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46

点上灯，房间比较像多年来我记忆中的模样。我坐在书房里，呼吸着从窗户里飘进来的潮湿香甜的夜晚气息，我并没对自己说我为什么感到跟自己十分融洽和谐。我想起母亲，我感到宁静、欣慰，充满对世界的新的感受。过了一阵，我起身，走出屋子，走下大道。这是一个宁静、清凉的夜晚，铺满圆卵石的海滩没有一片涟漪、一丝喧哗，星光下，海湾的水面银光灿烂。我沿着大道一直来到斯坦顿家宅。屋后小起居室里亮着灯，也许是一盏台灯。灯光幽暗。我望了一阵，便走进大门，顺小道向屋子走去。阳台的纱门上着闩。但阳台里面楼道的大门还开着。我隔着阳台向里面望去，越过楼道，看到台灯透过后起居室开着的房门照在地板上的一块亮光。我敲敲纱门的门框，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安妮·斯坦顿出现在楼道那块淡淡的光晕里。“谁啊? ”她喊道。“是我。”我也喊道，她走下楼道，走过阳台，她向我走来。她站在门口了，她在纱门内的阴影里，一个瘦削的、穿白衣服的人影。我想向她问好，但没说出口。她也没有说话，只是摸索着拔门闩。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我站在门里面，闻到一丝她常用的香水味，一只冰凉的手攫紧我的心口。“我没有想到你会让我进屋的。”我竭力装得好像在说笑话。我努力在黑暗中辨认她的面容。我只看到苍自的面庞和眼睛的闪光。8“我当然会让你进来的。”她说a“是吗，我没想到。”我说着勉强哈哈一笑。“为什么? ”“喔，因为我干的那些事儿。”我们走到阳台的秋千边上坐了下来。铁索吱嘎发响，但我们安静地坐着，秋千丝毫没有晃动。“你干了什么事儿? ”她问。我摸索着找香烟，找到一根，点上火。我没有望着她的脸，只是把火柴轻轻一挥。“我干了什么事儿? ”我重复她的问题。“啊，是我没干的事儿。我没给你回信。”“没关系。”她说。她沉思地加了一句，仿佛在对自己说话，“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儿。”“好久以前了，六七个月以前。不过，我非但没有回信，我表现得还要恶劣。”我说，“我连信都没有看。我把信放在镜台上，没有拆开过。”她毫无表示。我抽了几口烟等她开口，但她一言不发。“这些信来得不是时候。”我终于说话了。“信来的时候，一切东西，所有的人——甚至安妮·斯坦顿——在我看来都一个样儿，我根本不在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她说。“你明白个鬼。”我说。“也许我明白的。”她平静地说。“不会是我想的那样。你不可能明白。”“也许。”“唉，总之，我什么都不在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一个样。( 我甚至不为任何人感到难受。) 我甚至都不为自己感到难受。”“我从来没要你为我感到难受，”她悻悻然说，“不管是在信里，还是别的地方。”“没有，”我慢吞吞地说，“我想你从来没有过。”“我从来没要你这么做。”“我知道。”我沉默了一阵又说，“我是来告诉你，我现在不是这种心情了。我得告诉一个人——我得大声说出来——我好相信这是真的。不过这是真的。“我等待着，但她保持缄默，最后还是我开口，打破了沉默。“我的母亲，”我说。“你知道，”我说，“我们两人一直是什么关系。我们两人合不来。我认为她——”“别说了。”安妮大声喊了起来，“别说了。我不要听你这样讲话。你为什么要这么怨气冲天。你为什么这样讲话? 讲你的母亲，杰克，还有你的父亲、那个可怜的老人。”“他不是我的父亲。”我说。“不是你的父亲! ”“不是。”我说。于是我坐在黑暗的阳台上纹丝不动的秋千里，我告诉她所有关于那位来自阿肯色州的浅头发的面颊瘦削的女孩的事情，告诉她母亲终于归还我的一切。我告诉她，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往昔及其一切包袱，就没有未来；如果你能接受往昔，你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你只能从往昔的时光中创造未来。我努力告诉她所有这一切。她沉默了很久才说，“我相信这一切。要是我不相信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们不再交谈。我又抽了半包香烟。黑暗中我坐在秋千里，努力想在沉寂中捕捉她呼吸的声息，我们周围夏夜的空气浓郁、潮湿、香甜得简直有些腻人。过了很久，我向她道过晚安，沿着大道走回我父亲的房子。这是威利·斯塔克的故事，但这也是我的故事。因为我有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的故事。对他来说，很长的时期内，世界是一种模样，但后来世界变成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样子。这个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出了很多事情，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对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什么时候他没有责任。事实是，他曾经一度相信，任何人对任何事情都不负任何责任，天下没有上帝，只有大抽搐。由于偶然的意外事件，他被迫接受了这个思想。开始，他认为这个思想十分可怕，因为它剥夺了多年来他不知不觉地借以生存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时过境迁，这种思想给他带来某种满足，因为这意味着别人不能说他对任何事情问心有愧，甚至不能责怪他荒废幸福，杀死父亲，促使两个朋友互相相识，互为牵连，送他们走上死路。可是后来，很久以后，一天早上他醒过来，发现自己不再相信大抽搐了。他不相信了，因为他看到太多的人的生与死。他看到露西·斯塔克、糖娃、博学的律师、萨迪·伯克、安妮·斯坦顿生活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大抽搐毫不相干。他看到他父亲去世。他看到他的朋友亚当·斯坦顿去世。他看到他的朋友威利·斯塔克去世，还听见他临终时说，“本来一切可能大不一样，杰克。你得相信这一点。”他看到他的两个朋友，威利·斯塔克和亚当·斯坦顿的生与死。他们各自杀死了对方。他们互相毁灭。作为研究历史的学生，杰克·伯登看到他称之为思想家的亚当·斯坦顿和他称之为讲究实际的威利·斯塔克是注定要互相毁灭的，而他们还注定要互相利用对方，渴望并努力成为对方，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思想和实际可怕地分裂了，因此他们都不是完人。然而，杰克在认识到他的朋友们注定要毁灭的同时，还认识到，虽然他们两人劫数已定，他们与大抽搐之神的命运毫无关系。他们在劫难逃，但他们活着的时候，却都努力实现他们的意志。休·米勒( 一度曾是威利·斯塔克的司法部长，后来是杰克·伯登的朋友) 在讨论历史的道德中性论时曾对他说，“历史是盲目的，但人不是盲目的。”( 休·米勒看来要重返政治舞台。他东山再起时，我会在一旁扶持他。我在搞政治方面还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因为现在，我杰克·伯登，住在我父亲的家宅里。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居然住在这儿是有些奇怪，因为我一度发现了真理，而这个发现夺去了我的往昔与父亲。然而，真理最终还是把往昔归还给我。因此，我生活在父亲留给我的房子里。跟我一起生活的是我的妻子，安妮·斯坦顿，和一度与我母亲结过婚的老人。几个月前我发现他病倒在墨西哥餐馆楼上的房间里，我除了把他领回家还有什么办法?(他认为我是他的儿子吗? 我没法肯定。但我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百万父亲的儿子。)他现在十分虚弱。偶而他还有力气下一盘国际象棋，如同他很久以前在海边白房子的长形房间里和他的朋友蒙塔古·欧文下棋一样。他从前是个很好的棋手，但他现在神智恍惚，集中不了注意力。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常常坐在太阳下。他还能读一点《圣经》。但他没有力气写东西了。偶而，他向安妮或我口述他在写的宗教小册子。昨天，他向我口述这样一段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早就知道人是注定要犯罪的，上帝造人是他可怕的无限威力的标志。因为至善至美的上帝如果仅仅要创造至善至美的话，那是易如反掌、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是，说句实话，这种做法不是创造，而是延伸与扩充。只有分离才是一致；上帝创造，真正创造人的唯一办法是使人脱离上帝自成一体，而脱离上帝就是邪恶。因此，邪恶的创造是上帝的天国荣誉与神力的标志。只有这样，善的创造才可能是人的荣誉与力量的标志。但善的创造要依靠上帝的帮助。依靠他的帮助和智慧。他完成最后一句话，转过脸望着我，问道：“你写下来了吗? ”“写下来了。”我回答。他直直地盯视着我，突然用激烈的口气说：“这是真的。我知道这是真的。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的。( 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让他放心，事后我怀疑也许我从我的角度出发确实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我表态以后，他仍然盯视着我。他平静地说，“自从我有了这个思想，我的灵魂一直很平静。这个观点我酝酿了三天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想法，等我的灵魂证明这个想法是对头的，我才说出来。”他永远不会把小册子写完的。他的体力一天比一天衰竭。医生说他活不过冬天了。他死后，我打算离开这栋房子。首先，房子的抵押借款数目很大。欧文法官临终时，经济情况一团糟，清理的结果表明他并不富有。他实际上很穷。从前，大约二十五年前，他把房子抵押，借了一大笔款项。他犯了罪，房子保了下来。一个好人不得不犯罪才保住这栋房子。我不打算犯什么罪来保住它，但我不应该因此而自鸣得意。也许我不情愿用犯罪的办法来保住这所房子( 假如我有机会的话——这种可能性未必存在) ，只不过说明我对房子爱得不如欧文法官那样深切。人的美德可能是欲望的欠缺，而他的罪行可能是美德的表现。我不应该自鸣得意，因为我努力想以某种方式弥补我父亲的罪行。我认为父亲的地产和他留给我的钱财，尽管微不足道，还是应该属于住在孟菲斯那间肮脏的、腥臭的房间里的利特保小姐。于是我去孟菲斯。但我发现她已经去世了。我连这个企求不多的廉价的美德也被剥夺了。我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换取我所能获得的满足。这笔钱还在我的手里，我靠这笔钱维持生活，让我可以写完多年前就开始写的一本书——凯斯·马斯敦的一生，过去我并不理解他，但是也许我现在终于理解了。我想，我竟然住在欧文法官的房子里，靠他的钱财过活，撰写凯斯·马斯敦一生传记，这实在幽默有趣。因为欧文法官和凯斯·马斯敦毫无相似之处。(如果欧文法官像马斯敦家的人的话，那他像的是吉尔伯特，凯斯的花岗岩脑袋的哥哥。) 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幽默十分可笑。这情景实在太像我们生老病死的大干世界，这种事情多得使人习以为常，其中的幽默已经陈腐过时了。况且，欧文法官是我的父亲，他待我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爱他。老人去世以后，我的书写完以后，我要让国立第一银行和第三银行接管这所房子；不管谁住在里面，我都不在乎，从那天起，这栋房子，对我来说，只是一堆排列整齐的砖头与木料。安妮和我永远不会坐在这儿，也不会住在埠头的房子里。( 她跟我一样，不想在那儿居住。她把房子交给她所关心的儿童之家，我猜房子会改成疗养院一类的场所。她送掉了房子。并不因此沾沾自喜。亚当去世了，这所房子对她来说，没有欢乐，只有折磨与痛苦。她捐出这所房子是她赠给亚当鬼魂的最后的礼物——一件谦卑地呈上的微不足道的礼物，就像放在坟墓里的一把麦子或一个上了釉的锅罐，为了安抚鬼魂，送他上路，使他不再滋扰生者。)因此，今年，1939年，夏天，我们会离开伯登埠头。我们当然还会归来，还会在大街散步，看年轻人在含羞草树下的网球场上打球；我们会在海湾的海滩边散步——那里的跳水板伸向空中，接受阳光的抚弄；我们会在松林里漫步，厚厚的松针将淹没我们的脚步声，我们将青烟似地无声响地走在树丛下。不过，这是遥远将来的事情。现在，我们将走出这所房子，走进动乱的世界，走出历史又进入历史，承担起时间的可怕的责任。译后记隔了20年，《国王的人马》中译本又要出版了。回想翻译它的过程，真是感慨甚多。我是在1980年第一次看到这部小说。当时我正在美国攻读美国文学，为回国开课做准备。由于过去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美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美国文学，因此我对任何书都很有兴趣，为它们新奇的手法和探讨个人命运的题材所吸引。当时的心情真有些像济慈描写他初次捧读荷马史诗时的感觉。有些作品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其中一本便是沃伦的《国王的人马》。当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跟许多人一样，对政治、社会，甚至对自己都感到迷茫。《国王的人马》正是以它对政治和人生的哲理思想打动了我。我当时就决定要把这本小说翻译成中文。1981年我回国以后，湖南人民出版社来北大组稿，我提出《国王的人马》，总编辑杨德豫先生对此书早有了解，马上同意。可惜，由于小说牵涉到很多美国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背景知识而可查的工具书又少，我在翻译中遇到不少困难，拖的时间比较长，等我交稿时正赶上翻泽文学不景气，1986年出版时只印刷了2800本。又过了10年，不知为什么，出版社又对这本书感兴趣了，有些出版社还来找我，但大多是要一本书和打听版权的问题。我的学生也告诉我网上常常有求购这部小说的信息。虽然，我在翻译时曾托人找过沃伦，他表示不要版权费，他的书能有中国读者，他感到很高兴。由于当年我并没有见到这封信，我认为出版社应该先购买版权再出书。结果。那些编辑把书拿走后便没有音信。幸亏，上海译文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国王的人马》。又花了两年的时问，终于找对了地方，买下了版权。在这20年的时问里，沃伦和《国王的人马》却声望日高。1986年，他当上美国第一个桂冠诗人。小说《国王的人马》1946年出版，1947年获美国最高文学奖——普利策奖，从此以后常销不断，既受学者评论家的关注，经常进入大学课堂，也深受读者的喜爱。上个世纪末，蓝登书屋等出版社在读者中进行“20世纪最佳100 本小说”的调查，它一直在前40名之内。主人公威利还是20世纪100 个最佳虚构人物之一。2001年，专门研究南方文学的波尔克教授根据沃伦的手稿恢复1946年出版时编辑所做的改动，出版了修订本，居然也登上了1993到2004年最佳100部小说的光荣榜。《国王的人马》在1949年被改编成电影，立即得到最佳影片和最佳男女主角的三个奥斯卡金奖，但2004年好莱坞决定起用当今十分走红的明星重新拍摄，即将在2005年12月公演。可以说，美国对这部小说的喜爱至今方兴未艾，没有消退的迹象。在我国反对政治或经济腐败的形势下，中国读者也可以从中有所受益。虽然我对译文进行校对，修订了以前的疏漏和错误，但《国王的人马》涉及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很多方面，从橄榄球赛到治疗精神病人的外科手术几乎无所不包，加上大量的隐语、典故和象征手段，给翻译带来很多困难。我相信书中一定还有纰漏，希望读者不吝指教。在两次翻译过程中我都曾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帮助，无法一一列举姓名，谨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2005年8 月1 日北京大学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