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物质生活-2

女人就是家。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可能是谁提出这样的问题：男人紧守着家，是不是由女人来担负他呢？我说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男人就归属于小孩方面去了，和小孩没有什么不同。　　男人的需要像小孩的需要一样。必须给以支援。对女人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赏心乐事。男人自以为是英雄，但始终和小孩子一样。男人喜欢战争，打猎，钓鱼，摩托，汽车，也像小孩一样。当他睡去，那就更看得清楚了。所以女人才这样喜爱男人，这一点用不着说假话。女人爱天真的、凶狠的男人，女人爱猎人，爱战士，爱小孩。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到厨房去给他拿东西吃，带他们坐到桌前。吃了一盘，等着还要，我就去做，什么也不想，只觉心喜幸福。很多女人都是这么做的。就像这样，像我一样。当孩子不到十二岁，她们这样做，孩子长大，她们继续这样做。比如意大利女人，在西西里，你可以看到八十岁的女人服侍六十岁的孩子。我亲眼在西西里看到这样的事，看到这样的女人。　　一座房子，永远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那就像是谁赠送给你一艘游艇、一条船一样。管好一处房屋，不论是动产，不动产，反正为人所居，那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并非真正完善，在治家中错失百出，为人轻佻，那就是在持家之中对一些损坏不立即进行修缮的女人。对于房屋住处的修理，我是一定要做到底的。我要一直深入到细节方面去，读者可能不了解这是为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一说，有许多女人，总是等着有三个电插座损坏，吸尘器裂开，自来水龙头漏水，才去叫管子工修理或者另外去买插座，她们这么办，是不对的。一般来说，是女人没有弄好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她们"没有时间"，可是她们心里却想丈夫应该注意这些事，由此推断她们的不幸原因在丈夫身上。这些女人不明白，女人操持家务终其一生一向如此，所以男人在家中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他们自幼所看到的不过是他们的母亲，那个女人。电插座坏了他们当然是看到的，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咦，插座坏了，"说过就走开了。如果吸尘器损坏，他们是看不见的，这东西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小孩也是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对男人来说，女人的行为是看不透的。如果女人有什么事搞错了，如果她忘记什么，或者，比如说，为了报复，电插座她有意不去买，那么，男人对之还是视若无睹。他们也许会对自己说，电插座她不去买，或吸尘器她不去修，自有其理由，要求她去做这做那在他未免欠妥。他当然怕突然与失望正面相对，把事情招到自己身上来，那就糟了。有人对你说：男人现在"也介入"了。情况如何现声还不大清楚。男人试求"介入"一到这种物质生活的困境中去——这是肯定的，但我还不知道如何去思考这件事。我的一个男友，他在家做饭，搞家务。他的女人什么也不做。后来我的这个朋友带孩子，做饭，擦洗地板，跑街购物，整理床褥，什么苦差事都干。此外，他还要工作挣钱，供养他的女人和几个小孩。他的女人怕吵怕乱，要是她喜欢她还想有几个情人。于是她在男人和孩子居住的房子不远处搞下一处小房子。这种事他也接受，因为她是他的孩子的母亲，他必须留住她。他什么都接受。他并不感到痛苦。怎么说呢？我么，我看到这样一位身负如此重大责任的男人，总不免有一种轻微的厌恶的反应。　　有人对我说，男人大多从事繁重工作，在庞大的仓库的工具架前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一类事，我不作答。因为繁重工作，那正是男人的体育活动。从办公室出来，伐木，那是一项体育活动，不是工作。一个有中等体力、一般体魄的男人，如果有谁说这种事必须去做，他就会去做。洗盘子，他可以做，跑街采购，他可以做。他认为买了马铃薯回来，他也是英雄，他一向就有这种可怕的倾向。可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人说我这是夸大其词。人们时时都对我说：我过分夸大了。你认为是那么说的是不是？你说：理想化，说我把女人理想化了。也可能。是谁说的？反正把女人理想化，对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好。．　　你可以想一想你对我所说的事情你究竟想要它怎样。因为我是在谈女人的辛劳工作，所以我不得不采用一种不易理解的语言。主要是谈一谈女人，她的居家，女人四周的环境，她为得到福利而进行的操劳。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毕竟是有差别的，不相同的，母亲的身份毕竟不是父亲的身份。女人，处在为母的地位，是把她的肉体都给予她的孩子、几个孩子的，孩子在她身上，如同在小山岗上，在一座花园里，她们吃她，在她身上拍打，在她身上睡觉，她听任吞噬，她常常是怀着孩子睡上一睡。在父亲那方面根本不存在类似情事。　　也许女人在她母性和夫妻关系的历程中是自己分泌出自己的失望的。也许在她一生的历程中，她的王国在日复一日的失望中丧失。也许她青春时代的憧憬，她的力量，她的爱心，在单纯的合法性之中受到创伤由她流失净尽。也许是这样吧。也许女人原就是殉道者。也许女人只有在她的才干、公正、烹饪、道德的显示中才能得到完美的展现，所以她被人从窗口抛出去不要了。　　也有一些女人，她总要抛弃一些什么。我就抛弃很多。　　十五年中，书一出版，我的文稿我就抛弃不要。要追问是为什么，我认为那是为了把罪愆抹去，以便在我自己的眼睛看来罪恶可以减轻一些，让我在我的环境中"好过一些"，为的是，作为一个女人，把写作的不正经削弱一些，这种情况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了。做衣服剩余的料子，吃剩下的食物，我要保留，那种东西我不要。十年之中，我把我的手稿一把火烧掉。后来有一天有人对我说："留下来可以给你的孩子，那时候人家就不知道了。"　　是在诺弗勒房子客厅的壁炉里烧的。付之一炬，那是最彻底的销毁。难道我知道我一生中那么早我就成了一个作家？无疑是知道的。那几天过后，那样的情景我都没有忘记。那个地方又变得清清爽爽，洁净如初。房屋内部窗明几净，桌面上光洁可鉴，可供使用，留下的痕迹都揩得不见踪影。　　过去，女人保留的东西很多，孩子的玩具，他们的作业，他们最早的作文，她们都保留下来。她们还把孩子幼年时的照片珍藏起来，那些照片已经发暗，漫漶看不清了，她们还是爱不释手。她们还保留她们少女时穿的衣裙，结婚时穿的裙衫，橙花花束，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照片。她们的孩子所不认识的一个世界的照片，只对她们具有价值。　　物质财富像潮水一样涌入家庭，也许最早导源于巴黎经常泛滥的大倾销、超倾销、出空销售，这已是历时很久的惯例。那种无用之物，夏季滞销秋季减价销售，秋季卖不出去推到冬季出售，女人专买这一类东西，像吸毒上瘾一样，不是因为她们需要。而是因为东西便宜，这一类"疯疯癫癫事"一经进入女人家中往往就成了一种秘密约会。她们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就像她们讲到某夜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在旅馆过夜一样。　　几个世纪以前，大多数女人都有两三件短上衣，一件上装，两条村裙；冬天能穿的都穿在身上，夏天一块方巾四个角结一结就是衣服。她们就携带这些东西外出接受雇用或者出去嫁人。现在女人穿用衣物比两百年前非多上两百五十倍不可。可是女人居家度日那种性质依然没有变化。永远是那种写成文字早就描写过的生存方式，让她自己看也是这副模样。总归要扮演一个角色，按这个字眼最普通的含义说，这种角色有意无意也非她扮演不可：因此女人的生活，这种行动形态，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形成的那种深度的孤独戏剧，女人在这出戏里出走，到外面去旅行。旅行，不是去打仗，也不是十字军远征，仍然还是留在房子里，在树林里，在她的头脑里面，头脑也是经过一定信仰筛过的，信仰经常也是脆弱的、病态的。女人在这种状态之下，升格成为很有本领的女巫，你就是这样的女巫，我也是这样的女巫，所以人们就用火把她活活烧死。有那么几个夏季，几个冬季，在某些世纪的某时刻，女人仿佛随着时间的一同漂流，随着声、光飘逸来去，到丛林中去搜索兽物，追寻禽鸟的鸣叫。女人这一类失神飘忽男人全无所知。男人是不可能了解这类事情的。男人担任公务，从事职业工作，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他无法了解女人，完全不了解女人的自主权。自有历史之初，男人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多少世纪以来，与女人接近的男人，是农奴；他们一向无知落后，惹人发笑，常常挨打，是无能的。他们在女人的环境中给女人逗趣取乐，可是女人庇护他们，救援他们使他们免于一死。在这些世纪中，在某些时间，有些孤独的飞鸟就在日光将逝瞑色弥漫中声声呻吟。黑夜或迟或早终于降临，这要看在什么季节，是哪些天，还要看天色，或者还要看看人们心中估计受到惩罚的轻重视情况而定。　　林中的茅屋想必是牢固的，足以抵御豺狼，抵制男人。比如说，这是在1350年。她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不能再大，在这样的年纪，她难得外出，在城市，有疠疫肆虐。她一直辗转在饥饿之中。还有恐惧。孤独随着饥饿在不断扩大，孤独成了支配一切的力量。这既不是饥饿，也不是恐惧。米什莱不可能想象我们为什么竟是这样瘦弱，发育不良。我们为留住一个小孩要生下十个孩子。我们的丈夫还远远离开我们。　　我们的绝望就像一座大森林，我们什么时候才厌弃它？还有暹罗？还有男人，在柴堆上燃起第一把火的男人？　　原谅我们经常谈起这一切。　　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就是在这里形成的。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爱人，除非是睡眠中的爱人。我们没有人的欲望。我们看到的只有动物的面貌，森林的形式和美。我们怕自己。我的肉体只感到冰冷。我们就是寒冷、恐惧、欲望做成的。过去人们用火烧我们。在科威特，在阿拉伯半岛的平原人，还在杀我们。　　还有一些房屋，建筑十分精良，是经过完善思考，专家事先周密计划，没有任何缺陷。我偶然听说房屋在使用中也有始料不及之处。餐厅是大的，因为在这里接待请来的客人，但是厨房狭小，愈来愈小了。人们通常都在厨房吃饭，所以很挤——一个人走出去，其他的人须起身让路，可是这样的厨房仍然不肯放弃。　　有人企图让人们不要在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要聚在厨房里，在这里他们在晚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来，很温暖，母亲一边做饭一边谈话，和母亲在一起。配膳室，还有制做存放棉制品的地方，都不存在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不可代替的，就像宽敞的厨房、庭院都不可缺少一样。　　现在，你根本不可能请人给你住房设计图样，图样设计出来也很难看，有人告诉你说："以前是好，现在有些专家就弄出这些东西来，究竟比你的要好。"　　看到人们注意力这样发展，我真感到厌恶。一般说，现代房屋都缺少这一类房间，主要命题的附项，即厨房、卧室。我是说那些储藏日常用品的房间。有人问：安置熨烫衣物、储藏备用品、缝纫、存放胡桃、苹果、干酪、器械、工具、玩具等等这些地方怎么可以不要。　　同样，现代房屋没有给孩子、狗留下可以跑跑、玩游戏的前廊，那里还可以放雨伞、外衣、书包；不要忘记，前廊是小孩爬爬玩的地方，玩累了，又是躺下睡觉的地方，从那里可以把他们拖上床，他们长到四岁，他们可以自己走去，当他们对大人、大人的哲学、不论对什么感到厌烦，他们就可以到前廊去，他们对自己有所疑虑，他们无所求地怺闷声哭泣，也可以在那里哭。　　住房一向不给孩子安排一个地方，一直是这样，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城堡也是这样。小孩对房屋其实看也不看，但是他们了解，各个角角落落他们比他们的母亲还知道得多，小孩总是翻来找去，总在寻找什么。房屋，小孩并不去看它，不去看就像不看自己包容于其中的肉体外壁一样，他们不看，可是他们什么都清楚。当他们离家远去的时候，他们就要注意看它了。　　我不要谈水，住房的整洁。住房脏乱，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定是那里的女人肮脏，男人肮脏，孩子肮脏。不是家庭不洁净，就不可能住到那种房子里去。脏乱的住家，对我说，还意味着别的一些什么，即女人的某种危险处境，一种盲目性，她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有目共睹，这一点她忘记了，即使她的不洁并不自知。餐具堆成堆，到处是油腻，平底锅肮脏不堪。有些人等不干净的餐具蛆虫滋生才去清洗，我见过这种人。　　有一些厨房看了叫你害怕。令人失望。最糟的就是小孩在污秽中生长。他们一生都会滞留在污秽中走不出来，婴儿不洁，是最最污秽的。　　在殖民地，污秽肮脏是致命的，这种污秽招来老鼠，老鼠引发鼠疫。还有匹阿斯特——纸币——导致麻风病蔓延。　　至于我，保持清洁已成了一种迷信。谁对我讲到某人，我总要问这人是不是洁净，就是现在我也要问，如同我问一个人是否明智、诚恳或正直。　　在《情人》中，为注意文本中有关洁净的问题我下笔十分踌躇，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在孩提时代我们在殖民地一直是生活在水里的，在河里洗澡，早晚用双耳瓮倾出清水冲浴，除非是上街，到处都是打赤脚，赤着双脚用大桶水和仆役的孩子一起冲洗房间，那无异是仆役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伟大情谊的节日。逢到这些日子，我的母亲欢喜得笑出声来，我想到我的童年，就不能不想到水。我的故乡是水乡。是湖泊、流泉的国度，泉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还有水田，还有平原上河川浸润的泥土，下暴雨的时候我们在小河里躲避。雨下得又细又密，为害甚大。只要十分钟，雨水就把花园淹没。雨后发热的土地散发出那种气味有谁说过。还有一些花卉。还有某处花园里有的一种茉莉。我是一个不会再回到故乡去的人了。因为与一定自然环境、气候有关，对小孩来说，那就是既成事实。这是无疑的。人一经长大，那一切就成为身外之物，不必让种种记忆永远和自己同在，就让它留在它所形成的地方吧。我本来就诞生在无所有之地。　　最近，人们大概准备把厨房的基地捣碎毁弃——在法国，在诺弗勒，就在这里——准备修建一处辅助市场。房屋在下沉。这本来就是一座老房子，靠近池塘，土地疏松潮湿，房屋是在一点点地沉陷，楼梯第一级已经变得很高了，走上去也吃力。砖石工也许挖了一个洞要找出下面部石的一部分，可是这里也在下沉，再挖下去，一直在下沉，很严重，究竟沉陷到哪里去呢？是怎么一回事？房屋基建在什么上面呢？人们停止不再向下挖了，也不去看它了。把挖出的洞封上，塞上水泥。人们在搞那种辅助市场。卡　堡　　那是在卡堡①大堤尽头近游艇停泊港那个地方。沙滩上有一个小孩在放中国风筝，就像《80年夏》里面所写的那样。这个小孩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别的小孩就在他四周打球玩。我在平台上，离那个地方相当远。有风，已近黄昏。那个小孩还是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竟是这样，开始让人觉得难以承受，以至痛苦不安。竭力去看，去搜索，发掘那样一个形象，能看到的依然是他一直在那里没有动。这个小孩两腿瘫痪，瘦得像细木棍似的。肯定会有人去把他扶起带走。别的小孩都已经走了。只有那个孩子还在那地方玩他的那个风筝。有的时候，有人说，我简直要死了，可是后来他还是继续把那本书写下去。天黑之前，肯定会有人跑去把孩子带回来。天空上飘扬的风筝指明他所在的地点，那是不会错的。　　①卡堡，濒英吉利海峡塞纳消（卡尔瓦多斯省近冈城）的城市，海水浴疗养地。普鲁斯特生前常来此地，小说中所写的巴尔贝克就是卡堡。动　物　　动物，我真想有这样一些动物，要很多，各种各样的，在巴黎就不可能有一头奶牛，就像不可能发疯一样。在巴黎把一头奶牛拴在大楼门前，第二天一早，对牛来说，以及对房主来说，那就成了精神病收容所了。上个星期，我在电视上看到北极冰层下跑出一头大熊。这熊伸出头来，看了一看。它纵身从它的洞里爬出来，因为衰弱无力，跟着就跌倒了，这头大母熊在1986年冬天养下三只小熊，它三个月不吃，一动不动，它的三个小熊倒长得非常壮实，吃它的奶，喂得很好，它么，它是衰竭无力了。第一天，它钻出洞外一分钟，第二天，十分钟，等等。过了一个星期，连滚带爬它一直下到海里去了。它一面在水里游，一面注意看，不许小熊跑出洞口。它毫不迟疑地吃了半个小海豹，另一半带回去给孩子吃。它个头大得像戴高乐将军，它是让人这么想的，堂皇富丽。在它的洞口一百米的地方，公熊正在那里注意看着。它停下来，轮到它也去看看那头公熊。公熊可吓坏了，于是溜之大吉。特鲁维尔　　特鲁维尔。这是我现在住房之所在。这也就代替了诺勒和巴黎了。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扬①。他从天井走来，手笨脚的，人很瘦。他走路很快，正处在某种消沉时期。他色苍白。他先是张惶害怕，过后，这种恐惧减退。我让他看看海、从露台上眺望大海，那可是一项难以置信的奢城市轰炸过后，总有废墟、尸体遗留下来，你往大海里投一颗原子弹，过十分钟大海就恢复原状。水是不可模塑我写到扬1980年来到我家，扬在那时总是不停地打电他每天要打十个小时的电话，他正处在打电话时期，8一个月打了四千九百五十法郎的电话，他给他不认识的了电话。也给他生活中只见过一次的人打电话。也给十前在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见到的人打电话。每打一次电他都要失声叫笑。这样，做事就困难了。过后他就到山里去乱走。有几次一连三天喊叫一个什么人，这样告一结束后，也就放开没有事了。我经常叹赏有地位的人物发出这样一种感慨，如："若是没有我的女人我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这确是本世纪从迪梅齐尔到戴高乐以来所有伟大人物说出的最为谦卑的言词。　　①扬·安德烈，作者晚年的生活伴侣。星　　死亡，死亡降临到自己身上，原本也是一种回忆，就像现时一样。它完完整整已经在这里出现，仿佛是对已经到来的什么的回忆，就像是即将来临的回忆，过去年代已经积累了许多春天，春天来临，同时，和我们一起，有一片绿叶也正待出现。同样，一颗星爆发，发生在1亿7千4百万年前，在地球上看到它是在1987年2月某一日夜里一个规定的时刻，时间之准确正好是那片绿叶爆芽的那一天确定的时间。死也是这样的现时，这一理式，也许人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M．D．制服　　玛德莱娜·勒诺①，她是伊夫·圣洛朗②给她提供服装的，他给她制做裙衫，她穿在身上，嗬，好极了，她穿着走出去，风行一时。有人问：她是不是真知道她穿的衣裙是新式样。此后，玛德莱娜，她之所知也就少而又少了。她和我，我们彼此相爱重，深深相爱，我相信她是知道的，我常说我们两个人，玛德莱娜和我，不会成为喜欢打扮卖弄风情的女人，不过事情可是复杂得多。我有一件制服穿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就是M．D．制服③。这种制服看来已经成为一种look Duras（杜拉款式）了，去年竟被一位妇女时装剪裁师所采纳：一件黑色坎肩，一条筒裙，卷领套衫，和一双冬季短筒靴。我说：那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那是不确切的。对特定的服装的考求，在于形式与内容，自以为显示出来的与期求显示的、自以为是那样与期望以所穿衣物通过暗示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两方面的一致。获得这种一致也不一定非去追求不可，一经得到，那就是确定下来了。最后也就把你也给确定下来。总之，结果就是这样。这就是一种舒适。我个子很小。由于这一事实，绝大多数女人穿的大部分服装，我都不能穿。这种困难，这个问题，我这一生都给打上了烙印；为使一个身材较小的女人不去注意它，有关衣着之事，在我这里，千万不要触及。许多人决不提我这人穿衣总是一成不变，还是照此办理为好。所以说这是衣着上的干篇一律，像穿制服一样，正像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存在理由为何不必多说。我决不带手袋。我的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原因也就在此。甚至在穿坎肩之前，不过，也所差无几，大同小异而已。　　①玛德莱娜·勒诺（1990年出生），法兰西喜剧院有极高成就的女演员，后与其夫戏剧家让一路易·巴罗尔组成巴罗尔剧团。上演剧目有莫里哀、阿努伊、克洛伐尔、吉罗多、契诃夫、贝克特等。　　②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　　③M．D．是作者名姓的缩写。　　我么，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这一类事，在写作之前，是有价值的。男人喜欢女人写作。他们只是不说出来。一个作家，就是一片不可理解的奇异的土地。　　好了，你什么都知道了。作家的身体　　作家的身体也参与他们的写作。作家在他们的所在之地，也会激发性欲。就像国王和有权势的人那样。男人，那就好比他们在和我们的头脑一起睡觉，进入我们的头脑，同时又进入我们的身体。对我来说，也不例外。在非知识分子的情人那里，这一类迷狂也起作用。对一个工人来说，女人写书，正是他们之所无。所有男作家女作家加在一起，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都是最好的性对象。在我年轻幼小的时候，我曾经被一些有年纪的男人所吸引，因为他们是作家。排除智力，我简直不可能设想性的问题，何况智力对它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而且也无从排除。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胆怯，而且惊慌害怕，漫不经心。他们是作家，对他们自己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此事与我相距很远，与我不相干，我注意到，在做爱上辉煌华美的作家很难说是大作家，远不如在那方面做得不好而且慌慌张张的那些作家。有才华的人，天才，呼唤的是强奸，他们呼唤它就是像他们召唤死亡一样。冒牌作家就没有这类问题。他们是健全的，同他们相处，安全无事。在夫妻作家之中，女人讲到他们的职业，说：我丈夫是了位作家。丈夫说：我女人也写。孩子说：我爸爸他写书，我妈妈有时也写。阿兰·万恩斯坦　　最近一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些恶劣的日子，那就是一本书写完出现的那种孤独感，好像书已合上却继续滞留在我身体中，再次又弃我而去。对此我讲不清楚。就在昨天晚上，11月25日，阿兰·万恩斯坦在"法国文化"节目播放过程中，滔滔不绝持续讲了两个小时，我竟一个句子也说不出，就像我患了失语症似的，真叫人怵目惊心。阿兰·万恩斯坦一直在等待那个必不可少的时间，最后我还是讲了一点什么。接着我又顿住了。我问自己，这样的事在我身上怎么会发生，我究竟做了什么，做的是怎样一场恶梦。我弄不清。肯定是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六十五岁时发生的，还有Y．A．①，同性恋者。这无疑是我这后半生意想不到的事，最可怕又最为重大。很像《痛苦》②中出现的情况，不过这里所说的事例，说到的男人，他就在现场，我并没有等他回来，他也不是关在集中营的，他人就在这里，他在守护着我，帮助我与死亡进行搏斗，这就是他做的事，这件事他本心是不知道的。他对这件事并不知道，他相信是这样。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两个之中是他或是我死了，他和我不论谁对于继续活下去这样的想法都无法承受。我们知道，我们相爱，我们都不说。这是无法接近无法想象的事，甚至对我们来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是这么一个故事，这样一本读起来让人精疲力尽的书，而且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扬就像疯了一样朝这本书扑过来阻止书继续写下去，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却激励他也拿起笔去写了。　　①Y．A．即下文所说的扬·安德烈。　　②《痛苦》是作者1985年发表的小说，内写到"我"在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关在纳粹集中营的男人回来。有张小鲁的中译本。　　在美国医院那次陷入昏迷状态①，也曾有几次短暂的清醒，我看见他就在我身边，那是一些极其少见的时刻，为时短暂，我看出他对我是有所欲求。我问他，我也对他说了："这样昏迷过去，你不知道我会活下去，你还会要我。"他对我说："是，真是这样。"我们是谈过，但是没有结论。后来我无力再说下去，我也不可能再写了。甚至一把调羹也拿不住，我口液不停地流出来，弄得到处都是。走路也不行，不能走了。我什么都弄不清了。我倒下了。这就是他所要得到的那个女人，这就是他以Y．A．的爱爱着的女人。　　①作者因酗酒成疾十分严重，曾住入巴黎的美国医院治疗。拉辛森林　　在特鲁维尔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还能回巴黎。我不知道我在巴黎还能做什么。我只见到极少几个人。情况比我这里说的严重得多。非常严重。我在巴黎简直不能生活。不加注意，不谨慎，所以陷入这样的境地，就是这样。甚至仅仅相隔两天我就不可能看到我生活的展开。既不能没有这个人，又不能与他共在，就像在我们种种不同的故事里写的那样。的确是这样，万恩斯坦说的我都承认，问题并不涉及什么痛苦，而是确认自始即有、几乎童年时就出现的那种失望，可以说，确实，就像八岁时就有的自认无能力的那种认识又突然复现在眼前，面对种种事物、人，面对大海，面对生命，面对自身肉体的局限性，面对森林，不冒被杀死的危险就不能接近森林，面对定期邮船离去的永诀，面对哭父亲死去的母亲，那种伤痛明知幼稚但他毕竟是从我们这里被夺走了，就是面对这一切所产生的自知无能为力那种认识。年华的光辉就应该是这样。这样的年华我却不曾有过，不过这样的年华我曾有所接近。当人们还没有建立个性行为特征的时候，往往为这种明显现象所蒙蔽。我的母亲永远被拘禁在既定环境下不能自拔，只有哭泣，在男人群集调笑的宴会终席她还不得不照例强颜欢笑。当她处在一般人的场合下，对我来说，有时她反而显得那么可怕，以致她不能不返转来请求我们原谅。我和她是疏远的，她参加庆会回来骗人说玩得很愉快，谁都知道她并不开心，悲苦到了极点。她尽管装得和一般人一样，但在我们这里那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们知道她并非如此。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一个处境，她要不是经常处在这样的神奇状态之下，我们就不可能认出她来。她已经进入神奇境界了，这只有我们知道。如果有谁能知道梵高生活在神奇境界，还有马蒂斯，尼古拉·德·斯塔尔，莫奈，那是因为他正在经历童年时期，他在我们的母亲身上向纵深方向不停地探索，所以对此才有所知。我真想把梵高，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加到扬这个故事中去，因为扬的这个故事同样也进入了神奇之境；音乐也是这样，音乐是神奇的。在写作中，也须多方设法寻觅神奇，我找到了：神奇之风在拉辛的大森林中吹动，在拉辛大森林的顶颠上吹拂。正是这位拉辛，但是，对于拉辛，还不曾详加看待，没有好好地阅读，深思。那就是拉辛的音乐。是说话的音乐。不是别的什么，人们对它有误解，错了；是莫扎特，拉辛也是，他们正是在某一个点上；在呼唤喊叫。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我已经十六岁。在这个年龄上，我的行为举动还像是一个孩子。那是从西贡回国，同中国情人分别以后，乘夜车，从波尔多开出的列车，在1930年。我是和我一家人在一起，我的两个哥哥，还有我的母亲。在三等车有八个坐位单间车厢时，我想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他在看我。他大概有三十岁。那应该是在夏季。我一直是穿在殖民地时穿的浅色裙衫，光脚穿一双凉鞋。我没有睡。那个男人问起我家庭情况，于是我就讲殖民地的生活，下雨，炎热，游廊，与法国的不同之处，去森林远足，我还要通过这一学年学士学位考试这一类事，无非火车上成了惯例的那种闲谈，这时只要把自己的故事，家里的事照直说就是了。后来，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车一开出波尔多很快就睡着了。我说话声音很低，不要吵醒他们。如果他们听到我讲家里的事，他们会吼叫、威胁我不许开口。轻声和那个男人谈话，车厢里另外那三、四个人也睡去了。这样就只有那个男人和我醒着没有睡。就这样，突然一下，开始了，就在同一时刻，转眼之间，千真万确，而且方式粗野。在那个时候，这类事是决不说的，特别是在那种场合，这一来我们也就不可能继续谈话了。彼此也不可能再看谁。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被击倒了。是我，大概说必须睡一睡明天一早到巴黎不要太疲劳。他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他把灯关了。在他和我之间有一点空隙。我伸直躺在长椅上，把腿攀起，合上眼。我听见他打开车厢门。他出去了，回来拿着车上的一条盖被，他把被盖在我身上，我张开眼睛，对他笑笑，说谢谢。他说："夜里火车上他们把暖气关掉，早晨很冷。"我就睡了。我被他伸到我腿上热热软软的手弄醒，他的手轻轻把我的腿分开，试着往我身上伸来，我微微张开眼睛。我看见他在看车厢里的人，他在注意察看，他害怕。我把我的身体一点点慢慢往他那边伸过去。我把我的脚抵在他的身上。我把脚给他。他抓住我的脚。我闭着眼睛顺应着他的动作。开始动得很慢，后来越来越慢；始终是克制着，最后达到快感，不动了，要是他叫出声来，那就无法忍受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火车震动响声以外别无动静。车开得更快了，响声震耳欲聋。随后车声又低下来，变得又可以忍受了。他的手摸到我身上。手显得惊慌不定，依然热热的，它害怕，我拿它握在我的手里。后来我又放开，随它怎么动。　　列车响声又震响起来。他的手缩回，有很长一段时间躲开我，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一定是睡着了。　　它又来了。　　它抚摩全身、抚摩乳房，腹，腰下，带有欲望再升温情激起那种情味。有时它突然又停下来。它摸到那个地方，在发抖，像是要啮咬，滚烫滚烫。然后，又开始移动。它给自己设置一种理智，又温柔又知理，让自己亲切可爱地向这个孩子告别。在手的周围，是火车的喧闹声。在火车四周，一片黑夜。在火车的喧声之中，是车上通道中的沉寂。火车停站，把人吵醒。他在夜里下车。到了巴黎，我张开眼睛一看，他的位子空在那里。书　　书，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是这样：他们相爱而无成见。那是在书本之外发生的。我在这里说的，我不想在书里说，但是现在我不应忘记把它说出来，尽管找到要说的字词有点困难。这种爱情有寄托在不可能写之中。这是一种写作还达不到的爱情。太强烈，比人还要强烈。它根本不是组织而成。它活在黑夜，大多时间是在沉眠不醒之中。不，不，爱情一开始，一般也就自行组成，即使是在禁阻体验它的全部阻力周围，它也要那么去做，给自己创造出种种风俗习惯，人们吃饭，睡觉，他们接吻，他们争执，又和好，还试图去自杀，有时他们又彼此脉脉含情，有时他们彼此离异，分开以后又回来，有时他们也谈一些别的事，他们并不天天都是涕泗滂沦。在这里，他们什么也做不成，他们不做爱，他们在等待，等待混沌的黑暗到来，有时他竟想杀死她。我相信他一定会杀她，大概他真地做到了，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勉强的结局，为时尚早。可以说，那是一种无主题的荒谬的爱情，这样说仍不免抽象，不真切。不，这还是说我已说过的那种爱情吧，一种已经在爱的爱情，它已经长人并且留存在一切人们可说是按照宗教品位论证过的那种境界之中，由此它可能接近于渴求痛苦，接近于要求某种暧昧不明的理性，这种理性要求那种痛苦，以便追忆没有形象没有面容没有声音那种无显现的不在，不过它已经把人体整体地裹挟而去，就像是处在音乐功能的支配下，被引向那种与不知是从什么形式重负下解脱出来相伴随出现的激情。　　是的，这样一本书就是在人们之间不被承认的那种爱情，他们禁止说出他们在其不了解的力量支配下相爱这一事实。不过他们是在相爱。这样说也还是没有说明白。那是无法宣告的。它无时不在逃遁避走。那就是无能。可是它毕竟存在着。在他们所共有的那种迷狂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又是属于个人性质的，也是他们感情的同一体。他们之间发生并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情况，他们从中是不是看到一些什么？我不知道。至于爱情，他们比别人更懂得在爱情中有所为而无言的含义，但是他们却不相当于爱情以便共同去体验。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就好像他们是另一些人似的。当有人相说爱，一般说他们是以爱情来相爱的，在这里，这些人并不懂得相爱，不过是在经历一种爱情罢了。在他的嘴上找不到把它说出的那个字。有欲望，在性方面，也不能表达，这就把爱情抽空了。随后就是喋喋不休，还要纵饮。不，不。对此，只有为之痛哭。　　书上的那些人物，我认识他们，他们的故事我并不知道，正像我不知道我的故事一样。我没有故事。同样，我也没有生活。我的故事，每天，每天的每一秒钟，都被生命的现时击得粉碎。我决没有可能清楚看到人们说的所谓他的生活。只有关于死亡的思想，或是对那个男人和我的孩子的爱，才把我聚集归一。我活下来就像是我绝无可能接近于一种存在模式。我常常问自己，人们叙述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是这样，叙事范例是有很多，都是按照时序、外部事件作为起点。人们一般都采纳这种范例。人们从他的生活开始起步，沿着事件发生的轨道，战争，地点的变换更替，结婚，最后归结到现时。　　有一些书是难以触摸到的，这里的《80年夏》①，《大西洋人》，在莎利玛尔花园中大叫的副领事，女乞丐，麻风病的那种气味，M．D，《洛尔·瓦·斯泰因》，《情人》，《痛苦》，《痛苦》，《痛苦》，还有《情人》，海伦·拉格拉奈尔，学生宿舍，大河上的光芒。《大堤》已经变得不可触及了，某些与人有关的因素由另一些因素取代，这些因素不致引动读者的好奇心，我极想让他读到，所以让故事保持一个距离，以减少危险，一切都应该归结到那个原初的故事，那个故事已经失落不见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情人》。所以在我一生中包括有两个少女和一个我。《大堤》的故事就是这样。在1986年那个可怕的夏季，在写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②，事情的发生，我并没有看到。在这个故事里，地点改变，当然，那是亲身生活过的，书在什么地点，在什么层次上，在怎样一个副词上说了谎，说谎的情况是很难发现的，可能仅仅在一个字上说过谎。我决不认为在欲望方面说谎。只有男人遭到你的肉体严厉拒斥，那样的情况才会发生。无论怎么说，那本书讲的的确是生活过的故事。我按特殊事例处理它，不是作为类型事例处理。写作的时间也许已经过去，经受过的痛苦我必然时时都会回想到。痛苦总是要留下来的，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感情也是一样。在《情人》或是《痛苦》中，感情依然是灼热的，还在拍击跳动。这种感情在这些书里还在发出回响，一有风吹草动，那些声音在我耳中都能听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我是被那些人接混到一起了。而我所做的就是讲一个不可能的故事，就像我在一个女人与一个同性恋者之间讲一个可能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讲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永远是可能的，即使它在那些人眼中显现为不可能，那些人与写作是相距很远的——因为写作并不是与可能的样式相关，或者说，与故事不相干。可能，我是有意说到这个问题，甚至就在这里说，但是不成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在他们中间，只有爱情，而没有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指有一次在他们相互关系的交会点上，在某一天夜里，爱情像一面光的网在黑暗中显现。可能有一次，在某一个确定的时刻，故事直接指向爱情。　　①《80年夏》是作者一本记叙体作品，1980年出版；电影《大西洋人》，1981年出版，小说《大西洋人》，1982年出版；"莎利玛尔花园大叫的副领事……"指小说《副领事》，1965年出版；《洛尔·瓦·斯泰因》即小说《洛尔·斯泰因的迷狂》，1864年出版；小说《情人》1984年出版；小说《痛苦》，1985年出版；《大堤》即小说《太平洋大堤》，1950年出版。　　②此处可能是暗示与作者的小说《埃米莉·L》（1987）相关之事。　　如果写虚假的东西，即使是略带虚假，让我取得很大的成效，这在我也是极其少见的。为弄清这一点，我现在无疑正竭尽全力写这本书。我必须进入最佳的感情状态，以求好好对待这本书，我不应该像对待伤害人、仇视人的对象、一种奇向自身的凶器那样去对待它。有什么情况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好像听到有人说过，写作无法再向上提升，说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是已经走到门前大门紧闭就止步不前了，可是我认为正好相反，写作仍然通行无阻，什么都可以穿行而进，大门紧闭不管根据什么都可以长驱直入。这样，书一定有什么同罗兰·巴特式的潜在文论相近似，我有许多思想，我要把它炫示于外，小说有时就是证明，例如那些获奖小说。换句话说，我还没有从中走出来。我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我沉到海里，投入一条长河，但是，把爱情、把人野蛮化，仍然不充分，对我来说，我是太重要了。距此还相差很远。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每天经历的事并不就是每天发生的事。发生的事就是那没有经历过的当天出现的最为重大的事。无事发生，那恰恰是最值得加以思考的事件。也许应该带着我的行装、我饱经风霜的容颜、我的年龄、我的职业、我的狂暴、我的疯狂进入写作，也带上你，你也应该留在书里，带着你的行囊、你的光泽的面容、你的年龄、你的优闲放任、你的可怕的狂暴、你的疯狂、你的惊人的超凡人圣。但是这仍然还不够。　　什么妥协，什么在样式上需按惯例做出"合理布局"，对它嗤之以鼻，丢掉它，这种爱情的不可能性我要面对面去抗争，我们没有后退，我们也没有救援，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爱情，简直不可想象，又是这么奇诡，我们并不在意，对它我们不需去勘察体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经受它就像它原本现身于其中一样，不可能，确实，但不要去干预，也不要去做什么，以求免遭残害免受痛苦，不要逃避，不要摧残，也不要走离。但这还是远远不够。　　在交付书稿之前，一直到最后一天，在这期间，我认为可能我还是不要把书槁拿出去出版，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思虑这件事，可是太晚了，最后还是他们占了上风，拿去出版了。基依伯夫　　我对你说过，基依伯夫①会激起写作的欲望。可是事实又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有写作的欲望。基依伯夫那个故事才那样牵住我不放。不过我现在和你说的是有关一本还没有写出的书的外部情况，你听我说：这本书，出自头脑中那片土地上的基依伯夫，本来应该放在我刚写成的第三本书的前面。如果那部稿子没有遗失，我现在就应该动笔写下去。我必须到特鲁维尔旅行一趟，为的是查找我把那部稿子究竟给放到哪里去了。　　①基依伯夫，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厄尔省一县城，在塞纳河出海处。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遗失的十页稿纸在一本已出版的书的草稿中找到。　　这本新书在1987年3月写完，在《蓝眼睛》之后六个月交到出版者的手中。我很久不曾喜爱一本书像喜爱这本书这样①。　　①上文所述《蓝眼睛》指《蓝眼睛黑头发》（1986）；此处说的这一本书应指《埃米莉·L》（1987）。说谎的男人　　最近我在试着写一本书，题目不妨叫做《说谎的男人》。写一个说谎的男人，他时时都在说谎，谈到他生活上的事，不论对谁，都是谎话连篇。谎话在话还没有说出之前，就已经拥到他的嘴上。谎话出口，他连感觉也感觉不到。关于波德莱尔或者关于乔伊斯，他不说谎，吹嘘自己或是要人相信他的冒险事迹，他是不说假话的。不，对这些事他决无谎言。至于一件套衫售价几何，乘地铁一段行程，一部影片上演时间，与同伴一次会晤，一次不相干的谈话，一份菜单，一次全程旅行，一些已知的城市的名称，关于他的家庭，他的母亲，他的甥男子侄，他都不说真话，说谎。他这样做完全不带任何利害因由。起初，那真会叫人发狂。几个月下来，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此人是一位天赋非凡的作家。人非常精敏细腻，非常风趣，非常非常有魅力。也是一个善于言词的人，赋有不可多得的资质。他是资产阶级出身，像王子那样谦和可爱。尽管是由母亲亲手抚养成人，就像一位国君应有的那样，但在天性上，魅力上，对他极少有什么影响。　　我这样说他，几乎用不容置辩的方式说他，是因为他是一位情人，好几个女人的情人。他有这样的天资，能发现她们，只要看一眼，就能从她们欲念的实质上认出她们。我从没有见过有谁像他那样神魂颠倒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一方面，通过那种天赋他把她们"抓"上手，甚至在认清她们的美质、她们的声音之前就爱上她们了。　　女人就是这个人生命的首要人物，许多女人只要她一走近，看到他的眼光，就对他领会于心。他这个人只要把女人看一看，他就已经是她的情人了。　　在爱情中，他属于既野又克制、既可怕又圆柔那样一种狂暴粗野。　　我多次试着去写这个男人，当我有意写他，这个人的说谎却又把他完全掩盖起来看不清了，包括他的面容，他注视的目光。现在，不意有可能下笔去写，这还是第一次。　　他给他自己租下一处公寓住房。他躲在里面，避开他的朋友、他的家庭的任何牵制。他希望自己年轻，诱惑力历久不衰，过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午饭吃火腿夹面包，晚餐到饭店去吃，要有女人，所有的女人，冬季是法国女人，春季是年轻的英国女人。夏季就到圣特罗佩①去。他循着女人各处迁移的足迹追踪不舍。1950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决定在对女人的狂情中过活，以至于痛苦、危险，也在所不惜，不论他活到什么年纪都必须如此。他宁愿让她们把他打得粉身碎骨，成为女人的爪下物，于他也并无所失。他的欲望一定要有所成就。他引上手的女人，只需一次，在街上看一眼，就为他所有，他再也不会忘记她们。当她成为他选定的女人的欲望的捕获物，他就要为她投入专情热爱并生活于其中。其他的女人于是就不存在了。专爱独一一个女人，在这期间，神奇的爱情有着极大的强度。处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没有任何抉择。对一个女人，他不能决定自己的欲望，在他自身范围内也不能决定采取谨慎行为或者有所克制。他只有这样的能力，即对她有所欲愿并为此而死去。　　①法国瓦尔省濒地中海与戛纳相距不远的避暑胜地。　　真是一个美好的男子，完美的人，这是就完美这个词所有的含义而言，是完美的，永远衰竭濒临死亡并不因此而死去，希求一死同样更渴望那种激情。他对自己有所认识，却不能没有女人。女人把他投入一种不明的悲剧感情之中。我在一些酒吧、在夜晚见到过他，他一接近某些女人就突然变得面无人色，好像立即就要昏厥倒下一样。当他在看某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忘记所有其他的女人。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都像是唯一的最后一个女人。这种情形直到他死去一直是如此。　　他的死发生在埃特勒塔①，在春季的某一天。那一次他并没有死，没有因为患病有许多讨厌的禁忌亡命死去。即在两年之内严禁接触女人。不许吸烟。禁止做爱。拥吻也在禁止之列。他的生命在这种种条件下竟有所恢复。不过心肌梗塞症是非常严重的。十年后他终于死在心肌梗塞症上。　　①埃特勒塔在法国北部塞纳滨海省，著名的海滨疗养地。　　就在这两年当中，他继续写他那本书，那是已经写了不少年了，一本男人的书。书写得很长，50年。这本书让他获得一项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梅迪西奖。对此他感到很满意。　　这个人有一天对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我想那是在他快要死去的时候，说他一生中有一次爱过一个女人，是持久的。有几年时间他对她始终没有欺骗，对这唯一一个女人没有说谎。并不是有意不说谎。到底是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一生中仅有这么一回，绝无仅有的一段时间。一段爱情。为什么和这样一个女人而不是别的女人那件事竟达到如此强烈的强度，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认为那并不是因为他，大概是因为她的缘故。他认为事情大概永远都是这样。他相信那永远永远都是女人，有赖于女人的欲望，应该由欲望对一对情人担负责任。爱情，历史，一切，都有赖于女人的欲望持久不变。当女人的爱欲终止，男人的欲望也告停歇。或者说，男人的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终止，那么他就变为不幸，愧悔，孤独，瘐死。　　他认为女人和男人，在根本上，他们的肉体，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形态，都是不相同的，仿佛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创造一样。　　他死在出租过夜的旅馆房间里。这家旅馆靠近我的住处。有人说那个女人很美，年纪很轻，棕发，绿眼睛，就像他小说里写的女人那样，她正在准备结婚，一直到那天夜晚，她一直拒绝他。　　她在等他。他迟迟到来，他是从容不迫的。他还燃起一支烟吸着。一年前他才开始吸烟。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女人。他要求她单独和他到旅馆开房间已经持续有几个月好几个月了。她终于让步了。他面色十分苍白。激动得难以自持。自从上次心肌梗塞发作以后，每见到新认识的女人，他都忐忑不安害怕死去。他的死只经历一秒钟。猝然死去。连说一句这就是死的时间也没有。这是她说的。突然一下她从肉体的重量上发现人死了，那时他正在她身上。她感觉到他也在那一时刻。她从旅馆跑出来。经过旅馆服务台，她说在某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死了，应该通知警察局。　　记忆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他在一条街上向前走着，衣着优雅。还可以看到那种种色调，钉着铁掌的英国皮鞋，芥茉色宽松套衫，浅栗色灯心绒长裤。他步履齐整，走起路来很是好看，两腿立得很稳，行走姿态美雅，体态轻捷，无拘无束。他走着。他在顾盼。他的目光神色似空无所有，处在半睡眠状态，而这时，他其实正在注视着——他的名字一经说出，就像这样，他人就显现出来了：他在看，他在寻索，他把自己隐藏在他的视线后面。他在窥伺那冬日午后索漠烦闷情绪控制下带有某种香水气息的女人。　　有一次，有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走来看我，要我给她讲一讲这个人。她不是去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刚刚从他的死给她造成的悲剧中摆脱出来，她到处找人希望能详详细细给她讲讲有关这个人的事，他是那么明敏有才智，又是那么纯洁。我几乎什么也讲不出。　　我们是在一次圣诞节庆会中认识的，那天夜里，我原本是到那里去看一个情人。他把我从会上带出来，可是我后退了，我想回去。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巴黎，就像现在一样，彼此原本是认识的，他总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要他告诉我他在一家指定的咖啡馆里等我。他每天都在这家咖啡馆等我五、六小时，面对着大街，坐在那里，一直等了八天。我抵制没有去。我每天都要上街，可是巴黎这个地区我避开不去。当时我正在一次新的爱情中活得快要死掉。第八天，我再走进那家咖啡馆，无异是走向断头台。照　片　　照片在迁居搬家的时候常常遗失。我母亲在她一生中搬家有二十至二十五次之多，我们家的照片就这样遗失不见了。照片滑落到抽屉下面，留在那里看不见，很好，搬家的时候，又可以找到。照片过一百年会碎裂破损，和玻璃一样。有这样一件事，我是不是说过？那是在五十年前，我在那个在印度支那买的衣橱抽屉下面，发现有一张明信片，日期标出1905年，是寄给那时住在圣一伯努瓦街一个人的。这张照片在这年轻时就有了，要是不存在这样一张照片，那也就不能说我是活过的。对我母亲来说，一个小孩的照片，那无异是圣物。人们为了再看到他孩子小的时候，只有去看照片。人们一向是这么做的。这事很是神秘。我认为扬只有在他十岁我还不认识他那时拍下的照片好看。在那些照片上面有我现在在他身上一再寻找的东西，那种天真无知，对1980年9月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不管是好是坏完全不知。　　19世纪末，那时人们都是到村镇摄影师那里去拍照，就像《情人》中写到永隆居民所做的那样，——那是为永久长存吧。　　你的曾祖母的照片是不会有的。你尽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找。也找不到。只要想到这样的照片不存在，那就成了一项本质性的缺失，甚至成为一个问题。没有照片，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面貌、形骸，都没有留下。笑，有关的资料也一点没有，若是有谁告诉他们说照片有了，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慌，为之震慑。与人们过去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相反，我认为照片有助于遗忘。照片在现代世界宁可说只有这样的一种功能。一个死人或一个小孩固定的死板的一张脸，近在咫尺，永远不过是人们头脑里装着千百万种形象中的一种形象。有千百万种形象的影片仍然还是那同一部影片。无非是对死亡的确认。照片起初在19世纪上半叶用来做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为看一看死去的人，或者是为看一看自己，在个人来说，对于他的孤独的心，照片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面对自己的照片，人们不是感到错愕，就是赞叹，总之，永远感到惊奇就是了。看看他自己，那是肯定的。看自己的照片，总不免为之愕然，或者赞赏，或者惊异。比之于其他别的什么，人更需要那种非现实性。在生活中，人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包括在镜子虚假的投影中，所看到的无非是按照期望取得自身组成的形象，最佳形象，即为拍照摆出姿态希图重现已经全副武装起来的那副脸面，如此而已。断水人　　这是几年前夏季中的一天，法国东部的一个村镇，也许是在三年前或者四年前，是在下午。自来水厂一个雇员来到这一人家切断供水。他们是被另眼看待、不同于其他人的一类人，也就是说，水费拖欠不清。他们住在一处废弃不用的火车站里——高速列车铁路线是经过这个地区的——那是经市镇同意才让他们住进去的。男人在镇上给一些人家打零工。他们大概还接受镇政府的一点资助。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半。　　在他们住房前面，不远，是高速列车铁路线经过的地方。他们无力缴付煤气费、电费、水费。他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所以这一天有人来把他们居住的旧车站中的自来水切断了。来人见到那个女人，女人只是默不出声一言不发。她的男人不在家。只有那个落后的女人带着一个四岁孩子、一个一岁半的小小孩。那雇员是一个像所有男人那样的人。这个人，我就叫他断水人吧，时当盛暑，这他是看到的，是一个天气非常炎热的夏季，这他也知道，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夏季之中，那个才一岁半的小孩他也是看到的。有人下达命令叫他断水，他就那么做了。他遵守他工作排定的日程：切断供水。他让那个女人无水供应，无法给孩子洗澡，没有水给孩子喝。　　当天夜里，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带着他们两个小孩走到高速铁路从废弃车站前通过的轨道上躺下来。他们一起都被火车压死了。只需走过去一百米就可以。卧在铁轨上。让小孩安静下来。说不定还唱歌哄孩子入睡。　　据说列车当时是停下来的。　　这就是那个故事。　　那个水厂雇员有他的说法。他说他是来切断供水的。他没有说他看到小孩，可是小孩是在那里，和母亲在一起。他说她并没有维护自己，他说她没有要求他继续供水，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一切。　　我记下上面所写的故事，突然间我从中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自卫——竟是这样。人们不得不通过那个水厂雇员来了解这件事。既然她没有要求他不要断水，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切断供水。必须弄明白的是不是这一点？这真是一个令人发狂的故事。　　我继续说下去。让我仔细看一看。她没有对水厂雇员说她还有两个孩子，因为那两个孩子他是看到的，也没有说夏季炎热，因为他本人也生活在夏季，这炎热的夏天。所以她就让断水人走了。剩下她单独一个人同两个小孩留在一起，有一段时间，随后，她就到村里去了。她找到她认识的一家小酒店。人们不知道她在小酒店和酒店老板娘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说起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没有讲到死。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也许她对她讲到那件事，但她要自杀、杀死她两个孩子和丈夫，还有她自己，她没有说。　　新闻记者也不知道她对那家小酒店女店主说过什么，因此就对这一件事没有专门报道。根据"事件"当时情况，我的理解是：那个女人在决定一家人都死之后，带着两个孩子从家里走出，她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想必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死前必须做必须说的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个故事空白无声的部分，即断水之后和她从小酒店出来这一段时间给复原了，也就是说，我借助这种深沉的沉默展开成为文学。正是这一点使我有所推进；正是这一点，让我切入历史，进入到故事之中，否则我仍然是停留在外部。她本来也许想等她丈夫回来，告诉他决定一死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她到村里去了，到镇上小酒店走了一趟。　　如果这个女人自己有解释，那么这个故事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克里斯蒂娜·维尔曼①连两句话也写不端整，却使我很是激动，因为她和这个女人一样，都具有那种不可能加以测度的强烈性质。有一种发自本能的行为，不妨对它深入探察一下，人们也可以将它归之于沉默。一种男性的行为很难纳入无声无息的沉默，那样做也是虚假不真的，因为男人不可能属于无声无息的沉默。在古代，在遥远的过去，千万年以来，默不出声的是女人。所以，文学，是属于女人的。文学里讲的是她们，或者是她们从事文学，都是女人。　　①可能是另一位类似此处所述的新闻报道中的人物。　　所以那个女人，人们相信她没有说话，因为她从来就不说话，尽管她本来应该说。她大概没有说起她的决定。不。她应该是说了一件什么事，以取代那件事，她的决定，她说的什么事对她来说与那个决定是等同的，而且对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来说，也是等同的。也许说了关于炎热的一句什么话。这是一句带有神圣性质的话语。　　在这一类瞬间，语言可以达到语言最具威力的高度。不论她对小酒店女店主说了什么，她的话是说尽一切的。说尽一切这四个字，在死付诸实施之前说出这最后几个词语是与这些人终其一生沉默无言相等同的。这些话语，没有人能够抓得住。　　这样的事件在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在告别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刻，在自杀的当时，只是人们不加理会就是了。已经说过的事情，先此发生本应发出警告的事情，人们都轻忽忘却无所知了。　　他们四个人一起卧倒在旧车站前面高速列车经过的铁轨上，两个人各自抱着一个孩子，等待火车急驰而过。断水人倒是没有什么可烦心的。　　对断水人的故事还要补充一下，即那个女人——有人说是落后的——对于那种断然处置，她还是有一点懂得的：这就是她绝不可能，同样过去也绝没有可能依靠什么人能把她以及她一家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她已经被所有的人，被整个社会抛弃了。留给她的只有一件事，死路一条。这一点她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知识，非常严重，非常深刻，她有这种认识。所以即使说这个女人愚昧落后，自杀以后，如果还有人谈到她，那就应该回顾一下人们所没有去做的事。　　在这里，不禁又想她来，无疑也是最后的一次了。我要说出她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　　事情已经了结了。　　在死前几个小时，夏天是那么炎热，一个小孩焦渴，要喝一点清新的凉水，那个落后愚昧的年轻母亲却等待时间到来，正在那里徘徊兜圈子，这一切留在头脑里是抹也抹不掉的。菲贡·乔治　　我的朋友乔治·菲贡三十五岁，这时他获得减刑释放。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他在监狱里度过十四年又七个月。在他的故事里总有点什么始终让我受不了，那就是他的结局，他的死。我这里是旧事重提，想讲讲这个人。当菲贡获释得到自由之后，曾经有几个星期是幸福的。突然一下，又出了问题。有一天，烦恼降到他头上，从此不论在哪里总是纠缠不去。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他死，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是让警察局把他处死的。菲贡是因为绝望才死的，他知道被捕坐牢这种事转移到监狱以外，释放对于他一无所用，也没有可能向没有进过监狱的人讲这种事，监狱，这种剥夺，就是这么一回事。菲贡从弗雷纳监狱出来，即陷入无法改变的孤独之中。我们听他谈，谈几个小时，几天几夜但是我们激动情绪一过，这个总在纠缠菲贡的故事也就从我们这里烟消云散，这种情况他并不是不知道。因为亲身经历其事的人与听他讲的人两者之间无疑必须有生活上的共同点才行，譬如工作，职业，道德，所从属的政治，等等。菲贡，他一直在写一本关于监狱的书，如果是那样，他的读者也必须是他认识的监狱里的犯人。监狱与自由生活之间尽管有关连，但没有共同点，相似性，甚至相去甚远。以至睡眠也各不相同，阅读也是相异的。如果说菲贡是幸福的，那是在他坐牢的时候，他在监狱里曾经担任图书管理人，筹划写一本关于牢房有如侵入私室进行盗窃的书。写这样一本书，在他看来就必须改变社会。菲贡失败了，因此只有死去。他的死是因为未能把他对监狱的认识传布给其他的人。菲贡把禁闭在监狱中的人日常生存状况作了极为精确的描写，凡他所住过的监狱全部组成人员中第一个人，从法官一直到检察官全部法国司法机构的Curriculum vitae①，他都了解。但无济于事，没有用。坏就坏在菲贡对有关事件的那种忠实的诚挚，菲贡的纯洁，那是无疑的。他深深陷入事实的真相、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他是被毁了。如果菲贡避去自身的经验，另行设计，特别是去掉个人色彩，也许他不会绝望致死。他应该运用手段，为了别人把自已经受到的一切加以改装。他每天过的自由生活反把他拖回到监狱的日常生活。他怕的是遗忘。毫无疑问，在监狱的现实中有那么一种类似接受考验加入教门和我们这些所谓"体面人士"所要求的考验的确完全不同的测定标准。有关细节我还想得起来。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也必须大吵大闹、威胁、耗费时间才能获得。三十年以来，监狱里始终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我相信只有香烟可以卖给犯人。仅此而已。　　①拉丁文，本文意为履历。　　写好上面的文字重读一遍，我还想再写几句。我说菲贡从来不曾感到幸福除非是在监狱里面——我还应该补上一句：取得自由以后他期待的仍然是监狱里的那种幸福。自由，他在弗雷纳监狱倒是体验到了。不在监狱要体验自由的幸福，幸福也就丧失不存在了。事情可能永远都是这样。瓦文萨的妻子　　我把新闻记者看作是话语手册，制造话语的工匠。新闻只有按照激情的方式发挥出来才说得上是文学。库尔诺的文章早已列入戏剧讨论方面最好的一本书。有时，在一份日报上，也会意外出现一篇文章，特别是在司法或社会新闻栏目上。有一位塞尔日·达内，也许在有关网球运动方面，他可说是一位作家。塞尔日·朱利也是一样，他的文章出手很快，的确是一位作家。还有安德列·方丹。　　有一次戈达尔在"七日谈"节目中发表谈话，说的是他对电视记者的想法。你还记得：那是关于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的事。瓦文萨的妻子代表她的丈夫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她的丈夫遭到波兰政府禁止不得前往；关于这件事戈达尔对新闻记者说："瓦文萨的妻子前去领奖，她当时处在画面的中心地位，你们，电视台记者，在他们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十分美貌的女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你们，你们却被隔开一个距离。但你们为什么被隔开一个距离呢？甚至你们也并不知道。我说：那也许恰恰是因为她非常美丽的缘故。"戈达尔还加上说："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体模型，也不是一个女明星，她们的职业才是让自己展览的。"　　戈达尔说了应该说的话。　　这位年轻的波兰妇女代表她的丈夫亲自去争取那样一份奖励，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事实上，那种事本来可以叫人厌烦死的。颁奖仪式全部过程。人们所能等待的是就近一睹这个女人的风采。这种事还不曾发生过。有关这一点，是十分奇怪的。似乎有某些镜头焦距、某几个角度在新闻报道中是被禁止的。似乎为了不要让新闻报道失效，倒霉，就只能从这么一个固定死的途径去搞；仅仅以表现瓦文萨的妻子出场为原则，不表现她的美。　　一项真实的信息本应该把这个女人展示出来，因为瓦文萨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瓦文萨所爱的女人，这是比瓦文萨还要多出一些的什么。他的女人，在那一天，那无异就是允许你上溯一切、追溯与她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事实全部的一份证书。好比一座森林，是不可能和一个从中穿行而过的人相分割开来的，也可能是在被杀死之前穿过森林的，又好比是一袭裙衣，一头长发，一封信，岩穴深处的一片印迹，电话网络中一次说话声。一项真实的信息，既是主观的，又是触摸得到的，是一个已确立的形象，写出的或口头的，又永远是间接。　　有时我还想到那种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尽管已经凋敝不堪，却也可说是很好的新闻事业，至少它改变了愚昧，它让人会怀疑对有关事件的那种说法。人们去看它，正是为了去纠正它。人们借此可以建立自己的主张。我讲到这件事说来真是可悲，在电视为攻击斯德哥尔摩和波兰那匹小马竟搞出如此恶劣手法。瓦文萨的女人啊。电视与死亡　　这是由米歇尔·富科的死引起的；米歇尔·富科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他在法国学院讲课的报道。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只有隐隐约约吵吵声。声音本来是存在的，但被记者的声音掩盖下去了，记者说那就是米歇尔·富科在法国学院讲课的声音。过不久，奥尔森·韦尔斯死去，照样再来一遍。人们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大声说你听到这听不清的离得很远的声音是刚刚去世的奥尔森·韦尔斯的说话声。这已经成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谈话的形象被记者的声音覆盖淹没，记者说人们听到的就是刚刚去世的某人某人的声音。这无疑是有关部门主管的一大发现，让记者与死者同时讲话，为继后播放节目省出一分钟的时间，节目也不一定是体育节目，而是其它不同于一般的、消遣性的、有趣的什么东西。　　在法国，我们简直无法与电视记者接近，无法对他们说：抢在面带戚容的微笑确定时刻前面以气象预告容光焕发满面微笑作为抵押来加以炫示，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做不不到的。人们只好另辟蹊径，如做出两种神态之间的某种神态，一种什么也不是的神态。设法让报道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也是做不到的，尽管上司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职责所在，无论如何都要求保持心情愉快。报告地震，黎巴嫩凶杀，著名人物死亡，大客车发生车祸，愉快心情也只好丢开不顾了，你呀，你居然还急于寻找喜剧性新闻呢，对于车祸的喜剧性报道，你自己就会笑破肚皮。要是这样，你可就完蛋了。你夜里休想睡得着。你说了什么，你自己明白。弄出彻头彻尾的滑稽电视新闻，你就会把情绪搞得一落千丈。　　除重大事件如名人死亡、诺贝尔奖颁奖、议会选举以外，在电视上一般也看不到什么。没有人想到电视上去讲话。讲话讲就是了。这就是说：不论什么事，譬如一条狗被压死，也会让人浮想联翩，创造性地移想于宇宙万物，人们有这种奇怪的灵智，而且普及面很大，这就是一条狗所能引出的效果。应当说，我们是顾客，电视机买主，纳税人，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电视上的失误和事故，于是政府人员和月薪上千万的记者跑出来讲话了。希拉克①在1984年书展开幕式上说他读诗是因为诗短小，对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十分适用，还有一个什么人宣称黑白电视在某一规定时间开播最好不过。我也曾在电视上听到说起《广岛之恋》②，阿·勒内和雅克莉娜·迪瓦尔的著名影片。我还听到谈及《英国情人》③，由著名女演员马德莱娜·巴罗尔主演。"这个羞怯的小姑娘不久前也去从事电视演出了。　　①巴黎的市长，曾任总理。　　②作者1960年发表的电影剧本。　　③作者1967年出版的小说，1968年出版的剧本。　　人们不停地听那些不扮演什么角色的人说出本色语言，听他们讨论时事，如果是这样，电视也许就让人无法接受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变通，稍稍拉开一点距离，总是本色，过分的逼真。你只有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当有些记者准确谈到我们所希望了解的1986年12月令人惊叹的大学生罢课前途将是如何，人们都在为记者捏一把汗。人们真想热烈地拥抱他们，给他们写信。他们的声援和学生罢课运动汇合成为一体了。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12月在法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像谈论罢课一样。这的确是某些日报的一个伟大节日，直到帕斯卡和宠特罗①放出他们的警犬。　　①官方警特人物。说来话巧　　我的母亲最怕公职人员，长官，财政局的人，衙门的门房，海关人员，所有叫你守法的人，她都怕。穷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痼疾总是让她不断地出差错。这种毛病我也未能完全摆脱。经过学校几次口试，我母亲那种害怕心理我倒是给剪除了。每次口试取得成功，克服贫穷家庭那种痼疾就向前推进一步。说来话巧。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歌唱家、演员不能不和观众融为一体。人家出钱，目的就是听你唱、听你讲，为了生活你必须"有"这些敌人。控制话语，鼓动剧场，一经做到，以后也就畅行无阻了。有人认为你有责任不要让跑来听你的人失望。不过，还不够，还要加上一点，必须把审判你的那个人干掉。绿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