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文斯于 1879年春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他增加了长篇新序言，为其数学表述方式的不足向数学家表示歉意，但他明言不会改变。他还对一些书目的发现过程（1871年以来）作了说明，特别是关于瓦尔拉斯、杜皮特和戈森，这篇序言提供了一副边际效用理论发展史的最早蓝图。这一版还增加了其他一些东西。增加了四节，论及“经济量的乘量”，增加了一节关于价值的新解释；打算为其效用论增加两节，其中一节将把他的理论扩展到物品具有负边际效用或零边际效用的场合，详细指出这些情况对其交换方程式的影响。另一节则分析联合生产，其结论是，生产成本决不支配联合生产的产品，所以边际效用理论适用于所有的场合。杰文斯在他生前最后一年，尤其在退出教书生涯而转向写作之后，他一直打算进行经济学的宏大研究，只要有时间他就想搞一部分。他留下的是未完成的手稿，后来出版了，书名是《经济学原理：社会产业机制研究之片断和其他论文》。这部作者身后问世的书，同他1871年的《理论》一书相比，只是对一般经济学的扩展研究，对边际效用问题未置一词。他虽不断（有好几章）谈及效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其谈论的调子根本不像是来自边际效用学派成员的手笔。从杰文斯所列拟写（但未写）各章的目录也看不出更多的希望，即如果时间允许他将会对效用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他显然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章 马歇尔 Ⅰ 马歇尔在1872年评论杰文斯的《理论》以后，在1876年的“论穆勒先生的价值理论”一文中有可能表述他自己的价值观点，但他在这篇文章中通篇未提“效用”一词，尽管两次提到杰文斯。我们可以推想他对效用论不置一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维护穆勒的价值论并反驳加尼斯的批评。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提及效用了。但下述事实毕竟是值得注意的：杰文斯的《理论》问世已经五年，马歇尔评论过它，肯定了解其要旨，现在却在价值问题上全心全意支持穆勒，而且对他根本不提效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安。 Ⅱ 马歇尔的经济分析最早用到边际效用是在1879年，他在该年出版的两本书反映了杰文斯的某些影响，一本是与其妻合著的《工业经济学》，另一本是他个人写的《国内价值纯理论》。 在《国内价值纯理论》中，马歇尔是以介绍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开始研究价值问题的，后来才回到效用思想上。需求表在他那里担负着解释消费者租金的大部分任务。马歇尔最初讨论消费者租金时用的是“满足”而不是“效用”；而且是以煤价为例来衡量新增1吨煤所得的满足。马歇尔说：“一个人为获得任何满足刚好愿意支付而不愿放弃它的那个东西就是……衡量他的满足的‘经济尺度’”。在187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尺度问题对马歇尔来说还不可怕。为了得出个人消费者租金的完整的“经济尺度”，马歇尔（以煤为例）又加进了下述差别：某人为每新增1吨将会支付而不是放弃它的价格，同他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结论是“他所获得的全部消费者租金……是……22．5镑”。 在分析接近尾声时马歇尔才把杰文斯和效用引进他的研究，用的是一句插入语：“我们可以经由另一途径说明同一事情”。马歇尔的确是这样做的，他简单地重申了早已提出的论据，只是用“效用”一词代替了“满足”，与此同时两次提到杰文斯。简而言之，马歇尔把个人需求曲线解释为个人效用曲线，从个人需求曲线轴线读来的同一些数目字，被用来解释该人效用曲线的数量。 马歇尔显然得出结论，妨碍我们制定个人效用表的惟一因素是“我们不可能估价个人在一定价格下将会购买的数量……”这个困难并不大，但它显然是促使马歇尔从考察个人需求曲线跳到考察集体需求曲线的原因。马歇尔说“交易统计材料一般来说能使我们得出某种商品对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而且“我们用这种方式可以发现使用中的商品对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价值的经济尺度。”他承认这里有新的困难，即他的混合的使用价值曲线只能粗略地衡量人的满足，因为这种衡量包含下述假定：“一先令对一个人所值的快乐……（等于）……一先令对其他任何人所值的快乐。”马歇尔知道这个假定不完全正确，“因为一个富人对一先令所估价的满足，同一个穷人愿为之支付一先令的满足是不宜加以比较的”。对于用需求曲线来决定一个集体的消费者租金，马歇尔还加了另一个限制，因为需求曲线实际上只是在非常接近现行市价时才能被了解。这样，市场需求曲线只能用来估价总效用的变化，而不是估价总效用本身。不过这些限制没有阻止马歇尔继续使用消费者租金概念。事实上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主要是研究各种赋税对作了如此限定的消费者租金的影响，并且以他所熟知的情形告终，即“政府”能通过征税增加产业成本，通过补贴降低企业成本，以增进“公共财富”。 Ⅲ 马歇尔《工业经济学》对边际效用的陈述，比《国内价值纯理论》的陈述更简略，这是可以理解的，后者是为专业经济学家写的，而前者的对象是广大的非专业读者。但两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运用基本相同。马歇尔像过去一样仍以价格测定效用，只是例证有所改变：他用法兰绒代替了煤炭。马歇尔说：“用杰文斯先生的巧妙措辞来说，一码法兰绒对他（消费者）的1最后效用是用一先令来测定的”。他毫不犹豫地说：“六便士的最后效用对穷人要比对富人来得大”，这说明能够进行个人之间的比较。马歇尔这次显然对“最后效用”一词表示满意，称之为“巧妙的措辞”。后来他又未加解释地转而反对采用它，代之以“边际效用”。 实际上，读一遍《工业经济学》即可看出，马歇尔早在1879年前后还没有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的价值论。虽然他是联系价值来运用效用思想的，但这是次要和偶然的。边际效用部分地解释需求，需求部分地决定价值。他在序言中表示希望“沿着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路线，制定一种价值论，工资论和利润论，它们将包含当代经济学家们劳动的主要成果。杰文斯显然被看作是为数不多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这本书更多地接近于穆勒的路线。从马歇尔对杰文斯理论（决定价值的是效用而不是生产成本）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把杰文斯摆在什么地位。他既不支持李嘉图，也不支持杰文斯，而是试图把他们的理论加以折中。他说：“有人（如李嘉图）认为决定价值的只是生产成本。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另有一些人仅仅把效用作为价值的基础。这也是不正确的。效用是价值的一个条件；而且在商品供应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效用还决定着价格。不错，每种商品的价格必定是它的最后效用的尺度；最后效用是该商品对那些刚刚愿意买它的人的使用价值。但是，认为这个最后效用决定价值则是不对的；因为根据需求法则，最后效用是随着供出售的商品量的每一变动而变化的。因此，销售量，从而其最后效用，决定于供给和需求状况之间的关系。” 马歇尔本人对《工业经济学》论价值的这一部分是不满意的，也许部分地因为如此，所以在《经济学原理》问世后，马歇尔就把《工业经济学》压下来了。他时常说到《工业经济学》的肤浅。他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说：“（我）发现我写了一本价值不高的通俗的书，他不能不是肤浅的，我对它感到讨厌”。然而在马歇尔把这本书压下来之后，谁也没有同意他的看法。埃杰沃思认为这本书很好，还说杰文斯在他面前一直高度称赞这本书；陶西格说：“它（指上述《工业经济学》是敏锐的。独立的和积极向上的思维的一个标志……作为一种看法，它的水平超出了后来的著述，它仍是值得研读的。” Ⅳ 马歇尔下次提及边际效用是在1881年年中为《学会》撰写的评论埃杰沃思《数学心理学》的文章。埃杰沃思的这本书使马歇尔感到高兴，差不多就像杰文斯的《理论》使他当年感到烦恼一样。他开头就说：“这本书是天才的明显标志，而且预示伟大事业即将来临。”马歇尔没有把这句开场白具体化，反而对作者的方法和少数几点观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他看到埃杰沃思和杰文斯的主要成果是相同的，并作了直率的表述。他认为埃杰沃思对“交易条件不固定或不能决定的一系列场合”提出了“一种新解释”、新应用和新演绎。不过这并不说明马歇尔在十分明确地反对杰文斯《理论》的同时，接受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对于过去10年间经济分析中效用思想的不断加深的了解，在马歇尔观点的转变上不自觉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从评论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到他的《经济学原理》初版问世，马歇尔发表了许多著述，其中有两篇可能包含关于杰文斯运用边际效用的踪迹。不过只有“经济学的现状”这一篇（ 1885年2月24日在剑桥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当时他刚获得该校经济学的讲席）涉及到杰文斯，甚至还暗示了边际效用对经济学的影响。另一篇“关于价值理论”（摘自马歇尔给《经济学季刊》的一封短信），既未涉及杰文斯，也未提及效用，而是主要论证他自己的“生产成本”（与价值论相关）概念的正确性。在评论经济学现状的就职演说中，马歇尔有三次注意到杰文斯，但他并没有特地把杰文斯和效用学说联系起来。事实上他的评论1885年经济学现状时连效用这个词也没有提一下。他对效用思想充其量说到这样的程度，例如，他说经济学家的工具一定要“用来分析对各种不同物品欲望的实证动机……”“同一货币额对穷人比对富人有更大的快乐。” 很显然，马歇尔在 1885年还不曾抱有1870年代初“三位一体”使经济学发生革命的想法。他开始对效用思想作深入研究并将它更严密地同他的经济分析工具联结起来，是1885年到1890年的事。这期间他首次获得剑桥大学的讲席；当时杰文斯去世不久，马歇尔在写他的《原理》。从1871年到他1885年来到剑桥，边际效用思想在他的著作或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中不起重要作用，只是在1890年问世的（原理）中边际效用才成为他的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Ⅴ 所有的证据表明，马歇尔在1891年前很少注意到边际效用，那么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史家有时还把马歇尔列为边际效用思想的独立发现者之一呢？第一次提出这种论断的是潘达里奥尼，他认为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的《理论》之前已经在剑桥讲授边际效用理论了。他没有指明这一说法的来源。他可能是从福克斯威尔与杰文斯通信（1886年公诸于世）中得出上述看法的。 在马歇尔1869-1871年的学生中，惟有福克斯威尔对马歇尔这期间的讲演进行过评论。对杰文斯的评论导致了以为马歇尔独立首创了边际效用的印象，虽然他没有公开要求把马歇尔作为边际效用思想的一位先驱者。不过，1874年底或1875年初福克斯威尔可能根据这个思路给杰文斯写过什么（他认识杰文斯）。杰文斯在1875年2月7日的复信中曾对福克斯威尔告诉他“剑桥近来哲学问题上的观点”表示感谢，并说：“我不了解马歇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数学理论已有了如此长期的考虑，而令人遗憾的是，延搁了这么久发表出来”。这句话虽未说到“效用”，但下面一句却暗示他说的可能就是效用：“我力主我的效用概念是正确的，而且是为数学理论奠定基础的惟一健全的途径。” 大约5年后福克斯威尔再次提起这个问题，而杰文斯在1879年11月14日的复信中作了更详细的回答，甚至带有几分恼怒。杰文斯说：“至于马歇尔的优先权，我一点也不想提出疑问，既无此愿望，也无什么根据。一方面，你看来忘记了我的理论的各个基本点早在1862年已充分表达出来了，那是在不列颠协会的剑桥会议上。我没有理由设想马歇尔看过我这篇简论的任何发表的报告，不过，当然，另一方面，在我1871年的著作中，我也不可能从马歇尔借用任何东西。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确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已经发现了诸如戈森、古尔诺、杜皮特等人早期的著作。” 福克斯威尔提到，杰文斯的《理论》和“马歇尔的讲授（先前已恢复和扩大了古尔诺的思想）”对英国经济理论发生了不寻常的影响。但是，恢复和扩大古尔诺的思想完全不需要运用边际效用思想。 Ⅵ 认为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理论》之前已经在其分析中运用了边际效用观点的另一个来源，无疑是凯恩斯写的杰文斯传记，而凯恩斯又是（在某些方面）依据他的同事福克斯威尔的说法，此人当时仍健在并有活动。凯恩斯在这篇传记中实际上并没有断定马歇尔1871年前用过边际效用思想，但他也没有冲淡这种印象。例如，帕森斯说：“凯恩斯告诉我们，马歇尔是边际效用原理的独立发现者”，他还引用了《马歇尔纪念文集》第23页的话作为证明。这一页显示出凯恩斯仅仅暗示马歇尔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实际上最强烈暗示马歇尔优先权的段落是在前面两页。凯恩斯在这里说：“到1871年他（马歇尔）沿着这条路线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向学生详细讲解了这一新思想，以及他的图解经济学的基础。在那一年出现了杰文斯的作为独立工作成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马歇尔来说，杰文斯这本书的问世必定是一件有点令人失望的事。因为它从马歇尔正在缓慢制定的新思想中夺走了最精彩的部分，而且在马歇尔看来，杰文斯还没有给予适当和正确的陈述。但它却给了杰文斯有关‘边际的’（或如杰文斯所说‘最后的’）效用思想的首创权。马歇尔对优先权的说法是极有保留的。他对杰文斯的无可争议的要求听之任之，同时却间接地但又是相当明确和肯定地指出，他自己的著作很少或完全没有借重杰文斯。”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并没有说到马歇尔在读到杰文斯《理论》之前研究过边际效用。第一句话中的“这条路线”和第二句话中的“新思想”所涉及的可能是马歇尔对图解法的应用。而所谓杰文斯《理论》“从马歇尔正在缓慢制定的新思想中夺走了最精彩的部分”则可能是指效用以外的其他东西。这段话的最后提到了效用，并提到了马歇尔的要求，但他对此未于置评。 凯恩斯1936年向皇家统计学会宣读的《W．S．杰文斯》的论文再次谈到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关系。凯恩斯说杰文斯的《理论》“在1871年并非是惟一首创的，尽管它在1862年已经形成了……”这是因为可以设想的理由：“有一些经济学家（著名的有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1871年正在草拟带有x和y，△和D的方程式。”不过，凯恩斯还是赞誉杰文斯的“第一篇论文以一种最终的形式表述了基于主观估价的价值理论。”凯恩斯认为马歇尔对杰文斯的《理论》的评论是“不冷不热和嫉妒的”，还认为马歇尔在《原理》中是带着“几分嫉妒谈及杰文斯的”。在考察了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关系之后，凯恩斯对马歇尔关于独立发现的要求既未表赞成也未表反对。他说：“的确，认为杰文斯可能从马歇尔那里借重了什么，这是荒谬的。不过，在往后十多年（1879年后）期间……‘马歇尔在1869年的演讲中提出的东西’在别人的著述中还是一种禁忌。在后来的岁月中，马歇尔对他对杰文斯缺乏起码的同情、评价有欠公允感到有些不安。 在凯恩斯关于杰文斯的论文发表之后进行的讨论中，皇家统计协会的一些成员注意到杰文斯和马歇尔的关系问题。杰文斯之子说：“凯恩斯先生非常公平地论及马歇尔和我父亲的关系”。但是他又指出他对凯恩斯的一个观点不敢“苟同”。他拒绝了凯恩斯关于他父亲和马歇尔走在一条路上的说法，他说他父亲属于起自边沁、中经西尼尔的“心理经济学派”，而马歇尔则继承了穆勒的观点，后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 Ⅶ 马歇尔本人认为他自己首创了边际效用思想，并公开暗示了这一点；不过他也仅此而已。即使在他对杰文斯《理论》的评价中，马歇尔也是想让读者相信，当他介绍边际效用问题（他称之为“熟悉的真理”）时，他已经懂得边际效用了。马歇尔在《原理》第一版说，他借用了杜能的“最终的”一词，不过他“逐渐相信边际这个词更好”。这种说法让人难以置信，第一，杜能根本没有用过与“边际的”同义的德文字。一定有人提请马歇尔注意这个错误，马歇尔在《原理》第二版才予以纠正，而且作了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边际的’增量一词同杜能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我就受到他的启发，虽然他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他接着又抱歉地指出“第一版的这个脚注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即‘边际增量’这个词和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杜能”。第二，《原理》第一版的上述说法同下述事实也不符合，即马歇尔在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中曾称“最后的效用”是一个“巧妙的措辞”，这至少意味着他在一段时间里并无惋惜地坚持采用了杰文斯的表述。在这个争论点上，马歇尔的记忆力不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给他帮什么忙。 《原理》再版还有一个说法可能被解释为马歇尔要求承认他以前已经使用过边际效用的概念。在谈到消费者租金（这同他首次运用边际效用思想有关）时，马歇尔说：“消费者租金概念是本作者在古尔诺、杜能和边沁的影响下，经由研究供给和需求的数学方面而提出来的”。《原理》第三版（1895年）保留着这句话，但第四版（1898年）删去了。假如这是一种要求的话，则马歇尔所依据的仅仅是对2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缺乏事实的证明）的回忆。他显然不应基于对久远时期的回忆来推定思想起源上的优先权。 所有上述要求都可不予考虑，尽管它不是无意的；马歇尔在通信中以不同的措辞再次重申他在1869年讲授过边际效用理论，他1883年给瓦尔拉斯的信中说：“不能说我接受了杰文斯的‘最后效用’学说，我在他的书问世之前已在剑桥公开讲授过它，不过我用的是另一个名词：‘终点使用价值’。在古尔诺的指引下我已预见到了杰文斯著作的所有基本点，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他。因为我想对我的学说的实践方面进一步加工，所以我没有急于发表它。”马歇尔在这里直率地表露了他在公开场合从未提出的要求，但我们对马歇尔的记忆力，特别是对他记得曾用“终点的”或“终点使用价值”代替“最后效用程度”，我们该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特别是因为杰文斯在《理论》中使用“最终的”这个词是用来解释“最后程度”的。杰文斯说：“我可以说，这种不同的价值感情也许同最后效用程度是一致的。亚当·斯密常说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商品对我们的总效用，他所说的交换价值则可解释为‘终点效用’，即我们或其他人想占有更多剩余的欲望。”马歇尔本人根本没有用过“终点使用价值”或“终点效用”这些词，任何时候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用过。在1872年评杰文斯《理论》的文章中，马歇尔用的是打引号的“最终效用程度”。在《国内价值纯理论》和《工业经济学》中他的说法简化为“最后效用”；在《原理》初版中也是如此；他还把它同“边际效用”一起使用。 在同其他人的通信中，马歇尔常常提起他同杰文斯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如他同瓦尔拉斯的上述信件说得那样直截了当。例如，马歇尔在给克拉克的信中说，他是“从杜能的Grenze（界限、限度）得到‘边际的’一词”，而且他“可能在1869年或1870年”即已读过杜能的书。马歇尔可能正确地回忆起30多年前的某一时间读过某一本书，但他不可能正确地把他使用“边际的”一词归功于杜能的Grenze，理由已如上述。他似乎忘记了早些时候他对这一错误说法的更正。马歇尔在1908年给克拉克的另一封信中说：“我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在1867－1870年间已经完成，杰文斯的著作一出版，我就看出了他同我的观点的异同”。马歇尔对这里所说的“效用”末加解释，但无疑是想暗示他在发现边际效用思想方面也是有份的。 差不多在致信克拉克的同时，马歇尔对科尔松说了同样有趣的话：“杰文斯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于1871年问世前，我已经以数学（虽然不是以英文）制定了我现在体系的基本框架。我的数学注释XXI涉及我的概念；但是前面的大部分注释（特别是注释XIV－XX）实际上是几乎同时引申出来的。”注释XIV－XXI在《原理》各卷中差别不大，但是都没有论及效用；它们所提供的是供求分析的框架（就像他的《国内价值纯理论》一样），而没有分析效用。马歇尔论及效用问题的注释是在他特别提请科尔松注意的那些注释之前。 马歇尔于1896－1900年间给塞利格曼的信件大体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效用问题也只是经由与有关论题相关的暗示才提出来。在否认他的著作和弗列明·詹金的著作之间的联系方面，马歇尔1896年4月6日对塞利格曼说：“下述一点无关紧要，但确是事实：我仅仅借重于古尔诺，而不是詹金或杜皮特。他在爱丁堡宣读他的论文的前一二年，我已在我的讲授中提出了我的理论的主体；而在他宣读论文之后不久，我即在剑桥宣读了一篇论文，我在该文提出了我在论垄断的那一章出现的曲线。”马歇尔在这里对他早先提及的早期讲义作了同样的说明，但也没有特别提到效用。刚才提到的“在剑桥宣读的论文”并没有提到效用，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用数学方法（特别是图解法）来表述的供求价格分析。马歇尔可能从詹金的上述两篇早期论文中汲取了不少东西，但后者均未运用效用。马歇尔对詹金的经济著述早就熟悉了，在他1872年评论杰文斯的《理论》时已经提到了他。 马歇尔在给塞利格曼的另一封信中重申了他关于其早期讲义的说法（1900年4月23日）。在谈到他的《国外贸易纯理论》和《国内价值纯理论》时，马歇尔说：“它们的主体，早在杰文斯的《理论》问世之前就已经在我早期的讲义中提出来了。”马歇尔于同年在给塞利格曼的另一封信中又一次提出，他在1871年前已经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虽然像过去一样他在这里小心翼翼地回避直接涉及优先权或效用。很可能塞利格曼要马歇尔评论一本书，所以马歇尔说：“我一直不习惯写评论，我生平只写过一篇评论即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那是在该书初版问世之际；我所以要写，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对该书的课题作过系统研究。”也许这有助于说明马歇尔在1871年前的整个时期没有写什么东西；而他1890年前的全部著述讲到效用的只有三次：一次是评论杰文斯的《理论》，一次是他的《工业经济学》，还有一次是《国内价值纯理论》。其中没有一次可使读者相信他对效用思想非常赞赏，更不用说他对这种思想能抱有一种父亲般的关怀了。下面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没有一个人说过1871年前听过马歇尔关于边际效用或类似内容的讲课。还有一点也是明确的：马歇尔根本没有发表过他坚信自己首创权的任何说法，尽管他在出版物中有所暗示，在通信中有露骨的表示。 Ⅷ 马歇尔与发现边际效用的关系是1942年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文章讨论的话题之一。熊彼特对无论什么人表示的马歇尔的优先权都表示怀疑。他认为他的怀疑是如此完全，不可能加以拒绝。他说马歇尔《原理》的“首创性并不突出，就像（就其功过而论）它该有的那样。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不过是当时已经成长或正在成长的家庭的一个成员。该家庭的其他成员无疑独立于马歇尔，而他的工作习惯和他发表的方法（对经济学史家来说），又使有关他的意见不可能是同样明确的。”熊彼特接受这个说法：马歇尔最初阅读穆勒和李嘉图的著作时，就感到“两位作者（特别是穆勒）在显示证据的说服力和结果的决定方面是模糊不清和粗枝大叶的”，马歇尔利用他的数学知识和素养将他们的著作置入数学的概念。这种说法不过是老调重弹，它是缺乏证据的。可以肯定的是，马歇尔的方程式（见其“数学附录”）即使是他提出的最好的方程式，都确实与穆勒和李嘉图无关。这个说法暗示着这样的意思：一个像马歇尔这样受过数学训练的人，有能力把李嘉图或穆勒《原理》的一页简化为不同的方程式，并能在边际效用问题上获得重要发现。这种说法可能过高估计了人们当时把数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能力，也过高估计了马歇尔的数学能力和他在1866－1871年间的经济洞察力。只有威廉·休厄尔在此前后声言试图要作据说马歇尔已经完成的事情，但休厄尔的方程式没有表明他认识到需要引进效用。 G．F．肖夫在纪念马歇尔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许多早期著作家（特别是杜能、古尔诺、约翰·穆勒和李嘉图）对马歇尔1867－1870年间的思想发生过明显的影响；但1870年后他就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了。他认为这就解释了马歇尔的《原理》和后来许多作者的著作之间的任何相似性；其原因在于马歇尔的数学修养使他能把旧的学说加以改变，使之成为完整连贯和综合的学说，这些变化预示了后来的作者们的著作。肖夫认为马歇尔在经济学说史上是李嘉图（经由穆勒）的直接继承者；肖夫完全无视杰文斯，或者将他置于次要地位。下面的引语表明肖夫完全以马歇尔代替杰文斯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 “马歇尔的《原理》在其故乡同亚当·斯密《国富论》和李嘉图《原理》是并驾齐驱的，他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三大分水岭之一。依照通常的评价，我们可以把英国政治经济学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即古典主义、李嘉图主义和马歇尔主义（或重新改造的李嘉图主义）。” “这样，兴起于70年代的经济理论的三个流派便注入到了不同的渠道：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和英国学派或马歇尔主义，而没有汇成一股潮流，尽管它们之间难免有些渗透。” “在英国和奥地利（本地的学说体系在这里几乎居于无可争辩的支配地位）以外的地区，马歇尔的《原理》和瓦尔拉斯的著作肩并肩地发挥了激励和孕育欧洲理论经济学复兴的作用。” 在这里，马歇尔不是同杰文斯并列，而是远在杰文斯之上。因为肖夫对马歇尔持这种态度，所以他特别起劲地反驳下述观点：即认为马歇尔是一位具有调和精神的人，他把早期经济学家的成本分析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效用分析结合起来。他认为马歇尔的“分析的框架”“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把李嘉图主义概念同边际效用学派的概念协调起来。”肖夫坚持说，马歇尔经济学“是李嘉图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既非杂种也非游戏”。这看法并非始自肖夫本人，他是从马歇尔那里拿来的，而马歇尔所以作如是观，则是出自他的这种信念：他的效用观点先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马歇尔首次表露这种想法是在1908年给克拉克的一封信中（该信最早发表在1925年的《马歇尔纪念文集》。马歇尔在信中说：“在美国人的批评中，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恼怒，尽管它不是出于恶意。据说我试图在不同的思想派别之间搞调和与折中。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是中看不中用的。马歇尔认为说他有“调和精神”的观点来自美国。这是不正确的。它实际上起源于英国，而且广泛传播，延续至今。提出这个看法的当首推L．L．普雷斯，马歇尔在《原理》这曾提到过他，感谢他阅读了“全部校样”。普雷斯为马歇尔的《原理》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其中一段（如下述）为这样的看法奠定了基础：马歇尔的名声主要是基于他对李嘉图和杰文斯不同观点的解析。 普雷斯说：“至于（马歇尔以前的）情况可以这样说，要学生相信李嘉图描绘的图景是困难的，要他们相信杰文斯描绘的图景也是困难的。他（马歇尔）持有前人的许多未完成的草图，并把它们综合成一副整体……为什么在思想的连续性上会有这种突然的中断，和对先前传统的完全抛弃呢？” 普雷斯接着说：“马歇尔教授的著作对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没有中断，也没有抛弃。新近的成果能够同旧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得出一种更好的概念，而不破坏艺术绘画的基本原理；因为画面的统一未受损害，它甚至经此加工而变得更加光彩夺目了。” 普雷斯把他关于马歇尔和杰文斯及李嘉图的关系的观点扼要写进了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简史》（1891年出版）。马歇尔的《原理》出现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这是第一次。 后来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经济思想史家谈及马歇尔同李嘉图－穆勒学派和同杰文斯的关系时，都是步普雷斯的后尘。L．科萨在1893年说，马歇尔从杰文斯那里采纳了最后效用程度的观点……然后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边际效用概念解释和完善了流行的生产成本学说。”L．汉尼提到H．J．达文波特的“题为‘试图折中：马歇尔’的一章”，并说尽管“这是一个公允合适的说明……但说‘马歇尔的综合’可能更好些。”A．格雷在1931年写道，马歇尔“作为第一次尝试，最好被看成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努力，即给奥地利人的观点一定的地位……并把奥地利人的思想同较早的政治经济学加以综合。”E．威特克在1940年说：“正像他吸取了杰文斯的思想一样，马歇尔也把穆勒关于生产方面的思想加进了他的理论中。” 1942年肖夫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显然实现了公布马歇尔信件未曾达到的目的，因为从这些信件披露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否认马歇尔把杰文斯和李嘉图捏合到一起；事实上也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马歇尔是古典学派的真正继承人，又有人认为他是边际效用理论的早期创始人。E．罗尔的《经济思绪史》（1938年初版，1942年增订再版）持有同样模棱两可的立场。他把马歇尔和杰文斯以及门格尔并列为边际效用论的先驱者。他说：“据说，1871年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问世时，马歇尔已经发表了类似的研究成果。罗尔认为，同奥地利人和纯数理经济学相比，马歇尔同英国传统的决裂不那么明显。他还把马歇尔折中主义的出现解释为“他的体系具有非常精细特点”的缘故。 J．F．贝尔在新近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教材中说：“可以同意这种说法：马歇尔关于需求和效用的观点是完全独立于杰文斯和奥地利人而形成的，因为他的经济学著作形成于1867－1868年间，杰文斯和门格尔著作问世之前。”P．L．纽曼在论马歇尔的很长的一章中说：“当杰文斯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马歇尔已经在他的图解经济学的范围内制定出了他的思想。”纽曼认为马歇尔“使下述这一点非常清楚：尽管杰文斯在发表著作方面领先，但马歇尔本人的著作是完全独立地搞出来的。”纽曼也接受这种说法：马歇尔不曾将杰文斯或奥地利人的学说同古典派的学说综合起来。他指出：“无论是马歇尔著作的融合的总的性质，还是从（在他先驱者的任何理论中都没有的）许多新颖思想来看，情形都不像是这样。”纽曼的结论是：“马歇尔所做的一切是要表明古典派理论的不同部分……怎样用供给和需求来表述。”历史学家在这里又要面对起着一种特殊作用的马歇尔了。但对马歇尔的这种新看法还没有渗透进非英语的经济思想史家的头脑之中，他们继续把他看作是一位折中主义者。 关于马歇尔在经济学上利用边际效用的见解的混乱状况就是这样。他对他自己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作用的看法，至少可以说，也没有对此有所澄清。困难因为许多作者对马歇尔的友情而加重了，这使他们随意地对待证据；而对他们不太熟悉或不那么敬重的人就不会这样了。马歇尔的声誉太大了，不需要归功于杰文斯。在边际效用史上，只有马歇尔享有稳固的地位，即使不提发明权也罢。原因之一是，马歇尔的《原理》就像任何其他著作所能作的那样，有助于把边际效用思想镶进经济思想的总体。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一章 埃杰沃思 Ⅰ 在到1890年为止的时期中，除了马歇尔以外，F．Y．埃杰沃思像英国的其他人一样，也很好地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但他将这一思想用于同哲学和心理学有关的课题比用于同经济学有关的课题要多。因此，经济思想史家难得把他的名字同边际效用学说的发展联系起来。对他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是这样，他的讣告也是这样。 埃杰沃思在都柏林度过四年之后，于1867年来到牛津，1873年获得学士学位。此时正值经济学的“现代时期”开端之际，但他没有对经济学表现出兴趣，此后许多年也是如此。他的主要兴趣在法律上。1873年后他从牛津来到伦敦，全身心地投入法律研究，内殿法学协会（Inner Temple）要他1877年到法庭任职。不过法律还不是他的惟一的或永久的兴趣，他也从未实践过。1873－1877年间他读法学时，还忙于他的第一爱好——哲学，而且写了关于哲学问题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一页短评：“麦休·阿诺德先生论毕晓普·巴特勒的自爱心学说”，刊登在《精神》杂志上，这是一本可敬佩的哲学和心理学杂志，第一期于同年早些时候出版。该杂志后来的一篇文章（作者阿尔弗雷德·巴雷特，他对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的若干部分提出了批评）直接促使埃杰沃思动手写了他一生所写三本小书中的第一本。 这本书名为《伦理学的新旧方法，或“物理心理学”和“伦理学方法”》，内容完全是讨论西季威克和巴雷特之间的争论。正好在埃杰沃思来牛津白利尔学院之前的那些年，巴雷特在该学院的出现引起了埃杰沃思对这场讨论的注意。在指出了这两位作者的主要分歧之后，埃杰沃思主要考察了讨论享乐主义的部分，讨论是围绕快乐和痛苦的测量问题进行的。在《精神》杂志著文的这位评论者在谈及埃杰沃思的《伦理学的新旧方法》的第二部分时指出，作者“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公式出发”（尽管对据说暗含的严格的功利主义思想感到不满），完全依据菲希纳和汪茨等人对心理学概念所作的最新解释，还运用了适用于这个问题的计算各变量的公式，得出了有关最佳（最有利）分配外部享乐资料的一系列结论。” 埃杰沃思的书包含着（或触及到）许多人所想象的经济问题，享乐主义总是要包括这一类经济问题的。不过，享乐主义的分析结果通常（特别在埃杰沃思的场合）并不同经济分析的结果相一致，至少埃杰沃思没有再得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同一问题上已经得出的许多结论。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分析价格与交换现象，这样，他的结果就不会包含交换或价格同‘幸福’的关系，像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尽管他的分析限于非价格现象，他还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扩展了他的分析，由于他许可进行个人之间比较效用，从而扩展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一直回避的领域。 埃杰沃思的基本结论更多地来自他所许可的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而不是更多来自其他的论据。他的结论是：“（1）在进化次序如此接近的种族和社会中（如雅利安人）中，平均分配是规律……（2）人口应受限制……（3）［人口的〕质量……应当尽可能地高……［但是〕……无限制地改进人口质量将不再是希求的事……〔假如它〕……只有通过减少人口才可能实现的话……” 埃杰沃思的情形很明显地表明了“享乐主义”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关系。埃杰沃思研究的问题在开始时同杰文斯是一样的，但他在第一次攻击结束时未曾到达杰文斯那样的地位。西季威克拥有埃杰沃思和杰文斯使用过的全部工具，还有经济学讲席，但他的结局不与此二人同归。甚至边沁也不曾从他已提出的各种分析要素中提炼出边际经济学的任何东西。经济学家不得不阅读和消化边沁的著作，然后再把它引进经济学。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在把享乐主义变成边际效用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必须给它增加一些东西，同时又从中去掉一些东西。杰文斯和戈森可以实现这种转变；西季威克决无可能；埃杰沃思在1877年也不可能。 Ⅱ 187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有三股不同的思潮包含关于个人对其满足的反应的解释，它们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哲学中的享乐主义，心理学的新分支心理物理学。这三种思潮可以都来自某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但它们在表面上是各不相同的思想运动。知其一者难得知其二三。但埃杰沃思却从一开始就钻研了其中的两者。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他在享乐主义哲学方面援引边沁、西季威克和巴雷特；在心理物理学方面援引韦伯和费希纳。这时他对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还毫无所知。 经济思想史著作时常提到享乐主义，但却完全忽视心理物理学，只有汉尼对它作过简要评论。斯蒂格勒的论文“效用理论的发展（1）”对边际效用和心理物理学的关系作了最长的探讨（两页）。在边际效用的早期著作中，只有埃杰沃思对它给予很多的注意，至少在他肯定地转向经济学之前是这样。 心理物理学发端于韦伯183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尽管“心理物理学”这个名词很久之后才通用。韦伯的实验在数理心理学上占有永久的地位。经济学家注意到韦伯只是因为他的实验涉及到与效用相类似的感觉，虽然感觉和效用不是一回事；还因为他提出的有关感觉的一条规律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相似，特别是在早期由伯努利表述的形式上。 韦伯试验了一个人感知重量差别的能力。在早期的一个实验中，他给一个人一个物体，重32盎司；又给他一个稍轻一点的物体，然后问他“那个物体更重？”回答是感觉不出什么差别。于是韦伯减少第二个物体的重量，直到该人能说出哪个更重为止。韦伯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了“刚可觉察的差异”。他的一个试验者用举高的方式可以在32盎司和30．5盎司之间感到差异，于是这1．5盎司便是他的“刚可觉察的差异”（当重物在2磅左右时）。 可以看出韦伯的问题同边际效用问题有一点类似，尽管不完全类似。这种类似基于下述情形：两者涉及的都是个人对外部条件的反应；所处理的都是总量的差别。不过重量的差别同期待于物品消费的效用感觉是不一样的。 韦伯接着试验由于重量改变而引起的“刚可觉察的差异”的变化。当重物是32盎司时一个人能够区分出的重量至少是1．5盎司。假如该物不是32盎司，而是4盎司时，其“刚可觉察的差异”是否还是1．5盎司呢？韦伯的试验证实了通常的看法：不是这样。实验表明这时该举重者所需重量差别仅为0．2盎司。韦伯依据这些为数不多的实验得出结论：“刚可觉察的差异”同重量成比例。韦伯还把类似的结果扩及判断一条线的总长度的差异以及判断音量变化差异上，后来心理学家称此为“韦伯定理”。 韦伯定理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仅是类似而已。随着某物体盎司数量的增加，该物每盎司对个人判断相对重量的能力的影响在减少：随着重量的不断增加，判断差异的边际影响力在递减。一个人能在10和11盎司之间作出区分，但他不可能在100和101盎司之间作出区分；因为第101盎司对个人重量感觉的影响远低于第11盎司的影响。在效用的场合，每一增量美元收入对仅有10美元的人还有可以感觉到的差别，但对有100美元的人就不会如此，因为第101美元对个人总满足的影响远低于第11美元的影响。不过这里仅此类似而已。 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韦伯的实验结果在1834年公诸于世之后的若干年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不过，当费希纳循着类似于韦伯研究的路径，发现了韦伯已经指出的同样理由并得出了新成果时，韦伯的著作在心理学中便结出了果实。费希纳最早得出测定精神活动或感觉的观点是在1850年，次年他曾扼要提到这一新观点，1858年公布了初步报告，1859年有了重要的应用，1860年出版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心理物理学原理》。而戈森和詹宁斯关于效用的著作在此之前好几年就问世了。费希纳的贡献在于用韦伯的“刚可觉察的差异”来衡量感觉。他考察了感觉的每一种状态，并用它所引起的“刚可觉察的差异”数加以测定。1．5盎司可以看作32盎司和较轻的重物之间的“刚可觉察的差异”，他有一个单位的重量感觉。1．43盎司可作为第二个重量感觉单位——从30．5盎司的重物和更轻一些物体的感觉便可得出此数。循此方法把全部重量分解到接近于零的水平，费希纳得出了某物全部重量对个人的重量感觉的全部单位数。这种把一个重量感觉单位解释为“刚可觉察的差异”的思想，对边际效用理论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在这里可以把1860年即心理物理学开端之时，在心理学中占有一定地位的课题，同边际效用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加以比较。心理物理学和边际效用经济学都强调个人同外界刺激的关系。它们都运用数学。两者都得出结论说，随着刺激量的增加，个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费希纳和杰文斯都承认伯努利在100多年前已经看到了这种关系。 心理物理学和边际效用经济学也有许多区别。在对刺激的反应的性质的看法上，它们基本不同。边际效用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所期待的消费满足；经济学家假定从不同的物品的预期满足的增量中可以得到有意义的总结果。心理物理学则限于考察同重量、距离、音调等相关的感觉。任何这种不同感觉量是没有意义的。心理物理学研究到个人为止，没有从解释个人对刺激的反应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相反，边际经济学只是利用个人边际效用作为一个出发点，以便勾勒出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图景。心理物理学从一开始就关注测定问题，而边际效用经济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则回避测定问题。心理物理学的结论是基于实验材料，边际效用经济学则诉诸于通常的经验。也许因为心理物理学使用实验室的缘故，它从一开始就以特殊函数式来表示它的结论；而边际效用经济学则仍旧只包含表现满足最小值的函数。 心理物理学比边际效用经济学在时间上领先。如上所述，1860年当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问世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它；这离边际效用学派开始之时（按照通常的说法）还有10多年。心理物理学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已经在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得到了广泛的评论、批评和传播，而传入英国已是1870年代中期的事了。 英国人是通过詹姆斯·苏里（埃杰沃思的朋友）的著作才注意到心理物理学的。可以说埃杰沃思的兴趣部分地来自苏里。事实上埃杰沃思在他自己著作的开头就说：“我要感谢我的朋友苏里先生（《感觉与直觉》、《悲观论》的作者），他在百忙之中阅读了本书校样并提出了许多建议”。 苏里在自传中几次提到埃杰沃思，不过没有都点名。苏里把他同埃杰沃思的会见归因于萨维尔俱乐部。他觉得“埃杰沃思的多方面的才能甚至在两个范畴之内都容纳不下。埃杰沃思显然一直劝苏里搬到安静的汉斯蒂，以避开城市的喧闹，苏里对此喧闹感到特别不适。苏里下面几段话谈到了他在汉斯蒂的生活情况，都是同埃杰沃思（他称埃杰沃思是“我的单身汉朋友”）和杰文斯有关的。 苏里说，吸引我来到汉斯蒂这个非常宁静的地方的是他［我的单身汉朋友〕。想到有他作为邻居，加之他对北方高地宜人气候的赞美，我来到了这里。我对他的兄弟般的提议的回答，就是选择了一处离他的住宅只有不多几步的别墅作我的房舍。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有时在早餐后散步，有时远足（杰文斯也参加进来），有时去海登或艾斯特里溜冰。自行车后来出了毛病，对我们不慌不忙的徒步漫游是个打击。我始终跟他在一起，虽然我知道我不过是他的一名随从。有一天晨练，我不能和他在一起，他一大早就泡在浴塘中了。像我这样经得起瑞士或挪威夏日暴晒和冰冷刺骨海水锻炼的人，也不敢一大早就钻进冬天的池塘中。 苏里又说，我们的研究路线有些重合，加之他的兴趣广泛，因而我们的话题很多。他的头脑似乎总是不停地思考着新问题，有一次在海尔斯遇到他，他向我提出一个难题：“假如你有许多钱可用于投资，条件如何如何，你是否准备冒险？”我被他的神情逗乐了，因为他以为我会为拥有大笔财产感到困惑。我的这种态度是对他的最好回答。我高兴地知道在我早晨开始眺望高地上的哈罗镇的景色时，我准会在白石塘附近碰到他。我远远就能认出他那缓慢移动的有点驮背的身影；我喜欢使他从凝神静思中大吃一惊，喜欢看他像飞鸟一样走上来，还喜欢听他高兴地呼唤：“你好，苏里！” 最后，苏里还说，虽然我比他年幼，可是他似乎得到了我的特别关照。这部分地是由于他生性谦恭（他来自礼仪之邦）。我能同他一起一再回忆起这些美好的时光，在他的祖传宅第中渡过一周。夏日的一周还由于他的周到而殷勤的照顾而变得更令人欢愉。〔现在〕近邻不再使我能轻易地得到他真诚而持续的友情了，但我仍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假定我能来到天堂，将会再次受到欢迎，听到发自肺腑的呼唤“你好！” Ⅲ 甚至到1879年当埃杰沃思发表“享乐计算”一文时，他还没有触及经济学，他仍处于享乐主义和心理物理学的范围内；不过，这篇文章充分运用了类似于边际效用的若干概念，因而可以把他看成一名迟到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独立发现者。在目的与方法问题《伦理学的新旧方法》已经包含了这些问题）中，他将一种宽泛形式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作为他的分析的“第一前提”。他这样表述这个前提：“享乐增长的比率随着享乐资料的增加而减少。这个前提认为享乐对享乐资料的第二个微分数连续是负数。它并不认为第一个微分数连续是正数。”埃杰沃思援引经验事实和权威的话来支持他的这个前提。他所援引的权威不包含边际效用学派的那位作者。他说的是：“布芬的《道德算术》，莱布尼兹的《概率论》，威廉·汤普森的《财富分配的研究》以及西季威克先生的《伦理学方法》……”遗憾的是他没有指明页数。他还指出“从较简单的归纳所得出的‘推论’（部分是费希纳的后继者所共有的，部分是迪包夫教授所特有的）”证实了他的前提。 最相似的一点是埃杰沃思提出了包含三个变量的效用函数，这个函数同他后来研究经济学时所用的函数是类似的。他说：“F（xy）是一单位的消费享乐……”但其中的x和y并不像他后来的著作那样代表两个物品，而是x表示个人享乐能力，y表示享乐资料量。但我们必须承认埃杰沃思已经提出了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的形式。 Ⅳ 是什么因素使埃杰沃思转向经济学呢？也许部分地是1879年问世的三本书，其中的两本是埃杰沃思在其《数学心理学》中多次提到的；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出版于1881年，他在这里首次考察经济学。其中的另一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这本书也许在1879年晚些时候才到埃杰沃思手上。至少他说他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还不知道杰文斯这本书。埃杰沃思从这本书得到线索，进而阅读了古尔诺、戈森，特别是瓦尔拉斯的著作，而巨在《数学心理学》这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埃杰沃思这一时期在汉斯蒂还得到了他的邻居杰文斯的亲自帮助。马歇尔《国内价值纯理论》（1879年出版）也给了他强烈的影响。埃杰沃思在《数学心理学》中多次提到这本私人印刷的一册书中的一些部分，但他没有指出全名。埃杰沃思还有一本马歇尔的《工业经济学》（也出版于1879年），不过他所注意的是《国内价值纯理论》中的曲线和主张，而不是《工业经济学》的简明性。 埃杰沃思对效用的兴趣在《数学心理学》（1881年）中达到了顶点。他在1880年代去牛津当教授之前曾转向统计学；尽管他后来又曾回到更严格意义的经济课题，但他决没有单一地、长时间地再回到效用问题上。《数学心理学》几乎未加改动地重印了他1879年的论文（“享乐计算”），补充了一节“经济计算”和“附录”，它们是新的扩大的经济学。 埃杰沃思在“经济计算”中谈到的一个问题是效用测定的可能性。他这个研究方向部分地来自心理物理学的研究，部分地来自新近对涉及测定问题的边际效用文献的接触。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答案，第一，将来会提出某种现在尚不为人知的测定方法，如其他学科的情形；第二，经济学家能以无数字的数学处理许多问题；第三，心理物理学测定感觉的方法使经济学家倾向于接受经济学中的测定问题。 埃杰沃思最不注意的是上述的第一种想法。杰文斯对此想法有过许多的暗示，但埃杰沃思仅表赞成而已。埃杰沃思在一个附录中说：“这里无疑存在许多困难，这门新兴学科仍笼罩在阴影之下；享乐主义在变成精确科学之前，如杰文斯所说，仍处在热与电的阶段。” 埃杰沃思对第二种想法比较重视，即认为涉及经济问题的大量数学论证只用得着“无数字”的数学，也就是说它仅仅涉及“一个量比另一个量或大或小，或增或减，或最大或最小……”他还援引了“数理经济学之父”古尔诺的话作为证明。 埃杰沃思不满意于将来会找出测定尺度的说法，也不满意于经济学家无需基数测定的看法，他在《数学心理学》中有两处赞扬了主张把心理物理学用于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他在这里提出了心理物理学同经济学为数不多的相关点之一。埃杰沃思接受杰文斯关于效用有两种尺度（强度大小和时间长短）的看法，并说：“每种尺度的单位就是刚可觉察的增量。”他接着转而讨论（为了计算）不同的个别的“刚可觉察的单位”的相似点，讨论费希纳试图测定心理量的观点究竟在何时成了争论之点。他在《数学心理学》的前半部分接受这个观点：不同单位的相等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它确实存在。他说：“每一最小可感觉量彼此暗含的相等这个首要原理是不能证明的。他类似于不能区分的事物或场合彼此相等一样，而后者构成对信念进行数学计算的首要原理。这个原理无疑是在评价过程中得出的。时间强度单位的暗含的可相等性（不论时间长短和享乐种类）仍未完全推定。经济计算的单位就是如此。”他后来又对“刚可觉察的单位”的可相等性提出了含糊的推测性的证据。他说：“假定可能选择这种而不选择那种刚可觉察的增量，那它一定可依据某些享乐可能性的差别作出选择（不存在非享乐行为或它对眼下的研究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一种增量的享乐可能性超过了另一种，则前者就不是刚可觉察的增量，至少这两种增量都包含在内。”但埃杰沃思对他的论证没有把握，因为他接着遗憾地说：“当然，这种变换课题的方法称不上是演绎。这种思想之流是沿着‘同它的源头一样的水平前进的’”。 这样，埃杰沃思就退回到了这样的观点，即必须把“刚可觉察的增量”视为等量；并重新支持他早先在论证概率论下存在的类似公理时所提出的一种看法：“反过来说，我认为，一定要假定存在着这样的方程式，它们也许能同概率论的首要原理相比拟。按照这个原理，我们同样不知有关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之间也得不出重要的差别，因而认为它们是相等的；我们可以同意按照某个原理行事，但我们难以讲出这样作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是对心理物理学界20年争论的一种反响。他所加进的另一个推测是，我们也许只能在未来某种完美世界中才能获得彼此相等的增量。他说：“的确，这种相等性或可相等性，事实上不会像完全开方那样存在。”他还认为，在“刚可觉察的单位”的可比性方面，效用时间的长短同强度的大小处于一样的地位。他起先赞同（后来又放弃了）把第二个尺度引进效用；这样，效用将有“三个尺度即客观时间、主观时间和强度。” 埃杰沃思接着提出建议，作为替代增加一种尺度的办法，“把比率和强度两者自觉地结合为单一的标记也许更为适切。”在举了一个简短而无效的关于测定的例子之后，埃杰沃思作出结论：“应当承认，比较享乐量是含糊不清的；更含糊不清的是用一种包含数字的例证进行的比较。”最后，他从现实的不完善性转到天衣无缝的想象，并要求读者“想象一种理想的完善的装备，一种心理物理学的机器，严格按照自觉判断，连续记录下个人感受的高度，或者不如说根据误差法则，分辨出不同的感受。”埃杰沃思就这样从一个课题漫游到另一个课题，他的想法虽有启发性，但却毫无结果。 Ⅴ 埃杰沃思从效用测定转到效用在个人之间的比较问题。他在此发现了在测定效用时已经遇到的困难。他再次依靠（毋宁说扩展了）他先前提出的一条公理：“任何感觉在任何时候所经历的刚可觉察的享乐增量具有相同的价值。”依据这个扩展了的假定前提，像较简单的前提一样，埃杰沃思发现了“最终公理的主要奥秘”。他把这个涉及个人之间比较的扩展了的公理称为功利主义原理，而把较简单的公理称为经济的原理。他满足于提出这样的异议，即对于“刚可觉察的增量”的惟一推理是，在功利主义原理之下，“在其他人的享乐可以被数目更大的尺度所补偿的情况下，享乐的不确定性越大，则平均数越大；恰如依据概率论，用较不完善的工具对为数众多的现象的观察可以获得相当精确的结果。” Ⅵ 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有一部分写于1879年后，也就是说，是在他读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再版和马歇尔的两篇论价值的私人发表的小册子之后，又是在进而钻研了瓦尔拉斯、戈森和古尔诺的著作之后；这一部分内容同埃杰沃思先前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所写的东西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杰文斯把他引上寻求经济答案的道路，其中就有边际效用，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边际效用没有以任何形式构成埃杰沃思上述著作的中心内容，即使《数学心理学》中严格的经济部分也是如此，他虽然在分析中运用了边际效用，但他实际上从考察心理学转向了新的问题，即形成交换的不同市场的均衡决定问题，或如他自己所说的“契约”问题。 埃杰沃思对“契约”的研究始于杰文斯所列举的两个人交换两种物品的场合，但他作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动，他把两种物品对某人的总效用结合到同一个函数中，而杰文斯是对每种物品使用一个不同的函数。他对这种变动的说明是：“更一般地说，让P（代表X方的效用）＝F（xy），让 π（代表 Y方的效用）＝ φ （ xy）”。他说这样作的惟一好处是：“第34页（接近底部）的这种研究不可能由杰文斯教授的公式所提出。”这又涉及到第二交叉导数，或者换句话说，一种物品每单位的边际效用的变化，改变着被消费的另一种物品的量。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埃杰沃思用这些第二交叉导数的符号去说明两种物品之间的关系：独立的，补充的或替代的。不过他在《数学心理学》中没有提及这些交叉导数的特有用途。 埃杰沃思选用的这种类型的效用函数的另一个结果，是提出了无差异曲线。埃杰沃思由于首次使用这种方法而受到了经济学史家的称赞。他为说明这个思想而提出的主要图解显示了礼拜五和罗宾逊之间的交换契约曲线。礼拜五带到市场上的是劳动，罗宾逊则把货币作为工资支付出去。“契约曲线的这个有用的部分位于两点之间……这两点分别是契约曲线同每一个部分经由原点引出的无差异曲线的交点。”埃杰沃思以 X轴测定罗宾逊的货币，以Y轴测定礼拜五的劳动。带点的无差异曲线属于罗宾逊；带点和带波折号的曲线属于礼拜五。罗宾逊的曲线表示他愿意为得到礼拜五的一定量劳动而支付的货币。礼拜五的曲线表示他为得到一定量工资而愿意提供的劳动量。尽管埃杰沃思在图解中没有表示出来，但罗宾逊的曲线群和礼拜五的曲线群会填满平面。罗宾逊的曲线越高，他得到的满足越多。礼拜五的曲线越低，他得到的享乐越多。两群曲线的切点的轨迹就是契约曲线CC’，虽然埃杰沃思没有这样作图。 埃杰沃思的这种形式的无差异曲线没有在经济学中流行开来，也许是因为它以效用函数为基础，所以没有为直接使用效用曲线提供什么帮助。埃杰沃思对他自己思想的不恰当地解释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还因为他的曲线同现在的相比具有一种不对称的特点。现在使用的无差异曲线涉及的是个人持有的两种物品的不同量，而不是为获得一定量第二种物品而放弃的第一种物品的量。 Ⅶ 也许是由于埃杰沃思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杰文斯和马歇尔，所以这两位经济学家评论过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我们考察过马歇尔早些时候对埃杰沃思所作的有名的和有利的评论，但看来无人知晓杰文斯同一时期对埃杰沃思所作的同样有利的评论，甚至《杰文斯通信和日记》的书目也未提到它。杰文斯评论说：“不管读者对本书会有何其他看法，它们可能全都同意说，这是一部非常令人敬佩的著作”。杰文斯没有注意到埃杰沃思在他的效用函数上所作的变动，所以也就没有评论这方面的内容或优点。杰文斯说的多半是“效用计算”，他也难得对埃杰沃思的“经济计算”多置一词。杰文斯还抓住机会对埃杰沃思的含糊不清的文风表示遗憾，要求埃杰沃思对其方法加以改进。埃杰沃思看来在模仿杰出而早熟的巴雷特的文风的同时也发扬了他自己的特点，巴雷特的著作读来酷似埃杰沃思的手笔。杰文斯的责备可能起了一点作用，埃杰沃思的文章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写得比较明白易懂了，总的说来减少了不少隐语、古典掌故和深奥的叙述；但不久他又恢复了原状。 Ⅷ 1882年后，埃杰沃思的第一篇包含直接的经济内容的文章介绍了他的指数观点。效用同指数当然有关。埃杰沃思对此问题的解释使人勉强可以明白，他说：“一个人200年前从一定收入所得的总效用，等于他100年后从同量货币所得总效用与适当数字的乘积”。他这是第一次把效用同指数联系起来，但他的文章所谈的主要内容不是这个。他于1887年重提这个问题，在这里他说到“最后效用的边际”，这是杰文斯的“最后”和“边际”的奇怪结合，他实际上取代了杰文斯的说法。埃杰沃思在向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的报告中用了“边际”一词，次年见诸文字。这是现代教科书所指意义上首批公开使用这个词的场合之一。 Ⅸ 埃杰沃思于1887年发表了一篇不知名的小册子，题为《量度：测定概率和效用的方法》。这本书肯定涉及效用，但在一定意义上它对埃杰沃思本人比对读者显得更重要。本书在今天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在效用的测定上使用了概率，但也只有间接的意义。埃杰沃思这里所说的公理在他看来存在于概率和效用这两种课题之下，但对多数人来说就相当遥远了。在试图以费希纳的方法测定效用以及考察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之前，埃杰沃思一直在摆弄这个公理。他把概率和效用看作“姐妹科学”，他认为“除非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就不能充分理解其特性。”但他没有展开论述这种关系，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发现在概率和效用之间有任何实际的或可能有的“一般类似性”和“局部的一致性”。其次，埃杰沃思到1887年又恢复了他的非常含糊不清的风格，可能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读者。埃杰沃思为《精神》杂志写了一篇上述著作的简短总结；但没有任何人对他的小册子发表评论。他的整个讨论再次离开了经济学领域；一则他一般地研究效用，二则他关注的是对效用起作用的公理。这样，埃杰沃思就根本没有把他的研究同经济学文献的主体或边际效用联系起来，虽然这时他已熟知杰文斯、瓦尔拉斯和许多先驱者的著作。 Ⅹ 1889年埃杰沃思被选为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F组的主席，他在主席致词一开头就要求大家回想一下25年前杰文斯在该组发表的论文，并说他打算“对我们的前人对杰文斯引进的数学方法所作所不利判断的公正性加以考虑。”因为杰文斯的论文既讨论数学方法，又讨论边际效用，所以埃杰沃思也一起讨论这两者，但他只是对边际效用和价值问题的联系作了一个扼要地解释。他说：“我不想对马歇尔、西季威克和沃尔克各位教授在他们的广为人知的论文中以及阐明的问题详加评论，而只想对尼科尔森教授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论价值的文章稍加补充”。埃杰沃思显然希望表明边际效用思想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经济学领域，所以他对这方面的先驱者均未提及。应当注意的是，在上述四人中只有马歇尔在1889年前对边际效用思想留下了一席之地。 尽管埃杰沃思不打算讨论效用问题，但他还是在演讲中断断续续地谈到了它。他提到的早期作者有：杜皮特、戈森、瓦尔拉斯和门格尔。他还提到了庞巴维克和威斯蒂德以及奥地利学派。埃杰沃思在这个公开的专业会议上全面地列举边际效用学派的各位成员的名字，此时这个学派已经不是作为什么新奇之物，而是经济学中已被认可的有价值的部分了。他的演讲标志着，经济学家只是在偶然场合作为一种革新而谈论边际效用思想的时期已经告终。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二章 克拉克 Ⅰ 边际效用史经常讨论到约翰·贝兹·克拉克，这不仅因为人们通常称赞他在美国转播了边际效用学说，还增加了一些观点，而且因为人们常把他视为边际效用学说本身的一位发现者，尽管晚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多年。把他看作边际效用论的一位独立发现者的说法，始于最初对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完整阐述。大多数近期的历史著作都重复了这个要求。克拉克之子J．M．克拉克把关于他父亲的首创性的看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其父能够没有杰文斯的帮助而轻易地创立边际效用学说。 他说：“如前所述，克拉克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虽晚于杰文斯和其他的首创者，但显然是独立的。古典经济学已经为该理论准备了若干资料；它在效用和交换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留下了一种挑战，而且它在李嘉图的场合又遇到了这样一种劳动理论，这理论在李嘉图接受了劳动成本并非单独决定物品彼此交换比率的观点之后，又转变成了生产成本论。古典经济学还包含着合理量度效用的概念和边际方法，只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可提出边际效用理论。 甚至维也纳经济科学协会在欢迎克拉克为名誉会员时也称赞他是“独立于其他探索者而发现这一新学说的人之一，该学说半个世纪以来已构成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也持此看法。经济思想史家（像马歇尔一样）从未评论过克拉克作为边际效用独立发现者的权利，但谁也没有想反驳这种看法。 Ⅱ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种无异议的权利，并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克拉克生于1847年，埃杰沃思生于1845年，马歇尔生于1842年，相隔不远。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问世后一年（1872年），埃杰沃思正就读于牛津，马歇尔已任教剑桥，克拉克已从阿赫斯特毕业，赴德国进修经济学。1872年底到1875年间克拉克多半在海德堡，只有六周在苏黎世。在海德堡对克拉克影响最大的一位教授是卡尔·克尼斯。尽管德国当时盛行历史学派（克尼斯就是该学派的一位主要成员），但海德堡和克尼斯都不可能一直阻止边际效用分析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克拉克避开了克尼斯的影响，而且克拉克刚刚离开，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就到了，他们向克尼斯的研究班提交了报告，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奥地利学派主要成员的生涯。克尼斯本人有几处提到他们，他在自己著作中加了一个涉及杰文斯《理论》的脚注，又在《历史观点的政治经济学》（1883年再版）中花了好几页篇幅解释瓦尔拉斯的《纲要》。不过，他的兴趣是数学方法，而不是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维塞尔向研究班提交的报告谈的是成本和价值的关系，庞巴维克的报告的内容是资本理论，这些报告显然已受到门格尔《原理》的影响。传播边际效用经济学的这三位杰出人物在不多几年间先后都来到海德堡，这是令人瞩目的。 克拉克后来对克尼斯的影响看得也许过重了，他曾赞扬克尼斯向他提出了若干“建议”，说这些建议旨在指导他“发现一种单位，用于衡量财富的各种变量”，但克拉克没有列出这些建议的内容，当然也就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建议对他走上发现边际效用之路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Ⅲ 克拉克回到美国就教于卡尔顿学院之初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财富的新哲学。”这篇文章几乎全是谈效用概念的，但没有提及任何与边际效用类似的思想，没有显示出任何先驱者著作的迹象；它讨论的是财富的性质。他的分析有意离开劳动价值论而偏向效用论，只能说是在效用理论方面作出了一个微弱的开端。没有迹象显示出他已认识到下述思想：如不了解边际效用对经济问题的意义，运用效用概念就不会得出什么成果。所以他要求作为边际效用论的独立发现者，是不能基于他最早的这篇文章所包含的对效用概念的运用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无疑也表明克拉克没有从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的研究中获益。 1887年底克拉克又发表了一篇涉及效用思想的论文，该文明显地显示出克尼斯的影响。克拉克在此研究了人的本质，其前提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把人看得“太机械”、“太自私”、“根本没有被各种高尚的精神力量团结在一起”、使人过分远离社会（而人不过是社会的一分子）。与此相关，克拉克对“需求”作了长篇讨论，这讨论在许多方面同效用思想有关。他在解释需求的可满足性时最接近于考察到边际效用递减。他说，较低的需求可以全部被满足，较高的需求可以无限扩展。这样，需求在这两种极端和含糊不清的场合都不会随着某人消费的增加而显著地下降，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需求的强度会随着用于满足的物品量的增加而减低。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克拉克接近于边际效用递减思想的第一个表述：“这种中间类型的需求可以无限扩展，但其强度会随着所供给物品的增加而减低，甚至趋向厌烦。首先满足的是比第二个物品的欲望强度更强的物品，对第二个的欲望强度比对第三个的更强，依次类推。每一次都能获得一些满足，但却是在递减的程度上。” 克拉克还把他对需求的看法同消费者的购买即价格体系联系起来。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下述公式： “A，B，C，D，E＝所需求的不同物品； 5，4，3，2，1＝不同欲望的相对强度。” 这个表没有任何边际效用递减的意思，因为物品各不相同。克拉克假定它适用于所有的消费者，并调节着它们的购买次序。假定价格不允许所有物品被所有的人所消费，则价格必定下跌，下跌的程度取决于物品的特点。 克拉克这两篇文章充其量不过是答应进一步研究边际效用。第二篇与第一篇一样，一直让效用或需求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他根本没有表现出对边际效用论的早期作者（特别是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他讨论时用的是“需求”或“欲望”而不是“效用”，这反映了德国文献的一些特点（就其在早期经济学家著作中有一定渊源的限度内）。 Ⅳ 四年后克拉克再次论及效用问题，而在此期间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商业伦理这些更令人关心的课题。他要求承认他是边际效用早期独立发现者的文章还是发表在《新英格兰人》上（1881年7月），题为“价值的哲学。”他说该文缘起于对价值文献的不满，他在文章开头抱怨说：“可以肯定，在对这个已做了十分详尽研究的问题所写的全部东西中，对事情的真正性质的表述还未发现。”他在接着的段落中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如此大量文献……〔读者〕尽可耐心阅读，而他对价值为何物仍不得而知。”他在文章结尾说：“想要从经济文献寻找令人满意的关于价值的普通公式，那是任费心机。”克拉克不曾指出“大量文献”是指那些，本文未指出，他的其他文章也未指出。他很想看到一部相当完善的图书目录。他的文章也确实表明他对价值问题的文献并不熟悉，他只是间接地提到了这些文献，但对其中新的有希望的文献完全不熟悉。 克拉克首先试图把“社会”同价值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他关于效用的著述同其他同时代人著述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个意向后来吸引了其他美国经济学家，而且有助于辨别美国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克拉克学说的这个特点无疑可以回溯到他在德国的学习；上述思想在德国有长久的历史，而且在其老师克尼斯的著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提出关于社会和价值的关系的新观点之后，克拉克考察了效用和价值的关系。他从亚当·斯密关于钻石和水的反论开始，接着指出答案在于边际效用思想。以下是他对这个发现的全部陈述： “现在我们必须作出一种区分，就我所知，这种区分过去从未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但是我希望指明，对于在这个科学领域的明确论证来说，某种区分是绝对需要的…… “这种估价方式给出的东西可以称为绝对效用，就空气而言，它无限大；这种估价方式给出的另一种东西可称为有效效用，在空气的场合，它并不存在。有效效用是改变我们主观条件的能力（在实际环境之内），它在心理上是用某种假设我们占有并预计要被毁灭的某种东西、或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某种东西来衡量的。 “这不就是政治经济学应当加以研究的效用（指有效效用——译者）吗？而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却是绝对效用。对不同性质的东西不加区分，对任何哲学来说难道不是毁灭性的吗？” 克拉克在这里比其他人更有力地强调了区分边际效用和总效用的意义。他的基本要求（作为边际效用的独立发现者并认识到它的意义）的依据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的是第一句，即他不知道有哪位经济学家曾经作出这种区分。 克拉克的分析从衡量空气的边际或有效效用这一简单例证开始。这种情形之所以简单，是因为空气没有边际效用。然后他研究更复杂的情形（饮水）下边际效用的衡量问题。这之所以更复杂，是因为饮水有一定的边际效用。把某人的一杯水拿走，他的满足就减少了，这可能因为“遭到无水之苦”，也可能因为“替代物不合格。”效用在此显然不是被直接衡量的，而只是经由烦难和从替代品所得满足的可能减少来衡量的。 克拉克把上述论证应用于更重要的一类物品，即任何人在市场上购得的各种物品。他在这里也没有直接衡量边际效用。他举例说：“拿走一件上衣减少了所有者的享乐，这不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或是没有这件上衣所带来的，而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时所带来的享乐量，同由于替代它（替代品可能完全有用，也可能不完全有用）所必然受到的损失之间的差别造成的。克拉克的作法比坚持直接衡量边际效用的作法要好，他没有图方便而引进早期经济学家提出的“损失法”，不过，与此同时，考虑到替代品的不完善性，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他的思想，即任何物品的边际效用应以个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来衡量，因为货币的边际效用必定取决于物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相反。 Ⅴ 克拉克于188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财富的哲学：新经济学原理》。本书的一章就是他1877年的论文（没有实质性修改）；他还收进了187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人》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反映了他早期对价值和效用的部分看法，但作了较多的改动和调整。亚当斯在评论该书时指出了克拉克和杰文斯的相似。他说：“对熟悉杰文斯教授的人来说，这一章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赞成杰文斯教授的人还为他的观点再次变得引人瞩目而感到高兴。”亚当斯的说法无疑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他在再版前言中用了大半篇幅否认他依从于杰文斯的任何说法，坚持认为他的思想的独立性。 克拉克说：“我同意一个善意评论所提出的看法，即本书第5章提出的价值理论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有一定关系。但我的理论是在很久以前独立地得出的，我的理论在以下两方面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相一致：即在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一种更紧密联系的一般要素上，以及把效用作为心理测定的对象上。在更特殊的各点上，我的理论同他的理论类似，但并不完全一致。所有这些都未加改动地予以发表。该理论（我仍坚信那是我自己的理论）的特征在于：价值在其各种形式上同效用尺度相一致；绝对效用与有效效用的区分；分析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市场估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克拉克在1927年给迈亚基马教授的一封信中，对他的边际效用观点和杰文斯的观点之间的差别作了进一步解释。在克拉克看来，杰文斯设想的是：个人增加消费，而消费的“最后的”或“最终的”增量，就是在价值判断中要估价的量。相反，克拉克想象的是，某物品的全部数量已在某人掌握之中，个人必须依据为了替代他供给的任何部分所缺乏东西来估价其价值。不过这两种估价过程（一个是个人已经获得他的物品储量，另一个是个人预期获得某种物品储量）之间的差别对结果显然没有实质性影响。克拉克同意这一点。他在结束对自己理论的描述时说：“它等于是一种最后效用理论，不过形式有所不同。” 克拉克后来著作的一些征兆表明，他认为他的早期经济理论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理论的区别比实际的差别还要多些。他为此所作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即他确实没有认真阅读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书，即使在他知道了他的著作同他们的著作相类似以后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人家写了些什么。能说明这一点的间接证据是，克拉克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根本未提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除了否认他在1881年前已读过他们的书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很了解他的人指出，由于合乎情理的理由，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读。约翰逊说：“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能用于研究的一些时间多半用在解释具体事实和加工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吉丁斯教授一次告诉我，翻译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伟大著作时，起初想让克拉克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的著作同克拉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相似的。但这没有办到。克拉克若干年后才读了这些著作，而且对他的立场和奥地利学派的立场的差别并不很感兴趣。”克拉克的力量显然来自他自己的思想，他显然也没有从其他经济学作者的著作中受益或受到鼓励。他的这种个性支持了下述说法：当他刚开始写效用和价值问题时，对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确实毫无所知。 从《财富的哲学》再版到1892年，克拉克没有再回到边际效用和价值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在此期间边际效用学派赢得了国际声誉。克拉克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论边际效用，因为他准备了一篇很好的评论马歇尔《原理》的文章，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一次也没有把“效用”一词引进他的讨论。克拉克在后来若干年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增加了许多新的修正。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三章 威斯蒂德 Ⅰ 马歇尔、埃杰沃思和克拉克对运用边际效用的优先权均有某种要求，但菲力普·亨利·威斯蒂德则有所不同，他在边际效用学史上多半是一位门徒，而且主要是作为教师而闻名，他在1880年代曾对许多人很好地运用边际效用学说作出了贡献。 我们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威斯蒂德对杰文斯《理论》的注意。威斯蒂德于1874年来到伦敦，任小波特兰街惟一神教教会牧师20多年。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比威斯蒂德晚来两年，一直在此住到去世（1882年）。他们都住在伦敦期间（1876－1882年）可能有些来往，但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这些来往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在进入大学学院前的许多年间已有不少来往。罗宾逊说，威斯蒂德在1882年买了一本杰文斯的《理论》（再版），“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加了边注，说明他对杰文斯的理论作了多么深入和广泛的思考。”也许这就是他对杰文斯经济学的最初一瞥；此后不久（1884年）就出现了威斯蒂德的第一篇经济学著述。 Ⅱ 威斯蒂德最初是在一个名为“经济圈”（The Economic Cir- cle）的团体发表他对杰文斯著作看法的，该团体在传播边际效用思想从而在1880年代英国经济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惜其历史详情至今不明，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散失了。他的所有成员已不在人世，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的重要史料。这个团体最初几年同当时的非国教的“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有联系，该学会的发起人是S．A．布鲁克牧师，他在1880年代初退出英国国教还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至少，贝德福德教堂辩论学会的一些成员也属于这个经济圈。他们是悉尼·韦伯，伯纳·肖，格拉斯·瓦拉斯，亨利·比顿。 赫弗德曾提到布鲁克，他说：“布鲁克本人（在贝德福德教堂）现在也表现出同样的异端征兆，而他〔威斯蒂德〕为了避难已经转到布鲁克的教堂。在曼彻斯特学院就读于他名下的青年人中，一些思想敏锐的人也在探讨亨利·乔治的学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正是把“经济圈”的基础归于他们的首创精神……”曼彻斯特学院的这批思想非正统的学生受到亨利·乔治新近在伦敦多次演讲的激励，大都具有社会好奇心。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威斯蒂德的指导，而威斯蒂德（按赫弗德的说法）“作为一种回报，也要求他们为此而掌握杰文斯提出的数学分析工具”。赫弗德指出了几位曼彻斯特学院学生的名字，但其中无人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关。 比顿于1884年3月成为这个“经济圈”的成员。该团体成员第一次遇见比顿是在“哈姆斯蒂自由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比顿和威斯蒂德在会上称赞了亨利·乔治。这次会标志着“比顿和威斯蒂德终生友谊的开端”，它还标志着边际效用思想传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比顿以许多方式给予威斯蒂德大力支持。比顿在经商上取得很大成功，他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在1880年代草创电器工业方面起过积极和有益作用。他晚年迁出伦敦，并转向农业研究，不过他还总是有时间和办法撰写有关复本位制的小册子，他热心操办经济学家这个协会的活动。博纳说，他“是那些影响大于名声的人之一”。 Ⅲ 1884年10月，“经济圈”再次得到了加强：它的会议转到比顿的宅第举行；成员也增加了，其中有哈伯特·萨默顿·福克斯威尔，弗朗西斯·西德罗·埃杰沃思，悉尼·韦伯。威斯蒂德继续“作为一位热心的研究者，他现在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紧紧地把握国内经济问题的核心”。同年同月威斯蒂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刊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性杂志《今日》上。 这篇文章试图反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即剩余价值理论，反驳的依据是，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劳动量，而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威斯蒂德在反驳马克思时使用了杰文斯的方法，他说：“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完整而确切的答案使杰文斯的名字永垂不朽，我在本文所作的，就是把杰文斯交给我们的这个有效的研究工具用于解决我们讨论的各种问题”。他花在研究杰文斯著作上的两年时间终于结出了果实。 威斯蒂德反驳马克思的理由如下：商品和劳动的价值均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效用，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关键之点仍然在于依照边际效用论，物品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决不会同生产它们所用的劳动量趋于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而按照劳动价值论它们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依照边际效用论）不相符合，除非假定劳动能流入物品的生产，或能流入劳动的生产，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可能蓄奴”。对于强调边际效用（而不是劳动成本）价值论和反驳马克思来说，这些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要物品和劳动的价值仍然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依然能站得住；威斯蒂德对马克思的反驳在于表明，这种比例性只在例外场合才成立。威斯蒂德以其引进的边际效用的方法，可能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投下了阴影，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奠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 Ⅳ 威斯蒂德的文章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领导者亨利·迈耶尔·赫德曼。赫德曼尽管没有答复威斯蒂德，但他一生都致力于诋毁杰文斯和边际效用学说。对威斯蒂德的回答最终来自一位热诚而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乔治·伯纳·肖。他的回答是在些许踌躇并意识到无论那位社会主义朋友和熟人也没有他对此问题懂得更多之后作出的。“他后来说：‘我读了杰文斯的书，绞尽脑汁去猜想他的混乱不堪的微分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就像一头猪不懂节假日一样不懂微分学。’”若干年后，他又写道，他的答复“对一种谎言来说并不错……”他在答复接近末尾时抱歉地表示：“位于供给边际上的效用；杰文斯语言的模糊不清以及讨论课题的极不通俗，迫使我强烈地反对威斯蒂德先生，而不是去彻底分析和讨论他的有趣的贡献。 同反对威斯蒂德立场的一些小的争论相比，伯纳·肖并不想走得更远。他公开表示“他一点也不想在这里保卫马克思而反对威斯蒂德”。肖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未出版的《资本论》中可能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作了大量研究，这种情况可能使对马克思的任何维护以及对威斯蒂德的反驳都归于无效。他还认为，把马克思放在“标准的英国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加尼斯等人）一边”这个特点，促使他“反对古尔诺，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教授和埃杰沃思……”肖把这整个争论看作社会主义者的内部争论，认为它“似乎……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停止作为社会主义者）迅速地分化了……”肖承认他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应付这种争论。他又说，他“不是数学家，不足以驳倒运用杰文斯方法的威斯蒂德先生”。难怪肖直接反驳效用论的某些段落难以使人信服（尽管他作了种种谦逊的表示）。实际上，我们感到怀疑的是，他在准备这个回答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希望反驳威斯蒂德，又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保持对马克思的信仰。当然，他说过“我不在乎承认我的一部分看法会被抛弃，如果这个攻击被打退，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清澈溪流陷进泥潭的话。已故的杰文斯提出，从数量上来说，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除了用微分法表述为无限小量以外，什么也不是。但是，看来肖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厌烦了：这些人“经常在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或者他们以为马克思说过的问题上，在价值问题上，进行不能容忍的教条化……”。如果肖还没有转到威斯蒂德一边的话，他何以会说：“在我看来，在引导立即或稍后一些时候向集体主义的经济城堡发起攻击方面〔我已经〕……尽可能地写作和明智的行动了”？除去那些离题之谈而外，肖的文章确实没有什么有利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东西，也没有多少反对杰文斯最后效用论的话。 肖显然认为他发现了威斯蒂德和杰文斯完全以效用解释价值这种观点的弱点。他认为他们应当把成本也包括在内。这表明他显然拒绝或不理会他们对成本通过影响供给从而影响效用的解释。他为此举例说，假定有这样一个世界，每人都拥有他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消费的全部牛肉，这样，牛肉的价值就是零。在这种条件下，肖作出结论说：“牛肉的效用也是零；精选的里脊肉也没有价值，好比在天堂一样，而不管生产它们花费了多少劳动。因此效用显然是价值的一个条件。”到此为止，肖所发现的东西是有利于杰文斯和威斯蒂德的。现在，肖假定在某个共同体中人人都变得如此饥饿，以致牛肉的效用“从无（升）到一切”，结论是，在这些条件下价值将不会有相当大的提高，而是仅仅提高到“放养、屠宰、烹调所花成本的水平，不会更高”。否则就无人愿意支付这种高价，宁可“自己放养、屠宰和烹调了”。 他对杰文斯主义者关于价格会同边际效用成比例的命题作了过于严格的解释，并错误地以为下述垄断价格歧视的例证不符合于杰文斯或威斯蒂德的结论：“对于半打因干渴而垂危、但拥有不同财产的旅游者来说，几口水就具有相等的效用；但是控制水的年轻杰文斯主义者会为每一口水索要不同量的商品”。他还发现边际分析的一个弱点，即在个人时常不想消费所有物品的情况下，价格便不能等于边际效用。这个“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来自威斯蒂德：“即使威斯蒂德先生突然厌烦圣经而变成了一名酒鬼，它们的价格既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一个法新（货币单位——译注）。此外，他的一位从不沾酒的邻居也许会为一本圣经而支付比购买一桶酒更多的货币；而一个嗜酒者则愿意以一打圣经去交换一瓶白兰地，如果交换比例由商品效用决定的话。但是，就像雨落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圣经和白兰地的价格对威斯蒂德和他的邻居也无二致，尽管效用对它们各有不同。杰文斯已经打算修改他原有的体系以便把个人一点也未消费的情况考虑在内。 肖要求威斯蒂德作答，而答复很快就来了，而且较短。威斯蒂德重申了他第一篇文章的重要性，即试图说明马克思体系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威斯蒂德对肖是有礼貌和很尊敬的。他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论据：成本像效用一样地影响着牛肉的价格。他指出：“那也只是通过生产更多的牛肉，从而同时增加它的总效用和降低它的边际效用，通过提高牛肉制作的质量，才能对价格发生影响”。他回避了在“敲竹杠的年轻人”的场合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他指出消费者剩余会被一些旅游者所享受；他未谈不可分割的物品的情况，也未涉及与这些物品和边际效用比例有关的困难，“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就是如此。 Ⅴ 同威斯蒂德的交往促使肖加入了隔周一次在比顿先生家中聚会的”经济圈”。有一位成员对伯纳·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的头发和胡子发红，他身着灰装（大多同伴都穿晚装）。他站着同威斯蒂德和大家谈话，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睿智和十足的趣味。他说：‘大家对选择谈论得很多了；假定要你们像我一样每晚上床之前在一盆炉火和一顿剩饭之间作一选择，你们一定知道该选择那一个’。至于曲线，则随着某个人对市场的控制而使供给和需求曲线少之又少。他本人在过去12个月中仅仅挣了100英镑，而我们的老板（他有一副刚毅的富于曲线的脸）则可以得到10000英镑。他在同伴们的苦笑声中解释着自己的观点，黑板上不时映出他的身影。” 肖说他自己进入这个圈子以后“就像凶神恶煞那样一直抓住它不放，直到这个圈子后来成为‘皇家经济学会’，创办《经济杂志》，比顿的客厅不能再容纳为止。” 肖加入这个圈子时，其主要成员有威斯蒂德、埃杰沃思、韦伯、福克斯威尔和比顿。当时已加入或不久加入的其他成员，据哈罗德说，有埃斯利和布鲁克。埃斯利是个艺术家，为威斯蒂德画过像，还作了一副蚀刻画，表现他邀请“经济圈”成员观看这副画像的情景。汉德森（肖的传记作者）还加上了马歇尔，坎宁安，阿米塔奇－斯密等人。同前面提到的成员相比，“经济圈”对后面这些人的影响较小。坎宁安的著作未显示出“经济圈”的影响。马歇尔没有住在伦敦，受的影响也不大。阿米塔奇－斯密1892年曾为伦敦学会的大学函授讲课，他发现边际效用在该课程中没有多大用处。他在两年后的另一课程中特意提到了效用。 “经济圈”的聚会先后有五年之久，它在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确定日后经济研究的路线方面的作用较小。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特殊的结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个“经济圈”的讨论中得出来的，这些结果是：采纳杰文斯经济学，而没有采纳费边社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组织不列颠经济学会和后来的（1890年）皇家经济学会；创立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和后来（在伦敦大学）的经济俱乐部；威斯蒂德《经济学入门》于1888年的问世。让我们对它们逐个加以考察。 Ⅵ 费边社的前身“新生活联谊会”于1883年10月24日开始活动，比“经济圈”首次聚会稍早。该联谊会的一部分成员心怀不满，他们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于1884年1月4日聚会成立了独立的组织“费边社”。 乔治·伯纳·肖初次参加费边社的会议是在1884年5月16日，9月5日他被选为该社成员，1885年1月2日又被推举为常设局成员。在他成为一名成员和进入常设局之间的这段期间，他同威斯蒂德就马克思著作进行了争论，而且开始参加“经济圈”在哈姆斯蒂德的会议。 肖在“经济圈”的出现标志着这个圈子同费边社的最初联系，其他的联系是随着费进社选举韦伯（1885年3月20日）和瓦拉斯（1886年4月）作为成员时开始的。这三个人还有另外一个聚会的场所-哈姆斯蒂德历史学会。“这个学会开始于1884年底和1885年初……对这些抱负不凡的费边社分子来说，该学会是一个彼此共进的学会，他们要求阅读、注解、研究。消化和理解马克思和普鲁东的学说。杰文斯的精神在这里也有所显现，因为肖写道，他们曾争论花瓶的价值决定于“制作边际的生产成本还是花瓶的‘最后效用’？”他们也是隔周一次会议，与“经济圈”交叉进行。 威斯蒂德在“经济圈”的出现，促使肖把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经济学带进费边社。肖说他自己已经倒向“威斯蒂德一边，成了一名自信的杰文斯主义者，为杰文斯理论的精巧和优雅所迷恋；由于具有这种特点，该理论才能适应以往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所涉及的一切场合，为各种笨拙的区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价值、供给和需求价值等等）找到了出路。”伯纳·肖虽然把握了杰文斯经济学的核心，但他由于不大懂初等数学，所以一定漏掉了其中的许多细节。直到1887年肖还说他不理解“2a＋3b”之类的说法会有什么意义。 肖1886年和1887年在《保罗·迈尔》报上发表了两篇论及边际效用的文章。他在1886年5月29日还曾撰文评论《杰文斯通信和日记》。肖在发表于该报的第三篇文章中说：“赫德曼不合时宜的吹毛求疵的非难使我感到恼怒，以致我在《保罗·迈尔报》上的一封信中（1887年5月）粗暴地攻击了他。”赫德曼和比桑特夫人卷进了这场讨论。 肖把他关于杰文斯和边际效用的知识积极用于实践，这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于1887年译成英文时反映出来。他说：“容许公众相信社会主义、或甚至相信马克思本人的历史社会观的危险是否成立，以他论价值的各章为转移。”肖在《国民改革者》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评论。其中第一篇突出了马克思的力量，因为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过时的社会条件，而且相信人的平等。肖希望“在以后的文章中研究马克思的错误，这些错误几乎像摩西的错误一样可能在不久将来的争论中结出成果。” 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篇连载评论几乎全是批评马克思由于接受劳动价值论而造成的错误，他责备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当作教条，因而不可能预见到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将会取而代之。他说：“很难说马克思未对他的教条未提出理由是不正当的，当一种定理被如此经常地提出，以致于所有人都高喊‘同意’时，它也就变成一条公理了。我们认为是公理的，也许对我们的父辈仍是定理，而对我们的祖辈来说也许就是大不敬或者是是非而是的东西了。马克思可能认为他的李嘉图主义定理……在当时可以作为某种公理提出来”，但他立即指出：“使李嘉图和马克思满意的理由却不能使杰文斯满意；无论如何，现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指望他的父辈的公理在现在仍像本世纪中叶一样得到认可。”肖指出，当马克思把效用看作对每一物品是“特殊的”而不是“抽象的”（两种物品可比较时），同时却把生产每一物品所用的劳动看作既是“特殊的”又是“抽象的”时候，他是犯了第一个错误，但他表示要运用劳动价值论。肖指出，同“抽象劳动”相比，“抽象效用”、特别是“最后抽象效用”在价值决定上的作用更有效得多。 第三篇连载评论较少涉及马克思的价值论，而是更关注剩余价值究竟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劳动。不过他多次提到杰文斯和效用价值论，并以强烈的劝告结束：“把杰文斯等人的著作作为你的经济学来阅读，而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为的是了解经济学家们以往著述的历史以及今天运用他们的条件。” 出版于1889年的《费边论丛》为该社后来的发展定了调子。肖在他的文章中说：“就价值理论来说，《费边论丛》的抽象经济学是杰文斯的经济学。”杰文斯肯定比马克思受到更多的关注。肖的第一篇文章对效用价值论作了充分地解释，还举了不少例证。他说：“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边际效用”（从耕作的效用到我们的储金所暗含的效用）的精巧的解释（如果不是准确解释的话），把最后效用称为‘边际效用”’。在读者可能发现其他一些解释时，肖的这个解释还是简洁而明确的。他表示威斯蒂德和杰文斯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可钦佩的结果。 肖1888年9月7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宣读了他的第二篇文章。同一天在同一个会上宣读论文的还有他在“经济圈”的另外两个朋友埃杰沃思和福克斯威尔。瑞斯和西季威克的论文结束了这方面的研讨。肖的论文（今天看来相当单调）显然特别对西季威克很快发生了影响。关于这种影响有两种说法。肖本人于28年后说：“1888年晚些时候我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上（在巴斯召开）刚刚宣读了关于“向社会民主转变”的论文（该文后来收入《费边论丛》，西季威克（穆勒的追随者）激忿地站起来指责我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土地国有化是坏事，所以他不参加讨论，随之就离开了讲台。此事因为他生性温和、公正而显得愈发使人印象深刻，以致很难让未曾目睹的朋友相信确实发生过这种事。” 西季威克的说法则全然不同，他没有吐露一点激忿之情。他在9月8日的日记中说：“在我参加的经济组，最有趣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委员会邀请了一位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一位‘来自街头’的激进者，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华丽的住宅构想一些激进的步骤，便可使现代社会和平地进入社会民主……至于如何使对农业租金的剥夺发展到完全的产业国有化，我不记得他后来说了些什么，但看来终究要走到这一步的。还有一篇辞藻华丽和大胆的结束语……完全值得一提——此人名为伯纳·肖。迈尔说，此人写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书”。 肖的这第二篇文章，在转向更激动人心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前，对杰文斯只简略提及，对劳动价值论的反驳也是简略的。肖在一定意义上决没有忘记最后效用，尽管他在1890年代末只偶尔提到它；而他在91岁时还曾在《费边论丛》1948年版的附录中间接提到它。另一方面，费边社的两位“经济圈”的先驱者华莱士和悉尼·韦伯，在他们的著作中从来也没有过直接的暗示，表明威斯蒂德通过讲授杰文斯经济学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式。关于费进社分子后来回避直接触及边际效用论和威斯蒂德的惟一解释，无疑在于这些人后来活动和兴趣的性质。他们有过旨在达到直接目标的实践纲领，决不把精力浪费在辨明意识形态的冲突上。接韦伯夫妇的说法，肖表述了他们观点的范围和特点。肖说，韦伯夫妇“没有时间去处理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和马克思·伊斯特曼的笛卡尔唯物主义之间的争吵。社会主义是否是一种自私的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或是圣·约翰关于世界之光的最新说教，这个问题不曾使他们迟疑；他们尊重事实和这些事实所揭示的方法”，费边社分子从杰文斯理论得到了那些实际的好处（如果有的话）？杰文斯在早期没有向他们提供一种工具，以便在必要时对抗英国那些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论证，同时却让他们自由接受吸引他们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赫德曼有力地领导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国民自由俱乐部的政治经济学组猛烈地攻击了最后效用学说，这极好地说明了费边社对杰文斯和最后效用所提出的看法如何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 Ⅶ “经济圈”在建立不列颠经济学会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它的两位成员在1890年11月21日下午见面时，讨论到建立一个经济学会或协会的想法。亨利·希格斯和伯纳·肖，代表了“经济圈”和不列颠经济协会之间的联系。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有组织的聚会中，还有下列各位同“经济圈”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比顿，埃杰沃思教授，福克斯威尔教授，马歇尔教授和乔治·阿米塔奇-斯密先生。威斯蒂德和威廉·坎宁安接受提名加入这个委员会，改变了该组织的作用。“不列颠经济协会开幕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一处提到“经济圈”，还是夹杂在谈论经济学家有必要聚会时顺便提及的一其中说到“在牛津、剑桥、伦敦和其他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的私人聚会和讨论……” 另一个俱乐部即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后称经济俱乐部）成立于1890年，也一定来自“经济圈”，它最初的很多成员就是这个圈子的知名成员。该俱乐部的成立显然满足了在伦敦使经济学家可偶然聚会的需要，这种聚会过去一直在比顿的寓所举行，而不列颠经济协会也一直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它除了出版《经济杂志》外，没有再作多少事。青年经济俱乐部最初的成员中，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时期内又属于“经济圈”的有：福克斯威尔，埃杰沃思，比顿、威斯蒂德和马歇尔。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四章 威斯蒂德的《经济科学入门》 Ⅰ 在1888年“经济圈”的一次会议上，威斯蒂德宣读了“一本书的最后几页，这本书是他们聚会的第一个成果，不久即以（经济科学入门）出版了。”威斯蒂德把此书献给亨利·瑞米和伊丽莎白·比顿，以及“报着极大热情参与讨论此书所提出的各项原理的朋友们”，作为“他们襄助的第一个成果”。“经济圈”的这个成果，是继杰文斯《理论》于1871年问世后在英国以一本书的篇幅对边际效用思想的首次系统的解说。 在该书序中，威斯蒂德主要依据杰文斯的《理论》和《通信和日记》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作了一个历史的叙述。他在杰文斯之外和加上了门格尔作为1870年代初边际效用学说的合作发现者之一。这表明门格尔的《原理》问世后18年英国才有人公开承认他的著作基本上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同时所写著作的复制。威斯蒂德还注意到杰文斯对门格尔毫无所知。 《入门》开头40页是数学研究，在讨论了函授的一般概念之后，他表示能把毯子、水或食肉的使用价值表示为某人所占有的该物品数量的函数。他当然懂得对于一个消费者仅有的一个物品来说，这样说有些不便。他认为“使用价值”或“效用”这些说法最好代之以避开伦理内容的一些术语，如“利益量”，“欲求”，“满意”或“满足”。 Ⅱ 当威斯蒂德最终用曲线来表示他的效用函数时，他首次遇到了效用衡量的问题。他在这一点上主要是向读者保证他并不认为对衡量问题的异议是“难以对付的”；他引证他在本书前面部分对此问题所作的充分研究；他还认为“可以看出，由于满足可‘大’也可‘小’，由于内心可以估计一种满足比另一种‘更大’或‘更小’或‘相等’，所以在理论上确定一种东西作为衡量满足的准确尺度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把它的实际尺度设想为持久不变的，就像温度计发明以前衡量体温的尺度一样。” 威斯蒂德在后来又回到衡量问题时首先指出，因为我们可以从不同物品的增量中区分出满足的大小，所以能把这些满足“在理论上看作是可以公约的尺度，从而在长度上加以测定，并用一根曲线把表现同这些满足相应的商品量的不同长度联结起来。”他举例说明这些比较，例如瓷器和尼龙，新鲜空气和友谊，朋友们来去方便的住宅、大英博物馆和有新鲜空气和新鲜鸡蛋的乡间住所，放书的空间和去图书馆所需要的时间。 威斯蒂德甚至建议用“一定量的劳动”作为标准单位去估量满足的多少，例如他用一个人为获得一英担煤所愿意付出的搬运劳动去表现不同数量（吨）煤的效用。他指出我们没有必要用“搬运劳动”作为尺度，完全可以用别的劳动。他解释说：“在学者圈子里用一小时批阅试卷的劳动作为苦乐的标准尺度，不是不常见的。”当然这要假定该劳动的“享乐价值”保持不变。他为说明衡量过程举例说，某人为测定亚麻布（X）的总效用（Y），他选择从事500英尺劳动所获得之满足作为Y的单位。对于第一单位X，某人做13300英尺，因而总效用Y是6．6；对于第二单位X，他做工1750英尺，他的Y增至10．1；对第三单位X，Y是12．3，依此类推。 威斯蒂德显然错误地以为他提出了一个衡量边际效用的适当方法，他说：“虽然我们想象的是一种完全理想的和精确的估计能力，即估计某人在既定条件下为获得所欲之物品而愿意做些什么，但是在这个想象的过程中，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什么谬误；因而经济曲线方法在理论上应被看作是可取的。”他在另一处又说：“说有如此多单位的满足是不错的”。威斯蒂德衡量方法的不可能性，来自他的这个假定，即所做的劳动的“享乐价值”保持不变。同“想象一种完全理想和精确的估价能力”相比，他想象一种直接的效用尺度并没有更多的困难。他的分析程序为部分地图解无差异图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在无差异图上，任何一对数量部不可能是一致的价值，不管某人拥有的数量如何，也不管它可否直接衡量。当然，威斯蒂德可以得出一定的英尺数，但是，假定他开始分析时他所说的这个人已经付出了大量劳动（除非此人已感到厌倦），他便会得出另一套尺度，与第一套尺度有所不同。这两套尺度只在序数上相似；它并不构成通常所说的尺度。 威斯蒂德让读者自己作出“诸如咖啡和烟草之类”的曲线。他要读者自问：“每周或每天为一杯咖啡或一袋烟要干多少活，又要为第二杯付出多少劳动，把这些结果用虚线表示出来，看看它们是否遵循着什么规律，是否构成有规则的曲线。”尽管一个人能为他自己作出这种曲线一假定他有足够的想象力；尽管这些曲线可能对许多问题有用处；但它们并没有对效用作出令人满意的测定。 Ⅲ 通过研究效用衡量问题，威斯蒂德坚决认为，总效用曲线总会达于最大化，然后转而下降，直至变成负数。作者接着用了整整20页篇幅论及微积分，但同任何经济问题都毫不相干。当他回过头对曲线作出经济上的解释时，他就把曲线的斜度称为“边际效率”或“边际有用性”。从“最终的”变为“边际的”，这个术语的变动就此开始流行起来。但威斯蒂德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认为“边际的”说法优于“最后的”和“最终的”说法，也没有对他从何处得此名词作出任何暗示，甚至在作为维塞尔的Grenznutzen（边际）一词的字面翻译而用它时也是如此。“边际的”一词在威斯蒂德《入门》一书中的确是突然出现的。也许作者在“经济圈”内已经用过这个词，而且觉得比较满意；无论如何，他是经常地很有把握地用这个名词了。 威斯蒂德在为他的基本概念下定义后，详细阐述了这些概念的用途，其详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从这些用途（它们是我们把边际效用和总效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而形成的）之间的区分开始，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所作的严格区分开始。威斯蒂德解释了人们分配他们的时间于可供选择的两种业务之间的原理。他还研究了使边际效用曲线发生转折的条件，并对可能出现的基本转换类型作了说明。 关于与不同的物品效用的相互依存性有关的效用函数，看来威斯蒂德并没有想到。威斯蒂德为什么继续解释总效用（即一个人享受的效用量来自每种物品的各不相同的效用函数），而不是解释来自单一的效用函数呢？在单一效用函数中，所有商品作为变量加入其中，埃杰沃思此前已经指出了通向更一般函数的道路。对埃杰沃思的《数学心理学》一书，威斯蒂德是十分了解的，并引证过它，因而他理应对他同埃杰沃思的解说的任何差别感到兴趣，但他没有。埃杰沃思当然参加过“经济圈”的会议，并可能已向同伴们提出了他一直渴望提出的这一点，但他显然没有做到使他的异议对威斯蒂德留下必要印象的程度。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这种差别的意义，还是他有名的无所谓态度再次胜过他对这种意义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埃杰沃思后来有一次机会来谈他想谈的这个问题，即在他对《入门》的评论（为数不多的评论之一）时，他的评论总的调子是肯定和赞扬，但也有批评。可是他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效用函数的形式问题。多变量函数没有随威斯蒂德著作而流行起来，肯定是因为在“经济圈”里没有人看出它的意义，埃杰沃思和威斯蒂德也不例外。 Ⅳ 《入门》第一部分研究个人，第二部分研究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一开头，对不可能在个人之间比较效用作了有力的申述。威斯蒂德说，这种不可能性“决不要因为怕完全误解了我们可以得出的全部结果而被忽视”，他说：“欲望和需求，即便是对一种相同的物品，只有存在不同的想法，就不可能彼此测定，或归结到一种共同的尺度……”他又说，假定三个人想要一件物品，就“无法确定其中谁最想得到它……”进行个人之间的任何比较，都会带来“这种可悲的异议：这种比较一定把某种东西作为测定的标准，而这种东西在作比较的不同人的心目中的含义并不相同……因此，在两个或两个人以上的个人之间比较需求和欲望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指出，在说明交换时使用边际效用，并不涉及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因为所用的仅仅是边际效用的比率，而比率在个人之间是可以比较的。 不过，威斯蒂德也同意这种看法：尽管不能比较个人的边际效用，但能比较一批人的平均的边际效用。他说，我们甚至不可能确定一个穷人对一先令的评价就一定比富人的评价要高。他接着指出：“但是，假定我们考虑到平均原理，即考虑到任何纯粹个人变量可以设想为在一定范围内彼此抵消，那我们就可以断定若干先令对穷人比对富人确实或应当值得更多。”威斯蒂德特别用这种集体之间边际效用的比较，首次依据上述论断说明“财富的更加平等”。 在说明集体之间可比性之后，威斯蒂德用了很长一节来解释需求曲线的性质。一开头就显现出他可能想利用同集体之间的比较相关的需求曲线。他以古尔诺的矿泉水例子指出，价格测定了“水对某共同体的边际效用”。威斯蒂德通过价格媒介得出了一条“集体的或社会的”曲线。到此为止，由于乐于以集体代替个人，他已经远离最初避免个人之间比较效用的立场；他甚至愿意比较个人的效用曲线了，他设计了一种方法，以此方法，他能从个人的各不相同的需求曲线引出对某共同体的总效用曲线。某人A从一个温泉购买药水q夸脱，“A在这年所用的q夸脱的总效用是：他宁愿为1夸脱支付而不愿没有它的数额，加上他宁愿为第2夸脱支付而不愿只有1夸脱的总数……再加上他宁愿为第q夸脱支付而不满足于（q－1）夸脱的总数。”威斯蒂德乐于把A、B、C、D等人的总效用加总，表示“所消费的总量对该共同体的效用之总和。”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也意识到在长久地坚持拒绝个人之间的比较之后，可以这样做，他说他必须忽略下述事实：“他们彼此相等不是主观而是客观的。” 威斯蒂德接着转向概述指导共同体内生产资源利用的各种因素，并指出其方向总是朝着这样的物品生产，这些物品具有最大的相对的边际效用（如其价格所示）。在这个分析中，特别是当他把分析扩展到许多物品时，越来越明显的是，他在这之前阅读过瓦尔拉斯的《纲要》，尽管他没有提到这本书。 他还表示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拒绝，而且更多地是朝着马克思而不是朝着英国古典派。他称劳动价值论是一种欺骗，他还解释了严肃的思想家们接受它的原因。威斯蒂德还有一种看法，设计边际效用论为什么不能迅速地战胜劳动价值论的欺骗，他说：“对任何一位留心观察面包的家庭主妇来说，证明一般价值论是十分容易的，尽管他们从未受过经济学教育。但遗憾的是研究经济学的人，“不属于这样一个阶级，在该阶级的日常经验中，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得到了最鲜明和最切实的证明。”因为他们不属于“很穷或很小心”的人，所以经济学的学生认为，日常经验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抵触的。威斯蒂德指出，因为边际效用论认为所有物品的边际效用皆同商品的价格成比例，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有足够的某种物品以维持价格，或是指望任一物品增加1先令之所值大于另1先令之所值。富人或无忧无虑者认为他们拥有所需的一切（如面包）；他们还认为他们能指出他们所需要的许多物品优于其他人所需的物品，因此他们会说，对他们来说，经验同边际效用论的结论是直接抵触的。可以设想这些论据已经在“经济圈”中提出过；威斯蒂德的煞费苦心的回答在当时是作为反驳加以发挥的。威斯蒂德没有困难地表明边际效用理论同经验事实的显而易见的抵触，主要是来自可分割性这个难题，加上“传统和粘性”所造成的某些东西。 传播许多新观点和在经济分析中扩大利用边际效用方面，威斯蒂德的《入门》树立了不止一个里程碑，但本书并不成功。它没有再版，未被译成外文，直到最近才有了重印本。 《入门》在当时受到的好评寥若晨星。埃杰沃思在《学会》上谈过它，总的来说给与了相当热情的肯定和赞扬；但几乎无人对埃杰沃思感兴趣的东西产生共鸣。庞巴维克说威斯蒂德尽其所能地发表了一些正确的观点，但是他又承认他不赞成《入门》中的数学，而且暗示说，威斯蒂德的数学可能隐瞒了作者的某些错误。后来的评论家一定会发现，庞巴维克的评论太过分了。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五章 德国的杂志文献及门格尔的著述（1871－1889） Ⅰ 杰文斯的《理论》出版当年（1871年）在德、法两国无人问津，同样，瓦尔拉斯的《纲要》1874年问世时在英、德两国也无人置评。门格尔的《原理》在1871年出版时处于同样的境地，只有德国人对它有评论。德国当时有四份经济学方面的杂志，其中有三份注意到门格尔的《原理》。 《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的评论最长，它开头提到1866年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方面的活动日渐活跃，对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著作的高质量表示称赞。不过，完全是出于好意，这位评论者没有认识到门格尔《原理》是价值论的一种创新。这篇评论有两段较长的引语，其中第一段印自门格尔上述著作的前言，涉及门格尔所用的方法。评论者对门格尔的方法是同意的。第二段是门格尔特有的物品等级表。这位评论者最后慎重表示，在他看门格尔允诺的续篇之前，不对该书的价值作出判断。 门格尔的处境在下一篇评论中没有变得更好些，该评论的作者是弗里德利希·海克，发表在《一般政治学杂志》上。海克像上述匿名作者一样，对门格尔抱有特殊的态度。他称《原理》是近期经济学方面最好的著作之一，希望作者允诺的第二卷尽快问世。尽管有这些好意，海克还是忽视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因而也就没有对它作出正确的描述和评价。价值论的革命失去了赢得支持的第一批机会之一，不是因为支持者反对它，而是不理解它。在最后一篇（又是匿名）评论中，作者对这本由年轻人写的经济学简明教科书表示悲叹。不消说，这种态度根本不可能对经济学中的新精神表示欢迎。评论者几乎没有触及本书的思想，也完全没有暗示它的内容有什么优点。 Ⅱ 从发表上述评论到70年代末，德国经济学杂志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杂志，也是谁都能阅读的，但它们都没有触及边际效用思想。率先打破沉默的是威廉·莱克西，他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81年）上著文评论瓦尔拉斯的《经济物品价格形成的数学理论》。阅读过莱克西的概述之后，当不会怀疑他对运用边际效用的理解和重视，但他没有把瓦尔拉斯的著作同门格尔的《原理》联系起来。其原因显然是他没有读过门格尔的书，尽管他后来享有广泛涉猎经济文献的名声。在庞巴维克1886年的重要文章发表之前再没有出现什么东西。我们将在后面对该文予以详论。 下一篇关于边际效用的文章是朱利斯·莱尔在1889年写的，他有运用数学的能力和意愿；他熟悉并援引过前述所有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章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近期某些著作的评论。亨利希·狄兹于次年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题为“古典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这是“边际效用”一词在标题中首次出现。该文把各种问题深化了，并在后来惹起了鲁道夫·奥斯皮茨，庞巴维克，朱利斯·莱尔和罗伯特·祖坎德的答复。 1871－1889年间德国杂志的文章很少谈及边际效用，这倒不是由于编者们反理论的倾向。一些理论文章甚至谈到了价值问题，但没有谈到边际效用，例如，朱利斯·沃尔夫1886年的一篇文章虽然援引了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还用了差不多50页的篇幅讨论价值问题，但根本未提边际效用。加纳的文章也是如此。1888年出现的一篇文章比其他两篇都长，该文提到了边际效用，也涉及到庞巴维克、维塞尔和杰文斯；即使不是这样，它也是相当完整的。 Ⅲ 门格尔于1872年开始执教维也纳大学，次年晋升为副教授，1879年升为教授；他于1903年退休，1921年去世。为考察他同边际效用思想的进一步联系，我们在此只追述一下他大学生涯的前20年。1870年代初之后，门格尔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一样，在边际效用问题上写的东西极少。他在《原理》之后写的第一批东西是一组文章，共有25篇，大部分是发表在《维也纳晚邮报》上的书评。就其性质来说，没有一篇包含效用方面的内容。评论的对象之一是J．E．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文集》本书没有给他提供任何评论价值论的机会。直到1874年评论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若干基本原理》（该书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持有异议），门格尔才可能被吸引来支持他的英国伙伴。1875年当他评论G．库茨的《匈牙利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时，他又一次眼光短浅地忽略了同他的一位先驱者的联系。他怀着极大兴趣仔细阅读了库茨的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他理应看到戈森的有关材料，并预见到安德森多年前对戈森的发现。 在发表这些报刊文章和评论之后，直到1883年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前，门格尔没有发表什么东西。1883年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同他的《原理》联系起来，但它确实间接地促进了《原理》的传播，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而他先前的《原理》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门格尔对德国经济学的批评自然引起了德国教授们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他于次年以《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作为对最初反应的答复之后。这样以来，在一些奥地利人中间便出现了某种凝聚力，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就是指这些人而言的。而沿着另一个方向惨淡经营的德国人，接哈耶克的说法，甚至“在这场争论结束之后3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人受这种现已在别处制胜的新思想的影响仍然较少。” 不过，对边际效用在奥地利人此时对效用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估价过高。从门格尔1884年10月12日在《维也纳报》上的评论可以看出，对数量不断增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文献必须小心谨慎。门格尔指出，奥地利在过去从未有过同一水准的经济文献。但他也根本没有把他自己的名字同这种运动联系起来，他对该运动的起源未置一词。尽管他在评论的开头强调了奥地利人在反对历史方法方面所起的作用，但他一点也没有暗示边际效用所起的作用。他有许多机会这样作，因为他写了一节论及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该书评述了门格尔的思想，第一次使用了“边际”一词。门格尔后来对奥地利文献的评论具有同样的特点，其中一篇发表于1886年，另一篇发表于1889年，最后这篇尤其令人失望，因为他根本没有把当年论及边际效用的优秀之作同边际效用问题或他本人联系起来。 总之，我们可以说，尽管门格尔谈论过奥地利学派，但谁也不能从他1871年直到去世时发表的各种著述中得出这样的看法：奥地利学派同边际效用学派有什么联系。门格尔既没有认可这种联系，也不想把它减至最低程度，也不认为这种联系是当然之理。事实上，门格尔从未承认过他的学说同瓦尔拉斯或杰文斯的学说的相似。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六章 维塞尔 Ⅰ 弗里德利希·冯·维塞尔在门格尔的《原理》问世后13年发表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是对门格尔著作深感兴趣的首批公开标志之一。关于维塞尔和边际效用理论的联系，以及促使他写这本书的各种因素之类的故事，人们有许多说法。这些说法可大体概括如下：维塞尔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政府官员，儿子本想继承父业。他在中学和维也纳大学（他于1866年入学）时有一位同窗好友庞巴维克。维塞尔研习法律，尤其喜爱法律史，他认为经济学应能说明法律史。然而，当时执教经济学的劳伦·冯·斯廷的讲授不能使他满意。而另一方面的经济学即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学说也不能使他满足。他毕业于1872年，同年，他和庞巴维克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才是他们认为最有用的经济学说。 按照通常的这种说法，事情的进程着实使人吃惊，而且具有偶然性。这太玄虚了。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他和庞巴维克拒绝斯廷的经济学而接受门格尔的学说，是在他们21岁出头，又正当别人还都没有洞悉门格尔著作的优越之时。莫金特对上述传说有明确的解释：“他们（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对经济学总是赞成的，但此时在维也纳由斯廷讲授的这种经济学对他们却一钱不值。恰在此时，他们得到了门格尔的《原理》，该书向他们展示了答案。他们从中发现了‘阿基米德的观点’以及独立地建立他们自己的学说结构的基础。”这种说法主要来自维塞尔的自传性笔记。这是维塞尔在事隔50年之后所写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他不会借助于对往事的回顾来美化他的青年时代。但对今天持批判眼光、而且了解当时人们对先驱者的著作的接受是多么不热心的人来说，上述说法似乎过于完美了。 大学毕业后，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一起为奥地利政府工作了3年之久。两笔出国奖学金又把他们拉出了政府圈子并重新投入学者生活和价值一类的课题。这一次他们来到历史学派盛行的德国的大学。他们在海德堡、耶纳和莱比锡的两年间做了些什么，我们知之不多。我们只知道他们1876年在海德堡克尼斯的研讨班上宣读过非常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预示了日后他们著作的方向，也显示出门格尔的影响。克尼斯的研讨班虽然主要是进修历史方法的，但对边际效用并不过分敌视。他们向该研讨班提交论文是为了申请1876年延续奖学金。但奇怪的是，门格尔对维塞尔的论文并不热情。事实上维塞尔的论文直到1929年才发表出来。该论文的标题是描述性的：“成本与价值的关系”；该文没有明确提及门格尔的《原理》，也未提及其他有关的文献；但它明确显示出门格尔的影响，因为其目的在于说明“高级物品”如何影响“低级物品”。它表明维塞尔并没有忘记关注效用，特别是效用和成本的关系。 两年学习后他们又回到政府任职，但时间不久。他们在德国的大学的学习激发了他们从事学者生涯的欲望，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编外讲师”之后，首先赴任因斯布鲁克大学的讲师；维塞尔则于1884年到了布拉格大学。 Ⅱ 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是作为任教维也纳大学的条件而提交的。该书共有4章，第1章讨论价值的含义和性质，以考察“价值”一词的日常意义开头。第2章概述决定价值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实际上也就是对经济问题的一般陈述。进到第3章人们才碰到价值的起源问题（它是该书标题的一部分），作者指出，价值起源于效用而不是起源于劳动成本。第4章即最后一章占了全书的一半（100页），阐述基本的价值规律（如书名所示）。维塞尔把边际效用规律作为价值决定的主要规律，他竭力表明只有在不可避免地进行抉择的意义上，成本才有意义。他研究了产品在各生产要素中的分配。门格尔本人以及预见到并明确表述了这里发现的基本思想。因为维塞尔5年后对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更详尽的阐述，所以我们将在后面适当地方加以讨论。 维塞尔的这本书国外无人评论和注意，德国杂志的评论也只有两篇。其中一篇注意到这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不同寻常的书，全书200多页没有一个脚注。维塞尔是在几乎全无参考书目的情况下写的，所以他不需要脚注。他只提到杰文斯和门格尔，但与1876年那篇谁也未提及的论文相比毕竟进了一步。门格尔的影响随处可见，尽管没有大段的引语。只有后来引用的一处表明他对杰文斯特别致谢，此时他显然还不知道瓦尔拉斯与效用学说的联系。 维塞尔的这本书是边际效用史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在本书提出了“Grenznutzen”一词，威斯蒂德后来将它译为“边际效用”。在提出这个词之前，维塞尔的阐述是很费力的。这个词是在他的这本书已经写过一半时才提出来的，缘起于作为杰文斯的“终点效用”或“最后效度”的泽词，原文如下：“下面我要把对物品单位的价值起决定作用的物品用途称为经济的边际效用，或简称为边际效用，因为这种物品的效用处于经济所容许的应用边际之上（参照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或‘终点效用’）”。维塞尔特地说明他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该单位物品处于经济使用的“界限”上。但这个词是否完全表达了杰文斯的“终点效用”的含义呢？可否译成另一个更确切的词呢？假如我们认可维塞尔的译法，即把杰文斯的“终点效用”译为“Grenznutzen”，那么，当我们把它译回英语时，所得的是“边际效用”而不是“终点效用”。维塞尔提出该词之后，便在该书的后面部分反复地使用它。他显然为表述他的基本概念找到了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在先前的论文以及第一本著作的前半部分何以自处定会感到疑惑。1884年后维塞尔继续在上述意义上使用“Grenznutzen”，其他人也采纳了它。 除了提出这个词以外，维塞尔的这本书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维塞尔的写作风格也削弱了它的影响，成了人们理解其内容的一个实际的障碍。他的风格有两个特点，都会给读者造成困难。第一，他几乎完全使用一般的或不确切的术语。他用“物体”而不用“食品”；用“食品”而不用“水果”；用“水果”而不用“苹果”。他的概括性固可称赞，但却使读者深感烦恼。第二，他在自己分析的许多重要部分，加进了大量有关的但不必要的陈述，但没有标出来，这会使读者弄不清楚这种句子究竟是要表述一种有关的思想，还是简单地说明显而易见的某种信息。下面这句话可说是后一类句子的典型，其用意显然是追求完整性。他说：“假定某人想得到一个物品，不管他的欲望如何强烈，他也不会同意支付被要求的任何价格”。对这句话我们也许提不出什么疑问，但问题在于，维塞尔接着又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相同的命题。 维塞尔第一本书没有给读者留下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避开了对人物的评议，也缺乏有力的陈述。他的叙述有一种不切实际和漫无边际的特点，结果冲淡了论据；而他所描绘的环境和条件又缺乏地理学的确切根据。它们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维塞尔试图证明价值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但他所说的人却同任何地方的人毫不相干。他对人的研究和对待可以说是最与人无关的。此外，该书几乎没有能给读者留下鲜明记忆的章节。所有这些足以说明该书何以没有取得成功。但当时并没有人公开指责这本书，而今天的读者就能轻而易举地挑出毛病，在此意义上，该书并没有失败。但在下述意义上它的确也没有成功：除了当初的两三篇评论以外，今天人们只需用两三页评论即可说明该书的内容及其难点。 Ⅲ 在布拉格的前五年，维塞尔写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自然价值》（1889年），该书使他得以晋升为正教授。只有一位德国人（维尔纳·桑巴特）评论过它，但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的确，谁也不能说1889年德国人会热诚欢迎边际效用思想。法国人的态度一样：有一篇评论，对维塞尔还是不利的。只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赞扬了这本书，但多半是在该书英译本问世之后。不过，F．H．吉丁斯在德文版问世当年曾发表了四页评论以示祝贺。 同1884年的那本书相比，《自然价值》酷似一部边际效用学说史。维塞尔承认边际效用学说的许多先驱者未能取得圆满成功；但他对他们深表称赞，尤其是奥古斯特·瓦尔拉斯，孔狄亚克，吉诺威西和西尼尔。他列举了四位各自独立研究边际效用学说的作者，并分别说明了他认为门格尔优于其他三人（戈森、杰文斯、里昂·瓦尔拉斯）的理由，其中一些理由显示了维塞尔思想方法的突出特点；甚至他对戈森的简短评论（认为戈森的论述是所有早期作者中‘总的来说最不完善的’）也表露出维塞尔所抱的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这使他尽可能完整地表达他的思想，即便冒犯读者也罢，以至于他最后指出，“没有哪种价值理论在表面形式和论述方面做得更完整、更详尽”。在维塞尔看来，瓦尔拉斯的分析应受“数学因素过重”的批评。我们在此碰到了维塞尔的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方面，即由于他缺乏数学的基础训练，所以他对使用数学的人始终抱有一种猜疑的态度，而且相信他不用数学也能同他们一样，甚至做得更好。维塞尔对杰文斯的惟一批判是认为他比门格尔的论述肤浅，在他看来，门格尔“是从更一般的价值概念出发的”。 《自然价值》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价值决定问题。对价值论中的边际效用的主要论述是在第一卷中提出来的。第二卷研究“自然价值”（并以之定书名），研究它同交换价值的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中价值的关系等。在有关“归算”问题的很长的第二卷（占全书40％）之后，维塞尔又回到了他第一篇论文的论题：成本和价值的关系，这是第三卷论价值的继续。最后一卷篇幅不大，探讨边际效用理论同国家经济学的关系，特别是税收和政府开支问题。这一卷显然受到维塞尔在布拉格大学同事萨克斯的鼓舞，后者两年前在《国家学说原理》中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 Ⅳ 维塞尔希望他的价值论能够调和以往反对效用论者指出的种种矛盾，他说，物品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需要；他又说，欲望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下降这个事实（他命名为戈森定理），适用于“所有的感情，从饥饿到爱情”，概莫能外。 维塞尔接着说，他几乎不必谈论满足的尺度问题。他假定存在测定的某种可能性，他说：“如果我们追踪某种需要的满足过程，并把每次满足行为所带来的价值标示出来，就会得到一种递减的尺度，其零点在完全满足或‘饱和’时便可达到，而其较高的一点则相当于满足的第一次行为。”维塞尔在获得测定尺度方面显然感到存在两个障碍：精确性和共通性。他几乎未触及缺乏共通尺度这个问题，也没有指明当他把“共通性”一词用于不同物品和不同的人时，他想的究竟是什么。他接受近似准确值，他认为测定的尺度存在于“有可能在一百个不同的欲望强度之间作出区分”。不消说，测定所要求的既非任何设定的准确性，也非任何一种共通性；无论如何，在日常应用中两种都有用。 当维塞尔在非常有限范围内考察效用函数的形式时，他想的是不连续的效用函数（基于前述观点：消费者能够在相对极小的满足强度之间作出区分）；他还倾向于认为别人也一定会抱有同样的看法，因此他责备杰文斯等人相信“有必要使支出的每一个方面都严格地保持同样的满足程度，同样的水平，同样边际效用。”为适用其不连续函数，维塞尔重新表述了收入在各种支出间最佳分配的原理，即“在所有的用途中达到尽可能低的边际效用，而在其他用途中不必损失较高的效用。”他对连续性函数的嫌弃更多地是基于他未能看到，连续性函数的假定只不过是对一部分现实世界的理想化。尽管他在别的方面愿意理想化，他却继续拒绝连续性观点，这使他的分析付出了一定代价。它说明数学的稍许训练可能对他会有所帮助；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就保持着他们的优势。 维塞尔不仅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说的意义上理解边际效用价值论，而且在该理论的某些方面还有他自己独特的不同看法。例如关于“需要的未来满足”问题就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杰文斯公开地保持距离，但却不点名地也同庞巴维克分道扬镳。他的观点同这二人的看法适成对照。他认为人们对未来需要的估价一般来说并不低于对现在需要的估价。他承认原始人不能恰当地估价未来，但他坚持认为经济上先进的民族要学习恰当地估价未来，他特地指出人们应学会储备其整个的资本资产。他尤其否认未来欲望的减弱同资本和利息问题相关，理由是，利息“一点也不是管理不善的经济的征兆”。 维塞尔在效用问题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关于一整批财物的价值的看法。他用该物品每单位的价值即其边际效用，连同该物品的单位数来测定总价值。他写道：“一句话，一批同类物品的供给的价值等于其边际效用与其件数的乘积。”维塞尔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澄清他关于物品价值总量的这一特殊看法所引起的各种疑惑，其中之一即所谓“维塞尔的反论”。依照该理论，在物品数量增加到一定点之后，其价值便开始下降；当我们已经占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物品时，它对我们的价值就会降低到零。维塞尔这样解决自己的反论：他指出，价值不仅有正的因素，即每一增量物品减低了归于先前物品的效用；而且有负的因素，即每一增量物品减低了归于先前物品的效用。比维塞尔所提出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更快捷的答案，必会涉及到拒绝维塞尔的无成果的总价值概念。维塞尔本人对此解答也一定不大满意，因为他赶紧向读者解释说，在人类经济中，我们的消费几乎全都处于总价值随着消费增加而增加的阶段，因而福利和价值在将来也是正相关的。 维塞尔接着考察了所谓“价值的反常现象”。这个词可追溯到普鲁东；该现象同上述反论有一定的关系。显而易见的矛盾是：如果指导人们生活的原则是价值（即维塞尔所说的总价值），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无论从赚钱或销售的观点看，还是从他的私人经济来看……最有利的做法是把过分的富裕变成需要，把需要变成更大的需要，以便创造和增加价值。”但他明智地指出，指导我们行动的不是价值而是效用。那么，价值还有何用？维塞尔答复说，因为一般来说总价值和总效用是朝着相同的方向运动，又因为我们可以测定总价值而不是总效用，所以，“从效用考虑认为是满意的交易，从价值来说也是满意的”。结论是，可以用价格和数量来测定总效用。普鲁东认为上述不一致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解决，维塞尔则拒绝这个结论。 Ⅴ 维塞尔的书取名《自然价值》，也许是想反映该书中最富有独创性和最有价值的部分，但他的思想终于未能证明是有用的，所以自然价值这一概念和用语也就从未进入后来经济学家的著作。关于自然价值的含义，维塞尔本人没有明说，他很可能把它看作一这虚构。他显然认为自然价值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出现的价值，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购买力和相同的口味，以致于交换价值会与每个人的效用相一致。维塞尔没有这样说，但意思是明确的。例如，他说，他著作第一章所讨论的孤立个人的价值就是自然价值。在此孤立个人的社会中，每人的收入相同，口味也一样。他又说，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价值是自然价值，因为所有人的收入和口味都是一样的。自然价值肯定是不存在的。维塞尔也承认，“它终究是不是一种梦幻，令人怀疑。”他建议我们“满足于想象这种价值就行了。如果我们能够设想去掉了私有财产以及由于人类的不完善性所带来的全部麻烦，它（自然价值）就会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现有经济的面貌。”当私有财产消失时，收入的不平等大概就会被抛到窗外，随着人类不完善性的消灭，口味的差别也不复存在了。自然价值对维塞尔来说显然是一种理想的不现实的东西。 维塞尔不能为其自然价值思想派上用处，所以它在中途就搁浅了。他本来的目的是要发挥来自以下两种情况的思想：一种是（如他所说）边际效用指导或应当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另一种是，他没有效用的尺度。可是，最后他却把边际效用同他能够测定效用的想法连到一起了。他认为价值只在一定条件下符合边际效用，他称这些条件是“自然价值”。他认为他能测定客观价值，从而，在自然价值和客观价值一样流行的限度内，他也能测定效用。他想尽力证明，现实世界发现的交换价值总是理所当然地接近于自然价值，因而我们对经济行为的实际指导通常是服务于一种有益的目标。但是他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成果，因而后来的作者对它也就略而不提了。维塞尔在1914年的《社会经济理论》中以不同的说法重提这一思想，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响。 Ⅵ 效用与成本的关系是维塞尔颇感得意的课题之一。要注意的是，维塞尔看待价值的观点不同于现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试图发现价值的原因，而现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则试图揭示出同时决定全部有关经济量的各种因素，并不希求通过探讨这种复合体，而从中找出某个特殊部分作为其他部分结果的原因。一般均衡价值论把影响价值的所有因素都包括在内，而不是只把那一个因素作为原因。 维塞尔追随门格尔，坚信效用（正确理解的效用）是价值的原因。他知道别人发现原因存在于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某些东西（尤其是劳动）的成本上。维塞尔还看到这些成本是存在的，而且在经济世界发挥着某种作用。他还知道门格尔的《原理》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为弥补这个疏漏，说明效用（价值的真正原因）与成本的关系，维塞尔写了提交给克尼斯研讨班的论文，现在又在《自然价值》中回到这个论题。 维塞尔拒绝把劳动成本作为决定价值的一个因素，从逻辑上说完全是出自他当时所设想的那种经济。在他讨论的大多数地方，维塞尔都把价值看作是起源于某种最简单的情形：一个消费者的市场，卖者有一定量商品。在这种市场上，劳动成本或任何其他成本显然不会加入价值的计算，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劳动或任何其他生产努力发生作用。在市场完全被消费者的利益所支配时，调节交换价值或任何其他价值的就只有各种效用条件和既定的供给条件了。如果把各种生产条件加进他的模式，维塞尔也只是认为劳动成本只起有限的作用。他的论价值的著作始终把劳动量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量，在此限度内谈生产同他的模式的关系，因此维塞尔不把劳动成本作为价值的一个原因。 维塞尔设想了一种场合，一种很不可信的场合，在此场合下，他认为劳动成本决定价值。可是如果设想劳动能够而且确实生产了如此丰裕的产品，以致于其边际效用全都下降到零，这是不可思议的。应当假定，在这种场合，舒适（闲暇）的边际效用是零。维塞尔认为，在这种场合，物品将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放弃了任何劳动，则某些需要就不能满足。但是边际效用不可能表示出这种正的价值，因为它将等于零。维塞尔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发现劳动价值论成立的条件，因此效用总是支配价值的。 维塞尔的《自然价值》是他对价值问题的主要贡献。他在此后几年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旨在向美国宣扬他的价值学说。但再往后25年间，他没有重温这个课题。哈耶克说：“在致力于高难度的各种问题进行了25年紧张工作之后，一种枯竭之情油然而生。因为在许多年间继续进行理论研究是不可能了。”15年间两部篇幅甚小的著作的问世是否真的使他精疲力竭，我们可能有怀疑，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此时的确了结了价值理论，而且再也没有抱着同样单一目的（他曾为此钻研到1889年），重新回到这个课题来，并达到同一水准。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七章 庞巴维克 Ⅰ 在讨论维塞尔时，庞巴维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的说明。庞巴维克同边际效用的联系屈居维塞尔之后，只是因为他不如维塞尔那样地专注于边际效用问题的研究。但利用了边际效用思想，即使在他致力于他所偏爱的资本与利息的课题时，他也大量地利用了边际效用思想。 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同步而行30年。他们是中学和维也纳大学的同窗，同在1872年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此后一同担任奥地利的公职，又一同赴德国，在海德堡、耶纳和莱比锡学习2年，然后一块回到奥地利担任公职。对我们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差别是，维塞尔为克尼斯的研讨会写的论文是关于价值与成本的关系问题，而庞巴维克写的却是资本与利息。他们30岁时（1881年）首次分手，庞巴维克离开维也纳去因斯布鲁克，与他同行的是他一年前新婚的妻子——维塞尔的妹妹。 Ⅱ 庞巴维克1880年放弃政府职务，任维也纳大学的编外教师。为获此资格，他撰写并于1881年发表了《从国民经济财富理论的观点来看权利和关系》。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主题是确定经济物品的性质。阅读门格尔的《原理》为他写作本书作了准备。他所研究的特殊物品包括信贷、专利和信誉。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宜划入经济物品的范畴。德国刊物上出现了对这部著作的篇幅适中的评论。尽管庞巴维克的第一部著作确是想强调物品的效用方面，但其中没有证据表明他理解边际效用的重要性。他在《权利和关系》中没有提到杰文斯或瓦尔拉斯。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庞巴维克在1881年时的兴趣还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 Ⅲ 庞巴维克的第一本著作谈到他继续研究资本和利息的计划。他三年后完成的《资本与利息》第一卷是其一部分成果，该书是对资本与利息理论历史的清算。同他的第一本著作一样，这本书也很少论及价值问题。他在此浏览了大量经济学文献，并接触到杰文斯的《理论》，但他还没有把杰文斯和门格尔联系起来。瓦尔拉斯的《纲要》虽有很长一节论及资本理论，但不在庞巴维克援引的著作之列。庞巴维克很可能只是暂时不知道瓦尔拉斯，因为他在后来的《资本与利息》的各版中包括了庞巴维克。同样，许多人当时也不知道瓦尔拉斯，因为瓦尔拉斯运用数学，从而掩盖了他的著作的其他方面。就这样，庞巴维克失掉了在1884年把三位奠基人联系到一起的好机会。的确，他到此时还没有对边际效用理论表现出什么兴趣。读过庞巴维克的前两本书，谁也不会想到要把他列入那些极大地推动了边际效用理论发展的人之中。评论家也肯定没有把他的著作同任何特定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 Ⅳ 两年后（1886年）庞巴维克中断了资本和利息研究，而发表了关于价值理论的最重要著作，该书问世标志着他成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一员。这部书分为两部分发表在德国主要专业杂志上。它发挥了边际效用理论，而且加进了一些新思想。为什么庞巴维克中断其他研究而转向价值论呢？也许是他的密友维塞尔《价值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的出版鼓励了他，也许是他自己关于资本和利息的著作使他转向这个方向，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怎样，庞巴维克的文章是德国杂志上出现的对边际效用思想的第一次长篇明白的表述。它发表在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便于阅读到的地方，而且不久就掀起了一场争论。 这篇文章稍加修改并入《资本与资本利息》第二卷（1889年）。这使德国人又一次看到经过精细加工的边际效用思想。庞巴维克把边际效用理论置于资本论和利息论之间；他解释说，为了理解利息率应当了解价值。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需要为此而把研究扩展到如此地步。庞巴维克后来讨论资本和利息时利用到一些边际效用思想，但没有充分利用它，以保证给读者思考的时间。看来庞巴维克利用他论资本和利息著作出版之时传播边际效用思想这一点可能是不自觉的。 Ⅴ 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的解释在所有的方面都是紧随门格尔和维塞尔之后的，这种承继关系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他拒绝把物品看作具有完全可分性这一点上。他也分割物品，但有一定限度，超过此限度他就不干了。例如他说一片面包而不说半片或1／4片面包等等。他更常用“马”一类物品作为例证，在这里，“1／2马”或“1／3马”的说法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庞巴维克对可分性加的种种限制，使他必然面对一些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没有遇到的问题，他花了许多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写了题为“复杂的现象”的一章，其大部分内容可以不提，如果他采纳了完全可分性观点的话。在关于价格的一节他反复使用具有十足庞巴维克精神的术语：买者和卖者的“边际对偶”。对偶的重要性会随被交换的单位数的较小增加而降低。庞巴维克是从他分析时所用的单位数引出全部内容的，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从下面一段话即可看出这一点。 他说：“假定在某个部门有4个机会，按其重要性可分为10，8，6，4；而另一部门也有4个机会，以9，7，5，3表示。再假定某人只有5件物品，无疑这五件物品将被分配给10，9，8，7，6这5个机会；最后这个数字（它碰巧属于第一个生产部门）是真正的边际效用，并决定商品价值，而在第二个部门中以5表示的下一个机会，按照我们的公式一定会变成‘虚假的边际效用’”。 不消说，别人是不会用他的“虚假的边际效用”这个词的。 Ⅵ 庞巴维克从未研究效用的测定问题，他在大多数场合都是讨论数量的序数方面。不过他的这种限制主要是想以尽可能简单的术语来表述他的分析，而不是出自认为基数方法不适宜这种场合的看法。从下面的句子可以看出他遵循效用衡量序数论的意图：“大家知道，我们的需求在重要性上是极其多样化的。我们通常习惯于按照如果得不到满足对我们的福利带来后果的严重性来对它们加以排列，”他区分了不同等级的物品：“‘饮食需要’远在烟草需要之上”。他还对一个特殊等级之内的不同项目物品加以区分。庞巴维克对效用和地形之间的类比，表明他通常限于作序数的比较。他说：“这很像一位地理学家在一个时期是按山脉的高度来排列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和哈尔茨山脉，而在另一个时期却是按照它们的个别山峰来排列一样。”他接着谈到了“分类”。他按照门格尔的方法列了一张表，标出了对各种物品的所有单位的数字。不过，这些数字对消费者的选择只起一种指导作用，并未告诉他所获得的效用量。庞巴维克的这个表以及其他的地方表明，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每一增量的估价低于他对前一单位的估价（边际效用递减），他也就开辟了通向基数测定的道路。但也到此为止，因为他并没有要求消费者真的去计量基数量。 事实上，直到谈及补全物品问题时，他才离开了序数观点。他感到不得不从基数上去研究代表边际效用的数字。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对这些数字的使用与以前已经有所不同。他假定：“A，B，C三个物品组合起来的效用是100，A本身的边际效用是10，B本身的边际效用是20，C本身的边际效用是30……”这显然是一种新调子，它不同于庞巴维克先前举出的等级数字。庞巴维克表明他也是有区别地看待它们的，因为他立即开始把它们加减，以便得出补全物品的价值，这些做法表明他不再限于仅仅使用序数尺度了。 Ⅶ 庞巴维克在大多数场合不需要在个人之间比较效用，因而人们通常以为庞巴维克认为这种比较是不可能的。的确，他没有说过在通常情况下某物品对某人的边际效用会超过同一物品对另一人的边际效用。但他承认收入的边际效用对富人和对穷人有所不同。请看他对如下普通常识的观察：“我们很难比较以下两种人的心态：一个贫穷职员在月初领得全月工资5镑，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把它遗失了。一个百万富翁也丢失了同样数目的钱。对前者来说，遗失5镑就意味着他一个月的极度痛苦，而对后者来说却无关紧要。” 庞巴维克还比较了他自己的价值论和广泛流行的完全对立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成本以某种形式决定着物品的价值。他遵循门格尔已经开辟的道路，而且从维塞尔的精深研究中获益匪浅。他指出对于那些只能制造一种特殊物品的生产要素来说，其价值无疑决定着这些生产要素的价值或成本。他的结论是：“托考伊葡萄酒不会因为有托考伊葡萄园而有价值；应当说，托考伊葡萄园有价值，是因为托考伊葡萄酒有极高的价值。”但是，在某个单一要素可用于许多不同消费物品时，“就出现了相反的现象，但略加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表象罢了。”在这种场合，成本符合于该要素在任何一种产品上所产生的最低边际效用。“正像月亮反射太阳光于地球上一样，多方面的成本把它们从边际产品那里取得的价值反映到它们的其他产品上去。” Ⅷ 庞巴维克在价格决定问题上是遵循门格尔观点的。在他的分析中，买者和卖者各自怀着他们心目中的价格来到行情变得不定的市场。他们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才来交换的。在这里依据效用来进行的交换分析，应当服从于根据边际效用和价格来估算的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这一必要条件。但是庞巴维克像门格尔一样没有作出这种分析。庞巴维克当时对杰文斯的《理论》的内容已经有所了解，他对瓦尔拉斯的《纲要》也可能已有所闻，但他在价格研究中根本没有跟着他们走。 由于有这种局限，因而庞巴维克的价格分析同他的价值或效用分析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事实上，“边际效用”一语在他的价格研究中不过偶尔出现，而且没有起多大作用。首先他把这种联系限于类似性，在他的分析中，边际既决定价格，也决定价值，“但是”，他结论说：“这种类似性并没有全部说明价格与主观价值之间的关系。”可是，除了下面这句话以外，他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物品的主观评价同等价物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卖者和买者是否值得参加竞争……”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八章 奥地利学派的其他成员 Ⅰ 1871到1889年间，奥地利学派的成员，除了该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著名的门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还有9名经济学家。这些影响较小的经济学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经历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历如此相似，难怪他们有类似的观点了。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鲁斯，约翰·冯·柯莫津斯基，维克多·玛塔佳，罗伯特·迈伊尔，欧根·菲力波维奇·冯·菲力普斯堡，埃米尔·萨克斯和罗伯特·祖克坎德，都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有几年不在大学，多在政府任职。他们每人都写过一本书，以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职编外讲师的资格。此后虽然他们仍在政府中任职，但同时仍同一个奥地利大学（通常是维也纳大学）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加入了《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后来他们又发表了其他一些著作，部分是为了在各自大学的提职：他们每人先被提升为副教授，后来升为正教授。下页的表列出了奥地利学派的12名早期成员中的10人的主要经历。其他两人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里查德·李宾，他们没有进维也纳大学，未得法学博士学位，末任过编外讲师或教授。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截然不同。他们同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学家共享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大约在同时也住在维也纳，而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应用边际效用思想于价值论有兴趣。 奥斯皮茨生于1837年7月7日，比门格尔早几年；李宾生于1842年10月10日，比门格尔晚几年。他们的学业不是转向法学和政治学，而是物理学，因此，当他们开始从事研究时，比其他维也纳经济学家更注重数学方法，在结束教学生涯后他们改而从商，奥斯皮茨还曾从政（进入议会）30年，他于1906年3月8日去世。李宾于1919年11月11日去世。他们都加入过《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 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师（ 1871－1889） 姓名 出生 法学博士 编外讲师 副教授 正教授 逝世 门格尔 1840.2.23 1867 1872-1873 1873-1879 1879-1903 1921.2.26 维塞尔 1851.7.10 1875 1883-1884 1884-1889布拉格 1889-1903布拉格1903-1922维也纳 1926.7.22 庞巴维克 1851.2.14 1875 1880 1881-1884因斯布鲁克 1884-1889因斯布鲁克1905-1914维也纳 1914.8.27 克鲁斯 1856.6.12 1878 1884-1898 1898-1920 1932 克莫林斯基 1843 1868 1890-1903 1903-1911 1911 玛塔佳 1857.7.20 1885 1885-1890 1890-1892因斯布鲁克 1933 迈伊尔 1855.1.8 1877 1884-1891 1891-1901 1888-1889弗莱堡 1914.6.14 菲力普斯堡 1858.3.15 1882 1884 1885-1888弗莱堡 1893-1917维也纳 1917.6.4 萨克斯 1845.2.8 1868（？） 1871（？） 1879-1880布拉格 1880-1893布拉格 1927.3.25 祖克坎德 1856.12.3 1879 1886-1894 1894-1896布拉格 1896-1926布拉格 1926.5.28 Ⅱ 上述9位次要作者的大量文字材料极少涉及边际效用，但他们通常又被算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这确实令人吃惊。他们中有2人根本没有谈到边际效用，其余4人谈的也很少，只有萨克斯、奥斯皮茨和李宾写过不少有关的东西。 克鲁斯和玛塔佳的著作很多，但没有一本详谈过边际效用思想。他们有权被算在维也纳学派之内，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同边际效用观点相左的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他们的兴趣在这个领域之外；如果在这个领域之内，他们也许会喜欢诸如劳动价值论这样相反的信念了。 克鲁斯的第一部理论著作是《企业利润理论》，它研究利润的性质、正当性和社会意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他本可说到边际效用，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提到门格尔的《原理》，但这同效用无关。大约同时他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德国凡人传记》）；一年后他将此文增订出版。他以完全同情的态度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尽管他批评马克思在讨论交换价值时没有考虑物品的有用性，尽管他援引了克尼斯和谢夫勒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但在他对马克思的有节制的修正中没有一处提到门格尔，或提出任何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 克鲁斯的第三本书《经济模式和经济原理》为他提供了很多机会来利用他当时（1888年）已经知晓的边际效用思想，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一般地讨论了交换和价格，他虽把门格尔同涉及于《原理》的讨论联系起来，但是，除了把交换中个人的需求以一种松散的形式同个人对物品的估价结合起来以外，他并没有更接近边际效用分析的核心。 克鲁斯后来的著述同边际效用没有任何更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威廉·韦伯的话，他说克鲁斯“受到了门格尔的影响”。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课程中讲了些什么，不过，从下一章所列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他常同门格尔、维塞尔、菲力普维奇和玛塔佳等人一起讲授《国民经济学》这门基本课程，因此他对边际效用的看法决不会与这些人相抵触。 玛塔佳的情况与克鲁斯类似。玛塔佳的第一本论利润的小书没有把自己同门格尔的观点或边际效用经济学联系起来。这本书作为“取得大学讲席资格的著作”使他得以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后来他又转到因斯布鲁克的教席（1890－1892年）。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显然没有讲多少课。像克鲁斯一样，他的授课可使他谈及边际效用，但这只是一种猜想。他后来对广告特别感兴趣，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我们也许由此推想他会讲到效用的，因为作广告必然要涉及厂商的利润，触及个人本身的效用，但这种关联没有出现。他这本身有一个范围很广的参考书目，但没有一本涉及边际效用。玛塔佳还发表了许多其他著作，并为不同杂志写了大量论文，但是没有表现出可能把他同门格尔、庞巴维克或维塞尔联系起来的任何兴趣。他的兴趣扩及迥然不同的各种事物，例如广告、零售、分期购买和保险。 Ⅲ 迈伊尔是奥地利学派中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一人。他在有关该问题的惟一的论文中论述了西蒙·尼尔森·派顿的“消费不断变动规律”。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有坚定的认识和理解，有能力用它来分析经济现象。他没有提到门格尔，但提到维塞尔、奥斯皮茨、李宾和庞巴维克。迈伊尔过去没有讲授过这方面的课题。当然，他可能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借用过这种思想，但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保留下来。他后来的著述多半集中在公共财政方面。 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二位次要成员是克莫林斯基。20年间，即从他投入价值论的争论（这场争论推动门格尔开始他的著述）到他发表《孤立经济中的价值》（作为任教维也纳大学的条件）期间，克莫林斯基没有发表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位46岁的讲师为什么要转到维也纳大学，但我们知道他与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发展是并步而行的。庞巴维克发现这本书（克莫林斯基题献给门格尔）完全体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精神。克莫林斯基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论据，说明价值理论只能正确地应用于可以再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而不能用于独一无二的物品。他的这个论点基于这个假定，即不能比较来自不同种类物品的满足。根据这一点，奥斯玛·斯潘把克莫林斯基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一位“直率的反对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因为他再没有提出什么批评。 把自己著作的一部分用于边际效用的第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祖克坎德，他的《价格理论，特别是该理论的发展史》中有一章是关于主观价值理论的，但本书不是对边际效用论的抗辩。祖克坎德的确显示了奥地利学派的派别精神，同赞扬主观价值的优点相比，作者更愿意维护门格尔，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过这本书现在看来可以作为对作者所属的经济学家团体的一种评价，因为他的说法在当时是很好的。至少，克拉克在他对该书的评论中说过：“这本书是对奥地利新近经济家著作的一个很好的介绍”。 祖克坎德后来的著作比上述各作者的著作更经常地回到边际效用问题上。1890年他对亨利希·迪策尔对边际效用论的有力批评作了答复；他批评了威廉·斯马特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价值论导论》；他把边际效用思想加进他的布拉格的《国民经济学讲稿》；1910年他著文庆祝门格尔的70岁寿辰；同年他还写了“价格”一文，发表在《政治学袖珍辞典》上，其中用到了边际效用思想；从1910年到他去世（1926年），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菲力普斯堡是通常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在主观价值论上写了一些东西，但为数不多的那些奥地利经济学教授中最后的一位。1893年前他没有发表过边际效用的著述，这个时限已经超过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了。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从1879年到1885年一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但完全是在斯廷的影响之下，至于对门格尔的了解，则仅限于知道他是鲁道夫王储的家庭教师。他疏远历史学派并转向边际效用学派，是在他及时阅读了庞巴维克的《资本和资本利息》之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于1889年问世。我们把他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德国经济学第二代最有名的一般教程，是许多德国人了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主要来源。但德国的主要评论家从未提及其中的边际效用思想。 Ⅳ 萨克斯同奥地利学派的联系，除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比其他人都更密切。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不多，无法确定他何时熟悉门格尔《原理》，何时开始研究边际效用。他可能在1870年代初接触到门格尔的《原理》，但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并没有受到该书明显的影响。 萨克斯在到布拉格（1879年）以前的五年间的著作同门格尔的著作无关，而且具有描述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性质。他定居布拉格后五年间发表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门格尔的影响，但不是门格尔的《原理》，而是《研究》。门格尔在后面这部著作中研究的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用到边际效用思想。 1887年萨克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该书显示出他完全接受边际效用概念，这是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理论表露了类似的强烈兴趣之后的一年。从这时起萨克斯明确属于边际效用学派了。不过我们应当记得，他走上经济学之路是在门格尔《原理》问世后16年，尽管他此前曾得益于该书。 我们应当防止按照某些经济思想史家的看法来看待萨克斯《理论原理》的中心目标。例如格雷说：“在最初的奠基者中，第四位作者〔萨克斯〕难以反驳的要求”有如下述：“国家可以取得（用于较不急切的目的）纳税人一直更有利地使用着的货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它几乎可以明显地适宜于精美的维也纳糖果。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是萨克斯《理论原理》（1887年）的一个特殊贡献。他把奥地利人的思想用于国家经济学，特别用来发挥了一种赋税理论”。完全正确！但是，本书一定会让那些以为萨克斯的上述著作主要研究赋税和国家问题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议论颇多，而关于赋税的内容极少。 萨克斯这本书的成功，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只是中等的，它没有再版，但出过意大利译本。这些情况使萨克斯感到不快，据说，他辞去布拉格大学的讲席，在48岁时隐居意大利就是因为如此。 从《理论原理》可以看出萨克斯对它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一部富于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他试图从事的这个困难任务（他认为他已经胜利完成了）不仅是要提出一种政治科学理论，该理论应与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使用同一方法，处于同一水平，而且要把它同这种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科学达于完整。 尽管该书没有实现作者企望的目标，但毕竟对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个推动。他不是直接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篇研究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观点，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这一篇没有触及边际效用。第二篇论述经济学家关于国家经济作用观点的理论史，与边际效用也无关。只是在长篇研讨了人类经济的各种要素（如贸易、财产、劳动分工）和对需要、物品以及劳动（我们在此开始接近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园地了）的一般论述之后，即到了该书接近一半时，读者才接触到价值问题以及边际效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问题。萨克斯称赞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与价值的关系，称赞维塞尔选择了“边际效用”一词。他讨论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该书后半部分首次解说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关系，然后转向资本于成本之类的问题。该书最后谈到了赋税，这里利用了效用思想，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萨克斯在其《理论原理》问世后再次回到边际效用问题只有两次。1889年他在一次演讲（后以《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表）为名出版）中提到它。1892年他在论述累进税的一篇长文中用到过边际效用思想。 Ⅴ 奥斯皮茨和李宾于1889年发表了《价格理论研究》。此前他们没有写过什么会使人预计到《价格理论》问世的东西。奥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大量论述完全是关于人口问题的。而李宾显然什么也没有写。两位作者在上述著作序言中说，他们早在10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但他们没有指出这兴趣从何而来，又何以保持不衰。不过我们（还是从序言中）知道他们在1888年之前已经对效用理论的文献有了了解，在这方面他们同其他经济学家是一样的。他们显然知道这些人的著作，他们是：杜能、古尔诺、杜皮特、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劳哈兹。他们既有能力阅读杜能、古尔诺、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劳哈兹著作中的数学部分，也有这样做的意愿；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奥地利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价格理论》一书的印刷和装桢堪称范本。它对效用理论的利用同该书的形式一样完美，就其范围和小心谨慎的程度而言，在当时经济学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两位作者把对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们的数学才能、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融入了对消费经济学的精辟解说之中。本书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影响，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数学比当时的奥地利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要多，而且因为两位作者同维也纳大学没有联系；但该书也有些令人烦恼的缺点。 奥斯皮茨和李宾研究的起点，从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书面上的东西来说，是某个特定的长时期内（一年）个人消费和生产的总体。他们提出下述整体函数作为这种关系的最一般的表述：z＝ φ （ v a ，e a ，g a ，f a ，s a ，tg ξ a ； v b ，e b ，g b ，f b ，s b ，tg ξ b ，…… v n ，e n ，g n ，f n ，s n ，tg ξ n ；μ）。在这个公式中，某人的年满足（ z）取决于经济中n个物品的6个方面的因素和货币量 μ，这 6个方面的因素是：每个物品tg ξ的预期价格，某人所消费的每种物品量 v，所生产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种不同的非消费用途（g，f，s）。这个长长的公式把消费或生产中每一种满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过了前后出现的所有表现边际效用关系的图式，但其缺点也正在于它囊括太多。奥斯皮茨和李宾开始讨论效用问题时，他们当然只谈从其基本函数引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函数。 他们一开始描述了一种集体的总效用曲线，然后转向个人曲线以及将个人曲线合成集体曲线的方法。集体曲线和个人曲线一样，从原点开始升到顶点，然后接近于一种垂直渐进线。这种曲线所反映的显然是由于某特定物品的各种使用而带来的（z）量（在其基本函数中）的增加，假定价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个人的需求不变。同个人效用曲线一样，集体曲线依年消费而言也不变。我们还可以指出，与大多数效用曲线不同，所说的物品既可被消费，也可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刚够补偿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损失的货币量来衡量效用。这个集体曲线还被用来（同相称的集体总成本函数一起）决定物品价格和消费者租金的数量。 接下去的一节是讨论效用曲线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的方式。每当任何其他条件（除了所谈的物品）发生变动时，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含糊和令人吃惊的概念。下图表示一个物品对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总效用曲线。 最外层的曲线测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对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调整时所获得的效用。除了奥斯皮茨和李宾以外，谁也没有提出这种性质的与效用有关的曲线，尽管类似的与生产有关的曲线已有广泛的应用（奥斯皮茨和李宾也利用这种曲线，他们称其为“计划曲线”）。 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可能以为这本书会使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感到高兴，至少瓦尔拉斯会这样（该书多处使用的数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对维也纳学派的更注重文字表述的成员来说就比较费解了），他也许会承认本书的价值，感谢本书对他的支持，这特别是因为该书高度赞扬产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这种期望落空了。不仅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且瓦尔拉斯还对之作了不利的评论。瓦尔拉斯显然没有通读全书，充其量读了第1章，而且在对这一章的评论中，他只限于指出有6处数字上的错误，对该章无一字赞扬。在效用问题上，瓦尔拉斯责备奥斯皮茨和李宾陷进了他在《纲要》中责备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错误，即混同了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在答复瓦尔拉斯的批评时，奥斯皮茨和李宾指出，他们假定个人对货币（或尺度）的估价是不变的，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不变，在这种场合，按照瓦尔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吻合的。奥斯皮茨和李宾认为，瓦尔拉斯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具有单一论据（该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线，而他们所用的效用函数却包含着（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数量。 帕累托和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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