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34

现在，她坐在火车座里，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她告诉我亚当的公寓里所发生的一切。她讲完以后，我问她，“你要我于什么? ”“你知道的。”她说。“你要我劝他还接着干下去? ”“是的。”她说。“很难办。”她点点头。“很难，”我说，“因为他干得实在古怪，跟疯了似的。我唯一办法是向他指出，这个混帐科菲想贿赂他，正好说明他的工作是光明正大的。而且，他的上级里还有人拒绝受贿。这甚至说明泰尼·达菲还是个诚实的人。”“或者，”我又补充一句，“他还来不及履行诺言。”“你会想想办法? ”她问道。“我会想办法的，”我说，“不过别抱太大的希望。我只能向亚当说明他如果不犯傻的话早就该知道的事情。他只是得了好发脾气的精神畏缩症。他不喜欢跟粗汉打交道。他怕他们会弄脏他那套高雅的西服。”“你这话太不公平。”她大声说道。我耸耸肩膀说，“好吧，我试试看吧。”“你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我去找斯塔克州长，让他同意逮捕科菲，罪名是企图收买官员——你知道，亚当现在是官员了——并且叫亚当宣誓这个罪名证据确凿。如果他肯宣誓起诉的话。这样做应该可以让亚当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应该可以让他明白头儿是会保护他的。而且——”我以前一直在为亚当考虑，现在我开始琢磨各种可能性——“敲打一下科菲对头儿没什么坏处。如果他肯揭发幕后的家伙那就更好了。他也许能搞垮拉森。拉森一完蛋，麦克墨菲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也许能证明科菲有罪，如果你——”我说不下去了。“如果我什么? ”她追问道。“没什么。”我说，我好像是个兴高采烈开着汽车过吊桥的人，突然发现吊桥在渐渐升起，前面是万丈深渊。“什么事儿? ”她追问道。我迎着她镇定自若的目光，看到她坚定的神情，知道我不如直说为好。否则她会没完没了地追问我。于是我说，“如果你肯作证的话。”“我可以作证。”她毫不迟疑地说。我摇摇头。“不行。”我说。“我可以作证。”“不行。你的见证站不住脚。”“为什么? ”“就是不行；归根结蒂，你没有亲眼看见。”“我当时在那儿。”“你不过是传闻证据。绝对是听别人传说而提供的证据。完全站不住脚。”“我不明白，”她说，“我不懂这种事情。不过我知道一点。我知道这不是你改变主意的原因。你为什么改变主意? ”“你从来没有出庭当过证人。你不知道让个精明而刁钻的律师盘问得满头大汗是什么滋味。”“我还是要作证。”她说。“别作了。”“我不在乎。”“听我说，”我闭上眼睛孤注一掷从吊桥尽端跳了下去，“如果你以为科菲的律师不知道内情，那你就跟亚当一样蠢。他的律师会很刻薄，很尖刻，他不会有一丝一毫南方老绅士的气概，他不会对女人讲客气献殷勤的。”“你是说——”她的脸色告诉我她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那么回事儿，”我说，“现在也许没人知道，不过戏一开场，他们什么都会知道的。”“我不在乎。”她斩钉截铁地说着，她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来。我看见她颈部的皱纹，极其细微的皱纹，这是时光岁月日复一日在这美丽的头颈上留下的痕迹。为了勒杀它，时光岁月天天在上面缠绕纤如游丝的、细小的、致人死命的绳索。绳索细弱，天天都在断裂，但还是留下了痕迹，终于会有一天这根虚无缥缈的绳索不再断裂，足以致人死命了。安妮抬起头来，我看见她脖子上的皱纹，意识到虽然我以前从未注意到这些皱纹，但从此以后将永远会注意它们。我突然感到一阵难受——恶心得直想呕吐，仿佛有人猛击我的胃部，又仿佛被人无情地出卖了。我来不及定神细想，突然怒火上升，我恶狠狠地责备起来。“好啊，”我说，“你不在乎，不过你忘了一件事情。你忘了亚当也会在场看着他的小妹妹的。”她脸色煞地变得十分惨白。她低头望着双手，她的两手紧紧握住空的可口可乐杯子。她把头埋得很低，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见低垂的眼皮c“亲爱的，亲爱的，”我喃喃地说着。我抓住她握着杯子的双手，不由自主地说，“唉，安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从来不打算问她这个问题。她一时不作回答。过了一阵子，她仍然低着头，轻声地说，“他跟别人都不一样。跟我认识的人都不一样。我爱他。我想我爱他。我想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愣愣地坐着，心想这是我自找的。她说，“后来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有关我父亲干的事情。那时候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了。在你告诉我以后。”我想这也是我自找的。她说，“他要跟我结婚。”“你同意吗? ”“现在不结婚。现在结婚对他没好处。离婚会影响他的。现在不能结婚。”“你会跟他结婚吗? ”“也许会的。以后再说。等他进入参议院以后。等明年再说。”我脑子的一个部分在忙碌地登记信息：明年进参议院。这就是说他不让老斯各更回参议院了。真奇怪他没告诉我。但是另一部分脑子，并非存放按字母排列的卡片的精致、冷静的铁制档案柜的脑子，像一锅烧开的沥青剧烈地翻腾起来。一个大气泡鼓了起来，炸裂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噢，我想你是知道你在干些什么的。”“你并不了解他，”她的声音更加低微了，“你认识他好多年了，但你一点儿不了解他。”她抬起脑袋，直视我的眼睛。“我并不后悔，”她一字一句地说，“我对发生的一切一点都不后悔。”我在繁星满天的夜幕下，在炎热的黑暗中沿着街道走向旅馆，呼吸着白天遗留的陈旧的汽油昧，还有夜晚带进街道那退潮时河流湿淋淋甜腻腻的腥味。我边走边想，是啊，我知道她做出这件事情的原因了。答案在于以往的岁月，以及这些年代内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情。答案在我身上，因为我把一切告诉了她。我只告诉她事实真相，我怒气冲冲地对自己说，她不能因知道事实真相而责备我。然而，世界的本质以及我的天性中是否有一种命中注定的天缘巧合，偏偏就应该由我去告诉她事实真相? 我还必须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作答。我走在街上，反复思忖，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连问题都失去意义，像一件沉重的物品从麻木的手中滑脱似地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我可以承担责任与罪愆，我打算承担，如果我能知道答案的话。可是谁会把答案告诉你呢?我走着走着，想起她说过我从来不了解他的话。这个“他”是我认识多年的威利·斯塔克，早在他还是从乡下来的威利表亲，还是系着圣诞节时买的领带的小伙子的时候，从他走进斯雷德老酒馆的后屋时起我就认识他。当然，我知道他。就像一本看过多遍的书。我认识他很久了。太久了反而不了解他了。太久了，我寻思道，也许时光蒙住了我的眼睛，也许我根本没发现时光的流逝，我眼前只看见威利老表的圆脸，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那另外的一张面孔。也许只有在他俯身向着人群，头发披散下来，眼珠瞪出来的时候，只有在人群欢呼，我心潮起伏，感到马上就要发现真理的时候，我才看见那另外的一张面孔。可是马上，系着圣诞节时买的领带的威利老表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我的眼前不再是威利老表的面孔了。我看见那张脸孔。庞大的，比广告牌还要大的面孔。额前耷拉着蓬乱的、马鬃似的头发。宽宽的下颚。厚厚的犹如砖石砌成的嘴唇。热辣辣的、炯炯有神的、瞪得大大的眼睛。真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张面孔。真的没见过。当天夜里，我打电话给头儿，告诉他出事的经过和安妮找我谈话的内容，我还建议，让亚当宣誓指控科菲以取得拘捕证。他要我立即进行。只要能够留住亚当，什么办法都可以采用。于是我回到旅馆，开着电风扇躺在床上，一直睡到六点左右服务台打来电话叫我起床。七点钟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亚当的门口，胃里只有一杯咖啡，面颊上有剃刀新划的口子，眼皮沉得直想耷拉下来。我总算办成了。这是我自找的一项艰巨的细小工作。首先，我得争取亚当支持正义，让他同意宣誓指控科菲以取得拘捕证。我的办法是假设他当然会急于寻找机会好好治治科菲，并且表示头儿非常赞成这种英勇行动。然后，我让他发现——当然得是他自己的发现——这一行动将牵涉安妮，她得出面作证。接着我得装疯卖傻，假装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对于亚当这样的人，最大的危险在于他一心主持正义会不顾一切困难让安妮出庭作证。他差点儿就想这么干，可我把法庭描绘得血淋淋地十分可怕( 其实真实情况比我描写的还要可怕一倍) ，我拒绝参与这样的事情，暗示他不像一个关心妹妹的好哥哥，最后含含糊糊地又提出一个办法，不上法庭而在别的场合用同样的办法去治科菲——我含含糊糊地表示由我来让科菲上钩。我可以去摸摸他的底细，等等。终于，亚当放弃起诉的念头，但仍然牢牢记住，他和头儿已经联合起来要保护医院的纯洁与清白。我们正要出门时，他走到壁炉架前，拿起那些贴好邮票等着要发的信件。我早就看到最上面的一封信，那是寄给头儿的信。于是我乘他拿着信转过身子的时候，从他手中抽出这封信，笑容可掬地说，“该死的，你大白天里用不着这玩意儿了。”说完我把信一撕为二，把碎片放进口袋里。于是，我们出门坐上他的汽车。我跟他一直开到他的办公室。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整天守着他，看住他。总之，我一路上兴高采烈地和他聊天，使他头脑清静，杂念全释。我的话语犹如小鸟的欢唱，活泼明快。4夏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像个大水果一样慢慢成熟臌胀，一切恢复正常。我到办公室去。我回到旅馆，有时吃晚饭，有时不吃晚饭，躺在电风扇下面看书，直到更深夜尽。我天天看见那些熟悉的面孔：达菲、头儿、萨迪．伯克，都是我认识已久的面孔，我经常见到的、看不出有变化的面孔。但有一段时间内，我没有见到亚当和安妮。我也好久没见到露西．斯塔克。她现在住在乡下。头儿还时常去看她，为了装装门面，还为了在莱亨鸡群中照几张相。有时汤姆·斯塔克和他合影，有时也许还有露西，画面前部是一群白色的莱亨鸡，背景是铁丝篱笆。照片说明总是：威利·斯塔克州长及其家人。是啊，这些照片是头儿的宝贝。本州内一半以上的人都知道头儿多年来一直在拈花惹草，然而他全家和白色莱亨鸡的照片给选民一种美好温暖的感受，使他们觉得坚实、可靠、品德高尚，使他们想起姜汁饼和美味清凉的酪乳。如果离画面两侧不远的地方隐约闪现镶黑色花边的女睡衣，飘浮着淡淡的一丝麝香香水味道的话，他们会说，“啊呀，你不能怪他，她们自己送上门去的。”这说明头儿做事是两边沾光，而这种本事似乎正是能人俊杰的特色。有些选民偷得一点清闲，乘进城参加家具商人会议的机会，给旅馆侍者几块钱，让他帮忙找个女人带进房间。要是他不那么讲究的话，他会开着一卡车的猪崽进城来，花两块钱在低级妓院里享受一番。然而，不管用什么办法，讲究的开旅馆，不讲究的逛妓院，选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们既要孩子他妈的姜汁饼，又要镶黑色花边的长睡衣，因此并不反对头儿两边沾光。他们反对的是离婚。安妮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离婚对头儿有害。离婚的话，他就将剥夺选民们十分珍惜的东西·那美好的、温暖的、心满意足的喜悦，他们喜爱的选民本人和他胖胖的或瘦瘦的站在鸡窠前的老婆的美好画面。同时，如果选民知道头儿多年来一直在拈花惹草，如果他们能够说得出一多半跟他勾搭的女人的姓名的话，他们并不知道其中还有安妮．斯坦顿。萨迪早就打听出来了，不过这不算奇迹。至少在我看来，别人都不知道，连那笨重的、喘吁吁的、爱打听闲事、爱插科打诨的达菲都不知道。糖娃也许知道，但他可以信赖。他无所不知。头儿在糖娃面前什么都不避忌，差不多什么话都讲——当然，这指的是他想讲的话。也许，他还有好多话没有讲出口。有一次，众议员伦道尔在头儿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头儿对他作十分详尽的指示，把着手教他在弥尔敦一布洛德里克法案提交议会时如何一步一步地行事。当时在场的还有我和糖娃。头儿的指示相当坦率露骨，众议员颇为紧张地不时看看糖娃。头儿发现了。“去你的吧，”头儿说，“你怕糖娃听出问题吗? 哼，你想得对，他是听出问题了。啊哈，糖娃打听到不少事儿。关于本州事务，他知道的比你多。比较起来，你们两人之间我更信任他。糖娃，你是我的好朋友，对吗? “糖娃又高兴又不好意思，满脸涨得通红，他的嘴唇开始蠕动，唾沫四溅，他想说话。“是啊，糖娃是我的好朋友，对吗，糖娃? ”头儿说着拍了一下糖娃的肩膀，转过身去又对众议员谈了起来，而糖娃终于憋出一句话，“我——我——我——是——你——你的——朋友，我——我——从来——不——不随便——乱说。”对，糖娃也许知道一切，但他不会乱说的。萨迪也很可靠。她告诉过我，但这是在她火头上讲的，而我( 想到这一点，我总是有一种抑郁的幽默心情) ，你可以说，我是一家人。她不会讲给别人听的。萨迪．伯克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密友，因为她对什么人都不相信。她从不争取别人的同情，因为在她成长的世界里不存在同情。因此，她不会告诉人的。她还极有耐心。她知道他会回来的。与此同时，她可以训斥得使他发火，或者努力使他发火，因为让他发火不是件容易事。她自己也会发火。你以为他们两人暴跳如雷疯狂之中会扑打起来。你说不上究竟是狂热的爱情，还是疯狂的仇恨使他们纠缠不休。经过这么些年月，也许是爱是仇都无所谓了。她的麻脸气得煞白，两眼直冒怒火，蓬乱的黑发仿佛通了电倒竖起来，两手乱舞仿佛要又抓又撕。她骂声连篇，没完没了地数落他的时候，他的脑袋会慢慢地、几乎不易察觉地左右摇摆，目光追随她的一举一动。开始时他懒洋洋心不在焉地望着她，渐渐地他打起精神，全神贯注，终于他抬起身子，太阳穴旁的青筋突突地跳着，右手举了起来。接着他举起的拳头使劲地捶左手手掌，他大吼一声．“够了，该死的，萨迪! ”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不吵也不闹。萨迪对头儿彬彬有礼，冷若冰霜．严格地只在谈公事时才见他。他讲话时，她安静地站在他面前，冷冷地打量着他，乌黑的眼睛里见不到一丝怒火。是啊，虽然萨迪采取各种争斗方式，她知道如何耐心等待。她早就悟出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里，凡是她想要得到的东西，她都得耐心等待。夏天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们就这样生活着。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你用一种方式生活一阵子以后，你常常忘却还有别的方式，还可能再出现一种方式。即使变化出现了，你一开始还不觉得那是变化，只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延续或重复。变化是由于汤姆·斯塔克引起的。细想起来，这一切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一方面有头儿，另一方面有麦克墨菲。麦克墨菲无可选择，没有别的出路。他得跟头儿斗争，因为头儿不肯理他。如果头儿在第四选区内把他打败的话( 现在看来，这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麦克墨菲就彻底完蛋。因此，他别无他法，必须充分利用他可以捞到的每一根稻草。他捞到的稻草是马文·弗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弗雷有个女儿叫西比尔，也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但是，马文先生说，汤姆·斯塔克对西比尔是谁可是十分了解。这是个十分简单的故事，既非故事的新转折，也不是电影的新线索。而且结局也是采取古老的、传统的手法。简单而又卑鄙。义愤填膺的父亲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他显然请这位朋友来既作证人又作保护人——拜访头儿，陈述案情。他出来时，面如死灰，震惊不已，但他还有力气走路。从头儿办公室的门口到走廊门口铺着长长的一条地毯，他自己走了过去，没怎么依靠朋友的搀扶，因为朋友的腿脚似乎突然灵活起来。他走出门口。接着，我办公桌上的信号器发疯般地呜叫起来，标志指挥员司令部的红灯亮了起来，我打开话筒，只听见头儿说，“杰克，你赶快过来。”我赶快进去以后，他三言两语把大概情况告诉了我，并且给我安排两项任务：第一，找到汤姆‘斯塔克；第二，了解一切有关马文·弗雷的情况。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动员公路巡逻队一半以上的人力才找到汤姆·斯塔克。原来他呆在比格海湾一家供人钓鱼的小旅馆里，跟他在一起的是几个老朋友，几位姑娘，还有一大堆湿玻璃酒杯和干燥的钓鱼用具。快六点钟了，他们才把他找来。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好在接待室。“喂，杰克，”他说，“他又怎么啦? ”他对着头儿的房门歪歪脑袋。“他会告诉你的。”我说完，看着他朝头儿的房门走去。他是个身材壮健的小伙子，穿着脏乎乎的白帆布裤子，一双凉鞋，浅蓝色的半袖绸运动衫粘在潮乎乎的、肌肉发达的胸部，棕褐色的二头肌把衬衫绷得鼓鼓地。他戴着一顶白色水兵帽，脑袋有些前倾、走起路来身子有点摇晃，手臂下垂，臂肘有些向外拐。看着他的胳臂肘，你仿佛觉得它们是松了套的武器，正在脱鞘而出准备应敌。他并不敲门，径自推开房门，走进头儿办公室。我回到办公室等候争吵结局。不管结果如何，汤姆是不会接受批评的，他连头儿的话都听不进去。过了半个小时，汤姆出来了，他把门使劲一带，悬挂在宽敞的接待室墙上的历届州长画像的笨重金色镜框都被震动得像狂风中的秋叶似地簌簌直抖。他大步走过接待室，对我敞开的大门一眼没瞥，便扬长而去。头儿告诉我，汤姆开始矢口否认。后来，他什么都承认了，他迎着头儿的目光，带着一副关你屁事的神情瞪着头儿。汤姆走后，头儿气得快要发疯。他只有一点小小的安慰——从法律观点来看，汤姆不过是——用汤姆的话来说——西比尔一大帮男朋友中的个。然而，不从法律观点来看，这个事实——汤姆不过是一大帮男人中的一个——使得头儿更加恼火，谈论西比尔孩子的父亲问题时，这是个有利的因素，但它却似乎伤了头儿的自尊心。我总算找到汤姆，把他带来见头儿；第一项任务完成了。但第二项任务花的时间更多。这项任务是打听有关马文·弗雷的情况。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打听的。他是第四选区中比较大的杜波依斯维尔镇——唯一一家旅馆的理发师。他是个好赌博的理发师，带横条的裤子烫得笔挺，稀薄的头发用头油抹得亮亮的，白净的双手像副白色的橡皮手套，裤子的后兜插一份赛马表，柔滑的没有样子的鼻子上绽出细小的紫藤般的小血管，嘴里总有申一申漱口水香味和廉价威士忌酒味。他是个鳏夫，跟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关于这样的家伙，你不必多去打听。你早就了若指掌。当然，他有着在上帝眼光里是独特而宝贵的不朽灵魂，他是所谓马文·弗雷的原子能的独一无二的凝聚体。可是，你还是对他十分了解。你知道他讲的笑话；你熟悉他讲笑话时从鼻腔发出的富有暗示意味的嘻嘻笑声；你知道他讲完以后会用灰白的舌头挺有滋味地舔舔嘴唇；你知道如果他面前躺着的脸上盖着热气腾腾的毛巾的、死气沉沉的躯体正好是当地的银行家，或当地赌场的老板，或当地的众议员的话，他会如何百般巴结和奉承；你知道他怎样哄骗妓女，说服她们别找他麻烦；你知道他因为赛马运气不好，掷骰子手气不好而背上一身的债务；你知道他早上醒来会坐在床边，光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舌头发麻，感到无名的绝望。你知道由于贫困、恐惧和好虚荣，他正是天生地造该被剥夺最后一丝的骄傲和最后一线廉耻之心，可以为麦克默菲所利用，或者被某个人所利用。这个人正好就是麦克墨菲。马文第一次会见头儿时并没有透露这一点。几天以后，麦克墨菲的手下人来拜访头儿，说麦克墨菲听说，一个叫弗雷的家伙有个女儿叫西比尔，她手里有汤姆·斯塔克的把柄。麦克墨菲一向喜欢橄榄球，当然喜欢汤姆的踢法，不希望看到小伙子卷进不愉快的事情。那人说，弗雷一点不肯讲道理。他要逼迫汤姆娶他的女儿。( 头儿的脸色这时一定很耐人寻味。) 不过，弗雷住在麦克墨菲的选区里，麦克墨菲和他有些交情，也许麦克墨菲可以劝劝他，让他讲点道理。当然，这么做得付点代价，不过事情不会张扬出去的，汤姆还可以是个单身汉。代价是什么? 呃，给西比尔一些钱。钞票。不过这意味着麦克墨菲完全是一片好心，宽宏大度。代价是什么? 呃，麦克墨菲想竞选当参议员。原来如此。据安妮·斯坦顿告诉我，头儿本人也想去参议院。他对此十拿九稳。他对本州早巳十拿九稳。只有麦克墨菲是个例外的绊脚石。麦克墨菲再加上马文．弗雷。不过，他不打算跟麦克默菲妥协。他没有妥协，他只是敷衍应付，拖延时间。他有理由可以抱点侥幸心理，拖延时间：因为如果马文和麦克墨菲已经把故事编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可以致头儿于死地的话，他们会立即动手的。他们才不会讲和妥协的。他们手中肯定有几张好牌，但不一定是同花顺子的五张好牌全部在手，因此他们也得冒点风险。头儿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们得耐心等待，希望他不至于想出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5头儿考虑对策的时候，我去看望露西·斯塔克。她给我写了封信，请我去看她。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她要谈谈关于汤姆的事情。显然，她从汤姆嘴里没打听出什么消息，至少没打听到她所认为的事实真相，全部的真相。她不想跟头儿谈，在汤姆问题上她和头儿从来就是意见不合。因此她要问我一些问题，而我将坐在她现在居住的农场客厅的红丝绒椅子里浑身冒汗。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很久以前，我就作出决定，凡是露西·斯塔克要我做的事，我一定努力去做。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欠了露西·斯塔克一笔债，我得赔偿，我得修苦行以赎罪。至少，如果我有债务的话，我欠的不是露西·斯塔克；如果我得赔偿的话，决不是向她作赔偿。如果真有债务的话，也许这笔债该还给我，也该由我来还；如果该赔偿的话，也许该对我赔偿，由我来赔。至于修苦行赎罪的问题，我没有犯过该修苦行的罪。我唯一的罪愆是，我是人，生活在人的世界里，而你并不需要为此专门修苦行。在这种情况下，罪愆与苦行完全一致。它们彼此完全等同。如果你去过墨西哥湾沿岸一带，你对这种房子会很熟悉。白色的结构，光泽早巳消失。房子一层楼高，正面是宽敞的门廊，门廊和天棚之间是纺锤形的立柱。屋顶是铅皮，已经生锈，铅皮连接处显出一道道红色的锈痕。屋顶架在高高的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