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伯尔短篇小说选》

伯尔短篇小说选　目 录不中用的狗死者不听话卖 笑 人拉客的雅克岸　　上关　　系一件绿绸衬衣在 桥 边我的昂贵的腿洛恩格林之死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一 定 照 办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关 于 本 书　　　不中用的狗　　警官撞开房门说：“您瞧一瞧他……也许……”他嘴里叼着香烟。我走向那个躺在一张木板床上、一动不动的人。有一个坐在木板床后凳子上的人赶忙站起身来说：“晚上好。”我认出是神甫，向他点点头。　　他站在躺着的人的头部一边。我神情激动地转向警察，瞥了一眼那支燃着的香烟说：“请您把灯弄亮一点……我什么都看不见。”他跳到一张椅子上，用一根绳子拴住吊灯，使灯光正好照到那个变得僵硬的人身上……现在，我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见了尸体，吓得情不自禁地往后退。我见过很多死人，但是每看到一具尸体，那令人激动的意识都会一再使我感动。我意识到这是在看一个人，—个人啦……一个曾经活着、受过苦、爱过别人的人……　　我立刻就看出他死了……啊，没有经过治疗的迹象……我感觉到这一点，而且也明白这种事情。可我是被叫来进行官方鉴定，确定他已经死亡的……而我也就这样心情激动地开始工作。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去进行那些非常熟练的操作，而人类科学也是借用这些手法来探索奥秘的。那个躺着的人看起来很可怕……　　鲜血和污垢浸透着他那略呈红色的头发，粘成了一团。我看出有几道刀伤和刺伤的伤痕……一道道可怕的疤痕从脸上横穿而过……嘴巴歪着……细长、苍白的鼻子被压上了凹痕，双手呈痉挛状，放在身子的一边……死了之后还握在一起……就连衣服也是肮里肮脏的，沾满了血迹。人们都认为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疯狂的愤怒。他就是在人们的这种愤怒中遭到毒打、脚踢和刺杀的。他被人以一种兽性的寻欢作乐的方式杀掉。我大着胆子抓住他的上衣，解开还未扯下的钮扣，感到奇怪的是：他的皮肤像一个小孩子的皮肤那样又白又嫩……既无血迹，也没有污垢……　　警察突然向我弯下腰来，他同我挨得那么近，使我连他那沾沾自喜的气息都可以感觉到。他瞥了一眼死者，漫不经心地说：“下班啦，怎么样？”我只是目不转睛地看了他几秒钟，我感到自己气得发抖，或者说是恨得发抖。　　看来，我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他好一会儿……他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尴尬表情，把他那支散发出香味的烟从嘴里拿走……然后悄悄地溜了出去。他走在门口还说：“过一会儿请您通知我，大夫先生……”我感到似乎得到了某种方式的解脱……现在我才开始我的检查……这简直是胡闹，我竟然把听筒放到这个人的胸部！竟然给他诊脉……竟然在这个可怜的、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躯体上面完成这整个于事无补的骗局。但是他不可能因为头部的创伤而死去。难道说我应当在证明上写明当今医疗科学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循环障碍……衰竭……营养不良？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笑。我除了在头部发现这些大概使人极其疼痛、但又不致丧命的伤口外，什么也发现不了。这些伤很难通过头部的皮肉侵入头内……它们很可能是被人在盛怒之下折腾出来的……　　另外，在这种惨遭蹂躏的情况下，他那张极其瘦削、苍白的脸看起来好似一把刀子。我想，这很可能是一个调皮捣蛋、冷酷无情的小伙子。我慢条斯理地重新扣好他上衣的钮扣，情不自禁地把他成绺肮脏的、血迹斑斑的头发从他额头上掠开。看来，他好像在微笑……这种笑带有讥讽、嘲弄的意味。然后，我望着面色苍白、默默不语地站在我身旁的神甫。他是一个文静的人，我非常了解他。“是谋杀？”我轻声问道。他只是点点头。紧接着，他比我还要轻声地说：“谋杀一个杀人犯。”我大吃一惊……然后我再一次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瘦削得犹如尖刀似的、苍白的脸。看来，这张脸在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似乎还在笑……既冷淡，又傲慢……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了。真可怕，这具尸体在这个阴森森的房间里，被残忍的灯光刺眼地照射着，而其余的东西全都淹没在黑暗之中了……这张光溜溜的木板床……几张破旧的凳子……灰泥剥落的墙壁……以及这具穿着几乎破烂不堪的灰制服的尸体……　　我差不多在用一种乞求的目光注视着神甫……我由于精疲力竭、恐惧和恶心，感到头晕目眩……警察的香烟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整个下午我空着肚子跑来跑去，呆在令人难受的魔窟里，无能为力地、无可奈何地、十分可笑地忍受这类“情况”……尽管我每天都看到很多东西，然而一个杀人犯被人谋杀，这种事在本地也是罕见的……　　“一个杀人犯？”我心不在焉地问。神甫把他的凳子挪到我身边说：“您请……坐！”我毫无主见地听从他的话，坐了下来，然后，他撑住木板床继续说：“难道说您不认识他……真的不认识？”他看着我，就好像是在怀疑我的理解力似的。“不认识，”我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认识他。”神甫摇摇头说：“您四处漫游，走了很多地方，在漫游时，我想，您也许已经听说过不中用的狗的事情。”我吓得跳了起来……我的上帝呀！“不中用的狗……这儿的这个人……啊，这张面孔！”这时我站在神甫身旁，我们俩都在盯着这具已经变了形的、没有血色的尸体……　　“他还——”我非常小声地问道，他还能领受圣事吗？”我在等着回答。神甫看来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而我也不想把我的问题再重复一遍……沉静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好像过了差不多好几分钟，神甫才回答道：“不行……不过他也许还能够……我在他身边呆了差不多—个小时……他非常激动，非常清醒，在他……”他盯着我说，“去世之前……”　　神甫无可奈何地对尸体伸出双手，就好像他要爱抚他似的……他那张瘦削、可怜的娃娃脸——我只能这样讲——激动得就像泥塑木雕似的……他是多么绝望地向后拢了拢他那淡黄色的头发啊。紧接着，他激动万分地说：“您，您可能以为我发疯了吧……是呀，不过我还想在他身边再呆一会儿，呆到他们来领他……确实……我不想让他独自一人呆着，只有一个人在他一生中真正爱过他，然而正是这个人出卖了他。您会因为这种事取笑我，可我……难道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有罪的吗？如果我再守护他一会儿的话……也许……”他用一种几乎是心烦意乱的固执态度盯着我……这是一双蓝眼睛，乌黑的饥饿痕迹差不多就像伤疤一样贴在这双眼睛的下面……啊，我并不想把他视为疯子……更不想笑话他，我的上帝呀！“我呆在您身边。”我说。　　我们沉默了片刻。这段时间的长短，正好可以来念主祷文。一阵哈哈大笑声从警卫室传来，我们在沉默中听到那是女人的声音……是尖叫声。我慢慢往后退，让灯光又照到它的老位置上。现在整个屋子里都同样充满了昏黄的灯光。这具可怕的尸体显得没有那么吓人，没有那么僵硬，简直是有生气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种光更无情的东西了。这种赤裸裸的电灯光，它适合他们的香烟……适合他们死尸般的面容，适合他们的色欲……哦，我憎恨这种电灯光……　　从警卫室传来的笑声时高时低，此起彼伏……　　神甫突然吓了一跳，仿佛他感到一种隐蔽的恐怖……一种可怕的回忆不由得涌上脑际……“大夫，您坐……”他轻声说，“我要给您讲他的事情。”　　我顺从地坐了下来，这时神妇也弓着背在木板床上蹲……我们的背都朝着死者……　　“那是一次奇怪的会见，”神甫开口道，“他与我同年出生……1918年……他对我真是无所不谈……您知道，我并不怎么清楚，他在给我讲呢，还是对他自己或者对某一个并不在场的人讲。他的两眼瞪着天花板，就像发烧似地讲呀，讲呀，或许他真的在发烧吧……您知道，他没有父母……也没上过学……他被人带着四处流浪。留给他的最初印象是：警察带走了他一直认作父亲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一个粗暴、胆小的家伙，他一半是流浪汉，一半是小偷和工人……他在市郊的一个简陋的出租房里被带走了，当时正处于战争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段时期①………　　“您想象一下—间肮脏屋子的情景吧。在这间屋子里，一个可怜的、总遭到虐待的女人同一个总是烂醉如泥、既懒惰胆小、又蛮不讲理的家伙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大夫，您了解这种情况。在他这个所谓的父亲锒铛入狱，被判多年监禁之后，他的生活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的婶婶——他后来听说，这个神经过敏、充满敌意的女人是他婶婶——去了工厂。警察为他张罗上学读书的事情。而现在……在学校里他那非凡的才智引人注目。这种事您能想象得出吗，大夫？”神甫望着我说，“这张瘦削得像尖刀—样的脸在沉闷的课堂上仿佛把—切都劈成了两半，哦……他成了班上的尖子，他何止是尖子，他简直远远超过了所有的人。他雄心勃勃。教师们都为他讲话，说他应当上文科中学……教士对此很感兴趣……可是那个女人，也就是他婶婶却怒气冲冲，拚命反对，就好像他要被杀掉似的。她想方设法制止他，把他留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可怕、粗俗的环境中。她制造一切可能制造的困难，坚持她作为教育者的权利……只要他一回到家里，她就折磨他……他不该‘出人头地’。但她还是无法对付教师和教士的联合力量。他得到一个名额，免费上—所寄宿学校，被那里录为常住生。他很快就超过了人们对他所寄予的所有希望。对他来说，不存在困难……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学得同数学和德语一样好……他心地善良。此外。他从来就不是那种死啃书本的人物……他有独创性……有才智……宗教课他学得相当好，够得上专业神学的水平。总而言之，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杰出人物。他想起自己已经离开的那个环境时，除了恐怖和厌恶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肯定不是怀着同情心……每当他想到这个环境时，就会不寒而栗。他甚至连假期也呆在寄宿学校里，他在图书馆当助手，在管理部门帮忙。他要进入他的支持者的团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盛气凌人，高傲自大，有一种坚强不屈的自信心。‘我认为，归根到底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蔑视他们所有的人。’他对我说。他在接受高傲自大给他带来的惩罚时，气得咬牙切齿。他是一个杰出人物……他使所有的人感到羞愧，人们在某些方面迁就他。只是在他对待某一个人的态度太不象话或者把习以为常的恭顺抛到九霄云外的情况太频繁时，他才受到惩罚……　　“可是，他年龄越大，财富、荣誉和权力对他的诱惑就越强烈。他想到这一切，心里怦怦直跳。他已经16岁了，虽然心里不想继续呆在学校……但他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他还想在寄宿学校参加毕业考试。这种新的态度产生了一种危机，他在人性方面的真诚可靠的东西全都跑光了……世界是如此吸引人，您知道，当时政治虚假，一文不值的东西公开泛滥……那种行尸走肉一般的可怕的生活吸引着他。当然，他不想中断学业。因为他不会忘记那种苦难，过去那种可怕的家庭苦难，但他却变得斤斤计较……有好几个年头，这种自私自利简直是在不知不觉地毒害他……他简直变坏了。不管怎样，他失去了曾经在他身上占有如此重要位置的信仰……　　“后来他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态度冷漠地把他的决定告诉那些教士，这时当然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可是对于这种局面，他却厚着脸皮，不予理睬……他‘干脆来个过河拆桥’，因为他有了文凭。他断绝了同这个学校的一切联系，揣着一张成绩优秀的文凭，怀着一种疯狂的野心走向了世界……他没有‘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一分钱，什么也没有……　　“可是这时，他同学当中有一个叫贝克尔的同学却够得上朋友。贝克尔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在攻读神学……他用钱资助他。这些钱一部分是他用甜言蜜语从父母那儿骗来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省下来的。现在赫罗德要走了……顺便问一句，您知道他的名字吗？”神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呢？我默然无声地摇摇头。“他叫特奥多尔·赫罗德……”　　从警卫室传来的嘈杂声不绝于耳，大有将我们淹没之势……嘈杂声……叫喊声……那种竭尽全力发出的、百无聊赖的怪声大叫，这些人心甘情愿地让人把自己关进强制的监牢里。神甫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我把这些事都讲给您听，这到底有什么用……我们最好还是祷告……祷告吧。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可不是吗……”他神情痛苦地望着我，好像他在无形的重担下要散架似的……然后他合拢双手，而我却轻轻地抓住他的胳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促使我说道：“您给我往下讲吧……劳驾……我什么都想知道……”　　神甫惶恐不安地望着我……现在，我差不多真的有这种印象，仿佛他有精神病似的……他望着我，就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我，因而不得不在他的回忆当中深入地、深入地寻找，看我到底是谁……最后他揪着自己的脑袋。“啊，原来如此，”他用绝望的口气说，“请原谅……我……我……”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然后便接着往下说：　　“贝克尔似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使赫罗德‘别半途而废’。他们在一所大学学习。尽管贝克尔由于住在学生宿舍，行动起来有诸多不便，但他还是经常去看望赫罗德……同赫罗德交谈，大概是想唤起他那业已埋葬的虔诚吧。但贝克尔决不把自己的资助同这种事情挂上钩来……他们有时也发生争论，这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讨论当时在尚未麻木不仁的所有青年人中间都曾讨论过的问题——宗教和人民等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一切依然如故，友好融洽。虽然赫罗德从来没有讲这件事，但他却把贝克尔视为唯一不受他鄙视的、值得他尊敬的人……他喜欢贝克尔。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仅仅因为贝克尔资助了他，而是因为贝克尔给他钱是不附带条件的。现在，您大概可以想象这种关系了吧。贝克尔一定是一个热情似火、相信上帝的恩惠的小伙子……在开头两个学期，所有的神学家都还相信上帝的恩惠，但后来，往往是牧师总代理不自觉地取代了上帝的恩惠的地位。　　“当然，赫罗德在大学里也同在中学里一样，依然是一个怪才……不过，他并不仅仅看不起那些行为比较轻率、能力稍逊一筹的同学，也看不起那些如他所说的‘绝非真正的精神领袖’的教授。此外，他还在创造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您可以设想，一个政党似乎已经吸收了这样一个聪明的小伙子……　　“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当了兵，对此他一筹莫展。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像对这支军队这样恨之入骨。因为他曾经试图在这方面也要青云直上，要当军官。但这时却出现了一件怪事：这个军官阶层虽然容忍来自黑暗的社会泥坑和人类泥坑的极其愚昧无知的罪犯，但对自己的接班人却提出种种社会要求。他在这种愚昧无知的等级制度中当然落选了。现在他的仇恨——这种对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宣战已经在他身上扎下根来……他看穿了这些俯首帖耳的人在政治上绝对地卑鄙。他怒火中烧……不过他当然没有战胜这一陷入困境的集团……他感到，兵营生活的阴森恐怖的麻木不仁比起他童年时代的苦难来，还要可怕。战争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现在他自愿报名参加那些部队当中的任何一支部队。要知道，这些部队是用否定一切现实价值的精神教育出来的，他们把称作战争的前线杀戮和被称作消灭劣等人类的后方屠杀等同起来。”神甫惊慌失措地打住了话头，用双手蒙住脸……他喘着气。“您想象一下在这些队伍当中的这张瘦得像尖刀一样的脸吧……它充满着仇恨。他在这个变得更为厚颜无耻、更为盲目的社会中，在战争可怕的压力下走过的年代越长……就越牢固地被绑在铤而走险、否定一切价值之人的凯旋车上，绑在那辆阴森恐怖的凯旋车上。这辆车的破轮子很快就会四分五裂，车子最终会陷入地球上充满汽油味的滚滚洪流中……　　“这种事当然奇怪：尽管赫罗德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个使他反感的环境，但他在这种环境中却越陷越深。甚至在这种环境中，赫罗德也沾染上了同杀裁成性的恶棍连在一起的那种忠诚的忧郁情绪；就是在那里，他也同贝克尔保持着联系。贝克尔给他写信，告诫他，提醒他……他甚至在休假时还去拜访贝克尔……他祝贺贝克尔成为神甫。他甚至在那里也同自己真正喜欢的贝克尔保持接触——由于他那罕见的羞怯，这个词他从未用过。的确，他给贝克尔寄包裹去，里面的东西都是国内紧缺的香烟、肥皂、油脂，我知道……他写信，寄包裹……但他却从未吐露一点有关他精神状态的情况……再也没有关于宗教和世界观的讨论了……他最后感到自己同所交往的那一帮家伙已经密不可分。他经常都怀着极其后悔的心情，充满着对于血流如注的恐惧，他同污泥和粪土混在一起，对禽兽般的暴行惊恐万分……一切都同关于种族，荣誉和绝对服从……祖国……绅土风度的那些无法更改的概念混杂在一起。他在这些部队里当了军官……多次负伤……受到嘉奖，获得勋章……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消除令人毛骨悚然的负罪感……他心烦意乱。而在所有由恐惧、仇恨和懊悔拼凑而成的大杂烩中，对他而言，最糟糕的却是：贝克尔停止了他的通信……整整一年他都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信。尽管他把这件事情归咎于那种混乱不堪的交通状况，归咎于一个‘杰出的组织’绝对的杂乱无章；尽管他把这件事情归咎于这些外在的事物……但是在背后，那种莫名其妙的、对他而言是极其神秘莫测的恐惧却总是咄咄逼人的，他怕贝克尔不愿意再同他交往……那个结局，那个不可阻挡的灾难性的结局越临近，他就越是可怕地感到自己沾上了、犯下了难以置信的暴行。只有想到也许会帮他一把的贝克尔，才能使他挺起腰来。他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逃脱了沦为俄国战俘的命运，他冒充俄国士兵，用假证件偷偷地穿过整个的俄国进军路线，到了被西方国家占领的地区……然后，准备了足够的钱和存货，便在他那被夷为平地的故乡……在这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的上千个避难所里的某个地方销声匿迹。就是在这里，他也逃脱了沦为俘虏的命运。紧接着，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寻找贝克尔。对他来说，贝克尔就意味着拯救。至于希望以何种方式得到贝克尔的帮助，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他是彻底崩溃了。他置身于恐惧、厌倦和罪孽的阴影中，处境十分艰难。也许他只想同一个不会威胁他、不会拒绝他的人哪怕是谈上一次话，因为在他看来，贝克尔就是一种与—切世俗的习惯相反、不引起任何麻烦、不咒骂任何人和物的宗教的代表……他本人作为孩子真心实意地热爱过这种宗教，它的余辉很可能还在照耀他，可是他自己却无法意识到这种余辉……　　“他伪装成战争的受害者，一瘸一拐地离开他的避难所，试图在这极度的混乱中找到他所知道的在一座小城里当神甫的贝克尔。最后，他搭一辆美国占领军的车子到了这座小城……他看到的这座小城没有遭到摧毁，居民还在迷惘着，惊慌着……后来他找到贝克尔……他心里怦怦直跳，幸福得怦怦直跳，他跨进神甫住宅的大门……　　“可是贝克尔却态度冷淡，漠然置之。他是有意中止书信往来的……昔日一切成为友谊的东西，都已消逝殆尽……贝克尔做出一副极其陌生的样子。他欢迎他，就像人们欢迎—个多年前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现在又重新见面的人那样，就像在欢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赫罗德被他唯一的朋友用来欢迎他的这种冷淡、客观的态度吓了一跳。可是聚集在他身上的这种东西，这黑糊糊的一团由痛苦、鲜血和罪孽构成的大杂烩太多了，多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他对贝克尔倾诉衷情……他把过去根本无法写在信上的一切都讲给贝克尔听……当他讲完时，他再也没吭一声，再也没提任何问题，而只是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克尔。他给我讲，他平生第一次在这—时刻感到完完全全的孤单无助。而贝克尔却什么也没有对他讲。贝克尔看起来好像是官方的人，他的身份是牧师，是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官员。他心里有所触动，但是他的人性却被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一切，被撤退时骇人听闻的暴行……被饥饿、困惑、恐惧和炸弹弄得麻木不仁。贝克尔留给他的只有几句空话，几句那种方式的空话……您知道，这样一些从文化货摊花五分钱就能买到的现成格言，就像在某些忏悔室里那样，在赦罪后分发给忏悔者，每人一句……这个人走了……下一个再来。贝克尔当然是劝他去忏悔，去祈祷，去做一个好人……你瞧！”神甫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我倦容满面的脸使劲地转过来……他的双眼激动得像闪耀的火光……他那可怜的、苍白的面孔已经变得绯红……他的嘴在抽搐着。我们就像吵架的人那样，差不多已经相对而立……就像吵架的人那样，站在这里，在放着这条不中用的狗的尸体的木板床边！可我是这么疲倦，这么疲倦……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很深的深处，却存在着对于这一人类命运难以抑制的极大兴趣。我必须听到这种命运的结局。“您瞧，”他悲叹着。“这种事我可以说是一清二楚，因为我自己就无数次地这样做过……我可以具体地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贝克尔同他已经没有私人关系了……面对这种可怕的痛苦，他除了具有一种职业性的、公事公办的冷漠之外，一无所有……他也许麻木不仁，就像人们作为一个听取忏悔的神甫所能做到的那样麻木不仁……我的上帝，通奸和卑鄙，如此而已，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您作为医生也许明白这一点……对您来说，—具尸体并不像对于好几千尽管爆发战争，却没有见过这么多尸体的人那样，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对于我们神甫而言，没有埋葬的尸体往往也不像对于任何一个还从未看到过所谓正派人内心深处的人那样，能使我们激动，能打动我们的心。我的上帝……您瞧，贝克尔就是如此，另外，您还要考虑到这种情况：最后几个月那骇人听闻的疯狂刚刚过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风平浪静，一种惨遭毁灭后的风平浪静……贝克尔对他态度冷淡。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甚至可以说是心不在焉……赫罗德说：‘他简直把我推回到了我那一钱不值的境地……’这时，他陷入了要毁灭—切的怒火之中……　　“另外，再加上他很可能被那些曾经观察他，怀疑他的人告密……警察在找他……他不得不经常变换藏身之地……他简直是在瓦砾堆里被人追赶着。他最后总算在城里一大片废墟中间的一个被夷为平地的房子下面，找到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很容易进去，却很难发现。在他成为‘不中用的狗’之前，他在这里怒气冲天、仇恨满腔地苦思冥想了好几天。后来，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几个帮凶，尽管他对自己的帮手总是盛气凌人，态度傲慢，但是在他看来，最最可怕的事情却是孤立。他们首先给自己抢了一套舒适的家具。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冷静的计划——他们用偷来的货物进行精心策划的黑市交易，积累自己的原始资金，他们在住所里堆满了储备物资，然后便开始了可怕的游戏，这些计划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是公认的头目……他就是‘法官’……当他的帮手们破门行窃，‘逮住’牺牲者或者牺牲者们时，他就会带着某种神秘的灵光突然露面。他‘根据当时的情绪’来宣布处死的方式……枪杀……刺死或者吊死……他们还常常进行纯粹是恐吓性的袭击，以便使那些心惊胆战的人以后总陷于不断遭到威胁的恐惧之中……他们用这种方式——”神甫停了片刻，“杀害了二十三个人……二十三个……”　　我们俩由于巨大的恐惧，全身发抖——毛骨悚然——看着这个一动不动的尸体，尸体上的淡红色的头发散布在血迹和污垢的黑糊糊的斑点之间，在室内的昏暗中泛着微光……这张冷酷无情、嘴唇薄薄的嘴似乎在幸灾乐祸、残酷无情地嘲笑着，好像在嘲笑我们所说的话，嘲笑这全部对话。我全身颤抖着转过身去，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神甫也会朝我这个方向转过身来。我感到自己受到恶魔的威胁，他那张富有人情味的、可怜的脸也许会给我以安慰……可是神甫却长时间地沉默不语，把脸对着死者……长时间地……我不知道，当他轻轻地摸着我的肩膀时，他是把我从沉思中，还是从默祷中，或者只不过是从模模糊糊的恐惧中惊醒……他的语气现在听起来很温和。差不多是在安慰我：“这确实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这个同女人从来没有丝毫关系的人……他这个过着一种差不多是独身的童贞生活的人……居然死在一个女人手里。我曾经想过．要是他爱上一个情人……或者说只不过拜倒在所有软弱的人都被折服的那种罪孽……即酒精和烟草的脚下，那他也许现在还会活着，也许会成为一个比较有人性的人。他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禁欲……没有一片来自天堂的瓦砾能够迷惑他。他的毁灭是由一个女人造成的。尽管他拼命反对，这个女人还是被拉进了这个团伙……尽管他严词拒绝，尽管他大发雷霆，她还是硬住下来了。虽然他在众多的谋杀事件中充当他们的头目，但他却无法控制这个女人，而最可怕的是：这个女人爱他。她被几个月之久的、冷酷无情的嘲弄逼上绝境，成了杀害他的凶手。她把其他的人都煽动起来。我推想，袭击他时，他们满腔的愤怒比袭击别的牺牲者时还要厉害。这是一个残酷的、一个埋得非常非常深的、可怕的秘密：归根到底，这个魔窟对任何人都没有对自己人那样切齿痛恨……他们差一点把他撕成了碎片。然而，当人们在这儿，在门口发现他时，他却仍然活着。人们在他上衣胸前的里袋内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一行娟秀的字迹：把警察这条不中用的狗埋掉。这是一个女人的字迹……”　　我再也没有力量转过身去……我怅然若失地凝视着肮脏的地板……我的上帝，难道我饿了，累了……我感到痛苦，我认为自己无法去理解这种绝对的恐惧……我陷入十分可怜的境地……也无法去祈祷。我感到，好像在神甫的这番谈话后面，我们整个世界绝望的瓦砾已经将我埋葬，一种对我自身的模模糊糊、神秘莫测的恐惧，好像用僵硬的、铁一般的利爪抓住我……然后我艰难地，就仿佛这些话语在我嘴里已经被击碎了似的，迸出一句话来：“难道您相信他……”　　不过，神甫又把身子转了过来，似乎在祈祷，再说——这是很罕见的——我仿佛也是迫不得已转过身来，重新看着这具尸体，这具毫无变化、沾满血迹和污物的尸体……也许我在祈祷，这点我不知道……我整个的人都只不过是一个由恐惧、痛苦和模模糊糊的预感构成的躯体罢了。　　啊，谁能描述这种状况呢。在这时，人们就像在进行必要的防御一样，都麻木不仁，但在思想上却头脑清醒地经历着一切。人们是如此清醒，就像他们只有在思想上才能经历到某种东西那样……　　紧接着，房门突然啪的一声被人打开，这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人开始拆除我们头上的房子似的。我们大吃一惊，警醒地转过头去，这时，有一个粗鲁的声音喊道：“快来把这个家伙弄走……”这时，三个身穿制服的人看到了我们，于是便放轻了脚步，走了进来……他们一进屋，屋内好像就变得异常明亮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一个无法捉摸、身材瘦长、面部没有表情的人轻声说：“晚上好。”随后转过身去对着其余两位说，“那我们就把他……”可是这整段时间都在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们的神甫却好像心不在焉，现在他才醒悟过来。他举起双手表示拒绝，大声说道：“不……不……就让我来吧……”他赶忙转过身，无所畏惧地抱起这个被毁掉的死人，对惊恐万分的呼叫声——“神甫先生……”置若罔闻。　　他那副神情好像是在抱着一个死去的情人，充满着绝望的温存……　　我犹如在梦中一般，跟着他穿过暖和、雪亮的警卫室，走到潮湿、昏暗、积满既湿且脏的雪泥的街上。有一辆马达在隆隆作响，喇叭在鸣叫的汽车正等在外面。神甫慢慢地……深情地把尸体放在汽车尾部货仓里的一个草袋上面……这里散发着一股汽油和机油味……一股战争和恐惧的气息……昏暗，冬天的这种无情的昏暗犹如无法承载的重荷，笼罩着这些空荡荡的房屋……　　“可是……不……这不行……”神甫上车时，有一个警察叫道……他们当中的第三个人却明明白白地以手加额，对他表示敬意——而这里，那个无法捉摸的人却悄悄地，而且就像我所感到的那样，带着一丝苦涩的笑容站在那儿……　　神甫向我招手，要我走过去。尽管马达的隆隆声现在响得更厉害，但我却听到了他对我低声耳语的那些话。这好像是一个秘密：“他还哭了……您知道……在您来之前，我把眼泪擦干了……因为眼泪……”可是这时车子却猛然一跳，一下子就飞快地开跑了。我只看见这个黑糊糊的人影无可奈何的姿势。这个人影同汽车一道，拐进这座遭到毁灭的城市冷冰冰、黑魆魆的峡谷中去了……　　刁承俊译　　选自《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　　------------　　①这里指的是第—次世界大战和德国1919～1923年间的通货膨胀，即1918～1919年这段时间。——译注　　　伯尔短篇小说选　　死者不听话　　少尉说，我们应当卧倒，我们就卧倒。那是在一个树林边，阳光灿烂，正值春天，万籁俱寂。我们知道，战争现在很快就要结束，还有烟的人开始抽烟，而我们其余的人则试图睡觉，因为我们很困，我们已经有三天吃得不多，却又进行过多次反攻，真是静极了，在某个地方还有鸟儿在歌唱，整个空气中充满着和煦、潮润、温馨的气息……　　突然间，少尉开始大喊大叫。他嚷道：“嗨！”然后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嗨，您在那儿！”紧接着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尖了：“喂，您，喂，您！您！”　　然后我们就看看他指的是谁。在林间道路另一侧的那边，有人坐在那里睡觉。那是一个衣着非常简朴、身穿灰军服的土兵，他这时正靠在一棵树上睡大觉。这个士兵长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笑得很酣，我们想，少尉也许发疯了。我们也在想，这个睡大觉的人很可能发疯了，因为少尉越吼叫，这个睡大觉的人就笑得越厉害……　　那些已经开始抽烟的人现在停止了抽烟，那些昏昏欲睡的人现在非常清醒，我们当中有些人也露出了笑容。现在正是春天，是温暖而甜美的季节，更何况我们知道战争现在很快就要结束。　　忽然，少尉不再叫喊。他跳起身，三两步就跨过林间道路，拍打着睡觉人的脸。　　可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睡觉的人已经死去。他一声不吭，便栽倒下去。他再也不微笑：他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冷笑。我们丝毫不同情那个脸色苍白、退回原地的少尉，因为我们再也不喜欢太阳，再也不喜欢这和煦、潮润、温馨的春风，战争现在结束不结束对我们都无所谓。我们忽然感到，我们大家已经死去，就连少尉也已死去，因为他现在正在冷笑，身上根本就不穿军服了……　　刁承俊译　　选自《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　　　伯尔短篇小说选　　卖 笑 人　　每当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万分狼狈，我这个平时以自信著称的人就会脸红，说话结巴起来。我羡慕那些人，他们可以说：我是瓦工。我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家说起自己时直截了当，因为所有这些职业都不言自明，无需更多的解释。可我对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我是卖笑的。这样的表白要求进一步说明，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你以此为生吗？”我也不得不如实回答：“是的。”我确实靠卖笑为生，而且生活得不错，因为我的笑——用商业用语来说——是热门货。我是一个优秀的卖笑人，一个熟练的卖笑人，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笑，没有人能掌握我这门艺术的细腻之处。为了避免作麻烦的解释，我曾长期自称演员，可我的表演才能和说白才能太差，使我觉得这个称号不真实；我爱真实，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是卖笑的。我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人笑，而是表演笑：我像古罗马大将军或敏感的中学毕业生那样笑，无论是17世纪还是19世纪的笑我都得心应手，而且如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年龄的笑。这我是学会的，就像有人学绱鞋一样。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种人的笑，红种人的笑，黄种人的笑，都储存在我心里——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酬，我就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发出种种笑声。　　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　　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于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伯尔短篇小说选　　拉客的雅克　　夜里，他跟送饭人来替换躺在指挥所后面的戈尼采克。那几天，夜漆黑漆黑的，恐惧像雷雨一样笼罩在黑魆魆的陌生土地上。我在前面监听哨位上监听前方黑暗中一声不响的俄国人，同时也倾听后方传来的送饭人的声音。　　带他来的格哈德也给我送来了饭盒和香烟。　　“你还要面包吗？”格哈德问道，“或者让我给你保存到明天早晨？”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他急于要回去。　　“不，”我说，“全拿过来，马上都吃掉。”　　他把面包、油纸包着的罐头肉、一卷水果糖和放在一小块硬纸板上的乳脂递给了我。　　在此期间，那个新来的人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还有他，”格哈德说，“他是来接替戈尼采克的。少尉派他到你这儿来守监听哨。”　　我只说了一声“好”，通常都是把新兵派到最艰苦的哨位上。格哈德悄悄地向后方摸去。　　“下来！”我小声说，“别那么大声音，该死的！”他傻乎乎地把武装带、铁锹和防毒面具弄得啪嗒啪嗒响，笨拙地钻进洞里，险些碰翻了我的饭盒。“笨蛋，”我只是嘟哝了一声，并给他腾出地方。我知道——与其说是看到还不如说听到——现在他正按照规定卸下武装带，把铁锹放到一边，又把防毒面具放在铁锹旁，把步枪搁在前面胸墙上，枪口对着敌人，然后又把武装带系上。　　豆汤已经凉了，暗中看不见那许多准会从豆子里煮出来的虫子，这倒不错。汤里的肉并不少，都是煎得松脆的肉块，我吃得很带劲，然后再吃纸包里的罐头肉，并把面包塞进空饭盒。他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一直面对着敌人，我在黑暗中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侧影，当他转向一边的时候，从他那瘦削的脸庞上可以看出他还很年轻，钢盔几乎像乌龟壳。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十分明确的神态，使人想起孩子们在郊区田野上玩的那种士兵游戏。他们似乎总是在说“我的红色兄弟维奈托”①，他们的嘴唇害怕得发抖，他们的心肠由于勇敢而僵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　　“坐下吧，”我用那种能使人听懂但距离一米以外就听不到的语调说，这是我费很大劲学会的。“这儿，”我又说，拽了拽他的大衣下摆，几乎是强制他坐到土墙上挖出来的座位上去。“反正你不能老站着……”　　“可在哨位上……”说话的声音细弱，像多愁善感的男高音一样沙哑。　　“轻点，老弟！”我训斥他。　　“在哨位上，”他低声说，“是不许坐下的。”　　“什么都不许，也不许进行战争。”　　虽然我只看得见他的轮廓，但我知道他现在像学生上课时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随时准备跳起来。我蜷缩成一团，用大衣蒙着脑袋，点着烟斗。　　“你也想抽吗？”　　“不。”他已会很好地悄悄低语，这使我感到惊奇。　　“来吧，”我说，“那就喝一口。”　　“不，”他又说，可是我抓住他的脑袋，把瓶口凑到他嘴边。他像一个初次喝酒的少女一样，容忍着喝了几口，然后作出一个猛烈的表示厌恶的动作，于是我就把酒瓶拿开。　　“不好喝吗？”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喝呛了。”　　“那你就自己喝吧。”　　他从我手中取过瓶子喝了一大口。　　“谢谢，”他含糊不清地说。我也喝起酒来。　　“你好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　　“不怎么害怕了吧？”　　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害怕，不过他们都是这样的心情。　　“我也害怕，”我说，“心里老是怕，于是我就喝酒壮胆……”　　我感觉到他猛地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弯下腰去，凑近他，想看清他的脸庞。可我见到的只是一双闪烁发亮、使我感到害怕的眼睛和阴暗而又模糊的面部轮廓，但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那是军需保管室的气味，汗水，军需保管室和剩汤的气味，还有一点烧酒味。万籁俱寂，他们好像已在我们背后分好了饭菜。他又转身面对敌人。　　“你这是第一次出来吧？”　　我感到，他又难为情了，但他接着说：“是的。”　　“你入伍多久了？”　　“八个星期。”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圣阿沃德。”　　“什么地方？”　　“圣阿沃德。洛林，你知道……”　　“路上走了很久吧？”　　“十四天。”　　我们沉默了，我试图用目光洞穿我们面前难以穿透的黑暗。啊，要是白天就好了，我想，起码能看到点什么，至少能看到朦胧的光线，至少能看到雾霭，至少能看到点什么，熹微的光线……可是一到白天，我又盼天黑。要是天已经蒙蒙亮，或者大雾突然降临就好啦。天总是老样子…”　　前面没有什么动静。远处响起一阵轻微的发动机嗡嗡声。俄国人也开饭了。接着，我们听到有一个喊喊喳喳的俄国人的声音突然被压制下去，好似嘴巴被捂住了。没有什么动静……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我问他。嘿，我现在不再是单身一人了，这有多美呀。能听到一个人的呼吸，感觉到他身上隐隐约约的气味，这有多好呀。我知道，这个人在下一秒钟并不想杀掉一个人。　　“知道，”他说，“监听哨。”我再次惊讶不已，他悄悄话说得多好，都快赶上我了。看来他毫不费劲，而我总是很吃力，我宁可大声嚷嚷，大喊大叫，让黑夜像黑色泡沫一样破灭，这种小声讲话叫我太吃力了。　　“好，”我说。“监听哨。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俄国人什么时候发动进攻。那我们就发射红色信号弹，再用步枪打几枪，拔腿就跑，向后跑，明白吗？不过，要是只来几个人，一个侦察队，我们就闭上嘴让他们过去，一人回去报告，向少尉报告，你去过他的掩体吗？”　　“去过，”他说，声音抖抖索索。　　“好。要是侦察队向我们俩进攻，我们就得把他们干掉，彻底消灭，明白吗？我们不能见到一个侦察队就溜之大吉。明白吗？是吗？”　　“是的，”他说，声音一直还在颤抖，接着我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声响：他的牙齿在格格打颤。　　“给你，”我把瓶子递给他，说。　　我也再喝……　　“万一……万一……”他张口结舌，“万一我们看不见他们来……”　　“那我们就完了。不过别但心，我们肯定会看见他们或是听到他们声音的。情况可疑时我们可以发射照明火箭，那就什么都能看见啦。”他又沉默下来，真可怕，他从不主动开口。　　“不过他们是不会来的，”我唠唠叨叨地说道，“夜里是不会来的，最多是清晨，拂晓前两分钟……”　　“拂晓前两分钟？”他打断了我的话。　　“他们在拂晓前两分钟出发，到这里天就亮了……”　　“那可就太晚了。”　　“那时就得赶紧放红色信号弹，再跑……别怕，那时我们可以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事先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你究竟叫什么？”我想和他谈话，每次都得把手从暖和的口袋里伸出来捅他腰部一下，再放回去，再等手暖和……真叫人讨厌。　　“我，”他说，“我叫雅克……”　　“是英语吧？”　　“不，”他说，“是雅克布的……雅克……克……，不是杰克，雅克，就叫雅克。”　　“雅克，”我继续问，“你从前是干什么的？”　　“我吗？最后是当拉客的。”　　“什么？”　　“拉客的。”　　“你拉什么？”　　他霍地向我转过脸来，我感觉得到他十分诧异。　　“我拉什么……我拉什么……喏，我就是拉客呗……”　　“什么？”我问，“拉什么？”　　他沉默片刻，又向前望，然后在黑暗中又向我转过头来。　　“是的，”他说，“……我拉什么，”他长叹一声，“我站在火车站前面，至少最后总是……等有人来，经过那儿，在许多人当中，有什么人我想合适，大多是当兵的，也就是有人来时，我就轻轻地小声问他：‘先生，您想要幸福吗？’我这样问道……”他的声音又颤抖起来，大概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回首往事而激动。　　我紧张得忘了喝一口。“那，”我声音嘶哑地问，“他要是想要幸福呢？”　　“那么，”他吃力地说，看来又沉浸在回忆中，“那我就把他带到正好有空的姑娘那里去。”　　“进妓院，是吗……？”　　“不，”他实打实地说，“我不是给妓院干，我有几个暗的，你知道，几个单干户，她们一起雇我。三个没有执照的，克特、莉莉、戈特利泽……”　　“什么？”我打断了他……　　“是的，她叫戈特利泽。真可笑，是吗？她总是对我说，她父亲本想要个儿子，准备取名为戈特利布，因此就给她起名为戈特利泽。真可笑，是吗？”他真的笑了一笑。　　我们俩已忘记我们为什么蹲在这个龌龊的掩体里了。如今我已用不着像挤牙膏那样使劲挤他了，他几乎自动地唠叨起来。　　“戈特利泽最可爱，”他继续说，“她总是落落大方，神情忧伤，其实也是她最漂亮……”　　“这么说来，”我打断他的话，“你是领班了，是吗？”　　“不，”他以略带教训人的口吻说，“不，嗨，”他又叹了一口气，“领班都是老爷、暴君，他们大把大把挣钱，还和姑娘们睡觉……”　　“你呢？”　　“不，我只是拉客。我得钓鱼，他们煎鱼吃，而我呢，只分到一些鱼刺……”　　“鱼刺？”　　“不错。”他又淡淡一笑，“就是一笔小费，你明白吗？打父亲阵亡，母亲出走后，我就靠此为生。我有肺病，不能劳动。不，我帮拉客的那几位姑娘都没有领班，谢天谢地！不然，我就得老挨揍了。不，她们都是独自单干，暗中操此生涯，你知道吗，执照什么等等都是没有的，她们不能像别人一样上街……那样做就太危险了，因此我替她们拉客。”他又叹了一口气。　　“你再把瓶子给我好吗？”当我伸手到下面去把酒瓶取上来时，他问，“你叫什么来着？”　　“胡伯特，”我说，并把瓶子递给他。　　“真不错，”他说，可我无法回答，因为瓶子还挂在我的脖子上。现在瓶子空了，我把它轻轻地滚到边上去。　　“胡伯特，”他说，声音现在颤得厉害，“看！”他把我拉到前面，趴在胸墙上。“看！”要是定睛仔细观察，便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像是地平线，一条漆黑的线，黑线上面，颜色略浅一些，在这浅黑中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像是灌木在窸窸窣窣地活动，这也可能是悄悄走来的人，数不清的人悄然无声地移动过来……　　“放白色信号！’他用越来越弱的声音低声说。　　“老弟，”我说，并把手搁在他肩上，“雅克，什么也不是：这是我们的恐惧在活动，这是地狱，这是战争，这全都是乱弹琴，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那……那不是真的。”　　“可我看见了，肯定是……真的……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又听到他的牙齿在格格打颤。　　“是的，”我说，“别嚷嚷。那是真的。那都是向日葵秆，明天早晨你看到就会发笑的，等到天完全亮了，你就会看到笑起来，那是向日葵秆，也许有一公里远，看上去好像在世界尽头，是吗？我熟悉它们……干枯、灰黑、肮脏、部分被子弹打烂的向日葵秆，花盘都给俄国人吃了，由于我们害怕，感觉它们好像在移动。”　　“嗨……快放白色信号……放白色信号……我可看见了！”　　“我认出它们啦，雅克。”　　“快放白色信号。一发子弹……”　　“啊，雅克，”我小声地回答道，“若真是他们来了，我们会听见的。你听一听？”我们屏息静听。大地上变得十分宁静，除了那可怕的悄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　　“不，”他低声说，从他声音中听得出，他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不，我听见他们……他们来了……他们在潜行……他们在地上匍匍行进……有一些轻微的叮当声……他们悄悄地来了，等他们靠近可就晚了……”　　“雅克，”我说，“我不能放白色信号。我只有两发子弹，明白吗？明天清晨，一大早，俯冲轰炸机会来，我需要一发子弹，让它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别把我们炸成肉酱。另一发要等情况确实危急时才使用。明天早晨你会笑的……”　　“明天早晨，”他冷冷地说，“明天早晨我就死了。”现在我猛然向他转过身去，我是那么吃惊。他的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　　“雅克，”我说，“你疯了。”　　他一声不吭，我们又把身子往后靠去。我真想看看他的脸。一个真正的拉客者的脸就在眼前。从前我总是仅仅听到他们低声细语，在欧洲所有城市的角落里和火车站前，每次我总是心里突然产生剧烈恐惧而离去。　　“雅克……”我刚想说。　　“快放白色信号，”他只是悄悄地说，像个疯子。　　“雅克，”我说，“我要是现在放白色信号，你以后会骂我的。我们还有四小时，知道吗？会有情况的，这我知道。今天是二十一日，他们那边有酒喝，现在他们在开饭，已领到酒了，明白吗，半小时后他们就会大吵大嚷，乱唱乱放枪，也许真会有什么情况，明天早晨俯冲轰炸机来时，你会吓出一身汗，他们炸弹投得很近，我就得放白色信号，否则我们就会被炸得稀巴烂。我要是现在放白色信号，以后你会骂我的，因为现在并没有什么情况，相信我吧，最好再给我谈点什么。你最后是在什么地方……拉客？”　　他长叹一声。“科隆，”他说。　　“总站的前面，是吗？”　　“不是，”他困倦地说下去，“不总是。有时在南站。是的，那里要方便一些，因为姑娘们住的地方离那儿近。莉莉住在歌剧院附近，克特和戈特利泽住在巴巴罗萨广场旁边。你知道，”他的声音现在含糊不清，好像他快要睡着一样，“有时我在总站前抓到一个，半路上又跑了，这种事真叫人恼火，有时他们在半路上害怕起来，或者由于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于是一句话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跑掉了。总站离得也太远，因此最后我经常在南站前面等，因为有许多当兵的在那儿下车，他们以为那儿就是科隆——我的意思是总站。从南站起只有一小段路，不会有人轻易跑掉。开始，”他又向我弯下腰来，“开始我总是找戈特利泽，她住的楼里有一家咖啡馆，后来那幢房子烧毁了。戈特利泽，你知道，她最可爱。她给我最多，不过我并非因为这点而首先去找她的，真的不是，你要相信我，确实不是。啊，你不信，可我确实不是因为她给得最多才找她的，你信吗？”他的语气现在如此急切，使我不得不点头称是。　　“不过戈特利泽常常没有空，真可笑，是吗？她经常没有空。她有不少老主顾，有时等不及了，她也自己上街去。每逢戈特利泽没有空，我就很伤心，于是我就先到莉莉那儿去。莉莉也不坏，不过她爱喝酒，而贪杯的女人是可怕的，难以捉摸，有时粗暴，有时和气，不过莉莉比起克特来总还好一些。克特这人冷漠无情，我告诉你。她只给百分之十就完事。百分之十！我在寒冷的夜晚常常跑半个小时，在车站前站几个小时，或者要一杯蹩脚啤酒，蹲在小酒馆里，冒着被警察抓走的危险，却只分到百分之十！真够呛，我告诉你！因此，总是最后才轮到克特。第二天，当我送去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她就把钱给我。有时只有五十芬尼，有一次甚至只有一个十芬尼硬币，明白吗，十芬尼！”　　“十芬尼？”我吃惊地问。　　“是的，”他说，“她也只得到一个马克。这家伙身上就是这么点钱！”　　“是军人吗？”　　“不是，是个平民，是个老头子。为此她把我臭骂了一顿。啊，戈特利泽就不这样。她总是给我很多。总是起码两个马克。即使她分文未得。再说……”　　“雅克，”我问，“有时她分文未得？”　　“是的，她有时分未得。相反，我相信，她为此还向那些当兵的送了香烟、黄油面包或是别的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　　“是的。就是为了这个。她很慷慨。一个非常忧伤的姑娘，我告诉你。她也有点关心我。我住得怎么样啦，有没有烟抽啦，等等，你知道。她很漂亮，实在是最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