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之家-6

通过这种很平常的坚持不懈，我终于成功了。我的坚持不懈，虽然多数时候是能奏效的，却很难被归为一种优点，因为我一旦达到目的就没有耐心将事情继续做下去。我那像狗一样固执的决心，使我不顾所有的忠告嫁给了一个救世主式的舞蹈家，而后又爱上一个有名望的女人，她说会教我不再恨我自己。这使我干起了买卖旧衣服的营生，让我进了理发学校，让我信奉佛教，以及去跳现代舞。叭喇狗肯定体验过相似的烦恼。一旦死死咬住了公牛的耳朵或尾巴，它们大概就相信自己已经吃到了一条整牛。埃里克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来吃饭了。博比和我在做一顿当时流行的少而精的晚餐：拌了新鲜香草的意大利通心粉，烤鸡，来自三大洲的蔬菜。我们指望能给他留下个好印象。我们一边准备一边琢磨埃里克会是什么样子。“沉思型的，我想。”我说，“那种沉默而阴晴不定的人，人们说他们‘不好相处’，而真实的意思是‘混球’。”“你想乔纳森会，呃，跟这种人好吗？”博比说。“我想他也许会被这种人吸引，”我说，“记住，这是一个他从没有向他任何朋友介绍过的人。”博比正在将一只黄辣椒切成丁。我跟他背靠背站着洗芝麻菜。我们已经习惯了一起挤在小厨房里干活。我们已学会了协调一致地行动。“嗯哼，”他说，“唔，也许你是对的。在我的想像中他更像是犯罪型的。”“罪犯？真的？”“不是杀人犯，不是坏透了的那种，更像个贩毒的。你知道，会搞阴谋诡计的人。”“可他是个演员，”我说，“我们只晓得那么多。”“哦，我觉得那些家伙中间有不少贩毒的。你不觉得吗？我是说，要不然他们靠什么过活？”“你想他长什么样儿？”“嗯，黑黑的，”他说，“与其说他长得俊不如说长得有趣。在穿衣服上，呃，很时髦。在我想像中他留着马尾辫。”“唔。我想他非常年轻。你知道，那些说话尖细、长得白净的金发小伙子中的一个，他们从中西部拥进来，结果只是在牙膏广告中扮个角色。”“好啦，我们看吧。”博比说。半小时后我们看到了。乔纳森和埃里克一块儿到了。他们带来了暖房里种的黄郁金香和一瓶红葡萄酒。乔纳森让埃里克先进去。他在门口磨蹭，仿佛他会丢下我们三个自己溜走。埃里克握握我的手，又跟博比握了握。“很高兴见到你们。”他说。他很瘦，并且开始谢顶了。他穿牛仔裤和海蓝色马球衬衫，胸口缝着拉尔夫·劳伦的品牌标志———一匹球场上的小红马。“埃里克，”我说，“神秘人物。”他高高的前额变得阴沉起来。他有一张尖尖的脸，又小又尖的下巴，尖鼻子和一对小而明亮、靠得很近的眼睛。这是一张经过挤压的惊恐的脸。埃里克就像是一个脑袋被夹在电梯门中间的人。他点点头。“我并不神秘，”他说，“哦，不，一点儿都不神秘。很遗憾以前我们没见过面。我，嗯，真的很高兴来这儿。”他笑的样子仿佛在告诉人家他的肚子刚刚挨了一拳。“喝点儿什么吧？”我说。他说想喝些赛尔脱兹矿泉水，乔纳森立刻跑去拿。我们在客厅里坐下。“这套房子不错。”埃里克说。“垃圾堆一个，”我答道，“不过多谢夸奖。你在走廊里还不至于要跨过死尸，对吧？”“哦，对，”他说，“对的。怎么？这里发生过那种事情？”我无法辨别出他想到走廊谋杀案时是感到厌恶还是兴奋。他的嗓音是属于那种兴致勃勃而又难以理解的。“最近没有，”我说，“如此而已。你是个演员喽？”“是。嗯，其他行当我都不大懂。最近我只是当个酒吧招待。你做什么工作？”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那是我在第一大街找到的。一把大得出奇的旧椅子，蒙着绿锦缎，椅背呈扇形。他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手叠放在大腿上，似乎有人规定他尽量少占些空间。“拾破烂，”我说，“我用废旧料来做耳环。”他点点头。“你能靠这个维持生计？”他说。“混饭吃吧。”我回答。我从不对陌生人提我的信托基金。那样我会觉得自己太浅薄，太受宠爱了，因为我可以不劳而获，周围的人却在拼命工作以支付房租。我总是有活儿干，但都不是高强度、丝毫不能懈怠的活儿，那种活是别人为了偿付自己所有的开销而去干的。现在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已泄露了自己干过的某些已构成犯罪的事情。埃里克说不定是联邦调查局派来的。一个明摆着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密探，以至于在他面前，人们总觉得难以进行正常的谈话，于是不由自主地会吐露出自己干过的鸡毛蒜皮的坏事。乔纳森端来了饮料。“为神秘的结束喝一杯吧。”我说，于是我们一齐喝了。“你喜欢，呃，什么特殊种类的音乐？”博比问。埃里克朝他眨眨眼。“我喜欢音乐，”他说，“我喜欢所有种类的音乐。”“我去放一盘带子，”博比说着站起身，“你想，呃，听点什么特别的吗？”“我来看看你们有哪些带子。”埃里克说。他从那把旧椅子上蹦起来，跟着博比向录音机走去，那姿态优美得让人觉得意外。乔纳森和我第一次有机会交换了眼色。从他的口形我看出来他想说“我告诉过你嘛”。博比跪在搁录音机的架子前面。“可以说我们每种都有一点，”他说，“可以说，唔，我们什么都听。”“你们有科尔全恩，”埃里克说，“哦，瞧这儿，你们有大门乐队的曲子。”“你喜欢大门乐队？”博比问。“我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想做吉姆·莫里森，”埃里克说，“我以前常在后院练习他的动作。每天都练，还对口形。不过后来我认识到自己缺乏一些基本素养。”他笑起来，并像刚才一样惊愕地吐出一大口气。“来听吧。”博比说，并将大门乐队的磁带弹进录音机。“你喜欢鲍勃·迪伦吗？”他问埃里克。“哦，当然。我也想过要成为他那样的。”“我从俄亥俄带了些唱片，”博比说，“我有一些是，你知道，很少见的。你喜欢亨德里克斯吗？”“我很喜欢亨德里克斯。他以前是，你知道，最棒的一个。”“有些唱片我可以买到它们的磁带版。但有几张就太难找到了。你想不想看看？”“好啊。当然，我当然想看。”“我们没法听到，”博比说，“我们还没买唱机。我们得去买一台。就算它们，呃，快要过时了。”“我有一台，”埃里克说，“要是你愿意，你可以什么时候到我那儿去放放唱片。要是你愿意。”“哦，那好。那很好。到这儿来，唱片放在克莱尔和我的房间里。”埃里克对乔纳森和我说：“我们失陪一会儿行么？”突然间我看到了他在八九岁时准是这副模样：彬彬有礼，过于热情，爱哭鼻子，对父母而言他是个谜。“当然。”我说。他们走后我低声对乔纳森说：“嗯，孩子们挺合得来。”他摇摇头。“我跟你讲过这将是一场灾难，你不听。”“胡说。这不是灾难，博比爱上他了。”“而你认为他既讨厌又乏味。”“乔纳森，我认识他才五分钟左右。”“五分钟足够了。你要想让他表现得比现在更理智些，就得去跟他睡一觉。”“我不明白你如果这么不喜欢他，为什么这些年来还一直去找他。”我说。“性生活，”乔纳森说，“还有我自己的疯狂。哦，我想我是以一种非浪漫的方式喜欢他的。我只是从不想让他和我其余的生活搅在一起，而我没有错。”“你真是个怪人。”“难道我会不知道。”他说。博比和埃里克回来时我提议大伙儿带着饮料到楼顶上去看日落。重要的是得让这晚餐会处于运动状态，如果必要的话最好是人的身体都活动起来。这是三月末的一个傍晚，天气暖和而多变，要么在告诉人们已是早春了，要么在揭示核试验的后果。乔纳森兴味盎然地同意了，博比和埃里克却不怎么热心。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如果我们上了屋顶，他们就听不到《陌生岁月》的下一段了。“小伙子们，我们可以下来再放音乐。”我说，同时很为自己的声音吃惊，它太像一个母亲的了。我们从楼梯爬上了屋顶，那是一个涂了柏油的平台，四边是饰着图案的山墙。橘红色的夕阳悬垂在新泽西的地平线上。电视天线在地上投下错综复杂、如鸟儿般的阴影。住宅区高楼的窗户闪着琥珀色和古铜色的亮光。一朵带着红晕的胖乎乎的云吮吸着布鲁克林上空的余晖，它每一块翻滚起伏的部分都清晰得如同雕刻的象牙。带褶边的窗帘和萨尔萨舞曲从巷子对面一扇开着的窗户里吹出来。我们朝西站着，在地上留下几道二十英尺长的影子。“真美，”乔纳森说，“正当你想搬到乡下去时，这城市表现出了这样的景色。”“我喜欢这楼顶。”我说。我又一次惊异于自己的声音。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一个女主人？“我住的那一带是听不到这种音乐的，”埃里克说，“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墨西哥风味，听不到。”“我挺喜欢。”博比说。“我也是。”埃里克答道。博比有节奏地扭起了臀部，接着很快便跳起来。平日里看着他愉快地、略微有些木讷地劳作，你可能会忘记他是怎样一个舞者。那是他令人吃惊的地方之一。只要有一个音符奏响，他就会优美、快乐地舞动起来。他似乎把某种属于精神上的重量倾泻了出来。一丝丝的肉体，所有的软骨和骨骼，在听到吉他的弹拨或号管第一声颤音时便融化开来。录音机里，一个女人在响葫芦和吉他的伴奏下用西班牙语高唱着，歌声中饱含无所顾忌、简单淳朴的激情。喜爱所有音乐，不管是好曲子还是坏曲子的博比，在最后一抹阳光消失之际跳了起来。埃里克看了一眼乔纳森和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说：“跳吧。”于是他带着羞涩的笑容开始和博比一块儿跳起来。他的舞姿远不如博比，不过他的脚能踩准音乐的节拍，胳膊也随之而抽动。博比转过来对着他，此时天空褪去了最后一点蓝色，一颗星星闪烁着微光出现于东边正在变成紫红色的天上。乔纳森和我站在那儿看着，手里端着水杯。乔纳森说：“我想在这样的舞会上我不能只作壁上观吧。你说呢？”“不能，”我说，“你尤其不能。”乔纳森把杯子放在护墙上，加入了博比、埃里克的舞蹈中。他是个有节制但姿态优雅的舞者。他仿佛只在一柱窄窄的空气中挪动而不越其界半步。我看着。一时间———只是一时间———我感到世界正急速地离我而去。我看见自己正穿着一件廉价商店里买的鲜紫色裙子，伫立在暮色中衰老下去，而一群比我年轻的男人正在一块儿翩翩起舞。这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一刻所蕴含的意义。可我觉得这一刻自己似乎以前就曾经历过。为了把自己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也跳了起来。我还能做什么？我的鞋跟粘在柏油上，发出轻柔的扑扑声，直到我从鞋子里走出来，只穿袜子跳着。乔纳森说：“好了，《西区故事》中屋顶的那段。准备好啦？”“开头是怎么唱的？”我问。“让我想一想。‘我喜欢待在美国。’”“‘在美国我的身边多么好。’”“‘在美国一切都那么自由。’”“‘在美国只花那么点小钱。’”我们大呼小叫，拍着巴掌。唱完那段后我沿直线做了三个漂亮的侧手翻。我至少有十五年没做过了。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像小刀一样挥舞得干净利落。“在我决定就这么鬼混下去之前，曾经想过要当拉拉队队长。”我告诉他们。有什么东西攫住了我们。我记得小时候做游戏最带劲的那会儿就有这种感觉。博比解开衬衫扣子，衬衫给风吹得鼓起来。我们都夸张地做着舞蹈动作，像百老汇合唱队员那样带着跳跃和旋转。萨尔萨舞曲结束时我们便唱起来。我们把所能记得的杰茨乐队的歌和《克鲁普克长官》全唱了出来。我们唱着《头发》中的所有段子。博比说：“我哥以前每天要把那张唱片放十遍，直到我老妈把它扔出去。他就又买了一张，然后妈就把音响扔了出去。”“我有个堂兄弟参加了《头发》的演出，”我说，“两三年前，在佛罗里达一家餐馆剧院里。”我们唱了《南太平洋》中的几段，和《窈窕淑女》中所有我们会唱的曲子。我们和着自己的歌声跳舞。当我们再也跳不动时便坐在仍有阳光余温的柏油地上，吸着它散发出的酸土与化学品混合的气味。我们不停地唱。有一次唱到《准点送我去教堂》时我瞥了一眼乔纳森，发现他正带着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瞅着我。这是一种受伤的、蕴着怒气的眼神，介乎愤懑与悲哀之间的表情。我们目光相对时他便飞快地又转而去仰视天空。我们唱《我在葡萄藤中听见了它》，唱《挪威森林》。博比和乔纳森合唱了几首劳拉·尼洛的歌，直到我让他们重新回到我们都会的曲子上。我们坐在屋顶上唱着，直到浓重的夜色完全落下来，城市里千万场舞会的灯光包围了我们的时候。博比我们一块儿在楼顶上跳舞的第二天，乔纳森从他自己所编织的生活中溜走了。他只从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用胡椒瓶压着放在桌上。“亲爱的B和C，我祝愿你们幸福美满。听起来真是陈词滥调，是吧？不管怎样，我又要出发到别处去了，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我总归会打电话的。我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你们自己不用就送掉吧。爱你们的J。”克莱尔和我把那几行字读了又读，就好像他的话是些密码，从中可以读出另一封比较合乎情理的信。她打电话给报社，得知那天早晨他已辞了工作，事先没有任何通知。他没留下任何信件转投地址。他的房间跟往常一样：雪白，不像有人住过。就我们所看到的，家里只少了他的几件衣服。“操，”克莱尔说，“操他娘的。他怎么做得出这种事？”“不知道，”我说，“我想他就这么做了。”克莱尔气坏了，而我惊呆了。离别给我留下了空白———我感到自己一头雾水。当有人离开时我就全乱了方寸。我的心里满是浓厚的、让人刺痛的迷惑，强烈得可以和吸毒的效果相比。这是一种智力迟钝，我猜。和神经中枢失去了联络。原本在这儿的人不在了。我似乎没法理解这一点。“乔纳森，你混蛋，”克莱尔说，“就在一切都开始好起来的时候。”她把便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篓，不过后来她又把它拣了出来，好像她觉得需要拿它作为证据。“他会回来？”我说。我本以为自己要告诉她点什么，结果说出口就变成了问句。“男人们都怎么了？”克莱尔说。她站在客厅的地毯上，胳膊抱在胸前，紧咬牙关。我明白要是换了一种生活，她会是一个古怪的教师，那些神经兮兮的老姑娘中的一个，开始你觉得她挺可怜，但到头来她却改变了你的生活。我没有回答。我坐在磨光的天鹅绒椅子上，那是我们从第五和第十八街的拐角处拖回来的。我的手给挤压在大腿中间。“真的，”她说，“我很想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他们脑子里想些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我耸耸肩。这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尽管看起来她挺指望我会给她一个说法。我就好比是她班上最差的学生，连那些她抛给我的简单问题都答不上来。“我要出去。”她说。她把茄克披在肩上，那件已褪色的、背后印着和平标志的皮衣。她的耳环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闪着亮光。她下楼时鞋跟敲得乒乓响，那决心使我以为一个钟头之内她就能揪着乔纳森的耳朵把他拖回来。她会检查火车站、飞机场，截住乔治·华盛顿大桥上的车辆。她那么恼火、粗暴，看来谁也逃不了。可是不到一小时她就独自回来了。我几乎没挪动过。我坐在客厅里消磨时光，看着房间耐心地体验着自己的历史。克莱尔回来时停顿了一会儿，不解地盯着我。“找到他了？”我问。“当然没找到。”她迈着惹人注目又很认真的脚步向我走来。“你爱我么？”她问。“不知道。”我说。我能想到的只是这句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你。”她说。她脱掉我的衬衫，力道猛得把缝口都撕开来。我们在客厅的地板上做爱。她咬着我的颈子和乳头，扯我的头发。她在我的背上和屁股上留下了血红的划痕。乔纳森取走了所有他存的钱，并买了张去什么地方的车票。克莱尔和我过了几个星期才恢复过来，这段时间里我们都期望着能得到他的消息。“我不能接受，”她说，“这事情似乎不是真的，而是一种姿态。你知道乔纳森会做出什么来。”“我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来。”我说。不过事实是他走了。艾丽斯和内德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而我们连埃里克姓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他在什么地方的一家餐馆里干活。那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四人为能够共度美好时光而互相祝贺。我们约定不久再这样闹腾一次。我们认为不需要什么姓名、地址之类的细节来保持联系。乔纳森就像掉进哪扇活板门里去了。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洗好了盘子，喝掉了剩下的一口威士忌，并吻吻我们道了晚安。他一大早就去上班了。克莱尔和我晚上回家时只看见了那张字条。“愚蠢的畜生，”克莱尔说，“他怎么了？”“他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人，”我说，“他自己也没法控制。”我等待自己真实感觉的到来。我等待所有应有的反应：愤怒和失望，被出卖的感觉。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这么茫然。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有。我觉得自己又滑落到以前在克利夫兰的那种状态中，过着一种由琐事组成的生活。工作时，我切碎堆积如山的奶酪，使劲地剁蘑菇。在家时我看电视，或看窗外光线的变化，或一边放录音一边看时间的流逝。我惊奇地发现纽约可以和克利夫兰一样平常，一样被风吹日晒。它同样会给人那种被废弃的感觉。虽然我们以为死人是住在过去的，但现在我相信他们存在于没完没了的现在。没有情况好转的希望。没有像过去那样每时每刻都有人类进步的记忆。乔纳森不在了，我就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我无法和他接触。我会连续几个钟头像幽灵一样怀着无助的惊讶在屋里转悠，在他曾经跳舞、哭泣、做爱的屋里；在这里他曾是那么活泼，以至于屋子本身以前是那么不起眼。克莱尔则发泄出一股比较能预想到的情感，并走到了另一端。她教自己学会去接受乔纳森的不解之谜以及他惹人心烦的自我专注。她编撰了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永远也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没有责任感，哪怕都二十八了，”她说，“在那个年纪上你还没定型呢。我为乔纳森祝福，是真的。我希望他人格发展健全以后能什么时候给我挂个电话。”有一阵子她恨起了我，因为我也二十八岁。自从那次在客厅的地板上她挥汗如雨、又抓又咬地同我干过之后，她就结束了我们的做爱，并叫我睡到乔纳森的床上，这样要是我哪天也失踪了，她便不会感到失落。然后，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她在半夜三更时溜上我的床。“我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对吧？”她悄声说，“请原谅我，宝贝儿。我这人遭到抛弃时最容易受打击。你怎么想？你想我们可以在一起过么，就我们俩？”我告诉她我想大概可以。就我们所知我们是有几分相爱的。我喜欢和她做爱；我喜欢她的身体，因为它暖和，而且总能带给我些意外。我喜欢散布在她肚脐和大腿根之间的那一串细小、金色的体毛，我还喜欢她屁股和大腿连接处的褶皱。那天晚上我们做爱了，一个月以来的头一次，我们虽然使出了所有的动作，但最关键的部分好像找不到了。在此之前我就怀疑会是这样。现在同房也成了一连串的家务琐事，不过完事后会有一种甜蜜的向内挤压感。它成了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特征。自那以后，我们又睡在同一张床上了。我们每星期做一两次爱。可是乔纳森离开时带走了空气中的什么东西———接下去要发生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克莱尔和我给困在了现在。照流行的观点这正是两人应有的关系，而当它发生时———当我们失去了对过去和将来的感觉时———我们就开始了漂移。克莱尔也感觉到了。她更频繁地叫我“宝贝儿”和“亲爱的”。她用某种淡淡的和蔼眼神看着我，那神情是欲望鲜明的反面。我开始注意到她张嘴时脖子上的青筋是怎么抽动的。我越来越意识到她说话的同时在桌面上涂抹看不见的画画的样子，还有那睫毛油有时候是怎么在上面结成了胶状硬块的。我们做着一直在做的事。我们看电视，看电影，买旧衣服，还在不断变化的邻近地区长时间地散步。我们有时去俱乐部和舞会。但只有我们两人的场合却在不断地悄悄溜走。我们找不到可以谈论的必要话题。我不善于谈话。我有感受，却不能把它们转化成语言再重新表达出来。以前有乔纳森时他的声音便足够了。现在漫长的沉默简直就没有合理的尽头。除了克莱尔和我再没人回到家里。除了互相之间，我们找不到人闲聊，不用再为谁担忧。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我想到了艾丽斯和内德。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我在继续受教育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夏去秋来。我直到十月下旬才看到乔纳森，那也是在很偶然的场合。我到上西区去找一位脊柱治疗师，因为我在店里抬一箱香槟时把背扭伤了。上西区就像另一座城市———我们是住在闹市区的。我沿着中央公园西面靠地铁的路走着，像游客一样傻乎乎地看着中央公园各种黄色的树叶和拾掇得干干净净的小狗，它们在主人锃亮的皮鞋边奔个不停。我被这与自己生活完全不同的富丽景色吸引住了，差点儿没看见乔纳森就从他身边走过了。他正靠在一幢公寓楼砖砌的侧面读一本《乡村之声》。我瞪着他，仿佛他的样子就代表了这里的特点。他像一张变活了的照片，要是你跟一个巴黎三日游的旅行团走马观花地玩三天，那个城市局部的细微之处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我说：“乔纳森？”他抬起头，并叫了我的名字。“乔纳森，我———是你，没错吧？”他点点头。“是我。我几个礼拜前来的。”“哦，哇噢，伙计。不知道该怎么说。呃，你还好吧？”他的重新出现跟他的不辞而别一样让我摸不着头脑。我的电路又一次给切断了，让我漂浮在太空中。“我很好。博比，我没想到我们要这么见面。”“嗯哼。我是说，能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他叹了口气。“很抱歉我当时就这么走掉了。有点荒唐，是吧？我只是……我知道自己没别的选择。要么我只会继续待那儿作叔叔，直到你和克莱尔搬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间讨厌的公寓里。克莱尔怎么样了？”“她很好。她，唔，还是老样子。我想我俩都还是老样子。”“你说起来就好像倒了什么霉似的。”我耸耸肩，他又点点头。他那样子熟悉得让我看不清楚。他的脸和衣服的轮廓总是模模糊糊的。可能是我脑子出了问题，在和一个仅仅跟乔纳森长得很像的人说话。纽约到处都有因为亏了血本而疯掉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和街上的每个人都有业务关系。“想去喝一杯还是怎么的？”他问。“好啊，”我说，“当然。”我们进了能看见的第一家餐厅，是个爱尔兰酒吧，蒸气桌上有咸牛肉卖。这是格林尼治村里的酒吧在城外的翻版，过去我们和亨德森一家晚上常去那些地方。绉纸做的圣诞节小玩意儿成了一年四季固定的装饰，亮度过高、摇晃个不停的电视正放着一部肥皂剧，观众只有一位老太太，她坐在吧台边，似乎在等着和任何一个企图打扰她的人吵架。乔纳森点了份加冰块的杜瓦酒，我要了杯啤酒。他和我轻轻碰了杯。“你想过会再见到我吗？”他说。“我在这之前可没底儿。我怎么会知道呢？”“是啊。怎么会呢？”“你到哪儿去了？”我问他。我仍然缺乏真实感。我闪过一个念头，想离开一下，到后面的付费电话那儿去报警。但我跟他们说什么呢？“嗯，我银行里钱不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几千块钱，我很可能会去佛罗伦萨或东京或别的什么地方。可凭我所有的钱，我只能去加利福尼亚。记得大学里的唐娜·李吗？她现在住在旧金山，和一个叫克里斯蒂娜的女人住一块儿。我到了那儿，在她们的沙发上睡了一段时间，想给自己安排一种旧金山式的生活。”他喝了一小口酒，并就在我知道他准备去吮吸一块冰时咬住了一块冰。他仍然戴着在克利夫兰买的纳瓦霍银戒，那会儿我们十五岁。往事在我脑子里旋转着，喧闹着。“其实，你得知道，我搞不懂所有这些事，”我告诉他，“自打你留下那张便条后我就一直没搞懂。我们玩得很痛快，和埃里克一起吃的晚饭那么好，然后你就这样走了。这实在让我没法理解。”“哎，我也不是很理解。你知道，一个月前我满了二十九岁。我觉得再过五分钟我就要三十了。”“唔，生日快乐。”“你也要二十九岁了，再过几星期。”“没错。”我说。“好吧。听着，我得走了。他们还在辩论是否让我回报社，再过半个小时我要去见弗雷德和乔治娜。看来他们还没作出结论，我是个敏感而浪漫的天才呢，还仅仅是不负责任。我付酒钱。”他把一沓钞票扔在桌上。我的手伸出去盖住了他的手背。“想今天晚上过来吗？”我问，“克莱尔知道了会想见你的。”他看着我们的两只手。“不，博比，”他说，“我不想过来了。这只是一次意外。我是说，你从来不出城的。我以为我待在这儿就像待在密歇根一样。”“你不想见我们了？”此时他盯着我的脸。他把手从我的手下面抽出来。“博比，事实是，似乎你们两个我都爱上了。听起来很奇怪，我知道。我从没预料到这种事会发生。我是说———唉。这不是你为自己所准备的。我好像把你和克莱尔一块儿爱上了。那晚在屋顶上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不想让埃里克成为我约会的对象。那只是没希望的事。看来只要我与你们相识，就没法爱上其他任何人。”他站起身。“等等，”我对他说，“只等一分钟。”“代我向克莱尔问好，”他说，“当我重新振作起来时，如果我还能的话，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他走出了酒吧。在一片困惑之中，我已弄不清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我由着他走进了十一月的午后的天气中，等我出来走上人行道时，他已经消失了。他说到做到。他和我们分开独自生活。尽管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我却再也没有撞见他。他也没打电话。他让秋天和冬天这样过去了。然后到了春季，他在我们的答录机里留下了口信。“嗨，博比、克莱尔，在一盘磁带上说这些可真是古怪。博比，我父亲昨天早晨去世了。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他的声音之后是机械的咔嗒和呼呼声，同时答录机开始播放下一条留言。克莱尔我们正飞越两千英里去参加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的葬礼。我透过机窗注视着胖胖的云朵将影子投在得克萨斯的大地上。得克萨斯犹如马尼拉纸信封一般平整且色彩单调。在下面，在不管哪座附着在一望无垠的米黄色大地上的农舍里，也许有人正翘首仰望着这架飞机。他们也许在想———我自己有时也这样想———在这些人接下去要做的事中，会有什么样丰饶而有趣的生活在等着他们呢。“真不想喝点葡萄酒？”博比问。我摇摇头。“我准备戒一段时间的酒，”我说，“她可以给我拿杯苏打水什么的。”博比倾身向空姐招手。从头顶管嘴里喷出的冷气流弄乱了他的头发，他已经用发胶把头发向后抹得平整滑溜，并指望这样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我把他的头发抚抚平。接着我改变主意又把它弄乱了。我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我谁也没告诉。我还没肯定该怎么办才好。“我真的，呃，很高兴你能在这儿。”他说。“嗯，我可不想错过一次葬礼。”“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说，“我在想我们三个可以租辆车开回去。我们可以，你知道，游山玩水。”“我想可以的。”我说。“我们可以去卡尔斯巴德洞窟。我们可以去看大峡谷。”“唔———我一直想去看大峡谷。”“当然，”他说，“我们可以租徒步旅行靴和背包，晚上可以在那儿睡帐篷。”“博比，这样的东西租不到，旅行者自己都准备好的。有些人就在帐篷里过日子。你我更像整天去夜总会的那种。”我只想像过去看大峡谷，没考虑过要在其间跋涉。“你不想去。”他说。“我只带了参加葬礼的衣服，”我说，“你能看着我身穿黑衣黑鞋在羊肠小道上蹒跚而行么？”博比点点头。他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得克萨斯上空银白色的光照着他方正的面孔和粗重的手，那双手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青筋。尽管他留着意大利式的发型，戴着耳环，可他的脸仍天真清白得像一只空碗。有的人仍然相信去朝拜一处著名的地质奇观能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这样的脸就是这种人才会有的。“只是一个，你知道，一个想法而已。”他说。“我知道。下次再去吧。”他又点点头。那个正要在我体内聚结起来的婴孩既遵从着我的也遵从着他的基因的支配。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越来越成为一桩事实。博比啜了一口酒。我们盯着机窗下迅速后退的空荡荡的大地。乔纳森来机场接我们。他的体格比以前缩减了，仿佛有什么气体或富有生机的汁液从身体里泄露了出来。我将近有一年没见他了。他是不是一直这样瘦小而衰弱？他站在等待区，四周是晒得黝黑、穿着光鲜的拥挤人群。脸色苍白、身着T恤的他活像难民。从一个冷酷贫困之地初来乍到的人。博比和我下飞机后他僵硬、刻板地拥抱了我们，像法国政治家所做的那样。“艾丽斯怎样，乔恩？”博比问。“很坚强，”他说，“比我坚强多了。”“那你呢？”我问。“激动得很，”他平静地说，“一塌糊涂。”我们乘乔纳森父亲的轿车，一辆庞大的蓝色奥兹车，驶向他父母所住的公寓楼群。我以前从没见过乔纳森开车。他坐在大轿车的方向盘后面，那样子既像孩子又像父亲。他两只手同时握着方向盘，仿佛他正在船上掌舵。在路上他告诉我们他父亲是怎么在去开邮箱时突发心脏病的。他说得很详细。他父亲先是得了哮喘，然后是肺气肿。所以他的心力衰竭而死使每个人都感到受了欺骗，就好像他们一直认为他的心脏没什么问题。博比问道：“在他取了邮件回来的时候？”仿佛那是这件事中最可怕的部分。我戴上太阳镜，看着一家家购物中心向后退去。它们在热气里闪动不定。在它们之间能看见开阔的野地，呈现出有些发红的灰色，中间布满了仙人掌。亚利桑那是我到过的第一个看上去与我的想像完全一致的地方。当我们沿着明晃晃的公路向前驶去时，我感到自己是强大而老练的。我是个年纪大于这两个心慌意乱男人的戴墨镜女人，前来帮助他们化解悲痛。我当时在想自己将会离开博比，一个人带孩子。“我给他写了封信，”乔纳森说，“是至少一年以来的头一封。可我还没来得及把它寄出去。噩耗传来时它还在我茄克口袋里。”乔纳森父母住的公寓楼是一处向四边蔓生的土黄色综合楼群的一部分，离一条叫“提皮城”[原指印第安人用树皮、兽皮等制成的圆锥形帐篷]的商业街有几英里路。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优质单元房仍然有售”，蓝笔写的字已开始褪色。乔纳森存好车。他领我们上了一条碎卵石路，向其中的一幢楼走去。我们经过了一只邮箱，它造型很传统，给涂成了棕色，以跟这里干旱地带的沙土颜色相配。我怀疑这里沙土的颜色是不是用液压枪喷上去的。我纳闷什么样的人会愿意住在这种地方。公寓房内很阴凉。里面有翼状扶手椅、蕨类植物和装在镀铬相框里的家庭照片，而不是印第安地毯、陶器之类的东西。惟一有人去世的迹象就是那些花。有五六束花插在瓶里或用锡箔纸包的罐子里。光滑的圆桌上，一个白瓷做的牧羊女立于两束花间，如象牙般恬静而令人惊异。还没等我们习惯室内的阴暗，一位瘦小、皮肤晒得黝黑的女人从应该是厨房的地方走出来。她把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浪子回头了，”她带着南方人慢条斯理的腔调说，“欢迎到印第安居留地来。”“你好，艾丽斯。”博比说。她捧住博比的下巴，一会儿把他的脸向左转，一会儿又向右转。她带着敏锐的目光审视着这张脸，就像人类学家在检查一块头骨是否完整。我忽然明白了乔纳森那政治家似的僵硬拥抱是从哪儿学来的。“你好，美男子。”她说。她在他的嘴唇上紧绷绷地吻了一下。博比胳膊放在两侧站着，好像被她打了一下失去了感觉。乔纳森不得不来介绍我。艾丽斯用科学家的眼光飞快地扫视着我，并同我握手。“感谢你的到来。”她说。“感谢你的接待。”我说。对丈夫刚去世的女人说的最蠢的话莫过于此了。“我为内德感到非常难过。”博比说。他犹疑地将一条胳膊搭在乔纳森的肩上。“我知道，”她说，“我也是。”“我们是第一批来的？”我问。“啊，我们不是在搞什么大型聚会，”艾丽斯说，“估计内德的哥哥会从蒙西赶过来，还有几个本地人。我们想就在大家都熟悉的小圈子里办一下。”“哦。”我说。我又犯错了，虽然是不惹人注意的。我倒不为自己的言行担心，而是决定作出让步，不再去和艾丽斯亲近。管你是不是刚刚守寡的。“喝点什么吧？”乔纳森说，“有没有人想喝点什么？”大家都同意喝一杯。乔纳森忙着去弄饮料了。我意识到这大概就是他怎么长大成人的：四处张罗着，提议喝点什么，或玩拼字游戏，或到公园去散步。我能想像他两岁时拼命结结巴巴地想说出一个从没说过的单词，以吸引母亲集中于自己身上的注意力。而今，在三十岁时，他正在变成她。他在机场干巴巴地吻我们。他在培养一种井然有序而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就像他母亲布置的早期美国人的那种客厅。我们喝了酒、吃过饭后，艾丽斯说她要到一家汽车旅馆去过夜。博比和乔纳森提出反对。但她已打定主意。“这里的空间还不够让猫跳一步，”她说，“在这么挤的住所里大家最觉得头痛的就是不得不尽力去尊重一位老太太的私生活。”博比坚持认为他和我才是应该去汽车旅馆的人，但艾丽斯毫不让步。“我的包都已经收拾好了，”她说，“我早晨就回来，在你们所有人起床之前。”“可这不对头啊，”博比说，“我们可不想把你赶出你自己的房子。”我在他膝上捏了一下，希望他能再好好想一想。难道他看不出来艾丽斯多么想一个人度过这个晚上？我很清楚她将会做什么。她将跨进一尘不染的旅馆房间，把空调开得足足的，然后躺在一张不是特地为谁准备的床上。她将会有一段她生活以外的时光。我自己也这样做过，在一段恋情结束而我自己的房间突然显得太具有个人色彩的时候。不管博比是否明白了这一捏的含意，他很快便放弃了抗议。艾丽斯走出屋子，并许诺在早晨第一个人起身之前她就能做好比利时蛋奶烘饼。我尖刻地说了句毫无歉意的再见，我不知道自己的语气能否透露出这样的事实：我明白艾丽斯并没有给任何人以恩惠。还有，尽管我理解她的动机，但这并不使我对她有更多的好感。接着她走了。接着就我们几个待在一起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虽然我经历过不少离别，但真还没直接见过家里有人去世的场面。我父母还活着。我的祖父母辈都是在其他州悄然去世的，那时我还很小。不论我先前在奥兹车后排座位上感到自己有多么老练，这感觉现在已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隐约的愚蠢感和烦躁，因为我得睡在一间不熟悉的屋子里，得去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葬礼。“还有没有人想再喝点儿？”乔纳森问。我们又喝了点。我们坐在翼形扶手椅和那丑陋的殖民时代的沙发上。如果我曾想像过追悼的仪式，那便是一种不受约束的交换过程，像自来水一样在人群间自由地流淌，那些人要么是毫无保留地相爱着，要么在痛失亲人的哀伤中捐弃了前嫌。可坐在这儿，在这间陈设简陋、风格刻板的小小居室里喝着奎宁水时，我没有忘记自己平日的粗鄙和虚荣。我无法感受到丧父的打击。我只能觉得在这荒凉的综合公寓楼里，死亡似乎很合乎逻辑，并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它只是带给这里的居民淡淡的惊讶，而他们早已有所准备了。乔纳森说：“很抱歉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相逢。我是想到过会再见着你俩的，但我以为会在别的场合下。”我知道他不得不努力做这样一个直接声明，而不去采取别的什么人的姿态或语调。这是乔纳森的第一本能，想装出一切平安无事的模样。好像我们各自都过得不错。“这也不是我所想像的，”我说，“实话对你讲，我当时就拿不准该不该来。我现在仍然拿不准。”他点点头。他没有安慰我。我说了句与自己的紧张和暴躁几乎没有关联的话：“你父亲肯定是个很好的人。”博比说：“内德可棒了。他真的，你要知道，非常棒。很遗憾你从没见过他，克莱尔。你会很喜欢他的。”“嗯，那肯定。”一段沉默过去。乔纳森杯里的冰噼啪作响。我说：“听着，乔纳森，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了你做的那些事。我想你有那样做的需要。既然我们在这儿了，我们也许就该试着忘掉它。”“我告诉过博比，”他说，“我也想过要告诉你。我看来没法在你们身边过自己的生活。”“你现在有自己的生活了？”“可以说是的。他们不想让我重回报社，但帮我在《绅士》杂志找了份编辑的工作。我正在从头做起。甚至在报纸、杂志圈子里，无缘无故地失踪也得不到赞同。”“那，我希望你现在比以前过得开心。”我说。“倒也没有。”他说，“不过我随时可以让自己开心一些。”“很好。”他环顾房间，仿佛他无法想像自己怎么会到这儿来———仿佛他刚才还睡在纽约自己的床上。他说：“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爸爸死了。’我似乎不能感觉到这已是事实。我总感到电视里才会有这种事。我是想说，你会觉得这很有戏剧性，可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处在某种很次要的位置上。比如这件事就使我显得无足轻重。更像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博比说：“内德，唉，真是个好人。克莱尔，要是你认识他就会为他着迷的。真的，你肯定会。”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哭腔。乔纳森说：“哦，博比，请别说了。”“那是不用说的。”我说。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沙发那儿坐在博比身边。我摩挲着他的脖子。他的脖子摸上去仿佛有条钢缆贯穿其中。“他就像我爸爸，”博比说，“我的意思是，他很像。比我自己老爸还像，我认为。”乔纳森叹了口气，那是一声空洞而干涩的哨声，使我想起了他的母亲。“博比，要是你想要我的家，你可以得到它。”他说，“我这就把我整个以前的生活给你。你可以决定在哪儿埋葬我爸爸。你可以去担心没了我爸爸，我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些如果你全要下来那真是求之不得。”乔纳森坐在他那把大得出奇的椅子上，像个很有礼貌但火冒三丈的孩子。他脸色苍白，眼睛发红。我从没听过他用这种腔调说话，不过出于某种原因我知道那是他真实的声音，清澈、平静，同时也充满了怒气。似乎此时他仁爱慷慨的一面成了他的另一种性格。他一直用一种极其成功、十分复杂的系统来表现出和蔼可亲的姿态，以掩盖现在面对我们的这个矮小的、怀着冷冷怒火的孩子的踪迹。他的脑袋对于他的身体而言似乎太大了。他的脚几乎碰不到地。“住口，”我说，“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乔恩，”博比说，“乔尼，我———”“只管继续做我吧，”乔纳森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你比我强。明天他们火化我爸的遗体时你来当他儿子，而我是那个最好的朋友。我会挤几滴眼泪出来，难过一阵子，然后回到我平常的生活中。”“乔恩。”博比说。他没在哭，但他的喉咙哽住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粘稠。“你毕竟是个比较好的儿子，”乔纳森说，“你把女朋友带回家，有朝一日你会生孩子。你不会到节假日了还独自一人，不会像某个古里古怪的光棍，有份工作，没什么其他值得一提的生活。你比我理智。我爸是没这个福分了，可你还可以做我妈的儿子。你可以为她弄几个孙子孙女来，这样她就不必独自坐在这公寓楼里，看着风滚草从门口吹过了。”“你这混小子。”我对乔纳森说。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他对你所做的一切就是崇拜你，而你所做的一切就是离他而去。你没有权利这样对他说话。”“哦，你可真不错啊，”他说，“你让我爱上你，然后你去和我最好的朋友睡觉。你来告诉我有权利做什么事，可真是不错啊。”“等等。让你爱上我？谁说过你爱我的？”“我说过。我现在也说了。你们俩我都爱。现在我只求你们别来烦我。”“乔恩，”博比说，“噢，乔恩———”“我得走，”乔纳森说，“再在这儿待下去我觉得要发疯了。回头见。”“你妈把车开走了。”我说。“那我就走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从前门走出去。门关上时发出微小而悲戚的声音———廉价的木料咔嗒一声嵌在了铝制门框里。“我去追他。”博比说。“不。让他去，让他冷静下来。他会回来的。”“嗯———我得跟他谈。我刚才坐在这儿一直没说话。”“他父亲刚去世，”我说，“他的头脑现在有些不对劲。他需要一个人待着。”博比避而不答，并出了门。即使我想阻止他也办不到。我也许应该就这样一个人待在屋里，但我无法想像坐在这里，身边是送葬的鲜花和滴滴答答走个不停的钟。我跟在博比和乔纳森的后面。不是想去干预，而是因为我不愿独自在这间极干净的屋里等着他们。我出门时乔纳森已走了一个街区那么远。在街灯下他弓着腰急急地走着，像个滑稽可笑的小人儿。我走到街上时正听见博比喊他。乔纳森听见自己名字时头也不回便跑起来。博比追了上去。要是被一个人留在这有鬼魂出没的公寓里我会害怕的，于是也跟着博比跑起来。他是我们三个中速度最快的。我从不锻炼，我有孕在身，我还穿高跟鞋，于是我跑起来就像惊险电影里的女主角。一个体态优美的小脚女人，得一次又一次地被搭救出来。我一边气喘吁吁地跑，一边看到博比缩短了与乔纳森的距离。我们周围，在白色砾石围成的草坪后面，那些荒唐的公寓楼矗立于泛光灯之中。有些窗里亮着灯。多数窗户是黑的，没装帘子，没有人住。透过自己的呼吸声，我能听见夜晚沙漠发出乏味的隆隆声，那是尘土与风的喧闹。博比赶上乔纳森时我已落后了几乎整整两个街区。我看见他抓住乔纳森的衬衫，猛地将他放倒。我看见乔纳森的腿继续扑腾了一会儿，活像动画片里的人物。接下去我看见乔纳森站起来转身就给博比一拳。这是蛮横而收效甚微的一拳，打在博比的肚子上，打得他弯下了腰，不过看来奏效的是其突然性而不是它有多大力道。乔纳森转身又跑了起来，但博比怒吼一声又扑到他身上。然后他们一起摔倒在地，并用拳头互相猛击着。“停下来，”我尖叫道，“你们两个混蛋。快停下，听见了没有？”当我赶上他们时他们正在街上翻滚，笨拙地踢打着，都企图制服对方的身体。一道鲜血在乔纳森的脸颊上闪着光。我弯下腰。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同时抓住了两人的头发并使劲地拽起来。“停，”我说，“停下来。马上。”他们停了下来。我抓住他们的头发不放，直到他们彼此分开，并面对面坐在柔软的沥青路上。乔纳森的血从脸颊上的伤口里流出来。他的衬衫袖子被从肩上撕扯下来，迎风飘动着，肩膀上裸露出一抹新月形的苍白肌肤。博比个子高过乔纳森，力气也更大，因而只是额头沾上了点污渍，另外裤子在膝盖处给划了一道。“不要脸的东西，”我说，“你们真是疯了，没错吧？两个都是。”“嗯哼。”博比说。而与此同时他俩都笑起来。“你没事吧？”乔纳森问，“我伤着你了么？”“没有。我没事，我是说我很好。你呢？”“我也没事。”他轻轻擦了一下脸上的口子，既惊奇又满意地看了看沾上血的手指。“哦，看，”他说，“血。”“不是很严重，”博比说，“只不过，呃，是个小口子。”“我从来没真正打过架，”乔纳森说，“我一辈子都没揍过谁。”“我小时候干过的，”博比说，“我打过我哥。但他个头比我大多了。他只是，呃，笑着把我推开。”“我希望你们都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多么混账。”我说。“唔，我想我知道。”乔纳森说。“是啊，我想我也知道。”博比答道。他们站起来，我们回头向公寓楼走去。在路上乔纳森说：“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我的意思是，今晚以及过去的一年里所做的事。”“没关系，”博比说，“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懂，我觉得能理解。”乔纳森挽起博比的胳膊。他们呆头呆脑地走着，还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就像两个自治民漫步在自己控制的村庄里。乔纳森把另一条胳膊伸给我，但我拒绝了。我独自走着，与他们保持着距离。我盘算着等熬过葬礼，乘上了回去的飞机，就再也不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了。内德的葬礼在第二天下午四点举行。他那个做家具生意、名叫埃迪的兄弟当天早晨从印第安纳飞来。埃迪吸烟时跟我父亲一个样子，那烟从鼻子里钻出来透进他水汪汪的眼睛。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喜欢他。好像葬礼上的每个人我都不喜欢。在场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白发女人，名叫科恩太太，以及一位矮小的白发女人，叫布莱克太太。我对她们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可是我注意去观察的是她们不讨人喜欢的地方(塞满了皱纹纸的提包，淡红色的化妆粉一片片剥落在嘴周围的褶皱里)，因为那都体现了现象的真正含义。我们都乘车去殡仪馆，并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奥兹，一辆本田和一辆普利茅斯。从停车场出来向小教堂走去时，我们重复着开车时的队形：乔纳森、艾丽斯和埃迪在前面，博比和我跟着他们，再后面是那两位太太。我一边走一边悄声对博比说：“你想艾丽斯为什么只让这么少的人来参加葬礼？”“我想所有能来的都来了。”他悄声答道。我们走在昏暗的水泥小道上，两边是开着花的树篱。粉红色、喇叭状的花儿从蜡质的绿叶中间冒出来。博比穿一件黑茄克，已淌出了汗。我从纽约只带来一副三角形的太阳镜，镜架还是红色的，我没法戴着它来参加葬礼。“他肯定还认识别的人。”我说。我把手插进他臂弯里，这样在炫目的日光中我就不至于走到小路的下面。我发现自己挺喜欢挽着他的胳膊。这与对博比的喜爱没有关系。挽着人家的胳膊使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哀悼者，而不是来捣乱的。“他不过在克利夫兰开了家剧院，”博比说，“我的意思是，谁会来呢，十年前在他那儿工作的引座员？”“哎，总有人的。”我说。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小教堂。这是一座修了山墙的建筑，似乎全是用染色玻璃和镜子造出来的。焚化炉就在后面。刚下车时我曾找过烟囱，但能见的只有教堂后面一幢平顶水泥楼房，楼的侧面有一道道的槽沟，仿佛被一把巨型梳子在水泥未干时梳理了一遍。当然，要是还竖着烟囱，那技术也太先进了。我们在一片开了空调的静默之中坐到了前排的靠背长凳上。内德的棺材是用深色木料做的，发出冰冷的光泽，棺木上方悬着用有机玻璃做的十字架。棺材上放着一只蜀葵编的花圈。它使我想起了《从这里到永远》的最后，唐娜·里德扔出船外的那只夏威夷花环。我想做剧院经理的内德大概会喜欢这个。我坐在长凳的尽头，右手坐着博比，左手就没位子了。乔纳森坐在博比的另一边，而艾丽斯又坐在乔纳森的旁边。乔纳森在哭，哭得很安静但不加克制。今天他不再做出一副冷漠勇敢的样子。他脸上的那道口子结了细细的一条棕色伤疤。一滴泪珠在他下巴上颤动，并给染上了那些茶色窗玻璃黯淡的光。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于是泪水便开始涌出来，好像我摁下了什么按钮。我想着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在醉醺醺地和母亲争吵时，他失手把我掉在了雪堆上。我相信那是我最早的记忆。我母亲本想伸手来夺我，在他们推推搡搡之中我落在了积雪里。我父亲拿东西一向很牢靠，即使在喝醉时。要是母亲没有争抢他是不会让我掉下来的。那雪又白又安静，就像死亡本身。我身陷在雪堆里。他们俩把我挖出来，互相咒骂着。假如内德是我父亲，我决不会让他在沙漠中这么一个冷冷清清的葬礼上了却此生。泪水不停地流。博比挤了挤我的手。一时间我觉得乔纳森和我仿佛成了姐弟，正被一个共同的朋友安慰着。然后我记起我只是在为自己和自己那点小伤痛，不是因为谁真的死了所引起的大伤痛而哭泣。可想到这一点后我似乎哭得更厉害了。葬礼后棺木被推出去火化了。我们几个悼念者乘车返家。骨灰第二天就可以准备好。他们工作效率挺高。我在想他们是否用了什么新型汽化工序。一出小教堂我就戴上太阳镜，它可以帮我遮住哭红的眼睛。所有人都起程返回艾丽斯的家，现在叫艾丽斯的家了，过去是艾丽斯和内德的家。我想艾丽斯一定非常讨厌这房子，这土黄色的喷涂水泥墙以及空调的轰鸣声，那些空调机装在窗户外粗糙的小型支撑杆上。我怀疑内德大概学会了喜欢这地方，学会了以某种幽默的眼光去看待它。看过很多电影的人通常能够看出更庞杂情景之中的讽刺意味。回去的路上博比一直没说话。他很尊重我的悲哀，我吃惊地想。我为自己的回忆悲哀，为一个陌生的死者悲哀，而他活着时博比是认识的。我的脸发烫了。我不知该怎么办。我伸手去抚摸他的头发，然后我让手落在他胸膛上，触到了那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肌肉和脂肪。忽然间我对他有了强烈的欲望。我希望得到他的仁厚和自我牺牲，似乎这些品质组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一个我刚遇上的英俊能干的陌生人。这不是对我认识的那个博比的渴求。我恨不能和这个富于同情心的陌生男子开下公路，到一条僻静的街上，在那里我们可以尖叫着做爱，让车子都晃荡起来。我亲了亲博比的耳朵聊以自慰，并低声说：“没事了，宝贝儿。”他笑了。他那椭圆形的墨镜像两面镜子，所以我看不清藏在后面的眼睛，就像别人也看不见我的眼睛一样。他什么也没说。博比和我以及乔纳森和我———我们混合的爱情和友谊，这个我们想努力组建的不平衡的家庭———似乎已演化成另一个愚蠢的故事。另一座有喷涂水泥墙的房子，窗口摇曳着细嫩的树枝。而现在，出人意料地，这一时刻的分量充满了这部租来的本田汽车。博比和我驰骋在沙漠公路上，排在这支拼凑起来的送葬队伍的第二位。我怀着孩子。他是孩子的父亲。乔纳森，这个以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隐晦方式同时伤了我们俩的心的人，在前面的一辆车中，坐在他无所畏惧的母亲旁边。收音机在午后烈日的无情照耀下泛着橘红色的光，它正在播放弗利特伍德·麦克的一支老歌。一回家那两位老太太便直奔厨房去准备蒸锅和她们带来的甜点。人类面对死亡时那种对食物的专注。差不多就在内德的棺材滑进焚化炉的同时我曾想和博比狂热地干一回，而现在这欲火稍稍平息了一些。内德的兄弟坐在翼形椅上抽烟。可以闻到他发出的带花香的科隆香水以及所有这香水想掩盖的体味。我在想他妻子在哪儿，是否有孩子。他怎么会非得有老婆孩子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些很简单且不可避免的事情却总是使我感到吃惊。“殡仪馆的服务挺不错。”他说。“我也觉得。”艾丽斯说。那两个老太太不让她进自己的厨房。她在房间里踱着步，对各种摆设做微小的调整。她抹了抹一张并没有起皱的照片。她穿一套黑色常礼服，也许还是在克利夫兰时穿过的。如果不办丧事，她肯定不会在沙漠里让这套衣服派上用场。几年前，当她打点行装搬家时，她大概已经决定了把这衣服留到今天穿。此时我想像得出她在俄亥俄的卧室里收拾衣物，准备迁居沙漠中一套愚蠢的房子时的情景。我看见她在各种家什中挑来拣去，把捐给救世军的东西都捆好扎好。我看见她目光落在这件裙子上。她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准会用得着。她坐在床上，带着某种怀疑的神色拿着这件光滑的织物。一件她不假思索就在商业街上买下的衣裳，不算太贵，没有花大价钱。她穿了一件牛仔裤在白色的绳绒线床罩上坐了一会儿，那件黑裙子就摊在她膝上。然后，她用高效而精确的动作将裙子裹在薄纱里，同背带短裤和百慕大短裤包在一起。我能这么真切地看见当时的她。我轻轻地摇摇头，想把那些画面清除掉。“现在没人了，”埃迪说，“除了在这间屋里的。怎么会有这么小一个家的？”“没必要见那么多人。”艾丽斯说。她舔舔大拇指，擦掉了喜林芋叶片上的一粒灰尘。“上班，带孩子，居家过日子，就这样。内德和我都是不太会交际的人。”“你们好像在克利夫兰一直有朋友的。”埃迪说。“邻居街坊，”艾丽斯说，“有些很不错。可我们搬走了。他们都送了花。”她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过去拉开窗帘。光线如照相机闪光灯一般猛烈地射进来。乔纳森倒吸一口气，接着说：“对不起。”仿佛他身体上有什么小小的难言之隐似的。有一种夫妇，男的人人都喜欢，女的谁也受不了，我估计艾丽斯和内德肯定属于这样的两口子。我想要是嫁给内德的是我，他便会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考虑很周到地为他买去亚利桑那的机票。我感到泪水又要涌出来了，于是握紧拳头以忍住哭泣。我更挨近些博比坐着。我很难过，内德，我默默地说。一时间博比和内德的形象似乎在我脑子里混合起来。好像我已六十五岁了，跟博比———我死去的丈夫———坐在一起，他从坟墓里回来，指摘我的不足和过失。那两个老女人在厨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偶尔还用勺子在锅边敲出一串乐音。我问了问埃迪的生活，只是为了能让谈话继续下去。他妻子死了，两个女儿已出嫁。他解释道她们都脱不开身来参加葬礼。他在印第安纳州的蒙西过惯了一种井然有序、包括了一连串生生死死的生活。我听埃迪说话时，回忆总是闯进脑海里。我四岁时父亲让我站在酒吧柜台上，博得男人们的一片掌声。他给我买母亲不想让我穿的褶边裙。“她看起来像个勾人的婊子。”母亲曾说过，而我有好多年都以为勾人的婊子就是能勾掉男人心的人。我以为那是妈妈勉强给我的奉承话。我父亲很有趣，也很宠我。母亲则相信要辛勤工作一辈子。长大后我才明白她的意思。父亲骂骂咧咧、哭哭啼啼的，经常从后楼梯上滚下去。他撞坏了不止一辆车，还开始怪我和母亲串通一气。他变得太庞大、吵闹，太危险，假如我能在母亲身上找到一点点乐趣，就会站在她那一边。父亲会一丝不挂、跌跌撞撞地走过厅堂。他说了些我无法理解的话，不久就走了。母亲在卧室里贴上了新墙纸，上面印着明亮的、毫无性的色彩的雏菊。她说：“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埃迪坐着抽烟，五十年对香烟的沉迷使他的眼神昏暗而灰黄。“我从没料到会比他活得长，”他说，“他是老大，你知道。不过我还是没想到。”“是啊，”艾丽斯轻声说，“我知道。”科恩太太和布莱克太太从厨房出来。其中一个———我记不得谁是谁了———用一块带条纹的洗碗布擦了擦手。“安息吧。”另一个说。“可他这辈子过得不错，”埃迪说，“他一直爱看电影，后来自己就有了家电影院。不错。”“他是好人。”拿洗碗布的老太太说，她不是科恩太太就是布莱克太太。“你们搬来后我晚上睡得比过去好，因为我知道有事可以叫他，而且立刻就会来。我从没有急事要叫他，感谢上帝，但我一直知道是可以这样做的。”“一个好人。”另一位说。乔纳森拖着脚步走到一把椅子旁坐下。博比走过去挨着他坐下来，臀部有一半坐在扶手上。他们若是能融为一体，那在这个世界上准能干得很成功。“感谢你们做的饭，”艾丽斯对那两个女人说，“该过五点了。咱们为什么不喝一杯，或两杯、三杯呢？”“哦，我从不喝酒，”拿洗碗巾的女人说，“我的肾动过手术。我只有一只肾了，那还是我妹妹的。”“是这样。”另一位说。我在纳闷这两人会不会是姐妹俩。吃过晚饭后她们回去了。埃迪回旅馆房间去“冲个澡抖擞一下精神”，并答应临睡前会回来“喝一盅”。艾丽斯说：“也许你们两个小伙子想单独待一会儿。干吗不出去喝一杯？”“我不知道。”乔纳森说。“去不去？”他征求博比的意见。博比看了看我。我不知道这决定怎么会要我来做的。我微微点了点头，去。乔纳森问要不要穿茄克。博比告诉他可能要的。“你们两个，”艾丽斯说，“真是一对。”我从没见过谁像乔纳森现在这样没主见，这样急切地让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博比出去时亲了我一下，匆匆地在我脸上留下一个潮湿的吻。“我们不会，啊，走太长时间。”他耳语道。我把他像赶苍蝇一样轰走了。我的真实感已消失了。我又来到了一处随意选择的地方，被人抛下跟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小气女人待在一块儿。这个故事行将结束。它只会是我生活中的又一段小插曲。乔纳森在门口磨蹭着。“再见，”他说，“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去吧。”我说。如果我是他姐姐，我会阻止艾丽斯再去榨取他的汁液。我会让艾丽斯待在她该待的地方，并激励乔纳森要为了自己站起来。“再见，妈妈。”他说。艾丽斯以她直接而熟练的方式托住他的下巴。她盯着他的眼睛。“再见，儿子，”她说，“我爱你。”他们走后艾丽斯用快活的、女主人的语调问：“我能给你拿点什么来吗？”她在提醒我，我只不过是个客人。“别费心了，谢谢。”我说，“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不用。我要把厨房稍微收拾一下，我想。”“我帮你。”“不，谢谢。”她说，同时坚决地笑了笑，“我真的想一个人去收拾。你在这儿坐坐吧。”那敢情好。现在我们俩都不必没话找话说了。艾丽斯进厨房后我打开电视，把音量放得很小，以免打搅她的思索。我盯着荧屏。我不知道在放什么，也不去在意。如果说我在看电视，那是为了能感觉到有事情在发生。在家时我通常把声音关掉，然后打开音响，这样我就不必去听我不熟悉的角色之间的对话了。艾丽斯在厨房里待了很长时间。电视节目一个接一个地放完了。我一会儿看电视，一会儿翻杂志，就这样消磨着时间。我估计博比和乔纳森正在某个路边餐馆里喝酒，谈他们自己，艾丽斯，还有我。我感到嫉妒———不是为他们如此依恋对方，而是为他们共同拥有的历史。只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纽带关系这个简单却让人发疯的事实。我，一个更理智、更完美的人，将飞回纽约，继续去做别的事情。我要独立把宝宝生下来。关于我与这里任何一个人的情感，都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成分。我翻着《亚利桑那公路》和《国家地理杂志》。然后我听到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过去。也许艾丽斯一时出了什么差错，并不想让人去打扰。我不想去插手。电视里，一千个儿童无声地歌颂着可口可乐。我知道那曲子，是首老掉牙的广告歌，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又重现了生机。我又想了想，觉得不去看看艾丽斯好像不太礼貌。厨房里，她拿着一只盘子的两个碎片。“打掉了。”她说。她说话时带着古怪的微笑，似乎打掉盘子是取得的一项成就。“真糟糕。”我说。“没关系，”她告诉我，“在厨具市场里只卖一块九毛八一个。补一只回来并不费事。”“那不错。”我说。“可不是吗？”她仍抓着那两块恰似半月的碎片。过了一会儿她又失手把它们摔在了地上。“对不起，”她说，“真对不起。你到那个房间去看电视吧。我没事的。”她转身走出网格门。门在她身后啪地关上，那声音透出没多少分量的铝材的轻浮。我弯腰捡起盘子，这回它已碎裂成了好几块厚厚的三角形碎片。我把它们尽数捡起并小心地丢进垃圾袋。我害怕再把它们打了。我在静悄悄的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希望博比和乔纳森快点回家。我几乎就要走回客厅，并照吩咐坐下来了，可我难以想像自己真会这么做。我决定跟着艾丽斯，看能帮上什么忙。我很小心，不想让人觉得我讨厌。我毕竟只是客人。我推开门，跨进门框在地上围出的一方亮光之中。尽管有公寓楼的灯火，但仍然能看见星星。后院很平常，只有一块松软的草地，上面有一个花圃，两把草坪靠椅，四周是像土砖结构的围墙。艾丽斯站在草地中央，背对着房子。她用两只手抓着头发，左右摇着。当我向她走去时，她发出一阵咝咝的悠长而缓慢的呼气声，那声音起初像呜咽，然后便自行化解为叹息。她用一只手抓住一绺头发并扯了下来。我能听见那头发撕裂的声音。“艾丽斯？”我说。她转过身，手里捏着那绺头发。它们垂下来几乎有一英尺，拳曲着暴露在灯光中。“你不应该来看，”她说，“这不是你的生活。你应该回屋里去。”“我能为你做什么吗？”我问。她笑起来。“能啊，亲爱的，”她说，“到厨具市场去弄只新碗，再去找个新丈夫来。”我们面对面站着。我相信她正等着我生气地回到屋里。我没有回去。也许因为我是生气了，所以不想让她满意。过了一分钟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头发。“我所拥有的全在这里了。”她说。我没说什么。我没有动弹。“我不想让男孩们看见我这样，”她说，“我不想让乔纳森看见。我想他看见了是受不了的。”“别为这个担心。”我说。“可我很担心。我想你看到我这样是可以的。你其实从来都不认识我。是的，让你看见是可以的。没什么关系，是吧？”“是的，”我说，“是这样，没什么关系。”她伸出那只没捏头发的手又向头上抓去。我握住她的手腕。“别，”我说，“你不必这样。”我没料到自己会去碰她。“不必？”她问，“我不必去做什么？”“是的，”我说，“没必要，什么也别做。”她叹气。我仍抓着她的手腕。我抓得很紧。我的一部分在等待艾丽斯下面的举动，另一部分在想我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仍然会被一根爱恨交织的无尽纽带与我连接在一起。我能听见广告里的童声合唱，他们在唱可口可乐的赞歌。能听见所有人的歌声。好像我的脑袋里装了台扩音器。“要知道，我难过的还不只是这些，”她说，“我们都这样。不，我不是真有这个意思。眼下我只是在为自己难过，而不是为整个人类。甚至不为内德。我难过的不止这些。而我应该拿可怜的内德怎么办呢？我们怎样才能不被人耻笑呢？”“没人耻笑你们。”我说。“别可怜我了。想知道一个秘密么？”我没开口。我握着艾丽斯纤细的手腕。“我本打算离开内德的，”她说，“我已下定决心了。我正在考虑怎么对他说，接着他去开邮箱时突然死了。”“哦，亲爱的。”我说。这是我惟一想出来可以说的。“滑稽的是过去的三十年里，我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盘算如何出走。但我想不出来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我似乎很不清楚对于单身女人而言有什么是可能的。而我们的家，在克利夫兰的老家，却显得那么永恒。”“你可以把他赶走。”我说。“哦，可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克利夫兰。那地方糟透了。而且我总在想：‘要是我走了，这就不再是我的厨房了。我不会再把我的盘子搁在这只角柜里，光线也不会正好从这个角度射进来。’我还会想到一些更重要的事。孤独的夜晚以及拼命工作。似乎我舍不得的都是那些日常的小事情。接着又到做饭的时间了，又一天过去了。”“嗯，我真的很钦佩你留了下来，”我说，“我父亲就这么出走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已原谅了他。”“说真的，我觉得留下来是一种懦弱。”她说，“我逼着乔纳森给我做伴，当我明白他爱上了博比时，我就挤进去搞破坏。我把内德打发到剧院去，因为，呃，也许你能想像得出，我们在床上很少有那事。而他也不是会寻花问柳的人。他只是沉迷在电影里。现在我是老太婆了，内德死了，而可怜的乔纳森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注意到有架飞机悄无声息地在头顶上飞。“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最后说。“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可以把我的手腕放松点儿了，血管都快给你捏断了。”“哦，对不起。”我松开她的手，她接着抓住了我的手，使我吃了一惊。“我们不是朋友，”她说，“我们甚至不怎么喜欢对方。也许在这儿有个不是我朋友的人是我的运气。我只能把这些讲给陌生人听。谢谢你没有逃走。”“别讲了。”我说。我没想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热烈。“如果你开始觉得感激了，那我们就无法再互相这样看着。我没有为你做什么其他人都不愿做的事。”“但是你来了，”她说，“你不远千里来这儿和我待在一起。这便是我所感激的。”“没啥了不起。”我说。“非常了不起。”她答道。“哎。”我说，我们俩默默地站着，像害羞的少男少女在约会时那样握着手。过了一会儿艾丽斯说：“不知道你能不能为我做件事。你听了会觉得很怪。”“什么？”“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抱住我，然后挤我，使劲挤。我的意思是要使劲。”“真要这样？”“是的，”她答道，“求你了。”我很别扭地用双臂抱住她的肩，然后挤了她一下。我对她还不太了解，不知怎么拒绝她。我吸入了她头发清新的气味。“请再重一点，”她说，“求你别对我这么小心。我想最后再被人不那么谨小慎微地拥抱一次。”我深吸一口气，把艾丽斯紧贴在我的乳房上。我能感觉得到她胸罩里那对小一些的乳房，她的肋骨以及脊柱。我能感觉到她的全副骨架。“很好，”她说，“再重些。”我像摔跤运动员那样一只手抓住对方的手腕子，并且挤得她喘息起来。我意识到她也抱着我。“哦，天哪，”她低声说道，“再紧些。别松手。”一辆汽车停在了前门口，此时我仍抱着她。“博比和乔纳森回来了。”我说，同时松了手。“哦，不，”她说，“我还不想让他们这么快回来。”车门啪地关上了。“好了，好了。会没事的。”我不知所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