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耸耸肩说：“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纳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他说道：“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有个小女儿，叫米歇尔，才两岁。” “唔……” “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负责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两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刚出生。” “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别人为什么离婚呢？” 康纳一声没吭。 “我们结婚只有一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很年轻，才24岁。她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是在法庭上相识的。她以为我是个刚毅、坚强，每天都在潜在的危险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欢我有一支枪。就这样，我们便有了关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产，而是提出要结婚。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怀孕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再做流产也为时太晚。没过多久，她就觉得她不喜欢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挣的钱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伦特伍德，而是住在卡尔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灭了。她说她铸成了一宗大错，说她要追求自己的事业，说她不想跟一个警察过一辈子，也不想带小孩。她说一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她感到很遗憾，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家。” 康纳闭着眼睛听我讲。“唔……” “我不明白这些事上有什么把柄可抓的。她两年前就离开这个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无法、也不再愿意干警探了，因为我有个孩子拖累着。于是在通过考核之后，我就被调到特勤处去跟新闻界打交道。在那儿工作也没出什么差错，可以说干得还挺好。到了去年，负责亚洲人联络事务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 “唔……” “我是说，我真的用得着那笔钱呢。眼下我有额外的开销，比如给米歇尔找个保姆之类的事。你知道为一个两岁小孩找个白天照顾她的保姆费用是多少吗？我雇了个人专门在家里照看她，而劳伦在多数情况下连孩子的抚养费也不付。她说她那点薪金还不够花的，可是她却买了一辆宝马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她上法庭？可她是为该死的地区检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纳依然一语不发。我已经看见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飞机。快到机场了。 “不管怎么说吧，”我说道，“我干上联络官的差事之后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这种工作从时间上来说比较理想，薪水也高。这就是我会到这里来，和你一起坐在这辆车里的原因。就这样。” “后辈，”康纳平心静气地说道，“我们两人现在是拴在一起了。还是告诉我吧，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呀！” “后辈。” “真没有哇。” “后辈……” “喂，我说约翰，我跟你说吧，在申请去特勤处工作的时候，我的档案要经过5个委员会的审查。当联络官的人必须在历史上没有污点。我的档案经过那些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康纳点了点头：“可是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见鬼，”我说道，“我干了5年警探。干这么长时间难免会被人投诉，这你也知道。” “投诉你什么呢？” 我摇摇头。“没有什么，鸡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过一个人，他指控我对他滥用暴力，但经过了解之后，那个指控被认为是不实之辞。我曾经逮捕过一个持枪抢劫的女人。她说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进行栽赃，其实那是她自己身上带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个杀人嫌疑犯说我在审讯的时候打他踢他，可是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有其他警官在场嘛。一桩家庭暴力案中，一个醉醺醺的女人事后打电话指责我骚扰她的孩子，后来她撤回了这个指控。一个青少年团伙的头头因杀人而被逮捕，他说我跟他搞同性恋，后来也撤回了指控。就这样。” 你要是个警察，你就会明白这类投诉就像马路上的车辆发出的噪音一样，令人毫无办法。你总是处在那些人的对立面，指控他们犯有这样那样的罪行。他们就反过来咬你一口。事情就是这样。只要这些投诉的内容不是固定的说法，不是反复抱怨同样的事，局里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两年之中有三四个投诉都说你滥用暴力，那么局里就要进行一下调查。或者说有一连串的投诉都说你搞种族歧视，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调查。其实嘛，就像局长助理吉姆·奥尔森经常说的，当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纳老半天没吭声。他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然后，他问道：“那么离婚的事呢？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现在相互还讲话吗？” “讲的。还可以吧，不是很热情，但还说得过去。” 他仍然双眉紧锁，仍在寻找问题之所在。“你是两年前离开刑侦处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刚才说过了。” “你说是干警探的工作时间对你不合适。”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还有呢！” 我耸了耸肩。“离婚之后我就不想再干这种与杀人案有关的差事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灭吧。我身边拉扯一个婴儿，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个有本事的检察官搞上了。我倒要来带孩子。我感到丧气，再也不想当警探了。” “当时你进行过心理咨询没有？或心理治疗？” “没有。” “有没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没有。” “有没有相好的女人？” “有。”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有？” 我犹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长办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后来的事了。” “可是，没有离婚之前你有过相好的？” “是的。她现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调动了。” “她以前也在局里？” 我耸了耸肩。 康纳靠在坐椅上。“好啦，后辈，”他说道，“如果只有这一点事情，那你就没问题了。”他看着我。 “就这些。” “不过我得告诫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时就碰到过这类事情。当日本人决心与你对抗的时候，他们可以使事情变得非常棘手。确确实实很棘手。” “你是想吓唬我？” “不是。只是告诉你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去他妈的日本人，”我说道，“我没有什么亏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找新闻界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处理完下一件事之后就到他们那儿去。” 13 一架波音747客机在低空飞行。飞机上的着陆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它正飞过一幅醒目的夜总会霓虹灯广告：女郎！女郎！全裸！女郎！我们走进这家夜总会时已是11点半钟左右了。 如果把帕洛米诺夜总会称为脱衣舞场倒有点抬高它的身价了。它原本是个保龄球场，经改建而成，墙上画着仙人掌和马的图案。它的内部似乎比从外观上看上去要小。在橙红色的灯光下，一个看上去快40岁的女人围着一块银色遮羞布有气无力地扭摆着。那些躬着身子伏在粉红色小桌子上的看客也跟她一样显得没精打采。上身赤裸的女招待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走动着。磁带录音机里放着嘈杂的音乐。 我们刚跨进大门，就有个人说道：“每位12块钱，可供应两杯咖啡。”康纳亮出证件后那人连忙说：“请吧，请吧。” 康纳环顾四周之后说：“我还不知道日本人也来这里呢。”我看见拐角处一张桌子旁坐着三个穿藏青色西装的人。 “难得来，”负责维持舞场秩序的人说道，“他们喜欢光顾市区那家明星脱衣舞场。那儿要豪华得多，脱衣舞女也多。依我看，这几个人是出来逛逛走迷了路才到这儿。” 康纳点点头：“我要找特德·科尔。” “他在酒吧柜台那儿，戴眼镜的那位。” 特德·科尔坐在酒吧的柜台边上。他在那套中本公司保安制服的外面穿了件防风外衣。我们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目光呆滞地看了我们一眼。 酒吧招待走上前来。康纳说：“两杯巴德啤酒。” “没有巴德，朝日牌怎么样？” “好吧。” 康纳出示了证件。科尔摇摇头，把身子转向一边，出神地看起台上的舞女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 “关于什么？”康纳问道。 “关于一切。我只管自己的事。我已经下班了。”他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你什么时候下班的？”康纳问道。 “今天晚上我下班早。” “为什么呢？” “我胃不好，溃疡，时不时会犯。所以我今天提早下班了。” “什么时候？” “我下班的时候最多8点1刻。” “你们上下班打卡吗？” “不打。没有上下班记时钟。” “谁替你值班了？” “我被换下来了。” “谁换的？” “管我们的人。” “他是谁？” “我不认识。是个日本人，以前没见过。” “他是管你们的，可你又从来没见过？” “新来的。日本人。我不认识。你究竟要我说什么呢？” “只想让你回答几个问题。”康纳告诉他。 “我没什么可以隐瞒的。”科尔说道。 坐在那边桌上的一个日本人走到酒吧柜台前，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对酒吧招待说：“你这儿有什么烟？” “万宝路。”那招待答道。 “还有呢？” “也许还有库尔斯。我得看一下。不过万宝路是肯定有的。要不要万宝路？” 特德·科尔盯着那日本人，不过那日本人站在柜台前面，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科尔。“有健牌烟吗？”那日本人问道，“有健牌淡味烟吗？” “没有健牌的。” “那好，就来万宝路吧，”那日本人说道，“万宝路也不错。”他转过身冲我们笑了笑。“这里是万宝路之乡，对吧？” “是的。”康纳说道。 科尔端起啤酒呷了一口。我们都没有讲话。那日本人随着音乐的节奏用手轻轻地敲着柜台。“这地方真不错，”他说道，“气氛很浓。” 我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地方就像个垃圾堆。 那日本人凑到我们边上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下。科尔盯着自己的啤酒瓶，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似的，接着又用手拿着瓶子在柜台上转动。 酒吧招待把烟拿来了。那日本人甩出一张五块钱的票子说：“不用找了。”说着，他撕开烟盒，抽出一枝烟，然后又冲我们笑了笑。 康纳掏出打火机替那人点烟。那人凑过来点烟的时候，康纳说了一句日语：“在哪儿发财呀？” 那人眨了眨眼睛，用英语说：“什么？” “你不懂吗？”康纳继续用日语说道，“在哪儿发财？” 那人笑了笑，挪动身体从圆凳上站起来说道：“该走了。告辞告辞。”他说罢挥了挥手，回到自己同伴们的桌上去了。 “再见。”康纳用日语跟他说了这话之后，便移到那个日本人刚才坐过的凳子上坐下。 “你们刚才都说了些什么？”科尔问道。 “我问他在哪个公司干活，”康纳说道，“但是他不愿意说。我想他是想回到同伴们那边去。”康纳用手在柜台下面摸了摸说：“似乎没有放东西。” 康纳转过身对着科尔说：“好吧，科尔先生，你刚才跟我说一个管你们的人替你值班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8点1刻。”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 “在那以前，你值班的时候有没有从电视摄像机上录像？” “录了。保安值班室一向是要录像的。” “那个管你们的人是不是把带子拿走了？” “拿走？我想不会。就我所知，带子还在那儿。” 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们。 “你们对录像带有兴趣吗？”他问道。 “是的。”康纳答道。 “我对录像带从来没有多少兴趣，我感兴趣的倒是摄像机。” “那为什么呢？” “他们为这次大型招待会专门在大楼里进行了布置，到临开会前还有很多细节要处理。不过，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把大楼里其它地方装的摄像机拆下来，装到那层楼上去。” “他们怎么？”我问了一句。 “昨天早晨那些监视摄像机并不在46层，”科尔说道，“它们都还分散装在大楼的其它部位呢。是有人在白天把它们移过去的。你们也知道，拆装起来并不费事，因为它们都是无线的。” “这些摄像机都是无线的？” “是的。在大楼内部可以直接无线传送。当初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它们既不能监听，也不是彩色的。移动式摄像机无法传送全宽度信号，所以它们只能发送黑白图像信号。但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移动这些摄像机，想监视什么就监视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承认道。 “居然没人告诉你们，我很惊讶。这是他们最感到自豪的大楼特色之一。”科尔喝了一口啤酒。“我不懂为什么有人拿来五架监视摄像机，把它们装在招待会上面的那层楼上。因为这显然不是出于保安方面的考虑。你可以把某一层楼以上的电梯关掉。如果出于保安方面的原因，应该把摄像机装在招待会会场下面的那层楼才是，而不是装在上一层。” “不过电梯并没有关掉。” “没有。我觉得那有点蹊跷，个人看法吧。”他看了看房间那一头的几个日本人。“我得马上离开了。”他说道。 “那好吧，”康纳说，“你给了我们不少帮助，科尔先生。我们也许还有问题要找你——”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说着他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了个号码。 “你的住址呢？” “哦，对了，不过，实际上我要离开这儿几天。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她让我带她到墨西哥去住几天。也许周末就走。” “去很久吗？” “个把星期。我休假的日期快到了，看来现在走正好。” “是啊。”康纳说道，“我看也挺好。再次谢谢你的帮助。”他与科尔握了握手，并在他肩上轻轻地捅了一下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哦，这个我会的。” “别喝酒了，开车回家时注意安全。”他顿了一下。“如果今天晚上你决定到其它地方去，也要注意安全。” 科尔点点头。“我觉得你是对的，主意不坏。” “我知道我是对的。” 科尔和我也握了握手。康纳正朝外走去的时候，科尔说道：“我不知道你们二位为什么如此费心。” “你说的是录像带？” “是日本人的事。你们能怎么样？他们每一步都抢在我们前面，而且他们有大人物撑腰。他们有后台，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你们两个人更奈何他们不得。他们太厉害了。” 到了外面，在噼啪有声的霓虹灯广告下面，康纳说道：“快走，时间很紧了。” 我们钻进汽车后，他把那张餐巾纸递给我，那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扭扭地写着： 他们偷走了录像带 “走吧。”康纳说了一声。 我发动了汽车。 14 11点播出的晚间新闻已经结束，新闻编辑室里显得冷冷清清。康纳和我穿过走廊，来到摄影棚。“晚间新闻”播音室的灯仍然亮着。 监视器上正在重放刚才晚间节目的录像，不过声音给关掉了，只留了图像。那男播音员指着监视器说：“我并不是傻瓜，鲍比，我很注意这些事情。接连三天的开场新闻摘要和总结性的新闻综述都是她播的。”他坐回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在等你给我做出解释呢，鲍比。” 我的朋友鲍勃·阿瑟是11点晚间新闻的制作人。这个矮胖子现在显得很疲劳，端着一只跟他的拳头差不多大小的杯于，呷了一口杯子里的纯威士忌，然后说：“吉姆，那样安排比较好些。” “比较好个屁。”男播音员不高兴地说。 那女播音员一头红发，体态十分诱人。她有意慢吞吞地整理着笔记，想再多呆一会儿，以便听听鲍勃和她的合作者之间的谈话。 “我说，”男播音员说道，“我有合同。根据规定，开场新闻摘要和总结性新闻综述有一半应该我来播。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 “可是，吉姆，”鲍勃说道，“今晚的主要新闻是巴黎时装大赛和中本公司的那个招待会。这种东西大家比较感兴趣。” “本来应当是关于连续作案的杀手的新闻。” 鲍勃叹了口气。“那已经推迟了。公众现在对连续作案的杀手感到厌烦了。” 男播音员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公众对系列谋杀厌烦了？何以见得？” “你自己看一下新闻报导要点就知道啦，吉姆。我们过分注重系列凶杀了。观众们现在很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担忧。他们不想再看系列凶杀了。” “我们的观众为经济担忧，所以我们就用中本公司招待会和巴黎时装作主要新闻？” “对，吉姆。”鲍勃·阿瑟说道，“眼下时世艰难，我们就来点儿明星晚会什么的，因为人们就喜欢看点时髦的东西和幻想的东西。” 男播音员脸色阴沉地说：“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在这儿应该播严肃的新闻而不是宣扬时髦。” “对呀，吉姆，”鲍勃说道，“所以，今晚让莉丝播重要新闻摘要。我们要维护你严肃新闻播音员的形象。” “特德·罗斯福领导这个国家走出经济大萧条的困境时并没有靠搞时髦和幻想的东西。” “是弗兰克林·罗斯福。” “那无关紧要，你知道我的意思就行了。如果人们很关心经济，那我们就播经济新闻嘛。我们可以播些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嘛。” “对呀，吉姆，可这是11点新闻，是有关本地区的消息，人们不想听……” “这就是美国的病根之所在，”男播音员断言道，同时不断地用手在空中指指戳戳，“人们不想听真正的新闻。” “是啊，吉姆，你说得完全对。”鲍勃把手臂搭在播音员肩膀上。“休息休息好吗？我们明天再谈吧。” 这句话似乎是某种信号，因为那女播音员这时整理完了笔记，随即便离开了。 “我是个新闻工作者，”男播音员再度重申，“我受过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只想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好了，吉姆。明天再谈。晚安。” “讨厌的傻瓜，”鲍勃·阿瑟领我们穿过走廊时说道，“说什么特德·罗斯福，见鬼。他们不是新闻工作者。他们是演员，像所有演员一样，整天计算自己台词的多少。”他叹了口气，又喝了口威士忌。“你说你们两个老伙计想看什么？” “中本大厦落成典礼招待会上拍的东西。” “你是说播出的内容？今晚的报导录像？” “不，我们要看看现场的原始录像带。” “现场录像带。天哪，但愿我们还保存着。这些录像也许已经被消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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