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发出了一声轻微的惊叹声,碰了碰我的手。九个月以前我们曾经在蒙特卡洛进到过他,当时他依然腰板挺直,气概庄严,比起我在威尼斯初见他时变化很少。这时候他却变得老态龙钟了。普伦德跟我们说起过他的主人近来身体十分不好;但是他并没有使我们对此事做好思想准备。马奇梅因勋爵弓着腰,缩成一团站在那里,那件厚大衣沉重地压在身上,脖子上随随便便地围着一条白围巾,一顶布帽子低低地戴在前额上,他脸色苍白,布满皱纹,鼻子冻得通红;他的眼睛里凝聚着泪水,但并不是由于激动,而是由于被东风吹的,他费力地喘着气。卡拉替他塞好围巾,小声跟他说了几句话。他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那种中学生戴的灰色羊毛手套——向聚在门口的人群做了个有气无力的手势;然后,他非常缓慢地,眼睛盯着脚底下,走进了屋里。大家给他脱去大衣、帽子、围巾,还有穿在里面的紧身皮上衣。脱掉了这些东西,他似乎愈发瘦骨伶仃,但是更显得风度优雅;他那种疲惫不堪和寒酸狼狈的样子没有了。卡拉把他的领带弄弄直;他用一块印花大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又拄着手杖蹒跚地走到前厅的壁炉跟前。壁炉架旁边有一把印有纹章的小椅子,是靠墙摆着的一套椅子中的一把,这套不宜于用来招待客人的平底小椅,仅仅由于椅背上画上精致的纹章图样这种理由,这套椅子自从做出来以后也许就没有人、甚至连瘦弱的仆人也没有坐过;马奇梅因勋爵坐在上面擦擦眼睛。“是冷风吹的,”他说,“我都忘了英国有多么冷啦。真让我招架不住。”“您要什么东西吗,老爷?”“什么也不要,谢谢。卡拉,那些讨厌的丸药在什么地方?”“亚力克斯,医生说过一天用量不能超过三次。”“该死的医生,我觉得都招架不住啦。”卡拉从提包里取出一个蓝色的药瓶,马奇梅因勋爵吃了一片药。不管药瓶里装的是什么药,反正似乎让他恢复过来了。他一直坐着,长腿伸向前面,手杖夹在两腿中间,下巴顶在象牙手柄上,不过这时他开始注意到我们大家,一边和我们打招呼,一边吩咐事情。“恐怕今天我身体很不舒服;这趟旅行简直弄得我散架啦。本来该在多佛住上一夜的。威尔科克斯,你给我准备的是哪些房间啊?”“您原来住的那些,老爷。”“不行;等我缓过劲儿来再说。楼梯太多。只能住在一楼。普伦德,在楼下给我搭一张床。”普伦德和威尔科克斯不安地互相看了一眼。“是,老爷。我们把床放进哪一间屋子呢?”马奇梅因勋爵思索了片刻。“就在那间中国式客厅;还有,威尔科克斯,我要那张‘王后的床’。”“中国式客厅,老爷,还有那张‘王后的床’?”“对,对。我也许要在那间房里住上几个星期。”中国式客厅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使用过的房间;而实际上除了门口被绳子围起来的那块不大的地方以外,谁也不能够跨进一步,在这所宅院向公众开放的时候,游客们就在那块围起来的小地方向里面张望一番;这是一间富丽堂皇而不适于居住的博物馆,里面都是齐彭代尔的木刻家具,瓷器,漆盘,还有各种彩绘的挂毯;王后的床也是一件供展览的东西,那顶巨大的丝绒床幔像圣彼得大教堂祭坛上的华盖。我很奇怪,马奇梅因勋爵是在离开阳光灿烂的意大利之前就想好了让自己像这样供人瞻仰遗容呢?还是在他漫长的、恼人的凄风苦雨的旅途中想起了这件事?还是由于这时在他身上苏醒了一种儿时的回忆,一个在育婴室里的旧梦——“当我长大后要在中国式客厅里的王后的床上睡一睡”——这种成年人威严的神圣化呢?当然,几乎没有事情能在家里搅得更鸡犬不宁了。原来以为不过是一番仪式罢了,但这一天结果却累得大家死去活来。女仆们开始生火,取走床罩等物,铺上亚麻床单;围着围裙从来没有正式露过面的男仆们把家具移走;招集了领地的木匠们把那张床拆卸开。整个下去,拆散了的大床部分分批搬到了主楼楼梯下;洛可可式的巨大部件;覆盖着丝绒的横楣;那些构成床杆的扭曲的、镀金的、包着丝绒的床柱子;没有抛光的原木做的桁条,在帷幕下面起着看不见的床架的作用;染了色的羽毛饰物从镀金的鸵鸟蛋中伸展出来,形成了华盖;最后是四个床垫,每个要用四个壮劳力才抬得动。马奇梅因勋爵似乎从他的狂想造成的结果中得到不少乐趣;他坐在壁炉旁,看人们忙成一团,这时我们——卡拉、科迪莉娅、朱莉娅和我——站成半圆形陪他说话。他的脸颊上有了血色,眼睛一也有了光彩。“布赖兹赫德和他的妻子同我在罗马一起吃了饭,”他说道,“既然我们都是家里人”——他的眼睛揶揄地从卡拉身上移到我身上——“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了。我发现她样子可悲。我了解到,她的前夫原来是一位航海的人,看起来,为人并不很苛刻刁钻,可是我的儿子,正当三十八岁的壮年,除非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随意挑选英国女人中的一个,怎么竟决定了——大概我得这么称呼她吧——决定了选贝里尔呢……”他故意意味深长地让这句话没有说完。马奇梅因勋爵显然不愿意再挪动地方了,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把那些椅子——那些印有纹章的小椅子拖过来,因为客厅里别的东西都太笨重了——然后围着他坐下来。“我相信要等夏天来了我才会真正健康起来,”他说道,“我可盼着你们四个让我高兴高兴哩。”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似乎毫无办法来减轻这种相当阴暗的心情。他在我们这些人中竟是兴致最高的人。“给我讲讲,”他说道,“布赖兹赫德求婚的过程。”我们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火柴盒子啊,”他说,“火柴盒子。我想她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了吧。”仆人把茶点端到了客厅的壁炉前。“在意大利,”他说,“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他们认为事情可以‘安排’好。朱莉娅,我想你再也没有门径听到政治方面的消息了吧?卡拉在这儿由于婚姻关系,幸运地成为英国臣民了。这件事情她不习惯提到,不过也许事实证明这件事是有价值的。在法律上她是希克斯太太,是吧,亲爱的?我们简直不了解希克斯这个人。不过我们仍然要感谢他的,如果爆发一场战争的话。还有你,”他说着把矛头指向了我,“无疑你会成为一个正式的画家吧?”“不会的。事实上我现在正在特别预备队里谋一个职位呢。”“噢,可是你应该成为一名艺术家。上次大战期间在我原来的那个连队就有一个,他和我们在一起待了几个星期——直到我们上了前线。”像这样尖酸刻薄的话是新鲜的。我常常觉察到,在他的温文尔雅下面掩盖着一种恶意;现在这种恶意就像他那塌陷皮肤下面的嶙峋骨头一样破皮欲出。床还没有弄好天就已经黑了;我们都过去看看弄得怎么样了,这时马奇梅因勋爵步履轻松地穿过中间隔着的房间走过来。“我祝贺你。它看起来实在好极了。威尔科克斯,我记得似乎还有一个银脸盆和一个银水壶——这些东西放在一间我们称为‘主教化妆室’的房间里,我想——让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的架子上吧。还有,请你把普伦德和加斯顿派到我这儿来,行李什么的可以等到明天再说——只需要那个化妆盒子和晚上需用的东西。普伦德知道的,如果你让普伦德和加斯顿留下的话,我可要上床睡觉了。我们以后再见;你们到这儿来吃晚饭,好让我开开心。”我们都转身走了;当我走到门口时他把我叫住了。“这张床样子非常不错吧?”“非常不错。”“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哦——就把它叫做灵床怎么样?”“不错,”卡拉说,“他回家来就是准备死的。”“可是他刚到的时候还那么满怀信心地谈到恢复健康呢。”“这是因为他病得很厉害了。当他处在正常的状态中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将要死了,并且承认这一点。他的病时好时坏。有时候一连好几天,突然有那么一天他又硬朗起来,显得有生气,然后他又愿意死,又垮下来,害怕得要命。我真不知道他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在罗马,医生估计他活不了一年。伦敦有人会来,我想是明天吧,他会告诉我们详细的病情。”“什么病?”“他的心脏有毛病。一个很长的医学名词。要他命的正是这个叫着很长的名字的病。”这天晚上马奇梅因勋爵情绪很好;房间具有那种霍格斯式的风貌,在那个古怪的中国式的壁炉架旁边摆了一张供我们四个人用的餐桌和椅子,老人用几只枕头支撑着,啜饮香槟酒,品尝着,称赞着,但是并不吃那为他重返旧居而准备的一道道端上来的菜肴。威尔科克斯为了这种场合已经把那个金盘子特地取了出来,这个金盘子以前我没看见用过。一面面镀金的镜子,漆器和那张大床的帷幔,还有朱莉娅那件中式对襟绣花外套,这些都使得此情此景有一种哑剧的气氛和阿拉丁山洞的意味。刚刚吃完饭,我们大家正要离去的时候,他的情绪低落下来。“我还不睡,”他说,“谁陪我坐一会儿?卡拉,卡莉西玛,你累了。科迪莉娅,你要在这个客西马尼守护一个小时吗?”第二天我问科迪莉娅这一晚上是怎样度过的。“他差不多立刻就睡了。我在两点钟的时候进去看看他怎么样,又添了添火;几盏灯都还亮着,他又睡着了。他大概是中间醒来时把灯打开的;他得起床才能开灯。我想他大概是害怕黑暗吧。”因为科迪莉娅具有医院工作的经验,由她来照料她的父亲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天医生们来给老人看病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医嘱交给她。“除非他的病情恶化了,”她说,“否则我和那个贴身男仆可以照看他。只要能够不用护士,我们就尽量不用。”到了这种地步,医生们除了吩咐使他舒服一些,并且开一些他心脏病发作时服的药物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建议的了。“还会有多长时间?”“科迪莉娅,有些医生预言病人活不了一个星期,可是病人愈活愈健壮,还四处溜达。我在医学上学会了一件事;永远不要预言。”那两个长途跋涉而来的医生告诉她的就是这些;而从本地医生所得到的也无非是用医学术语说出来的同样意见。这天晚上马奇梅因勋爵又谈起了关于他新儿媳的话题。这档子事几乎一直在他脑子里转悠,在那一整天各种各样闪闪烁烁的暗示中表现出来;这时他靠在枕头上,终于又说起她来了。“在这以前,我对于家庭的天伦之乐在感情上从来不太在乎,”他说道,“可是坦率地说我还是很害怕一种前景——就是贝里尔将来会处在当年我母亲所处的地位上。这样一对不相称的夫妇为什么要无儿无女地坐在这里,眼看这所大宅子在他们眼前慢慢地颓败呢?不瞒你们说,我是不喜欢贝里尔的。“大概糟就糟在我们是在罗马会见的吧。在别的什么地方她也许会得到我更多的同情吧。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地考虑一下,我在什么地方跟她见面就不会感到反感呢?我们在拉尼尔里餐馆吃的晚饭;这是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多年来我常常光顾——你们无疑也是知道这地方的。贝里尔显得非常喧宾夺主。我当然是东道主啦,可是听到贝里尔逼我儿子吃饭菜的声调,别人还会以为是另外一种情况哩。布赖兹赫德一向是个嘴馋的孩子,一个从心眼里关心他的妻子应该想办法约束他。不过,这种事毕竟关系不大。“她肯定听说了我是一个生活不检点的男人。她对我的态度我只能称之为捣蛋。一个下流的老头,这就是她对我的想法。我估计她以前遇到过一些下流的老海军将军,并且知道应该如何同他们应酬……我不打算重复她说过的话了。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那天早晨他们去梵蒂冈去听布道;也就是为他们的结婚祝福——当时我并没有很在意地听——这样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我想无非是以前的某位丈夫、某位教皇那一类事情而已。她却活灵活现讲起来,她如何同一伙新婚夫妇一起去参加更早些的仪式,这一行人当中大部分是各个阶层的意大利人,还有一些穿着结婚礼服的单纯的姑娘,她们彼此互相恭维,新郎们有不住地瞟着姑娘们,拿自己的那位和别人的进行比较,诸如此类的话。接着她有说:‘这回,当然是咱们私下里说,不过你知道吧,马奇梅因勋爵,我当时就觉得在新娘当中我似乎算是头一号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真够鄙俗不堪,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揣摸出她是什么意思。是她挖空心思要得到我儿子的徽号呢,还是,你们想想看,还是她考虑到我儿子无可置疑是个童男呢?我猜测是后者。无论如何,那一晚上我们就是这样说说玩笑打哈哈过去的。“我认为她住在这儿绝对不会很适宜,你们觉着呢?以后我该把这地方留给谁呢?限定继承权利到我这儿就算完了,你们知道吧。塞巴斯蒂安,我的天啊,就不必谈了。谁想要它?谁呢?卡拉,你想要吗?不想要,当然,你是不会想要的。科迪莉娅呢?我考虑要把这所房子留给朱莉娅和查尔斯。”“当然不行,爸爸,这是布赖德的。”“也是……贝里尔的吗?哪天我得赶快叫格雷格森到这儿来,快把这件事考虑一番。现在是时候了,应当把我的遗嘱修订好;这地方充满了反常乖戾的事情和背离潮流的人物……我还是非常喜欢把朱莉娅安顿在这里的;今天晚上多么美好啊,亲爱的;而且总是这样美好;非常合适,合适多了。”这话说过不久,他就派人去伦敦找他的律师来,可是当律师来的这一天,马奇梅因勋爵的心脏病复发了,因此不能见他。“时间还充裕,”他在费劲地喘着气中间说,“哪一天等我身体好一些再说。”不过选择继承人的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而且他还常常谈到我和朱莉娅应该在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个庄园。“你觉得他真打算把这所庄园给我们吗?”我问朱莉娅。“是啊,我想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这对布赖德太可怕了。”“是吗?我倒觉得他对这个地方并不十分在意。我很在意,知道吧。他和贝里尔在别处小一点的地方住会觉得更满足。”“你打算接受吗?”“当然啦。这是爸爸本人愿意赠给我们的嘛。我认为你和我住在这儿会很快乐的。”这给我展现了一个前景,这个前景一个人在大路转弯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像我当初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第一次看到过的那样,一片与世隔绝的幽谷,一片比一片低的湖泊,前景是一片旧宅,世上的其余东西都被丢弃和遗忘了。这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的安宁、爱情和美的天地;这是一个在异国露营地的士兵的梦;这种前景也许正如在经历了许多天沙漠中饥饿的白天和豺狼出没的黑夜之后,一所神殿的高高的尖顶所提供的前景。如果我有时被这种幻象迷住,难道我就该责备我自己吗?病重的几个星期好不容易挨过去,这所房子里的生活随着病人颤颤悠悠的精力亦步亦趋地挨过去。也有过几天,马奇梅因勋爵穿戴停当,这时他站在窗前,或者由他的男仆搀扶着,穿过一楼的几个房间,从这个壁炉旁走到那个壁炉旁,也有几天客人来来往往——邻居、佃户或是从伦敦来办事的人——这时一包包的新书被打开并加以讨论,一架钢琴也移进了那间中国式的客厅;在二月底有一次在一个意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吩咐把汽车开来,他竟一直走到前厅,穿着那件皮大衣,坐车到了大门口。这时他突然又对乘车出游没了兴趣,说道:“现在不去了。以后再说吧。到夏天哪一天再出去。”然后又挽着仆人的胳膊给领回他的椅子那儿去了。有一次他一时兴趣要换换房间,于是就详细地吩咐如何搬到那间彩绘客厅里去。他说,这间中国风格的屋子妨碍他休息——他在夜里要让所有的灯都亮着——可是随后又灰心丧气,所有的命令都取消了,他仍然住在原来的房间里。在其他的日子里,他高高地坐在床上,用几个枕头支撑着,费力地喘着气,整个住宅就寂然无声。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希望我们在他周围,黑夜白天,让他一个人待着他受不了。当他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他的眼光就跟着我们转来转去,如果有谁离开了房间,他就会露出难过的样子;卡拉在他身边已做就是好几个小时,靠着枕头挽住他的胳膊,这时她就说:“没有关系,亚力克斯,她就会来的。”布赖兹赫德和他的妻子度完蜜月回来,在这儿住了几个晚上。这时正赶上马奇梅因勋爵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不让他们靠近。贝里尔还是第一次来这里作客,如果她不对这个几乎已经是她的家而现在又垂手可得的地方感到很大兴趣的话那倒是很不正常的了。贝里尔很正常,她在逗留期间把这所房子里里外外勘测了个仔细。看来因马奇梅因勋爵的疾病而造成的乱七八糟的局面,需要大加改善;她有一两次谈到她访问过的政府大厦与布赖兹赫德规模相仿的各种机构的管理方法。白天,布赖兹赫德就带着她去拜访各个承租人,晚上她就跟我谈绘画,再不就和科迪莉娅谈医院,或者和朱莉娅谈衣服,充满了愉快的信心。而背信弃义的阴影,以及他们的正当期望即将落空,这一切只有我这一方才知道。跟他们在一起时我很不自在;不过我这种态度对布赖兹赫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他常来常往的腼腆的人们的小圈子里,我的内疚并没有被他发现。最后,情况愈来愈明朗,马奇梅因勋爵不想多看到他们。老人只允许布赖兹赫德单独在他面前待一分钟来告别;随后他们就走了。“我们在这儿也无事可干,”布赖兹赫德说,“而且对贝里尔来说也很痛苦。如果病情恶化,我们会再回来的。”这时疾病发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也愈来愈频繁了;这时雇用了一名护士。“这样的屋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说,“哪儿也不像这里,什么样的方便设施都没有呀。”她还努力想把她的病人搬到楼上去住,楼上有自来水,还有一间可供她使用的化妆室,还有一张她可以“巡回活动”的——她习惯如此——“合用的小床”,可是马奇梅因勋爵不愿意动。不久,由于他连白天黑夜都分辨不出来了,这时又安插了第二个护士;专家们又从伦敦赶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而且颇为大胆的治疗方案,可是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不起作用了,吃下去也没有效果。不久,他已经不存在什么发病的问题了,只是在迅速垮下去的过程中的短暂波动而已。布赖兹赫德给叫来了。当时正在复活节的假期,贝里尔正忙于照顾她的孩子们。他一个人来的,在他的父亲床侧默默地站了几分钟,他的父亲也坐着默默地看着他,然后他就离开了屋子,爱图书室里找到我们,他说:“爸爸该找一位神父来了。”这个话题并不是第一次提出的。当初马奇梅因勋爵刚到的时候,那位教区神父——由于小教堂已经关闭了,因此在梅尔斯蒂德就有了一所新教堂和一个教务评议会——到这里来作礼节性的拜访。科迪莉娅又是道歉又是赔不是,敷衍了他一阵,可是等他一走,她就说:“现在不行。爸爸还不需要他呢。”这时在场的有朱莉娅、科迪莉娅和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话要说,开始要说,经过考虑又不说了。因此我们四个人之间绝口不谈这个问题。可是当朱莉娅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说:“查尔斯,我看宗教问题将来是个很大的麻烦。”“他们就不能让他平平安安地去世吗?”“他们所谓的‘平安’是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的。”“这样做会是一种粗暴的行为。谁也说不清楚他一生中对宗教的想法。他们现在会来的,趁他神不守舍,又无力反抗的时候,他们会要求他在临终忏悔的。直到现在我对宗教还是抱着一定的尊敬。如果他们干这样的事,那我就知道了人们关于教会所说的种种蠢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了——也就是说教会搞的全都是迷信和诡计。”朱莉娅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不同意吗?”朱莉娅还是一言不发,“你不同意吗?”“我不知道,查尔斯,我实在不知道。”尽管我们当中谁都不提起这件事,可是在马奇梅因勋爵患病的这几个星期当中,我始终感到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越来越突出了。当科迪莉娅每天一大早就开车出去做弥撒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问题;当卡拉开始跟她一块去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个问题;这片小小的乌云,和巴掌一般大小,就要膨胀起来,在我们中间掀起一场暴风雨。这时布赖兹赫德以他沉重而又无情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咦,布赖德,你认为他会同意吗?”科迪莉娅问道。“我一定设法使他同意,”布赖兹赫德说,“我明天就把麦凯神父带到他这儿来。”乌云愈聚愈浓,没有消散;我们当中谁都不说话。卡拉和科迪莉娅回病房去了;布赖兹赫德找一本书,找到了,就离开了我们。“朱莉娅,我们怎么制止这桩蠢事呢?”她一时没有回答,后来说:“为什么我们应该制止呢?”“你像我一样了解。这确实——确实是一件不恰当的事情。”“我算什么人,还能反对什么不恰当的事情呢?”她悲伤地问。“话说回来,这样做会有什么害处吗?还是去问问医生吧。”我们问了医生,他说:“这很难说。当然可能惊吓了他,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一些病例,这种做法对病人反而起到一种意想不到的镇静作用。我甚至还看到过这种做法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对亲属来说,这通常也是极大的安慰。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应该由马奇梅因勋爵自己来决定的事。请注意,千万不要操之过急。马奇梅因勋爵今天特别虚弱,不过明天他又会强壮起来的。等一等再做不是很平常的事吗?”“唔,医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等我们离开了他时,我对朱莉娅说。“解决问题?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不让我父亲做临终仪式呢?”“因为这样做不过是一大套魔法和虚伪罢了。”“是吗?无论如何,这一套搞了已经差不多两千年了;我不懂你为什么现在突然发起脾气来。”她提高了嗓门。近几个月来她动不动就发怒。“看在基督的面上,你可以给《泰晤士报》写文章,到海德公园去发表演说,去发动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的闹剧吧,但是不要就这件事来烦扰我。我爸爸见不见教区神父,这和我或者和你又有什么相干呢?”我理解朱莉娅的这种激烈的情绪,和那次在月光下喷泉旁控制着她的那种心情一样,我模糊地猜到这种心情的来源。我也知道靠语言是无法使它平息的;而且我也无法再说什么,因为对于她的问题我心里还没有答案。我意识到,不止一个人的命运在等待裁决;还意识到高坡上的雪块开始滑动了。第二天早晨布赖兹赫德和我一起吃早饭,在座的还有刚刚下班的夜班护士。“他今天精神好多了。”她说,“他差不多踏踏实实睡了三个小时。加斯顿来给他修面的时候,他还挺爱讲话的呢。”“好,”布赖兹赫德说,“科迪莉娅去做弥撒了。她要把麦凯神父带到这儿来吃早饭。”我以前和麦凯神父见过几次,他是个矮胖、温和的中年格拉斯哥—爱尔兰人。每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爱问我这样一些问题;“赖德先生,现在你是不是会说画家提香比画家拉斐尔的确更富于艺术性呢?”更使我为难的是他想起我的回答,问我,“赖德先生,上次我有荣幸见到你时,你说过一番话,我还牢记在心,不知道现在这样说是不是正确的,就是画家提香……”而且通常是以这样的见解来结束谈话的,“啊呀,赖德先生,一个人有你这样的才能、又有时间来发挥这种才能的人是多么快乐啊。”科迪莉娅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他这种语调。这天早晨他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浏览了一下报纸的大标题,接着他用一种职业上的活泼态度说道:“喂,布赖兹赫德勋爵,你看看,那个可怜的人愿意见我吗?”布赖兹赫德把他带到门外;科迪莉娅也跟着出去了,就剩了我一个人留在早餐桌子旁边。不到一分钟我就听到他们三个人在门外说话的声音。“……只好抱歉了。”“……可怜的人。请注意,这是要见一张陌生的面孔;你相信我好啦,这是——一个意外的陌生人。我很理解。”“……神父,我十分抱歉……这么远把你找来。”“科迪莉娅小姐,千万不要介意。嘿唷,在戈鲍尔家我还挨过瓶子揍呢……要给他时间。我以前遇到过几个更糟糕的病人,却死得更美。为他祈祷吧……我以后再来……如果你们不见怪的话,我就去看看霍金斯太太。不错,的确,我认识路。”然后科迪莉娅和布赖兹赫德走进屋来。“我猜,他这回去没有成功。”“没有。科迪莉娅,等麦凯神父从保姆那儿下来,你是不是可以开车送他回去?我要给贝里尔打电话,看看她要我什么时候回家。”“布赖德,这太糟糕了。我们怎么办呢?”“此刻,凡是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他说着走出了房间。科迪莉娅脸色阴沉。她从盘子里叉起一片火腿,在芥末里蘸了蘸,吃了。“该死的布赖德,”他说,“我知道不成。”“发生了什么事?”“你想知道吗?刚才我们排成一行进去。卡拉正在高声给爸爸念报纸。布赖德说:‘我带了麦凯神父来进你了。’父亲说:‘麦凯神父,恐怕你带他到这儿来是误会了。我还没临终哩。我已经有二十五年不参加你们教会的各种仪式了。布赖兹赫德,把麦凯神父领出去吧。’于是我们全体向后转,走出来了,我听见卡拉又开始给爸爸念起报纸来。查尔斯,就是这些了。”我把这消息带给朱莉娅,她正躺着,旁边的小桌子上堆着许多报纸和来信。“巫师走了,”我说道,“那个巫师已经走了。”“可怜的爸爸。”“这下可叫布赖德大失所望了。”我感到胜利了。我是对的,而其他的人都错了,真理胜利了。自从那晚在喷泉旁边我感到悬在我和朱莉娅头上的威胁已经给排除了,也许永远被消除了。然而还有一个——现在我可以直言不讳——另一个没有表达、也无法表达出来的、不够光彩的小小胜利,我曾偷偷地为之庆幸了一番。我认为这天早晨发生的事情使布赖兹赫德离他的合法继承权更远了。在这一点上我猜对了;伦敦的律师们差遣了一个人来。一两天后这人来了,全家上下都知道了马奇梅因勋爵立了一个新的遗嘱。但是我错在认为关于宗教的争执已经风平浪静了,这场争执在布赖兹赫德待的最后一个晚上吃完晚饭后又爆发了。“……爸爸说的是,‘我还没有临终呢,我已经有二十年不参加教会的各种仪式了。’”“不是‘教会’,而是‘你们的教会’。”“我看这没有什么区别。”“大有区别。”“布赖德,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认为他说的是正经话。他的意思是说他一直不很习惯经常接受各种圣礼,由于他还没有到临终,所以他——还不打算改变他的习惯。”“这简直是诡辩。”“当一个人想要把话说得确切些,为什么别人总认为他在诡辩呢?他的清清楚楚的意思是这一天他还不想见一位神父,可是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就愿意了。”“我希望有人向我解释解释,”我说,“圣礼的意义究竟何在。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他一个人孤独地死去就得下地狱,而如果一位神父往他身上涂了油的话——”“哦,不是油,”科迪莉娅说,“是给他治病。”“愈发奇怪啦——好吧,不管教士干的是什么——做了以后他就会升入天堂。你们信奉的就是这个吗?”这时卡拉插话说:“我想护士告诉过我,不管怎么样别人也说过,有人相信,神父在尸体还没有冷之前到场,一切就都好了,是这样,不是吗?”其他的人们都攻击起她来。“不,卡拉,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你理解得完全不对了,卡拉。”“喏,我记得阿尔芳斯·德·嘉涅特死的时候,嘉涅特夫人叫一位教士藏在门外——他一看到教士就受不了——在尸体还没有冷就带他进去了。她亲口告诉我,他们给他做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安魂弥撒,我也参加了。”“做了安魂弥撒并不意味着你必定会升入天堂。”“嘉涅特夫人认为是升了天堂的。”“哦,那她可就错了。”“你们这些天主教徒有哪一个知道,这个神父能够做出什么好事来呢?”我问,“难道你们如此安排只是好让你们的父亲能有一个基督教的葬礼吗?还是你们想使他免得下地狱呢?我倒很想领教领教。”布赖兹赫德稍微详尽地给我讲了讲,刚一说完,卡拉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这些我以前可没听说过。”她的话结果多少破坏了这个天主教阵线的联合。“请把这点弄明白,”我说,“他必须按照他自己的志愿行事;他必须感到悔悟,并且希望得到赦免;对不对呢?然而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否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神父说不清楚;如果没有神父在场,他就独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就如同有一位神父在场一样了吗。当一个人身体太虚弱,他自己的意愿无法表达出来的时候,他的意愿很可能仍然在起作用;对不对呢?他也许躺着,好像在等待着死亡,一直行使着自己的意志力,得到赦免,而且上帝是理解的;对不对呢?”“多少是这样吧。”布赖兹赫德说道。“好啦,看在老天的面上,”我说,“神父有什么用处呢?”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时朱莉娅叹了一口气,布赖兹赫德吸了一口气,仿佛开始要把这些种种说法进一步分析。在沉默中卡拉说:“我知道的就是请神父来的事我要特别当心。”“天哪,”科迪莉娅说,“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回答了。”让我们别再争论了,各有各的理由,不过大家都认为这场争论得不出什么结论。后来朱莉娅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挑起这场宗教争论来。”“并不是我挑起来的。”“你没有说服别人,你也没有真的说服自己。”“我只是想知道那些人相信的究竟是什么。他们都说那样做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让布赖德把话讲完,他就会把这件事说得完全合乎逻辑。”“你们一共有四个人。”我说,“关于宗教,卡拉什么也不懂,因此她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你懂一点儿,连一个字也不相信;科迪莉娅也懂得那么些,并且疯狂相信;只有可怜的布赖德懂得,而且相信,可是一到要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他可就出丑了。人们来回重复地说:‘至少天主教徒知道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做了很好的典型分析——”“哦,查尔斯,别说大话。我看你越来越怀疑自己了。”几个星期过去了,马奇梅因勋爵依然活着。到了六月,我的离婚判决了,我的前妻接着就第二次结婚了。而朱莉娅九月里才会自由。我注意到,当我们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时,朱莉娅就越发不满足似地谈到结婚的事情;而战争也愈来愈临近了——对这一点我们两人谁都不怀疑——但是朱莉娅那种温情的、有时似乎是冷漠的、绝望的渴望并不是来自她自身以外的任何不可逆料的事情;当她显得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要冲破她对我的爱的牢笼的时候,这种渴望突然变得阴暗得像短短的一阵近乎仇恨的发作。这时我被叫到战争部,经过询问,编进了紧急状态时征募的人员名册里;科迪莉娅也一样,被编入另一份名册中;于是名册就像我们在中学时一样,又一次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一切事情都在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作准备。在那间黑洞洞的办公室里,“战争”这个字是没有人提到的;这是一种禁忌;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我们就会被召集起来——不是遇到冲突,那是根据人类意志的行为;不像复仇或天灾那么简单明白;一种“紧急情况”;一个露出海面的东西,一个看不见面孔,抽打着尾巴从深水冒出来的妖怪。马奇梅因勋爵对他房间以外的事变不感兴趣。我们每天给他送来报纸,试着读给他听,可是他的脑袋在枕头上扭过来,眼睛却随着他周围复杂的格局转动。“还要往下念吗?”“如果你不腻烦的话就请往下念吧。”可是他并没有听。偶尔听到某个熟悉的名字他就咕哝着:“欧文……我认识他——一个平庸之辈”;有时还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捷克人天生就是优秀的马车夫,如此而已。”然而他的心却远离尘事了;而他想的就在这儿,就在此时此地,他一味地想心事;除了为生存而进行孤独的挣扎外,他也再没有力气进行别的斗争了。我对那个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的医生说:“他有一种要活下去的了不起的意志,是不是?”“你想这样来解释吗?我看还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极端恐惧。”“难道这有什么区别吗?”“噢,亲爱的,有区别。你知道,你从恐惧中汲取不到什么力量。恐惧使他精疲力竭了。”仅次于死亡,他最害怕的就是黑暗和孤独,或许因为这两者像死亡一样。他愿意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让一盏盏灯在那些塑像中间整夜点着;他不希望我们多说话,但是他却喃喃自语,声音很轻,以致我们常常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他所以要讲话,我想是因为只有他自己的声音才是他能够信赖的,只有说话的时候,他才确信他还活着;他的话并不是说给我们听的,也不是给任何人听的,而是给他自己听的。“今天好些了,今天好些了。现在我能看见壁炉那个角落里,那个清朝大臣手拿着金铃铛,他脚底下那棵歪歪扭扭的树繁花盛开。而昨天我头脑混乱啦,把那个小宝塔也当成人了。不久,我就会看到那座桥和三只鹳了,我还会分辨出那条道路在哪儿通到山上去。“明天会更好些。我们住在家里的时间长,结婚却晚了。七十三岁的年龄并不算很大。朱莉娅奶奶,我父亲的姑姑,活到了八十八岁,是在这儿生的,也是在这儿去世的,她没有结过婚,曾经在灯塔山上看到过特拉法加角战役的炮火,她总是把这个地方叫作‘新房子’;这是他们在育婴室或者在打仗时给这房子起的名称,不识字的人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情。你们现在在乡村教堂附近还可以看到那所旧房子;他们管那片田地叫作‘城堡山’,是霍利克家的地,坑坑洼洼,有一半荒废了,地里都是茂密的荨麻和荆棘,太深了,无法耕种。他们把房屋的根基挖出来,把石头运去盖成这片新房子;朱莉娅奶奶出生的时候,这所房子已经有一百年了。这些石头就是我们在城堡山废了的洼地中的根;也是在荆棘和荨麻丛中的根;而且在那个旧教堂和附属小教堂里的墓穴丛中,没有教会人员唱诗。“朱莉娅奶奶知道这些墓穴,跷着二郎腿的骑士啦,穿着马甲的伯爵啦,跟罗马参议员差不多的侯爵啦,石灰石,雪花石膏,还有意大利的大理石;她曾经用她的乌檀木手杖敲打过那些饰有纹章的盾牌,还把盔瓣做成花环放在老罗杰爵士的墓上。那时我们家是骑士,自从阿金考特战役就成了男爵,在乔治王朝,荣誉更大。他们是后来的,却要先垮下去;男爵爵位仍然保留下来。如果你们都死了,朱莉娅的孩子就要用他那些出生在全盛时代以前的祖先的名字来取名了;在那个全盛时代,是剪羊毛和广袤的麦地的时期,是欣欣向荣、大兴土木的时期,那时侯沼泽地排干了,荒凉的原野开垦出来了,当时一位祖先建了一所房子,他的儿子就在上面加了一个穹顶,儿子的儿子又给房子两边添上厢房,筑上河堤,拦住河水。朱莉娅奶奶眼瞅着他们建起那个喷泉来,这座喷泉装置运来以前就已经很古老了,在那不勒斯的太阳下曝晒了二百多年,在纳尔逊时代用军舰运回来。不久这个喷泉就会枯干,直到雨水给它注满水为止,水池里的落叶就漂浮起来;在几池湖水上面芦苇会蔓延开来,又缩小。今天好些了。“今天好些了。我一向十分注意起居,保护自己不让冷风吹着,应时令的菜肴吃起来也有节制,喝的是上等的红葡萄酒,睡觉盖我自己的被单。我还能活很长时间。我五十岁的时候,他们让我们下马,把我们送上前线;年纪大的都留在基地上,这是命令,可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的紧邻沃尔特·维纳布尔斯说:‘亚力克斯,你的身体和那些小伙子一样棒。’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现在我还是这样,只要我还能够呼吸。“没有空气。丝绒帐下一丝风也没有,当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奇梅因勋爵说着,他已经完全忘却了那根深叶茂的谷物,渐渐胀大的果实,吃多了的蜜蜂在他的窗外闷热的下午阳光里悠闲地寻觅蜂巢,“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就会下床,坐在户外,更舒畅地呼吸了。“谁会想象得到,所有那些小小的金做的人物,那些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是些绅士的人,不呼吸还能够活这么长时间呢?就像煤层里的癞蛤蟆,在矿井下面的深处,无忧无虑。天晓得,他们为什么要给我挖一个洞?难道一个人就得在自己的地窖里活活闷死吗?普伦德,加斯顿,给我把窗户打开。”“窗户都敞开着呢,老爷。”一只氧气筒放到他床边来了,上面有一个长长的软管,一个面罩,还有洋他可以自己操作的小活塞。他老是说:“里面空了;护士瞧吧,没有什么气出来了。”“不,马奇梅因勋爵,里面满极了,请看这个球形玻璃管里的气泡就知道了;压力也很足,请听,你没有听见里面发出的嘶嘶声吗?马奇梅因勋爵,试着慢慢呼吸,要从从容容地,这样你就会得到好处了。”“像空气那样自由,大家都这么说——‘像空气那样自由’。而现在却把我的空气装在一只铁筒里给我。”有一次他说:“科迪莉娅,那个小教堂怎么样了?”“爸爸,妈妈死了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它关闭了。”“那小教堂是她的,是我送给她的。我们一向是我们家族里的建筑者。我为她建的这座小教堂,就建在亭子背阴的地方;那是在旧围墙后面用旧石料重建的;这是建成的新房子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第一个消失的。在战争爆发以前一直有一位牧师。你们还记得他吗?”“那时我还太小呢。”“然后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这个小教堂里祈祷。这教堂是她的。这是她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回来打搅她祈祷。人们都说我们是为自由而奋斗。我获得了自己的胜利。这是罪过吗?”“我想是的,爸爸。”“在向苍天呼喊复仇吗?你想想,这不就是他们把我关在这个洞穴里,带着一罐空气,伴着沿着墙站着的、没有空气也能生活的黄皮肤的小人们的原因吗?你是这样想的吗,孩子?不过风不久就会来的,也许是明天,到那时我们又可以呼吸了。坏事对我倒成了好事。我明天会好些。”就这样,直到七月中旬,马奇梅因勋爵躺着奄奄一息了,为活下去而进行的挣扎把他拖得完全精疲力竭。后来,由于预计不会迅速恶化,科迪莉娅就去伦敦到她的那个妇女组织看看有没有什么“紧急情况”。这天马奇梅因勋爵的情况突然恶化了。他默默地躺着,一点儿声息也没有,费力地喘着气;只有他那睁着的眼睛,不时扫一扫屋子四处,表示他还有知觉。“是不是快不行了?”朱莉娅问。“这可没法断定。”医生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很可能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也许还能从现在的发作中缓过来。关键是千万别打搅他。一点点惊扰也会是致命的。”“我要去找麦凯神父。”她说。我并不诧异。整个夏天我看出来她想的就是这个。她走了以后我对医生说:“我们必须制止这种瞎胡闹。”他说:“我的责任是管病人的身体。我的责任不是同人家辩论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或者争论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我只是想方设法让他活着。”“你刚才说的是,任何惊扰都会置他于死地。而对于一个怕死的人来说,比如就像他这样怕死,难道还有什么能比给他带来一位神父——这位神父又是他有精力时曾经赶走的——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事吗?”“我想,这也许会置他于死地。”“那么你还不加以制止吗?”“我没有权利制止任何事情。我只能提供意见。”“卡拉,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愿意使他不快乐。现在只有一个希望了;希望他不知不觉地去世。但是我还是愿意这儿有一位神父。”“那你可不可以好好劝劝朱莉娅让神父别进来——一直等到他不行了才来?那以后神父进来也就没有危害了。”“我会请求她让亚力克斯快乐,好吧。”过了半小时,朱莉娅带着麦凯神父回来了。我们大家在图书室里见了面。“我已经打电报告诉布赖德和科迪莉娅了,”我说,“希望你能够同意,等大家都到齐了以后再说。”“他们要在这儿就好了。”朱莉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