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背后-诚信的背后-4

合约包括日经 225 指数期货，即在未来某一时间按照某一价格购买 225 家顶尖日本公司股票的义务。利森发现这些期货合约在新加坡和日本大阪的交易所都有挂牌。如果新加坡的合约比大阪的合约价格低，他就在新加坡买入，同时在大阪卖出同样的合约，锁定无风险套利收益。低买高卖，如果买卖同时进行的话，这种策略的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实际上，利森的稳健交易确实曾经带来了稳定的低风险收益，霸菱银行也在最近奖励了他的表现。大概从 1995 年 1 月 26 日开始，利森放弃了他的保守策略。他不再匹配买卖，转而投机日本市场的涨跌方向。利森只需要缴纳小额保证金就可以进行成倍的投机。股指期货的保证金要求很低，例如，投机日本市场的交易员只存几百万日元的保证金就可以投机一亿日元。利森的投机很简单。首先，他赌日本股市上涨。几乎就在他下注之后，日本股市立刻开始下跌，并随着他不断加码持续下跌。利森再三加大赌注，直到投机股票上涨的仓位达到了七十亿美元。接着，他投机日本利率将上升，即债券价格下跌（还记得吧，利率和债券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这次利森又错了，又一次几乎立刻就开始赔钱。他再次加大赌注，市场则继续与他背道而驰。利森投机债券价格下跌的仓位最终达到了二百二十亿美元。利森的交易行为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到二月底，他已经赔光了保证金，被迫退出交易。尽管利森可能还不想罢休，但是他的损失受到了控制，也是不幸中的幸运。在摩根士丹利，我们经常讽刺"下跌风险仅限于初始投资"的说法。这次，利森的下跌风险只限于霸菱银行的全部资本，他的损失不能超过霸菱银行的价值。对于利森和霸菱银行来说，有限的下跌风险可不是个玩笑。虽然利森 1995 年 2 月的投资表现乏善足陈，但是也不是最坏的。利森一共投机了近三百亿美元，只不过赔掉了差不多十亿美元。2 月 24 日，星期五，就在我考虑我在摩根士丹利的前途的同时，霸菱银行的高管则在计算利森豪赌的后果。他们恐怖的意识到全部亏损 -- 当时的估计是至少七亿五千万美元 -- 超出了银行的净资产。霸菱家族只是英国银行界最古老的成员，但远不是最精明的。可是，就连他们也知道大事不妙。他们立即通知了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行长艾迪乔治提前结束了滑雪假期，赶回来处理霸菱危机。他召集人马，在英格兰银行位于伦敦市中心针线街的总部开了一整天的会。星期天的早晨，人们看到英国最资深的银行家鱼贯进入针线街上一个没有标记的入口。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会议极为严肃。英格兰银行努力想要拯救霸菱银行，会议持续到了深夜。问题的关键是找人承担利森的上百亿美元期货合约规定的义务。这些合约和相应的义务风险极高。假设你投机康威跑车的价格下跌，因此承诺以四万美元一辆的价格卖出一百万辆跑车。如果车价上涨到四万一千美元，你的损失大概是十亿美元，和尼克利森的一样。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如果车价持续上升呢？了结这样的义务可能相当困难，无论代价如何。虽然有不少银行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据说，甚至有人联络过摩根士丹利购买霸菱银行，但是被回绝了。英格兰银行努力游说几家银行一起承担霸菱的合约义务，却因为没有时间商谈条款而失败了。最终，只有靠英格兰银行独力拯救霸菱，结果它也回绝了。利森的衍生产品投机的规模和不确定性之高，使得它的风险无法被量化。正如一位英格兰银行官员所言："英格兰银行不能签空头支票。" 会议没有产生解决方案，与会者情绪黯然。评论把这一天描述成"英国银行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和"小说中的情节"。那天晚上，霸菱银行宣告破产。尼克利森这个时候到底在哪儿呢？他在新加坡的高级公寓充满匆忙离去的迹象：报纸堆在门口，衬衫还晾在阳台上。就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丽莎到哪里去了。有谣言说他们逃到了吉隆坡，另外一种说法是他们乘游艇在太平洋上漂泊。新加坡政府官员气得发疯。他们的国家以清洁和安全闻名于世，利森的罪行玷污了新加坡的整个金融系统。现在国际投资者会怎样看待新加坡呢？新加坡的官员不但把利森的亏损看作奇耻大辱，更为他的逃跑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发誓找到利森后对他严加惩办。在新加坡，无视法律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了保证桌椅内侧的清洁，在这个国家就连吃口香糖都违法。利森最终在欧洲被捕，引渡回新加坡以金融欺诈罪受审。他的罪名早已成立，判刑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利森被判处在新加坡监狱服刑六年。我为可怜的尼克感到惋惜，我理解也同情他的遭遇。我记得我在信孚银行面试时赔掉了一亿美元，我也记得我在拉斯维加斯数牌时虽然自信没错却一输再输。尼克是个泥水匠的儿子，出身卑微又没有背景，全靠努力工作才进入了衍生产品这一行。他和我同岁，我的几个同事甚至说他长的也像我。实际上，我在堪萨斯的朋友看到报纸上的头条"二十八岁的交易员搞垮了银行"和照片后大惊失色，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逃犯。尼克利森也真是够惨的，就连他的书也卖得不好。你还记得霸菱银行倒闭时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吗？如果你是衍生产品经纪的话就一定记得。对于我们来说，这不仅是霸菱戏剧性的破产和对利森的全球大搜捕，甚至也不仅是乔治索罗斯幸灾乐祸的精彩情景（作为利森的对家，索罗斯投机日本股市下跌并从中赚了几亿美元）。霸菱和衍生产品思春症之间的关联对你来说可能并非显而易见，但是对于衍生产品经纪，霸菱的垮台带来的是无法磨灭的记忆和无法抵挡的结论：今年东京的衍生产品业务将有精彩的表现。如果你无法立即发现霸菱破产和日本衍生产品利润的关联，让我简单描述一下 2 月 27日那个星期一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感想吧。第一，对女王的银行短暂而不诚恳的伤感；第二，制定可能的衍生产品销售计划；第三，担心利森的交易是否涉及摩根士丹利；第四，害怕即使利森的交易没有涉及摩根士丹利，公司有贷款给霸菱，可能无法收回；第五，发现霸菱贷款人身份后欣喜若狂。谁这么倒霉贷款给霸菱银行，现在面临着几亿美元的坏帐损失呢？不用问，日本人。这就是衍生产品思春症的由来。霸菱银行的倒闭引起了无法躲避的连锁反应，象是个奇怪的丘比特，把衍生产品经纪和日本投资者连在了一起。利森的交易解除时，庞大的数额导致东京股票交易所再次下跌，创下了十四个月来的新低。日本的在财政年度在 3 月底结束，这样一来，很多持有日本股票的公司都发生了亏损；更严重的是，日本机构，尤其是日本银行，面临着贷款给霸菱的几亿美元的损失。由于霸菱银行已经破产，这些贷款都无法收回。坏帐和股市下跌是衍生产品经纪等待以久的机会。日本机构受到了双重打击，走投无路之下只有求助于衍生产品，不是想赚快钱弥补损失就是想掩饰亏损。只有衍生产品能魔术般的把坏的一年变成好的一年。日本投资者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突然发现衍生产品经纪充满魅力。这种突变是我所见过的最好例子，证明了这个世界的内在联系。就象蝴蝶震动翅膀可以导致千里之外的季风一样，一家老牌英国银行的垮台能造成东京的金融地震。远在另一个大陆的霸菱破产案在日本催生了一系列短暂而动荡的衍生产品爱情故事。摩根士丹利的难题是如何巧妙处理这突如其来的爱情 -- 而且要快速行动。日本机构需要的是能在几周内制造出几亿美元利润的金融工具。我的上司经常对我说："我们喜爱走投无路的客户，他们使我们兴奋不已。我们从走投无路的人手里赚足了钱。"日本买家就是走投无路的人，我们为他们准备了完美的交易，衍生产品部皇冠上的明珠，摩根士丹利历史上利润最高的交易。我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听说这些特别交易的情景。我和女王在纽约准备 FP 信托交易时，我随便问了她一个关于东京衍生产品业务的问题。在那之前的几个月，她一直不愿意和我讨论东京秘密业务的任何细节，但是现在她一定是认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她慢慢的告诉了我一些相关的诀窍（不过我是在很久之后，在我离开公司以后才发现了具体细节）。没错，这种交易可以立刻制造出虚假利润，也可以用来掩盖任何投资亏损。我听她解释这些奇怪的掩盖亏损的交易，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已经见识过一些不正当的交易，而且对我们的某些交易也一直公开持批评态度。实际上，我甚至告诉过我的上司，我认为他们销售的很多交易是不折不扣的骗人把戏。PERLS，PLUS 票据和 FP 信托都不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和我现在听到的相比，美国的交易算是品格高尚的了。至少，摩根士丹利和客户都没有从事非法勾当，至少就我所知如此。可根据我现在听到的判断，我们的东京客户似乎在干危险的事情。我知道这是严肃的指控。我也可以为摩根士丹利辩护，公司可以有根据的指着日本客户说：这是他们的错。我后来才得知衍生产品部总是小心行事，要求所有客户出具书面文件，" "明确交易是真实的，摩根士丹利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衍生产品行业的十诫之一是"保护你自己"，摩根士丹利虔诚的遵守这一戒条，特别是在衍生产品业务上更不遗余力。尽管如此，这些交易仍旧涉及日本投资者的欺骗行为，如果有朝一日摩根士丹利为此上了法庭，免责文件也可能与事无补。据女王说，这些可疑的交易是从 1992 年初开始的。若干日本客户经受了重大的亏损，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财政年度忧心忡忡，于是求助于摩根士丹利。日本公司想知道利用衍生产品，再加上有创意的会计手段，是否可以魔术般的把亏损的一年变成盈利的一年。日本的会计标准十分松懈，银行和信托公司知道如果能制造一笔虚增利润的交易，他们很可能把实际的亏损隐瞒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我相信摩根士丹利不是唯一接到这类询问的公司。市场传言说已经有无数美国投资银行在与日本公司进行虚增利润的交易。我相信很多这类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我知道有一家银行试图和摩根士丹利争夺一笔交易，但是失败了。日本证券公司有一点远远领先于美国公司 -- 它们已经成功的从事金融欺诈很多年了。几乎所有日本证券公司都承认向客户支付不正当赔偿，以弥补他们的交易亏损。日本证券业的非法经营到了荒唐的地步，好几家公司承认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进行过交易，至少有一家因为和日本黑社会有关正在接受调查。在美国，金融欺诈活动会带来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可在日本，类似的行为不但比比皆是，而且直到最近都不会受到惩罚。不过，即使是走投无路的大型的日本投资者似乎也不再愿意和日本证券公司合谋了。部分原因是如果交易涉及日本证券公司，被日本监管当局发现的可能性更大。投资者需要安全可信的交易伙伴，所以他们找到美国银行代替可疑的日本同行。日本投资者选择美国银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交易的秘密性。投资者需要相信帮助他们创造"利润"的伙伴能确保交易不被监管者发现。虽然日本财政部（MOF ）任何时候都能突击检查东京的证券公司，但美国银行不受 MOF 管辖。尽管 MOF 在市场上享有盛名，它监查金融犯罪的效果却乏善足陈。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银行都值得信赖，在东京的完全可靠的银行更屈指可数。在东京银行界，如果你需要实施复杂的计划，而且不想被人发现的话，摩根士丹利是不二之选。摩根士丹利的很多同事都对公司协助日本客户进行交易的角色感到紧张。尽管如此，和日本证券公司比起来，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美国投资银行简直是圣徒。虽然日本证券业和犯罪团伙的关联尽人皆知，但是从来没有任何顶级的美国投资银行有过这样的联系。我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摩根士丹利的雇员和东京黑社会打交道。美国投资银行不但更安全，而且更精明老练，更有创意。只有摩根士丹利这个水准的银行才能以多种形式重新策划并实施日本投资者奉行多年的基本构思，从而制造出虚假利润。用最简单的形式介绍，交易原理是这样的：假设你用一百美元买了一桶金子，其中半桶是真金，价值九十美元；另外半桶是镀金，只值十美元。如果明天这两半还是各值九十美元和十美元，你以九十美元卖掉真的一半，你能说赚钱了吗？显然不能，不是吗？如果真的一半值九十美元，你以九十美元卖掉，利润是零。对吧？错了。至少如果你在东京，你就错了。假设你买了这桶金子，然后声称两半"平均下来"各花了五十美元。明天你以九十美元卖掉真的一半，立刻就有了四十美元利润。为什么呢？真的一半并没有花费你九十美元，只花了你五十美元 -- "平均下来" 是这样的 -- 第二天你以九十美元卖出，赚了四十美元。当然，你并没有真的赚钱，但是用东京的标准衡量，这就够了。这样的交易很常见。显然，如果你确认了卖出真金的四十美元利润，最终你需要确认镀金上有四十美元的亏损，即使在东京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是"最终"。如果你不必告诉任何人镀金的价值只有十美元，而声称它的价值仍然是"平均下来"的五十美元成本，也许很长时间里你都不用确认这笔亏损。在日本，这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是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实际上，假如你可以把镀金保存的足够长 -- 比如到你退休 -- 谁在乎它只值十美元呢？到那时，这笔亏损就是别人的问题了。这个主意令我惊讶不已。往好处说，这是金融炼金术。用一桶金子做例子有一个问题：真金和镀金很容易分辨。即使是日本的会计和监管机构也能发现问题，分辨出两个部分的价值分别是九十美元和十美元，而不是"平均下来"的五十美元。换句话说，就连他们也能分出真金和镀金。因此，投资者需要用更复杂的方法完成同样的构思，利用难以理解的"两半"使会计和监管机构难以发现各自真正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买家求助于摩根士丹利，还有衍生产品。和所有衍生产品交易一样，这次摩根士丹利的雇员也为了争夺功劳而争论不休。我肯定一点儿功劳也没有，也不想有。再说，这个构思早在我到公司之前就有了，所以怪不到我。不论是谁发明了这种交易，一件事很清楚：他们起的名字实在差劲。摩根士丹利对缩写名字，尤其是衍生产品的缩写名字，十分着迷。这种交易的缩写--AMIT -- 是个缺乏创意的灾难。AMIT 原本代表美国按揭投资信托，摩根士丹利把第一笔交易称为第一美国按揭投资信托，缩写是 FAMIT，也还说的过去。同样，第二笔交易的缩写是 SAMIT，第三笔是 TAMIT。如果摩根士丹利就此罢休也就算了；但是这个交易构思大受欢迎，第三笔之后，缩写名字就出了问题（第四笔 AMIT 交易又成了 FAMIT）。从利润的角度来说，AMIT 是摩根士丹利有史以来最好的交易；但是从缩写名字的角度来说，它是一场灾难。第四和第五笔交易将是 FAMIT，和第一笔交易一样。交易名字不能重复，所以衍生产品大师们需要跳过这两个数。但是第六和第七笔交易又是 SAMIT，和第二笔交易重复。第八笔交易的名字也有问题，EAMIT 不但不好念，而且看起来很傻。最终我们只好放弃。尽管摩根士丹利完成了一系列多笔交易，公司却不得不一一重新取名。摩根士丹利只有很少人知道 AMIT，就连衍生产品部内部也不例外。第一笔 AMIT 是在1992 年 2 月 14 日完成的，一亿美元的交易赚取了几乎二百万美元的佣金，几乎没费什么劲。无数客户都想要类似的又快又容易的利润，到年底我们完成了第十四笔交易，不过需要承认我们在过程中省略掉了好几个数字。第二年我们更上一层楼。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 1993 年财政年度结束前，又完成了七千万美元的交易。1993 年 3 月 11 日一天就有五笔交易，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六。7月 15 日，我们再次完成了一笔名为桑托斯证券信托（桑托斯是以贝利效力的巴西球队命名的，日本人是足球迷）的 AMIT 交易，二亿四千一百万美元的交易带来了四百万美元的佣金。对 AMIT 的需求在 1994 年多少有些下降，不过衍生产品部销售给日本客户不少新兴市场衍生产品，其中包括 PLUS 票据。1995 年 2 月下旬之后，随着霸菱银行的破产，AMIT大显身手的时候又到了。现在也是你了解 AMIT 内幕的时候了。衍生产品部的经纪经常把 AMIT 叫做骗局，我深有同感。从本质上来讲，这和混合真金和镀金没有区别，但是我要先说明这些交易并不那么容易理解 -- AMIT 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复杂性掩盖了它的真实本质。我第一次泛泛的听说这种交易时肯定没有弄明白，我彻底理解 AMIT 是在了解了它的所有细节之后，那时我已经离开摩根士丹利很长时间了。坚持住，这笔交易值得弄明白。谁说投资银行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会是简单的呢？还是让我们从规模最大，性质最恶劣的 AMIT 说起吧。这笔交易不光是 AMIT 之母，也是所有衍生产品之母。它可以称得上是华尔街历史上最赚钱的单笔交易。无庸置疑，也是摩根士丹利六十年来最赚钱的交易。我决不是夸大其词。我第一次听说这笔又大又恶劣的 AMIT 时，无法相信真有此事。考虑到它所花费的时间，这笔交易是任何一个从事证券业的人，甚至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赚到的最轻松的钱了。和很多其他交易一样，这笔 AMIT 配得上一个特别的代号。我们叫它MX。这笔交易具体的表达了摩根士丹利崭新的军事化业务手法，它的名字来自 MX 导弹，罗纳德里根最中意的玩具，而且的确名副其实。MX 是规模庞大的交易，和九十二英尺的和平号导弹不乏相似之处。衍生产品版 MX 导弹的交易规模超过了五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为 MX 设计的是又快又准的一击，从纽约启航，穿过几千英里到达东京，落在一家日本大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一旦这笔交易的测试完成，发射的准备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实际工作。适当完成的话，MX 交易不会给摩根士丹利带来任何风险，只要几天功夫就完事大吉了。摩根士丹利在 MX 交易中实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八十年代中期美国从加州发射了十七枚导弹（没有核弹头）到卡瓦加雷 -- 遥远的西太平洋上的一个环礁岛 -- 所有导弹落在了直径三百码的范围之内。这已经不错了，可摩根士丹利的火箭科学家连如此微小的差错也不能出。初期的测试结果是正面的，但是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大师继续不断的微调这笔动力强大的交易，它必须无懈可击。在摩根士丹利，只有几个人知道这种新衍生产品，而且他们发誓要保守秘密。MX 是衍生产品部和按揭债券交易小组共同策划的，但是双方都很少有人知道这笔交易。公司数千名雇员和这几个人近在咫尺，却并不知道旁边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涉及这笔交易的人中至少有一个被告知如果他向任何人，包括摩根士丹利的雇员，透露交易的条款，就将被立即解雇。他们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MX 交易是典型的 AMIT。信不信由你，AMIT 的配方是从你我家里开始的，通过住房按揭贷款。事实上，通过摩根士丹利的 AMIT 交易（包括 MX）支付给日本投资者的几亿美元中，一部分可能就来自你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支票。住房按揭贷款衍生产品可以将按揭贷款的利息和本金分开，这种功能激发了 AMIT 交易创意的火花。还记得吧，AMIT 交易的目标是制造出两个貌似相等，实际不等的部分。在前面的例子里，真金价值九十美元，镀金价值十美元，但是"平均下来"每一半各值五十美元。价值九十美元的真金叫做"升水"票据，价值十美元的镀金叫做"贴水"票据。AMIT 交易同时需要升水和贴水票据。和很多 AMIT 交易一样，MX 交易中价值更高的升水票据叫做 IOette；价值较低的贴水票据叫做零息债券，又称分拆债券。零息债券就是约瑟夫杰特给奇德公司造成三亿五千万美元亏损，而第一波士顿的交易员每年为公司赚五千万美元的那种债券。我们在 FP 信托交易中使用的也是这种债券。零息债券很简单，它是美国政府在未来某个时间支付的一笔款项，仅此而已。相比之下，IOette 就复杂多了。IOette 是一种担保按揭债权，或者 CMO 。CMO 听来复杂，实际却相当简单。当你支付住房按揭贷款款项时，你的支票通常被转交到一家联邦政府机构，比如联邦国民按揭协会（Fannie Mae）。这些机构的日常业务之一就是从各地业主手中收取住房按揭还款，然后将其集中在按揭贷款池里。这些按揭贷款池就构成了各种按揭贷款证券的基础，其中包括 CMO 这样的按揭贷款衍生产品。你的按揭还款可能就成为这些证券的现金流，流向世界各地。CMO 就是住房按揭贷款分割而成的不同种类，它们的形式、规模各异，IOette 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一种。分割按揭贷款最常见的方法是分割利息和本金："利息"票据（IO）只享有业主还款的利息部分，而"本金"票据（PO）只享有还款的本金偿付部分。IO 和 PO 是 CMO 的两种最基本形式。每个月，你的按揭还款都是部分本金、部分利息，也可以被看作是部分 IO、部分 PO。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更为复杂的 CMO 衍生产品，它们的名字千奇百怪：PAC、TAC、反向浮动票据、Z 债券，不一而足。包括 CMO 在内的所有按揭票据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难题：如何确定按揭贷款池中有多少贷款会提前还款。如果利率下降几个百分点，你可能决定提前偿还现有的按揭贷款，然后再以较低的利率申请新的按揭贷款。如果一个按揭贷款池中所有的业主都提前偿还他们的贷款，某些 CMO 的投资者就完了。例如，一旦按揭贷款池中所有贷款都提前偿还完毕，IO的投资者将无法得到任何利息，因此他的 IO 也将变得一钱不值。预测按揭贷款的提前偿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一家投资银行都投资了数百万美元的电脑模型来评估 CMO 衍生产品的价值。然而，即使估价正确，某些波幅最大的 CMO 还是可能几乎转瞬之间就变得一文不值。CMO 的受害者不但包括试水稀有债券的偏远地方政府，还包括经验丰富的 CMO 基金，例如阿什金资本管理公司管理的六亿美元规模的按揭债券基金。阿什金资本管理公司根据它的电脑模型，而不是市场价格，来确定 CMO 的价值。不幸的是，它的电脑模型有点儿偏差。对于动荡的 CMO 来说，就算很小的错误也可能是致命的，阿什金资本管理公司就是证明。难以置信吧，昨天基金价值六亿美元；今天突然就变得分文不剩。尽管 CMO 的风险极高，但是它们表面看来却很安全，这使得 CMO 尤其的危险。CMO最具有欺骗性，也是最危险的一面是??们的信用评级：AAA 级。由于绝大多数 CMO 的偿还都有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担保，标准普尔和穆迪都给了 CMO 它们最高的评级。可是，这里的 AAA 级有误导之嫌。虽然联邦政府机构拒绝承担担保义务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拖欠风险只是 CMO 带有的诸多风险之一。CMO 投资者有可能，也确实因为其他原因蒙受损失，其中就包括提前还款的风险。AAA 评级没能反映这些附加的风险，只要问问阿什金资本管理公司就知道了。按揭还款的不可预期性使得活跃在按揭债券交易领域的最老练的投资银行也遭受过重大的亏损。1987 年，美林的一个交易员做赔了几笔大的交易，导致公司亏损三亿七千七百万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按揭债券衍生产品是一种零和游戏。不同的按揭贷款分割部分的总和必须是一笔完整的按揭贷款，如果按揭贷款的价格保持不变，就必然要有赢家和输家。IOette 是价值变动最为剧烈的 CMO 之一，曾经造成了华尔街大规模的意外亏损。IOette 是一种特别的杂交衍生产品，由大部分 IO 和一点点 PO 混合而成。当我们成立一个新的信托时，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混合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如果我们按照一个特定的公式混合 IO 和 PO，就能制造出 IOette。一般来说，投资银行通过按揭贷款池制造 IOette。摩根士丹利，或是任何一家投资银行，只要打电话给一家联邦按揭协会 -- 通常是联邦国民按揭协会（FannieMae），或是联邦住房贷款按揭公司（Freddie Mac）-- 要求他们发行一种新的按揭贷款衍生产品。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想，又有足够的钱的话，你也可以制造新的 IOette。举例来说，假设我们打电话给 Fannie Mae，告诉他们我们想要些 IOette。只要交一笔钱，Fannie Mae 就替我们成立一个特别信托并且把相应的按揭贷款池转到信托的名下。我们只要告诉 Fannie Mae 我们想用什么样的按揭贷款池，以及如何把资产池分割成一个个单位就可以了。当这些特定资产的业主向 Fannie Mae 支付利息和本金的时候，这些款项就划入了我们的信托。接下来，托管人按照指示把款项分割成单位，然后付款给不同单位的投资者。摩根士丹利早就发现制造这些神奇的IOette是包括MX 在内的AMIT交易的关键。IO --利息票据 -- 只享有业主的利息支付款，而不包含任何本金的偿还。IOette 的主要构成部分是 IO，但和"正常"的 IO 有一点不同，它还包含很小的一部分 PO，因而享有有少量的本金偿付收入。不过 IOette 的绝大部分价值来自它的 IO 部分。因为 IOette 只用很少的一些 PO，我们制造 IOette 的时候就剩下了不少 PO，我们 -- 或者其他人 -- 则需要单独持有这些 PO。IOette 只含有很少的 PO，因而具有两个奇特但是重要的属性。首先，IOette 的息票极高。债券的息票一般用债券面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典型的息票可能是百分之八 -- 一百美元本金的每年的利息是八美元。正常情况下，息票只是债券本金的一小部分。但是，一百美元本金的 IOette 却可能有每年一千美元，甚至更高的利息收入，一直持续三十年。IOette 的面值是以它所包含的 PO 来计算的，由于 PO 只有很少一点点，这种债券的利息收入与本金相比非常之高。结果，IOette 的息票可能是本金的好几倍。理论上说，IOette的息票没有限制，但是有人告诉我不要把息票定得过高，否则交易清算银行 -- 即联邦储备银行 -- 的电脑可能出现数位不够的问题。IOette 的第二个奇特属性是和面值相比，它的价格可称天价。如果一百美元面值的 IOette有长达三十年，每年一千美元的利息收入，全部利息收入高达三万美元。如果相应按揭贷款池的贷款全部得到提前偿还，你收息的时间可能短得多。但是，尽管有提前还款的可能，IOette的价值几乎总是超过它的面值，而且幅度巨大。一百美元面值的 IOette 的价值可能是面值的十倍，甚至更多。它的价格实际上是根据所用 PO 的面值随意制定的，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价格。这两个属性使 IOette 成了前面的例子中的价值九十美元的那一半。因为 IOette 的价格超过面值，它是升水票据，名副其实的真金。实际上，有些相应的按揭担保被称为黄金担保。前面提到过，AMIT 交易需要一种升水票据和一种贴水票据，二者缺一不可。零息债券的价值比面值低得多，因此符合贴水票据的条件。零息债券是所有贴水工具中最简单的一种，只在固定的未来某天，例如三十年后的今天，支付一笔款项。它和另一种贴水工具 PO 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零息债券的基础是美国政府债券，而不是按揭贷款。美国政府制定的分割计划允许一些经纪公司把美国政府债券的利息和本金分割成不同的债券，计划的结果是你可以选择不买一年付息两次的政府债券，转而购买在三十年内的某一天偿付一千美元本金的零息政府债券。这种特殊的债券只涉及一次本金偿付，没有中间的息票收入，所以被称为零息债券。在未来收到的一千美元的权利总是没有今天的一千美元值钱。还记得现值吗？具体来讲，这种权利的价值要靠收到款项的时间来确定 -- 零息债券的期限越长，它的价值越低。比如说，十年后收到一千美元的权利在今天的价值大约是五百美元；三十年后收到一千美元的权利在今天的价值大约是一百五十美元。一千美元面值的三十年零息债券的价值大约只有一百五十美元，所以它是一种贴水工具。由于它的实际价值比面值暗示的价值低得多，零息债券就像是镀金。和 IOette 不同，零息债券很容易买到，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期限，交易规模庞大。每天你都可以在华尔街日报上找到各种零息债券的报价。在摩根士丹利，如果你想买零息债券，只需要打个电话告诉交易员你要的期限和规模，他就会报给你一个价格，你自己决定是买还是不买。AMIT 的构思是这样的：投资者同时购买同等面值的 IOette 和零息债券（制造 IOette 时多出来的 PO 先放在一边）。比如说，投资者可能两种债券各投资了一千万美元的面值，但是一千万美元面值的债券价格可不一定是一千万美元。这个例子中，一千万美元面值的零息债券可能只要二百万美元就可以买到，而一千万美元面值的 IOette 可能要花二亿美元才能买到。加上摩根士丹利的佣金，比如三百万美元，这个证券包的总成本大概是二亿五百万美元。这个证券包就是一笔 AMIT。但是，AMIT 成功的要诀在于投资者实际不能直接购买这两种证券。相反，摩根士丹利将会安排成立一个独立的信托来购买 IOette 和零息债券，而后由投资者认购信托单位。沿用上面的例子，这个新成立的信托可能有二十万个信托单位，反映了相应的二千万美元面值的债券：每一千美元面值的零息债券（总共一千万美元）是一个信托单位；每一千美元面值的IOette（总共也是一千万美元）是也一个信托单位。显然，不同的信托单位将会有不同的内在价值。以 IOette 为基础资产的信托单位价值二千美元，而以零息债券为基础资产的信托单位价值二十美元。平均下来，每个信托单位大约价值一千美元。但是由于同等面值的 IOette（真金）比零息债券（镀金）值钱得多，一半信托单位的价值也要比另一半高得多。投资者将用二亿五百万美元购买全部二十万个信托单位，平均成本是每个单位一千美元多一点儿。然后就等着摩根士丹利来施展魔法了。投资者购买了信托单位几天之后将按计划通知摩根士丹利，他们想卖出初始投资的一半，十万个信托单位。卖出的理由可能是这些信托单位是很好的投资，现在投资者想套现一半，实现利润。这个理由说得通吗？恐怕不行。几天之内，作为基础资产的 IOette 和零息债券的价值很可能没有多大变动，所以你会认为一半信托单位的现值在一亿美元左右，和投资成本不相上下。这样，投资者的收益将是零，不是吗？当然不是。摩根士丹利挥动了它的衍生产品魔法棒。这个信托有特别的结构，如果有投资者想要出售任何信托单位，托管人接到的指令是先变现价值更高的 IOette 单位，再变现零息债券单位。假设投资者想要卖出一半信托单位，即一万个，他的平均账面成本是一亿美元。托管人卖出了一千万美元面值的 IOette，但是留下了全部的零息债券。这些 IOette 的价值比信托单位的平均购买价高得多。如果 IOette 的价格没有发生变动，它的价格仍将是二亿美元左右。托管人在收到变现 IOette 的二亿美元后如数划转给投资者。让我总结一下这两个步骤。首先，投资者用一亿美元买入一万个信托单位。然后，过了几天，投资者以二亿美元卖出一万个信托单位。只需简单的两步，投资者就很快实现了一亿美元的利润，妙不可言。当然了，投资者仍旧持有另外一万个信托单位，成本也是一亿美元。剩下的这些单位现在只值二百万美元，也就是剩下的一千万美元面值的零息债券信托资产的价值。三十年后，这些零息债券兑现的时候，投资者将实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亏损。但是，那时的亏损就是别人的问题了。日本投资者极为喜爱 AMIT 交易，但是他们怕被抓到怕得要死。他们愿意付给摩根士丹利数百万美元的佣金来即刻制造出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但是对 AMIT 交易的细节却极为挑剔。预期的利润必须和实现的利润完全吻合，这样监管者就看不到可疑的地方。投资者计算利润时制定了详尽的步骤和条款，包括微调某些数字直到小数点后的第四位。因为日本客户要求数字要精确到一美分都不差，在超过一亿美元的一笔交易中，衍生产品部要花费非同寻常的时间调整积存利息或其他信托单位的变量，来调整二、三美分的误差。有几次衍生产品部发现了几美元的错误，只好用无数的时间来改正，更不用说电汇这些额外的零头的费用了。投资者相信魔鬼藏在细节里，如果他们记得给 i 加上一点，给 t 加上一横，AMIT 交易就能因此显得合法。但是，"fraud"（欺诈）这个字里面既没有 i 也没有 t。最常见的 AMIT 买家是日本的大型租赁和贸易公司，它们一般都要求保持匿名。我一直没能发现 MX 买家的身份。交易票据上没写买家的名字，衍生产品部的数据库里也没有。MX 这个代码是东京的人取的，可能就是客户自己取的，可是这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大概是为了防止泄漏客户的身份，参与这笔交易工作的同事也不知道客户的名字。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相信 MX 的买家是个"半政府性的"日本机构，猜测它不是日本长期信贷银行就是日本兴业银行。但买家的身份始终是个谜。不管这个买家是谁，1993 年初的时候它染上了严重的衍生产品思春症。它需要迅速制造出几百万美元的收益，而且和大多数 AMIT 买家一样，要在 3 月 31 日之前实现收益。摩根士丹利热心的满足了客户的需求。MX 交易是在 2 月 10 日完成的，离日本财政年度的结束还有很长时间。如同我在前面描述的，MX 交易利用了 IOette 和零息债券。IOette 的相应按揭贷款池是AMIT 交易常用的 Fannie Mae 百分之七点五按揭贷款，零息债券是更常见的 2017 年 5 月 15日到期的政府分拆债券。这个客户使用的，很可能仍然持有的，零息债券的价格每天都列在很多报纸的财经版上。你可以自己看一下。MX 实际上是两笔 AMIT 交易，第十五期和第十六期。交易总体规模数目惊人：五亿七千一百四十八万美元。摩根士丹利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么大的交易，甚至完全公开的合法交易也没达到过如此规模。MX 交易五亿美元的面值为它赢得了"衍生产品交易之母"的称号。投资者立即通过这五亿七千一百万美元的交易实现了巨额利润，大约四亿美元。和其他 AMIT交易一样，其余的信托单位承担了对应的亏损。但是，二十年内投资者都不用实现这一亏损-- 除非日本当局发现了 MX 买家的身份。摩根士丹利制造了这样庞大的利润，回报自然不菲。根据其他 AMIT 交易的费率，MX的合理佣金水平应该在五百万到一千万美元。有时候，尤其是交易规模较小的时候，衍生产品部也收到过几个百分点的佣金。百分之四的佣金 -- Pre4 信托的费率 -- 虽然少见但也不是闻所未闻，某些 PERLS 的佣金就曾高达百分之四，甚至更高。对于五亿美元的 MX 交易来说，百分之四的佣金将是庞大的 -- 二千三百万美元，几乎相当于摩根士丹利在 RJR 纳贝斯高交易的上赚的全部佣金。RJR 纳贝斯高收购案是当时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交易。你猜摩根士丹利在 MX 交易上能赚多少钱？五百万，一千万，二千万？猜猜看吧。摩根士丹利的 MX 交易佣金的关键是一纸协议：MX 买家将补偿信托持有 IOette 期间摩根士丹利可能遭受的损失。记得吗，信托购买的是 IOette 和零息债券，但是制造 IOette 时会剩下 PO，总要有人持有这些 PO，直到两者可以复原成完整的按揭债券，卖回给 Fannie Mae。因为 PO 和 IOette 是配套的，把它们回售给 Fannie Mae 要比在市场上单独出售容易得多，成本也低得多。但是 Fannie Mae 需要 PO 和 IOette 一起来复原原始按揭，因此只接受成对的票据。摩根士丹利同意在两者可以复原之前持有多余的 PO，但是不愿承担价格下跌的风险。PO 的价格波动剧烈，风险很高。所以摩根士丹利经过协商得到了一份立于不败之地的协议：摩根士丹利有权保留 PO 的所有收益，但是任何亏损都由客户来弥补。然后，将 PO 和 IOette一起卖回给 Fannie Mae。正常情况下，摩根士丹利只持有 PO 很短的几天，所以即使是波动剧烈的 PO 的损益也很小。AMIT 的买家一般都认为这个协议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尽管如此，有着丰富 AMIT 交易经验的东京董事总经理乔恩金瑞德从不忘记和买家签订协议。这笔交易也不例外。MX 交易的结算日是 1993 年 2 月 10 日。那一天摩根士丹利将收到日本投资者支付的款项，成立信托，然后发行信托单位给投资者。摩根士丹利的后台工作人员负责结算的具体事项。一般情况下，他们上午就会打电话给衍生产品部，通知我们交易清算已经完成，并告诉我们准确的佣金，精确到一美元。考虑到佣金尚不确定，而且款项要到清算完成才实现划转，我们等电话时总是十分紧张，MX 交易就更是如此。五亿美元的交易不但开了 AMIT 交易的先河，它的佣金更是衍生产品部有史以来最高的。那天上午，衍生产品部没有接到后台人员的电话。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经纪给清算这笔交易的后台雇员留了口信。到了下午 1 点钟，他还没有回电话。我们还是没有得到清算完成的确认，经纪们都开始担心。终于，后台工作人员来电话了，他说他们还在等 Fannie Mae的清算确认。几分钟后，MX 的托管人德克萨斯商业银行也打来电话，他们也开始担心了。交易的清算系统 -- 联邦储备银行的汇款系统 -- 还有一小时左右就要关闭了。对于一般的交易来说，推迟一天清算也问题不大，任何清算问题都可以在第二天改正。但是 MX 的情况不同，日本投资者授权成立信托的期限只有一天，如果今天不能完成清算，摩根士丹利的利润就危险了。我们不能等到明天。我们四处打电话询问哪里出了问题。显然，Fannie Mae 有人在最后一分钟更改了清算指令，所以 Fannie Mae 电脑里的指令和摩根士丹利后台人员发送的指令不完全吻合。如果Fannie Mae 不迅速改正错误的指令，就会造成恐怖的连锁反应。首先，按揭信托就无法成立，用华尔街的说法就是交易将"失败"。没有按揭信托就没法制造 IOette，没有 IOette 就没有日本信托需要的升水票据，也就没有信托单位出售给投资者。衍生产品部指定了一个经纪负责 MX 的清算，现在交易就要在他的眼皮底下崩溃了，他迫切需要有人帮助。他开始四处寻找负责 MX 的董事总经理马歇尔萨兰特，终于在交易厅旁边一间靠窗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萨兰特和一个客户在一起，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他正伸直了手臂仔细的画图。最初，萨兰特没有理睬在门外打手势的经纪。董事总经理几乎从来不注意低级的雇员，特别是当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最后，这个经纪闯进办公室说："马歇尔，MX 交易出问题了。"萨兰特好像回到了跑马拉松的巅峰时期，立即飞奔到衍生产品部的交易厅。我们简要的向他汇报了情况，目前我们没有新的按揭票据，没有信托需要的担保品，因此可能没有几百万美元的利润。联储的汇款系统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关闭了，我们必须从速行动。衍生产品部的经纪已经把问题通知了按揭债券交易员，他们跑到按揭债券交易组的时候，那里已经乱成了一窝蜂。按揭债券交易组迫切的需要 MX 交易。他们是交易厅的薄弱环节，其中的几个人恐怕很快就要被狗取代了。MX 是他们改善命运的大好机会，他们将和衍生产品部平分交易的利润，但是只有清算完成后才有利润。萨兰特在正常情况下是个冷静而温和的人，现在他意识到他的前途命悬一线。于是，他做出了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面临危机时唯一合理的反应。他开始大喊大叫。"这是他妈的严重的问题！我是说真的！这是他妈的严重的问题！"那个职位较低的经纪试图保持冷静。"我知道这是他妈的严重的问题"，他回答说，"别因为我现在还能保持冷静就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他妈的严重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他妈的严重的问题。"有几分钟的时间他们面面相觑。萨兰特又大吼，"这是他妈的严重的问题！"此时按揭债券交易员也开始大喊大叫。有一个平时沉着而保守的交易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站起身狂呼："如果这笔交易不能按时清算，有人就要掉脑袋了！"即使有再多的人叫嚷"有人要掉脑袋"和"这是他妈的严重的问题"，那个衍生产品经纪始终保持了冷静。联储的汇款系统在 3 点钟就要关闭，我们需要确定工作的缓急。第一件事是说服联储把汇款系统开到 3 点以后。交易员和经纪纷纷找到联储的熟人，求他们保持系统开通。我们让托管人也想想办法。接下来，我们打电话给 Fannie Mae，解释说他们搞错了。如果他们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反对，摩根士丹利准备让董事长迪克费舍出面。不过，Fannie Mae 承认了错误，并且保证立即改正清算指令。托管人来电说他们已经说服联储把汇款系统开通时间延长至少一个小时。交易员们平静了一点儿。经纪们坐在电话旁边，希望它赶快响。没有人说一句话。电话大概在 4 点半响了起来。来电的是摩根士丹利的后台办公室。他们刚刚得到通知，MX 交易的清算已经完成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大声欢呼。摩根士丹利的团队工作拯救了交易。尽管敌人的炮火凶猛，衍生产品部的战士还是坚持取得了胜利。有个经纪在欢呼之余建议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公司的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我们差点儿使几百万美元的佣金告吹。几个小时之后，东京的日本经纪到公司上班。他们不知道这里发生过的恐慌。当他们问起交易情况时，纽约的衍生产品经纪回答说有过几个小小的摩擦，但是不严重。客户上班时发现他们如期拥有了信托单位。可是对于经纪和交易员来说，MX 交易的过山车才刚刚启动，好玩的部分就要开始了。虽然 MX 的买家按计划买入了信托单位，他们却没有很快卖出半数单位。相反，投资者决定持有这些单位几个星期再卖出。这段时间里，信托仍然持有 IOette 和零息债券。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手里还有价值几亿美元的多余 PO，等着和 IOette 重新组合回原来的证券。通常，买家同意补偿 PO 损失的协议多少能按揭证券组放心，而这一次我们要多持有 PO 一段时间，这份协议也就比平常重要多了。假如信托买家履行协议义务，按揭债券交易组的处境就十分令人羡慕。如果 PO 价格上涨，他们可以保留所有的利润；如果 PO 价格下跌，客户将补偿他们的损失。不管怎样，信托最终卖出 IOette 时，摩根士丹利准备把它们和 PO 复原，然后回售给 Fannie Mae。债券市场上涨时 PO 也将上涨。因为 PO 代表本金偿付，当利率下降，债券价格上涨时它的价格也随之迅速上涨。利率下降时人们对按揭贷款重新融资，PO 持有人将立即得到全额本金偿付，而不需要等很多年。由于 PO 是贴水票据，持有人可以马上实现利润。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设你以十五美元购买了面值一百美元的二十年期 PO，而后债市暴涨，PO 全部得到了提前偿付，你不需要等二十年，立刻就可以拿到一百美元。利率下降时立即得到高额利润的潜能被称为曲度，你可能还记得以前的讨论，曲度是个好东西。摩根士丹利持有 PO 的那几个星期里债券市场大幅飙升，PO 的价格也随之暴涨。客户决定推迟出售信托单位时显然不了解 PO 的价格波动到底有多大。它一涨再涨，当客户终于决定出售部分信托单位实现大约四亿美元的利润时，摩根士丹利也通过持有 PO 实现了一些利润。摩根士丹利的管理层大喜过望。不过他们现在有点儿进退两难。公司从 MX 交易中赚到的钱，包括佣金和 PO 的收益，一共是大约七千七百万美元。曲度厉害吧？当然了，交易佣金也高得离谱，如果客户发现的话几乎肯定会生气。可是他们会发现吗？若干个董事总经理聚在一起讨论是否应该和客户分享额外的收益。买家的协议明显的赋予了摩根士丹利保留全部收益的权利，可是，如果摩根士丹利这样做了，而且不告诉客户具体的收益额，可以说公司违背了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告诉客户这笔额外的收益，就不得不解释我们是如何赚到这数千万美元的。很明显，客户签订协议时并不理解它的潜在价值，摩根士丹利也没有事先说明 PO 巨大的上升潜力，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摩根士丹利背叛了他们的信任。再说，就算管理层同意分享 PO 的收益，又该如何划分呢？他们需要解释怎样确定的客户的比例，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面临的是个困难的职业道德问题，我曾说过经纪和交易员认为职业道德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管理层最后是么办的？他们尽其所能做了这种情况下最有道德的选择：他们保留了所有收益。这个决定并不困难 -- 客户似乎对四亿美元的利润已经很满意了，他们为什么还需要额外的三千万美元呢？况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真相。最终，摩根士丹利从 MX 交易中一共获得了七千四百六十万美元的利润，衍生产品部和按揭债券组各得一半。两个部门曾经在其他交易的利润分配上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是 MX交易的利润足够我们分的了。衍生产品部的列出的数字是三千七百三十二万美元。衍生产品部的高层尽其所能的保持低调。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正式"知会部门里的任何人。衍生产品部交易的标准程序是填写交易现值传票，标明交易的全部利润和各部门的分配比例。一般由董事总经理明确的告诉经理具体数额，由他填写交易现值传票。MX 交易却与众不同，但是指示一样明确：空着。知情的雇员不能向公司其他人透露交易的利润，违反这一指令足以使犯规者被立即解雇。MX 涉及的全部工作量很少，大概一共也就是两个星期。主要的工作只由几个人在一周内就完成了，发生清算恐慌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公司一共收到了七千五百万美元。摩根士丹利很快就要公布季度报告了，衍生产品部某个参与交易的低级雇员计算了 MX对赢利的影响。它的效果是重大的。那个季度，公司业绩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测，超出部分几乎正好是 MX 的利润。分析师可能对摩根士丹利的业务有很好的内部信息，但是没有一个人预测到那个季度公司能从一笔交易中赚取七千五百万美元。衍生产品部有几个经纪对此得意不已。实践证明，AMIT 是为日本投资者迅速制造出虚假利润的最有效的手段。摩根士丹利的最高管理层也注意到了 AMIT 的成功。1993 年 3 月 24 日，投资银行资深董事鲍勃斯科特发了一封信给纽约和东京参与 MX 交易的衍生产品部雇员。斯科特表示考虑到市场的波动性，他很理解他们承担的压力。他写道："显然，随着国债市场的飙升，这笔交易带来的兴奋一直持续到了 3 月。"他同时表示了诚挚的祝贺。虽然大多数低级雇员对 MX 交易并不知情，摩根士丹利的最高管理层肯定了解内幕。斯科特在信里还说，"自然，最终的结果是公司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交易之一。"他没有夸大其词。MX 交易，还有东京数量惊人的不正常的金融行为，极大地激起了我的兴趣。日本似乎是所有衍生产品经纪的天堂。相比之下，纽约的业务停滞不前，新兴市场交易已经变得缓慢而乏味。我开始协助一些东京发起的交易在纽约的部分工作。东京分公司最近完成了几笔大象交易，每笔都有超过 100 万美元的佣金。我相信东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前途无量。东京分公司由永远活跃进取的乔恩金瑞德掌管。他追求利润的劲头像头斗牛，圆脸上几乎总是带着最新的衍生产品交易引起的兴奋红潮。一旦有客户对交易产生了兴趣，金瑞德很少让他们空手而归。他手下的雇员都是富有攻击性的推销员，现在他们的人均佣金量已经超过了纽约的经纪。春天在摩根士丹利是调动工作的时节，我也在考虑调到东京去。每年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都要根据雇员在他们眼里的表现优劣进行人事调整。我知道这个程序。你可以根据上司分派给你的工作判断你的前途。如果你的前途光明，你将在纽约获得晋升，或者可能被调往伦敦或东京；如果你的前途暗淡，你可能被发配到布鲁克林办事处保管交易记录。如果你的未来不确定的话，你将原地不动。萨兰特叫我离开新兴市场衍生产品业务时我有些担心，我认为这是个坏兆头。在我能谈妥更好的职位之前，我希望管理层至少让我保持原位。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开始召见部分雇员讨论调动计划。谈话的开篇总是“某某(雇员的名字)，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管理层故意使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能意味着你将获得晋升，也可能意味着你要打包走人。他们试图衡量你在等待下文时的反应。等待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可怕的。如果你显示出恐惧，最终的变动可能更加不利。经过一分钟的沉默，有人会问你对某一项业务的看法，通常这个部门是他们计划将你调往工作的地方。你永远也不想听到“那你觉得市政债券怎么样？”如果他们问你“那你觉得布鲁克林办事处怎么样？”你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到那时为止，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一直聚焦在新兴市场。墨西哥货币崩溃造成的后果使我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忧心忡忡。我也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包括调动到公司其他部门，但是我还没有和管理层讨论过任何计划。不论升降，我希望他们在调整我的工作之前能多给我一些时间。这样的话我就能更好地控制局面，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谈判。也许他们会让我保持现状，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找我谈话。可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马歇尔萨兰特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两个经理。其中的一个关上门，让我坐下，然后程序启动。“弗兰克，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以防止泄露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反应。我表现得无所畏惧，沉默地看着他们，等待他们的下一步。同时，我在脑海里追溯我短暂的职业生涯，回想我是否可能做错过任何事情。我以为我干得不错，所有正式评估都显示客户和同事都认为我是称职的经纪。我试图为“布鲁克林”或是更骇人的字眼作精神准备。如果听到“市政债券”，我准备拔腿就跑。终于，一个经理问我：“弗兰克，你觉得东京分公司怎么样？”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吃了一惊。这个问题证明管理层对我有信心。在投资银行，如果你的表现好，他们很快就会把你调到赚钱的地方去。1995 年的时候，对于衍生产品部来说，钱都在东京。显然，我的上司相信我能说服日本客户购买高利润的衍生产品。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得到我完全不胜任的工作。第一波士顿让我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现在摩根士丹利又让我向日本客户销售更稀奇古怪的衍生产品。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日本客户，甚至没和他们通过电话，对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也一无所知。好吧，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抑制住想断言自己不能胜任的欲望，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过调往东京。我很愿意去待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于是我自信地回答：“我认为东京是我们的利润所在。”我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说我只是暂时去东京，协助那里的衍生产品部销售工作。不知何故，东京需要我这个想法让我安心。管理层让我做的工作是刺激的，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不困难。我们的东京分公司充斥着狂热的客户，其中很多都染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毫无保留。管理层想确保东京有足够的人手把客户一网打尽。东京的衍生产品销售队伍里有不少老手，但是他们显然还需要一些季节性的短工。我对东京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拼图的最后一块。时至今日，我已经对衍生产品有了相当的了解，适应了纽约的公司文化，也认识了不少伦敦的同事。但是东京仍然是个谜。我从来没有到过靠近日本 5 000 英里的地方，更不用说东京了。说来具有讽刺色彩，虽然我销售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衍生产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甚至从来不曾出国公干。小时候，我出国旅行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天，惟一的例外是高中时参加学校乐队到德国去了一个星期，为参加啤酒节的醉汉演奏高音单簧管。我甚至不能肯定我能从地图上找出东京或是日本的方位。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急速赛车手卡通和哥斯拉电影，还有大学时帮助同学完成的忍者研究。尽管如此，我整装待发，就要到东京去销售衍生产品了。第二天早晨，我答复说我愿意去。当摩根士丹利送你到东京去的时候，你的旅途肯定气派不凡。我听说过许多在东京的美国人享受到的奢侈待遇。有些外派人员每年的住房津贴超过 1 000 万日元(约 10 万美元)，某个交易员每个月都有 1 万美元的房租补助。一时之间，调到日本去似乎也不是个坏主意。我的头等舱机票首先显示了我的旅程代价不菲——7 500 美元。我问衍生产品部的秘书，公司是否有规定限制我的餐费和招待费用，她一笑了之。有个同事说我每星期需要 100 万日元——约 1 万美元。这好像有些夸张。我习惯了简朴的旅行，可以肯定有几十万日元就足够了。公司已经在帝国酒店为我订了顶层的套房，为期 3 周。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之一，在那里我将享受世界上最昂贵的风景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宫殿。虽然这次旅行令我兴奋，我的家人和亲友却没有分享我的热情。日本是个奇怪的国家，和我在堪萨斯的故乡相隔万里。我的父母很担心。我坚持说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但是我安抚父母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确信厄运即将到来。每个同事似乎都特别想和我告别，我觉得我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的机票没有确定回程航班，3 个星期的酒店房间也可以延期。有个同事告诉我他听说我已经被调往东京常驻。我的航班订在 3 月 20 日，星期三，他建议我好好享受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周末。稻草人建议我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不过又暗示我不用着急，我有的是时间。我知道有几个经纪被送到东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不先入为主的态度。当我最终坐上了豪华宽大的头等舱座位时，所有忧虑都烟消云散。我吞下了几大口鱼籽酱和五六杯伏特加，吃了一份牛扒，感到心满意足。我放下座椅靠背，打开一本 800 页的小说。航班直达东京，我有 14 个小时休息、吃喝、看书。我的家人显然错了，能有什么厄运发生呢？我在飞机上有所不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东京的交通高峰时间，几个日本宗教教派的疯狂信徒(包括一个戴着太阳镜和外科手术面罩的 40 岁男子)正在东京的地铁里安放一罐罐致命的沙林毒气，这种毒气是纳粹科学家开发的军用毒素。三条地铁线路的车厢里几乎立刻充满了毒气，造成十几人死亡，至少 5 000 人受伤。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神谷后站台上躺满了四肢伸开、西装革履的男人；市中心其他地铁站里，几千名地铁乘客惊慌失措地奔跑逃生。毒气导致了呕吐、流鼻血、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受害者被送进了东京的八十多家医院和诊所。地铁关闭后 2500 多名警官在东京四处搜捕，很快找到并逮捕了肇事的宗教团伙。但是我在头等舱里对这条新闻茫然不知，几个小时后更是酩酊大醉。当我让空中小姐再打开一瓶红酒时，根本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刚刚经历了近期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袭击，也不知道我在堪萨斯的亲友和东京的地铁乘客一样惶恐。还好，我在 35 000 英尺的高空听不到他们的唠叨：“我早就知道他不该搬到东岸去。”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如果我搭乘上一个航班，现在我闻到的气息很可能来自沙林毒气，而不是昂贵的红酒。我到达东京后坐上了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的子弹头特急列车。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恐怖袭击的痕迹了。我确实发现所有人都戴着蓝色的外科手术面罩，觉得有些奇怪。在纽约时没有人提起东京的人戴面罩。这是时尚宣言，还是害怕细菌？看来我也需要买一个。除了面罩，还有日本出租车司机礼貌地用来开关后排车门的旋转杠杆之外，东京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只会说一个日本词——“天皇宫”，东京帝国酒店的日文名字。出租车司机似乎知道该到哪里去。东京帝国酒店是东京酒店中的皇后，日本人对她的推崇可以和皇宫相媲美。酒店有两个部分——一座俯视日比谷公园、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 17 层建筑；一座 31 层的附属建筑物，它是皇宫周围最高的建筑之一。酒店有一千多个房间，15 家餐厅，还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和休闲厅。这里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社交名人和皇室成员，另外还有到此举行婚宴的日本情侣。我在去房间的路上就经过了一个结婚酒会。东京帝国酒店有着显赫的历史。它逃过了多次灾难的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 1923 年 9月 1 日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在酒店落成的第二天摧毁了东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1认为帝国酒店是他的杰作，我也听到过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赖特最初的设计巧夺天工，老帝国酒店结构合理可靠。据说该酒店是东京市中心没有被大地震破坏的少数建筑之一。二战之后，原来的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被推倒，重建成更大、更现代化的新酒店。高雅的大堂和酒吧是有权有势的客人高谈阔论的场所，酒店对客人的选择十分严格，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为了防止客人受到追星族的骚扰，他们最近还拒绝了流行歌星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由于旅途疲劳，我很高兴能有时间安静地休息。我的房间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窗外的景色比我想像的还要壮观。我的房间正对北方，可以看到西北面的皇宫。天皇的宫殿坐落在东京市中心，房地产业的黄金地段，而且地下没有地铁穿过，空中也没有飞机飞过。即使从酒店房间里我也看不到被树木遮蔽的宫殿建筑。东北方向是霓虹灯闪烁的银座，东京主要的购物区。正前方是大手中心，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我最后看了一眼四周的景色，然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我很早起身，准备去皇宫周围跑步锻炼。礼宾部提供免费的跑步服和跑步鞋，但是没有我穿的 13 号。出了酒店，我立刻看到了更多的蓝色面罩，简直无所不在。实在太奇怪了。回到酒店房间后，我在门底下找到了一份传真的国际版《纽约时报》。终于，我读到了这致命的恐怖袭击。我不禁有些后怕，我怎么早不知道这回事呢？当然，旅行中很难留意新闻，可这也太离谱了。我的家人是对的，我开始相信我再也回不了美国了。我需要打电话给我的亲友，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这条消息至少使一个决定变得容易多了：我准备不坐地铁，走路上班。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我问礼宾部在哪里可以买到外科手术面罩。大手中心在皇宫的北边，一共有大概四百座闪光的小型摩天楼，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就坐落在其中一座中型建筑里。摩根士丹利是最早进军东京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之一，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戴维菲利浦。菲利浦是日本人，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对于海外的银行来说，菲利浦是连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桥梁。他也不是一直都叫菲利浦，这个美国名字是他从原来的名字鹭山哲改来的。事后证明，改名也改变了他的事业。六十年代末，他成功的促成了摩根保证银行和日本财务省的谈判，为摩根银行在东京开设了分行。七十年代，三十七岁的菲利浦用他的日本关系网和美国名字打动了摩根士丹利，聘请他开设东京分公司。东京分公司开业之初即大获成功。1977 年，摩根士丹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晋升菲利浦为董事总经理。菲利浦是摩根士丹利第一个成为董事总经理的有色人种，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也是唯一担任这项职务的少数民族。1982 年，东京分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个雇员（其中九个是专业业务人员），获得了若干蓝筹客户，而菲利浦仍然是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唯一的有色人。菲利浦享受了高薪待遇，但是他的薪水并没有改变投资银行业对少数民族普遍的不友善态度。他经常被当作样子货。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业务总监罗伯特格林希尔似乎喜欢看到以为菲利浦是白人的客户发现真相的样子，他说："好几次我和戴维去见客户，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吃惊。"而菲利浦本人显然知道如何遵守投资银行业很不日本的游戏规则，他不但是个叫美国名字的日本人，而且还穿昂贵的西装，抽登喜路香烟，喝德瓦斯威士忌。接下来的十年中，摩根士丹利在东京聘请了几百人，八十年代末更成为了在东京的第二大美国投资银行，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不太光彩的声誉。1990 年，有人看到《名利焰火》一书的作者汤姆沃尔夫在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采访几个面容严肃的日本银行家，显然是在为下一本书收集素材。我来到东京的时候，这里已经和纽约相差无几。菲利浦在 1987 年中过一次风，四年后退休，但是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这里的交易厅是纽约交易厅更小、更拥挤的翻版，人声鼎沸，电脑屏幕闪个不停，到处都是废纸。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这里的秘书彬彬有礼，大多数也不是妙龄金发美女；很多经纪和交易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甚至是研究生毕业。我还发现在东京的交易厅，不那么新鲜的鳗鱼刺身取代了发霉的芝士牛扒。我到达公司的一刻就已经发现东京的所有同事都患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晨会上充斥有钱可赚的交易设想，客户的回应比我们的提议还要耸人听闻。日本公司迫切需要利润，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风险再高也在所不惜。这里的经纪热情高涨，全力以赴，没有人有心思讨论地铁里的毒气袭击。我知道过去几个春天都给东京分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东京在公司的地位日趋重要。衍生产品部纽约的雇员需要在东京的交易中争取到一席之地，管理层试图分享东京交易的成果，好几个纽约的雇员为了迎合亚洲的时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尽管如此，纽约还是相形见绌。我怀疑纽约的经理送我来东京的原因之一是卧底，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打入他们的内部。我并不熟悉东京分公司销售的衍生产品的细节，从他们的每周衍生产品交易报告来看，我知道东京赚了很多钱，是大量最可疑的衍生产品交易的大本营。日本交易从经济角度看经常是毫无道理的。即使是衍生产品部的雇员也很难真正了解东京的情况，我在这里的短暂逗留只能了解到一些皮毛。没用多久，我就发现美国投资银行家在东京的社交生活就和他们销售的衍生产品一样怪异。每天晚上，一个叫做六本木的地方的一座建筑里总是挤满了美国外派人员，似乎没有人到别的地方去。在这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几百个美国银行家总粘在一起。偶尔也有当地人带美国人到贵得出名的女待酒吧去寻欢作乐，不过对于我来说在六本木留连几个晚上已经足够了。为了熟悉日本的交易我加班加点的工作，每天回到帝国酒店后只想睡觉。日本的性文化两极分化。东京的美国人以高昂的精力寻找这奇特的体验。嫖妓只需花费三美元，而且没有人感兴趣。但是找女招待给你倒啤酒、和你聊天大概要花三百美元。用带尖钉的皮带抽打少女则要花三万美元。我就认识三样都尝试过的人。廉价地下室的妓女只接待日本人。日本人害怕艾滋病怕得要死，所以拒绝非日本人到他们的"浴室"，在那里"洗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价格非常合理。美国人可以去更昂贵的女待酒吧，不过一般来说这些酒吧的女招待都不是日本人，而且也不提供洗浴服务。有个经纪说他厌倦了在女招待身上花费全部薪水，干脆付钱请其中的两个辞掉工作专门跟着他在六本木游荡，这样他反而省了一大笔钱。东京最惊人的一面是它鞭子和锁链的黑暗面。和日本妓院相比，纽约的第八大街简直就是糖果乐园。有个东京的经纪告诉我，他的一个韩国客户专程到东京来，目的就是在地下经营的会所里毒打十几岁的日本少女，二十分钟就花费了数百万日元。当然，交易的佣金远远超过了这项成本。东京显然不是堪萨斯，我决定只在酒店房间附近活动。可是就连这样也要花一大笔钱。我在东京第一次吃真正的寿司是在大名鼎鼎的中田寿??店，就在帝国酒店地下一层。厨师看到我好像很开心 -- 这个美国人显然还不习惯用之不竭的公司账户。我点了六片薄薄的生鱼片，其中两片我根本不认识，我的账单几乎是一百美元。这样下去，我不是减掉三分之一的体重就是把公司搞破产 -- 十五美元一片、十五美元一片把公司吃破产。第二天早晨，我在格调高雅的尤瑞卡餐厅吃早餐，点一个英式松饼和一杯咖啡，哇！你又少了二十五美元。没过几天，我告诉秘书我已经破产了，我需要更多的钱。她笑着说每个到东京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她拿出一张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费用申请表，表格的顶部有一个大空格，旁边的一行字哀求说"请付给我"。我填了表，签了名，拿到了一些一万日元的钞票。它们花不了多长时间。如果你最近到过东京，你就能理解我试图适应这个城市高昂物价的遭遇。那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家价格不贵的餐厅，晚餐主菜只要五十美元。这已经很便宜了。渐渐的，我开始习惯了这里的价格。我的送餐服务包括八美元的薯条，七美元一勺的香草冰激凌，八美元一杯的西柚汁，十美元一杯的咖啡，六美元一个的香蕉和六美元一听的可口可乐。几天之后，酒店的高档餐厅里一百美元的晚餐主菜似乎相当便宜。4 月 1 日那天，当服务生送上四千五百日元的账单时（我只点了一个汉堡包），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我知道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但是我很快就厌倦了东京千奇百怪的交易。对于投资者来说它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而且对我来说也不再有意义。日本公司投资衍生产品不是为了规避监管，就是为了制造虚假利润。这些交易开始使我觉得卑鄙。我自己清楚，道德感 -- 哪怕只是蛛丝马迹 -- 明白无误的预示我不再适合销售衍生产品了。我是不是已经丧失了锋芒？我试图忽略我的是非感，但是没有成效。我永远无法长期在东京工作。我决定停止工作，一心享受。我到旅游胜地箱根旅行，游览富士山，参观东京各种各样的公园、集市和博物馆，甚至参加了上野公园的樱花节。我也见了几个日本客户，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有几个客户回绝了我提议的交易，原因是风险太低。我考虑过提供在即将到来的堪萨斯对弗吉尼亚篮球比赛中提供赌球的机会，但风险还是太低。真正高风险的是在东京找到看球的地方。美国全国大学篮球锦标赛已经开始了，我很想看比赛。我在堪萨斯队上赌了好几千美元，而他们的三分投很令我担心。我绝对没有想到在东京观看直播篮球比赛有多困难。如果你在任何一个中西部小镇，观看美国全国大学篮球锦标赛的选择有上万个；如果你在东京，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东京只有一个美国运动酒吧，偶尔播放篮球比赛。但是他们也无法接收直播。想念篮球的美国人只好等着从美国空邮来的录像带。打了无数个没有结果的电话之后，我乞求帝国酒店礼宾部的工作人员帮我找个观看堪萨斯对弗吉尼亚比赛的地方，他也被难倒了。我觉得沮丧，开始想家。虽然是周末，我还是去了公司。在这里我至少能通过彭博咨讯终端看到比赛的比分。公司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大概每隔五分钟左右，屏幕上就跳出一行日文，后面是堪萨斯对弗吉尼亚比赛的比分。最后，屏幕显示我的球队的三分投失败了，我赌输了。我郁闷的坐在那里，我不再喜欢东京了。既然我已经确定无法长期在这里工作，开展业务就越来越困难。有个经纪在设计一种可以和 AMIT 媲美的高科技期权，有 99.99%的把握可以迅速制造出资本增值，我却带着惊异的目光袖手旁观。有些客户对为低级债券获得 AAA 评级感兴趣，我就半心半意的推介了 FP信托的办法。然而，他们发现这个 AAA 级有一个下标 R 的时候就拒绝了我的建议。R 级可能向当地监管当局泄露天机。我在东京的逗留进入了尾声时发生了一场地震。我在酒店房间里感觉到颤动，听到衣柜里的衣架当当作响。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地震，我吓坏了。这是否是个征兆？我唯一的安慰是相信既然原来的酒店经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后仍安然无恙，新的酒店业也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地震使我下定了决心，我想回家。事后的发现令我大失所望 -- 原来的酒店一点儿也不坚固。骗局充斥的不仅是日本银行系统，帝国酒店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愚弄了我。我知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 1918 到 1922 年间在东京呆了差不多四年时间，设计并监督建造了这座以防震为卖点的酒店。酒店的地基由浮动的衬垫组成，赖特声称这一构造能够吸收地震波，防止其传导到建筑的其他部分。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的大量研究证明这些理论都没有事实根据，赖特不是错了就是撒谎。日本大学的谷川雅正教授是日本最重要的赖特研究专家，他认为"这件事的真相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年轻美国建筑师利用了地震来宣传他设计防震建筑的成就。"虽然赖特的帝国酒店是东京最知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实际上存在严重的设计和结构性问题。1923 年地震之后，日本内务部对东京市中心地震现场的建筑损伤进行过研究，结论表明帝国酒店周围很多建筑的损毁都比它轻得多。我一直以为原来的酒店是座摩天大楼，后来却惊讶的发现它只有三层，象石头做的青蛙一样蹲在那里；虽然有大量石头和陶土的作装饰，却缺乏结构上的稳定性，就算是用三层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1990 年，酒店的总经理犬丸一郎在公开场合回忆起大地震后整个酒店主楼开始向地面底下下沉。建筑结构的中间比其他部位重，因此下沉得更厉害。他说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锯掉门的底部，以适应酒店不断下沉的中部。经过大量恢复建筑原貌的努力，酒店正面和大堂的一部分保留在了日本西部郊区的一个主题公园里。公园叫做明治村，周围群山环绕，湖泊交错，里面点缀着明治时期的遗物：学校、民居、监狱、还有一部日本最早的蒸汽发动机。建筑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公园毫无品位可言，不少建筑师把它称为坟地，还有些人叫它愚人村。明治村确实包含了日本历史上的很多谎言和欺骗，包括老帝国酒店。也许有一天 AMIT 也会在那里落户，成为另一个关于日本历史的令人惊讶和悲哀的真相。回到美国后，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三年前，即 1992 年我到信孚银行面试之前，我对衍生产品、结构性票据、RAV 以及撕掉别人的脸一无所知。我的几个朋友甚至觉得我是个好人。可到了 1995 年 4 月，在我自己看来我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愤世嫉俗的人。现在我相信每件事都是一场骗局，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衍生产品是骗局，投资银行业是骗局，墨西哥和日本的金融体系是骗局，就连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东京帝国酒店也是骗局。这真令人沮丧。这几年来我建立起的价值体系就是为了赚钱狠宰客户。我的同事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改行做任何工作是有原因的。所有我认识的干过几年投资银行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混蛋。就算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混蛋也无法改变我们作为混蛋的事实。从我开始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起，我的心里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出于某种原因，这使我深感不安。我正处在事业的转折点。有些人可能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在华尔街工作过几年后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可以被解雇，可以换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或者死去，可就是不能辞职不干。你赚的钱太多了，以至于无法收手。试想，你一年赚五十万美元，这份工作唯一的缺点是使你变成混蛋，你会辞去这份工作吗？假如你一年赚一百万，一千万呢？我的很多同事都曾扪心自问，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一年有一百万美元的话，他们才不在乎自己变成什么呢。慢慢的过上几年年薪几百万的日子，一旦你已经变成混蛋，辞职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问题。反正大势已去，你不如当个有钱的混蛋，在华尔街一直工作到退休。我并不是想标榜道德高尚。从道德的角度看，我辞去高薪的投资银行工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只能说是愚蠢之极。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我这么快就决定辞职。对于大多数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在道德是上模棱两可的。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我曾经相信我也是这样的。是非不分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收入上升就行了。然而一旦我开始明确的考虑这个问题，即我做的事根本上是错的，我就无法再继续下去。我别无选择，只能停下来。回到纽约后，我对马歇尔萨兰特说我需要和他谈谈。对话大概是这样的："马歇尔，我要辞职。""什么？你要到哪儿去？他们给你多少钱？你将做什么工作？""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离开投资银行业，离开纽约。我不再销售衍生产品了。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当律师吧。"最初，萨兰特大惑不解。他无法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他看我的眼光似乎在说我彻底疯了。但是几分钟后，我觉得他理解了我的理由，至少他假装理解了。他让我不要着急，尽量顺利的完成工作交接。我和萨兰特很快的检视了我尚未完成的工作，它们显示我在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已经变得相当古怪。我应该继续从事的交易包括：若干 AMIT，五六笔试图规避监管的东京交易，CEDN，鹰港，更多的 Pre4 和 FP 信托交易，几笔目的在于避税的 RAV，一些墨西哥衍生产品，还有修复巴西 F-5 战斗机的融资结构。我盯着这张单子，我到底是怎么了？女王对我割舍一切的决定大为震惊。她肯定不能理解我的理由。但是我并不是她手下唯一要辞职的人。没过多久，她的手下几乎全都离开了她的宫殿。一个去读研究生，一个去了伦敦，一个调到了摩根士丹利别的部门，另一个去了高盛公司，还有两个（包括我）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几个月内她的 RAV 宫殿就土崩瓦解了，女王自己也变成了受困的女王。毕德育特森盘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衍生产品部，过去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其他银行的高薪引诱离职的，森拒绝相信我没有另外的工作在等着我。不过他也感觉到我不再喜欢这个行业，我想他很可能愿意看到我离开。早先，他和我，还有另一个经纪曾经讨论过有些人从事投资银行业只是为了赚钱，而另一些人是因为热爱这种游戏。森认为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约翰梅克就热爱工作到了没有钱也要干的地步。他知道我没有这样的激情。稻草人说他对我的离职感到遗憾，我觉得他是真心的。他重申了他的信仰：和森相反，他相信钱是从事投资银行业的唯一理由。他也有法学学位，甚至说有时他也希望自己是个小城市的律师，而不是挖空心思赚钱的家伙。他还为我的离职而自责，开玩笑说我象他一样是被这个行业腐蚀的。他提到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的角色时却让我觉得是对历史的奇怪改编。我告诉他我的离职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回答说反正他也要离开衍生产品部，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继续腐蚀我了。我为没能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而道歉，他则答应邀请我参加下次F.I.A.S.C.O. -- 不出所料，这是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那年的 F.I.A.S.C.O.是在另一个射击场举行的，我听说那里无法和桑达诺那相比，参加的人数也比以前少，打烂泥鸽失去了原有的紧迫感。或许，如果衍生产品业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再度兴起，F.I.A.S.C.O.将再次激发饥渴的衍生产品经纪的好战天性。在此之前，它将是个恰当的纪念，使我们记得衍生产品部的几十个人如何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场面，如何在两年的时间里赚了十亿美元。--《泥鸽靶》尾声辞去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后，我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当律师。法律工作和销售衍生产品截然不同。说实话，除非收入可以大幅提高，我不会改行去堆肥。1996 年夏天，稻草人找到了我。他告诉我他在摩根士丹利的资产管理部找到了一个新工作。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他被迫要和无数外在候选人竞争。面试时的关键问题是"对于经纪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素质。"面试的人告诉他公司最近刚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让他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他最满意的：产品知识、智慧、关系和操守。稻草人回答："毫无疑问，操守。我们从事的是信任的行业，我们销售的是我们的信誉。"这个答案为他赢得了工作。同一个夏天晚些时候，一个前衍生产品部同事结婚了。他的婚礼成了老同事再度相聚的机会。我们交换各自的故事，也谈到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上百亿美元的客户。所有人都把那两年的时间看作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再也不会重演，永远值得回味。大多数人似乎都成熟了。女王也来了，不过没有对任何人大喊大叫。那天晚上她向从前 RAV 小组的成员为她时常大发雷霆而道歉，我们原谅了她。所有人都互相亲吻，和好如初，情景几乎象是最后的晚餐。好在事后没有一个人被惩罚、判刑、罚款，甚至没有人被起诉。销售衍生产品的经历给了我什么样的教训呢？我相信衍生产品是金融史上不断重复的主题的最近一次重演：华尔街欺骗普罗大众。自从货币发明后的几千年来，掌握了更多信息的金融中介一直在愚弄处于信息劣势的借贷双方。银行业及其各种分支一直是一个相当好的行业，部分是由于银行家具有神奇的功力，千百年来历经丑闻困扰却生生不息。在这个方面银行业和政治不无相似之处。只要有政治家的存在，政治丑闻就将继续存在。同样，我相信只要有银行家，金融丑闻就不会消失。何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银行业会很快消失。尽管近期丑闻不断，金融服务业还是一派繁荣，银行家仍旧受益于信息优势。投资银行最近对共同基金的兴趣显示了它们的最新计划。摩根士丹利不再满足于只向保险公司和政府退休基金销售复杂的金融工具。通过和添惠公司的合并，它开始寻找更加缺乏经验的投资者-- 例如读者你。其他银行也在进行类似的合并或合作协议。添惠强大的美国零售客户基础对摩根士丹利的狙击手来说无异于落网之鱼。这次合并 -- 类似的结合很快就会相继而来 --将给衍生产品经纪提供更多的盈利机会，给客户带来更大的危险；如果最近几年的衍生产品受害者还算有代表性的话，更多的鲜血。而对摩根士丹利将意味着更多的钱。我已经尽力描述了华尔街最复杂精密的部分是如何运作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产品和活动支配着我们的金融体系。摩根士丹利仍旧是最显赫的投资银行之一，衍生产品仍旧是最受欢迎的投资之一。毫无疑问，两者都将继续在全球金融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在最近的一次问卷调查中，百分之七十的衍生产品专业人士预测 1998 年将出现重大的衍生产品亏损。他们的预测是有根据的。衍生产品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动荡危险，与此同时，投资银行的游说专家还成功的说服了我们选出的议员放松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他们申辩说衍生产品主要是用于"对冲"和"降低风险的目的"。他们的申辩 -- 加上可观的竞选资助 -- 起了作用：目前国会面对的提案是放松，而不是加强监管。结果将导致监管机构权力和经费匮乏，因而注定要落后于金融业。每年赚七万美元的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检察官怎么能抓住每年赚七十万美元的衍生产品经纪呢？考虑到监管的匮乏和权力的倾斜，就算没有特异功能我们也可以预测出更多类似橙县的灾难不久就会重演。当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金融服务业将继续向游说专家和国会竞选提供上亿美元的资助以抵制监管；衍生产品将继续导致成百上千的受害者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同时损害名誉，扭曲生命，掏空资产；年轻的经纪将象我当年一样不断加入这个行业，赚到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大量金钱；而华尔街将继续声称没有迫切的原因要对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目前来说，他们已经说服了国会和投资者，衍生产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看过这本书后你怎么想呢？如果你还想购买衍生产品，不如就从摩根士丹利买吧。他们显然不是衍生产品受害者中的一员，今天，衍生产品部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蓬勃发展。你可以打他们的免费电话 800223-2440，分机 2594；或者到公司位于百老汇 1585 号的新办公大厦，就在时代广场旁边。别告诉他们是我让你来的。--《泥鸽靶》后记：卷土重来后记：卷土重来我不知道摩根士丹利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拿到了一本样书，但是他们确实发现了。1997 年 10 月初，我昔日的上司在仔细检查书里的每一句话。与此同时，我开始适应平静的生活，在圣迭戈大学法学院一边教书一边提高我的高尔夫球技，一心想在阳光明媚，气候温暖的地方渡过几十年。我也设想过这本书面世后的反应：摩根士丹利简短的回应一句"无可奉告"；我以前的同事骂我是叛徒；衍生产品的局外人感到厌恶，或者在投资时更加小心谨慎。不幸的是，我的预测记录乏善足陈 -- 从 1995 年起，我每年都预测股票市场大跌；从 1999 年起，我每年都预测堪萨斯大学篮球队获得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这次，我的预测又错了。几周之内，摩根士丹利发动了一场媒体大战；我以前的同事骂我是叛徒，但不是因为我大爆欺诈内幕，而是因为我省略了最有趣的故事（就如最早打电话给我的一个人所言，我只触及了皮毛）。衍生产品的局外人大呼痛心疾首，但不是因为衍生产品市场的过分行径，而是因为没有尽早加入这个行业。在某个特别不景气的时期，爱尔兰的几个商学院学生发电子邮件向我询问求职的建议，一个立志从事衍生产品业务的年轻人甚至说 F.I.A.S.C.O."事实上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我发觉自己制造了一个怪物。如果没有摩根士丹利管理层的决定相助，这些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听说我这本书。就是这个决定点燃了一场媒体大战，《机构投资者》杂志的资深编辑哈尔卢克斯后来将其称之为摩根士丹利的"公关噩梦"。199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摩根士丹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噩梦就此开始。新闻稿是这样的："该书内容显然是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对客户始终如一的专业服务是摩根士丹利一切业务的基础，我们从不从事违背客户信任的行为，言行一致。我们的纪录就是明证。" 我不知道发表这则声明是谁的主意。对于我来说这完全出乎意料。我和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住在圣迭戈，正在适应温文尔雅的学院生活。我的日子是平静而沉思的，如果一天有一个以上的电话都嫌刺耳。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的电话响了足有几千次。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彼德特鲁埃尔是最早来电的人之一。象特鲁埃尔这样的顶级财经记者从事的是不知感恩的工作。和大多数银行家相比，他们对市场的了解更深入，受过更好的教育，为人更风趣博学，如此等等。但是和华尔街经纪的丰厚奖金相比，新闻工作者的薪水少得可怜。尽管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场合，新闻工作者享有一项无价的特权：站在道德的高度讽刺摩根士丹利这样高贵的投资银行。特鲁埃尔显然享受这样的机会。他下手毫不留请，在文章里引用了摩根士丹利女发言人，珍玛丽麦克菲登，并不怎么激昂的辩护："我并不是摩根士丹利人人都是圣徒，但公司的文化不是这本书所描述样子"。他还引用了摩根士丹利首席律师桑奈伯恩冷淡的评论，总裁约翰梅克从来没有象我所说的那样叫嚣"我闻到了血腥味，我们去杀吧！"（后来又有消息说梅克说过这句话，但是被人错误的解释了）。桑奈伯恩还从经济的角度为摩根士丹利辩护 -- 如果公司确实象书里描写的那样诈取客户，最终将失去客户。这一辩解似乎有点儿古怪，从那以后我经常奇怪摩根士丹利为什么没有真的失去客户，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几起对公司不利的高调案例。其他记者很快加入进来。华尔街日报的帕特里克麦金汉和安妮塔拉法文把摩根士丹利的努力描述成"救火"。金伯利希尔斯麦克唐纳用怀旧的纽约邮报风格写了一篇整版长的文章，集中描写了口交、脱衣舞和其他越轨行为，题目叫做《下流的揭露》。CNBC 的阿曼达格罗夫主持的清谈节目中也有我的镜头连续出现 -- 我在教拉丁美洲金融市场这门课，在黑板上写了"市场失败"几个大字。没几天，消息就传遍了纽约、伦敦和东京的交易厅，我的书销售一空，而且收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印刷的订单。1997 年 10 月 8 日，F.I.A.S.C.O.在网上书店亚马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三，部分原因是这本书还存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仓库里，尽快拿到书的唯一方法就是从网上订购。计划的出版日期远在 10 月 8 日之后，我的出版人和我不敢都相信自己的眼睛。温文尔雅的学院生活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所听到的衍生产品故事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雇员，我有机会看到了一家公司衍生产品部的内幕。现在，作为刚刚攻击过华尔街会下蛋的金鹅的局外人，我以为我会被放逐，再也得不到内幕消息。可是我没有。几天之内就有几十个内幕人士、客户和经纪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的恐怖故事。最初打电话给我的人没说错：我只不过触及了皮毛。我将和你分享一些荒谬的故事，并提供过去一年中衍生产品灾难的最新消息。如今记录衍生产品讣告几乎是一项全职工作。尤其是最近，交易活动再次大量增长。你读到这篇文字的时候，这个市场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亿美元（据估计，1998 年中这一数字在六十五万亿至八十万亿美元之间），正在向一千万亿这一天文数字进军。我无法抵制滥用已故参议员埃沃瑞特德克森名言的冲动：这里一千万亿，那里一千万亿，很快你说的就是大钱了。去年的衍生产品市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们卷土重来了！"金融市场回响着 1986 年的恐怖片猛鬼 II 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台词。衍生产品又一次证明是一部恐怖片。1994-95 年间在金融市场造成了几十亿美元亏损的结构性票据和杠杆掉期又回来了；摧毁了霸菱银行、橙县，重挫了宝洁公司的幽灵也卷土重来。在我看来，续集还要更可怕。衍生产品仍旧是看不见却又无所不在的。定时炸弹就藏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嘀嗒作响。不论你是否知情，大多数投资者继续面对衍生产品的危险，一般是通过共同基金投资（没错，包括富达基金）和养老基金（没错，包括 TIAA 和 CREF）。我发现，我的新家所在的圣迭戈县三十三亿美元的公共雇员养老基金投资了很多衍生产品，这可不是好消息。通过我买的一只共同基金，我自己也拥有衍生产品，而且我打赌你也一样。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打电话给你的基金经理或者看看你的基金说明书，然后准备掉眼泪吧。当然，华尔街没有一滴眼泪。对于银行家来说，衍生产品仍然利润丰厚，一方面是因为基金经理愿意支付溢价来承担不用向投资者披露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买家不完全理解他们的投资。衍生产品使华尔街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的奖金上涨了百分之三十。衍生产品卖家欣喜若狂，很多买家也很满意，至少目前如此 -- 无知是福。百分之三十的衍生产品专业人士预测下一年会有重大亏损。对待衍生产品的态度依旧是截然不同的两派。交易大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警告衍生产品将"摧毁我们的社会"；诺贝尔奖获得者，百万富翁默尔顿米勒则反驳说它们"使我们的世界更为安全"。他们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说错了，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呢？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同意米勒的观点，他们认为衍生产品具有正面的作用，它使交易各方的对冲或投机更行之有效。索罗斯（还有我）持的是少数派观点，认为衍生产品暗藏毁灭的种子，而且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风险。不论你站在哪一边，都无法回避两个结论：首先，衍生产品在近年的金融市场狂热、恐慌和崩溃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没有人 -- 即使是这两位大师 -- 理解这一作用的过程和原因。下面我将具体描述一些最新事件，前面故事的续集："猛鬼 II：衍生产品卷土重来"。过去一年的衍生产品活动大部分集中在亚洲。据估计那里的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数十万亿美元，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市场参与者都有些担心，香港的养老基金监管机构甚至建议禁止衍生产品投资。到 1997 年夏天为止，日本和其他亚洲"小虎" -- 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泰国 -- 的情况还都不错。1997 年 7 月 2 日，泰国终于放弃了联系汇率制（此前泰铢的汇率根据泰国的贸易收支与一篮子外国货币挂钩），当天泰铢兑美元的汇率大跌了百分之十七，就和 1994 年 12 月 20 日那天墨西哥比索崩溃一模一样。后果是灾难性的。还记得我在第一波士顿时看到的令人垂涎的泰铢结构性票据吗？那种票据，还有类似的外汇联结票据，是由高信用级别的公司和政府支持的机构（例如通用电气信贷公司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的。这些票据表面看来很安全，而且支付诱人的高利率，可是如果你不幸在 1997 年 7 月 2 日持有泰铢结构性票据，你的损失就严重了。其他亚洲小虎很快步泰国的后尘。亚洲银行就和九十年代初期的墨西哥银行一样，通过股权掉期、全额收益掉期、期权期货和更为复杂的衍生产品在本土市场和货币上进行了大量杠杆投机。现在，他们面临全军覆没。几个月之间，以外币计算的东南亚投资下跌了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结构性票据和掉期造成的影响不只是亚洲地区性的商业损失，由于这些衍生产品，泰铢贬值的涟漪效应远远超出了当地市场。如果泰国的蝴蝶轻颤翅膀就能影响美国的天气，试想一下货币贬值能造成的后果吧！世界各地的个人投资者、基金经理、甚至对冲基金都深受其害。大多数最有杀伤力的衍生产品都是在"店头"而不是交易所交易的。举例来说，从事掉期的亚洲银行有一个对家，一般是美国或欧洲的银行。这些银行都期望掉期的对家如约支付款项，就象如果我和你打赌十美元亚洲市场要出问题，我赢了就希望你给钱一样。换言之，亚洲的银行和公司并没有赔钱给有组织的交易所，它们赔钱给其他公司，主要是西方的银行。最终的问题是，如果亚洲银行破产，它们的对家可能一分钱欠款也收不回来。这些衍生产品的店头交易特性导致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例如，银行监管机构警告说，美国银行在韩国的风险超过二百亿美元。韩国的一家投资银行，鲜京证券公司，投机泰铢兑日元升值，对家是 JP 摩根。泰铢崩溃后，鲜京证券欠 JP 摩根大约三亿五千万美元。包括花旗集团、大通曼哈顿银行、信孚银行在内的其他银行各自披露了超过十亿美元的亚洲风险。对家的还款能力和意愿导致的风险叫做"信用风险"。所谓的"信用事件"发生之前，对家的信用风险总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节；事后却变成了再重要不过的核心问题。美国热衷于拯救亚洲金融危机（还有银行业务的对家），衍生产品造成的信用风险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害最深的人之一是维克多尼德霍夫 -- 大名鼎鼎的壁球和衍生产品大事，对冲基金经理中的奇才。尼德霍夫的困局证明了现代资本市场的紧密联系，以及衍生产品投资的神奇效果。1997 年 6 月尼德霍夫还高高在上。他的自传《投机者的教育》正在畅销，他管理着超过一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不少是他的个人财产。他处处受人欢迎、尊敬，他的投资纪录令人叹服：十五年来平均年收益率百分之三十，1996 年的收益率是百分之三十五。不幸的是，尼德霍夫也在泰铢上进行了投机。泰国的蝴蝶轻颤翅膀之后，他亏了五千万美元，几乎是他管理基金的一半。亏了五千万美元或是更多的衍生产品经纪似乎都有同样的反应。我在拉斯维加斯玩二十一点时也陷入过同样的行为模式，可能你也有类似的经历。你赌一手二十一点，赌注一百美元，认为即使输了也无所谓。你输了。接着你再赌一百美元，认为输二百美元也没什么大不了。再说，也许这手你会赢，不就收支相抵了吗？你又输了。此后，你输了一手又一手，很快就输掉了五百美元。你实在不愿意输掉这么多钱。你怎么办呢？就此罢手？当然不会了。恰恰相反，你加大赌注，希望能翻本。就是这样的模式，你仰望上苍，脑海里有一个颤抖的声音："只要我把本钱赢回来，我就再也不赌博了，永远不赌。"想象一下，在五百美元后面再加上五个零。这回你脑海里的声音听来如何？如果这五千万美元是你自己的钱，这个声音可能非常沮丧。可是如果这笔钱，用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的话来说，是"别人的钱"呢？突然之间，加大赌注翻本似乎一点儿也没错。为了别人的五千万美元，你会不会变本加厉？问什么不试试呢？如果赢了，你就能翻本，没人会在意你暂时的亏损。如果输了，你真的认为多输掉别人的五千万美元有什么关系吗？赔掉第一个五千万美元之后，你已经可以确定那个人不会邀请你共进感恩节晚餐了。就这样，尼德霍夫也和在他之前的其他人 -- 霸菱银行的尼克利森、奇德公司的约瑟夫杰特、驻友银行的浜中康雄、大和银行的井口后英 -- 一样开始变本加厉，寄希望于更高风险的投资能够带来足够的利润，弥补在泰铢上的亏损。这时的尼德霍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流氓交易员。到了 9 月，他已经补上了部分泰铢亏损，但是当年的投资业绩仍然下跌了百分之三十五。10 月，尼德霍夫开始胆大妄为，出售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期货的卖出期权。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期货为投机者提供了杠杆效应，对标普 500 指数（跟踪市值最大的 500 支股票）的表现进行投机。你能出售这种期货合约的卖出期权，就和其他工具的卖出期权一样。还记得第一章里的期权知识吧？卖出期权是在一定时间以一定价格出售基础金融工具或指数的权力。用前面康威跑车的例子，如果你买入卖出期权，你可能今天用一千美元买入日后以四万美元卖出一辆康威跑车的权力。如果车价下降，你就能赚钱。假设一个月后康威跑车的价格跌到每辆三万美元，你的利润是一万美元（根据卖出期权，你有权以四万美元出售一辆康威跑车，而你在市场上买入这辆车只需要三万美元），减去一千美元的期权费。卖出期权的买家希望价格下降，它的卖家却希望价格保持不变，或者上升 -- 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要下降。价格下跌越多，卖出期权的卖家必须付给买家的钱就越多。在我们的例子里，如果康威跑车的价格跌到每辆三万美元，而我们卖出了一百辆的卖出期权，我们就将亏损九十万美元（一百万美元减去我们得到的十万美元期权费）。摩根士丹利出售高风险产品时声称"下跌风险仅限于初始投资"，出售卖出期权这种策略可没有这样的优点，你可能损失一切，甚至更多。卖出期权卖家的想象空间有多大，他/她的损失就可能有多大（还有就是价格一般不会跌成负数）。10 月 25-26 日那个周末，尼德霍夫看来还平安无事。10 月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 尽管有我的书出版。尼德霍夫在等待，希望期权过期变成废纸，这样他就可以赚到期权费，进一步降低亏损。他希望市场保持稳定，或者上涨 -- 就是千万不要下跌。199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 554 点，大约百分之七。标准普尔指数下跌 64.67 点，收报 876.97 点。这一天与 1987 年 10 月 19 日的"黑色星期一"相距几乎整整十年。百分之七的跌幅算不上市场崩溃，比黑色星期一差得远。但是对于尼德霍夫来说，这个星期一是致命的一击。到了星期三，他的基金惨遭清盘，投资者一亿多美元的资产损失一空。猜猜看谁是尼德霍夫的投资者？没错，信不信由你，三十三亿美元的圣迭戈公共雇员退休基金赫然在目。圣迭戈，干得好！1998 年 2 月 9 日，我在纽约的圣瑞吉斯酒店见到过尼德霍夫。我们同在那里参加《衍生产品策略》杂志赞助的第二届衍生产品殿堂人物盛会。近年来，新出版的衍生产品专业刊物足有上百万份之多，《衍生产品策略》是其中唯一有连载漫画的一本。参会者都是主办方特别邀请的，包括了衍生产品界的大部分知名人士，尼德霍夫是午餐会上的发言人。我也得到邀请，引领"交易商在市场上的违规行为"这一专题讨论。我并不确定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但是我知道并不是因为我是衍生产品行业的"殿堂人物"。这一殊荣属于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 C 默顿和加拿大出生的斯坦福商学院终身教授梅耶舒尔茨。我怀疑他们找我是因为衍生产品专家需要有人泄愤，我猜得不错。尼德霍夫的发言结合了他在哲学和金融两个方面的专长，引人入胜。午餐后，我祝他在所有法律纠纷中成功胜诉，他在我的书上签了名，写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致弗兰克帕特奈，命运使我和你如此之近。祝好，维克多尼德霍夫。"我会永远珍惜这本带有陨落的衍生产品明星签名的书。见到默顿和舒尔茨本人则有些奇怪。因为我现在也是个教授，我当然赞赏清贫但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不是富有却时常愚不可及的华尔街银行家。默顿和舒尔茨是跨越两者之间鸿沟的桥梁 -- 他们在智力和物质上同样富有 -- 而且他们的财富不光来自于一百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他们是在 1997 年 10 月 15 日因为在衍生产品上的成就而获奖的，就在摩根士丹利那则"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声明面世后的几天）。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布莱克--舒尔茨期权定价公式，这个计算期权价格的微分等式是现代金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总部设在康涅狄格，资产规模六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和衍生产品）的顾问和合伙人，他们赚取了大量财富。我很想知道，放下他们显而易见的成功不谈，他们是否对二十出头的赚钱狂滥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愤慨。我充满嫉妒的盯着他们的高级西装，想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股本收益率，我估计他们很可能觉得无所谓。默顿和舒尔茨，以及其他衍生产品殿堂人物都微妙的回避了尼德霍夫最近的亏损。大多数衍生产品市场参与者都倾向于尽可能的避免讨论重大亏损。你可能听说过厌恶风险或者厌恶损失，我把这个现象叫作厌恶披露亏损。比如说，你赌马输了一千美元，但是告诉你的朋友（或伴侣）"输了一点儿"或"打个平手"。不幸的是，这样的沉默意味着我们中的很多人永远也无法得知真相。很多低于一亿美元的亏损从未公开过，而它们实在应该公之于众，如果这些亏钱的人还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就更是如此。闲谈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并不在意你是否在赛马场上输了钱，可你一旦开始向他们借钱，他们很可能想要知道真相。信息失败不仅仅是亚洲的问题。如果一家美国的大公司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几千万美元，它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不披露这些亏损，而且都有法律依据。例如，假设 IBM 发生了一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亏损，它不必告诉投资者，原因是这个规模的亏损相对于 IBM 的盈利来说不是"实质性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小公司损失了一亿美元，它也可以找到其他隐瞒的理由。造成亏损的人肯定不愿意公开事实，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也不愿意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错误。尽管厌恶披露亏损通行全球，这一问题在亚洲尤为严重。资本市场风险顾问公司的衍生产品顾问莱斯利拉尔曾经警告过，"在东南亚，已经显露问题的只是冰山一角。"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亚洲的衍生产品亏损不胜枚举，但是绝大多数在调查和披露方面都所作有限。日本兴业银行伦敦分行的衍生产品交易亏损高达一百亿日元（约合八千八百万美元），却没有人眨一下眼睛。1998 年 5 月，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终于因为驻友银行二百亿美元的亏损对其罚款一亿五千万美元，但是财经新闻并未就此深入报道。亚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香港的百富勤公司在亚洲市场大跌之后公布了三千七百万美元的股票和衍生产品交易亏损，但是否认当年的总亏损有十亿美元之巨。瑞士的苏黎世集团相信了他们，同意出资二亿美元入主百富勤，但是后来证明实际亏损要大得多，苏黎世集团退出了交易，百富勤于 1998 年 1 月 12 日破产。就我所知，虽然菲律宾也崩溃了，但我的骄傲和快乐，以我命名的"FP 信托"仍然在支付利息。尽管我不再了解这笔交易的具体信息，我还是在我的日历上记下了信托的到期日，2009 年 7 月 1 日。届时我肯定会留心新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有听说的话，日本的第四大证券经纪公司，山一证券，在 1997 年底突然因为所谓的"表外事件"亏损倒闭了。同年 11 月，另外两家日本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洋证券也垮台了 -- 11 月不是一个幸运的月份。山一证券在 1997 年底成立了一个衍生产品自营部，短短一年之后就公告了二十亿美元的亏损并宣布破产。美林证券立刻冲进来聘请了山一最好的经纪人，他们的衍生产品交易员也是供不应求。不等你说完"表外事件"几个字，日本第四大证券经纪公司就土崩瓦解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表外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一家公司能够把致公司于死地的"风险放在资产负债表的"表外"，那资产负债表还有什么用处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衍生产品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还有其他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不过，我发现了另一家日本公司衍生产品亏损的一些答案。这个案例在美国没有被大肆报道，事主是乳酸制品生产商益力多会社公司。益力多的总部在东京，有点儿象雅芳（化妆品直销公司）和天使冰王（美国的一家乳酸制品公司）的混合体。益力多和雅芳一样，发动中年妇女上门直销它的产品，区别只在于益力多女士穿的是绿色（而不是粉色）外衣，推的是绝缘车（而不是化妆箱）。益力多的产品和天使冰王的一样，都是发酵牛奶制成的健康饮品；不过在我看来它的主打饮品远远不如天使冰王。益力多饮品是浅粉色的酸甜口味饮料，富含助消化的乳酸菌。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也和雅芳、天使冰王类似：低成本、高质量、高销量。这是个成功的计划，六十多年来益力多饮品在日本的销量稳步上涨，在海外市场也占有稳定的份额。但是从八十年代起，益力多开始在它的配方里加进了复杂的金融材料，从而偏离了擅长的主业。当时日本的经济繁荣，市场节节向上，饮料的销售也屡创新高，益力多的现金极为充裕。公司决定开始运作一个名为"特权信托"的特别基金。那时很多日本公司都成立了类似的信托，投资股票或其他金融产品。特权信托最大的优势是公司无须每年申报信托的利润，因此也无须纳税。特权信托在八十年代给益力多带来了双重收益：它的投资回报丰厚，而且没有缴纳任何利税。投资收益在信托里不断积累，却不用申报披露。然而，九十年代初日本的"经纪泡沫"破裂后股市也随之大跌，设立了特权信托投资的公司受到了沉重打击。骤然之间，这些公司都因为信托投资遭受了重大亏损，但是它们却不愿意关闭信托，实现亏损。随着损失的加剧，这些公司面临着两种选择：解散信托实现亏损；或是继续利用信托进行高风险的赌博，同时祈祷新的投机能够弥补以往的亏损。益力多选择了后者。1991 年，它不顾一切的采取了变本加厉的策略。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益力多的策略是个秘密，但是少数衍生产品业内部人士却很了解益力多的特权信托亏损，还有它谋求翻本的策略。怪事发生了：益力多成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大户。有个分析师后来回忆说，"很早以前我们就都知道早晚会有重大的亏损要宣布。"事实上，益力多早在 1996 年就悄悄的宣布了一笔相对不大的衍生产品亏损，大约四千万美元。1998 年 3 月 20 日，益力多公告了至少八亿一千万美元的亏损，原因是过去四年未经披露的衍生产品交易。公司的股票当天（星期五）就从八百二十日元急跌到了六百二十日元，成交量也创出了天量。一家生产乳酸的公司怎么能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将近十亿日元呢？答案至今还不清楚。更为奇怪的是，对亏损额的估计不断变化。最初，全部八亿一千万美元亏损都来自衍生产品交易，后来又说衍生产品直接造成的亏损只有大约五亿美元；到了五月，这个数字又反弹到了七亿一千万美元。每过一个月左右，数字就要修正一亿美元，我不知道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显然，非衍生产品亏损是传统的信托和证券投资造成的。不知何故，看到还有这样过时的投资亏损竟然让人感到安慰。就算我们接受最保守的估计也无法消除疑问：一家生产乳酸的公司怎么能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五亿日元呢？益力多的日本股东以为他们投资的是一家乳酸饮品公司，就像宝洁的股东以为他们投资的是一家洗涤剂公司一样。他们全都错了，出其不意的发现他们投资的公司在利率和外汇上的豪赌。益力多的股东比宝洁的股东还要损失惨重，他们平均损失了一半的投资，而且很可能无法通过诉讼得到任何补偿。相比之下，宝洁的股东就幸运多了 -- 信孚银行同意以将近二亿美元的代价庭外和解，这一数字符合衍生产品纠纷中投资银行一般支付索赔总额的百分之四十至七十达成和解的惯例。（案件对宝洁有利，证据中包括信孚银行的录音带，其中的一个经纪说："这些交易就象俄罗斯轮盘赌，每做一笔交易就等于又加了一颗子弹。"）益力多的雇员也没好到哪儿去。公司宣布计划裁员三百人，削减管理层薪酬百分之二十，甚至暂停向董事发放奖金。实际上，暂停董事奖金的计划只执行了一年。了解益力多交易内幕的银行家说它在一系列含有日经指数期权的结构性票据中判断失误。另外的消息说益力多的交易包括日经指数掉期和外汇掉期。还有报道说益力多的损失是因为看错了利率走势。准确的交易情况没有被公开，但不管真正的原因何在，益力多肯定很难向那些推小车的绿衣女士解释清楚她们为什么丢了工作。根据日本的传统，益力多把损失归罪于一个人，副总裁熊谷直地。大多数交易决策都是他做的，而且除他之外似乎没有人理解这些交易。也是他告诉益力多的董事要坚持，投资最终总会解套（或者只是他的愿望？）现在看来，熊谷本人是否理解这些交易也是个问题；无论如何，他立刻引咎辞职。益力多的董事长紧随其后。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日本财政部有个官员因为受贿而负罪自杀，益力多的这两个人倒没有步他的后尘。益力多事件还有一个文化插曲：这家乳酸公司还有一支棒球队，益力多燕之队。幸运的是，巨额衍生产品亏损并没有影响这支日本联赛冠军队。益力多的亏损正好是在那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前公告的，燕之队的领队酒井清人在比赛前一天向队员保证益力多不会出卖他们。球员的担心不无道理，燕之队一线球员平均每年赚四千九百六十八万日元，大概等于五十万美元。在东京这个水平刚刚超过贫困线，和美国的高薪棒球员相比更不值一提 -- 加瑞谢菲尔德 1998 年一年的收入就和十亿多日元。如果专家们说得不错，益力多的亏损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长期以来对日本所谓的"金融大爆炸" 即放松监管的改革计划持怀疑态度。益力多或许没有被亏损置于死地，但是它肯定不是唯一隐瞒衍生产品亏损的公司。衍生产品在日本的流行程度似乎和棒球不相上下，在游戏规则如此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日本的金融市场怎么能做到自由和公平呢？此时放松监管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美国本土也有不少公司深受衍生产品之苦，其中既有上一年新发生的亏损，也有 1994-95年衍生产品灾难的后遗症。最突出的连续故事非橙县莫数。它在 1994 年 12 月亏了超过十九亿美元，从那以后，该县千丝万缕的诉讼一直使加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忙得不亦乐乎。截至1998 年中，橙县一共提出十五起诉讼，控告了二十八个被告，其中包括二十家华尔街公司。我的前雇主瑞银第一波士顿是第一家同意庭外和解的公司，支付了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此外第一波士顿和两个前雇员还支付了八十七万美元，作为在和橙县破产有关的债券发行中误导投资者的补偿。1997 年，为了确保橙县不对公司及其雇员提起诉讼，美林同意支付橙县三千万美元。美林还同意支付一百九十万美元与债券投资者达成和解。瑞银第一波士顿在同一个案件中付了九十九万美元。橙县坚持在民事诉讼中追讨摩根士丹利和其他的公司，联邦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1998 年 6 月，美林终于坚持不住了，支付了四亿美元的巨额和解费。在华尔街诉讼和解史上名列第五。还有牢狱之灾，橙县的前任财政官罗伯特塞荣被判罚款十万美元，监禁一年。不过在服刑八个月后，他于 1997 年 10 月被释放。塞荣的副手马修拉必被判监禁三年，不过到 1998 年 5 月，他还在上诉。1996 年，橙县从破产中东山再起，目前一切良好。很多其他诉讼也在庭外达成了和解。例如，普惠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同意向监管机构支付五十万美元罚款，原因是欺骗性的误导投资者普惠旗下基金的波动性；该基金投资按揭支持的衍生产品发生了重大亏损（普惠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一指控）。然而，大多数衍生产品市场参与者积极活动的地方是市场而不是法庭。传言说德意志摩根建富在 1997 年夏天的亚洲市场暴跌中亏损了数千万美元；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 PNC 发生了一亿九千万美元的衍生产品亏损；1995 年宾西法尼亚州有七十多个学区投资于德文资本管理公司和金融管理科学公司，他们也损失了大约七千一百万美元。国民西敏寺银行高薪聘请了摩根士丹利的顶尖衍生产品人才，但是很快就蒙受了一亿二千万美元的利率期权交易亏损。瑞士联合银行也亏损了好几亿美元，幸亏他们卖的及时，不然要亏损几十亿。监管者指控一些交易员利用期权操纵股票指数，包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伦敦金融时报 100 指数。国会、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还有众多强硬派的审计师也攻击了衍生产品交易披露的匮乏。同时，寻求 AAA 信用评级的交易也越来越多。遵循九十年代中期的抵押债券（CLO）交易模式，几家银行完成了规模庞大的 CLO 交易（利润当然也十分巨大）。似乎没有人为这些交易的高费率而担忧。某家主要衍生产品公司的律师的解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巨额佣金压榨客户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利润完全不为人知；但是向客户销售爆炸性的衍生产品是不对的。"重要的教训是：压榨是好的，爆炸是坏的。拉丁美洲衍生产品市场也得到了复兴，不过这一次比九十年代初时主流得多。墨西哥银行经历了另一场收购兼并的狂欢；阿根廷发行的债券也漂亮多了；巴西的货币既然已经稳定，复杂的通货膨胀指数也就没用了。1998 年 5 月，整个拉丁美洲都有了活跃的期权和期货市场。衍生产品的佣金肯定没有下降。实际上，我在这个问题上只触及了皮毛，低估了衍生产品创造的利润。有些交易员认为我也被人误导，居然误以为摩根士丹利是这个领域的"玩家"。有个对冲基金顾问对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部两年里间赚的十多亿美元不屑一顾，他说在衍生产品业"摩根士丹利不过是另外一个输家"。他在 1997 年 11 月的《衍生产品策略》杂志上对我的结论（摩根士丹利赚了很多钱）做出了相当非同凡响的评论："他以为的很多钱其实根本不是很多钱。他以为有五千万美元就算有钱人了，这个世界上有五千万美元的人多了！一年赚六百万美元不足为奇，对冲基金光是为了记录仓位也要付给账户管理人这么多钱。"七位数的年薪算不算惊人要靠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据我所知，美国典型的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没有六百万美元。不止是佣金，衍生产品的交易量也上升了。衍生产品经过了几年的黑暗，现在又恢复了名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个高级管理人最近的结论是"衍生产品不再是肮脏的字眼了。"根据国际掉期和衍生产品协会的数字，1997 年传统的利率和外汇衍生产品交易量上升了大约百分之五十。长期处于困境的信用衍生产品业务同年增长四倍，达到了四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近期行业内的合并也致力于复杂衍生产品的协同效应，一般是衍生产品重量级和轻量级的结合。每天都有更新奇的产品出现：共同基金期权、房地产期货、天气衍生产品（没错，是天气 -- 有些人赌气候的变化和趋势）。衍生产品又强力回归了。我对国内衍生产品造成的收益和亏损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我肯定我的遗漏多多，又一次"只触及了皮毛。"但是你了解了基本的情况。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似乎也受到了启发，终于正式通过了法规，强迫上市公司披露拥有的衍生产品种类和风险，尽管还是给予公司很大的自主权避免披露某些信息。有上市公司对此投诉，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利维特指出有研究表明全国的监管成本预计在四千万美元，而他曾经担任董事的一个慈善基金曾经由于基金经理误用衍生产品损失了三千万美元。我们的最高证券监管者终于看到了这个深渊，这至少可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安慰。摩根士丹利与添惠公司合并后的新公司在无数统计栏目中都名列前茅。可是在 1998 年初衍生产品龙虎榜上，它的排名只是区区第六，远远落后于死对头高盛公司。为什么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业务不能象其他业务一样拔得头筹呢？公司作为衍生产品大户的声望似乎日益下降，而近来几起针对摩根士丹利的诉讼自然也无益于公司为恢复形象作出的努力。摩根士丹利的网站虽然明确的把衍生产品列为公司的特长之一，却没有提及公司在法律诉讼中同样显著的地位。尽管我茫然不知，监管当局掌握的材料却显示，1995 年 3 月，就在我考虑离开公司的同时，七个摩根士丹利股权衍生产品交易员显然在考虑操纵十只店头交易股票的价格，以从某些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权交易中获利。根据这一指控，纳斯达克的监管者于1998 年 4 月 13 日对摩根士丹利罚一百万美元，并暂时吊销了那七个交易员的交易资格。不过，一百万美元的罚款多半不会对摩根士丹利造成什么损失。对违规的投资银行罚款一百万美元恐怕和给连环杀手发张超速传票一样有效。而且，别忘了还有上诉这条路。1998 年 5月，摩根士丹利仍在上诉过程之中。纳斯达克监管当局的新闻稿没有对事件进行描述，含糊得令人无法置信，对摩根士丹利的指控似乎也极其复杂费解。纽约时报的头牌财经记者莱斯利伊顿是报道这一事件的少数新闻工作者之一，阅读了伊顿的文章并和她交谈过后，我的结论是摩根士丹利的计划实际上相当简单。以下是我所能做的最好推测：摩根士丹利积极参与纳斯达克的股票买卖。当公司卖出实际上并未持有的股票时，它是在"卖空"这只股票。如果股价下跌公司就可以从中获利。公司认为股价将下跌时可以选择作空。另一方面，公司也可以卖空股票来对冲持有的买入期权。你大概还记得，买入期权赋予持有者在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证券的权力。通过卖空，公司在股价下跌时获得利润，因此可以消除或减轻买入期权的带来风险（股价下跌时买入期权的价格也下跌）。换句话说，空头仓位抵消了买入期权的多头仓位（两者之间的关系由前面提到的布莱克-舒尔茨公式确定。这个公式描述的是在既定条件下对冲买入期权需要卖空股票的数量）。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样，纳斯达克市值前 100 名的股票也形成了一个指数，名字当然叫做纳斯达克 100指数。1995 年，这个指数是根据每只股票当天的第一笔交易价格计算的。你可以买卖以纳斯达克 100 指数为标的的期权。如果你买了指数的买入期权，你需要支付一笔期权费，换取在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这一指数的权力。这样一来你希望指数成分股上涨，股价上涨越多你的利润就越大。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权在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到期。1995 年，摩根士丹利在两个期权到期的星期五（3 月 17 日和 10 月 20 日）持用两种仓位：一方面持有当天到期的纳斯达克 100 指数买入期权；另一方面卖空了五只指数成分股票。表面看来，公司的持仓量至少部分对冲掉了。如果五只指数成分股下跌，公司的指数买入期权将赔钱，但是会从空仓中获利，反之亦然。问题是：如果两种仓位变动方向相反，有没有办法两边获利呢？在摩根士丹利看来，答案是肯定的。方法是这样的：1、星期五早上第一个对每只股票报价，但买入价要高于市场水平。例如，如果 Novell 星期四的收盘价是五十美元，就报五十一美元。这样，五十一美元就作为 Novell 的价格计入纳斯达克 100 指数。如果所有成分股星期四的收盘价都是五十美元，而星期五的报价都是五十一美元，你可能使指数从五十上涨到五十一。如果你持有指数买入期权，这意味着你赚了钱，大约每份期权一美元。2、不要在虚假的高价上交易，立即降低报价。你绝对不想真的在最初报出的价格成交。例如，如果 Novell 星期四的收盘价是五十美元，你报了五十一美元，如果真以五十一美元买入你马上就有一美元亏损。你不想赔钱，所以立刻撤销报价，越快越好！3、降低报价后耐心等待股价下跌，然后在低价"回补"空仓。当你做空的时候，你卖出了自己没有的股票，也就是说事后你需要买入股票来承担卖出交割的义务。当然，你希望买入股票，即"回补"空仓的价格越低越好。不要在五十一美元回补，等 Novell 跌到五十美元，甚至四十九美元再买。纳斯达克的监管者称摩根士丹利确实这么做了，不过没有完成最后一步。在这两个星期五早晨，摩根士丹利为每只股票报出了当天的第一个价格，高于前一天的收盘价，抬高了指数买入期权的价格。摩根士丹利没有在高价位交易，相反却降低了报价，并在低位回补了空仓。在这个过程当中，监管者抓住了公司的把柄。这并不怎么复杂吧？纳斯达克监管机构调查的交易都发生在美国本土，但是，不论是纳斯达克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就我所知的任何监管者都不了解我下面将要谈到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发生的，它比任何其他交易都更令我困扰，我从来也没有办法揭开多少真相。但我还是不得不提起这些交易，我所能够发现的已经相当引人注目，我希望我能促使读到这本书的人进一步挖掘真相。还记得摩根士丹利用来包装衍生产品交易的"载体"吧？这些形形色色的特别目标公司和信托可以在美国或海外成立，其中利润最高的交易叫做重新包装资产工具，简称 RAV（见第六章）。我不无惊讶的得知摩根士丹利现在仍在使用其中最不同寻常、最秘而不宣的一个注册在开曼群岛的特别公司。这个公司的离奇历史中沿用过各种各样的名字，听起来都带有几分神秘。这个公司最初是在 1988 年 9 月 1 日注册的，正赶上现代衍生产品的黎明。开始时它被命名为"和风有限公司"，可没过几个星期就被改成"飓风有限公司"。我不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改名，但是从"和风"到"飓风"的改变预示了公司很多更高风险的交易。"飓风"这个名字沿用了几年，直到公司开始创造"RAV"交易。1993 年 3 月 24 日，这个神秘公司的名字又变了，这次改成了 RAV 国际有限公司。就我所知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个公司隐藏在暗处，摩根士丹利也竭尽所能和它划清界限。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摩根士丹利多次用到了 RAV 国际有限公司，将其称之为"RAVI"。让我告诉你一些 RAVI 的具体情况，这样你就可以自己猜想摩根士丹利会利用它从事什么样的交易。首先，根据信托协议，RAVI 的股票由注册在开曼的慈善机构受益持有，目的是获得税收优惠。RAVI 没有有效的股东，既不是摩根士丹利的子公司/附属公司，也不隶属于其关联公司（摩根士丹利在信息披露材料中一直强调这一点）。1997 年底，RAVI 的董事是保罗丹尼尔和乔恩金瑞德，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部在亚洲的两个资深董事总经理。我以前在纽约的上司毕德育特森也曾经是 RAVI 的董事，不过当他离开衍生产品部到"养老院"去时就被踢出局了。根据开曼法律，RAVI 不必提交任何财务报表（审计过的和未经审计的），因此你不太可能了解它的任何详细资料。如果你投资了 RAVI 发行的金融产品，又担心开曼政府修改税收法导致 RAVI 丧失税收优惠，你大可不必过虑。摩根士丹利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为 RAVI 从开曼议会议长那里争取到了特殊豁免。豁免权是以公司最初的名字和风有限公司获取的，大概是这样的：税收特许法案（修订案）承诺税收豁免根据税收特许法案（修订案）第六章规定，兹颁发下列承诺予[RAV 国际有限公司]，经公司注册处证明为根据公司法（修订案）第 128 章注册成立的特许公司：1、所有此后颁布的任何就利润、收入获增值征税的法律皆不适用于上述特许公司或业务；2、上述特许公司的股票、债券或其他权益无须缴纳上述税收或任何财产、遗产性质的税收。本承诺自 1988 年 12 月 13 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在我的家乡堪萨斯，特殊的利益群体在立法上享受特殊待遇是司空见惯的事。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最擅长的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维护农场主的利益。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立法竟然可以如此量身订做。我能想象议会议长问："你想要一条法律，我们就给你一条法律。你想要什么内容？"最好的还在后头呢：RAVI 不但不用在开曼缴税，它甚至根本没有税号或其他商业登记号，没有身份标识。RAVI 是传播衍生产品的终极秘密武器，了解它的信息的唯一途径是询问摩根士丹利，或是查阅公司章程（你大概可以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大开曼岛乔治城的公司注册处找到这份文件）。要不你也可以试试 RAVI 的注册办公地址：乔治城 309 号信箱，不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过去，通过 RAVI 发售的衍生产品主要是重新包装类的交易，客户遍及世界各地。我不知道摩根士丹利近年来利用 RAVI 销售了什么样的衍生产品，但是如果本书的读者有所发现，请一定告诉我。如你所见，发掘事件的真相难乎其难。更有甚者，各监管机构用于相互争斗的时间比有效的监管复杂衍生产品的时间还要多。如果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忙于检察基本的案例 -- 内幕交易、黑社会销售虚假股票等等 -- 他们怎么能够和大鳄竞争呢？何况这些大鳄隐藏在开曼群岛，受到特殊税收立法的保护，无须履行披露职责，并利用信箱地址避开公众监督？你可能以为那些写书或接受采访的人会说出真相。但是这样的例子不会太多，我不认为哪家华尔街公司会接受我的工作申请。就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我目睹了摩根士丹利另一个向新闻界泄露秘密的雇员的下场。我指的不是摩根士丹利对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发生在另一个二十几岁的雇员菲利普波特身上的事。就在摩根士丹利发表过 F.I.A.S.C.O.新闻稿后的几个星期，199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写了拥有耶鲁大学物理学学位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25 岁的菲利普波特业余时间如何挥金如土。波特介绍了不久前购买的五十英寸电视、三千五百美元的劳力士手表、八百美元的订制西装和八十美元的订制衬衫（白色衣领和白色法式袖口）、还有二百美元的鞋。波特没有泄漏任何公司机密，也没有谈到任何交易，甚至没有提及摩根士丹利。他只不过使自己出尽了洋相。第二天一大早，公司总裁"刀子梅克"把波特叫到他的办公室 -- 炒了他的鱿鱼。至少有些关于波特被解职的报道是这么说的，不过事实更可能是波特的顶头上司杰弗萨尔斯曼叫他辞职的。无论如何，星期一是波特在摩根士丹利的最后一天，没有一刻停留，没有六位数的奖金。既然波特在纽约时报报道的第二天就丢了工作，如果我出版这本书时还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你能想象我的命运吗？我很庆幸自己早就搬到了和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远隔三千英里的地方。摩根士丹利也有可取之处，至少和其他华尔街公司相比如此。我指的是工作中的性骚扰现象。华尔街几十年来一贯歧视妇女，而且很少为此受到惩罚。摩根士丹利远不是最差的。在介绍 1997、98 年的性骚扰案例之前，我无法不提及摩根士丹利涉及的一起种族歧视案。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华尔街公司，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在种族歧视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摩根士丹利的两个黑人雇员投诉了一则包含种族歧视内容的电子邮件，事后控告公司说他们的提升因此受阻。这个索赔三千万美元的案子拖延了好几年，终于在 1998 年 2 月 10 日庭外和解。肇事的电子邮件是 1995 年 10 月发出的，据说讲的是老套的黑人说话方式的笑话。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笑话，不过因为这个案子以未经披露的数目（这意味着很大）达成和解，这个笑话想必很不堪。尽管摩根士丹利否认犯了任何错误，公司还是撤销了三个应该负责的经理的职务，并对发出邮件的雇员留职察看。至于性骚扰，我不无惊讶的发现我的评论又一次只触及了冰山一角 -- 即使包括那些关于酸黄瓜、雇佣中的美女因素、脱衣舞女、妓女和其他性出轨行为。新闻记者莎伦克鲁姆问一个五十岁的女经纪，华尔街的工作环境对于妇女来说是否象我所说的那样充满艰难和耻辱，她回答说："天哪，那还用说。"这个经纪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随便问问二十五个控告美邦公司性骚扰的女性中的一个，或是该公司数百万美元的和解案中涉及的二万二千个女性雇员吧。再或者，问问立波鲍姆公司的十七个雇员，1998 年 4 月，这家华尔街公司花一百七十五万美元和解了对它的性骚扰指控。你也可以问问你在华尔街工作的女性朋友。那里的工作环境可能在逐渐改善，但是过去一年里公开的指控还是会让你毛骨悚然：在美邦公司，女性被称为小狗、母狗和妓女。男性经纪对女性动手动脚，要求性交，还给女雇员生殖器形状的食物。美林公司的女性在公司聚会中受到脱衣物女的侮辱；她们因为不够开放受到惩罚，而男性却因为步步紧逼得到晋升。立波鲍姆公司有脱衣舞、嘘声和口交的要求。有一个经理在办公室和他的秘书性交时在女方身上涂满了奶油，事后要求雇员打扫他们"激情的残迹"（在此感谢莎伦克鲁姆提供细节）。一个女性雇员投诉时竟有个经理亮出了阳具要求她进行口交。我想即使最铁石心肠的华尔街交易员也会觉得最后一个例子欺人太甚，或者至少是不同寻常。不过我估计美邦案公开后，生殖器形状的食物很快就会开始在经纪中流传，甚至成为时尚。我很想知道现在的交易厅里还有多少这些的行为。过去一年里有数千华尔街雇员接受了培训，效果拭目以待。最后一个问题："散户"在对抗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大鳄时到底有没有一点儿机会呢？最近有三个控告摩根士丹利的案例，多少给人一线希望。但是它们同时也揭示出一旦你被经纪公司欺诈后想要追讨的困难程度。首先看看格利 N.德鲁蒙特的故事吧。德鲁蒙特持有面值五千万美元的抵押按揭贷款债券（和摩根士丹利用来构建 AMIT 和 MX 交易的 CMO 类似）。他想卖出 CMO 时致电摩根士丹利，后者同意以五千三百七十万美元将其购回。你可能以为交易在这时就结束了，而且按照一般标准也确实应该如此。个人投资者和银行之间达成了交易协议，他们受到口头承诺的约束。大多数交易都在当日根据口头协议成交，然后书面确认，最终交换现金和证券。但是这次摩根士丹利发现它在确定 CMO 价值时犯了错误。这些棘手的按揭贷款衍生产品太复杂了，即使摩根士丹利也会不时糊涂。一般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会把这种错误列为从事复杂业务的另一项成本。但是摩根士丹利不想承担错误成本，相反，它决定食言。第二天，摩根士丹利说它只愿意出价四千九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美元，而不是原来的五千三百七十万。当摩根士丹利（通过他的经纪人）告诉德鲁蒙特只能接受较低的价格时，德鲁蒙特（通过他的经纪人）让摩根士丹利去见鬼。换了你也会这么做，对吧？但是摩根士丹利断然拒绝了德鲁蒙特，不肯履行交易协议。德鲁蒙特只有付诸法律一条出路。幸好他有钱，请得起国内顶级的阿诺德波特律师行作为他的代理人。摩根士丹利的大多数客户打不起这样的官司。这个案子和大量涉及大公司的诉讼一样旷日持久，1997 年 5 月 20 日，与案发时间相隔超过三年之后，纽约南区的丹尼勤法官终于做出了判决。自然，摩根士丹利败诉了。勤法官认为摩根士丹利没有按约定价格购买 CMO，明显的违反了合同义务。他判决德鲁蒙特享有六十五万美元赔偿，外加百分之九的利息和成本。第二起案件对摩根士丹利打击更大。1998 年 1 月 29 日，英国女王椅辖区（商业法庭）的朗曼法官就帕格里斯对摩根士丹利一案进行了判决。双方在一笔 PERLS 交易出问题后发生了法律纠纷。PERLS 是第二章里提到的"披着羊皮的狼"类型的交易，那时我的上司兴奋的向比较天真的客户兜售了不少这种本金汇率联结票据。在这个案件判决前，摩根士丹利一直将 PERLS 作为公司擅长复杂衍生产品业务的突出例子。这决非虚言，朗曼法官也认为摩根士丹利构建、销售 PERLS 的能力"当时在这一领域无人能及。"不幸的是，摩根士丹利的能力在诉讼中反而对它不利，看来帕格里斯先生并不理解 PERLS 为何物，而摩根士丹利也没费心向他解释。朗曼法官发现了令人兴奋的细节和大量证据，他认为摩根士丹利的辩解难以令人信服。他惊讶于摩根士丹利作为"具有国际声誉的银行"竟然堕落到做出如此似是而非的论调的地步。他的结论是对摩根士丹利的重大打击："我认为 PERLS 对帕格里斯先生来说不是合适的投资。"尽管摩根士丹利在这个案子中只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却在聆讯过程中丢尽了颜面，更被法官怀疑并非善类。摩根士丹利试过把我的书说成"哗众取宠的不实之词"，却很难断然否认一个受尊敬的法学家理智且根据充分的判决。摩根士丹利还面临着其他投资者的指控，这个案例将是个代价高昂的先例。第三个案例的原告是吉姆罗斯凯德。他在网络浏览器公司网景工作，他想出售一些网景股票。罗斯凯德是个非常成功的出色工程师，不过在财经方面却不是专家，而且他卖出的股票价值相对较低，也就是几千美元。摩根士丹利和网景公司关系密切，曾在 1995 年承销了网景股票首次公开上市，而且向网景雇员提供"免收佣金"的经纪服务。因此，罗斯凯德决定用摩根士丹利作他的经纪公司。罗斯凯德的痛苦经历可能有一天会在你身上重演，或者 -- 更糟糕的是 -- 已经在你身上发生过了，而你还蒙在鼓里。1996 年 2 月 8 日开盘之前，罗斯凯德向摩根士丹利下达了出售网景股票的指令。网景的开盘价是六十八美元，这个价格保持了大约十五分钟。但是摩根士丹利并没有在六十八美元卖出罗斯凯德的股票，也没有在开盘后的十五分钟内交易。相反，摩根士丹利保留了指令，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准确地说是七十七分钟后）股价开始下跌到六十五点五美元才最终卖出了罗斯凯德的股票。平均交割价只比六十五点五美元高出一点点。罗斯凯德向摩根士丹利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我的成交价是六十五点五美元，而不是六十八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