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5

“我干吗要想你的耳朵被人揪过没有呢？你这个笨蛋，我干吗要想这个？”乌斯季扬采夫又插嘴了，他悻悻地望着沙普金，尽管沙普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话，而是向大家讲的，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是谁揪过你的耳朵？”有人问道。　　“谁？’当然是警察局长啦。弟兄们，这是我流浪时发生的事。我们走到K城，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一个叫叶菲姆，他没有绰号，也是一个流浪汉。我们路过托尔明的时候，在一个农民家里发了一点儿财。托尔明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们一进村，就四下张望，看能不能在这儿捞到点什么，然后就溜之大吉。我们在乡下自由得很，愿意到哪儿去就到那儿去，不象城市里这样提心吊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嘿，不管怎么说，先进酒馆再说。我们回头一看，有个乞丐模样的人走到我们跟前，他穿得破破烂烂，胳膊肘子露在外面。我们就东拉西扯起来。　　“他说：‘请问，你们有没有公文①？’***************************①身份证。———作者注。***************************　　“我们说：‘没有，没有公文。’　　“他说：‘原来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我这里还有两个好朋友，他们也在库库什金将军靡下当差②。我斗胆建议，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吧，不过我暂时身无分文，先请你们破费一瓶。’***************************②即住在布谷鸟歌唱的森林里。他是想说，他们也是流浪汉。———作者注。库库什金是俄国人的姓。在俄语里，此字与布谷鸟是同根词。这是一句双关语，暗指他们也是流浪汉。***************************　　“我们说；‘欢迎，我们太高兴啦。’于是我们就喝起酒来了。这时他们告诉我们，可以留在这儿做木匠活儿，这是我们的本行。城边上有一座房子需要翻修，那里住着一个有钱的小市民，真是家财万贯。我们当天就去拜访了他。我们五个人刚来到这个富户人家，当夜就被人逮住了。我们被送进派出所，后来又带我们去见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说，他要亲自审问我们。他叼着烟袋走出来，后边有人给他端着茶，这个家伙很壮实，留着连鬓胡子。他坐下来。这时，除了我们几个人以外，又送来三个，也是流浪汉。弟兄们，其中有一个流浪汉特别有意思，他说他什么都记不得了，任凭你用木棍敲他的脑袋，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什么都忘了。警察局长转过身来问我：‘你是什么人？’他大声咆哮着，象打鼓似的。嘿，当然罗，我也这样说：‘大人，我什么都记不得啦，一切都忘啦。’　　“他说：‘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跟你说，我认得你这副嘴脸，’他一边说，一边瞪着眼珠子瞧我。可是在这以前我根本就没见过他。接着，他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拔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就叫拔腿就跑吗？’　 “‘是的，大人。’　　“‘那好吧，就算你是拔腿就跑，你呢？’他转身问第三个。　　“‘我后边跟，大人。’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就叫我后边跟，大人。’　　“‘是谁给你这个下流痞起的这个名字？’　　“‘是好人给我起的，大人。世界上有的是好人，大人，这您是知道的。’　　“‘那些好人是谁？’　　“‘这我可忘记啦，大人，请您开开恩饶恕我吧。’　　“‘全忘了吗？’，　　“‘全忘啦，大人。’　　“‘你大概也有过父母吧？……你总该记得他们？’　　“‘应该说是有过，大人，不过，我也忘得差不多了；也许有过，大人。’　　“‘在这以前，你住在哪里？’　　“‘住在森林里，大人。’　　“‘总住在森林里吗？’　　“‘总住在森林里。’　　“‘冬天呢？’　　“‘我没有见过冬天，大人。’　　“‘好吧；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斧头，大人。’　　“‘你？’　　“‘快点磨，大人。’　　“‘你？’　　“‘不慌不忙地磨，大人。’　　“‘你们什么都记不得了吗？’　　“‘我们什么都记不得啦，大人。’　　“他站着，笑着，我们瞧着他，也嘿嘿地笑。可是有时候他会冷不防给你来一拳，把你的门牙打掉。象他这样的人，往往都长得又肥又壮。　　“他说：‘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以后还要审问他们；喂，你留下别走，’这是对我说的。‘到这边来，坐下！’我走过去一瞧：桌子上又是纸，又是笔。我心里想：他要拿我干什么呀？这时他对我说：‘坐在椅子上，拿笔写！’他一边说，一边揪着我的耳朵，一个劲儿地揪。我看着他，就象魔鬼看着神甫一样。我说：‘我不会写呀，大人。’他又说：‘写！’　　“我说：‘您就发发慈悲吧，大人。’——‘写，你会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揪着我的耳朵不放，一个劲儿地拼命拧！唉，弟兄们，我宁肯让他抽打我三百树条，哪怕抽得我两眼冒金花，也比揪耳朵好受。可他仍一个劲儿地催我写！”　　“怎么，他发疯了吗？”　　“不，他没有发疯。原来是这么回事——T城有一位书记官，不久前耍了个鬼把戏：偷了一笔公款，带着逃跑了，他的耳朵也是向外伸着。当时，已往各地下了通缉令。他根据耳朵的特征，以为我就是那位书记官，所以就来试探我，看我会不会写字，写得怎么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小伙子，揪得痛吗？”　　“是的，痛极啦。”　　发出一阵哄笑。　　“喂，你写了吗？”　　“写什么呀？我拿起笔来在纸上乱划，他一把抢过去，扔掉了。嘿，他打了我十几个耳光，就因为这件事把我关进了监狱。”　　“你真的会写字吗？”　　“从前会写来着，可是现在一拿起笔来，就什么都不会写了……”　　我们那寂寞的时光，往往就消磨在这种故事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消磨在这种废话里了。天哪，多么无聊啊！天又长又闷，每天都是如此。要是有一本书看看也好啊！入狱初期，我常常住院，有时是因病，有时只是想离开监狱，到这儿来躺一躺。我在监狱里感到很难受，比这里更难受，特别是精神上。怨恨，敌视，争吵，嫉妒，经常不断地对我们贵族寻衅找碴，阴险恶毒的面孔！在医院里，大家都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相处得也比较友好。一天中最烦闷的时刻是在天黑掌灯以后。大家都早早地躺下睡觉。昏暗的夜灯照射在门口附近，闪着一些光点，我们这一头却显得很黑。室内的空气变得又腥又臭又闷热。有的人睡不着觉，便戴上睡帽，低着头在床上静坐一两个小时，仿佛在想什么心事似的。这时，你一小时一小时地瞧着他，竭力猜测他都在想些什么，借以消磨时光。有时你开始幻想，回忆往事，在想象中勾画出一幅幅广阔而又鲜明的图画；这时你会回忆起一些在别的时候回忆不起来、也不会象现在感受得如此强烈的琐碎事情来。有时你对未来进行猜测：将来如何出狱？出狱后到何处去？何时才能实现？将来能否返回故乡？想着，想着，你心中便产生出了希望……有时你干脆数起数来：一，二，三，四……以便在数数中入睡。我有时甚至数到三千，仍不能入睡。有人在翻身。乌斯季扬采夫又咳嗽起来，这是一个肺痨病患者的干咳，接着他又有气无力地呻吟起来，每呻吟一声都要说一句：“主啊，我有罪呀！”在万籁俱寂中，听着这病人的衰弱无力的呻吟，会使你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角落上有两个人还没睡觉，他们正坐在床上说话。其中一个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讲述那遥远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讲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孩子，老婆，过去的秩序。单从他那低沉的话音中，你就会感觉到他所讲述的一切已经永远不会再回到他身边来了，他，讲故事者本人，已经同一切失掉了联系；另一个人在听他讲。这时，能够听得见的只有那静悄悄的、有节奏的低语，犹如远处的潺潺流水声……我记得，在一个漫长的冬夜里，有一次我听到了一个故事。起初，我仿佛觉得它是一场噩梦，我仿佛正在患热病，这一切都是我在昏迷不醒中梦见的……第四章 阿库莉卡的丈夫(故事)　　夜已深了，约摸有十一点多钟。我本来已经入睡，但突然又醒了。远处夜灯的昏暗而微弱的光线勉强地照射到病房里来……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已入睡。乌斯季扬采夫也睡着了，在一片寂静中，听得出他那沉重的呼吸声以及痰在喉咙里呼噜呼噜作响的声音。忽然，从远处穿堂里传来前来换岗的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枪托碰在地板上，发出当的一声响。病房的门打开了，班长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查点病人。一分钟以后，门又关上了，换上了新岗哨，班长走远了，四周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还没有睡觉，他们仿佛在窃窃私语。病房里常有这样情况：有时两个病人的床位紧挨着，但他们往往很多天，甚至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有时却突然为深夜的寂静所激发，他们说起话来，一个人开始推心置腹地向另外一个讲述起自己的往事。　　看来，他们已谈了很久了。故事的开头我没有听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全部都听得清楚；不过我渐渐习惯了，开始完全听懂了。既然睡不着觉，我何妨不听一听呢？……一个人半躺在床上，热情地讲述着，他微微抬起头，把脖子伸向自己的同伴。他显然很激动，也很兴奋；他很乐意讲。听他讲故事的人，面色阴郁、毫无兴趣地坐在床铺上，两腿搭拉着，偶尔喃喃地回答一句，以表示对讲故事人的同情；他这样做似乎主要是出于礼貌，并非出于真实的感情。他不时地取出鼻烟往鼻子里吸。他叫切列文，是感化连的士兵，年纪在五十岁左右，他是一个总爱绷着脸的空谈家，喜欢发表长篇冷冰冰的演说，又是一个自负的傻瓜。讲故事的人叫希什科夫，还很年轻，三十来岁，是我们监狱的民事犯，在缝纫车间干活。在此以前，我很少注意过他，就是后来，在我蹲监狱的整个期间，他也从未引起过我的兴趣。他是一个头脑空虚、性情乖张的人。他有时沉默寡言，抑郁不乐，行为粗暴，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有时又突然参与某一件事，从一个狱室跑到另一个狱室，到处传播消息，造谣中伤，拨弄是非，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而发火动怒。人们揍他一顿以后，他又沉默起来。他是一个胆小怕事而又软弱无力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很藐视他。他个子矮小，骨瘦如柴，眼神总是显得惶恐不安，有时又面无表情地陷入沉思。当他讲述什么事时，一开头总是兴致勃勃，热情洋溢，甚至手舞足蹈——可是突然又把话题扯开，讲起别的事情来，或者被一些新的细节所吸引，忘记了前面讲的是什么。他常常骂人；当他骂人时，总是责怪别人对不起他，而且十分激动，有时甚至失声痛哭起来……他三弦琴弹得不坏，而且很喜欢弹，节日里甚至也常跳舞，如果叫他跳，他也能跳得很好……人们要是叫他干点什么事情，他都很乐意去干……这倒不是因为他顺从听话，而是因为他喜欢参与大伙的事情，乐意讨好大伙。　　我很长时间都未能听清楚他讲的是什么。起初我也觉得他总是离开本题，被一些无关紧要的情节所岔开。他大概也看出切列文对他的故事几乎毫无兴趣，因而他竭力使自己相信，听他讲故事的人正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如果他不这样相信的话，他可能会感到非常伤心的。　　“他常到集市上去，”他继续讲道，“大家都向他鞠躬行礼，一句话——他是个财主。”　　“你不是说他开铺子吗？”　　“嗯，是的，他开着一个铺子。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很穷。真是一贫如洗呀！女人们从河里打水，爬上石岸，往菜园里浇水；人们成天价忙忙碌碌，可是到了秋天，连碗菜汤都喝不上。真穷啊！他却不然，他开了一大片荒地，雇了三个长工替他耕种，另外还有蜂房，出售蜂蜜，还贩卖牲口。象他这样的人，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很受人尊敬的。他已经年过花甲，一把老骨头也硬了，满头白发，个子也很高大。他常常穿着狐皮袄到集市上去，人们对他很恭敬，觉得他很了不起。‘您好啊，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老爹！’——‘您也好啊！’他对谁都不傲慢无礼。‘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您日子过得可好哇？’他问道。‘我们的日子嘛，等到油烟变白的时候，就好了。老爹，您过得可好哇？’——‘我们嘛，活着白受罪罢了，也是无所事事呀。’——‘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他不藐视任何人，他说出来的话，都一字值千金。他读过很多书，一肚子学问，什么经书都看过。他常常让老伴坐在自己跟前，对她说：‘喂，老伴呀，你也听听，心里明白明白。’说完就讲解起来。他的老伴其实并不老，是续弦，因为前妻没有留下孩子。这位后娶的老伴，也就是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年纪都还小，小儿子瓦夏是他六十岁那年生的，女儿阿库莉卡是他最大的孩子，已经十八岁了。”　　“她就是你的老婆吗？”　　“别着急，一开头菲利卡·莫罗佐夫就从中捣乱。菲利卡对安库季姆说：‘咱们分开吧；你把那四百卢布还给我，难道我是你的长工不成？我不想和你一块做生意了，你的阿库莉卡我也不想娶啦。我现在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括了。我父母已经双亡，我要把所有的钱都喝掉花光，然后就去当雇佣兵，十年后等我当上大元帅再来见你们。’安库季姆真的把钱还给了他，跟他把账完全算清了——因为他父亲曾和老头子合伙做过生意。老头子对他说：‘你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他却说：‘嘿，是我不可救药，还是你不可救药？我跟你这个白胡子老头只能学得一毛不拔。两个臭钱你都看在眼里，遇到什么破烂你都拣——看能不能拿回家去熬粥喝。我可看不上你那些破烂。你就知道攒钱，攒到最后，连你一块儿进坟墓。我可是个有志气的人。我才不娶你的阿库莉卡呢：就是不娶，我也已经和她睡过觉了……’　　“安库季姆一听火冒三丈，大声骂道：‘你竟敢污辱一个诚实父亲的贞洁女儿！你这条毒蛇，人面兽心的东西，你说说，你什么时候和她睡过觉？’他一边骂，一边气得浑身发抖。这是菲利卡亲口告诉我的。　　“‘反正我和她睡过觉了，别说我不娶她，别人也不会要她了，就是米基塔·格里哥里伊奇如今也不会娶她啦，因为她已经不贞洁啦。从去年秋天她就和我私通。你现在就是请我吃一百只大虾，我也不同意娶她。不信，你给我一百只大虾试试看——我也不同意……’　　“于是，这小伙子在我们那个地方吃喝玩乐起来了，闹得天翻地覆，满城风雨。他交了一些酒肉朋友，花钱如流水，花天酒地地过了三个月，把什么都挥霍尽了。他常说：‘等我把钱花光，我就卖房子，卖一切东西，然后就去扛长活，或者流浪！’他从早到晚总是醉醺醺的，套上两匹马，系上铃挡，赶着车到处游逛。大姑娘都爱他爱得发狂。他四弦琴弹得可棒啦。”　　“这么说，他早就和阿库莉卡有勾搭罗？”　　“别着急，你听我说。我当时也是刚刚把父亲埋葬掉，我母亲给安库季姆家烤面包，我们全都给他家干活。我们的日子很苦。咳，我们原先也在树林后面开了一片荒地，种了点庄稼，可是父亲一死，什么都全完啦，老兄，我也吃喝玩乐起来了。为了向母亲要几个钱花，我常常跟她怄气打架……”　　“打母亲，这可不好。这是造孽啊。”　　“老兄，我一天到晚喝得烂醉如泥。我们家的房子不算好，但还勉强能住，虽说快坍塌了，但终归是自己的呀，屋子里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我们常常挨饿，有时一个星期也弄不到一碗饭吃，只好喝西北风。母亲常常骂我，责备我，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老兄，我那时和菲利卡·莫罗佐夫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和他鬼混。他对我说：‘你给我弹几声吉他听听吧，再给我跳个舞，我躺着向你丢钱，我可是一个最有钱的人呀。’他什么事没干过啊！只是偷来的东西他不要。他说：‘我不是贼，而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又说：‘走，咱们往阿库莉卡家大门上涂松焦油去；①我不想让阿库莉卡嫁给米基塔·格里哥里伊奇。***************************　　①谁家大门上要是被人涂上松焦油，就表明这一家有不正派的女人。***************************对我来说，现在这件事比喝果子冻更为重要。’老头子很早就想把女儿嫁给米基塔·格里哥里伊奇。米基塔也是一个老头子，老伴早已死去，戴着老花眼镜做生意。这老头子一听人家背后说阿库莉卡的坏话，就打退堂鼓了，说：‘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呀，我可不愿意在老年再结婚啦。’我们就这样给阿库莉卡家大门上涂上了松焦油。家里人又是打她，又是骂她……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大嚷大叫：‘我非要把她打死不可！’老头子却说：‘若是从前，在正直的长老面前，我在篝火旁就会把她剁成肉酱，可现在世界上却是一团漆黑和腐败透顶啊！’街坊邻居常常听见阿库莉卡嚎啕大哭：家里人一天到晚地打她。菲利卡在集市上扯着嗓门高喊：‘阿库莉卡可是个陪酒的好姑娘呀。长得又俊，穿得又漂亮，又有海量！这一回，我要让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我碰见阿库莉卡担着水桶迎面走来，我冲着她喊道：‘您好，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祝您健康，您穿得这么漂亮，是从哪儿弄来的呀？告诉我，你的情郎是谁？’我刚一说完，她便瞪着两只大眼睛打量起我来，这时她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了。正当她打量我的时候被她妈妈看见了，以为她在和我吊膀子，老婆子便站在大门口喊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又磨起牙来啦！’当天她又挨了一顿打。往往一打就是一个钟头。她妈妈说：‘我非要把她打死不可！从今以后，她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　　“这么说，她是个放荡女人罗！”　　“你听我往下说呀，大叔。那时候我经常和菲利卡一块儿喝酒。有一天，我母亲来找我——当时我正躺着。母亲说：‘你这个下流东西，干吗老躺在这里？你纯粹是一个恶棍。’她一个劲儿地骂我。又说：‘你和阿库莉卡结婚吧。她爹妈现在都乐意把她嫁给你，还同意拿出三百卢布作为她的陪嫁。’我对妈说：‘妈，现在人人都知道她不贞洁呀！’妈说：‘你这个傻瓜，要知道，一结婚就什么闲话也没有啦；她若是一辈子都觉得在你面前有罪，这对你就会更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钱过日子；我已经和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说好啦。她很听我的话。’我说：‘把二十卢布放在桌子上，我才娶她。’嘿，信不信由你，一直到结婚那天我都醉得不省人事。这时，菲利卡·莫罗佐夫又威胁我说：‘我要把你这个阿库莉卡的丈夫的肋骨打断，只要我愿意，我每天都可以跟你老婆睡觉。’我说：‘你吹牛，你这个狗养的！’于是，他满街叫嚷着败坏我的名誉。我跑回家，对妈说：‘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拿出那五十卢布，我就不结婚啦。’”　　“他们真的乐意把阿库莉卡嫁给你吗？”　　“嫁给我？为什么不乐意呢？要知道我们也不是名声不好的人家呀。我父亲只是因为一场大火才破了产，要不然，也许比他们还富呢。安库季姆说：‘你们是无家可归的穷光蛋。’我回敬他道：‘你们家大门上的松焦油抹得也不算少呀！’他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你说说她怎么不贞洁？别人的嘴是封不住的。上有上帝，下有门坎，你可以不娶她。不过，你得把拿去的钱还给我。’当时我立即和菲利卡商量好，派米特里·贝科夫去对他说：我要当众侮辱他。老兄，实话跟你说吧，一直到结婚那天，我都醉得不省人事。只是到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婚礼举行完以后，我们坐车回到家，坐下来，我舅舅米特罗凡·斯切潘内奇说：‘虽说名声不好，但事情办得挺好，事情一办完就什么也别提啦。’安库季姆老头也喝得酩酊大醉，他甚至痛哭起来——眼泪顺着胡子往下流。嘿，老兄，你猜这时我怎么着：还在举行婚礼以前，我就准备好了一条鞭子，事先放在衣袋里，这时我把鞭子拿出来，想马上拿阿库莉卡开开心，让她也尝尝用不正当的欺骗手段结婚是一种什么滋味，同时也让人们知道我结婚时并不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瓜……”　　“对！让她一辈子都记着……”　　“不，大叔，你别作声。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风俗，婚礼举行完以后，得马上把新郎和新娘送入洞房，别的人都留在外面喝酒。我和阿库莉卡入了洞房。她呆呆地坐着，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看来，她很害怕。她的头发也象亚麻一样白。两只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她默默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活象家里坐着一个哑巴。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老兄，你想想看：我已准备好了鞭子，这时我便把鞭子放在床上，可是她，老兄，却一点也不在乎，她好象任何对不起我的事都没有做过似的……”　　“看你说的！”　　“她满不在乎；俨然象是一个清白人家的清白姑娘。可是，老兄，在这以前她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呢？菲利卡·莫罗佐夫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败坏她的名声呢？”　　“是啊。”　　“这时我立刻跳下床来，跪在她面前，同时把手放在胸口对她说：‘亲爱的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请你饶恕我这个傻瓜吧，我真不该把你看成一个坏女人。请你饶恕我这个下流东西吧！’可是她却坐在床上，瞧着我，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笑着，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她又是哭，又是笑……我于是出去，对众人说：‘嘿，我现在要是遇上菲利卡·莫罗佐夫，他就别想活啦！’两位老人也十分激动，不知向谁祷告才好；我母亲几乎跪在她脚下，嚎啕大哭起来。那个老头子说：‘我亲爱的女儿呀，要是早知道这样，我也就不会让你嫁给这样一个女婿了。’婚后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块儿去教堂：我戴一顶羊羔皮帽，身穿薄呢子上衣和天鹅绒的裤子；她穿一件兔皮大衣，头上蒙着绸头巾——她配得上我，我也配得上她，我们一块儿走着，真是天生的一对！人们都羡慕我们；我自己嘛，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至于阿库莉努什卡①，我既不能在别人面前夸奖她，也不能在别人面前贬低她，她也是十里挑一的呀……”***************************①阿库莉卡和阿库莉努什卡都是阿库琳娜的爱称。***************************　　“那好啊。”　　“你往下听吧。结婚第二天，我还没有醒酒，就避开客人，跑出去喊道：‘把菲利卡·莫罗佐夫这个坏蛋给我抓来，——把这个下流东西带到我这儿来！’我跑到集市上大喊大叫。我当时还没有醒酒；有三个人在弗拉索夫家门口强行把我拦住，送回家去。这时全镇的人都谈论开了。姑娘们在集市上交头接耳地说：‘亲爱的姑娘们，你们可知道吗？阿库莉卡原来是贞洁的呀！’可是没过几天，菲利卡就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你把老婆卖掉吧——保管你有酒喝。我们那边有个当兵的叫亚什卡，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娶老婆的：他不和老婆睡觉，可是三年没断过酒。’我冲着他说：‘你是个坏蛋！’他却说：‘你是个傻瓜。要知道结婚那天你并不清醒。你醉醺醺的，怎么懂得这种事情？’我回到家，喊道：‘你们是在我喝醉的时候骗我结婚的！’妈妈这时动手打我。我说：‘好妈妈呀，你的耳朵让人家用金钱给堵住了。你把阿库莉卡交给我！’嘿，我开始揍她，老兄，我一连揍了她两个小时，一直揍到我自己都站不稳了才住手；她一连三个星期都没起床。”　　“可也是啊，”切列文冷淡地说，“不打她们，她们就会……你碰见她和情人在一起了吗？”　　“没有，碰是没有碰见，”希什科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高嗓门说，“我感到十分难过，人们都嘲笑我，嘲笑得最起劲的就是菲利卡。他说：‘你老婆是一个模特儿，是供人玩赏的。’他把我连同亲戚们都一块儿请去，打开酒瓶说：‘他夫人可是个善良的女人呀，气度高贵，彬彬有礼，又会待人处事，各方面都好——他现在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不过，小伙子，你是否还记得，你曾亲自往她家大门上抹过松焦油呀？’我醉醺醺地坐着，这时他突然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按倒在地，说‘跳舞呀，你这个阿库莉卡的丈夫，我就这样揪着你的头发，你给我跳个舞，也让我开开心。’我喊道：‘你这个坏蛋！’他冲着我说：‘我现在就带着你的亲朋好友们到你们家去，我要当着你的面，用树条抽打你的老婆阿库莉卡，我想抽打她多少下就抽打多少下。’信不信由你，从那以后，我整整一个月都不敢走出家门：我怕他来污辱我。就为了这件事，我又开始打她……”　　“干吗老打呢？俗话说，捆得住手脚，却捆不住舌头。光打也不是办法。你教训教训她，给她点厉害看看，然后再去哄哄她。女人们就是这样。”　　希什科夫沉默了片刻。　　“我感到很难过，”他又开始讲道，“老毛病又犯啦：我打她，有时从早一直打到晚；她一举一动我都看着不顺眼。不打吧，我又觉得无聊。她常常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望着窗外啼哭……她老是哭，有时看着她也真叫人可怜，不过我还是打。我母亲也常常为了她而责骂我：‘你这个下流东西，天生坐牢的贱骨头！’我叫喊着：‘我要把她打死，你们现在谁也别来劝我；都是因为你们用欺骗手法让我跟她结婚。’起初，老头子安库季姆还出面袒护他女儿，他亲自跑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到法院去告你！’后来他也就撒手不管了。玛丽娅·斯切潘诺夫娜也完全屈服啦。有一天她跑来找我，哭哭啼啼地央告我：‘我有一件事求求你，伊凡.谢苗内奇，事情虽然不大，但挺重要。你就行行好，饶恕她吧！这都怪那些恶人诽谤中伤我们的女儿呀；你自己也知道，她是贞洁的……’老婆子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哀求我。这时我故意摆起架子来，说：‘你们的话，我现在连听都不想听！我现在想怎样对待你们就怎样对待你们，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菲利卡·莫罗佐夫是我的相好，是我的好朋友……’”　　“这么说，你又和他混在一起啦？”　　“哪儿的话！怎么还能接近他呀！他完全喝上瘾了。他把所有的家产喝光以后，被一个小市民雇去，顶替他的大儿子去当兵。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风俗，一个被雇去当兵的人，在被送走当兵以前，全家的人都得迁就他，他就是那一家的主人。钱是一次交清的，在被送去当兵以前，他就住在雇主家里，往往一住就是半年，把雇主家里闹了个天翻地覆，闹得只有菩萨才能忍受得住。他说：‘我替你们的儿子当兵，所以我就是你们的恩人，你们全家都得尊敬我，不然我就不去了。’菲利卡把这个小市民家里搅了个底朝天，他和主人的女儿睡觉，每天午饭后揪着主人的胡子，想怎么揪就怎么揪，只要能使他感到快活就行。他每天洗澡，要人家用酒代替水泼在石块上，使之喷出蒸汽，还让女人亲自把他抬进浴室。游逛够了回家时，他站在大街上喊道：‘我不想走大门，你们把围墙给我拆掉！’人们便把围墙拆掉，让他从大门旁走进去。最后该送他当兵了，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大街上人山人海，家家户户都出来观看送菲利卡·莫罗佐夫去当兵！他向四面鞠躬。这时，阿库莉卡正好从菜园回来；菲利卡在我家大门口碰见了她。‘站住！’他一边喊，一边从车上跳下来，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亲爱的，你是我的灵魂，我爱你已经两年了，如今人们敲锣打鼓送我去当兵。请你这位诚实父亲的贞洁女儿饶恕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说着，又深深地给阿库莉卡鞠了一躬。阿库莉卡这时站着不动，起初仿佛有点害怕，然后也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并说：‘也请你原谅我吧，善良的好汉，我一点儿都不怨恨你。’我跟着她走进屋里，我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你和他说了些什么？’信不信由你，她看了我一眼，说：‘我现在爱他，胜过光明！’”　　“咳！真是！……”　　“我那天一整天都没跟她说一句话……天黑时我说：‘阿库莉卡！我现在要杀死你！’我一夜都没有睡觉，走到穿堂喝了几杯克瓦斯，这时天也快亮了。我进屋对她说：‘阿库莉卡，快收拾东西，跟我到地里干活去。’在这以前我们就准备去干活，妈妈也知道这事。她说：‘这才是正经事呢；现在是农忙季节，我听说那边种地的人总是不干活，已经有三天没下地了。’我把车套好，一句话也没说。一出我们那个镇，就是一片蔓延十五俄里的松林，过了松林，就是我们家开垦的那块田地。我们在松林里走了大约三俄里，然后我勒住马，说：‘阿库莉卡，你下车吧；你的末日到啦！’她瞧着我，十分害怕，一声不吭地站在我面前。我说：‘我讨厌你啦，你祷告上帝吧！’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她那两根辫子又粗又长，我把辫子往手上一缠，从她身后用两条腿把她夹住，抽出刀，把她的头往后一扳，照着喉咙就是一刀……她刚一叫喊，血就喷了出来，我扔下刀，伸开胳膊从前面抱住她，放在地上，我拥抱她，大哭大喊地呼唤她；她也喊，我也喊；她全身颤抖，竭力挣脱我，血流在我身上，脸上，手上；血不停地往外涌呀，涌呀。我抛开她，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连马也扔下不管了，只顾往前跑，从房后跑回家，一头钻进浴室：我们那间浴室早已破烂不堪了。一直蹲到深夜。”　　“阿库莉卡呢？”　　“她嘛，我跑掉以后，她也站起来往回跑。后来人们在离我杀她那个地方一百步以外发现了她。”　　“这么说，你没有把她杀死？”　　“是的……”希什科夫沉默了片刻。　　“有一根血管，”切利文说，“若是第一刀割不断，人就会挣扎，不管流多少血，都不会死的。”　　“她死啦。傍晚发现她的时候，她已死了。人们报告了警察，开始搜捕我，夜间在浴室里找到了我……唉，我被关在这里已经快四年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补充说。　　“嗯……当然啦，不打是不行的！”切利文冷淡而又慢条斯理地说，接着又掏出鼻烟壶开始闻鼻烟，不慌不忙地闻了很长时间。“这么说来，小伙子，”他继续说道，“你真是太笨啦。有一次，我也碰上我老婆和她的贼汉子在一起。我把她叫到草棚里，把一条马缰绳折起来，对她说：‘你发誓吧，你对谁真心诚意？你发誓，你对谁真心诚意？’我用马缰绳抽她，一直抽了一个半小时。到最后，她说：‘我给你洗脚，我喝你的洗脚水。’她的名字叫奥芙多季娅。”第五章 夏天　　已是四月初，复活节也快到了。夏天的活儿也渐渐开始。太阳一天比一天温暖和明亮，空气里充满着春天的气息，对人的身体发生着刺激性的影响。美好时日的来临也使那些带脚镣的人们感到激动不安，使他们产生了某种希望、希求和烦恼。看来，人们在明朗的阳光下比在阴沉沉的冬天或秋天更加强烈地渴望自由，这在每个囚犯身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他们似乎也喜欢明朗的天日，但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急躁情绪，甚至有点感情冲动。的确，我也察觉到，一到春天，我们监狱里就更加经常地发生吵架的事。常常可以听到喧哗声、喊叫声、吵闹声，有的人甚至寻衅闹事；.与此同时，在干活的时候，有时你会突然发现有人若有所思地、一个劲儿地凝视着远方的蓝天，凝视着额尔齐斯河的彼岸——在那儿，自由的吉尔吉斯大草原象一块无边无际的地毯铺展开去，蔓延一千五百俄里；你还会发现有人正鼓起胸膛，在做深呼吸，看来人们都非常想呼吸一下那遥远的自由空气，以减轻自己受压抑的心灵中的痛苦。“唉！”——囚犯们发出一声感叹，然后象是要摆脱自己的幻想和沉思似的，他们突然急不可耐地、悒悒不乐地抓起铁锹干活或搬起砖来。一分钟以后，他们已忘却了自己那突然迸发出来的感情，又开始尽情地嘻笑和叫骂；或者突然以一种不寻常的、完全没有必要的热情干起分配给他们的包工活来，——他们开始使出全身的力气干活，仿佛想要以繁重的劳动把困扰着他们心灵的那些东西驱散似的。这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们，大部分人都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在这种时候，脚镣是会使人感到沉重的！我并不想对这一切加以美化，然而我相信我说的是真实情况。此外，在温暖而明朗的阳光下，当你正以自己的全副身心谛听和感受着周围那充满生机、万物复苏的自然界时，紧紧关闭着的监狱、卫兵的监视和对别人意志的屈从，就会使你觉得更加难以忍受；此外，在这春天的日子里，随着第一只百灵鸟的飞来，人们开始在西伯利亚和俄国各地流浪：上帝的人民越狱潜逃，躲藏在森林之中。在蹲过令人窒息的监狱之后，在受过审判之后，在体验过脚镣和棍棒拷打的痛苦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漂泊到他们所喜欢的地方，漂泊到被他们看中和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方；他们吃着上帝恩赐的食物，夜间则安歇在森林中和田野上，既无忧无虑，又感受不到狱中的烦闷，就象林中的鸟儿一样，在上帝的眼皮下，只须跟天上的星宿道一声晚安就行了。不用说，在“库库什金将军麾下供职”，往往也需忍饥挨饿，艰辛备尝的。有时一连几天都弄不到一块面包吃，见人就得躲避隐藏，被迫去偷，去抢，有时甚至行凶杀人。“流放犯似婴儿，看见什么要什么。”——在西伯利亚，人们都这样谈论着流放犯。这句俗语是千真万确的，只须稍作补充就可以用来形容流浪汉。流浪汉很少有不做强盗的，他们几乎又总是小偷，当然这多半是出于需要，而并非他们的天职。然而，也有积习很深的流浪汉。有的人刚一服满自己的刑期，就从流放地逃跑了。他在流放地似乎也感到满足，生活上也有保障，但却不行！他总是想逃跑，仿佛有一种东西在召唤着他向别处逃跑似的。森林中的生活尽管贫苦、可怕，但却自由自在得很，充满着冒险的事业，对于那些体验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它有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有的人看起来似乎也很稳重和安分守己，已有希望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良民和精明强干的主人，但他却逃跑了。有的人甚至结了婚，生儿育女，在一个地方已经住了五、六年，可是一天早上他却突然失踪了，使得他的孩子、老婆、左邻右舍感到困惑莫解。在我们监狱里，有人曾把一个这样的逃亡者指给我看。这个人其实并没有犯过任何特别的罪行，至少我没有听人讲过他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他总是逃跑，他逃跑了一辈子。他曾越过俄国南部的边界到过多瑙河彼岸，到过吉尔吉斯草原，西伯利亚东部，高加索，——总之，他什么地方都到过。谁知道呢，由于他非常热衷于漫游，如果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他也许会成为鲁滨逊第二呢。不过，这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本人在监狱里却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只说那么简短几句最必要的话。这是一个身材十分矮小、年纪已过半百的庄稼人，他性情特别温和，脸上总是显得特别平静而又呆板，甚至呆板到愚蠢的程度。夏天，他喜欢坐在外面晒太阳，而且嘴里总是低声哼唱着小曲儿，声音低得五步以外都难以听见。他面部表情有些麻木呆滞；他吃得很少，而且只吃面包；他从未买过一个面包圈儿吃，也没喝过一杯酒；他也许从来也没有积攒过一分钱，甚至也许连钱都不会数。他十分平静地看待着周围的一切。有时他亲手喂东西给监狱里的狗吃，我们监狱的人谁也没有喂过那只狗。一般说来，俄国人是不喜欢养狗的。听说他结过婚，甚至结过两次；人们还说，他把孩子留在什么地方了……至于他是因为什么入狱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期待着他从我们这儿跑掉；然而不知是时机未到呢，还是因为他已经年迈，他却没有跑，仍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对周围这种奇特的环境采取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不过这是靠不住的，尽管有人也许觉得他实无逃跑之必要，逃跑对他并无好处。然而，总的说来，和监狱生活相比，森林里的流浪生活终究要算是天堂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法相比的。尽管艰难坎坷，但终究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啊！因此，任何一个俄国囚犯，不论他在哪儿蹲监，当春天第一道和煦的阳光照射下来时，他就会显得有点春心荡漾。然而也并非每个囚犯都想逃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逃跑很困难，而且要对其后果负责，一百个囚犯当中敢于冒此风险的也不过只有一人而已；其余的九十九人虽然也幻想着如何逃跑和往哪儿逃跑，但也只不过是拿这种愿望，拿想象中的逃跑的可能性来安慰安慰自己的灵魂罢了。有的人只能回味自己过去曾如何逃跑……我现在说说那些已判过刑的人们。这些人当中，经常想逃跑和最想逃跑的当然也只是那些候审犯人。那些判了刑的犯人只是在入狱初期才想逃跑。一个囚犯，当他度过两三年的苦役生活后，便开始珍惜这段度过的时光，于是他渐渐暗自下定决心：宁肯按照法律程序服完自己的刑期，宁肯出狱后被发配到流放地，也不愿冒此风险，因为一旦失败，他就会遭到毁灭。而失败是完全可能的。十个人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已判过刑的犯人中只有那些刑期很长的犯人才常常想越狱潜逃。十五年，二十年，似乎是最长的刑期了，被判处这种长期徒刑的人总是幻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他们已经服完了十年苦役，也仍是如此。最后，脸上的烙印也是妨碍他们冒险潜逃的部分原因。改变命运——已成了一句术语。在审讯一个逃亡犯时，若问他为什么潜逃，他就回答说：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稍微有点文绉绉的字眼的确很确切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任何一个囚犯其实并非想要完全获得自由，——他晓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想要落到另外一个机关，或者被送到流放地，或者在流浪中因犯下新的罪行而重新受审，——一句话，不论落到什么地方都行，只是不要再回到已经使他厌倦了的那个老地方，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监狱。这些逃亡者，如果在整个夏天都找不到一个适于过冬的好地方，如果，比方说，碰不到一个出于私心而愿意窝藏逃犯的人，最后，如果他们甚至通过凶杀手段也不能给自己弄到一张可以在各地自由居住的身份证，——那么，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如果不被抓住的话)在入秋以前，就会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来，回到监狱中来，作为无业游民在狱中过冬，当然他们并不放弃这样的希望：明年夏天再度逃跑。　　春天对我也发生了影响。我记得，有时我从木桩栅缝隙里贪婪地向外窥视，或者把头靠在木桩栅上，久久地伫立在那儿，贪婪地、一个劲儿地凝视着我们要塞围墙上的青草如何变绿，远方的天空如何变得越来越蓝。我心中的不安和烦恼与日俱增，我对监狱越来越痛恨了。作为一个贵族，我在头几年经常感受到的囚犯们对我的敌视，使我无法忍耐，这种敌视毒害了我的一生。头几年我常常住院，虽然并无任何疾病，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离开监狱，摆脱掉那种根深蒂固的、且又无法和解的普遍的敌视。“就是你们这些铁嘴钢牙，把我们啄吃光了！”——囚犯们都这样说我们。我非常羡慕那些平民出身的囚犯，他们一入狱就立刻变成大伙的同伴。因此，春天、自由的幻影、自然界中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也就更加使我感到惆怅，使我感到心烦意乱。在大斋期末尾，大约是在第六周，轮到我做斋戒祈祷。从第一周起，全狱的囚犯就被值勤班长根据斋期的周数分为七个班，每班三十人，轮流做斋期祈祷。我很喜欢斋戒周。做斋戒祈祷的人可以不出工。我们到离监狱不远的一个教堂去做祈祷，每天去两、三次。我好久没有去过教堂了。我从遥远的童年时代起就非常熟悉这种大斋期仪式，那庄严的祈祷，那一躬到地的磕头跪拜——这一切都在我心中激起了对那久远的往事的回忆，使我回想起少年时代的一些印象。我记得一大清早，当我们踏着夜间上了冻的地面，由荷枪实弹的卫兵押送着到上帝之家去时，我感到非常高兴。卫兵不进教堂。走进教堂后，我们都站在后面，挤在靠门口的地方，因而只能听得见那声音洪亮的教堂执事的诵读声，偶尔也能从人群背后望见神甫的黑袈裟和他那光秃秃的头顶。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到教掌去，有时看见那些拥挤在门口的平民如何卑躬屈膝地闪在一旁，给一位佩戴着肩章的胖老爷或一位衣饰华丽而又特别虔诚的阔太太让开道，那些老爷太太们总是想挤到前面几排去，常常为了争抢一个好位置而同别人争吵。我记得，那些站在门口的人做祈祷时也不象我们现在这样，他们都很谦恭热诚，一躬到地，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　　现在轮到我站在这样的地方了，甚至比这更糟；人们一看见我们这些脚上戴着脚镣、脸上打着烙印的囚犯们，就纷纷躲开，仿佛有点害怕我们；我们每次来教堂都能分到一些施舍品；我记得，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竟使我感到快活，在这种奇怪的快感里有一种异样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既然如此，那好吧！”——我心里这样想。囚犯们都很虔诚地做祈祷，他们每次来都要拿出自己那可怜的一个戈比买一支圣烛献上，或者把钱丢进教堂的募捐箱里。“我也是一个人呀，”当他们往箱里丢钱的时候，心里可能这样想，“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呀……”做过早弥撒，我们举行圣餐礼。当神甫举起手中的圣餐杯念叨着：“……即使是强盗，也来接受吧，”在一片叮叮当当的脚镣声中，几乎每个人都匍匐在地，仿佛这句话正是对他自己说的一样。　　复活节也到了。狱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鸡蛋和一块鸡蛋奶油面包。城里送来的施舍品又堆满了监狱的院子。神甫手持十字架进来了，长官们也来祝贺，又是油乎乎的菜汤，又是狂欢痛饮和醉后的狂态——一切都和圣诞节时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可以在院子里散步和晒太阳。比起冬天来，到处都似乎更加明亮，更加广阔自由，但也更加令人惆怅。漫长的夏日真是令人难熬，特别是在节日期间。平时由于干活，至少可以使人觉得日子比较短些。　　夏天的活儿的确比冬天艰苦得多。我们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干活。一些人忙于挖土，砌砖，盖房子；另一些人则忙于修理公房，有的当铁匠，有的当木匠，有的当油漆匠。还有一些人则到砖窑上打土坯。打土坯，在我们监狱里被认为是一种最繁重的活。砖窑离要塞有三、四俄里远。整个夏天，每天早晨五、六点钟都有五十多人的一大帮囚犯到砖窑去打坯。被挑选来干这种活的都是一些不会任何手艺的壮劳力，即那些不在作坊干活的囚犯。他们都随身带着干粮，因为往返一次需要走八俄里，走这么远的路程回来吃午饭是不合算的，所以他们只好等天黑回狱后才吃饭。每人每天的包工活定额都很高，需要干一整天才能完成。首先需要挖土和运土，自己担水，自己和泥，最后用那些泥打出二百块甚至二百五十块土坯来。我只去过两次砖窑。在窑上干活的人，晚上回来时都已精疲力尽，整个夏天他们总是责备别人，抱怨他们干的活最重。这样，他们就仿佛得到了一种安慰。尽管如此，有的人还是很乐意到那儿去干活，这首先是因为那儿是在城外，在额尔齐斯河岸上一个开阔而自由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向四周眺望一眼也是一种快乐；那儿不象监狱里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在那儿可以随便抽烟，甚至还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上半个小时。我仍象以前一样，或者在作坊干活，或者去烧建筑用石膏，或者到建筑工地去背砖。干这后一种活时，每次都得从额尔齐斯河岸上把砖背到七十俄丈①以外的营房建筑工地，中间需要爬过要塞围墙。***************************　　①一俄丈等于2.134公尺。***************************这种活我一直干了两个月，我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活。尽管背砖的绳子常常磨破我的肩膀，但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干这种活显然使我的体力增强了。一开始，我只能背八块砖，每块重十二磅，后来，我竟能背十二块，甚至十五块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在服苦役期间，为了忍受那可恶的监狱生活的种种物质困难，人们对体力的需要并不亚于对精神的需要。　　出狱后，我还想活下去……　　不过，我之所以喜欢背砖，并不单纯是因为这种活增强了我的体质，还因为这种活是在额尔齐斯河岸上干的。我所以经常提到这个河岸，因为只有从这个河岸上才能看到上帝的世界，看到晴朗而明净的远方，看到那荒无人烟的自由的大草原，草原的荒凉空漠给我留下一种奇特的印象。只有在这个河岸上干活，才能够背向要塞，才能够不看见它。我们干活的其他地点，都是在要塞里或要塞附近。从入狱后的头几天起，我就憎恨这座要塞，特别是它里面的几幢房子。我们少校的住房，在我看来是一个最可恶、最令人讨厌的地方，我每次从它旁边走过时，都怀着仇恨的心理望着它。在河岸上可以忘却自己：有时你眺望着那无边无际、空旷荒凉的原野，就象一个囚徒从监狱窗口望着外面的自由一样。这儿的一切都使我感到珍惜和亲切：明朗而炎热的太阳悬挂在高不可测的湛蓝的天空，从额尔齐斯河的彼岸隐隐约约传来吉尔吉斯人的歌声。当你凝神眺望一阵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吉尔吉斯人的可怜的、被烟熏黑了的帐篷以及从帐篷旁边升起的缕缕炊烟，你还会看到一个吉尔吉斯女人正围着她那两只绵羊忙碌着什么。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贫穷和粗野，但却是自由的。你还会在那蔚蓝色的清澈的天空中看到一只飞鸟，于是你久久地、一个劲儿地望着它飞翔：它一会儿掠过河面，一会儿又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之中，一会儿又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在天际出现……甚至就连我初春时节在河岸石缝里发现的那棵可怜的、已经干枯了的野花，也仿佛引起了我过分的注意。服苦役第一年中的苦闷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使我感到焦躁不安，感到痛苦。在头一年里，由于苦闷，有许多东西我竟未能察觉到。我闭上双眼，什么也不想看。在我那些恶毒的、充满敌意的狱友中我竟未能看出好人来，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讨厌的外壳包裹着。在那些恶毒尖刻的话语中，我有时竟未能听出亲切友好的话来，这些话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们是在无意中说出的，是发自肺腑之言，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所蒙受的苦难和忍受的痛苦也许比我更多更深。可是，干吗要说这些呢？每当我下工回来，虽已精疲力尽，却感到非常高兴：这样我就可以睡上一个好觉了！因为在监狱里，夏天睡觉简直是一种痛苦，比冬天更糟。不错，晚上有时倒使人觉得挺美。整个白天照射着监狱大院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空气渐渐变得凉爽起来，接着，微带寒意的草原的夜晚降临了。在关门以前，囚犯们往往成群结伙地在院子里散步。当然，多数人则都聚集在厨房里。在那里，人们往往就监狱里某个迫切的问题展开争论，说东道西，有时还议论某些传闻，那些传闻尽管荒诞可笑，但却能引起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的极大兴趣。譬如说，有消息说，我们的少校将要被撤职查办。囚犯们都象小孩一样容易轻信流言；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是那个著名的爱说闲话的“怪人”克瓦索夫传出来的，而且大家早已不相信他的话了，因为他只要一张口，就是谎话连篇；可是大家仍然抓住这件新闻津津有味地议论个没完，到最后，他们又都生起自己的气来，后悔不该听信克瓦索夫的谎言。　　“谁能赶得走他呢？”一个人喊道，“要知道，他膀大腰圆，能顶得住的！”　　“可是，他上边还有比他地位更高的人呀！”另一个反驳道，这是一个热情而又聪明的小伙子，他见过世面，但却是一个天下少有的爱抬杠的人。　　“乌鸦是不啄乌鸦的眼睛的！”第三个人愁眉苦脸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他已经满头白发，正孤单单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汤。　　“他的上司难道会来问你：该不该撤他的职吗？”第四个人一边轻轻地拨弄着三弦琴，一边冷淡地说。　　“为什么不能问我呢？”第二个人怒气冲冲地反间道，“咱们大伙可以去请愿嘛，只要问起咱们的情况，咱们就都上前说话。你们就知道这样吵吵嚷嚷，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就打退堂鼓！”　　“你以为怎么着？”三弦琴手说，“要知道，我们是在坐牢呀！”　　“前几天，”那个爱抬杠的人，也不听别人的话，急躁地继续说，“剩下来一些面粉。我们一点一点地把它刮在一起，送出去卖。可是后来让他知道了，是管伙食的人报告的；他就把面粉都给没收了，还说这是节约下来的东西。这公平吗？”　　“你想向谁告状？”　　“向谁！向钦差大臣本人告状，听说快来啦。”　　“哪个钦差大臣？”　　‘这是真的，弟兄们，一位钦差快要来了，”一个年轻而又活泼的小伙子说道。这个小伙子认识字，当过司书，而且读过《拉瓦莉尔侯爵夫人》一类的书。他总是显得那么愉快而又滑稽可笑，他很有学识，而且饱经世故，因而颇受大家的尊敬。他也不管大伙一听到钦差大臣要来的消息都是多么兴奋，多么感兴趣，自己却径直走到炊事员那儿去买牛肝吃。我们的炊事员常常做这种生意。比方说，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一大块牛肝来，煎好后，切成小块卖给囚犯们。　　“买一个铜币的还是买两个铜币的？”炊事员问道。　　“给我切两个铜币的，也让别人眼馋眼馋！”那个囚犯答道，“有一位将军，弟兄们，一位从彼得堡来的将军，将要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这是真的，是要塞司令部的人说的。”　　这一消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人们足足询问了一刻钟：将要来的钦差大臣究竟是谁，是哪位将军，什么官衔，他的职位是否比当地的将军高？囚犯们都特别喜欢谈论官衔、长官、谁的职位更高、谁敢在别人面前称王称霸、谁又甘拜下风等等。他们为了争论这些问题，常常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打起架来。这对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然而，人们往往拿对将军和当权人物了解得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知识范围、见识高低以及他入狱前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总之，在监狱里，关于上层当权人物的谈话，往往被认为是最文雅、最重要的谈话。　　“这么说来，弟兄们，真是要来撤换少校啦，”克瓦索夫说，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红光、性情急躁、头脑却十分糊涂的人。关于撤换少校的新闻就是他首先传出来的。　　“他会送礼的！”那个愁眉苦脸、头发斑白的囚犯突然插嘴说，他已经喝完了自己的汤。　　“一定会送的！”另一个人说，“他敲诈勒索的钱还少吗？！在来我们这儿以前，他就当过营长。前些日子他还打算娶大祭司的女儿呢。”　　“可是他并没有娶成，碰了个钉子回来啦；人家嫌他穷。他算什么未婚夫！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坐的那把椅子。复活节时玩纸牌输了个精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是呀，他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呃，老弟，我是个结过婚的人。穷人结婚才不好受呢：一结婚，夜就变短了！”斯库拉托夫这时转过身来插嘴说。　　“说得对！我们正在谈你呢，”那个当过司书、说话随便的小伙子说道，“我说你呀，克瓦索夫，你真是一个大傻瓜。难道你以为少校能买动这样的将军，这样的将军会专程从彼得堡来查办少校吗？我照直跟你说吧，小伙子，你真蠢。”　　“怎么？你以为他当上了将军，就不收别人的礼了吗？”人群中有一个人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他当然不收啰，要收就得厚厚的一迭子。”　　“不错，得厚厚的一迭子；就凭将军这个头衔，少了也不行。”　　“将军总是要收礼的，”克瓦索夫一口咬定说。　　“怎么，你给他送过礼吗？”突然闯进来的巴克卢申轻蔑地说道，“你恐怕连将军的模样儿也没有看见过吧？”　　“我看见过。”　　“你撒谎。”　　“你才撒谎呢。”　　“伙计们，他说他看见过将军，现在就让他当众说说，他看见过哪一位将军？喂，你说吧，反正所有的将军我都知道。”　　“我看见过吉别尔特将军，”克瓦索夫有点犹豫不决地说。　　“吉别尔特？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将军。我想准是吉别尔特当中校的时候，偶尔回头看过你一眼，你一时心慌，错把他当成将军了。”　　“不对，你们听我说，”斯库拉托夫喊道，“因为我是一个结过婚的人。莫斯科确实有过一个名叫吉别尔特的将军，他是俄国籍的德国人。每年圣母节斋戒期间，他都要向一位俄国神甫忏悔，而且，弟兄们，他象一只鸭子一样老是喝水，每天喝四十杯莫斯科河水。据说，他喝水是为了医治什么病；这是他的勤务兵亲自告诉我的。”　　“说不定他是用这些水在肚子里养鲫鱼吧？”那个抱着三弦琴的囚犯说。　　“喂，你们别说啦！人家正说正经事呢，你们却……弟兄们，这个钦差大臣到底是个什么人呀？”一个老是跑来跑去的囚犯关切地问道，他叫马尔蒂诺夫，是个军事犯，当过骠骑兵。　　“这全是撒谎！”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囚犯说，“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全是胡说！”　　“不，不是胡说！”直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的库利科夫果断地说，他年近五十，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流露着一种鄙夷不屑的庄重神气。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以此感到自豪。他是一个兽医，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吉卜赛人的血统，他在城里靠给马治病赚钱，同时还在监狱里贩卖私酒。他是个聪明人，见过很多世面，说起话来慢慢吞吞的，仿佛他说的每句话都一字值千金似的。　　“这是千真方确的，弟兄们，”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上星期就听人说有一位将军要来，而且是一位很重要的将军，要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至于有人会给他送礼，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可不是我们的那位八只眼：他可不敢往将军跟前站。将军与将军不同，弟兄们，有各式各样的将军。不过，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少校仍将稳稳当当地留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上。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是一些有话无处说的人，而有权有势的人物是不会互相说坏话的。钦差大臣视察完监狱以后，就会回京销差，向上边报告说这里一切都好……”　　“他说得对，弟兄们，少校已经吓破了胆：从早上就喝得烂醉如泥了。”　　“可是到晚上他会把别人新送来的酒照样喝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黑狗洗不成白的。他喝醉酒难道还是第一次吗？”　　“算啦，要是将军什么事也办不成，那又有什么办法！得啦，咱们何苦管人家的闲事呢！”囚犯们焦急不安地说。　　关于钦差大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监狱。人们在院子里闲逛，彼此争相传说着这一消息。另一些人故作镇静，保持沉默，显然是竭力以此显示自己的妄自尊大。还有一些人仍然显得漠不关心。有几个囚犯抱着三弦琴坐在狱室的台阶上，有的继续闲聊，有的拖长声调唱起歌来。总之，这天晚上大家都显得特别兴奋。　　九点多钟给我们点了一次名，然后把我们赶进狱室，锁上门过夜。夜很短；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就得起床，可我们却很少在十一点以前睡过觉。在此以前，人们往往不断地走来走去，说东道西，有时甚至也象冬天那样开赌场。夜里闷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虽然凉爽的夜风也能从敞开着的窗口吹进来，可是囚犯们躺在床上仍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就象在做恶梦一样。跳蚤成堆。我们监狱里冬天就有跳蚤，而且相当多，一到春天，它们繁殖的速度就更快了，这种情况我过去虽然也曾听说过，但在未亲身体验之前，我是不大相信的。越是接近夏天，它们就越加猖狂凶恶起来。不错，对于跳蚤是可以习惯的，我自己就有过这方面的体验；不过终究还得要吃一些苦头。有时把人折磨得实在难受，就象害热病似的，怎么也睡不着，你自己也觉得你不是在睡觉，只是迷迷糊糊地躺着。到黎明时，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跳蚤似乎也不咬了，似乎可以在微带寒意的晨风的吹拂下香甜地睡一会儿了，——可是突然，监狱大门口的那面鼓又无情地咚咚敲打起来，天快亮了。于是你把短皮袄蒙在头上，一边咒骂着，一边倾听着那洪亮而清晰的鼓声，仿佛在数着它一共敲打了多少下似的。这时，在似睡非睡之中，你头脑里不由地产生出一个痛苦的念头：明天，后天，仍将如此，一连几年都仍将如此，直到获得自由。可是你转而又想，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自由呢？自由在哪里呢？然而，该起床了；人们又象平时那样走动起来，拥挤……人们正在穿衣服，忙着出工干活。当然，中午还可以再睡上一个小时。　　关于钦差大臣的消息是确实的。这一消息一天天越来越被证实是真的了。最后人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一位很重要的将军已经离开彼得堡前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现已到达托波尔斯克。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到狱中来。从城里也传来消息说：人们都吓得胆战心惊，正张罗着把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人们还说，高级官员们正在筹备欢迎会、舞会、庆祝会。囚犯们被成群结队地派去修整通向要塞的街道，铲平高低不平的土坡，给栅栏和柱子涂上颜色，该粉刷的粉刷，该油漆的油漆，一句话，大家都希望立刻把那些要向钦差大臣显示的东西整顿好。我们囚犯们都十分清楚这件事，因而他们相互之间谈论得更加热烈，更加慷慨激昂了。他们的幻想竟达到十分天真的地步：他们甚至拟好了请愿书，一旦将军询问他们是否满意时，就呈交给他。与此同时，他们相互之间继续不停地进行争论、谩骂。少校也很焦急。他常常坐车到狱中来，常常大喊大叫，向人们猛扑，常常把囚犯送到禁闭室去进行惩罚，而且越来越注意起囚犯们的衣帽整洁和仪表端正来了。恰在这时，我们监狱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不过，这件小事一点也没有象人们预期的那样使少校感到焦急，相反，却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一个囚犯在打架时朝另一个囚犯的胸部扎了一锥子，差一点没扎到心窝上。　　用锥子扎人的囚犯叫洛莫夫；受伤的囚犯叫加夫里尔卡，他是一个积习很深的流浪汉，我不记得他是否还有别的绰号，我们大家总是管他叫加夫里尔卡。　　洛莫夫是T省K县的一位富裕农民。洛莫夫全家人都生活在一起：老洛莫夫，三个儿子和他们的一位叔父。他们是很富有的庄稼人。全省的人都说，他们家存有三十万卢布的现款。他们种田，制革，经商，更主要是放高利贷，庇护流浪汉，窝藏赃物或干一些其他的营生。全县有半数农民都欠他们的债，受他们的奴役。这一家人以聪明能于、狡猾奸诈著称，可是后来他们却狂妄骄傲起来了，特别是当本地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拜访过他们家以后；那位大人物在旅行期间路经他们这儿时，亲自拜见了老头子，对老头子的机灵能干和善于经营备加赞赏。从此以后，他们便以为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于是越来越敢于冒险，干起各种非法的勾当来。人们都痛恨他们，希望他们遭到天诛地灭；可是他们却越来越神气十足、目空一切了，连警察局长、陪审员都不放在眼里。最后，他们果然大祸临门，被弄得家破人亡；不过，他们之所以倒霉，并不是由于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和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他们在离自己村大约十俄里的地方有一处田庄，也就是西伯利亚人所说的小村庄。有一年秋天，那里住着他们的六个长工，都是吉尔吉斯人，这六个人很久以来就给他们家种地。一天夜里，这六个吉尔吉斯人突然被人暗杀了。开始审理这一案件。案件审理了很久。在审理过程中又发现了他们所干的其他许多坏事。洛莫夫一家被指控为杀害自己长工的凶手。全狱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供认的：人们怀疑他们欠长工的工钱过多，尽管他们家资万贯，但他们既贪梦又吝啬，为了不付给吉尔吉斯人工钱，就把他们杀害了。在侦讯和审判期间，他们的全部财产损失殆尽。老头子死了，儿子们东逃西散。其中一个儿子及其叔父被关进我们监狱，服十二年苦役。有什么办法呢！在吉尔吉斯人被杀这件事上，他们是完全无罪的。后来，狱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加夫里尔卡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骗子手和流浪汉，性情愉快活泼，而且又敢于承担一切责任。不过我并未听人说过他是否承认了这件事，可是全监狱的人都一致确信，吉尔吉斯人皆死于他之手。加夫里尔卡还在过流浪生活时就跟洛莫夫一家人打过交道。他是因当兵开小差和当流浪汉而被捕入狱的，所以刑期较短。吉尔吉斯人是被他和另外三个流浪汉杀死的：他们想要抢劫那个田庄，以便发一笔大财。　　我不知监狱里的人为什么都不喜欢洛莫夫叔侄。侄子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而且很善于与人相处，可是扎了加夫里尔卡一锥子的那个叔叔，却是一个愚蠢而又爱打架的庄稼汉。在此以前，他就和许多人打过架，而且常常挨揍。大家之所以喜欢加夫里尔卡，是因为他那活泼而又平易近人的性格。尽管洛莫夫叔侄也知道他是真正的罪犯，而他们则是他的替罪羊，但他们并不和他争吵，也从不和他交往；加夫里尔卡也不理他们。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和老洛莫夫因为一个丑得可怕的女人发生了口角。加夫里尔卡吹嘘那个女人对他如何钟情，庄稼汉吃起醋来，于是就扎了他一锥子。　　尽管洛莫夫叔侄由于这一案件破了产，但在狱中仍过着富有者的生活。显然他们有钱。他们有自己的茶炊，自己烧茶喝。我们的少校是了解他们的案情的，因而非常痛恨他们。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常常对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找他们的麻烦。洛莫夫叔侄说，这是因为少校想要接受他们的贿赂，但他们从未向他行过贿。　　当然，如果洛莫夫把锥子扎得再深一些，就可能扎死加夫里尔卡。但结果只刺破了一点皮。有人把此事报告了少校。我还记得他当时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时的情景，显然他是幸灾乐祸的。他对加夫里尔卡特别亲热，就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怎么样，我的朋友，你能不能自己去医院？不，最好用车送他去。赶快套马！”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一个军士喊道。　　“大人，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只刺破了一点皮，大人。”　　“你不懂，你不懂，我的亲爱的；你瞧……扎的正是要害地方；一切都要看伤在什么地方；正扎在心窝上了，这个强盗！你等着瞧吧！”他冲着洛莫夫咆哮起来，“哼，我现在就来和你算总账！……送禁闭室！”　　他的确算了总账。洛莫夫重新受审，尽管伤势很轻，但意图是很明显的。结果，给罪犯延长了刑期，并打了他一千棍。少校这才感到心满意足了……　　钦差大臣终于来到了。　　他在抵达本城后的第二天，便来视察我们监狱。那天正好是节日。早在几天以前，我们这里的一切就已擦得油光锃亮，修整得平平整整，洗涮得干干净净。囚犯们都剃了头。大家穿着洁白的衣服。按照规定，夏天囚犯们都穿白麻布做的裤褂。每个人的背上缝有一个直径二俄寸①的黑圈儿。***************************　　①一俄寸等于4.4公分。***************************对囚犯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训练：如果大人物跟他们问好时，应该如何回答。少校忙得象是热锅上的蚂蚁。将军来前一个小时，囚犯们都象木偶似的垂手肃立在自己的床位旁边。中午一点钟，将军终于驾到了。这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将军，他重要到这样的程度：由于他的到来，大概整个西伯利亚西部的官员们都会胆战心惊的。他严肃而庄重地走了进来；身后跟随着一大群地方官员，还有几名将军和上校。随将军从彼得堡同来的还有一位文官，这位先生身材高大、漂亮，身穿燕尾服，脚穿一双便鞋，他举止十分优雅而又从容不迫。将军常常转过身去跟他说话，而且态度十分谦恭。这使囚犯们感到极为有趣：一位文官，竟受到如此的尊敬，而且是受到一位将军的尊敬！后来囚犯们获知了他的大名，他是什么人，不过在此以前曾对他进行过许多的猜测。我们的少校穿一身带橙黄色硬领的紧身军服，两眼充满着血丝，紫红色的面孔上满是粉刺，看来，他并未给将军留下特别愉快的印象。出于对高贵客人的特别尊敬，他把眼镜也摘了下来。他离开人群，笔直地站在远处，全身象发热病似地等待着将军阁下一旦有什么吩咐，好飞快地跑去执行他的旨意。但却没有任何吩咐。将军一声不响地巡视了各个狱室，还看了看厨房，尝了尝菜汤。有人把我指给他看，说我是一个贵族。　　“哦！”将军回答道，“现在表现如何？”　　“目前还令人满意，阁下，”人们回答他。　　将军点点头，两分钟以后就离开了监狱。囚犯们被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至于控告少校的事，当然更谈不上了。少校事先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的。第六章 监狱里的动物没过多久，我们监狱里买了一匹枣红马，名叫格涅德科，这件事远比高贵客人的来访更使囚犯们感到有趣和开心。按规定，我们监狱里应该喂养一匹马，以便运水和向外运送垃圾。专门派了一名囚犯去喂马，人和马一起出车，当然要由卫兵押送。我们这匹马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格涅德科很早以来就给我们服务了。这是一匹良马，不过已经衰老。一天早晨，那是在彼得节①前夕，格涅德科拉完晚上一趟水回来，不料跌倒在地，几分钟以后就死了。***************************　　①宗教节日(公历七月十一日，俄历六月二十九日)。***************************大家都为它感到惋惜，围拢在它身旁，议论争吵个不休。我们过去的一些退伍骑兵、吉卜赛人、兽医等等，都把他们关于马的渊博知识显示了出来，彼此甚至谩骂了一阵，但也未能使马复活。它僵死地躺在那里，肚子膨胀起来，每个人都认为用手指按一按马肚子是自己的责任；人们把这件命中注定的事报告了少校，少校决定立即再买一匹新马来。彼得节那天，做完早弥撒以后，等我们大家都集合好，开始把出售的马牵进来。不用说，马要由囚犯们自己挑选。我们当中有一些真正的识马专家，要想欺骗这二百五十个过去专干这一行的人，是困难的。吉尔吉斯人、马贩子、吉卜赛人、小市民们都来了。囚犯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匹新马被牵进来。他们都象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尤其使他们感到快慰的是，他们现在仿佛都成了自由人，好象真的是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马。在对第四匹马进行挑选以前，已经有三匹被牵进来又被牵出去了。进来的马贩子怀着惊异的神色胆怯地环顾着四周，偶尔也回头看看领他们进来的卫兵。一群二百多人的乌合之众，每个人都被剃光了头，脸上打着烙印，脚上戴着铁镣，居住在这谁也不敢跨进门坎的监狱里，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一切都会使人产生某种敬畏的感觉。我们这些囚犯们在检查每一匹被牵进来的马时，真是煞费了苦心，什么狡猾手段都使出来了，马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几乎都被他们仔细查看过并用手摸过了；而且他们都显得那么内行，那么严肃认真和忙忙碌碌，好象监狱的全部福利都维系在这匹马身上似的。几个契尔克斯人甚至翻身跳在马背上；他们眼睛发红，用别人听不懂的土语流利地交谈着，不断地点着头，从他们那黝黑的长着鹰钩鼻子的脸庞上闪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有一个俄国人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两眼紧盯着他们，仿佛想要跳在他们身上似的；语言虽然不懂，但他却十分渴望从他们的眼神上猜出他们是怎么想的：这匹马值不值得买？他那种焦急不安的专注神情也许会使一个旁观者感到惊异。人们简直不明白，象他这样一个囚犯，为什么会对这种事情这样感兴趣，这样忙个不停？何况他又是一个温顺谦恭、受压抑而又不敢反抗的人，在别的囚犯面前甚至连吭一声都不敢吭！好象他是在给自己买马，好象买一匹什么样的马对他来说绝不是无关紧要似的。除了契尔克斯人，最惹人注目的要算是那些从前的马贩子和吉卜赛人了，在他们面前，人人都得退避三舍。特别是在两个囚犯之间，几乎发生了一场决斗，——一个是库利科夫，他过去在吉卜赛人中间当过盗马贼和马贩子，另一个是无师自通的兽医，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西伯利亚庄稼汉，虽然入狱不久，但已经把库利科夫在城里的全部生意给夺过来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监狱里有几位无师自通的兽医，颇受城里人的器重，不仅小市民和商人，就连一些高级官员，当他们的马有病时，也常来请这几个兽医医治，尽管城里还有几位真正的兽医。在尧尔金这个西伯利亚庄稼汉到来以前，库利科夫没有竞争的对手，他的生意十分兴隆，当然他是要收谢礼的。他大耍吉卜赛人的欺诈手段，冒充内行，其实他懂得的事情比他吹嘘的要少得多。按收入说，他在我们中间是贵族。由于他的经验、智慧、勇敢和果断，他早已不知不觉地赢得了全体囚犯的尊敬，大家都信服他的话。他说话虽然不多，但说出来的每句话都很有份量，而且只在最紧要的关头才开口。他显然沾染了一些花花公子的习气，但他身上却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他年纪已经不小，但仍显得十分漂亮和聪明。他对待我们贵族总是十分客气和彬彬有礼，但从不丧失自己的自尊心。我想，如果把他打扮一番，化装成一位伯爵，带到首都某个俱乐部去，他也会在那儿应酬自如的，他会玩起惠斯特牌来，同人们进行亲切的交谈，话语虽然不多，但却很有份量，即使待上整整一个晚上，也不会被人看出他其实并不是一位伯爵，而是一个流浪汉。我要郑重其事地再说一遍：他的头脑是那么聪明，那么敏捷和机智，举止又是那么优雅潇洒，颇有花花公子的风度。想必他见过很多世面，有很深的阅历。然而，他过去的生涯却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他被关在特别部。由于尧尔金的到来，他的兽医声望也显得黯然失色了。尧尔金虽然是个庄稼汉，但却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庄稼汉，年纪在五十岁左右，是一个分裂派教徒。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把库利科夫在本县城的几乎全部生意给夺过来了。他轻而易举地就医好了几匹库利科夫早就认为不可救药的马，他甚至医好了几匹连城里的著名兽医也认为无法医治的马。这个庄稼汉和他的同伙是因伪造货币而入狱的。象他这样年纪的人，何苦还要参与这种事情呢！他有时以自嘲的口吻给我们讲述说，他们只要用三个真正的金币就能造出一个假的来。他的兽医成就使库利科夫蒙受了一些屈辱，甚至使得库利科夫在囚犯当中的声望也开始下降了。库利科夫在城郊养了一个姘头，他总是身穿一件棉绒上衣，手指上戴着银戒指，耳朵上戴着耳环，脚穿一双自制的镶边皮鞋，可是突然间他的收入减少了，于是被迫做起酒保的生意来；因而人们都等着看这两位仇敌现在在买枣红马问题上，说不定会真的打起架来。大家都好奇地等待着。他们俩周围都有自己的一帮人。两帮的头目已经按捺不住，渐渐开始谩骂起来。尧尔金那张狡黠的脸上已经堆出嘲讽的微笑。然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库利科夫并不想吵骂，不吵骂他也会巧妙地应付过去的。他开始时稍作让步，而且恭恭敬敬地倾听着对方的批评意见，可是，当他抓住对方的话柄时，便谦虚而又坚定地指出对方错了，在尧尔金尚未醒悟过来和进行申辩以前，他又证明他这也错了，那也错了。总而言之，尧尔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着巧妙地击败了，尽管尧尔金仍然占着上风，但库利科夫那一帮人也感到满意了。　　“不行，伙计们，搞倒他可不那么容易，他会保护自己；真有他的！”一些人说。　　“尧尔金可比他懂得多呀！”另一些人说，但话音里似乎已有退让的意思。于是，这两帮人说话的口气都突然变得谦虚起来。　　“不是他懂得多，而是他走运。要讲起牲口来，库利科夫可真有两下子。”　　“小伙子真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　　新的枣红马终于挑选好并买成了。这是一匹良马，牙口很轻，长得又好看又壮实，它的步态神情都显得特别可爱，令人喜欢。当然，它在其他方面也是无可挑剔的。开始讲价钱：卖主要三十卢布，我们的人只给二十五卢布。双方激烈地争论了很长时间，不断地增增减减。最后，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好笑起来。　　“争这干什么，难道要你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不成？”一些人说，“干吗争这么厉害？”　　“怎么，心痛公家的钱吗？”另一些人喊道。　　“不过，弟兄们，钱终究要从伙食团出呀……”　　“伙食团！不，看来咱们这些傻瓜不是人家种出来的，咱们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笔生意终于以二十八卢布成交了。人们报告了少校，于是马就算买定了。不用说，人们立刻端出面包和盐来，隆重地把新买到的格涅德科牵进监狱。这时，似乎没有一个囚犯不去用手拍拍它的脖子或摸摸它的嘴脸。当天就把格涅德科套上车去拉水，大家都好奇地观看这匹新买来的枣红马如何去拉水。我们的运水夫罗曼端详着这匹新买来的马，显得特别高兴。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性情沉默而又稳重。是的，俄国所有的马车夫都是这样一种性格：特别稳重，而且沉默寡言；好象真的由于经常和马打交道，便使人形成了这种特别稳重、甚至有点傲慢的性格。罗曼性情平和，同任何人都友好相处，他不爱说话，常常闻着鼻烟，狱里的马很久以来总是由他一个人喂养。新买来的这匹马已经是第三匹了。我们大家都觉得，枣红马对监狱正合适，这种毛色的马最适于家庭饲养。罗曼也是这样认为的。比方说，若是换上一匹花斑马，那无论如何也就不会买了。运水的工作几乎是固定的，不知根据什么权利总是由罗曼一个人来干，我们当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未曾想过要去争夺他的这项权利。原先那匹枣红马死的时候，任何人，甚至就连少校本人也没有责备过罗曼，大家都认为这是天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罗曼则是一个好车夫。格涅德科很快就成了全监狱的宠儿。囚犯们虽说是一些冷酷的人，但却常常走到它跟前亲昵地抚摸它。有时，从河里拉水回来，罗曼去关军士给他打开的大门，格涅德科已经进了院子，于是它停下车来等他，同时拿眼角瞟着他。“自己走吧！”罗曼对它吆喝一声，格涅德科立刻自己拉起水车，一直拉到厨房才停下，等待着炊事员和清洁夫拿水桶来提水。“真聪明，格涅德科！”人们冲着它喊道，“自己拉回来啦！……真听话。”　　“别看是一头牲口，可真懂事！”　　“好样的，格涅德科！”　　格涅德科摇摇头，打着响鼻，仿佛它真的听懂了人们的夸奖并为此感到高兴似的。这时往往有人拿出面包和盐来喂它吃。格涅德科一边吃，一边摇着头，仿佛在说：“我认识你，我认识你！我是一匹可爱的马，你是一个好人！”　　我也喜欢拿面包喂格涅德科。瞧着它那好看的嘴脸，感觉着它那软绵绵而又温暖的嘴唇如何灵巧地在手心里舐吃着食物，不知怎的我总是感到特别愉快。　　总而言之，我们这些囚犯是能够喜爱动物的，如果允许的话，他们是很乐意在监狱里饲养许多家畜和家禽的。我总这样想：还有什么比这种工作更能使囚犯们那种冷酷而残忍的性格变得温柔与高尚呢？但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不论是我们的那些规章制度，还是监狱里的环境，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然而，在我蹲监狱期间，我们也偶尔养过一些动物。除了格涅德科，我们还喂养过几只狗，一群鹅，一只名叫瓦西卡的山羊，此外，我们还养过一段时间的鹰。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监狱里养着一只名叫沙里克的狗，这是一只聪明而又善良的狗，我和它一直很友好。由于一般老百姓都认为狗是一种不干净和不值得注意的动物，所以沙里克几乎从未引起过我们任何人的关注。它独自生活着，睡在院子里，靠厨房里的一些残羹剩饭过活，人们从未关心过它，但它却认得每一个人，并把狱中所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主人。当囚犯们下工回来，一听到卫兵室里喊：“班长！”它便向大门口跑去，亲热地迎接着每一批下工回来的囚犯，同时摇摆着尾巴，亲切地望着每个走进来的人的脸，期待着人们的爱抚。然而多年以来，除了我，它几乎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爱抚。因而，它爱我胜过爱任何人。我不记得另外一只名叫别尔卡的狗是怎样被弄到监狱里来的。第三只狗，库利佳普卡，是我从工地上拣回来的，当时它还是一个小狗崽。别尔卡是一只十分丑陋的狗。它被马车轧过，脊梁骨总是弯曲着，因此当它奔跑时，从远处看，就象是两个长在一起的白色动物在奔跑一样。此外，它浑身都是疥，眼角往外流脓；尾巴上的毛几乎已完全脱落，总是夹着尾巴。由于受到了命运的嘲弄，显然它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它从不敢对任何人大声吠叫，好象怕人似的。它多半靠人们扔在狱室后面的面包渣儿过活；若是看见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还在几步远以外，它就立即四条腿朝天卧在地上打起滚来，以表示顺从，仿佛在说：“你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吧，你看，我并不想反抗呀！”每个囚犯，一看见它在地上打滚，就用脚踢它，似乎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瞧这条下贱的癞皮狗！”——他们一边踢，一边骂道。可是别尔卡却连尖叫一声都不敢，即使踢得很重时，它也只是发出几声低沉而又悲惨的嗥叫而已。当它遇到沙里克，或者当它跑出监狱遇到别的狗时，它也总是这样躺在地上打滚。有时，一只聋拉着耳朵的大公狗向它猛扑过来，冲着它狂吠乱叫，它便温顺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须知狗是喜欢自己同类的温顺和屈从的。那条凶猛的公狗立刻平静下来，若有所思地站在四条腿朝天恭恭顺顺躺在地上的别尔卡身旁，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慢慢地嗅它身上的每一个部位。被吓得浑身打颤的别尔卡这时可能想些什么呢？“这个强盗，也许会把我撕开吃掉吧？”——它头脑里大概在这样想。然而，当那条公狗仔细地嗅遍它的全身，在它身上并未发现任何特别有趣的东西时，便撇下它跑掉了。于是别尔卡立即爬起来，又一跛一颠地去追逐那一大群护送着一条母狗的公狗。尽管它也知道，它永远也不会跟母狗结成近交，但它仍一跛一颠地远远跟在狗群后面瞎跑——在它那不幸的一生中，对它来说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安慰吧。显然，它也顾不得考虑光彩不光彩了。它对未来已完全失掉了希望，它只是为着一块面包而活着，而且它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有时试着去抚摸它；这对它来说是那样地新奇和突然，它立刻全身伏卧在地，四只爪子乱蹬，感动得全身颤抖，尖声嗥叫起来。我出于怜悯心，常常去抚摸它。因而，它一遇见我总要尖叫几声。有时它从老远看见我就尖叫起来，叫得使我感到心酸，甚至流出眼泪来。后来，它在监狱外面的围墙上被别的狗咬死了。　　库利佳普卡完全是另一种性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从作坊带进狱中来，当时它还是一个尚未睁开眼的小狗患。喂养和抚育它，使我感到愉快。沙里克立即担负起保护它的责任来，并和它一起睡觉。当库利佳普卡渐渐长大时，沙里克就让它咬自己的耳朵，抓自己身上的毛，并且象成年的狗通常逗弄小狗崽那样跟它一起玩耍。说也奇怪，库利佳普卡只往长和宽处长，却总不见长高。它的毛蓬松而柔软，呈银灰鼠色；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向上竖立着。它的性格也和别的小狗一样，充满热情而又易于兴奋。当它看见主人时，总是高兴得吠叫个不停，接着就扑上来舐脸，简直想要把它全部的感情都流露出来：“让人们看看我是多么地爱你吧！管它合乎礼貌不合乎礼貌呢！”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喊一声：“库利佳普卡！”——它就会突然从墙角里，从地缝里钻出来，一边兴奋地尖叫着，一边向我飞奔而来，象一个皮球似的在路上打着滚。我非常喜欢这个小丑八怪。在它的一生中，命运给它安排的似乎只有满意和喜悦。可是有一天，那个专做女皮鞋和制革的囚犯涅乌斯特罗耶夫忽然对它发生了特别的兴趣，有一种东西突然吸引住了他。他把库利佳普卡叫到自己跟前，用手摸着它的毛，亲热地让它躺卧在地上。库利佳普卡毫无戒心，只顾高兴地尖叫。可是第二天它却失踪了。我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如同石沉大海；只是过了两个星期才真相大白：原来涅乌斯特罗耶夫特别看中了库利佳普卡的皮毛。他扒了它的皮，熟制好以后，给一位法官太太定购的丝绒棉皮鞋做了衬里。他把皮鞋做好后，还拿给我看过。毛色好极了。可怜的库利佳普卡啊！　　我们监狱里很多人都会加工制革，并常常把毛色好的狗带到狱中来，接着这些狗就转眼不见了。有些狗是偷来的，有些甚至是买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厨房后面看见两个囚犯，他们正在商量什么事，并忙忙碌碌地张罗着。其中一人用绳子牵着一条出色的大狗，显然是良种。不知是哪家的下流仆人把它偷了出来，以三十个戈比卖给了我们的鞋匠。那两个囚犯正准备把它勒死。这很容易办到：把皮一扒，尸体扔进我们狱室后面角落上那个又大又深的脏水坑里；一到炎热的夏季，那里就臭气熏天，这个脏水坑很少有人清理过。那条可怜的狗似乎已经猜到了给它安排的命运。它用锐利而不安的目光轮番打量着我们三个人。只是偶尔才敢摇摆一下它那低垂着的、毛茸茸的尾巴，似乎想以这种充满信任的表示来感化我们。我急忙走开，他们俩当然很顺利地就干完了他们想要干的事情。　　我们监狱里的鹅，似乎也是偶然出现的。我不知道这些鹅是谁把它们孵出来的，它们应该归谁所有；不过有一段时间，这些鹅使囚犯们大为开心，甚至闹得全城都知道了。它们是在监狱里孵出来的，饲养在厨房里。小鹅长大以后，常常成群地跟着囚犯们去上工。只要一听见打出工鼓，囚犯们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这些鹅就拍打着翅膀，咯咯叫着跟在我们后面跑，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过大门口的高门坎，一直跑到队列的右侧，在那里排好队，等待着人们出发。它们往往跟在人数最多的一批囚犯后面，囚犯们干活时，它们就在附近的草地里觅食。当囚犯们下工回狱时，它们也排成队跟在后面往回走。要塞里到处都在传说：有一群鹅和囚犯们一起去上工。“看，囚犯们带着鹅回来啦！”迎面走来的人都这样说，“你们是怎么训养的呀？”——“拿去，喂鹅吃吧！”有的人一边说，一边递过来一些施舍品。尽管这些鹅忠心耿耿，可是一到开斋节，仍把它们全部宰掉了。　　然而我们的那只山羊瓦西卡，若不是发生了一件特殊的情况，囚犯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它宰掉的。这只山羊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把它带进狱中的，我也不得而知；可是我们监狱里突然出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白山羊。几天之内，我们大家就都喜欢上它了，它使我们大家忘掉了忧愁，甚至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养这只山羊的理由是：既然我们监狱里有一个马厩，那就应当喂一只山羊和马作伴。不过，我们并没有把它关在马厩里，起初养在厨房里，后来它就在狱中到处乱跑起来了。这是一只非常好看、非常淘气的小山羊。只要一招呼，它就跳在凳子上或桌子上，和人们顶头，它总是欢蹦乱跳地闹着玩，叫人看着高兴。后来它头上长出两个挺长的犄角；一天晚上，一个名叫巴拜的列兹金人正坐在狱室台阶上和其他几个囚犯聊天，他忽然想和山羊顶头玩。他们头碰着头顶撞了好长时间，——逗山羊玩是囚犯们所喜爱的一种游戏，——瓦西卡突然跳到最高一级台阶上，趁巴拜转身向旁边看的工夫，它蓦地用后腿站立起来，把前蹄贴在身上，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巴拜的后脑勺上猛撞，巴拜翻身滚下台阶，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巴拜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总之，大家都非常喜欢瓦西卡。等它长大以后，经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我们大家一致决定给它做一次人所共知的手术，我们的兽医是很善于做这种手术的。“这样，它就不会有膻味了，”——囚犯们说。手术后，瓦西卡开始长得膘肥体壮，我们总是把它喂得饱饱的，仿佛要送屠宰场似的。最后，它长成了一只非常漂亮的大山羊，两只犄角又粗又长，个子特别高大，满身都是肥肉，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它也经常跟着我们去上工，囚犯们和过路的行人瞧着它都感到高兴。所有的人都认得监狱里的山羊瓦西卡。有时，譬如说，囚犯们在河岸上干活，他们就攀折一些柔嫩的柳枝，摘些树叶，或者在堤坡上采撷几朵鲜花，拿去装饰瓦西卡：用柳枝和鲜花把它的犄角编扎起来，给它全身都挂满花环。下工回来的路上，囚犯们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瓦西卡走在最前面，他们自己则跟在它身后，遇到行人时，他们似乎都为这只山羊感到骄傲。他们对它欣赏个不够，有的人甚至象小孩子一样想出这样一个主意：“能不能给瓦西卡的犄角镀上金？”然而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并没有这样做。不过，我记得我曾问过阿基姆·阿基梅奇(他是我们这里仅次于伊赛·福米奇的镀金工匠)：真的能往羊犄角上镀金吗？他仔细把山羊端详了一番，认真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也许可以，“不过，不会太牢固，况且这样做也完全无益。”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瓦西卡本可以在狱中活很长时间的，它也许会因患气喘病而老死在狱中；可是有一次在下工回来的路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瓦西卡照例走在囚犯们前面，这时却迎头碰上了正坐着四轮马车急驶而来的少校。“站住！”少校怒吼道，“这是谁的山羊？”人们向他作了解释。“怎么！未经我允许，竟敢在狱中养山羊！班长！”班长马上跑过来，少校下令立即把山羊宰掉，把羊皮扒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卖回来的钱留作伙食基金，羊肉则留给厨房给囚犯们炖汤喝。狱中的人都议论纷纷，不胜惋惜，然而谁也不敢违抗命令。人们在脏水坑旁边把瓦西卡宰掉了。有个囚犯付给狱方一个半卢布，把羊肉全部买去。用这笔钱给大家买了一些面包圈儿；买去羊肉的那个囚犯则把肉切成小块，炖熟，零卖给囚犯们。肉的确很香。　　有一段时间，我们监狱里还养过一只鹰，这是一只形体不大的草原鹰。人们把它带进狱中来时，它已受了伤，而且已经精疲力尽。全监狱的人都围拢来看它；它已不能飞了：右边的翅膀垂在地上，一只腿已经脱骱。我记得，它当时凶猛地环视着四周，两眼紧盯着看热闹的人群，张着它那弯钩形的嘴，准备在临死前和人们决一死战。当人们饱看了一阵渐渐走开以后，它便展开那只健康的翅膀，用一条腿一瘸一跛地跳到监狱最远的那一头，紧贴着木桩栅，躲在一个角落里。它在我们这儿生活了三个来月，在此期间，它一次也没有走出过自己的角落。起初，人们还常来看它，让狗挑逗它。沙里克凶猛地向它扑去，但显然也怕接近它，这使囚犯们看着十分有趣。他们说：“这东西真凶！谁也接近它不得！”后来，沙里克开始残忍地欺负它；它已经不害怕了，在人们的唆使下，它灵巧地乘机咬住鹰的那只受伤的翅膀。鹰竭尽全力用爪和嘴进行自卫，它象一个负伤的王子一样，紧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并以高傲而凶猛的目光环视着前来看热闹的人群。后来人们对它厌倦了，把它撇在一边忘掉了；然而每天仍可以看到它身旁放着几块鲜肉和一勺水。显然，，还有人在照料它。起初，它不想吃，一连几天都不吃食物；后来，它开始吃食了，但从不吃人手中的食物，也不当着人的面吃。我曾多次从远处对它进行观察。当它看到附近无人时，它就从角落里走出来，一瘸一跛地沿着木桩栅往外走十二、三步，然后再返回去，这样反反复复地来回走，仿佛在作活动似的。它一看见我，便立即使出全身力气急忙跛跳着跑回自己的角落，然后回过头来，张着嘴，背毛竖立，准备立刻投入战斗。不管我如何爱抚它，也不能使它软化：它又是啄我，又是挣扎，也不肯吃我拿着的牛肉，而且当我站在一旁时，它总是以它那凶狠而锐利的目光聚精会神地盯着我。它对任何人也不信任，也不向任何人屈服妥协，它孤独地、满怀仇恨地期待着死亡。后来，囚犯们仿佛又想起它来了，尽管两个月来谁也没有关心和提到过它，可是忽然间大家又似乎对它产生了同情心。他们说，应该把这只鹰带到外面去。“即使死，也别让它死在监狱里。”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