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45

乍一上来，我没看清，后来我发现靠窗摆着一个摇篮，摇篮里是个娃娃。我看清了眼前的一切，她站在摇篮边上，隔着摇篮望着我。我想我脸部表情一定很复杂。她说，“这是汤姆的孩子。这是我的小孙孙。这是汤姆的孩子。”她向着摇篮俯下身子，像一般女人那样，在娃娃身上东碰碰、西摸摸。后来她把婴儿抱了起来，一手托着他的脑袋把他举了起来。婴孩打了个呵欠，眯了两下眼睛，露西又摇又哄，小娃娃终于做广告似地笑了一下，没牙的小嘴湿漉漉的，红润得可爱。露西脸部的表情完全是你所预料的，她的表情充分表达她对眼前话题的一切想法。6她绕过摇篮向我走来，她举着娃娃让我欣赏。“这娃娃真漂亮。”我说着伸出食指让娃娃握住，人人都是这样逗孩子的。“他长得像汤姆。”她说，“你觉得吗? ”我一时想不出不是弥天大谎的答话，但她已经又说了下去，“我真有点傻，问起你来了。你不会知道的。我是说他就像汤姆小的时候。”她仔细端详娃娃的面容。“他长得像汤姆。”她说。她是对自己，而不是对我说这句话。接着她直视我的眼睛。“我知道他是汤姆的孩子。”她大声宣布，口气很强硬，“他一定是汤姆的孩子，他长得像他。”我上上下下打量娃娃一番，然后点点头。“是有点像他。”我表示同意。“你想想，”她说，“我曾经祈求过上帝希望这不是汤姆的孩子，免得这坏事是汤姆干的。”小娃娃在她怀里蹦了一下。他确实是个结实的漂亮娃娃。她轻轻摇摇娃娃，哄哄他。她又看看我。“现在，”她说，“我祈祷上帝希望他是汤姆的孩子。我现在知道他是的。“我点点头。“我心里明白。”她说。“还有，如果那个可怜的姑娘——他的母亲——不知道他是汤姆的孩子，她会把他给我吗? 不管那姑娘干过些什么事情——即使是他们讲的那些事——难道你不知道做母亲的总是会知道的。她就是知道的。”“对。”我说。“不过我也知道。我心里知道。所以我给她写了封信。我去看她。我看见了这个娃娃。啊，我知道得更清楚了。我一看见他，一抱他，我就劝她让我收养他。”“你是不是办妥了一切收养孩子的法律手续? ”我问，“那样她就不会——”我刚要说“敲诈你好多年”便收住了。“噢，办了。”她显然没有听明白我话里的含意。“我找了个律师去看她，办好一切手续。我还给了她一些钱。可怜的姑娘想去加利福尼亚，想离开这儿。威利没留下多少饯一一他挣的钱差不多都花了——不过我还是尽我所能给了她一些钱。我给了她六千元钱。“西比尔还是在孩子身上赚了笔钱，我暗自寻思。“你不想抱抱他吗? ”露西一时大方，把身价百倍的娃娃朝我送过来。“当然。”我接过孩子。我掂掂他的重量，小心翼翼地不让他摔下来。“他有多重? ”我问道，我突然感到我说话的口气像是在买东西。“十五磅三两。”她马上回答，还添了一句，“这对三个月的孩子来说，够重的了。”“当然，”我说，“真够重的。”她从我手里接过孩子，紧紧地搂了他一下，她低下脑袋，把脸蛋贴在娃娃的头上，然后把他放进摇篮。“他叫什么名字? ”我问。她挺直身子走到我这一边。“起初，”她说，“我想给他起汤姆的名字。我一直这么想。后来我想到了。我要给他起威利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威利——威利·斯塔克。”她走在我的前面，引我走进小小的过道。我们走向我放帽子的桌子。她转过身子，仔细审视我的脸色，仿佛过道里的光线不够充足。“你知道，”她说，“我给他取威利的名字是因为——”她还在审视我的面容。“——因为，”她继续说，“因为威利是个伟大的人。”我想我点了点头。“喔，我知道他犯过错误。”她说着抬起头仿佛在正视某件事物。“很严重的错误。也许他像大家说的那样，干过坏事。但他心里——里面，内心深处——”她把手放在心口——“他是个伟大的人。”她不再理会我的脸色，不想窥测我的内心。她对我不予理会。一时间，我好像并不站在她的身边。“他是个伟人。”她再次断言，声音十分轻微。接着，她平静地看看我。“你明白，杰克，”她说，“我必须相信这一点。”是的，露西，你必须相信这一点。你只有相信了才能生存。我知道你必须相信这一点。我不希望你有别的想法。你一定得相信，我理解这一切。因为，你知道，露西，我也必须相信这一点。我必须相信威利- 斯塔克是个伟人。问题并不在于他的伟大是什么样的。也许他像打破瓶子把水溅了一地那样浪费了他的伟大才能。也许他把他的宏愿壮志、赫赫战绩聚积成堆，然后在黑暗里篝火般的大火中付之一炬，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剩下黑暗及闪烁火光的余烬。也许他不能区别伟大与渺小，把两者完全混淆，结果失去了掺假的伟大，但他确实伟大。我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我相信了，所以我又回到伯登埠头。我在公共图书馆地下室过道看着糖娃上楼的时候，当露西在乡间油漆剥落的小白房子过道里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并不相信威利是个伟人。但由于这两件事情——也由于其他的事情——我终于相信了。我相信威利·斯塔克是个伟人，因此，我对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我不再把他们，把自己想得十分邪恶。同时，我更能谴责自己。夏初，应母亲的要求，我回到伯登埠头。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我说，“孩子，我要你回家。越快越好。明天你能来吗? ”我问她为什么要找我——因为我当时还不想回去——她没有正面回答。她只说我回去的时候她会告诉我的。于是我回家了。第二天傍晚我回家时，她在阳台等着我。我们走到装着纱窗的侧阳台喝饮料。她不大说话，我并不去催促她。七点钟左右，年轻的经理仍未归家。我问她他是否回家来吃晚饭。她摇摇头。“他上哪儿去了? ”我问。她转动着手里的空杯子，轻轻地晃动里面的冰块。她说，“我不知道。”“去旅行了? ”我问。“是的。”她摇晃着冰块说。她转过脸来望着我。“他走了五天了。”她说，“他要等我走了才回来。你知道——”她把杯子放在身边的桌子上，用一种作出结论的神气说——“我要离开他了。”“噢，”我轻声说，“真想不到。”她继续盯着我看，仿佛期待我有所表示。她期待什么，我不知道。“噢，真没想到。”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她的话的含义。“你很吃惊? ”她问道，她略略俯身向着我。“当然，我很吃惊。”她仔细地审视我，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但它们稍纵即逝，模棱两可，难以辨认。“当然，我很吃惊。”我又说了一遍。“噢。”她颓然倒在椅子里，神情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拼命去抓绳子，抓着了，支撑一刻又失手丢掉了，再去抓但没有够着，他知道抓也没用了，于是沉了下去。她的表情不再模棱两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她没有抓到绳子。她转过脸去，望着海湾，仿佛不想让我看见她的表情。后来她说，“我以为——我以为也许你不会感到吃惊的。”我没法告诉她为什么我和别人会感到吃惊。我没法告诉她，像她那样年纪的女人，抓着了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没有气喘病的男人可又想散伙，是会叫人很吃惊的。即使这个女人很有钱，而这个男人像年轻的经理一样，是个大笨蛋的话。我没法把这一切告诉她，我只好保持沉默。她仍然望着海湾。“我以为，”她略一迟疑，又开口说，“我以为也许你会明白的，杰克。”“噢，可我并不明白。”我回答。她又沉默一阵才说，“这一切是在去年发生的。出事的时候我知道——啊，我知道会这样的。”“什么时候，出什么事? ”“在你——你——”她顿住了，换了个说法，“在芒蒂——死的时候。”她猝然转过身来，脸上是急切的、苦苦哀求的神情。她还想使点劲抓住绳子。“噢，杰克，”她说，“杰克，是芒蒂啊——你不明白吗? ——是芒蒂啊。”我想我明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想起欧文法官去世的那天下午使我跳起身冲进过道的那清脆而纯真的尖叫声，我想起母亲知道消息以后躺在床上时的面容。“是芒蒂，”她说，“一直是芒蒂。我以前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点。好久以来，我们——我们中间没什么关系了。但我心里一直只有芒蒂。他一死我就明白了。我不想知道但我还是明白了。我没法生活下去。我终于没法生活下去了。我没法了。”她猛地站起身，好像有根绳子使劲拽了她一下。“我没法生活下去了，”她说，“因为生活中一切都乱七八糟。一直就是一团糟。”她又拉又扯手上的一块手绢。“啊，杰克，”她失声喊了出来，“我的生活一直是一团糟。”她扔下撕成碎条的手绢，跑出阳台。我听见屋里她的脚步声。不再是从前那明快的、生气勃勃的咯咯声，而是绝望的、拖沓的踢踏声。突然，脚步声消失了，她已在地毯上行走了。我在阳台上又坐了一阵。然后我进屋到厨房。“我母亲不大舒服。”我对厨子说。“过一会儿你或者裘一培尔可以上楼去看看她是不是想吃点肉汤或鸡蛋之类的东西。”我走进餐厅，坐在烛光下；他们端来晚饭，我吃了一点。晚饭后，裘一培尔来告诉我，她端了一托盘的吃食上楼去我母亲的房间，但她不吃。裘一培尔敲敲门，她连门都没开。她只是说她什么也不想吃。我在阳台里坐了很久，后面厨房里的嘈杂声渐渐消失了。后来那儿的灯灭了。厨房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在黑暗的草地上，映出一方绿色。现在这个正方形突然也成了一片漆黑。过了一阵子，我上楼站在母亲房间的门外。好几次我差点就敲门进屋了。但我认为，即使我进去了，我并没什么话可说。对于一个发现实实在在的自我的人，不管这种发现是好还是坏，从来就没有什么话可说。7于是我回身下楼，站在花园里黑乎乎的玉兰树和常春花阴里，思索我怎么通过杀死父亲拯救了母亲的灵魂。我想到我也许还拯救了我父亲的灵魂。他们两人都发现了他们得到拯救所需要了解的一切。我还想到也许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用血的代价换取的。它花了血的代价——也许这是唯一的了解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的办法。第二天我母亲离家出门去了。她要去雷诺。我开车把她送到火车站，把她那些精致的、漂亮的、颜色配合得很好的提包、旅行袋、箱子和帽盒整整齐齐地排在月台水泥地上等火车进站。天气明亮，炎热，脚下的水泥地又烫又硌脚；我们站着，无所事事，人们在火车站分手以前总有一段时间感到茫然，无聊。我们站了很久，眺望铁轨远方，希望在潮淹区平地和松树桩远处的热气腾腾的地平线上能升起一团黑烟。忽然，我母亲说，“杰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什么? ”“我把房子给了西奥多。”我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想到多年来她不断地添置家具、银器和玻璃器皿，使这栋房子快成了博物馆，她也成了新奥尔良、纽约和伦敦古玩商人的财神爷。她居然舍得送人，我实在是很吃惊。“你知道，”她误解了我的沉默，慌慌张张地用解释的口气说道，“这一切并不真的是西奥多的过错，你知道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非常喜欢住在这条大街上和这儿的一切。你知道——我想——我想你现在有芒蒂的房子了，如果你在埠头住的话，你会愿意住他那儿，因为——因为——”“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冷冷地替她把话说完。“对，”她简洁地说，“因为他是你的父亲。所以我决定——”“该死的，”我脱口而出，“这是你的房子，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要。我今天下午把旅行袋拿出来以后就再也不会走进这栋房子。这是真话。我不要这所房子，你怎么处理它，怎么处理你的钱财，我都不管。我不要你的钱。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没有很多钱可操心了，”她说。“你知道这六七年来我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你没破产吧? ”我说，“嗳，如果你破产了，我——”“我没有破产。”她说，“我钱够花。如果我上一个僻静的地方住，日子过得小心一些的话。我原先想上欧洲去，后来我——”“你最好别去欧洲。”我说。“要不了多久，那儿就会大乱起来。”“噢，我不去。我要去一个僻静的、花钱不多的地方。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去。我得好好想一想。”“好吧，”我说，“别为我和房子操心。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再走进这栋房子的。”她又顺着铁轨往远处嘹望，但松树和潮淹区平地外还不见黑烟飘摇。她望着空旷的天地沉思片刻说，“我不应该走进那栋房子的。我结了婚，我来了。他是个好人。可我应该呆在老家。我实在不该来。“我没法跟她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保持沉默。但是她静静地站着，仿佛在跟自己讨论这个问题。突然抬起头来，直视我的眼睛。她说，“啊，我这么做了。我现在明白了。”她挺直穿着整洁的蓝色西服的娇小的肩膀，像从前那样抬起脸庞，仿佛她向世界呈送一样昂贵的礼物，而世界最好能够欣赏这件礼物。是啊，她现在知道了。她站在酷日下炽热的水泥地上，她仿佛在琢磨她知道的一切。不过，她其实是在琢磨她不知道的事情。因为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脸对我说，“孩子，告诉我一件事儿。”“什么? ”“一件我一定得知道的事情，孩子。”“什么事? ”“当——当出事的时候——你去看芒蒂的时候——”原来如此。我知道原来她想的是这件事。烈日炎炎，水泥地散发出灼人的热气，但我手足冰凉，全部神经一片冰凉。“他——有没有——”她转过脸望着别处。“你是说，”我学，“他有没有陷入困境不能自拔，只好开枪自杀? 是吗? ”她点点头，正面直视我的眼睛，等着我回答。我仔细打量她的面庞。阳光没有为她增添风韵。阳光不会再为她的面容增添风韵了。但她仰着脸，直视我的眼睛，等着我回答她。“没有，”我说，“他没有陷入困境。我们稍稍争论了一些政治问题。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他谈到他的健康情况。说他自我感觉不大好。就是这么回事。他对我说再见。我现在才明白他不是随便说再见的。就这么回事。”她精神有些萎靡。她用不着再强打起精神。“这是真话? ”她又问了一句。“是真话，”我说，“我向上帝起誓这是真话。”“噢。”她轻轻地说，嘘出一口气，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叹息。于是我们又等待着。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她终于在最后一分钟问了她一直想问而又一直怕问的问题。过了一阵，地平线上终于出现青烟。我们看见远处一缕青烟沿着明亮的水的边沿向着我们缓缓移劲。接着火车头嘎嘎地、沉重地，喘着粗气，喷着蒸汽，驶过我们身边，刹住了。一个穿白制服的脚夫开始搬运那些精致的、色彩配合得很好的旅行袋和帽盒子。母亲转过身，拉着我的胳膊。“再见，儿子。”她说。“再见。”我说。她向我走上一步，我搂住她。“给我写信，孩子。”她说，“给我写信。我只有你了。”我点点头。“你过得怎么样，也告诉我。”我说。“好的，”她说，“好的。”我亲吻她告别，我看见她身边的列车员看一下表，满不在乎地一挥手把表装进口袋。第一流的火车上的列车员在乡下小镇停车一分半钟快开车时都有这股傲慢劲儿。我知道他马上就要喊，“上车啦! ”但这一片刻似乎十分漫长，如同你望着广阔山谷对面的一个人，你看见他枪口的青烟，你等了很久很久，才听见那一声微弱的枪响，又好像你看到远处的闪电却等了半天才听见雷声。我搂着母亲的肩膀，她的面颊贴在我的脸上( 我发现她的面颊湿漉漉的) ，等着列车员喊，“上车啦! ”终于他喊了。她后退一步，走上台阶，转过身子向我挥手，火车慢慢启动，列车员关上火车末端的通廊大门。我望着载着我母亲渐渐驶远的火车。渐渐地火车消失了，只剩下西方天边一缕青烟，我思索着我怎么对她撒的谎。是啊，我的谎言是对她的临别赠礼。或者说，一种结婚礼物，我想道。后来我想到，也许我撒谎是为了掩护我自己。“该死的，”我大声激烈地说道，“不是为了我，不是的。”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真话。我送给母亲一件礼物，那是一个谎言。但她还赠我一件礼物，那是一个真理。她向我展示了新的一页，这幅画像归根结蒂意味着世界的一个新的画面。或者说，很多人，萨迪·伯克、露西·斯塔克、威利．斯塔克、亚当。斯坦顿等等，都向我展示世界的新的画面，而母亲的新画像填补了世界新画面正中的空白处。这意味着母亲把往昔归还给我。我以前认为往昔是可怕的、腐败的，现在我能接受了。我现在能够接受往昔，因为我能够接受她了，我能够跟她、跟我自己和平融洽地相处。多年来，我一直指责她是个没心肝的女人，她只爱她对男人的力量，只爱他们给予她的虚荣心或短暂的肉体上的满足，她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忽而深谋远虑、忽儿凭靠直觉本能的、奇怪的世界里。我母亲知道我责备她，但并不了解这种谴责的性质。她尽一切可能控制我，并且扼杀我对她的谴责。她的办法是运用她对其他男人行之有效的力量。我抗拒，我怨恨，但我要她爱我，同时我也为她的力量所吸引，因为她是个充满活力的美妇人。我为她倾倒，但我又厌恶她；我谴责她，但我又为她骄傲。终于变化发生了。最初的变化在于她听到欧文法官去世时所发生的响彻全楼的狂野的、清脆的尖叫。这声尖叫曾经在我耳边萦绕多月，但它在往昔岁月、在腐败的往昔之中消失了。她把我叫回到伯登埠头，告诉我她要走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我感到我能跟她，跟自己融洽相处了。在她告诉我的时候，甚至在第二天我们站在月台水泥地上等候火车的时候，甚至在我独自站着凝望西边天际最后一缕青烟的时候，我并未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我能跟她、跟自己融洽相处了。当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曾经属于欧文法官，而现在是我的房子里．我也没有向自己解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那天下午，我锁上母亲家的大门，把钥匙放在阳台的地席下面，永远离开了那栋房子。欧文法官的房子充斥着长年紧闭窗户空气毫不流通的陈腐味和尘土味。下午我打开所有的门窗。我到埠头街上吃晚饭时还让窗户大敞着。我回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