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33

嫣红的、美丽的影子，我一个劲儿地向前高速疾驰。如果你去过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并且在旅馆床上做过梦的话，你就没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因为你现在知道了；而知识就是力量。你可以加大油门，让六十马力的奇妙玩意儿像一头拼命要挣脱皮带的狼狗一样发出低沉的吼声。我驶过向我走来的那个男人的身边，他的面孔像狂风中的一片小纸，也像童年时代的希望，一闪而过。我放声大笑。我看见人们在沙漠小镇的集市广场中走动。我看见饭馆里的女招待没精打采地挥手驱赶苍蝇，电风扇使劲地搅动着稀薄而炽热得像从鼓风炉里吹出来的空气。我看见旅馆问讯处前一位旅行推销员在嚷嚷，“你还说你这儿是个旅馆，伙计，可我打来电报预订了带浴室的房间而你不给我保留。这样的破镇上能找到一问带浴室的房间真是奇迹了。”我看见牧羊人独自站在广阔的高地上。我看见一位印第安女人赤糖糊似的眼睛打量着我，她身前是一堆专为便宜货商店制作的饰有印第安部落象征生命与繁殖的图案的陶器。我看到所有这些人，我感到自己无比强大，因为我掌握他们所不知晓的知识。我想起从前，很久以前，威利·斯塔克还是个笨蛋傻瓜的时候，他还是个从乡下来的威利老表和他第一次竞选州长的时候，我曾经到跳蚤孳生的州西部去采访厄普敦的野餐会和他的演说情况。我坐的是一辆慢车，火车摇晃着，喘着粗气在棉花地和灌木丛中行驶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火车停在一个小镇上，我向车窗外眺望，看到许多小木房四周用木板或铁丝搭起来的篱笆。我当时曾想，这些篱笆挡不住开阔的、微微隆起的、长满鼠尾草的田野，因为田野似乎时刻准备着滑下坡去吞没这些房屋。我还想过，这些房屋和周围的环境颇不协调，仿佛只是临时拼凑、随手搭起、而又随时准备弃之不用的。晾衣绳上还搭着衣服，因为等人们觉察到他们该走了、而且得赶快就走的时候，他们来不及收起衣服。我一直思忖着。但在火车快开时，从离火车最近的一栋房子里一个女人走出后门泼一盆水。她把盆里的水往外一泼，瞥一眼正在行驶的火车，从从容容地回身进屋。她并不要逃跑。她回到房间里，回到里面的秘密天地，回到她的知识中去。火车奔跑起来，我感到我才是奔跑者，我要赶快奔跑，因为天色快黑了。我羡慕那个女人，因为她拥有秘密。我一向羡慕别人，无论是邂逅相遇的陌生人还是相交已久的熟人。我羡慕在4 月的黑色田野里犁出笔直的、长长的垄沟的人，我也羡慕亚当．斯坦顿。我常常羡慕那些仿佛掌握着秘密知识的人。但是现在，我正在向东疾驰，穿过沙漠，傍着山峦的阴影，越过高地与平原，我看见广漠神奇的乡间的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我从此不必羡慕他们，因为我相信我已经拥有秘密知识。有了知识，我可以面对一切，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叫唐琼的村子里，有个男人靠在加油站背阴一面的墙上旱受着东去一百英里之内唯一的阴凉。我和他攀谈起来。他年纪不小，至少有七十五岁，脸上皱纹纵横，一度曾是黑色的毡帽帽檐下露出一对浅蓝色的眼睛。久经风吹日晒皱皮似的脸庞犹如木乃伊颌部的皮肤，僵硬发死。但是，奇怪的是，他左边的面颊会突然抽搐，向着浅蓝色眼睛的方向抽动。你以为他要眨眨眼睛，但并非如此。抽搐完全是个独立的现象，跟面庞或面庞后面的～切毫不相干，跟我们陷身其间的世界的现象结构的一切内容都毫无关系。那张脸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那有着自己生活的抽搐。老人坐在一卷破被褥上，破布里裹着一口长柄平底煎锅，锅把露在外面。我蹲在他身边，听他讲话。他的话语并不生动活泼。活跃的是他左颊的抽搐，但他似乎对此毫无察觉。我灌满油箱以后，我们两人并排坐在车内向东方疾驰。我注意着前方公路的动静，但仍不时偷眼瞥着他脸上的抽搐。他也向东去，也回家去。当时大风沙把全国一半的土地刮跑了，人们像横冲直撞的北极旅鼠纷纷拥向西部。不过西迁的人们缺乏旅鼠的欢欣与喜悦。他们并不成群结队地下海游泳，勇往直前地游向蓝色太平洋的中心。他们天经地义地应做的事情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脸上长疮流脓的娃娃玫蕾，全家老少一起游泳、拍打着浪花向前游去。可是他们跟旅鼠不一样，他们坐了下来，在加利福尼亚慢慢地挨饿等死。不过，这个老家伙非同一般。他要回到阿肯色州北部，回老家去饿死。“加利碣尼亚，”他说，“跟别的地方一个样，只不过它又多那么一点儿。”“是啊，”我说，“这可是事实。”“你去过那儿? ”他问道。我告诉他我去过那儿。“你要回家去? ”他又问。我告诉他我回家去。我们驶过德克萨斯州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谢里夫波特。他在这儿和我分手去阿肯色州北部。我没有问他在加利福尼亚是否找到了真理。反正他的脸学到了，他左眼下面的脸颊带有最高智慧的标志。他的面庞知道抽搐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东西。抽搐便是一切。我跟这个除了抽搐以外貌不惊人的老人分手以后，便反复琢磨他那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想到，如果抽搐便是一切，那知道抽搐便是一切的东西又是什么? 你把电流通过死青蛙的大腿时，死青蛙知道抽搐便是一切吗? 那人的脸知道抽搐是怎么回事，知道抽搐便是一切吗? 如果我就是抽搐，那个就是我的抽搐怎么知道抽搐便是一切? 啊，我得出结论，神秘就在这儿。这就是秘密知识。这就是你去加利福尼亚做神妙的幻梦从而发现的东西。抽搐可以知道抽搐便是一切。你在幻梦中发现这一点，你感到洁净自在。你和伟大的抽搐完全一致。于是我继续不断地向东行驶，经过一定的时间和距离，我终于抵家。我在深更半夜回到家里，上床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我梳洗整齐，精神焕发地来到办公室，闲步走进头儿的办公室跟他寒暄问好。我非常想见到他，我想仔细地观察他，看看他的神情中有没有我过去忽略的地方。我必须仔仔细细地观察他，因为他现在拥有一切，而我一无所有。不过，我纠正自己的说法，他拥有一切，但是没有我掌握的那样东西，那样伟大东西，那个秘密。我纠正自己的想法，怀着牧师对流血流汗、苦苦挣扎的人们的宽厚的怜悯心情，走进州长办公室，走过接待室随便敲了一下门，便走了进去。他在里边，他没有一点变化。“你好，杰克。”他说着掠开挡住眼睛的头发，把脚从写字台上挪下来。他伸出双手向我走来。“伙计，你该死的上哪儿去了? ”“去西部。”我故意漫不经心地握握他伸过来的右手。“开车去了一趟西部。我在这儿有点呆腻了，我给自己放了几天假。”“过得好吗? ”“过得好极了。”我说。“那就好。”他说。“你混得怎么样? ”我问道。“很好，”他说，“一切都很好。”于是我回到一切都很好的地方。一切都跟我离开以前完全一样，只不过，我现在知道了秘密。我的秘密知识使我和大家不相往来。如果一个人有个秘密，他很难和没有秘密的人推心置腹交流思想，正如人们没法跟一个忙着搭积木玩锡鼓的、养得胖胖的小家伙交流思想。你不能把某个人拽到一边告诉他你的秘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如果你想把真理告诉这个家伙或者某个女人的话，他或她便会认为你在可怜自己，你在寻求同情。其实，你并不寻求同情，你只是希望他或她能庆贺你找到真理。因此，我天天办我的例行公事，吃我的一日三餐，见熟悉的、相识已久的面孔，像个牧师似地宽厚地微笑。这是在6 月里，天气闷热。每天晚上，我如果不去有空调设备的电影院，便吃完晚饭就回到屋子，躺在床上，脱得精光。我打开电扇，阅读书籍，让风扇转动的嗡嗡声渗入脑海。我一直读到夜阑人静，城市的喧嚣只剩下远处的偶而一两声出租汽车的喇叭声、有轨电车凄凉的撞击摩擦声、夜班车行驶的隆隆声。这时，我便伸手关灯，翻身躺下入睡，听任电风扇呼呼地转动。6 月里我见过几次亚当。他比以往更专心于医疗中心的工作，更阴郁冷酷地拼命干活。当然，大学放假了，工作少一些；然而他在大学的工作也许清闲一些，但他私人诊所及医院里的工作反而更多了。我去他公寓时，他说他见到我很高兴。也许他真的高兴，但他寡言少语。我坐在他房间里，他似乎把自己包得越来越紧，我仿佛在跟井底下的人对话，我要大声嚷嚷才能让对方听明白我的意思。只有一次，他说第二天早上他有个手术要做，我问他是什么样的病人，他变得活跃起来。这是个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他说。“你是说这个病人是个疯子? ”我问道。他笑笑表示我的说法不算太错。“我不知道你们对疯子还可以动手术。”我说。“我以为你们对疯子的治疗不外乎哄哄他们，给他们洗洗冷水浴，让他们编编藤篮，劝他们说说他们做的梦。”“不，”他说，“你可以给他动手术。”他不无歉意地加上一句，“前额叶切除。”“这是怎么回事? ”“你把脑子两侧的前叶各切掉一片。”他说。我问病人能活吗? 他说不一定，但是如果他活下来的话，他会跟以前不一样。我问他什么叫不一样。“噢，个性不一样了。”他回答说。“就像你皈依宗教受过洗礼以后那样? ”“皈依宗教受洗礼并不改变你的个性。”他说。“你虽然信教了，但你的个性还是老样子。你不过有了另外一套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已。”“可是这个家伙的性格会大不一样? ”“对，”亚当说，“他现在只会瞪大着眼睛坐在椅子里，或仰天躺在床上。他皱紧眉头，有时哼两下，有时尖声大叫。有些病人有受迫害的幻觉。但大多数病人总是觉得在受煎熬，经受令人麻木的痛苦。可是我们动了手术以后，他就大不一样了。他会感到轻松愉快，十分友好。他不再皱紧眉头。他睡得好，吃得香，喜欢靠在后院篱笆上，夸奖邻居们的旱金莲和白菜种得真好。他会非常快活。”“你要是能保证手术以后效果这么好的话，”我说，“你的买卖应该十分兴旺。消息一旦传出去，买卖就会做得大极了。”“你没法保证一定做好。”亚当说。“要是手术结果跟预期的不一样，那怎么办? ”“嗯，”他说，“有过这样的病例——谢天谢地，不是我的病人——病人不是变得高高兴兴，性格外向，而是变得完全不讲道德，高高兴兴地不讲道德。”“你是说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护士按倒在地上? ”“差不多，”亚当说，“如果你不管他的话。人们常有的一切约束都消失了。”“噢，要是你明天的病人成了这种样子，他可真是社会的宝贝啊。”亚当悻悻一笑说，“他不会比很多没动过手术的人坏多少。”“我能去看你做手术吗? ”我问道。我突然觉得我一定得看看这个手术怎么做的。我从来没看过别人做手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已经目睹三个绞刑和一个电刑，但它们跟手术都不一样。绞刑并不改变人的性格。它只改变受刑后脖子的长度，使面部带上茫然的表情，电刑则是烹煮一大块不断跳跃的肉。2然而亚当的手术所产生的变化要比扫罗去大马色途中的转变更为彻底。因此，我问他我能否参观他的手术。“干吗? ”亚当细细打量我的神色并问道。我告诉他我完全是出于好奇。他说，可以，但手术没什么好看的。“我想跟绞刑差不多吧。”我回答道。于是，他开始跟我谈起这个病人。他给我画图，给我找书，他相当活跃，说个不停。他讲得有声有色，我忘了问他在我们开始谈话时掠过我脑海的一个问题。他曾经说过，皈依宗教时，人的个性不变，只是信奉另一套不同的道德标准。好了，我本来打算问问他，如果个性不变，人怎么能找到另外一套不同的道德标准来表现他的个性? 可是，当时我忘了问他。总之，我参观了这个手术。亚当给我从头到脚换了服装，让我可以跟他一直走进手术室。他们把病人抬进来放在手术台上。病人瘦削、憔悴，长着鹰钩鼻子，一脸苦相，尽管他头上缠着消毒白毛巾，我还是觉得他有些像安德鲁·杰克逊或者乡下的福音传教士。他的白头盔推到脑后，显得很活泼潇洒，脑袋的前部暴露在外，剃得光光的。他们给他带上面罩，使他失去知觉。亚当拿起手术刀在头顶部干净利落地划一个横道，一直划到两边的太阳穴，又在那里从上到下划了十字并且干净利落地把头皮剥离头骨，向前面翻了下来。他干得真出色，相形之下，拿着剥头皮刀的印第安科曼契战士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同时，他们不断地吸血，血流得真多。亚当开始进行手术的主要部分。他有个像曲柄钻似的玩意儿。他在头颅两侧钻了五六个洞——医学界叫圆孔。接着他使用一件像根粗铅丝的东西，他告诉过我这叫吉格利锯。他不断地锯着头骨，一直到把头前部两侧都锯开，可以把这片头骨翻下来，处理里边的装置。确切些说，他得先把那层薄薄的，他们称之为脑膜的白色黏膜切开。手术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了，至少，在我看来有一个多小时了。我的腿站得发酸。屋子里挺闷热，但即使看到这么多的血，我也并没有过分紧张，没有感到心慌不舒服。首先，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不像是个活生生的真人。我忘记他是个活人，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那高级木匠活儿。我不大关心那些表明台子上的东西是个人的措施和步骤。例如，一位护士不断地测量着血压，有时又去搬弄输血装置——他们一直在给病人输血，输液架上挂着一个瓶子，一根导管通了下来。我一直都挺好，只是在他们开始烧脑子的时候我受不了了。他们用一个电气装置取脑子。这玩意儿只是个小小的、带把的铁棒，把上有根电线。它看上去就像一把烫发钳，整个手术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昂贵的器械，我觉得它们都很简单实用，设计合理，使用方便，使我想起设备良好的家庭中的各种用具。你只要搜寻一下厨房和你老婆的梳妆台，用不了五分钟，你就会找到足够的器材，可以开业当外科大夫。好吧，在电烙术过程中，这根小小的电棒起着切削作用，更确切些说是烧烙。电棒烧出一阵青烟，味儿很大。至少，在我看来，臭味挺浓。一开始，臭味儿不算太浓，但我想起从前在哪儿闻到过这种味道。很久以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天夜里，埠头的马厩着火了，他们来不及把马都抢救出来。于是寂寞、湿润的夜空充满着烧焦的马肉气味使你久久难忘；即使在马匹嘶叫声消失以后，你还闻到这股焦味。我发觉烧焦的脑子有股烧焦的马肉味，我马上感到不好受。不过，我还是挺过来了。手术已经进行了很久，但又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他们每次只能切一点点脑子，而且得越挖越深。我一直坚持到亚当缝好脑膜，把翻下的头骨放回原处，又把头皮缝合，前前后后缝得整齐熨帖。切下来的脑子被放在一边，让它在垃圾堆里平静地琢磨微不足道的思想，瘦削家伙的被打开的头骨又给缝合起来，留在里面的剩余的脑子将设计出一个崭新的个性。亚当和我走出手术室，他洗手脱白大褂时，我对他说，“嗳，你忘了给他洗礼。”“给他洗礼? ”亚当一边脱白大褂，一边莫明其妙地说。“对啊，”我说，“因为他重新诞生了，而且不是一个女人把他生下来的。我以大抽搐、小抽搐和圣灵的名义给你受洗。毫无疑问，圣灵也是抽搐。”“你该死的在说些什么? ”他责问道。“没什么，”我说，“我不过想逗个乐儿笑笑。”亚当宽容地微微一笑，但他似乎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仔细想起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发笑的。然而，当年，我高踞在奥林匹亚智慧的顶峰，发现很多事情颇为可笑，现在看来，这些事情并不那么有趣。手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没有见到亚当。我猜想他是离城去东部出差办理医院的事务。他回来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头儿差点要另外找一个新院长。这件事情简单极了，完全不出预料。一天晚上，亚当和安妮一起吃过晚饭，走上拥挤不堪的公寓房子的楼梯，发现门口过道里站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穿一套白色衣服的人影。这人头戴白色巴拿马草帽，嘴里衔着的雪茄烟在黑暗中一明一暗，散发出高价的香味与白菜味相抗衡。那家伙摘下白帽子，轻巧地夹在胳臂底下，问亚当他是否就是斯坦顿大夫。亚当点头称是。那家伙说他叫科菲( 全名是休伯特·科菲) 并且问他是否能进屋说几句话。亚当和安妮开门进屋，亚当问那家伙他要干什么。那家伙穿着一套白色的、熨得笔挺的西服，脚登一双高级的双色皮鞋，皮鞋面当然是镂空的，针脚很复杂的( 我发现休伯特真是个花花公子，一天要换两套白色衣服，他们说他的白丝绸短裤上还绣着红色的、表示他姓氏的字母，他爱穿红色的丝袜，时髦的皮鞋) 。长形的黄脸上长着不少疙瘩。他哼哼哈哈，小心翼翼地咳嗽两声，意味深长地向着安妮的方向转动他褐色的眼珠( 就跟用过的汽油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质地) 。安妮后来告诉我( 安妮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权威人士) ，她以为他是有病才来找亚当的，于是她找个借口走开了，她进厨房把她从街角杂货店买的一小盒冰淇淋放进电冰箱。她本来计划跟亚当安安静静、简简单单地过个晚上。( 那年夏天她跟亚当一起过的安静而简单的晚上对她来说一定颇不平静。她的脑海里一定萦绕着一个问题：如果亚当知道她其他的晚上是如何度过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要不然，难道她能封闭一部分思想，就像你锁起一幢大房子的某些房间，只坐在舒适的，或者现在并不舒适的客厅里? 她坐在客厅里，是否总在倾听地板的吱嘎声，楼上锁着房门的屋子里永不停歇的脚步声?)她放好冰淇淋，发现碗池里有一堆脏盘子。为了避免在男人讨论问题时碍手碍脚，她开始洗这堆盘子。她快要洗完的时候，忽然里屋不太听得清楚的说话声音消失了。她注意到里屋突然一片沉寂。接着是一声脆生生的砰然重击声( 这是她的形容词) ，她哥哥大吼一声，“滚出去! ”接着便是一阵忙乱急促的脚步声和房门的撞击声。她走进起居室，发现亚当站在屋子中央，脸色苍白，左手在胸前捂住右手，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房门。安妮进屋时，他慢慢地转过头对她说，“我打了他。我并不想打他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打过人。“他打休伯特的那一拳一定很狠，因为他的手指关节打裂了，肿胀起来。亚当虽然瘦削，但胳臂很有力量。总之，他捂着震裂的拳头站着，脸上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他当然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动手打人了。安妮焦虑不安，问他出了什么事儿。问题正如我说的，很简单，完全不出预料。冈米·拉森以为休伯特·科菲既然穿白色西服和绣有姓氏字母的裤衩就一定有智谋，办起事来一定斯文而有风度；因此他派休伯特来游说斯坦顿医生利用他的影响动员头儿跟拉森签订建造医疗中心的基本合同。亚当对这一切并不了解，因为我们可以肯定休伯特在探亚当口风的时候并没有说出幕后人的名字。可我一听见科菲的名字，就知道幕后指挥是拉森。休伯特和亚当见面时只是探探口风，并未深谈。但是他显然把话说得相当露骨。一开始亚当并不明白他的目的所在，而休伯特一定认为对亚当这个大傻瓜拐弯抹角讲些玄而又玄的话是白费口舌，于是他便直截了当地一说明来意。他刚刚讲到亚当也会得到些甜头，便触动键钮引起爆炸。亚当难以相信他打过人了，他捂着麻木的拳头，用一种冷漠的口吻把一切告诉了安妮。说完以后，他俯身用没受伤的左手捡起把绿色地毯烧了个大窟窿的雪茄烟蒂。他厌恶地伸着手走过去把烟蒂扔进壁炉，壁炉里还有( 我在探望他时注意到的) 春末生火时的灰烬，夏天的纸屑和橘子皮。他走回来用脚使劲地踩还在冒烟的地毯。他恶狠狠地碾着，也许他碾的不是地毯。总之，我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他走到写字台跟前，坐了下来，拿出纸和笔，开始写起来。他写完以后，对安妮宣布，他刚写好一封辞职信。她没表态，连一句话都没说。她告诉我，她知道跟他辩论是没有用的，即使她指出来，有个骗子来贿赂他并不是斯塔克州长的过失，也不是建造医疗中心的过错，他也不会听的。她看看他的脸色便知道她用不着多说。换句话说，他一定本心就想洗手不干，不过采取精神上的愤怒和道义上的厌恶的形式。当然，他的实际想法跟这两种形式都不一样，比它们还要根深蒂固，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地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大步走着，显然是万分激动。安妮说，他几乎有些高兴，好像要放声大笑。他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很高兴。他拿起信，贴上邮票。安妮担心他会马上出去发信的，因为他拿着信站在屋子中央，似乎在琢磨是否该去寄信。但他没有出去。他把信放在壁炉架上，在房间里又转了几个圈子．一屁股坐在钢琴前的琴凳上，开始弹起琴来。在那闷热的6 月的夜晚，他一口气弹了两个多小时，满头满脸都是汗水。安妮胆战心惊地坐着，不知道怕的是什么。他弹完钢琴转过苍白的、大汗淋漓的面孔；她取出冰淇淋，他们高高兴兴地举行了小型家庭晚会。后来，她离开他的公寓，出门坐进汽车，回到自己的家中。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一家日夜杂货店里和她相会。隔着仿大理石的桌面，我又见到了她。我上一次见到她是在5 月的一个早晨，她站在公寓门口，看出我脸上的疑问，慢慢地、一言不发地点点头，回答了我的问题。现在是我从那天以来，第一次见到她。当天晚上，我拿起电话听筒，听见她的声音，我的心跟过去一样猛然一跳，扑通一声像只青蛙跳进了莲花池，一时间，往昔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可惜，那一切确有其事。我驱车前去城里口夜杂货店时心里涌起一股苦涩的、不是滋味的满意心情，因为她来找我了，因为那个家伙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走下汽车一眼便看见她站在杂货店的玻璃门内，一时间我感到心满意足．忘却了苦涩和不是滋味的心情。她站在门内，身材苗条、体态挺拔，穿着一件浅绿色圆点花纹的裙子，裸露的手臂上搭着一件白色的外衣。我努力想辨认她脸上的神情。但我没来得及分辨清楚，她已经看见我，并在对我微笑。这是一种羞怯的、带着愧疚的微笑，既表示请求和感谢，又同时流露纯真而绝对的信任——相信你的善良天性一·定能够战胜一切。我走上炽热的人行道，向着玻璃门后边仿佛是陈列柜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展品似的微笑和穿绿色圆点裙子的人影走去。我伸手推门，离开了大街——大街上空气湿热，像个土耳其蒸汽浴室，汽油味混杂着夏天静夜从河边飘进城市的咸丝丝的、甜腻腻的腥味——走进玻璃门后微笑所在的明亮、清新、冷静而凉快的世界。在炎热的夏夜最明亮、最清新、最冷静、最凉快的地方莫过于真正第一流的街角杂货店，如果安妮．斯妇顿在里面而冷气又开放的话。她迎着我的目光，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握住她的手，感到她的手十分清凉、瘦小而坚定。这好像是一大新发现。我听见她说：“杰克，我好像老是在找你。”“噢，没关系的。我松开手。一时间，我们两人默默地站着相对无语，时间仿佛过得十分漫长，令人痛苦而难堪，我们两人都不知说什么好。终于，她开口了，“我们坐下吧。”我朝火车座走去，眼角的余光瞥见她伸一下手想挽住我的胳臂但又马上缩回去了。这个发现使我暂时的、单纯的心满意足又变成我出发时的苦涩的、不是滋味的满意心情。我怀着这种心情坐在火车座里注视着她的脸庞，她脸上没有微笑，神情紧张焦虑，清秀的颧骨上皮肤绷得很紧。显得苍老。自从那年夏天我们坐在跑车里，她给小鸟杰基唱歌，保证决不让任何人伤害小鸟杰基以来，岁月的流逝已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了痕迹。是啊，她实践了她的诺言，因为这一年的夏天，在秋天到来以前，小鸟杰基已经飞到一个气候宜人、没有人会伤害他的地方去了，而且从此不会归来。至少，我从此没再见到过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