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组曲》-9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最后两封信（第一封信也许得到一位宪兵的无私帮助，转交到家中的。第二封信由一位在皮迪维埃火车站碰到的旅行者转交。——原注。）。图伦S／阿鲁克斯，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五点（信是铅笔写的，而且没有盖销邮票）我最亲爱的，目前我还在宪兵队，一边吃黑茶蔗子和醋栗，一边等着被带走。一定不要着急，我相信这一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想我们也许还可以找找卡约和丹奈神父。你觉得呢？替我好好吻吻两个最心爱的女儿，但愿我的德尼丝又乖又听话……我紧紧地拥抱你，还有巴拜（巴拜指的是伊莱娜的小女儿伊丽莎白。），愿上帝保佑你们。至于我，我觉得自己很平静，充满力量。如果你能够给我寄东西，我想把我的第二副眼镜寄来，眼镜在另一只箱子里（在公文包里）。请一定给我寄书，如果可能，再给我寄点带咸味的黄油。再见，我的爱人！星期四早晨——皮迪维埃，四二年七月（信是铅笔写的，而且没有盖销邮票）我亲爱的爱人，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我想我们今天会走。要勇敢，要充满希望。你们都在我的心里，我最爱的人。但愿上帝能够帮助你们所有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曾给您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有打通。我给您发了一封电报，同时也给埃斯梅纳尔先生发过电报。宪兵昨天带走了我的妻子。目的地似乎是：皮迪维埃（卢瓦雷省）的集中营。他们带走她的理由是：对所有介于十六岁到四十五岁之间无国籍的犹太人采取的统一措施。我的妻子是天主教徒，我的孩子们都是法国国籍。我们能为她做点什么吗？安德烈·萨巴蒂埃的回复：不管怎样，好几天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您的萨巴蒂埃。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J．伯努瓦-梅仙，议会副主席国务秘书。我们的作者和朋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才从她所居住的伊西一勒维克被带至皮迪维埃。她的丈夫才告知我此事。她是白俄罗斯人（犹太裔的，这点您知道），从未从事过任何政治活动，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小说家，为法国带来了很多荣誉，而且她是两个五至十岁的孩子的母亲。我请求您尽可能地为她做一点事。在此提前致谢，并请相信我对您的忠实情感。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罗伯特·埃斯梅纳尔和安德烈·萨巴蒂埃。我的妻子应该已经抵达皮迪维埃——我想如果能够和第戎地区省署，奥唐专区区长和皮迪维埃当地政府协调一下应该有用。米歇尔·爱泼斯坦。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米歇尔·爱泼斯坦。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希望无论消息好坏，您都请发电报告知我。谢谢，亲爱的朋友。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勒布朗（与红十字会关系很近的一位中间人。）（皮迪维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电报。寄包裹没用。没有见到您的妻子。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没有一点我妻子的消息，不知道她在哪里。请尽可能了解情况，将真相电告给我。如预先通知，您可随时打电话给我。伊西-勒维克三号线。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电报。亚伯拉罕·卡尔曼诺壳舅舅（德尼丝和伊丽莎白·爱泼斯坦的大舅舅。）致米歇尔·爱泼斯坦。你有没有将伊莱娜的医疗证明寄去——必须立刻办此事。发电报给我。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收到我妻子上个星期四在皮迪维埃集中营写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告诉我也许会被送走，不知送往何处，我想一定是很远的地方。我用回复邮资已付的方式给集中营的指挥官发去一封电报，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也许您的朋友更为幸运，能够得到他们拒绝提供给我的消息？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请保持联系，我求求您，哪怕是坏消息也一定告知。祝好。回复：私下见到我的朋友。（据七月十五日那封信的收信人来看，！立该是雅克·伯努瓦一梅仙。）我们在尝试做不可能的事。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如果说我没有给您写信，是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可以告知您，而且，除了某些有可能减轻您的担心的事情之外，我也说不出任何其他事情。我们做了一切必须做的事情。我又再次去见我的朋友，他和我说现在只有等待。在收到您第一封来信时，我注意到您两个孩子是法国国籍，收到您第二封来信时，我知道您妻子有可能离开卢瓦雷的集中营。我也在等，我请您相信，作为朋友，这份等待对我来说十分沉重……我向您保证我能够设身处地想象您的心情！希望在将来我能告知您准确的好消息。我衷心地与您站在一起。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也许在处理我妻子的事情时，必须强调她是个白俄罗斯人，她从未曾想过接受苏联国籍，她和父母在历经迫害之后从俄罗斯逃了出来，她父母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而我的处境也是一样，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妻子和我在战前的数亿法郎资产都被苏联剥夺了。我的父亲曾是俄罗斯银行工会的主席，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阿佐夫东银行的常务董事。主管机关因而可以相信，我们对俄国现行的体制不抱一点同情之心。我的弟弟保罗是俄罗斯迪米特里大公的朋友，现在居住在法国的皇室成员也经常到我的岳父家，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公和波里斯大公。另一方面，我想告诉您，几个月前到我伊西家来的几位德国士官临走时留下了这样的一张纸：同志，我们与爱泼斯坦一家认识已久。我们可以证明这家人举止得体，热情好客。我们请求您好好地对待这个家庭。希特勒万岁！汉伯格·菲尔德，23599A。（此信为德文信。）我一直不知道我的妻子身处何处。孩子们身体都好，至于我，我现在还没有倒下。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亲爱的朋友。也许您和夏布朗伯爵（勒内·德·夏布朗伯爵，律师，他是皮埃尔·拉瓦尔的女婿，娶了拉瓦尔独生女约寨。——原注。）和莫朗沟通一下我所说的这些事会有一定用处。祝你们好。米歇尔。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致米歇尔·爱泼斯坦。在您妻子的作品里，除了《孤独之酒》里的那个场景之外，还有什么小说片断可以被视为是截然站在反苏立场上的吗？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您星期六的来信。一千次地感谢您做的所有努力。我知道您为了帮助我已经竭尽全力，并且在将来也会竭尽全力地帮助我。我有耐心和勇气。只是但愿我的妻子有足够的体力能够支撑这磨难！尤其令她感到困苦的地方是，她一定非常担忧我和孩子们，可是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联系到她，因为我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随信附上我坚持耍提交给德国大使的一封信，这件事刻不容缓。如果您能够找到什么和他有私交的人，能够转交这封信（比如说夏布朗伯爵，我想，应当对我妻子的事情比较关注），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您找不到什么人可以迅速转呈此信，能否麻烦您替我转交到大使馆，或者更简单，麻烦您通过邮局寄出这封信。在此我先谢过。当然，如果这封信对于目前所采取的行动构成了障碍，那您就将它撕毁好了，否则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尽快抵达收信人的手里。我担心对我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为了防止物质上的匮缺，您能否将43年的津贴预支给杜莫小姐？我为孩子们感到担心。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德国大使奥托·阿贝。我知道直接给您写信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因为我想只有您能够救我的妻子，我把我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请允许我将下面这封信转呈给您：在离开伊西前，占领军部队为了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同志！我们与爱泼斯坦一家认识已久。我们可以证明这家人举止得体，热情好客。我们请求您好好地对待这个家庭。希特勒万岁！汉伯格·菲尔德，23599A。然而，七月十三日的星期一，我的妻子遭到了逮捕。她被送往皮迪维埃的集中营，并且从那里将被遣往我不知道的地方。这次逮捕，据说是根据占领当局关于犹太人的基本法令采取的行动。我的妻子，M．爱泼斯坦夫人就是那位叫做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她的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其中最少有两本——《大卫·戈德尔》和《舞会卜被翻译成了德文。我的妻子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基辅（俄罗斯）。她的父亲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银行家。我的父亲是俄罗斯商业银行中心委员会的主席，阿佐夫东银行的常务董事。我们两个家庭在俄罗斯失去了大量的财产。我的父亲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圣皮埃尔和保罗城堡里。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我们历经苦难才从俄罗斯逃出来，我们都在法国避难，从此后再未离开过法国。这一切足以向您保证，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体制只能是仇恨。在法国，我们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未曾从事过政治活动。我竭尽全力建立了一家银行，至于我的妻子，她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小说家。在她的任何一本小说里（再说这些书都没有被占领当局划为 ．禁书），您都不会找到一个反对德国的词，尽管我的妻子是犹太种族，但是她谈论起犹太人的时候，没有一丝儿怜惜之情。我妻子和我的祖父母都信犹太教，我的父母不信仰任何宗教，至于我们，我们是天主教徒，我们的孩子也是，她们均出生于巴黎，都是法国人。我想要特别提请您注意的是，我的妻子一直和所有的政治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她从未享受过任何左派或是右派的政治团体为她提供的什么好处，她作为小说家所合作的报纸，比如说总编为H．德·卡尔布西亚的《格兰瓜尔报》，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对共产党人都不太友好。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的妻子长年受到慢性哮喘的折磨（她的医生，瓦雷里一拉多教授可以证明），如果将她囚禁在集中营中，这对她而言将是致命的。我知道，大使先生，您是你们国家政府里最杰出的人之一。我相信您也是—个公正的人。然而，我觉得，德国人将一个尽管是犹太种族，却对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体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她所有的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女人投入监狱，这是不公正，也是毫无道理的。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夏布朗伯爵。我才收到《大卫·戈德尔》作者的丈夫寄来的一封信，在此请允许我将此信的复印件转交给您。这封信里确定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希望这些确认能够让您做出合适的决定。对于您能够为我们的朋友所做出的努力，在此先表示感谢。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保罗·莫朗夫人。昨天，我写信给爱泼斯坦先生，把我们商定的意思都说了，我想这样做比发电报更好一些。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信件中找到了他来信的原稿。显然，这其中确认了一些事情，很有价值。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希望您收到了我昨天的信，还有那封给德国大使的信也转交到了他手上，通过夏布朗或别的什么人，或是直接送交到他那里。在此预先谢过。对于您昨天那封信的回复，我想，在《大卫·戈德尔》里，有一章是大卫在和布尔什维克讨论一口油井的转让问题。这一章应当显示出对布尔什维克不是很友好的态度，但是我这里没有《大卫·戈德尔》，您愿意看一下吗？还有，她在《格兰瓜尔报》上刊登的《地中海东岸诸港卜您也有手稿的——对待其主人公，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江湖郎中也非常无情，但是我不记得她是否明确说这是个犹太人。我想应该是的。我在《契诃夫的一生》的第十四章读到这样的句子：“六号大厅奠定了契诃夫在俄罗斯的声名；正因为此，苏联将契诃夫视作自己的作家，认为如果说他曾经在此生活过，他就应该属于马克思政党。一个作家的身后荣光充满了惊奇……”。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其他东西，这一点是不够的。真的没有办法通过法国当局打听到我的妻子是否一直在皮迪维埃集中营吗？十天前，我曾经以回电邮资已付的方式发电报给集中营的指挥部，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只想知道她在哪里，难道这也是禁止的吗？我已经打听到我的弟弟保罗是在德兰西，为什么他们不让我知道我的妻子在哪里？总之……再见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给大使的信中那么有信心。米歇尔。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保罗·莫朗夫人。在此呈上我在电话中所说的那封信。我想您所处的位置比任何人都容易判断是否应当将这封信送到作者希望送到的人的手中。从根本上说我很难表态，至于细节上，我觉得有些话说得不太好。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玛弗莱克（米歇尔·爱泼斯坦的姐姐，和他同时被捕，也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且和他同时被送进毒气室。——原注。）致米歇尔·爱泼斯坦。我亲爱的，我希望你收到了我的来信，但是我担心这些信都丢了，因为我的信是写给朱丽叶的，但是在电话里姑姑没有弄明白她的名字。我亲爱的，我再一次请求你一定要坚强，为伊莱娜，为孩子们，为其他所有人。我们没有权利丧失勇气，因为我们是信徒。我曾经绝望得发疯，但是我又重新振作起来，为了得到他们的消息成日奔走，去拜访那些和我们处境差不多的人。日耳曼娜（米歇尔·爱泼斯坦的哥哥萨穆埃尔·爱泼斯坦的法国朋友。——原注。）昨天回来了，等她准备好以后就会立刻动身前往皮迪埃尔集中营。由于萨穆埃尔好像被关在皮迪埃尔附近的伯纳一拉洛朗德，她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伊莱娜和他传递消息。除了在德兰西的阿尼亚要衣服和书以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人的消息。有好几封从德兰西写来的信，都说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吃得也不错。我亲爱的，我求求你，一定要有勇气。由于名字不清楚，钱到得迟了。明天我会回来，再去见见约瑟芬（约瑟芬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贴身女仆。——原注）。日耳曼娜见了那在皮迪维埃有个保姆的先生。我必须在日耳曼娜走之前去见她一面。她有萨姆埃尔的只言片语，不过那还是萨姆埃尔在德兰西时写的。她走的那天我会给你写信，但是我希望你给我写点什么，我的小弟弟。至于我，我仍然没有倒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所有时刻一样充满希望。无限温柔地吻你和小家伙们。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卢梭夫人（法国红十字会）致米歇尔·爱泼斯坦。巴齐医生（红十字会丰席。——原注。）今天早晨出发，会在自由区待上几天，他会在那里处理爱泼斯坦夫人的事情，会尽他所能帮她说话。由于他在出发之前没有时间给您回复，他让我通知您，他收到了您的来信，他一定不会忘记尽他所能予以您帮助。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卢梭夫人。听到巴齐医生会采取对我妻子有利的行动，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想，是否应当将巴齐医生所采取的行动与其他人已经在采取的行动协调起来，已经介入的人包括：1）我妻子的出版商，阿尔班·米歇尔先生（专门负责此事的主要是安德烈·萨巴蒂埃先生，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2）保罗·莫朗夫人。3）亨利·德·雷尼埃。4）夏布朗伯爵。我将会把此信的复印件寄给萨巴蒂埃先生，他能够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电话：Dan87—54）。不知道妻子身在何处，这对我而言尤其痛苦（七月十七日的星期四，她在卢瓦雷省的皮迪维埃集中营，可自此之后，我没有收到她一丁点儿的消息）。我也希望她能够知道孩子和我，我们目前没有受到最近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还有，我们的身体都很好。红十字能够让她知道这点信息吗？我们能给她寄包裹吗？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这里是我寄给红十字会的信的复印件。一直没有一丁点儿我妻子的消息。真是让人难过。是否已联系上阿贝先生，已将我的信转交给他？米歇尔。又及：您能否告知我夏布朗伯爵的地址？一九四二年八月九B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才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得知，被囚禁在皮迪维埃集中营的女人（当然也包括男人和孩子）都被送往德国边境，并且从那个地方被送往东部——也许是波兰或俄罗斯。这可能是三个星期以前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都以为我的妻子在法国的某个集中营里，在法国士兵的看管之下。现在知道她身处荒蛮的国家，也许条件非常恶劣，没有钱，也没有生活必需品，至于周围的人，她也许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这真是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现在我们所要尝试的已经不是尽快让她从集中营出来的问题，而是要救她的命。您应该收到我昨天的电报。我请您注意到我妻子的一本书，《秋天的苍蝇》，先是在克拉出版社出的豪华本，然后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反布尔什维克的观点非常明确，我很抱歉没能早想起这本书。我希望现在向德国当局说明这就在手边的证据不是太迟。我知道，亲爱的朋友，在拯救我们的问题上您已经尽您所能，但是我请求您能够再找到、想到一些别的东西，再去找找莫朗，夏布朗，您的朋友，尤其是巴齐医生，他是红十字会的主席，住在牛顿街12号，电话号码是：KLE．84．05（他的特别秘书长是卢梭夫人，和他地址相同），请他们注意一下《秋天的苍蝇》里这个新证据。如果我们这些因为布尔什维克丧失了一切的人，我们被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判了死刑，这真是难以想象！最后，亲爱的朋友，这是我所发出的最后的呼唤。我知道自己这样滥用您和仍然是我们朋友的人，的确是有些不可原谅，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有关生死的问题，不仅关乎我的妻子，也关乎我的孩子——即便我不说是关乎我自己。事态非常严重，我一个人在这里，和小家伙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在监牢里，因为他们禁止我动，我甚至不能从行动中得到安慰。我睡不着也吃不下，但愿这可以算是我写这封冒昧的信的理由。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我，W．柯克夫佐夫伯爵，俄国前任议长，财政部部长，兹证明我非常了解的米歇尔·艾凡·爱泼斯坦先生是俄罗斯银行的管理人员，是我领导下的巴黎银行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的声誉是无可指责的，他的行为和感情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警察署证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您的电报和来信收悉。我不久就会离开巴黎，在近郊住几个星期，因此在我动身之前给您回复。如果您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期间给我写信，请寄往那里的地址，您很快就会知道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并且一定告知我。至于我这一面，目前为止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没有结果。1）我已写信给夏布朗伯爵，但是没有任何回音。由于我不认识他，我无法再次求助于他，因为我不知道这沉默是否意味着他不愿介入此事。他的地址是：波旁广场6—2号，巴黎第七区。2）相反，保罗·莫朗的夫人一直非常投入地为此事奔忙。她采取了多种步骤，您的信现在在她手中，近几天，其主要内容连同医疗证明应当已经通过她和大使的一位共同的朋友转交上去了。她读了《秋天的苍蝇》，但是在她看来，这和她想要找的东西并不相符：书的确显示了反对革命的立场，但谈不上反布尔什维克。她暗示您不要采取在她看来是分散而无用的步骤。她一直认为，您应该敲响的惟一一扇门应该是犹太联合会，该联合会能通过其分支机构了解到您妻子在哪里，也许能够告诉她孩子们的状况。这是该机构的地址：慈善街29号，巴黎第八区。3）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陷入了他再也无能为力转圜的境地。4）在与法国当局周旋之后，我岳父的回复也几乎是同样无可逆转。5）在我的请求下，一位朋友接触了《上帝是法国人吗》的作者（弗雷德里希·谢伯格），他答应试着打听到她的消息，因为他认为放她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6）昨天我给红十字会打了电话，我与卢梭夫人的临时代替者通了话，她也非常热情，而且很了解这件事情。巴齐医生目前在自由区，正在高层打听情况，会尽一切可能获得他所能获取的信息。他应该是星期四回来，在我走之前，我会给他去电话。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1）这次关系到您妻子的措施是全国范围内的（这里，仅仅在巴黎，就牵涉到几千个没有国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对您的妻子网开一面，但是这也让我们有所希望，那就是您妻子并没有遭遇到什么特殊的对待。2）该项措施是德国这方面最为权威的几个机构采取的，德国其他军事或民政机构，包括法国当局在内，哪怕是高层，似乎也对这几个机构毫无影响力。3）出发前往德国似乎确有其事，不过据保罗·莫朗夫人说，他们不是进集中营，而是为了前往波兰，然后在波兰将这些无国籍的人重新分组。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我的想象或许过分了，亲爱的先生。您惟一的责任就是想想孩子们，并且为了他们，您不能倒下，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建议……您会对我说。唉！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非常忠实于您。安德烈。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卡布尔夫人。非常不幸，伊莱娜已经离开——去哪里？我不知道。您能够想象到我有多么焦虑！她是七月十三日被带走的，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一个人和两个孩子在这里，孩子们有朱丽叶在照管。您也许还能想起来，您在威尔森总统街见过她。如果有一天我收到伊莱娜的消息，我会立刻告诉您。亲爱的夫人，您十分愿意帮助我们，我就不客气了，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您能给我们一些线，棉布和打字机用的纸吗？您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卡布尔夫人。伊莱娜七月十三日被宪兵带走，他们带走她是根据德国警察的命令，然后她被带往皮迪维埃集中营——这都因为她是无国籍的犹太人，可是却没有考虑到她是天主教徒，她来到法国是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们剥夺了她父母的财产。她七月十五日到达皮迪维埃，根据我从她那里收到的惟一一封信，她应该是十七日离开皮迪维埃的，去往不知道什么地方。接下来我便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没有一丁点儿消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活着。由于我没有权利离开这里，我请求一些人给予我一定的帮助，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结果。如果您能够做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我请求您千万试试，因为这份担心真是让人无法忍受。想想看吧，我甚至不能给她寄点吃的，她没有带衣服，身上也没有钱……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被带走，因为我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一直没有伊莱娜还活着的一点儿信号。我听从了保罗（此处指的是保罗·莫朗的妻子，但是因为安全原因，必须免去明确的姓氏。——原注。）夫人的建议，没有采取任何新的行动。我只相信她。对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我想我忍受不了多久。您对我说过您在等巴齐医生的消息。我猜您大概没有什么消息吧？如果红十字会能够在冬天来临之前把衣服，钱和生活必需品带给伊莱娜就好了。如果您见到保罗夫人，请您转告她，我收到Mgr．格利卡（罗马尼亚的主教，经常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来往。——原注。）的一张明信片，他六个月前在布加勒斯特，身体一直不错。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我回来之后，给保罗夫人打了电话。我向她转达了您的感谢之情，并且告诉她，您听从了她的建议。所有的这些行动，包括您曾经写过信的那个人，都没有能产生任何结果。“我们撞到了墙上”，她对我说。保罗夫人认为必须等到世界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解和趋于稳定才行。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们的信件交错而过。谢谢您给我一定的回复，尽管消息都是如此令人悲伤。您是否认为我们有可能换个位置，我的妻子和我——我也许能够替代她更好地服役，而她在这里也许更好一些。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能不能让我到她身边——我们俩在一起会好些。当然，我必须私下里和您谈谈这些事情。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从七月十四日起，我就说过，如果必须我到伊西来一趟，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前往伊西，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真的来了，就能做出什么明确的，有价值的决定。我来告诉您为什么。换位置是不可能的。这只能造成又多了一个囚犯，尽管您此番请求的理由相当充足。只有在我们打听清楚现在伊莱娜在哪里，也就是说一切都“组织好了”，那么，而且也只是有可能，才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两个人，在同一个集中营里！这也是不可能的，集中营男人和女人绝对不可能在一起，必须分开。红十字会向我确认一件事，我不能够确认，今天早晨，我给您发了封电报进行确认。我会立刻将此转达给红十字会。我们希望我们这次能够得到一点消息。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答应过您，一切要求都要经过您，我信守我的诺言。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这样的。我的外国身份证到今年十一月就要过期了，我必须更换。这取决于马孔的萨沃纳和卢瓦省，我必须在这几天提出更换的申请。我希望该申请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麻烦。我希望您能够和马孔省署沟通一下。我从各方面来说都极为守法，但是眼下对我们这类人非常不利的环境让我感到害怕，司法部也许又会找点什么麻烦。我能够信任您吗？在收到您的回复之前我不会有任何行动，但这事很急。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我今天早晨收到了您二十九号的来信。我读了，并且让别人也读了这封信。毫无疑问，我的答复非常干脆：别动，任何行动在我看来都是极端不谨慎的。我在等丹奈司铎来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他沟通一些事情。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您8号的来信，同时也收到了您寄往第戎的信的备份。我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您：我们的朋友的行为完全合乎规定，您必须承认这事不会构成任何阻碍。至于孩子们，用您的话来说，她们是法国人，因此我不觉得她们必须换个环境，但是这只是您的话而已。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红十字会能够给您更准确，更有把握的信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科佐监狱）。（信是用铅笔写的）我一直被关押在科佐，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的身体也很好。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出发离开，也不知道会去哪里。我信任您的友情，相信您会善待我的亲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份友情非常必要。我相信您会照顾他们的。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要对您说的，除了告诉您，我的勇气一直都在，紧紧地握您的手。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朱丽叶·杜莫致罗伯特·埃斯梅纳尔。十分感谢您仍然继续支付月津贴。您一定理解我非常着急。七个月来我不得不将她们再次隔离，藏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我希望这场噩梦已经结束。我找到了孩子们，把她们放在寄宿学校。我的长女现在是三年级，巴拜是小学一年级预备班，她们非常高兴，终于自由了。因为德尼丝能够安静下来专心上学，这关系到她的未来。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朱丽叶·杜莫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收到了一万五千法郎。自二月底以来，我非常为孩子们担心。还是得把她们藏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圣一加布里埃尔嬷嬷没有给您回复。她们已经七个月没有上课了。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她们能够好好学习。我又把她们送进了寄宿学校。德尼丝上三年级，巴拜上一年级预备班。她们非常高兴能重新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有在我们的困难时刻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的善良的嬷嬷。我希望在这等待我们被流放的亲人回来的时刻，再也没有什么让您感到苦恼的事情了。现在，能够销售所有作家的作品了吗？抑或销售仍然没能解禁？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朱丽叶·杜莫。非常感谢您十月一日的来信。我知道您不得不又经受了严酷而忧心忡忡的日子。现在，您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了，不再为孩子们的命运感到担忧，她们也能静下心继续学业。我们必须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这可怕的噩梦很快就能结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有孩子们父母的消息。您知道，这是我最常牵记的愿望之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朱丽叶·杜莫。我才得知您最近因为孩子有多么担惊受怕，知道之后我也不禁发抖。我也只有在知道您现在已经躲开一切您没有明说的纷扰之后，才能高兴得起来。所剩下的事情，就只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被劫去的人能够回来。埃斯梅纳尔先生已经做了必要的安排，好继续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没有卖完的书卖出去。至于我，我现在想的问题是，此时出版她的那两部手稿是否合适，手稿在我手中，一部是小说《这个世界的财产》，另一部是契诃夫的传记。埃斯梅纳尔先生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应该暂缓出版，因为如果在这样一个时刻引起他人的注意有可能会比较危险，她在这样的处境里，他们随时可以采取报复的行为，她根本躲不开。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朱丽叶·杜莫。祝在一九四五年里您一切平安，但愿您最亲爱的朋友能够回来。一九四五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致朱丽叶·杜莫。九千法郎（一九四五年六、七、八三个月津贴）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R.阿德勒的回复。您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寄给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明信片我们收到了，可是真是抱歉！我们没有能够将它转到收信人的手里。实际上，内米洛夫斯基夫人一九四。年开始就住在伊西，她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在伊西被逮捕，被带往皮迪维埃集中营，当月又被送往别的地方。几个星期后，她的丈夫也遭到逮捕，也被送走了。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没有人得到过他们的消息。多亏了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外省的一位朋友悉心照料，两个孩子才得以幸免于难。请相信，将如此不幸的消息传递给您，我们感到深深地抱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阿尔班·米歇尔致八沙勒的回复。非常感谢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寄给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明信片。真是遗憾！我们无法将这张明信片转给她了，因为我们的作者和朋友在一九四二年就被带走了，最后被送往波兰的某个集中营。自此之后，虽然我们多方打听，却始终没能知道她的任何消息。在她被带走几个月之后，她的丈夫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至于孩子们，她们被托付给他们家的一位朋友，目前都好。我很遗憾告诉您如此令人悲伤的消息。不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一九西五年四月五日马克·阿尔达诺夫（俄罗斯文人及科学家解救基金会）一纽约一致罗伯特·埃斯梅纳尔。通过罗莎·阿德勒夫人，我们得知了有关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悲惨消息。阿德勒夫人还告诉我们，多亏了曾经照顾过孩子生病的祖父的一位朋友，她的两个小女儿得救了。这位照顾过病人的杜莫小姐据说是非常值得信任，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她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因此，她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教育。内米洛夫斯基夫人在纽约的朋友和崇拜者于是聚在一起，想看看如何能够帮助这两个孩子。可是他们为数不多，也不太富有。至于我们的基金会，我们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一百位左右文人和学者。我们也无法做得更多。因此我们写信给您，亲爱的先生，想要问问内米洛夫斯基夫人在法国出版社是否有版税账户，如果有，不知道是否有可能请您和您的同事付一部分酬金给两个孩子。我们可以把她们的地址寄给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罗伯特·埃斯梅纳尔致马克·阿尔达诺夫的回复。真是不幸，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确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被捕，之后送往皮迪维埃的集中营，然后又被带走了。她的丈夫在几个星期之后也遭遇到相同的命运。我们自此后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对此深感忧虑。我知道杜莫小姐救了两个孩子，并且尽心尽力地养育了她们。为了能够保证她这么做，我必须告诉您，自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被捕之后，我支付给杜莫小姐的钱数额相当大，现在总数已经达到十五万一千法郎，而且目前，我仍然保证她们每个月三千法郎的月津贴。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朱丽叶·杜莫。自从被带走的那些人和囚犯开始陆续回到法国，我非常想念您和孩子们。我猜想你们现在也许仍然什么消息也没有，否则的话，您一定会让我知道的。我也没有一丁点儿消息。我请求J．J．贝尔纳夫人（让一雅克·贝尔纳夫人，作家让一雅克·贝尔纳的妻子，让一雅克·贝尔纳本人是特墅斯当·贝尔纳的儿子。——原注。）代为打听，她认识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目前在红十字会，他们会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打听消息。当然，如果我知道什么，一定在第一时间通知您。有一个问题我需要问问您：内米洛夫斯基夫人被逮捕时，她的那些纸放在哪里？我听说有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是在您这里吗？如果的确在您这里，您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许可以放在我们的杂志《舟》上面发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恩格勒贝尔神父。给您写这封信，是出于一个完全出乎您意料之外的目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想您一定听说过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名字，知道她的声名，这是法国战前那段时间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是犹太裔的俄国人，一九四二年她被带走，她的丈夫也是一样，他们也许被送往波兰。可我们却一直无法知道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唉！真希望她还活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法国有两个女儿，托付给一位朋友照管，两个孩子分别叫德尼丝·爱泼斯坦和伊莎贝尔·爱泼斯坦。我才看过照管两个孩子的人。这位朋友告诉我她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西翁的寄宿学校。协议已经签订，可是到了最后一刻，主事的嬷嬷又反悔了，借口说学校没有位置，这让照管两位孩子的夫人深为失望和烦恼。您是否有可能打听一下事情的进展程度？如果您对这些嬷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否和她们说一下，至少能让德尼丝和伊丽莎自在十月份开学时进入西翁教会学校。我们非常关注这两个孩子，您一定能够理解。不论事情如何发展，哪怕您帮不上什么忙，在此我们也先谢过。谢谢您为此事所投入的精力。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电话记录：朔塔尔（工业金融业欧洲联合会）致电安德烈·萨巴蒂埃。欧洲联合银行（欧洲联合银行原先名为北方国家银行。是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力建立的银行。）的德·梅齐耶尔先生愿意和我们联合会一起为两个孩子做点什么。（记录：请等待他和您联系）可以提供每个月三千法郎的资助。他们在巴黎附近找到一所教会寄宿学校，每月每人二千法郎。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奥迈尔·恩格勒贝尔致罗伯特·埃斯梅纳尔我非常高兴地通知您，您委托萨巴蒂埃先生和我说的那位犹太裔俄国女作家（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的两个女儿被西翁教会学校接受了，学校位于伊夫里小镇的格朗布尔。主事的嬷嬷才通知我，两个孩子在下学期开学时可以去报到上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朱丽叶·杜莫（玛尔芒德，巴斯德街46号）致安德烈·萨巴蒂埃。我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您始终如此热情地帮助我们。我为孩子们由衷感到高兴，尤其是巴拜，她只有八岁，正是要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至于德尼丝，她现在很好，她可以在这所第一流的学校里继续完善学业，这也是她母亲的愿望。正因为如此，我非常感谢您实现了孩子们父母的愿望。如果德尼丝不能够继续她的学业，她至少应该得到相应的证书，这样以后就有工作了，这一切我们可以过些日子再看。您热情的来信转到了这里，我正让孩子们在这里度假。德尼丝已经痊愈。她才照过片子，片子上显示胸膜的所有阴影都已经消失。巴拜下个星期要去做扁桃腺和腺性增殖体割除手术。我设法儿让她早点做，因为医生正在度假，这样我就得推迟八天才能回到巴黎。是的，萨巴蒂埃先生，文人基金会可能会为孩子做点什么。我向德雷福斯先生陈述了我目前的状况，说我仅仅靠这每个月三千法郎的津贴已经无法应付，德尼丝治疗了六个月，于是德雷福斯先生和他的朋友罗伯特谈了这件事，他们会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我当天就把这事告诉了埃斯梅纳尔先生，他也已经得知此事。如果您要了解我的情况，特里斯当·贝尔纳从十六岁起就认识我了。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致朱丽叶·杜莫。一万二千法郎：一九四五年九月一十月一十一月一十二月津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罗伯特·埃斯梅纳尔（为勒弗尔小姐记的笔记）星期五下午，我去了西蒙娜·圣一克莱尔夫人家，她是大家为帮助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孩子组织成立的委员会成员。某些个人和组织将捐助一笔钱。放在为两个孩子指定的公证人那里，这笔钱将一直资助两个孩子通过业士文凭考试。一旦长女德尼丝获得了业士文凭，我想这个问题将重新考虑。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接受其他捐赠，可用捐赠的资金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两个女儿建立基金，她们一直在成人之前都可以使用。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资金注入，其中包括爱泼斯坦先生曾任职员的北方国家银行，差不多有一万八千法郎，这是具有一定追溯力的三千法郎的月津贴总数。杜莫小姐将在公证人的监督之下，得到总数为x（原文如此。）的一笔钱，用于补偿她所垫付的费用，此后她将在每个月收到一笔固定数目的补贴。至于我们出版社，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将支付最后一个月的月津贴，自此之后我将付给孩子们每个月二千法郎的月津贴。当然，这不包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者版税。除此之外，我将在内米洛夫斯基的版税里每个月让出二千法郎，从我开始支付月津贴之时开始，换句话说，这些月津贴自第一次支付开始便具有追溯力。新闻界将刊登大幅公告，以利于即将建立的帮助计划。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W．狄德曼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我是雷德（荷兰）一家报纸的记者，我为报纸提供法国长篇或短篇小说的翻译，就是那种连载性质的东西。报纸才回复我说他们原则上同意我向他们推荐的和寄去的翻译。我告诉他们也许需要支付作者的版税，也许对于已经出版的小说，作者版税会相当高，因为出版者会要求支付出版社应得的那部分版税，而对于没有出版的原版小说，报纸只需要和作者直接协商。因此我想到了您，尽管我对您的了解仅限于您的小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阿尔班·米歇尔致狄德曼先生的回复。我读到了您的来信，信上的地址是我的办公室，写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收，真是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将信转到收信人手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实际上于一九四二年七月遭到逮捕，后来据说被送往波兰。自她被逮捕之日起，谁都没有再收到过有关她的消息。致谢谨对下列诸位表示谢意：感谢奥利弗尔·鲁宾斯坦和德诺埃尔出版社的全体成员，他们充满热忱与激情地接受了这份手稿；感谢弗朗西斯·埃斯梅纳尔，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董事长，他非常慷慨，同意出版属于他的一段过去；感谢米利亚姆·阿尼西奠夫，她是罗曼·加利，奥利弗尔·鲁宾斯坦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之间的联络人；感谢让一吕克·皮杜一拜约，他重新审读了手稿，并且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德尼斯·爱泼斯坦译后记《法兰西组曲》的翻译完成之后，竟是很长时间不能够写一点什么。没有想过为什么，仅仅是觉得还不能够。好像觉得在到处都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声音中，那历史的一页还不曾翻过去，觉得巴黎人举家出逃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觉得一切都还是切肤的疼痛：战争、生命、希望和未曾实现的爱情。对于内米洛夫斯基这个名字，我想几乎没有中国的读者会知道。这位才气过人的俄罗斯籍犹太女作家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她在法国文学界所获取的显赫声名以及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并没有能够挽救她作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法兰西组曲》是她在被带走之前所致力完成的一部作品，一幅她身陷其中，却想努力看清、想说明为什么的巨幅历史画卷。在命运未决的时刻，描绘这样的画卷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此，她在自己的笔记簿上这样写道：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从她自己的笔记来看，如果命运允许，这将是一部长达“一千页”，包括五部彼此独立而又相连的作品在内的长篇巨作。像一部音乐史诗。可是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刚刚完成两部：《六月风暴》和《柔板》，她就被宪兵带走，几经辗转，到了奥斯维辛。所有的营救工作都没能起到效果。她的亲人和朋友甚至打听不到一点她的消息。不幸中的大幸在于，她有时间为自己的组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柔板》画上句号。于是这部未完的《法兰西组曲》成了正处在创作高潮的作家的绝笔。其后的一切则成了带有一定悲情色彩的传奇：内米洛夫斯基的丈夫也很快被送进集中营赴死；两个孩子带着手稿四处逃命；直到六十年后，在打算把手稿捐献给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前，大女儿终于有勇气翻开这部手稿，一行行地辨认着已经模糊的字迹。传奇得到了传奇的肯定：二〇〇四年的雷诺多奖第一次颁给一位已经故去的作者，在这一年的法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大逃亡的画卷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来得太快，以至于像是在梦里。《六月风暴》是从这样一种梦一般的夜开始的。沉沉的夜，倒影了整座城市灯光的塞纳河，突然响起的、如同海浪一般的警报声。走出这夜的背景，人物开始陆续登场：大资产阶级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和他的情人芙洛朗丝，银行小职员米肖夫妇和他们参战的儿子让一玛利，银行老板科尔班和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收藏家朗日莱。所有的这些人都即将踏上同一条命运：弃城而逃。一条从巴黎往各个方向的难民流于是形成了：轰炸声，叫喊声，呼唤声，让一向以人间天堂自居的法国沦为地狱。佩里冈一家是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家产不计其数。逃亡之初，老佩里冈先生还活着，但是已经基本上在等死，在等“世界舞台上最后的，最精彩的演出”——宣布遗嘱的那一霎那；一家之主的佩里冈先生是巴黎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出入上流社会，由于工作关系，他暂时留在了巴黎，没有加入难民潮；这家的女主人是活跃在小说前台的人物，是她率领全家人逃难，这个头脑冷静，总是“高昂着脑袋安排好一切”的女人在爆炸来临时，从容地救出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钱，却将公公——老佩里冈先生落下了！佩里冈家的长子菲利普是神职人员，是这笃信天主教人家的骄傲所在。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要将家族慈善事业所收养的一群孩子带往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临时驻地。然而，他竟然死在这群“黑暗中的孩子”手上，这群“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向往光明”、“感受不到光明的存在”、“不因为缺少光明而心存遗憾”的孩子手上。第二个儿子于贝尔还没有成人。这么一个“拉丁语翻译得零分”的青少年，出于对英雄主义的浪漫向往，在逃难途中甩开了家人，去找寻抗敌的队伍。他亲眼看到法国如何溃败，一群没有武器的乌合之众如何在做徒劳无功的挣扎。在家人已经准备给他举行葬礼之前，他又奇迹般地——尽管这场奇迹并不怎么光彩——回到了亲人的面前。除去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也是所谓享有优裕生活的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准则，有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有对生存的思考。在自己的写字台上，他也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然而，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不得不带着自己“严肃意义上的情人”芙洛朗丝一起出逃，离开巴黎：对生存再有思考，舍不得的仍然是最实在的命啊。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的一系列生活准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到处是血淋淋的粗俗，好不容易弄到的食物被抢（从内米洛夫斯基的写作笔记来看，这个事件将对其以后的小说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直接面临德国人的枪林弹雨，直至最后走进相对舒适的，属于他这个圈子的一家饭店，看到熟悉的人（这个阶层的所有人正和他一样出逃），他才算释然。收藏家朗日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收藏家，平日里只和自己认为美的东西打交道。这是一个以艺术为名，自私到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生命都无动于衷的人。出逃的时候，“他将自己比作在火山熔岩到达前出逃庞贝城的罗马人，放弃了奴隶，房屋和金子，但是在自己的内长衣里，却放上了几尊陶土的雕像，一个形状完美的花瓶，或是做成美丽的乳房形状的高脚酒杯。”而就是这么一个不堪与粗俗为伍的收藏家，却在再也买不到一滴汽油，敌机在天空盘旋的情况下，偷了一对善良的，刚刚结婚的年轻男女的汽油，绝尘而去。或者是出于小说的安排，在《六月风暴》结尾，当他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熟悉的美的世界里时，却愚蠢地死在车轮之下，驾车的，正是被他视作美的代表的，那个戴着一顶小巧的紫貂皮帽的舞蹈演员克拉伊。的确，在这幅大逃亡的画卷上，惟一保持了人类的高贵的，就是从来不受命运眷顾的银行职员米肖夫妇。米肖夫妇惟一的儿子上了前线，不知生死。银行下令撤退，他们在出发之际被老板从车子上赶下来——因为老板不得不带上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他们踏上了最辛苦的旅程。但是因为有爱，夫妻之爱，母子之爱——米肖夫人每时每刻都在守候着自己的儿子，他们是惟一有尊严的、站在恶毒的命运不能袭击到的地方的人。在这张所谓大逃亡的画卷上，在这急板的行进速度里，就这样，作者让每一个人充分展示了他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逃亡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里都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细节，比如佩里冈家的那只猫（作者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这只猫残忍而血腥的夜晚活动），比如科尔特在逃难途中和芙洛朗丝的争执与和解，比如朗日莱在月光下偷那对小情侣的汽油。《六月风暴》从头到尾的确就只是逃难，然而在逃难的背后，更是形形色色的人从逃难开始到逃难结束的过程中所展示的生存本质。生命的意义原本各不相同，但是，在战争的照射下，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地面对生命的劫难之时，他们所撞到的物质界限是相同的，是提前到来的生命尽头的隐隐威胁。原先所谓的命运眷顾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并且，只有最不受命运眷顾的人才能够脱出身来，更加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在《六月风暴》的结尾，米肖夫人面临生活的困境，突然间爆发道：为什么苦难都是针对我们的？要么就是针对我们这一类人？针对普通人？针对小资产阶级？不管是战争爆发，法郎贬值，失业增加或是革命爆发，别人都能从中得到利益。被压垮的总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要为所有的错误付出代价。当然，别人不会怕我们的，我们！工人可以自我捍卫，富人有的是力量。这是超越战争的层面，对人的命运的更深的追问，有点出乎我们阅读期待之外。作为一个女性的作家，竟然可以这样的不宿命，竟然可以有这样直接的追问。《六月风暴》中没有一点关于战争的直接描写。对于这一点，作者在其写作笔记中亦解释得非常明确，她说：“我感兴趣的是世界的历史”，因为“好的历史场景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所看见的历史场景”。平常人眼中的历史和战争——而不是某一类人眼中的历史和战争。二、没有完成的爱情逃亡的画面描绘到最后，意外地出现了一段世外桃源的生活。米肖夫妇的独生子让一玛利受了重伤，被送到乡间农庄暂住。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时昏迷时清醒，成天躺在农庄人家用来暂时搁置死人的灵床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小说家的细心安排，因为在后面的日子里，这张灵床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惊心动魄，足以引导小说发展方向的事件）。然后，他慢慢地恢复了，可以和农庄主家的两个年轻姑娘聊聊天，说说笑话，可以考虑自己未来的事情一一他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愿望。农庄主家收养的一个女孩儿（实际上是这家未过门的儿媳）玛德莱娜对他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就在让一玛利已经与家人取得联系，不日即将离开前的一个夏夜，在豌豆棚下，这个出身不明（因为是孤儿）、几乎没得选择地生长在农村的姑娘却突然没能控制住自己，流着眼泪对让一玛利说：“离开您简直要我的命…”镜头到这里戛然而止。这月光下的夏夜成了《六月风暴》里惟一牵连爱情的场景。先前的战争、逃难、困苦、汇聚在同一场面里的形形色色的贪婪突然变成这一点忧伤而无奈的感情的流淌和年轻女子的泪水，变成大事件背景之中寻常人的感情向往和失望。而小说急板的节奏也随之一下子舒缓起来，真的会令人感到心脏在怦怦直跳后骤停的疼痛。我是在这个时刻隐隐感觉到作者的冷静和残忍的，感觉到她能够从容运用对比，把握事件进程，而不让自己沉溺于浮泛的爱恨之中的能力。果然，这个场面足以拉开《柔板》的序幕——玛德莱娜也成为将两部小说连接在一起的人物。《柔板》是占领和被占领的故事，是占领军和被占领的法国人之间的故事，是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之间的故事，是未完成的、永远也完成不了的爱情故事。占领军来了，来到法国这个富庶的小镇上，在四月的风雨之中。几乎和所有的战争小说不同，占领军到来的时候，并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是“天上下着凄冷的雨”和教堂前的一株开着粉红色花朵的桃树在风雨中颤抖。人们在互相猜度，法国人和德国人。但是在这互相猜度、甚至互相仇恨的人群中，还有一个超然度外的法国女人露西尔。这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丈夫做了战俘，而她和丈夫之间并没有爱情。她的婆婆指责她冷漠，因为她的悲伤并不是只针对丈夫，而是针对整个个人命运的悲伤。用寻常的道德和情感来看，她怎样做竟然都是错的，都是可以被指责的。露西尔没有仇恨，她也还不曾得到过爱情，婚姻只是一场失败的交易。这些与战争的灾难无关。骑兵队的中尉住进了她家。年轻、英俊、彬彬有礼、精通音律的德国军官。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爱情或许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或者即便有爱情之后的争执、眼泪哪怕到分离，也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是战争搁置了一切，它使男女之间的对视成为悬而未决的疑案。但是战争对于他们，又是怎样的呢？德国军官或许和所有参战的小伙子一样，只是觉得这是国家的召唤，民族的召唤，集体的召唤，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英雄浪漫主义。可是露西尔却想：“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我们死了两百万人，在另一场战争中，他们也是为了这所谓的‘集体工作的精神’牺牲生命的！他们死了……二十五年之后……什么样的欺骗！什么样的虚荣啊！……”而我们为之牺牲的爱情呢？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那个因为自己儿子做了战俘而痛恨德国人、每时每刻都在诅咒德国军官的婆婆不在，家里的仆人也碰巧不在，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突然间有了一个难得的，只剩下两个人的下午。德国军官在弹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会是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女人坐在一边听，一边想着关于“集体和个人命运”的问题。音乐，抑或是她所思考的问题令她热泪盈眶。接着，他们用漂亮的器皿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点点心。德国军官冲法国女人说：“夫人，您有没有听说过那种扫过南部海域的飓风？它们形成圆圈，边缘由暴风雨组成，飓风中心是不会移动的，一点都不动，以至于处在这飓风中心的小鸟儿或蝴蝶根本不会受到飓风的侵扰；它们的翅膀都不会被吹皱，而就在周围，暴风雨却横扫一切。瞧瞧这座屋子！瞧瞧现在正在喝福隆迪涅昂的葡萄酒、品尝饼干的我们，再想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法国人的眼里，德国人总是带有一点这么不谙世事的单纯，这种骨子里的单纯，似乎真的成了“飓风中心”，哪怕经过战争的严酷，也是没有变化的。德国军官弹自己写的曲子给法国女人听，他弹和平时期，弹战争，弹士兵的死去——但是那么美好和圣洁的音乐并不能阻挡使他成为士兵的“集体精神”：这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差别，是德国军官的感性和法国女人的理性之间的差别。记得我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陷入无法形容的焦虑之中。因为不知道这个故事会不会滑向具体的爱情，不知道作者会如何解决个人与集体、唯美的精神与丑恶的现实、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是爱情，那真的可以预见它支离破碎的结局——这是人世间怎样的悖论啊，再美好的东西，走到头，撞在现实的墙上，也一定是支离破碎的惨不忍睹。果然，尽管在婆婆的眼皮底下，他们还是不可控制地走近了，越走越近。在小镇最漂亮，同时也是最可怕的房子里。这里有两个人自身的原因，也有小镇的压力——奇怪的是，小镇的法国人那么夸张自己痛恨德国人的心情，却在不得不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定会来找到露西尔，请她代为疏通。两个人越走越近，心跳得越来越快：《柔板》的节奏走到后面，和《六月风暴》正好相反，反而急了起来。在高潮到来之前有这样一段关于“前爱情”的描写：没有爱情的表白，没有吻，只有沉默……除此之外就是高烧一般的，充满激情的对话，他们在谈论各自的家乡，家庭，音乐，书……他们体会到的奇怪的幸福……这种想要发现彼此心灵世界的迫切……一种情人的迫切，已经成为奉献，奉献身体之前的灵魂的奉献。“了解我，看着我。我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经历的，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你呢，我的爱人？”然而，“前爱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到这里，却被一个意外事件打断了，曾经处在幻觉一般的“飓风中心”——只能是幻觉，否则又能是什么呢——的法国女人一下子被拖到暴风雨中。《六月风暴》里出现过的玛德莱娜的丈夫（一个逃跑回来的战俘）杀了住在他们家的德国人，他需要藏身之处。玛德莱娜找到了露西尔，就在她已经打算“奉献身体”之前。露西尔一下子从夜晚的梦的氛围中惊醒了，她藏起了玛德莱娜的丈夫。这个事件宛如一声尖叫，划破了属于两个人的夜晚，也中止了即将来到、却永远不能来到的爱情。一个道德外的故事就这样以突然转折的方式回归到了道德里，而且是常人的，社会的道德里：尽管这碰撞发出了如此惨烈的叫声，但是作为故事，转圜得竟然是游刃有余。这是作者的功力，也是作者的残忍。不明就里的德国人仍然一厢情愿地想要将故事进行下去，在一个傍晚，他将法国女人拥在怀里，然而，法国女人却害怕地挣脱了。因为，在德国军官站在只有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的时候，法国女人已经因为历史和现实站在了伊甸园之外：也许，伊甸园根本就是人类臆想出来的幻境？占领军最终走了。临走前，法国女人对德国军官说：“我请求您，作为对我的纪念，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的生命”。仍然是个体与个体的对话，只是不再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的话，而更像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说的话。也许男女间的爱情——至少作者这么认为——是最容易被撞碎的吧。而母爱，因为其绝对性和非解释性，可以超越现实的种种矛盾，获得存在的合理性。三、人物和细节的力量译这本书所带给我的惊喜是我始料不及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再接触过这类传统手法的小说：完整的故事，明确的写作目的，作者置身度外的冷静目光……我也几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作家：冷静，从容，理性，历经大悲大喜（我们可以从序言中获知，内米洛夫斯基出身大富大贵人家，她的家庭在十月革命之后逃出俄国），身处危难之中，却没有一丝的自恋。然而她又决然不是充满英雄主义浪漫梦想，想用文字拯救社会与世界的男性作家。她身处悲剧之中，想要努力看清楚这悲剧的面貌——是面貌，而不是具有观念性的根源。根源对她来说，应该是小说之外的东西。在一个纠缠于自己——或是完全走向反面，纠缠于种种过剩的关于“自我”的观念——的时代，看到这样一部有着鲜明生动的人物，有着充满力量的细节的小说，能够感受到的是怎样一种令人颤栗的快乐啊。作者细腻而智慧的眼睛，从俄罗斯作家那里生成的成熟的小说技巧几乎让她能够把握一切人物。人物的出身，心理和形象往往通过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她写佩里冈夫人：显然，上帝原本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红发的女人。她的皮肤特别细腻，但是由于岁月的缘故，已经起了皱纹。她那庄严而颇具分量的鼻子上布着红宽。绿色的眼睛如猫一般，投射出尖锐的目光。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造物主大概犹豫了，觉得色泽如此明亮的头发与佩里冈夫人无可指责的道德以及行为举止不太相配，于是便给了她一头棕色的、暗淡的头发。她写那位声名与财富俱备的男作家科尔特：他颇为英俊，有着猫一般懒洋洋的残酷神情，柔和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恺撒式的，略微有点胖的脸；而这么一个生活规律并且优越的人在逃难时受到种种挫折，他的反应是，“首先是抱怨，然后才是自卫”。她写在惟一保留了人类尊严和高贵的米肖夫妇在逃难后回到巴黎，历经艰辛，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每个人的膝头摊着一本书，但是他们都不在读。最后他们靠着睡着了，手握在一起。她写在爱情的道路上迟迟不见行动的德国军官：这既不是羞怯也不是冷漠，而是德国人动物一般的深深的、尖刻的耐心，这是在等，等适当的时刻到来，等着迷醉的猎物听凭其宰割的时刻到来。不仅是人物。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上，故事的逻辑也往往是由致命的细节串连起来的：一根相当精巧的，由小珠子串成的链子。小说处处在不经意的地方留下了机巧，把看似不相连的人物全都组合在同一幅画面上，让相同的灾难的光照射着他们。老佩里冈先生创立的，并且留下了五百万法郎财产的所谓慈善团体葬送了他长孙的命——而且他的长孙还是一个神父，专门救赎那些可怜的灵魂！多么可怕而残忍的讽刺。抢夺科尔特食物的赫尔坦丝实际上就是科尔特在路上不愿正视的“丑陋的女人”，而这位赫尔坦丝在小说的结尾处又出现了，出现在收藏家朗日莱的家里，如果不是朗日莱命丧克拉伊之轮下，她就会成为朗日莱新的佣人。还有克拉伊，她是银行老板科尔班的情人，一个很善于在一切环境下尽量让自己得到舒适的女人。她硬生生地挤上了科尔班逃难的车子，使得米肖夫妇无法随整个银行一道撤离（然而这也是一种幸运）。在南方的小镇上，她碰到了献身抵抗事业未果，可笑的佩里冈家的二儿子于贝尔。她凭藉本能一下子嗅出了于贝尔身后那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作者真的完成了《囚徒》（原计划《组曲》中的第三部），这个细节还将埋下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同样是这个克拉伊，她葬送了朗日莱的性命。朗日莱回到巴黎，回到自己收藏的珍贵艺术品之中。在他熟悉的酒吧，他遇到了戴着“两块紫貂皮”缝制成的，“比餐巾环大不了多少”的小帽王的克拉伊，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又找回了美的世界。他不会知道，正是这美的世界彻底葬送了他的性命。“他的脑袋受到了可怕的撞击”，撞在克拉伊车子的挡泥板上，而与此同时，他最心爱的镜中维纳斯雕像——因为赫尔坦丝的到来被他意外地搁在桌子边缘——也被打扫卫生的门房带了一下，跌落在地上，和他一般，脑袋成了碎片。还有让一玛利曾经躺过的灵床。被分配到玛德莱娜家住的德国翻译官——一个很年轻，并且因为年轻而残忍的小伙子——好奇地问，这是用来干什么的？而在这之后，这位翻译官果然就躺在了这张灵床上：他死于战争所制造出来的合理仇恨的观念。所有这些细节中的巧合和伏笔会让人相信，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命运这只无形的黑手。让人在不甘心的宿命之外又安慰地想：或许命运真的会有它的眼睛，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对于整个组曲的结构来说，《六月风暴》中的让一玛利和《柔板》中的露西尔应当是两个重点人物。法国男人和法国女人，属于民众一分子的普通而高贵的法国男人和法国女人。从写作笔记上来看，如果没有中断，两个人物应当会相爱——会是一场真正的，充满痛苦的爱情。虽然小说到第二部就不无遗憾地结束了，可是这两个人物相遇的可能性已经用隐性的笔触被埋藏在前两部小说中：米肖夫妇逃难，曾经得到露西尔的帮助，在露西尔家稍作休息，并且在这之后写来感谢信；然后是收留让一玛利，并且对让一玛利产生了朦胧爱情的玛德莱娜；玛德莱娜的丈夫伯努瓦杀德国人，逃难，求助于露西尔，露西尔慨然应允，并因此逃过了几乎逃不过的德国军官的爱情；最后是德国驻军离去，露西尔准备将藏在家中的伯努瓦送到巴黎：她立刻想起了在巴黎惟一认识的米肖夫妇。《柔板》结束之际，就这样，下一部小说的大门已经悄然开启。由小说家精心操纵的情节推进与真实得近乎残酷的细节相得益彰：这就是这部《法兰西组曲》的魅力所在。写实的意义也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延展。而在这样一个读者几乎已经忘记古典小说家最为迷人的传统魔术手法的时代，内米洛夫斯基用她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和光彩夺目的才华，以虚构世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曾经的过去：人物、事件和背景。正如她自己在写作笔记中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忘记战争总会过去，历史的所有部分都将变得模糊。要尽一切可能努力尝试人们会在一九五二年到二〇五二年间关注的事情和论战。一百年间的议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真正关于历史的小说罢。译者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