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41

女秘书说他去萨迪·伯克的办公室了。萨迪办公室紧闭着房门。我在大屋子里转悠一阵，等头儿出来，可房门一直关得紧紧的。我听见里面有人提高嗓门说了一句话，但马上又压低了声音。我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回身进了办公室。电话是斯温顿打来的，他问我该死的为什么不把数字给他送去。于是我收拾好材料去找斯温顿，把东西给他。我跟他谈了大约四十分钟。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头儿已经不在了。“他去医院，”女秘书说，“他下午才回来。”我朝萨迪的办公室望去，心想她也许能帮我和斯温顿解决问题。女秘书注意到我的目光。她说，“伯克小姐，她也出去了。”“她上哪儿去了7 ”“我不知道，”女秘书回答道，“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伯登先生，不管她上哪儿，她现在一定已经到了，她走得匆忙极了。”接着她意味深长地狡狯地微微一笑——秘书们常常装出这种神~DJLIL你以为她们知道的比说出来的还要多。她伸出涂了红指甲的、雪白粉嫩的、圆润可爱的小手梳理好脑后一绺松散的、美丽的、金黄色的头发。她把头发梳理好，挺挺胸膛让伯登先生欣尝一下她的胸脯。她又说，“不管她在哪儿，那儿的人未必喜欢她去，她走的时候脸色可不好看。”说完，她甜甜一笑，表示不管她到哪儿，那儿的人一定会因为她的到来而感到高兴。8我回到办公室，写了几封信，一直写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州议会大厦地下室食堂吃了一份夹肉面包，食堂就像一个欢乐的、卫生的、井井有条的、大理石擦得锃亮的陈尸房。我遇到斯温顿，跟他闲聊了一会儿。我听从他的劝告，在午饭以后参议院继续开会的时候去那儿旁听。四点钟左右，一个小听差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楼上送下来的。纸条上写道：“斯坦顿小姐来电话要你马上去她的公寓。有要事。”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扔掉了。我上楼去办公室拿了大衣和帽子，叫办公室的人通知斯坦顿小姐我已经出发去她家。我走出门外，发现下雨了。早上纯净苍白的阳光已经消失了。我刚一敲门安妮就打开房门，我猜她一直站在门后等着我。但是门打开时，要不是我知道她就是安妮·斯坦顿的话，我乍一看她，也许会不认识她了。她面色惨白，愁云满脸，形容憔悴。看得出来她哭过。你还多少知道她的眼泪是什么样的：缓慢、稀少而痛苦，但很快忍了回去。她两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好像要支撑住自己不至于倒下去。“杰克，”她尖叫，“杰克! ”“出什么事了? ”我边问边把身后的房门推上。“你得找到他——你得找到他_ 找到他，告诉他——”她像着了凉似地直哆嗦。“找到谁? ”“——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喔，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他们说得那样——”“老天爷，谁说什么了? ”“——他们说都是因为我——因为我干的事——因为——”“谁说的? ”“——喔，你得找到他，杰克——你得找到他，告诉他，把他带到我这儿——”我一手抓住她一个肩膀，抓得很紧，狠狠地摇了她几下。“听着! ”我说。“别这种样子。别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安静一下。”她不说话了，听任我紧紧地抓着她，她抬起苍白的脸庞望着我，浑身发抖。她的呼吸浅短、急促而干燥。过了一会儿，我说，“现在告诉我你要我找到谁? ”“亚当，”她说，“是亚当。”“我干吗要去找到他? 出什么事儿了? ”“他到这儿来说都是因为我。因为我干的事儿。”“什么事情是因为你? ”“他是因为我才当医院院长的。他这么说的。因为我干的那件事。他这么说的。他还说——啊，杰克，他说——”“说什么了? ”“他说为他妹妹的奸夫拉皮条的钱，他绝对不挣。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了这句话，杰克——对我说的，杰克——我想告诉他——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可他把我一推，我倒在地上，他跑出去了——他跑出去了，可你得找到他，杰克——你得——”她又胡言乱语起来。我又狠狠摇晃她。“住嘴! ”我命令她，“别说了，要不然我会把你的牙齿都摇掉的。”她安静下来，软绵绵地站着，我说，“你慢慢地从头讲起，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领她走到一张椅子跟前，推她坐了下去。“现在说吧，”我说，“可别慌慌张张的。”她抬头望着我，好像说不出口。“告诉我。”我说。“他到这儿来。”她说了起来，“三点钟左右。他一进门我就知道出了件可怕的事——今天我已经有了件可怕的事儿，可我知道这又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臂，瞪着眼睛望着我，一句话不说。我想我连问他好几遍怎么回事，他把我的胳臂握得越来越紧。”她拉起袖子，给我看左胳臂上的青紫伤痕。“我不住声地问他怎么回事。他突然说，‘事，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接着他说，有人打电话给他，有个人——一个男人——这是他说的——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告诉他我——我跟——”她说不下去了。“你跟斯塔克州长的事儿。”我替她把话说完。她点点头。“太可怕了，”她悄声说，她并不在对我说话，而是如痴如醉地对自己说。“太可怕了。”她又说一遍。“别说那个，接着讲吧。”我摇摇她命令道。她清醒过来，看看我说，“他告诉他我的事儿，说这是他当院长的唯一原因，而现在州长要撤掉他，不让他当院长了——因为他手术做坏了，害得他儿子瘫痪了——他还不要我了——要把我踢出去——踢出去——那人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把我踢出去——因为亚当害了他儿子——亚当听他讲完，马上赶来了，他相信了——他相信我——”“嗯，”我气势汹汹地责问，“关于你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不是吗? ”“他应该先问问我。”她说着心烦意乱地摆弄着两只手，“他应该在相信那个人以前先问问我。”“他不是白痴，”我说，“事情讲得有头有尾，叫人相信。你运气够好的，他从前没起过疑心。要不然——”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臂，抓得我好疼。“别说了，别说了! ”她说，“你不能说——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亚当说的那么回事——喔，他说得太可怕了——喔，他骂我骂得真可怕——他说即使天下都是污秽的话，一个人也用不着做——喔，我拼命想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但他使劲推我，我摔倒了，他说他绝不为妹妹的奸夫拉皮条，别人不能这么说他——他跑出屋子，你得找到他。找到他，告诉他，杰克。告诉他，杰克。”“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我怎么会干这种事的，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喔，杰克——”她抓住我的袖子，使劲攥着。“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么下流叫人讨厌的。我努力不那么做。我下流叫人讨厌吗，杰克? 我下流叫人讨厌吗? 告诉我，杰克! ”我看看她。“不，”我说，“你不下流不叫人讨厌。”“可是出了这样的事。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他走了。”“我去找他。”我说完，抽出胳臂，准备要走。“这没什么用处。”“他会讲道理的。”我说。“喔，我不是说亚当。我是说——”“斯塔克? ”她点点头，又说，“对，我上那个地方去了——我们以前一直会面的城外那个地方。他今天下午打电话叫我去。我去了，他告诉我。他要回到他妻子的身边。”“噢。真想不到。”我说。我振作起精神，朝门口走去。“我会找到亚当的。”我说。“找到他，”她说，“找到他。我现在只有他了。”我走出公寓大门，步入雨幕时，暗自寻思，她还有杰克·伯登。至少，可以当跑腿使唤。不过，我这么思索时，心地平静，毫无怨尤。在城里不靠警察找到一个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常常这么做，结果总靠运气和时间。但有一条规则总是首先遵循的。于是，我先去亚当的公寓。当我看见门口他的汽车时，我想我交上了好运。我存好汽车，发现他汽车司机座边上的门敞开着，要是有辆卡车从边上开过，很可能把门撞掉，而且雨肯定会把车座淋湿。我走过时把车门关好，然后走进公寓大楼。我使劲敲门。没人答理。可这不说明问题。亚当即使在里面的话，他当时的心情也许不愿意开门。于是我转动门把手。门是锁着的。我下楼到地下室，找到看门的黑人，编了个荒唐的故事，说我有样东西忘在亚当的房间里。他常常看见我来找亚当，便让我进屋。我满屋子搜寻，可是找不到亚当。我发现他的电话机。我给他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又打给医院，打给他在医学院的办公室，还给医生外出不在家时留电话号码的总机打了电话。都没有结果。没有人知道亚当在哪儿。说得确切些，人人都认为他在某个地方，不过这种想法总是落空。这样一来，我就得满城去找了。我回到街上。他没有开走汽车，有点叫人奇怪。他把汽车丢下了。一个人冒着雨，大白天这个时候，能步行上哪儿? 或者说，晚上这个时候，因为天色已近黄昏。我想到了酒吧间。因为历来的传统是，男人受到了重大刺激以后，便去酒吧间，一脚踩在栏杆上，叫上五杯威士忌酒，摆成一排，一杯接着一杯喝下去，同时直愣愣地望着对面镜子里惨白的、备受折磨的面孔和眼睛，接着便和酒吧间侍者议论人生，嘲笑戏弄一番。但我不能想象亚当也来这一套。可是我还是去酒吧了。我去了好多家酒吧。酒吧真多，你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还不能走遍全城所有的酒吧。我先去斯莱德酒家，没有找到亚当。我叫斯莱德想法缠住斯坦顿医生，如果他来的话。接着我又出入各种酒吧、镀镍的、玻璃砖的、石砌的、五彩缤纷的灯光，舒适的古老的英国虫蛀的橡木家具、体育图片，滑稽的壁画、只有三件乐器的乐队。七点半左右，我又给亚当办公室和医院打电话。他两处都不在。医院对我说他不在的时候，我说我在为斯塔克州长打电话，州长的儿子是斯坦顿医生的病人，他们能否劳驾再找一下。隔了一会儿，接电话的人报告说，他们七点钟以前就一直在等斯坦顿医生，他跟另一位医生约好要一起看几张片子的，可是他没有来。他们找过他家和他的办公室，但都没找到。还问我要不要给斯坦顿医生留个口信，万一他来的话? 我说好的，叫他尽早跟我联系，我有要事相告。我会在我旅馆里留话，告诉他我在哪儿。我回到旅馆，在服务台留了话如果有人打来电话就赶快通知我。然后我去咖啡店吃了点饭。可是没有电话。我在大厅里看报纸消磨时间。《记事报》发表长篇社论赞扬参议院里一小撮人有勇气有胆识，反对本届政府提出的税收法，因为这个法案将抑制本州工商业的发展。社论边上是一张漫画。画面是头儿，或者说是一个长着头儿的脑袋但挺着硕大无朋的肚子的人，他穿一套布斯特·布朗服装，多毛的大屁股上绷着一条小裤子。这个怪物的膝盖上放着一个大馅饼，他正从馅饼的大豁口里掏出一个蠕动着的小东西。馅饼上标有本州两字、蠕动的小东西的标签是劳动的公民。从头儿脑袋的嘴巴里伸出一个连环漫画家表达人物说话的汽球。上面是：“啊，我是个多么好的好孩子啊! ”漫画下面的标题是：小杰克·洪纳。我接着往下读社论。它说，我们是个穷州，受不了强加给它的种种负担。9这是老调重弹。每当头儿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通过所得税、采矿税、酒税、等等——他们都弹这个调子。其实是钱包里的钱又少了一些。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他可能会忘却，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失去的遗产的。这是面容冷漠的佛罗伦萨人说的话，他是我们现代世界的创始人。他说得真妙。这是个穷州，反对派总是这样叫喊。可是头儿说，“毫无疑问，这个州里确实住着一批穷人，可是这个州并不穷。问题是喂食的时候，谁能把前爪伸进猪食槽。我是打算要推开几头猪，敲打几张猪嘴的。”他俯身向着人群，鼓起眼珠，脑门耷着一绺蓬乱的头发，他举起右手向他们，也向炽热的天空追问：“你们支持我吗? 你们支持我吗? ”于是欢呼声雷动。反对派总是叫喊说，贪污受贿的钱更多了。“当然，”头儿懒洋洋地很自在地说，“当然，有贪污，不过不多，正好能让轮子转动顺利，不至于吱吱发响。你们记得这一点。凡是人拼凑的机器，没有一样不消耗能源。你发动蒸汽机或火车头的时候，你从一块煤里得到多少能量，跟煤块里实际含有的能量相比又是多少? 少得可怜。哼，我们比最好的蒸汽机和火车头干得还要好得多了。当然，我周围有一群骗子无赖，不过他们都很胆小，不敢无法无天。我管着他们呢。我有没有给本州带来好处? 我当然带来了。”你可以把这番话称为历史代价论。一切变革都要花代价的。你应该根据收益来勾销代价。也许在我们州里，变革只能靠正在进行的办法来实现，而本州确实应该来一番改革。你还可以把它称为历史在道义上是中性的理论。进程本身在道义上无所谓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可以评价结果，但不能} 平价发展过程。道德品质坏的人可以办好事。道德品质好的人可以做坏事。也许一个人只有出卖灵魂才能有力量做好事。历史代价论。历史道义中性论。这一切都是高居于寒冷山巅的、高度历史性的观点。也许只有天才才能持有这种观点、才能真正看到这一点。也许你得用铁链锁在高山顶上，让鸫鹣啄你的心肝，让雷电抽打着你，你才能看见这一切。也许只有天才才看得见。也许只有英雄才能以此作为行动准则。我坐在大厅里，等着老是不来的电话，我不想再去思索这个问题。我又接着看社论。这篇文章像是在打太极拳，攻击目标毫不明确，火力不猛。它是在打太极拳，因为就在这个时刻州议会大厦里非常可能正要投票表决，大局已定，等麦克默菲一伙把意见谈完，等到票数统计完毕，只有天仙神力，才能改变表决结果。九点左右他们说有人打电话找我。可是电话不是亚当打来的。州议会大厦来电话说头儿在那儿，要我马上就去。我在服务台留了话，如果斯坦顿医生打来电话，请他打到州议会大厦，我会告诉总机接线员上哪儿找我的。接着我打电话给安妮把找寻亚当的结果——或者说，是没有结果的消息告诉她。她口气平静而疲乏。我坐上汽车。天又下过雨，因为路边水沟里流着一股黑水，在灯光下像油一样闪烁发光。不过，现在雨已经不下了。我驶近州议会大厦时看到大楼里灯火辉煌。不过，这儿在九十点钟还灯火通明并不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现在是州议会开会期间。我走进大楼，里面的人真不少。议员们刚散会，正在走廊里转悠，尤其是围着摆着黄铜大痰盂的战略要点。除了议员，还有很多别人。其中有很多记者，还有成群的围观者，他们喜欢凑热闹，总希望重大事件发生时，他们能够在场。我从人群里挤过去，挤上楼到头儿的办公室。他们告诉我他跟一个人下楼去参议院了。“税收法通过时没什么障碍，是吗? ”我问女秘书。“别说傻话。”女秘书说。我本想告诉她，当她躺在摇篮里吮大拇指的时候，我已经在大楼里工作了，但我没那么做。相反，我请她留心亚当打来的电话，接着便下楼去参议院办公室。开始，我没有看见头儿。后来，我发现他在屋子一侧，周围有几个参议员和卡尔文·斯泼林，还有几个人礼貌周到地站在后边，他们都是些食客，都要从大人物身上沾点光。越过头儿，我看见糖娃懒洋洋地靠在大理石的墙上，他吮着糖块，毫无疑问，糖水正甜滋滋地顺着喉咙流下去。头儿反背着双手，低着脑袋。他在听一位参议员讲话。我走近人群，站在后面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我捕捉住头儿的目光，知道他看见我了。于是我走到糖娃身边，说一声，“你好。”他努力一番，终于吐出“你好”两字。他继续吮糖块。我靠在他身边的墙上，等待看。四五分钟过去了，头儿还低头站着，仔细倾听。他可以长时间地洗耳恭听而不说话，让对方滔滔不绝地说着。对方口若悬河、没完没了地说着，头儿耐心等待着看看桶底究竟是些什么货色。终于，我知道他听够了。他知道那家伙的桶底里究竟是什么货色，或者是根本没有货色。我知道他听够了，因为我看见他突然抬起头来注视对方。这是他听够了的表示。我挺直身子，不再倚墙。我知道头儿要走了。他望着那个人摇了摇头。“你这话站不住脚。”他十分和蔼地说。他嗓门比较高，我能听见。那个家伙讲话很快，声音很轻。接着头儿望着我，喊道，“杰克。”我走到他的身边。“咱们上楼吧，”他对我说，“我有话跟你讲。”“好吧。”我说着朝门口走去。他摆脱了那群人，向我走来，在门口赶上了我。糖娃走在另一边，稍稍落后几步。我开口要问头儿他儿子的情况，但想想就没有发问。这种问题很不合时宜，而且问了也没用。于是我们穿过走廊，向大厅走去。我们要在这儿乘电梯上他的办公室。一些在走廊里闲荡的人稍稍后退，向他致意，“你好，州长，”“嗨，头儿。，，头儿只是点头致意。还有些人，没说话的那些人，则转动脑袋看着头儿走过去。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他在这条走廊里至少走了有一千次，也许差不多一千次了，有人跟他打招呼，有人用目光送他走过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地面。我们来到大厅。穹顶下，辉煌的灯火照耀着一排排塑像，它们带着政治家的尊严站在台座上，标志着这个地方的不同阶段。灯火还照耀着四下走动的人群。我们沿着东墙，走向电梯间。我们走近莫法特将军( 与印第安人英勇作战的伟大战士，成功的地产投机商，本州第一任州长) 塑像时，我看见有个人影靠在台座上。那是亚当·斯坦顿。我发现他浑身上下衣服湿透，半条裤管沾满泥泞。我明白那辆空汽车是怎么回事了。他丢下汽车，冒雨步行。我看见他时，他正向我们这边探望。但他注意的是头儿，他并没有看我。“亚当，”我叫他，“亚当。”头儿转身向亚当走去，他伸出手准备和他握手。“你好，大夫。”他伸出右手。一时间，亚当站着纹丝不动，好像要拒绝跟走近身边的人握手。接着，他伸出手来，他伸手时，我感到一阵欣慰，心想：他跟他握手了，他没事了，他没事了。我看见他手上的东西，我认出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的思想和神经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便看到手枪枪口吐出两朵淡黄色的火花。我没有听见枪响，因为枪声消失融化在我左侧更为断然的一连串枪声之中。亚当伸着右手，倒退一步，向我射来谴责而憔悴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又响起了一阵枪声，他倒在地上，但他仍然凝望着我。一片惊人的沉寂，我冲向倒下去的亚当。接着我听见大厅某处一个女人的尖叫声，纷乱的脚步声和七嘴八舌的说话声。亚当胸前鲜血喷涌。他胸前一排子弹孔。整个胸膛打烂了。他已经断了气。我抬起头看见糖娃，他手上的枪管还在冒青烟，右边，靠近电梯，一个公路巡逻警察的手里也拿着一管枪。我没有看见头儿，我想：他没有打中他。但我错了。我这么思忖着，四下寻视时，糖娃哨啷一声扔下自动手枪，发出一声窒息的、野兽似的呼喊，冲到莫法特州长座像后边。我把亚当的脑袋放在大理石地板上，朝塑像后边走去。我得使劲把人推开，他们都拥了上来。有人大声叫喊，“让开，让开，让他有点空气! ”可是人们还是从大厅的四面八方，从走廊里不断涌向出事地点。我挤进人群，发现头儿坐在地上，他喘着粗气，眼睛直视前方。他两手捂着身子，捂着心口下面靠中间的地方。我看不出他受伤的样子。接着我看见他两个手指中间渗出一点血水，就是一点点血水。糖娃俯下身子，哭哭啼啼，结结巴巴地想说话。他总算把话憋出来了。“疼——疼——疼得——厉——厉害吗，头儿——疼——疼——疼——疼吗? ”头儿并未死在大厅的穹顶下面。事实上，他活了好一阵子，死在一张干净、雪白、消过毒的病床上，享尽了科学的一切益处。有几天，他们宣称他不会死的。他伤势很重——他体内有两颗直径0 ．25英寸的铅弹，亚当孩提时代就有的玩具手枪里的铅弹——但可以动手术，而且他身体强壮。于是我又一次坐在摆着盆花、挂着水彩画、暖洋洋的壁炉里架着人造木柴的候诊室。开刀的那天早上，露西·斯塔克的一个姐姐来陪伴她。头儿的父亲斯塔克老人身体虚弱，不能离开梅逊市。露西的姐姐比她年纪大得多，穿一身乡间人们常穿的黑衣服，蹬一双高统系带黑皮鞋。你一眼便知道她是个意志坚强、通情达理的女人，她饱经风霜而且知道如何帮助别人承受打击。你只要看看她那双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