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大之窗-约翰·狄克森·卡尔

犹大之窗【美】约翰·迪克森·卡尔　　在一月四号，星期六的傍晚，一个准备结婚的年轻男子到格鲁斯维诺街的一栋房子去见他未来的岳父。这个年轻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比大多数的人略为有钱些。吉姆·安士伟个子很高，脾气很好，一头金发。他有那种一般人都喜欢的随和个性，对人了无恶意。他的嗜好是看谋杀推理小说，就跟你我的嗜好一样。他有时会喝得太多，有时会出乖露丑，也跟你我一样。最后，因为是他亡母的遗产继承人，所以在别人眼里是个黄金单身汉。　　在看以下这件谋杀案时，最好把这些事实记在心里。　　这些就是他拜访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这件事背后的事实。在索塞克斯一场圣诞节的家庭派对中，安士伟认识了玛丽·胡弥。他们之间的爱情来得突然而认真：早在初见面的十二个小时之后就谈到这件事，元旦那天，他们就订婚了。为此，安士伟的堂哥——雷金纳上尉，也就是他们的介绍人，还想要向他拿五十镑，安士伟给了雷金纳一张一百镑的支票，还做了其他类似这样的事。玛丽写信把他们订婚的事告诉她的父亲，她父亲回信来祝贺她。　　这实在很让人高兴。艾佛瑞·胡弥先生是首邑银行的董事，也是这家银行在圣詹姆士分行的旧任经理，可不是一个会对这类事情等闲视之的人。他这个人可以说是既正直又疑心很重。从他在北方一个工业小镇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就已经显现出来。因此，在一月四号那天，吉姆·安士伟必须离开一天到伦敦去办事，然后预备去见他未来的岳父。他只有一件事弄不明白。早上九点钟，玛丽到火车站给他送行的时候，他不明白她的脸为什么那么苍白。　　那天傍晚六点刚过的时候，他在往格鲁斯维诺街去的路上还在想这件事。他不必和艾佛瑞·胡弥联络，那位老人家自己在当天下午就打了电话到安士伟的住处，邀他到家里来。他很客气，但是令人感到冰冷而一本正经，让安士伟模糊地觉得应该是很合于当时的情况：“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今晚六点方便吗？”　　这实在不像“嗨，来见个面”，安士伟想道。这老家伙至少该请他去吃晚饭吧。而且，他赴约也迟到了：一场白色的大雾阻碍了交通，他的计程车只能慢慢蠕动，回想起玛丽害怕的面孔，他不禁狐疑。去他的，胡弥不可能是那样一个讨厌的人吧！如果他真是如此的话，他这个听话的女婿准备告诉他该在什么地方放手。接着他告诉自己说这太无聊了，他为什么要紧张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要说还有哪个会因见到新娘子的家人而紧张的话，那只有在喜剧里才看得到。　　这可不是喜剧。　　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是一栋很坚固、黄色砂岩所盖成的房子，有着很不方便的窗前阳台，和他原先想象的一样。一位很传统的管家请他走进陈设很传统的门厅，门厅里回响着一座大型挂钟的滴答声，钟上的指针指着六点十分。　　“我——呃——姓安士伟，”他说，“胡弥先生约我来的。”　　“是，先生，请把帽子和大衣交给我好吗？”　　就在这时候，吉姆毫无来由地掉了手上的帽子。那是一顶常礼帽，一路滚到了门厅的那头。他感觉自己脸红到脖子根，尤其是想到自己像个大傻瓜似地站在安静的门厅里，而那位管家十分镇静地过去把他的帽子捡了回来。他脱口就把心里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说了出来。　　“我的大衣就穿着，”吉姆·安士伟很唐突地说。在他说这句蠢话的时候，语气很蛮横，“带我去见胡弥先生。”　　“是，先生，劳驾走这边好吗？”　　要带他去的那个房间在屋子后面。在他们经过大厅那道大楼梯时，他看到有人在上面看他。他觉得那是一个戴着眼镜、相貌可人的女子。那想必是艾蜜莉亚·乔丹小姐，玛丽曾经说过，她和她父亲在一起有好多年了。他想着不知道那位老先生的弟弟，史本赛·胡弥大夫，是不是也在那里对他检视一番。　　“——来见您，老爷，”那位管家说。　　他的向导打开了一间大房间的门，里面布置得像间办公室，只不过有个小柜子。房间正中有一张很摩登的平桌面书桌，桌上还亮着一盏很摩登的台灯，另外一个让人觉得这里像个办公室(或者甚至像是一间保险库)的地方，在那两扇窗子上：两扇窗都装了遮板，而遮板看来是钢铁做的。这个地方是由上个世纪一间挑高而冰冷的后客厅改装而成，黑色的壁纸上一度有过金色的花纹，另外还有几把勉强可坐的椅子。在房门对面的那面墙，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壁炉，华美而毫无装饰。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固定在这座壁炉上方的墙壁上：三支箭矢，摆成一个三角形。原先一度染成三种不同的颜色，而且好像刻有日期：可是每支箭后面的羽毛看起来都干枯而扭曲了。在那三角形的正中，是一块铜制的饰板或是奖章。　　玛丽·胡弥的父亲由书桌后面站了起来，灯光照在他脸上，他显然刚刚才把棋盘收起来，把棋子放进盒子里，他把盒子推到一边。艾佛瑞·胡弥是个中等身材、骨架很大的男人，六十多岁了还活力十足，眼神沉郁，仅剩的一些灰黑头发，小心地梳理得横过巨大的头颅。他穿了一套灰色苏格兰呢的西装，里面是高高的老式硬领，打了条歪七扭八的领带。安士伟起先很不喜欢他那对突眼中的表情，但那种表情变了。　　“这样就可以了，戴尔，”他对管家说，“去把车子替乔丹小姐开过来。”他的声音毫无表情。而他转过来望着他的客人，脸上既不热诚，也无敌意，同样没有表情，“请坐，我想我们有很多话要谈。”　　胡弥等到房门关上了，然后靠坐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里，看着自己的两手，他的手指很粗，指头圆钝，但保养得很好。他突然继续说道：　　“我看你是在看我的奖品。”　　安士伟的脸又红了，只觉得有什么事非常不对劲，就把眼光从他主人身后墙上的几支箭矢那里收了回来，他注意到三角形最底下的那支箭上满是灰尘，黄棕色的，刻着“一九三四”的年份。　　“你对射箭有兴趣吗？先生？”　　“我小时候在北方，就拉四十磅的弓，像这里的男孩玩板球和足球一样。我发现在这里还很流行，”那浑厚的声音停了下来。艾佛瑞·胡弥似乎在考虑着每一个念头，就好像他在绕着打转，加以审视，有如一个人在看一栋房子似的。“我是皇家射箭协会的会员，也是肯特郡护林官协会的成员。这几支箭都是射箭大赛的奖品，是肯特郡护林官协会年度大会里的比赛，最先射中金标——”　　“金标？”他的客人重复了一遍，觉得这样的强调有点恶意。　　“就是靶心啦，最先射中靶心的就成为下一年这个协会的护林官长。在十二年里，我赢了三次。这些都还是很好的箭，可以杀得了人。”　　安士伟强忍下瞪着对方的念头，“很有用，”他说，“可是我说呀，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到这里来偷东西的，也不是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重点是，我想要娶胡弥小姐，而——呃，事情怎么样？”　　“那是很荣幸的事，”胡弥说着，第一次露出了笑脸，“我能不能请你喝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　　“谢谢你，先生，”对方很宽慰地说道。　　胡弥站了起来，走到小柜子旁边。他拨开了酒瓶的塞子，加苏打水调了两杯很薄的酒，端着走了回来。　　“祝你财源茂盛，”他继续说道，表情有些改变，“詹姆士·卡普隆·安士伟先生，”他把这位客人的全名说了一遍，两眼一眨也不眨地正视着他，“我很坦白地跟你说，那件婚事会有好处，可以说对双方都大有好处。你也知道，我已经答应了，我完全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安士伟凑着酒杯口说了句什么——“我有幸见过已故的安士伟夫人，我知道你们家族的经济状况很稳定。所以我准备告诉你……老兄，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　　安士伟看到他的主人把酒杯举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可是他眼前看来很怪异，好像有什么烧灼着他的喉咙，然后沿着他的两肩，再往上到了他两边的太阳穴。他的头开始发晕，眼前的一切都在打转，书桌向前倾倒。他试着站起身来，知道自己一定是倒靠在桌子边上，在他失去知觉之前，最后疯狂的念头是知道他的酒被下了药；但即使是这一点，也被他两耳里的轰响阻绝在外。　　即使是在痛苦中，仍有着一连串不曾中断的想法，“那杯威士忌里有什么东西”不停在他脑海里打转，好像和他一起苏醒了过来。他坐起身子，感觉到他的背卡在一张硬背椅子里，他的头似乎一路旋转着往天花板升了上去，在他恢复视力之前，他必须先压抑住胃里那种作呕的感觉。那花了一段时间，而亮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对着光眨了好几次眼。原来就是那盏有个弧形绿色灯罩的台灯。　　一阵全然的恐慌，继之而来的是：模糊地想起自己置身何处。接着他一下子全记起来了。就在胡弥正在祝福那场婚事的当中，有什么使得他的客人失去了知觉。胡弥想必放了什么在他的威士忌里，可是这太荒谬了。胡弥为什么要放什么在酒里呢？胡弥人又到哪里去了？　　安士伟突然觉得他必须找到胡弥，于是撑着让自己站了起来。他头痛欲裂：他的嘴里像刚吃过薄荷糖，还流了些口水。只要他能跟谁说说话，他就会没事了。这种情形就像赶丢了一班火车，或是就在你能动弹之前，看着游行队伍的尾巴在街那头消失不见。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这样子又有多久了？他身上仍然穿着大衣，让他在掏表的时候笨手笨脚的。他先前到这栋房子里来的时候是六点十分。现在手上一只看起来不像是真的表，上面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　　他伸手撑住书桌，低头望着地板来稳住他摇晃的视线。就因为这样，他顺着桌子底边往左看过去，看到一只老式的系带靴子，以及有几吋拉得很紧的袜子。他走到书桌的另外一边时。还被这只脚绊了一下。　　“起来。”他听到自己说道，“起来，你该死的！”　　然后又是他自己的声音，更加可怜地说：“从地上爬起来，说话！”　　艾佛瑞·胡弥没有起来，他朝左侧躺在那两扇窗和办公桌之间，离书桌近到他那只伸长的右手碰到桌子，就好像他想抱着桌子一样。安士伟把他翻过来仰面躺着。有什么随着身体翻了起来，使得安士伟猛然后退，以避免被那个东西碰到。他也看到有血。一根细长、圆柱形的木头从胡弥的胸口伸了出来，还有相当的高度。在那支有八时插进了胡弥心脏的箭杆尾端，附有三支污损而灰尘满布的羽毛。　　那个人死了，可还是温热的，已死的那张阴郁的脸上看来既吃惊又愤怒；高领和领带都皱了；两手都有灰尘，而右手掌上还有一道割伤。　　安士伟想站起身来，同时又想跳开，结果差点朝后跌倒。然后他感觉到——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大衣底下的裤子口袋里鼓鼓的。胡弥实在不可能这样躺在他自己的地毯中间，身子扭曲得像只母鸡，衣服上全是血，那盏台灯的光照着吸墨纸，照着浅棕色的地毯，照着那死人张着的嘴巴。　　非常惊慌的年轻人四下环顾着那个房间，他身后的那面墙上是房门，左边的墙上是那两扇有遮板的窗子，右边墙前立着小柜子，而在他正前方的那面墙上挂着那几支箭——可是现在只剩两支箭了。原先是三角形底边的那支上面刻着“一九三四”字样的箭，现在插在胡弥的身上。漆成暗棕黄色的箭上原本有三支羽毛；正中间那支蓝色的羽毛不知是撕坏还是断裂了。　　在他的潜意识里，从一进门就觉得这栋房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和胡弥的会面看来很是奇幻。那位灰扑扑的管家，在门厅里滴答作响的大钟，靠在楼上栏杆边的女人，在在都似乎是陷阱或幻象的一部分。在他失去知觉的这段时间里，有人进来杀了胡弥。可是凶手到哪里去了呢？他显然不在房间里；房间里空空的，连个壁橱也没有。　　他再朝后退了一些，觉得在他手里什么地方有个响亮而始终不断的声音，原来是他那只表走动的声音。他把表放回口袋里，走到了门前，可是他将门钮转动了好几次之后，才发现原来门从里面闩住了。　　可是有人出去了呀！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边。两扇窗子上的钢铁遮板也都锁上了，以一根平平的铁条像门闩一样紧紧地插进锁孔里。　　接着他很快地在房间里绕了一圈，没有其他的出入口。他起先唯一没有注意到的是一具两根铁管的电热器，装在白色大理石的壁炉里。这样也不可能由烟囱进出了；气孔只有一吋宽，满是油烟，没有动过，电热让人觉得有热风吹出来，使他注意到自己穿着大衣有多热。而且，他刚才走得也太快。胡弥是自杀的吗？胡弥是不是疯了，所以安排了这场怪异的自杀之舞来嫁祸他人；像他最喜欢看的那类书里常见的状况？胡说八道！那，唯一另外的可能是——　　可是一定不会有人相信是他干的吧？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何况，他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他的酒被下了药。他确实没有看见胡弥把什么放进他的酒杯里，可是威士忌的确有什么人用什么法子下了药。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突然清醒地回想起他甚至没把酒喝完。在第一阵反胃的黑浪袭来的时候，他很本能地将酒杯放在他椅子边的地板上。　　现在他匆匆赶过去寻找。可是酒杯不见了，而且他在房间里到处都找不到。胡弥给他自己调的那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也不见踪影。　　这时候他渐渐感到身陷恐惧之中，他去检视了小柜子。那上面有一个装威士忌的雕花玻璃瓶，一个有虹吸管的苏打水瓶，以及四只酒杯。酒瓶里的酒满到瓶塞；而苏打水瓶里一滴苏打水都没有吸出过；四个酒杯干干净净，擦得雪亮，显然都没有用过。　　他后来回想起在这时候他大声地说了句话，可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他说这话是为了遮没他的思想，好像说得很快的话，就可以拦阻自己多想什么。可是他必须想一想。时间不停地过去；他仍然听得见表的滴答声。既然那扇门和两扇窗子都是由里面锁上的，那他就是唯一能杀死胡弥的人。这就像他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变成了一场噩梦。只不过，在现实世界里的警察不会相信你的清白，他们会吊死你。而且当然可说有什么精巧的机关让其实身在门外的人能由里面把门锁上——可是他看过了这扇门，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他又回去再看看那扇门。那是一扇厚重的橡木门，紧紧嵌在门框里，抵紧了地板，门开关时还会刮到地板。甚至于没有可以动手脚的锁孔：门上装着的是一把耶鲁锁，但是已经坏了，门锁始终都维持在“开”的位置。现在这扇门是用一根又长又重的门闩闩住，而且由于很少使用而紧到他想试着拉动一下的时候，却发现就连他也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拉动。　　拉门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看他的右手。他把手掌打开，再仔细地看了看；然后他走到灯光下再好好看清楚。他的手指，拇指和手掌上都有灰灰的尘土，在他握拳时觉得像有沙子的感觉。这是从哪里来的？他很确定自己在进到这个房间之后没有碰过什么有灰尘的东西。他这时又感觉到裤袋里有东西；很不习惯的一大坨；可是他没有查看，因为他有些害怕会发现那是什么。然后。他的视线由带有催眠作用的台灯灯光转向地下的尸体。　　那支箭因为长年挂在墙上，已经积了一层灰灰的尘土：唯一的例外是箭杆上有一道细线，想来是贴着墙的部分。箭杆上的积尘现在只有一处给弄乱弄脏了，大约在箭杆一半的地方，看来像是有人握过那里。他弯身去看，即使是肉眼也能看到清楚的指纹。安士伟再看看他自己的手，伸在他的面前，好像被火烧了似的。　　在那一瞬间，他说，他突然模糊地想到那个打给他的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有玛丽苍白的脸，以及在索塞克斯的某些谈话，还有前夜匆匆写就的一封信。可是那只像一片云或是一道鬼影，一个在他耳边经过的名字。他在艾佛瑞·胡弥的书房里，站在艾佛瑞·胡弥的尸体旁边，再也找不着了，因为有其他的事物要他注意。　　不对，那不是脉搏在他头里跃动的声音。　　那声音是有什么人在敲门。　　伦敦中央刑事法院　　似乎发生的经过　　中央刑事法院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詹姆士·卡普隆·安士伟公诉案　　罪名：蓄意谋杀艾佛瑞·胡弥　　主审法官：包德金法官　　律师：　　　控方：王室法律顾问华特·史东爵士(首席检察官)　　　　　　韩特利·劳顿先生　　　　　　约翰·史普拉格先生　　　辩方：王室法律顾问亨利·梅利维尔爵士0l 所做之真实证言……　　“所有来至中央刑事法院在吾王之法官面前听审之相关人士向前就座。　　“天佑吾王，及吾王之法官大人。”　　在一号法庭里，“红衣”法官正在就座。法官包德金先生是个矮胖子，他身上那件开了黑衩的红袍使他显得更矮更胖。可是他的姿态却是生气勃勃。在一顶合适得就像是他自己头发似的灰色假发下，那张圆脸精神奕奕，小小的细长眼睛原本会显得惺忪的，却警醒得让他有种校长站在一群学生前面的神气。　　对坐在律师席后面保留座位的艾芙莲和我来说，这个地方看来不像个法庭，倒像间学校。就连桌子都排得像教室里一样。法庭上方是一个漆成白色的大穹顶，最上面却是一方平的玻璃屋顶，给三月清晨的阳光照得有些朦胧。四壁都有相当高度的橡木镶板。隐藏在镶板上沿后面的电灯，把黄色的光投射到白色穹顶上，使橡木看来很轻，也把法庭其余的木制部分变成有种发黄的颜色。这里之所以会像间教室，很可能是因为打扫得千干净净的缘故。或者也可能是这里完全没有匆促或慌乱的感觉，就像是一具老挂钟的钟摆。　　从我们坐着的地方——在律师席后面——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律师袍服和假发的背影：几层往下的白色假发，都带着像扣子似的发鬈。一小撮人，彼此俯过身去耳语交谈。在我们左边是一块高起的大平台，目前是空着的。我们的正对面，在有围栏的律师席再过去，就是陪审团席，旁边是证人席，我们的右边则是法官席。后面是一排很大的高背椅：邦国之剑【The Sword of State，作为王权标志的一部分，象征君王可以邦国之力抗敌的权力，及维护国家权力与和平的责任。——注】直直地悬挂在正中间的那张椅子上方。　　法官包德金大人向律师们、法庭的职员，以及陪审团鞠躬为礼。他鞠躬时弯腰，像在行额手礼。就在他下方那张桌子后面的两名职员转过身去，一起鞠躬行礼，两个人都很高，戴着假发，穿着袍子，而他们一起深深弯腰行礼的时间和法官行礼的时间配合得恰到好处，让人觉得像是滑稽木偶戏里的动作。然后法庭里的人坐好，咳嗽声开始响了起来。法官包德金大人让自己坐在邦国之剑左边的那张椅子上：绝不坐正中那把椅子，那是保留给市长大人或是其他哪位高级市政官的。戴上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之后，法官包德金大人拿起一支笔，把一本大笔记簿里的纸抚平。在法庭的玻璃屋顶上方，三月的阳光变强了，然后又减弱。他们把被告带了进来。　　你没法长久地望着嫌犯，他由两个警察夹着站在那个大台子上。至少我没法久久地看着他，那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残忍。这还是艾芙莲和我第一次见到安士伟。他是个看来很正派的年轻人——几乎法庭里的每一个人在照镜子的时候，都会看到和他相似的人。尽管他衣着光鲜而且刚刮过胡子，却有那么一种神情，让人觉得他对所发生的事情并不特别在意。但他硬邦邦地立正站着。有几个很残忍的社会版记者坐在我们后面：他并没有朝我们这边看，等起诉书向他宣读完毕之后，他回答“我无罪”的声音却突然有股反抗的意味。在法庭里从来不说不必要的话，法官似乎都用手势来指示一切。　　“我谨向全能的上帝发誓。”他们正在让陪审团宣誓，“我必尽力仔细聆听检方及被告所做之真实证言，并根据证据做公正判决。”　　这里是你离开校长办公室之后的一间教室，只是后面有根绞索。满怀疑惑的艾芙莲，用手遮着嘴说话。她一直在望着我们前面那排穿黑绸袍子的背影。　　“肯，我实在不明白，H.M.【亨利·梅利维尔爵士(Sir Henry Merrivale)名字的缩写。——注】为什么要上法庭？我是说，我知道他一向和政府方面的人不和；尤其是跟内政部长每次见面都会吵架；可是他跟警方关系密切，那个探长……他叫什么来着？”　　“马斯特司？”　　“马斯特司，不错。他都会先听H.M.的忠告，才听他上司的话。哎，要是H.M.能证明安士伟这家伙是清白的，为什么不证明给警方看，让警方把这案子销了呢？”　　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H.M.就是怎么样也不肯说。虽然我们前面的律师现在全都背对着我们。可是很容易就能找出H.M.，他一个人坐在前面长椅上的左边，两只手肘往外撑在桌子上，使得他那件旧袍子让他显得更为胖大，而他的假发也戴得很奇怪。在他右边同一张长椅上坐着控方的律师——华特·史东爵士、韩特利·劳顿先生，还有约翰·史普拉格先生——正凑在一起商议。他们的低语声听不清楚。H.M.面前的桌子上比较干净，检方律师面前却堆满了书本，打印得很整齐的摘要，黄色的卷宗夹里放着官方的照片，另外还有崭新的粉红色吸墨纸。每一个背影看来都很严肃。但是只要有人的眼光飘向H.M.时，我就会感到(或者说我觉得自己能感到)在成为“老贝利”【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别称。——注】的那种故作礼貌状的假面具下，有那么一点讽刺的意味。　　艾芙莲也感觉到了，她非常生气。　　“他不该上法庭来的，”她坚持道，“他在大战前就有了律师资格，可是乐丽波普亲口告诉我，说他有十五年没接过案子了，他们会吃定他的。你看看他在那边坐着，像一只喝醉了的猫头鹰！只要他们惹毛了他，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他一定会那样的。”　　我不得不承认他不是能中选的律师当中最好的一个。“好像他最后一次出庭的时候引起了骚动。而且，我个人认为向陪审团发言时一开始就是：‘呃，各位呆子’，实在太过轻率。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原因，他就是打赢了那场官司。”　　陪审团继续宣誓着，法庭里充满了叽叽嘎嘎的响声和嗡嗡的说话声。艾芙莲越过了在法庭中间那张律师用的长桌往下看，每一个位子上都坐得有人，而那张桌子上摆满了装在信封或盒子里的各种证物。另外还有两件很奇怪的证物立在旁边，靠近法庭速记员所坐的小隔间。然后艾芙莲抬头去看像个瑜伽修行者那样漠然坐着的法官包德金先生。　　“法官看起来很……严格。”　　“他是很严格。他也是全英国最聪明的人之一。”　　“那要是这个家伙有罪的话，”艾芙莲说。她指的是那个不能说的人，“你觉得是他干的吗？”　　她说话的语气就像旁观者提起这件事来一样的偷偷摸摸。私底下，我认为安士伟若不是有罪，就是疯了，也许两者都是。我倒相当肯定他们会把他绞死。他的确也尽可能做了好多让他自己受绞刑的事。可是现在不是想这件事的时候。最后一批陪审员，包括两位女士，已经顺利宣誓完毕。起诉书又再次向被告宣读了一遍。有人清了下嗓子。检察总长华特·史东爵士站起身来，为检方先做开场白。　　“庭上，各位陪审员。”　　一片沉寂之中。华特·史东爵士的声音响起，有种很奇怪的效果，好像是由深渊中发出来的。他抬起下巴，我们看到的是他假发蓬乱的顶部。我觉得在整场审判中，我们只在他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过一次他的脸：那是一张红红的长脸，有一根很长的鼻子和很凌厉的眼睛。他完全没有一点人情味，十足的死气沉沉。他经常一副像体恤的老师在问有点智障的学生的模样。他维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声音很轻快，却字正腔圆得像个演员。　　“庭上，各位陪审员，”检察总长开始说道，“对嫌犯起诉的罪名，正如各位所听到的，是谋杀。本人的责任，就在向各位说明检方将根据线索来侦办这个案子。各位可以相信检察官通常都是不得已才担起这样的责任来。本案的被害人是一个普遍受到尊敬的人，多年来都在首邑银行担任要职。后来，我想，他还升任了那家银行董事会的一员。而犯下罪行的被告，出身世家，教养良好，家道富有，比其他的人要幸运得多。但所有的事实，都要送呈各位面前；而这些证据，我相信，不会引致其他结论，而会证明艾佛瑞·胡弥先生就是被拘提到此的嫌犯所无情地杀死的。　　“被害人是一名鳏夫，死亡时和他的女儿玛丽·胡弥小姐、他的弟弟史本赛·胡弥医师，以及他的机要秘书艾蜜莉亚·乔丹小姐一起住在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到今年一月五号，这两个礼拜里，玛丽·胡弥小姐不在家里，到索塞克斯拜访友人。各位会听说到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死者收到胡弥小姐的一封来信，信中宣布了胡弥小姐已经订婚，准备下嫁给詹姆士·安士伟，也就是本案被告，他们是在她朋友家中认识的。　　“各位也会听说到，在接到这个消息时，死者起初非常高兴，表示他自己热烈赞同。他写了一封道贺的信给胡弥小姐，而且至少和她就这个问题通过一次电话。考虑到嫌犯的前途无量，各位也许认为他应该觉得很满意，可是我必须请各位注意后续的发展。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月四日之间，死者对这件婚事(还有对嫌犯本人)的态度有了突然而完全的改变。　　“各位陪审员，这个改变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产生的，检方不准备说明，但是检方要请各位考虑一下，这样的改变对嫌犯是不是会有任何影响。各位会听说到，在一月四日，星期六的早上，死者又收到胡弥小姐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被告那天会在伦敦，胡弥先生毫不浪费时间地立刻和嫌犯联络。在星期六下午一点三十分时，他打电话到嫌犯位于杜克街的公寓。死者这次对嫌犯所说的话有两名证人听见。各位会听说到。他是用什么样的字句和什么样尖刻的语气和嫌犯说话，各位也会听说到，死者在挂上电话之后，曾大声地说道：‘我亲爱的安士伟，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　　华特·史东爵士停了下来。　　他这番话说来毫不带感情，一面看着手上的文件，好像要确定话都说得正确。有几个人很本能地望向嫌犯，现在他坐在被告席，两边各有一名狱警坐在他身旁。我觉得嫌犯似乎对这一切早有准备。　　“在这次电话交谈中，死者请嫌犯在当晚六点钟到格鲁斯维诺街的住所去，各位也会听说到，后来他关照管家说他正在等六点钟来的客人，这个人(以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可能会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人不能信任’。　　“大约五点十五分左右，死者回到他设在房子后面的书房，或可说是办公室去休息。我必须先向各位说明，在他长年为银行工作的期间，他在家里给自己弄了一间合乎他需要的私人办公室。你们会看到这个房间只有三个出入口：一扇门和两扇窗子。门是一扇既厚重又紧密的门，由里面用门闩闩住。甚至没有锁孔；门由外侧锁上时，则用耶鲁的弹簧锁。两扇窗子都装了钢铁的遮板，而各位也会听说到那是完全防盗的装置。死者生前习惯于将必须带回家来的重要文件或信件收在这个房间里。但是这间书房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当做‘保险库’使用了，死者也不觉得有将门窗关上遮板或上锁的必要。　　“死者后来只在那里放着他的‘奖品’。各位陪审员，这里说的是死者非常热衷于射箭这种娱乐。他是皇家射箭协会的成员，也是肯特郡护林官协会的成员，这两个协会都是为推行这种古老的优良运动而成立的。在他书房的墙上挂着一些由肯特郡护林官协会年度竞赛得来的奖品，包括三支箭——每支箭上都刻有得胜的年份：一九二八、一九三二、一九三四，以及由肯特郡护林官协会为一九三四年破纪录的分数还是中靶次数而颁发的一枚铜质奖章。　　“有这些背景的死者在一月四日星期六傍晚五点十五分左右进入了他的书房，现在请注意接下来的事情！这时候，死者叫来他的管家戴尔，指示他将窗子的遮板关上锁好。戴尔说：‘遮板吗？’他表示惊讶，因为自从死者不再把这个房间当办公室使用之后，就再也没做过这种事。死者说：‘照我说的话去做。你以为我想让傅来明看到那个傻瓜来找麻烦吗？’　　“各位会听说到，所提到的鲁道夫·傅来明先生，也是一位射箭的同好，他是死者的朋友，就住在隔壁：事实上，他所住的房子就在书房窗外，只隔着一条窄窄的通道。戴尔遵照死者的指示，将遮板关上锁好。值得注意的是，那两扇上下开动的窗子也是由里面上锁的。戴尔先确定屋子里一切安排就绪，然后注意到在小柜子上有一个酒瓶，里面装着一直满到瓶塞的威士忌，一个没有用过的虹吸式苏打水瓶，以及四个干净的酒杯。戴尔离开了房间。　　“六点十分时，嫌犯抵达了。各位会听到有关的证词，让各位决定他究竟是不是在极其激动的状态。他拒绝脱下大衣，要求马上带他去见胡弥先生。戴尔带他去了书房，然后离开房间，顺手关了房门。　　“大约六点十二分左右，仍然在门外小走廊上的戴尔听到嫌犯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听到胡弥先生大声叫道：‘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他还听到某些声音，将来都会形容给各位听。”　　这回检察总长只略微停顿了一下。华特·史东爵士越来越起劲：虽然他仍然维持着冷淡的态度口若悬河地发言，也仍然刻意字正腔圆地读出他引用的句子。他唯一的手势是用他的食指随着他所念的每一个字慢慢地移向陪审团。华特爵士是个很高的人，而他黑色袍服的袖子有点飘动。　　“就在这时候，各位陪审员，戴尔敲门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的雇主回答说：‘没事，我能料理好。走开！’于是他就走开了。　　“到了六点三十分。艾蜜莉亚·乔丹小姐下楼来，在走出大门之前，先去了书房，她正准备敲门，却听见嫌犯的声音说：‘起来！起来，你该死的！’乔丹小姐试了下门把，发现房间从里面闩住了。于是她由小走廊跑过去，碰到了正走进小走廊里来的戴尔。她对他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戴尔说最好去叫警察来。乔丹小姐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戴尔建议说这时候乔丹小姐最好不要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最好是她自己去叫傅来明先生。　　“于是她就去了，却看到傅来明先生正离开家门往外走。傅来明先生陪她回来之后，发现戴尔正拿着一根拨火棍从厨房进来。他们三人一起走到书房门口，戴尔敲了敲门，经过一分钟之后，他们听到有声音，很正确地认为是在门的那一边把门闩慢慢地由插孔中抽出来的声音。我说‘很正确地’，各位陪审员。那根门闩的确是在那时候抽开来的，而那是一根很难拉开的门闩，需要相当大的力气才能拉得动，这件事嫌犯本人也再三地表示过。　　“嫌犯把门拉开了几吋。在看到他们之后，他把门整个打开，说道：‘好了，你们不如进来吧。’　　“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们也许会、也许不会认为这句话很冷漠无情。那个情况就是：胡弥先生躺在窗子和书桌之间，你们会听到有关位置所在的叙述。一支箭插进他心口里，仍然竖立在尸体上。你们会听到经认定在最后见到死者和凶嫌单独在一起时，那支箭还挂在书房的墙上。这一点，也确实经由嫌犯本人确认过了。　　“关于这一支箭，我们要以医学证据，证明箭矢是以什么样的力量和方向刺进身体，使得刺穿心脏而造成立即死亡。　　“各位会听到专家证人的证词，证明那支箭不可能是射出来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由一张弓射出来的，而是用作手持的武器，像用刀一样。　　“你们也会听到警官作证，说在那支箭(那支挂在墙上已经有很多年的箭)上面积了一层灰。那些灰尘只有一处弄乱的地方，而在那里发现了清楚的指纹。　　“最后，各位会听说到，这些指纹正是在押被告的指纹。　　“现在，嫌犯打开书房的门让乔丹小姐、傅来明先生和那位管家进去之后怎么样了呢？他们会证明房间里只有他和死者。傅来明先生对他说：‘谁干的？’嫌犯回答说：‘我想你们会说是我干的。’傅来明先生说：‘呃，那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最好找警察来。’不过，他们还是先检查了那个房间：发现窗子的铁遮板仍然由里面锁住，而窗子同样地也由里面锁住了。我们会向各位说明，他们发现嫌犯独自一人和遭到谋杀的死者在一间这种情况下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而且，我们也可以很确实地说，那里没有任何一点缝隙能让另外一个人出入。在傅来明先生搜查那个房间的那段时间里，凶嫌坐在一张椅子上，神情显然十分镇定(不过这件事各位必须听过证人的说辞)；抽了一支烟。”　　有人咳嗽了一声。　　这声咳嗽绝非故意，因为法庭里所有的人脸上都表情严肃；但是咳声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对这事有什么看法。然而。这类事情造成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有些不祥。坐在我们后面市地公司座位上的是两位女士。一个长得很好看，穿了件豹皮大衣；另外一个相貌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很平庸，在她那张贵族化的脸上化了浓妆。我们应该很公正地承认她们并没有扭动身子，或是发出笑声，或是大声说话，她们冷硬的耳语声只有我们听得到。　　豹皮女子说：“你知道吗？我有次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见过他耶。我说，这可不是让人兴奋得可怕吗？想想看，再过不到三个礼拜，他就要给绞死了。”　　平庸面孔说：“你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亲爱的？我真希望他们会给我们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坐。”　　华特·史东爵士往后靠在长椅的靠背上，两手顺着椅背伸了出去，打量着陪审团。　　“现在，各位陪审员，嫌犯本人对这些事情又有什么说法呢？他怎么解释胡弥先生死亡时，只有他一个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实呢？他怎么解释他的指纹在凶器上呢？他怎么解释另外一件会再提陈给各位的事实，那就是他为什么带着一把手枪到那栋房子去？各位会听到他对傅来明先生、对戴尔、对在发现尸体后不久赶到的史本赛·胡弥医师所说的不同说辞的细节。　　“不过，这些说辞大部分也都包含在他于一月五日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向分局警探莫特伦所做的供词当中。嫌犯在随同莫特伦警探和雷伊警佐到多佛街去之后，在那里自动做了供词，现在我就宣读给各位听，他说：　　“‘本人系自愿提出此项供词，且出于本人之自由意志，事先已得知我所说之一切均会做成书面记录，并得用于呈堂供证。　　“‘我希望能澄清我自己，我完全是清白的。我在今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时抵达伦敦，死者知道我要来，因为我的未婚妻已经写信给他，说我会搭九点钟由索塞克斯的富瑞安站开的火车。下午一点三十分，胡弥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六点钟到他家去，他说他希望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我在六点十分到达他的住处。他非常友善地迎接我。我们花了几分钟谈射箭的事，我当时注意到有三支箭挂在墙上，他说你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这个时候。我很确定房门没有闩上，我身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武器。　　“我告诉他说我想娶胡弥小姐，请求他同意。他问我说要不要来杯酒，我说好。他倒了两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给了我一杯，自己拿了另外一杯。然后他说他要敬酒祝我健康，还说他完全赞同我和胡弥小姐的婚事。’”　　华特爵士把眼光从那张纸上抬了起来，似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盯着陪审团。我们看不到他的脸；可是他戴假发的背影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样子。　　“检方的确要求各位相信，死者把他找到那里去是为了‘解决和他女儿有关的一些事情’。你们必须决定：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否合理，或是否可能。他到了那里，嫌犯刚进门，他们就开始谈射箭的事，而胡弥先生用极其友善的态度宣称，可以用那样的一支箭把人杀死。各位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太特别了，虽然这样让嫌犯能说他那个关于杀人的玩笑话。各位也许会觉得更特别的是，死者在其他证人面前表达了各位将来会听说到的他对嫌犯的感觉：居然会敬酒祝他成功，还赞同那件婚事。可是接下来如何呢？　　“‘我大约喝了半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感到头晕，我知道我想必是快失去知觉了。我想要说话，可是说不出来。我知道酒里一定被下了药，可是我感到自己往前倒下，而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胡弥先生在说：“你怎么了？你疯了吗？”　　“‘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仍然坐在那同一张椅子上。不过我相信我先前曾经由椅子上跌下来过。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六点半了。然后我注意到胡弥先生的脚伸在书桌的那一边，他躺在那里，死了，就像你们看到的情形。我叫他爬起来，我没办法想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在房间里绕了一圈，注意到墙上的箭有一支给拿了下来。我试了下房门，发现门是由里面闩住的。我也去察看过窗子的遮板，那也由里面上了锁。我想到可能会有入怀疑是我杀了他，所以我去找胡弥先生倒的那两杯酒，我没有找到。装威士忌酒的瓶子又装得满满的放在小柜子上，那瓶苏打水也好像从来没用过。还有四个干净的酒杯：可是其中两个可能是我们用过的杯子；我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我又走过去看那扇房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手上的尘土，就像后来你们要我看的一样。我走回去看那支箭。正当我在看箭的时候，有人敲门；我看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我开了门，那位你们称之为傅来明先生的大个子冲了进来，那个佣人跟在他后面，手里拿了根拨火棍，而乔丹小姐还在门口。这就是所有我能告诉你们的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那支箭。”　　在华特爵士把那几张薄薄的打字纸翻回来、放下去的时候，发出一阵窸窣的声音，而这声音传遍了整个法庭。　　豹皮女子悄声地说：“哎，他根本是个疯子。”　　平庸面孔说：“你真的这样想吗，亲爱的？你还真是天真得可怕呢。我敢说，他就是希望我们这样想啦。”　　“嘘——”　　“各位陪审员，”华特爵士继续说道，一面将两手伸开，做出一副宽大为怀、甚至很困惑的表情，“我对这番供词不予评论，也不评断马上会由证人和警方提出的实际证据。这些奇特的供词可以怎么说明，会由嫌犯或我那位饱学的朋友提出什么样的解读，都不是我能说的。检方的论点是，这个男人在发现艾佛瑞·胡弥对他一意安排的计划，提出既愤怒又意外、而且不可动摇的反对时，和他发生了争吵，进而凶残地杀了那个从来没伤害过他的老人。　　“最后，我只需要提醒各位这一点：你们所要做的事，就是认定检方所提出的证据究竟是否能证实谋杀的罪名，这是各位要做的痛苦工作，也是唯一的工作。如果你认为检方无法在合理怀疑之下证明所指控的罪名，你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善尽你的责任。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各位，检方对被害人为什么突然与嫌犯对立一事提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会证明这一点不是重点所在；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这样的对立态度对嫌犯有什么影响。两人对立是事实，而各位也许认为这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我们应该让各位知道。所以，如果各位认为这个案子检方已经相当能证实的话，各位就不要让嫌犯在性格上的弱点成为他提出辩护的奇怪理由的一环；而各位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对他依法处以极刑。”02 请看第五号照片　　检察总长窸窸窣窣地坐了下来，有一杯水从律师席的桌子下面伸出来递给了他。是一个法庭的职员先前悄悄地走过陪审员席，弯着腰免得挡住了陪审员看这位律师，现在他直起身来。华特爵士的助理韩特利·劳顿先生站起身来盘问前几位证人。　　最前面两个是政府官员，很快地就离开了证人席。哈瑞·马丁·孔比是公家的摄影师，证实了某些照片和罪案有关。赖斯特·乔治·富兰克林是西敏寺自治区的测量员，提出他就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栋房子测量的结果，还有那栋房子的详图。这些资料的副本分送给了每一位陪审员。态度上有种不自觉的自负而都表现在他尖尖鼻子上的韩特利·劳顿先生，把第二位证人多留了一下。　　“我相信在一月五日那天，因为莫特伦警探的要求，你曾经检查过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间称之为书房的房间吧？”　　“是的。”　　“除了那扇门和那两扇窗子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可以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有没有什么秘密通道之类的？”　　“没有。”　　“事实上，四壁都是均一的？”　　一片沉默。　　小个子法官微微四下看了看。　　“律师是在问你，”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四面的墙上有没有洞。”　　他的声音轻柔而平和，让你一下子注意到好几件事。你突然开始注意到一种精炼过的一般常识，使所有的一切回归到它们最基本的价值。你也开始注意到全然的不解，整个法庭也都有这种感觉。法官坐在他那张高椅子的边上，欠身出来，伸着头，一直等到证人说：“洞？大人，没有洞呀！”然后他有点好奇地朝劳顿先生眨了眨眼，他胖胖手中的那支笔继续平稳地在他的笔记簿上写下去。　　“甚至于没有，”律师继续追问，喃喃地说了句一成不变的话，“一道够大得可以让箭杆穿过的缝隙。”　　“没有，先生，没有那种东西。”　　“谢谢你。”　　辩方没有做交互询问：H.M.只摇了摇头，耸了下他穿着袍子的肩膀。他像先前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只让人希望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恶毒地瞪着陪审团就好了。　　“传艾蜜莉亚·乔丹。”　　他们把乔丹小姐带进证人席。那个有顶的狭窄隔间以九十度的直角方向坐落在陪审团席和法官席之间。她平常想必是一个镇定而能干的女人，可是她在登上证人席的阶梯时绊了一下，而在宣誓的时候也似乎十分紧张不安。到底是因为紧张才脚步踉跄，还是因为脚步踉跄才造成她紧张不安，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她的脸倒是涨红了，而且很明显地身体不舒服。艾蜜莉亚·乔丹大约是四十出头或四十好几，仍然相当好看，只因为有病而稍损了原有的悦人之美，那副流线型的铬框眼镜让人感觉不到有副眼镜在，对她的相貌毫无影响。她有一头不折不扣的棕发和一双不折不扣的蓝眼，她的穿着也得到我们身后那两位女性的好评，她穿了一身黑，我记得还有一顶帽檐尖起来像顶鸭舌帽似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佛乐娜·艾蜜莉亚·乔丹？”　　“是的。”　　这个回答说出来时，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适当的音量高低。她没有看她两侧的法官或陪审团，两眼只盯着曲意奉承的韩特利·劳顿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弥先生的机要秘书？”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书没有很久，我是说，他后来用不到秘书了，因为他离开了——其实，我在替他打理家里的事，这比付钱请个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审团都很了解，”那位律师很诚心地说。她最后的几句话说得有点冲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　　“我们相当了解，乔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亲近啰？”　　“哦，是的，非常亲近。”　　对乔丹小姐讯问的第一部分着重在提出和证明两封与玛丽·胡弥订婚一事有关的信函，其中一封是那个女孩写给她父亲的，另外一封则是她父亲给她的信。这两封信里，第一封乔丹小姐看过；而第二封，她解释道，是由她协助写成的。人的性格因此浮现。以她所写的信来判断，玛丽·胡弥很冲动、轻浮，还有点欠缺条理，就像你会由那天早上登在《每日快报》上那位两眼很宽的金发女郎照片上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可是她的天性中也有一丝很强烈的讲求实际的特质。艾佛瑞·胡弥则表现出他是个仁慈而谨慎的人，很喜欢卖弄学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想法似乎让他很开心：“我深信当我说将来我一定会抱孙子时，我想的并不是好多年以后的事。”　　(这时候，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脸色变得像鬼似地苍白。)　　“——而我很确定的是。我亲爱的女儿，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交付信托，留给我知道你将来会有的儿子：我也确信我可以期盼在你们所有人的陪伴下过很多年快乐的日子。”　　现场有些不安的咳嗽声，坐在被告席的安士伟头微向前倾，看着他放在双膝上的两手。韩特利·劳顿先生继续讯问艾蜜莉亚·乔丹。　　“你是不是记得胡弥先生就订婚这件事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吗？”　　“记得，他一直不停地说：‘这是件很叫人满意的事。我再想不到有更好的了。’我总是说：‘可是你对安土伟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说：‘知道呀。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我认得他母亲，她很可靠。’或者是这一类的话。”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场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们认为是这样。”　　“我们？”　　“大夫和我。史本赛·胡弥大夫。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不能替别人发言。”　　“现在，乔丹小姐，”那位律师说着，停顿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月四号之间，你是否注意到胡弥先生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发生变化是什么时候？”　　“在那个礼拜六早上，就是他过世的那个礼拜六。”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劳顿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态度下，她现在已经够镇定了。她用很低但是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说话。起先不知道两只手该怎么办：在栏杆上放上放下，最后下定决心紧紧地握在栏杆上。在她说到那封她协助写成的信时，她的两眼有种干涩的表情：她是在相当困难地强忍住泪水。　　“事情是这样的，”她开始说道，“礼拜五那天说好了，史本赛·胡弥大夫和我要到索塞克斯去和玛丽的朋友们共度周末。其实是要去亲自向玛丽道贺。我们要开车下去；可是要等到礼拜六傍晚才能动身，因为胡弥大夫在圣普瑞德医院工作，要很晚才走得开。礼拜五晚上，玛丽从索塞克斯打电话给她父亲，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必须把所有这些事跟你们说，因为——”　　律师很温和地怂恿她继续说下去。“艾佛瑞·胡弥先生原本也打算和你还有那位医师一起去度周末的吗？”　　“没有，他不能去。他礼拜天还有事，我想是长老会的账务问题什么的吧；反正他不能去，他说要向大家问好，而我们准备带玛丽和我们一起回来。”　　“原来如此。那到了星期六早上呢，乔丹小姐？”　　“到了礼拜六早上，”证人回答道，把压在她心上很久的事全说出来。“在早餐桌上，有一封玛丽寄来的信。我之所以知道那是玛丽来的信，是因为我认得出笔迹。我还奇怪她为什么要寄信来，因为她前一天晚上才和她父亲谈过话。”　　“那封信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后来我们找过，可是到处都找不到。”　　“告诉我们胡弥先生做了或是说了些什么。”　　“他看完信之后，很快地站了起来，把信放进他的口袋里，走到了窗子前面。”　　“后来呢？”　　“我说：‘出了什么事吗？’他说：‘玛丽的未婚夫决定今天进城来，要见我们。’我说：‘哦，那我们就不要去索塞克斯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我们一定要见见安士伟先生，招待他吃晚饭。他从窗口转过身来说：‘乖乖地照我关照你的话去做；你要完全按照计划到那里去。’”　　“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如何？”　　“非常冷淡而粗率无礼，这在他来说可是很危险的意思。”　　“原来如此。后来怎么样了？”　　“呃，我说：‘可是你一定要请他吃顿晚饭的吧？’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不会请他来吃晚饭，或是请他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然后他就走出了房间。”　　律师缓缓地往后靠在长椅上。出庭的被告很快地抬头看了一下。　　“现在，乔丹小姐，据我了解在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左右，你正好经过门口的小客厅外面吧？”　　“是的。”　　“而你听到胡弥先生在小客厅里打电话？”　　“是的。”　　“你有没有往那个房间里看看？”　　“我的确看了一眼。他正坐在两扇窗子中间的那张小桌子前面，也就是放电话的地方，背对着我。”　　“你能不能尽量准确地再说一遍你听到他所说的话？”　　证人平静地歪着头。“他说：‘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安士伟先生……”　　“你能发誓的确是这几个字吗？‘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　　“可以。”　　“请继续。”　　“‘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　　法官把他小小的眼睛转向律师，用他一贯不慌不忙的声音说道：　　“劳顿先生，你是不是打算证明在电话那头说话的人就是嫌犯？”　　“庭上，只要您准许，我们会再传一位证人，他在大厅那头的分机上听到了谈话的双方；而且，我想他会愿意作证说那究竟是不是被告的声音在说话。”　　由律师席的左侧响起了很大的清嗓子的声音。听来很邪恶而且充满了挑战的意味。H.M.站了起来，用两手的指关节顶在桌子上。不知为什么，他的假发后面直翘起来，像条猪尾巴。他的声音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他首次发出人声。　　“庭上，”H.M.以低沉而响亮的声音说道，“如果这样可以节省法庭审理的时间，我们愿意承认正是被告接听的电话，事实上，我们还要坚持这一点。”　　他鞠躬之后，在法庭上充满不明所以的奇怪感觉中，一屁股坐了下去。在强装有礼之下，律师们之间觉得很有意思的感觉传到了劳顿先生严肃的鞠躬为礼之中。　　“你可以继续问话了，劳顿先生，”法官说道。　　律师转向证人。“你刚才告诉我们，死者说：‘考虑到我所听说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好，我很感激。’然后他停下来等着，你知道，好像对方在这时候说了些话。‘可是这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地方，你能不能到我家里来一趟？’然后是，‘今晚六点方便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如何？”　　“非常冷淡而正式。”　　“后来呢？”　　“他轻轻地挂上听筒，对着电话看了一阵子，然后他说：‘我亲爱的安士伟，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东西。’”　　一阵停顿。　　“他用什么语气说这几句话呢？”　　“和先前说话的语气一样，只不过更满意了些。”　　“你认为他是在自言自语：也就是说，把心里想着的话说了出来吗？”　　“是的。”　　她像绝大多数的证人一样，在叙述经过或引用实际说过的话时，显得防卫性很强，似乎觉得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会给挑出来而用来攻击她。在那顶帽檐尖得像顶鸭舌帽的黑色帽子阴影下，她那张美貌不再的面孔和流行的眼镜似乎在退缩，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所谓完全依赖男人的女人的话，那就非艾蜜莉亚·乔丹莫属了。她有着很独特的甜美声音，让即使像“该死的”这种还算温和的粗口听来都很不协调。　　“你听到这话之后怎么样了？”　　“我很快地走开，”她迟疑了一下，“我非常的——哎，我对这样突然的改变感到非常震惊，还有他说到安士伟先生时的神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　　“谢谢你，”律师回应道，“‘考虑刭我所听说的事情。’”劳顿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沉吟，却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你觉得胡弥先生是不是听到什么不利被告的话，才使他的心意有那么大的改变呢？”　　法官好像脸上的肌肉都一动也不动地开口说道：　　“劳顿先生，我不允许你这种做法，检方已经声明在这个案子里不提出确切原因，所以你也不准暗示什么。”　　“请庭上原谅，”对方很诚心地表示羞愧，态度立刻转变，“我向庭上保证那绝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我重问一下吧。乔丹小姐：你认为胡弥先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吗？”　　“不会，绝对不是。”　　“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什么都要讲理吗？”　　“是的。”　　“要是(我们这样说吧)他在星期一认为张三是个很聪明的人，大概不会在星期二却认为他是个完全低能的人吧？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让他有这样的想法。”　　法官柔和的声音让法庭里一片沉寂。　　“劳顿先生，我必须坚持要求你不准再诱导证人。”　　律师很羞愧地喃喃说道：“遵您的指示，”然后继续问道，“现在，乔丹小姐，让我们回到一月四号的傍晚，在那天傍晚六点钟，有多少人(就您所知)在那栋房子里？”　　“有胡弥先生，还有戴尔和我。”　　“还有其他人住在那里吗？”　　“有的，胡弥大夫和一名厨子，一个女佣。可是厨子和女佣那天晚上休假。而我打算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六点十五分左右到圣普瑞德医院去接胡弥大夫，因为我们准备从那里直接开车到索塞克斯——”　　“不错，乔丹小姐，”律师插嘴说道，抚平了她的紧张情绪，“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楼上，收拾行李。胡弥大夫问过我可不可以替他收拾个箱子，因为他没有时间从医院回来拿行李；而我反正要收拾我自己的旅行包。”　　“正是，我们很了解。我相信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听见门铃响吧？”　　“是的。”　　“你怎么样呢？”　　“我跑到楼梯那边，从栏杆望下去。”　　“你有没有看到被告进门来？”　　“看到了，我，我从栏杆下方看到的，”证人说着脸红了起来，她紧接着加上一句，“我想看看他的长相。”　　“很自然的事。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当时的状况？”　　“戴尔开了门，那——那边的那个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走了进来，他说他叫安士伟，说胡弥先生正在等他来。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戴尔说要帮他拿帽子和大衣，他说他宁愿把大衣穿着。”　　“他情愿穿着大衣，”律师慢慢地说，“那他的态度如何呢？”　　“他的话说得很生气。”　　“然后呢？”　　“戴尔带着他穿过门厅，转进通往书房的小走廊里。他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他们进了书房，这就是所有我看到的事情。我回到楼上把行李收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只要告诉我们你做了些什么就好了，乔丹小姐；那样就够了。让我们再往前到离六点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戴上了帽子，穿上大衣，提起了行李下楼去。戴尔先前就奉命到蒙特街的修车厂把车子开过来，停在门口。我原以为他会来叫我的，可是等我下楼之后，却什么人也没看到。我走到书房门口，想问问胡弥先生在我动身之前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带去，或是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他没有什么‘最后的话’，乔丹小姐，”劳顿先生摆出一副毫不客气的冷酷态度说道，“你怎么样了呢？”　　“我正打算敲门，却听见门后面有人说：‘起来，你该死的。’”这几个字又很不协调地由她嘴里吐了出来。她说来颇为尴尬，就像一般人在公众场合说那些时一样。　　“还有别的吗？”　　“还有，我想他还说：‘从地上爬起来，说话！”’　　“声音很大吗？”　　“相当的大。”　　“是嫌犯的声音吗？”　　“现在我知道是他的声音。当时我听不出来。我联想到那天早上我听到胡弥先生所说的话——”　　“你有没有试着开门？”　　“试了，试了一下。”　　“门是从里面闩住的吗？”　　“呃，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从里面闩住的。反正是锁住了。”　　“然后呢？”　　“就在这时候，戴尔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由那头转进小走廊里来。我跑到他面前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他说：‘我去找警察来。’我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　　“那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在跳上跳下吧，我想。他不肯去；他说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好，最好还是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了傅来明先生吗？”　　“是的，他正好从他家门口的阶梯上走下来。”　　“他和你一起回到屋子里吗？”　　“是的，我们看到戴尔手里拿了根拨火棍，从大厅那边过来，傅来明先生说：‘出了什么事？’戴尔说：‘里面好安静。’”　　“我听说你们三个人一起到了书房门口，是吧？”　　“是的，戴尔敲了敲门。然后傅来明先生也敲了门，敲得更重些。”　　“后来呢？”　　“呃，我们听到像是脚步声，在房间里面，然后有人开始拉开门闩。”　　“你确定当时门是由里面闩住的，而门闩必须拉开吗？”　　“是的，是根据声音来判断的。你知道，先扳动了一阵；再拉开，门还响动了一下。”　　“从敲门到拉开门闩之间，你看大约过了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也许并不是很久，可是感觉上好像好久好久。”　　“可以说，有一分钟吗？”　　“可能。”　　“请告诉陪审团，接下来怎么样了呢？”　　她并没有对着陪审团说，她低头看着扶搭在栏杆边上的两手。“门开了一点点，有人往外看。我看到的就是那个男人。然后他把门整个打开，说：‘好了，你们最好进来吧。’傅来明先生跑进去，戴尔跟着他走了进去。”　　“你有没有走进那个房间？”　　“没有，我留在门口。”　　“只要把你看到的事情说出来。”　　“我看到艾佛瑞躺在书桌旁边，仰卧着，脚朝着我这边。”　　“你看过这些照片吗？”他指了指，“我想你点了头吧，乔丹小姐？是的，谢谢你。麻烦你把那个拿在你手里。”　　那个黄色的卷宗夹送过去给她。　　“请看第五号照片。他就是这样躺着的吗？”　　“是的，我想就是这样。”　　“相信我，我深深地……好，你可以把照片递下来了。你走到离尸体有多近的地方？”　　“只到门口。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谁说他已经死了？”　　“我想是傅来明先生。”　　“你记得被告说过什么话吗？”　　“我记得前面一部分，傅来明先生问他说是谁干的，被告说：‘我想你们会说是我干的。’博来明先生说：‘呃。那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最好找警察来。’我看到的情形部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听到的大部分都不记得，我当时不是很舒服。”　　“当时被告的态度如何？”　　“很镇定而平静吧，我想，除了他的领带挂在他大衣外。”　　“傅来明先生说要找警察的时候，被告怎样反应呢？”　　“他在桌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从他里面的口袋掏出一个烟盒，拿出一支烟来点上。”　　韩特利·劳顿先生用他的指头顶在桌面上，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弯下腰去和他的头头儿商量；不过我想这只是一种强调的姿态。这番详细叙述的结果就像是由水底下起来似的：你可以感觉到空气吸进你的肺里。我想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除了法官——都多少看了嫌犯一眼，但那一眼都很快，而且有些偷偷摸摸的，让你马上把眼光收回来。法官包德金大人的笔很稳定地动着，写完了整齐的笔记。他抬起头来，等着。证人现在一副她想必得永远留在证人席的感觉，而且好像尽量让自己准备好应付这件事。　　韩特利·劳顿先生还有最后一击。在法庭里响起一阵大家重新坐好的声音中，他再度向证人提问。　　“乔丹小姐，我相信在发现尸体后不久，就让你开车到普瑞德街的圣普瑞德医院去接史本赛·胡弥医师回来吧？”　　“是的，傅来明先生拉着我的肩膀，说要我开车过去，赶快带他来，因为要是他正在开刀什么的话，他们是不肯传话给他的。”　　“关于那天晚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你不能再跟我们说什么了吗？”　　“对。”　　“这是不是因为，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你发烧生病，有一个月没能离开你房间的缘故呢？”　　“是的。”　　律师用手摸过那份案情摘要的白纸。“我请你仔细想一想，乔丹小姐，还有没有什么你听到被告所说的话可以告诉我们的？什么事都可以。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和点烟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呢？”　　“有的，他回答了句什么：我想是个问题还是一句话。”　　“什么问题？”　　“有人说：‘你是石头做的吗？”’　　“‘你是石头做的吗？’他怎么回答？”　　“他说：‘在我的威士忌里下药，他活该。’”　　那位律师对她看了一阵子，然后坐了下来。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站起来，为辩方盘问证人。03 在那黑暗的小走廊里　　没有人知道辩方到底会选哪条路——有那么一点诉诸精神失常的影子，甚至猜测会说是临时起意；可是，以我对H.M.的了解，不相信他会试这种半吊子的做法，很可能由他第一次的交互讯问中略窥端倪。　　他很神气地站了起来，可惜因为他的袍子钩到了什么，很可能是他自己吧，结果使效果大打折扣。袍子撕裂的声音很像把舌头放在唇问发出轻蔑的冷笑，一时之间，我吓得还以为他真干了那事。他挺直了身子。无论他在法律上的才能是不是因为年久未用而生疏了，这总还是交叉讯问，允许提出诱导式的问题，只要合理，几乎什么都可以提出来，而他平常那种粗鲁而且随性的手法最有杀伤力。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这个女人已经赢得包括陪审团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对她攻击的话就太不聪明了。我们可不需要弄得大家不安。在他狠狠地回头看了一眼被他撕裂的袍子，让我们看到他的眼镜在他那只大鼻子上拉了下来之后，他像韩特利·劳顿一样温和地对她说话——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感觉。他洪亮的声音让证人和整个法庭都安心下来。他的语气则有那种坐下来喝一杯把事情聊清楚的味道。　　“夫人，”H.M.很随便地说，“你相信胡弥先生是因为听到一些关于被告的坏话，才突然改变了他的心意吗？”　　一阵沉默。　　“我不知道。”　　“不过，”H.M.争辩道，“既然我那位博学的朋友已经算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就让我们来解决一下吧。他说，如果胡弥先生改变了心意，就一定是因为他从什么人那里听说了什么事，是吗？”　　“我也一定会这样想。”　　“不错。那么，反过来说，要是他没有听到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了？”　　“我想是吧。对，他一定不会改变的。”　　“那，夫人，”H.M.继续这样争辩道，“礼拜五晚上，他安排你和胡弥医师第二天到索塞克斯去的时候，似乎兴致很好吧？”　　“哦，是的。”　　“你那天晚上出门了吗？”　　“没有。”　　“有客人来过吗？”　　“没有。”　　“他有没有接到信、电话，或是任何一种的讯息呢？”　　“没有，哦，除了玛丽在那天晚上打了个电话来。是我接的电话，和她谈了一两分钟；然后他来接电话；可是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收到多少封信？”　　“只有那一封是玛丽的笔迹的信。”　　“啊哈。因此，如果他听说了什么对被告不利的坏话，就一定是从他的亲生女儿那里听来的了？”　　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华特·史东爵士一副要起身的样子；可是却俯身和韩特利·劳顿商议起来。　　“呃，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可是，毕竟还是说得准他是在看完信之后才第一次表现出对被告的恨意，是不是？”　　“是的。”　　“整件事似乎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吧？”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我想是这样的。”　　“对。现在，夫人，要是我告诉你说，在那封信里，除了说他要进城之外，没有一个字是和被告有关的呢？”　　证人碰了碰她的眼镜：“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确实要告诉你这件事，夫人。这封信就在我们手里，到了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提出来。所以要是我告诉你说那封信里除了他准备进城来的简单事实之外，完全没有提到被告的话，这会不会改变你对胡弥先生言行的看法呢？”　　H.M.不等对方回答就坐了下来。　　他让整个法庭的人一头雾水。他并没有驳倒，也没有试着反驳证人所说的任何一点；可是他让人感觉到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劳顿先生会再反诘，可是站起来的却是华特·史东爵士。　　“传赫伯特·威廉·戴尔。”　　乔丹小姐离开了证人席，而戴尔很严肃地走了进去。显然打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会是个很有说服力的好证人。戴尔是个五十多岁的沉静男人。一头剪得很短的灰发，神态恳切。好像他的私生活和受雇的工作是合一似的，他穿着黑色的短外套，条纹的长裤，没有戴翻领，而是用了一条普通的硬领，打了条黑色领带。这个人浑身都让人觉得体面，却并不惹人讨厌。在他经过陪审团席和律师席中间时，我注意到他向坐在桌子一头的一个金发年轻男子，既非鞠躬也非点头地表示认识而打了招呼。戴尔以相当清楚的声音宣了誓。他下巴微抬地站着，两手轻松地垂在身侧。　　华特·史东爵士浑厚的声音，和韩特利·劳顿那种犀利而咄咄逼人的口气大不相同。　　“你的名字是赫伯特·威廉·戴尔，为胡弥先生服务已有五年半了吗？”　　“是的，大人。”　　“据我所知，在那之前你受雇于已故的森拉克爵爷有十一年之久，在他过世时，还因为你的忠诚服务而得到一笔遗赠吧？”　　“是这样的，大人。”　　“在大战期间，你在第十四米德塞克斯来复枪队服役，一九一七年还获颁绩优勋章？”　　“是的，大人。”　　他首先确认了乔丹小姐有关死者先前打电话给被告的证词。他解释说，在走廊那头的楼梯下方有一具电话分机。他奉命打电话到裴家修车厂去查问胡弥先生的汽车整修情形，要确定那部车能修好后在当晚使用。大约一点半左右，他要去打电话，听到死者正在另外一具电话上说话，死者要求总机接到丽晶〇〇五五，要和嫌犯通话，而有个戴尔认得是被告的声音回答说：“我就是。”在确定电话已经接通之后，戴尔放下了听筒，朝小客厅的方向走去，在经过门口时，他听到了第一位证人所谈到的那次谈话。他也听到了那句不幸的自言自语。　　“胡弥先生再提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就是他一打完电话之后。我走进了小客厅，他说：‘今晚六点钟有个客人会来。他可能会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人不能信任。’”　　“你听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说：‘好的，老爷。’”　　“接下来你再听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五点十五分，也许再过一两分钟吧，胡弥先生把我叫进他的书房里。”　　“说一下当时的情形。”　　“他坐在他的书桌后面，面前放着棋盘和棋子，正在研究棋谱。他两眼望着棋盘，头也不抬地叫我把窗子的遮板关上锁好。我想必是不知不觉间表示吃惊。他移动了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回答道：‘照我说的话去做。你以为我想让傅来明看到那个年轻的傻瓜来找麻烦吗？”　　“他习惯上会向你解释他所下命令的原因吗？”　　“从来没有过，大人，”证人很强调地回答道。　　“据我所知，鲁道夫·傅来明先生的餐厅就面对着书房的这两扇窗，中间只隔着两栋房子之间的一条通道吧？”　　“正是这样。”　　检察总长做了个手势，由证人席下方拿出了那两件奇怪证物中的第一件：正是那两副铁制遮板，装在一个上下开启式的假窗框上。这件东西引起一阵兴奋的低语声。那组遮板是法国式的，像两扇小小的折门，只不过上面没有沟槽和开口：横在中间的是一根有把手的铁棍。他将这两扇窗子的遮板举了起来，让证人和陪审团察看。　　“这里，”华特·史东爵士平静地继续说道，“是两副遮板，从图上注明A的那扇窗子上取下来的，是在原先负责装设在窗上的丹特父子公司的丹特先生监督指导下，由莫特伦警探所装设的。请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就是你在星期六傍晚锁上的那副遮板？”　　戴尔仔细地看过这件证物，看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