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27

“怎么改变? ”“我可以给他上一堂历史课。”“一堂历史课? ”“对，你不记得了吗? 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们搞历史的人都知道人是个复杂的玩意儿，人不是分好人坏人两种。人本身是又好又坏，好来自坏，坏又源出于好。人如果不是这么复杂的话就要天诛地灭。可是亚当是个科学家，一切事物对他来说都是井井有条的，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T-~]化合表现永远一样。事情总是那么一回事儿。因此，浪漫主义的亚当对世界的想象跟科学家亚当工作的世界形象完全一样。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没有——““别说了，”她命令我，“别说这些事了。把事情告诉我。你不想告诉我。你瞎说一切，不想告诉我。现在，你告诉我。““好吧，”我说。“你记得我问过你欧文法官破产过没有? 哼，他破产过。他的妻子也没有钱。他只是以为她有钱。因此，他接受贿赂。““欧文法官? ”她说，“贿赂? ”“对，”我说，“我可以证明。”“他——他是父亲的朋友，他是——”她不说话了，她挺直身子，转过脸去眺望河面。过了一阵子，她仿佛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浓雾以外的整个世界用坚定的口气说，“哼，这不说明什么问题。欧文法官。”我没有作答。我也眺望翻滚升腾的雾气以外的黑暗。我没有看她，但我感觉到她又转过脸来望着我。“得了，说话呀。”她说。她的声音显得很紧张。但我一声不吭。我静静地等待着，我等待着。寂静中我听见浓雾下面的河水拍打桥桩的微弱声响。终于，她说话了。“杰克——我——我父亲——是不是——”我没有回答。“懦夫! ”她说，“胆小鬼，你不肯告诉我。”“是的。”我说。“他接受贿赂了吗? 他有没有? 有没有? ”她抓住我的胳臂，猛烈地摇晃我。“还没那么糟糕。”我说。“还没那么糟糕，没那么糟糕。”她学着我的腔调，拽着我的胳臂，放声大笑。突然她松开手，把我的胳膊使劲推开，仿佛怕脏似地往后退缩。“我不一信。”她宣布道。“是真的。”我说。“他知道欧文受贿，可是他保护了他。我能证明。我有凭证。我很抱歉，不过这是真的。”“啊，你很抱歉! 你真抱歉。你把这一切，这一切谎话都挖掘出来——为了那个人——为了那个斯塔克——为了他——而你——你又很抱歉。”她又放声大笑。她转过身子，边笑边顺着码头，踉踉跄跄地跑开去。我赶快追上去。我在码头尽处追上了她，我刚要去抓住她，一个警察从货栈暗处走出来说，“喂，伙计，干什么! ”这时，安妮打个踉跄，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晃动身子挣扎着。警察走了过来。“怎么回事儿? ”他问道。“你干吗要追这位太太? ”“她有些歇斯底里，，‘我连珠炮似地说得很快，”我正在照料她，她喝了点酒，就喝了一两杯，她有些歇斯底里。她受到很大的打击，悲伤过度——“身材粗壮矮胖、胡茬很浓的警察摇摇摆摆地向我们走过来，俯身闻一下她吐出的气息。“——她受到很大的打击，心烦意乱，喝了点酒，有些歇斯底里。我正要把她送回家。”他转过胡子拉碴的胖脸对我说，“我会把你用警车送回家的。你还是小心些为好。”他不过说说而已。我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时候不早了，他厌烦了，没劲得很。我完全明白，也应该恭恭敬敬地说，我会小心的，或者我应该笑着甚至使个眼色对他说，当然，长官，我会把她送回家的。不过，我没有说这些话。我当时激动而紧张：她在我怀里使劲挣扎着，嘴里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而我面前是警察那张可憎的胡子拉碴的胖脸。我不由地说，“你他妈的敢。”他的眼珠子快瞪出来了，血涌上下颏，脸色发黑。他冲近一步，伸手去摸警棍，嘴里说，“我他妈的不敢! 我马上就干，把你们俩一起带走。上帝作证。”他说，“走吧。”他用警棍捅捅我，又说了一声，“走吧。”便赶着我们朝码头尽端走去。显然他要去那儿电话亭打电话。警棍顶着我的后腰，我向前走了几步，手里拽着安妮，她始终没开口。忽然我心生一计，“喂，如果你明天还想当警察的话，最好听我说话。”“听个屁，”他呵斥一声，更使劲地捅捅我的后腰。“要不是有这位女士的话，”我说，“我就跟你去，把你毁了。我才不在乎去一趟警察局。不过我想给你个机会。”“机会，”他呸了一口，又使劲戳了我一下。“我要伸手到口袋里去，”我说，“不是为了拿枪，而是拿皮夹子，我要给你看样东西，你听说过威利·斯塔克吗? ”“当然。”说着他又捅我一下。“你听说过杰克·伯登吗? ”我问，“那个当威利秘书的新闻记者。”他边思索边赶着我们往前走。“听说过。”他不大情愿地说。“那你也许愿意看看我的名片。”我说着伸手去取钱包。“别动。”他用警棍压住我刚抬起来的胳臂。“哼，你别动，我来拿。”他伸进我的口袋，取出钱包，想要打开看看。这是他的办事原则。“你敢打开我的钱包，”我说，“我就要毁了你，不管你叫不叫警车。把钱包给我。”他递了过来，我取出一张名片交给他。他凑着昏沉的暮色仔细看了半天。“耶稣啊，”他嘘了口气，发出像小孩的汽球破裂后空气跑漏出来时的嘶嘶声，“我怎么知道你是他雇的人? ”“你下回要冒失的话先打听清楚。”我说。“给我叫辆出租汽车。”“是，先生。”他说。他多肉的胖脸上，小眼睛冒着怒火，充满对我的仇视。“是，先生。”他说完朝电话亭走去。突然，安妮挣脱身子。我以为她又要跑了，便又紧紧抓住她。她厉声低语，“哼，你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你真伟大——你会威胁恶棍——你管起警察来了——你真了不起——”我没有理会她的话，只是紧紧抓住她，我觉得心里压了块大石头，沉重得很。“——你真了不起——真清白——这一切真了不起，真干净利落——”我没有吭声。“——你真够了不起的——又清白又强大——啊，你真是个英雄——”“我做事荒唐，我实在抱歉。”我说。“我想不出来你在谈哪一件具体事情。”她故作亲热地低声说道，她特别强调“哪一件具体事情，‘这几个字像一把利剑扎在我身上。她说完就转过脸去再也不看我一眼；我抓住的她那条胳臂就像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一样毫无生气；我胸口的冰冷的石头像深井底下沾满烂泥的石块。多肉的胡子拉碴的胖脸回来了，在昏暗的、浓雾重重的夜色中露出对我仇恨的目光，河边响起一声喇叭声．在出租汽车里，安妮．斯坦顿坐在角落里，腰板挺得笔直，尽量不挨着我；汽车外边，幽幽的路灯摇曳着，照射出她那惨白的面孔。她不肯跟我讲话，一直到我们来到一条有电车轨道的街道。她说，”下去。你可以在这儿乘车。我不要你送我回家。“于是我下车。五天以后，电话里响起安妮·斯坦顿的声音。她说，“那些东西——你说你有的那些文件——把它们寄给我。”我说，“我可以拿来给你看。”她说，“不要。你寄来。”我说，“好吧。有一个文件，我多了一张影印本。明天我去把另一份材材料影印一下，一起寄给你。”她说，“影印材料。原来你并不信任我。”我说，“我明天寄来。”小小的黑色话筒里响起咯嗒一声。接着便是微弱的、嗡嗡的电流声；这是茫茫空间的声音，是无边空旷的声音，是绝对虚无的声音。我每天晚上回到屋里都要看看那架电话。我会对自己说，电话铃要响了。有一天，我甚至肯定它响过了，因为电话铃声仿佛在我耳朵里响个不停。但是它没有响。我不过是睡着了。有一天，我拿起电话听筒凑在耳边，倾听里面微弱的电流声，那嗡嗡声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各种各样事情的声音。每天晚上，我都去大厅服务台打听是否有人给我留过电话号码。有时是有人留下电话号码。但从来不是我要的那一个。于是我上楼进屋。我的房间里有电话，有从孟菲斯带回来的装着影印文件和书面证言的公文包。我还没有把这一切交给头儿。我甚至还没跟他谈过。6这并非因为我不想交给他。我会交给他的。我会这么做的。但我一时还不想交出来。我暂时还不打算这么做。我要等电话铃响了以后。但是电话铃始终没响。大约一周以后，一天晚上，我上楼时拐过楼道，看见离我房门不远的长凳上坐了个女人。我摸出钥匙，插进锁孔，正要进屋时，忽然觉得那个女人站在我的身后。我转过身子。原来是安妮·斯坦顿。地毯很厚，她走过来时没出声响。她脚步很轻，不会出声响的。“你把我吓出心脏病了。”我边说边敞开大门，“请进。”“我想你一向很关心我的名誉，”她说，“至少你是这么说的。你说过一次。”“我记得的。”我说。“不过进来吧。”她走进屋子，背对着我站在屋子中央。我关上房门。我注意到她手里除了提包外还有一个棕色大信封。她没有转过身子，而是径直走向靠墙的书桌，把大信封往桌上一扔。“还你，”她说，“影印材料。我送回来了。不过，如果你当初信任我的话，我还回来的会是原件实物。”“我知道。”我说。“太可怕了。”她背对看我说。我走过去抚摸她的肩膀。“我很抱歉。”我说。“太可怕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有多可怕。于是，我站在她身后，不敢去碰她，尽管心里很想。“你不知道。”她说。“对，我不知道。”“太可怕了。‘她转过身子，目光炯炯地望着我，我仿佛落入一口深井。”太可怕了。“她说。”我把它们——把这些东西——给了他，他读完以后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脸色惨白，出气很粗。我碰碰他——他看了看我——他望着我看了半天。后来他开口了——他看着我说，’你。‘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字，’你。‘他看着我。““岂有此理。”我说，“去他的，他有什么可责怪你的? 他为什么不责怪斯坦顿州长? ”“他责备他的。”她说。“噢，他责怪他的。因此才可怕呢。他怨他的那种样子。怨他的亲生父亲。你记得吧——杰克，你记得的——”她伸出手来放在我的胳臂上——“你记得吧——我们的父亲——他以前——他以前怎么给我们讲故事——他多么爱我们——他怎么教亚当，又是多么为他感到骄傲——他花了多少时间亲自教亚当——噢，杰克，他坐在炉火前面，我还是个小女孩，他给我们读书，我把脑袋靠着他的膝盖——噢，杰克——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的。”我说。“对。”她说，“对——母亲去世了，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真为亚当感到骄傲——现在亚当——现在——”她放开我的胳臂，后退一步，举起双手，心神烦乱地抚摸她的前额。“噢，杰克，我做了些什么呀? ”她轻声说道。“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坚定地说。“对，”她悄声低语道，“对，是这么回事。”“事情已经干了。”我说。“对，已经干了。”她说道，嗓门高了一点。她紧闭双唇，脸部表情突然酷似亚当，嘴唇有力地紧闭着，脸绷得很紧，她昂首傲视整个世界；而我很想放声痛哭。如果哭泣是我的习惯的话。“对，”我说，“已经干了。”“他肯干了。”她说。我几乎脱口而出要问她，什么，干什么? 因为当时我忘了我为什么把事实真相告诉安妮，为什么给她那些影印材料，她又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给她哥哥看。我一时忘了其中的缘由。但我想起来了，问道，“你把他说服了? ”“没有，”她慢慢地摇了摇头，“没有，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他明白了。”“怎么回事? ”“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么回事。他狠狠地瞪着我说，‘你。’就是这种口气。我说，‘亚当，别用这种口气，你千万别这么说话，亚当，你一定不能用这种口气!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他，爱父亲。’他还是瞪着眼睛望着我，他说，‘爱他! ’他又说，‘但愿他该死的灵魂下地狱! ’我喊了起来，‘亚当，亚当。’但他转过身子不理睬我。他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我离开他，在黑夜里乱走了好一阵子。否则我睡不着觉。整整三天，他没理我。后来他叫我去看他。我去了，他把这些东西还给我。“她指指桌上的大信封。”他叫我告诉你他肯干了。让你作安排。就是这么回事。““这可是一大堆事。”我说。“对。”她绕过我向门口走去。她伸手去抓门的把手，转动一下，把门打开。她回过头来看看我说，“对，是一大堆事。”她该走出去了。但她手扶房门站住了。“还有一件事。”她说。“什么事? ”我说。“答应我一件事。”她说。“如果你万一要用那些东西，那些材料的话，先给欧文法官看看。给他一个机会。至少，给个机会。“我答应了。一辆黑色的大凯迪拉克。我坐在后座，看见车头在路灯下若明若暗地闪烁着。车身轻快地驶过街道，驶过嫩叶吐绿的大树，因为现在已是早春4 月。终于我们来到一条没有成行树木的街道。“到了，”我说，“右边那一幢，食品杂货店前面的那一幢。”糖娃把凯迪拉克开到路边，好像母亲亲吻一下小宝贝，然后把他轻轻放下。他跑步绕过车头来为头儿开车门，但头儿早已下了车。我钻出车门站到他的身边。“就是这个地方。”我说着便朝门口走去。我们要去看望亚当·斯坦顿。我告诉头儿亚当．斯坦顿接受医院职务，通知我安排一切时，头儿“噢”了一声，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他说，“你真是个斯万加里。”“是啊，”我说，“我是斯万加里。”“我要去看看他。”头儿说。“我去把他叫到这儿来。”“把他叫到这儿? ”头儿说，“我去他那儿。该死的，他给了我大面子呢。”“可你是州长，不是吗? ”“你他妈的说得对，我是州长，”头儿说，“可他是斯坦顿大夫。我们什么时候去? ”我说只能晚上去，除了晚上你别想找到他。于是我们在晚上来到这里，走进拥挤不堪的公寓大门，爬上晦暗的楼梯，绊着童车，闻着混杂着白菜和尿布的气味。“他倒真会挑个住的地方。”头儿说。“对，”我表示赞同，“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他要住这儿。”“我想我是懂得的。”头儿说。我还在捉摸头儿能否懂得其中道理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他的门口。我敲敲门，推门进屋，迎上亚当·斯坦顿平静直视的眼光。糖娃闪身进屋，我正要关门，那一刻，亚当和头儿彼此打量对方，一言不发。我转过身子介绍说，“斯塔克州长，这是斯坦顿医生。”头儿向前走上一步，伸出右手。也许我胡思乱想，但我仿佛觉得亚当迟疑了一下才握住头儿的手。头儿一定也注意到了，因为等亚当伸出手来，两人还在握手而没说话时，头儿忽然微微一笑说，“瞧，伙计，没像你想的那么糟吧，握握手不会杀了你。”接着，老天爷，亚当也笑了。我又说，“这是奥谢安先生。”糖娃蹒跚向前，伸出粗短的胳臂，塞得鼓鼓的手套似的胖手僵硬地垂着。他满脸扭曲，使劲地，“我很——很——很——”“认识你我很高兴。”亚当说，我看见他的目光落在糖娃左胳肢窝下面鼓起来的部分。他转脸对头儿说，“这位就是我常听说的你的神枪手? ”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啊呀，”头儿说，“糖娃带枪是为了玩玩的，并不当真。糖娃是我的朋友。没人能有糖娃开汽车的本事。“糖娃望着头儿，神情就像你刚搔过脑袋的一条狗。亚当不作表示。我以为买卖要吹了。终于，亚当十分正式地说，“先生们请坐。”我们坐了下来。糖娃偷偷地从外衣口袋摸出一块糖，放进嘴里，慢慢地咂着，他的爱尔兰人的双颊吸了进去，他的眼睛充满幸福的神情。亚当端坐在椅子里，等待着。头儿靠在一张破旧的沙发里，并不急于开口。但他最后还是说话了，“嗯，医生，你对这事儿有什么想法? ”“对什么事儿? ”亚当问道。“对我的医院? ”“我认为这医院对本州百姓会有些好处。”他说完了又加了一句，“还能帮你搞些选票。”“你不必去想选票问题，”头儿说，“搞选票的办法有的是孩子。”“我听说是如此。”亚当说完沉默不语，让头儿去品尝沉默的滋味。头儿品尝一阵又说，“是啊，医院会带来些好处。但你不插手的话，发挥不了多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