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组曲-《法兰西组曲》

法兰西组曲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序言一九二九年，贝尔纳·格拉塞被一部名为《大卫·格德尔》的手稿深深打动了，手稿是从邮局寄来的，他立即决定出版。正欲与作者取得联系之时，他却突然发现，这位作者许是害怕遭到拒绝，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只留下了一个信箱号。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启示，希望作者前来与他见上一面，彼此认识一下。几天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贝尔纳·格拉塞几乎不能相信这位看上去活泼、平静，在法国刚刚度过十个年头的年轻女性竟然能写出如此才气逼人、残忍、大胆，并且笔法如此老道的作品。应该说这是一部作家到了成熟境界才能够成功写就的作品。尽管他已经开始欣赏眼前的这位女性了，但是还在怀疑，他问了她很多问题，直到最后才确认，她的的确确就是作者，而不是代替某个希望躲在幕后的知名作家而来。一经出版，《大卫·格德尔》便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乃至伊莱娜 ·内米洛夫斯基也随之迅速成名，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作家——比如说犹太作家约瑟夫·凯塞尔和极右翼君主政体拥护者、反犹作家罗伯特。布拉西雅克——都给了她高度褒扬。生于基辅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法语。除法语外，她还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波兰语、英语、巴斯克语和芬兰语，并且，她还懂意第绪语（中欧与东欧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德语想近，同时使用大量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词汇），我们在她一九四○年所著的《狗与狼》中能够感受得到意第绪语的痕迹。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进入了文学界，但是她并没有因此飘飘然。甚至，对于人们如此看重《大卫·格德尔》，她还颇感惊讶，因为在她自己看来，《大卫·格德尔》只是一本“没什么分量的小说”—— 这里面没有一丁点假谦虚的姿态。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你怎么会以为，仅仅因为一本书，我会忘了老朋友们呢？一本人们谈论半个月之后就要忘得光光的一本书，就像其他一切事情，在巴黎，一切都会被忘记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基辅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意第绪家族。她父亲雷翁·内米洛夫斯基（其希伯来姓氏为雅利安）的家庭来自乌克兰一个叫做内米洛夫的城市，该城市是十八世纪阿西迪姆主义运动（十八世纪初在波澜形成，在东欧扎根的犹太教革新运动，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强调宗教性的狂热）的一个重要中心。内米洛夫大家族从一八六八年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开始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一八八一年，沙皇在伊丽莎白格勒掀起了追捕俄罗斯犹太人的巨大浪潮，并持续了若干年。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的家庭早先做稻谷生意，四处旅行，而后进入金融界，积聚起可观的财富，成为俄国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在雷翁的名片上赫然印着：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沃罗内商业银行董事长，莫斯科联合银行总裁，彼得堡商业私人银行理事，他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地势较高的街区买了一座豪宅，位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房子周围是花园与椴树林。伊莱娜完全被托付给家庭女教师照料，她所接受的，都是颇为杰出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她的父母很少把心思放在家庭上，在童年，她是个特别不幸、孤独的孩子。她很喜欢和欣赏她的父亲，只是父亲全部精力都扑在生意上，大多数时间出差在外，要不就是在赌场挥霍财产。她的母亲——母亲让别人叫她范妮（她的希伯来名字叫做法伊嘉）——之所以生下这个女儿，完全只是为了取悦其富有的丈夫。但是母亲将女儿的出生看成是自己女性魅力走向衰落的开始，所以生下女儿后就把她完全抛给了奶妈。范妮·内米洛夫斯基（一八八七年生于奥德萨，一九八九年卒于巴黎）对于女儿有一种强烈的憎恶，因此女儿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一丁点母爱的表示。范妮成天坐在镜子前窥伺着每一根皱纹的出现，涂脂抹粉，做按摩，其余的时间她都不在家，在外寻求夫妻关系之外的艳遇。这个对于自己的美貌颇为自负的女人满心恐惧地看着自己的线条一天天松弛下去，看见自己彻底变成也许日后只能靠钱养小白脸的女人。然而，为了证明自己还年轻，她拒绝承认伊莱娜已经长大，而是一直把她当成小女孩来看，很长时间里，她强迫伊莱娜像一个小学生那样穿着打扮。在家庭女教师告假的日子里，伊莱娜就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阅读之中，她已经开始写作，绝望地反抗着，内心对母亲的仇恨越来越强烈。这样的一种激烈反抗，这种母女之间违反人伦天性的关系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有中心位置。因此，在《孤独之酒》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句子：“在她的内心，对于母亲有一种奇怪的仇恨，而且，随着她日复一日长大，这仇恨也越来越强烈……”“她从来不干脆地发出‘妈妈’这个词的两个音节；这两个音节从她紧闭的双唇间颇为困难地被挤了出去；发最后那个‘妈’的时候，她几乎只是咕哝了一声，而且速度很快，是她好不容易从心里拽出来的，带着一种暗暗的、隐隐的、小小的痛苦。”还有：“母亲的脸因为狂怒而抽搐着，离她越来越近；她看见了母亲因为愤怒和恐惧而睁大的、充满仇恨的双眼，闪闪发光……”“上帝说过：‘我保留了复仇的权利……’啊！算了吧，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能够原谅她！等着，等一会儿，你会看到的！我会让你哭的，就像你让我哭一样！……等着吧，等着吧，我的老太婆！”随着《舞会》，《伊莎贝尔》和《孤独之酒》的出版，复仇终于达到圆满。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最为鲜明的作品描述的都是犹太人和俄国人的世界。在《狗与狼》里，她描绘了早期的商人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些商人享有在基辅居住的权利，而根据尼古拉一世颁布的条令，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城市不允许犹太人居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并不否定东欧的犹太文明，她的祖父母（雅各夫 ·马尔居里斯和贝拉·丘吉德洛维奇）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尽管家族有了钱之后，他们远离了它。但是，在伊莱娜的眼里，对于金钱的操纵，积聚由金钱堆砌起来的财产都是不名誉的行为，虽然在她的少年时代，包括她成年以后，过的都是大资产阶级的生活。在描绘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时，伊莱娜拾起了所有反犹主义的偏见，将那个时代为犹太人所勾勒的种种偏见性的描述安在他们身上。犹太人的一幅幅画像就这样从她的笔下冒了出来，用的都是最残忍、最讽刺的语句，而她则带着一种心醉神迷的恐惧欣赏着，尽管她承认自己与他们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点，正是她日后遭受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根由。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竟是如此一种对自己的仇恨！在一种令人晕眩的平衡之中，首先她接受了犹太人属于低价值的“犹太种族”的观念，在她看来，犹太种族的种种区别性标志十分容易辨别，尽管，我们无法用三十年代“种族”这个词的含义，无法用后来纳粹德国普遍所指的那种含义来谈论人类的种族。下面就是她作品中安在犹太人身上的某些特点，某些用来定义他们、让他们成为一群具有共同特性的个体组合的词汇的选择：卷曲的头发，弯鼻，柔软的手，钩状的手指和指甲，茶褐色、黄色或是橄榄色的脸色，接近黑色、油光光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发黑的厚嘴唇，苍白的面颊，不整齐的牙齿，总是一动一动的鼻孔，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们的贪得无厌，好斗的性格，歇斯底里，以及他们在“买卖蹩脚货、炒作外汇、做旅行推销商、做冒牌礼服或贩卖军火的中间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代代相传的天赋。撕开一个又一个“犹太贱民”的词语标签，在《狗与狼》中，她写道：“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比起一个因种种犹太缺陷而感到耻辱的基督徒来，他的耻辱感更为强烈，更为痛苦。而这份根深蒂固的能量，这种几近狂热地想要得到所欲求的一切的需要，这种对于别人怎么想所抱的一种盲目的蔑视，在他的精神里，这一切都汇聚在惟一的一张标签下：‘犹太人的傲慢无礼’。”非常矛盾的是，在小说的结尾，伊莱娜却显示出某种温情而绝望的忠诚：“这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家庭。”而突然，她又重新推翻了这个观点，借犹太人之口，她写道：“啊！你们这些装腔作势的欧洲人，我多么恨啊！你们所谓的成功、胜利、爱、恨，我，我把它们统统叫做钱！这是另一个词，说的却都是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内米洛夫斯基对于犹太精神、对于东欧犹太文明的丰富与变化一无所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为《犹太世界》所做的一次访谈中，她说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回应那些将她看成是犹太民族的敌人的人说，在《大卫·格德尔》中，她所勾勒的，不是“已经在法国扎了根，生活了几代的法国犹太人，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的确不存在所谓的种族问题”，她所勾勒的是“四海为家的犹太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对金钱的爱代替了其他所有情感”。《大卫·格德尔》是伊莱娜一九二五年在比阿里茨开始创作的，一九二九年完成，小说叙述了格德尔——一个来自俄国的国际金融巨头史诗般的一生：他一步步走向成功，达到辉煌，接着是银行突然间全盘崩溃。还有格德尔渐渐老去的妻子，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这个女人生活奢华，总是问他要更多的钱，好拴住情人。这个证券界曾经的巨无霸彻底被击垮了，斗败了，重新变回年轻时在奥德萨的那个小犹太人。突然，出于对那个姿色平庸、举止轻薄的女儿的爱，他决定重建自己的财产。在成功地完成最后的搏击之后。他精疲力竭地死去，在一艘飘荡在狂风巨浪里的货轮上，他进出了几个意第绪语的词。一个和他一起在辛菲罗波尔（先为乌克兰共和国所属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首都）登船前往欧洲：希冀着更好生活的犹太移民，听到了他最后的叹息。就这样，格德尔也算是在自己亲人的陪伴下死去了。俄国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生活奢华。每年夏天，他们都会离开乌克兰，不是去克里米亚，就是去比阿里茨，圣一让一德一吕兹，昂达伊（均为法国城市，度假胜地）或是天蓝海岸。伊莱娜的母亲住在宫殿里，而女儿和家庭女教师却寄宿在别人家。十四岁，法语教师去世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开始写作。她坐在沙发里，膝盖上摊着一个本子。她对叙事技巧已经有所考虑，基本上是采用伊万·屠格涅夫的那种方式。写小说的时候，她不仅仅写故事本身，也写故事带来的所有思考，所有的，不加以任何删减。她还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包括次要人物在内。这些东西就足够她涂满一个又一个的本子，她详细地描绘这些人物的外貌特征，性格，所受的教育，童年，生活的不同历史阶段。当所有的人物都达到这样一种明确程度之后，她会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划出她要保留的主要特点；有的时候只有几行。然后她很快地转向小说的构成，对此进行修改，确定下来，开始写作。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住在圣彼得堡一座漂亮的大房子里，他们一九一四年就搬来这里了。“房子（……）的建筑方式非常特别，从前厅可以望见另一头的房间；通过打开的一扇扇大门，可以看到白色和金色相间的一连串的客厅”，在那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小说的《孤独之酒》里，她这样写道。对于俄国很多作家与诗人来说，圣彼得堡是一座神秘的城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座城市里看到的只是阴暗的、白雪覆盖的街道，还有从散发着腐朽、恶心味道的运河和涅瓦河上吹来的刺骨的寒风。由于生意上的关系，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经常去莫斯科，他在那里向皇家卫队的一位军官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当时那位军官正好被派往俄国驻伦敦使馆工作。内米洛夫斯基将一家人安置在了莫斯科，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危险，但是一九一八年十月，恰恰是在莫斯科爆发了最为激烈汹涌的革命。外面子弹狂啸的时候，伊莱娜正在开发那个学识渊博的德·埃赛因特军官家的图书室。她发现了于斯曼，莫泊桑，柏拉图和奥斯卡·王尔德。《道连·格雷的肖像》（王尔德作品）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从外面的街道上看不见内米洛夫斯基一家藏身的这所房子，房子嵌在周围其他高楼之中，而且还带着一个院子，前面又有一座地势比它高的房子挡着。除此之外，房子还有另外一个圆形院子，有另外的一座房子挡着它。等到外面没有人的时候，伊莱娜便偷偷地下去拣弹壳。五天的时间，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就躲在这座房子里，靠一袋土豆，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维持。趁一次暂时停火的机会，内米洛夫斯基一家逃回了圣彼得堡，而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悬赏通辑伊莱娜父亲时，伊莱娜的父亲失去了公开出入的自由，不得不转入地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边境尚未关闭，伊莱娜的父亲于是趁机组织全家化妆成农民逃亡，将一家人带到芬兰。伊莱娜在位于雪地间的三座彼此相联的木头房子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她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俄国。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她的父亲经常偷偷潜回俄国，试图挽救他的财产。伊莱娜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安宁与平静的时刻。她成长为一个女人，受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开始写散文诗。俄国的情况越来越严峻，布尔什维克离他们也越来越近，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到达瑞典。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伊莱娜一直都还记得那里，记得在春天的花园里突然盛开的淡紫色百合。一九一九年七月，一家人登上了一艘前往鲁昂的小货轮。他们航行了十天，由于遇到了可怕的暴风雨，货轮中途没能停靠任何地方，而正是这场暴风雨给了伊莱娜《大卫·格德尔》最后一幕动人场面的灵感。在巴黎，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接手了自己银行的分支机构，得以再度创建起自己的财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索邦大学注册，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文学学士的学位。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卫·格德尔》并非她的最初尝试。她进入文学界是从她所谓的“滑稽小故事”开始的，她将稿子寄往每个月一号和十五号出版的半月刊插图杂志《异想天开》，杂志采用了她的稿子，付给她每篇六十法郎的稿费。接着她又将一篇小故事寄给了《晨报》，《晨报》也采用了。然后是寄给《自由作品》的一篇小故事和一个短篇，再接下去就是她第一篇比较长的小说《误解》——写于一九二三年她十八岁时，一年以后，又有了一个短篇《天才儿童》，后来更名为《神童》，一九二六年二月刊登在《自由作品》上。《神童》叙述了伊斯马埃尔·巴鲁赫的悲惨故事，这是一个在奥德萨贫民窟里出生的犹太小孩。一个贵族被他的天真和早熟的诗歌天赋所吸引，在小溪里拣起了他，将他带到一座宫殿里，供自己的情人消磨时光。受到公主的宠爱，小孩子在公主身边过着无比快乐的日子，但是公主实际上只是把他当成一只什么都懂的宠物猴来看待。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危机之后，孩子成长为少年，他失去了童年时代可以用来装扮自己的优雅，觉得以前给自己带来一切的那些歌谣和诗歌根本毫无价值。他想在阅读中寻找灵感，但是文化不仅没有让他成为天才，相反却毁了他的特性和本真。于是公主就像丢弃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一般抛弃了他，伊斯马埃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到故乡：奥德萨的犹太区，回到他的贫民窟和陋室之中。但是在这个已经被贵族同化的年轻人身上，没有人认出他就是以前的伊斯马埃尔。遭到亲人的抛弃之后，他在这个地方没有栖身之所，只能投身于港口的腐水之中。在法国，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生活色彩没有那么悲苦了。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很快就融入法国社会，在巴黎过起了一种大资产阶级特有的光彩夺目的生活。上流社会的晚会，流淌着香槟的晚餐，舞会，豪华的海滨或乡村度假。伊莱娜喜欢动，喜欢跳舞。她在各种节日招待会间跑来跑去。她承认自己喜欢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有的时候她还去赌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我度过了彻底疯狂的一星期：从一个舞会跳到另一个舞会，现在我还有点醉呢，几乎认不得应该走哪条路。”还有一次在尼斯：“我像个精神病人一样，成天停不下来，为此我感到羞愧。我跳舞，从晚上跳到早上。每天，在不同的饭店有着不同的盛大晚会，而且我桃花运不错，会碰到一些花花公子，我玩得很好。”从尼斯回来后：“我不乖……想要改变……在我离开的前一天夜里，就在我们住的内格莱斯克酒店有一个盛大的舞会。我就像个疯子，一直跳到凌晨两点，接着，我和男人在冷风中调情，喝着冰凉的香槟。”几天以后：“舒拉来看我了，给我上了两小时的道德课：我似乎有点过分了，像这样把小伙子弄得神魂颠倒的……您知道我把亨利给甩了，那天他来找我，脸色苍白，双眼失神，一脸恶毒的样子，口袋里揣着把枪！”就在这些舞会的漩涡里，她遇到了米哈伊，又叫米歇尔·爱泼斯坦，一个“脸色很深的棕发小个子男人”，他毫不迟疑地开始追求伊莱娜。米哈伊在圣彼得堡拿到了物理和电气工程师证，他在位于加永街的北方国家银行里做代理人。伊莱娜觉得他很对自己胃口；和他调了一番情之后，于一九二六年嫁给他。他们住在贡斯当一柯克林大道十号一套漂亮的公寓房里，房子的窗户正对着塞纳河左岸一座修道院的花园。他们的女儿德尼斯于一九二九年出生。在得知自己做了外婆后，范妮送给伊莱娜一只长毛熊。他们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生。内米洛夫斯基家的朋友有特里斯当·贝尔纳和演员苏珊娜·德沃约，与奥勃朗斯基公主也经常往来。伊莱娜在一些温泉城治疗过哮喘。有电影制片人买下了《大卫·格德尔》的改编权，后来，影片由哈里·波尔主演，于连·杜卫维埃执导上映。尽管声名鹊起，挚爱着法国和法国上流社会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没有能够得到法国国籍。在一九三九年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背景下，同时也是因为十多年来社会上的反犹主义烈焰一直在熊熊燃烧着——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说成是存心作恶、唯利是图、尚武好斗的入侵者。他们热衷于权力，煽动战争——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决定和孩子们一起皈依基督教。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她在巴黎的圣玛丽教堂受洗，由内米洛夫斯基家的一位朋友，罗马尼亚的基卡主教长主持洗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战，就在前一天，伊莱娜和米歇尔·爱泼斯坦将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德尼斯、伊丽莎白以及孩子们的奶妈塞西尔·米肖送往索恩一卢瓦尔省的伊西一勒维克，奶妈就是在这个村庄出生的。孩子们的奶妈将两个孩子交给自己的母亲米苔娜夫人照管。伊莱娜和米歇尔·爱泼斯坦回到巴黎，从此他们经常往返于巴黎和伊西一勒维克之间去看望孩子，直至一九四。年六月划定了禁止通行线。一九四。年十月三日颁布的第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法令明确规定了犹太人在社会上和司法上的地位低于他人，犹太人因此沦为贱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令以种族的标准对于法国政府眼里的犹太人进行了定义。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了清查，他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外国人。米歇尔无权再在北方国家银行工作；出版社也要使其出版人员和作者‘雅利安化”，伊莱娜无法再出版任何作品。他俩离开巴黎，和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伊西一勒维克的旅游饭店里，和他们同时住在饭店的，还有魏玛共和国的士兵和军官。一九四。年十月，一条关于“犹太种族的外国侨民”的法律出台，法律规定犹太人只能在集中营或指定住所范围内活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的法律又代替了一九四〇年十月的法规，使得犹太人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它揭开了逮捕、关押犹太人，将他们运往纳粹灭绝营的序幕。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的受洗证书毫无用处。不过小德尼斯还是第一次去领了圣体。后来，按规定必须佩戴表示犹太人身份的星形标志，德尼斯去镇里小学上学时都戴着这种黄色和黑色相间的星形标志，缝在大衣上，十分显眼。在饭店住了一年以后，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终于在村里租到一座资产阶级的大房子。米歇尔·爱泼斯坦为女儿德尼斯写了乘法运算口诀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脑子相当清醒，她从不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将以悲剧而告终。但是她仍然读大量的书，写了大量的东西。每天早饭后，她就出发了。有时她会走上十公里的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她开始工作。下午，吃过午饭，她再次出门，直到晚上才回家。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以及反犹报纸《格兰瓜尔》分别同意用两个笔名发表她的作品：皮埃尔·内雷和查尔斯·布朗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在伊西一勒维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她丈夫一样佩戴着黄色星形标志，写完了《契诃夫的一生》和《秋之火》——这两部作品到一九五七年才得以出版，并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写作《法兰西组曲》，幸而她还有时间为这部作品标上“终”这个字。作品包含两本书。第一卷《六月风暴》描绘了一连串的逃亡画面。第二卷名为《柔板》，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内米洛夫斯基仍然保留着以前的习惯，她还是从眼下工作的笔记开始，从法国形势给她带来的思考开始。她确立了人物清单，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一一确认是否都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人物都用上。她梦想着写一本一千页的书，交响曲般的构成，只是分成五个部分，根据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色彩。她想要模仿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就在她被捕前不久，她意识到自己也许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她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她仍然在继续写她的笔记，与书同时进行。她将这些清醒的、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注解取名为《关于法国状况的笔记》。这些注解表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对于法国人不抱有任何幻想，对法国民众面对溃败、投降时那种麻木不仁的可恨态度不抱任何幻想，对自己的命运也同样不抱任何幻想。而第一页上，她不正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吗：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我并不缺少完成这项工程之心但是目标长远，时间却如此短暂。她痛斥恐惧、懦弱以及接受侮辱的态度，痛斥种种迫害和屠杀的行径。她非常孤独。文学界和出版界很少有像她这样拒绝投降的。每天她都去找邮递员，但是没有她的信。她不准备以逃跑的方式来躲避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比如说到瑞士，瑞士在那个时候经过严格审查，可以接受来自法国的犹太人，尤其是女人和孩子。她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六月三日，她起草了写给女儿托管人的遗嘱，希望托管人在孩子们的父母离去之后能够精心照料她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遗嘱里对所有事情一一加以明确，她列出了从家里所能带出来的全部财产，这些财产换成的钱可以用来付房租、烧暖气、买壁炉，可以雇个园艺师打理菜园，保证她们在食品配给期间吃得上蔬菜；她列出了为女儿看病的医生的地址，明确了女儿的饮食禁忌。没有一句反抗之词，只有对于眼下形势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说只有绝望。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她写道：“显然就是如此了，除非事情一直延续下去，在延续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不管好坏，但愿都结束吧！”她觉得眼下的形势只能是一系列的强烈动荡，能够致她于死地的动荡。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她坐在松林里工作，身下垫着她的那件蓝色粗羊毛衫，“在一片腐烂的枯叶的海洋里，前一夜的暴风雨浸湿了叶子，我双腿盘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同一天，她写了封信给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言辞之间让人觉得，她已经肯定，在这场德国人与其同盟军对犹太人的战争中，自己一定不可能存活下来：“亲爱的朋友……想想我吧。我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些一定都会成为我的遗作，但是这可以打发时间。”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法国宪兵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家的门。他们带走了伊莱娜。七月十六日，她被关进卢瓦雷省的皮蒂维埃集中营。第二天，她被塞上六号车，运往奥斯维辛。她的号编在比尔克诺灭绝营，由于身体虚弱，她在雷维埃（奥斯维辛的诊疗所，集中关押哪些病的太重没法劳动的囚犯，那里的条件也非常岩窟，每个一段时间，党卫队会将他们塞进卡车，送入毒气室）停留了一段时间，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被杀害。伊莱娜离开之后，米歇尔·爱泼斯坦还没能明白，逮捕和关押就意味着死亡。每一天，他都在等她归来，每顿饭都要求在饭桌上摆上她的餐具。他绝望地与两个女儿守在伊西一勒维克。他写信给贝当元帅，解释说自己的妻子身体很弱，请求能够代替她去集中营劳动。维希政府对此做出的回答是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将米歇尔也予以逮捕。他先是被关押在科佐，接着被关押在德朗西，有关他的搜查记事簿上记着，他被没收了八千五百法郎。之后，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被运往奥斯维辛，到的当天就被送进毒气室杀害。在逮捕米歇尔·爱泼斯坦之后，宪兵很快就到镇里的小学搜捕小德尼斯，幸好德尼斯的老师将她藏在自己的床间通道，躲过了这一劫。法国宪兵没有气馁，他们狂热地到处搜捕两个小女孩，想要强迫她们也承受父母的命运。她们的托管人非常机灵地剪下德尼斯衣服上的犹太人星形标志，将两个孩子送往边境的另一边躲避。她们还曾在一座修道院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接着又躲在波尔多地区的地窖里。战争结束后，两个孩子知道父母再也回不来了，她们敲响了外祖母家的门，战争期间，她们的外祖母在尼斯过得舒舒服服。外祖母拒绝给两个孩子开门，隔着门大叫说如果父母死了，她们可以进孤儿院。外祖母一百零二岁的时候死在威尔森总统街的大房子里。在她的保险箱里，人们只发现两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书：《伊莎贝尔》和《大卫·格德尔》。而《法兰西组曲》的出版经过也颇为曲折，堪称奇迹；这里我们有必要陈述一下。在逃亡过程中，托管人和两个小孩子带着的一个箱子里装有照片，家庭的证明文件和伊莱娜最后这部手稿，为了节省墨水和战争时期紧缺的劣质纸张，手稿上的字非常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部最后的著作里无情地描绘了一个懦弱的，被战胜、被占领的法国。箱子陪伴着伊丽莎白和德尼斯从一个藏身之所前往另一个藏身之所，所有的避难处都不安全，因而也都只能是暂时的：先是在一所天主教的寄宿学校，只有两个修女知道两个小女孩是犹太人。德尼斯有了个假名字，但是她总也习惯不了，老师批评她不守秩序，因为在课堂上叫到她的名字，她不回答。还有那些总也不死心的宪兵，这些宪兵觉得再也没有比找到两个犹太小孩送给纳粹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发现了孩子的踪迹，孩子们只好离开寄宿学校。她们在地窖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德尼斯感染了胸膜炎。可是把孩子们藏起来的人不敢送她去看病，就用自己的土方松树树脂为她进行治疗。由于差点被发现，她们不得不再次逃跑，身边一直带着这只理好的、紧急状况下随时可以带走的箱子。托管人在孩子们登上一列火车前对德尼斯说：“把你的鼻子藏起来！”当从纳粹集中营回来的幸存者开始陆续抵达火车东站时，德尼斯和伊丽莎白每天都到那里去。她们还去接待集中营关押犯人的露特西亚饭店，举着写有她们名字的纸牌。有一次在街上，德尼斯以为自己看见了母亲，于是她拼命地跑。德尼斯救出了这本珍贵的簿子。她不敢打开，看到簿子在，对她而言已是足够。有一次，她想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但是太痛苦了。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她和妹妹伊丽莎白商量后决定，将母亲最后的这部作品交给现代出版存储中心，而此时改姓为吉尔的伊丽莎白已经成了一位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但是在与手稿分离前，德尼斯决定将手稿打出来。借助于放大镜，她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辨认工作。《法兰西组曲》有了电脑稿，接着，又按照原来的样子誊抄了一遍。和她想象的不同，这不是简单的笔记或是私人日记，这是一幅色彩强烈，非常清晰的壁画，是给法国和法国人拍下的一张活生生的照片：逃亡的公路，挤满了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争相在乡间破屋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小憩一会儿的女人和孩子的村庄，装满家具、床垫、被褥和餐具的汽车，缺少汽油停在路中央的汽车，被粗野的乡下人弄得倒足胃口，试图挽救自己那些小摆设的大资产阶级，被匆忙间举家逃离巴黎的情人抛弃的妓女，将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往暂避之处的神父——孤儿院的孩子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压抑，最终杀了神父，寄住在某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在婆婆的眼皮底下勾引战俘年轻妻子的德国士兵。在这幅令人痛苦的画面上，只有一对平常夫妻保留住了自己的尊严。他们的儿子在最初的战役中受了伤，一路上，在那些残兵败将中，在喧闹的、将伤员运往医院的军车里，这对夫妻徒劳地找寻着自己儿子的足迹。当德尼斯·爱泼斯坦将《法兰西组曲》的手稿交给现代出版存储中心时，她感到十分痛苦。她毫不怀疑母亲最后这部作品的价值，但是她还不曾让一位出版社的人读过，因为此时，她病重的妹妹伊丽莎白·吉尔正在写《战俘营哨所》，一部出色的关于母亲的虚构性传记作品，母亲，那个她还没能来得及了解的人，纳粹将她杀害时，伊丽莎白只有五岁。米利亚姆·阿尼西莫夫第一部六月风暴战争1天热了，巴黎人想。春天的风。这是战争期间的夜晚，警报。但是夜晚会消失的，战争也还遥远。睡不着的人，那些蜷缩在床上的病人，那些担忧前线的儿子的母亲，那些因为流泪而目光暗淡的情网中的女人，他们听到了第一声警报。这一声还是那种沉沉的送气声’像是从窒息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叹息。又过去了一会儿时间，整个天空边布满了爆炸声。爆炸声从远处、从地平线的那一头传来，还真像是不紧不慢的呢！睡梦中的人们仿佛看见了大海，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海浪和卵石往前涌，又像是三月摇动着森林的暴风雨，或是一群奋蹄急奔、隆隆踏过地面的牛，直到睡意渐渐退去，男人勉强睁开眼睛，咕哝了一声。“是警报吗？”更为警惕、更加清醒的女人已经站起身来。有些人关好窗子，合拢百叶窗后，便又躺下了。昨天，六月三日，星期一，开战以来第一次，炸弹投在了巴黎城内；但是大家都很安静。只是前方传来的消息不太好。没有人相信。可是如果宣告说打了胜仗，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我们真是搞不明白。”大家都说。借着手提小灯的光，大人给孩子穿好衣服。母亲用双臂整个儿地将沉沉的、温热的小身体抱起来：“过来，别害怕，别哭。”是警报。所有的灯都灭了，但是在这六月金黄、澄净的天空下，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塞纳河就像是一面多棱镜，将无数散乱的灯光围拢起来，反射出百倍的光芒。没能藏好的窗子，在柔和的阴影里闪烁着的屋顶，还有大门上每一处凸起都泛着微光的金属装饰，亮的时间似乎比别的要长的几盏红灯，也不知道为什么，塞纳河尤其吸引它们，它们被塞纳河捉住了，在它的水波里嬉戏。如果从高处看，塞纳河应当白得像条牛奶河。有些人会想，这样的河水会给敌机指明方向。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实际上，大家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是待在床上吧”，半梦半醒的声音在嘟哝，“我不怕。——不管怎么样，一次就够了”，智者回答道。新的大楼里，透过紧急备用楼梯的玻璃门，可以看见一簇、两簇、三簇小小的跳动的光：这是六楼的居民从高处逃下来。尽管有规定，他们手里的小电灯还是亮着。“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楼梯上把脸摔破，你跟上了吗，爱弥尔？”大家都压低了声音，好像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是关门的声音，一扇接着一扇。在居民区，地铁里的人依旧不少，躲在散发着臭味的隐蔽地方，而有钱人则待在看门人那里，耳朵分辨着外面炸弹落地的破裂和爆炸声，神情专注，竖着身体，仿佛临近狩猎之夜时焦灼不安的动物。穷人并不比有钱人更害怕，他们没把自己的命看得那么重，但是他们更喜欢人云亦云，穷人和有钱人此时互相需要着，需要臂挽着臂，需要一起颤抖一起笑。天很快就要亮了。一束淡紫色和银色的天光滑过小街，滑过河岸的护栏，滑过圣母院的塔楼。沙袋将主要建筑遮没了一半，把歌剧院侧面的卡尔波（法国注明雕塑家，为法国歌剧院做了石膏群像雕塑作品集《舞》）的那组舞女遮没了，也吞没了凯旋门上高奏着的《马赛曲》的歌声。炮声开始还在远处回荡，接着这声音就近了，每扇玻璃都随之震颤。人们堵住了窗户，不让一丝灯光泄出窗外，孩子们就在这闷热的房间里出生，他们的哭声让女人忘记了警报和战争的声音。在垂死的人听起来，这炮声显得软弱无力、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再多一点声音而已，而恶毒的、巨大的嘈杂声早就要将他们吞没了，如同吞没一朵浪花一般。小东西贴着妈妈暖烘烘的腹部安静地睡着，轻轻咂着嘴唇，仿佛吃奶的小羊羔。警报拉响时被扔掉的流动摊贩车散落在街上，车里装满了鲜花。红艳艳的太阳仍然升起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穹上。又一声炮响，这一次离巴黎如此之近，以至于小鸟从建筑物的顶端惊飞而去。天际高处滑过巨大的黑鸟，在太阳下伸展着映成玫瑰红色的翅膀，飞过就不见了，然后飞过来的是美丽的、肥嘟嘟的、咕咕叫着的鸽子和燕子，麻雀安静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蹦蹦跳跳。塞纳河边的每一棵杨树上都栖息着一串棕色的小鸟，它们非常卖力地歌唱着。地窖深处，人们终于听到来自远方的一声召唤，因为距离，这三个全音组成的军号声显得非常细弱。警报结束了。2佩里冈一家在沮丧的静默中听完了法国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但是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评论。佩里冈一家都很正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举止，他们来自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家庭的遗传以及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他们的长子菲利普·佩里冈是神父），这一切都让他们对共和国政府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一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佩里冈先生，他的处境也让一家人更倾向于一种能为神职人员带来荣誉和利益的体制。一只猫一直叼着块到处是刺的鱼，小心翼翼地：它不敢将鱼一口吞下，可是嚼碎这块鱼又让它觉得挺遗憾的。最终，夏洛特·佩里冈夫人认为只有男性的头脑才能对目前这些奇怪而严重的事件做出冷静的判断。但是她的丈夫和长子都不在家：丈夫在朋友家吃晚饭，长子不在巴黎。如果是关乎存在的日常事务——不管是佣人的行为举止，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丈夫的事业前途，佩里冈夫人一向实行铁腕政策，决不采纳他人的意见。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领域。首先应该由某个权威来告诉她，应当相信什么。一旦踏上了正确的道路，她就会开足马力往前跑，任何障碍对她而言都不再是问题。哪怕有人用就在手边的证据向她证明，她的看法是错的，她也会报之以冷冷的、高傲的笑容：“我父亲对我说过。我的丈夫很清楚。”然后，她那双带着手套的手在空中做上一个小小的、不容置疑的手势。丈夫的地位让她感到飘飘然（也许她更喜欢待在家里的生活，但是我们温和的救世主啊，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尘世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他的十字架！），利用外出的间隙，她才回到家中，监督孩子们的学习，给最小孩子喂奶的情况以及仆人们的工作，但是她还没时间脱去她那套外出的行头呢。在佩里冈家孩子们的眼里，母亲似乎随时准备好了要出门，头上戴着帽子，手上套着白手套。（由于她非常节俭，她的手套散发着修补时染上的一种汽油味，就是皮革匠家的那种臭味。）今天晚上同样如此，她也才回来，站在客厅的广播前。她穿着一身黑，头上戴着这个季节流行的那种小帽子，特别小巧的那一种，插着三朵花，额前垂着镂空的面纱。面纱下是一张苍白而惶恐的脸，年龄和疲倦在这张脸上留下了特别的痕迹。她四十七岁，有五个孩子。显然，上帝原本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红发的女人。她的皮肤特别细腻，但是由于岁月的缘故，已经起了皱纹。她那庄严而颇具分量的鼻子上布着红斑。绿色的眼睛如猫一般，投射出尖锐的目光。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造物主大概犹豫了，觉得色泽如此明亮的头发与佩里冈夫人无可指责的道德以及行为举止不太相配，于是便给了她一头棕色的、暗淡的头发，而且，在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后，这头发便开始一缕一缕地掉。佩里冈先生是一个严谨的人：他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欲望，而且，出于对名声的考虑，他一向远离那些不道德的场所。于是，佩里冈家最小的孩子才两岁，而在长子菲利普和最小的孩子之间，还有三个彼此之间有一定年龄差距的孩子，这三个孩子，佩里冈夫人不太好意思地称为三场事故，孩子们都活着生下来了，但是直到分娩之前，这三个孩子都没有显示出活下来的征兆，而且，每次他们的出生都将母亲带到了坟墓的边缘。客厅里此时正回荡着广播的声音，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比例匀称，四扇窗户朝向德莱塞林阴大道。客厅的修饰颇具古典风格，宽大的扶手椅，配有金黄色的坐垫。老佩里冈先生的轮椅停在靠近阳台的那一边，老头已经不能走动了，年龄太大，有时反倒让他重新回到童年的状态。只有在谈到他数额巨大的财产时（他是马尔泰特家族的佩里冈，是里昂赫赫有名的马尔泰特家族的继承人），他的脑袋才空前的清晰。而战争和战争的变化几乎对他没有任何触动。他漠然地听着，节奏分明地晃动着他那银白色的漂亮胡须。在这家的女主人后面，孩子们站成了个半圆，包括最小的，躺在保姆怀里的婴儿。保姆有三个儿子都在前线，她抱着婴儿过来和女主人道声晚安，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听一下广播，她焦急地、专注地听着发言人的话。佩里冈夫人已经猜到，其他佣人此时一定站在半掩的客厅门后：焦急的贴身女仆玛德莱娜已经几乎站在门槛上了，在佩里冈夫人看来，这种违反常规的举动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因此，凶险来临时，所有阶级的人都站在同一座桥上，但是寻常百姓没有接近疯狂的抵抗意识。“这些人是多么随遇而安啊。”她不无责备地想。佩里冈夫人还算是那种相信寻常百姓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就好了，他们并不坏。”她总是用一种宽容而伤心的语调说，就好像在说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般。她的仆人一般都能够跟她做很长时间，对此她深感骄傲。他们生病时，她坚持亲自照料他们。玛德莱娜得咽峡炎的时候，佩里冈夫人亲自为她调制漱口水。由于白天抽不出空，因此她总是晚上从剧院回来后再着手准备。惊讶地醒悟过来的玛德莱娜事后才向她表示感谢，而且是用相当淡然的口吻，佩里冈夫人想。这就是寻常百姓，从来不会感到满足，而如果对他们越不好，他们就越摇摆不定，越忘恩负义。但是佩里冈夫人只期待上苍的回报。她转向前厅这队阴影，十分真诚地说：“如果想听新闻，你们可以进来听。”“谢谢夫人。”仆人们用尊敬地口吻说，踮着脚溜进了客厅。玛德莱娜，玛丽和贴身男仆奥古斯特走了进来，跟在最后的是厨娘玛丽亚，她的手上还带有鱼腥味，因此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新闻已经结束了，现在听到的是关于“严峻、但还未至危及”的局势评论，发言人在安慰大家。他的声音如此坦率、平静、温和，每一次在发诸如“法国、祖国和部队”这样的词时显得尤为响亮，以至于将乐观主义的精神深深播进了听众的心里。在谈及通报中所说的“敌人继续向我们部队驻地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遭遇到我军的顽强抵抗”时，他采用了自己特有的方式。他用轻描淡写、充满讽刺和蔑视的语调读了前半句话，仿佛要说：“至少他们想让我们这样认为。”相反，读到后半句的时候，他将每一个音节读成重音，特别强调了形容词“顽强”和“我军”，而且充满信心，让人不自禁地想：“我们这样烦恼是不对的！”佩里冈夫人看见了大家射向她的，充满疑问和希望的眼光，她坚定地宣布道：“听上去不是很糟糕！”不是因为她确信如此，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高周围的人的士气。玛丽亚和玛德莱娜叹了口气。“夫人相信吗？”于贝尔，佩里冈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今年十八岁，长着胖嘟嘟的、玫瑰色的脸颊，看上去只有他感到绝望和恐惧。他神经质地用揉成团的手绢擦着脖子，用尖厉、甚至时不时变得嘶哑的声音叫道：“这不可能！我们不可能等在那里！但是妈妈，他们究竟还在等什么，为什么不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所有的男人，立刻参战！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您不这样认为吗，妈妈？”他跑到学习室，拿来一张很大的地图，在桌子上展开，发狂一般地测算着距离。“我们完了，我跟您说，完了，除非……”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我，我明白我们想干什么了。”他开心地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宣称道，“我真的明白了，我们肯定是让他们前进，前进，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他们，就这里，瞧，妈妈！或者是……”“是的，是的。”他的母亲回答道，“赶快去洗手，还有，别忘了整理好你的这簇乱糟糟的头发，都快掉进眼睛里去了。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于贝尔将愤怒埋藏在心里，折好地图。只有菲利普认真对待他，只有菲利普用平等的口气和他说话。“家庭，我恨你。”他在心里暗暗吟诵，走出客厅时，为了报复，他一脚踹开了弟弟贝尔纳的玩具，贝尔纳叫开了。“这是给他上的人生一课。”于贝尔想。奶妈赶紧将贝尔纳和雅克琳娜带出客厅，婴儿艾玛努埃尔已经在她的肩头睡着了。她大步地向前走，手里牵着贝尔纳，为自己的三个儿子哭泣，她在心里看见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三个都死了。“真是悲惨和不幸啊，真是悲惨和不幸啊！”她一边摇着灰色的脑袋一边低声重复道。她打开浴缸的龙头，开始给孩子们的浴盆注入热水，她一直咕哝着这句话，在她看来，这不仅可以用来描述目前的政治局势，而且更是她个人生活的写照：年轻时在地里劳作，然后守寡，媳妇们脾气都不大好，还有，自她十六岁开始，就从东家到西家做奶妈。贴身男仆奥古斯特悄悄地回到厨房。在他那一本正经的愚蠢的脸上，有一种蔑视，是针对很多事情的蔑视。佩里冈夫人也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个精力超常的女人总是利用孩子们洗澡和晚饭间的十五分钟让雅克琳娜和贝尔纳背诵课文。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地球是一个球，没有任何支撑。”客厅里只剩下老佩里冈和小猫阿尔贝。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晚上的霞光温和地照耀着茂盛的栗树，小猫阿尔贝没有什么高贵血统，纯粹是孩子们的玩伴，此时，它似乎颇为自得地享受着这个美妙的时刻：它在地毯上打着滚儿。它跳上了壁炉，咬住一支芍药的顶端，芍药插在一只很大的蓝色夜壶里，夜壶放在托架的一角，精致地镶嵌着铜雕的狼嘴装饰。接着，它又纵身一跃，落在老佩里冈的扶手椅上，在他耳边喵唔喵唔地叫着。老佩里冈将手伸向猫，他那总是冰凉的，紫色的，颤抖的手。小猫害怕地逃开了。晚饭即将上桌。奥古斯特出现在客厅里，将不能行动的老人推到餐厅。大家在餐桌前就座，女主人正在喂雅克琳娜喝糖浆，突然间，手还举在空中，她停了下来。“你们父亲回来了，孩子们。”伴随着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她说道。的确是佩里冈先生，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温文尔雅，有点笨拙。他平常都是红光满面，神色安详，一副衣食无忧的样子，今天却脸色苍白，而且这苍白似乎不是因为害怕或焦灼，却是因为实实在在吃了一惊。就好像在某次事故中突然死去的那些人，在几秒钟的时间里，还来不及痛苦或害怕，就是这样的一种表情。这些人原本都在看书，或是透过汽车的玻璃望着窗外，他们在想着自己的事情，正要去餐车什么的，但是突然之间就被带到了地狱里。佩里冈夫人微微从座椅上欠起身来。“亚德里安？”她用一种惶恐的音调叫了一声。“没什么，没什么。”他匆匆地嘀咕说，用眼神示意孩子们，父亲和仆人都在。佩里冈夫人理解他的意思，做出继续吃饭的样子。她勉强地吞咽着放在面前的食物，但是，每一勺都似乎那么难以下咽、淡而无味，就像一块滞留在喉咙口的石头。尽管如此，她仍然在重复三十年来的每顿饭几乎都要重复的，已经成为某种礼仪的话。她对孩子们说：“在喝汤前别喝水。我的小宝贝，注意你的刀子……”她仔细地切分着老佩里冈先生的鳎鱼脊肉。一直以来，老佩里冈享有特殊烹调，极为精致和复杂，佩里冈夫人也坚持亲自为他服务，替他倒水，替他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在他的脖子上系餐巾，因为在餐桌上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老佩里冈先生总是流口水。“我觉得。”佩里冈夫人对朋友们说，“如果让那些仆人动手，这些不能动弹的老人可就遭罪了。”“我们必须赶快向爷爷证明我们的爱，我的孩子们。”佩里冈夫人还要教孩子，她边说边看了眼老人，用一种可怕的温柔目光。老佩里冈先生在中年时已经建立起不少慈善事业，其中的一个尤其让他牵挂在心：十六世纪小小忏悔者团体，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在道德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孩子恢复信心。一直都说老佩里冈死的时候会给这个组织留下一笔钱，但是老佩里冈总是用一种让人恼火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切：他从来不明确这笔钱的数目。假如他讨厌某道菜，或是孩子们太闹了，老佩里冈就会突然从浑浑噩噩中醒来，用虚弱但却分明的声音宣布道：“我准备向这个慈善组织捐赠五百万。”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寂静。相反，如果他吃得很好，或是在阳光下的扶手椅里好好睡了一觉，他就会向儿媳抬起他那双如同婴儿和新生小狗一般苍白、模糊和不知所措的眼睛。夏洛特很有分寸。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会因此叫嚷起来，她总是温柔地回应说：“您是对的，我的爸爸，您有充分的时间好好考虑，我的上帝啊！”佩里冈家的财产数额巨大，而且实际上，别人指责他们觊觎老佩里冈的遗产是不公平的。他们并不看重钱，相反，是钱看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东西天生就是该他们的，其中就有他们本人也许永远都不会花的“里昂马尔泰特家族的数百万家财”，这笔钱，他们更大程度上是为自己孩子的孩子保留的。至于小小忏悔团体，他们都非常在意这个慈善组织，佩里冈夫人每年还为这些不幸的小孩子组织两次古典音乐会，她亲自演奏竖琴，并且可以肯定，弹到某些段落时，大厅的阴影里会回荡起哭泣声。老佩里冈的目光专注地随着儿媳的手转动。而她是如此心不在焉、不知所措，以至于忘了他的菜汁。他摇动着自己的白色胡须，以示警告。佩里冈夫人回到现实中来，赶紧将新鲜的、和着碎芹末的黄油汁浇在象牙色的鱼肉上，但是一直到她想起来在盘边放上一片柠檬，老人的脸上才恢复了宁静。于贝尔冲弟弟斜过身去，轻声嘀咕说：、“情况不太好？”“是的。”弟弟点点头，并用眼神表示肯定。于贝尔颤抖的双手落在膝盖上。他驰骋在想象的王国里，沉浸在想象中的战役和胜利之中。他是童子军，他和他的同伴可以组成一支志愿军团，做誓死保卫祖国的自由射手（法国古时的义勇军，普法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游击队均沿用此名）。就在这一秒钟之内，他在自己的脑中穿越了时空。他和他的同志们，一支以荣誉和忠诚为标志的小分队。他们战斗，在晚上战斗。他们拯救了硝烟与战火之中的巴黎。多么令人激动、令人心驰神往的生活啊！他的心狂跳起来。但是战争是一件可怕而野蛮的事情。他陶醉在自己所看到的这些景象中。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餐刀，以至于切下的一块烤牛肉跳到了地板上。“真笨。”坐在他身边的贝尔纳煽风点火地说，还指了指桌布下面的牛肉。贝尔纳和雅克琳娜，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两个孩子都是金发，比较瘦弱，长着朝天鼻。甜点之后，两个人都被打发去睡觉了，而老佩里冈也已经在窗边的老位子上睡着了，窗户开着。窗外，每一次灯光的颤动都比前一次更加柔弱、更加精妙，似乎每一次颤动都是向大地充满遗憾与爱恋的永别。小猫坐在窗边，满怀乡愁地望着远方的地平线，瞪着绿色的眼珠。佩里冈先生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后天，也许明天，德国人就会到巴黎城下。据说最高指挥部已经下决心在巴黎城前、城内和城后部署战役。幸亏大家还不清楚，因为从此时开始到明天将会有大队人马涌向火车站和公路。明天一早必须出发，到您母亲家，夏洛特，到勃艮第去。至于我，我的使命很重要，我将与属于我看管的珍宝同命运。”“我想，我们会在九月疏散博物馆。”于贝尔说。“是的，但是布列塔尼的临时博物馆不太合适，因为它曾经受过潮，像地窖一样。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曾经组织过一个保护国宝委员会，大家分成三个大组和七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若干专家组成，负责在战争时期将一部分艺术品撤退到临时博物馆，而就在上个月，临时博物馆的保安提醒我们说，油画上出现了一些可疑的斑点。是的，米尼亚尔（1612-1695，法国宫廷画师，画风华丽，擅长肖像画）的一幅肖像画杰作上，人物的双手落上了绿色的斑点。我们赶紧将那些珍贵的箱子又召回巴黎，现在我还在等命令，看看能不能赶紧将它们送到更远一点的地方。”“但是我们呢，我们怎么走？我们单独走吗？”“明天，您带着孩子们和两部车子先走，平静一点，把所有能带上的东西都带上，比如说家具，当然还有行李，因为必须承认，从现在起到这个周末，也许巴黎会被彻底摧毁，烧光，市场会被抢掠一空。”“您真是让人吃惊。”夏洛特叫道，“您谈论这一切的时候竟然能够如此镇定！”佩里冈先生转向他的妻子，他的脸色渐渐恢复了往日的那种红润，但这是一种垂死的红润，仿佛才遭宰杀的猪一样。“这是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温和地解释道，“我跟您说，我理解您的意思，我们决定抛掉我们的房子，踏上逃跑之路，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您明白吗？您快去准备一下，夏洛特，明天一早都得准备好，晚上你们就可以到您母亲家吃晚饭了。只要能够脱身，我就立刻来和你们会合。”佩里冈夫人摆出一副顺从而尖酸的表情，就像她在孩子们一起生病时穿上护士服时的表情。一般说来，孩子们总是商量好似的一起生病，尽管得的病各自不同。那些日子，佩里冈夫人手里拿着温度计，从孩子们的卧室里走出来，仿佛摇动着殉道者的棕榈勋章一般，而她的所有观点只是一声尖叫：“你们会认出你们的亲人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的小耶稣们！”此时，她只是问道：“菲利普呢？”“菲利普不能离开巴黎。”佩里冈夫人高昂着脑袋走出了客厅。重负从来不会将她的脊柱压弯。她会安排好一切的，明天一早，一家人就可以出发了：不能动弹的老头，四个孩子，仆人，猫，银器，最珍贵的器皿，皮革，孩子们的所有东西，食物，应急的药物。她不禁颤抖起来。客厅里，于贝尔在恳求自己的父亲。“请您允许我留下来。我和菲利普一起留下来。您……您不能嘲笑我。您不认为我可以去找同学？我们年轻，结实，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可以组成一支志愿军团……我们可以……”佩里冈先生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我可怜的小东西！”“这就完了？我们已经输了？”于贝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不是真的吧？”突然间他放声大哭起来，令他自己害怕的是，他知道自己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他像个孩子一般地哭着，哭得像贝尔纳一样，张大嘴巴，嘴巴周边满是皱纹，眼泪像潮水一般，弄得满脸都是。夜晚来临，温柔、宁静的夜。一只燕子飞过，在已经暗淡的天光中掠过阳台。小猫发出贪婪的叫声。3作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在露台上工作，在树林移动的阴影与塞纳河上渐渐暗淡下来的金绿色夕阳之间。周围多么安静啊！他最熟悉的人都在他不远的地方，白色的大狗，它们没有睡着，可是一动不动的，鼻子搭在冰凉的廊柱上，眼睛半闭。他的情人正在他脚边安安静静地收拾着他散落在地上的纸页。他的仆人、秘书都应该在那闪闪发光的落地玻璃后面，这会儿看不见，反正是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在他所希冀的那种生活的里层，那种如同芭蕾一般光彩夺目、庄严但却遵循一定规律的生活。在不同的日子里，他分别扮演着宇宙主人与可怜的、被艰苦而徒劳的工作压弯了腰的作家的角色。他在自己的写字台上刻着：“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西西弗斯，我们需要你的勇气。”他的同仁嫉妒他，因为他富有。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谈起自己人选法兰西院士时，有人提议投他一票，而有个投票人只是干巴巴地回答道：“他有三条电话线！”他颇为英俊，有着猫一般懒洋洋的残酷神情，柔和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恺撒式的，略微有点胖的脸。他只接受芙洛朗丝——他严肃意义上的情人——睡在他的床上，与他一起过夜（其他女人从来不和他一起睡），也只有芙洛朗丝有可能会知道他有多少张面具，知道在这睫毛和女人一般尖尖细细的眉毛之下，是怎样一颗与只剩了两个空空口袋的过气的风流女人无异的灵魂。今天晚上，他像平日一般在工作，半裸着。他在圣一克鲁的这幢房子建得非常巧妙，连同阳台在内，基本上都能避开外界的目光，房子很大，很美，周围种着深蓝色的瓜叶菊。蓝色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最喜欢的颜色。如果身边不放上一块深蓝色的，小小的天青石，他就没法儿写作。另外，芙洛朗丝身上最让他心动的，也是她那双一览无余的蓝眼睛，他对芙洛朗丝也经常说，她的眼睛和那小块天青石一样，给他一种清爽的感觉。“你的眼睛让我陶醉。”他常常这样呢喃道。芙洛朗丝有着柔和的、略微显得有些松弛的下巴，女中音的，依旧美丽的嗓音和小牛犊一般纯净的目光，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对朋友说，我喜欢这样。一个女人应当像一个小牛犊，温和、可靠、大方，身体如奶油一般白皙，你们知道的，就是那种到了一定年龄的演员的皮肤，长期按摩使得这皮肤变得非常柔软，化妆粉也都深深地渗了进去。加布里埃尔伸展了一下自己细长的手指，像个小混混那样，将指节弄得嘎吱作响。芙洛朗丝递给他一个柠檬，他咬了一口，接着他又吞下了一个橘子和几个冰凉的草莓。他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果。芙洛朗丝望着他，几乎是半跪在他面前，下面垫着一块天鹅绒的垫子，带着他喜欢的那种欣赏的目光（再说他无法想象，她望着他还能用别的目光！）。他有点疲倦，但是这是幸福工作之后的疲倦，比做爱之后的疲倦要好——就像有时候说他自己会说的那样。他带着某种善意望着自己的情人。“嗯，进展得还算不错，我想。你知道，中心部分（他在空中划了个三角形，指指三角的顶端），这个部分已经过了。”她知道他的意思。灵感往往会在小说进展到一半时减退。因此科尔特还得像匹卸不了车的马一样努力工作呢。她的双手作了个表示欣赏和惊讶的优雅姿势，握在一起。“已经过了！我向你表示祝贺，亲爱的。现在可以比较顺利地进展下去了，我可以肯定。”他颇为忧虑地嘀咕道：“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话！但是吕西安娜让我感到很担心。”“吕西安娜？”他扫了她一眼，眼睛中有一种生硬的、冷冷的、让人颇不舒服的东西。在他情绪好的时候，芙洛朗丝就会说：“你又用那种蛇怪般的眼神看人了。”他会笑的，仿佛受了恭维一般，但是处在创作激情之中的他痛恨玩笑。她一点也不记得吕西安娜这个人物。她撒了谎。“啊，当然了，瞧瞧！我刚才都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也在想你是怎么回事。”他用一种苦涩的、受伤的语调说。但是她看上去如此悲伤、可怜，他不自禁地同情起她来了。他软了下来。“我一直和你说，你总是不太关注次要人物。一部小说应当像一条满是陌生人的街道，其中只有两三个——仅仅两三个，不能更多——人物是我们真正了解的。看看普鲁斯特之类的作家，他们很善于运用次要人物。他们会运用这些次要人物来嘲弄、淡化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在一部小说中，再也没有比这种对主人公的嘲弄更加让人受到教益的技巧课了。你还记得吗，在《战争与和平》中，在公路上，安德烈王子车前跑过的那些不起眼的农妇，她们笑着跑过来看他，他和她们说话，就在她们耳边，而读者的视野一下子就得到了提升，这不再是惟一的一张脸，惟一的灵魂。读者会发现不同的模型。等等，我想让你读读这一段，这段非常出色。把灯开开。”他说，“天已经黑了。”“飞机。”芙洛朗丝指了指天空。他咆哮道：“他们连片刻的安宁都不给我吗？”他痛恨战争，战争威胁的不仅仅是他的生命和他的舒适自在，战争每时每刻都在摧毁他的虚构世界，惟一能够令他感到幸福的世界，这种摧毁，仿佛喇叭那刺耳、可怕的声音一般，使得他辛苦建造的，隔绝他与外界的脆弱的水晶城墙轰然坍塌。“上帝啊！”他叹了口气道，“烦死人了，真是一场噩梦！”但是他还是回到现实中。他问道：“你有报纸吗？”她没说什么，把报纸拿给他。他们离开了露台。他浏览着报纸，脸色越来越阴沉。“总的来说没什么新内容。”他什么也不想看。他用一种受惊的、厌烦的手势将现实一把推开，就像一个熟睡的人从梦中突然醒来。甚至连姿势都是一样的，他将手遮在眼睛前面，仿佛为了避免过于强烈的光线刺激。芙洛朗丝走近广播。他制止住她。“不，不，还是安静一点。”“但是，加布里埃尔……”他因为愤怒而脸色苍白。“我跟你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明天，明天再说吧。现在，这些坏消息（有了政府里的这些混……只能是坏消息）会抑制我今晚的激情，截断我今晚的灵感，也许会令我处于一种恐惧的危机之中。瞧，你最好把苏德尔小姐叫进来。我想，我要口述几页纸！”她赶紧服从命令。就在她通知好秘书，回到客厅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议会主席于勒·布朗先生，他想和先生通话。”贴身男仆说。她小心翼翼地关上所有门，不让一丝儿声音溜进加布里埃尔和秘书工作的房间。不过，贴身男仆仍像往常一样，正在准备主人非常喜欢的凉汤。加布里埃尔饭吃得很少，但是到了晚上经常会饿。除了汤之外，还有冷的小山鸫，桃子，芙洛朗丝本人从左岸一家点心店里订购的奶酪小点心和一瓶波美里香槟、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之后，加布里埃尔总结出来，只有香槟不会让他的肝病恶化。芙洛朗丝一只耳朵听着电话里于勒·布朗精疲力竭、简直几乎要到失声地步的声音，另一只耳朵里却传来所有家里熟悉的声音，碗盘杯盏柔和的叮当声，加布里埃尔疲倦的、沙哑的、深沉的颤音，让她觉得他仍然生活在混乱的梦中的声音。她挂上了听筒，叫来贴身男仆。贴身男仆已经在他们家待了很长时间，总是站得笔直，就像那种所谓的“家庭机器人”。这种对伟大世纪（法国的十七世纪）风范的下意识的滑稽模仿很是讨加布里埃尔的喜欢。“怎么办呢？马塞尔？于勒·布朗先生劝我们走……”“走？走到哪里去，夫人？”“随便到哪里。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德国人迟早要渡过塞纳河。怎么办呢？”她重复道。“我可不知道，夫人。”马塞尔用一种冷冰冰的声调说。现在正是问他意见的时候。他暗地里在想：“应该前一天就走的。能看到这些富人、名人的判断比动物高明不了多少，这也不算一桩很糟糕的事情，而且动物还有感知危险的能力呢！”对于他来说，他不害怕德国人。一九一四年战争的时候他就见过德国人。他已经不属于征兵的范围了，所以不会拿他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不拿这座房子、家具和银器当回事的话，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暗暗叹了口气。他，他应该早一些打点好的，将一切都藏在箱子里，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对于自己的主人怀有一种充满感情的蔑视，就像对那种白色小猎兔一样，它们很漂亮，就是没脑子。“夫人最好早点通知先生。”他最后总结说。芙洛朗丝向客厅走去，但是才开了一点儿门，加布里埃尔的声音就传到了她耳朵里：加布里埃尔的声音告诉她，这是他最糟糕的日子，充满忧虑的时刻，他的音调缓慢，声音嘶哑（并且时不时地被神经质的咳嗽声打断）。她对马塞尔和贴身女仆交代了一下，在想哪些东西最为珍贵，哪些东西是逃命时和身处危险之中一定要带的。她将一口轻便但是结实的箱子放在床上。首先，她将自己小心翼翼从保险箱里取出的珠宝放了进去。在上面，她放了一点换洗衣物，梳洗用具，两件可以替换的外套，一条晚餐时穿的小裙子——这样，在抵达某地时可以有衣服穿，因为路上肯定要耽搁一些时间——一把梳子，绣花拖鞋，粉盒（粉盒占了很大的位置），当然，还有加布里埃尔的手稿。可箱子关不上了。她挪了挪首饰盒的位置，又重新试了一次。还是关不上，看来一定要拿掉一点东西。但是拿掉什么呢？一切都是那么必不可少。她将膝盖抵在箱子上，用力往里推，试图将锁扣上，还是不行。她简直要发疯了。最终只好喊来了贴身女仆。“也许您能将它关上，朱丽叶？”“塞得太满了，夫人。肯定关不上。”芙洛朗丝迟疑了一会儿，在粉盒与手稿之间，最终她选择了粉盒，关上了箱子。可以把手稿塞到装帽子的纸箱里，她想。啊，不！我了解他，他一定会狂怒的，会因为恐惧而发病的，得带上他的心脏药洋地黄。明天就清楚了，最好今天夜里准备好一切，明天就出发，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再看事情会怎么发展……4里昂的马尔泰特家族遗赠给佩里冈一家的不仅仅是财产，还有易感染结核病的素因。结核病夺走了亚德里安·佩里冈两个姐妹的生命，在她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在几年前，菲利普神父也感染了这种病，不过在山间度过的两年时光似乎让他得以痊愈，就在他终于被任命为神父之后不久。但是他的肺由此变得非常脆弱，所以战争宣布开始时，他退役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他是个强壮的男人，脸色红润，眉毛又黑又浓，看上去质朴健康。他是奥弗涅省一个村庄的神父。自打他决定了自己的志向开始，佩里冈夫人就把他丢给了主。不过她原本希望，作为回报，他应当给她带来一种上流世界的荣耀，能够有远大的前程，而不是在布伊一德一多姆给微不足道的农民上天主教的教义课。既然教堂没有赋予他伟大的责任，那她也宁愿他主持一座修道院，而不是主持这个可怜的堂区。这是浪费，她对他说，字字铿锵有力。你浪费了上帝赋予你的天赋。但是想到恶劣的气候反倒比较适合他，佩里冈夫人多少觉得有所安慰。他在瑞士的两年使得他似乎已经离不开高山上的那种空气了。回到巴黎曾经熟悉的马路上，他大步地穿街走巷，脚步灵活，跨度很大，以至于行人不自禁地要笑出声来，因为教士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步态走路。今天早上他就是迈着这样的步子，来到了一幢灰色的大楼前，走进了散发着白菜味道的院子：十六世纪小小忏悔者慈善团体占据着这里的一座旅馆，旅馆的前面是一座用来出租的高房子。正如佩里冈夫人在每年写给慈善团体赞助人的信中所说的一样（创建会员：每年五百法郎；施恩者：每年一百法郎；参与者：每年二十法郎），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物质条件和道德条件都很好，他们在这里学习不同的职业技能，做一些健康的体力活动：在屋子的旁边建一座有玻璃的小工棚，小工棚里有一个细木工活车间和一个修鞋铺。透过玻璃窗，佩里冈神父看见两个孤儿圆圆的脑袋，听见他的脚步声，这两个小圆脑袋抬了一下。在台阶与工棚之间的一小块花园里，有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学监的命令下干活。他们没有穿制服。这里可不愿延续某些人已经经历过的作为苦役犯的记忆。他们穿着慈善人士捐赠的衣服，而慈善人士正好也借此机会把自己穿剩的羊毛衣物处理掉。一个男孩儿穿着一件苹果绿的粗羊毛衫，露出了细长的、长着汗毛的手腕。他们在翻土、除草，十分听话地、默默地将花栽进盆里。看到佩里冈神父冲他们微笑，他们也致以问候。神父的脸很平静，这脸上的表情是严厉的，有点忧伤。但是他的微笑很柔和，带一点羞怯和温和的指责，似乎在说：“我爱你们，为什么你们不爱我呢？”孩子们看着他，默不作声。“天气多好啊。”他轻声说道。“是的，神父先生。”他们回答道，声音冷冷的，非常克制。菲利普又说了两句，便进了前厅。房子里的基调是灰色的，非常干净，他所在的这间房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两把藤质的椅子就是所有的家具。这是探望孩子用的会客室，这个慈善团体还能容忍有人来看望孩子，但不鼓励！再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孤儿。隔上很久的时间，才会有几个认识孩子去世父母的邻居，或是外省的、还记得孩子们的年长的嬷嬷，他们的探望是被接受的。但是佩里冈神父从来不曾在这会客室碰到过人。而这里负责人的房间与会客室朝向同一个平台。负责人是一个苍白的小个子男人，红色的眼皮，鼻子尖尖的，老是像嗅到食物味道的鸟嘴一样抖个不停。这里的孤儿都叫他“老鼠”或是“貘”。此时他向菲利普张开双臂，两只手凉冰冰，潮乎乎的。“对于您的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才好，神父先生！您真的能够带这些孤儿离开。”孩子们明天必须撤离。而他却因为远在中央高原的妻子生病而无法……“学监还害怕局面无法控制呢，害怕一个人应付不来我们这三十个孩子。”“他们看上去很听话。”菲利普指出道。“啊！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已经被我们训练得比较温顺了，对于那些特别顽固的，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教育。我倒不是自我吹嘘，这些事只有我一个人做。学监们都比较胆小怕事。再说战争使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他不满地噘了噘嘴。“如果能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也就不能有任何的创新，一杯水就能把这样的人淹死。回到正题上来吧，我真的不知道该向哪个圣人祈祷，让他保佑圆满地完成这次疏散，就在这时您的父亲对我说，您恰好路过这里，说明天您才出发回山里，而且您不拒绝帮我们一把。”“我非常乐意。您计划如何让这些孩子离开？”“我们可以给您两辆卡车。我们的汽油也够量。您知道，孩子们暂时躲避的地方离您的郊区只有五十公里的路，所以这不会让您绕太大的弯子。”“一直到星期四我都有空。”菲利普说，“我的一个同事暂时顶替我的工作呢。”“噢！旅程不会占用这么长的时间的。您父亲曾经和我说过，说您知道那位女施主暂时借给我们用的房子？房子很大，坐落于森林之中。房子的主人是去年继承的遗产，战争爆发前不久，她将房子里的漂亮家具都卖了。孩子们可以在公园里露营。在这美丽的季节，他们会多么高兴啊！战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在科来兹的一座城堡里过了三个月，那也是一位女施主非常友善地提供给我们的。在那里，我们没有取暖设备。早晨起来必须将罐子里的冰打碎。可孩子们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时间过得真快啊。”负责人说，“那是战争之中小小的安逸与甜美。”神父看了看时间。“如果和您一起用午餐，我将十分高兴，神父先生？”菲利普拒绝了。他今天早上才到巴黎，赶了一夜的路。他还害怕于贝尔，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于贝尔来找过他，不过今天全家就要出发去尼埃弗勒。菲利普打算送送他们。多一个人帮忙总不嫌多的，他微笑着想。“我去对孩子们说，您将要替代我陪在他们身边。”负责人说，“也许您想对他们说几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年轻人沟通一下。我本来想亲自和他们说几句的，让他们意识到祖国正在遭受战争，但是我四点钟就要走了，而我……”“我会对他们说的。”佩里冈神父说。神父垂下眼睛，将合拢的指尖抵在唇上。他韵脸上出现了一种沉重而忧伤的表情，与他本人相违背的、与他本心不符的沉重和忧伤。他不喜欢这些不幸的孩子。他温和地、怀着自己所能够有的最大诚意接近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只能让他感到冷漠和厌恶，没有一丁点爱的绽放，没有一丁点那种救赎最可怜的罪人时所能体会到的神圣的激动。比起这些孩子的话语与目光，一个老无神论者，一个冷酷无情辱没神灵的人的自吹自擂都要显得谦卑许多。他们表面的顺从十分可怕。尽管受过洗，尽管这个慈善组织也举行圣事，尽管他们做忏悔，任何救赎的光都未曾照耀在他们身上。黑暗中的孩子，他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向往光明。他们感受不到光明的存在，他们不希冀光明的来临，他们不因为缺少光明而心存遗憾。佩里冈满怀温情地想起了他堂区里的那些天主教的好孩子。哦！他对他们可不存在过多的幻想。他也知道恶已经扎根于这些年轻的灵魂之中，牢固而坚硬，但是有时，当他谈起耶稣受难，这些灵魂又会进发出怎样的柔情，怎样纯洁的感恩之心，怎样怜悯与害怕的战栗啊！此时他真希望赶紧再见到他们。他想起在下个星期天，是他们第一次领圣体的仪式。但是他还是跟着负责人来到了大厅，慈善组织的孩子们才集合好。百叶窗关着。黑暗中，他在跨越门槛时踩空了一级楼梯，打了个趔趄，为了不至于跌跤，他不得不抓住负责人的手臂。他看着孩子们，等待着，甚至希望他们爆发出某种压抑的笑声。有时这一类可笑的突发事件可以打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坚冰。但是没有！没有一个孩子动弹一下。苍白的脸，紧闭的唇，低垂的眼睛，他们站成一个半圆，背靠着墙，年纪小的孩子站在前面。前排的孩子在十一岁到十五岁之间。孩子们比他们的年龄看起来还要小，都很瘦弱。后面站着的是十五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少年。他们当中的有些人额际较低，还长着杀手一般的沉甸甸的双手。再一次，和这些孩子站在一起时，佩里冈神父感到一种极度的憎恶，甚至害怕。但是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战胜这种感情。他向他们走去，而他们不知不觉地往后退去，仿佛想嵌进墙里。“我的孩子。从明天开始直到旅程结束，我都将代替负责人先生，和你们在一起。”他说，“你们知道，你们即将离开巴黎。只有上帝知道属于我们的士兵、我们祖国的命运，只有他，以他无边的智慧，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即将面临的命运。非常可能，我们的内心都承受着痛苦，因为大众的不幸是由无数个人的不幸组成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样盲目的、庸庸碌碌的人才能够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彼此相连，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希望从你们这里得到的，是对上帝的信任。我们每个人嘴上都在重复：‘但愿您的愿望能够实现’，而实际上，我们都在内心深处叫着：‘但愿我的愿望能够实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找寻上帝？因为我们希冀着幸福：正是基于对幸福的渴求，人才之所以为人，而这幸福，上帝可以立刻给予我们，无须等到死亡与复生，只要我们接受他的意愿，只要我们把他的意愿当成我们自己的意愿。我的孩子们，但愿你们都把自己交给上帝。但愿每个人都能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上帝，但愿每个人都能够将他的生命交付到上帝无与伦比的双手之间，而神圣的和平很快就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等了一会儿，望着他们。“让我们一起念一小段祈祷文。”三十个孩子尖厉、冷漠的声音一起背诵着《天父》，三十张消瘦的脸庞围绕着神父；当他为他们划十字的时候，他们的额头突然低下，动作非常机械。只有一个长着苦兮兮的大嘴巴的淘气鬼将目光转向窗户，透过关闭着的百叶窗的缝隙钻进来的一缕阳光照在他娇嫩的、满是雀斑的脸上，还有他那细细窄窄的鼻子上。没有一个孩子动一下，也没有一个孩子有所回答。随着学监的哨声，他们排好队，离开了大厅。5街上空荡荡的。商店的铁制卷帘门关上了。在一片寂静之中，只听得铁门发出的金属声，在暴乱或是战争时期的清晨穿透人耳膜的那种声音。就在这条街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米肖夫妇看见停在各大部门前塞满了东西的卡车。他们摇摇头，和往常一样，手挽着手，穿过歌剧院大街，来到办公室大楼前，尽管今天早上，街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和车。他俩都是银行职员，供职于同一家机构，不过丈夫已经在这家银行工作了十五年，是个会计，而妻子是几个月前才受聘来这里工作的，只是“战争期间的临时职位”。她原来是教唱歌的老师，去年九月份，她失去了所有的学生，因为害怕遭到轰炸，学生都被家里送到外省躲起来了。丈夫的薪水从来不够养活一家人，他们惟一的儿子又应征上了前线。多亏了这份临时的秘书工作，他们得以摆脱困境，维持到现在，就像她总说的那样，“不要奢求不可能的事情，我可怜的丈夫！”自打违背父母意愿逃出来结婚的那天开始，他们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在她消瘦的脸庞上，还保留着美丽的痕迹。她的头发已经灰白。男人个子很小，神态疲倦、漫不经心，只是有时候，当他转向妻子，看着她，冲她微笑的时候，眼睛里才会燃起略带嘲讽的、温柔的火焰——她还是那样，他想，是的，真的，几乎和过去没有分别。他搀着她跨上人行道，拾起她掉在地上的手套。她轻轻捏了一下和她握在一起的他的手，表示感谢。其他的职员正急急忙忙地冲向银行敞开的大门。他们当中的一位看到米肖夫妇经过，问道：“我们终于能走了？”米肖夫妇一无所知。这天是六月十日，星期一。前一天晚上他们离开时，一切似乎都还很平静。银行只是把证券送到外省，而对于如何安排银行职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们的命运将在一楼得到裁决，负责人的办公室都在一楼，还有两扇加厚的、漆成绿色的大门，米肖夫妇迅速地、默不作声地走过大门。在走廊的尽头，他们分手了，他上楼到会计部，而她则留在特权地带：她是负责人之一、银行真正的管理人员科尔班先生的秘书。另一个负责人是弗利埃尔伯爵（他和索罗门一沃尔姆斯家族的女子结了婚），他主要负责银行的外联，他所掌握的客户虽然有限，但都是一流的大客户。这个银行只优先接受大地主和冶金界的巨头。科尔班先生一直希望他的同事弗利埃尔伯爵能够帮助他进入马术协会。这几年来，他一直处于这份期待之中。弗利埃尔伯爵则认为他为科尔班先生所提供的好处，比如邀请他参加晚宴或弗利埃尔家族的狩猎活动已经大大抵消了银行为他提供的某些便利。晚上，米肖夫人会为丈夫模仿两位负责人见面的情景，他们尖酸的笑声，科尔班先生的怪相，伯爵的目光，这样可以稍微平复一下日常的单调劳作。但是这段时间以来，这项娱乐活动也无法进行了：弗利埃尔先生应召入伍上了阿尔卑斯山的前线，科尔班先生独自一人掌管银行。米肖夫人带着信件走进紧挨经理办公室的一间小房间里，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淡淡的香气。闻到这种香气，她立刻意识到科尔班的办公室里一定有人！他包养了一个舞蹈演员：阿尔莱特·克拉伊。科尔班的情妇都是舞蹈演员，似乎他对其他职业的女人都不感兴趣。再年轻、再漂亮的打字员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独特爱好。对于他的女职员，不论美丑，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他都显得一样暴躁、粗俗和吝啬。这颗脑袋里发出的声音出奇得小，简直很难想象支撑这脑袋的，是这么一具肥硕、沉重、营养过好的身体。他发火时，声音就会变得尖细，还打着颤，就像女人的声音。今天，米肖夫人如此熟悉的这尖细的声音穿透紧闭的办公室门传出来。一个银行职员走进米肖夫人的办公室，低声说：“我们要走了。”“什么时候？”“明天。”走廊里，窃窃私语的影子在蹿来蹿去。大家趴在窗户上说话，或是站在办公室的门口。科尔班先生终于打开门，让舞蹈演员走出办公室。她穿着绛红色的套装，染过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她身材苗条，比例匀称，脸上的线条比较生硬，由于经常化妆而一脸倦色。她的面颊和前额上布着一些斑点。看上去她非常生气。米肖夫人听见她在说：“您希望我走着去？”“赶快回到修理行去，您从来都不听我的。别那么小气，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汽车会修好的。”“因为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不可能！不可能！您听得懂法语吗？”“好了，我亲爱的朋友，那您还指望我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到巴黎城脚下了。而您还要走凡尔赛那条路？首先您得明白您为什么要去那里？坐火车走吧。”“您知道火车站的情况吗？”“公路也好不到哪里去。”“您……您真是毫不知情。您就这么走了，您有两辆车……”“我要带上档案，还有一部分人员。您让我把这些人扔哪里去？”“我请您不要那么粗鲁！还有您妻子的汽车呢？”“您想坐在我妻子的车里？这个主意倒是很妙！”舞蹈演员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吆喝着一路奔跑跳跃的小狗。她牵着狗的项圈，手因为愤怒而颤抖。“我的青春都给了一个……”“行了，别再节外生枝了。晚上我给您打电话，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解决办法……”“不，不。我非常清楚，我只有死在马路边的沟渠里了……啊！行了，您别再说了，您真是让我恼火……”他们终于发现秘书正在听他们说话。他们压低了声音，科尔班拽着情妇的胳膊，一直陪她走到门边。然后他折身回来，瞟了一眼米肖夫人，米肖夫人迎着他回来的方向站着，成了他恶劣情绪的第一个受害者。“请把所有的部门负责人都喊到董事会议室来。立刻！”米肖夫人走出办公室，传达他的命令。过了一会儿，职员们陆续走进那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正对着现任董事长奥古斯特一让的全身像，由于年龄太大，这段时间以来他智力衰退得厉害，与现任董事长全身像并排的，还有银行创始人的大理石半身塑像。科尔班先生站在椭圆形会议桌后面等着他们，桌子上放着九个装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指明了行政管理委员会九个人的座位。“先生们，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出发前往图尔的银行分部。我的车子会把银行董事会的卷宗带走。米肖夫人，您和您的丈夫陪我一起走。有车的人过来带上银行的同事，明天六点钟在银行大门前集合，这是指我指定必须走的人。至于其他人，我会尽力安排，否则就请他们乘火车走。谢谢，先生们。”他消失了，大厅里响起了七嘴八舌、充满焦虑的低语声。科尔班前天还宣布说他没打算离开，说那些弄得大家惶惶不安的人都是叛徒，说银行将会坚守阵地，如果说其他机构不负责任，它将会尽心尽责。既然我们那么谨慎才敢说出口的“撤退”是如此得突如其来，也许一切都完了！女人擦拭着噙满泪水的眼睛。穿过人群，米肖夫妇站在一起。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的儿子让一玛利。他最后一封信是六月二日的。只有八天的时间。这八天以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的上帝啊！在惶惶不安中，他们惟一的安慰就是对方在自己的身边。“我们不用分离，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她在他耳边轻声说。6夜幕即将降临，但是佩里冈一家还在门口等着。他们在车顶绑上了二十八年来一直装饰着那张夫妻大床的又厚又软的床垫。行李箱上又绑上了孩子们的小车和自行车。他们想要带上家里所有的包、大小行李箱，以及装着三明治的篮子、装着点心的保温瓶，孩子们的奶瓶，冷的鸡，火腿，面包，还有专门为老佩里冈先生准备的含乳面粉，最后还有猫篓，但是根本装不下。之所以拖到那么迟，首先是因为浆洗店的老板没能把床单还来，而且电话又联系不上他。佩里冈一家似乎很难放弃这些大床单，因为它们也是佩里冈一马尔泰特家族的遗产的一部分，和首饰、银器以及藏书一样重要。整个上午都花在找这些床单上了，浆洗店老板本人也正准备出发。最后，他终于将佩里冈家的财产还给了他们，只不过成了一团又潮又皱的破布。佩里冈夫人连午饭都没吃，亲自监督将这些床单包裹装箱。还有，本来说定仆人、于贝尔和贝尔纳乘火车走的。但是所有火车站的铁栅栏都关上了，而且有卫兵把守。人群贴着栅栏的铁条，摇动着，然后又涌向周围的街道。女人边哭边跑，手里抱着孩子。最后的出租车被拦住了，有人出三千法郎的高价离开巴黎。“到奥尔良就行了……”但是司机统统予以拒绝，他们没有汽油。佩里冈一家总算回到家里。他们最终找到一辆小卡车，能带上玛德莱娜，玛丽亚，奥古斯特，贝尔纳以及还需要抱在手里的小弟弟。至于于贝尔，他将骑车跟在车队后面。德莱塞林阴大道上，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从一座房子的门口陆续走出一队女人、老人和孩子，开始时还试图保持安静，很快他们就变得狂热起来，最终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疯狂的激动将家里人和行李塞进一辆雷诺，一辆旅行轿车和一辆老式双座敞篷汽车。透过窗户看不见一丝光亮。星星开始出现在天际，春天的、闪耀着银色光芒的星星。巴黎散发出最为柔和的一种味道，那是正在开花的栗子树的味道、汽油的味道和齿间咀嚼稻谷时的那种李子一般的味道。黑暗之中，越来越能感受到危险的存在。空气中都能嗅出恐惧的气氛，静谧之中的恐惧。哪怕平日里最冷漠、最安静的人也无法阻止这种混乱和致命的恐惧。每个人在看自己的家时，心都不自禁地揪紧了，他们在想：“明天也许它就将毁于一旦，明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伤害过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他们的心里也会掠过一种无所谓的感情：“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些石头、木头，一些呆滞的没有活动力的东西！最主要的是逃命！”谁会想到祖国的不幸？反正不是这些人，不是今天晚上走的这些人。害怕废黜了一切非本能的东西，它是一种动物性的颤抖。要抓住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其他的根本顾不上！……在这个夜晚，只有活着，能呼吸，能哭能爱的东西最有价值！很少有人会惋惜自己的财富；双臂间拥着的，是女人或者孩子，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在烈火中毁于一旦。竖起耳朵能够听到天上的飞机声。法国的飞机还是敌人的飞机？没人知道。“快点，快点。”佩里冈先生说。但是他们一会儿发现忘了花边盒，一会儿又发现忘了熨衣板。根本没办法让仆人注意条理。他们害怕得直抖，他们想要离开，但是机械服从的意识超越了恐惧，他们坚持按照某种仪式完成一切，就像出发去乡间度假前那样。箱子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摆放在往日所摆放的地方。他们根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好像在两个时间的跨度中行动，一半是在现在，一半沉浸在过去，似乎所有这些事件只渗入他们一部分意识，而且是最表面的那部分，而深层的那个意识区域则在不安之中昏睡着。奶妈披散着灰色的头发，紧闭着双唇，眼睛因为过度流泪红肿不堪，她正在叠刚刚熨好的雅克琳娜的手绢，动作之有力与准确，令人着实吃惊。已经坐进汽车里的佩里冈夫人叫她，但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回答，甚至没有听见。于是只好让菲利普上楼找她。“来吧，奶妈，你怎么啦？必须走了。你究竟怎么了？”菲利普握着她的手，柔声地重复道。“啊！不要管我，我可怜的小东西。”她呻吟道，她忘记自己很久以来只叫他“菲利普先生”或是“神父先生”，仿佛出于本能，又像很久以前那般用“你”称呼他，“别管我，你走吧。你是好人，但是我们都迷路了！”“不是这样的，别这样伤感，我可怜的老奶奶，不要管这些手绢了，赶快穿好衣服下楼，妈妈在等你。”“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们了，菲利普！”“不会的，不会的。”他说，他亲自为老人梳理头发，将她散落的几缕乱发整理好，为她戴上黑色的草帽。“你会为我的儿子向圣母祈祷的，是吗？”他在她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吻。“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现在走吧。”在楼梯上，他们碰到了前来找老佩里冈先生的司机和看门人。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来找他，省得他经历那种混乱的场面。奥古斯特和看护刚给他穿好衣服，老人前不久动过手术，他身上绑着交叉纵横的绷带，这个季节的夜晚还比较凉，他们给他系上了一条又大又宽的法兰绒腰带，以至于他整个身体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好像一具木乃伊。奥古斯特为他扣上老式皮靴的袢子，递给他一件保暖而轻便的毛衣，然后又给了他一件外套。老佩里冈先生之前仿佛一个直挺挺的老布娃娃，任由他们摆布，一句话也没说，此时却突然从梦中醒了似的，咕哝道：“羊毛背心！……”“先生会热的。”奥古斯特提醒他说，不想理睬他，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但是主人用苍白、呆滞的目光盯着他，提高声音重复道：“羊毛背心！……”他们把羊毛背心给了他。接着为他穿上长外套，披上披肩，围着脖子绕了两圈，在后面用保险别针固定好。然后他们把他弄进轮椅里，要把他从五楼抬下去，轮椅进不了电梯。看护是一个结实的阿尔萨斯人，红头发，他眼见轮椅进不了电梯，于是倒退到楼梯那里，张开双臂抱着这个沉重的负担，奥古斯特自觉地在后面帮他撑着。两个男人在每一层的楼梯平台上都要停一会儿，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而老佩里冈先生则一脸肃穆地欣赏着天花板，微微地晃动着自己漂亮的胡须。没有人知道在这匆忙的出发时刻，老先生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和人们所猜测的正相反，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他非常清楚。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低声说：“一个明亮的、美丽的夜晚……我倒是不会感到惊讶……”他似乎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在过门槛的一瞬间，他才把他这句话说完：“我倒是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在半路上被炸死！”“怎么能这么想，佩里冈先生！”看护感叹道，出于职业习惯，他对所有事均抱乐观主义态度。但是老人已经又恢复到一贯的那种深深的漠然。大家好歹算是把他的轮椅抬出了家门。老佩里冈先生被安置在车内右手的角落，那里吹不到穿堂风。他的儿媳伸出因为不耐烦而颤抖的手，为他围上一条苏格兰围巾，因为他喜欢拿围巾上长长的流苏编着玩儿。“一切就绪了？”菲利普问，“那好，现在赶快走吧。”如果明天早晨之前能出巴黎城门，他们就算幸运了，他想。“我的手套。”老人叫道。大家把手套递给他，好不容易才将手套拉上他因为穿着毛衣而格外粗的手腕。老佩里冈先生丝毫不给人省心，还硬是叫人把搭扣给扣上。最后总算一切就绪。艾玛努埃尔在奶妈的怀里哭叫。佩里冈夫人拥抱了丈夫和长子。她紧紧地抱着他们，没有哭，但是他们都能感觉到贴着自己心口的，她急促的心跳。司机发动了汽车。于贝尔也骑上了自行车。老佩里冈先生举起手。“等一等。”他用平静、虚弱然而清晰的声音宣布道。“怎么了，我的父亲？”但是他做了个手势，表示不能和儿媳说。“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他低下头。车子停下来。佩里冈夫人因为恼火而面色苍白，她向车门探过身去。“我想爸爸大概是忘了什么东西？”她冲站在走廊上的那一小群人叫道，那是她的丈夫，儿子和看护。车子往后倒到门口停下，老人做了个小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手势，将看护叫过来，在他耳边低声咕哝了点什么。“究竟怎么了？真是发疯了！照这样我们明天还在这里。”佩里冈夫人激动地叫道，“您到底要什么，我的父亲？他到底要干什么？”她问看护。看护垂下眼睛。“先生想要我们把他抬上去……他有件小事情要嘱托我们……”7空荡荡的客厅里，查尔斯·朗日莱跪在地板上，亲手包装他的那些瓷器。他体态肥胖，有心脏病。从他那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声叹息总是带有一种嘶哑的声音。空旷的公寓里只有他一个人。七年来一直为他打理家事的夫妇今天一早就吓坏了，因为巴黎人醒来，发现城市笼罩在人工烟雾之中，就像是下了酸雨一般。他们很早便出门去买食物，再也没有回来。朗日莱先生不无苦涩地想起，自从他们来到他家，他曾慷慨地付给他们那么多工资和奖金，他丝毫不怀疑，这些钱足够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买一座安静的房子或是一座远离尘嚣的小农庄。朗日莱先生早就该走了。现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就像那些领导一样，无法舍弃自己很久以来所养成的习惯。他怕冷，性格傲慢，在这世界上，他只爱自己的公寓和此时散落在他脚边地板上的东西：地毯已经卷起来了，放好樟脑，藏在地窖里。所有的窗户上都装饰着玫瑰色和淡蓝色相间的纸带。这是朗日莱先生亲手贴的，用他那双肥胖的、苍白的手将纸带布置成星状、船状和麒麟的形状。这些纸带的确赢得了朋友们的赞赏，但主要是他自己无法生活在一种枯燥与粗俗的环境之中。在他周围，在他家里，一切组成其生存方式的东西都闪烁着美的光彩，有些东西并不怎么值钱，有些东西很珍贵，但最终，这些东西一起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柔和却光彩夺目的氛围，他觉得，应该是惟一能配得上一个文化人的氛围。二十岁的时候，他戴的一个戒指内面就刻着：This thing of Beauty is a guilt for ever（原文为英文，意为美丽的事物永远是罪）。这的确有点孩子气，他后来就将这枚戒指摘下不戴了（朗日莱先生自言自语时情愿用英语：这充满诗意、力量的语言很适合他在某些时刻的心态），但是这句铭文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内心，他忠实于它。他单膝撑地，直起身来，深深地、不舍地望了一眼周围所有的东西：窗下的塞纳河，将两个客厅分隔开来的优雅中线，带有那种老式柴架的壁炉，高高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明澈的灯光，灯光透过杏色麻布的百叶窗照到阳台上，如河水般呈现出一种绿色而透明的色彩。电话铃不时会响。巴黎城里还有些犹豫不决的人，一些怀疑弃逃是否妥当、在等待着不知什么奇迹的疯子。朗日莱先生叹着气，慢慢地摘下听筒。他鼻音很重，音调平静，仍然带着那样的超脱和幽默，他的朋友们——非常有限、非常巴黎化的一个小集团——所谓的“无法模仿的音调”。是的，他决定离开。不，他无所畏惧。他们是不会保卫巴黎城的。可在别的地方，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危险无处不在，但是他所躲避的不是危险。“我见过两次大战。”他总是说。的确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自己诺曼底的一处房子里，因为他有心脏病，所以不需要服兵役。“亲爱的朋友，我六十岁了，我害怕的不是死亡！”“那您为什么还要走呢？”“我无法忍受这种混乱，这种仇恨的爆发，战争这种令人厌恶的场面。我要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在乡间。我在那里靠几个苏过日子，直到人们重新变得明智为止。”回答他的是一声轻轻的嘲笑：他出了名的吝啬与谨慎。别人总是这样说他：“查理（查尔斯的昵称）？他把所有的金币都缝在旧衣服里。”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尖酸、冰冷的笑容。他很清楚，别人都嫉妒他富足、过于舒适的生活。他的这位朋友果真叫道：“哦！您不会不幸的。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您，有那么多钱，唉！”查理皱起了眉头，他觉得她不知分寸。“您去哪里？”她又接着问道。“到我在西布尔买下的一幢小破屋里去。”“靠近边界那里？”这位朋友终于完全失去控制了。他们冷冷地道了别。查理重新跪在半空的纸箱旁，隔着稻草和丝纸，他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瓷器，南京的茶杯，韦奇伍德（英国著名陶瓷制品品牌，因其创始人韦奇伍德而命名）的大餐桌摆设，塞弗勒的花瓶。这些东西，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会与它们分开。但是他的心揪紧了，他也许没有办法带走那张梳妆台，那件萨克森瓷器，还有卧室里那件带有玫瑰花饰镜的珍品。这一切都要扔给迷路的野狗了！有一阵，他一动不动地跪在地板上，黑绳拴着的单片眼镜垂下来，碰到了地面。他高大健壮，细腻的头皮上头发已经不多了，但是非常精心地梳理过。在他的脸上，平日里总有一种虚情假意、充满怀疑的表情，就像一只在壁炉一角满足地呜噜呜噜叫的老猫。前一天的疲倦在这张脸上无情地留下了痕迹，松弛的下巴一下子垂了下来，好像死人一般。刚才那个傲慢的女人在电话里都讲了些什么？她的意思是说他要逃出法国！这个可怜的蠢货！她想激怒他，让他感到羞愧！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要离开的。只要他能到昂代伊，他就能想办法穿越边界。他可以在里斯本短暂停留，然后离开丑陋、血腥得令人恶心的欧洲。他在脑中想象着这个欧洲，一具几乎支离破碎、伤痕累累的尸体。他打了个寒颤。他不属于这样的世界，不属于这具死尸，不属于这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蠕虫，不属于这个粗鲁、残忍，他需要咬牙捍卫自己生命的世界。他望着自己这双漂亮的手，这双从不曾劳作过，只是用来抚摸雕塑、古代金银器、精装书的手，有时，这双手也会抚摸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家具。他，查尔斯·朗日莱，如此优雅精致，如此一丝不苟，已经达到了某种他自己意识到的高度，这一切已经成为他性格的最深层面，像他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能做什么？他会遭到烧杀抢掠，就像一只可怜的，被投进狼群的狗。他虚弱而苦涩地笑了，看上去好像迷失在丛林之中的金色毛发的北京猿人。他和其他人之间没什么共同点。对于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懦弱和他们的抱怨，他觉得无从体会。他生活在一个和平而明亮的世界里。他生来便注定要遭到仇恨和欺骗。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仆人，冷笑了一下。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是警告，是预兆！他的双膝跪得生疼，于是他颇为费力地站起身来，双手撑腰，去厨房找来锤子和钉子，将箱子钉上。他亲自将箱子抬下楼，装进汽车：不需要让看门人知道他带走了些什么。8米肖夫妇五点钟起的床，因而他们还有时间在离开之前将这套小公寓房彻底地整理一下。当然，如此精心地对待这些一文不值的东西着实有点奇怪，再说只要巴黎遭到轰炸，它们肯定也会在第一时间里毁于一旦。但是，米肖夫人想，我们总是精心地替死人穿好衣服，为他们梳妆打扮，而他们也注定要在泥土之中腐烂的。这是最后的敬意，是对自己亲爱的东西所表达的至高无上的爱意。而这座小公寓的确是他们最亲爱的东西，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他们不能把所有的纪念品都带走，再说这样做也没有用，最好的纪念品都将留在这里，留在这些可怜的墙体之间。他们整理好书架底层的书和拍着玩儿的相片，以前总是说要将这些相片贴到相簿上，可是总也没有实现，从抽屉的齿槽间拿出来的这些相片已经有点发黄发卷了。让一玛利孩提时代的一张肖像已经进了手提箱，放在下面，在一件备用裙里面，银行只允许米肖夫妇带很少一点必用品：一点内衣和梳洗用具。终于，一切就绪。他们吃了饭。米肖夫人用一张大床单将床罩上，她不想让床上的玫瑰色丝绸床罩沾上灰尘，尽管床罩已经有点旧了。“我们得走了。”丈夫说。“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她用一种恋恋不舍的声音说。他照她的话做了，让她一个人待着。她进了让一玛利的房间。关闭的百叶窗后面，一切都是那么静谧、阴暗和悲伤。她在他的床边跪了一会儿，高声说：“上帝保佑他”，接着她关门下楼。丈夫在楼梯上等她。他拽过她，一声不吭地紧紧地、用力地将她拥在怀里，以至于她因为疼而轻轻叫了一声：“哦！莫里斯，你弄疼我了！”“没关系的。”他嘶哑着嗓子，低声说。银行里，所有的职员都聚集在大厅里，每个人的膝上都放着一只包，彼此间低声交换着最后的新闻。科尔班不在。人事科长在发号码牌，每个被叫到号的人可以登上分配给他乘坐的汽车。一直到中午，出发秩序井然，而且几乎没什么大的动静。中午时分，科尔班进来了，形色匆匆，一脸心烦意乱。他下到地下室，走进保险库，然后又上来，手上拿着个半藏在大衣之下的包裹。米肖夫人在丈夫耳边低声说：“这是阿尔莱特的首饰。还有他老婆的，是前天提出来的。”“但愿他没忘了我们就好。”莫里斯感叹道，语调中带着讽刺与焦虑。米肖夫人毅然站到科尔班经过的地方。“经理先生，说好的，我们和您一起走，是吗？”他做了个肯定的表示，咕哝了一声，让他们跟着。米肖先生抓住手提箱，三个人一起走出银行。科尔班先生的汽车等在那里，然而，等到他们走近，米肖眨着他那双近视的眼睛，用温和而有点拖沓的声音说：“我看我们的位置已经被占了。”阿尔莱特·克拉伊带着她的狗和若干箱子，占据了汽车最里面的座位。她发疯一般打开车门，叫道：“您也许会把我扔到马路上？”一场男女之间的争吵开始了。米肖夫妇后退了几步，但是每个字仍然清晰地传到他们耳朵中。“但是到了图尔，我们就要和我妻子会合了。”科尔班最终边叫边给了狗一脚。小狗呻吟了一下，躲到阿尔莱特的双腿下。“真粗鲁！”“啊！闭嘴，您真该闭嘴！要是前天您没和那些英国飞行员闲逛的话……水底下还有两个，我倒是想见见的……”她重复道：“真粗鲁！真粗鲁！”声音越来越尖，但是突然，她用最为平静的语调说：“在图尔，我有一位朋友。我不再需要您。”科尔班看了她一眼，目光颇为残忍，但是看上去他已经听从了她的意见。他转向米肖夫妇。“我很抱歉，你们瞧，没有你们的位置了。克拉伊夫人的车子出了点问题，她请求我把她带到图尔。我无法拒绝。一个小时后有班火车，你们还赶得上。也许会很拥挤，不过旅程也不是很长……无论如何，你们自己解决吧，尽快和我们会合。我相信您，米肖夫人。您比您的丈夫更有精神，对了，顺便提一下，米肖先生，您必须显示出更多的活力（他着重强调了‘活力’这个词的几个音节），而不是像这段时间以来这样。我再也无法忍受得过且过的态度了。如果您希望继续在银行工作，就必须照我说的做。最迟明早，你们俩必须到图尔。我希望银行里所有的人都在。”他微微挥了挥手，上车在舞蹈演员身边坐下，车子开走了。米肖夫妇站在走廊上，彼此看了一眼。“这倒是个好办法。”米肖的声调仍然是无精打采的，他轻轻耸了耸肩膀，“冲着即将要抱怨你的人大吼大叫，这种办法还总能奏效！”他们无法自控地笑了起来。“我们现在做什么呢？”“我们回去吃饭。”妻子恼火地说。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家里挺凉的，厨房里的百叶窗关得好好的，家具都蒙上了罩子。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友善和温和的色调，似乎在阴影之中有个声音在呢喃：“我们在等你们。一切都秩序井然。”“我们留在巴黎算了。”莫里斯建议道。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伸出消瘦而细腻的手，像往常一样轻轻替他按摩着太阳穴。“我可怜的小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生活，我们一个苏的积蓄也没有，你知道的，自从我动了手术以后。储蓄所的账户里只剩下一百七十五法郎了。你也认为科尔班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把我们赶出门去的好机会。经历了这样的劫难，所有机构都会裁员。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赶到图尔。”“我觉得我们根本没办法赶过去。”“必须如此。”她重复道。她已经站起身，重新戴好帽子，拿上手提箱。他们出了门，向火车站走去。他们一直没能进入关闭的候车大厅，大厅的门是锁住的，由军队看管着，还有人群，贴着铁栅栏拥在一起，也组成了一道屏障。他们在火车站一直待到天黑，徒劳地抗争着。周围的人都在说：“算了。我们步行吧。”他们带着一种疲惫不堪的恐惧说的这句话。看上去他们并不相信自己能这么做。他们望着四周，等待奇迹的出现：一辆汽车，一辆卡车，或者随便什么能将他们带走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朝着巴黎城门的方向走去，穿过城门，在漫天灰尘中拖着自己的行李，走着，往郊区、农村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我是在做梦吧！”和其他人一样，米肖夫妇也踏上了远征之路。这是六月一个闷热的夜晚。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个穿着丧服的女人，白色的头发上歪歪斜斜地扣着一顶饰有黑纱的帽子，她在路上的石头间磕磕绊绊地走着，一边做着疯疯癫癫的手势一边咕哝着：“祈祷吧，幸好我们不是在冬天撤离……祈祷吧……祈祷吧！”9六月十一日到六月十二日的这个晚上，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和芙洛朗丝是在自己的汽车里度过的。他们傍晚六点钟抵达，而旅馆里只剩下顶层的两个小房间。加布里埃尔怒气冲冲，大步走完了这两个房间，猛然推开窗子，倚着灯光下的扶栏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毅然说道：“我不要在这里。”“我们没有别的房间了，先生，我很抱歉。您想想看，有那么多避难的人，连我们的台球桌上都睡满了人。”饭店老板脸色惨白，精疲力竭，“你们已经算是舒服的了！”“我不要在这里。”加布里埃尔一边跨过门槛，一边重复道，他一字一顿地说，用那种金属撞击般的声音，那种和出版商讨论到最后的声音，“如果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先生！”出版商于是乎软下来，将稿酬从八万法郎提到十万法郎。“我没有别的房间了，什么房间都没有了。“您知道我是谁吗？”突然，加布里埃尔平静地问，平静得令人害怕：“我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我告诉您，我情愿在我的汽车里过夜，也不会要这样的老鼠洞。”“您走出这个门，就会在楼梯平台上看到十家人。”受到伤害的饭店老板反驳说，“他们会跪在地上求我把房间租给他们。”科尔特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冰冷的、蔑视的笑声。“我肯定不会和他们争的。永别了，先生。”他不会向任何人，包括在大厅里等他的芙洛朗丝承认，为什么他不要这个房间。刚才向窗户走去时，他看见就在旅馆附近有一个油库，稍微远一点的广场上，他觉得好像还停着坦克和装甲车。“我们会被炸死的！”他想，不由一阵发抖，那么突然，那么深入骨髓的一阵颤抖，以至于他想：“我病了，我在发烧。”是害怕吗？加布里埃尔·科尔特？不，他可不能害怕！他带着一种蔑视和怜悯微笑着，仿佛是在回答一个看不见的对话者。他当然不是害怕，但是，由于他再一次探出身去，他看见了阴沉沉的天空，那里仿佛随时都会投下战火与死亡，于是这种可怕的感觉又一次占据了他，先是深入骨髓的战栗，接着是这种虚弱，这种恶心，这种五脏六腑的抽搐，他觉得自己就快要晕倒了。管它是不是害怕呢！现在他逃走了，身后跟着芙洛朗丝和贴身女仆。“我们去车里睡。”他说，“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起来，他们本可以早点换家旅馆的，但是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就在巴黎过来的这条公路上，缓缓地流淌着一条由小车、卡车、大车、自行车组成的车流，其间还掺杂着丢弃了农庄，逃向南方，拖着孩子和羊群的农民的套车。到了半夜十二点，整个奥尔良地区已经没有一个空房间，没有一张空床了。人们在咖啡馆，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席地而卧，头靠着箱子。车子堵成这样，根本没办法出城。有人说已经设了路障，好留条路给部队。汽车将车灯全部熄灭，悄无声息地陆续来到广场，车里满得都像是要爆开了，载着行李，家具，孩子们的小车，鸟笼，放置内衣的箱子和篮子，每辆车的顶上都牢牢地系着床垫。这些车组成了东拼西凑的一个脆弱整体，似乎不需要借助引擎的力量，单靠自身的重量便可以沿着斜坡慢慢地滑到广场上。这条车流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出口，车子仿佛渔网里的鱼一样彼此贴着，甚至让人觉得，只要一提渔网，就可以把它们一股脑儿地拎起来，扔上可怕的海岸。听不到哭声，叫喊声，连孩子们都没有出声。一切都那么安静。有时，车窗摇下去，会出现一张脸抬头长久地仰望着上天。压抑的呼吸，叹气，低声的、仿佛怕被躲在暗处的敌人听了去的交谈组成了一种虚弱、喑哑的嘈杂，在人群中蔓延。有些人想睡一会儿，额头撞在箱子角上，双腿痛苦地缩在狭窄的板凳上，或是将灼热的脸颊贴着车窗玻璃。不同车内的年轻的男男女女彼此呼唤着，有时还发出快活的笑声！但是星光闪耀的天际出现了一个黑点，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笑声停止了。这不是单纯意义上所说的焦虑，而是一种奇怪的忧伤，不包含任何人类情感的特征，因为这里面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希望，只是像动物等待死亡时那样。就像嵌在渔网里的鱼，望着渔夫的影子走过来走过去。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头上，大家都听见了它纤细然而尖锐的声音，一会儿远去消失了，一会儿又重新回到城市上空，引领着城市里成千上万种的声音，令所有急促的呼吸声无法继续。河流，金属桥，铁轨，火车站，工厂的烟囱都泛着柔和的光芒，那么多的“战略要点”，那么多可供敌人攻击的目标。而对于这静默的人群来说，就是那么多的危险！乐观主义者说：“我觉得这是法国的飞机！”法国的，敌人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它不见了。有时可以听到远方传来的爆炸声，“幸亏炸的不是我们。”人们幸福地感叹道，“炸的不是我们，是别人。我们真有运气！”“什么样的夜晚啊！什么样的夜晚啊！”芙洛朗丝呻吟着。加布里埃尔就像将骨头扔给狗一样扔给她一句话，几乎听不太见，仿佛是从紧闭的双唇间挤出的一丝气流：“我就不睡了吗，我，是不是？像我一样做就行了。”“但是，我们本来可以有间房的！因为我们本来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可以有间房的！”“你还说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好运气？就那间污秽不堪的屋顶房？那问散发着恶臭和阴沟气味的破房子？你没有注意到吗，它就在厨房上面？你让我住在那里？你希望看到我在那样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