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44

受都消失了，只有从苍老疲惫的胃部涌上嗓子眼里的一股黄腻腻的酸味。三天以后，我收到萨迪·伯克寄来的挂号信。信上说：亲爱的杰克：为了不使你认为我言而无信，现随信附上我答应要写的供述。我找了连署入、公证人，把供述尽量写得十分明确，无可挑剔。这供述是你的了，随你怎么使用它。我说的是真话。我说了，它是你的宝贝。至于我，我打算离开这儿。我指的不光是离开这个又像是老人院又像是精神病院的地方。我打算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州。我呆在这儿受不了，我要撤走了。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走很久，也许有个地方气候会好一些。但我的表亲( 西尔·拉金太太，卢梭大街233l号) ——我身边就算她还是个亲戚——不时会收到我的地址的。如果你想跟我联系的话，可以写信给她，让她转交。不管我到哪儿，我都会照你说的去办。如果你要我来，我就来。我不想让你认为我回避责任。不管谁知道这些事，我都不在乎。关于那件事，我会照你说的办的。然而，关于那件事，你如果听我劝告的话，你最好别去管它。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达菲。我希望你好好训斥他，吓得他屁滚尿流。但我还是劝你别去管它。首先，你不可能诉诸法律。其次，你如果用作政治宣传，你最多使他不能连任。你跟我都知道，他连提名当候选人的希望都没有。那伙人不会提他当候选人的。因为，即使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他们都知道他是个大傻瓜。他不过是头儿身边的一样东西而已。公布这份材料不会伤害那帮人的，只不过给他们一个借口使他们把达菲赶下台。如果你想惩罚那伙人的话，你得让他们自掘坟墓，头儿去世了，那伙人肯定会自取灭亡的。第三，如果你公布这份材料，那个斯坦顿女人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她也许像你说的那样既高尚又崇高，她会要你公布材料的。可是你如果这么办的话，你就是个大傻瓜。她也许已经要忍受很多痛苦。如果让她再受折磨，因为你异想天开，以为你是曾经获得二十一个记功章的童子军，而她是圣女贞德，那么你便是个大傻瓜。如果你告诉她的话，你还是个傻瓜，除非你多嘴多舌已经告诉了她。看来你大概已经说了。我并不想声明她是我的好朋友，不过，我说她的烦恼够多了，你最好给她一个喘口气的机会。请记住，我不想逃避责任，我只是提出些忠告。别泄气，别惹事。你的忠实的，萨迪·伯克我看了一遍萨迪的供述。该说的她全写上了，每一页上都有她的签名和连署人的签字。我把供词折好收起来。这份供词对我来说一无用处。这并不是因为萨迪作了那番劝告。她的信写得很有道理。关于达菲和那帮家伙的那几句话很有道理。但我本人发生了变化。去他们的，我想我对这一切都厌烦了。我又看了一遍她的信。原来萨迪认为我是个曾经获得二十一个记功章的童子军。不过，这不是什么新闻。我见到达菲，在星空下漫步的那个夜晚，我用过更难听的话骂过自己。然而，它触到我的疼处，使它一阵阵地抽痛。伤口抽痛得很厉害，因为我明白它不再是秘不为人所知的伤口。萨迪很清楚这一点。她看透了我。她对我了如指掌。幸而我还有一点聊可解嘲的自慰；至少我没有等着她来看透我。那天晚上我兴高采烈地走在街上，以自己是个英勇有功的童子军而沾沾自喜，突然一股黄腻腻的酸昧涌上嗓子眼——就在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看透了。我看到了些什么? 我看到这一点：当我了解到是达菲杀害了头儿和亚当，我感到干净纯洁，我斥责达菲时，觉得自己无比高大，因为我认为我没有责任。达菲是恶棍，而我是报仇雪恨的英雄。我很粗暴地对待达菲，我自己则飘飘然，满脑子崇高的思想。突然，出了一件事，我嘴里一股黄腻腻的酸味。这件事发生了：我突然问自己，为什么达菲那么有把握，认为我一定会替他卖命。突然，我眼前浮现出墓地门口那个狂妄自大的记者的眼睛以及所有用那种眼光打量过我的人。突然，我知道我一直努力在踺达菲成为我的替罪羊，使自己和达菲有所区别；于是那顿百万美元的英雄主义的美餐把一股黄腻腻的酸味冒上来涌上喉咙口，我觉得自己像头陷在泥塘里的公牛，粘在毒蝇纸上的小猫，给截住了，缠住了，粘住了，陷住了，无法脱身。我并不是再度看到我和安妮。斯坦顿曾经串通一气，把威利·斯塔克和亚当·斯坦顿拉在一起使他们唇齿相依，并且把他们送上绝路。我的心情要复杂得多。我仿佛觉得自己陷入一个更为可怕的阴谋，我无法了解其意图。我刚才经历的情景仿佛是一场恐怖而可笑的滑稽剧，我不了解它的目的所在，我看不见它的观众，但我知道他们在黑影中不怀好意地嘲笑着。剧中的泰尼·达菲仿佛在慢慢地、兄弟般地向我挤挤他的金鱼眼睛；我知道他早就了解那梦魇似的真理：我们俩是孪生兄弟，我们比博览会游艺场里的肉、骨、血相连的可怜的连体怪人还要亲密地、可怕地连接在一起。我们永世相连，不可分割，我永远不能仇恨他而不仇恨自己，我也永远不可能爱自己而不爱他。我们是在永恒的永远警戒的眼睛下受到我们必须崇拜的大抽搐的神圣祝福而结合在一起的。我像耶头公牛和小猫那样喘息挣扎，酸味烧得我嗓子里直难受。这便是一切。我恨一切的事物，所有的人；我恨自己，恨泰尼·达菲，恨威利·斯塔克，还恨亚当·斯坦顿。我在星空下不偏不倚地说，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他们在我看来长得都一样。我看上去跟他们也一模一样。我这种情绪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回埠头。我不想见安妮·斯坦顿。我连她给我的信都没拆启。她的信就在我的镜台上面，我天天早上都看见它。我不想见任何我认识的人。我在城里游荡，坐在房间里，坐在我从来没去过的酒吧间，坐在电影院的前排认真地欣赏银幕上巨大而扭曲的形象——它们指手划脚，又打又抓又拉，发表一些严正声明，使你想起一切你记得的事物。我还在公共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报刊阅览室就像火车站、教堂和公共厕所一样，得了上呼吸道感染的老人和穷鬼常常去那儿翻阅向他们介绍他们生活多年的世界的报刊杂志，或者去坐着喘气，呆呆地望着灰色的雨水顺着头上的大窗户框子往下流。我在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里遇到了糖娃。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报刊阅览室里看见他，乍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不过确实是他。他的大脑袋低垂着，仿佛细小的头颈支撑不住脑袋的重量，头发过早秃落的地方，头皮极薄，呈新生婴儿的皮肤似的粉红色。皱巴巴的蓝哔叽衣袖子里伸出两只短胳膊，颇为对称地放在桌上，就像肉店柜台上塞得鼓鼓的两条乡制香肠。苍白丰满的双手随便地握着拳头放在漆成黄色的橡木桌子上。他在看一本画报。突然一只手，他的右手，以我熟悉的、敏捷迅速的动作，落到桌子下面，我猜，伸进了外衣的口袋——拿出一块方糖放在嘴里。他那敏捷的动作提醒了我，我捉摸他是否还带着手枪，我看看他左手肩膀的下面，但我说不上他是否有枪。糖娃的蓝哔叽外衣永远比他的身材大一号。他确实是糖娃，可我不想见他。他一抬头便会看见我。我乘他全神贯注看画报的时候向门口走去。我很快地走到另一边几乎走出了他的视线范围，但他忽然抬起头来，我们四目相视。他站起身向我走来。我点了点头，可以算是认出他、在跟他打招呼——相当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招呼——也可以算是要他跟我出大厅好好谈一谈的表示。他以为我要他出去谈谈，便随我出屋。我并未在门口等他，我走过大厅来到通往主楼的楼梯口( 公共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总是在地下室附近、男厕所边上) 。也许他会因我多走这段距离而有所醒悟。但他一无察觉。他轻轻地走过来，他的上衣皱皱巴巴，宽大的蓝哔叽裤子像个布口袋似地垂挂在臀部，他脚登一双黑色软皮方头皮鞋。“你——你——你——”他开口了，他的面孔开始痛苦地、带歉意地扭曲起来，唾沫四溅。“我挺好的。”我说，“你近来怎么样? ”“还——还——还——行。”我们站在公立图书馆里灯光暗淡的、肮脏的地下室过道里，脚边水泥地上都是烟蒂，身后便是男厕所的大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干纸、灰尘和消毒剂的味道。这是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外边灰朦朦的天空像座湿透的旧天篷，淅淅沥沥滴个没完。我们互相打量着，彼此明白对方在图书馆避雨是因为他无处可去。他把脚在地板上蹭来蹭去，他看看地板、又抬头看看我。“我——我——我可——可——以找——找——找到工作的。”他十分认真地说。“当然。”我不太感兴趣地说。“我——我——我——我就是——不——不——不想干。一时还——还不想干。”他说，“我——我——不大想——想——想找工作。”“当然哕。”我说。“我——我——我还攒——攒——攒着点钱。”他颇含歉意地说。“当然。”他上下打量我。“你——你——你——你——有工作吗? ”他问。我摇摇头，也想像他刚才那样替自己辩护，说我想找的话，还是找得到工作的。我可以坐在泰尼办公室边上的讲究的办公室里，把脚跷在桃心木的写字台上。如果我愿意的话。这个想法夹杂着一时的疲乏的自我嘲弄掠过我的脑际，我突然看到一道闪光，听见一声响雷，我看到上帝放在我眼前的东西。达菲，我想，达菲。我面前站着糖娃。“听着，”我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向他凑过身子，“听着，你知道是谁杀死头儿的? ”他抬起头来看我，细脖子上的大脑袋略略向一侧歪斜，脸部开始痛苦的抽搐。“知道，”他说，“知道——那个王八蛋，我——我——我打死他了。”“对，”我说，“你打死了斯坦顿——”我想起很久以前生龙活虎似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亚当·斯坦顿，心中一阵刺痛，我痛恨眼前这矮小畸形的可怜虫——“对，你打死他了。”大脑袋慢慢地、无力地晃了一下，他重复说，“我——我——我打死了他。”“不过，假设你并不知道，”我凑过身子说，“假使斯坦顿后面还有人，策动他杀死头儿的人。”我让他慢慢体会我的话，我看着他的脸不断抽搐，可他说不出话。“假如，”我接着说，“假如我告诉你这人是谁——假如我拿出证据来——你打算怎么办? ”突然他的脸颊停止抽搐，变得像新生婴儿一样光滑宁静，不过这是那种极度紧张以后的一时的光滑与宁静。“你打算怎么办? ”我逼问他。“我就宰了那个坏蛋。”他说。他一点不口吃。“他们会绞死你的。”我说。“我宰——宰——宰了他。他们不能在我宰他以前先把我绞——绞——绞死的。”“记着，”我凑过身子悄声说，“他们会绞死你的。”他注意我，搜索我的面孔。“这人是——是——是谁? ”“他们会绞死你的。你肯定愿意干吗? ”“谁——谁——谁——”他开口说。他一把抓住我的外套。“你——你——你知道的。”他说，“你——你——你知道，可不肯告——告——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对他说，三点钟的时候来找我。我给你看样东西。我可以把萨迪寄我的东西拿来，那东西就在我房间的桌子里，他只要看一眼。只要看一眼。那就跟扣动扳机开枪一样。他的两手又抓又揪我的外衣。“告——告——告诉我。”我说。5只要看一眼。好极了。我可以下午在这儿和他见面。我们可以走进厕所，他可以看一眼，我可以回家把东西烧毁。去你的，干吗烧毁? 我干了什么? 我还警告了没用的小家伙，他们会绞死他的。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他无力地，纠缠不休地抓住我，嘴里说，“告——告——告诉我。你最好马上告——告——告诉我。”真太容易了。真好极了。我想到这种做法的极其精确的讽刺意义——它完完全全是达菲所作所为的翻版——我真想放声大笑。“听着，”我对糖娃说，“别揪着我，好好听着，我——”他松开手，老老实实地站在我跟前。他会干的，我知道他会干的。我可以跟达菲开这么大的玩笑，我高兴得差一点放声大笑。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达菲的名字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达菲的脸庞，大大的、圆圆的、油光光的脸庞。他向我暗暗地、兄弟般地点点头，仿佛对我开的玩笑颇为赞赏。就在我张嘴要说出他名字的时候，他对我挤挤眼睛。他兄弟般地向我眨眨眼睛。我呆呆地站着，动弹不得。糖娃的脸又抽搐起来。他又要问了。我低头看看他。“我骗骗你的。”我说。他脸上毫无表情，接着便是一脸杀气。他没有怒火，只是冷酷、单纯的杀气，仿佛在一刹那的时间里，杀气凝固在他脸上。这是一张好久以前、千百年前——也许还在冰河时代——陷在雪里冻死的人的脸庞，冰河把它一寸一寸地带了下来，突然它带着原始的纯洁与致人死命的纯真，隔着最后一层保护它的冰雪凝视着你。我站着，好像过了很多的时间。我动弹不得。我相信我完蛋了。冰雪似的脸庞消失了。我眼前仍是细脖子大脑袋的糖娃的面孔。他说，“我——我——我差点就干——干——干掉你了。”我舔舔发干的嘴唇。“我知道。”我说。“你——你——你不应该这——这——这样对待我。”他颇为委屈地抱怨。“对不起。”“你——你——你知道我——我——我的心情，你——你——你不应该这——这——这样对待我。”“我知道你的心情”。我说，“我很抱歉。真对不起。”“算——算——算了吧。”他说。他好像比以前更矮小了，他萎靡不振，一副可怜相，好像是个漏掉木屑的洋娃娃。我打量他。我说，对自己也是对他说，“你真的会干的。”“这——这——这是为了头儿。”他说。“即使他们会绞死你。”“天——天——天下没有像——像——像头儿那样的人。他们杀——杀——杀害了他。他——他——他们居然把他杀——杀——杀了。”他的脚在水泥地上来回蹭着，他低头看着双脚。“他真——真——真会说话，”他结结巴巴地咕哝，“头——头——头儿真会说话。没人能——能——能像他那样讲话。他——他演——演——演讲的时候，大——大——大伙儿欢呼的时候，你好——好——好像觉得心——心——心里痛快——快——快极了。”他用手摸摸胸口表明痛快极了的地方。他抬起头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表示同意，“他是个大演说家。”我们又站了一会儿，彼此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他看看我，又低头看看脚尖。然后，他又看看我说，“好——好——好了，我想我该——该——该走了。”他伸出右手，我和他握握手。“好吧，祝你交好运。”我说。他走上楼梯。他费劲地弯着腿一级一级往上走，因为他的腿又短又粗。他以前开那辆黑色大凯迪拉克的时候，总在身后放几个靠垫——你野餐或划独木舟时常带的那种靠垫——这样他踩离合器和刹车时可以方便一些。我就这样最后一次见到了糖娃。他是在爱尔兰人街出生的。他是场地上大孩子们推来搡去的小东西，他们打棒球，可他没资格玩。“喂，矮个儿，”他们喊他，“去给我把球棒拿来。”“喂，矮个儿，去给我买瓶可口可乐。”他就赶快去拿球棒，买汽水。有时候，他们会说，“哎哟，别说了，你这个结巴，给我写封信吧。”他便闭上嘴不说话。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儿，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他能干什么。他那粗短的胳膊把握汽车方向盘时居然像蜂燕掠过谷仓拐角一样十分潇洒自如。那双并不深邃的浅蓝色眼睛能够透过O ．38英寸口径的手枪枪管在富有启示意义的、凝结的一瞬间看到远处的目标。于是有一天，他坐在那辆黑色大凯迪拉克里掌握好几吨重的昂贵机械的脉搏，左边胳肢窝长着肿瘤似地夹着一把蓝色0 ．38英寸口径自动手枪。身边坐着头儿，头儿真会说话。“好吧，祝你交好运。”我对他说。但我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运气。某天早上，我会拿起报纸发现某个罗伯特( 还是罗吉?)·奥谢安死于车祸。或者当他坐在汽车里在他主人经营的“爱我离开我”小客栈和赌窟外面的阴影里监守着的时候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开枪打死了。或者因掏枪掏得比警察快——警察，毫无疑问，叫默菲——而不用人搀扶地走向绞刑架。这一切也许太富于浪漫色彩。也许他寿命会很长，长命不死。他会神智不清( 酒精、麻醉药，或者就是时间的作用) ，他会日复一日地坐在公立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里，窗外灰色的雨水顺着高窗往下淌，穿着油光光破衣服的、骨瘦如柴的秃顶小老头低着头翻阅着画报。因此，虽然我没有告诉他达菲对头儿做的手脚，没让他猛击直冲目标，然后像子弹命中目标炸成碎片一样，跟着一起完蛋。但我也许并没有帮糖娃的忙。也许我剥夺了糖娃多年生活所赢得的唯一的东西——真正的自我——其他的一切，不管是些什么，都是浪费、巧合，而酸溜溜、臭烘烘的真理就像你出外六周度假时留在冰箱里的半瓶牛奶。也许糖娃拥有任何人无法剥夺的东西。糖娃走后，我还站在过道里，呼吸着旧纸头和消毒剂的气味，反复思索着。后来，我回到报刊阅览室，坐下翻阅画报。我在图书馆遇到糖娃是在2 月里。我还是照老样混日子，还是很喜欢漫无目的、混混沌沌地过日子。然而，尽管我的生活环境没有变化，我的思想却起了变化。终于，几个月以后，5 月里，这种跟糖娃见面引起的变化促使我去看望露西·斯塔克。至少，我现在认为和糖娃见面引起的变化是我去看她的原因。我打电话到她还住着的农场。她在电话里说话自然，并不激动。她请我出城去看她。于是我又来到那座小白屋子的客厅里，坐在红丝绒面子的桃木家具中间，注视着地毯上的花朵。多年来那问屋子一直没有变动，今后很长的时问内也不会有任何变化。然而，露西有些变了。她胖了，头发更花白了。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小屋想象过女主人应有的模样——一个体面的中年妇女，穿一身干干净净的灰色花格裙，白袜黑鞋，坐在阳台的摇椅里，双手交叉胸前；她干完了白天的工作，男人还在地里，一时还用不着考虑晚饭或者挤晚上的那遍牛奶，她可以稍稍休息一会儿。露西现在很像我想象中的女主人的模样。她还不是那个女人，但是再过六七年她就是那个女人了。我坐着，注视着地毯上的花朵，我抬起头望望她，又去看花朵。她漫无目标地环视屋内，出色的家庭妇女常常这样四下看看，并且忽然发现一点灰尘。我们一直在讲话，但谈得很不自然，很别扭，完全是泛泛而谈，没有任何内容。你休假时在海边遇到一个人，你们俩一起过得好极了。你在晚会一角，在杯盏叮当、琴声铿锵的时刻和一位陌生人交谈，他的谈吐激励你，使你思想活跃，你和他一起进入美妙的思想境界，看到新的天地。或许你和某个人一起经历过紧张而又极其痛苦的生活，发现彼此心心相通。后来你们再度相会，你以为这位欢乐的朋友会带给你往日的欢乐，这位谈吐不凡的陌生人会再度振奋你麻木的思想，这位深表同情的朋友会又一次以旧日知心朋友的贴心话抚慰你。然而，那种欢乐，那种才智，那种感情的交流一去不复返了，它们总是要变的。你还记得从前使用的共同语言的个别词句，但你已经把语法给忘了。你记得舞蹈的步伐，但音乐没有了。这就是你现在的境地。我们对坐片刻，时间就像宁静秋日的落叶，在我们身边一分一秒地飘曳而过。我们沉默片刻以后，她说声对不起，站起身出去了，剩下我一个人观看落叶，消磨时光。但她又回屋来了，她端着一个托盘，盘里是一壶冰茶，两个飘着薄荷叶子的杯子和一个大巧克力蛋糕。你去乡间小白房子拜访时，他们总是款待你这两样东西，冰茶和巧克力蛋糕。这个蛋糕肯定是她在当天早上为了我的来访而专门烤的。好吧，吃蛋糕可以有点事情做。没人指望你满嘴蛋糕还能说话。终于她认真地谈了起来。也许因为桌上摆了蛋糕( 她知道蛋糕做得很好) ，她看见有人在吃她的蛋糕，就像以往多年来人们在星期天下午拜访她，在这间客厅里吃蛋糕一模一样。这情景使她终于能够开口谈问题了。她说，“你知道汤姆去世了。”她说得很平淡，我听了颇为放心。“是的，”我说，“我知道。”我在报上看到过这条消息，那还是在2 月里。我没有去参加葬礼。我觉得我出席的葬礼够多的了。我没有给她写信。我不能给她写信说我很难过，我也不能给她写信表示祝贺。“他得了肺炎。”她说。我想起亚当说过，这种病人最后多半死于肺炎。“他死得很快，”她继续说，“只有三天的工夫。”“是啊。”我说。她沉默一阵又说，“我现在认命了。我听天由命，杰克。有一个时候你觉得你不能再承受新的打击了，可是又出了一件事，而你还是能够忍受。我现在靠上帝保佑，一切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我没有吭声。“我一切都舍弃了，听天由命了。可上帝给了我一样东西，让我还能活下去。”我嘟囔一下，没说什么。她突然站起身子，我以为她要送客了，便笨拙地站起来，想说些告别的话。我实在急于想走。我是个傻瓜，我实在不该来。但她碰碰我的袖口说，“我要给你看样东西。”她朝门口走去。“跟我来。”她说。我跟随她走进小小的过道，走到一间后屋。她轻快地走向屋子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