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人马-17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并不认为我的任务是社交。电话接通了。“蒙缇，”他对着电话筒说，“我看到一份声明，上面说，签名者都认为弹劾事项没有正当的理由，他们将不顾一切压力投票反对。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的是‘一切压力’。你也签名了。这是怎么回事? ”罗丹先生听了好半天，终于开口了，“天哪，你别嘟嘟囔囔，怨天怨地的，还是干脆直说了。”他又听了一阵子，大吼起来，“你—一你——”可他说不出话来。他把听筒摔在电话机座上，向我转过那张刚才还高高兴兴的大脸。他张着嘴喘了口气，但是没出声。9“嗯，”我说，“你还要再打个电话给别的人吗? ”“这是讹诈。”他轻轻地说，但声音沙哑，仿佛呼吸有困难。他缓过气来，又说，“这是讹诈。这是恫吓。行贿，这是行贿。我告诉你，你们威吓、收买了这些人。我——”“我不知道这帮人为什么要在这份声明上签字。”我说。“不过你的指责如果属实的话，那么我的看法是：麦克默菲不应该选那些会给人收买、干过可以给人讹诈的事情的人当议员。”“麦克默菲——”他刚说了这几个字就不吭声了。他披着花晨衣的高大身材站在电话机前沉思，默不作声。显然，他对麦克默菲先生有不少事情不好交代。“还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说，“如果弹劾事项不经投票就取消的话，也许会使你，尤其是那些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人，多少免于难堪。也许明天晚上以前你能把事情办妥。你有充分的时间作安排，想出最妥善稳当的办法。当然，从政治上来说，投票对州长更为有利。不过他愿意给你们一些方便，尤其是在城里人心骚动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我走到门口，打开房门又转过脸说，“总而言之，不管你们采取什么行动，对州长来说都无关紧要。”我关上房门，走下过道。这是4 月4 日晚上的事儿。第二天，我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塞满街道，挤在议会大厦塑像前的大草坪上，我颇为遗憾我早有所知。如果我一无所知，我会十分激动地等待可能出现的结果。现在，我知道这出戏将会怎么开演。眼前的情景像是演出结束以后的彩排。我站在窗前觉得自己就像万能的上帝在考虑历史应该如何安排。对于深知历史进程的万能的上帝来说，这一定是件枯燥无味的事情。事实上。上帝在还不知道有历史以前就知道将来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切纯属胡说八道，因为历史涉及时间，而上帝却超出时间之外，因为上帝就是存在的整体，在上帝身上，终结就是开始。站在街拐角的、邋遢的、满肩头皮屑、戴金丝边眼睛的胖老头撰写和散发的小册子写的就是这个内容。胖老头过去是个博学的律师，在阿肯色州娶了一位发辫金黄、眉清目秀、面颊瘦削的女郎。不过，我当时认为他写的小册子都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上帝不可能是存在的整体。因为生命就是运动。( 我用着重号，是因为老头在小册子里也用着重号。我曾和他在铁路对面的房间里同桌对坐，桌子上一边摆着没有洗过的脏盘子，另一边堆满书籍、文件。他在讲话，我听得出他话里的着重号。他说，“上帝是存在的整体。”我说，“你搞错了。因为生命是运动。因为——”( 因为生命是通往知识的运动。如果上帝是全部知识，那末他就是全部无运动，也就是无生命，也就是死亡。‘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存在的整体的上帝，我们就要尊奉死亡为天上的父。这就是我对老头儿说的话。他隔着脏盘子和书籍、传单望着我，金丝边眼镜滑到鼻子尖上，布满血丝的眼睛在金丝边眼镜上面眨巴着。他摇摇头，头顶四周稀疏的白发里落下几片头屑，而在他头脑内部，在充满血液的、海绵似的、错综复杂的黑暗深处，电波振动，形成语言。他说，“我就是耶稣复活，我就是生命。”我说，“你完全搞错了。”( 因为牛命是顺着一根绳子燃烧的火焰——还是我们称之为上帝的火药箱的导火线? ——绳子代表我们所不了解的一切，我们的无知，而在没有风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绳子的形状的灰烬，便是历史、人的知识，但它是死的。当火焰烧完整根绳子的时候，人的知识就和上帝的知识完全等同。于是火焰，即牛命，不复存在，然而，如果这根绳子和火药箱相连，那就会发生大爆炸，引起一场可怕的大火，连灰烬都将被吹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我对老头儿说的话。( 然而他回答说，“你是从万物有极限的角度出发想问题的。”我说，“我根本没想问题。我只是在描绘一幅图画。”他“哈哈! ”一笑，我记得很久以前在面临大海的白房子的长客厅里他和欧文法官下棋时就常常发出这样的笑声。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幅图画。有个人想画一幅夕阳。可是他还没有下笔，那落日的颜色和形状就不断变化。让我们给他要画的图画起个名字叫知识。因此。如果一个物体不断变化，而人对此物体的知识永远是不真实的，是非知识的话，那么永恒的运动便成为可能。永恒的生命也就存在。因此，我们只有否认拥有全部知识的上帝，我们才能相信永恒的生命。( 老头说，“我将为你的灵魂祈祷。”)然而，即使我并不相信老头的上帝，那天早上，当我从议会大厦窗户口俯视楼下人群时，我觉得我就像上帝，因为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我好像是正在捉摸历史的上帝，因为我从站立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小块历史。我前面草地上有一座座青铜雕像，他们高踞基座之上，有的披着大衣，右手插在大衣下面，正在心脏的上面；有的穿着军服，一手扶剑柄；甚至还有一个穿鹿皮马裤的，右手紧握一支落地长枪的枪管。他们都已经是历史了。座像四周的青草修剪得很整齐，花木组成星状、圆圈或新月形。雕像以外是尚未成为历史的人群。他们还不是历史。但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历史，因为我知道他们所参与其中的事件的结局。或者说，我认为我知道结局了。我还知道，一旦报界了解到事件的结果，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些人群的。他们会以为人群是起因。“议会表现懦弱，实在可耻……他们居然屈从于威胁与恫吓……缺乏领导，软弱无力……”只要看看楼下的人群，听听他们像潮水般嘶哑的喊声，回味其含意，你便会认为这人群是事件的起因。然而，我也可以说，不是的，起因是威利·斯塔克，他收买、讹诈了议会，引起这一事件。但是还可以说，威利·斯塔克只不过给了议会一个恰如其分地表现本性的机会，麦克默菲促成这些人当选，他想利用他们的恐惧与贪婪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因此麦克默菲才是罪魁祸首。不过，对于这种说法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还可以说责任在楼下的人群。间接的责任是他们允许麦克默菲选上这批议员，而直接的责任是他们不顾麦克默菲的反对，投票选举威利·斯塔克。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选举威利·斯塔克?是因为某些造就他们的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力量，还是因为威利．斯塔克能瞪大眼珠，右手举向天空，俯身倾向他们?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沙哑的、抑扬顿挫的大合唱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什么结果都不会产生。我站在议会大厦的窗前，怀里揣着宝贵而又多刺的秘密，头脑空空，一无所思。我看着大胖子走下黑色的小轿车，走上音乐台。我看着人群移动，拥挤，疏散，最后消失。我越过那些孤零零、无事可干的警察，越过那些雕像——穿大衣的、穿军装的、穿鹿皮马裤的雕像——向大草坪眺望。春天灿烂的阳光下，大草坪空荡荡的，十分明亮。我抽一口香烟，吐出青烟，把烟蒂扔出窗外，望着它不断旋转最后落到底层的石头台阶上。当天夜里八点钟，威利·斯塔克将站在这些台阶上；前面是强烈的灯光，身后是高耸的山似的大楼，他站在巨大的石级的最上一层将显得十分渺小。那天晚上，人们一直挤到台阶前面，除了灯光照耀的那片地方，四周黑暗中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 照明设施架在两座雕像——一个穿鹿皮马裤的，另一个披大衣的——的基座上) 人们不断喊叫，“威利——威利——威利，”他们拥向石级下警察设置的警戒线。过了一阵子，他出现在议会大厦高大的门口。他站在门口，眯起眼睛，人们的呼喊声停止了；一瞬间只有一片寂静，接着便是震耳的欢呼声。好半晌，他才举起手制止大家的呼喊。欢呼声渐渐变低趋弱，他的手掌把欢呼声越压越低，以致消失。我和亚当·斯坦顿、安妮·斯坦顿一起站在人群里，看着他走出议会大厦来到石级上。一切结束了以后——他对着人群说完他要说的话，回身走进大厦，身后留下一片新爆发的、不受拘束的欢呼声——我向亚当和安妮道过晚安。便去找头儿。我和他一起驱车回他的官邸。我上车时，他没有开口说话。糖娃走的是旁街小巷，我们听得见身后的欢呼声、呼喊声和汽车喇叭长时间的呜叫声。糖娃总算摆脱人群驶进一条安静的小街。那里的房屋离人行道较远，房间里现在亮着灯，而亮灯的房间里总有人；我们的头上，含苞吐绿的树枝枝桠交错，连成一片。在拐角有路灯的地方，你可以瞥见树枝上的嫩绿色。糖娃从后门进入官邸。头儿下车朝门口走去，我尾随着他走过后厅，那里空无一人；他又走进大厅。他快步走过装饰着大吊灯和落地镜的大厅，走过楼梯，向客厅望了望。他又回身走过大厅，向后起居室张望，接着又去看书房。我明白了，我不再跟在他后边。我站在火厅中央，等待着。他没有说他需要我，但他也没有说他不需要我。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说，连一个宇都没说。．当他从书房又转身走到大厅时，一个穿白色制服的黑人从餐厅走出来。“喂，”头儿问道，“你看见斯塔克太太吗? ”“看见了，先生。”“在哪儿? 该死的! ”头儿不耐烦地说，“你想我是随便问问? ”“不，先生，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哪儿? ”头儿的嗓门足可以震动头顶上的大吊灯。黑人吓得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巴开始蠕动，但没有声音。渐渐地他开始出声了。“楼上——她上楼了——我想她上床睡觉了——她——”头儿已经快步上楼。他几乎马上又下楼来。他一言不发走过我的身边，又进了书房，我慢吞吞地跟进屋去。他倒在长皮沙发上，抬起脚放在皮沙发上，说了一句，“关上那扇该死的门。”我关好房门，他斜倚在靠枕上，和地平线成三十度斜角，闷闷不乐地看着手指关节。“你以为今天晚上她总会不睡觉等着我的。”他终于开口了，一面还在研究他的手指关节。他看看我又说，“她上床睡觉了。上床了，还锁上房门。说她头痛。我上楼去，只有汤姆在她房间对面的屋子里做功课。我还没抓住她的房门把手，他已经走出来说，‘她不希望有人打扰她。’好像我是个送货的伙计。我说，‘我不是来打扰她。我是来告诉她一些事情。’他看看我说，‘她头疼，她不希望有人打扰她。“’他略一迟疑，看看指关节，又对我说，而且口气是有些替自己辩护的成分，”我只是想告诉她今天晚上的结果。““她要你把巴伦姆交出来听候惩处。”我说。“她是不是要你把你自己也交给那些豺狼? ”“我不知道她究竟要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要些什么。没法说。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人有一半的时间是按他们的想法办事的话，他结果一定是一无所有，只能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睡觉。她喜欢这样吗? ““我想露西能接受的。”我说。“露西——”他显得有些吃惊，仿佛我提出了一个新话题。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们谈话里没有出现过露西的名字。当然，他一直在指露西·斯塔克，他知道我也心中有数。然而，露西的名字一提出来，取代了那个代名词“她”，事情就有些两样。她好像走进房间，正在看着我们。“露西——”他又说了一遍。“好吧——露西，她受得了，她能睡光地板，吃红豆过日子。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一丁点儿都改变不了。可是，露西明白这个道理吗? 不，她不会明白的。”他显然感到痛快，可以说露西这个名字，而不用“她”字；仿佛他说了这两个字，他能够说这两个字，就证明了有关某个问题的、有关她的、甚至有关他自己的某些道理。“露西，”他又说话了，“她可以睡光地板。她就是这样在教育汤姆的，要是她能有办法的话，她会让汤姆长大也睡地板的。她会把他搞得软绵绵的，连六七岁的孩子都敢拿枪打他，而且打了他还不逃跑。他其实是个结结实实的好孩子——足球踢得很好，我敢担保他上大学以后一定会进校队的。——可她要毁了他，把他培养得女人气。只要我跟这孩子说一句话，她的脸就板起来了。今天晚上我打电话回来叫汤姆去看看广场上的人群。我要派糖娃来接他，因为我没有时间回家走一趟。她放他去吗? 不，先生。说他得留在家里学习。学习。”他又说，“不想让他来，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想让他看见我和那些人群。”“别生气，”我说，“女人都这样管教孩子的。况且你也是用功读书才当上大头头的。”“他挺聪明的，挺精悍，用不着女人气。”他说。“他在学校里成绩不错。老天啊，他就得学好功课。当然，我要他念书的。他也应该念好书，可我不明白——”外边过道里吵吵闹闹，人声沸腾。有人敲门。“去看看是谁，”头儿说。10我打开房门，涌进一群熟悉的面孔，泰尼·达菲带头，个个满脸通红。他们团团围住头儿，喘嘘嘘地又推又笑。“我们治了他们! ——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他们! ——你说得对，我们把闹钟停了! ——等下次再闹还得过很久呐! ”头儿仍然以三十度斜角的姿态靠在靠枕上，脚跷在沙发上，耷拉着眼皮，一一窥视各人的脸孔，好像他在从一个小孔里往外侦察，他一言不发。“香槟，”一个人说，“真正的香槟! 整整一箱，货真价实的法国货，从法国运来的。都搁在厨房里。山博（这是对黑人用的贬义词）正在用冰镇呢。头儿，真得好好庆祝一番! ”头儿仍然一言不发。“庆祝，大庆祝。你不想庆祝吗，头儿? ”“达菲，”头儿说话了，嗓门不高，“如果你没有喝得太醉的话，你可以看出来我并不喜欢这帮蠢货在这里胡闹。滚到大楼那一头去，离我远着点，别让我踹你们。”他停顿一下，眼光扫视一番，又回到达菲身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泰尼·达菲明白了。别人也明白了。我觉得这些兄弟们进行了一场小小的竞争，人人都抢着要第一个走出屋去。头儿望着关上的房门，好一阵子才说，“你知道林肯说过什么? ”“他说些什么? ”我问。“他说内部分裂、互相反对的议会是不能持久的。可是他错了。”“是吗? ”“是的，”头儿说，“因为这届政府确实是由一半奴才一半混蛋所组成的，可它还没垮台。”“哪些人是那些? ”我问。“议会里是奴才，我们这里是混蛋。”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有些人两者兼是。”弹劾风波平息以后，露西·斯塔克并未离开头儿。1934年头儿竞选连任以后，她还没有离开。( 在我们州里，州长可以连选连任。头儿大获全胜，痛痛快快地连任了。从来没有一次选举的结果是如此顺利。) 我猜她是扔不下汤姆。等她真的离开的时候，她并没有大肆宣扬。她只说是因为健康不佳。她去佛罗里达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回来以后，住在城外她姐姐家的一个小地方，离城不远的一个家禽养殖场。汤姆常常去看她，在那里一呆就很久。不过，我猜想她已经明白他不再是妈妈的小儿子了。那时候他已经是个身材魁梧的壮小伙子，自高自大，腿脚利落，是个天生打橄榄球的四分卫。他还发现瓶子里装的并不都是消毒牛奶，而且天下有一半的人性别和他不同，别有风味。露西也许以为她还能管住汤姆，因此她始终没和威利彻底断绝关系。偶尔，但不多，她也在公开场合和他一起露面。譬如说，那次去梅逊市——头儿和我半夜访问欧文法官的那一次——露西也来了。那是1936年。露西已经在她姐姐的农场住了将近一年。头儿有时也去家禽养殖场，去装装门面。有过两三次，报纸——当然是官方报纸——刊登他和妻子、孩子站在鸡场庭院或孵化器前的照片。母鸡一点不起坏作用。它们提供美好的家庭气氛。它们使人产生信心。第四章1头儿和我夜访欧文法官的那天晚上，汽车在昏暗的田野里飞奔，我们在黑夜里风驰电掣地赶回梅逊市途中，他对我说，“总能发现些问题，”我说，“欧文法官身上未必会有问题。”他说，“人是罪恶的结晶，在血污中诞生。人的一生从臭尿布开始，以臭尸衣告终。总有些问题的。”他叫我把问题挖出来，把那只毛还粘在绷紧的、肿胀的花灰色毛皮上的死猫挖掘出来。这工作对我很合适，因为，我说过，我曾经是历史系的学生。历史系的学生并不在乎从垃圾堆、泔脚水、污秽的粪土堆——人类的过去——中会发掘出什么样的东两。不管是死猫还是印度大金刚钻，他都无所谓。因此。对我来说，探索往昔岁月是顶合适的任务。这是我第二次探索往昔，比第一次有意思得多，而且还更为惊人，更加成功。事实上，第二次探索完全成功，而第一次并不成功。第一次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我在探索过程中企图发现真理，而不是寻找事实。因此，当真理无法发现，或者虽已发现却不能为我所理解时，我忍受不了事实的冷酷的谴责。我于是走出内有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大卡片盒的房间，扔下了记载着事实的卡片。我走出房间，继续走着，一一直走到我获得第二次探索历史的工作。这项工作应该命名为“对正直法官的调查案”。不过我必须描绘我第一次探索迷人的往昔的情况。倒不是因为第一次探索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它和杰克·伯登的故事有极大关系，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和杰克·伯登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杰克·伯登是个研究生，在故乡的州立大学攻读美国历史的博士学位。这个杰克·伯登( 我，目前的杰克·伯登是这位杰克·伯登的合法的、肉体的，也许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继续) 和另外两个研究生住在一套邋遢的公寓里。这两个研究生，一个勤奋、愚蠢、运气不好，酗酒成性；另一个懒散、聪明、运气好，饮酒过度——至少，他们每月过了一号便纵酒狂饮一段时间。他们辛苦工作，当个可怜的助教；每月一号收到大学当局付给的一张款项小得可怜的支票。其中一位的勤奋和晦气跟另一位的懒散和幸运正好互相抵销；结果，他们境况相似，价值相等。他们有钱买酒的时候，就畅怀痛饮。他们酗酒，因为他们对所干的一切毫无兴趣，对未来不抱丝毫希望；对于下点功夫读完学位这一点，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意味着离开大学( 离开月初的酗酒；离开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关于“工作”与“思想”的高谈阔论；也离开无所顾忌的嬉笑着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摸上通向公寓楼梯的姑娘们) 到太阳晒得发烫的乡间某市的师范学校，或某个耶稣谈得很多而资金短缺的初等学院去教书，去面对严酷的现实：干苦役，过着枯燥无味老死乡间的生活，忍受外人窥探的眼光，眼睁睁地看着粉红色梦想逐渐破灭。这梦想就像病人房间里的花草，长在瓶子里，而瓶子里却没有水。只有一样看起来像水，闻起来像煤油，尝起来像石炭酸的东西：一次酿成的、玉米做的威士忌酒。杰克·伯登和他们住在一起，住在那极不整洁的公寓里。那儿，桌子上、水池里堆满待洗的碗碟，屋子里到处弥漫陈腐的烟草味儿，墙角里塞满脏衣服、脏内衣。他甚至从污浊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充分享受这种特权，可以让涂了黄油的烤面包屑掉在地上不去拣，让来回走动的脚把面包屑踩碎，踩进泥土色的地毯里；他可以躺在热气腾腾的澡盆里看着大蟑螂在浴室带裂纹的漆布地板上爬行。有一次，他把母亲带进他的公寓来喝茶。她坐在椅子边上，手捧一个带裂缝的杯子，装出满脸笑容尖声说话。她显然以极大的意志力保持面部笑容。她看见一只蟑螂从厨房门内爬出来。她看见杰克·伯登的一个朋友，用手捏死糖罐盖子里面的一只蚂蚁，把尸体从手指头上弹出去，他的手指甲并不干净。可她还是谈笑风生，竭力装得笑容可掬。他得赞扬她这一番表演。然而，后来，他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她说，“你干吗要这样过日子? ”“我想这是我的天性。”杰克·伯登说。“跟这种人在一起。”她说。“他们挺不错的。”他说，心里却纳闷他们是不是挺不错的，也纳闷他自己是否挺不错的。他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走着。她的鞋子在人行道上发出清脆明快的响声；她瘦小的肩膀挺得很直，很动人；她略微下凹的面颊、长着蔚蓝色大眼睛、天真纯洁的面庞向着霞光四射的四月夕阳微微抬起，仿佛这是一件极为贵重的礼物，这个世界能有机会看到它，应该感到欣喜欲狂。她在他身边慢吞吞地说，“那个黑头发的——要是他好好洗洗，弄得干净一点——他并不难看。”“好多女人都这么说。”杰克·伯登说，心里突然感到不是味儿，涌起一股对那个黑头发的憎恨；他就是那个捏死糖罐里的蚂蚁的人，那个指甲缝都是脏黑的人。可他还得讲下去，一股说不出的情绪驱使他往下讲。“是的。还有好些人根本顾不上把他洗刷干净。他们挺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他是公寓里最了不起的情夫。就是他把我们的长沙发的弹簧睡塌的。”“别那么庸俗。”她说，因为她确实不喜欢所谓庸俗无聊的谈话。“这是真的。”他说。她没有回答，只是脚下发出清脆的卡嗒声。后来她又说，“要是他肯扔掉那几件破衣服——买点像样的衣服。”“是啊，”杰克·伯登说，“就靠他那七十五元钱一个月。”她转脸看看他，打量一下他的衣服。“你的衣服也真够呛。”她说。“是吗? ”杰克·伯登反问道。“我会给你寄点钱来买些像样的衣服。”她说。过了几天，支票寄来了，还附了一张便条，叮嘱他买“一两套像样的西服和衬衣领带等”。支票开的是二百五十元。他连根领带都没买。他和公寓里另外两个人大吃大喝美餐一番，尽情享受了五天，结果那位勤奋而倒霉的人丢掉了工作，那位懒散而走好运的人社交太友善了，尽管运气很好，还是得了一种社会病。可是杰克·伯登什么事儿也没有，因为杰克·伯登从来不会出事儿，他刀枪不入。也许这正是杰克·伯登的祸根：他刀枪不入，不会受伤害的。于是杰克·伯登跟另外两个研究生住在很不整洁的公寓里，因为那个倒霉而勤奋的研究生，尽管被开除了，还是住在这套公寓里。他只是什么钱都不付了，可还住着不走。他借钱买香烟。他闷闷不乐地吃着别人买来的、煮好的食物。他大白天躺着睡觉，因为从此再也没有勤奋的必要。有一天半夜里，杰克·伯登醒过来，仿佛听见起居室有啜泣声；那个勤奋而倒霉的研究生就睡在起居室靠墙的折叠床上。后来，有一天，勤奋而倒霉的研究生不见了。他们一直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他和他们从此断绝来往，杳无音讯。在他出走以前，他们三人住在一套公寓里，彼此亲如兄弟，相互理解，十分融洽。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躲避，只是躲避的内容各不相同。他们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