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普眼中的世界-4

“糟透了，妈，”盖普也同意。“满脑子淫欲”一词，就是珍妮所谓的“葛利尔帕泽笔调”。　　“但事实就是如此，”珍妮说，“是淫欲，没有错。”　　“还不如说他饥渴。”盖普建议。　　“恶，”珍妮道。这仍旧是葛利尔帕泽笔调。总而言之，她不想提到跟淫欲有关的字。他们讨论淫欲，把想到的事都说出来。盖普告白他对库希的淫欲，但把他们翻云覆雨的那段说得比较含蓄。珍妮听了还是很不喜欢。“那海伦呢？”她问，“你对海伦也有同样的感觉吗？”　　盖普承认是如此。　　“真可怕。”珍妮道。她不了解这种感觉，也不明白盖普为何在这种事情上只想到寻欢作乐，而不是感情。　　“有形肉体似水循环复始，”盖普引用马可·奥勒留的名句，含糊其辞混过；他母亲摇摇头。他们在布鲁特巷一家装潢红得过头的餐厅用晚餐，这条街名意思就是“血街”，盖普心情愉快地为她翻译。　　“不要什么都翻译给我听，”珍妮对他说，“我不想知道每一件事。”她认为餐厅的装潢太红、食物的价格太贵、服务太慢、回家的时间也太晚。天气极冷，尽管康特纳大道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也不能让他们暖和起来。　　“我们叫出租车吧！”珍妮道。但盖普坚持再走五条街就有公交车，一样方便。“你跟你该死的公交车！”珍妮道。　　很明显，“淫欲”的话题毁了他们这个晚上。　　第一区到处闪烁着圣诞装饰；在圣史蒂芬教堂高耸的尖塔和壮观的歌剧院之间，有七条街全是店铺、酒吧、旅馆；冬季来到这七条街上，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风情。“找个晚上我们去听歌剧，妈。”盖普提议。他们到维也纳已经六个月，却还没看过歌剧，只因为珍妮不喜欢晚睡。第33节：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4)　　“你自己去吧！”她说。她看到前方站着三个穿皮草长大衣的女人；其中一个戴着搭配的皮手筒，她把手筒捂在脸上，对里头哈气暖手。她仪态很高雅，但跟她一块儿的两个女人，却带着圣诞饰物的俗丽气质。珍妮很羡慕那女人的皮手筒。“我就想要那个，”她大声说，“哪儿买得到？”她指着前方的女人说，但盖普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他知道，那几个女人都是妓女。　　妓女们见珍妮跟盖普从街上走来，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为狐疑。她们看见一个英俊的男孩跟一个相貌平庸、帅气十足、年纪却足以当他母亲的女人同行；珍妮跟盖普一起走路时，总是很正式地勾住他手臂，他们的对话似乎又带着紧张与困惑——这使妓女们以为，珍妮不可能是盖普的母亲。珍妮对她们指点，令她们愤怒；她们揣测珍妮也是妓女，闯入她们的地盘，捞走一个看起来有钱、有搞头的男孩——一个本来会付她们钱的漂亮男孩。　　在维也纳卖春是合法的，有套复杂的管理法规。有个类似工会的组织；有健康证书、定期体检、身份证明等。只有最漂亮的妓女有资格在第一区的繁华街道上接客。外围地区的妓女大多比较丑、比较老，或两者皆是；价格也低廉，不在话下。每一区的卖身价照理是划一的。妓女们见到珍妮，便跨步到人行道上，拦住他们的去路。她们立刻认定，珍妮不合第一区的妓女水平，很可能是跑单帮——这是违法的——要不然就是为了多赚点钱而越区拉客；这样，其他妓女就要给她点苦头吃。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会误把珍妮当作妓女，但她究竟像从事什么行业的，可真难猜。她做护士装扮那么多年，来到维也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穿着；每次跟盖普出门，她都过分盛装，或许为了弥补写作时老穿浴袍吧！她缺乏给自己买衣服的经验，外国城市里的服装又觉得不大一样。既然没有特定品味，她只好挑贵的买，反正她有钱，又没耐性、没兴致比价。结果她的穿着总显得簇新亮眼，跟盖普站在一起，根本不像一家人。盖普则沿史迪林的习惯，西装外套、打领带，配舒服的长裤——略带率性的都会人制服，让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惹眼。　　“你去问那个女人，她的手筒哪儿买的，好不好？”珍妮对盖普说。她见那几个女人来势汹汹地迎上前来，有点意外。　　“她们是妓女耶，妈妈。”盖普悄声对她道。　　珍妮愣住了。拿手筒的女人凌厉地对她说话，她当然一个字也听不懂；她望着盖普等他翻译。那女人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话，珍妮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儿子身上。　　“我母亲想请教你，那副漂亮的手筒哪里可以买得到。”盖普用他慢条斯理的德文说。　　“喔，他们是外国人。”一名妓女说。　　“天啊，是他妈妈。”另一个说。　　拿手筒的女人盯着珍妮，珍妮却盯着她的手筒。有个妓女年纪很轻，梳了个老高的鸡窝头，上头还洒着金银色的小星星；她一边面颊上刺了颗绿星，还有一道疤，使她上唇有点歪——乍看之下，你不知道是她的脸出了什么问题，就只觉得有问题。不过，她的身材可一点问题也没有：她很高、很瘦，令人不敢逼视，但珍妮却不由自主盯着她看。　　“问她她几岁。”珍妮对盖普说。　　“Ich bin十八岁，”那女孩道，“我说很好的英文。”　　“我儿子跟你同年，”珍妮道，她顶了盖普一下。她还不知道自己被这些人误当作同行；后来盖普告诉她，她真气坏了——但只能生自己的气。“都怪我的衣着！”她喊道，“我不懂得怎么穿衣服！”从那天开始，珍妮就只肯把自己打扮成护士；她恢复穿制服，到哪儿都做护士打扮——好像永远在值勤，虽然她再也不当护士了。　　“手筒借我看看好吗？”珍妮问那个拿手筒的女人；她以为她们都会说英文，但只有年轻的那个懂英文。盖普翻译后，那女人不甘愿地脱下手筒——她那双戴满戒指、闪闪发光的长手紧紧握着的温暖窝里，散发出浓郁的香水味。　　第三个女人前额长了颗胎记，形状像桃核。除了这点瑕疵和胖小孩那种肥得嘟起来的小嘴巴，她算是标准的熟度——盖普估计约摸二十来岁；她的胸部好像特别大，但隔着黑皮裘无法确认。　　盖普觉得戴手筒的女人很漂亮。她有张如泣如诉的长脸。盖普想象中，她的身体很沉静。她的嘴非常镇定，只有她的眼睛和在这么寒冷的晚上裸露在外的手，让盖普觉得她起码有母亲的年纪，也许[福-哇-小-说-wＷw．Ｆｖ a L．cＮ收-集-整-理]还更老一点。“那是件礼物，”她指指那副手筒对盖普说，“跟大衣一套的。”两者质料都是银亮的皮草，非常光鲜。　　“是真货。”会说英文的年轻妓女道；她显然很崇拜这年长妓女。　　“当然，你可以买不那么贵的，随便哪儿都有，”胎记女人对盖普说，“去史戴菲（Stef?s）看看。”她道。那个奇怪的本地字，盖普没听懂，她指指康特纳大道。但珍妮没转过眼睛，盖普也只点点头，两人都只顾盯着那年长女人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裸露在外的修长手指看。　　“我的手好冷。”她柔声对盖普说，盖普便从珍妮手中取过手筒，交还妓女。珍妮好像灵魂出了窍。　　“我们跟她聊聊，”珍妮对盖普说，“我要问她那件事。”　　“哪件事呀，妈妈？”盖普道，“我的天！”　　“我们上次谈的那件事呀，”珍妮道，“我要问她有关淫欲的问题。”　　两名年长的妓女都望着那个懂英文的，可是后者的英文程度不够听懂如此快速的对话。　　“天很冷耶，妈，”盖普抱怨道，“而且也晚了。我们回家吧。”　　“跟她说，我们要去个温暖的地方，就只坐下来聊聊，”珍妮道，“她会让我们付费给她，是吧？”　　“大概是吧，”盖普叹道，“妈，她哪会懂什么淫欲。她们这种人说不定在那方面根本没感觉。”　　“我想了解的是男人的淫欲，”珍妮道，“尤其是你的淫欲。她对那种事一定了解的。”　　“看在老天爷分上，妈！”盖普道。第34节：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5)　　“Was macht?s？”那漂亮的妓女问。“怎么回事？”她问，“你们说什么？她要买我的手筒？”　　“不，不，”盖普说，“她要买你？”　　年长妓女大吃一惊；脸上有胎记的妓女哈哈大笑。　　“不，不，”盖普连忙解释，“只是聊聊。我母亲想问你一些问题。”　　“很冷耶！”妓女狐疑地对他说。　　“到室内去？”盖普建议道，“任何你喜欢的地方。”　　“问她要多少钱。”珍妮道。　　“五百个先令，”妓女道，“常规。”盖普解释给珍妮听，这价格折合美金大约二十元。珍妮在奥地利住了一年多，对数目字仍然一窍不通，不论用德文数数，或兑换货币。　　“二十块，就聊聊天？”珍妮道。　　“不，不，妈，”盖普道，“那是公定价格。”珍妮想，二十块的公定价格算不算贵？她不知道。　　“跟她说，我们付十块。”珍妮说，但妓女显得疑心重重——好像对她而言，聊天收“公定价格”未必合算。她的犹疑不决，倒不完全是价格问题；她压根儿不信任盖普与珍妮。她问会英文的年轻妓女，这对母子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听了答案，她似乎稍微松了口气。　　“英国人通常都变态，”她简单告诉盖普，“美国人一般比较正常。”　　“我们只要跟你聊天。”盖普坚持道，但他看得出，这妓女的想象坚持朝某种可怕的母子变态行为发展。　　“两百五十先令，”拿貂皮手筒的女人终于同意，“你们替我买咖啡。”　　于是他们到一个所有妓女去取暖的所在，一间桌子小得不能再小的酒吧；电话铃一直在响，但只有少数几个男人板着脸站在挂衣架附近，打量着所有的女人。照规矩，女人踏进这家酒吧，外人就不准勾搭她们；这儿就像本垒，一切活动暂停。　　“问她几岁，”珍妮对盖普说；但他提问后，那女人轻柔地闭上眼睛，摇摇头。“好吧！”珍妮说，“问她觉得男人为什么喜欢她。”盖普翻翻眼球。“好吧，那你喜欢她吗？”珍妮问他。盖普说是。“好，那你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珍妮问他。“我指的不仅是性器官那部分，我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面也觉得满足？有什么值得你幻想，让你念念不忘，有什么特殊的气氛？”珍妮问道。　　“你干脆付我两百五好了，反正你又不想问她问题，妈。”盖普疲倦地道。　　“不得无礼，”珍妮道，“我要知道，她会不会觉得人家那样要她——然后那样占有她——是一种轻侮，或她认为那只轻侮到男人自己？”盖普勉为其难翻译出来。妓女一本正经地思索一番；也说不定她听不懂这问题，或盖普的德文。　　“我不知道。”最后她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珍妮说。　　这么持续了一小时。然后妓女说她得回去工作。对于这场会谈缺乏具体结果，珍妮似乎既不满意，也不失望；她只表现出无法满足的好奇。盖普从不曾像现在渴望这名妓女般渴望任何人。　　“你想要她吗？”珍妮突然问他，突兀得他来不及撒谎。“我是说，经过这一切——看着她，跟她说话——你真的还会想跟她做爱吗？”　　“当然，妈。”盖普闷闷不乐地说。看起来，珍妮并没有比出来吃晚餐前更了解性是怎么一回事。她显得很困惑，对自己的儿子很感意外。　　“好吧！”她道。她递给盖普该付那女人的两百五十先令，外加五百先令。“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她告诉他，“或你非做不可的事，我猜。不过拜托先送我回家。”　　那妓女看着钞票转手；她一眼就看出正确的数额。“听着，”她对盖普说，用跟戒指一样冰冷的手指轻触他的手，“如果你母亲要买我给你，没问题，可是她不能一起来。我不愿意她在旁看我们，绝对不可以。我是个天主教徒，信不信由你。”她道：“你们要作怪，去找汀娜好了。”　　盖普很想知道汀娜是谁；想到对她而言任何事都不嫌“怪”，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我要先送我母亲回家，”他对那个漂亮女人说，“我不会再回来找你。”她对他微笑，他顿时觉得自己的勃起快要顶穿满口袋的先令和不值钱的铜板，爆炸开来。她的牙齿很完美，但有一颗——但却是上排的大门牙——是金的。　　出租车上（盖普终于同意叫车了），他向母亲解释维也纳的娼妓制度。珍妮听说卖春合法，并不感到意外；她意外的是这种行为被很多其他地区列为非法。“为什么不合法？”她问，“为什么女人不能照自己高兴的方式使用身体？如果有人愿意付钱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生意。二十块算贵吗？”　　“不算，可说相当便宜了。”盖普道，“起码，以漂亮的而言，这是很低廉的。”　　珍妮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你都清楚。”她说。然后她说抱歉——她从来没打过他，她就是不懂这他妈的淫欲、淫欲！一点也不懂。　　回到许文德巷公寓，盖普打定主意再也不出门；事实上，珍妮还在她意念奔放的房间里浏览手稿时，他已经上床入梦。有个句子在珍妮心里燃烧，但她还看不清楚。　　盖普梦见其他妓女，他在维也纳找过两三个——但他从来没付过第一区的价码。第二天晚上，在许文德巷早早吃过晚餐，他就去找那个戴亮银貂皮手筒的女人。　　她的艺名叫夏绿蒂，见他来，她毫不意外。夏绿蒂年纪够大，对于有没有把客人勾到手拿捏极准，不过她可没告诉盖普她的岁数。她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只有脱光衣服，她的年纪才显现出来，但她修长的手上的青筋除外。她的小腹和乳房上有妊娠纹，但她告诉盖普，孩子很多年前就死了。她不介意盖普抚摸她剖腹生产留下的疤痕。　　付第一区的公定价格找夏绿蒂四次后，某个星期六早晨，盖普在农民市场遇见她。她正在买水果。可能头发有点脏，她用丝巾包头，像年轻女孩般垂着刘海，还扎了两根小辫子。额前的刘海略显油腻，她的皮肤在日光下觉得越发苍白。她没化妆，穿条美国牛仔裤、球鞋和长长的开襟式毛线外套，领子是翻卷式的立领。要不是看见她伸手挑水果，盖普还真认不出她——她还戴着所有的戒指。第35节：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6)　　起初他过去打招呼，她不肯理他，但他曾经告诉过她，家中由他负责采买及烹饪，她觉得这很有趣。在工作时间外遇见顾客的第一阵羞恼过去后，她脾气转好了。盖普隔了一阵子才弄懂，原来他跟夏绿蒂失去的小孩同年。夏绿蒂对于盖普跟母亲同住一事，有种设身处地式的兴趣。　　“你母亲的写作进展如何？”夏绿蒂会问。　　“她还在奋斗，”盖普总说，“我想她还没解决淫欲的问题。”　　但夏绿蒂对于盖普拿自己母亲开玩笑的容忍度有限。　　盖普一直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一直没告诉夏绿蒂，他自己也在尝试写作；他知道她认为他太年轻。有时他也有同感。他的故事还没准备好跟别人说。他已经做到的，绝大部分就是改标题。他现在称之为《葛利尔帕泽寄宿舍》，取这个标题是截至目前第一件真正令他满意的事。它帮助他集中精神。现在他心目中有了一个地点，几乎所有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地点。这有助于他更专注地思考角色——一个专事制订等级的家族，一间不知位于何处、惨淡经营的小寄宿舍里的其他房客（它必定是一家惨淡经营的小店，而且位于维也纳，否则就不会取葛利尔帕泽这种名字）。他设想，所谓“其他住客”必须包括一个马戏班，不是很高明的那种，而是个无处可去的马戏班。所有其他宿处都不肯收容他们。　　在排行的世界里，这地方只轮得到丙级。如此想象着，盖普开始慢慢朝向他以为正确的方向推进；这么想没错，但一切都还太新鲜，写不出来——根本无法化为文字。不管怎么说，他写给海伦的信愈多，就愈没有可能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也不能跟母亲讨论这问题；想象非她所长。当然，他认为跟夏绿蒂讨论这种事更蠢。　　盖普常在星期六的农民市场遇到夏绿蒂。买完东西，他们有时会一块儿到一家距市立公园不远的塞尔维亚餐厅共进午餐。这种时候，夏绿蒂总是自己会账。有次午餐时，盖普向她坦承，经常性地负担第一区价码，又要不让他母亲知道这么一笔固定开销花在什么地方，对他而言有点吃力。夏绿蒂对他在她的下班时间谈公事，有点恼火。但要是他告诉她，他在生意方面找她的次数减少，是因为他在卡尔席维霍法街与玛莉亚西佛大道转角找到的妓女，只索取第六区价码，比较容易瞒过珍妮，那她一定更火大。　　夏绿蒂对于在第一区以外营业的同行非常轻蔑。有回她告诉盖普，她计划一旦自己的第一区魅力褪色就退休。她绝不到别区去做生意。她说她已经存了很多钱，她打算搬到慕尼黑（那儿没人知道她是妓女），嫁个可以在各方面照顾她到死的年轻医生；她没必要对盖普解释她对年轻男人特别有吸引力，但盖普对她先入为主地认为医生比较值得嫁，十分不悦。或许就因为早年在这种情形下得知医生奇货可居，以至于盖普的文学生涯中，经常在小说里安排让不讨人喜欢的人当医生。他到很晚才觉悟到这一点。《葛利尔帕泽寄宿舍》中没有医生。一开始，也几乎不提死亡，虽然这是小说后来的主题。一开始，盖普只写了一个与死亡有关的梦，那是个很棒的梦，他把这梦赋予小说中年纪最大的人：一位外婆。他想，这代表她将会是第一个死去的人。　　葛利尔帕泽寄宿舍　　我父亲在奥地利观光局工作。我母亲出的点子，每次他担任观光局密探到处旅行，我们全家都跟着去。我母亲、弟弟和我陪他出秘密任务，揭发奥地利各餐厅、旅馆、寄宿舍待客无礼、灰尘残留、烹调拙劣等偷鸡摸狗的行径。我们奉命尽可能制造麻烦：绝不照菜单点菜、模仿外国人的古怪要求——挑选洗澡时间、索讨阿司匹林、询问到动物园怎么去。我们奉命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很难搞定；每次访查结束，我们就在车上向父亲报告结果。　　母亲会说：“这家附设的美容院上午总关着门。不过他们推荐外面的店，服务还不错。我想这还算可以，只要他们不对外宣称旅馆里有美容院。”　　“哼，他们确实这么宣称。”父亲道。他把这件事记在一本好大的笔记簿上。　　我负责开车。我说：“车没停在马路边，但自从我们把它交给门房，直到去旅馆车库领回，这段时间里，有人让里程表增加了十四公里。”　　“这可得马上通知经理。”父亲说，把它写下来。　　“厕所漏水。”我道。　　“我打不开厕所的门。”我弟罗波说。　　“罗波，”母亲说，“你总是打不开门。”　　“这样就只能给丙级啰，”我问道。　　“恐怕还不至于，”父亲说，“它还是排名乙级。”我们在静默中开了一小段路；这是我们对于更改旅馆或寄宿舍评等最严肃的判断。我们不会随便建议调节评等的。　　“我想这样得写封信给经理，”母亲建议道，“措辞不要太客气，但也不必太凶。说明事实就够了。”　　“是啊，我还蛮喜欢他的。”父亲道。他每次都会设法跟经理见个面。　　“别忘了他们偷开我们车的事，”我说，“那真是不可原谅。”　　“还有蛋很难吃。”罗波说；他还不满十岁，所以他的评语不怎么受重视。　　外公去世后，我们继承了外婆，她陪我们一块儿旅行，此后我们的评估标准就变得比以前更严格。乔安娜外婆派头十足，一向习惯甲级的旅行水平，然而父亲职责范围内，需要考核的却多半是乙级和丙级的旅馆和寄宿舍，因为这类场所对观光客比较有吸引力。餐厅方面，情况稍好一点。睡不起高级旅馆的人，对一流餐馆还是有兴趣的。　　“可不准叫我试吃来路不明的食物，”乔安娜对我们说，“你们可能觉得这份奇怪的工作可以免费度假，乐得很，但我觉得代价很高昂：晚上不知道住什么地方，就构成很大的焦虑。美国人或许认为我们这儿还有不附卫浴的客房很迷人，但是穿过人来人往的走廊去洗浴或解手，对我这种老太婆而言，一点也不迷人。而且染病的几率很高——不仅因为食物。要是床看起来不保险，我绝不会躺上去。孩子年纪还小，容易受影响；你们想想，光顾这类场所的，都是哪种人，要好好考虑后果。”母亲和父亲不住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开慢点，”乔安娜严厉地对我说，“你真是个爱招摇的大男孩。”我放慢车速。“维也纳，”外婆叹道，“我到维也纳都住国宾饭店。”第36节：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7)　　“乔安娜，国宾饭店不需要考核。”父亲道。　　“我想也是，”乔安娜说，“我想我们要去的地方甚至不是家甲级旅馆。”　　“嗯，这趟是乙级旅行，”父亲承认，“大部分。”　　外婆道：“这么说来，路上还会有甲级的住处啰！”　　“不，”父亲老实说，“有家丙级的。”　　“还不错啦，”罗波说，“丙级的地方会有人打架。”　　“我想也是。”乔安娜道。　　“那是家丙级寄宿舍，很小。”父亲道，好像小可以构成原谅的借口。　　“他们正申请升成乙级。”母亲道。　　“但有人抱怨。”我补了一句。　　“一定有的。”乔安娜道。　　“还有动物。”我又补上一句，母亲瞪了我一眼。　　“动物？”乔安娜问。　　“疑似有动物。”母亲纠正我。　　“是啊，这么说才公平。”父亲道。　　“哎呀，这下可好了！”外婆说，“疑似有动物，地毯上有它们的毛发？角落里有恶心的粪便！你知道我一进有猫待过的房间就会发作严重的气喘？”　　“抱怨与猫无关。”我说。母亲用手肘重重顶了我一记。　　“狗吗？”乔安娜说，“狂犬病的狗！你去上个厕所，半路被咬一口。”　　“不对，”我道，“也不是狗。”　　“熊！”罗波嚷道。　　可是母亲说：“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熊，罗波。”　　“不是说真的吧？”乔安娜道。　　“当然不是！”父亲道，“寄宿舍里怎么可能有熊？”　　“有封信这么说，”我道，“当然，观光局判断这是幻觉，但还有别人看见——第二封信也抱怨那儿有熊。”　　父亲在后视镜里对我横眉怒目，但我认为，既然大家要去查核，不如让外婆提高警觉比较明智。　　?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　　“可能不是真的熊。”罗波很明显失望地说。　　“披熊皮的人！”乔安娜喊道，“真是前所未闻的变态行为！人兽不分，鬼鬼祟祟化了妆到处跑！有什么图谋？人穿熊皮，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她道：“我要先到那儿去。既然这趟旅行有丙级的部分，我们就尽快把它做个了断吧！”　　“可是我们今晚没订房，”母亲说。　　“没错，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得及展现最好的一面，”父亲道。虽然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向那些在他刀俎之下的人透露他为观光局工作，但他认为，预先订房是人道作风，让管理人员有充分时间做准备。　　“我确信，到一个假扮动物的人经常出没的地方，没有必要订房。”乔安娜道，“我确信那儿一定随时有空房。我确信他们的房客经常死在床上——即使不吓死，也会遭到那个穿臭熊皮的疯子别种无法言喻的伤害。”　　“也说不定是真熊，”罗波满怀希望地说——因为按照对话的发展，罗波看得出，真熊会比外婆想象中的恶魔来得好。我猜罗波不怕真熊。　　我开车，尽可能不招摇地驶往庞肯街与赛勒街交会处那个黑暗、萎缩的角落，找寻那家想升为乙级的丙级寄宿舍。　　“没地方停车。”我对父亲说，他已经准备把这一点记在簿子上。　　我并排停车，我们坐在车上端详葛利尔帕泽寄宿舍；它只有窄窄四层楼，一边是糕饼店，另一边是烟草店。　　“看吧，没有熊。”父亲道。　　“也没有人，我希望。”外婆说。　　“他们都晚上才出来。”罗波道，小心翼翼地往街道两头张望。　　我们进去找经理，一位姓提欧巴德的先生，他立刻让乔安娜提高警觉。“三代同堂，一块儿旅行！”他喊道，“像从前一样。”他特别冲着外婆说：“就是大家都在闹离婚、年轻人自己出来另立门户之前的日子。我们是家庭式寄宿舍！真希望你们有订房——那我们就可以把你们的房间安排得近一点。”　　“我们不习惯睡同一个房间。”外婆对他说。　　“当然，当然！”提欧巴德大声说，“我只是说，我希望能把你们的房间安排得靠近一点。”很明显，外婆开始担心了。　　“我们的房间会隔多远？”她问道。　　“嗯，我只剩两个房间，”他道，“只有一间够大，足够两个男孩和父母亲一起住。”　　“我的房间距他们多远呢？”乔安娜镇定地问。　　“你就住厕所对门！”提欧巴德告诉她，好像这是什么大优待似的。　　我们被领去看房间，外婆跟父亲一起——满脸不屑地走在我们一队人的最末——我听见她嘟哝：“我理想的退休生活可不是这样。住厕所对门，所有人进出我都得听着。”　　“每个房间都不一样，”提欧巴德告诉我们，“家具都是我们家传的。”我们相信他。罗波、我和父母亲共享的大房间，是间大厅般的博物馆，到处陈列着各种小玩意儿。每个抽屉的把手款式都不一样。然而洗脸盆有铜制水龙头，床头板是手工雕刻的。我看得出，父亲正在统计每一件事情，以便日后登录在他的大笔记本里。　　“你先不忙，”乔安娜对他说，“我住哪儿？”　　作为家人的一分子，我们尽责地尾随提欧巴德和外婆穿过漫长曲折的走廊，父亲计算走到厕所的步数。走廊里的地毯很薄，色泽暗淡。沿走廊挂着快速溜冰队的老照片——他们脚上穿的溜冰鞋前端弯曲上翘，像朝廷弄臣的鞋子或旧式的雪橇。　　远远跑在前面的罗波，宣称他已发现了厕所。　　外婆房间里满是瓷器、打光的木器，还有隐约的霉味。窗帘很潮湿，床铺正中央不安分地突出一条拱起物，像狗背上竖起的毛——好像有具非常纤细的身体，伸长躺在床罩底下。　　外婆什么也没说，提欧巴德像个被宣告可以活命的伤员般冲出房门，外婆才问父亲：“葛利尔帕泽寄宿舍要达到什么标准，才有希望升成乙级？”　　“已经注定是丙级。”父亲道。　　“这辈子都不能超生了。”我说。　　“如果由我决定，”外婆对我们说，“充其量给它戊级或己级。”　　灯光朦胧的小餐厅里，一个没打领带的男人在唱匈牙利歌。“这并不表示他一定是匈牙利人。”父亲向乔安娜担保，可是她半信半疑。第37节：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8)　　“我看他是的可能性比较大。”她表示。她不要茶，也不要咖啡。罗波吃了个小蛋糕，说是很好吃。母亲和我抽烟；她想戒烟，我想培养烟瘾。因此我们合抽一根烟——事实上，我们讲好绝不单独抽完一整根烟。　　“他是个好客人，”提欧巴德悄声对父亲说；他指的是那个唱歌的人，“他会各式各样的歌。”　　“至少会唱匈牙利歌，”外婆说，但她带着微笑。　　一个小个子男人，胡子剃得很干净，但瘦削的脸上有永不消褪的铁青色胡子阴影，在跟外婆说话。他穿干净的白衬衫（但因陈旧和经常洗濯而泛黄）、西装裤和一件不搭配的西装外套。　　“请再说一遍。”外婆道。　　“我说我会讲梦。”那人告诉她。　　“讲梦？”外婆道，“是指，你做过的梦？”　　“做梦，讲出来。”他神秘兮兮地说。唱歌的人停止唱。　　“任何你想知道的梦，他都讲得出来。”唱歌的人道。　　“我确定我什么梦都不想知道。”外婆说。她不悦地看着那个歌手敞开的衬衫领口，领巾般浓密的胸毛冒出来。她一眼也不看那个自称会“讲”梦的人。　　“我看得出你是位淑女，”讲梦人对外婆说，“你不会对做过的每一个梦都有反应。”　　“当然。”外婆道。她用“你怎么可以让我遇到这种事？”的眼神，白了父亲一眼。　　“可我知道一个，”讲梦人说；他闭上眼睛。唱歌的人拖了张椅子靠过来，我们忽然发现，他坐得离我们很近。罗波坐父亲腿上，尽管他这么做已嫌太大了。“有个很大的城堡，”讲梦人开始道，“一个女人躺在她丈夫身旁。她半夜里忽然完全清醒。她醒了，却不知道是什么弄醒了她，她觉得神智清明，好像已经醒了好几个小时。她不用看，不需要说一个字，或碰触一下，就很明确地知道，丈夫跟她同样地清醒——同样地突兀。”　　“我希望这适合小孩子听，哈，哈，”提欧巴德先生说，但没有人看他一眼。外婆双手合拢放膝上，瞪着自己的手——她双膝并拢，脚跟缩在直背椅底下。母亲握住父亲的手。　　我坐在讲梦人旁边，他的外套有动物园的味道。他说：“女人和丈夫清醒地躺着，聆听城堡里的声音，这城堡是他们租的，还不很熟悉。他们聆听他们从不费神上锁的院子里的声音。村里的人常到城堡旁边散步；村里的孩子获准攀在庞大的院门上摇摆。是什么东西弄醒了他们？”　　“熊吗？”罗波道，但父亲把手指竖起，挡住罗波的嘴。　　“他们听见马蹄声，”讲梦人说。老迈的乔安娜闭着眼睛，头垂向膝盖，仿佛在僵直的椅子里发抖。“他们听见一群设法要静止不动的马匹喘息、踢腾的声音，”讲梦人道。“丈夫伸手拍拍妻子，‘马？’他说。女人下了床，走到临院子的窗前。直到今天她都还会发誓，院子里满是骑马的士兵——但那是什么样的士兵啊！他们头盔上的护罩关着，他们喃喃的话语，像微弱的广播电台讯号般小声，很难听清。盔甲丁当，马匹心神不宁地在他们胯下踏着蹄子。　　“城堡的院子里，原来有座旧喷泉，如今只余一个干涸的盆子，但女人看见喷泉有水涌出，水流淌到年深月久的道路边石上，马匹都在饮用。武士保持警戒，他们不肯下马；抬头望着城堡黑暗的窗户，好像他们知道自己是这处饮水槽的不速之客——其余的人沿路择地守望。　　“月光下，女人看见大盾牌的反光。她悄悄溜回床上，全身僵硬地靠着丈夫。　　“‘怎么回事？’他问她。　　“‘马匹，’她告诉他。　　“‘我就猜是，’他道，‘他们会把花吃掉。’　　“‘这座城堡谁兴建的？’她问他。他们都知道，这是座非常古老的城堡。　　“‘查理曼大帝，’他告诉她；他回头继续睡他的觉。　　“但女人清醒地躺着，聆听那现在似乎在整个城堡里回流的水声，水在所有沟渠里潺潺流动，仿佛那座老喷泉正在从所有的源头汲取用水。还有低语的武士无法分辨的话声——查理曼的士兵说他们已死的语言！在这女人听来，士兵的声音就跟第八世纪和一个叫法兰克的民族一样恐怖。马一直在喝水。　　“女人清醒地躺了很久，等兵士离开；她并不害怕他们进攻——她确信他们在长征途中，只不过到一个他们过去熟知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但水不停流动的当儿，她觉得自己千万不可惊扰古堡的静止与黑暗。她睡着时，查理曼的部队还在那儿。　　“早晨她丈夫问：‘你也听见水流声吗？’是的，她当然听见了。但喷泉当然是干的，从窗户望出去，他们看见花没被吃掉——所有人都知道马会吃花。　　“‘看，’她丈夫道；他陪她到院子里。‘地上没有马蹄印，没有粪便，我们一定做梦听见马声。’她没告诉他还有士兵，也没说她认为两个人做相同的梦可能性非常小。她没提醒他，他抽烟很凶，连煮汤的味道都闻不到；新鲜空气里的马臊味，对他而言太过缥缈。　　“住在那儿期间，她又看见，或只是梦见那些士兵两次，但她的丈夫再没有跟她一起醒来。每次都很突兀。有回她醒来，舌上有金属的味道，好像她嘴巴接触到酸酸的旧铁器——剑、胸甲、盔甲、护膝。他们又在外面，天气极冷。喷泉里升起一重浓雾，笼罩着他们；马身上结了霜变得雪白。第二次，他们人数不那么多——好像因寒冬或作战折损了人马。最后一次她觉得马瘦了，士兵也像一件件无人盔甲，巧妙地架在鞍上保持平衡。马的嘴巴里垂下长长的冰条，成了面具。它们的呼吸（或人的呼吸）很凝重。”　　“她的丈夫，”讲梦人道，“死于呼吸道感染。但女人做这个梦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外婆抬起低垂的头，掴了讲梦人的青胡子脸一记耳光。罗波在父亲膝上僵直了身子；母亲拦住她母亲的手。唱歌的人把椅子往后一推，纵身站起，是害怕，或准备跟人打一架，但讲梦人只对外婆躬身一礼，便走出沉郁的餐室。　　好像他跟乔安娜订了契约，事已定案，但他们对此都不感到愉快。我父亲在大笔记本上写了些东西。第38节：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9)　　“哇，这故事真精彩！”提欧巴德先生说。“哈，哈，”他揉乱了罗波的头发——罗波最讨厌人家这么做。　　“提欧巴德先生，”我母亲仍然握着乔安娜的手，“我父亲死于呼吸道感染。”　　“哎呀，真该死，”提欧巴德说，“对不起，我的夫人。”他对外婆说，但乔安娜不肯跟他讲话。　　我们带外婆出去，到一家甲级餐厅用餐，但她几乎没碰食物。“那是个吉卜赛人，”她告诉我们，“恶魔的同党，而且是匈牙利人。”　　“拜托，妈妈，”我母亲道，“他不可能知道爸爸的事。”　　“他知道的比你多。”外婆反驳道。　　“烤牛排味道好极了，”父亲道，在簿子里记下来，“搭配的Gumpoldskirchner也恰到好处。”　　“小牛排也蛮好吃。”我说。　　“蛋也很好。”罗波道。　　直到回到葛利尔帕泽寄宿舍，外婆都不发一言。我们发现厕所的门下缘离地面有一英尺多高，所以它看起来跟美式单间厕所的门，或西部片里酒店的门很像。“我很庆幸我在餐厅里上了厕所，”外婆说，“多恶心啊！我会尽力一整晚都不去这个会让所有经过的人看到我脚踝的地方！”　　在我们全家的房间里，父亲说：“乔安娜不是在一座古堡里住过吗？很久以前，我记得她跟外公租了一座古堡。”　　“是的，那是我出生前的事，”母亲道，“他们租的是卡塞斯托古堡。我看过照片。”　　“嗯，所以那个匈牙利人的梦让她不高兴，”父亲道。　　“有人在大厅里骑脚踏车，”罗波说，“我看见一个轮子经过——在我们房门底下。”　　“罗波，去睡觉。”母亲道。　　“它还嘎吱嘎吱响。”罗波说。　　“晚安，孩子们。”父亲说。　　“你们可以讲话，我们也可以讲话。”我说。　　“那你们彼此讲话就好了，”父亲道，“我是在跟你们妈妈讲话。”　　“我要睡觉，”母亲道，“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讲话。”　　我们试着做。大概我们睡着了。然后罗波悄声对我说，他得上厕所。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我对他说。　　罗波出了房门，略开一条缝；我听见他沿着走廊走去，一路用手刷过墙壁。他很快就回来了。　　“厕所里有人。”他说。　　“等他们上完就是了。”我说。　　“没开灯，”罗波说，“可是我还是从门下看得见，里头有人，在黑暗中。”　　“我也喜欢摸黑。”我说。　　但罗波坚持告诉我他所见的一切。他说门底下是一双手。　　“手？”我说。　　“是啊，在本来该是脚的位置。”罗波道。他宣称厕所两边各有一只手——而非两只脚。　　“别胡说了，罗波。”我说。　　“拜托你来看看，”他哀求道。我跟他一块儿走过去，但厕所里没有人。他说：“他们走了。”　　“双手倒立走了，一定是。”我说，“去尿尿吧，我等你。”　　他进了厕所，老大不情愿地在黑暗里撒尿。我们几乎快回到房间时，一个矮小黝黑，肤色和衣着都和触怒外婆的讲梦人类似的男人，跟我们擦身而过。他对我们挤挤眼睛，微笑。我无法不注意到他是倒立走路的。　　“看见吧！”罗波悄声对我说。我们回到房里，关上门。　　“怎么了？”母亲问。　　“有个倒立的人。”我说。　　“有个倒立撒尿的人。”罗波说。　　“丙级。”父亲在睡梦中呢喃道；父亲常梦见自己在那本大簿子上做记录。　　“我们早晨再谈。”母亲道。　　“可能只是个想露一手给你看的卖艺人，因为你是小孩。”我告诉罗波。　　“他在厕所里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小孩？”罗波反问。　　“睡吧！”母亲说。　　然后我们听见外婆在走廊另一头尖叫。　　母亲披上她美丽的绿睡袍；父亲套上浴袍，戴上眼镜；我把长裤穿在睡衣外面。罗波第一个冲进走廊。我们看见厕所底下有光线，外婆有节奏地在里头发出尖叫。　　“我们来了。”我大声对她说。　　“妈，什么事？”我母亲问。　　我们在那道宽阔的光线里集合。我们从门下看见外婆紫色的拖鞋和瓷白的脚踝。她不再尖叫，她说：“我在床上听见有人讲悄悄话。”　　“是罗波跟我。”我告诉她。　　“后来，等所有人似乎都走了，我来上厕所，”乔安娜道，“我没开灯，安安静静的，”她告诉我们，“然后我就看见也听见轮子。”　　“轮子？”父亲问。　　“一个轮子经过这门口好几次，”外婆说，“它过去，回来，又过去。”　　父亲竖起一根手指头，绕着自己的脑袋打转。他对母亲扮了个鬼脸：“有人该买新轮子了。”他小声说，但母亲不悦地瞪着他。　　“我开亮灯，”外婆说，“轮子就走开了。”　　“我告诉过你，大厅里有人骑脚踏车。”罗波道。　　“闭嘴，罗波。”父亲道。　　“不，不是脚踏车，只有一个轮子。”外婆道。　　父亲的手在头侧像发疯似的打转，他凑在母亲耳旁说：“她有一两个轮子掉了啦！”但母亲打了他一掌，把他眼镜都打歪了。　　“然后有人跑来，从门下往里看，”外婆说，“我就从那一刻开始尖叫。”　　“有人？”父亲说。　　“我看见他的手——他手指关节上有毛。”外婆道，“他的手就在厕所门外的地毯上。他一定向上看着我。”　　“不对，外婆，”我说，“我想他是倒立着站在门外。”　　“别乱讲。”母亲道。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倒立的男人。”罗波道。　　“你们才没有。”父亲说。　　“我们真的看到了。”我说。　　“我们会吵醒每一个人。”母亲警告我们。　　马桶冲了水，外婆急急走出来，她先前的威严只剩一点点。她在睡袍外披了两件睡袍；她的脖子极为修长，脸色像奶油一样白。外婆看来就像一只受困的鹅。“他很歹毒，居心险恶，”她告诉我们，“他会可怕的魔法。”第39节：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10)　　“那个看你的男人吗？”母亲问。　　“那个讲我梦的男人，”外婆说。眼泪流过面霜的纹沟。“那是我的梦，”她说，“他告诉每个人。那是不可说的，他也该知道。”她对我们嘶声道：“我的梦——关于查理曼大帝的兵马——应该只有我知道。这是我在你出生之前做的梦，”她对母亲说，“那个歹毒邪恶的魔法师却把我的梦当新闻一般报道。”　　“我甚至没把我全部的梦境告诉你父亲。我一直都不确定那是否真的是梦。现在竟然冒出一个倒立走路、手指关节长毛的人，还有魔法车轮。我要这两个男孩过来陪我睡。”　　就这样，我和罗波跟外婆去分享那个可以住一家人的大房间，外婆涂满面霜的脸在老爸和老妈的枕头上闪闪发光，像一张湿的鬼脸。罗波清醒地躺着看她。我觉得乔安娜睡得很不安稳；我猜她又梦见了那个死亡的梦——重返冱寒中查理曼士兵的最后一个冬季，奇形怪状的铁衣覆盖着冰雪，盔甲冻得无法动弹。　　轮到我非去厕所不可了，罗波亮晶晶的圆眼睛送我到门口。　　厕所里有人，门底下没透出光线，但有辆独轮车靠在外面墙上，它的骑者坐在黑暗的厕所里；马桶不断冲水——像小孩子，独轮车骑士不给水箱装满的机会。　　我凑近厕所门下的开口，但里头的人双脚、双手都不在地上。我看到很明显是一双脚，几乎就在预期的位置，只不过没碰到地板；脚底翘起来朝向我——黝暗、类似瘀伤颜色的肉垫。那是双很大的脚，附着在毛茸茸的短腿上。是一双熊的脚，但没有爪子。熊爪不像猫爪可以把爪尖收起来；熊的爪子随时看得见。这么说来，这要不是一个穿熊皮的骗子，就是一只被拔掉了爪子的熊。说不定是只家养的熊。起码——从它上厕所一事看来——不会随地大小便。根据它身上的味道，我可以确定它不是穿熊皮的人；绝对是彻头彻尾的熊。这家伙千真万确是只熊。　　我倒退撞上外婆先前房间的门，我父亲正躲在门后，等待进一步的滋扰。他一把拉开房门，我就摔了进去，把我们两个都吓了一大跳。母亲在床上坐起，把羽毛被子拉到头顶。“逮着他了！”父亲大喊一声，扑到我身上。地板在震动，熊的独轮车从墙上滑倒下来，撞上厕所的门，熊忽然踉跄跑出来，跌跌撞撞爬上独轮车，设法保持平衡。它担心地望着走廊对面，穿过敞开的门，看着父亲坐在我胸口。它用前掌扶起独轮车，说：“呜啊？”父亲砰地一声关上门。　　我们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女人喊道：“你在哪儿，多纳？”　　“呜啊！”熊道。　　父亲和我听见那女人走过来。她说：“啊，多纳，又在练习了？总是在练习！但最好挑白天呀！”熊没吭气。父亲开了门。　　“别放任何人进来。”母亲说，人仍钻在被子底下。　　走廊里有个相当漂亮、年纪却不轻的妇人，站在熊身旁，熊已经在独轮车上找到平衡，一只巨掌扶着妇人的肩膀。她戴一顶鲜艳的红头巾，穿一袭围裹式的长衫，感觉像一幅窗帘。她高耸的胸前垂着一条熊爪串成的项链；长耳环一边碰到她的窗帘装，另一边则垂挂到裸露在外、长了一颗诱人黑痣、让父亲和我看得目不转睛的肩膀上。　　“晚安，”她对父亲说，“真抱歉吵到你。多纳是不准在晚间练习的——但它热爱它的工作。”　　熊嘟哝了几声，骑车离开那妇人。它的平衡很好，但它骑车非常不小心；它擦撞到走廊墙壁，爪子扫过那些快速溜冰队的照片。妇人对父亲行个鞠躬礼，便去追熊，口中叫道：“多纳，多纳。”一路把照片扶正，尾随它朝走廊另一头走去。　　“多纳是匈牙利文多瑙河的意思，”父亲告诉我，“那头熊是跟我们心爱的多瑙河命名的。”我的家人有时对于匈牙利人也会爱一条河，感到很不可思议。　　“那熊是真的吗？”母亲问——仍躲在羽毛被底下——但我留父亲把整个情况解释给她听。我知道，早晨提欧巴德先生有得解释的，届时我得从头再听一遍。　　我进了走廊对面的厕所。残留的熊味使我不得不加快动作，我也怀疑每件东西上都残留有熊毛；不过那只是我多疑，因为熊保持得相当整洁——至少就熊而言。　　“我看见熊了，”回到房里，我小声告诉罗波，但罗波爬到外婆床上，已在她身旁呼呼熟睡。反而老乔安娜是清醒的。　　“我看到的士兵愈来愈少，”她道，“最后一次他们来，只剩下九个人。每个人都看起来好饿；他们一定把多余的马都吃掉了。天那么冷。我好想帮助他们！可是我们生存的时间不同；我甚至还没出生，怎么帮得上忙？当然我知道他们会死！可是那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最后一次他们来，喷泉结了冰。他们用剑和长枪把冰敲碎，他们生了个火，把冰放在锅里融化。他们从鞍袋里取出骨头——各式各样的骨头——放进汤里。汤一定很稀薄，因为骨头早就啃得干干净净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骨头。兔子，我猜，也可能是鹿或野猪。也许[福-哇-小-说-wＷw．Ｆｖ a L．cＮ收-集-整-理]是多余的马。我不想猜它们是——”外婆道，“那些失踪兵士的骨头。”　　“睡吧，外婆。”我说。　　“别担心那头熊。”她说。　　然后怎么办？盖普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不很确定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盖普是天生的说故事好手；他很会编故事，一个接一个，似乎都衔接得起来。但这些故事有什么意义？梦境和那些走投无路的卖艺者，他们会有什么下场——每件事都必须衔接起来。什么样的解释会显得顺理成章？什么样的结局会使他们成为同一个世界的一部分？盖普知道自己知道的不够；还不够。他信任自己的直觉；它已经带领他写出这么多篇幅的《葛利尔帕泽寄宿舍》；现在他得信任直觉告诉他，在知道更多之前先不要继续往下写。　　盖普之所以比他十九岁的实际年龄更成熟睿智，不是因为他曾经体验或学习的一切，而是他有某种直觉，某种决心，比常人更大的耐心；他喜欢努力工作。　　这些加在一起，再加上丁奇教他的文法，如此而已。只有两件事对盖普有意义：他母亲真的自信能写出一本书；目前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对象是个妓女。这两件事实对于年轻盖普幽默感的养成，有莫大贡献。　　他把《葛利尔帕泽寄宿舍》丢在一旁。时机会到来的，他想。他知道自己必须懂得更多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到维也纳各处看看、学习。维也纳似乎为他静止下来。整个人生似乎都为他静止下来。他也对夏绿蒂做了很多观察，他看到母亲做的每一件事，但他实在是太年轻了。我需要观点，他知道。一个整体的安排，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观点。会来的，他再三告诉自己，好像再一季接受摔跤训练——跳绳、绕操场跑步、举重，几乎是同样不花什么心思、却非做不可的事。　　就连夏绿蒂也有自己的观点；他很有把握自己的母亲有观点。珍妮眼中看世界清晰无比，盖普没有等同的智慧。但他知道，他会想象出自己的世界——借着一点来自真实世界的帮助——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真实世界早晚会配合的。第40节：葛利尔帕泽寄宿舍(1)　　6葛利尔帕泽寄宿舍?　　6葛利尔帕泽寄宿舍　　春天到了维也纳，盖普还没有写完《葛利尔帕泽寄宿舍》；当然也没有写信告诉海伦，夏绿蒂和她的同行介入他生活的情况。珍妮的写作加快了脚步；她已经找到自从她跟盖普和夏绿蒂谈论淫欲那晚，就一直在她心头燃烧的句子——这其实是个从过去生活中拾回来的旧句子，她就从这个句子起头，真正开始写那部使她一夕成名的书。　　“这个满是下作念头的世界上，”珍妮写道，“你要嘛是某人的老婆，要嘛是某人的婊子——要嘛就在即将成为两者之一的路上。”这句话确立了全书的语调，语调也就是它一直欠缺的东西；珍妮用这句话开场，正因为发现了这一点。自此她的自传便有一股气势，将她人生所有的不和谐整合在一起——像一片浓雾，遮盖了起伏不平的地形，也像一道暖气流，穿窗越墉，进入每一个房间。这个句子催生了更多跟它类似的句子，珍妮将它们通通编织在一起，就像把一根闪闪发亮、色彩鲜艳、富有凝聚力的线，织进一大张连绵不尽、却没有明确花样的锦毯。　　“我要一份工作，也要一个人住，”她写道，“这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这是她书名的来源。《性的嫌疑犯》，珍妮·费尔兹自传。发行平装本前，这本书的精装版本业已连印八刷，翻译成六种文字；而光是平装本的版税收入，就足够珍妮和一整个军团的护士，连续一百年天天都穿新制服。　　“后来我要一个小孩，可是我不想为此跟人分享我的身体或人生，”珍妮写道，“这也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就这样，珍妮为她一团乱丝的书找到了脉络。　　春天到了维也纳，盖普很想出门旅行；说不定去意大利；说不定他们可以租辆车。　　“你会开车吗？”珍妮问他。她明明知道他没学过开车；一直都无此必要。“看吧，我也不会开车，”她告诉他，“更何况，我在工作；现在不能停。你要去旅行，就自己一个人去吧。”　　盖普和珍妮的信件都经由美国运通的办事处转，盖普在那儿遇到他这辈子见过的第一批旅行的美国青年。两个念过狄布司女中的女孩和一个巴斯中学毕业，名字叫布的男孩。“喂，跟我们做伙吧！”大家认识后，一个女孩对盖普说，“我们可都是预科学校训练出来的。”（译注：prepschool即preparatoryschool，乃美国以升大学为目的的私立中学，教学策略与一般只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高中不同，也就是本书第三章开始时提到，艾弗瑞·史迪林希望创办的、帮助年轻学子为进入大学做准备的学校。但在此处提到这个字眼，强调的是预备学校或预科学校的学生，通常予人家境优渥，不知天高地厚的印象。）　　她的名字是弗萝西，盖普觉得她似乎正跟布交往。另一个女孩名叫薇薇安，在史华森堡广场的小咖啡桌底下，薇薇安把盖普的膝盖夹在她的膝盖之间，啜饮葡萄酒时，她不停流口水。她解释道：“我刚去看牙‘起’，我他‘嗯’的嘴里打了一大堆‘嗄’醉药，现在我连它是开是闭都搞不清。”　　“差不多是一半一半。”盖普对她说。可是他想：管他的。他想念库希，跟妓女的关系也开始使他自觉像个性的嫌疑犯。现在情况已明朗，夏绿蒂有意当他的妈，尽管他宁可把她摆在另一个层次，但他有自知之明，这个层次永远不会超越交易的范畴。　　弗萝西、薇薇安和布要去希腊，但他们让盖普带他们观光维也纳三天。这期间盖普跟薇薇安睡了两次，她的麻药已经退了；他也跟弗萝西睡过一次，趁布出外兑换旅行支票，给汽车换机油的空当。史迪林和巴斯的男孩不争风吃醋，盖普知道；但最后占上风的还是布。　　盖普的淋病不知是弗萝西还是薇薇安过给他的，但盖普确信，最终来源是布。盖普觉得这是一种“巴斯病”。但是当第一波症状出现，他们三人已前往希腊，留下盖普独自面对漏尿和灼痛的问题。他想道，全欧洲没有更严重的淋病可感染了。“我沾染了布的脏东西。”他写道，不过那是很久以后了；事发当时可一点也不好玩，他不敢寻求母亲的专业协助。他知道她一定不肯相信他不是从妓女那儿传染的。他鼓起勇气，请夏绿蒂介绍一个熟悉这种事的医生；他以为她会知道。后来他才想到，珍妮说不定还不至于发那么大的火。　　“你还以为美国人有起码的卫生观念！”夏绿蒂暴跳如雷，“你该想想你的母亲！我还以为你的品味会高明一点。那些免费跟几乎不认识的人上床的家伙——哼，你该要怀疑的，不是吗？”又一次，盖普没准备保险套，被逮个正着。　　于是盖普畏畏缩缩被带去看夏绿蒂的私人医生，那人很亲切，名叫塔汉默，左手大拇指没有了。“我本来是左撇子，”塔汉默大夫告诉盖普，“不过任何事都可以克服，努力加上专心，没有学不会的！”他坚定乐观地说；他表演给盖普看他如何用右手开处方，一笔好字让人佩服。疗法简单无痛。在珍妮的时代，波士顿慈济医院会给盖普做大情人灌洗，他会印象更深刻地理解，有钱人家的孩子未必都爱干净。第41节：葛利尔帕泽寄宿舍(2)　　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