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呼吸秋千

《呼吸秋千》 赫塔*米勒 收拾行装 一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 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 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我收下了它们。十七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第三个叫“耳朵”。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 爱情是季节性的。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我们错开时间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发汗箱〔旧时用来发汗的木结构装置，内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门关闭，顶板有一洞，人可将头伸到外面。〕那儿，我们才碰头。 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市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 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 五年后我被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 为了能延长从桤木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赫尔曼城是德语的叫法，罗马尼亚语称之为“锡比乌”(Sibiu)。〕的三圣教堂。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在教堂侧立柱上的圣坛旁，圣者身着灰色的大衣，脖子间围着一头绵羊作衣领。这脖子间的绵羊就是缄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我说脖子间的缄默与嘴里的缄默是两码事，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柜、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的镜面，好像自己就该是个透明人。 我父亲是绘画老师。只要他一说“水彩”这个词，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似的悚然一惊，因为我脑子里满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这个词告诉我，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来对付肉的。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子吗，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说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体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做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击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居民除罗马尼亚人外，其余多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点七。〕的萨克森人〔这一地区的德国人最初来自德国萨克森地区。〕属于雅利安人种。从纯身体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马利亚人有染，更是种族的耻辱。 我只想离开家，哪怕是要进劳动营。我母亲不知道，她对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会多过我想她。这些让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间围着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内的白色壁龛上还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启动时间”。收拾行装的时候我就想：白色壁龛显灵了。现在就是已启动的时间。我还庆幸自己不用去前线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着行装，没有丝毫不情愿。系带子的皮绑腿、灯笼裤和带丝绒滚边的大衣，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启动的时间。不管是经历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总之人是要长大的。我想这世界虽然不是化装舞会，但在这深冬季节要被送到俄国去的人，没有谁是可笑的。 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我记不得他们在家里是否说了“劳动营”这个词。如果没说，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说了的话，那“劳动营”这个词也没有吓着我。战争和幽会的事儿并未让我成熟，十七岁的我心智其实还处在极无知的孩童时代。“水彩”和“肉”这样的词会让我心惊肉跳，而我的脑子对“劳动营”这个词却无动于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亲说“肉”这个字点到了我的痛处。就是那次，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楼下的院子里玩，母亲在阳台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马上回来吃饭，还要我再叫一次的话，你就待在那儿别回来了。”我还是在下面多待了一会，等我上去时，她就说： 你现在可以收拾书包去闯世界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母亲边说着边把我拽进房间，拿出个小背包来，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夹克塞了进去。 我问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儿啊? 很多人都认为，打点行装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学唱歌或者祈祷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们从未练习过，也没有箱子。父亲当年参加罗马尼亚军队上前线打仗时，就没什么行李好收拾。部队什么都会发，这是装备的一部分。除了离家外出或是抵御严寒，我们想不出为了什么别的理由收拾衣物。我们手头没有该带的东西，于是就即兴发挥。用不上的成了必备的，必备的就是唯一正确的，而这只是因为手头恰巧有这些东西。 母亲把留声机从客厅拿出来，放到厨房桌上。我用螺丝刀将留声机箱子改装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机体和转盘卸了下来，接下来用软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摇柄的那个洞。箱子火狐红的丝绒里衬，原样保留。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着小狗坐在留声机喇叭前的图案，图案上方标着“主人的声音”几个字〔即著名音乐商标“HisMaster’sVoice”，中文译为“狗听喇叭”。〕，我也没拆下来。我放了四本书压箱底：亚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尔〔JosefWeinheber(1892-1945),奥地利抒情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还有一部收集了八个世纪作品的诗歌集。我没带小说，因为小说读完一遍，就不会读第二遍了。书上放的是收纳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须后水，一块剃须用的肥皂，一把剃须刀，一把修面刷，一块明矾石，一块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纳包旁我放了一双羊毛袜（棕色的，里面已塞了东西），一双及膝长袜，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两条棱纹平布的短内裤。为了不被压皱，最上面放的是那条新的真丝围巾，它印着酒红色的暗方格，色泽亮哑交替。箱子就这样装满了。 接着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发毯（羊毛的，镶着浅蓝与米白色的方格，体积超大，却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还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掉牙了，还是“一战”时候的东西，香瓜黄色，带有皮质的小绑带）。 接着来整理干粮袋：斯坎迪亚牌〔罗马尼亚锡比乌(Sibiu)地区的肉类罐头品牌，享有国际声誉。〕的火腿罐头一听，涂了黄油夹了火腿片的面包四个，圣诞节时剩下的饼干几块，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只，带有可当水杯用的盖子。 接着我祖母把留声机行李箱、铺盖和干粮袋放到了门附近。那两个警察说好午夜时分来带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门边了。 接着我开始穿衣：一条长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淡棕色间绿色格子），一条灯笼裤（灰色的，说过是埃德温叔叔的），一件袖口带绣花的布马甲，一双羊毛袜和一双雪地靴。费妮姑姑的绿手套就放在桌上，随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带时，忽然想起多年前某个夏季，我们在文奇山〔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座山岭〕度假时的情景。那时母亲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水兵服。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装死。我当时八岁，吓得要命，觉得天塌到草里去了！我紧闭双眼，不敢看天会如何将我吞噬。这时母亲跳了起来，猛摇着我问道：“喜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 鞋带系好了。我坐到桌边，等待午夜来临。午夜到了，巡逻队却迟迟未到。等了三个小时，都快让人受不了了，他们才来。母亲帮我穿那件带黑丝绒滚边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来。我戴上绿手套。在木地板的门厅内，就在挂煤气表的地方，祖母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只是不经意地把它带到了劳动营。我并不知道，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但是，这样一句话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我所有带去的书加在一块，也没有它对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后来成了心铲的〔关于“心铲”的概念，见“关于心铲”一章〕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真的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这么句话能让人活下来”。 收拾行装 二 巡逻队来带我走时，是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点钟。寒气渐重，气温零下15度。我们上了带遮蓬的卡车，穿过空旷的街市，直奔展览厅。它原是萨克森人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报到处。厅内已经挤了三百来号人。地上铺着床垫和草褥。整夜都不断有车开抵，卸下集中来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时分已经有五百来号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点人数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统观全局。大厅内整夜灯火通明。大家都四处闲逛找熟人。有人说火车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车厢内用刚伐下来的木头钉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给火车安装小圆铁炉，还有一些负责在地板上锯出蹲厕坑。人们轻声地聊了很多，聊的时候双目圆睁；人们也轻声地哭了很多，哭的时候双目紧闭。空气中混杂着旧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惧、肥腻的煎肉、香草饼干和白酒的味道。有个女人把头巾摘了下来。她肯定是乡下人，把辫子在后脑勺绕了两圈，并用一把半圆形的羊角梳将它盘在头中央。梳齿的那头已没入发间，圆拱形的那边只露出两只角，像竖着的小耳朵。这耳朵和厚厚的发辫，使她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着的猫。我坐在站着的人群和行李堆间，像个观众。 我打了个小盹，梦见我与母亲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坟前。坟上长出一株植物，快齐我的腰高了，叶子上满是毛，茎上有一个带皮扣手的果荚，像只小箱子。它开了手指宽的一道缝，衬里是火狐红的丝绒。我们不知是谁死了。母亲说：把粉笔从大衣口袋拿出来吧。我说：我没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发现有一截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箱子上写个简短的名字。就写露特吧。我们的熟人里没人叫这个。我把露特写了上去。 在梦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愿告诉母亲。我从梦中一下惊醒过来，因为有个上年纪的男人，带了把雨伞，在我身旁的草垫上坐了下来，并凑近我的耳朵说：我连襟还想赶过来，但这大厅四周已经被看得严严实实了。他们不让他进来。我们可还是在城里呢，可他却过不来，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只银纽扣上，都有一只鸟儿振翅欲飞，野鸭什么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为我欠身靠近时，发现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来是个船锚。雨伞就像是散步时用的拐杖一样，立在我和他之间。我问：您把这个也带上了？他说：那儿下雪可比这儿还要多。 没有人告诉我们，必须什么时候、怎样从大厅去火车站。我其实想说的不是“必须”，而是“允许”。我一心只想离开这儿，哪怕是带着留声机箱子，脖子贴着丝绒滚边，坐着牲口车厢去俄国人那里。我不记得是怎么到的火车站。牲口车厢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牲口车厢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好像我们本来就一直待在里面似的。我记不得我们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时间越长，离家就越远。只要还在车上，我们就不会有事的。只要还在车上，就一切平安。 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带着行李，靠着床头。说话、沉默、吃饭、睡觉。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当坐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行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对坐在身边的特鲁迪·佩利坎说：我觉得这就像是去喀尔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学，半个班的学生都在布勒亚小屋〔喀尔巴阡山南部罗马尼亚境内海拔〕被雪崩埋了。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我们根本就没带滑雪的装备。你可以骑上留声机行李箱，骑啊，骑啊，穿过白昼、黑夜、白昼，你不是对里尔克很熟吗。特鲁迪·佩利坎穿着一件悬钟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长得都快到手肘了。每边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条狗，她不时地将双手交叉着伸入袖笼，两个半条狗便合二为一。当时我还未见过荒原，不然会想到土狗的。特鲁迪·佩利坎身上有股温热的桃子味，甚至嘴里都有，在牲口车厢待了三四天后还有。她穿着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电车里，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在邻家花园工具棚后面的地洞里藏了四天，然后却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与地洞间的每一步都变得清晰可见。她母亲再也没法悄悄给她送吃的了，整个花园里都可以2034米的布勒亚湖中一个小半岛上的旅社，时至今日都负有盛名。看到脚印。是雪出卖了她，她必须自愿地离开藏身之所，被雪强迫的自愿。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雪。新下的雪是无法仿制的。人们 无法在雪上做手脚，让它看上去就像没人碰过一样。她说，泥土是可以做手脚的，要是花点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会做手脚，它吞噬一切，之后又马上闭合。空气更是早已被做过手脚，因为人们根本看不见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会替我保密的，特鲁迪·佩利坎说。厚厚的积雪要负主要责任。虽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像在家一样熟门熟路，落在我们城里，可却立刻成了俄国人的帮凶。因为雪出卖了我，我才在这儿的，特鲁迪·佩利坎说。 火车开了十二天，也许是十四天，不知多久没有停。然后又停下来，不知多久没有开。我们不知道到了哪儿，除了上铺的人，透过上悬窗的缝隙，可以看到站牌，上面写着：布泽乌〔罗马尼亚城市〕。小圆铁炉在车厢正中发出空鸣声。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大家都有了些许醉意，有的是因为喝了酒，有的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被俄国人拉去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虽然脑子里都想过，却并未影响到心情。现在还在路上呢，只有到了目的地，他们才能枪毙我们。他们没有像家乡的纳粹宣传的那样，一开始就枪毙我们。这几乎让我们的心情称得上是无忧无虑了。在牲口车厢里，男人们学会了有事没事喝上几口，女人们则学会了有事没事唱上几句： 林中月桂吐艳 战壕白雪皑皑 一封短短信笺 字字伤我心怀 总是哼着这同一首歌，直到人们再也没法分得清，究竟是人在唱，还是空气在唱。这首歌在人的脑海里回荡，配合着火车行驶的节奏。它是牲口车厢的布鲁斯，是由天命启动的时间之伴奏曲。它成了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女人们整整唱了五年，把它也变得跟我们一样，害了思乡病。车厢门从外面用铅封了起来，推拉门是带滑轮的，总共打开过四次。我们还在罗马尼亚境内时，有两次分别有半只褪了毛的山羊被扔了进来。那羊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砸在地上哐啷作响。第一次时，我们把山羊大卸几块，当成柴火给烧了。它又干又瘪，也就没什么异味，很好烧。第二次时，大家都盛传这是PASTRAMA，即用来吃的风肉。不过我们还是笑着把这半只羊也当柴火烧了。它跟第一只一样冻得发紫，瘦骨嶙峋。我们都笑得太早，过于自负，没有收下这两只罗马尼亚的、善意的山羊。 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狭小的空间内，人们做着些琐碎的事：坐下、起身、翻箱子，把东西清出来、放进去，到两条竖起来的毯子后上厕所。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在牲口车厢内，个性化的东西都萎缩了。人更是因为与他人在一起、而非独处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顾忌毫无必要，大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照应。也许是今天讲起来，我才会谈及自己，也许连自己也谈不上。也许牲口车厢内的狭窄已让我没了脾气，因为反正我想离开家，箱子里又还有足够吃的。我们没有料到，不久之后，疯狂的饥饿将如何席卷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饥饿天使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就像那冻得发紫的山羊一样，并对它们充满了缅怀之情。 罗马尼亚已在我们身后，俄罗斯的夜晚来临了。在一次数小时的停车时，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冲撞。车厢的轮轴换上了新轮子，是给更宽些的俄国铁轨、给荒原的广阔准备的。皑皑白雪让外面的夜晚亮了起来。这天夜里，在空旷的野外，我们第三次停车。俄国卫兵高叫着UBORNAJA。所有车厢的门都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雪地深处，雪深及膝。虽然不懂俄语，我们都明白了UBORNAJA是集体大小便的意思。高高的天际上，是一轮圆月。我们呼出的气息在脸前飘过，晶莹剔透，一如脚下的白雪。四周是上了膛的冲锋枪。现在要做的是：脱裤子。 那份难堪，那份从整个世界袭来的耻辱感。还好只有这片雪地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人看到，我们是怎样被迫紧挨着，做同样的事情。我并不想上厕所，但还是脱了裤子蹲着。这夜晚的国度是何其的卑鄙与沉默，看着我们如厕出丑；看着在我左边，特鲁迪·佩利坎是如何提起她的悬钟式大衣，把它夹在腋下，褪下裤子，鞋间响起嘶嘶的撒尿声；看着在我身后的律师保罗·加斯特，在用力憋时是如何地呻吟，而他的妻子海德伦·加斯特在腹泻时肠胃如何咕咕乱叫；四周升腾起的热蒸气如何立刻在空气中被冻得发亮；这雪地是如何给我们下了一味猛药，让我们和光着的屁股、下半身发出的声音一起，感受到孤独；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种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也许这一夜突然长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惧。也许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人在如厕时，都无一例外地面朝路堤、背对明月，不敢让敞开的车门离开自己的视线。这扇门已让我们心生眷恋，如同眷恋家中的一扇房门。我们无比恐惧，怕我们还没上车它就关上了，怕火车会丢下我们开走。我们中有人冲着无边的夜色喊道：怕什么，来什么吧，拉屎的萨克森人，大家挤在一齐拉呀。江河日下呀，下的可不只是尿呀。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他干笑着，声音像金属一样刺耳。大家都推搡着，想离他远一些。他有了足够大的地方，便像演员一样向我们鞠躬，并用高亢的声音庄重地重复道：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 他的声音引起了共鸣。有几个人哭了起来。空气如玻璃般透明，他的神情像是沉浸在某种幻想中。外套上的唾液也像上了釉似的发亮。这时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徽章，他就是那个纽扣上有信天翁图案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抽泣的声音像个孩子。留下来陪着他的只有污浊不堪的积雪，他的身后是一片冰封的世界。天际一轮明月，宛如X光照片。 火车鸣起一声沉闷的汽笛，是我听过的最低沉的“呜……”声。大家朝车门蜂拥而去，上车后继续前行。 即使没有胸前的徽章，我也能认出那个男人。在劳动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麦得草 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夜里它是枕头。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什么场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 我们管乞讨叫“兜售”。这个时候我们不偷，还有，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们什么时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时、下班后。其实也算不得偷，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萝柏笪”（LOBOD），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语名字叫“麦得草”（Meldekraut）。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莳萝。前提是：要有盐。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铺路用的碎石，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盐可是值钱的宝贝。麦得草有两种吃法： 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当然要放盐，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用勺子捞出来时，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类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当清汤啖、或作绿茶饮。 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银绿色。待到初夏时节，它已齐膝高，叶状如指。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麦得草色银绿，喜清凉，适宜早春时食用。夏天就要注意了，它会一下蹿得老高，枝叶茂密，茎杆坚硬，苦若粘土，有木质感。等它齐腰高时，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盛夏时分，叶茎开始变色，先是粉红，继而转血红，再变成紫红。秋天时，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花状如球，像荨麻一般。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变了色、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有此美丽作保护伞，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但饥饿却不会，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 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可不可以说，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硬腭大过头，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直达头颅。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人们不能再吃它了，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拒绝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初秋第一场霜之后，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直至完全冻坏。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锥形花序，一排排红艳的花环，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它带着它的花饰。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脑袋里有一种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柔媚地滑进小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而只有饥饿的回响。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来，从劳动营回乡之后，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 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这夏末倦怠的温暖。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她们住在地洞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 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即五个工作大队（RABOTSCHIBATALLION）。每个支队又称ORB（OdelnaRabotschiBatalion），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我的工号是756。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阴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时常没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 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清一色的灰。 时常云飘走了，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 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 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以便查阅。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编号的囚徒。 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工厂、清理废墟、运沙、铁路线、工地、运煤、车库、焦煤组、炉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它决定了我们会累，像狗一样累，还是会累得要死；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 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不用三班倒。他只发号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轻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个圈套。如果回应他的微笑，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那我们就会出丑。他微笑，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更糟的东西。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我躲着他，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 在理发店，图尔·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任何风险也没有。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就得轻贱我们。他总是扯着脖子，俯视着和我们说话。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我也欣赏他。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铜黄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红如烟草花，脖子像是蜡做的。他从不会弄脏自己，那是他的运气。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比他愿意的还要多，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久而久之，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吐痰，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 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上头还得加个锅盖。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就会有胡萝卜、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 想打牙祭的话，就非得盖上锅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怎样，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并固执地说：一定要盖上锅盖，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从来没有过锅盖，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 反正在黄昏时分，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就没有小灶开了。煤会起烟，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煤应有尽有，锅是食堂的——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釉已斑驳，满是凹痕。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一个人煮完了之后，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 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我缩回舌头空嚼着，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一边想着煎香肠。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我会走到锅的附近，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我已经吃过两道了。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我在吃的时候，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透过黄昏，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就越是挪不动步子。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从家里带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盐又太宝贵了，没人舍得把它吐出来，它可值很多钱。我清楚地记得盐和它的价值，却压根也记不起牙刷的样子了。在收纳包里我曾带过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还买过一支新牙刷的话，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我们手里能拿到干活所得的现钱之后。不过即使有过这么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我宁愿拿这现钱去买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牙膏是克罗霍栋特（CHLORODONT）牌的。这牌子我还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和第二支可能有过的牙刷却已被我遗忘了。我对梳子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肯定有过一把。我还记得巴克利特（BAKELIT）这个牌子。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家乡的梳子都是这个牌子的。 可能我对在劳动营买的东西比对从家里带的印象更深。如果我还记得从家里带的东西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们是跟我一起去的，因为它们属于我，我也可以继续使用它们，直到用旧。另外和它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像是在家里，而不是身处异乡。也许我对别人的东西印象更深，因为我必须要去借它们。 我清楚地记得劳动营里用的铁皮梳子，它们出现在虱子猖獗的时候。工厂的车工和钳工将它们做出来送给女人们。它们是铝片做的，梳齿上有些缺口，拿在手里或碰到头皮时感觉潮潮的，因为它有一种冷冷的气味。在手中把玩一会儿，它就会迅速地带走体热，闻起来像白萝卜一样苦。即使人们早已将它搁置一旁，这气味也会残留在手中。用铝皮梳梳头发很容易打结，得用力去拉和扯。梳中夹的头发比虱子还要多。 不过要把虱子梳下来，还有一种长方形、两边带齿的牛角梳，是农村的姑娘们带来的。它一边梳齿很宽，可以用来给头发分路子，另一边梳齿很细，可以用来梳掉虱子。牛角梳质地坚固，拿在手里很有分量，头发会顺着它走而保持光滑。我们可以向农村来的姑娘们借用它。 六十年来，我想要在夜里回忆起劳动营的事物。它们是我夜晚行李箱内的东西。从劳动营归乡之后，无眠之夜就是一只黑皮行李箱。这箱子就存在于我脑海之中。只是六十年来我都没有弄清楚，究竟是因为我想回忆起那些事物，所以无法入眠，还是恰恰相反，因为反正也睡不着，所以才会和那些事物纠缠不清。不管是怎样，我想强调的是，夜晚毫不顾及我的意愿，自顾自地收拾着它的黑行李箱。尽管不情愿，我却必须得忆起它们。即使不是必须，而是想要，我也宁愿我不必想要去做这件事。 有时，劳动营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而是成群地、一古脑儿地来突袭我。因此我知道，它们并不是来唤起我的回忆，而是为了来折磨我。我还没完全想起，是否在收纳包里带了针线，就会有一条手绢冒了出来，它的样子我已记不起了。这时又会冒出一把指甲刷，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过。接着又会再冒出一面小梳妆镜，或许真有过，抑或没有。过会儿又加上一块手表，如果我真带过这么一块去的话，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里去了。也许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都找上我了。它们想在这夜晚将我流放，带回劳动营。因为它们成群结队而来，所以并不仅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直冲向硬腭。呼吸的秋千翻滚起来，我得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这样的一个齿——梳——针——剪——镜——刷就是一个怪物，正如饥饿也是怪物一样。如果饥饿不曾作为一个物体存在过的话，也就没有这些事物的骚扰。 每当夜晚这些事物前来骚扰时，我喉咙内的空气就会发紧，我就会猛地推开窗，把头伸出窗外。天际一轮明月，宛如一杯冰凉的牛奶，洗濯着我的双眼。呼吸重新找到它的节奏。我吞咽这寒冷的空气，直到不再身处于劳动营之中。接着我关上窗，重新躺下。对此床一无所知，依然温热。房里的空气注视着我，散发着一种温热面粉的味道。 水泥 水泥总是不够。煤应有尽有。炉渣砖、碎石和沙也一直够。水泥却老是用完了。它会自动地变少。对付水泥可得当心，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恶梦。它不仅会自动消失，甚至会消失于无形。这样水泥既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觅。 班长大吼着：“你们要看好水泥”。 工头大吼着：“你们要节约水泥”。 风来的时候：“水泥不能被吹跑。” 雨雪来临的时候：“水泥不能被淋湿。” 水泥袋是纸做的。对满满一袋水泥而言，这纸太薄了。一个或两个人搬一袋水泥，抱在肚子前或是抓住袋子的四角，袋子会被扯破。袋子破了就没法节约水泥了。干的水泥袋破了，一半都会掉在地上。湿的水泥袋破了，一半都会黏在纸上。越是要节约水泥，它就会越快耗尽，对此谁也无可奈何。水泥就像街上的尘土、雾和烟一样，让人捉摸不定，它会在空中飞舞、地上爬行、粘附于我们的肌肤。四处可见它的身影，却哪里也抓它不着。 要节约水泥，不过，搬水泥时更要当心自己。即使是小心翼翼地搬着袋子，水泥还是会越来越少。他们骂我们是经济建设的害虫、法西斯、破坏分子和偷水泥的贼。我们跌跌撞撞地在辱骂声中穿行，装聋作哑，把装满了灰浆的小车从一块斜放的木板上直推到脚手架上，送给泥瓦工。木板摇摇晃晃，我们紧紧抓住小车。不然摇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飞上天去，因为空空的胃轻飘飘地直冲头顶。 这些看守水泥的人怀疑什么呢？我们作为强制劳动工人，除了身上穿的一套普服爱卡（Pufoaika），也就是棉制服，工棚里的一只箱子和一个床架，一无所有。我们偷水泥干什么呢？身上带着的水泥不是赃物，而是令人厌烦的污秽。我们每天都饿得发晕，水泥又不能吃。我们要么冻得发抖，要么挥汗如雨，水泥也不会带来温暖和凉爽。它只会令人起疑心，因为它会飞、会爬、会粘附，色如灰兔，质如丝绒，飘忽不定，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建筑工地就在劳动营后的马厩旁，那里早就不养马了，只留下一些食槽。听说是要给俄国人建六栋居民楼，六栋分别由两户人家合住的房子。每栋房子有三间房。不过我们认为每栋房子至少会住五户人家，因为我们在兜售时看到了当地人的贫穷，以及许多骨瘦如柴的学童。无论男孩女孩都剃着光头，穿着浅蓝色的的小裙子。总是排着路队，两人一组，手牵手地唱着革命歌曲，穿过工地旁的泥泞。路队前后各有一位身材浑圆、一言不发的女士，目光阴郁，步伐笨重，甩着她们像船一样的屁股。 工地上有八个班。他们负责挖地基，搬运炉渣砖和水泥袋，调制石灰浆和混凝土，浇铸地基，给泥瓦工准备灰浆，用背筐背着它，用小车推着它到脚手架上，把它做成刷墙用的抹灰。六栋房子同时在建，所以到处是混乱。人们奔来跑去，工程却几乎不见进展。我们可以看到脚手架上的泥瓦工、灰浆和砖，却看不见墙在长高。这就是建房时让人费解的地方，如果整天盯着看的话，就见不到墙是如何变高的。三周之后，忽然间，它们已高高矗立在那里，毫无疑问是长高了。也许像月亮一样，在夜间自为自在地生长。水泥会不可思议地消失，墙也会不可思议地变高。我们被指挥得团团转，刚开始做个什么又被呵斥开。我们被打耳光，被脚踢。内心变得固执而忧郁，外表却变得像狗一样谦卑与懦弱。水泥裂伤了我们的牙龈。只要一开口，嘴唇就会像水泥袋纸一样开裂。我们都闭嘴听命。 比任何一堵墙都要长得快的是怀疑。在工地的抑郁氛围中，每个人都怀疑别人：他是不是在搬水泥时抬了较轻的那一头，他是不是在剥削我而自己却偷懒。每个人都被叫骂所侮辱，被水泥所捉弄，被工地所欺骗。至多在有人死了的时候，工头会说：Schalko,otschinSchalko(很遗憾)。但马上他就会换语气叫道：Wnimanije（注意点）。 我们像牛马一样地干着活，听着自己的心跳，耳边回响着：要节约水泥，要看好水泥，水泥不能弄湿了，水泥不能飞跑了。但水泥还是会飘散开去，自我挥霍着，对我们则吝啬之极。水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它是小偷，它偷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偷走了它。不仅如此，由于水泥，我们变得敌意和仇视。它在飘散开来的同时，也散播了怀疑的种子，它是个阴谋家。 每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等到离水泥有了一定的距离，工地也已被抛在了身后时，我才明白过来，不是我们在相互欺骗，而是俄国人和他们的水泥欺骗了我们。但到了第二天，怀疑又会重新再来，不顾我的理智，针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这点，他们也都会怀疑我，这一点我也感觉得到。水泥和饥饿天使是同谋犯。饥饿撕扯开我们的毛孔，爬了进去。之后，水泥就把毛孔堵上了，我们被水泥封起来。 水泥塔内的水泥是可能会要人命的。塔高四十米，没有窗户，里面是空的。应该说，几乎是空的，但人还是有可能在里面淹死。相对于塔的规模而言，留在塔内的水泥只能算是残余，散落在四处，没有装袋。我们要用手把它刨到桶里去。这是一些陈年旧水泥，但阴险而机灵。它们身手敏捷，埋伏在那里守候着，灰色而无声地滑向我们，让我们闪避不及。水泥是会流动的，流淌得比水更快、更平。我们有可能被它攫住而溺毙。 我得了水泥病。连着好几个星期看什么都是水泥：无云的天空是抹平了的水泥，多云的天空里全是水泥堆。连接天地的雨线是水泥做的，我那灰色斑驳的铁皮碗是水泥做的。看门狗的毛是水泥做的，食堂后厨房垃圾里的老鼠也是如此。在我们工棚之间爬来爬去的无脚蜥蜴的躯干是水泥的。桑树上结着许多蚕做的窝，状如喇叭，也是丝和水泥做的。太阳刺眼的时候，我想把它们从视线内抹去，它们却已不在那儿了。每晚，井边的集合操场上都蹲着一只鸟，水泥做的。它的啼鸣噪咂刺耳，是水泥之歌。律师保罗·加斯特在家乡见过这种鸟，是一种百灵。我问：它在我们家乡也是水泥做的吗？他犹豫了一会儿，答道：在我们那里，它是从南方飞来的。 其余的我就不问他了，因为我们在值班室里挂的画上看得到，在高音喇叭里听得到：斯大林的颧骨和声音是铸铁浇的，他的胡子却是纯水泥做的。在劳动营内无论干什么活，身上都会变得肮脏不堪，但没有什么脏得像水泥一样令人厌恶。它就像地上的尘土一样，让人无处可逃。人们看不见它从何而来，反正它已经在那里了。除了饥饿之外，我们的脑子里只有思乡的念头可以转得像水泥一样快。它完全占据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无法自拔。我觉得在人脑子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比水泥转得更快，那就是恐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我早在初夏时分，就会从工地上的水泥袋子上偷偷扯下一片纸来，并写下： 太阳高悬面纱之中 黄色玉米，没时间了 我没有写下更多，因为要节约水泥。其实我本想写点完全不同的东西： 深远的、倾斜的、微红的、潜伏的 半月在天际 已逐渐隐退 我把它送给了自己，静静地在口中玩味。它随即破碎了，水泥在牙间格格作响。然后我沉默了。 纸也要节约，并把它藏好。谁被发现挟带字纸，就要关禁闭。禁闭室是一个混凝土做的井穴，要走十一级台阶到地下，非常窄，人在里面只能站着。四处是粪便和蚊虫。上面被一个铁栅锁死了。 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经常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对自己说：水泥变得越来越少，它会自动消失。我也是水泥做的，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为什么我就不能消失呢？ 石灰妇女 在工地上的八个班中，有一班是由石灰妇女组成的。她们先要把装着石灰石的马车，从马厩旁一个很陡的斜坡拉上去，然后再把它拉下去，拉到工地边的熟石灰池。马车是一个巨大的梯形木箱。车辕两边各栓五名妇女，肩和腰上都绑着皮带。有一个看守在一旁监督。由于拉的时候很费劲，女人们都泪眼浮肿，嘴唇半张着。 特鲁迪·佩利坎就是这些石灰妇女中的一个。 如果雨水已数周不再光顾荒原，熟石灰池周围的烂泥也已像皮草花一样干枯时，烂泥苍蝇就会让人不胜其烦。特鲁迪·佩利坎说它们可以闻到人眼里的盐味和嘴里的甜味。身体越是虚弱，眼睛就流泪得越厉害，唾液也会变得越甜。特鲁迪·佩利坎被拴在车的最后面。她太虚弱了，在前面根本不行。烂泥苍蝇不再落在眼角，而是落到瞳孔上，不再落在唇边，而是飞进嘴里。特鲁迪·佩利坎脚步踉跄起来。她摔倒的时候，车轮碾过她的脚趾。 鱼龙混杂的一群人 特鲁迪•佩利坎和我，还有雷奥帕德•奥伯克，是赫尔曼城来的。上牲口车厢之前，我们并不认识。阿图•普里库利奇和贝娅特里斯•查克尔，就是图尔和贝娅，他们打小就认识，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一个三国交界处名叫陆基的山村。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来自拉克耶夫〔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城市〕，也是那片地方的。另外来自三国交界处的还有手风琴师康拉德•凡恩，来自小城苏霍洛〔离陆基村不远的小城镇，中间有森林火车相连〕。跟我一起跑车的同伴卡尔利•哈尔门，来自克兰贝契科黒客〔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一个小镇店，1786年迁移来第一批德国人〕，后来和我一起在矿渣地窖干活的阿尔伯特•吉翁，是阿拉德〔罗马尼亚城市，阿拉德县首府〕人?手上长着像丝一般小绒毛的莎拉•考恩慈，来自沃尔姆洛赫〔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一个村庄〕；另一位食指上长着小肉痣的莎拉•旺特施奈德，来自卡斯滕霍尔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各地区，行政上属于罗西亚地区管辖〕。来劳动营之前，她们并不相识，但长得像姐妹一样。在劳动营我们就管她们叫策莉〔策莉（Zirri）在特兰西瓦尼亚德语方言中即指莎拉（Sarah）〕姐妹。伊尔玛•普费佛来自小城德塔〔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城市〕，聋哑人米茨——全名安娜玛丽•伯克，来自梅迪亚什〔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城市，是罗马尼亚?部的交通枢纽〕。律师保罗•加斯特和妻子海德伦•加斯特是上威绍〔罗马尼亚北部马拉穆列什县的小镇〕人。鼓手科瓦契•安彤，来自巴纳特〔中欧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现在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的山区小城卡兰赛贝什〔罗马尼亚西南部巴纳特地区卡拉什-塞维林县的小城〕。卡特琳娜•塞德尔，我们都叫她“巡夜人卡蒂”，来自巴克瓦〔巴纳特地区罗马尼亚部分的一个村庄，为蒂米什县布济亚什镇所辖〕。她是个弱智儿，整整五年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因石煤烧酒过量而致死的机械师彼得•施尔，来自柏加霍施〔?马尼亚蒂米什县的村庄〕。“唱歌的萝妮”，伊萝娜•米悉是卢戈日〔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蒂米什县的小城〕人。裁缝霍易施先生，来自顾滕布伦〔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阿拉德县的小镇〕。等等，等等。 我们都是德国人，都是从家里被带走的。除了科琳娜•玛尔库，她来劳动营时，头顶着像酒瓶一样的卷发，身穿皮大衣，脚蹬漆皮鞋，丝绒长裙上还别着一枚猫形胸针。她是罗马尼亚人，夜里在布乌泽的火车站被押运我们的士兵抓了，塞进了牲口车厢。可能是我们旅途中有人死了，用她来顶名单上的缺。来这里的第三年，她在给一个铁路段铲雪时?死了。另外还有大卫•洛玛，他是犹太人，因为会弹奏齐特琴，大伙都叫他“齐特-洛玛”。他的裁缝铺被没收了，所以做了个“游方裁缝”，出入于上流社会人家。他不明白怎么会作为德国人上了俄国人的名单。他老家在布科维纳30〔中欧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域，南部属于罗马尼亚〕地区的多洛霍伊城〔罗马尼亚最东北部的城市〕。父母、妻子以及四个孩子为了躲避德国人逃难去了，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也早在他流放到此之前就和他断了音讯。他被带走的时候，正在格罗斯泊特〔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一个地方〕给一位军官夫人缝制羊毛套装。 我们都没参过战，但对俄国人来说，作为德国人就该对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包括齐特-洛玛在内。他在劳动营待了三年半。一天早晨，工地前停了一辆黑色轿车，两个头戴着优雅的卡拉库尔羊毛帽的陌生人下车和工头说了几句，然后就带齐特-洛玛上了车。从那天起，工棚里齐特-洛玛的床就一直空着。他的箱子和齐特琴，可能被贝娅•查克尔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拿到集市上卖掉了。 听贝娅•查克尔说，戴着优雅的卡拉库尔羊毛帽的人是来自基辅的高官。他们把齐特-洛玛带到敖德萨市〔乌克兰最重要的黑海港市，人口约一百万〕，再从那儿送他上船，回了罗马尼亚。 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是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所以有胆子问他：为什么去敖德萨呢？图尔说：这里不是洛玛待的地方，从敖德萨他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对图尔，而是对理发师说：他会想去哪儿呢?家里都没人了。图尔•普里库利奇正屏住呼吸，不让自己摇晃。理发师用一把生锈的剪刀给他剪鼻毛。等第二个鼻孔也弄妥了之后，他把那些蚂蚁一样的碎毛屑从下巴上刷下来，并半转身背对着镜子，这样图尔就看不见他在对我使眼色了。你还满意吗？他问。图尔说：鼻子还行。外面院子里的雨已住了。大门口那儿，装着面包的手推车正穿过水洼，哐啷作响。每天都是同一个男人，推着装满了盒式面包的车，经由劳动营的大门到食堂的后院。包被一块白色床单覆盖着，像一堆尸体。我问这个送面包的人是什么军衔。理发师说，什么军衔都没有，那套制服大概是什么人传给他的，或是他偷的。拥有这么多面包，置身于这么多饥饿之中，他需要制服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推车有两个高高的木轮和两个长手柄。它像是老家磨剪子的师傅们走街串巷时推的车。整整一个夏季，他们会辗转于各地。送面包的人只要离开推车一步，就会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说，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做的假肢，是用铲柄钉在一起而成的。我羡慕这个送面包的，他虽然少了一条腿，却有许多面包。理发师也目送着面包车，他只体会?半饥饿的状态，说不定间或还会跟送面包的人做点交易。就连腹中饱足的图尔•普里库利奇也会目送着他，也许是在监视他，也许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总觉得理发师想转移图尔•普里库利奇对面包车的注意。不然的话我没法解释，怎么会我刚坐到椅子上，他就说：我们劳动营里真是鱼龙混杂呀，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就像是住旅店，会暂时一起住上那么一段时间。 那时我们还在工地上干活。像“鱼龙混杂”、“旅店”、“暂时”这些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理发师并不是劳动营负责人一伙的，但却享有特权。他可以在理发室里住和睡。我们?在工棚，成天和水泥打交道，脑子里已经连一个笑话都没有了。白天，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也没法独享理发室，我们都在那里出出进进。不管有多么惨不忍睹，他都要给我们理发剃须。有些男人照镜子时哭了。月复一月，他看着我们进出他的门，变得越来越形容枯槁。整整五年他都清楚地知道，谁还会再来，虽然已经瘦得一半是蜡做的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谁再也不会来了，因为干活太累了，思乡成疾，或是已经死了。我可不愿意忍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不用忍受工作大队和那该死的水泥日子，也不用在地下室值夜班。他?我们的憔悴所包围，但却没有彻头彻尾地被水泥所欺骗。他必须要安慰我们，我们也在充分利用他，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饿坏了，思乡成疾，脱离了时间，也脱离了自己，跟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应该说，这世界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当时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吼道，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旅店，只有水泥袋。然后我踹了凳子一脚，差点踹翻了。我接着说：您在这里是旅店老板，恩耶特先生，我不是。 雷奥你坐下，他说，我想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你弄错了，老板的名字叫图尔•普里库利奇。图尔从嘴?伸出粉红的舌头，点点头?他傻透了，还觉得自己是受了恭维，对着镜子梳梳头发，吹了吹梳子。他把梳子放到桌上，剪刀放到梳子上，然后又把剪刀放到梳子旁边，梳子再放到剪刀上，接着就走了。图尔•普里库利奇到外面之后，奥斯瓦尔德•恩耶特说：看到了吗，他才是老板管着我们，不是我。你还是坐下吧。搬水泥的时候你可以一声不吭，我却得跟每个人都说点什么。你该感到高兴才是，你还知道旅店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熟知的一切早就变了样了。是啊，一切都变了，除了劳动营，我说。 那天我再也没有坐回去，固执地走开?。那时我还不愿意承认，我其实和图尔•普里库利奇一样虚荣。恩耶特跟我讲和的态度其实没有必要，却让我很受用。他越是求我，我走得就越坚决，胡子都可以不剃。脸上的胡子茬儿让水泥变得更加无法忍受。四天以后我又去了他那儿，坐在凳子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工地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他那句关于旅店的话我都无所谓了。理发师也没再提这事儿。 几星期之后，有一次，送面包的人把空车拉出劳动营大门时，我又想起了“旅店”这个词。我突然喜欢起它来，并不厌其烦地用着。我刚卸完水泥，下了夜班，像牛犊一样缓步踱过清晨的空气。工棚里还睡着三个人。我?那样脏兮兮地躺到床上对自己说：在这里住店的人都不需要钥匙。没有服务台，开放式住宿，就像在瑞典一样。我的工棚和箱子总是对外开放的。值钱的东西是盐和糖。枕头下面是干了的、从我牙缝里省下来的面包。它太宝贵了，自己都会看好自己。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每次回到旅店房间时，牛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它先要看看枕头下的面包还在不在。 这半个夏季我都在搬水泥。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下了白班或夜班之后，脑子里就在转悠旅店的事。有时我禁不住偷偷乐，有时这旅店会自己、确切地说是在我心里可怕地轰然坍塌，泪水直涌上来。我想要?作起来，但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这该死的词“旅店”!整整五年我们都紧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像在集合点名。 木头和棉花 鞋子分两种：橡皮套鞋和木鞋。橡皮套鞋是一种奢侈。木鞋是一种灾难，只有鞋底是木头的，一块两指厚的木板。鞋面是灰麻袋布做的，周边围有一圈细细的皮带子。布面就是沿着这条皮带用钉子钉到鞋帮上的。对钉子而言，麻袋布太不结实了，总是破，首先就是在鞋跟的地方。木鞋是高帮的，有系鞋带用的小孔，但鞋带是没有的。我们把细铁丝穿过去，在末端旋紧扭死。过不了几天，小孔周围的布也就全破了。 穿木鞋没法屈脚趾。我们没法把脚从地面抬起来，只能拖着腿。老是拖曳着走，膝盖都变得僵直。如果鞋底开裂的话，我们就轻松多了，脚趾会自由一些，也可以更好地弯膝盖 木鞋不分左右脚，只有三种尺码：极小的、超大的和极少有的中等的。我们都是去洗衣房，在一大堆带帆布的木头中找出两只大小一样的鞋来。贝娅•查克尔是图尔•普里库利奇的情人，也是我们的服装总管。她会帮有的人翻出两只钉得不错的鞋子。有的人去时，她腰都懒得弯，只是把她的凳子移得离鞋近一些，守候在旁边，以防有人偷东西。她自己穿着质量好的低帮皮鞋，天寒地冻的时候，会穿上皮毛靴子。要走脏的地方时，她会在外面再套上一双橡皮套鞋。 按照劳动营负责人的计划，一双木鞋要穿半年。但三四天之后，鞋跟附近的布就全破了。每个人都想办法，通过交易去搞额外的橡胶雨鞋。它韧性好，又轻巧，比脚要宽一巴掌，里面足够穿上几层裹脚布——袜子我们是不穿的。为了防止走路时脚从雨鞋里滑出来，我们从脚底兜上来一节铁丝，在脚背处扭紧。脚背上铁丝打结处最敏感，脚总是在这个地方被磨破。伤口处会长出第一个冻疮。整整一个冬季，不管是木鞋也好，雨鞋也好，都会和裹脚布冻到一起，裹脚布又会和皮肤冻到一起。橡胶雨鞋虽然穿着比木鞋还要冷，但能穿好几个月。 劳动营服，就是我们囚犯穿的制服，每隔半年发一次。它就是我们的工作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服装。男女装也没有区别。除了木鞋和橡皮套鞋之外，属于工作行头的还有内衣、棉制服、工作手套、裹脚布、床上用品、毛巾，以及从一长条肥皂上砍下来的一段。这段肥皂带着一股浓重的钠味，擦在皮肤上会有灼烧感，最好不要碰到伤口。 内衣裤是没经过漂洗的亚麻做的：一条长棉毛裤，在脚踝和肚子前面可以系带子；一条带系带的短内裤，一件带系带的内衣。所有这一切，就组成了我们上半身、下半身、白天、夜晚、夏季和冬季的服装。 棉制服俄语叫“普佛爱卡”〔俄语为Pufoaika〕，做工像踏花被，有隆起的长条。普佛爱卡的裤子腹部有V字形的裁剪，适合大肚子的人穿；脚踝处收口，带有系?；只有前面肚子那儿有一颗纽扣，左右各一个裤口袋。普佛爱卡的上衣形状像麻袋，带立领，俄语叫“鲁巴士卡”〔俄语为Rubsschka〕领，袖口有粒扣子，衣服前面有排纽扣，两边各缝一个四方形的口袋。男女头上戴的都是普佛爱卡帽，护耳可以翻下来系上带子。 普佛爱卡是灰蓝色或灰绿色的——那要看染色的结果。反正干了一个星期活儿之后，制服脏得都硬了，清一色的棕色。普佛爱卡是个好东西。干燥的冬天，外面霜冻闪闪发亮，呼出的气都会在脸上结冰，它就是最暖和的衣服。炎炎夏日，普佛爱卡又宽松，又透气，而且还吸汗。天气潮湿的时候，它却成了一种折磨。棉花吸饱了雨和雪，几个星期都是潮潮的。我们冻得牙齿直打颤，到了晚上都冷透了。工棚里，六十八张床、六十八个囚犯、六十八套棉制服、六十八顶帽子、六十八对裹脚布和六十八双鞋所产生的浑浊空气在蒸发。我们清醒地躺在那儿，看着昏黄的灯光，好像里面有冰雪在融化，好像和它一起融化的，还有我们用森林的泥土和腐叶盖住的大小便的臭气。 土豆人 …… 六点钟我出发了，夹克里塞着枕头，怕万一集体农庄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偷。风“沙沙”地吹拂着长满野菜和甜菜的田野，橙红色的野草摇摆着，露珠波浪般闪耀。其中就有如火如荼的麦得草。风迎面吹来，整个荒原袭入我的身体，想让我崩溃，因为我是那么羸弱，而它是那般贪婪。在一片野菜地和一片狭长的金合欢树林背后，是第一座炉渣堆，再后面是草地，草地过去是一片玉米地。然后就是第二座炉渣堆。草中露出土狗的头来，它们后腿直立着向这边观瞧。我看见褐色皮毛的背脊，手指长的尾巴，苍白的肚腹。它们的脑袋点动着，两只前蹄合在一起，像人类祈祷时的双手。就连它们的耳朵也和人一样贴在脑袋侧面。那些头又点了一下，然后就只剩下荒草在地洞上面摇来摆去，和风吹的完全两样，前后就一秒钟的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土狗已经发现我独自一人走在荒原上，无人看管。土狗的直觉很灵敏，我想，它们在祈求我逃跑。逃跑现在是可能的，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呢。也许它们想警告我，因为我很可能早已踏上了逃亡之路。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追踪我。后面很远处有两个人影，看上去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扛着短把儿铁锹，没带枪。天空像一张蓝色的网，笼罩着原野，在远处和大地连成一体，无空可逃。 营地里已经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乌克兰人，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他们俄语说得很棒，然而还是被抓获了，被打得不成人样，在点名时被拉出来示众。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不是送去特别劳动营，就是送到坟墓里去了。 这时，我看到左边有间简陋的小屋，一个警卫腰带上挂着手枪。他是个瘦瘦的年轻人，比我矮半头。他对我招招手，是在等我。他很赶时间，我还没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带着我沿着菜田走去。他嗑着葵花子，一次扔进嘴里两粒，迅速地一动，从一个嘴角吐出壳儿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嘴角已经吃进下两粒，空壳又从另一边飞了出来。他吃得很快，我们走得同样快。我寻思，他也许是个哑巴。他不说话，不出汗，嘴巴耍着杂技，节奏丝毫不乱。他一路走去，如脚踏双轮，御风而行。他沉默着，吃着，宛如一部去壳机器。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们停下脚步。在那儿，有二十来个妇女散开在田里。她们没有工具，徒手将土豆从土里刨出来。警卫把一行田垄分派给了我。太阳居于天空的中央，像块烧红的炭。我两手刨着土，那地很硬。皮肤开裂了，泥土钻进伤口里，火辣辣地疼。我抬头时，眼前飞舞着一群群闪亮的金星。脑子里的血凝固了。在田间，这个佩戴手枪的年轻人除了是警卫外，还是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身兼数职。妇女们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话，他就抡起土豆的茎秆儿抽她们的脸，或者把烂土豆塞进她们嘴里。而且他一点儿都不哑。我听不懂他骂了些什么。那不是铲煤时的咒骂，不是建筑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里的切口。 慢慢的，我对今天这事儿有了新看法，定是图尔•普里库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让我干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毙了我，就说我想逃跑。或者晚上把我塞进一个地洞里，一个完全隐密的地洞，因为我是这儿唯一的男人。也许不仅仅是这天晚上，而是从这天起的每个晚上，我都别想回营地去了。 夜晚降临了。那家伙除了是警卫、工头、生产队长、领班、检验员外，还是营地主管。妇女们排成行集合点数，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编号，然后把工作服口袋掏干净，每只手里握着两个土豆等待检查。她们可以留下四个不大不小的土豆。如果有一个太大了，就得换掉。我站在队列的末尾，打开枕头接受检查。枕头里装了27个土豆，7个中等的，20个大的。我也只允许留下四只，其余的必须倒出来。这个配着手枪的人问我叫什么。我说：雷奥帕德•奥伯克。他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