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40

坐下。他开始来回走动。他走到窗口，拉开印花布窗帘，看看黑暗中的草坪，眺望草坪以外的黑夜，雾气中一盏孤独的街灯发出幽幽的光晕。他走回火炉边，又紧踩地板转过身子，鞋跟把地毯都揪了起来。他双手反背身后，一绺头发披在额前，脸色阴沉，脑袋低垂着，略微有些晃动。6我继续翻阅画报。然而那沉重的步伐，急迫而又从容的脚步声触动我思想深处的一丝记忆。我感到烦躁，因为记忆难以捕捉，难以辨认。终于，我想起来了。那是乡间旅舍隔着薄墙的房间里传来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脚步声。对，就是那种脚步声。外面有人在抓门的把手。头儿一直在来回走动。但一听见动静，那人刚刚抓住门把手，他就像头猎犬似地收住步伐，转过头来盯住房门。亚当走进屋子，利箭似的审视的眼光立即紧紧地逼视着他。头儿舔舔下嘴唇，忍了忍，没有发问。亚当关上房门，向前走了几步。“伯汉姆医生对病人进行了检查，”他说，“还看了爱克司光片子。他的诊断和我的完全一致。问题在哪儿，你是知道的。”他顿了一下，仿佛期待头儿有所表示。但是头儿没有回答，他连一点表示都没有。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拼命地注视着亚当。“抢救办法可以有两种。”亚当又讲了起来，“一种比较保守，另一种比较激进。保守的办法是作牵引，打上很厚的石膏，等待伤势缓解。激进的办法是马上进行外科手术。我想强调说明这是个难以采纳的决定，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决定。因此，我希望你们对伤势有充分的了解。”他又停下话头，但是头儿还是毫无表示，只是紧紧地盯着他。“你知道，”亚当又说了起来，口气有些像在教室里讲课，带点学术味儿精确简练，“爱克司光片子是从侧面拍的。从照片上来看，第五和第六节颈椎骨骨折错位。但是爱克司光不能显示软组织的情况。因此我们现在不知道脊髓受伤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外科手术来了解。如果手术过程中我们发现脊髓断了，病人就得终身瘫痪。因为脊髓是没有再生能力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是一块错位的骨头压迫了脊髓。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椎板切除手术，减轻对脊髓的压力。我们不能预言这种手术会产生多大好处。我们可能恢复一点点脊椎的功能，也可能恢复大部分的功能。当然，我们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有些肌肉组织可能还会麻痹。你明白吗? ”亚当似乎并不期待任何答复。他略一停顿便马上接着讲下去，“我必须强调一点。手术部位离脑子很近。可能致命。手术后伤口感染的可能性更大。伯汉姆医生和我讨论了很久，我们两人意见完全一致。我个人建议开刀，承担一切责任。但我希望你知道这种做法有些冒险。成功的可能不大。这是孤注一掷，跟押宝一样。“他不说话了。沉寂中，头儿喘了几口气。接着，他咬紧牙关说。“开刀。”他决心冒不大可能成功的危险。他像赌徒押宝一样孤注一掷。但我对他的决定并不感到奇怪。亚当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露西，仿佛希望得到她的同意。她转过目光看看丈夫，他已经走到窗口眺望窗外黑色的草坪。她凝视他松弛的双肩，半晌才转过脸来面对亚当。她费劲地点了一下头，两手在膝盖上紧紧相握。她轻轻地吐出，“对——开刀。”“我们马上就做手术。”亚当说，“我已经下命令让他们作好一切准备。手术不必立即进行，但我认为早做为好。”“做吧。”窗口传来刺耳的话声。但头儿并未转身，亚当·斯坦顿走了出去关上房门，头儿还是没有转身。我继续翻看画报，但我翻页时十分小心，不让出声。房间内一片压抑的沉寂，我不想弄出一丝声响。长时间的寂静中，我不断看着穿游泳衣的女郎、赛马、大自然的美景、穿着某种衬衣或举手致敬的一长排笔挺的、眉目清秀的年轻人，用六张照片显示的、答案在下一页的侦探故事等等。某实，我的心思不在画面上，它们看上去都一样，都是那么回事。露西站起身子。她走到头儿站着的窗口。她把手放在他的右臂。他缩了回去，他没有看她。但她抓住他的小臂，拽着他，他推挡一阵便跟着她。她把他领到蒙着印花棉布的大椅子跟前。“坐下，威利，”她轻轻地说，“坐下休息一会儿。”他颓然倒在椅子里。她转身回到自己的椅子。他的目光追随着她。他不再看壁炉里的人造木柴。终于，他开口了，“他会好的。”“上帝保佑。”她说。他凝目注视着她，沉默了几分钟。接着．他十分激烈地说，“他会好的。他一定得好起来。”“上帝保佑。”她说。她迎着他的目光，两人四目槲对而视，他垂下了眼睛。我不想再坐在那儿。我起身出屋，走到值班护士的桌子跟前。“有没有办法给州长和他夫人弄点夹肉面包和咖啡? ”我问道。她说她去要一点。我叫她把面包咖啡放在她桌上我来端进去。接着我下楼到门厅。萨迪还在那儿，像个幽灵似地呆在阴影中。我把做手术的事情告诉她，又返身上楼。我在楼上值班护士的桌子前面站了很久，等她们把面包拿上来，便把托盘端进候诊室。面包和咖啡并未影响室内的气氛。我在露西身边摆了一张小桌子，在桌上放J ，一盘夹肉面包和咖啡。她向我道谢，掰了一块面包，往嘴里送了两三回，但没吃下多少。不过，她把咖啡喝了。我在头儿身边也摆了些面包和咖啡。他抬起头来对我说，“谢谢，杰克。”但他一点吃的意思都没有。他端起一杯咖啡，好半天都没喝一口。他只是端着杯子。我吃了一块夹肉面包，喝了一杯咖啡，我倒第二杯咖啡时，头儿把杯子放在身边的小桌子上，咖啡溅了出来。“露西，”他说，“露西! ”“嗯? ”她回答。“你知道——你知道我打算干什么? ”他身子向前倾，并不等她回话便接着说，“新医院要用他的名字命名。用汤姆的名字。我要把医院起名为汤姆·斯塔克医院及医疗中心。它要用汤姆的名字，它要——”她缓缓地摇摇头，他不说话了。“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她说，“唉，威利，你还不明白吗? 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在石头上刻一个人的名字。把名字登报等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啊，威利。他是我的宝贝孩子，他是我们的宝贝儿子，那些事情都无关紧要，它们都无所谓，你明白吗? “他倒在椅子里，两人重又陷入沉默。我把盘碟和没吃过的食物送到走廊值班室又回来时，房间里还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是借口送还盘碟走出屋子的。我回来时已是清晨六点差二十分钟了。六点钟时，亚当进来了。他面色灰白，表情刻板。头儿站起来望着亚当；他和露西都没吭声。亚当说，“他活下来了。”“感谢上帝。”露西长吁一口，但头儿仍然紧紧地盯着亚当。亚当迎着他的目光说，“脊髓压坏了。”我听见露西倒抽了一口冷气，看见她脑袋低垂在胸前。头儿先是毫无表示。后来他抬起双手，伸着手指抬到胸前，仿佛要抓住什么似的。“不! ”他厉声喊道，“不! ”“脊髓压坏了。”亚当说完又添一句，“我很抱歉，州长。”他走出屋子。头儿瞪着眼睛望着紧闭的房门，慢慢地坐倒在椅子里。他望着房门，瞪大着眼睛，额前渗出一片汗珠。他猛地坐起身，发出一声呼喊。这是坐在椅子里的黑色野兽进发出来的无形的痛苦的呼喊。“噢! ”他说。“噢! ”露西·斯塔克望着他，他仍然望着房门。接着又是一声，“噢! ”她站起身子朝他走去。她并未说话。她只是站在他身边，一手扶着他的肩头。又是一声呼喊，但这是最后的一声。他颓然后仰倒在椅子里，两眼仍然紧盯房门。他喘着粗气。这黯然销魂的情景持续了三四分钟。终于，露西说，“威利。”他第一次抬起头来看看她。“威利，”她说，“该走了。”他站起身子，我从墙边长沙发里拿起他们的外衣。我帮露西穿好大衣，她拿起另一件，帮他穿上。我没有过去帮忙。他们朝门口走去。他挺直身子，两眼直视前方，但她仍然扶着他的胳臂，你如果看见他们，你会觉得她在十分灵巧而机智地给盲人领路。我给他们打开房门，紧走几步，吩咐糖娃备车。头儿上车时，我在边上，她随他上了车。我有点吃惊，但我并不因糖娃送她回家而感到遗憾。尽管我喝了咖啡，可我还是很想睡觉。我回身进楼来到亚当的办公室。他正准备离开。“怎么回事? ”我问。“我都说了。”他说，“脊髓压坏了。他会瘫痪。预后情况一般都是先四肢完全软弱无力。慢慢地肌肉弹性会恢复正常。但他的手脚永远不会听他使唤。他身体各部门的功能还存在，但都失去控制。他就像个婴儿。皮肤会慢慢坏死。他很容易感染。呼吸系统也会受到破坏。很可能会患肺炎。这种病人迟早都死于肺炎。““这么说来越早得肺炎越好。”我想到了露西·斯塔克。“也许你说得对。”他疲惫地说。他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他穿上大衣，拿起提包。“要不要我送送你? ”他问。“谢谢，我有车。”我说。我瞥见他桌上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打个电话。”我说。“我会替你锁门的。”“好吧。”他走到门口说了一声，“晚安，”便出去了。我接通外线，拨了安妮家的电话号码，把消息告诉她。她说这真可怕。她老是对着电话筒说，“太可怕了”——她用低沉、茫然的声调接连说了三四遍。接着她谢过我便挂断了电活。我走出办公室。我还有一件事要办。我下楼到门厅。萨迪还在那儿。我把一切告诉她。她说真够呛。我表示同意。“真够头儿受的。”她说。“露西才真够受的，”我说，“因为得由她来照顾这个娃娃。你随意分赠同情时，别忘了这一点。”她一定累极了，或者有别的心思，因为我的话没有使她发火。我问她要不要我开车送她进城。她也有车，她说。“好了，我要回家一睡不起。”我说完走开，让她独自留在门厅。我走下汽车时，天空呈蔚蓝色，已经是黎明了。汤姆在星期六下午受伤。星期天黎明前做的手术。高潮是在星期一。感恩节前的星期一。7那一天，先是各种事件慢慢地接二连三地发生，接着便是仓促的结局，仿佛一块慢慢摩擦滑动的巨大重物突然冲破最后的系泊，猛地冲了下去。那一天，我开始还感到各种事件的逻辑联系，不时瞥见一眼这些逻辑的联系。但当各种事件蜂拥而来，冲向结局，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感到一点事态发展的形式。由于各种事件缺乏逻辑的联系，由于我感到事件和人物都为难以描述的冲动所支配，整个事态蒙上一层梦幻似的不真实感。只有在事件结束以后，在一切都过去以后很久，我才恢复了现实感，才能把七巧板似的点滴线索捡起来，拼凑成图案。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现实不是事件本身作用的结果。现实是某一事件和过去以及将来的事件发生关系、产生作用的结果。我们似乎提出一个自相矛盾的论点：事件本身并不是真实，事件的真实性来自其他的事件，而这些其他事件本身却又不是真实。然而这进一步证明我们必须肯定的事实：方向才是一切。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生活，因为我们的自我取决于这个原则。星期一上午我一大清早便来到办公室。星期天我整整睡了一天，只起来吃了点晚饭，看了一场无聊的电影，十点半钟便上床睡觉。我精神焕发地走进办公室，我像一切睡足觉的人一样，感到心地澄净。我走进头儿的办公室，他还没来。我在他办公室时，一个女秘书送进一盘堆得高高的电报。“都是来慰问他儿子受伤的。”她说，“我们不断收到这样的电报。”“今天一天都会有这种电报的。”我说。这话千真万确。全州内每一个新出山的政客、县政府大楼的看门人、野心勃勃的马屁精，要是没看到星期天的报纸，不知道他儿子受伤的话，都会在今天早上的报纸里看到这条新闻，都会拍来电报。拍电报跟祷告一样，你说不上祷告有什么好处，不过祷告肯定没有坏处。这些电报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就像政客女儿结婚要送礼，警察下葬要送花一样。既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还得说明，花必须在安东尼奥·裘斯托的花店里订购，这也是整个体系的一一部分。花店有个姑娘在特别档案里登记为警察下葬订购鲜花的顾客姓名，葬礼以后，托尼会翻阅挡案：跟他手持的永远哀伤的朋友总名单相核对，如果总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你最好订花，在为墨菲葬礼送花的名册上留下名字，而且还不要随便送束小花。托尼是泰尼·达菲的好朋友。女秘书摆动着裙子潇洒地走出屋时，泰尼·达菲进来了。他脸上堆满行家的同情与殡仪馆殓葬人的阴郁表情走进屋子。但他一看见头儿不在屋里便松了一口气，咧嘴笑笑，说道，“混得如何? ”我说还不错。“你见到头儿了? ”他问。我摇摇头。“唉，”他说，脸上奇迹般地浮现出同情与忧郁，“真够惨的。我总说这种事是悲剧。那么好的一个孩子。那么一个清清白白、公正诚实的好孩子。真是悲剧，毫无疑问是个悲剧。”“你用不着在我身上练习这一套。”我说。“这对头儿是个沉重打击。”他说着摇摇头。“留点力气等他来了再说。”“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昨天就想找他，”泰尼说，“可他不在州长府。他们说不知道他上哪儿了，他没回家。他去了一下医院，可我跟他错过了。他也不在旅馆里。”“看来你哪儿都找遍了。”我说。“是啊，”泰尼说，“我要告诉他我们大家都感到难受。”这时，农业专员卡尔文·斯泼林和几个人一起进屋来。他们都满脸哀戚。他们看见头儿不在才稍稍放松，嚼起泡泡糖。“也许他不会来了。”斯泼林说。“他会来的，”泰尼宣称，“这事儿不会把他压垮的。头儿是个硬汉子。”又进来了几个人，接着摩里塞也来了，他在休·米勒辞职以后就一直接替米勒担任司法部长。雪茄烟雾开始在屋内弥漫缭绕。萨迪站在门口，一手扶着门框，扫视室内众人。“嗨，萨迪。”有个家伙叫她。她没有答应。她环视屋内四周，说了一声，“耶稣基督，”便走开了。我听见她办公室的房门关上了。我信步走到头儿办公桌后面的窗口，俯视楼下大地。夜里下过雨，在微弱的阳光下，青草、橡树叶子，甚至四处攀援的青苔都带有淡淡的光泽，反射在汽车道和小径的水泥地上，闪烁着几乎难以察觉的光亮。整个世界，光秃秃的树干——树叶早已掉完的那些树干、房子的屋顶，甚至天空都看上去苍白，洁净。轻快，像一个卧床已久的病人感到体力恢复，并且认为自己就快痊愈。头儿进屋时脸上并不完全是这种表情，不过多少带有这种的神情。他的脸色并不灰白，但比平时苍白，下巴颏处的皮肤似乎有些松弛下垂。颚骨处有几道剃刀划开的口子。眼圈灰黑，是那种皮肤擦伤而又快好的颜色。但眼睛明亮有神。他走过接待室——地毯淹没了他的脚步声。他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大家才发现他。聊天说笑的声音并未立即消失，而是说了一半忽然凝固，个个噤口不言。接着人人悄没声息地慌张寻找并披戴刚才搁置一边的葬礼上的面容。接着，调整好脸部表情以后，他们蜂拥向前，团团围住头儿，个个抢着跟他握手。他们告诉他，他们一直要向他表示他们是何等的难过。“你知道我们大伙儿的心情，头儿。”他们说。他说，是啊，他知道的。他说得很平静。他说，是，是，谢谢你。他朝写字台走去，大伙儿纷纷让道，恰似轮船从码头滑入河内，螺旋桨开始转动时河水纷纷溅开一般。他站在桌前，拿起电报，翻看一下，又随手放下。“头儿，”有个人说，“头儿——这些电报——它们表明——它们表明了大伙儿对你的感情。”他一言不发。正在这时候，女秘书又送进一摞电报。她把托盘放在他面前的写字台上。他两眼盯着她。接着他把手放在那堆黄色纸张上，轻轻一推，用平静而干巴巴的口气说，“把这些垃圾都拿出去。”女秘书把垃圾拿了出去。整个场面顿时黯然失色。大伙儿开始慢慢走出屋子，回到一早上还没坐过的办公转椅。泰尼要走的时候，头儿说，“泰尼，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讲。”泰尼退了回来。我也在往外走，但头儿叫住我，说，“我要你一起听听。”于是我找了张靠墙的椅子坐下。泰尼坐在写字台一侧的一张绿色大皮椅子里，架起二郎腿，把包着臀部的裤子绷得紧紧的，他掏出烟嘴接上一根香烟，点着了，然后等头儿开口。头儿一点不着忙。他沉思片刻才抬起头来望着泰尼·达菲。但他接着便像连珠炮似地说得很快，“我把跟拉森签订的合同取消了。”泰尼倒抽了一口冷气，半晌才说，“头儿——头儿——你不能这么做，头儿。”“能，我可以这么做。”头儿说，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你不能啊，头儿。一切都安排好了，头儿。”“现在取消还不算晚，”头儿说，“还来得及。”“头儿—一头儿，”泰尼·达菲简直在哀泣，香烟灰纷纷落在浆烫得笔挺的白衬衣前襟上。“你不能对老拉森说了话不算数。他是个好人，你不能这么做。你一向做事光明正大、诚实公正。”“我可以对拉森说了话不算数。”头儿说。“你不能——你不能改变主意，头儿。现在不行了。你现在不能改了。”头儿猝然从桌边椅子里站起身来。他紧盯着泰尼说，“我可以任意改变很多东西。”沉默中，头儿绕过写字台。“就这样了，”他声音喑哑，耳语般地说道，“你可以告诉拉森去拼老命干吧。”泰尼站起来。他张了几次嘴，舔舔嘴唇，好像要开口讲话，但每次都又闭紧那镶了昂贵假牙的嘴巴。他面如死灰。头儿走到他跟前，“你去告诉拉森。”他说，“拉森是你的朋友，你去告诉他。”他用僵硬的食指捅捅泰尼的前胸。“对，”他说，“他是你的朋友，你可以搂着他肩膀告诉他。”说完头儿咧开嘴笑了笑。我没想到他会笑。可这是一种冷漠的、令人难受的微笑。它表明刚才说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泰尼走到门口，走了出去。他没有关上房门，他毫不停顿地走了出去，走过长长的绿色地毯，最后他的身影消失了。头儿并没有看着他走出去。他闷闷不乐地低头望着空荡荡的写字台。过了一阵子，他说，“关上门。”我起身，关上房门。我没有坐下，我站在房门和写字台之间，等着他说他想说的话。不管他想说什么，他始终没说出口。他只是抬头望着我，目光单纯，略带疑问。他问道，“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要我讲什么，他希望我说什么。从那天起，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当时我可以对威利·斯塔克——当年从乡下来的威利老表，现在的头儿——说我该说的话。但我并没有这么做。我耸耸肩膀说，“嗯，你对泰尼再粗暴都没关系。他生来就是挨骂的命。可拉森不一样，他精明强悍。”他望着我，仿佛想说些话，但他脸上询问神情消失了。他说，“你总得从某件事情开始做起。”“开始做什么? ”他打量我好一阵子才说，“算了。”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我得对税收法的辅助数字进行最后的检查。斯温顿要把法案交参议院通过。他星期六就要这些材料了，可是我给耽误了。星期六晚上我约好斯温顿和头儿一起谈谈，可是出事了，大家没能会面。这天上午我遇到了一点问题。我走出办公室朝头儿的办公室走去。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