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第一章葬礼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一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他们后面是五个王储，四十多个皇室贵胄，七个皇后——未亡人四，执政者三——以及为数不多的来自非帝制国家的特派大使。他们总共代表七十个国家。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前排居中一骑，是新登极的英王乔治五世，他左侧是康诺特公爵，故王唯一的在世兄弟，右面的一位人物，是《泰晤士报》认为“属于所有前来吊唁的外国人士中的翘楚”，是一位“甚至在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从没有失掉他在我们中间的声望”的人物，他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这位皇帝，骑着青灰马，穿着嫣红的英国陆军元帅服，手执元帅杖，在他举世闻名的翘胡子的脸上，显现着一种“严肃、甚至严酷”的神色。他百感丛生，心绪激动，思潮澎湃，波痕浪迹，在他的信中斑斑可见。在母后故居温莎堡的寓所度过一夜之后，他写信回去说：“这个地方，称它为家，这个皇室，以它为族，我引以为荣。”他悲喜交集：和英国亲戚在一起的这些黯然神伤的丧礼时日，使他不禁情意缠绵和怀旧思故；冠盖云集，惟他独尊，他又不禁倨傲自得，他舅父从欧洲舞台上消失殒没了，他更是感到个中的不尽滋味。他是前来埋葬他的心头祸患爱德华的；威廉认为爱德华是策划包围德国的元凶；爱德华，他的这位舅父，是他既不能吓倒，也无法感动的；他这位舅父的肥硕身躯，在德国和太阳之间投下了阴影。“他是个魔王，你们想象不到他是怎样的一个魔王！” 对爱德华的这个论断，是德皇1907年在柏林招待三百名宾客的午宴上宣布的，是爱德华怀着昭然若揭的包围德国的恶毒阴谋的一次大陆之行惹起的。爱德华在巴黎花了一周时间，从事煽动挑拨，并且莫名其妙地访问了同他侄女结婚不久的西班牙国王；最后还访问了意大利国王，显然是想诱使他脱离跟德、奥的三国同盟。而这位德皇在欧洲是个信口开河的人，他登基以来的二十年间，每过一段时候总要发表一通议论，叫那些外交家们极度神经衰弱；这次，他越说越激动，收尾时又疯狂地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 所幸，主张包围他的这个人现在溘然长逝了，而接位的乔治，按德皇在葬礼前几天对西奥多·罗斯福的说法，则是“一个听话的小伙子”（四十五岁，比德皇小六岁）。“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他恨所有的外国人，不过这在我倒并不介意，只要他对德国人不比对其他外国人更恨些就行。”威廉正踌躇满志地同乔治并骑而行，经过他任名誉上校团长的皇家第一重骑兵团的时候向团旗行着军礼。有一次，他曾分送穿着重骑兵军服的本人照片，在他的签名上面写了一句诡秘莫测的话：“吾守吾时。”今天，他的时机到来了；他成了欧洲的至尊。 策马跟在他后面的是寡后亚历山德拉的两个兄弟，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和希腊国王乔治；她的侄儿挪威国王哈康；以及三位后来逊位的国王：西班牙的阿方索，葡萄牙的曼努埃尔和缠着穆斯林丝头巾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费迪南德此人，自称沙皇，并且在箱子里藏着从戏装商人那里弄来的拜占庭大帝的全副王权标帜，以备有朝一日把拜占庭的版图重集在他御杖之下的时候穿戴。这就使得和他同为九五之尊的其他君主不免耿耿于怀。 给那些为《泰晤士报》称做“御辔执鞭，英姿飒爽的王孙公子”弄得眼花缭乱的观众，很少有人注意第九位国王，而他却是他们中间后来立下丰功伟绩，不失为顶天立地大丈夫的唯一王孙。虽然他极其魁伟轩昂，并且擅于骑术，但是这位并不喜爱这种皇家礼仪浮华排场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在这行列里，总是显得局促不安和心不在焉。这时候，他才三十五岁，登基仅一年。日后，他的容貌成了英雄主义和悲剧的象征而闻名于世，可仍然还是那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似若另有所思。 阿尔贝右侧一骑，是老奥皇弗朗茨·尤素福的继承人，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德。他高大肥硕，身着紧身胸衣，头盔上绿色羽翎招展，是未来悲剧的根源。阿尔贝左侧是个永远登不上王位的另一个王裔，尤素福王子，土耳其苏丹的继承人。继帝王之后是皇室贵胄：日本天皇的兄弟伏见亲王；俄国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意大利国王的兄弟，穿着天蓝衣着、戴着翠绿羽翎头盔的奥斯塔公爵；瑞典国王的兄弟卡尔亲王；荷兰女皇的丈夫亨利亲王；再就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的王储们。最后一名是达尼洛亲王，“一个和蔼可亲，俊秀非凡，举止悦人的翩翩公子”，他不是徒有“风流寡妇情侣”之名，而是确肖其人。瞧他上一夜到达时伴同他一齐来的竟是一个“姿色倾城、艳丽妩媚的妙龄淑女”，他向人介绍说是他夫人的一个侍女，到伦敦来采购一些东西的。英国官吏给弄得无不为之目瞪口呆。 再后面是一队德国的小皇族：梅克伦堡-什未林、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瓦尔德克-皮尔蒙特的大公们，科堡、萨克斯-科堡和萨克斯-科堡哥达的大公们，萨克森、黑森、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的大公们。最后的这位大公，鲁普雷希特王储，不久就将率领一支德军转战沙场。此外有暹罗的一个亲王，波斯的一个亲王，前法国奥尔良皇族的五个亲王，戴着金流苏土耳其帽的埃及总督的兄弟，穿着浅蓝绣花长袍，其古老王朝只剩两年寿命的中国载涛亲王。还有代表德国海军总司令的德皇兄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在这绚丽壮观的行列中有三个穿着便装的人士：瑞士的加斯东-卡兰先生，法国外交部长皮雄先生和美国的特使、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爱德华，这个各国首脑盛况空前地为之云集的人物，素有“欧洲之伯”的尊称。从欧洲统治家族这方面来说，这个头衔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他不仅是德皇威廉的舅父，而且由于其妻的姊妹俄国玛丽皇太后的关系，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姨父。他的侄女阿利克斯是沙皇的皇后；他女儿莫德是挪威的王后；另一个侄女埃纳是西班牙的王后；第三个侄女玛丽，也即将成为罗马尼亚的王后。他妻后的王族，除据有丹麦王位外，还为俄国生养了沙皇，为希腊和挪威提供了国王。其他的亲戚，维多利亚女王子女九人各支的后裔，则充斥欧洲宫廷。 他驾崩后，前来哀悼吊唁的，势如潮涌，非始料所及。这不仅出于家族之情，也不在于他的突然逝世，噩耗顿传——公众知道他只病了一天，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事实上，这是对爱德华雄才大略的悼念。（他是一个善于结交的国王。）他纵横捭阖，对国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位短短九年期间，英国的“光荣孤立”，在压力之下业已放弃，让位于同两个宿敌法国和俄国以及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强国日本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和友好关系；虽然英国不喜欢对事情过于肯定，同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结盟，但结果是均势为之改变，波及整个世界，且影响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爱德华既不创立也不左右英国的政策，但政策之得以改变，他个人的外交手腕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童年被带往法国访问时，曾对拿破仑三世说：“您有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愿做您的儿子。”他的偏爱法国事物，同他母后的偏爱德国事物显然是志趣异殊，但也可能是对她的分庭抗礼。他的这种偏爱，历久不变，在他母后崩殂后且付诸行动。德国1900年的海军计划，对英国包藏挑衅之心，英国日益惴惴不安，于是决心弥合跟法国的旧隙，这时候，爱德华的所谓“有魔力的国王”的才能，为此铺平了道路。1903年，他不顾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将会遭到冷遇的忠告，径往巴黎。到达时，群众面带愠色，默不作声，有人还奚落性地叫喊了几声“布尔人万岁！”和“法绍达[注：法绍达（Fashoda），苏丹地名，位于白尼罗河左岸，现名科多克（Kodok），1898年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此引起冲突事件。——译者]万岁！”但这位国王毫不介意。忧心忡忡的副官嘟囔地说：“法国人不喜欢我们。”他回答说：“凭什么他们该喜欢我们？”他继续从马车上向群众点头微笑。 他抛头露面四天。在万森检阅了军队，在隆尚观看了赛马，参加了歌剧院的特别演出盛会，出席了爱丽舍宫的国宴和外交部的午餐会。他在剧院幕间休息时间同观众打成一片，并在休息室里向一个著名的女演员用法语表示祝贺，大献殷勤，使冷漠的气氛化为笑脸相迎。他所到之处都发表演说，讲得谦和有礼，机智圆通。他谈论着对法国人，对他们的“光荣传统”，对他们的“美丽城市”的情谊和仰慕。他表白说“很多愉快的记忆加深了”他对这些方面的眷恋之情，而他对这次访问的“由衷喜悦”，他对旧嫌的“欣然冰释，不复介怀”，对法英的彼此繁荣、唇齿相依的深信不疑，以及对两国的友好在他的心目中“常居首要地位”的信心，也无不增强了他的这种眷恋之情。他离开巴黎时，群众山呼“吾王万岁！”了。一个比利时外交官报告说：“这个国家所出现的这种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少见的。他赢得了所有法国人的心。”德国大使认为英王的访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认为英法的言归于好是出于一种“对德国的普遍反感”。不出一年，经过排难解纷的大臣、部长们艰苦努力，重新和好终于变成了英法协约，1904年4月签了字。 倘不是德国领导人怀疑英国动机不正，先于1899年，继之又于1901年断然拒绝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建议，德国本也可以跟英国缔结一份协约的。至于他们怀疑英国究竟居心何在，这不论是幕后操纵德国对外事务的影子人物霍尔施泰因，或是风度翩翩、博学宏通的首相比洛亲王，或是德皇本人，都头绪不清；但是，他们都肯定其中必有奸诈。德皇又总是希望在既能到手而看来又似无心于此的情况下同英国达成协议。一次，在参加维多利亚女王葬礼时，在英国环境和家族情谊的感召之下，他曾情不自禁地向爱德华倾吐了他的这种心愿。“没有我们的首肯，在欧洲一只耗子也不能乱动一下”，他就是这样设想英德同盟的。可是，英国人一表示有意的时候，他和大臣们又立即改变主意，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担心在会议桌上为人所乘，宁愿干脆避而远之，而凭借日益强大的海军来吓唬英国人就范。 俾斯麦曾告诫德国要以陆上力量为满足，但是他的那些继承人，不论就他们个人而言，或是就整体而言，都不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俾斯麦所追求的目标，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而他们则海阔天空到处伸手，究竟想要什么又无定见。霍尔施泰因是个马基雅弗里式[注：马基雅弗里（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弗里式是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译者]的人物，没有一定的政策，赖以行事的唯一原则是怀疑一切。比洛则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他非常油滑，他的同僚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曾为他哀叹，说泥鳅比起他来还不过是只水蛭。而锋芒毕露、反复无常、一贯见异思迁的德皇，则是一时一个目标，玩弄外交手腕，犹如搞永恒运动的练习。 他们谁都不信英国会和法国和解，所有有关的警告，霍尔施泰因全都置之不理，斥之为“幼稚”，甚至对于他派驻伦敦的使节埃克哈德施泰因男爵明确不过的警告也是如此。1902年，在马尔巴勒大厦的一次宴会上，埃克哈德施泰因曾注意到法国大使保罗·康邦和约瑟夫·张伯伦消失在弹子房里，他们在里面兴致勃勃地交谈了二十八分钟之久。他所能偶然听到的只是“埃及”和“摩洛哥”这几个字（这位男爵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弹子房的门是开着的，还是他从钥匙孔里窃听到的）。后来，他奉召去英王书斋，爱德华敬他一支1888年的厄普曼雪茄，告诉他英国即将同法国达成一项解决所有殖民地争端的办法。 协约成了事实，威廉怒不可遏。这里面，使他更为肝胆俱裂的是爱德华在巴黎的胜利的旧痛。这位向以出行频繁著称的“旅游皇帝”，对仪式隆重地进入外国首都，常甘之如饴，可是他最向往的巴黎却可望而不可即。他走遍各地，甚至去过耶路撒冷，在那里，为了让他骑马入城，曾不得不砍削雅法城门；然而巴黎，这个无美不备，无不令人神往，柏林无一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中心，他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想受到巴黎人的欢呼，他想获得法国荣誉勋章，他曾两次让法国知道陛下的这个心愿，但邀请从不见来。他可以到阿尔萨斯发表演说，颂扬1870年的胜利；他可以率领游行队伍穿过洛林的梅斯；可是这位德皇活了八十二岁，至死也没有看到巴黎，这也许是帝王命运中最为辛酸的一个史话。 对于立国较久的国家怀有嫉妒，这种心情咬啮着他。他向西奥多·罗斯福埋怨英国的达官显贵，说他们访问欧陆时从不光临柏林，而老是前往巴黎。他感到不为人所赏识。“我在位多少年以来，”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的同僚们，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要不了多天，有我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这样的情绪，遍及他整个民族。他们同他们的皇上一样，全都迫切需要得到器重。他们血气方刚，野心勃勃，他们意识到实力的强大，他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注：特赖奇克（HeinrichGotthardVonTreitschke，1834-1896年），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学派著名成员之一。曾任柏林大学等校教授。1886年起成为普鲁士史官。反对社会主义，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力主对外扩张。著有《十九世纪德国史》等。——译者]之道哺育起来的。因而，他们认为理应称王称霸，他们感到为人所负，世界没有承认他们为盟主。军国主义的发言人弗里德里希·冯·贝恩哈迪写道：“我们必须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这是它们应得的……可是迄今未给它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直言不讳，只容许采用一种办法；从德皇以次的一些小贝恩哈迪们，于是力图使用威胁和显示力量的办法来取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尊敬。他们挥着“包着铁甲的拳头”，要求获得“日光下的地盘”，他们歌颂“热血和钢铁”和“闪闪发光的甲胄”，宣扬刀剑的功德。罗斯福先生当时关于跟邻国相处的格言已被条顿化为“提高嗓门，挥舞大枪”。当德国人挥舞大枪，当德皇吩咐军队为义和团之乱开往中国象匈奴王阿提拉那样行事（把匈奴人作为德国人的榜样是他自己选择的），当泛德意志同盟和海军联盟纷纷建立，集会要求别国承认它们扩张的“合法目的”时，别的国家便以结盟相报了；而当这些国家结成同盟的时候，德国于是嚎叫这是包围！全德国被包围啦这句副歌给咬牙切齿地唱了整整十年。 爱德华的出国访问照常行事，去罗马，去维也纳，去里斯本，去马德里，且不仅限于拜访王室。他每年都去马里安温泉疗养，并在那里同“法国之虎”[注：指外号“老虎”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译者]交谈，互抒己见。此人与他同庚，在他在位期间任总理四年。爱德华生平有两个癖好，一尚衣着得体，一爱与异端为伍。但他不计较前一个癖好而敬仰克列孟梭先生。这位“老虎”跟拿破仑所见略同，认为普鲁士是“炮弹里孵出来的”，并且看到这个炮弹正迎面飞来。“德国贪求权力……已把消灭法国作为定策”是他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笼罩下，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他对爱德华说，有朝一日法国需要帮助的时候，靠英国的海上力量是不够的，他提请爱德华注意，拿破仑是在滑铁卢被打败的，而不是在特腊法尔加尔角受挫的。 1908年，爱德华乘御用游艇去雷维尔[注：雷维尔（Reval），现名塔林，为苏联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译者]作国事访问，会见沙皇，英国臣民不以为然。英国的帝国派认为俄国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宿敌，新近又是虎视印度的觊觎者；而在自由党和工党看来，俄国是鞭笞苛刑，屠杀犹太人和1905年大批残杀革命党人之乡。至于沙皇，按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说法，则是个“卑贱的杀人犯”。这种厌恶是相互的。俄国人痛恶英国同日本结盟，憎恨它是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历史性的觊觎不能得逞的强国。尼古拉二世一次曾把他最乐道的两个偏见并为简单的一句话：“英国人是犹太人。” 但是，旧的敌对情绪毕竟没有新的压力那么强烈。同时法国人也殷切希望他们的两个盟国能言归于好，就在法国的敦促下，1907年缔结了英俄协定。爱德华认为，为了去除可能还萦回脑际的疑念，进行王室的个人友好接触事属必要，于是登舟前往雷维尔。他同俄国外交大臣伊斯伏尔斯基进行了长谈，同沙皇皇后在《风流寡妇》的舞曲旋律中跳起了华尔兹舞，收效之大，居然使她嫣然一笑。自这位郁郁寡欢的妇人戴上罗曼诺夫王朝的王冠以来，完成这一丰功伟绩的，他还是第一人。这个成就，看起来可能是不足道的，其实不然。沙皇治理俄国，虽很难说是名实相符，但他毕竟一面统治国家，俨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一面却被治于人，受制于他那才识浅薄但意志坚强的老婆。她美丽，她歇斯底里，她病态性地多疑，她憎恶每个人，只有直系亲属和一群癫狂怪诞的江湖骗子除外，这些骗子抚慰着她绝望的心灵。而这位沙皇既天禀不厚，又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德皇看来，他“只配住在乡下草房里种种萝卜”。 德皇认为这位沙皇属于他的影响范围，企图施用妙计，诱使他脱离与法国的同盟。这个同盟原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的。威廉把俾斯麦的准则“与俄国为友”以及贯彻这个准则的再保证条约，连同俾斯麦一并抛到九霄云外，铸成了他在位期间第一个也是最糟糕的一个大错。昔日的那个魁伟而严峻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立即改弦易辙，于1892年同共和政体的法国结成了同盟，甚至不惜对《马赛曲》肃立致敬。而且，他很瞧不起威廉，认为他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同他谈话时也总是把脸别向一旁。自尼古拉登基以来，威廉一直想设法弥补他所铸成的大错，他给这位年轻的沙皇（用英文）写了许多长信，有忠告，有闲谈，有政治性的长篇大论，称他为“最亲爱的尼克”，自己则署名“你亲爱的朋友威利”。他对沙皇说，一个玷污着几个君主鲜血的漠视宗教的共和国不适合做他的伙伴。“尼克，请您相信我，上帝的诅咒已叫那个民族万世遭劫。”威利还对他说，您尼克的真正的利害关系在于缔结三皇同盟，即俄、奥、德三国皇帝的同盟。老沙皇冷淡轻蔑的态度他记忆犹新，然而，他不得不屈尊俯就地关怀老沙皇的儿子。他会拍拍尼古拉的肩膀对他说：“我对您的忠告是多发表演说，多举行阅兵，多多演说，多多阅兵。”他表示愿意派遣德国军队去保护他，防范乱臣贼子。可是他的这个建议却激怒了沙皇皇后。她憎恨威廉，每互访一次，她就恨他三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皇没有得逞，没有能使俄国断绝同法国的关系。他于是拟了一个巧妙的条约，约定俄德双方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有义务相互支持。这项条约在沙皇签字以后要通知法国，并邀请法国参加。德皇是在俄国同日本作战惨败（他曾竭力怂恿俄国与日本开战），继而革命兴起，沙皇政权处于最低潮之时，邀请尼古拉在芬兰湾的布页科，在没有大臣们随从下进行秘密会谈的。德皇非常清楚，俄国不可能接受他的条约而不背盟失信于法国；但是，他认为，只消双方君主签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尼古拉签了字。 威廉欣喜若狂。他弥补了致命的失检错误，使德国的后门安全牢靠了，包围圈打破了。他写信给比洛说，“我热泪盈眶”，他深信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临终时犹嘀咕着两线作战问题）正在从天国注视着他。他认为他的这份条约是德国外交上的一个杰作。要不是存在权限问题的缺陷，这倒确实是或者本可以成为一个杰作的。沙皇将条约带回俄国，大臣们一看之下惊恐万状，向他剖析指出，在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事中承担参加德方的义务，那他就抛弃了与法国的同盟，这个细节，“无疑是在威廉皇帝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情形下，逃过了陛下的注意”。于是这份布页科条约只不过昙花一现，就寿终正寝了。 现在是爱德华到雷维尔来同沙皇亲切交谈了。关于他们会晤的情况，德国大使报称爱德华真正有心和平。德皇阅后，不禁怒气冲冲地在页边挥笔批道：“这是谎言，他要的是战争。但是我得发动战争，好让他不致沾有臭名。” 这一年终了时，德皇发表了他生平最具有爆炸性的、最为失检的谈话。他接见了《每日电讯报》记者，谈了他当时对于谁将同谁打仗的见解。这一次可不仅使得他的一些邻国神经紧张，而且也弄得国人坐立不安。公众的非难直言不讳，以致德皇卧床不起，一病三个星期，而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也比较寡言慎行了。 此后没有爆发什么新的惊人事件。那十年中的最后两年是最太平的两年。欧洲享受着午后的悠闲，富足安乐。1910年是平静的，繁荣的。摩洛哥的第二轮危机和巴尔干战争还没有到来。诺曼·安吉尔[注：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1874-1967年），英国人，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曾任伦敦《每日邮报》巴黎版总经理（1905-1914年），《外交问题》编辑（1928-1931年），工党议员（1929-1931年），1934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的一本新著《大幻想》刚刚出版，它力图证明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证和颠扑不破的立论，说明在当时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胜者和败者同样遭殃，所以，战争已成为无利可图；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竟会愚蠢到乃至发动一场战争。这本书经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一些大学，忠实信徒组织了四十多个研究小组，致力宣传该书的教义。安吉尔的一位最热忱的门徒是伊谢尔子爵，一个对军事政策颇具影响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顾问，陆军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受命对布尔战争中作战受挫后的英国陆军进行改造。这位勋爵在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大幻想》，他在那里阐明如何“新的经济因素一清二楚地证明侵略战争是荒唐愚蠢的”。他说，一场二十世纪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当使“商业遭劫，财政崩溃，人民遭殃”。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将“包含着克制力量”，使战争毫无可能。他在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任主席的三军俱乐部里，向听讲的军官们说，由于各国利害关系的相互交织，战争“已成为日益困难和不可能的了”。 至于德国，伊谢尔勋爵很有把握地说，“是和大不列颠同样善于接受诺曼·安吉尔的学说的”。他曾奉赠给德皇和王储几本《大幻想》。这或者是他设法给他们的，但不论怎样，他们对学说的接受程度如何，则无报道。也没有证据可资说明他也曾赠送冯·贝恩哈迪将军一本。这位将军在1910年正埋首写作《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该书于第二年出版，和安吉尔的书具有同样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出自相反的观点。《发动战争的权利》、《发动战争的义务》和《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这三章的标题概括了全书的论点。 贝恩哈迪，1870年是个年方二十一岁的骑兵军官，是德军进入巴黎时第一个乘骑突入凯旋门的德国人。自此以后，军旗和荣誉，已不再象他在另一章《德国的历史使命》中所运用的有关战争的理论、哲学和科学那样使他感兴趣了。他曾任总参谋部军事史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苦思苦干的组织中的智囊之一，是一部关于骑兵的经典著作的作者。而后，他集毕生精力从事研究克劳塞维茨、特赖奇克和达尔文，并将研究所得倾注到后来使他的名字等同战神的这本书里。 他说，战争“是生物的需要”；战争是“自然界一切法则所依存的自然法则亦即生存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他说，各个国家，不是发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德国必须选择，“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在各国之中，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是，它却“被挤压在狭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内”。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权力，没有一个扩大的势力范围，没有新的领土，它就不可能达到它的“伟大的道义目的”。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同我们的重要性相称的”，“是我们有权要求的”，是一种“政治需要”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他宣称，“凡我们现在所希望达到的，均必须力争”，他自己把“力争”两字写成斜体字，由此，他驰笔归结：“征服遂成为一条需要的法则。” 既证明了“需要”（这是德国军事思想家爱用的词儿），贝恩哈迪便进而谈论手段问题。发动战争的义务一经确认下来，使战争胜利这第二项义务便随之而来了。而要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必须在它自己选择的“最有利时刻”发动战争；它有“公认的权利……掌握发挥这种主动性的可贵特权”。进攻战于是成了另一个“需要”，再一个结论也就免不了是：“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德皇对于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还有所顾忌，贝恩哈迪则毫无此感，并且在这一枪将打向何处的问题上，也毫不闪烁其辞。他写道，以为德、法总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问题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它“必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爱德华国王未能看到贝恩哈迪的这本书就逝世了。1910年1月，在前往马里安温泉和比阿里茨以前，他向德皇致以一年一度的生日祝贺，并送了他一根手杖作为贺仪。几个月后他逝世了。 伊斯伏尔斯基得此噩耗，便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这可说得过分了些。对于形成新的联盟格局，爱德华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建筑师。在法国，据《费加罗报》的报道，英王逝世引起了“深切的哀痛”和“真心的惶恐不安”。该报说，巴黎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象伦敦一样感到深切悲痛。和平大街的灯柱和店家的橱窗，同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样披着黑纱；马车夫在鞭子上都系着黑绉纱蝴蝶结；甚至在外省城镇，也象悼念法国的伟大公民逝世一样，可以看到挂着黑纱的英国故王像片。在东京，不忘英日同盟之功，家家户户挂着两国国旗和在旗杆上缠着黑纱。在德国，不论感情如何，是按常规办事的。陆、海军全体军官奉命服丧八天！在领海内的舰队鸣炮致哀并下半旗，帝国国会全体肃立谛听议长宣读唁电，德皇亲自去英国大使馆吊唁，拜会了大使，历时一小时又半。 在伦敦，王室在英王逝世后的整个一周里都忙着在维多利亚车站迎接前来的王公贵族。德皇是乘坐“霍亨索伦”号游艇，在四艘英国驱逐舰护送下前来的。他将船停舶在泰晤士河口，到伦敦的最后一段路程改乘了火车，同一般的王公贵族一样来到维多利亚车站。月台上铺着紫红地毯，在停放他乘坐的马车的地方还放着紫红地毯覆盖的踏脚。钟报正午，火车入站，德皇为人熟悉的身躯走下车来，受到他表弟乔治国王的欢迎，他吻了乔治的双颊。午饭后，他们一齐来到停放爱德华遗体供人瞻仰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上一夜的雷暴雨和整个早晨的倾盆大雨，没有阻碍得了爱德华的子民们成群结队肃穆耐心地等待着穿过大厅。这一天是5月19日，星期四，队伍绵延，长达五英里。这一天，地球将合该通过哈雷彗星的尾部。彗星的出现，总叫人想起历来是灾难的预兆——不是曾预兆过诺曼底人的征服吗——并使报界感慨系之，文艺栏的编辑们刊印了《儒略·恺撒》中的诗句：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主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宽敞的大厅里，停放着灵床，一片庄严肃穆。灵床周围摆着王冠、王徽、御杖。灵床四角由四个军官守护着，他们来自帝国不同的团队，按传统致哀仪态站在那里，低着头，戴着白手套，两手相交按在剑柄上。德皇以同是帝王的切身兴趣注意着帝王殡殓的全部礼仪。他印象深刻，多少年后，对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中世纪情景”的场面，犹能一一道其细节。他看到狭长的哥特式的窗户透进来的一道道阳光使王冠上的珠宝光芒四射；他观察着灵床四角警卫的换班情况，四个新警卫举着剑正步走来，到达岗位的时候将剑头掉转向下，下班的警卫则缓慢而又悄悄地从隐在暗处看不见的出口处消失了。他将紫白两色的花圈放在灵柩上，随即同乔治国王跪下默默祈祷。他站起身来，紧紧抓住这位表弟的手，有力地、深表同情地握着。这个姿态，得到广泛的报道，博得了很好的评价。 他在公开场合，举止得体，无懈可击；但在私下，见到玩弄新阴谋有机可乘时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当英王在白金汉宫设宴招待前来吊唁的七十位王公贵族和特使时，他在宴会上老是缠着法国的皮雄先生谈个不休，并向他提出一旦德国在一场冲突中处于同英国对立的地位，法国就该支持德国。鉴于当时的场合和地点，这位皇上新发作的这次心血来潮，引起了和以往同样无谓的纷扰。前此，英国那位忧心忡忡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曾一度深有感触、若有所思地说过：“别的君主们要安静得多。”德皇后来矢口否认，说他根本没有讲过这类话。他声称只谈了摩洛哥问题和“其他一些政治问题”。皮雄先生也只好小心策略些，说德皇当时的言语是“友善的、温和的”。 第二天上午，威廉在置身送葬行列不能开口的当儿，他的举止堪为楷模。他紧勒缰绳，走在乔治国王一肩之后。他在这次葬礼的专访记者柯南·道尔眼中，显得“如此崇高，要是英国今天再不把他搂回自己的怀抱，就不免有损于它固有的仁慈之心”。送葬队伍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厅，他第一个跳下马来，在亚历山德拉王后的马车走近的时刻，“他奔向车门，敏捷非常，赶在王室侍从前面到了”，不过看到王后正准备从另一边下车。威廉又矫捷如燕，转奔过去，仍然赶在侍从前面第一个到达车门，伸手把这位寡后搀扶下来。他吻着她，充满着外甥痛伤舅父的悲痛激情。幸好乔治国王这时赶来为他母后解围，亲自护送了她。她之嫌恶德皇，既出于对他本人的憎恨，也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德国夺取丹麦那些公爵领地的时候，德皇虽年仅八岁，但她从没有饶恕过他和他的国家。当她的儿子1890年访问柏林被授予普鲁士团队名誉上校团长的时候，她写信给他说：“这样吾儿乔治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穿着令人作呕的蓝军服，戴着尖顶头盔的德国兵了！！！唉！我从没有想到我活着的时候竟看到这个！但是，不要介意，……这是你的不幸，而不是你的过错。” 鼓声低沉，笛声泣诉，灵柩裹着王旗，由二十名身穿蓝衫、头戴草帽的水兵抬出大厅。阳光下突然闪烁着一片剑光，骑兵在立正致敬。四声刺耳的哨音信号一发，水兵将灵柩抬上紫、红、白间饰的炮车。两面是密层层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阻拦人群的近卫军警戒线，纹丝不动。送葬的行列就在这两堵红墙似的警戒线之间徐徐前移。伦敦从没有这样倾城倾巷，从没有这样万籁俱寂。灵车由英国骑炮兵队曳着，伴随灵车和在车后走着的是已故陛下的六十三名侍从副官，不是陆军上校就是海军上尉，并且全部都是贵族，其中有五个公爵，四个侯爵，十三个伯爵。英国的三个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罗伯茨勋爵和伊夫林·伍德爵士并骑前行。他们后面是六个海军元帅，再后是独自一人行走着的约翰·费希尔爵士，前任第一海务大臣，爱德华的挚友，此人不仅脾气急躁，性情怪僻，而且有着一副非英国人所有的那种官气十足而古怪的面孔。来自各方面的著名部队的特遣队，云集一起，有科尔斯特里姆军、戈登高地军、近卫骑兵和一般骑兵、近卫骑兵第三团、枪骑兵和皇家火枪兵，有德国、俄国、奥国显赫的轻骑兵和重骑兵，以及爱德华曾任名誉官长的其他国家的骑兵部队，还有德国海军的将军们——这个军事场面，在一些不以为然的观众看来，对于一个有“和平缔造者”之称的人的葬礼来说，未免过于庞大了。 故王的坐骑，由两个马夫牵着，鞍在人不在，马镫上马靴倒置；故王的鬃毛猎犬踯躅在后面，更增添了睹物思人的伤感。后面走来的是英国的盛大队伍：穿着中世纪纹章战袍的传令官们，银杖侍从，白官仗侍从队，王室侍从武官，苏格兰弓箭卫队，假发黑袍的法官们，深红法衣的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紫色长袍的主教们，黑丝绒礼帽和伊丽莎白式饰边衣领的王室卫队，一队随行的号手。接着就是帝王的队伍。他们后面是一辆玻璃车厢的马车，载着新寡的王后和她的姊妹俄国皇太后，再后是十二辆马车，载着各国的王后、贵妇以及东方各国的王公显贵。 沿着白厅、林荫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海德公园一直到帕丁顿火车站——遗体要从那里用车送往温莎去安葬——长长的出殡队伍缓缓而行。皇家近卫骑兵队的乐队奏着《扫罗王》清唱剧中的送葬曲。人们缓缓而行，在哀乐声中感到曲终永诀的时候了。葬礼之后，伊谢尔勋爵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烟消云散，前所未有，所有指示我们生活航向的老航标看来都被席卷而去了。”计划第二章“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 1891年至1906年期间的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跟所有的德国军官一样，是深受克劳塞维茨“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这一训示熏陶的。但这句名言令人扫兴。它指引的那条路，由于比利时的中立，是条涉足不得的禁途。何况比利时的中立，又是德国同另外四个欧洲大国所永远保证的。既深信战争必不可免，又认为在可以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德国必须参战，史里芬于是决心不容这个比利时的难题成为德国的路障。普鲁士的军官有两类，一是颈粗如牛，一是腰细若蜂，他属于后者。戴着单片眼镜，老态龙钟，冷漠难近。他专心致志于职务，唯工作之需要是想，甚至在东普鲁士一次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旭日东升，朝阳下普雷格尔河波光闪耀，景色绚丽，一个副官指给他看的时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说：“一个不足道的障碍。”比利时的中立，他认定，也是这么一回事。 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比利时，是英国的产物，或者可说是它那个雄才大略的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一手创建的。比利时的海岸是英国的边境；在比利时平原上，威灵顿[注：威灵顿（ArthurWellesleyWellington，1769-1852），英国统帅和政治家。在1815年滑铁卢会战中曾同普鲁士的布留赫尔一起击败拿破仑。——译者]曾挫败自有无敌舰队以来对英国的最大威胁。嗣后，英国便决心把这块敞开无阻、容易跨越的弹丸之地变成一个中立地带，并且根据维也纳会议解决拿破仑战后问题的决定，征得其他列强的同意，将比利时划归了尼德兰王国。比利时人，满腔愤怒，反对跟一个新教统治的国家合并，群情激昂，充满着炽烈的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狂热，在1830年初起而反抗，并就此引起一场国际争夺。荷兰人力争保持他们的属地；法国人急于重新吞并他们一度统治过的地方，也插手进来；至于俄、普、奥这些一心想把欧洲始终置于维也纳会议钳制下的君主国家，则是磨刀霍霍，准备哪里有反抗迹象初露就杀向哪里。 巴麦尊勋爵运筹帷幄，智胜了各国。他懂得，一块属地总是这个、那个邻国垂涎的目标；他懂得，只有成为一个坚决维护其完整的独立国家，才能生存，才能成为一个安全地区。经过九年刚柔相济和矢志目标的努力，以及必要时的不惜动用海军，他终于摆布了逐鹿比利时的各国，并弄到一份国际条约，保证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和永远中立的国家”。这项条约由英、法、俄、普、奥五国于1839年签了字。 1892年，法俄结成军事同盟。此后的局面显然将是上述五国中的四个国家自然而然地以两对两的形式参加史里芬为之策划的战争。欧洲成了好似游戏棒那样叠得盘根错节的一堆乱箭，抽动一根就不能不牵动其余。根据德奥同盟条约的条款，在奥俄的任何冲突中，德国负有支持奥国的义务；按照法俄同盟条约的条款，任何一方卷入对德“防御战争”时，双方均有义务对德采取行动。这些规定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在它从事的任何战争中不得不同法俄两面作战。 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并无定准。它可能保持中立；如果事出有因，它也可能参与对德作战。比利时有可能成为事因，已不是什么秘密。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国还是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以俾斯麦一得到英国的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时的不可侵犯。格莱斯顿曾从交战国双方争取到一项条约，规定倘交战国任何一方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就将与另一方合作，及至协同保卫比利时，不过，将不参与全面作战。这条格莱斯顿公式最后拖的一句尾巴虽不无不切实际之处，但德国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制定这个公式的动机，在1914年较之在1870年更不那么起作用。然而史里芬却作出决定，一旦发生战争，将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他的理由是“军事需要”。他写道，在两面作战的战争中，“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史里芬在1906年即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计划中，分配八分之七的兵力以六周时间击溃法国，而以八分之一兵力守卫东部国境抗击俄国，直至大部分军队可以调过来迎击这个居于第二位的敌人。他之选择法国作为打击的第一个敌人，是由于俄国有广无穷尽的回旋余地，只要不断后撤，让德国人象拿破仑那样陷入一个漫无止境的战役，就可使德国的速战速决之计不能得逞。何况法国近在咫尺，动员起来又较为迅速。德国和法国都只需两周时间就可动员完毕，在第十五天就可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俄国，按德国的算术，它四面八方相距甚远，军队众多，铁道窳陋，得要六周时间才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到那时法国大概已被打败了。 让东普鲁士这个容克地主邦国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老家只用九个师来守卫，是个难于承受的风险。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宁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赖以取胜之兵。”所以，没有什么能象这位伟大的、已经物故的将军的箴言能如此宽慰军心。只有在西线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国迅速完蛋。按史里芬的意见，只有采用包抄战略，利用比利时作为过道，德国才能攻略法国。他的论证，从纯军事观点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德国准备用以进攻法国的军队达一百五十万之众，六倍于1870年，在行动上需要回旋余地。1870年以后法国沿阿尔萨斯和洛林边境构筑的要塞，使德国无法越过共同边境作正面进攻。只要法军通向后方的道路畅通无阻，长期围攻就提供不了将敌人迅速网入歼灭战的战机。只有采用包抄战略，才能从背面袭取法军，一举歼灭。可是法国防线不论哪端都是中立国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时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绕到法军背后，又要不出法国国境，这对为数巨大的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回旋之地。德国人在1870年确曾绕到法军背后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当时双方军队都为数很少，而今则是调动一支成百万的军队包抄另一支成百万的军队的战争。地盘、公路和铁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兰德平原则无一不备。比利时既有史里芬克敌制胜方案（翼侧包抄运动）的回旋余地，也是一条规避他视为自取灭亡方案（正面进攻）的途径。 德国军事思想的先知克劳塞维茨曾规定，以“决战”迅速取胜是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均属次要，尽快早日决战定局事属至要。时间重于一切，拖延战争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劳塞维茨的谴责。“逐步削弱”敌人和消耗战，他都畏如地狱。这是他在滑铁卢之战那个十年里的论述，其著作自此被奉为兵法上的《圣经》。 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史里芬决定采用得自汉尼拔坎尼之战的战略。这位使他入迷的将军早已是一抔黄土。自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采取著名的两面包抄战略以来，已时过两千年。野战炮、机关枪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史里芬写道：“可是战略原则不变。敌人的正面不是目标所在。至要的是粉碎敌人的翼侧……而以攻其后方完成消灭敌人。”在史里芬的思想指导下，包抄成了德国总参谋部崇拜的神术，正面进攻沦为可鄙的邪道。 史里芬将侵犯比利时列入他于1899年制订的第一个计划。该计划要求横切马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这个面积以后逐年扩大，及至1905年，已扩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区域，德军将经此穿越比利时，从列日奔向布鲁塞尔，然后挥戈南下，利用佛兰德旷野直捣法国。一切决定于同法国的速战速决，虽经佛兰德作长途绕道，但毕竟较包围共同边界对面的要塞为快。 史里芬没有足够兵力可资用以对法国采取坎尼式的两面包抄。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一侧包抄的方式，从马斯河两岸铺天盖地越过整个比利时，象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样横耙全境，而后沿整个比法交界线进入法国，再循瓦兹河流域直下巴黎。德国大军将插入首都与调回应战的法军之间。这些法军离开它们的工事地带，就会在决定性的歼灭战中给吃掉。有意在左翼阿尔萨斯-洛林一线部署较弱兵力，在史里芬计划中是个要着，这会诱使该地区的法军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法国人一心想收复失地，预料他们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要是他们果真进攻，德国人认为，对于他们的计划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可由左翼把他们捆在口袋里，而由右翼从他们背后取得决定性胜利。史里芬的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约约地希望在战役展开以后，也可以由左翼发动反攻，实现一个地道的两面包抄——他梦寐以求的“庞大的坎尼之战”。但他为右翼保留最大实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因而他在计划中没有迁就这跃跃欲试的野心。可是左翼这方面的引诱却依然吸引着他的那些继承人。 就这样德国人来到了比利时。决战决定了采用包抄战略，包抄决定了使用比利时国土。德国总参谋部声称这是军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来。至于它是否可取，就其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中立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论又是否得计，都被视为不相干的问题。判断的唯一标准在于看上去是否为德军的克敌制胜所需。德国人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取得经验，认为德国之伟大，武力和战争是其唯一源泉。他们从陆军元帅戈尔茨的著作《武装的国家》一书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是以我们刀剑的锐利，而不是以我们思想的锐利赢得我们的地位的。”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定遂不难随之产生了。 希腊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这个决定，孕育着时间一到就会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作出这一决定，则是百年来的德国哲学造成的。这个决定，言出史里芬之口，但事出菲希特之手，他认为德国人是苍天选来在宇宙史上居于崇高地位的骄子；也是事出黑格尔之手，他认为他们是领导世界走向德国文明势必普及的光辉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诉他们超人而不受制于常人；也是事出特赖奇克之手，他将扩大权力作为国家最高道义责任；还事出整个德国人民之手，他们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称为“至尊”。促成史里芬计划的不是克劳塞维茨，不是坎尼之战，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唯我主义的整体，它哺育了德国人民，创建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由“自诩是绝对意志的那种极端的幻觉”喂养成长的民族国家。 决战这个目标，是1866年和1870年战胜奥、法的产物。这些已成史迹的战役，象已逝的将军一样，死死地缠住军人的头脑。德国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准备作一决雌雄的一战。他们仿效汉尼拔那样将一切赌注都押在决战上。可是，甚至汉尼拔的幽灵也许会提醒史里芬，迦太基虽赢得了坎尼之战，但是罗马却赢得了整个战争。 陆军元帅老毛奇在1890年曾预见下次战争有可能得打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因为现代国家资源巨大，绝不会由于仅仅一次军事失利而认输罢休。他的同名侄儿，接替史里芬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也曾有见于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对克劳塞维茨离经叛道的那个片刻，曾向德皇陈言：“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跟一个国家通过一场决战可以解决的，必须同它进行长期艰苦的搏斗，而这个国家在其举国力量崩溃之前是征服不了的。这场战争且将是我们纵然胜利也将耗尽我国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场战争。”然而，要将自己预言的哲理贯彻下去，那是违背人类本性的，而且有违总参谋部的本性。长期战争，在概念上，既难以名状又漫无边际，既不象正统的、可预卜的、简单的一战定局的那种结束战争的办法，也不象短期战争，它是无法预为科学计划的。小毛奇发表他的预见时已身为总参谋长，可是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参谋部，无论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都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来计划一次长期战争。除了一个已经物故、一个意志不坚的这两位毛奇以外，别的国家的某些战略家也曾稍微感到长期战争的可能。但是他们跟银行家、实业家们如出一辙，全都偏于相信一场欧洲大战会由于经济生活的失调而不可能支持三、四个月以上。1914年各种因素中的那个不变因素，同任何时代一样，是各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倾向于为更其棘手的另一种可能预为绸缪，都不倾向于按他们疑为真实的情况行事。 史里芬既抱定“决战”战略，遂将德国的命运拴在这个战略上面。他预料德国一经陈兵比境暴露了战略意图，法国就会立即入侵比利时，因此他策划德国应抢先下手。他的立论是“比利时的中立必将为这方或那方所破坏”，“谁先到那里，占领布鲁塞尔和征收十亿法郎左右的军费，谁就居上风”。 赔款是克劳塞维茨订下的第二个目标。这可使一个国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敌人承担战费进行战争。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公众舆论，通过“取得巨大胜利和占领敌人首都”以竟其成。争取到公众舆论就会有助于结束抵抗。他懂得物质上的胜利将会如何赢得公众舆论，但他却忘了道义上的失败将会怎样失去公众舆论，而这也可能成为从事战争的一种风险。 这种风险法国人可从没有忽视。正由于此，他们作出了同史里芬的预料相反的结论。比利时也是他们进攻的过道，纵不是路经佛兰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山区的通途；可是他们的作战计划禁止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侵犯比利时之先使用比境。问题的逻辑在他们是清楚的：比利时不论朝哪一方向都是敞开的通途；是德国利用它还是法国利用它，取决于两者之中谁更需要战争。一个法国将军说得好，“谁更决心要战争，谁就势必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 史里芬及其参谋部认为比利时不会作战，不会以它的六个师为法军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史里芬讨论问题时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麦的警告：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个与我为敌的对手，那是违反“简单的普通常识的”，史里芬习惯地把单片眼镜在眼圈上转动了几下说，“当然，从那时以来，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蠢些。”接着他又说，不过比利时是不会用武力相抗的，它只会抗议了事。 德国人之深信这一点，是由于他们相当过分地看重了利奥波德二世——史里芬在世时的比利时国王——臭名昭著的贪得无厌。这个身材高大，长着一把黑黑的铁锹似的大胡子，满身一股由情妇、金钱、在刚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种种可耻行为交织成的歪风邪气而令人注目的利奥波德，在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奥皇说，可以这样形容的人不多，比王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利奥波德的贪婪成性是他的种种罪恶之尤，而德皇又认为贪婪会使人利令智昏，所以他设想了一条妙计，给他一份法国领土，诱他结盟。德皇每当对一个方案入迷的时候，总想把它立即付诸实施，要是行不通，则又往往愕然失色，懊伤不已。1904年，他请利奥波德前来柏林看他，他以“世界上最温存的方式”同他谈论他尊贵的祖先勃艮第公爵，并表示愿意为他在阿图瓦和法国的佛兰德与阿登山区这些土地上重建老勃艮第原有的公爵领地。利奥波德听了不禁“张大着嘴”，两眼直瞪。他企图一笑了之，他提醒德皇说，十五世纪以来已情况大变，他的大臣和国会无论怎样也不会考虑这种建议的。 这下可说错了，德皇大发了有数的一次雷霆，痛斥比王尊重国会和大臣胜过尊重上帝的意志（威廉往往把自己与上帝混为一谈）。“我告诉他，”威廉后来对比洛首相说，“我不是好欺的，谁要是在欧战里不站在我一边，谁就是反对我。”他声称他是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学校里的丘八，他们都是抢先在敌人前面发动战争的，“所以，如果比利时不站到我这边来，我只好惟战略考虑是从了。” 这个说出了口的意图，这个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撕毁中立协定的威胁，把利奥波德国王吓得目瞪口呆。他乘车去火车站时遮阳帽竟前后错戴，他直瞪着他的随行副官，“好象受了一场什么惊吓似的”。 德皇的计谋虽告失败，但他仍然希望利奥波德会接受一笔交易，以比利时的中立来换取两百万英镑的钱包。战后，一个德国军官把这个数目告诉了一个法国情报官，后者对出手如此大方大为吃惊，不过德国军官提醒他说：“这笔钱原本是要法国人付的。”史里芬的后继人，甚至在利奥波德于1909年由和他品质截然不同的侄儿阿尔贝接任王位之后，依然预料比利时的抵抗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譬如说，一个德国外交人员在1911年就曾认为比利时的抵抗也许会以“它的军队在德军借道之处沿途列队”的方式出现。 史里芬指派三十四个师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的六个师，要是决意抵抗，就在进军途中把它们干掉，不过在德国人看来它们是不会抵抗的。德国人也确实急切希望比军不抵抗，因为抵抗意味着破坏铁路、桥梁，意味着最终打乱德国参谋部所热衷的时间表。反之，倘比利时能默然置之，不仅会使德国没有必要将几个师的兵力拴在围攻比利时的要塞上，而且会堵塞公众对德国行径不满的舆论。为了劝说比利时不作无谓抵抗，史里芬部署在入侵之前，让比利时面对一份最后通牒，责令它交出“所有要塞、铁路和部队”，否则就要它眼看自己的设防城市遭到炮击。重炮已准备就绪，必要时就将炮击的威胁变为现实。史里芬在1912年写道，这些大炮日后在这场战役中不论怎样都是需要的，“例如，里尔这个工业大城市就是可供炮击的一个极好目标。” 史里芬为了完成对法国的包围，要他的右翼向西延伸远及里尔。“你向法国进军时，”他说，“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而且，由于估计到英国的参战，他想广张罗网，好将英国远征军和法军一网打尽。他对英国海上封锁的潜在力量要比对英国陆军更为重视。所以，他决心迅速战胜法、英地面部队，赶在英国敌对行动还未产生经济方面的后果之前就使战争早日定局。为此，一切力量都必须投入右翼，壮大右翼。他一定得使右翼人众势大，因为每一里的士兵密度决定着所能控制的领土幅度。 仅仅使用现役部队，他不可能有足够兵力，既防御俄国人突破东部国境，又达到他迅速取胜所必需的超过法军的优势。但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也许还是个创新。他决定在前线使用后备军。按照当时的军事学说，只有最年轻而刚经过营房和练兵场艰苦生活与严格训练的人才适合作战；后备役军人，已结束他们的义务兵役回到了平民生活，被认为是软弱的，战场上用不上的。除了那些二十六岁以下的将编入现役部队以外，所有后备役军人将被组成他们自己的师旅，用以作为占领军和担任其他的后方任务。史里芬改变了这一切。他将二十个左右的后备师（这个数目随着每年计划的改变而有不同）加入到五十或五十多个现役师进军的行列。数字上有了这一增加，他萦绕于怀的包抄战略便成为可能的了。 他于1906年退休。以后有生之年，他依然致力于坎尼之战的著述，改进他的计划，编写指导他的后来人的备忘录。他死于1913年，终年八十岁。临终时犹喃喃地叨唠着：“必有一战，务使右翼强大。” 图1：西线 他的继承人，忧郁怏悒的毛奇将军，多少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没有史里芬集中全力于一役的果断精神。如果说史里芬的座右铭是“要胆大，要胆大”，那他则是“可别过于胆大”。他既担心他的左翼力量软弱不能抗击法国人，又惟恐剩下来防守东普鲁士的兵力单薄，不能抵御俄国人。他甚至跟他的参谋人员辩论了同法国打一场防御战是否可取的问题，只是由于这种主张排除了“在敌人国土上打敌人”的一切可能才作罢论。在入侵比利时问题上，参谋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为这场战事将是“保卫德国和为了德国生存”的一战。史里芬计划于是保存下来了。毛奇在1913年曾说：“我们必须撇开关于侵略者责任问题的一切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这也正是他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是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他每年都要向史里芬的临终嘱咐开刀，从右翼借兵增强左翼。 毛奇计划在左翼安排八个兵团，约三十二万人，守卫梅斯以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阵地；中路安排十一个兵团，约四十万人，借道卢森堡和阿登山区入侵法国；右翼安排十六个兵团，约七十万人，借道比利时进攻，先粉碎扼守马斯河通道的著名的列日和那慕尔要塞，然后飞渡马斯河进入旷野地区，直抵边远的直线公路。进军的日程已预作安排。预料比利时人不会抵抗，如果抵抗，德军突击猛攻的威力可望慑服他们很快投降。日程表要求动员第十二日前打开列日通道，第十九日拿下布鲁塞尔，第二十二日进入法境，第三十一日到达提翁维尔至圣康坦一线，第三十九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一战争计划，其严格，其完整，犹如战舰的一纸蓝图。克劳塞维茨曾告诫说，军事计划倘不留有余地以防不测，将会导致灾难。因而德国人谨慎备至，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项，均一一作了准备。他们的参谋人员，在野外演习中，在军校课桌上，受过对特定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训练，料定他们对任何不测均可应付裕如。对那种难以捉摸，那种模拟而又充满危机的大量情况，都已一一采取了万全措施；可是全则全矣，惟独缺一，即缺少灵活性。 尽最大努力打击法国的计划确定下来了，这时候毛奇对俄国的担心也已逐渐减少，因为他的总参谋部在仔细计算俄国铁路里程之后，得出一个信条，认为俄国不会在1916年以前备战“就绪”。德国间谍关于俄国人有“1916年将有大事肇始”之说的情报，使德国人在思想深处肯定了这个信条。 1914年，两件大事使德国人的准备作战到了摩拳擦掌一触即发的程度。一是4月份英国开始了跟俄国人的海军谈判，一是6月份德国本身完成了基尔运河的加宽工程，它新造的无畏战舰就此可以从北海通过该运河直接开往波罗的海。毛奇在5月间访问他的奥国对等人物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道夫期间，得悉英俄谈判消息后曾对他说：“任何情况下的休会，都会造成我们胜利机会减少的后果。”两星期后，他在6月1日对埃克哈德施泰因男爵说：“我们已准备就绪，在我们是越快越好。”第三章色当的阴影 1913年的一天，里尔市军事长官勒巴将军来到陆军部求见法国副总参谋长德卡斯特尔诺将军，对总参谋部所作的不拟在里尔设防固守的决定提出异议。里尔距比利时边界十英里，离海峡四十英里，如果入侵军队取道佛兰德来犯，它便紧挨在进军路线的一侧。德卡斯特尔诺将军在听了勒巴将军请求设防的理由后，摊开地图，用尺量了从德国边界穿越比利时国境直抵里尔的距离。他提请这位来访者注意，要发动一场强有力攻势的话，标准的兵员密度是每米五至六人。他指出，如果德国人把战线向西一直拉到里尔，他们的力量就会分散到每米只有两人。 “我们要把他们拦腰切断！”他说道。然后又解释说，德国的现役军队，可用于西线的兵力是二十五个兵团，约一百万人。“这儿，你自己来算一下吧，”他一面说，一面把尺递给勒巴。“如果他们居然到得了里尔，”他语含讥讽而洋洋自得地重复了一遍，“对我方就越是有利。” 法国的战略并不曾把德军实行右翼包抄的威胁置之度外。相反，法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人在他们的右翼投入的兵力越大，他们在左翼和中路的兵力就要相应地减弱，法军就可以计划在这一带突破。法国的战略是背靠比利时边界面对莱茵河。只要德国人远道迂回包抄法军翼侧，法国就计划发动钳形攻势，在德军设防的梅斯地区的两侧突破德军中路和左翼，并乘胜切断德军右翼和它的基地的联系，使其无法出击。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其源盖出于一个意愿——这一意愿是因法国从色当之败的奇耻大辱中恢复元气而产生出来的。 1871年，法国在凡尔赛唯德国之命是从订立了城下之盟，备受国土肢解、赔偿军费以及敌军占领的苦楚。在被迫接受的条款中，甚至还规定了德军要举行胜利进军仪式，在爱丽舍田园大街雄视阔步，耀武扬威。仪式进行之际，大街上观者绝迹，阒无声息，黑纱低垂。在波尔多，当法国国民议会批准和约之际，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议员们泪流满面，步出大厅，留下了他们的强有力的声明：“我们宣告，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千秋万代都要保留作为法兰西民族一分子的权利。我们为我们自己发誓，为我们的选民发誓，为我们的儿女发誓，也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发誓，要采取一切手段在篡夺者面前永远坚持这一权利。” 并吞这块领土，是出于老毛奇和他的总参谋部的要求，而为俾斯麦所反对，他说，这会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致命隐患。老毛奇和总参谋部坚决主张，并且也使皇帝陛下相信，这两个边境省份，连同梅斯、斯特拉斯堡，以及孚日山脉的崇山峻岭，都必须从法国一刀砍掉，使法国在地理上永远只能处于守势。他们还进而要法国偿付一笔五十亿法郎的不堪负荷的赔款，其用心是要在一代人的年头里捆住法国的手脚，同时还要在法国驻扎一支占领军，直至赔款偿清为止。法国人作出惊人的努力，在三年内筹足款子付清了赔款，于是便开始恢复元气。 色当之败萦绕脑际，在法国人的意识中，它是一个历久恒在的黑影。“你们不要放在嘴边，而要铭记心间。”这是甘必大的一句忠告。四十多年来，防止“往事重演”是法国政策中独一无二的最根本的因素。1870年以后的初期阶段，战败者的本能和孱弱的军力迫使它执行筑垒防御的战略。法兰西倚为屏障的是一个壕堑纵横、深沟壁垒的防御系统。从贝尔福到厄比纳尔和从土尔到凡尔登的两条防线卫护着东部边界，还有一条从莫伯日经瓦朗西安到里尔的防线保卫着比利时边界的西半段；这两条防线之间的缺口便是故意留给入侵部队的通道。 维克托·雨果写出了他最为慷慨激昂的心声，主张借助这一道屏障，“法兰西将万众一心：重建力量，养精蓄锐，毋忘国耻，唤起青年一代组成一支全民的军队，发愤图强，永不懈怠，研究敌国的方略和技术，以便重整旗鼓，再成为伟大的法兰西，即1792年的法兰西，亦即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兰西。到那时，它定会所向无敌，定会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 经历了繁荣的再现和帝国的扩张，经历了年复一年的内部纷争——保皇派、布朗热[注：布朗热（GeorgesErnestBoulanger，1837-1891年），法国政治冒险家。1856年参加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1886-1887年任陆军部长。曾周旋于激进派、保皇党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提出修改宪法、解散议会和对德复仇等煽惑性纲领，旨在争取实力，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建立波拿巴式的军事独裁。一度取得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造成共和制度的严重危机。1889年，阴谋被揭穿后，逃亡比利时，后自杀。他所鼓吹的沙文主义运动，通称布朗热主义。——译者]派、教权派、工人罢工，以及空前激烈、创巨痛深的德雷菲斯案件——民族仇恨依然在心头燃烧，特别是在军队里面。不论是老禁卫军还是共和派，不论是耶稣会会士还是共济会成员，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便是那阿尔萨斯的奥秘。人人都把双目凝视着孚日山脉的那一片苍翠。一位步兵上尉在1912年便已直认不讳，他常把他的一连人分成三两人的秘密巡逻队，带领他们穿过幽深的松林，潜上山顶，凝神遥望科耳马尔。“经过这种私下的出巡，归来之后，我们的队伍便与以前完全两样，全连都心潮激荡，哽咽无语。” 阿尔萨斯原先既非德国属地，亦非法国所有，德法两家你争我夺，反复易手，直到路易十四当朝，才由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归属法国。1870年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以及洛林的一部分后，俾斯麦便建议尽可能给当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并对他们的地方主义进行鼓励。他说，他们多想到自己是阿尔萨斯人，就会少想到自己是法国人。他的后继诸公却见不及此，未把这批新添的黎民的愿望放在心上，不去争取他们，而把这两个省份当作Reichsland（即“帝国领土”）来治理。派去的德国官员，其施政方针几乎跟对待非洲的殖民地无异，他们唯一的政绩是激起了这两处人民的愤怒，离心离德，直到1911年才恩赐给他们一纸宪法，但已为时过晚。德国的统治在1913年的察贝恩事件中原形毕露。事件的起因是市民和驻军之间的口角，一个德国军官用军刀刺伤一个跛脚的鞋匠。这场风波的结果是：彻底暴露了德国对这块帝国领土的政策，普世的舆论掀起一阵反德浪潮，同时军国主义也在柏林高奏凯歌，察贝恩的军官成了誉满京华的英雄，受到王储的嘉奖祝贺。 对德国来说，1870年的胜利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解决。德国人认为，当他们在凡尔赛宫明镜厅里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之际，德国主宰欧洲的日子已开始出现，可是，这一日子却始终姗姗来迟。法兰西并未成为齑粉，法兰西帝国实际上还在北非和印度支那开疆拓土；世界上崇尚艺术和美感的人们，追求奢华时尚的人们，仍然拜倒在巴黎脚下。德国人对这个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国家依然是妒意难消，隐痛在胸。“法兰西的富贵豪华有如仙境”，是德国人的一句俗话。同时他们又认为法兰西的文化已经腐朽，民主政治已经使它软弱无力。“一个在四十三年中任命过四十二任陆军部长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效地作战的。”德国的史学泰斗，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曾如此声言。德国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心灵、实力、能量、勤劳，以及民族品德，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们感到欧洲的盟主非我莫属，色当大业必须事竟其成。 生存在德国人这项未竟大业的阴影下的法兰西，随着精神和实力的恢复，对于年复一年的保持防备警戒，对于领袖们年复一年关于自救图存的告诫，也就滋长了厌倦情绪。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法兰西精神便针对三十年来的困处守势，以及这种守势所隐含的惰性，起而造反了。法国自知体质不及德国。它人口较少，出生率较低。它需要有一种德国所缺少的武器，使自己有信心发奋图存。“胸怀理想，利剑在握”，满足了这一需要。用柏格森的话来说，这便叫做生命的冲动，也就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意志。法兰西笃信这种意志法力无边，从而也就深信不疑，人的精神毕竟无须对天意所归的进化势力俯首帖耳，虽然叔本华和黑格尔都曾声称，进化的势力是不可抗拒的。法兰西的精神可以成为一个均衡因素。它的必胜的意志，它的冲动，足以使法兰西挫败强敌。它的特异的禀赋在于它的精神，光荣的精神，1792年的精神，无与伦比的《马赛曲》的精神，马格里特将军在色当战役中率领的骑兵部队英勇冲锋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连当时亲临观战的威廉一世也不禁为之高呼，“啊，多勇敢的人们！” 相信法兰西的热血沸腾，相信高卢人的同仇敌忾，这就在1870年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复活了法兰西对它自己的信心。就是这股激情，使它的军旗高高飘扬，它的军号激越嘹亮，它的战士斗志高昂，如果“往事重演”的日子一旦来临，这股激情便会指引法兰西走向胜利。 柏格森的生命的冲动经转译成军事术语，便成了进攻的理论。随着防御战略让位给攻势战略，对于比利时边界的注意也就相应地日趋淡薄，取代它的则是重心步步东移，一直移到法国人可以发动进攻，实行突破，直趋莱茵河的地点为止。对德国人说来，取道佛兰德的迂回路线可以通向巴黎；对法国人说来，这条路线却哪儿也到达不了，他们只能选一条最短的路线前往柏林。法国总参谋部的思路越是向进攻战靠拢，它集中在出击点的兵力就越大，留下来防守比利时边界一线的兵力就越少。 进攻派的学说源出陆军大学。这一学府乃是法国军界的英彦骏骥荟萃之所，校长弗迪南·福煦将军是法国军事理论的一代宗师。他的头脑仿佛是一颗心脏，有着两幅瓣膜：其一专供把精神注入战略之用；另一则司常人识见的流通出入。一方面，福煦传布一种关于意志的奥秘的说教，这可见于他的两句名言：一是“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或者说得言简意赅一点，“胜利即意志”；一是“一场胜仗就是一次决不服输的战斗”。 在实际运用中，这就成了他日后那道蜚声一时的马恩河的进攻令，而当时的形势要求则是撤退。当年在他身旁的军官们都还记得，他一面勃然作色，攘臂奋拳，咆哮如雷地吼叫“进攻！进攻！”一面象通了电似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冲来冲去。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在按照陈规说来已吃败仗的时候还要在马恩河战线上向前进攻？“为什么？我可不清楚。为的是我部下的士兵，为了我有一个意志。再加上——还有一个上帝。” 尽管福煦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造诣很深，但他却不象克劳塞维茨的德国后辈那样崇信一份事先制订的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他倒是谆谆教导人家，必须不断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当机立断。他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思索的意思是要让主观能动性有纵横驰骋的天地，要让那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去制服物质的因素，要让意志有用武之地，去制服环境条件。 但是福煦也提出警告，认为那种光凭士气便能克敌制胜的想法乃是一种“幼稚的见解”。在他的讲演里，以及在他的战前的《战争原理》和《作战指导》这两本著作中，他都会从玄学的凌空翱翔中急转直下，降落到战术的地面上来，细叙前卫部队的布置，安全措施或警戒部署之必要，火力诸要素，服从与纪律之必需，等等。他所传授的军事学中有关现实情况的那一半，可以用战争期间传诵一时的他的一句名言予以概括，“问题的实质何在？” 尽管福煦讲起战术问题来也是娓娓动听，但是最使门墙桃李醉心倾慕的却是他所启示的意志的奥秘。早在1908年福煦还在担任教授的时期，克列孟梭有意要他出长陆军大学，曾经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前去听课，此人听后大惑不解，汇报说，“这位军官讲授的抽象空论，真是叫人如堕五里雾中，简直要把学生变成白痴。”克列孟梭听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起用了福煦，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报告倒也是言之不妄。福煦所宣讲的原理，不是由于它过于玄妙深奥，而是由于它过于引人入胜，因此便使法兰西入其彀中。身任第三处即作战处处长的格朗梅松上校，“一位心肠火热、才华出众的军官”，则尤其是如痴似狂地信奉他的那些原理。1911年，他在陆军大学所作的两次讲演起了使其奥秘具体化的作用。 然而，格朗梅松上校所掌握的只是福煦的军事原理的顶巅而不是基础。他所大谈特谈的是冲动，而对安全却只字未提；他所阐述的军事哲学，好似电流，触动了听众的心弦，使之激动，使之倾倒。他在眼花缭乱的听众面前祭起了“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宝，向他们指明法兰西的致胜之道。它的精义在于殊死进攻。唯有这样的攻势才能成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决战，把决战“进行到底便是战争的根本任务”，这样的决战，“一经交火，就不容三心二意，而必须全力以赴，死拼到底，把人的耐力发挥到极限。”夺取主动乃是必要条件。对敌人的意向武断地作出判断，并据此预作战略安排，实属冒失。要取得行动自由，全靠强使敌人接受我方意图。“一切指挥上的决断都必须来自夺取主动和掌握主动的意志。”防御战略已被忘怀，已被放弃，已被扔到九霄云外；唯一可能容它立足之处的，是有时“要在某些地点节省兵力以供增强进攻力量之用”。 这套理论在总参谋部产生的作用果然非同凡响，不出两年，便体现在用作指导实战的新颁《野战条例》之内，体现在1913年5月通过的名为《第十七号计划》的新的作战计划之内。格朗梅松讲演后没有几个月，共和国总统法利埃先生便宣布：“唯有进攻才与法国将士的气质相称。……我们的决心已定，要一往直前，迎战敌军，毫不犹豫。” 法国政府在1913年10月颁布的新《野战条例》，是法国陆军的训练和指挥的圭臬。这部条例一开头便是豪言壮语，气概不凡：“法国陆军，现已恢复其传统，自今而后，除进攻外，不知其他律令。”然后开列八条军令，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决战”，“锐意进攻，毫不犹豫”，“勇猛凶狠，坚忍不拔”，“摧垮敌方斗志”，“无情追击，不顾疲劳”。条例把防御战踩在脚下，不屑一顾，其热切的心情实不亚于正教会之要把异端邪说一举除尽。它宣布，“唯有进攻战才能达到积极的战果。”条例的执笔人还给第七条军令用上了斜体字以示醒目，条文说：“军心士气重于一切，一切战争都是军心士气的较量。一旦失去征服敌人的希望，失败便不可免。胜利并不归于蒙受伤亡最少的一方，而是归于意志最坚强、士气最旺盛的一方。” 全部八条军令，没有一处述及物资、火力，也没有一处述及福煦所说的安全。整个条例的要旨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法国军官团所津津乐道的一词：勇敢，或者说得不那么文雅，有种。青年人出发攀登山顶，都是高擎一面大旗，上写“更上一层！”1914年的法国军队则是在“勇敢”的大旗下开赴战场。 这数年间，尽管法国的军事哲学已经改弦易辙，法国的地理却依然如故。国境线上的地理态势仍旧维持着1870年德国一手安排的原状。威廉一世向对他提出抗议的欧仁妮皇后[注：法皇拿破仑三世之后。——译者]解释说，德国的领土要求，“只不过是把法国军队今后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出发点向后推移而已，别无其他目的”。不过这样也就同时把德国可以用来进攻法国的出发点向前推进了。尽管进入本世纪以来，法国的历史和法国的发展都使它全神贯注于打进攻战，其地理形势却仍然需要采取防御战略。 1911年，也就是格朗梅松上校发表讲演的那一年，有人在最高军事会议上作过一次最后的努力，要使法国遵循一条防御的战略。力主此议者是身居要职内定要出任总司令的米歇尔将军。他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副主席，如果发生战争，也就是总司令的当然人选，因而在那时，他是陆军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他在一篇把史里芬意图反映得一清二楚的报告中，提出他对德军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的估计，并且提出他的反击方案。由于德法共同边界的地形陡峭，加之法国在边界沿线布有防御工事，所以他坚决认为，德国人如在洛林作战无法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取道卢森堡和马斯河以东贴近卢森堡的一小块比利时领土，也不能给他们所偏爱的包抄战略提供充分地盘。他说，唯有借助“比利时全境”，德国人才能搞成那么一场“即刻的、无情的、决定性的”进攻战，德国人必须赶在法国的盟军开始行动之前就发动那样一场攻势。他指出，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大港口安特卫普早已垂涎欲滴，这就使他们取道佛兰德的进攻又多了一条理由。他建议要在凡尔登-那慕尔-安特卫普一线布列百万法军迎击德国人，法军的左翼——跟史里芬的右翼一样——必须把衣袖拂及海峡。 米歇尔将军的计划不仅属于防御性质，而且还取决于一项他的袍泽看来是要受到强烈谴责的建议之能否实现。米歇尔将军为了对付他所估计的德国人将要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兵力，要给每个现役团配备一个后备团，从而把法国第一线的有生力量增加一倍。如果他建议要把名噪一时的女艺人米斯坦格特推举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也不见得会比这个配备后备团的建议惹起更大的风波和受到更多的唾骂。 “后备役不顶用！”这是法国军官团的传统见解。凡是根据义务兵役制受毕军训而年在二十三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男子，都被列为后备役。动员令颁布后，最年轻的几届便被编入正规陆军部队，使之达到战时编制的实力；其余人员一律根据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组成后备团、后备旅、后备师。这些后备部队都被视为只宜担负后方勤务，或者充任要塞守备，而没有资格配属作战部队，因为它们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军士。正规军蔑视后备部队是右翼政党所同声附和的，而对于“全民皆兵”原则的憎恶又助长了这种看法。把后备部队和现役师混合编组，那就不啻是给陆军的战斗锐气泼冷水。他们相信，保卫国土只能依仗现役陆军。 另一方面，对于那位昂首马背的布朗热将军仍然心有余悸的左翼各党，头脑里都把陆军和政变牵连在一起，并且认为唯有“全民皆兵”的原则才是共和国的安全保障。他们都主张，短短数月的训练就足够使任何一个公民成为合格的战士，他们也都死命地反对把服役期延长到三年。延长服役期是军方要求在1913年实行的改革，这不仅是为了要和德国陆军的延长服役期相颉颃，并且也是为了随时有更多的服役受训的兵员，随时可以减少对于后备部队的倚重。经过一场大动肝火的辩论——这可给国家产生了惨痛的分裂的影响——三年兵役法于1913年8月生效。 关于进攻战的新理论使后备兵员受到的鄙夷有增无已。这种进攻战的思想，被认为是只能正规地灌输给现役部队。打好以白刃战为象征的使敌人无法抵御的猛烈的短促突击，基本的素质乃是冲动，而冲动是不能求之于已经过老百姓生活而有家室之累的那些男子的。后备兵员和现役部队混在一起只会搞成“士气低落的队伍”，不可能有征服敌人的意志。 听说在莱茵河彼岸有人也有同感。“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线”，众口一词都把这句话说成是德皇陛下的上谕。德国人不会把后备部队和现役部队混在一起，这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个信条，这一信条又导致他们相信，德国人在前线要同时顾两头，即：既要在右翼派出一支大军取道比利时向马斯河以西大举进攻，又要在他们的中路和左翼保持充分兵力，以阻止法军向莱茵河突破，它的兵力是不足的。 米歇尔将军呈交这份计划之后，陆军部长梅西米把它当作“有如痴人说梦”。身为最高军事会议的主席，他不但准备扼杀它，并且马上找最高军事会议的其他大员商议，把米歇尔罢官是否适宜。 梅西米是个生气勃勃、精力过人而近乎粗野的汉子。他长得脖粗脑袋圆，一双农民的眼睛虽戴着眼镜而依然炯炯有神，说话声如洪钟，原先也是一名职业军官。1899年他是轻骑兵里的一名三十岁的上尉，为了陆军拒绝重新审判德雷菲斯一案，忿而辞职以示抗议。在那个群情激动的年代，军官团作为一个整体，坚决主张德雷菲斯既已定罪，还承认他有无罪的可能，那就要使陆军的崇高威望和一贯正确的名声毁于一旦。梅西米既不能把他对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凌驾于公正原则之上，便决心改行从政，并且公开宣布，他的目的是要“使陆军和国民消除嫌隙，言归于好”。他扶摇直上，怀着一腔要补偏救弊、除旧布新的热忱进入陆军部。他发觉有一些将军，“别说率领不了他们的部队，就连跟也跟不上”。于是效法西奥多·罗斯福的故伎，下令所有将军都得骑马指挥军事演习。此举招来了各方非议，说这样老将势必被迫引退，梅西米答道，这正是他的目的。他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是在1911年6月30日，在此以前的四个月中，这个部长职位已经四易其人，他上任第二天便碰到阿加迪尔港跳出一艘德国“豹”号炮舰的事件，酿成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值此动员令随时都会颁发的关头，梅西米发现即将肩负总司令重任的米歇尔将军竟然是个“踟蹰不前，优柔寡断，不堪胜任那顷刻间就要加委给他的重任之辈”。梅西米认为，这么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乃是“国家的危险”。米歇尔的这份“痴人说梦”的计划，正好提供了一个除掉他的口实。 可是，米歇尔却不肯马上就走，他要先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他的计划。最高军事会议的委员有着法兰西的第一流将领：加利埃尼，是位在殖民地功勋卓著的将军；波，是个亲身经历1870年之战的独臂老将；霞飞，是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兵宿将；迪巴伊，豪侠的典型，歪戴的陆军平顶帽遮没一只眼睛，不减第二帝国时代的“俊俏”模样。这几位将军，1914年时都统率重兵，效命疆场，其中两位还成为法兰西的元帅。他们谁都没有支持米歇尔的计划。有一位出席会议的陆军部军官说道：“讨论这份计划是毫无意义的。米歇尔将军神志不清。” 且不说这一裁决是否代表全体与会者的看法——米歇尔后来声称，本来是有人跟他看法相同的，迪巴伊将军就是一个——梅西米却是毫不掩饰他的敌意，并且一手左右了整个会议。命运的捉弄安排了性格倔强的是梅西米而不是米歇尔。正确的东西被否决掉，这对那些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来说是不能原谅的，米歇尔为了他的洞察力付出了十足的代价。他被解除职务以后，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在行将到来的大考验的关键时刻，他又被证实了果真是“踟蹰不前，优柔寡断”。 梅西米狂热地扼杀了米歇尔主张打防御战的异端邪说之后，便运用他陆军部长的职权为打赢进攻战尽力装备陆军。但是这一回却轮到他碰壁了，他未能使他最殷切盼望的事情——改革法国军装——得到实现。英国人在布尔战争过后便已采用黄卡其军服，德国人正在打算把普鲁士蓝改成土灰色。但是1912年的法国兵却仍然是1830年的穿戴，蓝色军上装、红军帽、红军裤，1830年的步枪火力只有二百步射程，军队都在近距离交战，根本用不到隐蔽。梅西米曾在1912年前往巴尔干前线观战，看到保加利亚人因为他们的军装颜色暗淡而获益非浅，所以他回国后便决心要使法国兵不再穿戴得那么显眼。他提出一个方案，要把军服改成蓝灰色或青灰色，但立即惹起了一阵来势汹汹的抗议。事关陆军荣誉，他们在换下红军裤这件事上寸步不让，就跟要他们采用重炮一样。陆军的威望看来又一次岌岌可危了。陆军的捍卫者们宣布，给法国兵穿上不光彩的泥巴一样颜色的军装，那就实现了德雷菲斯分子和共济会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巴黎回声报》写文章说，取消掉“一切鲜明的色彩，一切使士兵仪容生气勃勃的条件，是违背法国人的爱美观念和军队职能的”。梅西米指出，这两者未必具有同等意义，但是他的反对派表明决不动摇。一位前任陆军部长艾蒂安先生在议会意见听取会上便以法兰西的名义说话。 “取消红裤子？”他大声疾呼，“绝对不行。红裤子便是法兰西！” 梅西米后来写道，“那么盲目、那么愚蠢地死抱住一种颜色，又是所有颜色中最显眼的一种，这自当招来惨痛的后果。” 此时，阿加迪尔危机尚未过去，他需要物色一位可以接替米歇尔出任未来总司令的人选。他打算使这一职位具有更大的权力，把它跟总参谋长的职务合并起来，同时还撤销陆军部的参谋长编制，当时任此职务的是迪巴伊将军。这样，米歇尔的继任者将是个大权集于一身的人物。 梅西米首先选中的是戴一副夹鼻眼镜、老成持重、勋业彪炳的老将加利埃尼，可是他辞谢了这一重任，说是他已经出了一把力把米歇尔撵下台去，再要由他取而代之，不免有所顾虑。况且，到他六十四岁退休的年龄，也只有两年好干了。此外他还认为，任命一个“殖民地”将军将会招来法国本土陆军的反感——“有个纽扣问题”，他拍拍他的军徽说道。接下来第二个人选是波将军，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凡是担任较高级指挥职务的将军都要由他本人遴选提名，由于他的观点反动是人所共知的，这样一来，刚刚平静下来的右派军队和共和主义的国民之间的长期不和就有重被挑起的危险。政府敬佩他的开诚布公，但是碍难接受他的条件。梅西米再向加利埃尼就教，后者推荐了他从前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一个部下，说此人“处事冷静，有条不紊，头脑清晰，准确不误”。因此，这一重任便托付给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将军了，这时他年五十又九，曾经做过工程兵总监，此时的职务是后方勤务总监。 身躯魁伟，大腹便便，穿着宽肥的军服；面容丰腴，点缀着已近霜白的浓浓的髭须和天生匹配的两道粗眉；肤色白嫩，两眼碧蓝安详，目光诚挚恬静；霞飞的模样活象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他并非出身于缙绅之家，也不是圣西尔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而是不那么贵族化，然而却更富有科学精神的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并且也不曾受过更高一级的陆军大学的训练。他的身份是工程兵军官，军界中的这一行不过是搞搞防御工事和修筑铁路之类毫无浪漫色彩的事情，他所从属的兵种不是产生将帅之材的地方。他的父亲是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个薄有资财的酒桶制造商，共有子女十一人，以他居长。他以往的军事生涯的特色便是他在每一岗位上都是不声不响地克尽职守，干练有为；他在台湾和印度支那当连长，在苏丹和廷巴克图当少校，在陆军部的铁道处当参谋，在炮兵学校当教官，1900到1905年间在加利埃尼的部下担任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构筑防御工事的军官，1905年当师长，1908年当兵团司令，以及在1910年以来当后方勤务总监和最高军事会议委员时，都是如此。 在他的交往中，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教权主义分子、君权主义分子，或者别的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德雷菲斯事件期间他不在国内；他有一个优秀的共和派分子的好名声，就跟他的精心修剪的双手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为人稳重沉着，丝毫不动感情。他的性格的突出之处是习惯成自然的木讷少言，换在他人身上，这样的性格不免会显得妄自菲薄，然而它却象是霞飞的庞大安详的躯体上散发出来的灵气一样，令人一见便会信心倍增。他还得再过五年才到退休年龄。 霞飞自知有一条短处：他未受过参谋业务这门深奥学问的训练。7月里的一个大热天，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各处房门洞开，官员们瞥见门外波将军拉住霞飞军服上的一粒纽子。“听我的话，亲爱的朋友，”他说，“我们会把德卡斯特尔诺给你。他对参谋工作无所不知，万事不用你操心。” 德卡斯特尔诺是从圣西尔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的正途出身，他跟达尔塔尼昂[注：达尔塔尼昂（charlesdeBaatz，seigneurd'Artagnan，约1611-1673年），路易十四的火枪手队的军官，因大仲马所写的《三个火枪手》的小说以他为主角而出名。——译者]一样，也是加斯科尼人，据说那一带地方是火热心肠又兼冰冷头脑的智勇双全的人物辈出之处。他的家族与一位侯爵有瓜葛，他自己则跟耶稣会教士相往来，并且还笃信天主教教义，身体力行，以至在战争期间为他赢来了穿马靴的托钵僧的雅号，这一切都使他受累不浅。他在总参谋部里却是一个老手。霞飞倒本想选任福煦的，但是他知道梅西米对福煦抱有原因不明的偏见。因此他便一本故习，倾听了波将军的进言而不吭一声，并当即采纳了。 霞飞提出要德卡斯特尔诺出任他的副手。“哎呀！”梅西米抱怨说，“你会掀起左翼各党的一场风暴，还要给你自己结下一批政敌。”总统同意了，总理也同意了。总理对此是“面有难色”的，不过还是同意了，两起任命便同时通过。一位袍泽，为了个人目的而勾心斗角，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卡斯特尔诺会撵他下台。“把我撵走！德卡斯特尔诺绝不会，”霞飞如此作答，心中毫不介意。“我要用他六个月；然后派他去当兵团司令。”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认为德卡斯特尔诺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材，因而战争爆发后他就任他为集团军司令，而不是一个兵团司令。 霞飞有着无比的自信心，第二年的一件事情表明了这一点，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少校问他，据他看来战争的爆发是否指日可待。 “我认为这不成问题，”霞飞回答说。“我一向是这样看的。战争是要来的。我要指挥作战，我要取得胜利。不论干什么，我都克竟其成，就象我在苏丹那样。这一次也会如此。” “要是那样，你就会有一支元帅杖了。”副官说，同时，对此前景有些肃然起敬。 “对！”霞飞承认前景确是如此，措词简洁，语气沉着。 总参谋部托庇于这位巍然屹立、不怕风吹浪打的人物，从1911年以后便全力修订《野战条例》，用新条例的精神重新训练部队，并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以取代现已陈旧过时的第十六号计划。参谋人员奉为导师的福煦已离开陆军大学，晋级升迁，在野战部队任职，现在坐镇南锡。如他所说，南锡，这段1870年的国境线，“宛如划在我国胸膛上的一道刀疤”。他统率第二十兵团守卫着这一带国界，不久，他就使该兵团名声大著。不过，他也给总参谋部留下一批“门徒”，法国陆军是如此称呼派系的，这批人便构成了霞飞的左右亲信；他还留下一份战略方案，这份方案也成了第十七号计划的轮廓。计划于1913年4月制订完成，未经讨论，也未经征求意见，最高军事会议便于5月份把它和新的《野战条例》一并通过。接下来的八个月便是用来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改编陆军，用来准备与动员、运输、补给，以及部署集结地区和时间表有关的全部指示和命令。到1914年2月，这计划便已安排就绪，可以按不同情况分别下达给组成法国全部陆军的五个集团军的司令，每个集团军的司令拿到的只是和他本人有关的部分。 计划的主旨，如福煦所说，在于“我们必须通过美因兹到达柏林”，也就是说，必须经由南锡东北一百三十英里的美因兹渡过莱茵河。这一目标只不过是个设想。第十七号计划跟史里芬计划不同，它没有一个见之于文字的总目标，也没有一个作战时间表。它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一个兵力部署计划，指示每一个集团军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哪几条进攻路线，但是并没有提出确定的目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个对德国的进攻作出反应，实行迅速回击的计划。德国的进攻路线法国人是无法事先确知的，所以它不能不如霞飞所说那样，是个“后发制人，相机行事”的应变计划。它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进攻。除此以外，一切安排都是机动灵活的。 有一份简单的、只有五句话的总指示，列为机密文件，这是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各位将军所仅能共同见到的，并且是不得相互议论的文件。事实上，指示本身也没有多少可供议论之处。它跟《野战条例》一样，开头是一句铿锵有力鼓舞人心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总司令都要求我全军将士奋勇前进，齐心协力，对德军发动攻击。”总指示的其余部分，仅说明法国的行动由两方面的重大攻势组成，即由对梅斯至提翁维尔一线德军筑垒地区的左侧和右侧的攻势组成。右翼，即梅斯以南地带的攻势，要直接向东进击，越过旧日的洛林边界，同时在阿尔萨斯发动助攻，以便使法军右翼立足莱茵河畔。梅斯左面的攻势，也就是其北面的攻势，或向北进攻，或在敌人侵犯中立国领土的情况下，向东北方进攻，穿越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但这一行动“只能由总司令发出命令”方可实施。其总的意图，虽然未见载明，显然是要向莱茵河挺进，同时把进犯的德军右翼从后方予以切断，使之孤立。 为此目的，第十七号计划把法国的五个集团军部署在从阿尔萨斯旧省的贝尔福直到伊尔松一带的国境线上，法比边界的三分之一是在这道防线内。比利时国境线的其余三分之二，从伊尔松到海边一段，则不予设防。米歇尔将军原来的计划是要在这一地带捍卫法兰西。这份计划，霞飞是在接米歇尔任之后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发现的。它把法军的重心集结在整个防线的外左翼，而霞飞在这里却没有布下一兵一卒。这纯粹是一份防御计划；它根本不想夺取主动；霞飞细心研究之后，认定这份计划是“愚不可及”。 法国总参谋部虽然收到所属第二处——又称军事情报处——搜集的许多情况，表明德国人要用强大的兵力实行右翼包围，但是该部仍然深信否定如此用兵的论据要比证实如此用兵的证据有力得多。他们对于德军行将横扫佛兰德的情报未予置信，虽然早在1904年就有过一个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将史里芬计划的初期样本泄漏给他们。说起这番经过，还很有点戏剧味道。此人和一个法国情报军官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和尼斯秘密会面三次，他出现的时候头部完全用绷带包扎起来，只露出一撮灰色的髭须、一双犀利的眼睛。他索取了一笔相当大的代价才交出的文件表明，德国人计划取道列日、那慕尔和沙勒罗瓦一线穿过比利时的国土，经由瓦兹河流域的吉兹、努瓦荣和贡比涅一线侵入法国。这条路线果真便是1914年作战时的入侵路线，文件完全真实可靠。当时的法国总参谋长庞德扎克将军认为这份情报“完全符合主张必须采取大规模包围战的德国战略的当前趋势”，但是他的许多袍泽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动员足够的兵力来策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疑心这份情报是一个疑兵之计，为的是把法军从他们要真正进攻的地区调开。由于种种无法确定的因素使法国的计划工作受到阻碍，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比利时。法国人的头脑是讲究逻辑的，在他们看来，如果德国人侵犯比利时，向安特卫普发动进攻，那就显然要把英国卷进来反对他们。德国人有可能会自找麻烦吗？或者，他们宁愿让比利时不受侵犯，而重新采用老毛奇的计划，在动作迟缓的俄国人完成他们的动员之前首先进攻俄国，这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呢？ 对于德国战略，有着若干种假设，为了要使第十七号计划与其中一种假设相吻合，霞飞和德卡斯特尔诺都认为，最为接近真实的一种假设便是敌军向洛林高原大举进犯。他们预计敌人会侵犯比利时的马斯河以东一角。他们估计敌人在无须动员后备役兵员的情况下可以投入西线的兵力为二十六个兵团。以这一点兵力而要把战线延伸到马斯河的彼岸去，德卡斯特尔诺断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同样看法，”霞飞表示赞同。 大名鼎鼎的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却另有见解。他领导了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他在演讲中和在他的《新军队》一书中都坚信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动员每一个公民参加的投入大批部队的战争，他坚信德国人正在准备的便是这样一场战争。他还认为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的后备役人员在体力上正处于顶峰状态，他们比起没有家庭负担的年纪小些的人更肯打仗，他还说法兰西若不把全体后备役人员送上前线，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赞同第十七号计划的那帮人之外，仍然有一些军事评论家为防御战略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格鲁阿尔上校在他1913年出版的《可能的战争》一书中写道：“我们首先要集中注意的是德国发动借道比利时的攻势。我方的战役发动之后，必然的后果将会如何？就我们的预见所及而言，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们在开始时即取攻势则我们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法国做好准备，对德军的右翼迅予回击，“我方当可稳操胜券。” 第二处在1913年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充分证实了德方将使用后备役兵员充当作战部队，这就使法国总参谋部对于这一重大因素不能再予忽视。毛奇为1913年的德国大演习写的一篇述评落入了法国人手中，这份文件表明后备役兵员将被如此使用。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梅洛特少校注意到德国人在1913年异乎寻常地征召了大量后备役兵员，并据此断言他们将为每个现役兵团征编一个后备兵团，少校为此写了报告。但是制定第十七号计划的那些人还是不肯听信。虽有证据表明他们仍以采取守势为宜，但是，他们对此一概置予不顾，因为他们的全副心思和全部希望，如同他们的训练和战略一样，都是定在打进攻战上。他们深信德国人动用后备部队只是为了守卫交通线和“战场中处于守势的几个方面”，以及充当守军和占领军。他们断然决定，不防守法比边界，他们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把他们的右翼延伸到佛兰德，他们中路的兵力就会异常单薄，用德卡斯特尔诺的话说，法国人就可以“把他们拦腰切断”。德军如果在右翼投入大量兵力，法国对德军的中路和左翼就会具有优势兵力，并会因此得益。德卡斯特尔诺的名言，“对我方越是有利！”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当勒巴将军离开圣多米尼克街时，他对陪同他前去的里尔市的议会代表说，“我的袖子上是两颗星，而他有三颗。我怎能和他辩呢？”第四章“只需英国大兵一人……” 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是1905年诞生的，那一年俄国在遥远的战场上败于日本人之手，它在军事上的积弱无能已公诸天下，欧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同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不论哪一国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时机开启战端，法国势必要在一无盟国的情况下单独作战。德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时机检验一番。1905年俄国兵败盛京之后只过了三个星期，德皇即于3月31日御驾亲临丹吉尔，举世为之轰动，此行不啻是给法国下了一纸战书。在法国人看来，这等于说德国在窥测时机，以便“往事重演”，而且它是会找到时机的，即使现在尚非其时，为时当也不远。“我跟大家一样，是那天上午9时来到巴黎的，”夏尔·佩居伊如此写道。他是诗人、编辑、神秘论者、反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者、反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法兰西的心声。“我跟大家一样，在11时30分知道了就在那两小时中间，我个人的一生，我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就他自己的生平而言，佩居伊的这些话确是言之不虚。1914年8月，他以四十又一之年志愿从军，而于9月7日在马恩河战役阵亡。 英国也同样对丹吉尔的挑战作出反应。它的军事体制当时正由伊谢尔勋爵主持的委员会进行全面刷新。这个委员会除他本人外，还有那位生性暴躁的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他已经接二连三地大发雷霆，对海军进行整顿；此外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乔治·克拉克爵士，因对帝国战略见解新颖而著名。“伊谢尔三巨头”建立了一个帝国国防委员会，其职责是主管有关军事政策，伊谢尔担任常务委员，克拉克任秘书，并给陆军新设了一个总参谋部。正当德皇提心吊胆地骑着一匹白色悍马在丹吉尔的大街上走过的时候，英国总参谋部正在地图上研究一场假想性的模拟战争，它设想德军借道比利时在马恩河以西和以北进行大幅度的翼侧行动。这一图上战术作业，向作战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和他的副手罗伯逊将军表明，如果英军不能“迅速到达战场并具有充分实力”的话，就难有堵截德国人的机会。 那时候，英国人所考虑的是独自在比利时作战。保守党首相贝尔福当即吩咐给他搞出一份报告，说明德国一旦入侵比利时，英方至少要多少时间才能动员起四个师的兵力并在比利时登陆。但就在此次摩洛哥危机声中，格里尔森和罗伯逊两位将军还在大陆上沿法比边界观察地形之时，贝尔福的政府便告倒台了。 各方面人士都极度神经紧张，担心德国会利用俄国正经历着一场大难的时机，而在当年夏天挑起战端。这时英法两国还未订出一份共同作战计划。英国的局面因为大选而动荡不定，各部大臣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奔走竞选，法国人只得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们驻伦敦的武官于盖少校接触了一位积极主动而求成心切的中间人雷平顿上校。上校是《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他经伊谢尔和克拉克首肯之后，便开始谈判。雷平顿上校在递给法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问道：“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条原则：除非在德国首先侵犯了比利时领土而迫不得已时，法国将不会侵犯比利时领土？” “当然是这样，”法国人答复说。 “法国方面是否知道，”上校问道，“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动都要自动地招致我方参战以捍卫我们的条约义务？”上校此问，既意在警告，又是为了预先表明态度。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一届英国政府自行承担责任要对某一事件“自动地”采取行动，但是这位上校却置一切约束于不顾，任性驰骋，远远越出了雷池。 “法国一向是这样看的，”对方深感愕然地答复说，“但是从未得到一个正式的保证。” 上校在作了一些诱导性的提问之后，便证实法国并不认为英国在比利时独力作战是上策，他还相信统一指挥——法国负陆上指挥之责，英国负海上指挥之责——乃属“绝对必要”。 与此同时，自由党人当选执政。他们历来反对战争，反对在国外冒险，他们也有信心可以用他们的一片善心去维护和平。新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上任一月便遭丧偶之痛。新任陆军大臣是个律师，名叫理查德·霍尔丹，此人狂热崇拜德国哲学，防务委员会里的一些军人问他打算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时，他答称，“一支黑格尔派的军队”。“交谈就此中止”，他在记录中这样写道。 法国人小心谨慎地与格雷接触。格雷表示凡是他的前任已经向法国作出的保证，他都无意“收回”。他就职后的第一个星期就碰上一次重大危机，于是问霍尔丹是否有过什么安排，要求英国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跟法国人并肩作战。霍尔丹查阅了档案，没有找到这样的文件。但是通过他的这番查询，发现要把四个师送到大陆得要两个月时间。 格雷提出，两国总参谋部之间现在是否可以举行会谈，作为“军事上未雨绸缪之计”，而同时又无须使英国承担责任。霍尔丹请示了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首相虽然是个自由党人，但就本人爱好而言，对于法国的事物却是无不衷心喜爱，他有时还会搭乘渡轮往返海峡作一日之游，为的是在加来吃一顿午饭。他同意两国总参谋部举行会谈，但是要以“联合准备工作”作为会谈重点则不免有所顾虑。他觉得那样一来就“非常接近于一项需要尊重的谅解”——而事实也确是如此——使协约国之间不即不离的可爱现状有遭受破坏之虞。为了避免造成这种不愉快的后果，霍尔丹作了布置，由格里尔森将军和于盖少校会同签署一封信，言明英国不因双方举行会谈而承担责任。他安排妥贴这么一个格局之后便授权开始会谈。他和格雷以及首相本人，都未将此事告知内阁其他大臣，而让它作为一桩“部内事务”交由军方掌握其今后的发展。 从此总参谋部就接管了这项工作。英国军官参观了那一年夏天的法国军事演习，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位骑兵将军，曾在布尔战争中一鸣惊人。格里尔森和罗伯逊由于盖少校陪同，重访了法比边界。他们征求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意见，选定了几处登陆基地，并在沿沙勒罗瓦到那慕尔一带的正面以及进入阿登山区的地方选定了几处中间整备区域，因为他们估计德军会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 然而，“伊谢尔三巨头”根本不赞同把英国陆军只作为法军的一支偏师使用，所以，在摩洛哥危机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之后，1905年开始的联合计划的制订工作也就没有进展。格里尔森将军的职务已由他人接替。以伊谢尔勋爵为代表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主张在比利时采取独立行动，不受法军总部的节制，认为掌握安特卫普及其附近一带海岸乃是英国的直接利益所在。而约翰·费希尔爵士则强烈主张英国必须以海军作战为主。他信不过法国的军事能力，算准了德国人将在陆战中打败他们，所以认为把英国陆军送过海峡去一同吃败仗是无谓之举。他所赞成的唯一的陆上行动是在德国的背后来一次大胆的强攻，他还选定了一个精确的地点——东普鲁士沿波罗的海海岸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这地方离柏林不过九十英里，是从海路抵达德国首都的最近的一个地点，由海军送去登陆的英军部队可以夺取这块地方并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使百万德军无暇他顾”。此外，陆军的作战必须“绝对限于……对沿海一带的突然袭击，收复赫耳戈兰岛，并驻守安特卫普”。费希尔认为，陆军在法国作战的计划是“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动”，陆军部的不知战争为何物是出奇的，陆军应当作为“海军的配属部队”来支配。费希尔于1910年初六十九岁时被授予爵位，同时被解除了海军部的职务，但是他对国家的作用则远未告终。 1905-1906年的紧急状态过去后，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在此后数年间进展甚微。但在这段间歇期中，有两位人士缔结了跨越海峡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成了缔造一座友谊大桥的第一条铁索。 当时的英国参谋学院院长是亨利·威尔逊准将，他是个身材瘦长、热情奔放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他的一副尊容，据他自己认为，堪与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经常处于思潮澎湃、谈吐幽默、热情奔放、想象丰富的状态中，特别是精力旺盛。他早年在陆军部供职时，惯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园跑步锻炼身体，随身带去晨报，只要减速到慢步的时候，便边走边看。先后带领他长大的几个保姆都是法国人，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于德语，则不那么感兴趣。1909年1月，史里芬在《德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对他的继任人毛奇给他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改动表示异议。他为包抄法国和英国陆军所准备的“庞大的坎尼之战”，在文章中虽未露细节，但基本轮廓已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文章的作者是谁也不言而喻。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将这篇文章送给院长过目，威尔逊在归还的时候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尔逊将军心血来潮，要去拜访与他对等的人物——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将军。他旁听了四节讲授课和一节讨论课，福煦将军优礼相待，请他吃了茶点。主人虽然因为每有贵宾来访就得中断工作而感到不胜其烦，不过还是认为对这位英国同行应该待之以礼。威尔逊将军对此间所见所闻兴致勃勃，坐下来一谈便是三小时。当福煦终于能够把客人送到门口，以为这下子总算可以最后道别的时候，谁知威尔逊意兴仍浓，当下宣布他第二天还要再来叙谈，并要再看看这里的课程。福煦不能不由衷地钦佩英国客人的这种勇气，并为他的关切感到高兴。两人再度晤谈时便肝胆相见了。不出一月，威尔逊又重临巴黎再次聚首商谈。福煦还接受了他的邀请，来春去伦敦访问，威尔逊也同意夏天再来，观摩法国的参谋野战实习。 福煦来到伦敦，威尔逊介绍他与霍尔丹和陆军部的其他人员相见。威尔逊一头撞进一位袍泽的房间，就说：“我请来了一位法国将军，就在外面，是福煦将军。你听着，大战到来的时候，这家伙就会是盟国联军的司令。”此时此地的威尔逊，不仅已经接受了统一指挥的原则，并且定下了司令的人选，不过他的预言要见诸事实还得在经过四年苦战，经过战局濒临败北的危境之后。 由于1909年以后的频繁往还，两位院校首长结成莫逆之交，威尔逊甚至成了将军家庭的座上客，还被邀请参加福煦爱女的婚礼。福煦跟他的朋友“亨利”一碰面就是几小时，据一位目击者说，所谈的都是“耸人听闻”的闲话。他们经常换戴军帽，一高一矮，并肩散步，有时热烈争论，有时谐谑谈笑。威尔逊印象之中，最为深刻难忘的是陆军大学的学习方式，既紧张活跃，又大胆果敢。教官不断地要求当学员的军官“快，快！”或者“干，干！”这种紧张快速的方法一经坎伯利参谋学院采用，便立即被命名为威尔逊氏的“‘干’的行动”（allezoperation）。 威尔逊在1910年1月第二次访法期间，曾向福煦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句话，但它充分表达了法国人对于跟英国结盟的看法。 “英国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威尔逊问道。 福煦的答复好象是利剑射出的一道寒光，“只需英国大兵一人——不过我们一定要看到他战死沙场。” 威尔逊也一心要使英国作出承诺。他深信对德战争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他也竭力把自己心头的迫切之感灌注给他的袍泽和学员，而他自己，对于这件大事则是全神贯注。1910年8月，他的机会来了。也被任命为作战处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先前就是以这个身份同法国方面开始两国总参谋部的会谈的。于盖少校立即前来拜见新任处长，他因英法军事合作这一重大问题自1906年以来毫无进展而感慨系之。威尔逊回答他说，“重大问题！而且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再也没有别的问题比得上它了。” 联合计划的工作当即有了起色。除了法兰西和比利时，威尔逊什么都不想去看，哪里都不想去。1909年首次访法期间，他就曾坐火车，骑自行车，走访了从瓦朗西安到贝尔福之间的法比边界和法德边界。他那时就觉察到，福煦“对于德国通过比利时进军的重视跟我的看法一模一样，从凡尔登到那慕尔之间是重要的一线”，换句话说，也就是马斯河以东的一线。此后四年间，他每年都要去三四次，每次都要骑自行车或驾驶汽车遍游1870年的战场旧地，以及预计会成为未来战场的洛林和阿登山区。每次来访，他都要和福煦会商，在福煦调离以后，便和霞飞、德卡斯特尔诺、迪巴伊，以及法国总参谋部的其他人员会商。 陆军部的威尔逊办公室里，有一面墙上整个儿是一大幅比利时地图，图上每一条他认为德军有可能通过的道路都用浓墨涂得黑黑的。威尔逊到陆军部履新之后就觉察到，经过素有“将军中的叔本华”之称的霍尔丹的一番整顿，正规陆军在新体制下业经进行了周详严密的训练、准备和组织工作，一旦有事，立即可以成为一支远征劲旅，并且已经做好一切安排，动员令下之日，即可达到战时定员。但是有关横渡海峡的运输问题、宿营问题、给养问题、到达法国后的集结地区问题，以及和法国军队共同建立防线问题的计划，却还一个都没有。 威尔逊觉得总参谋部在这些问题上显得颟顸因循，他也因此陷于周期性发作的愤懑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令人很不满意……没有铁路方面的安排……没有马匹供应方面的安排……情况糟不可言！……没有安排通往港口的火车，没有安排港口工作人员，没有安排海军……压根儿未作医疗救护方面的安排……马匹的困难尚未解决……万事未备，真是糟不可言！……这样毫无准备真是丢脸……马匹问题处于叫人丢脸的状态！”然而，到了1911年3月，他便在这样毫无安排——以及毫无马匹——的情况下拿出了一份动员时间表，规定好“全部六个步兵师在动员的第四天上船，骑兵在第七天上船，炮兵在第九天上船”。 时间表来得正是时候。1911年7月1日，德国“豹”号炮舰驶抵阿加迪尔。全欧洲各国的首相府或总理署，窃窃私议的都是一个词：“战争”。威尔逊急忙赶往巴黎，也就在这个月里，法国最高军事会议撤掉了米歇尔将军的职务，从此将防御战略抛到九霄云外。威尔逊和迪巴伊将军共同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写明英国一旦出兵介入，出动的兵力将为六个正规师和一个骑兵师。威尔逊和迪巴伊于7月20日签署的文件，明确规定从动员第四天至第十二天，总数为十五万人和六万七千匹马的兵力将在勒阿弗尔、布伦以及溯河而上在鲁昂登陆，改乘火车开赴莫伯日地区的指定地点集结，而在第十三日即可投入战斗。 迪巴伊-威尔逊协议，就其实效而言，已将英国陆军在战争到来和英国参战之时配属于法国陆军，那时英国军队部署的地区将是法军防线的延伸地区，担负警戒法军翼侧的任务，防范敌方的包围。这就等于说——于盖少校也是如此欣然记载的——法国人已经说服威尔逊和英国总参谋部不要去另搞一个“次要战场”，而应在“主要战场，也就是在法国战场”上共同作战。事实上，对于这个决定，英国海军所要负的责任并不比法国人小，因为法国对能否在多佛尔-加来一线的港口登陆不肯担保，因此排除了在距离比利时更近的或在比利时境内的港口登陆的可能性。 威尔逊返抵伦敦时，据他在日记里所写，面临的突出问题乃是德国是否会向“法国和我国”开战。所以，当格雷和霍尔丹两人在午餐桌上征询他的意见时，他便提出了一个加强语气的三点计划：“第一，我们必须和法国联合；第二，我们必须和法国人在同一天动员；第三，我们必须把六个师全部派去。” 这两位文官对局势的理解使他“深感失望”，不过他立即得到一个天赐良机，给政府上了一堂有关战争真情实况的讲解课。首相阿斯奎斯（他自1908年起接替坎贝尔-班纳曼担任首相）于8月23日召开了一次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特别会议，确定万一战争爆发时的英国战略问题。会议开了一整天，上午由威尔逊将军阐述陆军的意见，下午则由费希尔的后任、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提出海军的意见。出席会议的除阿斯奎斯、格雷和霍尔丹外，还有三位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海军大臣麦克纳，还有一位是内政大臣。这位大臣，年纪不大，才三十七岁，却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他在危机期间便已越俎代庖，曾就海军和军事战略问题接连不断地向首相提出许多意见。他的陈言全是真知灼见，对未来的战争进程所作预断，准确无误，令人惊服；对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毫不含糊。这位内政大臣便是温斯顿·丘吉尔。 威尔逊在这批被他称为“无知的人们”面前，在他的一位袍泽和日后的首长，“对所谈问题一窍不通”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帮助下，将他那幅比利时大地图在墙上钉好，然后作了两小时的讲解。他对德国将如何利用俄国的动员迟缓而将它的主力派去对付法国人，而在兵力上取得对法军的优势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这一讲驱散了许多幻想。他正确地陈述了德国将实行右翼包抄的进攻计划，但是由于他深受法国理论的熏陶，把德军直下马斯河以西的兵力估计为不会超过四个师。他声言，如果在战争爆发时将英军六个师全部派到法军战线左端，则顶住德军的攻势便大有希望。 等到下午由海军上将发言时，那几位听得出神的文官们不禁大吃一惊。他们发现海军的计划和陆军的计划竟无共同之处。他所建议的远征军登陆地点不在法国，而在普鲁士北方海边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上，在那里登陆的英军将会把“比它自身大几十倍的德军调离其正面作战的前线”。他的论据受到两位陆军将军的猛烈攻击。费希尔勋爵未在场，这就给阿斯奎斯以勇气来拒绝它，陆军成了这次交锋的胜利者。从此以后，费希尔的厌恶之情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咆哮发作一次。“英国海军，所向无敌……乃是牵制德军不使其攻进巴黎的唯一依靠。”他在数月后给友人的信中说，“咱们的士兵对于战争有着莫名其妙的想法，真是荒诞不经，不过，幸好他们都是无权之辈。我们将要夺取的是安特卫普，而不是在孚日山脉边境上去做傻事。”在夺取安特卫普的想法中，有着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性，直至1914年战争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在那以后，这种逻辑性还在不断地给英国的军事计划拖后腿。 1911年的8月会议，跟数周前清除米歇尔将军的那次法国最高军事会议一样，既对英国的战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副产品。发布命令，对制订海军政策的人选进行调整，报国心切的内政大臣欣然奉调担任海军大臣，到1914年，他将表明是担负这一重任的不可缺少的人才。 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引起的反响，激怒了那些被关在门外的内阁大臣和党内主张恪守和平的那一派。亨利·威尔逊也听说他本人已被看作是这次会上的大坏蛋，听说人家“都要我的脑袋”。以此为开端的内阁分裂行将在关键性的最后时日里演变成为异常危急的局面。政府始终保持着一种言不由衷的态度，声言有关军事问题的“谈话”，用霍尔丹的话来说，“不过是我们与法国亲密友谊的一种自然而非正式的结果。”说是自然的结果，也许是对的；说是非正式的，却不见得。伊谢尔勋爵对首相说过的话并非空谈，他说两国总参谋部共同作出的计划“不问内阁欢喜与否，理所当然地已使我们承担了参战责任”。 阿斯奎斯是怎样答复的，或者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他的内心深处究竟有何看法，现在都无记录可查，何况内心深处的事情，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难以探索的。 下一年，1912年，跟法国缔结了一项海军协定，这是一个负有重大使命的代表团——但不是前往法国而是前往柏林——所取得的结果。为了尽力劝阻德国人不要通过新的海军法案去扩充舰队，霍尔丹衔命前去和德皇、贝特曼-霍尔韦格、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以及其他领导人会谈。这是英德双方谋求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达成谅解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这次努力同样失败了。德国人对于要他们的舰队继续屈居英国之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要求英国答应在德法一旦开战时保持中立。英国人拒不答应这一要求。霍尔丹此行归来，便已深信德国野心勃勃，觊觎欧洲霸主地位，迟早非要抵抗不可：“我对德国总参谋部作了一番研究，我认为，一旦德国的主战派掌权，这场大战就不仅仅是要打倒法国和俄国而已，而且是要主宰世界。”这一结论既然出自霍尔丹之口，对于自由党的思想和计划的影响也就非同小可。它的第一个结果是和法国订立海军协定，规定在出现战争威胁时由英国人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的安全，防范敌舰攻击，使法国舰队得以不受牵制而专注于地中海方面。由于法国舰队所作的安排是出于协定的规定，否则它决不会如此安排的，因而这一协定也就给英国定下了一个明确的义务。 协定的内容没有让内阁全体知道，尽管如此，不安之感却已不胫而走，普遍认为事情搞过了头。反战派对于“不承担责任”不以有此说法为满足，坚决要求把它见之于书面。爱德华·格雷爵士采取了给法国大使康邦先生去一封信的形式以满足它的要求。此信由内阁起草并予通过，算得上是一篇故弄玄虚的杰作。信中说：两国的军事谈判容许双方可以在今后任何时间自行决定“是否用武力相互支援”；海军协定“并非以约定战时进行合作为基础”；在遇到战争威胁时，双方将对两国总参谋部的计划“给予考虑”，“然后作出决定，应该赋予该计划以怎样的效力”。 这份古怪的文件使大家都感满意：法国人满意，因为整个英国内阁政府现在算是正式承认联合计划的存在了；反战派满意，因为文件上说了，英国并未“承担责任”；格雷感到满意，那是因为他的一番苦心推敲出来的一套说法，既保全了计划，又使反对者无话可说。他说，如果当初听从了某些方面对他的敦劝，用明白宣布跟法国结盟来代替这套说法，那就会使“内阁解散”。 阿加迪尔事件之后，每年夏天要闹一场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日趋紧迫，两国总参谋部的协同工作也更形紧张。亨利·威尔逊爵士的出国旅行愈益频繁。他已经看出，新任法国总参谋长霞飞将军是一位“品质超群、器宇轩昂、冷静沉着的军人，有着坚强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而德卡斯特尔诺则是“非常聪明，富有才智”。他继续对比利时边界进行实地观察，骑了车子往返于那一带的大小道路，经常来到梅斯附近的马拉土尔村，凭吊他具有特别爱好的1870年的战场。他每次看见那座纪念当年鏖战的“法兰西”雕像，心头便是一阵痛楚。据他自己的记载，有一次去看望雕像的时候，“我把随身带着的一小张地图摊在它的脚下，地图上标明了英国军队在它土地上的集结地区”。 1912年，他对德国新建的铁路作了一番研究，所有这些线路都汇集到亚琛和比利时的边界。那一年2月，英法联合计划的进展程度已经可以使霞飞告诉最高军事会议，他有把握指望英国人派来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外加两个骑兵旅，总数达十四万五千人。这位法国将军把这支英国部队称之为“W”部队，以示对威尔逊的崇敬。该部队将在布伦、勒阿弗尔和鲁昂登陆，在伊尔松-莫伯日地区集结，动员第十五天即可投入战斗。后来，威尔逊又和霞飞、德卡斯特尔诺以及俄国的尼古拉大公一起观看了1912年的法军秋季演习，然后前往俄国，同俄国总参谋部会谈。1913年，他每隔一月总要去巴黎同法国总参谋部首脑人士会商，并参加防守边界的福煦的第二十兵团的演习。 正当威尔逊在步步加紧和日益完善他跟法国人的安排时，英国的新任帝国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却是时至1912年还在想重弹在比利时独立作战的旧调。只是事经驻布鲁塞尔的英国武官谨慎小心地作了几次探询，方才不了了之。他们发现，比利时人态度坚如铁石，恪守中立地位。英国武官问起，在德国侵犯在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作出联合安排，让英军在比登陆。他得到的回答是，英国还是必须等到向它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时方可安排登陆。英国公使本人也作了探询，而告诉他的结果是，如果英国部队在德国入侵之前或未经比利时提出正式要求即行登陆，比利时人便要开火。 比利时的守身如玉，证实了英国人所不厌其烦向法国人反复申说的一点——一切都取决于德国人首先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伊谢尔勋爵在1911年就已郑重告诫于盖少校，“不论你们有怎样的口实，都绝对不要让法国的将军们首先越过比利时的边界！”如果法国首先越过边界，英国就决不和它站在一边；如果德国人首先越过边界，那就要挑起英国去与他们为敌。法国驻伦敦大使康邦先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这一条件；他发回了许多函电，一个中心主题便是唯有德国侵犯了比利时，法国才有把握得到英国的支持。 到了1914年春天，法英两国总参谋部的联合计划大功告成，每一个营最后的宿营地，甚至每一个营要上哪儿去喝咖啡都已计划停当。需要调拨的法国火车车厢的数目，口译人员的指派，密码的准备，军马饲料的征集，这些事项，或者已经安排妥当，或者可望于7月底前完成。威尔逊和他的参谋人员不断和法国人互通消息一事，是必须严格保密的。一切有关两国总参谋部称之为W计划的工作，即关于远征军行动计划的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接触这一机密的仅限于六名军官，甚至连打字、归档以及一般文书工作都由他们担任。就在军事人员预先部署战线时，英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还在用“不承担责任”的毯子蒙住自己的脑袋，坚决采取眼不见为净的态度。第五章俄国压路机 俄国巨人象具有魔力似的迷惑着欧洲。在军事计划的棋盘上面，俄国以其地大人多而被视为庞然大物。尽管它在对日一战中丢脸出丑，但是只要想起俄国“压路机”，法国和英国就感到心宽胆壮；而德国人因害怕在他们背后的斯拉夫人而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虽然俄国陆军积弊甚多，声名狼藉；虽然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是俄国的严冬而不是俄国的陆军；虽然在克里米亚之战中，俄国陆军曾在自家土地上吃了法、英两国的败仗；虽然土耳其在1877年的普列文防御战中已经挫败俄军，只是后来因为众寡悬殊而告失利；虽然日本已在满洲打败了俄军；但是俄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仍然流传一时。哥萨克骑兵冲锋，杀声震天，凶悍残忍，在欧洲已深入人心，所以报刊的艺术家们在1914年8月能够置身俄国战线千里之外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工细笔刻划出这样的画面。人们对俄国军队已形成一个概念，那就是哥萨克加上不虞耗尽的数以百万计的身强力壮、驯服听命、视死如归的庄稼汉（mujikS）。俄国陆军为数之大，令人咋舌：平时兵力为一百四十二万三千人；一经动员征召，便可增加三百十一万五千人；此外还有一支二百万人的地方军和可以征召入伍的后备力量；因此可供使用的兵员总额达六百五十万人。 在人们的脑海中，俄国军队是个庞然大物，开始时不免臃肿迟钝，但是一旦充分动员起来投入行动，它一浪接一浪永无穷尽的人海波涛，不论伤亡多大，都会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滚滚向前。自从对日作战以来，军队里便开始进行整顿，肃清其颟顸无能、营私舞弊的现象，并且据信业已取得成效。法国政界，“对俄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惊人的资源、潜力和财富，具有非同寻常的印象。”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国人谈判海军协定时，便注意到这一点并抱有同感。他对普恩加来总统说，“俄国的资源非常富足，就是我们不去支援俄国，时间一长，德国人也要山穷水尽的。” 在法国人看来，第十七号计划能否胜利，向莱茵河进军能否所向披靡，将是他们民族存亡所系的大事，也是欧洲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为了保证他们能突破德军中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要俄国人牵制住一部分同他们对垒的德军。问题在于要使俄国人在德、法两国各自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同时，在德军后方发动攻势，也就是说，尽可能在接近动员第十五天行动。法国人跟别人一样深知要俄国在十五天之内完成动员和集结部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要求它于动员第十五天以手头已有的力量开始作战。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叫德国人从一开头就得两面作战，以削弱他们所面临的德军优势兵力。 1911年，当时身任陆军部参谋长的迪巴伊将军奉派前往俄国，去给俄国的总参谋部灌输必须夺取主动的作战思想。在一场欧洲大战中，一半的俄国军队得集中用于对付奥地利，而用之于对德作战的部队，在动员第十五天也只有半数可以准备就绪，尽管如此，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却是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俄国人正因他们的军队蒙垢而急于要重振军威，同时对计划的全部细节又抱着一种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态度，所以便同意跟法国人同时发动攻势，这自然是大胆有余而细心不足。迪巴伊得到了俄国人的承诺，一俟俄国的前线部队进入阵地，不等全军集结完毕，就在动员第十六天发动进攻，越过东普鲁士的边界。“我们应该对准德国的心脏打击，”沙皇在双方签字的协议上声言，“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必须是柏林。” 要求俄国尽早发动攻势的协议经过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一年一度的会谈而愈形牢固加强，这种总参谋部之间的会谈正是法俄同盟的一个特色。1912年，俄国总参谋长吉林斯基来到巴黎；1913年，霞飞将军前往俄国。到这时，俄国人已经完全受制于冲动的魔力。自从兵败满洲以来，他们确也需要一雪出师败绩的耻辱，因军力孱弱而自惭形秽的心情当然也需要谋求振作之道。格朗梅松上校的演讲集译成了俄文，备受欢迎。俄国总参谋部因为领受了光华熠熠的殊死进攻的理论而神采飞扬，所以其诺言也就一再加码。1912年，吉林斯基将军承诺将用于德国前线的八十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全部送达，而不顾俄国的铁路与此项任务显然不相适应。1913年，他又把进攻的日子提前两天，不顾俄国的兵工厂生产的炮弹不到估计的需要量的三分之二，而步枪子弹还不到一半。 盟国并不因俄国军事上的弱点而牵肠挂肚，虽然英国派到日本军中的军事观察员伊恩·汉密尔顿早在满洲时就曾对这些弱点写过不留情面的报告。这些弱点表现为：情报工作很差，部队不知隐蔽，不知保密，也不讲求行动的敏捷，缺少斗志和主动性，缺少良好的将材。每周为《泰晤士报》撰文评论日俄战局的雷平顿上校，由于他在评论中所形成的看法，把他的专栏文章汇编成书献给了日本天皇。尽管如此，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却仍然认为，它们需要关心的只是促使俄罗斯巨人行动起来，而无需考虑他如何发挥作用。但这谈何容易。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一个俄国兵的输送里程是七百英里，为德国兵的四倍，而当时俄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十分之一。作为防范入侵的国防措施，俄国的铁路轨距既有心造得比德国为宽，法国人提供巨额贷款资助增建的铁路又未告成，所以要俄国人达到同样的动员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俄国人答应派往德国前线的八十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只有半数能进入阵地向东普鲁士猛扑过去，姑不论其军事组织如何之糟，单凭他们攻进了德国领土这一点就可望造成举世震惊的效果。 派出大军在敌国境内打一场现代战争，乃是一种充满危险而又万分复杂的行动，需要作一番呕心沥血的精心组织，在铁路轨距宽窄互异的不利条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俄国陆军的特点中，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并不显著。 由于耆龄老将多如过江之鲫，军官团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他们的一项殚思极虑的作业便是斗纸牌。不顾体力条件而让他们忝居现役军职，为的是要保全他们在宫廷里的恩宠和权势。军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会地位的或是有钱的靠山。他们当中固然不乏英勇干练的军人，但是那个制度却不利于把最优秀的人材才推上最高层。他们对于户外运动的“怠惰和不感兴趣”使得一位英国武官为之愕然。他访问过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一处俄国边防军的驻地，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里居然连“一个网球场也没有”。经过日俄战争以后的大清洗，大批将校不是呈请辞职便是被迫离职，清洗的目的是为了拂除凝聚在上层的陈年积垢。一年之间，因为不称职而退役的将官达三百四十一人，这个数目接近法国陆军的将官总额，而作同样处理的校官也有四百人。尽管在俸金和晋升方面有所改进，但1913年军官缺员仍达三千名之多。日俄战争以后，虽然在清除陆军中的积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无奈俄国的政体还是那个政体。 “这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其最精明能干的捍卫者，1903年至1906年间出任首相的维特伯爵便是这样称呼它的，“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诈、愚蠢于一体的大杂烩。”这个政体的统治者是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个念头，即把他的父皇传给他的专制皇权妥加维护，勿使缺损。此人一无才智，精力也不充沛，又未受过负此重任的训练，他依靠的是一批朝贵幸臣，他心血来潮，执拗成性，还有那轻率浮躁的专制君主的奇思遐想。他的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别出心裁地故意让这个儿子在三十岁以前得不到一点亲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准他自身的阳寿，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岁。新沙皇如今四十六岁了，这段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手，他给人的那种冷静沉着的印象，究其实不过是麻木不仁的表现——头脑过于浅薄，思维毫无深度。报告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的急电送到他的手中，他看过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继续打他的网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访问柏林归来，前来觐见报告德国的备战情况，尼古拉跟往常一样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直视我的两眼”。首相报告完毕，相对无语好久，“他才如梦方醒，神情严肃地说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科科夫佐夫终于晓得，其实他是听得不耐烦了。 这个政体赖以支撑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国内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门，他们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弄得连维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写回忆录所需的笔记和记录逐年寄存在法国一家银行的保管库里，以策万全。还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来查出，凶犯竟是秘密警察，他们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祸于革命派。 在沙皇与秘密警察之间，充当这个政权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他们是一个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官僚与官员的阶级，实际上行使政府职权的便是这批人。他们无需向宪政机构负责，只有沙皇的独断独行可以撤换他们，宫廷里勾心斗角成风，皇后又猜忌多疑，沙皇听从谗言，也就动辄罢官削职。大局如此，英彦俊硕都难以久安于位，有一位托词“体弱多病”而辞官不就的人引起了他的同僚喟然兴叹，“在这年头，人人都体弱多病”。 民怨接近沸点，终尼古拉二世一朝的俄罗斯，国无宁日：灾祸频仍，屠戮不绝，出师屡败，民不聊生而相继举义，终致酿成1905年的革命。维特伯爵当时曾向沙皇进谏，若不俯顺民心，畀予宪法，就须厉行军事专政，以恢复秩序。沙皇迫不得已而忍气吞声，采纳了前者，这纯粹是因为担任圣彼得堡军区司令的先皇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拒不承担军事专政的责任的缘故。大公这一次坐失机宜，从此便永远得不到那些极端保守的皇权主义分子的宽宥，那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血统和倾心德国的王公大人的宽宥，那些黑色百人团——“右翼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及作为专制政权顽固堡垒中坚的其他反动集团的宽宥。他们觉得，曾经一度结成三皇同盟的三个帝制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比起西欧的民主国家来，德国更其是俄国的当然盟国，许多德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德皇本人有时也是这样想的。俄国的反动派把国内的自由派看成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宁要德皇而不要杜马，这种态度跟日后的法国右派如出一辙，他们宁要希特勒而不要莱翁·勃鲁姆。只是由于战前二十年间德国自身咄咄逼人的气焰愈演愈烈，这才促使沙皇俄国一反初衷去跟共和政体的法兰西结盟。到了最后关头，德国的威胁甚至还把它跟英国结成一伙，但就是这个英国，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可望而不可即已达一世纪之久。当今沙皇的一位皇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曾于1898年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活到能听见英国临终时的咽气声。我每天向上帝热切祷告祈求的就是这个！” 弗拉基米尔一流人物主宰了这个完全保留着尼禄[注：尼禄（Nero，37-68年），古罗马帝王，该王朝以暴虐、挥霍、放荡出名。——译者]遗风的宫廷，朝廷命妇都从一个无知的拉斯普京[注：拉斯普京（Rasputin，1872-1916年），活跃于俄国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骗子手。他曾冒充“预言家”和“神医”而钻入宫廷，并对国家大事起很大影响。拉斯普京的活动，是沙皇俄国高级统治阶层极端腐朽的表现。拉斯普京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主持的午后降神会的刺激中恣意作乐。但是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虚无主义者巴枯宁；自有其皈依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公爵；自有其“知识阶层”，关于这个阶层，沙皇曾经说过，“我最讨厌这个词！我但愿下一道诏令，让科学院把这个词从俄语词典里一笔勾销”；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列文[注：列文（Levin），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所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之一。他是贵族地主，想在宗法制社会基础上改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结果幻想破灭。——译者]，为自己的灵魂，为社会主义，并且也为俄罗斯的土地，内心备受煎熬，此恨绵绵无尽期；自有其一批绝望的万尼亚舅舅[注：万尼亚舅舅（UncleVanyas），系俄国契诃夫所写剧本《万尼亚舅舅》的主人公之一。他没有理想，没有远大的目的，却把理想寄托在别人身上。为了那个人，他忘我地劳动，浪费了自己的青春，结果发觉那个人原来是个庸俗、渺小、毫无远大理想的人。他绝望，想服毒自杀，最后还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安下心来仍旧为偶像劳动，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死后的天堂。——译者]；自有其独特素质，促使一位英国外交官得出结论，认为“在俄罗斯，人人都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就是这素质，一种叫做斯拉夫魅力的素质，半是无所用心，半是无所事事，一种上世纪末的百无聊赖的气氛，这种气氛有如一片薄雾笼罩着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世人只知它是圣彼得堡，而不知它是“樱桃园”[注：《樱桃园》，俄国契诃夫所写的剧本名。通过没落地主朗涅夫斯卡娅把樱桃园拍卖给商人陆伯兴以及他的女儿安妮亚开始独立生活等情节，展示了俄国1905年革命前夕社会情况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作者在剧本中嘲笑没落贵族寄生生活的空虚，并对未来寄予希望。——译者]。 就备战的情况而言，只消举出一个人来便可以代表这个政权的全貌了，此人乃是陆军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将军。他是一个年逾六旬的矮胖子，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他的同僚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对他有个评语，“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可是要他说句老实话那就简直难如上青天。”1877年对土耳其的一仗中，苏克霍姆利诺夫是一员骁勇年轻的骑兵军官，荣获圣乔治十字勋章，所以他深信不疑，那次战役中学到的军事知识都是永恒真理。他曾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出席一次参谋学院教官的集会，会上居然有人对诸如火力要素之类的“新花样”有兴趣，而不是对马刀、旗杆矛以及白刃战有兴趣，他对此斥责了一通。他毫不在意地说道，他听不得“现代战争”这个词儿。“过去的战争是这样，现在的战争也还是这样……这种种玩意儿都不过是邪门外道的新花样。拿我本人来说，二十五年来我就没有看过一本军事手册。”1913年，他把参谋学院的五名教官撤职，为的是他们都坚持宣扬什么“射击的组织与实施”的异端邪说。 苏克霍姆利诺夫的智慧，因其轻浮佻挞而显得狡黠机灵，也就失去了它的混沌纯朴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细皮白肉，生就一张猫儿脸，蓄着一把整齐雪白的胡须，全身媚态十足，近乎奸诈，他既要存心巴结沙皇那样的人物，这些人也就无不入其彀中。在旁人眼中，例如在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眼中，他的形相“使人一见便会产生不可信任的感觉”。内阁大臣的任免，全凭沙皇的一时兴致，苏克霍姆利诺夫之所以能得宠而不衰，靠的是一套谄媚迎合和曲意承欢的功夫，说点儿凑趣讨好的故事，来几下滑稽逗趣的动作，小心不去议论正经大事或不快意的话题，再加上小心侍候那位当时的“御友”拉斯普京。因此缘故，事实表明，什么营私舞弊和尸位素餐的罪名，什么闹得满城风雨的离婚丑闻，甚至连轰动一时的间谍丑闻，也都对他的地位毫无影响，他仍好官我自为之。 1906年，苏克霍姆利诺夫迷上了一个外省省长的二十三岁的夫人。他千方百计栽赃诬陷，策划离婚，甩掉那个丈夫，娶了这个绝色尤物作他的第四任夫人。他生来是个懒坯，从此以后便越来越把公事推给下属去办，用那位法国大使的话来说，“把他自己的全部精力专门用来跟一位比他年轻三十二岁的夫人尽享鱼水之乐。”苏克霍姆利诺夫夫人喜欢向巴黎定购时装，出入豪华的酒楼饭馆，举行盛大的筵宴舞会。为了满足她挥霍浪费之需，苏克霍姆利诺夫及早施展了虚报开支之术而财运亨通。他按每天二十四俄里骑马视察的费用向公家报销旅费，实际上他的出巡都是乘坐火车。他的贪污所得，数字已属不小，加上他对股票市场的行情又能得到幕后消息而增辟了一个财源，六年之间他在银行里存入了七十万零两千七百三十七卢布，而他这六年的俸金一共是二十七万卢布。他的生财之道还包括他的左右亲信给他的孝敬，只要他签发几张军事通行证，送几张参观演习的请柬，或者其他形式的材料，那些人便会借给他款予以报答他的盛情。其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名叫阿尔特席勒，苏克霍姆利诺夫夫人离婚所需的证据便是此人供给的，他以挚友的身份出入陆军大臣的府邸和办公室，在这两处地方，文件都是四下乱摊的。1914年1月，此人离境之后，真相暴露，他原来是奥地利派来俄国的间谍头子。还有一个更其声名狼藉的米亚索耶捷夫上校，盛传他是苏克霍姆利诺夫夫人的情夫，此人不过是边境上一个铁路警务处长，居然拥有五枚德国勋章，并蒙德皇邀往离边界不远的罗明滕森林皇帝行猎别馆赴宴。毫不足奇，米亚索耶捷夫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他在1912年被捕受审，但是由于苏克霍姆利诺夫亲自干预而宣布无罪并得官复原职，直至战争开始以后一年。1915年，由于他的庇护人终于因俄国的屡战屡败而罢官，他又再次被捕定罪，以间谍罪被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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