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俯伏前进至铁丝网下，帕迪为我把铁丝网掀到一旁。我们离开法西斯分子的掩体后，一直处于敌人穷凶极恶的火力压制之下，看起来他们是在全方位攻击我们。我也并不怀疑，其中部分火力来自我们自己一方，因为整个战斗中的所有人都在开枪。无论我们转移到哪里，都会又有一串子弹扫射过来。黑暗中我们有如一群羊被从这里赶到那里。我们虽然拖带了一箱缴获的弹药，但这也无法使我们心安。这个弹药箱装有1750发子弹，大约有一英担重。此外，我们还缴获了一箱手榴弹和一些法西斯分子的来复枪。在数分钟之内，尽管双方阵地之间的距离只有200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了解地形，可还是全都迷失了方向。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在某个泥泞地带兜来兜去，除了知道有子弹从两边飞来之外什么都弄不清楚。月亮根本没露过来年，但天空渐渐稍稍有一些光明了。我们的前线阵地在韦斯卡的东部，我想留在原地不动，等待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告诉我们哪边是东，哪边是西，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我们一步一滑地继续向前移动，其间多次改变方向，大家轮流拖拽着那个弹药箱。终于，筑有平整低矮胸墙的前沿阵地赫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这有可能是我们的阵地，也有可能是法西斯分子的阵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哪怕最模糊的建议。本杰明在泛白的野草丛中潜行至胸墙前20码远的地方，尝试询问口令，应答他的是：“Poum！”我们迅速站起身来，沿着胸墙找到了回去的路。我们趟进沟渠，再次弄得我们浑身泥浆——扑通、扑通，哗哗、哗哗——我们安全地返回了。 柯普和一些西班牙人在掩体中等着我们。医生和抬担架的人都不在这里。看来伤员已被接送走了，除了豪尔赫，我们中还有一个名叫海德斯通的战士不见了。柯普焦躁地走来走去，脸色异常苍白，甚至颈后的赘肉也有些发白，他并没注意穿越低矮掩体上方的成串子弹，有的子弹就从离他头部很近的地方飞过。我们大部分人都蹲在掩体后以保证安全。柯普仍在嘀咕，“豪尔赫！Cogno！豪尔赫！”接下来，他又用英语说：“如果豪尔赫死了，这太考（可）怕了！”豪尔赫既是柯普的至交好友，也是他部下最好的军官之一。柯普突然转向我们，召集五名志愿者，其中需要两名英国人和三名西班牙人，前往寻找失踪者。莫伊尔和我，以及另外三个西班牙人成为志愿者。 在我们出发以后，西班牙人咕哝着说，天亮了，行动更危险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空已经微微地透出了一些蓝色。法西斯分子的工事里传来了一片兴奋的狂叫声。显然，他们是在派出更多兵力的情况下重新收复这个地方的。在我们距离堡垒60到70码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们或听到了我们发出的什么声音，他们突然猛烈开火，迫使我们立即卧倒。他们中有人将一枚手榴弹扔出掩体——一种确实令人恐慌的景象。我们俯伏在草丛中，等待能够行动的机会，当我们听到或以为听到——我毫不怀疑这是纯粹的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千真万确的——法西斯分子发出的声音离我们更近了。他们离开掩体向我们冲过来了。“快跑！”我冲着莫伊尔喊道，并站起来转身撤退。真的，天哪，我跑得有多快啊！当天晚上早些时候我还认为，在浑身上下全部湿透，并且背着来复枪和子弹的情况下，那是无法跑得快的；可我现在明白了，当你认为身后有50或100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在追赶时，你一定会跑得飞快的。与其说我我跑得快，不如说其他人比我跑得更快。在我飞快奔跑的时候，有几个人更以流星般的速度超越了我。那是三个西班牙人，他们早已遥遥领先了。在他们到了我方阵地之后好久，我才赶到并和他们重新会合。事实是，我们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不过，我很清楚，在若明若暗的环境中单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而五个人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我决定独自前往寻找。我成功地潜行到了外围铁丝网下，并尽可能地四下搜索，搜索得也许还不够细致，因为我只能趴在地面上搜索。没有发现豪尔赫或海德斯通可能待在这里的任何迹象，我只好重新爬回我们的阵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豪尔赫和海德斯通在早些时候就被送往急救站。豪尔赫的肩部受了轻伤，而海德斯通则伤得很重——先是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胳膊，造成多处骨折，稍后，在他无望地跌倒在地时，一枚手榴弹又在附近爆炸，炸伤了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幸好他康复了。后来，海德斯通告诉我，他曾爬出一段距离，遇到一位西班牙伤员，于是相互搀扶，终于脱离险境。 现在天色已明了。在绵延数英里的战线上，毫无实际意义的散乱射击声仍在劈劈啪啪地继续着，就像暴风雨过后仍有雨点继续落下一样。我记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凄凉，到处都是充满泥浆的泥淖，歪歪斜斜的白杨，泥黄色污水积聚在壕底；人们精疲力竭，胡须老长，脸上糊满泥巴，眼圈被火药熏得乌黑。当我回到自己的防空壕时，与我同睡一壕的另外三个人全都早已进入梦乡。他们和衣倒卧，所有的武器装备依然在身，并紧紧地抓着手中那糊满了泥巴的来复枪。无论在防空壕的外部还是内部，所有的东西都被雨水淋湿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成功地搜集到了一些干木片，升起了一小堆火。接下来，我点着了我已珍藏良久的那支雪茄，而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样一夜的折腾，这支雪茄居然并没折断。 后来，我听到了许多关于这次行动是个重大胜利之类的说法。其实，这只不过是进行一次突然袭击，迫使法西斯分子从韦斯卡的另一侧抽调兵力支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者在杰卡再次发动进攻。根据我的判断，在我们的这次行动中，法西斯分子大概增派了一两百人进行反攻。而此后有个叛逃者告诉我们，法西斯的援军多达600人。我敢说这家伙在说谎——叛逃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通常总会投其所好。关于那架望远镜，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丢掉了那么好的战利品，我至今仍耿耿于怀。第8章 白天变得越来越热，夜晚也是如此。我们胸墙前方弹痕累累的樱桃树上，花儿成簇地开放。跳到小河里洗个冷水澡，已经不再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而是一种非常快活的享受。在托尔费边一带，野玫瑰的枝蔓爬过弹坑周围的环形土堆，凌空悬挂在弹坑的上方，浅碟般大的粉红色花簇争相怒放。在战线的后方，你会经常见到耳边插着野玫瑰的农民。傍晚，他们常常带上绿色的网到野外去捕鹌鹑。你只要在草丛的上方布上网，然后躺下不动模仿母鹌鹑的叫声就行了。所有听到这种叫声的公鹌鹑，都以为母鹌鹑在呼唤自己，一定会马上朝你这个方向跑过来。等这些循声而来的鹌鹑急切地进入网下草丛后，你再朝网上投一块石子惊吓它们，这样，它们就会立即往上窜逃，结果全都被网死死缠住。事实再清楚不过，上当倒霉的都是公鹌鹑，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太不公平了。 这时，防线内有一群安达卢西亚人向我们靠拢过来。我不大清楚他们是如何进入这一防线的。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当初逃离马拉加时太过匆忙，忘记了应该在巴伦西亚停下来。当然，这是加泰罗尼亚人说的，他们蔑称安达卢西亚人是半野蛮人。安达卢西亚人也确实比较愚昧无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识字，他们甚至连在西班牙人所共知的事，即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政党，全都浑然不知。他们以为自己属于无政府主义者，但不很确定，也许自己属于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些性情古怪、相貌质朴的汉子，多以牧羊或在橄榄园打工为生——大概是遥远南方的炽热的阳光，硬生生地晒黑了他们的面庞。他们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因为奥妙能熟练地把干燥的西班牙烟草卷成烟卷。抽烟的事已不用发愁了，在蒙佛洛莱特，碰巧能够买上好几袋最便宜的烟草，其外表和质地很像剁碎了的干草料。烟草的味道虽说很不错，但却那么干燥，以至于你即使勉强地卷成了一支，烟草仍会马上掉出来，只剩下空空的纸筒。然而，安达卢西亚人却能将它卷成令你羡慕的烟卷，他们包裹烟头的技术尤其独特精湛。 有两个英国人中暑倒下了。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中午炽热的阳光下，我们必须光着上身干活，用沙袋来折磨已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的肩膀；我们衣服和靴子上的泥垢成块地往下掉；我们要与驮送给养的骡子进行扭斗，它们不在乎枪声，却常常被炮弹在空中爆炸的巨大声响惊吓得乱窜；还有刚刚开始神气起来的蚊子，以及甚至会咬烂皮带和弹药袋的那些令人讨厌的老鼠。除了狙击手开火造成偶尔的伤亡、零星的炮击和韦斯卡上空的空袭，再也没有别的事发生。白杨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我们在遮蔽住战线的树丛中为狙击手搭建了射击台。在韦斯卡的另一边，攻势逐渐停止。无政府主义者损失惨重，未能完全切断杰卡那段道路。他们设法在靠近道路的两侧扎营，使道路处在机枪火力的控制之下，让敌人无法通车。但道路宽达一公里，法西斯军队早就修筑了一条地下通道——一条巨大的壕沟，大批卡车依然能够通过壕沟来来往往。据叛逃士兵说，韦斯卡有充足的军需品，但食品储存不多。然而韦斯卡就是久攻不下。也许，即使出动现有的装备落后的全部15000人马，要攻克这座城镇也是不可能的。后来，在6月份，政府从马德里前线抽调军队，在韦斯卡周边集中三万兵力，并以大量飞机作掩护，结果还是未能攻下这座城市。 我们继续进行休整，我在前线已经渡过了115天。当时，我感到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无所作为的日子。我之所以参加民兵为的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可我至今几乎没有参加过战斗，只是有如物品那样被动存在，除了忍受寒冷和缺乏睡眠外，碌碌无为，甚至有点对不起发给我的给养。这兴许也就是多数战争中多数军人的命运吧。不过，现在我能正确地看待这一时期，对此全不后悔。的确，我本希望我能更好地为西班牙政府做点事，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从我自己发展着的观点来看，我在前线度过的那最初的三四个月，并不像当时自己认为的那样碌碌无为。这段时间教会了我以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感到很孤独，因为在前线，人人都几乎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我甚至连巴塞罗那在发生些什么事，也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那里有大概但不太准确地被描述为革命者的人。这是民兵体制造成的结果。在阿拉贡前线，这种体制直到1937年6月前后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工人民兵，只有通过工会而且是由政治观点相近的人组成的工会的推举，才有权进入这个国家中最具革命情绪的地方。我来到这个西欧所有社会中唯一的一个在政治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比其对立面更正规的地方，这或多或少是偶然的。在阿拉贡这个地方，数万人中才只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虽然并不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他们都是生活在同等水平线上并按平等的原则走到一起来的人。大家在理论上完全平等，甚至实际上的平等与理论上的平等也差不离。（我有一种感觉——这里人们预先品尝到了社会主义的滋味，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氛围就是社会主义的。）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势利、压榨钱财、惧怕老板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森严的社会阶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失，这在充满铜臭和腐败空气的英国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儿只有农民和我们自己，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想要别人来做他的主宰。当然，这样的事态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它只是暂时的、只是全球大搏杀的一个局部过程。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对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那时的咒骂声有多少，但事后人们却总是发现自己确实与某种奇怪的、有价值的东西有所联系。人们全都相处在同样的集体中，在那里，满怀希望要比冷漠或玩世不恭更正常；在那里，“同志”一词代表着友谊，不像在许多国家里那样代表着欺骗。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时下正在流行的否定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的滥调。在世界各国，都有许多政治党派重金雇佣一大批帮闲文人和圆滑世故的教授，正在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抓住尚未为人把握的机遇而设计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幸运的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并使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神秘感”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正是平等这个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它是一个无阶级制度的社会，否则什么也不是。当然，正是因为如此，我在这儿——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对我很重要。只要他们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这部分也是由于我有幸成为了西班牙人的一分子。凭着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高雅和无时不在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如果把握好机会，他们一定能创造出相当不错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来。 当然，那时候我几乎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思想意识在发生某些变化。像身边的每个人一样，我主要是感到烦闷、酷热、寒冷、肮脏、虱子多、东西匮乏，以及时而出现的危险。那时的情形与我现在完全不同。当时看起来全然无所作为和风平浪静的时期，现在队伍来说却十分重要。那段日子和我的余生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具备魔力般的特征，通常，这纯属岁月的记忆。它发生的时候是残忍的，我用脑子去浏览，对其进行更好的补充。我真希望我能向你们充分表述那时的气氛。我以为我已经这么做了，这在本书前些章里已经多少有所提及。它和冬天的寒冷、褴褛的民兵制服、西班牙人椭圆的来年、机关枪发出的摩尔斯发报机似的的哒哒声、小便和腐烂食物的气味、狼吞虎咽锡罐中的带铁皮味的豆子，统统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段时期的一切都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生活在可能太小而又不值一说的许多琐事当中。现在，我又回到了波切洛山的防空洞里。在当床用的石灰岩上，年轻的雷蒙正打着呼噜，鼻子抵着我的肩胛骨。我穿行在蒸汽般环绕的冷雾中，踉踉跄跄地向那肮脏的壕沟走去。在跨越山坡上的一处裂谷时，为了保持平衡，我极尽全力地抓住裸露在岩石上的野迷迭香的根须。头顶上空，一些漫无目标的子弹尖啸而过。 我和柯普、鲍勃·爱德华，以及三个西班牙士兵卧倒在地面上俯伏前进，隐蔽在奥死库罗山以西洼地的小冷杉树丛中。一群法西斯士兵像蚂蚁一样，正朝我们右侧光秃秃的山顶上爬。他们刚刚接近阵地，法西斯的军营里就传出了响亮的军号声。柯普做了个学童般的手势，将手指放在鼻尖上蔑视这军号声，惹得我暗暗发笑。 我在拉格拉尼亚肮脏的院子里，和围着一口烧菜大锅举着锡罐争抢食物的一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那个被惹怒了的胖厨师举起长勺，试图制止他们胡闹。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皮带上系着特大号自动步枪的大胡子正用刺刀把面包剁成五块。在我的身后，一个带伦敦腔的声音唱道（他叫比尔·钱伯斯，曾和我大吵过一次，后来在韦斯卡包围战中阵亡）： 老鼠，老鼠， 老鼠大似猫， 就在…… 这时，院子上空突然响起炮弹的呼啸声。十五个人立即趴倒在地面上，胖厨师则钻到案板下。直到炮弹落在100码开外爆炸以后，大家才心有余悸、面带惊慌地站了起来。 我在白杨树的粗大枝杈的隐蔽下来回巡逻。在洪水漫溢的壕沟里，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窜，并发出水獭一样大的叫声。金黄色的黎明刚刚出现出现在我们的身后，那个安达卢西亚民兵就裹着披风，开始唱歌。你能听到，在一二百码之外的无人地带那边，法西斯阵地上的哨兵也在唱歌。 4月25日，在经过一段通常的mananas（明天）之后，从后方开来的一个小分队替换了我们。我们交接了来复枪，收拾好行装，返回蒙佛洛莱特。我并不懊悔离开前线。我裤子里的虱子在迅速地繁殖，连消灭都来不及。个把月以前，我就没有袜子穿了，长统皮靴仅剩薄薄一层底子了，等于光着脚走路。我想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裹紧被单睡上那么一觉，想都没想过要点文明人生活所需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蒙佛洛莱特的一间谷仓里只睡了几个小时，后半夜两三点钟光景又重新爬上卡车。早上五点，有幸在巴巴斯特罗乘上了莱里达开来的一列快车，于26日下午三点抵达巴塞罗那。从此，麻烦也就来了。第9章 人们可以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车，直接到达眉谬——该省主要的山间驻地。它位于掸邦高原的边缘。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东方城市气候中出发的——灼热的阳光，沾满泥土的双手，鱼、香料和大蒜的气味，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黝黑面庞的拥挤人群——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和适应列车车厢里的一切。当列车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谬刚刚停下来的那会儿，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车厢，你就仿佛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间，你就呼吸到了有点类似英国的那种凉爽、芳香的空气，你的周围尽是绿草、蕨丛、枞树和叫卖篮子中草莓的粉黄面颊的山区女人。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重新回到巴塞罗那时，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肮脏、噪音、拥挤、烂衣服、匮乏感，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烈性酒，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缝制的酒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酒柱喷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不一会儿，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是的，每个人都极为开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但是，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以后，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 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主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人们热情高涨，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却做了大量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军帽、拉链夹克衫、军用皮带、猎刀、水瓶、左轮手枪皮套等等，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现在，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稍后我发现，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党民兵、支持人民军的系统宣传。形势令人难以理解。自二月起，从理论上讲，所有武装力量都已并入人民军。其实，民兵只是名义上按照人民军的政策路线改编的，薪水和委任军衔的级差很大。原则上，各个师应由混合旅改编组成，即由部分人民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但实际上，唯一的变化就是把名称改换了一下。例如，把先前叫做“列宁师”的马统工党控制的民兵，改称“第29师”。由于直到六月也很少有人民军开赴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能够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但政府的宣传人员却仍坚持不懈地在每堵墙上用模版涂上“我们需要人民军”的字样，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无线电和共产党报纸对民兵进行攻击，极带恶意地嘲笑他们是一批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等等。人民军自然总是被描绘成“英雄的军队”。听了这样的宣传，马上就会令你产生志愿奔赴战场不体面、坐等应征入伍才光荣的感觉。然而，他们对民兵在前线坚守着阵地，人民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的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而人数不多的应征人民军战士开赴前线，则如同昔日一样，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这些人，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事实上，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同人民军是一样的，但人民军更善于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他们说来说去意思只有一个，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人民军，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扛着。在同一个部队里，这种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责难的事时有发生。 除了所有这些事以外，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在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时髦的”衣服是反常的东西，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可资产阶级恐慌了，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号，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现在，一切重又恢复常态。漂亮的宾馆、饭店里，坐满了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的有钱人。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薪没有任何提高，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除了价格高昂，各种商品经常短缺。当然，遭受痛苦的是穷人，而不是有钱人。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要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先前，我为巴塞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现在却随处可见。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门外，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革命的”称谓方式已被抛弃。如今，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ú*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días在开始代替salud。服务生又穿上上浆的衬衫，巡视员用最娴熟的方式阿谀奉承顾客。我和妻子走进拉姆拉斯的店里买袜子。店员先鞠了个躬，接着又搓搓双手，如今这些礼遇性的动作连英国人自己在二三十年前都不用了，而他们却固守成习。收小费的习俗也在暗地里流行起来。工人巡逻队已被强令解散，战前的警察重新回到街道上来。结果，原本被工人巡逻队关闭了的卡巴莱**之类的酒吧、歌舞厅和高级妓院，纷纷重新开张。[1]有个虽小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是，为了富有阶层的利益改变商品供给的方式，烟草短缺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大多数吸烟者来说，烟草短缺得令人绝望，街头甚至出售用碎甘草根代替烟草的所谓烟卷。我也曾经被迫吸过（许多人都曾吸过）。佛朗哥控制着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所有烟草是那儿种植的。结果，政府放只有战前库存的一些烟草。这些存货又是那么少，以至于烟草商店每周只能开一次门，在排了几个小时长队以后，如果你还算幸运的话，也许能够买到只有3/4盎司重的一小袋烟草。原则上，政府是禁止从国外进口烟草的，因为这意味着耗费购买军火和其他必需品的极为有限的黄金储备。但实际上，仍有大批非常昂贵的外国香烟被走私入境。“红好彩”等牌子的香烟，成为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你可以在高级旅馆中公开买到香烟，即使街头店铺也很少遮遮掩掩，只要你肯花十个比塞塔（相当于一个民兵一天的薪金），就可以买上一包。走私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因而得到多方庇护纵容。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只有面包供应的定量较为严格，可能属于例外。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几个月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无产阶级仍在或好象在控制着局势。但是，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政权的转移，那也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巴塞罗那这个地方，除了偶尔的空袭外，战争并未真正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凡是到过马德里的人都认为，那儿的情形可不是这么回事。在马德里，面临的共同危险使所有人都产生了某种同志般的友情。一个肥胖的男子在大吃烤鹌鹑，而孩子们却站在一边乞讨面包，那是令人厌恶的。在枪炮声大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见到这样的情形。* 法语，你。——译者** 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译者[1]在奥威尔原书的脚注中写道：“据说工人巡逻队关闭了75%的妓院。”在他死后发现的一张勘误表中写道：“这一数据应予以修正。我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证明在战争早期卖淫活动减少了75%，而且我确信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致力于将妓院‘集体化’，而非查禁它们。但是打击卖淫（海报，等）的行动确实存在。那些精明的妓院和裸体卡巴莱演出在战争开始时的早几个月里关闭了，直至战争进行了一年后才重新开张，这是事实。” 我记得，在巷战后的一两天里经过一条经营时尚商品的街道时，碰巧看到一家甜食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精致的酥皮糕点和糖果，但价格令人吃惊。昔日的这类商店现在仍能在邦德街或和平街（delaPaix）看到。我还记得，我当时真的为这样一个饱受饥饿和战争创伤的国家，居然还会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感到过莫名的恐怖与震惊。但愿我没有含求过什么个人的优越感。在数月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极度渴求过美味的饭菜和葡萄酒，鸡尾酒，美国香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承认，自己沉湎于任何我能买得起的奢侈品中。在巷战开始前的那个星期里，我的心里总在想着几件事，这些事又以某种离奇的方式相互纠缠不清。首先，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忙着尽可能把自己安顿得舒适一点。其次，由于吃喝过度，整个那一周我都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倒下来睡上半天，起床后又是饱餐一顿，接下来身体还是不舒服。与此同时，我也在悄悄张罗购买左轮手枪的事。我非常需要手枪，因为在战壕里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发给警察和人民军，根本不发给民兵，你只有找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的秘密仓库中非法购买。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和许多恼人的周折以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给我弄到了一支26毫米口径的小型手枪；这是一件破烂货，连五码以外的地方都打不到，不过有总比没有要好。此外，我也在为离开马统工党民兵组织、加入某个确实能够把我派到马德里前线战斗的组织，预作准备。 早先，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想离开马统工党。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还是宁可加入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能成为全国劳工联盟的一员，就可能进入F.A.I.民兵组织。但有人告诉我，F.A.I.更可能把我派到特鲁埃尔，而不是马德里。如果想去马德里，我就必须参加国际纵队，这就意味着必须得到一名共产党员的推荐才行。我找了一位共产党员朋友，他在西班牙医疗救护队工作，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他似乎非常希望接收我，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再邀请（英国）独立工党的其他一些英国人跟我一起来。要是我的身体状况好一点的话，或许我当时就同意了。现在很难说清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后来又会怎样。在巴塞罗那战斗开始前，我很有可能被派往阿尔瓦塞特，那样的话，我也就不可能目睹密集居民区中发生的战斗，很可能只好接受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描述了。另外，在巴塞罗那战斗期间，如果我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命令，又要保持对马统工党同志们的忠诚感，那么我自己的立场又会怎样？我的休假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因此，我迫切希望在回前线以前恢复健康。此外，选择哪个组织毕竟是个决定个人命运的大事——我只有等，边等边让靴匠给我做一双新的军靴。（或许所有西班牙部队里也找不到我能穿得上的大军靴。）我告诉我的共产党员朋友，以后我会做出具体安排的。同时，我想休息一下。我甚至有个想法，带我的妻子去海边玩上两三天。好主意！然而政治氛围告诫我，这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事。 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街道上的虚假繁荣，包括花店、彩旗、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上的敌对和憎恨。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快有麻烦了。”眼前的危险，既简单又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革命的人们之间、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就政治而言，除了加联社党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外，现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什么其他力量了。相反，全国劳工联盟有难以琢磨的武装力量，他们虽然缺乏精良的装备，对自己想要什么还不如对手明确，但他们人数众多，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具有相当的实力。假如与这样的武装力量联合，注定会有麻烦。在加联社党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阵地的安全，就必须从全国劳工联盟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逐步瓦解政党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安排。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国民自卫队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国民自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宪兵，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凡私人藏有的武器一定要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很清楚，只能通过武力从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夺取武器了。这样一来，很快就谣言四起，由于检查制度严厉，报纸对遍及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冲突的报道总是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达（Puigcerdá），一帮马枪骑兵被派取占领了海关，先前海关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安东尼奥·马丁——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杀）控制。[1]我想，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死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区，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激烈的争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谋杀，随谋杀而来的是多次盛大的、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早些时候，有个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被谋杀后，送丧的队伍多达数万人。四月底，在我到达巴塞罗那之后，劳工总会的一个著名人物罗尔丹·柯尔塔达被谋杀了，估计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人干的。政府命令所有的商店关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其中主要是人民军队伍，游行队伍很长，从头到尾经过一个地方就得两个小时。我在旅馆的窗前，冷眼相看。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葬礼就是意在炫耀武力，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还有可能继续流血。当天夜里，我和我的妻子被一二百码以外加泰罗尼亚广场传来的枪声惊醒。第二天，我们得知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一个男子遭到了枪击，大概是劳工总会中的某个人干的。显然，所有这些谋杀事件很有可能都是内奸干的。人人都能判断得出来，国外的资本主义报纸反复报道并大肆渲染罗尔丹被杀事件，可对由此产生的报复性谋杀却刻意地只字不提，从中可见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态度。[1] 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上写道：“我被告知关于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论述是不正确的，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 “五·一”节就要到了，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全国劳工联盟的头头们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劳工总会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想法是应该和劳工总会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5月1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但是，我承认，当时我长舒了一口气。那时，人人都希望（英国）独立工党小分队加入马统工党的游行队伍，但也担心出乱子。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行进在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街道上，然后被从街道旁窗口跳出来的某个手持冲锋枪的陌生人打死——这种死法儿可不是我所希望的。第10章 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信步闲逛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前往拉姆拉斯的半道上，突然听到身后有几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年轻人手持步枪，脖子上围着无政府主义者标志的红黑相间的丝帕，正在朝着拉姆拉斯向北的小巷悄悄地前进。他们显然是在与八角楼（我猜想那是能够控制小巷的教堂）里的什么人交火。我立即意识到：开始打仗了！但我对此并未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的几天来，人人都预感到仗随时会开打。我想，我应该马上回旅馆去，看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但小巷那边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示意人们往后退，大声吆喝人们不要越过封锁线。又有一连串射击声。从塔楼里射出的子弹飞向大街，受惊的人们纷纷向拉姆拉斯以南逃跑，以便远离交火地点；街道上到处都能听到店主们匆匆关闭钢百叶窗的劈啪声。我看到，有两个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神色恐慌地紧贴着行道树撤退。在我的前方，很多人正涌向拉姆拉斯中间的地铁站躲避。我决定不随他们一起去，因为那将意味着必须在那里困上好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和我们在前线一起待过的美国医生跑到我身边，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显得非常紧张。 “快点，我们必须去猎鹰旅馆（猎鹰旅馆是马统工党掌管的一家寄宿旅馆，主要供休假民兵使用）。马统工党的老朋友会在那儿等我们。这下可有麻烦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拉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他太紧张了，什么也说不清。看来，在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1]开往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控制着）并发动突然袭击时，他去过德卡特鲁纳广场。后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赶往电话局，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我推测，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麻烦”，一定是政府方面要求移交电话局造成的，当然，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街而行，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前方，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卧伏在一堆床垫上，床垫前面有一挺机关枪。我们到达猎鹰旅馆（在拉姆拉斯南面）时，旅馆门前乱哄哄地围了一群人。由于场面混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旅馆里除了负责保卫大楼的几个突袭队员外，没有人带枪。我朝几乎就在街对面的马统工党的ComiteLocal*走过去。在楼上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房间里，也挤了乱哄哄的一群人。有个穿便装、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相貌英俊的男子，正在设法维持秩序，并从墙角的一堆物品中找出皮带和弹匣，目前似乎还没有枪支。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想，已经有人受伤，需要大夫——可又来了个英国人。这时，那高个子男子和另一些人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取出成捆的枪，开始挨个分发。作为外国人，我和那个美国人最初并没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不肯把枪发给我们。后来，一个我在前线认识的民兵走进来，并认出了我，这样我们才得以勉强地领到枪和几匣子弹。* 西班牙语，本地的委员会。——译者[1]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中写道：“所有章节中提到‘国民自卫队’的部分都应改为‘突袭部队’。我弄错的原因是加泰罗尼亚的突袭部队穿的制服与此后从巴伦西亚派出的部队不同，而西班牙人将所有这些编队形式统称为‘laguardia’。不可否认的是，国民自卫队在可能的情况下常站到佛朗哥一边的事实对突袭部队并无影响。突袭部队是自第二共和国时期起建立的一种编队形式，通常在巴塞罗那，提到‘laguardia’时总是带有普遍的敌意，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远处枪声大作，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人都说到拉姆拉斯以北去是不可能的了。国民自卫队已经占领了各个建筑的制高点，并对过往的每个行人进行猛烈射击。我本想冒险回旅馆，但又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考虑到ComiteLocal可能随时遭到攻击，我觉得还是留下来为妙。在整幢大楼里，都能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楼梯和外面的走道上，激动地交谈着。没有人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能推测的，就是国民自卫队已经攻下电话局，而且战略了各处战略要害，从这些要害能够俯视工人掌握的其他建筑。有个大致的共识：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国民自卫队摆在全国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之后”。可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责怪政府。在巴塞罗那，比较贫穷的阶层都把国民自卫队视为走狗之类的东西，因此他们主动发起进攻也在情理之中。我曾听到过更为多种多样的说法，但我认为事情也就如此而已吧。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冲突的一方是全国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我对那些在资产阶级共产党心目中已经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并没有特别的爱。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的工人和他的天敌警察进行战斗时，我不能不扪心自问我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城市的这一头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有想到要给旅馆打电话，问一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停止运作，其实，电话局的运作只停顿了几个小时。两幢楼里挤了差不多三百人。他们大多是从穷街陋巷那边逃来的最穷苦阶层的人，其中有大批妇女，有的抱着婴儿，此外还有一群衣衫破烂的孩子。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逃到马统工党大楼里来避难的。此外，楼内还有许多民兵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据我估计，我们这许多人中大概只有60支枪。楼上的办公室始终被索要枪支却被告知没有枪支的人群包围着。年轻的民兵小伙子几乎把索要事情当儿戏，他们到处转悠，千方百计地说好话去骗或者干脆去偷其他人的枪。没过多久，有个小伙子只巧妙地一闪就把我的枪给偷了，并迅速溜走。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下手枪和一匣子弹，几乎被缴械了。 天黑了，我也饿了。猎鹰旅馆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溜往他下榻的旅馆（离这儿不远），打算弄到一点吃的。街道一片漆黑，死寂，连一个活动的人影都没有，所有窗户上的钢质百叶窗都已拉下，但街垒还没有筑起来。朋友住的那个旅馆，大门上了锁，而且还用许多东西拦了起来。他们反复盘问，才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回来以后才得知电话局已经运转，我立即跑到楼上办公室里给妻子打电话。很明显，楼内没有电话号码簿，而我又不知道大陆旅馆的电话号码。我在各个封建找了近半个小时以后，偶然发现一本记有大陆旅馆号码的旅行指南。我没能与妻子联系上，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英国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麦克奈尔。他告诉我那里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并问我在ComiteLocal是否安全。我说要是有些香烟就更好了。我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然而，半个小时后，麦克奈尔竟当真带上两包红好彩牌香烟过拉力了。他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的巡逻间隔中穿插而行，巡逻队员先后两次用枪口对着他，命令他站住并检查证件。对他的这一小小的英雄壮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真的很高兴有香烟抽了。 人们在大多数窗口布上了武装守卫。在楼下的街道上，突袭队员正拦住几个行人进行盘查。一辆满载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除了驾驶员，还有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黑头发的漂亮女孩，她的双膝上放了一支冲锋枪。我在大楼周围转悠了好长时间，发现这儿是个挺不错的休闲场所，兴许还能从这儿学到点地理学知识。到处都是垃圾、破基价局和碎纸——这好象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产物。所到之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摆在走廊上的破沙发上，两个从码头那边逃来的贫穷妇女均匀地打着呼噜。在马统工党接管以前，这儿是卡巴莱剧场的歌舞表演场所。有些房间有起高的舞台，其中有个舞台上还孤零零地放着一台大钢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军械库。我不知道这么做结果会怎样，反正我就是急需拿到武器。我经常听说，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等相互对立的党派，一直在巴塞罗那的很多地方囤积武器，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在马统工党的这两幢主要建筑物里只贮藏了我所见到的五六十支枪。用做军械库的房间没有任何保安设施，只有一扇破旧的门，我和另一个英国人没用多大力气就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以后，我们发现他们讲的是真话——武器的确不是很多。我们只找到20来支老式小口径来复枪和几支猎枪，但没找到一颗子弹。我到楼上办公室去问是否还有手枪子弹，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过，这里倒是有几箱手榴弹，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给我们送来的。我拿了两枚放进自己的弹药袋。这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手榴弹，一拉掉保险销就有可能立即自动爆炸。 到处都是四肢摊开、沉沉入睡的人们。在一个房间里，有个小宝宝在哭，不停地哭。虽然已是五月了，但夜晚却仍然很冷。有个舞台上还挂着幕布，于是我用刀割下一块裹在身上，希望好好睡上几个小时。我被惊醒了，我记得自己在睡梦中突然想到了那些可怕的、如果用力翻身压上去就会把我炸上天的手榴弹。凌晨三点，那个像是负责人的高大英俊的男子把我叫醒，给了我一支来复枪，让我在一个窗下站岗。他告诉我，萨拉斯——对攻打电话局负有责任的警察局长，已经被逮捕。（我们后来才得知，其实他仅仅是被解除职务。然而，新闻报道却仍然在说，那是国民自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其是的行动。）天刚破晓，人们就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个街垒，一个建在ComiteLocal外面，另一个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堵墙，而且卵石下还有一种适合装沙袋的小圆石。筑起的街垒令人感到既古怪又奇妙，我要是能把它拍下来该有多好啊。当西班牙人决定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无限激情。成群结队的男人、女人，还有许多很小的孩子，他们撬起和搬运鹅卵石，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从远处搬运沙子，手推车在装满沙子的麻袋的重压下摇摇晃晃。在ComiteLocal的门口，一个穿着民兵长裤、裤膝纽扣都拖到脚踝的德国犹太小女孩，正面带笑容地张望。几个小时后，街垒已经砌了一人高，射击口旁站上了士兵，在另一个街垒后面，火堆在燃烧，人们在煎鸡蛋。 他们又把我的来复枪拿走了，而且我似乎也只能无可奈何。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到大陆绿去。远处虽然战火不断，但拉姆拉斯北侧看起来一个人也没有。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们顺便到食品市场上看了看。只有少许几家货摊在营业，那些货摊被一群从拉姆拉斯南部工人居住区来的人围得紧紧的。就在我们到达市场时，外面传来了沉重的来复枪射击声，屋顶上方的玻璃都被震得颤动起来，市场内的人群向出口处飞逃而去。然而，仍有几家货摊还在营业，我们要了一杯咖啡，并买了几支棒形山羊奶酪塞在弹药袋的手榴弹旁。几天之后，我非常庆幸居然还能够吃上奶酪。 在我前一天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开火的街角，现在已经竖起一座街垒。街垒后面的男子（我在街道的另一边）大声叫喊，要我小心。教堂钟楼里的国民自卫队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所有过路人开枪。我稍停了一会，然后猛地冲过街道，完全可以肯定，一颗子弹贴身而过，近得让我毛骨悚然。在我走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对面街道一侧的时候，站在行政大楼门口的突袭队员发出大声警告——我没听清他们在喊些什么。在我和大楼之间隔着几棵树和一个报亭（西班牙这种类型的街道都有宽阔的人行横道），我看不清他们的手势。我进了大陆旅馆，四处一看，一切都还好，洗了把脸，然后回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离大街约100码）请命。这时，外面响起一片的来复枪和机关枪声已经几乎可以和一场战役相比了。我刚找到柯普，就问他我们该怎么办，这时楼下接连传来令人心惊的爆炸声。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认定有人在用野战炮向我们开火。其实只不过是手榴弹，当手榴弹在石材建筑物之间爆炸时，爆炸声要比在空旷地带大得多。 柯普向窗外瞥了一眼，把手杖竖在身后墙壁上，说道：“我们调查调查吧。”然后，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慢步走下楼梯，我紧跟在他身后。在大门口，一些突袭队员就像玩九柱戏似的，把手榴弹顺着台阶滚下人行道。手榴弹在二十码以外的地方炸开，和来复枪的砰砰声交织在一起，发出可怕而又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街道中间的报亭后面，有一颗脑袋——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民兵的脑袋，探了出来，有如集市上人人都喜爱的椰子。稍后，我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紧挨马统工党大楼有一家楼上设有旅馆的咖啡馆，叫做摩卡咖啡馆。前一天，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员突然闯入咖啡馆，在发生冲突后，强行占领整个大楼并赖着不走。他们可能是受命占领咖啡馆，以便为稍后攻打马统工党大楼做准备。次日清晨，在他们想走出摩卡咖啡馆大门时，与突袭队民兵发生冲突，双方互相开枪射击，结果，一个突袭队员受重伤，一名国民自卫队员身亡。国民自卫队被迫逃回咖啡馆。当那个美国人沿街走过来时，国民自卫队却向他猛烈开火，尽管那个美国人手无寸铁。美国人连忙躲到报亭后藏身，而突袭队员向国民自卫队投掷手榴弹好把他们赶回屋内。 柯普大致看了一下现场，拨开人群走过来，把一个正用牙齿咬拔手榴弹保险销的红发德国突袭队员拽了回来。他大声命令人们撤回大楼，并用好几种语言告诉大家，我们必须避免流血。然后，他走出大门，站在国民自卫队完全能够看得清的人行道上，夸张地解下手枪并缓慢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同样如此，他们三个人缓慢地朝着正在门口挤成一团的国民自卫队走过去。这是一件给我20英镑我也不会干的事。他们两手空空地朝那些手里有枪但却被吓坏了的国民自卫队士兵走去。一个只穿衬衫、吓得脸色铁青的国民自卫队官员从门内走出来和柯普谈判。他不停地用颤抖着的手指着人行道上的两枚未爆的手榴弹。柯普回来以后对我们说，最好引爆那两颗手榴弹，继续留在那儿，对行人很危险。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一枚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没有击中另一枚。我向他要过步枪，蹲下来朝第二枚手榴弹开枪。真是难为情，我也没打中。这是我在骚乱期间唯一的一次开枪射击。人行道上落满了从摩卡咖啡馆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军车，其中有一辆是柯普的，被子弹打出了许多窟窿，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了。 柯普再次带我上楼，并给我简要地说明了一下的当前情况。如果马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保卫大楼，但马统工党的头头们却发话来要我们按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做波利罗马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物馆，在这座高出一般建筑的顶部有个双穹的嘹望塔。利用它可以控制街道，只要有几个持枪的士兵守住那儿，就可以压制任何针对马统工党大楼的进攻。电影院管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应该会允许我们进出。至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员，也不会跟着我们太过不去，他们不想打仗，只会很乐意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柯普重申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枪。我猜想，马统工党的头头们也一定对被牵进这一事件而大发雷霆，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保持一致，虽然柯普没有这么说。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筋的了。 我待在屋顶上，常常对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惊讶。透过嘹望塔小小的窗户，你可以看到数英里方圆——一排排细瘦高耸的楼房，玻璃穹顶，还有那些耀眼的绿瓦和红铜瓦、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大海——我自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沉浸在毫无生气、一片狼藉的噩梦之中。阳光下的街道上空空荡荡。除了从街垒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后射出的一连串子弹，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街道上都没有汽车行驶。在拉姆拉斯一带，电车一动不动地停着，驾驶员早在开战时就逃之夭夭了。可恶的噪声一直在成千上万的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就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劈劈啪啪声、哒哒哒哒声、轰隆轰隆声——有时消失为只有零零落落的射击声，有时又变为震耳欲聋的连续猛烈射击声，白天的射击从未停止过，第二天黎明会准时开始。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弄清楚。巴塞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道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一条分界线。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进行着，再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弄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这里的主要建筑物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部，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物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射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100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户。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点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性的妥协已经达成，交接正在不停地进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交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出奇地安静。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具摞起来设置了一道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顶，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体，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交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处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摩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15瓶啤酒作为礼物送给他。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顶上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去看一系列企鹅出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50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皮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我清楚地知道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干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射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我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声吼道： “喂，你干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 他用枪口指着通往我们大楼的侧街。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持来复枪在街角躲来藏去。很明显，这个人刚才向屋顶上的自卫队员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是他先开枪打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 他打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了，我们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离街稍远的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大楼里的一个士兵，在我探出窗外的时候，突然举枪向我射击。也许是我太过惹人注目了。我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100码左右，但子弹还是偏离目标很远，以至于连嘹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让我捡了条命。我曾多次遭到来自这幢大楼的射击。 可恶的枪声持续不断。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对立双方往往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射击的。人们只在自己的建筑物中或街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条街道，街道上的一些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办公室几乎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非常可怕。战争结束之后，我曾经过那条街道，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店主把他们的窗户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当子弹击中玻璃的时候，玻璃碎块就不会飞出伤人）。有时，来复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哒哒声不时地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远处传来极其沉重的爆炸声，多达十几次，而且间隔时间比较长，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它听起来像是炸弹在空中的爆炸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飞机出现过。后来有人告诉我——确实可能是真的——内奸为了制造尽可能大的恐慌而点燃一堆堆炸药。然而，并没有火炮声。我正在等着听大炮的轰鸣，因为大炮一旦开始怒吼，那么就说明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了（火炮是巷战的决定性因素）。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垒遭炮击的小道消息，但没人能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弹的袭击。总之，如果大家听惯了炮声，那么谁也不会弄错。 食品从骚乱开始以来一直非常短缺。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的那15到20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因为国民自卫队常常在拉姆拉斯一带伏击），悄悄地摸到猎鹰旅馆那儿弄点吃的来，但不够每人一份，我们当中许多人要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与大部分诸如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一样，这儿被视为中立地。战争刚开始，旅馆就被数量惊人的人群挤得满满的。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身躯肥胖、满脸横肉的俄国人，据说是Ogpu*的间谍，绰号查理·琛，腰带上挂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有看起来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有两三个受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整体，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或自行其是。在那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两个。一开始，在食物短缺变得很严重且报纸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就出现了把食物短缺当成笑料的趋势。人们都会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司空见惯，每年都有发生。乔治·托伊利，一个意大利新闻记者，我们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走了近来，裤子浸透了鲜血。他只是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在人行道上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而就在此时，有人竟开玩笑似地向他投掷手榴弹，幸好他伤得不重。我记得他的感慨是：巴塞罗那的铺路石不应该太多，这样可以减少建造和拆毁街垒的麻烦。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换岗后疲惫不堪又饿又脏地走进旅馆时，发现我的房间里坐着两个国际纵队派来的人。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中立的。假如他们是自己政党的优秀和忠实的支持者，我推想，他们会出催促我改变立场，或者干脆毒死我，把我装得鼓鼓的弹药袋拿走；相反，他们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间还坚持在房顶上值勤。他们的基本态度是：“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之间的争吵——并没有什么别的名堂。”不管战斗进行到什么程度和伤亡多少人，我相信，这总要比把事件描述为有计划的骚乱那样的官方说法更接近事实。*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简称。——译者 到了星期三（5月5日），一切都几乎完全变了样。封锁的街道看起来可怕极了仅有的几个行人也是迫不得已才走出家门的，他们一边蹑手蹑脚地走着，一边挥舞着白色的手帕，在不大会受到子弹射击的拉姆拉斯的一个角落，有人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叫卖报纸。星期二的《团结报》——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之为“巨大的挑衅”（或类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报纸就变了调子，开始恳求人们回去上班。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头们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马统工党的报纸LaBatalla（《战斗》）的办公室，大约和电话局同时遭到袭击，那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人民军突然袭击和占领的。但报纸仍在印刷出版，并被从另外一些渠道分发出去。报纸上的文章催促大家尽可能待在街垒里。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忡忡，谁都想知道事件究竟将如何了结。我怀疑到目前为止人们是否都离开了街垒，但我并不怀疑人们都厌恶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它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没有人想把它发展为一场新的大规模内战*，那只能意味着输掉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战争。据我所知，这种担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广大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一贯主张和既得利益来看，他们的要求只有两个：交还电话局和解除可恨的人民军的武装。如果自治政府答应做这两件事，并答应终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街垒会在两小时后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显然没有打算作出让步。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谣言漫天飞。有传言称，巴伦西亚政府已派出6000多名士兵前往占领巴塞罗那，而5000多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民兵则离开阿拉贡前线，准备抗击政府军。实际上，只有前者是真实的。从嘹望塔眺望，我们看到了浅灰色的类似军舰状的船只在靠近港口。据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说，那东西看起来像英国的驱逐舰。事实上，那就是英国的驱逐舰，虽然我们后来才知道。* 指共和国内部各派之间的战争。——译者 那天傍晚，我们听说西班牙广场有400名国民自卫队员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另一个消息含糊不清，据说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全国劳工联盟在控制着局势。这就好象是我们获胜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消息让我大为震惊。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后一切都将被归咎于它。我隐约预感，战争一旦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我们的部分中立也将宣告结束。如果政府向我们宣战，那么别无选择，只有自卫。而且在行政大楼这儿，我敢肯定驻扎在对面的国民自卫队将会接到攻击我们的命令。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先下手。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为非法并加以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记得，在那个漫长的噩梦般的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加强大楼防卫措施。我们锁上了前面入口处的钢质卷帘，在钢帘的后面，用工人们弄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一堵墙。我们详细检查了我们的武器库存。包括波利罗马屋顶上的六支来复枪在内，我们一共有21支枪（其中有一支无法使用），每支枪大约有50发子弹，还有几十枚手榴弹；此外，除了几支普通手枪和左轮手枪，什么也没有。我们有12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假如摩卡咖啡馆那里向我们开火的话，他们表示愿意主动进攻。当然，我们最好在午夜刚过的某个时候从屋顶上向他们开火，打他们个出其不意，他们虽然人数比我们更多，但我们的士气更好。毫无疑问，我们能够拿下咖啡馆，尽管这么做肯定会有牺牲。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处谣传“他们”要切断自来水供应。（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是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没人知道）。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每只盆，以及能够找到的每只桶都放满了水，最后，连国民自卫队送给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15瓶啤酒的空瓶子里也灌满了水。 大约60个小时没有睡好觉，我累极了，心情也很坏。现在已近午夜了。楼下街垒的后面，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得满地都是。楼上有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我们想把这里用做伤员包扎室，不用说，其实在我们大楼里既没见到过碘酒，也没到过绷带。我的妻子从旅馆里跑过来，准备充当护士之类的角色。我在沙发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馆（假如万一身亡）之前睡上半个小时。我记得，皮带上的手枪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难受。而且，我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突然醒来，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天色已经大亮，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自来水也没有被切断，除了零星的射击声外，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说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现了一种休战状态。射击声已经逐渐减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挤满了人。一些商店开始拉起百叶窗，市场被一大群吵吵闹闹抢购食物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货摊上的物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车还没有运行。国民自卫队员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垒后面，两边加固的掩体并没撤除。人们到处奔波购买食品。你处处都能听得到同样的忧虑：“你认为它停了吗？你认为它还会再来吗？”“它”——战争——有如突发自然灾害、飓风或地震，正无情地降临在所有人的身上，我们无力阻挡。果然，几乎不出所料——我原以为会停几个小时，可似乎只有几分钟——突然一阵来复枪声响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风雨，把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钢百叶窗哗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见了人影，街垒里的人们立即各就各位，“它”又开始了。 我带着一种极度厌恶与愤怒的情绪，重新回到屋顶上的岗位，当你正在加入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我推想，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创造历史，而且按理说你应该感觉到你是个历史人物。但你绝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总会突出于其他一切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我从未对远离战场数百英里的记者们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形势做过正确“分析”。我迫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场悲惨的、两败俱伤的战斗的是与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顶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安和厌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因为自星期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线，这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人发狂。我在前线阵地上已经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罗那原本是为了能够得到点休息和安逸；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顶上苦度时光。对面屋顶上的国民自卫队员们也跟我一样。他们定期向我挥手，让我相信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肯定会六亲不认的。如果这就是历史，它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历史。跟前线一样，这更像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在前线，由于士兵人数少，我们只得反常地多站数个小时的岗，并非逞英雄，只是必须坚守岗位，尽管令人厌烦、睡眠不足，至于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丝毫也不感兴趣。 在旅馆里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子伸出门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间，渐渐出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怀疑气氛。受间谍癖感染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处游走，低声地嘀咕着某人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个肥胖的俄国特工，正在逐一为难所有的外国难民，并花言巧语地解释说，整个事件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仔细观察一个其职业就是撒谎的人——如果你没算进新闻记者的话。在来复枪的嗒嗒射击声中，仍然在堵得严严实实的窗户背后模仿时髦旅馆的生活着实令人厌恶。 前面的餐厅在子弹穿过窗户、击毁柱子之后，已经停止使用，客人们挤进后面的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里面的座位根本就不够。为数不多的服务员——他们中有一些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已参加总罢工——暂时脱下了他们的上浆衬衫，但仍以一种虚伪的方式上菜。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仅仅是每人一条沙丁鱼。旅馆里已经多日没有面包供应，甚至连酒也是那么紧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喝那些年头越来越陈、价格也越来越高得离奇的酒。这里的战事结束后，食品依然继续短缺。接连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块不配面包的山羊奶酪，而且没有任何饮料。这里，唯一丰富的食品就是柑橘。法国卡车司机把他们无法运回国的大量的柑橘卖到旅馆来。他们是一些体型健壮的人，身边总是带着一些妖艳俗气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衬衣的大个子搬运工。在往日，任何一个旅馆经理之类的小势利鬼，都会千方百计地整得他们不舒坦，实际上拒绝他们在大楼内留宿。但现在他们却很吃香，不像我们其他人，因为他们拥有一间面包房，谁都必须低声下气地从那儿讨购一点面包。 最后一个晚上，我继续在屋顶上守卫。第二天，这里的战斗好象结束了。我记得那天——星期五，没有很多的枪战。没有人确知巴伦西亚方面的军队是否已经来了，其实，他们在那天傍晚就已到达了。政府用半是安抚半是威胁的腔调广播，要求每个人都立即回到家中，并说一个小时后如发现任何携带武器的人都将逮捕。人们虽然对政府的广播没有太过在意，但是，各处街垒里的人群却渐渐地散去了。我并不怀疑这主要是缺少食物造成的。你会从冲突双方听到同样的言语：“我们没有多少食物了，我们得回去上班。”而在国民自卫队那里，却是完全另一回事，只要城里还有任何食品，他们就能得到定额供应，继续留在他们的阵地上。到了下午，虽然废弃的街垒仍然原封不动地树立着，但街道上的情形似已恢复正常：拉姆拉斯人头攒动，商店几乎全部开门，最令人们兴奋的是——封锁街区停运已久的电车，开始运行。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摩卡咖啡馆，并没有拆除他们的街垒，不过他们中的有些人持枪坐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我经过时其中一位善意地眨了眨眼，可得到的却是极不友好的撇嘴阴笑。当然，他是认识我的。电话局上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被扯了下拉，只有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飘扬着。这意味着工人们一定是被打败了。我意识到——尽管由于我在政治上的无知，对我应该清楚的私情我还不是很清楚——当政府感到地整个事件的控制更有把握的时候，将会实行报复。但是，当时我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确信可恶的战斗喧嚣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在重返前线以前多买一些食品，稍稍休息一下，稍稍安静一点了。 从巴伦西亚开来的人民军最初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天色肯定已经很晚。他们都是突击卫队——一种类似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之类（主要从事警察工作的队伍）的编队，是共和国的精锐部队。他们好象是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你能够到处看到他们在街道上巡逻，每十个人一小组，他们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蓝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长长的步枪，每个小组都配有一挺冲锋枪。当然，这时我们还有一项具体的工作要做。我们在嘹望塔上用于守卫的那六支步枪还放在那儿，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枪弄回马统工党的大楼。这些枪是大楼常备军械库武器的一部分。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把几支枪送到街对面的简单问题。但要将枪支通过街道运送，却是违反政府命令的。如果带着枪支被捉，那我们肯定要被逮捕——更糟糕的是，枪支将被统统没收。大楼里只有21支枪，我们可损失不起其中的这六支。在经过充分讨论、找出最好办法之后，一个西班牙红发男孩和我开始把枪支偷运出去。避开突击卫队巡逻很容易，危险在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他们很清楚我们在嘹望塔有枪，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们在搬运枪支，事情就会完全露馅。大家脱去部分衣服，左肩挂枪带，腋窝夹枪托，枪管藏在裤管里。不幸的是，这都是些长毛瑟枪。即使我这样身材高大的人，也无法便便当当地把老长的毛瑟枪管藏进裤管里。拖着一条完全僵直的左腿，走下嘹望塔的旋梯，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差事。后来，我们发现，过街时唯一的活动方式就是要走得慢，特别慢，慢得你根本无需曲膝抬腿。在电影院外面，当我以乌龟般的速度向前行走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颇为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我。我时常回想：当时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呢？大概是在战斗中负了伤。然而，所有的枪支都被偷运过去了，没有出事。 第二天，突击卫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半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伙一伙地分散在大街上。人民军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是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的。过去，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国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的枪，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人民军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机关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50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到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从来没上过前线的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好。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会存在着明显差别的。一两天后，突击卫队和居民剧本上相安无事。第一天，一部分突袭队员以挑衅性的方式制造了许多麻烦，我想那是奉命行事。他们强行登上电车，搜查乘客，若乘客带有全国劳工联盟会员证，就会立即撕毁，并扔在脚下践踏。这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武力冲突，并有一两人身亡。不过，突击卫队很快就改变了征服者的架势，与居民的紧张关系也变得较为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在几天后就哄上了一个女孩子。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人民军。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子在巴塞罗那上空到处飘扬，我想除了法西斯分子的阵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在拆除街垒，这一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建造一座街垒要比把这些石头放回去容易。加联社党大楼外面的街垒被允许继续保留，有些甚至一直保留到了六月底。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所有战略要害。全国劳工联盟的大本营里，正在大规模搜查武器，尽管如此，我敢肯定，仍会有很多武器设法逃过收缴。《战斗》报仍在出版，但受到严格审查，以至于头版几乎完全空白。加联社党的报纸不在审查之列，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文章，要求查封马统工党。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隐蔽的法西斯组织，一副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卐标记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加联社党的宣传人员将这幅漫画贴遍全城大街小巷。很明显，官方对巴塞罗那战争的看法已成定论，它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暴乱。 旅馆里那种可怕的怀疑和敌对气氛，随着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沉重紧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指责，要想保持中立那就难了。邮局又恢复运营了，于是外国各种不同宗派的共产党人报纸开始到达，他们对战争的报道，不但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而且当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我知道，身在战争现场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已经真切地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对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感到极为惊诧，但他们自然还得坚持他们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那位共产党朋友再一次找到了我，并问我是否愿意站到国际纵队。 我感到相当惊讶。“你们的报纸在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我说，“当然，应该说我是一个政治嫌疑犯，一个马统工党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没有关系。毕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但从现在起，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如果以往一样，人们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并和一个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敌人一起举杯共饮。旅馆休息室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争吵。同时，监狱里人满为患。战争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们的俘虏。但是，国民自卫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俘获的大部分俘虏关进监狱，并不加审判地关押下去，多数是一关好几个月。和过去一样，全然清白的人，由于警察的粗暴腐败而遭到无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生在四月初受伤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要有士兵受伤，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因为伤兵经常会被从这所医院转送到那所医院。事实上，他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在战斗发生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汤普生被这到处发生的开火场景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汤普生马上说： “我要离这种事远一点。我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好。我要回旅馆，待在那儿什么地方也不去。” 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馆，但是不幸的是，这家旅馆处在国民自卫队控制的城区。（在巷战中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是多么重要！）结果，这家旅馆遭到袭击，汤普生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关进人满为患、没有栖身之地的牢房里，一关就是八天。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许多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职的警察在日夜紧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形更糟，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么他们就极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将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了那儿，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将会有何种恐怖的暴行在等待着他们。有几个外国妇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电式“结婚”，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一个根本没有护照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只好连续多日假扮一个男子的情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惨淡的神色。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回以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某个朋友向秘密警察告发你，你会始终有一种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觉。战争、噪音、饥饿和困倦，待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自杀或者被迫向别的什么人开枪，这漫长的噩梦使我的神经紧张不安。每当门外砰砰作响、伸手去抓手枪的时候，我的精神就紧张到了极点。星期六早晨，外面传来尖啸的射击声，人们高声惊叫：“战争又打起来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我已对自己认为的巴塞罗那战斗中最重要的东西发表了一些尝试性的见解，然而，我猜想我并没能够成功地传达当时的那些陌生的东西。许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其中有一件是在与人们偶然接触时所产生的——在没有直接卷入战斗的许多人们看来，突然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骚动。我记得，我曾看到，在枪声响起并响彻街区之际，仍有一位穿着入时的妇女，胳膊上挎着购物篮，手里牵着一条白色的狮子狗，在拉姆拉斯的街道上漫步。很明显，她是个听觉失聪的人。我还看到，有个男子手挥白色手帕，冲过加泰罗尼亚广场那个被封锁的无人区。一大批身穿黑衣的人，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试图通过加泰罗尼亚广场，可总是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从街角一出现，科隆旅馆里的加联社党机关枪就开火，把他们赶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明显地没有携带武器。事后，我在想，这些人很可能是正在举行葬礼。曾在波利罗马楼上博物馆担当看守的小个子男子，甚至把整个事件当成一种社交机会。他很高兴有英国人来拜访他——他说英国人同样是那么可爱。他希望战斗结束后，我们都能再来看他，事实上，我的确去看过他。还有一个小个子男子，躲在门口，对加泰罗尼亚广场上那该死的交火，兴高采烈地摇着头，说道（有如评论晴朗的早晨似的0：“我们可不是又回到7月19日了吗！”此外，还有那些正在为我做军靴的鞋店皮匠。战斗开始前，我曾去过那家鞋店，战斗结束后，即5月5日休战期间，我又去那里待过不大一会儿。这是一家要价很高的鞋店，店铺里的人都是劳工总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一直是加联社党的成员——无论如何，他们在政治上是属于对方那一边的，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在为马统工党服务。他们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是完全漠不关心。“发生这种事，太遗憾啦，不是吗？影响做生意啊。战斗没完没了，真遗憾！好像前线打得还不够似的！”等等，等等。可以肯定，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巴塞罗那居民，对整个事件没有丝毫兴趣，至于发生空袭将会如何，那就更不感兴趣了。 在这一章里，我仅就自己的个人经历作了描述。在下一章节里，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探讨事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后果，事件的是非是什么，要是有责任该谁来负。由于巴塞罗那战斗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政治资本，尽一切可能对它作出公正的评论是很重要的。以这一事件为主题写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得足以凑合成许许多多本书，如果说其中十分之八、九是不真实的，我想这应该不是夸大其辞。所有在那时候发布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远离事件发生地点的新闻记者们编造出来的，他们报道的事实不仅不准确，而且是蓄意误导。像往常一样，只有那些一边倒的（对当权者有利的）事情才会被允许向广大公众公开。和当时待在巴塞罗那的每个人一样，我目睹的虽然只是附近街道所发生的事，但仅仅是这些所见所闻就已经足以驳倒许多长期流传的谎言。一如往常，如果你对政治上的论战、党派以及党派内部为了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名词（有如中国古代战争中将军们的御封头衔）而争斗得不可开交不感兴趣的话，请跳阅。必须领略政党内部争论的细节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那就像是潜入一个污水池。但是努力并尽可能去证实真相是必要的。这个遥远城市的这场肮脏的喧嚣，可能比最初呈现的更加意味深长。第11章 对于巴塞罗那战斗，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非常准确、毫无偏见的描述。因为缺少保留下来的必要记录。除了一大堆指控和政党的宣传材料外，后来的历史学家不会获得任何别的东西。而我，除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以及从我认为可靠的见证者那里听到的以外，也同样几乎没有什么资料。然而，我能驳斥一些极为可耻的谎言，帮助人们从某种视角来理解这一事件。 首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局势都很紧张。在这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事态发展到1937年5月，暴力似乎已经无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但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这样做的意图很清楚。同时很明显，下一步行动就是接管由全国劳工联盟控制的那些关键性的工业部门。此外，由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对革命的模糊和普遍的受挫感，工人阶级中间也产生了相当的怨恨情绪。这样，由于5月1日没有发生骚乱，许多人感到又惊又喜。5月3日，政府决定接管电话局，自战争爆发以来，这里一直主要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管理。据称，电话局管理得很糟糕，连官方的电话都被窃顶了。警察局长萨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权执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车的武装国民自卫队，占领了电话大楼，而携带武器的便衣警察则封锁了大楼附近的街道。大约在同一时间，国民自卫队还占领和控制了市内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各种建筑物。无论这些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自卫队和加联社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向全国劳工联盟发起总攻的信号。工人们的建筑物遭到了袭击，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现在大街上，人们不再工作，战斗很快就会打响，诸如此类的谣言传遍全城。当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处建起了街垒，但直到5月6日造成才发生战斗。然而，双方进行的主要是防御性的战斗。建筑物虽然遭到包围，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受到猛烈的进攻，双方也都没有使用大炮。大体说来，全国劳工联盟——F.A.I.——马统工党的误字控制了工人阶级聚居的城市郊区，武装的警察和加联社党则占据了城市中心地带和各政府机关。5月6日，双方曾有短暂的休战，但可能由于国民自卫队过于急切地想要解除全国劳工联盟工人的武装，冲突很快重新爆发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开始主动撤离街垒。5月5日晚间前后，全国劳工联盟曾取得胜利，大批国民自卫队的士兵投降。但他们没有公认的领袖，也没有固定和完整的计划。事实上，人们也能看得出来除了抵抗国民自卫队的模糊决定，根本就没有任何计划。全国劳工联盟的官方领导人与劳工总会的领导人一起，恳求每个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毕竟，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战斗，谁也不知道究竟将会发生什么。5月7日下午，局势基本恢复正常。那天傍晚，6000名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卫队队员由海路抵达巴塞罗那，控制了整个城市。政府发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规军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须上缴。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官方公布了战斗中的伤亡人数，死亡400人，约1000人受伤。死了400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由于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将其视为准确的统计数字。 其次，这场战斗的后果是什么？非常显然，谁也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会对战争进程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虽然如果持续更长一段时间，肯定会有。这场战斗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为镇压马统工党提供了借口，并且无疑也为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出了一份力。但我们也能肯定，上述这些事情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走上街头的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通过这场战斗，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么。我认为，当然纯粹是猜测，他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巴塞罗那电话大楼被占领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件。自去年起，企业联合会已经逐渐失去了直接的权力，总行动也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控制而渐为领导层所左右。这些头头们正在把人们引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可能是重新引入私人资本主义。人们的抗拒可能使这进程放缓。战争爆发一年后，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力，但他们的处境仍相对有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不会停止斗争，如果他们明确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有时候，拿起武器但被打败了，可那总比完全放弃斗争要好得多。 第三，隐藏在这场战斗背后的目的，如果有的话，究竟是什么呢？是军事政变还是企图进行革命？是确实意在推翻政府吗？完全是有预谋的吗？ 我认为，仅仅在每个人都期待这场战斗发生的意义上，它才是有预谋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双方曾经有过明确的计划。在无政府主义者一方，他们的行动几乎是自发性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当人们走上街头以后，他们的政治领袖才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卷入其中。在紧张的革命气氛中，唯一仍敢发出声音的是杜鲁提之友*（theFriends ofDurruti，F.A.I.内的一个极端派）和马统工党。但和以往一样，他们只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杜鲁提之友也许确实散发了某种革命性的传单，但传单直到5月5日才出现在街头，谈不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因为战斗早在两天前就已自发开始了。全国劳工联盟的官方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否认整个事件。这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全国劳工联盟仍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位置，自治政府能够促使它的领导人比一般党员更保守。其次，全国劳工联盟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与劳工总会结成联盟，而冲突只会加剧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之间的裂痕，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第三，虽然这一点当时不为人所知，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担心事态的发展如果越过了某个界限，工人占领整个巴塞罗那，正如他们在5月5日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可能引发外国的干涉。英国的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已经逼近巴塞罗那港口，毫无疑问，不远处一定还有更多的战舰。英国的报纸宣称，这些舰船正在驶向巴塞罗那，“以保护英国的利益”。但实际上，它们还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没有派遣军队登陆，也没有接受难民。我们并不能确知这一点，但至少在本质上，英国政府虽然在西班牙落入佛朗哥手中时没有动一下手指头，但却有可能迅速干预这场战斗，使政权不至于落入工人阶级的手中。 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没有否认这个事件。实际上，他们鼓励追随者留在街垒边，甚至还在5月6日的《战斗》报上声明，赞同杜鲁提之友印发的极端主义传单。（关于这份传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在似乎没有人能提供一份复印件。）在一些外国报纸中，传单被描述为一份“煽动性的海报”，张贴于全城的每个角落。当然，并没有这样的海报。我对比了各种报道，应当说，这份传单呼吁：建立革命委员会；枪毙那些对袭击电话大楼负有责任的人；解除国民自卫队的武装。我们也不能很确切地知道，《战斗》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传单上的内容。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份传单，也没有看那天的《战斗》。我在这场冲突中看到的唯一传单，就是5月4日成员人数最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印发的传单。传单上仅仅写着：“每个人都应走上街头——除了军工企业外，所有行业的工人发动总罢工。”（换句话说，它仅仅要求人们做已经做了的事情。）但实际上，马统工党的领导人的态度仍然摇摆不定。他们也许要一直等到打败了佛朗哥，才会赞成举行暴动。另一方面，工人走上了街头，而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执行的却是相当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即当工人在街头时革命党的责任只能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因此，尽管党的革命标语宣称“重新唤醒7月19日的精神”等等，实际上却竭尽全力限制工人采取过激的行动。例如，他们从未下令进攻任何建筑物；他们仅仅要求追随者保持警惕，并且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如果能够避免，就千万不要开火。[1]我应当说，人们也能估计到，马统工党的意图就是力劝每一个人留在和躲在街垒后，或者尽可能说服一定数量的人更长时间地留在那儿，而不是做别的事情。那些与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有私人接触的人（我自己没有）曾经告诉我，他们对整个事件实际上很惊慌，却又感到必须与之联系在一起。当然后来，如一贯的情形，他们由此获得了政治资本。马统工党的一位领导人戈尔金后来甚至还提到了“五月的光荣日子”。从宣传的观点看，这也许是正确的路线。当然，马统工党在被镇压之前，也确有大量党员短暂地参加了战斗。在策略上，支持杜鲁提之友的传单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派别是一个非常小的组织，通常敌视马统工党。考虑到人们普遍的激动情绪和双方之间流传的各种事情，这个传单的积极之处只是要人们“坚守在街垒边”。但当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SolidaridadObrera（《工人的团结》）批驳它时，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却似乎在支持它，就使得共产党的媒体事后能很容易地称，这场战斗是一次完全由马统工党策划指挥的暴动。然而，我们也许可以确定，无论发生过什么，共产党的媒体都会这样说，与事前和事后在没有太多证据情况下的各种指责相比较，这也算不上什么。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并没有从更谨慎的态度中得到太多好处，他们的忠诚受到称赞，但转机一旦出现，政府和财政部就将他们踢出门外了。[1] 近期，Inprecor的多次报道称事实正与此相反，是《战斗》命令马统工党军队离开战斗前线的！通过查阅指定日期的《战斗》，这一点都能很容易地解决。 每个人都能根据当时人们的言论作出自己的判断，其实，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革命动机。躲在街垒后的是普通的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其中也可能夹杂了少量的劳工总会的工人。他们并非企图推翻政府，而是为了抵抗他们认为由警察发动的袭击，无论这种看法是对还是错。他们的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因此我怀疑这是否应当被描述为一场“起义”，就像几乎所有的外国报纸报道的那样。起义，意味着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并制定有明确的行动计划。更精确地说，这只是一场骚乱，一场很血腥的骚乱，因为双方的手中都有枪，并且很想加以使用。 但在另一方面，这场战斗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军事政变，那可能是共产主义者的军事政变吗？是为了有计划地一举粉碎全国劳工联盟的势力吗？ 虽然某些事情会引起人们的猜测，似乎这场战斗是共产主义者的军事政变，但我相信并非如此。重要的是，类似的事情两天后在塔拉戈纳也发生了（根据来自巴塞罗那的命令，武装警察占领了那里的电话局）。而在巴塞罗那，袭击电话局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在城市的各个街区，成群结队的国民自卫队和加联社党的追随者攻占了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物，如果这些行动在战斗开始之前还没有进行，那至少这样的进展速度是惊人的。但人们必须记住的是，这些事情发生在西班牙而非英国，而巴塞罗那是一座有着悠久巷战历史的城市。在这样的地方，事情发展得很快，各个派别都时刻准备着，每个人都熟知当地的地形；当枪声响起时，人们几乎就像在进行军事训练一样，立即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大概那些负责攻占电话局的人预料到会有麻烦，虽然他们没想到实际的规模还要更大，但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后来，他们并没有打算对全国劳工联盟发动总攻。我之所以不相信双方已经做好了大规模战斗的准备，原因有两点： （1）双方事前都没有调动军队进入巴塞罗那。这场战斗仅仅发生在那些已经身在巴塞罗那的人之间，参与者主要是市民和警察。 （2）食品几乎立即陷入了短缺。每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军事行动的真正出色之处，就是军队的食物供应非常好。如果双方都在预谋打上一两个星期的巷战，举行总罢工，而事前却没有储备好食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最后，这一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国外反法西斯主义媒体的报道使这一事件蒙上了重重迷雾，但人们通常只能听到一面之词。结果，巴塞罗那之战就被描述为不忠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起义，是他们“从背后捅了西班牙政府一刀”，当然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说法，可问题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毫无疑问，如果你正在与死敌开战，就最好不要让自己窝里的人也打起来。但值得记住的是，至少要有两个人才会有争吵，人们除非认为自己受到了挑衅，否则决不会去建筑街垒的。 当政府命令无政府主义者放下武器时，麻烦自然也就蔓延开来。在英国的媒体中，这件事被翻译成英文以后，呈现了这样的表述形式：阿拉贡前线急需武器，但却无法得到，因为毫无爱国心的无政府主义者阻止运送武器。如此这般的描述，忽略了西班牙的实际情况。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者和加联社党都在藏匿武器，尤其当战斗在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双方都拿出了大量的武器。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放下武器，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政治力量加联社党仍会把武器留在手中，战斗结束后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其间，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在前线很受欢迎，但最终却留在了后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仍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迟早都必然会导致某种斗争。自战争开始以来，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数激增，他们夺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国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来到西班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一旦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取得胜利，就会“清算”无政府主义。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很难期待无政府主义者会愿意交出他们在1936年夏天得到的武器。 占领电话局仅仅是点燃既有炸弹的导火索。也许恰好可以预料的是，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认为不会有麻烦。据说，几天前，加泰罗尼亚省长孔帕尼斯笑着宣布，无政府主义者是会忍气吞声、承受一切的。[1]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决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而在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其首府巴塞罗那，局势日趋紧张，已经发展成街头争吵、谋杀，等等。手持武器的那些人，正在进攻工人在七月战斗中夺取的并在感情上极为重视的建筑物，这个消息突然传遍了全城。我们必须记住，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国民自卫队。对过去的数代人来说，卫兵仅仅是领主和老爷的附属物，而国民自卫队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为人们纷纷猜测，而且也有充分的根据，他们对法西斯的反对十分可疑。[2]促使人们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走上街头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们在战争之初抗击反叛将军的同样情感。当然，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是否必须毫无异议地交出电话局，仍然存有争议。任何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最终都将取决于他对中央集权政府和工人阶级掌权问题的态度。也可以更贴切地说：“诚然，全国劳工联盟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毕竟，战争正在进行，而他们无权在后方发动战争。”是的，我完全赞同，任何内部的混乱都可能帮了佛朗哥的忙。但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场战斗？政府也许有权、也许无权占领电话局，关键是，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必定会导致一场冲突。这是一种挑衅性行为，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基本含义是说：“你们的权力终止了，由我们来接管。”政府以为人们不会反抗，可这却违背了基本常识。如果人们能够保持一种理性的均衡感，那就会意识到，错误不完全在其中任何一方，特别是在这种事情上更不可能完全归咎于一方。人们之所以接受了有关这件事的片面说法，原因仅仅是西班牙的各革命党派与外国的媒体缺少交往。特别是在英国媒体中，你必须搜寻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现一些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正面报道，在战争的任何一个阶段全都如此。他们遭到系统的诋毁，并且我从自身的经历也知道，几乎不存在人们印发材料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1]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37年5月14日）[2] 战争一爆发，国民自卫队就与更有势力的党派站在了一边。在后来的战争中，在好几个地方，例如在桑坦德，当地的国民自卫队全都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我试图客观地描述巴塞罗那战斗，尽管显然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做到完全客观。实际上，人们不得不偏袒某一方，并且必须非常清楚我站在哪一方。此外，我的描述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之处，不仅在这一章而且在别的章节中都可能有。事实上很难准确地描述这场西班牙战争，因为我们缺少非宣传性的文献。每一个人都要警惕我的记述中的偏见和错误。尽管如此，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做到诚实。但大家会看到，我的描述完全不同于国外，特别是西班牙共产党媒体的报道。有必要检查共产党的说法，因为它被发行到全世界，此后又在很短的间隔里不断增补，可能已经成为最广泛接受的说法。 在共产党以及亲共产党的媒体中，对巴塞罗那之战的全部指责都指向马统工党。他们断言，这场战斗不是自然爆发的，而是旨在推翻政府的有准备、有计划的起义，完全由马统工党一手策划，并得到少数误入歧途的“暴徒”的帮助。不仅如此，这也肯定是一场法西斯的阴谋，是按照法西斯的命令采取的行动，意欲在后方发动内战，从而使政府瘫痪。马统工党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是与法西斯结成联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据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报道： 德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涌入巴塞罗那，假装为臭名昭著的“第四国际大会”作“准备”，实际上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 他们与当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准备制造混乱和流血事件。这样，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就能够宣布，由于巴塞罗那的混乱局面不断蔓延，他们“无法从海上有效地控制加泰罗尼亚的海岸线”，因此，“他们只能在巴塞罗那登陆上岸”。 换句话说，他们正在作的准备，就是让德国和意大利政府能够公开派遣军队和舰船登陆加泰罗尼亚海岸，并宣布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秩序”…… 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已经以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形式，为德国人、意大利人准备好了。这就是我们所知的马统工党。 以犯罪行动著称的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组织中某些受到蛊惑的人一起，策划、组织和领导了后方的这次袭击，与前线对毕尔巴鄂的进攻在时间上配合得天衣无缝，等等。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巴塞罗那战斗成了“马统工党发动的进攻”。而同一期报纸的另一篇文章则声称，“毫无疑问，必须对加泰罗尼亚的血腥杀戮负责的，正是马统工党。”5月29日的Inprecor称，那些在巴塞罗那修筑街垒的人，只不过是“马统工党为该目的从本党征招过来的党员”。 我本想引用更多的文章，但这几篇就已经把问题说得相当清楚了。马统工党必须对这场战斗负全责，而且它是根据法西斯的命令采取行动的。待会我将从共产党的媒体上摘录更多的内容。我们将看到，那些描述多么自相矛盾，毫无价值。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几个更重要的原因，以说明关于五月战斗是由马统工党策划的法西斯起义的这种说法，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1）马统工党没有足够的党员或影响力，能够煽动如此大规模的暴乱，更没有力量发动总罢工。它是一个政治组织，没有与工会建立明确的关系。并且它几乎没有能力引发全巴塞罗那举行罢工，就像（比如说）英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引发全格拉斯哥的罢工。正如我早先所说的，其领导人的态度在某种态度上可能会有助于延长这场战斗，但他们即便想到了，也无法发起战斗。 （2）所谓法西斯阴谋的说法仅仅基于主观臆断，而所有的证据都把我们引到了别的方向。我们被告知，这是为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派遣军队登陆加泰罗尼亚而实施的计划，但并没有任何德国或意大利的军舰靠近海岸。至于“第四国际大会”和“德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说法，纯粹是天方夜谭。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说要召开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马统工党以及其兄弟党（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的S.A.P.，等等），确有拟议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含糊不清的计划，可这被暂定在两个月以后，即七月的某个日子，况且还没有一个代表到达。除了《每日工人报》外，人们没有在别的媒体上见到过“德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说法。任何在那时穿越前线的人都知道，“涌入”或“涌出”西班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无论是在马统工党的主要据点莱里达，还是在前线，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显然，如果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想帮助法西斯，就会命令自己的民兵离开前线，让法西斯进入西班牙。但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也没有人曾提议这样做。没有任何额外人员事前被带离前线，虽然相当容易以各种借口，偷偷地带上，比如说一两千人，回到巴塞罗那。前线甚至也没有间接的破坏活动。食品、军需品等等的运输仍旧如常，我在事后通过询问证实了这一点。毕竟，这种所谓的有计划的起义，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准备，包括对民兵进行颠覆性的宣传动员，等等。但没有任何诸如此类的迹象或谣言。前线的民兵没有参与“起义”，这一点确凿无疑。如果马统工党真的计划发动一场军事政变，那就难以相信，他们究竟为什么没有使用自己所拥有的唯一的罢工力量，即大约十万人的武装工人。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共产党宣称马统工党的“起义”是在按照法西斯的命令行事，根本毫无证据。我将补充更多一些从共产党媒体上摘录的资料。他们对袭击电话局的揭幕之战的各种描述，很有启发性。除了一味谴责对方他们什么都不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共产党的报纸中，谴责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才对准马统工党。原因相当明显。在英国，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说过“托洛茨基主义”，相反，每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听到“无政府主义”，就会吓得直发抖。人们一旦知道“无政府主义者”卷入了这场战斗，那就为偏见创造了适宜的氛围；此后，这样的谴责就可以被很有把握地转嫁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头上。5月6日的《每日工人报》这样写道： 本周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占领并企图控制电话和电报大楼，战火还蔓延到街头巷尾。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以各方角色的颠倒开场。国民自卫队进攻一幢全国劳工联盟控制的楼房，于是，全国劳工联盟被描述为进攻了自己所驻守的楼房，也就是进攻了自己。另一方面，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称： 左翼的加泰罗尼亚公共安全部长阿依瓜德（Aiguade），以及联合社会主义的公共秩序总长罗德里格·萨拉斯，派遣共和国的武装警察进入电话局（theTelefonica）的办公大楼，解除了那里雇员的武装，那些雇员大多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 这与第一个说法不吻合；虽然那如此，《每日工人报》却没有说第一个说法是错的。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称，杜鲁提之友的传单（因为全国劳工联盟否认自己散发过这样的传单）出现在5月4日和5月5日，也就是发生在战斗期间。而5月22日的Inprecor却称，这个传单5月3日就出现了，也就是发生在战斗打响之前，并补充指出，“鉴于这些事实”（各种传单的出现）： 5月3日下午，警察局长亲自率手下占领了电话大楼。警察在执行任务时遭到枪击。这是破坏分子开始在全成进行枪战的信号。 接下来，5月29日的Inprecor又写道： 下午三点，公共安全委员萨拉斯同志，来到前一晚被50名马统工党党员和各种暴徒占领的电话局大楼。 这看起来相当奇怪。50名马统工党党员占领了电话局大楼，人们也许会把这样的事视为非常奇特的现象，因而当时就足以引起某些人的注意。然而人们似乎在三四个星期后才发现这个事实。在另一期的Inprecor中，50名马统工党党员变成了50名马统工党民兵。很难整理出比这些段落含有更多矛盾之处的文章了。一会儿，全国劳工联盟正在进攻电话大楼；一会儿，他们又受到了攻击。一份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大楼之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称，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大楼之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称，传单出现在攻占之后，是事件的结果。在电话大楼里的人，开始说是全国劳工联盟的党员，又说是马统工党的党员，等等。在更后一期、6月3日的《每日工人报》中，坎贝尔先生告诉我们，政府仅仅攻占了电话局大楼，因为那里已经构筑了街垒。 由于篇幅有限，我仅仅选取了对一个事件的报道，但在共产党的报纸中随处可见类似的前后矛盾。此外，还有各种凭空捏造的陈述。例如，5月7日的《每日工人报》转引了一则据说是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发布的消息： 这次起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旧的君主制主义的旗帜已从巴塞罗那各种房间的阳台上飞落。无疑，人们相信参加起义的人已经掌握了局势。 《每日工人报》可能忠实地转载了这则消息，但西班牙大使馆负责此事的人必定是有意在撒谎。任何西班牙人对国内形势的理解，都会比那个大使更好。一面在巴塞罗那的君主制主义旗帜！它能立即联合起敌对的各派力量。甚至当时在场的共产党人读到这段消息，也不得不笑了起来。各种共产党报纸关于认为“起义”期间马统工党使用了武器的报道，同样荒谬。只有人们对事实一无所知，那些新闻报道才可信。在5月17日的《每日工人报》上，弗兰克·皮特凯恩先生称： 在暴动中，人们实际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有在过去数月中窃取、藏匿的武器，以及诸如坦克之类在起义之初从兵营偷盗的武器。显而易见，他们手上有大量的机关枪和几千支来复枪。 5月29日的Inprecor也称： 5月3日，马统工党掌握着许多机关枪和几千支来复枪……在广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行动中使用了大量的75毫米手枪。那些枪或者是为阿拉贡前线定制的，或者是民兵们小心地藏匿在房前屋后的。 皮特凯恩先生没有告诉我们，马统工党拥有大量机关枪和几千支步枪，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得知的。我作了一个估算，马统工党的三栋主要建筑物中约有80支步枪，一些手榴弹，但没有机关枪，也就是说，大概足以装备那时所有政党布置在各自大楼中的武装警卫。似乎奇怪的是，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其所有的建筑物都被接管，但根本没有发现数以千记的武器，更甭说不可能藏在烟囱里的坦克和野战炮了。但上述两则报道所暴露出来的是，共产党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按照皮特凯恩先生的说法，马统工党“从兵营中偷了坦克”，但却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兵营。马统工党的民兵与大批人民军的士兵一起驻扎在列宁兵营。因此，皮特凯恩先生就要求我们相信，马统工党与人民军共同谋划偷走了坦克。关于藏匿在“房前屋后”的75毫米手枪的来历，也与此类似。文中没有提到这些房屋在哪里。那些在广场上开火的众多枪支，出现在许多报纸的报道中，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枪支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我没有听到战斗中的枪声，虽然广场离我当时所在地点只有约一公里远。几天后，我到广场仔细查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建筑物上有任何弹痕。战斗发生时一直呆在附近的一位目击者称，那儿不曾出现过枪支。（顺便提一下，被偷枪支的故事可能出自俄国总领事安特罗夫-奥维申科之口。他至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著名的英国记者。之后，这个记者将此消息刊发在一份周报上。安特罗夫-奥维申科后来遭到“清洗”。至于这件事如何影响了他的信誉，我就全然不知了。）当然，事实是，如果不编造这些关于坦克、野战炮之类的故事，就很难使巴塞罗那战斗的规模与马统工党的很少人数协调起来。总之，有必要宣布马统工党对这场战斗负全责；有必要宣布它是一个没有追随者、微不足道的政党，按照Inprecor的说法，只有几千名党员。使上述两种说法都可信的唯一指望，就是谎称马统工党拥有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全部武器。 读完共产党报纸的报道，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公众对事实的不了解，目的只是逐渐引起人们的偏见。因此，例如，正如皮特凯恩先生在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上所写，就有了人民军镇压了“起义”这样的陈述。这是想给局外人一个印象，即全加泰罗尼亚团结一致，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在整个战斗中，人民军一直保持着中立，这一点每个在巴塞罗那的人都知道，也很难相信皮特凯恩先生不知道。再举一个例子，为了夸大混乱的程度，共产党媒体对战斗中的伤亡人数作了不实报道。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迪亚兹称战斗中死了900人，伤了2500人，他的说法被共产党媒体广泛采用。加泰罗尼亚宣传部长是不太可能压低数字的，即使他说的也只是死400人，伤1000人，可共产党把伤亡总人数又夸大一倍，并且为了讨吉利在添加了几百人。 国外资产阶级的报纸通常把骚乱的责任归于无政府主义者，但也有一些则接受了共产党的说法。这里就包括《英国新闻纪实报》，其记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当时正在巴塞罗那。下面我摘录了他的文章片断：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叛乱 ……这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而是一场由推行托洛茨基主义的马统工党通过所控制的组织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党（LibertarianYouth）发动的令人沮丧的暴乱。……这场悲剧始于星期一下午，当时政府派遣武装警察进入电话大楼解除工人的武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军事力量中有非正规人员的丑闻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进行了抵抗，他们一层层向上撤退，直到退守楼顶。这期间，外面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聚集了大群的民众。……这件事做得非常隐蔽，但四处谣传，政府要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街道上到处是拿着武器的人。……到傍晚时，每一个工人中心和政府大楼前都设了路障，十点，有人开了火，第一辆救护车呼啸着穿过大街。到第二天黎明，整个巴塞罗那陷入了枪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人数超过了一百人，不用说也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表面上并没有“站出来，走上街头”。他们躲在街垒后，认为有权射击开阔街道上任何携带武器的人，并小心谨慎地观望局势。……藏在帕索斯后的散兵游勇，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他们从房顶射出子弹，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只是尽可能加剧普遍的恐慌情绪。这样，局势不可避免地恶化了，升级为暴乱。……然而，到星期三晚上，叛乱背后的幕后主使人开始显露出来。所有的墙上都贴上了煽动性的海报，呼吁人们立即进行革命，推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杜鲁提之友在上面署了名。星期四早上，无政府主义的日报否认知道这份海报，也不同情其内容。但马统工党的报纸《战斗》重印了这份文件，并予以高度赞扬。巴塞罗那这一西班牙的重要城市，于是由于内奸利用了这一颠覆组织，陷入血腥之中。 这与上面我所摘录的共产党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看到，即使事实就是这样，它也自相矛盾。这个事件一开始被描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叛乱”，但接下来的内容却表明，起因是由于有人袭击了电话大楼，以及人们普遍相信政府要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城市中到处都是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街垒，两天后出现煽动性的海报（实际上是传单），文章暗示海报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这里因果就倒置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兰登-戴维斯先生把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党描述为马统工党控制的组织。实际上，前两者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与马统工党没有任何联系。自由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青年联盟，杜鲁提之友则是F.A.I.内的一个小组织，通常极端仇视马统工党。据目前我的发现，马统工党中没有任何人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我们就几乎可以同样当真地说，社会主义联盟是由英国自由党“控制”的组织了。难道兰登-戴维斯先生不知道这一点吗？如果他不知道，就应当更谨慎地记述这一非常复杂的题目。 我不是在攻击兰登-戴维斯先生不诚实。但必须承认，战斗一结束，也就是他在能够开始认真的调查之前，他就离开了巴塞罗那。整篇报道中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叛乱”这一官方说法，却没有进行充分的证实。甚至在我引用的段落里，这一点也很明显。“到傍晚”街垒构筑了起来，“十点”有人首先开了火。这些都不是亲眼所见后的记述。你看过文章后会认为，等敌人修好了街垒，然后你才开始向他射击，这是正常的做法。之所以有这个假定的印象，是因为在路障修好后，过了数小时，才首先有人开火。而实际上，反过来倒是有可能的。其实我和其他很多人是早在下午就开始看到开火的。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从房顶开枪。兰登-戴维斯没有解释自己如何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大概没有爬到屋顶上询问这些人。他只是重述了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并且因为这与官方的说法相吻合，也就没有必要加以质疑。实际上，他在文章开头很不小心地提到了宣传部长，这也就告诉了我们他的大部分消息的一个可能来源。在西班牙的外国记者完全处于宣传部长的左右之下，虽然人们认为，一提到宣传部长的名字，就会引起充分的警惕。当然，宣传部长也许会像，比如说，已故的卡尔森勋爵客观地描述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那样，客观地描述出现在巴塞罗那的危急情况。 西班牙共产党对巴塞罗那之战的说法不能当真，上面我已经给出了几点理由。此外，对于人们普遍指控马统工党是收受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处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我还必须说几句。 共产党的媒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指控，特别是自1937年年初起。这是官方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之一，马统工党被认为是其在西班牙的代表。“托洛茨基主义”，根据《红色阵线》（巴伦西亚的一份共产党报纸）的说法，“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官方的资本主义组织，一个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团伙，从事反人民的犯罪和破坏活动。”马统工党是与法西斯结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是“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指控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而只是权威腔调的断言，充满了人身攻击和中伤的味道，对由此可能给战争带来的影响，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与诋毁中伤马统工党相比，许多共产党的作者似乎认为泄露军事机密无关紧要。例如，在二月份的一期《每日工人报》中，竟然允许一个作者（威妮弗雷德·贝茨）称，马统工党驻扎在前线的军队只有所号称的一半多。这并不是事实，但这位作者大概是相信的。因此，通过报纸的大量发行，她和《每日工人报》非常愿意向敌人传递许多最重要的信息。在《新共和国报》上，拉尔夫·贝茨先生称马统工党的士兵“与法西斯分子在荒无人烟之地踢足球”，而实际上他们那时正遭受重大的伤亡，其中就包括许多我自己的朋友。此外，先是在马德里，然后是在巴塞罗那，还广泛流传着一幅恶毒的漫画。在漫画中，马统工党拿着锤子和镰刀，假面具滑了下来，露出带有纳粹卐标志的嘴脸。如果政府没有真正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就不会在战时允许这种图片流传。它要蓄意打击的，不仅仅是马统工党民兵的士气，而且是那些恰巧与其靠得很近的党派的士气；因为如果有人告诉你，与你并肩作战的人是叛徒时，这不会令人欢欣鼓舞。实际上，我怀疑来自后方的辱骂是否真的能有效地打击马统工党民兵的士气。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样做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得不认为，那些对此负责的人已经把政治性的恶意摆在了反法西斯联盟之前。 对马统工党的指控等同于以下意思：成千上万的人民，除了许多外国的志愿者和同情者（大多是来自法西斯国家的难民）外，几乎都是工人阶级，其中有数千人参加的民兵，这群人组成了收受法西斯好处的庞大间谍组织。不过这种指控违背了常识，而马统工党过去的历史也足以使其丧失可靠性。所有马统工党领导人的身后都有革命的历史。虽然其中一些人在1934年的起义中信念有所动摇，但大多数人在勒鲁斯政府或君主制时期，都曾因从事社会主义的活动并被监禁过。1936年，当时任领导人的华金·莫兰，就是在议会中警告佛朗哥即将发动叛乱的议员之一。战争爆发不久，他曾试图在佛朗哥的后方组织抵抗力量，被法西斯分子关进了监狱。当叛乱爆发时，马统工党在抵抗法西斯分子进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马德里，它的许多党员在巷战中阵亡。它是最早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建立民兵的组织之一。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将这些行动解释为一个政党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一个收受法西斯好处的政党只会参与相反的事情。 在战争期间，该党的行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亲法西斯的迹象。有待争议的是——虽然我最终并不同意这个观点——马统工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定和实施更革命的政策，因而造成了政府军队的分裂，从而帮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忙。我认为，任何改革派类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马统工党那样的政党视为麻烦。但这与直接的背叛变节完全是两码事。如果真的是法西斯主义政党，就无法解释其民兵仍忠诚于国家。在1936到1937年冬天恶劣的环境中，有8000或1万名马统工党民兵驻守在前线的战略要地。其中许多人已经在战壕里连续待了四五个月。这就很难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离开自己的阵地，并向敌人缴械。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况且有时结果是重要的。然而，他们仍坚持战斗，并且是在马统工党作为一个政党被镇压之后（那时人们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尚未被解散编入人民军中的该党民兵在韦斯卡以东的危险进攻中，一两天就阵亡了好几千人。人们根本不应该想到会发生与敌人和解、士兵接连不断临阵脱逃的事情。但正如我早先曾指出过的，逃兵的数量异常少。人们又会想到诸如“失败主义”之类的亲法西斯宣传，等等。然而并没有这样的迹象。很显然，在马统工党中肯定会有法西斯的间谍和收受其好处的破坏分子，所有的左翼政党中都有这样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马统工党中的那类人就比别的政党多。 共产党报纸中的一些攻击实在是太过恶毒。他们确实说过：收受了法西斯好处的，只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而不是普通党员。即便如此，这也只不过是离间普通党员和他们的领导人的图谋而已。上述指控的本质是，普通党员、民兵等一起参与了阴谋。因为很显然，如果宁·戈尔金和其他人真的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就更可能为与他们有联系的追随者知道，而不是那些在伦敦、巴黎或纽约的记者。在任何情形中，当马统工党被镇压时，共产党控制的武装警察就假定所有的人都同样有罪；他们逮捕每一个与马统工党有联系的人，被逮捕的甚至包括伤员、医院的护士以及马统工党党员的妻子，有时甚至连党员的孩子也不放过。 最终在6月15到16日，马统工党被镇压，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这是五月走马上任的涅格林政府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在马统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被关进监狱时，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媒体捏造了意在表明发现一个巨大的法西斯阴谋的消息。一时之间，全世界的共产党媒体都为这则消息激动不已。6月21日的《每日工人报》综述了西班牙共产党报纸的各种报道：西班牙托派分子勾结佛朗哥 在巴塞罗那和别的地方逮捕了大批托洛茨基主义骨干分子后……战时已知的最可怕的间谍案的细节，以及到目前为止最可耻的叛变罪行的揭露，在周末都渐为人们所知。……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不少于200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词，等等，都可以证明上述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情所证明的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通过广播向佛朗哥将军传递军事秘密，他们与柏林有联系，并且与马德里的秘密法西斯组织联合行动。此外，还有关于用隐迹墨水秘密递送消息的耸人听闻的细节，有一份签了字母“N”（代表宁。即安德列斯·宁）的神秘文件，等等。 但最后的结果是：正如我所记述的那样，事情过去六个月后，大部分的领导人仍被关进监狱里，但他们从来未被提审，诸如通过广播与佛朗哥联系之类的指控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法。他们如果真的犯了间谍罪，就会像此前的许多法西斯间谍那样，在一个星期内受审并被枪毙。但除了共产党媒体上未经证实的断言外，没有发现丝毫证据。至于那200份“完整的供词”，如果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实际上，它们只是某个人想象中的200次努力。 不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拒绝相信对马统工党的指控。最近，内阁以5比2通过了释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的决定，两名反对者就是来自共产党的部长。8月，由詹姆斯·马科斯顿议员率领的一个国际代表团来到西班牙，调查对马统工党的指控以及安德列斯·宁·普列托的失踪案。国防部长伊鲁霍，司法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内阁部长奥尔特加-加塞特，总检察长普拉特·加西亚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不相信马统工党的领导人犯了间谍罪。伊鲁霍还补充指出，他已经从头到尾看了该案的卷宗，没有任何所谓的证据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份被认为由宁签署的文件毫无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伪造的。普列托认为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对巴塞罗那五月发生的战斗负有责任，但不认为他们是法西斯间谍。“更严重的是，”他补充说，“逮捕马统工党的领导人不是政府的决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那些责任人不是警察局的领导，而是他们的下属，共产党已经按照通常的一贯做法，渗入了其中。”他引述了另外几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同样，伊鲁霍也宣称，警察已经成为“准独立的”机构，处于外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普列托向代表团相当露骨地暗示，当俄国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时，政府无法承受冒犯共产党的代价。当一个由约翰·麦戈文议员率领的代表团12月来到西班牙后，他们得到了与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内阁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甚至用更清楚的词汇重复了普列托的暗示：“我们得到俄国人的援助，就必须同意采取某些我们不喜欢的行动。”可以说明警察自治性的是，人们就算有监狱总长、司法部长麦戈文以及别的重要人物签署的命令，也不会获许进入任何一个共产党在巴塞罗那控制的“秘密监狱”，得知这一点很有趣。[1][1]关于两个代表团的报告，参见9月7日的《民众报》以及9月18日的《箭报》；关于马科斯顿代表团的报告由《独立新闻报》（巴黎圣德尼路219号）刊登，麦戈文的小册子《西班牙的恐怖》在西班牙出版。 我认为上述情况应当足以澄清这件事。指控马统工党犯有间谍罪，仅仅基于共产党媒体的报道以及由共产党控制的秘密警察。马统工党的领导人以及成百上千的追随者仍在监狱中；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共产党的媒体不断叫嚷要处死“叛国者”。但涅格林和其他人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拒绝大规模处死“托洛茨基主义者”。考虑到他们头上的压力，这样做值得大加赞赏。同时，面对我上面所提供的材料，很难相信马统工党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除非人们相信马科斯顿、麦戈文、普列托、伊鲁霍、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余的人都一起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 最后，说一下关于马统工党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词现在用得越来越随意，它的用法极易令人误解，并且经常蓄意让人误解。值得停下来对它进行界定。托洛茨基主义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1）指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鼓吹“世界革命”以对抗“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不那么严格地说，就是指革命的极端主义者。 （2）目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组织的成员。 （3）一个虚伪的、佯装是革命者的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苏联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人，但通常指那些分裂和削弱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第一个含义，马统工党也许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英国的独立工党、德国的S.A.P.、法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者，等等，也都能。但马统工党与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没有任何交往。当战争爆发时，来到西班牙的外国托洛茨基主义者（15或20人）最初的确曾为马统工党工作，因为该党的观点与他们最接近，但他们并没有加入马统工党。后来，托洛茨基命令追随者攻击马统工党的政策，因而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被清除出该党的机关，虽然还有一些留在民兵中。莫兰被法西斯逮捕后，宁接替其成为马统工党的领导人，他有一段时间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但几年前就离开了，并组建了马统工党。该党与较早成立的“工农联盟”党一起，合并了各种反对派共产党。共产党媒体利用宁与托洛茨基曾有过联系，以证明马统工党真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是以此推断的话，甚至可以说英国共产党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组织，因为约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奥斯瓦德·莫里斯爵士有过联系。 唯一精确界定了该词的是第二个含义。据此，马统工党当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作出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大部分共产党都想当然地认为，第二个含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第三个含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就是说，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只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间谍机器。仅仅在苏联审判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人时。“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才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称一个人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就等于称他为谋杀犯、内奸等等。但同时，任何从左翼立场批评共产党政策的人，也很容易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每一个自称是革命极端主义者的人，都收受法西斯的好处了吗？ 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局部利益，可能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也可能没有。上面我提到，当马科斯顿接受委托来到西班牙时，《真理报》、《红色阵线》和其他的共产党报纸立即公开指责他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盖世太保的间谍，等等。不过，英国共产党很谨慎，没有重复这一指责。在英国共产党的媒体中，马科斯顿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动敌人”，其含义被方便地模糊化了。当然，这只是因为，几个惨痛的教训使英国共产党的媒体对有关诽谤罪的法律产生了趋利避害的敬畏。在一个受指控的罪行必须得到证实的国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个指控，就足以承认它是一个谎言。 有关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种指控，也许我的讨论超过了必要的篇幅。党派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不公正和虚假的指控，以至于两败俱伤；但这种争论与内战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并不真的如此。我相信，诽谤中伤和这种媒体斗争，以及它们所显示出来的思维习惯，能够给反法西斯事业最致命的伤害。 任何人瞥一眼这个主题，就知道共产党人通过捏造的指控对付政敌的策略毫无新意。今天的关键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明天的关键词就将是“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苏维埃俄国的审讯“证明”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鲁姆以及英国工党的杰出党员，策划了入侵俄国的险恶阴谋，这件事才过去六七年。然而今天，法国的共产党人非常高兴地承认了布鲁姆为自己的领导人，而英国的共产党人则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工党。即使从派系的观点看，我也怀疑是否值得做这种事情。同时也毫不怀疑，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指控引发了仇恨和纷争。在确定“托洛茨基主义者”之后，每一个地方的普通共产主义者都被引向了对其进行毫无意义的政治迫害之中；类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政党都倒退回一种可怕的状态中，毫无生气，全然成为反共产主义的政党。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开始产生危险的分歧。如果再诋毁那些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再策划有如指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类的阴谋，裂痕就会变得无法弥合。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政治辩论，能充分讨论问题。在共产主义者和支持或宣称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间的确存在差异。共产主义者认为，通过与部分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结成联盟，就能打败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反对者认为，这个策略仅仅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问题必须得到解决，错误的决定也许会使我们自己陷入数世纪的半奴隶状态中。但只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尖声怪叫外，没有别的争论，讨论就不会开始。例如，我不可能与一个共产党员讨论巴塞罗那战斗的是是非非，因为没有共产党，也就是说，“好的共产党”，会承认我的描述是真实的。如果他忠实地跟随着党的路线，他就不得不宣称我在撒谎，或最多说我被无可救药地误导了，任何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报》的标题，就会比我对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在这样的情形中不可能有争论；根本无法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称像马科斯顿那样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钱，是什么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无法进行认真的讨论。那会有如一场国际象棋锦标赛进行到一半，一个参赛选手突然大声尖叫起来，称对手犯了判国罪或重婚罪。真正关键的问题仍没有触及，诽谤陷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第12章 巴塞罗那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重新返回前线已经三天时间了。经过那场战斗，尤其是在读了报纸上那些互相谩骂的文章之后，我感到真的很难想象，在战斗爆发前我竟天真地认为这将会是一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我想，每一个在西班牙待过几周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这种理想幻灭的感觉。此时，我想起了到达巴塞罗那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记者所说的话：“战争就意味着欺骗，这里的战争也绝不会例外！”我当时很吃惊，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即使到了现在，到了五月份，我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是，这场战争正在一点一点地让我相信这是真的。随着战争的继续，其罪恶也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每一场战争都是如此，因为在战争中个人自由、客观报道等等都与战争的效率格格不入。 我们现在就可以猜想一下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很明显，卡巴列罗政府将要倒台，并且会被一个受共产党影响更深、更右倾的政府所替代（大约在一两周后所发生的事情也确实如此）。新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地瓦解工会的权力。接下来，如果佛朗哥被打败——即使暂且不提重组西班牙政权的问题，工会的前景也并不是很妙。至于报纸上说，这是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那纯属胡言乱语。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认为在战后如此分崩离析、元气大伤的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民主，就算是在英国和法国，按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处于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存在任何民主的希望。那就只能是专政，而且很清楚，工人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已被排除。那就意味着总的趋势将会是很礼貌的。比起德国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要显得“人道”得多、“温和”得多了。战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要么使国家走向分裂（可能性更大），也许是领土的真正分裂，也许是分裂成几个经济区域。 然而，无论战后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条道路，其结果都将令人感到沮丧。但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残暴而强大的法西斯专政，共和国政府还是值得我们去为之战斗的。不管战后这个政府可能会犯多少错误，佛朗哥的统治肯定比它更糟糕。对工人，即城镇无产者来说，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回事。但西班牙是个农业国，政府取胜无疑会给农民们带来好处，至少当初夺占的那些土地会继续留在他们手中。如果政府掌权，他们还会没收和分配佛朗哥先前占为己有的土地，而且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实行的农奴制也将一去不复返。战后的这个政府肯定是反教会、反封建的，它会限制教会的权力，至少在短期内会是这样的。而且，它还会使国家走向现代化——例如修建公路，加强教育和公共卫生建设。即使在战争期间，政府也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一些工作。而佛朗哥呢，就人们对他的了解而言，除了充当意大利和德国的傀儡、与大地主沆瀣一气、利用教会和军队反对革命以外，几乎没干过任何好事。人民阵线可能是一场骗局，但若佛朗哥取胜却肯定会是个时代的失误。希望佛朗哥取胜的大概也只有百万富翁和幻想家吧！ 更重要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的恶名，这个问题就像噩梦一样缠绕了我一两年。从1930年开始，法西斯分子就似乎战无不胜。现在该他们遭受打击了，这个时候究竟谁能挫败他们已不重要。如果我们能将佛朗哥及其雇佣军统统赶出西班牙，即使因此付出让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优秀儿女因此被投入监狱的代价，那么国际形势也将会有极大的改观。因此仅仅从反法西斯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也是值得进行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可以这样说，比起涅格林政府刚刚执政那会儿，我对它的看法已经好多了。这个政府毕竟正以极大的勇气在坚持这场战争，而且也表现出了超出人们预期的政治宽容。但我仍然保留这个观点：只要西班牙不分裂，不管结局怎样，战后政府的发展趋势可顶是走上法西斯式道路。结果不幸又一次被我言中，事情的发展也确实证实了我的预言。 那时，我刚刚到达前线就听说了鲍伯·斯迈利的事。他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被捕，而且被押回巴伦西亚，投入监狱。从前一年的十月开始，他就一直停留在西班牙。斯迈利曾经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几个月，后来，当得知回国前要随宣传队要前线待三个月的消息后，他参加了另一支刚刚到达的英国独立工党的民兵小分队。我们过了好久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单独监禁，连律师也不准接触。在西班牙，缺乏人身保护历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你可能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更不用说是经过审判的了。最后，我们还是从一个被释放的狱友那里得知斯迈利是因“携带武器”而被捕的。所谓“武器”，据我所知，那只不过是战争初期用过的非常原始的两枚手榴弹而已。他带上这两个小玩意儿原本打算回国后在课堂上展示给自己的学生们看的，此外他还顺便捡了些弹片和其他纪念品。那两个手榴弹中根本没有炸药和保险销，其实只是毫无杀伤力的生铁筒而已。很明显，所谓携带武器完全是个借口，斯迈利的被捕无疑是因他曾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巴塞罗那战斗刚刚结束，当局仍然非常警惕，根本不会让任何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轻易离开西班牙。所以，在过境检查中，他们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任何人抓走。逮捕斯迈利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把他滞留在西班牙审查上几天。但在西班牙，麻烦的是，一旦你被投入监狱，不管是否经过审判，通常也就只得这样没完没了地待下去。 我们仍然待在韦斯卡前线，但我们被安排在更靠右边的阵地，在几周前我们曾经攻占下来的法西斯据点的对面。我们现在作为teniente*——我猜想，相当于英国军队中的二等陆军上尉-带领着一支30人左右的小分队，其中既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报上去，申请正规任命，但我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批准。以前，民兵军官通常拒绝接受正规任命，因为那意味着将有额外的支出，与民兵的平均主义思想相冲突，但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了。公文上已经宣布，本杰明晋升陆军上尉，柯普将要被任命为陆军少校。政府需要民兵作战，必须依靠民兵军官，但并没给他们比少校更高的军衔，这大概主要是为了把军事大权留给正规军的指挥官和从军校刚毕业的军官。结果是，在我们师，毫无疑问在其他师也一样，军官们全部处在荒唐的临时位置上，无论师长、旅长或军长大家都是少校军衔。* 西班牙语，副官，中尉。——译者 前线倒没发生太多的事。杰卡要道附近的战役渐趋缓和，直到六月中旬才重新趋向激烈。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扰是狙击手。法西斯战壕虽然距离我们150多码远，但他们的地势更高，并且分散在我们的两边。我们的阵地呈现为一种直角形状。直角顶端的突出部位是个危险的地方，据守那儿的狙击手经常伤亡惨重。法西斯分子不时地运来枪榴弹或类似的武器居高临下袭击我们。炮弹会发出沉重的爆炸声，这声音让人焦躁不安，因为你无法及时觉察炮弹正在飞来并立即躲避，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炮弹在地上炸出的弹坑与洗脸盆差不多大。白天酷热难耐，夜晚虽然比较凉爽，可蚊子却闹得人心烦。我们从巴塞罗那带来的干净衣服，很快就长满了虱子。荒芜的果园无人看管，树上的樱桃正在变白。连续两天的骤雨漫进掩体，胸墙也下沉了一英尺；大雨过后，我们不得不用可怜兮兮的西班牙铁锹挖了多天又湿又黏的土，那铁锹没有木柄，还弯得像个铁勺子。 上面答应给我们小分队配一门迫击炮，我热切盼望着使用它。晚上我们像平常一样巡逻——但比从前更危险，因为法西斯战壕的士兵装备更齐全，而且警惕性很高；他们在铁丝网外撒满了空罐头盒，一有叮当声就用机关枪扫射。白天，我们深入到军事无人区狙击敌人。匍匐前进一百码，就到了一个隐蔽在茂密草丛后的壕沟，从壕沟里可以压制法西斯军队的一堵胸墙的隘口。我们在那里支起一个来复枪架。如果你在那里多等一会儿，一般你就会看到一些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人影匆忙闪过那个隘口。我开了几枪。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人——那几乎不太可能——我的射击技术很差。但颇为可笑的是，法西斯部队竟弄不清这些子弹是从哪儿飞过来的，所以我相信我迟早准会打中一个。然而，不幸的是，有个法西斯狙击手倒是先打中了我。这事儿发生在我重回前线后的第十天。被子弹击中的整个过程十分有趣，我想这值得仔细描述一番。 那是在壕沟胸墙的角落里，早上五点，这向来就是一个危险的时间。因为我们背对着东边，黎明破晓时，只要你把头探过胸墙，头部轮廓就会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我那时正与一个等待换岗的哨兵说话。就在正说着什么的时候，突然，我感到——很难描述我感到了什么——虽然我对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大致说来，那种感觉就像处在爆炸的中心。好象有一声巨响和一道眩目的闪光完全包围了我，然后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没有疼痛，只是一阵猛烈的震动，就像触了电；震动之后，只觉得全身虚弱无力，类似遭电击的感觉，全身麻木。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出很远。我想如果你曾被闪电击中过，你就会体会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弹了，但是因为有巨响和闪光，我以为是旁边的来复枪意外走火击中了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接下来，我的膝盖软了，我身子倒下去，头撞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头并没撞伤。我感到头昏目眩，觉得自己伤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刚才跟他讲话的那个美国哨兵冲过来。“天哪！你被击中了吗？”大家都围了过来。接着又是通常的一阵惊呼——“把他抬起来！他被打中哪儿了？解开他的衬衣！”等等。那个美国人想找把刀子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就试图拿出来，却发现我的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没觉得疼，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满足感。这该会使我妻子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负点伤，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战役中丢掉性命。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儿了，伤得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意识到子弹击中了我正面的某个地方。当我试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发不声音来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叽叽声，作第二次努力时，我终于问出我哪儿被打中了。在喉咙，他们说。担架员哈里·韦伯带来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战场消毒的酒精。他们把我抬起时，我嘴里吐出很多血沫。我听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子弹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时，那酒涂在伤口上会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很舒适、凉爽。 他们再一次把我放下来，有人找来了担架。在知道子弹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下肯定完蛋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被子弹正中穿过还能活下来的事。血顺着嘴角滴下来。“动脉被打断了。”我想。我猜想一个人颈动脉被割断后还能活多久，也许过不了几分钟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两分钟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许已经死了。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时刻会想什么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对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极度怨恨。把一切问题抛开后，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真切地感受这一切。这荒谬的不幸使我感到极度恼怒。这简直毫无意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肮脏的战壕的角落里，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我也想到了开枪打中我的那个人——猜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对他没有一点儿怨恨。我想，因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如果我还有可能的话，我也同样会杀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虏后，作为战俘被带到我的面前，我只会称赞他的枪法一流。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开始有了知觉，疼得厉害。这时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时跌断了的。但是疼痛也让我打消了即将死亡的疑虑。因为我知道，人之将死的时候，感觉不会有那么强烈。我开始有些恢复常态了，突然怜悯起那四个肩上抬着担架的人来。他们汗流浃背，一步一滑地向前挪。救护车距离这里还有1.5英里。路面状况很糟糕，高低不平，泥泞溜滑。我曾在一两天前帮助抬运一个伤员，深知这是个苦差事。在许多地方，白杨叶碰到担架边缘又轻轻地拂过我的脸，这使我感到能够活在一个有白杨树的世界上是多么美好。可是手臂的疼痛像恶魔一样缠绕着我，使我忍不住骂出声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因为每次过于用力的呼吸都会使血从嘴里涌出来。 医生给我重新包扎了伤口，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谢塔莫。谢塔莫的医院设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伤员通常只在那儿停留几小时就被送往巴巴斯特罗或莱里达。我虽然被吗啡麻醉着，还是感到疼痛无比，几乎不能动弹，不停吞咽涌上来的血水。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没经训练的护士仍然试图让我咽下医院的标准餐——汤、鸡蛋、油腻的炖菜等——这是西班牙医院典型的做法。看到我不愿下咽，她似乎感到很惊讶。我想要一支烟，但在那个烟草奇缺的时期，医院里哪怕一支烟也找不到。不久，有两个请假暂离前线几小时的战友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你好啊！你还活着，是吧？太好了！我们想要你的手表、左轮手枪和手电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话，我们也想要。” 他们带着我所有随身携带的东西离开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个人受伤以后，他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分光。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手表、左轮手枪等在前线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伤员的行李中带离前线，那就一定会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病号和伤员不断地被送过来，等到凑满一辆救护车时，人们就把我们抬上车，送往巴巴斯特罗。这是怎样的一段历程啊！人们过去常说，在战场上，手脚受伤的人一般都会好起来，而腹部受伤的人活下来的希望不太大。我现在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没有一个内脏受伤的伤员能够侥幸熬过那数英里颠簸不堪的碎石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车碾压得破败不堪，而且自开战以来从没整修过。砰砰！哐哐！乒乓！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童年在白城展览中见到的那个叫做“摇来摆去”的怪物。人们忘了应该把我们捆绑在担架上。幸亏我的左手还有点力气，没让我从担架上摔下来。有个不幸的人被重重地摔到车厢地板上，天知道那会有多疼。另一个人歪倒在救护车的角落里，呕吐得到处都是一团糟。巴巴斯特罗的医院非常拥挤，病床挤得几乎连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们把我们中的一些伤员抬回医院的火车上，送往莱里达。 我在莱里达待了五六天。那是一个很大的医院，病号、伤员和平民病人几乎完全混杂在一起。我的病床中有些人伤势很重。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他吃下去的药物使尿液变得像翡翠一样发绿，床前的尿瓶成为病房中的一大奇观！一个说英语的荷兰共产党人听说医院里有一个英国人之后，像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还给我拿来了英文报纸，。他在去年十月的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后来在莱里达医院安顿了下来，还娶了这儿的一位漂亮的护士小姐。由于所负的伤，他的一条腿萎缩得像我的胳膊一样细。两个休假的民兵——我们是在前线的第一个星期碰到的——来医院看望受伤的朋友，认出了我。其实，他们只不过是18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尴尬地站在我的床边，试图说些什么，但最后作为一种表达对我受伤感到难过的方式，突然掏出口袋里所有的烟草塞给我，然后转身就走了。他们走得那么快，以至于我根本来不及把烟草还给他们或者道个谢。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小镇中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烟草，他们这是把一周的配给量都送给了我。 过了几天，我已经能够胳膊吊着绷带下床走动，但不知什么原因，把胳膊放下时还很疼。当时摔倒造成的内伤也疼得厉害，我几乎完全失声，而伤口本身却没有什么疼痛。事情似乎总是这样：一颗子弹引起的巨大震荡会麻木局部的神经，而杀伤力较小的细小的弹片却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医院的院子里有个不错的花园，园里有个水塘，养着一些金鱼，还有一些灰色的小鱼——反正，我觉得它们颜色比较灰暗。我常常坐在那里注视着它们，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莱里达医院的行事方式，使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医院体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不知道其他前线医院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在某些方面，这些医院都还挺不错。医生个个精明能干，也从不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但我敢肯定的是，由于两个方面严重的失误，也许使得成百上千个原本能够救活的人死在这里了。 第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靠近前线的医院基本上都只为伤员清创包扎。如果你没有伤到不能动弹的地步，你就得不到任何治疗。从理论上说，大部分伤员都被直接送到巴塞罗那或是塔拉戈纳，但由于受运输条件限制，通常得在路上耗上一周甚至十天。这些伤员被滞留爱谢塔莫，巴特斯特罗，蒙松，莱里达或其他地方。除了偶尔清洗一下绷带，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治疗，有时甚至连清洗绷带也不可能。被炮弹炸成重伤或骨头被炸碎的伤员，多数均被巴黎产的绷带和石膏裹得严严实实，就像被装在硬壳子里一样，伤势记录则用铅笔直接写在硬壳上。通常，他们只有在十天后抵达巴塞罗那或塔拉戈纳后，这个壳子才能被打开。若想在路上检查伤口绝对不可能，少得可怜的几个医生也根本来不及这样做。只有在匆匆忙忙经过病床边的时候，他们才会说：“好啦！好啦！到了巴塞罗那就会有人给你治疗的。”可是谣传却说，医院的专用列车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往巴塞罗那。医院的另一个失误就是缺少训练有素的护士。很明显，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多少护士，这可能是因为在战前医院的护理工作多由修女来完成。我这并非在埋怨西班牙的护士。她们在护理我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和善，但毫无疑问，她们也相当缺少专业培训。她们人人都知道如何量体温，有些人还知道怎样缠绷带，但仅此而已。结果，那些身负重伤无法自理的人就惨了。这些护士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伤员连续便秘一周以上，她们也很少过问那些虚弱得无法为自己清洗创伤的人。我记得，有一个被炸断了胳膊的可怜家伙告诉我，他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洗脸了。病床也可以好几天都不给整理一次。医院的伙食好得很——简直是好得过了头。似乎除了西班牙之外别处没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用丰盛而油腻的食物去填塞伤员的肚子。在莱里达，伙食简直棒极了：早餐从六点开始，有汤、煎蛋卷、炖菜、面包、白葡萄酒，还有咖啡；中餐那就更加丰盛——而这时，大多数西班牙人都在忍饥挨饿、营养不良。看来西班牙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清淡的饮食，因为他们给伤员和健康人吃的食物毫无二致：一样的油腻无比，无论哪一样食品总是用橄榄油浸泡。 一天早晨，医院宣布，我们这个病房的人当天将被送往巴塞罗那。我设法给在巴塞罗那的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我很快就要回来了。不久，人们把我们抬上汽车，送往火车站。可是，直到火车开动时，随行的医院勤务员才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列车根本不是开往巴塞罗那，而是开往塔拉戈纳。我在想，说不定又是火车司机改变了主意。“这很像西班牙的做法！”我想。但他们同意停车让我再去发一个电报。这也是很典型的西班牙做法，而更典型的是那封电报从未送达。 人们把我们抬进一节最普通的三等车厢，里面只有木椅子。许多人伤势很重，那天早上还是他们负伤以来第一次离开病床。不一会，由于酷热和颠簸，几乎有过半伤病员发生虚脱，有些人更呕吐得满地秽物。随车的医务人员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有如死尸般的伤病员中穿梭，他们抱着装满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张张嘴里。那水非常难喝，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怪味。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到了塔拉戈纳。铁路是沿着海岸线铺设的，离海面很近。我们乘坐的列车进站时，正好有一列满载国际纵队士兵的军用列车出站，天桥上的人们正向他们热情挥手。那列车很长，车上面载满了士兵，以及拖着野战炮的敞蓬卡车，每门野战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车厢好象要被挤爆了一样。至今我仍异常清晰地记得那列火车在昏黄夜色中驶过的情景。一扇扇挤满笑脸的列车窗，一根根斜放的长枪筒，一条条飘动的红丝巾——所有这一切都在青绿色海面的映衬下从我们的眼前慢慢地闪过。 “外国人，”有人说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这很明显。因为除了意大利人，没有人能组成如此优美的队伍，也没有人能如此优雅地回应人们的欢呼致敬——这优雅并未因列车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马翻而稍逊本色。后来我们才听说，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达拉哈拉战役胜利的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刚刚休整过，现在被调往阿拉贡前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几周后的韦斯卡战役中阵亡。在我们的列车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伤员在车窗前挤来挤去，向那列车上的意大利人欢呼。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挥动着。一只只缠着绷带的手不停地敬礼。这简直就是活脱脱一幅战争的讽喻画。满载着士兵的列车骄傲地呼啸而去，满载着伤员的火车慢慢地停下来。那卡车拖着的大炮像往常一样令人胆寒，那种恐惧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但这场战争毕竟是光荣的。 塔拉戈纳的医院非常大，里面住满了来自各条战线的伤员。看看这儿有些什么样的创伤吧！这儿有一种特殊的治疗创伤的办法。我想也许是根据某种最新医疗实践发明的。但这看上去却异常可怕。这种方法完全不用包扎伤口，而是尽量让伤口充分暴露，然后用涂满黄油的棉布蒙在罩住伤口的铁丝网上遮挡苍蝇。透过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伤口上血红色的胶冻状物。有一个伤员脸部和喉部受了伤。他的脑袋被套在一个涂满黄油的棉布蒙成的圆形头套里，嘴被封住，只能通过插在双唇之间的细胶管来呼吸。可怜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独凄惶，眼神飘忽不定；他只能透过棉布罩木然地看着你，更是无法说话。我在塔拉戈纳待了三四天，体力渐渐恢复了。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滩。海边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样奢华，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海滨步行街上高档咖啡馆比比皆是，肥头胖脑的当地资产阶级们悠闲地躺在折叠椅上沐浴阳光，好象战争远在千万里一样。但我的确看到一个游泳者被淹死了。这样的事竟发生杂那样浅而温暖的海水中，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离开前线***天后，终于有人为我检查创伤了。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检查刚到的伤员。他们用双手握住长柄大剪刀剪开护胸甲，然后摞好。在前线急救站，肋骨、锁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伤员，一般要被套上护胸甲。在大而笨重的护胸甲的领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长焦虑且肮脏的面孔，嘴巴上长满了乱蓬蓬的胡子。那位医生，三十岁左右，精神饱满，模样帅气。他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就用粗糙的纱布包住我的舌头使劲地向外拽，接着把一面牙医用的小镜子塞进我的喉咙里，要我说“啊……”他一直这么拽着，直到我舌头上渗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这才告诉我，有一侧声带麻痹了。 “到什么时候声音才能恢复正常？”我问道。 “声音？哦，你的声音永远都不会恢复正常了。”他很高兴地说道。 但是，我以后的经历证明他错了。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只能用非常低而细小的声音说话。但从那以后，我的声音突然恢复正常，另一边声带竟然康复了。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为子弹损伤了脖子后面的某处神经。手臂部的这种神经性阵痛大约持续了一个月，晚上疼得尤其厉害，几乎难以入睡。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直到现在，五个月过去了，食指依然麻木——这是颈部受伤留下的一种奇怪的后遗症。 我的伤势成为医院里的小小奇闻。许多医生在给我做检查时，全都禁不住咂舌感叹：“运气真好！运气真好！”其中一位医生用极其权威的口吻告诉我：子弹和动脉之间只有不到一毫米的距离。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我那时遇到的所有人——医生、护士、实习医生和病人——都说，你被子弹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但我却禁不住地想说，要是根本就没打着，那岂不是更幸运么？第13章 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在整个战争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时有不同，但这时却是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面包缺乏，靠掺杂大米来生产各种廉价面包。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灰一样的劣质面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其他烟草几乎难觅踪迹。橄榄油匮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种不同的场合下必须使用橄榄油。等待购买橄榄油的妇女排起了长队，长队由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他们时常骑着马穿过队伍，想让马蹄践踏妇女的脚趾来取乐。当时，缺少零钱是一个小麻烦。银币已被收回，尚未发行新的铸币，因此在十生丁硬币和两个半比塞塔纸币之间没有任何硬币，十个比塞塔以下的纸币稀少[1]。对赤贫者而言，这意味着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妇女仅带着十比塞塔的纸币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把这张钞票一次性全部花掉。[1] 一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bo）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飞机”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马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道发动进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进攻混乱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部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部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去办遣散证明。这是一系列混乱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巴巴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让一切混乱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子或兔子，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子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食肉酱似的把你吞进去。战马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高老高，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身体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巴塞罗那派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巴塞罗那，他们是街道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让我伸出舌头做内窥镜检查，并像其他医生一样高兴地向我保证，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并在证明文件上签字。在我等候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正做非麻醉的残忍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手术一直在进行，一声声尖叫传来，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扔得到处都是，地板上一滩滩血和尿。 这段最后旅程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巴巴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昏暗、泥泞、阴冷，到处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道、老石桥、放着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水壶里面用兽皮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毛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毛过滤的水。我用这种水壶喝了几个月的水，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无数鸽子栖息在崖洞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残垣断壁上筑巢，向远处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个人，也有点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身处西班牙，置身于一个我终身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巴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色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摩尔人风格的宫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牛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乱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在一两天之内，40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6月21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1]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1] 参阅马科斯顿代表团报告，我参考的是第11章。 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第29师的何塞·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6月15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的妻子开始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些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兰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正在某个地方躲藏。约翰·麦克奈尔也是这样，他本来去了法国，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时，他又回到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不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危境之时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则不过是些编年简史了：“他们已经逮捕某某”和“他们已经逮捕某某”。他们好象已经“逮捕”几乎每个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吓了一大跳。 “什么！柯普？我还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工程运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当然知道马统工党已被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去前线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包的时候，当时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员一边扯谎设法留住他，一边给警察打电话。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我承认我愤怒之至。他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和他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是为了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原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未经许可就离开了比利时，参加了一支外国军队。此前，他曾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线，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兵晋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知道他受过一次伤。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那些人回报他的竟是把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愚蠢的狠毒确实是考验人的耐性。 同时，他们没有“逮捕”我妻子，尽管她扔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去逮捕她。她显然是被当作诱饵。然而几个晚上之前，在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六个便衣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进行搜查。他们几乎搜走了我们的每一块纸片，幸好留下了护照和支票本。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书籍、过去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剪报（我经常在想这些剪报对他们有什么用）、所有战争纪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们带走了读者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其中一些我还没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写信给我探讨最新一本书的有关情况，却没有收到回信，碰巧读到了这几行，他愿意把这当作一种道歉吗？）我后来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兰疗养院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亚麻衣服也带走了。他们可能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 当时，无论怎样来看，我妻子继续住在那家饭店更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得马上躲藏起来，前景令我不安。尽管大肆逮捕，我几乎不相信我处在危险之中。整件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柯普正是由于同样拒绝认真考虑，这种愚蠢的突袭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还不是马统工党成员。我在五月战斗中确实扛枪上阵，但有四五万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猜测）。此外，我急需合适的夜间睡眠。我想冒一下险回旅馆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释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只是恐怖统治。我没有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那种只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国观念毫无用处。法律实际上是警察选择制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来并掩盖我和马统工党之间有任何关系的事实。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印有马统工党大写字母，还有一群民兵以马统工党的旗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证明。尽管危险，因为证上盖着29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师属于马统工党，但没有它们，我可能被当作逃兵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准备好护照。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你得把护照拿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当然，警察总局非常危险。但也许英国领事馆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妥。显然一定会有一份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单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幸运地通过了国界。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和拖沓。但幸好这里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盖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 我走了很远，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让讨厌的警察找不到我，不会找我要证件。我试着找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着水。然后我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被革命烈火焚烧过，已经破破烂烂。那只是一个无顶、四堵墙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块。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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