头发，想取下我的眼镜——那是她的习惯动作。我这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皮肤，但是心里觉得安稳了许多。她的皮肤像是被打肿了一样——那是受到撞击的颜色——周身全是那样的颜色。阿曼达好像曾被放进过染缸一样。那种颜色的均匀性使我感到恐慌。 我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给急诊室的医生打电话。我伸手在衣服口袋里找他的名片，阿曼达一直想抓下我的眼镜。 我用一只手拨动电话。我可以用单手做许多事情。我一拨电话就通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惊讶。 “噢，”他说，“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你女儿感觉如何？” “怎么说呢，她看上去感觉不错，”我说着往后扬了—下头，使阿曼达抓不到我的眼镜，她格格地笑着；抓眼镜现在是种游戏。 “她感觉不错，”我说，“不过，问题是——” “她身上有任何出现淤血的地方吗？” “对，”我回答说，“实际上，她真的有。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给你打电话。” “淤血全身都有吧，颜色完全一致吧？” “对，”我说，“身上大部分都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唉，”医生说，“她的试验报告全都出来了，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完全正常。健康儿童。我们仍在等待的只有核磁共振成像报告，但是，核磁共振成像仪出了毛病，他们说要等儿天。” 我无法直回避躲闪，我说着把阿曼达放回儿童床。当然，她不喜欢我那样做，脸蛋皱成一团，眼看就要哭起来。我把甜饼怪物玩具递给她，她坐下玩了起来。我知道，那甜饼怪物玩具大约可以使她安静５分钟。 “无论如何，”医生说，“知道她情况不错使人感到高兴。” 我说：“我也感到高兴。” 医生停顿片划。后来，他开始咳嗽。 “福尔曼先生，我发现你填写的就医表格上说，你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 “对。” “这是否意味着你参与了工业制造？” “不。我是搞程序研发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从事那工作的？” “在硅谷。” “比如说，你不在工厂里工作吧？” “没有。我在办公室工作。” “哦。”对方停顿了片刻，“我可以问你在何处供职吗？” “实际上，我眼下没有工作。” “哦，好吧。目前的状态有多久了？” “６个月。” “我明白了。”对方稍有停顿，“嗯，好的，我只是想搞清这一点。” 我问：“为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哦，它们是表格上的内容。” “什么表格？”我问，“我在医院就已经填完所有表格了。” “这里还有一份表格，”他说，“健康安全表。健康与安全办公室制作的表格。” 我问：“这些问题是做什么用的？” “还出现了另一个病例，”他说，“症状与你女儿的非常相似。” “什么地方？” “萨克拉门托总医院。” “什么时候？” “５天以前。但是，那个病例涉及的人完全不同。患者是一位年龄４２岁、在墨西哥的马德雷山区搞野外工作的植物学家，一位研究野生花卉的专家。那里有种特别的花卉或植物。长话短说，他住进了萨克托门托的医院。而且，他的临床病程与你女儿的类似——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作，不发烧，伴有剧烈疼痛的红斑性反应。” “也是做了核磁共振成像后就消除了反应。” “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核磁共振成像检查，”他说。“但是，这种综合征——无论它是什么东西——显然是自体限制性的。非常突然地发作、非常突然地结束。” “他现在康复了吗‘那位植物学家？” “他的状况良好。有两三天出现了淤血，没有其他症状。” “好的，”我说，“听到这一点我感到高兴。” “我知道你想知道这些情况。”他说。 后来，他告诉我，他可能还要给我打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并问我是否愿意。 我说，他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活。 如果阿曼达病情出现任何变化，他要我给他打电话，我答应了，然后挂断电话。 阿曼达扔掉了甜饼怪物玩具，站在儿童床上，一只手抓住栏杆，另一只手朝我伸来，小指头不停地抓着。 我抱起她；就在那一瞬间，她抓下了我的眼镜： 我伸手去抢眼镜，她发出细长而尖厉的欢快叫声。 “阿曼达……”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她把眼镜扔向地板。 我眨巴着眼睛。 没有眼镜我看不清楚。我的眼镜是软金属框架的，现在已难以看到了。我趴在地上，手里仍旧抱着孩子，伸手在地上摸索了几圈，希望能够触摸到眼镜。我没有找到。我半眯着眼睛缓缓向前移动，又伸手摸了一遍，还是没有触到眼镜。这时，我看见儿童床下闪过一丝亮光。我放下孩子，趴到了儿童床下，找到眼镜戴上。在那个过程中，头被儿童床重重地撞了一下，我急忙低下了头。 这时，我的目光落在床下墙上的一个电源插座上。插座上面有一个小塑料盘。我拔下来，看了看。一个两英寸长的细管子，看上去像是一个平压装置，一种泰国制造的普通商业产品。输出和输入电压在制造塑料盒子时已被标上。盒子的底部有一个白色标签，下面写着ＰＲＯＰ ＳＳＶＴ，并且带有条形码。它是公司贴在存货上的不干胶标记。 我转动那个细管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负责管理家务已有６个月时间了，我知道家里物品的摆放位置。可以肯定的是，阿曼达的房间里是不需要平压装置的。这样的东西只用在对电流敏感的设备上，比如计算机。 我站起来，环顺房内，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同之处。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切都变了，不过只是稍有不同。阿曼达的夜灯灯罩上饰有动画片小熊维尼中的角色。老虎是她最喜欢的动物，我总是将老虎朝着她的儿童床。现在，朝着儿童席的是小驴依育。阿曼达用的防水垫的一角以一处污迹，我总是让有污迹的底部朝左边，现在它在右上方。我把那些预防尿疹的润滑油瓶子放在柜子的左边，那是她伸手拿不到的地方。现在，它们靠得太近，她伸手可以抓到它们。而且，还有—— 女佣走进来，站在我的身后。 “玛亚亚，”我说，“你清扫了这个房间吗？” “没有，福尔曼先生。” “但是，房间里摆放的东西挪动了位置。”我说。 她环顾四周，耸了耸肩，“没有啊，福尔曼先生。还是原来的样子吧。” “不一样不样，”我坚持说，“已经变了样。瞧。”我指着灯罩和防水垫，“挪动了位置。” 她又耸了耸肩，“好吧，福尔曼先生。” 我看见她脸上露出了困惑不解的神色。她要么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要么认为我疯了。而且，我很可能真的显得有一点疯，一个成年人着迷于饰有小熊维尼的灯罩。 我让她看我手里的细管子：“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 她摇了摇头，“没有。” “在儿童床下发现的。” “我不知道，福尔曼先生。”她拿在手里，边转动，边观看。她耸了耸肩，然后把它还给了我。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目光中露出了警觉的神色。我开始感到尴尬。 “好吧，玛丽亚，”我说，“没什么关系。” 她俯身抱起孩子：“我要喂她吃的了。” “好的，去喂吧。” 我离开了房间，心里感觉怪怪的。 为了弄清情况，我上网查找“ＳＳＶＴ”。我链接到的网页包括斯里西瓦维西努神庙、科尼茨华芬培训学校、纳粹徽章售卖部、子系筑采样显示技术公司、南海岸职业技术学校、光学变温低温恒温系统公司、家用硬化地板公司、弹弓维纳斯的乐队、瑞士射击协会，在那个网址之后，搜索便停止了。 我离可了计算机。 我注视窗外。 玛丽亚给我开了一份购物单，上面歪歪扭扭列出了各个项目。我真的应该先购物，再去接孩子。但是我待着没动。有时候，周而复始的家庭生活节奏似乎使我不知所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很不踏实。每当出现那样的情形时，我只得呆呆地坐几个小时。 我不想动。现在不想。 我不知道朱丽亚今天晚上是否会给我打电话，不知道她是否会找出别的什么借口。我不知道如果她某一天回到家里，宣布她已经爱上了别人，我将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到那时我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我将怎么办。 我正对的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小雪花果树，树干碧绿，枝繁叶茂。我们搬来这里后不久栽种时，它要小得多。当然，是那些种树的工人们栽的，但是我们当时全都在场。尼科尔用上她的塑料铲子和小桶。埃里克夹着尿布在草坪上爬。朱丽亚让那些工人着了迷，心甘情愿地干得很晚，在当天完成了工作。他们离开之后，我吻了吻她，清除了她鼻子上的泥土。她说：“它将来会给找们的整幢房子遮风挡雨。” 但是，它后来使我们大失所望。它的一个树枝在一次风暴中被折断，它长得有些不对称。小雪花果树的木质松软，树枝很容易断裂。它没有长到为整幢房子遮风挡雨那么大。 但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从窗户望去，我看见全家人都在草坪上。然而，这只是脑海中的回忆而已。现在，我很担心那样的场景将不再出现。 在接触多智能体系统许多年之后，你开始用那些程序的方式来看待生活。 从根本上讲，你可以将多智能体环境视为某种类似于棋盘的东西，将智能体视为类似于棋子的东西。那些智能体在棋盘产生互动，以便达到目标，与棋子移动以便获胜的方式类似。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没有人去移动那些智能体。它们自己互动，以便产生结果。 如果你设计的智能体拥有记忆力，它们便可以了解其所在环境的情况。它们能记住自己在棋盘上到过的位置，记住曾经出现的情况。它们能够按照特定的期望，回到某些位置去。最后，程序编制员说，那些智能体对它们所在的环境产生信念，会按照那些信念去产生作用。当然，严格说来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景完全有可能是真的。它看起来是那样的。 然而，使人感兴趣的是，某些智能体会逐渐形成错误信念。要么是因为动机冲突，要么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它们开始出现不恰当的行为。环境已经出现了变化，但是它们看来却并不知道。它们重复已经过时的模式。它们的行为不再反映棋盘上的真实情况。它们似乎被困在过去的时间之中了。 在逐步发展的程序中，那些智能体被消灭了。它们没有后代。在其他多智能体程序中，智能体的主要倾向产生了作用，那些过时的东西只是被绕过，被推向边缘。有的程序拥有一种“严厉的收割者”模块，那样的模块定期将它们剔除出去，使它们脱离系统。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们被困在它们自己的历史之中。有时候，它们集结起来，回到系统之中。有时候，它们不那样做。 诸如此类的思考使我不寒而粟。我在椅子上辗转不安，看了一眼座钟。我看见接孩子的时间到了，心里有了一种被解脱的感觉。 在我们等待尼科尔完成彩排的过程中，埃里克在车里做家庭作业。她垂头丧气地走出校门；她本以为她自己担任领唱，但是，那位戏剧教师却把她安排在合唱组中。“只有两句台词！”她说着，用力关上车门。“你们想知道我的台词吗？我说，‘瞧，约翰来了。’在第二幕中，我说，“这听起来相当严重。”就是这两句话！”她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我弄不懂布莱基先生出了什么毛病！” “他可能觉得你讨厌。”埃里克说。 “老鼠屎！”她打了一了他的脑袋，“猴屁股！” “够了，”我说着发动了汽车，“系上安全带。” “小傻瓜蛋，他知道个屁。”尼科尔说着，扣上了安全带。 “我说了，够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臭家伙，”埃里克说，“浑身尿臭。” “够了，埃里克。” “得了吧，埃里克，听你父亲的话，闭上嘴巴。” “尼科尔……”我瞟了一眼后视镜中的她。 “对——不起。” 她看上去快要哭了。我安慰她：“宝贝，你没有得到想担任的角色，我真的很难过。我知道，你很想扮演那个角色，这一定让你觉得很失望。” “不。我不在乎。” “好吧，对不起了。” “真的，爸爸，我不在乎。都过去了。我还在向前走。”过了片刻，她说：“你知道是谁演那个角色吗‘那个小婊子凯蒂·理查兹！布莱基先生只是一个好色鬼！”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她已经大哭起来，抽泣的声音响亮，就像在演戏。埃里克在一旁向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翻了一下白眼。 我开车回家，提醒自己晚饭后等尼科尔安静下来时，和她谈一谈不要讲脏话的问题。 我切着青豆，以便把它们放进蒸锅里去。这时，埃里克来了，站在厨房门口。“嘿，爸爸，我的ＭＰ３播放器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不应管他们如何摆放个人物品。埃里克的游戏小子，他的棒球手套，尼科尔的短背心，她的手链…… “怎么办，我找不到了。”埃里克仍旧站在厨房门口，不靠近我，担心我会叫他帮助摆放餐具。 “你找了吗？” “到处都找遍了，爸爸。” “嗯。你房间里找过吗？” “全找过了。” “娱乐室呢？” “全找过了。” “车里呢，你可能把它忘在车里了。” “我没有，爸爸。” “你把它放在学校的贮藏柜里了吧？” “我们没有贮藏拒，只有小格子。” “你检查过短上装的口袋吗” “爸爸，行了吧。我全找过了。我需要它。” “既然你各个地方都找过了，我也没有办法找到，对吧？” “爸爸。求您帮帮我好吗？” 锅里炖的菜还需要半个小时。我放下刀子，走进埃里克的卧室。 我看了看通常乱扔东西的地方：衣服乱成一堆的衣橱后部（我得跟玛丽亚说说这一点）、床下、床头柜后面、浴室最下层的抽屉、书桌上成堆的杂物下面。埃里克说得对，他房间里没有。 我们转向娱乐室。我路过婴儿房时朝里看了看。我一眼发现了它。它就在更衣台旁边的架子上，和那些装婴儿护肤用品的瓶子放在一起。 埃里克一把抢了过去。“嗨，谢谢爸爸！”他蹦蹦跳跳地走开了。 没有必要问它为什么会在婴儿房里。我回到厨房，继续切青豆。这时埃里克又叫了起来： “爸——爸！” “怎么啦？”我问。 “它不响了！” “别大声嚷嚷。” 他回到厨房，绷着一张脸：“她把它弄坏了。” “谁弄坏的？” “阿曼达。她可能让口水流进去了或者怎么的，她把它弄坏了。这不公平。” “你检查过电池吗？” 他脸上露出了可怜的神色：“检查过了，爸爸。我跟你说了，她把它弄坏了！这不公平！” 我怀疑他的ＭＰ３播放器并没有出毛病。这些玩意儿是固体装置，没有传动部件。而且，它太大，小女儿拿不动。 我把青豆倒进蒸锅里，然后伸出手来：“让我看一看。” 找们走进车库，我搬出了工具箱。埃里克看着我的每个动作。我有一整套修理计算机和电器专朋的小工具。 我动作麻利，我拿起４号菲利普螺丝刀，ＭＰ３播放器的后盖很快就被打开。我看了看绿色的线路板。线路板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它就像从干衣机里取出的棉绒，遮住了那些电子元件。我怀疑，埃里克打棒球时衣袋里装着ＭＰ３播放器。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它被弄坏了。但是，我检查了塑料线路板的边沿，看见有一个橡胶垫圈被卡在后盖与机芯之间了。他们制造时是使它密封的……他们应该这样做。 我吹开灰尘，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想找到一个松开的电源接头，或者一个由于受热而松动的记忆芯片——总之是某种容易修好的东西。我半眯着眼睛检查那些芯片，想看清上面的符号。一个芯片的字迹模糊不清，因为看来是某种—— 我停了下来。 “什么东西？”埃里克问，两眼望着我。 “把那个放大镜给我。” 埃里克递给我一个放大镜，我将高强台灯的位置调低，俯身仔细检查那块芯片。我看不清上面的符号的原因是芯片的表面已被腐蚀，整个芯片是蚀刻在主板上的微型沟槽——一种微型河流三角洲——中的。我现在知道了那些灰尘的来源。它是芯片解体后的遗留物。 “你能修好吗，爸爸？”埃里克问，“你能吗？”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主板的其余部分看来完好无损。控制器芯片没有动过。仅有的一个记忆芯片坏了。我不是搞硬件的，但是我懂得如何排除计算机的一般故障。我会安装硬盘驱动器，增加内存条，以及进行类似的检修。我以前处理过记忆芯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故障。我能够想到的一点是，它是一个有毛病的芯片。这类ＭＰ３播放器很可能就是用最廉价的元件组装的。 “爸爸，你修得好吗？” “修不好，”我说，“需要换芯片、我明天去给你弄一个。” “是她弄坏的，对吧？” “不是。依我看，那芯片本来就有毛病。” “爸爸。用了一整年都是好好的。是她弄坏的。这不公平。” 恰好这时，小女儿哭了起来。我把ＭＰ３播放器放在车库的工作台上，回到了屋里。我看了一眼手表。在锅里的菜炖好之前，我刚好有时间为阿曼达更换尿布，然后准备她吃的麦片。 到了９点钟，阿个小孩已经入睡，房子里安静下来，只能听见尼科尔的声音：“这听起来相当严重，这听起来相当严重。这听起来……相当严重。”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样子背诵台词。 我早些时候收到了朱丽亚发来的语音信息，她说８点之前回家。但是，她没有按时到家。我不打算打电话问她的情况。反正我累了，累得没有精神去担心她的事情了。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已经学到了许多小窍门——主要是随心所欲使用锡箔纸，以便省去大量的洗刷工作。但是即便如此，在做好了饭菜，摆放上桌，照顾孩子们吃饭，假装开飞机以便哄小女儿吃下麦片，餐后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把小女儿坐的高椅子擦拭干净，照顾小女儿睡觉，然后清扫厨房——干完这一切之后，我已经疲惫不堪。今天感觉特别累，小女儿一直乱吐麦片，埃里克吃饭时一直说那不公平，他要的是(又鸟)翅，而不是烤肉。 我砰的一声瘫倒在床上，伸手打开电视。 只有静电声，这时我才意识到ＤＶＤ播放机仍然开着，切断了有线电视的信号。我摁了一下遥控器，开始播放光盘上的内容。它是朱丽亚的演示录像，那是几天之前的。 微型摄像头在血液里运动，进入了心脏。我又一次看到，血液几乎是无色的，红血球不断弹跳。朱丽亚在说话。实验对象躺在检查台上，他身体的上方是那触角。 “我们离开了心室，大家将会看到主动脉就在前方……接着，我们将要穿过动脉系统……” 她转身面对摄像机镜头。 “各位已经看到的形象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可以让摄像头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循环运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构成想要看到的任何东西的高清晰度合成图像。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强磁场，让摄像头停下来，我们完成检查之后，可以借助一种由强磁场包围的静脉环分流血液，取出那些微粒摄像头，然后送病人回家。” 录像画面切回到朱丽亚。“艾克西莫斯公司发明的这一技术安全、可靠，操作起来非常简便。它无需经过高级训练的人员；它可以由实施静脉输液的hushi或医疗技师操作。但在美国，每年死于血管疾病的病人就多达１００万。３，０００万以上的人被诊断患有心血管疾病。这一成像技术的商业前景非常广阔。它无痛、简单、安全，将会取代其他成像技术——例如计算机Ｘ光断层造影扫描和血管造影——将会成为标准的医学检查方法。我们将会销售这种采用纳米技术的摄像头、触角和监视系统。我们作一次检查的费用仅为２０美元。这与某些基因技术形成鲜明对比，使用那些技术检查一次的费用现在高达２，０００至３，０００美元。但是，以每次检查２０美元的收费标准，我们预期第一年的全球收入会超过４亿美元。而且，一旦这一方法变为标准，该数字将会增加３倍。我们所谈的这种技术每年将会带来１３亿美元的收入。好吧，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 我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关了电视。录像给人深刻印象，她的观点也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我无法理解，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为什么会在下一轮筹资活动中遇到困难。对投资者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收入稳当的项目。 但是，她当前很可能并无困难。她很可能只是以这一场资金危机为借口，每天晚上挨到很晚才回家。那些原因只有她自己才心知肚明。 我关了电灯。我躺在床上，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眼前飘过一连串稍纵即逝的形象。朱丽亚的大腿架在另一个男人的腿上。朱丽亚的背部疼痛。朱丽亚呼吸急促，肌肉紧张。她伸出一只胳膊推着床头。我发现自己无法止住那些形象。 我从床上爬起来，去看一看孩子们的情况。 尼科尔还没有睡觉，正在给她的朋友们发电子邮件。我告诉她该关灯了。 埃里克已经把被子蹬开了。我伸手把它整理好。 小女儿身上的紫色还未消退，但是她睡得很好，呼吸轻柔而均匀。 我回到床上。我努力使自己入睡，努力使自己去考虑别的事情。我辗转反侧，调整了枕头，起来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点饼干。后来，我终于入睡，但是睡得并不安稳。 而且，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夜间的某个时候，我翻身看见朱丽亚正站在床前脱衣服。她的动作缓慢，正在解开上衣的纽扣，似乎非常疲惫，或者很想睡觉了。她没有面向我，但是我可以从镜子里看见她的脸。她看上去很美，几乎像一位皇后。她的面容轮廓比我记忆中的更分明，尽管那可能只是由于灯光的原因。 我半闭着眼睛。她没有注意到我是醒着的。她继续慢慢地解开上衣纽扣。她的嘴唇微微颤动，似乎在喃喃低语，或者是在祈祷。她的眼睛显得空荡荡的，迷失在沉爱之中。 就在我观察的过程中，她的嘴唇变成了深红色，接着成了黑色。她看来并没有注意到那些变化。那黑色从她的嘴上蔓延开来，布满脸颊，覆盖两腮，接着到了预部。我屏住呼吸，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那黑色现在形成一层薄膜，慢慢地笼罩了她的全身，就像是一件黑色披风。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上半个面孔。她的表情平静；实际上，她好像失去了知觉，目光直愣愣地对着空中，黑色嘴唇无声地颤动。我望着她，觉得一股寒气钻进了自己的骨头。过了片刻，那个黑色的罩子滑到地板上，然后便消失了。 朱丽亚恢复了常态，脱掉上衣，走进了浴室。 我想起来跟踪她，但是发现自己不能动弹。一种极度的疲惫感将我钉在床上，使我失去了力量。我筋疲力尽，几乎不能呼吸。这种压抑性疲惫感迅速增加，控制了我的意讽。我失去了所有意识，觉得眼皮往下坠，我睡着了。第４天 早上６点４０分 次日清晨，那一场梦仍然在我脑海里留存，活灵活现，令人毛骨悚然。它非常真实，根本不像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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