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南京安魂曲

周旋在日军枪口下的美国女子：南京安魂曲南京安魂曲第一部分我们的安魂曲我只用一个夜晚就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减弱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我知道时间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文学就是这样历久弥新。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疤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会旷日持久。我想，哈金在写作《南京安魂曲》时，可能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他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得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可是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却是如此强烈。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这正是哈金想要表达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哈金早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了。他出生于辽宁，在“文革”中长大，当过兵，198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4年获得山东大学北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学美国，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这一代留学生拿着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糊口，还要从牙缝里省下钱来寄回国内。哈金可能更加艰苦，因为他学习打工之余还要写作，而且是用英语写作。他对待写作精益求精，一部小说会修改40多次，这部《南京安魂曲》也修改了这么多次。我拿到这部书稿时，《南京安魂曲》的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别人啃不动的题材了。虽然我已经熟悉他的写作，虽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说里已经领略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仍然满怀敬意。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愈合的创伤。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在这简单的词汇和数字的背后，有着巨浪滔天似的鲜血和泪水，多少凄惨哀号，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活生生的个体在毁灭、耻辱、痛苦和恐惧里沉浮，仿佛是纷纷扬扬的雪花那样数不胜数，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悲剧。要将如此宏大而又惨烈的悲剧叙述出来，是一次艰巨的写作。而且对于文学来说，光有宏大场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叙述出这样的场景里那些个体的纷繁复杂。哈金一如既往的出色，他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特别的力量。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重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这部作品的宏大远远超出它所拥有的篇幅，想要在此作出简要的介绍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作品中的人物，那也是捉襟见肘的工作。明妮?魏特林，作为战时金陵女子学院的临时负责人，是故事的主角。这是一位无私的女性，她勇敢而执着，竭尽全力与日军抗争，努力保护所有的难民，可是最后却遭受了妒忌和诽谤。故事的讲述者安玲，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被迫入伍来到中国，作为日军战地医院的医生，这位反战的正直青年最后被游击队以汉奸罪处死。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时与自己的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不敢相认的情景令人感伤。而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余华2011年8月26日楔子（1）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饭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进咱们难民营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的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庙里边有个池塘，水里有不少鲤鱼和鲈鱼。和尚们早都跑光了，就剩两个老的，已经被他们打死，尸首给扔在厕所里。日本兵想捉鱼，可又没有网。有个当官的朝池塘里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也没打中一条鱼。另一个往水里扔了几颗手榴弹，轰隆隆一阵巨响之后，鲈鱼、鲤鱼都被震昏了，肚皮朝上地漂在水面上。日本鬼子用刺刀戳着我们四个中国人，命令我们脱掉衣服下水，把鱼都捞上来。我不会游泳，怕得要命，也只好跳进池塘去。那水冰冷刺骨，幸好只有齐腰深。我们把所有半死的鱼都捞上岸，日本兵用枪托砸鱼头，把鱼打死，拿麻绳穿了鳃，串成串儿，系在扁担上，让我们给抬到他们兵营去。那些鱼都很大，每条至少十二三斤。“日本兵晚饭吃炸鱼，可什么也不给我们吃。不仅不给吃的，还让我们赤手去捡他们骑兵留下的马粪。天快黑时，他们又把我们押到一个弹药库去装卡车。加上已经在那边的，我们共有十一个中国人在给他们干活，负责把子弹箱都搬上卡车。装完之后，他们又要我和另外三个人跟车去下关。那一带那么多房子都被烧了，看得怕人，很多房子的火还在烧着，火苗子劈里啪啦，烧得呼呼响。一路上的电线杆子都起火了，就像一根根大火把似的。没毁的只剩下扬子旅馆和一座教堂了。卡车在一个小斜坡停下，我们又从车上往下卸弹箱。岸边不远处集中了好大一群人，上千都不止，里边有中国士兵，也混着很多老百姓，还有女人和孩子。有几个人在人群里举着白旗，旁边一棵树上悬挂着一条白单子。离人群不远的路堤上，停着三辆坦克，坦克上的炮塔就像倒扣的大盆子，炮口都对着人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些日本兵围着插在地上的一面战旗坐成一圈，从一个用稻草席子裹着的大桶往外舀出米酒喝着。一个当官的走过来，大吼了几声命令，可是机关枪旁边那些当兵的，你看我我看你，都没行动。那当官的发火了，一把拔出刀来，用刀背猛剁一个当兵的，啪，啪，啪！然后，他的眼光又落在我们几个蹲在旁边的中国苦力身上。他把刀一举，发出一声狂吼，冲着我们当中最高的一个扑过来，一刀劈掉了他的脑袋，两股子鲜血喷向空中足有三尺高，那人一声都没来得及哼出来就倒了下去。我们全都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求他饶命。我吓得尿了裤子。“机关枪旁边的士兵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挺机关枪先开了枪，然后是另外两挺。其他地方的机关枪，紧跟着也都响了起来，坦克也跟着开了火。人群炸了窝，连喊带窜，可是挤得太密，每一颗子弹都能射穿好几个人。不到十分钟，他们就全倒下了。一群士兵跑过去，看见没有断气的就用刺刀刺死。我吓坏了，止不住地发抖和叫喊。旁边一个工友一把抓住我的头发狠命一摇，说，‘不要出声！别把他们引过来。’我才住了声。楔子（2）“我们跟着卡车回来，给日本兵搬运他们的‘战利品’，主要是家具。他们并不是什么都留，很多东西都被扔进他们营部前的火堆里。火堆上，插在钢条上烤着的有猪有羊，还有分成一块块的水牛，火上还烧着几个滚开着的大锅，到处飘着烤肉的味道。那天夜里，他们把我们锁在一间屋子里，给了每人一个饭团和一杯水。后来两天，他们把我们押到中央大学那一带，还是给他们搬运“战利品”。他们把每一处房子里值钱的东西抢光之后，就一把火把房子点着烧掉。有个日本兵还带着撬开保险箱的工具，不过他们一般不用工具，就在保险箱底部铁皮比较薄的地方安颗手榴弹把它炸开。他们很喜欢手表和珠宝，所以专找那些东西。有个很年轻的家伙还抢来一部婴儿车。我弄不明白他要那个干什么用，他年纪轻轻不像有孩子的。“后来，他们带了我们六个人出了城，向东到了句容，我们在那边干了一天，运炮弹和弹壳。到了晚上，他们把我们几个放了，说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已经快累垮了，摸黑往回赶，也走不快，第一天夜里只走了三十里。一路上，所有的水塘，所有的小河里都有死尸，人的尸首，动物的尸首，水都变了颜色。渴极了的时候，我们只好喝那些臭水。天哪，我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些腐烂尸体的恶臭。有的尸体，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有气膨胀，眼球都暴出眼眶好远。我们还看见一个女人的尸体，一只脚没有了，黑色的血水还从伤口往外渗着，另一只脚上穿着小小的花鞋——是个小脚。好些女人下半身光着，日本鬼子强奸完又把她们刺死了。每次经过一堆尸体，我的腿就抖得不听使唤。“我们不断地被日本兵拦住。幸好，放了我们的那个当官的给我们写了张字条，所以一路上那些哨兵没有把我们逮起来，放我们回到了南京。有个同伴，拉肚子拉得脱了水，再也走不动了，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把他留在路边，他现在一定没命了。离他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也就两三岁，坐在废弃的汽车站旁边，饿得哇哇大哭。我给了他一块饼，可他还没来得及吃，走过来四个日本兵，用皮靴在他身上踢来踢去。有一个鬼子掏出家伙来，对着孩子嘴里撒尿，听那孩子哭声越来越大，那几个鬼子却哈哈大笑。我们不敢再待着看下去，赶快走开了。我想另外三个鬼子也会往那孩子嘴里撒尿的。他们不杀他就是他的运气了。“天哪，人命突然之间就变得不值钱了，死尸到处都是，有些尸体的肚子被切开，肠子都流了出来，有的被汽油烧得半焦。鬼子杀了那么多人，把小河、池塘、水井都弄脏了，连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干净的水喝了。就连他们吃的米饭都发红了，因为都是用带血的水煮的。有个日本伙夫给了我们几碗米饭，我吃完以后，好几个钟头满嘴都是血腥味儿。说老实话，我根本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还能再见到你们。到现在，半夜里我的心还乱跳呢。”一边听本顺讲，我一边把他说的都记了下来。南京安魂曲一（1）“早上好，安玲。”我走近主楼的时候碰上了明妮，她向我问好。主楼是金陵女子学院里最大的一座建筑。我俩接着一起朝吴校长在南山宿舍楼的寓所走去，我们三人已经约好在她那里吃早饭。十一月底的空气有些凛冽，我能看见周围人们嘴边呼出的白气。一大群野鸭嘎嘎叫着向北飞去，一双双翅膀好像一对对小桨在划动，很快它们就消失在铅灰色的天空中了。大块大块厚重的乌云，蕴涵着浓浓的雨气，这也意味着，日本轰炸机今天不会来了，所以，尽管天气又阴又冷，人们见面却会打招呼说，“多好的天哪”。一个阴霾的天气，让所有的人都心情好了一些。吴校长在收拾行李，想挑出学校要紧的文件随身带走。有几个教师也在准备离开，可是很多职工无处可去，他们也在忙着，把食物和值钱的东西收藏好。明妮什么东西也没收拾。作为学院的教务长，她想留下来。她对我说：“我不怕丢什么，豁出去了。”吴校长兴致勃勃地在等我们。桌上摆着法式面包片，一条黄油在小碟里放着，还有一小瓶果酱和一小罐蛋黄酱。一看到西式早餐，明妮的眼睛发亮了，惊道：“嗬，每天早上稀粥就盐水花生我都吃了几个星期了。你打哪儿弄来的这些好吃的？”“蒋夫人昨天送我的。”吴校长答道，一边用指尖正了正眼镜。她经常去见第一夫人，因为她们都受过美国教育——蒋夫人读的是卫斯理学院，吴校长是在密西根大学取得的昆虫学博士学位。她是蒋夫人当会长的战时妇女救济会中的一员，不断地召集各种大小集会，为国军和孤儿院等筹集捐款。吴校长年纪不大，已经是名人，她是第一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又是金陵女子学院首届五位毕业生之一。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规定，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所有大学和学院，都必须由中国公民来担任校长，于是她接替了丹尼森夫人，当上了金陵女子学院的校长。“请坐吧，咱们边吃边谈。”吴校长招呼着我们。她身穿一件黑色丝绸衣服，领口那枚铜纽扣很像一枚大金币。一双眼睛明亮动人，颧骨挺高，虽然将近四十岁了，可她看上去还年轻得很，大概是因为她一直没嫁人，从来没有小孩子和家务负担的原因吧。我用暖瓶里的开水冲了三杯奶粉，给吴校长和明妮一人一杯。“谢谢。”明妮边说边在面包片上抹上一层薄薄的果酱和蛋黄酱，咬了一口。“嗯，真好吃！要是有加火腿、奶酪和蘑菇的黄油炒蛋就好了。”她的国语略带口音。“真想吃一顿中西部的丰盛早餐啊。”“我也是，”吴校长说，“好想吃熏咸肉。”我们都笑了。我喝了一口热奶，味道浓香，有点儿甜。真想省下来给我那两岁的外孙帆帆喝。我们学校在纽约的董事会刚刚来了指示，要吴校长也跟着最近迁往成都的学校一起到西南大后方去，而明妮?魏特林，按照她自己要求的，作为代理校长留守南京。吴校长要我也留在这里，协助明妮管理学校，我答应了。我们三人需要好好商量一下保护校园的各种计划。学校保险柜里的贵重物品都放进了一个大皮箱，回头送到美国大使馆去。我们担心这些东西会遭到军队的抢劫，那些大兵军纪很差，到了溃败和急眼的时候，就更是无法无天了。“我听说，大使馆马上要撤退到班乃号上去。”明妮说的班乃号是美国的一艘炮艇。南京安魂曲一（2）“没关系，”吴校长摇了摇她的牛奶，喝了一口说，“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保管会比较安全。”“咱们的现金藏在哪里好呢？”我问她。我们都明白，很快就没有银行会开门了，而且会发生全面的物资短缺。吴校长微微一笑，建议我们只留一百元在保险柜里，其余的四千多元，藏在只有我和明妮知道的几个不同地方。明妮问我：“丹尼森夫人的银器也在保险柜里吗？”“是的，我们把它们放哪儿呢？”我说。“是很贵重的银器吗？”吴校长问。“我不知道。”我摇摇头。“那是她嫁妆的一部分，”明妮回答说，“很精致的一套，大概值四百元。”“把它放进箱子里。”校长说。明妮简要地对我们介绍了一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这个难民救济会，是由一些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的，他们不顾自己国家大使馆的催促，不肯撤离。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安全区占地近四平方公里，曾是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和一些教会学校最密集的区域，现在这块地方将变成一个中立区，为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当时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些外国人的努力，向他们提供了八万元现款和四十五吨大米和面粉，用以建立难民营。感谢老天，长江流域今年的大米收成很好，所以南京城里大米充足。不过，车辆却非常短缺，经常被军队随便征用，中立区虽有配给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如果不是委员会的干预，一些撤退的部队还差点儿将储存在下关江岸附近的数百吨大米付之一炬。蒋委员长自己也掏出十万元给委员会，不过到这时刚送来四万。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交涉过，但日本方面没有直接对中立区作出承诺，只是说，皇军将“在与其战事需要不冲突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安全区的中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十五位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人士组成，大多是传教士，也有一些商人和大学教师。主席是五十五岁的约翰?拉贝，他是德国人，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城市建造了全城电话系统，为发电厂维护机器，并为我们的几家医院提供了现代化设备。拉贝还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德语学校，他把学校连同他的住宅，一起向难民敞开了大门。委员会里没有女性成员，因为很显然她们可能会碰上难以想象的危险，比如直接和日本兵面对面。不过，还是有两名美国妇女参与了救济工作，一个就是我面前的明妮?魏特林，另一位是霍莉?桑顿——一个兼职的英语播音员。我很喜欢霍莉，她四十岁，是个寡妇，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明妮和霍莉两人都是约翰?马吉牧师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有好几个美国人，既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又是红十字会的成员。听了明妮介绍的救济工作情况，还有金陵女子学院的校园将被用来收容妇女儿童难民的前景，吴校长低下了头。她那一头短发剪得比平头长不了多少，眼睛黯淡了，渐渐涌上泪水。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明妮说：“你觉得怎么合适、怎么必要，就怎么做吧。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这里的遭遇。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吴校长想起的是中国军队对外国人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些士兵殴打外国人，还强暴妇女。有一小队人闯进金陵学院，从生物实验室抢走了几台显微镜，还抢了教员的私人用品。在南京大学，有六个外国人被枪杀。我还记得有几个传教士怎么样爬下城墙，奔向美国和英国的战舰。那些战舰向城里开了炮，来阻击中国军队接近一群被困在山头上的外国人。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明妮和我们学校其他的外国教员逃到青岛，不敢再回来教书。当时觉得他们来华的使命就此终结了，可是六个月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又返回来了。明妮是第一个回来的，她要继续完成一座宿舍楼和玫瑰园的修建。南京安魂曲二（1）明妮到美国大使馆送皮箱去了。瑟尔?贝德士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救济工作的准备情况，顺便收集一下学校附近一些妇女们制作好的红十字会旗子。他身着华达呢大衣，脚登一双劳动靴，使他看上去带几分英气。他身高一米七五，体形偏瘦，戴个近视镜。他告诉我，安全区内计划一共设立十九个难民营，不过，除了我们学校，只有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是专门接收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瑟尔还捎来了一些信件和一捆《字林西报》，这是我们学校教员订阅的一份英国报纸。自从日本人八月份侵占上海，报纸就总是晚到两个星期，一来就是一捆。瑟尔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学校大多数教员已经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内地去了。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会说汉语、日语和俄语。我丈夫在战前曾经和他共过事，所以我认识他已经好几年了，很喜欢他这个人。我陪他察看了几个大教室，里边的桌椅都搬走了，腾出地方来准备接收难民。我告诉他，按照一个人占地一点五平方米的估计，我们最多可以接收两千七百人，不过，我们觉得接收两千人，会比较从容。他微笑着点点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些微皱纹。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数字，派克水笔在他有劲的手中一闪一闪的。我们走过院子时，他头歪向院子当中在地上铺展开来的一面九米多长的美国国旗，那是给天上的轰炸机看的，告诉它们这里是美国的财产。“这办法不错呀。”他说。“哎呀，花了我们一个多月才做好的，”我告诉他，“这种时候，找到一个能干的裁缝可不容易。那个裁缝一开始把星星放到右上角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们都换到左边去。”瑟尔咯咯地笑了。他咂了咂舌头，“你们这片小天地多么漂亮啊。”金陵学院以它美丽的校园著称，校区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林木花草，每年秋季，这里都会举办花展，可惜今年没有花展了。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好像一大群人在哭丧。人们开始向防空洞跑去。“咱们去那里躲躲吧。”我指着小教堂对他说，那座楼里有个地下室。瑟尔摇摇头。“我等看见炸弹掉下来再躲也不迟。”我拉住他的袖子说：“快走吧，就当检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们的防空洞，对不对？”“这是假警报。”近来假警报太多了，所以人们都不把第一级警报当回事了。不过，就在这时，第二级警报响起来了——更短促，更急速，这是告诉你，必须躲进地下。更多的人跑起来。瑟尔和我刚刚跨出学校的前门，就听见我们东边两三里远的住宅区一带响起了爆炸声，像是在西华门附近，那是满族人的老城，现在是贫民区。冲天的白烟升起来，高射炮这时开火了，炮弹像一团团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咱们就去那里吧。”我边说边带着瑟尔走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一阵高射炮弹的碎片刷刷地从树梢间落下来，砸到屋顶上，有一些落在我们脚前，扬起一股尘土。防空洞里，一些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身边坐着大一点儿的孩子。一位母亲呵斥着她的几个孩子，不许他们在洞口朝外看。角落里，两位老人坐在马扎上，伴着豆油灯，对着一副棋盘厮杀正酣，仿佛他们常在这里消磨时光，全神贯注地对弈已经好长时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像炸鱼的味道。瑟尔和我坐下来后，我对他说起坐在周围的那些妇女，“现在她们对空袭都习以为常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说是飞机上有一种仪器，能探听到地上说话的声音。”南京安魂曲二（2）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你要雇我？”大刘问道。“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此话当真？”“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真算不少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薪水都削减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现在每个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议他们全家住到东院去，那是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监工修建的，原来是为用人设计的住房，由于建造得太好，以至于有些中国教员抱怨说，那里的环境比他们自己的房子都高级。我们家也住在东院，这样一来，刘家就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们三人正说着，就看见我们的商务经理白路海来了，朝着明妮招手。他那头衔听上去挺不得了，其实他主要是处理校外的生意，校园内的后勤大多由我管理。这位年轻人有点儿跛，快步走过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蒋夫人把她的钢琴和留声机给我们送来了。”“哦？白送？”明妮问道。“是的。”“东西在哪儿？”我问。“正在音乐楼门前往下卸呢。”“咱们看看去。”明妮说。我们四个人一起向音乐楼走去，小教堂也在那座楼里。我感到蒋夫人一定是在撤离了，这感觉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就证实了蒋家秘密撤离的传言。不知道吴校长对他们要走的计划知不知情。蒋委员长的撤离会不会影响守城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觉得被抛弃了？再一细想，我知道没有理由指望委员长留在作战前线。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被俘了，那才是灾难呢。音乐楼门前停着一辆六轮卡车，五名士兵正抽着自制卷烟，他们的大衣都堆在地上。钢琴是一架鲍德温，已经被卸下卡车，看上去颜色已经发暗，用得很旧了，不过留声机还很新，放在牛皮箱里，配着亮闪闪的铜喇叭，还有两箱唱片。明妮掀开钢琴盖子，随意按了几下琴键。“音色很好。我们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用得着这家伙。”她说罢朝那几个士兵抬手示意，“请把它搬进去，放在风琴旁边。”我们对这个馈赠感到挺高兴，可是我想不起来学校里有谁会弹钢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我的朋友霍莉是个音乐家，不过广播电台的事就够她忙活的。就连明妮也敲不出一段曲调来。她常说，她这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会一样乐器，最好是大提琴。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多羡慕那些课后可以去学艺术和音乐的同学啊。她的老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塞科尔镇，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她十来岁就得替当铁匠的父亲管家了。少女时代的缺憾感，她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摆脱，仿佛那是一场她恢复不过来的大病。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给金陵学院周围的穷孩子们上课，不仅教他们识字、算术和实用技能，还会教给他们一些娱乐活动，哪怕只是一支歌或一次球赛。为此我对她很钦佩，她的仁慈之心使她跟别的外国女教员不一样。我要路海给五位士兵每人一包红屋香烟。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上前线，所以我想让他们高兴一下。“我们刚好没有香烟了。”路海说。“到我家去，找耀平要五包来。”我跟他说。明妮说：“对呀，跟高先生说，他的老板有急用。”他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家里一定是说一不二的，其实哪是这样啊，我爱我丈夫，也尊重他，从来不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可能是我在学校里的工作要求我指挥大家做很多事情，所以给人留下个总要发号施令的印象。我告诉路海，“跟耀平说好，我们一买回烟来就还给他。”路海乐颠颠地去取香烟了。南京安魂曲三（1）和往常一样，耀平一起床就点上烟斗，泡上菊花茶，边喝边看当地的《紫金山晚报》。都十二月了，报上还尽是婚礼启事——当爹妈的都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一旦日本兵打来，可以指望新郎和婆家保护新娘。我们的女儿丽雅，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正在厨房忙活早饭，她的儿子帆帆还在床上睡着。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可是肚子还没显出来，动作依然敏捷。她爸爸想让她给我们生个外孙女，可我还是想要个男孩子——我喜欢女孩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要遭更多的罪，更需要别人的保护，当父母的要不断地为她们担心。耀平是个话不多的人，一直在南京大学任历史讲师，可他没有跟着学校撤往四川，不愿意跟我们分开。再加上他患有低血压、眩晕症，还有关节炎，需要人照顾，所以他也无法长途跋涉去四川。除去这些，我们觉得全家在一起待在金陵女子学院里会更安全，日本兵不大可能攻击一所美国学校。可是我女婿，丽雅的丈夫，已经随着国军撤走了，他是军队里的情报人员。洗漱完毕我就去看吴校长，她今天动身离开南京。她和我都是湖北武昌人，从她当校长时，我就为她工作了。校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九月初快开学的时候，只回来两个女生，一个月后连她们也离开了。接着，一些教员撤离去了武昌，他们在那边又开始给一小部分学生上课。一些外国教员暑假以后没有从上海返回。吴校长马上要和另外一些中国教职员工会合，加上二十来个学生，一起去四川，国民政府和很多大学都往那里转移了。她一看到我就说，“安玲，我把学校交给你了，帮着明妮照料好这里的一切吧。”“我会尽力的。”我回答说。“有空就给我写信。”她的脸上泛起了皱纹，像是努力要微笑，却笑不出来。可以理解我就是她在这里非正式的代表了，因为明妮是个外国人，有些事情她无法处理。我们正说话间，明妮来了，微微有些气喘，两颊桃红，闪着健康的光泽。她拥抱了吴校长，还有娇小的会计范小姐，说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到她们。脚夫已经把行李装上车了。我们没再耽搁，就朝学校大门走去，卡车在那里等着呢。明妮和我没随他们一起去下关，知道开船之前她们得在那里等上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们都很焦急，直到下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才松了口气，因为雨天日本轰炸机就来不了了。船上还装着四百多个故宫艺术珍品的箱子，吴校长和范小姐上的这艘船，很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明天早上她们会经过芜湖，过了那个小城市，敌人的飞机就不大可能轰炸到她们了。昨天晚上，范小姐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我和明妮，我们把现金都拿出来，分别藏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霍莉他们的电台解散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住到我们这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除了明妮，霍莉是校园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且她钢琴、风琴都会弹。这就是说，我们教堂可以照常做礼拜了。近日来，她时常在夜晚去下关帮助照料伤兵，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带上一些新做的衣服和被褥。我在教会医院里接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我学会了英语，学校的医务室有时候缺人，我也会去帮把手。十二月七日晚上，霍莉开着她的迪索托小轿车带我和明妮去了下关。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时一样，看到三百多伤兵躺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明妮感到又震惊又难过。他们大多受的是枪伤，很多人缺胳膊断腿。候车室让人觉得像一个临时太平间，不断地传来呻吟声，有些人在不停咒骂他们的长官。有个人乱甩着两臂在说胡话：“杀呀，杀呀！”大多数伤兵都光着脚，我不明白谁把他们的鞋袜都剥走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穿上真正的鞋子，因为很多来自南方的部队，都是穿着草鞋上前线的。南京安魂曲三（2）我们三人开始分发今天带来的几条薄被子。对那些呻吟不止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说，马上就会送他去医院，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肩膀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直瞪瞪地看着我和明妮，微笑着用平静的湖南口音说：“别让他们把我带走。”“你想待在这里？”明妮问他。“我太累了，浑身还没干呢。他们在大雨里抬我走了三天，从丹阳一直过来的。好多人死在了路上。去医院以前，我得歇一歇。”我看见在他的担架下面，水磨石地面上聚起一个小水洼，马上意识到他身下的棉被一定湿透了。“我去去就来。”我起身走开，转了一圈想找些干的铺盖来，却根本找不到。在一间装满了没送出去的包裹的贮藏室外面，我看见两条旧麻袋，于是不管它们是谁的，就带回来了。我和明妮把那人的担架拉开几步远，把麻袋在担架旁铺开，然后帮他挪到这个临时拼凑的“床铺”上来。“谢谢，谢谢你们，”明妮把担架上弄脏的被子摊开好晾干，那人一个劲儿地道谢，“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他说完就闭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了。明妮一声不吭地把他的腿放舒服一些，我把担架靠在他身旁，这样等被子干一些了，他自己可以再回到担架上去。我们还没转身，他又睁开了眼睛。“我碰见过另一位好心的外国人，”他喘息着说，仿佛看不见我长着一张中国脸。接着他声音提高了一点，“是个加拿大医生，在丹阳，隔一天来给我的伤口换一次药。每次都疼得我发疯一般地吼叫，可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拍着我的额头，让我平静下来。有一次，他还用一条暖和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跟他分开之前，对他说，如果我年轻一点儿，我会想要他做我的教父。多好的一个人啊。”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基督徒。明妮摸着他的前额说，“上帝会帮助你尽快好起来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起身离开时，我寻思如果不说假话，怎么能够安慰这些伤兵。他们身上尽是虱子和跳蚤，体力都耗尽了，很快就会化作中国的黄土。骤然而生的悲哀把我的心揪成一团，一下子使我眼泪盈眶，喉头哽噎，急忙冲出候车室，让凛冽的风迫使自己平静下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块土地经受如此可怕的摧残？这些无辜的人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上帝什么时候才会对残暴的入侵者发怒？这些问题通常都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让我苦无答案。明妮也出来了。“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当中带着哭腔，脸上泪迹斑斑，“我从来没想到会惨成这样。”她头发凌乱，嘴唇扭曲，我沉默着拍了拍她的肩膀。在外边待了几分钟后我们又返身进去。看见一个人，不过十几岁，用孩子般的声音喊着：“送我回家！死以前我要见我爹我娘！”他的眼睛受伤了，整个脸部除了嘴都裹着绷带。明妮拉着他的手说：“他们很快会送你回家的。”“别骗人了！骗子，骗子，你们全是骗子！”她转过脸去。我去帮着霍莉往水壶里灌凉开水。大厅的另一边，好心肠的牧师约翰?马吉正在祷告。他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指挥一些年轻的志愿者来帮着照料这些伤兵，也为那些要死的人们做临终祈祷。“安玲，”明妮在一个候车长椅后边唤我。我放下手里的水壶，走过去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右腿到大腿根都没有了。他一动不动，伤口处发出恶臭。明妮悄声问我，“你觉得他还活着吗？”南京安魂曲三（3）我正拿不准，忽见他的手像是被什么叮了一般抽搐了一下。“他肯定还活着。”我俯身去看他的伤口——肌肉已经有点儿腐烂，幸亏天冷，苍蝇不多，可我仍看见四五条小蛆在腐肉边缘蠕动。残肢上的恶臭太难闻了，我只好屏住呼吸。显然，这些人已经很多天没人照料了。“他们有没有这些人的名单呢？”明妮问道。“我不知道。”我对她的问题感到意外。“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死后有没有一块墓地，他们为中国牺牲了一切。”明妮的眼泪再一次涌了上来。内心里我知道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单。一切都这么混乱，他们的长官哪里还会为这些没用的人们操心呢。他们死了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他们的尸体丢在哪里了？他们的父母也许会收到一纸“阵亡通知书”。这些乡下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来受苦、来供人使唤的——他们生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忍耐和坚持的时间。越看这个只剩下一条腿的人，我们就越是伤心。明妮走到霍莉面前，指着椅子后边，几乎是蛮横地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给他清洗和包扎伤口？”“他们没有药，连酒精和碘酒也没有。”霍莉答道。我担心明妮会大发雷霆。果然，她朝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走过去，说：“喂，我知道那边那个人可能没什么希望了，可是为什么不给他包扎一下，让他死得像个人样？”“我们一点儿绷带也没有了，”那女子回答道，“我们只能给他们吃上饭，喝上水。”“那么你们的工作就是延长他们的痛苦了？”“我也想能够多做点儿什么，魏特林院长。”那年轻人勉强挤出笑容，她的面孔憔悴又疲惫。“明妮，这不是她的错。”我说。我把明妮拉开的时候，她也承认：“你说得对，她连护士都不是，一定是个像我们一样的志愿工。”“她顶多是个护理员。”我回答说。“要是我们的学生都在就好了，我们可以带两三个班过来。有钱的那些学生肯定会捐出些药品和绷带来。”“她们一定会的。”我说。我盘算着要不要给那位伤员擦擦伤口——至少把那些蛆都弄掉，可是我拿不准那样会不会让他更疼。什么药也没有，这样去擦可能会使他的伤口感染得更厉害。最后我没擦，而是找来一张报纸，过去把他的伤处遮盖一下。十点后，我们才离开火车站。回去的路上，明妮一言不发，霍莉和我谈论着中国防线的失守。显然，南京沦陷只是几天的事情，城里肯定会拥进更多的伤兵和难民。快到学校时，明妮开口了：“我得冲个澡，洗掉一身的臭味儿。”“我想你会一直惦记那些垂死的伤兵的。”我说。“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吗，安玲？”明妮问道，用了句中国人的比喻，“你怎么能猜透我的心思？”霍莉哈哈大笑，接着说：“我们也许没有精力再去看他们了。”确实，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忙得再也顾不上去车站了。南京安魂曲四（1）安全区的四周都插上了红十字会会旗，中国军队却在安全区范围内的南边架起了大炮，构筑了防御工事。约翰?拉贝不得不跟蒋委员长的一个副官黄中校吵了起来，要他们把部队撤出中立区。那个年轻的副官坚信，那些“必须死守南京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看到这个安全区，他们的士气会受到影响。不管拉贝怎么吵，并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这里设立防线是荒唐的，可中校就是不听——但他没过几天就跟着委员长的参谋部一起撤退了。拉贝事后开玩笑说：“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委员长临撤退之前，又送来了答应提供给安全区的四万元现金，还附上了一封信，感谢西方人的救济工作。不少外国人觉得守卫首都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脸面而装装样子，可是拉贝不这么看。那个唐生智将军，蒋委员长的对头，勉强承担了南京保卫战司令长官的使命，拉贝担心他也许会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包括牺牲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的性命。两天前，唐将军已经把长江上的几十条船都烧掉了，以示他的部队已经断绝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拉贝再次对负责在安全区内架设大炮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甚至扬言，如果军事人员还不撤走的话，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军事人员在这里，会给日本借口炮击并消灭掉安全区。唐将军派了龙上校来协助拉贝，他们一起总算是把部队撤走了。听到他们撤出去的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建立难民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十二月八日下午，明妮召集这一带的居民开了一个会，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通常，这样在礼拜堂里的聚会会吸引来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会后提供的吃食，主要是面包和糕点。今天来开会的人们，却对“天食”都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一旦情况危险，他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搬进金陵女子学院。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了。娄小姐是为福音派教会做事的，也来参加会议了。她是个中年女人，明亮亮的眼睛，瘪瘪的嘴，前一天，明妮已经允许她搬进练习馆，负责管理住进这里的难民。娄小姐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却是我们很依赖的几位当地人之一。这个娇小女子很了解附近居民谁真正贫苦，所以每当我们要救济穷人，总是找她来协助。“魏特林院长，我可不可以把我爸爸一起带来？”一个肩膀削瘦的女子问道，“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啊。”“这个，我们的校园只为妇女和儿童开放。”明妮回答。几个男人发出嘘声。其中一位抗议起来：“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拒之门外，魏特林院长！这不公平。”我生气地转脸一看，那些人中间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没黑没夜地下棋、玩牌、打麻将，有几个还溜进校园来偷东西。明妮挥手让他们住口。等到屋里安静下来，她又接着说下去：“我们学校是个女子学院，我们接纳男人们来住，是不合适的。”她转向一群妇女，“你们家男人可以去其他接受全家人的地方。”“为什么把我们分开啊？”一个女人问道。“你们不会分开太久的，”明妮说，“我们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可你还在想着怎么和你男人舒舒服服地待在一起。”南京安魂曲四（2）人群哄堂大笑。我们都知道那女人没有孩子，她的外号叫“怀不上”。她垂下眼皮，脸变得通红。“哪里有同时接纳男人的难民营？”另一个女人问道。明妮回答说，“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军事化学办事处——事实上，除了南京大学宿舍楼，所有其他难民点都接纳男人。”“那些地方离我们太远了！”一个老女人嚷道。我的怒火快忍不住了，正想着要不要对这些自私的家伙说上几句，只见娄小姐站起身来，转身面对他们，眼镜后边一对深陷的眼睛目光坚定。“咱们要知道自己是谁，”她说，“金陵学院无论如何没有接纳我们任何人的义务，可是在东洋鬼子面前，它为我们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应该感激魏特林院长和她的同事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闭嘴，你这马屁精！”一个男人在后边喊道。我站起来说话了。“这里是礼拜堂，不是你想骂就骂的下等小酒馆。不许你再骂人，否则就请你出去。至于这里的男人，你们和妇女、孩子争地方，不觉得羞耻吗？就算你们不能和敌人打仗，不能用武器保护自己的家人，至少你们应该把他们留给更能保护他们的人，而你们自己，应该另外给自己找避难的地方去。”人群不出声了，大厅里一时异常安静，使得远方的炮声突然显得更近、更响了。娄小姐和我坐下以后，明妮继续说道：“我们欢迎所有妇女和孩子，不过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年轻妇女和女孩子们。也就是说，如果居住在安全区内，我们建议年龄稍大的妇女还是留在自己家中。”“小男孩们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从后排问道。“问得好，”明妮说，“十三岁以下的男孩我们可以接纳。”“我家孩子十四岁，长得很小。”一个母亲叫着。“可是有些十四岁的男孩几乎是成年人了。我们得省出地方来给女孩子们和年轻妇女。至于你儿子嘛，你应该说他只有十三岁。”这话引来一阵大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来？”还是那个女人接着问。“到了留在家里不再安全的时候。只可以带着你们的铺盖、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少量的钱过来，箱子什么的都不要带。”会议结束之前，热情的娄小姐大声朗读了《旧约?诗篇》第七十章。她用高亢的声音念道：“主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我们都站起来，一起唱了赞美诗《万古磐石》。我敢说，只有少数人背得下来那歌词，有人双手捧着大本的赞美诗集。然而，我们人人都放声歌唱，歌声真切而有力。那天晚上，我们迎进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乡下，有的人是从东边三四百里远的无锡一路跋涉而来的。日本人不仅抢掠了他们的村镇，还抓走了青年男女，他们只好弃家而逃，跑到南京来，或是跨过长江跑到浦口去。他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外区，切断了中国军队在那边撤退的路线。日本兵沿路把大部分房屋付之一炬，用不着的东西看见什么毁什么，把铁路两侧一里多宽的灌木丛和树林悉数砍倒，以防他们运输补给品的火车遭到埋伏。为了保卫首都，中国军队也摧毁了一些民房，尤其在句容一带。同时命令居民离开自己的村庄，然后把他们的住房烧掉，好为大炮扫清所有可能的障碍，这就造成南京各个城门前都聚集了大批难民，希望能进城来。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在我们面前瘫倒，坐在一块石头上哭诉她的遭遇。“我女儿和我进城来卖芋头，”她呜咽道，“可是光华门前那么多人，我把她给弄丢了。我以为她可以进城门来，约好在城墙边上碰头，可是我进来以后，日本鬼子开始轰炸，城门就突然关上了。我在里边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法出去找她。我们的家已经没了，她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我那苦命的孩子，刚十一岁呀……”有些人家倒还没有走散，可是男人们得去另外的地方找避难所。他们大多都很愿意另外去找，有些人甚至感激不尽，只要老婆孩子安全了就行。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走到明妮跟前，乞求她给家人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钱。她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他们挨饿的。”听说，那些也接收男人的难民营，都在迅速爆满。我们没有预料到难民来得这么快，此刻，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已经到来一百多人了。明妮让红脸膛的路海赶快把厨房建起来，第二天早上好开始给难民分粥。南京安魂曲第二部分南京安魂曲五（1）第二天早上安静得出奇，几个钟头都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东边、西边和南边的炮击声都停止了。我们禁不住怀疑，日本兵是不是已经进入南京了？可那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军队都还守在阵地上。明妮和我正在商量如何安排拥入的难民，我们的园艺工老廖来了，递给明妮一张传单。他是她多年的朋友了，合肥来的。十八年前，明妮来到金陵，接替返回美国一年去筹钱的丹尼森夫人，当了这里的代理校长，从那时候起，她就雇了老廖，因为她想创建一所美丽的校园。“今天早上我在西山捡到的，”他指着那张纸，微笑着用粗哑的声音说着，仿佛今天对他来说不过是平常的一天，“灌木丛里有好些呢，一定是日本飞机撒下来的。我不知道上面说些什么，不过我觉得你也许很想看看。”明妮大略扫了一遍，就递给了我。传单上印着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劝降书。他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投降，宣称“这是保护无辜平民和古都文物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欢迎皇军进城。劝降书中还说：“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人，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在十二月九日下午六点以前，必须全部投降，苟欲继续交战，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此时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明妮告诉老廖说，“这是日本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下达的一道命令。”“从来没听说过他。他想怎么样？”“他要求中国人立即投降，把南京城交给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嘛，”老廖抓了抓后脑勺，“我可不知道。我希望他让大家过安生日子。”他的回答倒把明妮逗乐了。老廖不像别人，他对日本人的逼近没什么恐慌，尽管连他女儿都带着外孙们撤走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关心的只是种花种菜，战争不战争的，根本不在他的视野里。可明妮还是深深地喜欢这个老花匠，他总带着一身青草气息，是个非同凡响的“绿手指”——不管是什么，他碰过之后，没过几天就变得漂亮又茂盛。等他慢吞吞地走开之后，我把他的回答仔细回味了一番。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普通民众总得活下去，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来统治，只要他没有破坏人们的生计，大家就可以接受他。不过，我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日本人近来犯下的暴行都跟这样一种可能性截然相反。松井石根将军的传单可能解释了今天早上为什么这般安静——入侵的部队一定是在等待我方对最后通牒作出反应。我把这个分析对明妮一说，她也表示同意。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医疗设施，他证实了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电话线当时已经不通，所以他本人只好亲自跑来。金陵学院到这时候已经接受了三百难民，这让路易斯很意外，不过他称赞了我们谨慎的计划，还告诉我们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里的四个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刚刚离开了南京。不过，他让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加入救济工作的队伍了。路易斯来自芝加哥，在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也是一个传教士。他生性敏感，有些虚弱，但说起话来总是很富于表现力。即使在平时和大家说话，他也像在发表演说似的，大幅度地打着手势。这些天里，路易斯的情绪似乎十分高昂，仿佛迫在眉睫的围城给他输入了活力和体力。他甚至对明妮承认，他很享受“所有这些活动”。我想，他大概从来没发现自己的人生这么积极，这么富有意义——尤其是这么紧张热烈。明妮邀请他到宿舍主楼去吃午饭，我也去了。伙食很简单，米饭，清炒雪里蕻，咸鲭鱼。路易斯和明妮一样，是为数不多喜欢中国饭的外国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城里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外国食品店更没影儿了。而且，常吃当地食物，据说是有助于增强人体对痢疾、疟疾等疾病的免疫力。路易斯告诉我们，他组建急救体系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军队对所有汽车都任意征用。到目前为之，他手上只有两辆还能跑的带篷货车。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跑，要确保每个难民营都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南京安魂曲五（2）我们一边吃着饭，路易斯又谈起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曾经试图促成停战协定的事儿。前一天，他们建议停火三天，在这三天里，日本皇军停止进攻，而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这样可以让日本部队和平进城。尽管唐将军公开的态度是“决战到底”，实际上他非常希望实现停火。他请安全区委员会致电蒋委员长，并通过现在班乃号上的美国大使馆同时致电东京。瑟尔?贝德士和美国长老会在南京的牧师普莱默?米尔士，带着唐将军的一位副官前往停泊在下关一带的美国炮舰。关于停火的电报发出去以后，唐将军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便焦急不安地等待回复，然而蒋介石今天早上回复了：“绝无可能”。“真是愚蠢和荒唐，”路易斯评价蒋先生的拒绝，“他简直不考虑停火会拯救多少人的生命。现在南京城是在劫难逃了。”路易斯叹道，小胡子随着他的咀嚼颤动不已。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镜片几乎盖不住他暗淡的眼睛。“他一定是为了保全脸面。”明妮说。我知道她喜欢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个基督徒，有一次来参加过金陵学院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一次，他说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需要上帝的帮助。我端起瓷茶壶，给每个人的杯子都加满。“谢谢。”路易斯说。“在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的时候，还去担心什么个人的脸面，太荒唐了。”“可怜的士兵们，他们都像老鼠一样给困在城里了。”明妮说。“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算守城。这种愚蠢行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从军事上除掉异己。”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想削弱唐生智将军的势力。他的德国顾问曾经劝告他，不要做保卫首都的打算。南京城周围的地形就像个大口袋，袋口就在通达长江南岸的下关。如果人数有十万之众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从东西两头进攻，他们可能首先占领下关码头，从而彻底切断南京防区十三个师和十五个团总共十五万人的撤退路线，并把这些兵团全部挤进以城墙为界的大口袋里。从军事观点来看，守卫这样一个地方，简直如同自杀。明妮问路易斯：“这么说，今天早上的安静，只是飓风中心的平静了？”“日本人随时可能重新开始进攻。”当天晚上，日军对南京城内的炮击又开始了。巨大的炮弹落在城中心的新街口一带，爆炸声此起彼伏。炸弹无数次落在市民聚集的安全区内，每一条通向中立区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群，人们把家当装在所有能找到的车子上——独轮车、人力车，甚至婴儿车，任何带轱辘的家伙都被利用上了。很多男人用扁担挑着担子，很多人背着铺盖卷。女人们抱着孩子，或手提衣裳包裹和热水瓶。已经走不动路的老人，坐在大竹筐里，被两个人用长扁担抬着走。我们听说，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圣经教师培训学校难民营已经满员，可他们还在不停地接到新难民。比较之下，金陵学院只接收了近七百人。很多难民拥来，但我们坚持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很多妇女不愿意和家里男人分开，就另外去找可以接收全家的难民营了。有些男人在我们大门前开口咒骂大刘、娄小姐、霍莉和我，有一个人甚至向我们学校的牌子和栅栏门上扔泥巴。整整一夜，拥入难民营的难民源源不断。随着其他难民营的爆满，现在所有男人都愿意把家人留在金陵学院，然后自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庇护所。人们听说我们学校对妇女和儿童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就一齐拥来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个个应接不暇，于是难民中有不少人主动来帮我们的忙。由于到来的人太多，第二天中午时分，教师楼已经满员，中心楼和练习馆也都满了。有些人我们收下来后，他们哪个楼也去不了，就从附近一个工地上搬来砖头，在操场上自己搭住处了——长方形的窝棚，活像一个个大炉灶，上边盖一块竹席，用树枝削出的细棍支着。南边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从一大清早就没有停息过，东北方向的紫金山燃起大火，那一带战斗正激烈，浓烟时常遮天蔽日。炸弹无数次在安全区外的什么地方爆炸。日军轰炸机没有任何警报声就出现了，此时偶尔会有一两门高射炮还在朝它们射击。一有飞机飞过我们的校园，大多数人都赶快找地方躲避起来，可有些从乡下来的人，却以为安全区里是可以防弹的，所以他们就待在原地，眼看着飞机轰炸和扫射。路海和大刘只好朝他们大喊大叫，要他们赶快藏到隐蔽的地方和防空洞里去。那个两天前跟十一岁的女儿失散的母亲，整整一天都站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边，两眼盯着人群，希望可以找见她的孩子。她不断地问人，有谁看见一个短头发、脸上有酒窝的小女孩没有。可谁都没看见。娄小姐端给她一碗米粥，那母亲一言不发地吃了。我想过把她带进门来，但又转念，还是让她待在那里，继续伤心吧。南京安魂曲六（1）第二天，日军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轰击着南京城。校园里，人人心神不安，但还是继续干着活儿。北校园的两座宿舍楼中间，搭建起一些竹席窝棚，我们让小贩在窝棚里向难民卖吃的，蒸米饭五分钱一碗，不带芝麻的烧饼，也是五分钱一个。不过，每人一次限买两个或两碗，不得买双份。当地的红十字会已经答应在这里开设粥场，只是到现在还没设立起来。有些难民既没食物，身上又没钱，就只好挨饿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为止，我们已经接纳了大约两千难民，总算还能把他们都安排住下。我正在用木头水舀子给疲惫不堪的新来难民分发热水，约翰?马吉牧师来了。我让手下的一个人替我接着分发，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刚从城里来，”他对我和明妮说，“那边情况可怕极了，福昌饭店和首都剧场门前躺了几十具尸体。有家茶馆被打中了，胳膊腿被炸得满天飞，挂在电线上和树梢上。日本人随时会开进城来。”“你是说，中国军队放弃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愤怒了，两眼喷火。“我说不准，”马吉回答，“我在安全区里看到些军人，在抢商店里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他们就这么散伙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们以“保卫南京城”为名义，在郊区烧毁的那些农舍。“现在还很难说，”马吉回答说，“还在作战的也有。”他告诉我们，下关一大片地区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筑、斥资两百万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楼，连同它那富丽堂皇的礼仪厅，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带不走的，中国军队一律将之毁掉，把很多房屋都烧了，包括蒋委员长的夏宫、军事学院、现代生化战争学校、农业研究实验室、铁道部以及警官培训学校——全都烧了。也可能这是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吧，因为他们现在才知道，蒋介石和所有当官的都撤走了。约翰?马吉正说着，一个戴着一顶护耳毛毡帽、拄着手杖的驼背男人走过来，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能收我们进来吗？”那人声音微弱地问道。“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明妮说。那男人笑了，两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哑的女声说，“我是女人，请看。”她摘掉帽子，从口袋里扯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烟灰擦去。原来她相当年轻，二十多岁，瘦削的脸上仍留着一道一道的黑灰。不过，她的脖子现在伸长了，柔软的后背显出她的杨柳腰。我们让她和小女孩进来。“你叫什么名字？”我问。“燕英，”她说，“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膊搂住女孩。燕英告诉我们：“我们镇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他们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邻居龚阿姨和她的儿媳在家里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们赶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里出来，所以我没带他，自己就和妹妹来了。”明妮把她们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楼。这时乔治?费奇来了，他穿了件灯芯绒大衣，香烟插在个小烟嘴儿上，看上去很像支弯曲的小烟斗。他一脸倦容，头发稀疏，琥珀色的瞳人湿湿的。费奇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的负责人，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苏州，苏州话讲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当成了维吾尔族人。他告诉我们，有好几百名中国士兵来到南京大学医院难民营，想要投降，很多人都扔下了武器，请求让他们进入难民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破门冲进来。他可以断定，会有更多的士兵，大概上千吧，都会进入安全区来请求保护，这样一来，国际委员会在与日本战胜者打交道时，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马吉和费奇一刻也没敢耽误，就一起动身去医院了。从后边看，瘦弱的费奇今天似乎背更驼了，马吉则强壮结实，虎背熊腰。明妮对我说：“我希望中国士兵别来金陵学院避难。”南京安魂曲六（2）“反正我们也没地方给他们了。”我说。那天晚上，校园里的三座楼都已经满了，其他几座还在接收着新难民。最后保留的艺术楼，刚刚也开放了。红十字会还没有把粥场建立起来。我们两天以前建起来的临时厨房，连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没法应付。明妮提议，由我们自己来开设一个粥场，可是，粥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大部分的定额的分配，都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掌控，他们坚持说，粥站要由他们来开设。很显然，这里边有个赚钱的问题。他们在这种局面下还在考虑赢利，让明妮大为恼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红十字会总部，申请办粥场的许可。第二天早上，四周安静得好像仗已经打完了。我们感到日本人也许已经攻破城门，控制了南京城。有传言说，日本攻城部队爬上城墙，用炸药炸开了几个口子，中国守军溃败，日军高喊着“天皇万岁”，挥舞着战旗蜂拥而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刘说，他看见爱惠中学一带的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大多是老百姓还有孩子，除此之外，闹市区已经成了死城。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挠她的后脖颈，觉得浑身又痒又黏。她和衣而卧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自从五天前到车站看望伤兵回来，就再没顾上冲过一次澡。她都无法连续睡上两个小时，就会被枪声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亲自处理一些紧急情况。什么时候实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个盹儿，所幸她总是可以一沾枕头就睡着。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说一定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一觉睡上十个小时。我是个觉很轻的人，夜里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校门房和不同的楼里值班。谢天谢地，我身体很好，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应付，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时候，累得没法继续干下去，我就在体育楼里找间贮藏室，在里边小眯上一会儿。这些天来，我头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稳，可我必须在校园里巡查，必须处理的事情太多。我丈夫和女儿开玩笑说，我已经成了“流浪汉”了，不过，家里没我他们还可以应付。快到傍晚时，明妮想到江边去看看情况。大刘要陪她去，可她对他说，“不用，你还是留在家里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却说：“你应该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好处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国部队也不会伤害两个老女人的。”其实，我五十岁，比明妮还小一岁，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头，而我都有不少灰白头发了，幸好体形还没发胖。于是我和她一起坐进吉普，那是马吉牧师给我们的一辆旧车。明妮开起车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她看起来笨手笨脚，不是霍莉那类对开车十分娴熟的女人。“希望这车不会半道抛锚。”明妮说。确实，这辆车响动得很厉害，好像是不大牢靠。“我要是会开车就好了。”我说。“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教你学开车。”“但愿到那时候我还没老得学不成。”“什么话，别那么悲观嘛。”“好吧，希望这话能实现。”我们先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去了一下，看到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和爱德华?施佩林都在。他们一脸忧郁，告诉我们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德国保险公司经纪人施佩林，其实在三个小时前刚从日本人的前线回来，他受中国军队委托去交涉，希望就停火进行谈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要给中国一个血的教训，打算“血洗南京”，好让中国人看看，蒋介石是多么无能的领袖。南京安魂曲六（3）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探虚实，看蒋会不会收回成命。蒋却决心已定，再次电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须实施撤退，保存部队，即刻跨过长江。唐甚至无法把命令送达到所有部队，有几个师不仅失去通讯设备，而且官兵来自各边远地区，诸如广东、四川，还有贵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难，以至于无法传递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舰队已经驶进长江，正向上游而来，我们没有战舰抗击敌人的海军，所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很快就会被全部切断。唐将军万般无奈，紧急求助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恳求外国人代表中国出面干预，实现三天的停火。爱德华?施佩林今天过午时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阵地，挥着一块白单子，白旗上用日语写着：“休战，和平！”是那个黄眼睛的年轻俄国人寇拉写上去的。施佩林滚圆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亲王朝香宫将军长着蒜头鼻子，留着八字胡，使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见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脸上，又抽出刀来厉声喊道：“去告诉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找死。现在才雇来你这么个和平掮客，晚啦！他们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来。”“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半个犹太人，不能佩戴纳粹党的“卐”字徽记。南京安魂曲六（4）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还控制着撤退的路线。大都会饭店出现在眼前，已经被浓烟和火焰包围了。我们经过的那一刻，一队仍然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跑过来。一共九个人，都穿着草鞋，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扔掉步枪，两手抱在胸前，请求明妮接受他们的投降，好像她也是个占领者。他们的班长一脸泪花，向明妮恳求道：“大婶，救救我们吧！”这一举动使明妮慌乱不安，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办法替他们找到避难所。这些当兵的真可怜，被当官的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太伤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来。明妮拍着我的头，用中文对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想留在城里，到安全区去吧，你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那几个人摇着头，仿佛被吓得再也不敢返回那个方向了。他们向后一转，跑掉了，枪也丢掉不要了。明妮拣起一支步枪，还很新，枪托上印着这样四个字：“人民血汗”。这些字来自委员长的教诲，刻在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武器上。明妮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结，深深叹息着扔下了枪。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农民干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支步枪。想想他们扔掉的那些装备——天大的糟蹋啊。”“是啊。路易斯说，他看见一些崭新的大炮被丢弃在郊外，一次还没有放过呢。”我们继续向城门走去。看到四周的一切都被摧毁，真让人难过万分，大半楼房和平房都被烧毁了，有些还在冒着烟。走过英国大使馆之后，远远便可以看见挹江门，可我们已经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动了，而且我们意识到，想出城门去看看江边是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停下了脚步。从这里遥望，城门前堵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成串的士兵用绳子、消火水管和云梯，去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墙。逆着烟雾弥漫的落日，可以朦朦胧胧看见城墙顶上，还有两层的楼阁边上，都趴满了人。从人群移动的样子，我们看得出码头一定还在中国部队手里。我们转身返回，朝德国大使馆走去。暮色降临了，几只蝙蝠掠来掠去，像是鬼头鬼脑的蝴蝶。往回走我们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边，一边推搡一边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人们都在不顾一切地急于往外逃，遇到我们挡道碍事，就骂起来。突然响起汽车鸣笛声，身穿便装的卫兵们挥着盒子枪，大声吼叫：“闪开道！闪开道！”那些来不及让开的人，便被卫兵连推带搡。只见卫兵身后开过来两辆长轿车。“看！唐将军！”明妮对我说，指着坐在第二辆别克后排座位上那个瘦脸男人。将军垂着脑袋，好像正在打盹儿。我们注视着这位南京守军总指挥，这时半块砖头打在他的车上，一个声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砖头只在车窗上留下一个白点儿，卫兵什么也没说，瞪了叫骂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继续清道去了。几分钟以后，轿车向左转弯，看不见了。天黑后唐将军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过江。南京安魂曲七（1）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城南和城西，炮声响了整整一夜。凌晨两点，我回到校长办公室的里屋，忙里偷闲打个盹儿。外边不时传来机枪的射击声。我和衣在一把扶手椅子里睡着了。蒙蒙眬眬间，我看见中国士兵们在长江里爬上帆船、小木船、木筏子，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朝他们扫射。有的船起火了，有的翻了，成百上千的士兵掉进浑浊的江水。有人在水里扑腾着，有人抱住船板、桅杆，很多人沉了下去，嘶声呼救。一声爆炸把我惊醒。“大灾大难啊。”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我坐起身来，伸出脚去摸索我的鞋。又去摸台灯，马上意识到早就停电了——我们学校有一台发电机，不过还没开始发电。我站起身，向门口摸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磕磕绊绊朝大门走去时，东边天空已经出现绯红的云彩，微微发亮了，校园里静悄悄的。路海迎上我，说有几批中国军人过去了，有些大兵还向正在门房里值班的他们讨要老百姓的衣服。几个人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他们。大门外沿墙，士兵们丢下了一大堆军服，还有一些步枪、匕首和子弹袋。我们把衣服收集拢来，一把火烧了。至于武器，我叫路海都沉到图书馆大楼后边的水塘里去了。天亮以后，附近的一大群居民出现在大门口，恳求门卫让他们躲进来。明妮走过去，隔着铁栅栏门告诉大家，他们的住所已经在安全区以内，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应该把地方省给没地方住的难民。大家又发泄了一阵不满之后，愤愤地离开了。有几个表示要给我们干活的男人还骂了起来，因为我们只能雇两个送水工。金陵学院有自己的水井和水龙头，不过，给住在室外的人们提供饮用水，需要有人运送。现在校园里共安置了两千五百多难民，已经饱和。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南京城，粥场终于在操场旁边搭建起来了，是一个没有门的棚子，大约二十米长。粥场的粥，三分钱一碗，卖给身上有钱的人，但是对于没钱的人，这里也免费提供粥饭。来粥场领饭的难民，按照各个住宿楼的顺序，一个楼的人领完，下一个楼的再来。即使是这样，到开饭的时间，手拿饭碗和饭盒的人群还是蜂拥而上。我一看到这情景就很生气，忍不住地训斥他们。早饭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十点半才能收摊。在这之后，伙房的人们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到下午再开第二餐。校园里一天提供两餐。早饭时间里，很多妇女便在校园的四个池塘里洗衣服和刷马桶，母亲们不时呼唤着孩子们。一群男孩子到处乱跑，好像急于把这个新地方看个遍，几个小女孩子也跟着他们。早饭以后，校园里安静下来，可是大约正午时，大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鬼子，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孩子喊道。我和明妮赶快过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抽路海的嘴巴，一个当兵的手里拿着绳子，要把他捆起来。“住手！住手!”明妮大声喊道，冲到他们跟前。“他是我们的雇员。”矮胖的中尉惊愕地转过脸看她，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蔑地示意身后那个当兵的，那人把路海放开了。一队日本兵经过之际，忽听一声叫喊：“救救我啊！”我们冲过去，认出是给图书馆看门的老胡，他的胳膊被两个日本兵抓着，其中一个胳膊肘上挂着老胡的新哔叽大衣。明妮一把在老胡背后抓住他的背带，迫使那两个日本兵停下脚步。“他是给我们干活的，”她对那个矮粗的军官喊道，“苦力，苦力，你懂不懂？”她的褐色眼睛气得要喷出火来，“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抓人。”南京安魂曲七（2）那军官看了看她胸前的红十字标记，仿佛一时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冲两个日本兵挥挥手，把老胡放了，带着其他人走开了。“也救救我，魏特林院长！”另一个声音哭叫道。那是一个叫范树的孩子，他正被日本兵拖着走。他奋力挣扎想要挣脱，胳膊里还夹着个篮球。我们都朝范树跑去，可是一个日本兵猛地转回身，端起了步枪，刺刀正对着明妮。她毫无办法，只能待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孩子连同其他三个我们不认识的中国人一起拉走了，其中只有一个人看上去比较强壮，像个当兵的。范树是给一对美国老夫妇干活的，他们刚刚离开南京，想必他是留下来帮他们看房子的，可他悄悄跑到这里来打篮球。他刚十四岁，个子和块头要比他的实际年龄高大，所以日本人把他当个军人抓了。“谢谢您把我救下来，院长。”老胡说着，朝明妮鞠了个躬，现出他已经斑白的头顶。“我攒了整整一年的钱才买了那件大衣，被他们抢走了。”“这帮该死的！”明妮顿足恨道，两脚周围扬起灰土，“本顺，本顺，你在哪儿呢？”“在这儿，我在这儿。”本顺跑过来了，他是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孩子，我们的送信员。“去告诉拉贝先生，日本人在我们学校逮人。”“我不会说外国话呀，院长。”“他的秘书韩先生会说英语，让他给你翻译。请他们过来帮我们制止那些日本兵乱抓人。”本顺小跑着去了，两只胳膊肘一摆一摆的，脚上一双警靴他穿着太大晃来晃去。他比实际年龄显得个子更矮小，只有一米五的样子。我感到派他去送这个口信未必明智，不过我没把这个疑虑说出口。就算拉贝先生知道了，他又能怎么样？这种任意的抓捕，在整个南京城一定到处都有。下午两点左右，茹莲来了。她的外号叫“佛勒小姐”，因为她酷爱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因为“佛勒”这个英文单词有鸡鸭的意思——她是家禽饲养员。她气喘吁吁地说：“山坡上有几个鬼子。”她指着西边，她掌管的家禽实验中心在校园后边的小山坡上。“你觉得他们会闯进养鸡场吗？”明妮问她。“肯定会的。”“咱们过去看看。”我说。明妮得留在大门口，于是，我和路海、霍莉跟着茹莲赶快朝西边走去。我侧眼看看年轻的茹莲，她穿了件乡下女人的深蓝色褂子，一张光滑的脸上抹着烟灰。她现年三十一岁，面容姣好，却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病怏怏的。走起路来，她甚至显得有点儿外八字，好显得矮一点儿。然而她的漂亮是没办法完全掩盖的。我想逗她一下，说她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自己变成乡下人，但还是没张口。家禽中心的鸡、鸭、鹅都像疯了一样嘎嘎大叫。我们走进饲养院，看见两个日本兵在里边，一个抓着一只鹅的脖子，那鹅的两脚无声地在空中蹬着，另一个正在追逐一只长尾巴公鸡，那公鸡飞到一个架子的顶上，歪头瞪着那日本兵，身上的红黑羽毛一抖一抖的。那人嘴里骂着公鸡，还朝地上啐着。“嘿，嘿。”霍莉大喊道，“它们可不是吃的！”日本兵停下手，朝我们走过来。那个高个子指着一只母鸡，凶巴巴地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矮个子用中国话说，“吃……鸡……肉。”“不行，不行。”我很高兴他懂点儿中文，“这些都是做实验用的，不是你妈妈养的那种鸡鸭。不要吃有毒的东西，懂不懂？要是吃了这些鸡鸭，你会七窍流血的。”南京安魂曲七（3）“有毒？”那人问道，又对同伴咕哝了几句。两人都一副不解的模样。“是啊。”茹莲指着墙边一排棕色瓶子，里边装着给家禽治病的各种中西药。那矮个子又对同伴说了几句，高个子把鹅松开了，又朝一个陶瓦水盆踢了一脚。他二人大步走了出去，恨声恨气地好像是在诅咒自己的坏运气。我们四个人在里边相视而笑，因为所有鸡鸭都很健康。“我的老天，‘你会七窍流血的’。”霍莉对我说，“你一定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茹莲咯咯笑了。我们赶快返回校园，下午饭时间到了，又该给难民们放粥了。本顺一去不返，明妮着急起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没有多远，他早就该回来了。我们不禁担心他可能出事了。那孩子是个孤儿，由我们学校出钱，一直住在附近一家孤儿院里，直到我们雇他来做事，所以他对于我们，不仅只是个雇员而已。等难民们吃完饭，我们都去饭厅吃晚饭。很多人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明妮和霍莉瘫在椅子上，说她们更想睡一觉，然后闭上眼，打算睡了。“你们应该吃点儿东西，好有力气。”我说着，把一碗粥放在明妮面前，又把一碟炸黄豆挪近一点儿。我正给霍莉盛粥，路海冲进来了。“明妮，”他说，“几个日本兵闯进我们存粮食的屋子了。”“他们拿大米了吗？”她问。“不清楚。”“他们跟你怎么说的？”“他们只给了我几拳。”一边说，他一边揉着受伤的脸颊。我们三人跟着路海去了。有麻烦的那个房子在大门外对面。大米其实不是我们的，是红十字会配给粥场的粮食，九十麻袋放在那里，大约有一万八千斤。可要是日本人把粮食拿走的话，这里的难民就要饿肚子了。快走到房子时，我们看见门口一盏灯晃晃悠悠。一个日本兵拦住了我们的路，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站住，不许过来！”“这是我们学校的房子！”明妮也冲他嚷回去，一边往里闯。这时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年轻军官从放着粮食的屋里走出来。明妮朝他挥着一面小美国国旗，说：“大米是美国的财产，你们不能动！让你们的人出来。你是负责的吗？”那军官听不懂她的话，转身朝身后的几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两个人走过来，把我们四个人向后猛推。接着，那当官的抽出他的大和军刀，在空中一边左劈右砍，一边尖声号叫，好像在舞台上表演。只听得军刀被他舞得飕飕作响，我们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再上前一步。我们当即转身去了离这里不远、位于宁海路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约翰?拉贝一个人守在那里，像个军官一样戴着一顶钢盔。他的办公桌上放着过期的《德文新报》，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德语小报。明妮问他，本顺是不是来过，向他报告日本人到我们学校里任意捕人的事儿。“我没看见他。”拉贝迷惑不解，胖乎乎的两手绞在一起。“老天，他可不要落到日本兵手里了！”明妮说。“他根本没有到这里来吗？”我问拉贝。“没有。我从早上九点就一直在这里。”“我真不该把他派出校门。”明妮说。霍莉说了大米的事。拉贝回答说：“也许我该去跟他们谈谈。希望我们还能够跟这帮暴徒讲讲道理。”拉贝站起身，正准备出门，电话响了，他拿起了听筒。他的电话竟然还是通的，让我吃惊不小。电话是德国大使馆的罗森打来的，他说，有一队日本兵正在拉贝家和他的德语学校门口，马上要冲进院子。有几个挥着火把，扬言说，如果大门再不打开，就把火把扔进去。拉贝家里和学校里住进了几百人，除了难民，还有他的中国朋友、邻居、仆人及家人，所以他得赶快过去。临走前，他叫来了寇拉，那个懂点儿日语的俄国小伙子。寇拉替我们写了一封简短的公函带回来，这样，明天早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信交给住进存大米的屋子里的日本兵。寇拉从小在西伯利亚长大，他的祖先们祖祖辈辈都在和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做生意。他在南京住了快十年了，这里的孩子们都叫他黄毛子。他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抓了好几千他们怀疑是中国军队掉队和逃跑的军人，强奸了几百个妇女，城南和城东的大街上到处是死尸。还有日本“放火队”，在好几个地区烧房子、烧大楼。更可怕的是，有些日本兵强奸妇女之后还要把她们杀掉，因为怕事后被她们告到宪兵队。其实，这时候城里根本没有几个宪兵。安全区内这类暴行的报告一整天都没有断过，可是拉贝他们一直无法和入侵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取得联系，只能希望军方能够很快控制住已经丧心病狂的士兵。“可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得到长官的默许，那些畜生怎么会这么奸淫烧杀。”霍莉说。“起码是军方懒得管束他们。”寇拉表示同意。“谁能想象这样的暴虐行为？”明妮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霍莉问道。“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寇拉耸了耸肩。我们回到校园时，看见几十个妇女沿着柏树树篱，背靠背坐在前院里。所有的楼内已经挤满，再也住不进更多的人了，可还是不断地有人拥进校园。明妮为本顺的失踪焦虑不安，说她必须去为他祈祷，道过晚安她就回自己房间去了。南京安魂曲第三部分南京安魂曲八（1）第二天早上，天气温暖，阳光和煦。看着院子里的难民，我对如同十月一般温和的天气感激不尽，那些失去家园、露宿风餐的人们可以少遭些罪，因为他们在露天里无遮无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设防的首都，就像挨了一棒的陶瓷盆子，这么轻易地就被敲破了。在北边，炮火声时起时落，隆隆之声伴随着浓烟和气浪。下关一带仍在激战，日本战舰正在炮击残存的中国军队，击沉那些试图渡河的船只和木筏。金陵学院周围，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中午一过，霍莉和我出了校园，向东北方向的朝鼓楼一带走去。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回家，担心她的房子可能已经被抢劫，尽管她在前门钉了一面美国国旗，用美国大使馆的海报把门封上了。我们沿着上海路走过去，看见很多房子和楼房都挂出了日本旗，呼呼啦啦地像开了洗衣店。有几面白布单子做的旗子上还写着：“天皇万岁！”“为了保全自己，那些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霍莉嘀咕着。“他们一定是被吓坏了。”我说。“我也是个中国公民，可我对日本畜生就不会说一句好话。”“你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呀，霍莉。跟你说实话，没有你陪着，我是不敢走出校园一步的。”我们拐弯，转进作为安全区东侧界线的一条巷子。这条街上有七八所房屋已经被夷为平地，在被抢劫之后又被放了火，霍莉的家也是其中一幢，她的车也没影儿了。一个年轻人，胸上被刺刀戳了两刀，死了，侧卧在她家院墙底下，他的后背裸着，头发都烧焦了，露在外边的一侧脸被狗啃过。霍莉不认识他。“野蛮，禽兽不如！”她咒骂着日本兵，流下了眼泪，拉起围巾的一角去擦脸。“霍莉，太惨了。”我低声说着，一手搂住她。四周邻居安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连房顶上那些麻雀的叫声都没有了。一只波斯猫从隔壁邻居院子里的煤棚子里跳出来，凄凉地喵喵叫着，好像是饿了。霍莉一把抹去眼泪，说：“我想，就是这样了。现在我没有地方可住了。”“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说。那简直不叫邀请，因为她已经是我们学校不可缺少的一员了。她不仅是校园里少有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少不了她。另外，她还帮助我们的护士照顾那些生病的、怀孕的、或是临产的妇女们。我们回到校园时，大门口聚集了大约四百个男男女女，还有孩子，恳求路海和娄小姐让他们进去。所有女人的头上都戴着白毛巾，显然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几个老人叼着长烟袋。我略有几分惊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只收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大多不会再来寻求庇护了。明妮对那些村民说，“我们只接受妇女和孩子。”“求求您，我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恳求道。“别的难民营接受整个家庭，你们应该去那里找地方。”我对他说。“我们一步也不敢走了。”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人说，“要是被日本鬼子看见了，他们会杀了我们，再抢我们的老婆和女儿。”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慢慢走过来，她前额上贴着两块绷带，就像两个立在一起的小型十字架，一个比另一个高一些。她朝着还站在门外的霍莉和我哀求道：“大妈，放我进去吧。我们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流了满脸。南京安魂曲八（2）“怎么回事？”我问她。“昨天晚上，几个日本鬼子闯进我们藏身的破屋子，把我爹和哥哥都砍死了。他们剥光了我和娘的衣服，开始折磨我们。我大声尖叫，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用拳头打我，直到我叫不出声儿来，昏死过去。等我醒过来，看见屋里娘的尸体。她是再也受不了了，自己撞到门框上寻了死。”明妮这时候走出门来。我听明白了，女孩子是被强奸了，就对她说：“你得让医生给你看看。我叫人带你去医院。”“我一步也走不动了。要不是这些好心人，我连这里也走不来。”“那你可以进来。”我说。明妮让人带女孩去我们的医务室，然后她决定带着这群人到南京大学的难民营去。霍莉也要陪他们去，可明妮让她留在学校里，因为约翰?马吉刚刚走了，我们需要至少有一个外国人留在校园里，好阻止日本兵进来。南京大学从我们学校走过去要大约十五分钟，明妮手里拿着美国国旗，在前边带着这群人走，我压后，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子。路过已经关门的美国大使馆时，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从对面走过来，一边吆喝一边用枪托推搡着前边一个瘦弱的男孩子。那孩子推着辆钢圈箍着大木轮子的独轮车，车上装的是些抢来的物品—— 一堆干咸鱼，一捆粉条，一罐正卤着的鸭蛋，一座挂钟，一只怀了羊羔的绵羊被捆着，还在咩咩叫着。两个日本兵每人皮带上都挂着十几个银手镯、手表和金戒指。队伍中的所有女人都把头埋下了，直到日本兵走过去才敢抬起来。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学，看见乔治?费奇正蹲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下，两手抱着脑袋。他和瑟尔一起管理这里庞大的难民营。“喂，乔治，怎么啦？”明妮问道。他抬起瘦瘦的脸，眼里有泪，还布满血丝。“日本人刚刚从我们这里抓走了两百人。”他告诉她说。“那些人是投降的士兵吗？”“不是，很多人都是老百姓。”“他们想抓谁就抓谁吗？”“他们命令大家脱掉衣服，检查他们的肩膀和手。谁的肩膀上有像是背过背包或是扛过枪的印子，他们就抓谁。可是很多穷人都是苦力，要用工具干活，要用肩膀扛东西，他们肩膀上当然会有印子，手上当然会有趼子。日本人把所有年轻男人都抓走了。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理。明妮啊，这太可怕了，我们好像还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他们打算把那些人怎么办？”“肯定是都杀掉。”“我想他们就是要杀给中国人看。”“也想把所有强壮男人都杀光。”他哽咽了，拿张草纸擤了把鼻涕。明妮说：“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为那些士兵提供保护。他们有的人并不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可是我们有多傻，竟然对他们保证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正说着话，一队日本兵出现了，两个人在草地上拖着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认出那是张先生，曾经是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员，现在在难民营里负责管理档案。他们要把他带走，可他不肯跟他们走。我们都站了起来。只见这队日本兵领头的中尉，命令一个新兵拿刺刀去刺张先生。那年轻的士兵有些犹豫，可是中尉高声地再次下了命令。年轻人朝张先生刺了过去，他的棉大衣很厚，刺刀没能刺穿。明妮和乔治看到他们这是要杀死张先生，赶快冲过去阻止。我跟着他们一起冲过去，但我们都被日本兵拦住了。接着，让我们震惊的是，张先生自己解开扣子，把大衣丢到地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薄的上衣，他就这样面对刺刀，稀疏的胡须上挂着鼻涕。那中尉再一次冲着年轻士兵高喊一声，那士兵猛地朝张先生冲去，伴随着一声狂叫，他一刀将张先生刺穿。张先生的双腿一软，可他的眼睛仍然死盯着杀人的凶手。他倒了下去，倒在自己的血泊里。南京安魂曲八（3）我们震惊得一时没人能够动一动，或说出一句话。那队日本兵列队走了，人们围住了张先生，他已经不行了。“报仇，报仇……”他的嘴唇颤动着，已经发不出声音。没过几分钟他就死了。我认识这个瘦小的图书馆员的圆脸，听说他脾气暴躁，不过我心里从来没多想过他。明妮和我把四百难民交给乔治?费奇之后，就返身回学校。她一路走得有些气喘，脚步沉重却坚定。“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中国人承受这些暴行？”我说。“我们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报应？上帝为什么不惩罚那些毫无人性的人们？”就在那天早上，我听说我的一个侄子，我堂兄弟十七岁的儿子，昨天晚上被日本兵抓走了。他的父母心急如焚，但是不敢走出去找他。“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事，而我们难以理解。”明妮说着，但并不是信心十足。我们古老的城市，以她的美丽和灿烂文化著称，一夜之间变成了地狱，仿佛被上帝抛弃了一般。我禁不住想，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在等着那些残酷无情的日本兵乃至他们的家人。我可以肯定，没有人可以像他们这样残忍地对待他人，而永远不会遭到惩罚的。那天夜里，瑟尔?贝德士和普莱默?米尔士分别住在我们的宿舍主楼和艺术楼，而路易斯?斯迈思和路海一起待在门房里。临睡觉时，个子高大的普莱默又一次流泪和诅咒起来，他那下巴宽宽的脸扭曲着，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今天早上，美国传教士们接受了一千三百名中国士兵的缴械，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普莱默徒劳地阻止日本兵从警察局里把这些士兵抓走，曾两次被枪托打在胸上，这会儿胸疼得厉害。那些可怜的人们全部被拖走，下午就全部处决了。五十名保卫安全区的警察也被抓起来，也被枪毙了，因为他们让中国士兵进入了中立区。校园里住进来三个美国人，让我们多了些安全感。明妮和娄小姐一起，住在练习馆，那座楼离最近的一座楼有将近二百米远，在校园东南角上。我负责主楼。学校的两名警察仍在巡逻，但是都改穿了便装。还有一位打更老人，手提着灯笼，也在整夜巡视。第二天，日本人继续在城中抢劫、放火、乱逮男人、强奸妇女。所幸金陵学院里还算平安无事，只是一大早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来了一个日本兵，带着四个苦力，砰砰地丢下两麻袋大米。我们很高兴，日本人总算让我们这个难民营食用那屋里的粮食，而不是要我们花钱去买。马吉负责的难民营，就被一群日本兵扣住配额粮食，然后“以折扣价”卖给他们的粥场——两元钱买五十斤一袋的面粉，五元钱买一百八十斤一袋的大米。天亮以后，更多的难民来到金陵学院。尽管所有楼内都已经住满，我们还是收下了他们，现在，新来的人们除了一个安身之地，再别无所求。他们大多就躺在草地上或操场上。看着她周围的难民，明妮说，她更加确信我俩留守金陵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也这么感觉。脑海里再一次响起主的话：“权力和荣耀全是你的。”这话现在对我似乎有了新的含义，就像一个承诺。我背诵了那一句，明妮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下午茹莲来报告，说有日本兵进了南山宿舍楼。明妮、大刘和我立刻赶往那里，我们穿过一片竹林，抄了条近路。我们刚走进楼，就听见从左侧餐厅里传来大笑声。三个日本兵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喝苹果汁，从一个七斤大桶里直接往外舀蜜饯吃。他们身边的食品室，挂锁给砸坏了，门大敞着。明妮上前大声呵斥，“你们不可以这样！”南京安魂曲八（4）不知怎的，他们全都站起来，向门外逃去，手里还拿着果汁瓶子和两个花布包袱，好像是受到了惊吓。一出大门，他们就转身向东，匆忙逃走了，他们小腿上都裹着绑腿。我正纳闷那两个包袱里裹着什么，明妮说：“他们好像还是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事了。”“有些日本兵确实很年轻。”大刘说，用指头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他看上去十分疲惫，这些天来都失眠，经常喊头疼。“你们觉得他们是肚子饿吗？”我问他俩。“可能是的。”他回答。“我不介意他们来吃点儿喝点儿东西，但是他们必须事先告诉我们。”明妮说。大刘摇了摇头发浓密的脑袋，好像是对自己说，“他们是真的喜欢美国人的聚餐食品。”明妮咯咯地笑了。我喜欢大刘，因为除了稳健冷静，他还有幽默感。有时候，他说出来好笑的话，自己并不觉得——这就更有冷面幽默的效果了。我们上楼去，发现一间小储藏室的门半开着。里边有几个箱子被割破或拉开了，箱里的东西都被翻过，女人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其中有一个箱子是丹尼森夫人的，还有一个是生物老师唐娜?塞耶的，她现在人在上海，根本没办法弄清楚什么东西被偷了。我们合上箱子，把它们放在放手纸的大书架后边，四个没被翻过的箱子旁边。我们在那里看见吴校长的涂漆猪皮箱子也被打开了，里边东西都翻了出来，但我们同样弄不清什么东西被拿走了。我们回到前院时，明妮看见约翰?马吉正在跟路海说话。突然，一阵枪声从西南方向传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侧耳静听，直到射击的声音平息下来。我们朝马吉和路海走去。马吉牧师对明妮说，“我刚听说班乃号被日本飞机炸沉了。”“我的老天！船上的人怎么样了？”她问。“死了三个，伤了四十多个——伤亡的大多是船员。”“大使馆的人都平安吗？”“看来没事。他们都被救上来了。”我脑子里顿时乱了，因为金陵学院装着文件、外币，还有丹尼森夫人结婚银器的箱子就存放在那条船上。我希望那箱子平安，还在大使馆人员的照管之下。要是银器给弄丢了，丹尼森夫人可能会发狂的。她不喜欢明妮，对我倒是还算礼貌，主要因为吴校长一直护着我。自从到了金陵学院，明妮就知道，创建了学校的老校长把她当做竞争对手，也许因为明妮比较敢说敢做，承担了这里没人敢承担的代理校长一职；还有，她的领导能力或许会对那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构成了威胁，丹尼森夫人要求所有教员、职工，甚至学生，都忠于她自己一个人。不过，明妮和我都承认老校长把金陵学院当成了自己的家，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学校了。让她们两人团结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超过一个连的日本兵到我们这里来搜查中国士兵。为首的长官是个高个子，嘬腮，看那阵势是个中佐，身旁有两个卫兵和一个副官。明妮告诉他，这个难民营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可他听也不听，声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违反了只给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的承诺，所以现在皇军有权将所有敌方残余部分予以清除。的确，在最初的计划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有关当局宣称过，这一中立地区将是“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任何数量的士兵不得通过”的，然而在起草这封信件时，委员会中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整个事情的发展，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会来到这里，恳求中立区救他们一命。外国人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之后也收留了他们，以为日本人会遵守战争公约，以基本人道对待已经投降的军人。现在，凭着清除残余士兵的名义，入侵者开始对任何他们怀疑是潜在敌人者任意抓捕了。南京安魂曲八（5）搜查是从科学楼开始的，日本兵打算搜查每一间屋子。如果哪道门上有锁，而钥匙一时没能拿来的话，一个扛着大斧头的士兵就当即把锁砸开。跟在他们后边，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在二楼的地理系办公室里，存放着邻里的妇女们在上一个秋季给中国军队缝制的六百套棉衣。我和明妮决定留下这些棉衣，因为我们估计难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冬衣。现在，这些棉衣棉裤就可能成为罪证。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能说是中国军队强迫我们给他们做的吗？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衣服，我就得在明妮回话之前，抢先跟他们撒个谎了。明妮不善说假话，会被他们看穿的。还好，明妮说带他们直接去顶楼，那当官的没有坚持先搜查放衣服的那间屋子。顶楼上收容了二百多名妇女儿童，那里的难民似乎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到他们下楼来时，他们忘记了拐向左边搜查二楼的那些办公室。我们走出大楼时，一个日本兵抓住了我们刚雇的一个送水工。那可怜的人吓得愣住，一时连呼救都不会了，水桶翻倒在地，扁担上都沾满了泥。那日本兵连抽他几个耳光，冷笑着用中国话问：“当兵的吧，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