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37

“不是。”他审视着我的脸孔说道。“那，那是怎么回事? ”“他今天下午开枪打死了自己。”他回答道，他还在审视我。但他又干巴巴地加上一句，“显然是因为健康不佳。他近来身体衰弱。一个很活跃的人——一个运动员——常常，”他口气更加干巴巴，更加冷漠了——“这样的人常常受不了晚年行动不便的处境。是的，我相信这就是原因。”我没有作声。“再见，先生。”医生说完转过身子，走下过道。他快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又喊了一声，“大夫! ”向他奔去。我走到他跟前说，“大夫，他开枪打哪儿了? 身体的哪个部位? 不是头部吧? ”“直接打进心脏。”他说完又添了一句，“38口径的自动手枪。伤13很干净。”他走下楼梯。我默默地站着，回味着他的话。子弹是穿过死者的心脏，伤口很整齐干净，不是穿过头部，他不是把枪口放进嘴里，让子弹穿过柔软的黏膜，把它们烧焦，把头骨炸成粉碎，像碎鸡蛋似地一团糟。我站在过道，想到伤口干净整齐，仿佛有所慰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抓起几件衣服．又来到母亲的房间，关上房门。我穿好衣服，坐在带天盖的华丽的大床边上。床上，穿着带花边睡衣的人儿显得十分弱小。我注意到她胸脯松弛，双颊下陷，脸色灰白。她的嘴微张着，出气很粗。我简直认不出这张脸庞。它显然不是四十年前阿肯色州的产木材小镇上的那个金头发穿嫩绿色裙子的少女的面容。当时她跟一位矮小粗壮、穿黑色西服的男人站在商店台阶上，而空气中、头脑里回响着像错乱的神经似的铁锯的呻吟，成片树桩之间的红色土壤上点缀着片片绿色，在春天的阳光下散发着水气。它不是当年在常春花丛里，在隐秘的松树林里或在拉上窗帘的房间里热切地、不顾一切地仰望那长着鹰钩鼻子和火辣辣的眼睛的男人的那个容光焕发、双颊略呈凹形的面庞。不，这是一张苍老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难过，不由地伸手握住那无力地放在被单上的、毫无知觉的小手。我握着她的手，想象着当年去阿肯色州产木材小镇的不是博学的律师，而是他的朋友的可能性。不，情况不会有多大好转，因为我想起来，当时芒蒂．欧文已经结婚，有个生病的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她从马上摔下来，摔成残废，在床上躺了好几年才悄悄地死去，从埠头人们的眼睛和思想中消失了。毫无疑问，芒蒂·欧文一定认为他对有病的妻子负有义务与责任：他不能跟她离婚，另娶别的女人。显然，这就是为什么他没和双颊呈凹形的姑娘结婚，没去找他的日目友——那位博学的律师——并且对他说，“我爱你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在寸夫知道真相以后——他一定知道真相，因此走出家门，走到贫民窟的阁楼里，在那儿一住就是这么多年——他没有跟她结婚。他当时还有妻子，因为她是个病人，他一定出于一种曲解的荣誉感不忍心抛弃她。接着，我母亲又结婚了。他们一定互相怨恨，激烈争吵过，他们一定还感受到幽会的满足与激情。后来病人去世了。他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也许我母亲不肯，她要惩罚他，因为他从前拒绝过她。也许到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各有一定的方式，无法改变了。总之，他又娶了从萨瓦那来的女人。她没有带给他任何东西，既没有钱财，又没有幸福，但她过了一定的时间也去世了。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还不结婚?我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我当时想，唯一的答案也许在于，等我们认识我们生活时，我们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方式格局，我们给自己下的定义，我们来不及跳出固定的框框。我们只能根据定义过活，就像笼子里的囚犯，既不能站，又不能坐，更不能躺下，只能挂在空中让公众观看以示惩戒。然而，我们给自己下的定义就是我们自己。要冲破这个定义，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可是，如果你的自我是创造新的自我的唯一物质，那你怎么能创造出新的自我。至少，这是我当时解决问题的推理过程。总之，我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也不去想我设法寻找的答案。我只是握着那只无力的手，倾听那双颊凹陷的面孔所发出的粗短的呼吸。我思索着那天下午把我从梦中惊醒的尖叫声中有着明快、美丽、金子般纯洁的感情。这是长期受压制的心灵的真诚的呼唤，它历尽沧桑，终于在一瞬间诉说真情。是啊，我想她爱过芒蒂- 欧文。我过去一直认为她谁都不爱。现在我握着她的手，不仅怜悯她，而且爱起她来，因为她毕竟爱过别人。过了一会儿，护士来了，把我替换下来。我离开母亲的房间。接着丹尼尔太太来探望母亲。她是欧文法官的邻居。就是她打电话把他的死讯告诉我母亲的。丹尼尔太太在午后听见一声枪响，但没往心里去。直到欧文家的黑用人冲出庭院大喊大叫，她才醒悟到出事了。她跟那个用人走进屋子，看见法官坐在书房的一张大皮椅子里，腿上放了把手枪，头歪在肩上，白外衣的左边渗出了鲜血。她有很多新闻可以报告，正顺着大街挨家挨户进行报道。她把故事讲给我听，向我打听我下午去欧文家的经过，我母亲怎么会生病的( 她当然从电话里听见我母亲的尖叫) ，但她一无所获。她告别后再去访问下一家时，除了基本情况外，没能增添一丝一毫新的内容。七点钟左右，年轻的经理回来了。他已经听到欧文法官去世了，但我得告诉他有关我母亲的情况。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不能进母亲的房间。他和我到屋外回廊里去喝酒。两人都无话可说。对我来说，他不过是个影子。并不坐在我的眼前。两天后，欧文法官葬在教堂墓地那棵长满青苔、幽灵似的橡树底下。早些时候，在他家里，我随着众人瞻仰遗容。我走过棺材，低头凝神注视他的面容。鹰钩鼻子似乎薄如纸张，简直有些透明。平时健康壮实的肤色消失了，双颊上只有殡仪馆殓葬人为他整容修饰的红色。然而，粗短的、赤褐色的头发，虽然稀疏，却像通电似地一根根竖在高高的脑壳上。人们鱼贯而行，走过他身边，相互低声交谈，来到客厅尽头，站在专门运来的盆栽棕榈树边上。于是，他的死毫不费力地融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就像一滴污水落人一杯干净的水中。这点污水会从破坏性的中心向外扩散，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跟干净的水掺杂渗透，越来越把污浊冲淡，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站在教堂墓地，葬礼正在进行着，沙土和腐殖土混杂的土块被铲起来扔进欧文法官所躺着的洞穴。我想到他怎样忘却了莫缇墨·隆卓·利特保的名字，忘却他的存在，而莫缇墨却从来没把他忘却。莫缇墨死了二十多年了，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欧文法官。他记得他妹妹箱子里的那封信，他带着微笑。他无声地耻笑着，他一直等待着。欧文法官害死过莫缇墨·隆卓·利特保。可是莫缇墨最后也害死了欧文法官。不过，是莫缇墨吗? 也许是我杀害他的。这是对于他逝世的另一种观点。我琢磨着，思忖着我的责任。我完全可以说我没有责任，我负的责任不比莫缇墨大。莫缇墨杀死欧文法官，因为欧文法官杀害过他；而我杀害了欧文法官是因为欧文法官促成我来到人间。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以说莫缇墨和我不过是欧文法官持久的、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中的两个孪生工具。因为杀人或给人以生命都是可以用死亡来惩罚的罪行，而死亡常常是犯罪者亲手促成的，人人都在自杀。如果有人知道该怎么生活，他将长生不死。他们填满墓穴，堆起一个整齐的坟墩，又在上面铺上一层绿得扎眼的人工草，在教堂墓地里，在浓密的青苔和树枝的阴影下，在人们踩踏的厚厚的落叶下面．任何青草都不能生长。我随着礼数周到的人群离开躺在殓葬者设计的绿草下的死者，绿草使情谊深长的亲人看不见光秃秃的一捧黄土；绿草表示世事如旧，不曾有过生老病死，从而掩盖了生与死的一切意义。于是，我离开了我的父亲，走回大街，我已经习惯于把他看成是我的父亲。但这意味着，我不再习惯地把那位曾经是博学的律师的人看成是父亲。想到那个人不是我的父亲，我仿佛感到一种欣慰。我一直觉得我受他的诅咒，继承了他软弱无能的性格，或者说我认为是他的软弱无能的性格。他曾经有过一个年轻、美貌、多情的妻子，然而另外一个人占有了她，为他生了个孩子。而他只是离家出走，把一切财产留给她，自己钻进贫民窟的洞穴，像头受伤的野兽蛰居其中，消耗自己的聪明才智，心力交瘁，只剩下软弱与无能。他很善良。但他的善良却告诉我，我不能靠善良过日子。我的新父亲并不善良。他给朋友戴上绿头巾，他对妻子不忠，他接受过贿赂，还逼迫一个人走上绝路，尽管他是无意的。但他做过不少好事。他是个执法公正的法官。他昂首挺胸，绝不低声下气。他临死的那天下午还是坚强地面对一切。他没有说，“杰克，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你知道，你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好了，我用懦弱善良的父亲换了一个坚强邪恶的父亲。我并不感到难受。我沿着海边大街漫步时为法官感到惋惜，但就我自己而言，我并不对换了个父亲而感到厌恶。可是，我想起另外一个老人，他在那污秽的房间里向着痴呆的满脸泪水的杂技演员俯下身子，递过一块巧克力，我想起坐在壁炉前地毯上的小孩，想起身材粗短、穿黑色外套的男人如何俯下身子对孩子说．“给，儿子，可吃晚饭前只能咬一口。”想到这一切，我不知道我是喜是悲，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于是我决定不去思索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探索我对他们的感情，因为他们两人我都已经失去。大部分人只失去一个父亲，但我的情况特别，我在同一个时刻内失去了两位父亲。我挖掘出事实真相，而真相总要杀死父亲，不管是懦弱善良的，还是坚强邪恶的，剩下的只是你自己和事实真相，你没法向爸爸打听，因为他不知道，他像死鱼一样无声无息了。第二天，我回到城里，接到从埠头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佩德斯先生，法官遗嘱的执行人。他说，除了有些不太重要的东西送给仆人以外，我是唯一的继承人。我是法官的房地产的唯一继承人。多年以前法官干了有生以来唯一的欺诈行为，保存了这些房地产，而我作为正义的无可指摘的工具，为了这桩欺诈行为，把枪口对准了他的心脏。老天的安排真是既疯狂又合理，我挂上电话以后忍不住放声大笑。我笑个不停。事实上，我发现自己不是在笑而是在哭。我不住声地说道，“可怜的老伙计，可怜的老伙计。”这一切就像漫长的冬季之后，冰雪开始融化。冬季确实很漫长。第九章1经过沉重的打击或危机，随着惊魂稍定，神经不再抽搐紧张，你的生活开始走上新的轨道，你觉得永远不可能再发生新的变迁了。你适应了新的环境，相信新的平静将持之以恒，永远不会变化。欧文法官去世以后，我带着这种感觉回到城里。我觉得故事结束了，很久以前开演的戏收场了，柠檬挤干了。然而天下如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话，那便是故事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认为结束了的故事不过是永无尽头的故事的某个章节。比赛并不结束，结束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回合，而这场比赛远远不止九个回合。如果比赛结束的话，那是因为天黑的缘故，而白天漫长得很。头儿正在进行的比赛尚未结束。但我几乎已经将它忘得一干二净。我忘记欧文法官的故事——一个似乎十分完整的故事——不过是头儿的长篇故事中的一个章节；头儿的故事并未结束，它也不过是更为庞大的故事中的某一章节。我进屋时，头儿隔着写字台望着我说，“该死的，那个家伙溜走了，避开了我。”我没有吭声。“我没叫你把他吓死，我只是叫你去吓唬吓唬他。”“他并不害怕。”我说。“那他该死的干什么要做出那种事情? ”“我早就告诉过你，这桩勾当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他不会害怕的。”“好吧，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做? ”“该死的，”我说，“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些诧异地看看我，站起身子，绕过写字台，走到我身边。“对不起。”他的大手扶着我的肩膀。我一扭身，摆脱了他的手掌。“对不起。”他又说一遍。“他以前跟你是好朋友，是吗? ”“是的。”我说。他坐在写字台上，抬起一个膝盖，双手抱着肥大的膝盖。“麦克默菲还在。”他沉思地说道。“对，还有麦克默菲，但是你再要恐吓敲诈的话，你另外找个人吧。”“即使是对麦克默菲? ”他半开玩笑地问道，我对他的打趣幽默不予理会。“即使是对麦克默菲。”我说。“哎，”他追问道，“你不打算离开我吧? ”“不打算，我只是不再干某些事情。”“嗯，那是真的，是吗? ”“什么? ”“法官干的事，不管那是件什么勾当。”我不能否认。我只好称是。我点点头说，“是真的，他干过。”“噢? ”他继续追问。“我已经说过了。”他的眼睛从耷拉在脑门的头发下面懒洋洋地打量着我。“伙计，”他开始清醒地说话，“我们共事相处已经很久了。我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休戚与共。我们陷得很深了，我们两人，你和我，伙计。“我毫无表示。他继续打量我。最后他说，“别担心。一切会好的。”“当然，”我酸溜溜地说，“你会当上参议员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只想当参议员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当。”“那你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作答，也不看我，他只是低头看着抱着弯曲膝盖的双手。“见鬼，”他突然说，“算了吧。”突然，他松开膝盖，腿滑了下去，脚沉重地落到地板上，他纵身跳下写字台。“任何人都最好不要忘记——麦克默菲和所有的人——我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做到。上帝啊，我一定会做到的，即使我得赤手空拳折断他们的筋骨。”说着，他伸出双手，十指分开，略带弯曲，紧张得仿佛要一把抓住人。他向后一靠，倚在写字台边，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弗雷，那个弗雷。”接着他沉默不语，冥思苦想。如果弗雷能够看到头儿的神态的话，他一定十分庆幸他远在阿肯色州的农场，而且没有留下通讯地址。头儿和麦克默菲的故事——欧文法官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继续进行，但我与之毫无关系。我坐在办公室做一些细小的单纯的日常工作。秋天悄悄地来临，地球轴心略略偏倚，我所在的地点不再直接承受大太阳波浪滚滚似的、透明的、灼人的光线的辐射。黄昏时，微风拂过橡树叶子，发出干枯的簌簌声。水泥马路和电车线外边田地里丛生的甘蔗已被大刀砍倒，傍晚，满载香甜甘蔗的高轮大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呻吟着。远处，镰刀把地面割干净了，在平坦的黑色田野里，在橘红色的天空下，几个黑鬼忧伤地歌唱着，诉说着他们和耶稣的交道。在大学操场上，某个长腿铁脚、肩膀宽厚的小伙子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踢着皮球，远处，随着人群的呼喊和干脆有力的哨声，混乱的人影波涛似地蜂拥向前又翻腾而起。星期六的夜晚，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体育馆内回荡着一阵阵“汤姆! ——汤姆! ——汤姆! ——好，汤姆! ”的呼喊声。因为汤姆·斯塔克带着球，汤姆·斯塔克冲到底线，汤姆·斯塔克冲破防线，总是汤姆，汤姆，汤姆。体育评论家们说他的竞技状态好极了。可他让他的老头儿伤透脑筋。头儿像个戒了酒的苏格兰人郁郁寡欢，办公室的职员们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走路；打字员姑娘们进屋做完听写后会突然趴在打字机上放声大哭；州政府官员走出内屋时常常一只手拿着手帕擦着苍白的前额另一只手在金框相架里已逝世的州长经过修饰的眼睛的注视下摸索着走出屋子。只有萨迪依然故我。她像女裁缝咬断线头似地说话干脆利落，乌黑的眼睛毫不畏缩地望着头儿，就像未来之神在深思你充满希望的打算。那些日子里，头儿只有看球赛时才精神振奋。我跟他一起去过几次，汤姆一上场，头儿就一反常态，变了模样。他眼睛瞪得大大的、炯炯有神，他拍着我的肩膀，像头熊似地抱着我。第二天早上，他打开星期日的报纸阅读体育版新闻时，精神状态可能还很兴奋，但这种情况绝对延续不了一个星期。汤姆给老头惹了一大堆是非，可还是一点不肯巴结他。他们争执过一两次，因为汤姆不抓紧训练，还跟教练比利·马丁吵架。“这关你什么事? ”汤姆悻悻地责问道。他两腿分开站在旅馆房间中央，好像站在摇晃的甲板上，他的脑袋笼罩在滚滚的香烟浓雾中。“这该死的跟你，跟马丁，有什么相干，只要我能够踢过去?我还能踢过去，你看见没有? 我能踢过去，你还要怎么着? 我能踢过去，你还能到处吹牛。你不就是想吹牛炫耀一下? ”说完，汤姆摔上房门扬长而去，而头儿也许气得血冲脑门，动弹不得。“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头儿告诉我，“上帝啊，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我真应该揍死他。”他确实深受刺激心绪不宁。你看得出来，他确实大为震惊。这段时间内，头儿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西比尔·弗雷的问题。我说过，我不参与这件事情。他的做法很简单，也是料想得到的。对付麦克默菲有两个办法：欧文法官和冈米·拉森。头儿曾经企图威吓法官，可是失败了。因此他只好收买冈米。他可以收买冈米，因为冈米是个买卖人。只做买卖。只要价钱合适，他什么都可以出卖，不管是永恒的良心还是母亲神圣的尸骨，而他的老朋友麦克默菲既非良心，又非母亲的尸骨。如果冈米叫麦克默菲洗手不干，别当参议员，麦克默菲就会停止活动，因为少了冈米，麦克默菲便微不足道。头儿没有办法。他只能收买冈米。他也许可以和麦克默菲直接打交道，让麦克默菲进入参议院，自己等下届参议员竞选时再说。不过，这样做有两个不利因素。首先，时机不好。现在正是头儿出山，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的时刻。再过几年，他不过是又一个年近五十的参议员罢了。现在他是个血气方刚、充满活力、深得人心的年轻人；他会有美好的前途。其次，如果他让麦克默菲东山再起捞到外快的话，那些即使在自己家里想起跟头儿见面都会冒出一身冷汗的人就会认为他们也可以反抗头儿而不受惩处。他们会跟麦克默菲的朋友互相交朋友，请抽雪茄烟。他们甚至会自作主张。还有第三个反对跟麦克默菲直接打交道的论点。这其实不是论点，而是事实。事实是头儿有他自己的个性主张。如果麦克默菲逼得他只好妥协，那末至少不能让麦克默菲得到好处。于是他跟冈米·拉森做买卖。代价不低。款数不小。代价是医疗中心的承包合同，全部工程的总承包合同。医院将由拉森承包建造。我跟这个安排毫无关系。一切都是达菲安排的，他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个安排，我相信为此他一定私下挨过拉森的责骂，也得到过甜头。不过，我并不妒忌他。他卖了力气。他第一次向头儿提出让冈米·拉森承包的建议时，头儿沉默不语，在长时间的沉默中，达菲胆战心惊，汗流浃背，承受着头儿悻悻的猜疑的眼光。现在出事了，这笔买卖做成了，但这既非他的过错，亦非他主观努力的结果。因此，他得些甜头，我并不妒忌。这一切都是在我背后进行的，也许恐怕就在我的眼皮下进行的，因为随着秋天的来临，我觉得我和周围的世界日渐疏远。我们各走各的道路。要是我知道路在何方，我会我行我素的。我动过离去的念头，想跟头儿说，“头儿，我打算离开这儿，永远不回来。”我完全可以这么办，我想。我不干活早晨也吃得上炸面圈和咖啡。也许我成不了百万富翁，但我想我当得上南方温文尔雅的、体面的、上流社会的绅士。在南方，没人想当百万富翁，这太庸俗了，铜臭味太重。因此，我只要生活优越，当个上流社会的绅士。等他们把法官的房地产结清以后，( 如果他们能算清楚的话，他的钱财收入很复杂，得相当的时间才行。)我马上退职还乡。我将成为有钱的乡绅，因为我继承了法官罪行的果实，有朝一日我还将从母亲手里继承博学的律师的懦弱无能的果实——他了解真相，离家出走时给她留下的钱财。依靠法官罪恶果实的收入，我可以离职，找个地方过上美好、清白、无懈可击的生活，坐在带横条的天篷下大理石台面的桌子边上喝着搀有葡萄酒和苏打水的苦艾酒，眺望阳光普照、微波粼粼的蔚蓝色大海的秀丽景色。然而，我并未离去。确实，自从我两个父亲都失去以后，我好似断了线的汽球，可以随意漂流。但是我得依靠欧文法官的钱财。说来奇怪，正是这笔让我有可能外出旅行的钱财使我有义务留在此地。换个比喻来说，这笔钱像系在铁锚上的长长的缆绳，而锚钩陷得很深，沉人海底，跟多年历史累积的海藻和淤泥错杂地纠缠在一起。也许我是个傻瓜，不该对我继承的财产有这样的想法。也许这笔财产跟别人继承的财产没有什么两样。也许韦斯巴芗皇帝，说得对，他一边玩弄着牛仔裤口袋里叮当作响的、从小便池征来的税款，一边妙语惊人，“Pecuniahon olet．”（钱财无臭味）我没有离去，但我不参与一切活动。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是到大学图书馆阅读有关税收的书籍和专题著作，因为我现在从事一项清白美好的工作：税收法。我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直到承包合同已是既成事实，我才有所风闻。一天晚上，我带了满满一公文包的笔记和图表到州长府去和头儿商讨问题。但是书房里除了他还有泰尼·达菲、糖娃。我颇为吃惊地发现还有冈米．拉森。糖娃坐在角落里，驼着背坐在椅子里，两手像小孩似地捧着个玻璃杯。2他不时从玻璃杯里啜一口酒，像小鸡喝水似地啜一口酒便抬一下头。糖娃不会喝酒。他说过，他怕喝了酒会“神——神——神——神经——紧——紧——紧张”。如果糖娃太紧张了，不能·枪命中一个你扔在空中的果子冻杯子，也不能用黑色凯迪拉克的车尾挡泥板给大车骡子擦鼻子的话，那可就太糟糕了。达菲当然是个酒鬼。但那天晚上他没喝酒。他显然没有心思喝酒，他狼狈不堪地站在大皮沙发前的空地上。虽然你同时可以瞥到他脸上有一丝胜利者的得意神情。他狼狈不堪的部分原因是头儿显然在喝酒。头儿真要喝起酒来，平时管住他舌头的一切考虑和约束都彻底抛弃了。现在他真的在喝酒，好像狂风初起，气温开始下降。他斜靠在皮沙发里，地板上揉成一团的外衣和鞋子边上是一壶水、一瓶酒和一碗冰块。头儿开怀痛饮时常常脱掉鞋子。他现在穿着袜子酩酊大醉。瓶子里的酒下去了一大半。拉森先生站在离沙发稍远的地方。他中等身材，中等年纪，结实精悍，脸色苍白，头发花白，样子并不机灵。他不喝酒。他曾经开过赌场，知道喝酒没有好处。冈米只做买卖，没有好处的事情他绝对不于。我走进屋子，环视四周动态，头儿瞪着通红的眼光望着我，没有开口。等我走进沙发前面的空地时，他一扬手指指泰尼，后者站在没有遮拦的空地中央，苍白的脸庞上挂着一丝惨淡的笑容。“瞧! ”头儿指指他对我说，“他就是当初想跟拉森合伙干的人。我当初跟他。什么来着? 我跟他说，去你的，不行。该死的，不行。我对他说，我要让他承包的话，我就不是人。结果怎么样? ”我认为他在反问自己，我不必回答，因此，我没有吭声。我知道当天晚上是谈不成税收法了，便打算转身偷偷地从原路退回。“结果怎么样？”头儿对我大吼一声。“我怎么知道? ”但是看到眼前这些角色，我对这场戏的性质心中多少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