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3

***************************每当需要旋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派我们两个去，这种活我们一直干了好几年。鲍—斯基是一个身体孱弱、气力单薄的人，虽然还很年轻，但却患了肺病。他是在我入狱前一年和另外两个难友一起入狱的——其中一个是老头子，他在蹲监狱期间总是白天黑夜地祷告上帝(为此，他博得了囚犯们的尊敬)，后来在我还未出狱时就死去了；另一个还很年轻，朝气蓬勃，面色绯红，身强力壮，胆大果敢，在他们被解往我们要塞的途中，当鲍—斯基已精疲力尽时，他曾背着鲍—斯基走了七百俄里①，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①一俄里等于1.06公里。***************************鲍—斯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品格高尚，气度豁达，但由于疾病缠身，极易发火动怒。我们俩一起摇旋车轮子，这项工作甚至使我们俩都发生了兴趣。它给了我极好的健身机会。　　我还特别喜欢铲雪。冬天常常下暴风雪，暴风雪下过一昼夜之后，有的房屋的门窗被掩埋上一半，有的几乎完全被埋住了。暴风雪一停，太阳露出脸来，于是我们囚犯们便成批成批地被赶出去，有时甚至全体出动——去铲除掩埋着办公用房的积雪。给我们每人发一把木锨，给我们大伙规定出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工作量很大，有时简直使人怀疑能否完成任务，可是大伙仍齐心协力地去干。刚下过的雪是松软的，上面微微结了一层薄冰，木锨一插进去就是一大块，往旁边一甩，便在空中变成一片纷纷扬扬的白粉。那一堆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雪，用锨很容易插进去。囚犯们干这种活时，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快活。冬天的新鲜空气和运动使得我们浑身发热。大家越干越高兴，发出一片嘻笑声和叫喊声，有的人还逗笑取乐。大家开始互相抛雪球；当然，那些谨小慎微、一遇到有人嬉笑逗乐就生气的人，便立即咒骂起来，于是这一片欢腾热闹的场面便在咒骂声中结束了。　　我渐渐开始扩大我的结交范围。其实，我本人并不想和人交往：因为我依然心神不宁，悒郁不乐，疑虑重重。我的交往是自然而然开始的。在最初拜访我的那些人中，有一个叫彼得罗夫的囚犯。我说的是拜访，而且我还要特别强调这个词。彼得罗夫被关在特别部里，住的地方离我们狱室最远。我们之间显然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我们连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然而从一开始，彼得罗夫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狱室来看我，或者在休息时间，当我尽量远远地避开众人，独自跑到狱室后边散步时，他便把我叫住，仿佛认为这样做是他自己的责任似的。起初，我有点不大高兴。但他很快就使我对他的拜访感到愉快起来，尽管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从外表看，他身材不高，体格强壮，敏捷好动，脸色苍白，颧骨很高，目光大胆，长着一张令人十分愉快的面孔和两排细密洁白的牙齿，下嘴唇和下齿之间总是衔着一小撮烟末。下唇衔烟末，是很多囚犯的一种习惯。他的相貌相当年轻：虽说已年近四十，但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他和我谈话时总是无拘无束，显得十分自然，他以一种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也就是说对我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例如，当他看出我想独自安静一会儿时，他就只和我说上两三分钟，便马上离开，而且每次都感谢我看得起他，当然，他对狱中任何人从未这样客气过。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最初几天是这样，就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间也一直是这样，几乎从未变得更加亲密过，虽然他对我的确忠心耿耿。就是现在我也琢磨不透：他究竟对我有何希求？他为什么每天都来看我？尽管后来他曾偷过我的东西，但那似乎是出于无意，至于钱，他几乎从未向我伸过手，可见，他来看我完全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别有所图。　　不知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仿佛根本就不是和我同住在一个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好象只是为了打听新闻才顺便到狱中来探望我，来看看我们大家生活得怎么样。他总是忙着到什么地方去，仿佛把谁留在了什么地方，那里有人正在等着他，好象有什么事尚未办完似的。然而，他似乎又并不过分着急。他的目光也有点古怪：聚精会神，微带几分大胆和嘲笑的神情；他仿佛是越过眼前的东西向远方瞭望，仿佛是在竭力透过眼前的物体看到远处另外一种东西。这就使得他显出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有时特意观察：彼得罗夫离开我以后究竟都到哪里去？有谁在那边等待着他？他离开我以后，总是匆匆忙忙到别的狱室或厨房里去，到那儿以后，便在一些正在谈话的人们旁边坐下，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甚至也十分热情地参加谈话，可是后来又突然把话收住，沉默起来。不管他说话也好，一声不吭地坐着也好，可以看出：他只是顺便这样做做而已，好象别的地方还有人在等待着他。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从来不做任何事情，他过的完全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当然，狱方规定的劳动除外)。他什么手艺也不会，手头几乎从未积攒过钱。但是，他并不为钱而过分发愁。他究竟跟我都谈过些什么呢？他的谈话也象他本人一样古怪。比方说，他只要看见我独自在狱室后面散步，便突然转身向我这边走来。他走路总是很快，转身也总是很突然。他一步一步地走来，但我却觉得他好象是跑着来的。　　“您好！”　　“您好！”　　“我不打搅您吗？”　　“不。”　　“我想问问您关于拿破仑①的事。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本家吗？”(彼得罗夫是一个世袭兵②，认识字。)***************************①这里指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爆发后，他当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即所谓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他于一八五一年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称帝。②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军人的儿子一生下来就登记为军人，以备接受训练和入伍服役。***************************　　“是本家。”　　“人们都说他是什么总统，是吗？”　　他总是迅速而突然地提问，仿佛他需要尽快了解什么事情，仿佛他在侦察一桩极其重要的、刻不容缓的案件似的。　　我向他解释了这个拿破仑是怎样一个总统，并补充说，他不久就可能称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尽量详细地向他作了解释。彼得罗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完全理解并迅速地思考着，甚至把耳朵也转向我这边来。　　“唔。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听说，有的猴子前臂长得特别长，直至后跖，个子有高大的人那么高，这是真的吗？”　　“是的，有这样的。”　　“这是一种什么猴子呢？”　　我也就我所知向他作了解释。　　“它们居住在什么地方？”　　“居住在热带。苏门答腊岛上就有。”　　“这是在美洲吗？听说，那里的人都头朝下走路，是吗？”　　“不是头朝下。您说的是对跖人①。”***************************①指居住在地球恰恰相对两面的人。***************************　　我给他解释了美洲在哪里，也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对跖人。他十分认真地听着，仿佛他就是专为对跖人的问题而来的。　　“哦-哦！去年，我读过一本关于拉瓦里尔伯爵夫人的书，这本书是阿列菲耶夫从一个副官那儿拿来的。书里讲的是真有其事呢，还是编造出来的？这是仲马的作品。”　　“当然是编造出来的。”　　“那好，再见，谢谢您。”　　于是彼得罗夫走了。其实，除了这类问题外，我们几乎从未谈过别的事情。　　我开始对他作进一步的了解。当米—茨基知道我和彼得罗夫交往以后，他甚至向我提出了警告。他对我说，苦役犯中有很多人曾使他感到害怕，特别是在入狱初期，然而最使他感到可怕的就是这个彼得罗夫，连卡津也没有他可怕。　　“他是所有苦役犯中最果敢、最无畏的一个，”米—茨基说，“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他若是想干什么事情，谁也阻拦不住的。他能够把您宰掉，如果他起了这个念头的话，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您宰掉，连眉头都不皱一皱，也不会感到懊悔。我甚至认为他头脑有点不大正常。”　　这个看法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是，米—茨基却不能够回答我，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说也奇怪，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我同彼得罗夫一直过从甚密，几乎每天都跟他谈话，他总是真诚地依恋于我(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在这几年中，尽管他一直谨慎地生活在狱中，也从未干出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每当我瞧着他并跟他谈话时，我总是相信米—茨基的话是对的，彼得罗夫可能是一个最果敢、最无畏、最不愿受任何约束的人。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也不能够解释。　　不过我要指出，这位彼得罗夫就是那个在受刑时想要杀死少校的人，事后，囚犯们都说少校象是出现了奇迹一般得救了，——在动刑前一分钟他坐上马车走了。还有一次，那是在他入狱以前，在操练场上，一位上校打了他一耳光。在这以前也许还打过他很多次；然而这一次他却不想忍耐了，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列队站好的全团人面前，他公然把那位上校刺死了。不过，关于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我并不知道，他也从未向我讲过。当然，这只不过是他的天性突然充分流露时的猝然爆发，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毕竟并不常见。他的确深明事理，甚至谦恭温顺。他内心里蕴藏着一股热情，甚至是强大而炽烈的热情，就如同燃烧着的木炭上面总是覆盖着一层灰烬，里面却在闷烧。我在他身上从未看见过一丝一毫的自我吹嘘和虚荣心，这在别的囚犯身上却是屡见不鲜的。他很少和人争吵，但也不和任何人特别要好，只有西罗特金是个例外，而且也只有当他需要西罗特金的时候。不过，有一次我却看见他当真大发起脾气来，那是因为本应分给他的一件什么东西而没有分给他引起的。和他争吵的是一个叫瓦西里·安东诺夫的民事犯，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膂力过人的汉子，他很凶恶，爱寻衅闹事，也爱嘲笑人，而且胆大包天。他们已经吵嚷很长时间了，我以为大不了三拳两脚就会完事的，因为彼得罗夫虽说不是经常，但偶尔也象一个最下流的囚犯那样跟人家打架吵嘴。可是这一次却不然：彼得罗夫突然脸色发白，嘴唇发青，而且直打哆嗦，气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站起身来，赤着脚(他夏天很喜欢赤脚)，一声不响地慢慢向安东诺夫走去。狱室里本来是一片喧哗和吵嚷声，这时却突然静得鸦雀无声，连苍蝇的嗡嗡声都能听得见。大家都期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安东诺夫霍地站起来迎上前去，当时他已面色如土……我不忍再看下去，便走出狱室。我以为不等我走下台阶，就会听到杀人的尖叫声。可是这一次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还没等彼得罗夫走到跟前，安东诺夫便一声不吭地急忙把引起争吵的那件东西扔给他。(其实，引起争吵的不过是一块毫不值钱的破包脚布。)当然，过了一会儿，安东诺夫为了保全面子和不受到良心的责备，也为了表示自己并不完全怕他，仍不免骂了几句。不过，彼得罗夫对于谩骂却毫不介意，甚至也没有回骂：问题并不在于谩骂，反正他胜利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把包脚布拿走了。一刻钟以后，他又照常在监狱里闲逛起来，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在寻找哪儿是不是有人在讲有趣的故事，以便凑上去听听。他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其实，他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漠不关心，他只是无所事事地在狱中东游西逛罢了。也可以把他比做一个劳动者，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无论什么活儿在他手里都会噼啪作响，但却无人给他活儿干，他只好坐等着，有时跟小孩子玩玩。我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仍呆在狱中而不逃走？他只要决心这样做，他会毫不犹豫地逃走的。象彼得罗夫这样的人，只有当他们不想干某件事的时候，理智才能够控制住他们。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住他们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够机智地逃走，也能够把大伙蒙骗住，他能够不吃饭而在森林里或河边芦苇丛里蹲上一个星期。但他显然还没有拿定这个主意，而且，他也完全不想这样做。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他有巨大的思考力和特别合理的看法。这种人生下来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无意识地推动着他们到处漂泊流浪；他们一辈子就这样漂泊不定，直至他们找到完全合乎自己心愿的工作；到那时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也会在所不辞的。我有时感到诧异，一个仅仅因为挨了一耳光便杀死了自己长官的人，怎么竟会毫无反抗地躺下受鞭笞。他常常因私运酒而挨鞭子。象一切不会手艺的囚犯一样，他有时也往狱中带酒。但他躺下受鞭笞时好象是出于心甘情愿，也就是说，似乎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否则，即使把他打死，他也不会躺下的。尤其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尽管他明显地依恋于我，但仍偷了我的东西。他之所以偷我的东西，似乎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当我托他把一本圣经送到另一个狱室去时，他却把圣经偷偷卖掉了。离那个狱室其实只有几步远的路程，他在半路上遇到一个买主，把圣经卖掉后，立即把钱拿去买酒喝了。他当时大概很想喝酒；他只要想干什么事情，就非得去干不可。他这种人为了弄到二十五个戈比去买半瓶酒喝，甚至会把人杀掉，然而在别的时候他又会把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放走。当天晚上他就亲自向我承认了这一偷窃事件，说的时候一点儿都不感到害躁，也毫无悔恨之意，就象讲述一件最普通的事情一样，显得满不在乎。我试图狠狠地责备他一顿，因为我实在为我那部圣经感到惋惜。他心平气和地听着，甚至显得十分恭顺；他也承认圣经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并真诚地为我失去这部书而感到惋惜，但他丝毫也不为他偷卖了此书而感到懊悔；他瞧着我，似乎确信我立刻就会停止对他的责骂。他之所以忍受了我的责骂，想必是认为干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不挨骂的，但心里大概在这样想：你就好好骂一顿吧，让你也出出气，宽宽心，其实这全是废话，象这样的废话，一个正经人是羞于说出口的。我似乎觉得，他把我完全当成了一个小孩子，当成了一个几乎连最普通的人情世故都不懂的娃娃。比方说，当我主动和他聊起书本以外的什么事情时，他的确也往往回答我几句，但似乎只是出于礼貌，而且回答得十分简短。我常常反躬自问：他平时干吗老向我请教那些书本知识呢？当我们谈论书本知识的时候，我有时偶尔瞥他一眼：看看他是否在暗中嘲笑我？然而并非如此；一般说来，他总是认真而细心地听我讲，虽然有时也并不那么十分认真，遇到这后一种情况时，我往往感到难过。他问题提得明确而肯定，但对于我的解答似乎并不感到十分惊奇，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而已……此外，我觉得，他似乎认为对我已无须多费脑筋，跟我谈话用不着象跟别人谈话那样，除了书本知识外我什么也不懂，甚至也不可能弄懂，因而也就无须打搅我了。　　我相信，他甚至有点喜欢我，这也使我大为惊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人，他对我的怜悯是不是出于一个强者对于一个弱者通常有的那种本能的感情，他是不是也把我当成了一个这样的弱者……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偷我，而且我相信，他偷我东西的时候，也一定很可怜我。“哎，你这个人呀！”当他伸手摸我东西的时候，很可能在这样想，“瞧你这个人，连自己的东西都看管不住！”不过，他似乎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喜欢我。有一次，他无意中亲口对我说：“您这个人心眼儿太好了！您竟这么老实，老实得简直叫人可怜。不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请您不要见怪，”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这可是我的心里话啊！”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人，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运动或急剧变革的时候，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并跃居于显要地位，从而立即使自己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他们不是一些只说不干的空谈家，但他们也不能成为事业的倡导者和主要领袖；然而他们却是事业的主要完成者和开拓者。他们并不大肆喧嚷便立即开始行动，但他们却是第一批逾越主要障碍的人，他们毫不犹豫、无所畏惧地上刀山入火海，——大家都盲目地跟在他们后面往前冲，一直冲到最后一道壁垒，他们通常就在那儿抛头颅洒热血。我不相信彼得罗夫会有善终，他会在顷刻之间突然结束掉一切的；如果说他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毁灭掉，那只是因为时候未到。不过，谁晓得呢？也许他会毫无目的地漂泊终生，直至白发苍苍，最后寿终正寝。不过，我觉得还是米—茨基说得对：他是全狱囚犯中最果敢的一个。第八章 果敢的人们。卢奇卡　　谈论果敢的人们是不容易的，在监狱里，也象其他地方一样，这种人相当少。从外表上看，你也许会觉得他是一个可怕的人，要是再联想起别人对他的议论，你甚至还会躲避他呢。起初，一种出于本能的感情使我尽量躲着这些人。后来，我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甚至对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是如此。有的人尽管没有杀过人，但却比另一个因六次杀人而被捕入狱的人更为可怕。有些罪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犯罪动机中有许多奇怪的因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老百姓中间有些凶杀案发生的原因是非常离奇的。比方说，常常有这样的杀人凶手：这个人安详而温顺地过着日子，忍受着痛苦的命运。譬如说，他是一个庄稼汉，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小市民或者兵士。突然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他不能忍受了，便捅了他的敌人和压迫者一刀。于是奇怪的事情开始了：这个人在一段时间里突然变得无法无天起来。他杀的第一个人是那个压迫他的人，他的敌人，这虽然也是犯罪，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无理由的；可是后来他杀的己经不是敌人，而是遇着谁就杀谁，以杀人来取乐，或者为了一句粗野的话，为了有谁看了他一眼，为了凑够整数，有时只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滚开，别挡我的路，让我过去！”他仿佛是喝醉了酒，仿佛是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仿佛一旦逾越了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就开始沾沾自喜地认为，对于他再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了；他仿佛急于一下子摆脱一切法律和权力的约束，尽情享受不受任何束缚和限制的自由，充分欣赏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情绪。他也知道，一种可怕的惩罚正在等待着他。这一切也许恰似这样一种感觉：一个人正从高塔上望着他脚下的深渊，以便最后一头栽下去：一切都赶快结束吧！甚至有一些极其温顺而且从不引人注意的人也这么干。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在这种昏迷状态中炫耀自己。这种人过去越是受压抑，现在就越是渴望耀武扬威，渴望使人感到恐怖。他以别人的恐怖为乐，他喜欢激起别人的反感。他摆出一种不顾死活的样子，而这种“不顾死活的人”有时竟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受惩罚，盼望着被干掉，因为到最后连他自己也难以忍受那种伪装的不顾死活的样子了。有趣的是，这种情绪，这种装腔作势的态度，往往一直持续到受刑的时候，然后就象被一刀切断了：仿佛这期限是规定好了的，仿佛是事先就规定出来的。于是这个人便突然屈服了，他惊恐不安，软得象一块破布。在刑场上他痛哭流涕，请求人们饶恕他。他被关进了监狱，人们一看，原来他是一个流着口涎和鼻涕的家伙，甚至受到压制也不敢反抗，因而令人不禁感到诧异：“难道他就是那个杀过五、六个人的家伙吗？”　　当然，有一些人就是在监狱里也不是很快就屈服的。他们还保持着一种傲气，保持着好吹牛的脾气，仿佛在说：我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人，我是因“六条人命”而蹲监狱的。但是他最终还是屈服了。他有时回忆自己那大胆的一刀，回忆他还是“不顾死活的好汉”时的那次狂欢痛饮，也只是为了寻开心，他很想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以便妄自尊大地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吹嘘吹嘘自己，并向他叙述自己的丰功伟绩，同时还要装出一副他并不愿讲的样子。他似乎在说：你瞧，我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这种极其微妙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以捉摸啊！这种故事有时讲得多么轻松愉快啊！讲故事人的语调和每一句话，都流露出十分考究的漠不关心的口吻。这些人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啊？　　有一次，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的一个漫长的晚上，由于无事可做，我很烦恼地躺在通铺上，听着别人讲这一类的故事，由于缺乏经验，我错把讲故事者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可怕凶手，一个具有惊人的钢铁般意志的人，当时我几乎觉得彼得罗夫也不足为奇了。故事的主题是说，他，卢卡·库兹米奇，怎样干掉了一名少校，这并不是为着别的什么，而只是为着使自己高兴。这个卢卡·库兹米奇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青年囚犯，他在我们狱室里个子最小，身体瘦弱，鼻子尖尖的，是个乌克兰人。其实，他是俄罗斯人，只不过出生在南方罢了，似乎当过奴仆。他确实有些嘴尖舌快，傲慢自大：“鸟儿虽小，爪儿却尖。”不过，囚犯们最有识别人的本领。囚犯们并不很尊敬他，就象监狱里所说的，“对他并不恭敬”。他爱面子爱得要命。那天晚上，他坐在通铺上缝衬衫。缝内衣已成了他的职业。他旁边坐着一个笨拙迟钝但却善良可爱的囚犯，名叫科贝林，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睡在卢卡旁边。因为是近邻，卢卡就时常同他争吵，总是傲慢地讽刺他，有时还以专横的态度对待他，但科贝林由于忠厚纯朴，竟然不大觉察。他一面织羊毛袜子，一面漫不经心地听卢卡讲故事。后者大声而清楚地讲述着。他希望大家都能听到他讲的故事，但又竭力装出只讲给科贝林一个人听的样子。　　“老兄，他们把我从老家押解到H城，”他一面挑针一面讲，“那次是因为流浪。”　　“这是在什么时候，很久以前了吧？”科贝林问道。　　“豌豆熟了的时候——一年以前了。嘿，我们刚到K城，就把我暂时关在监狱里。我一瞧，和我蹲在一起的大约有十二个人，都是乌克兰人，高大魁梧，身强力壮，简直就是一群大公牛。可是他们都是一些安分守己的人。伙食很坏，他们的那位少校对待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为所欲为。蹲了一天，到了第二天，我一瞧——原来都是一些胆小鬼。我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竟能容忍这么一个笨蛋？’可是他们说：‘那你就自己去跟他说说吧！’他们甚至嘲笑我。我没作声。　　“当时有个乌克兰人特别可笑，弟兄们，”他突然撇开科贝林，把脸转向大家补充说，“他讲了法庭是怎样判他的案子的，他跟法官怎样对话，可是这时他自己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哭起来。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可他本人身强力壮，又肥又胖，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说：‘我什么罪都没有！你这个鬼儿子，老是写呀写呀，没个完，你都写些什么呀。嘿，滚你的吧，该死的家伙，要是我就吊死！可是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写呀写，不知都写些什么东西！……这时我就完蛋了！’瓦夏，给我点线；监狱里发的烂线。”　　“那是市场上买来的，”瓦夏一面递给他线，一面答道。　　“我们缝纫车间的线要好一些。前几天叫残废老兵去买，不知他从哪个缺德娘们儿那儿弄来的！”卢卡一面冲着亮光纫针，一面继续说道。　　“那还用说，一定是从他亲家母那儿弄来的。”　　“对，从他亲家母那儿弄来的。”　　“后来少校又怎么样了呢？”完全被忘在一边的科贝林问道。　　这正是卢卡所需要的。然而，他却没有立刻讲自己的故事，好象科贝林不值得注意似的。他慢条斯理地把线弄直，又慢条斯理地把线压在腿底下，然后才开始讲下去。　　“最后我总算把那些乌克兰人给鼓动起来了，他们要求见少校。我一大清早就从邻人那儿借了一把刀，我把它藏起来，以防万一。少校怒气冲冲地坐车来了。这时，我说：霍霍尔，你们别怕！可是，他们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哆嗦不停。少校醉醺醺地跑进来喊道：‘谁在这里捣乱？这里怎么搞的！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　　“他刚一说完‘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这句话，我就走向前去，”卢卡继续讲道，“刀子就藏在我的袖筒里。”　　“‘不对，阁下，’我一边说，一边一步一步往前挪，‘不对，阁下，怎么能说您就是我们的沙皇，就是我们的上帝呢？’　　“‘噢，这么说，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少校喊叫起来，‘要造反呀！’　　“‘不对，’我又往前挪动一步，说道，‘不对，阁下，您自己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万能的，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只有一个。我们的沙皇也只有一个，是上帝使他凌驾在我们众人之上的。’我说：‘阁下，沙皇是君主。’我说：‘阁下，您只不过是个少校罢了——是沙皇开恩，看您立下了功劳，才让您当上了我们的典狱长。’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顾象母鸡下蛋那样咕咕地叫。他大吃一惊。　　“‘那好吧，’我一面说，一面向他猛扑过去，我嗖的一声拔出刀子，直捅到他的肚子里。我干得可麻利啦。他倒了下去，两脚直蹬。我把刀子扔在一边。　　“我说：‘霍霍尔，你们瞧，现在把他抬起来吧！’”　　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可惜，象“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这样的话，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话，过去在许多军官中间确实经常说的。然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军官现在已经不多了，也许完全绝迹了。我还要指出，特别喜欢用这一类词句来炫耀自己的大都是由低级军衔擢升上来的军官。军衔似乎把他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头脑，都给翻转了过来。他们长期呻吟于重压之下，隶属于各级长官，突然他们看到自己当上了军官，成了贵人，于是便很不习惯地首次陶醉起来，尽量夸大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当然，他们只是对待自己的下级是这样。他们对待自己的上级仍然奴颜脾膝，尽管这样做已完全没有必要，许多长官都是讨厌这一套的。有些奴颜脾膝的家伙甚至特别热衷于赶快向自己的上司声称：虽然他们已是军官，但终究是由下级一步一步擢升上来的，因此他们将“永远牢记自己的地位”。但是对待下级，他们几乎都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当然，现在未必能碰到这样的军官了，未必还有人这样喊“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任何东西都不会象这一类的官腔更能激起囚犯们以及所有下级军官们的愤怒。这种自吹自擂的厚颜无耻的行径，这种夸耀自己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的做法，就是在最驯服的人们身上也能激起仇恨，最后使他们无法再忍耐下去。幸而，这一切几乎都已成为过去，就是在昔日也是要受到上级严格约束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也知道一些。　　总之，在对待下级方面，任何傲慢自大、粗枝大叶的作风，任何的厌恶情绪，都能激起他们的愤怒。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只要把囚犯的伙食办好，对囚犯看管得严格一些，一切都按法律办事，就万事大吉了。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他是本能地抑或不自觉地忍受屈辱，但他还是希望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囚犯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囚犯，他没有权力，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地位。但你用任何烙印任何脚镣都不能强迫他忘却他是一个人。既然他确实是一个人，所以就应该把他当作人看。我的天哪！人道的态度甚至能使那些连上帝的形象在他们心中都早已暗淡无光了的人们重新振作起来。应当用最人道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不幸的人”。这就是说要拯救他们并给他们以欢乐。我遇见过这种善良而豁达的军官。我看到过他们对这些被欺凌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几句亲切的话几乎就能使囚犯们在精神上复活。他们会象孩子似的高兴起来，开始象孩子似的爱戴起他们来。我还要指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囚犯们并不喜欢长官们对待他们过于亲昵，过于善良。有些囚犯本来想要尊敬长官，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后来却不再尊敬他了。囚犯们喜欢，比方说，他们的长官有勋章，有名望，受上司宠信，喜欢他严肃庄重，公正而又有尊严。囚犯们最喜欢的是这样的军官：他们既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又不侮辱囚犯，这样一来就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了……　　“为了这件事，一定狠狠给你加了一番热吧？”科贝林心平气和地问道。　　“嗯。加热，老弟，那还用说，自然要加热的。阿列伊，把剪刀递给我！弟兄们，赌场今天怎么不开张呀？”　　“钱都喝光啦，”瓦夏说，“要是没喝光，早就开张了。”　　“要是！你这个‘要是’就是在莫斯科也值一百卢布，”卢卡接着说。　　“卢卡，他们总共抽了你多少鞭子？”科贝林又开口问。　　“亲爱的朋友，总共抽了我一百零五下。唉，弟兄们，有啥可说的呀：好歹总算没把我打死，”卢卡接着说，他又不搭理科贝林了，“他们很隆重地押着我去挨这一百零五鞭，可热闹啦。在那以前我还没尝过鞭子的滋味呢。当时人山人海，全城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惩罚一个强盗哩，一定是个凶手。嘿，这些人真蠢，我简直说不出他们有多蠢。行刑人扒下我的衣服，把我按倒在地，喊道：‘挺直腰，我要开鞭啦！’一一我等着，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当他抽我第一鞭时，我想喊，嘴都张开了，可就是喊不出来。已经喊不出声音啦。抽第二鞭时，信不信由你，连他们数‘二’的声音我都听不见了。等我醒过来时，我听见他们已数到十七。老弟，他们后来把我从刑台上抬下来四次，每次半个小时，往我身上泼冷水。我一瞧，连他们都瞪眼了，这时我想：‘这回可完啦……’”　　“可你并没有死呀？”科贝林天真地问。　　卢奇卡用极端蔑视的眼光把他打量了一番，然后大笑起来。　　“他结实得象个木墩子！”　　“他脑袋有点不大好使，”卢奇卡说，似乎懊悔不该同这样的人谈话。　　“他是个傻瓜，”瓦夏证实道。　　虽然卢奇卡杀过六个人，但在监狱里谁也不怕他，尽管他心里也许希望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可怕的人……第九章 伊赛·福米奇。澡堂。巴克卢申的故事　　圣诞节快到了。囚犯们怀着某种庄重的神情等待着它，我瞧着他们，也期待着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节前第四天，我们被带到澡堂去洗澡。在我蹲监狱期间，特别是头几年，囚犯们很少被带到澡堂去洗澡。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开始作准备。这次洗澡安排在下午，因而那天下午就不出工于活了。我们狱室里最高兴最忙碌的要算是伊赛·福米奇·布姆施坦了，关于这个犹太囚犯，我在这部小说的第四章里已经提到过。他洗澡时喜欢用蒸气喷，一直喷到昏迷过去，失去知觉；如今，每当我回首往事，回忆我们那次洗澡的情景(这件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时，这个怡然自得而又令人难忘的伊赛·福米奇的面孔便立即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是我的狱友，和我住在同一间狱室里。天哪，他这个人多么滑稽可笑啊！关于他的外貌特征，我已简单说过几句：他年纪在五十岁左右，身体孱弱，满脸皱纹，面颊和前额上打着可怕的烙印，他那瘦弱而洁白的肉体活象一只拔掉了毛的小鸡。他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沾沾自喜、怡然自得的表情。看来，他对于服苦役一点儿也不感到惋惜。他是一个首饰匠，由于本城没有干这种手艺的人，所以给城里老爷们和官员们做首饰的活计便由他一个人包揽下来了。人们付给他一些工钱，因此他日子过得相当宽裕，甚至发了财，攒下钱，向全狱的人放高利贷。他有自己的茶炊、漂亮的被褥、茶杯以及全套餐具。城里的犹太人都乐于与他结识，并对他加以保护。每逢星期六①，他都要在卫兵的押送下，到城里犹太教堂去做祈祷(这是法律所允许的)；***************************　　①犹太教规定星期六为安息日。***************************他日子过得十分快活，而且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二十年刑期快快结束，以便“娶妻成家”。他是一个由幼稚、愚蠢、诡谲、粗鲁、朴实、怯懦、吹牛、无耻等成分混合构成的极其滑稽可笑的人物。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囚犯们从不欺侮他，只是有时和他开几句玩笑，逗逗乐而已。伊赛·福米奇显然永远是专供大家取乐和消遣的。“我们只有一个伊赛·福米奇，谁也不要动他！”囚犯们都这样说；伊赛·福米奇尽管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他显然也以能充当这种使囚犯们开心取乐的角色而感到自豪。他入狱时显得特别滑稽可笑(这件事发生在我入狱以前，我是后来听人们说的)。一天傍晚，下工以后，监狱里忽然传说，来了一个犹太人，正在卫兵室里剃头，过一会儿就进来。当时，监狱里还没有犹太人。因而囚犯们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他一进大门，立刻就被大伙围住了。一名军士带他走进民事犯狱室，指给他通铺上的位置。伊赛·福米奇手里提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公家发的物品和他个人的杂物。他把口袋撂下，爬上通铺，盘腿坐下，不敢抬眼看任何人。周围发出一片笑声，有人讲起监狱里流传的一些有关犹太人的笑话。忽然，一个青年囚犯从人群中挤过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旧单裤和一块破包脚布。他在伊赛·福米奇身旁坐下，拍着他的肩膀说：　　“喂，亲爱的朋友，我在这儿等你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你瞧瞧这几样东西，能值几个钱？”　　于是，他把拿来的破烂摊在他面前。　　伊赛·福米奇刚进来时，吓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更不敢抬头看一眼密密麻麻围站在他周围的这群面带嘲笑神色、脸上打着烙印、样子显得十分可怕的囚犯们；可是等他一看见典当品，他全身突然抖动了一下，接着便敏捷地把那些破烂拿在手里，仔细翻瞧起来，甚至还冲着灯光照了照。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等着听他将会说些什么。　　“怎么，连一个银卢布还不给吗？这是值得的！”典当者一边向伊赛·福米奇挤着眉眼，一边继续说。　　“一个银卢布？不值，七个戈比还凑合。”　　这就是伊赛·福米奇进狱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大伙都捧腹大笑起来。　　“七个戈比！好吧，七个就七个，算你走运！你可要当心，好好把它们收藏起来；要是有个长短，小心你的脑袋。”　　“利息三戈比，总共十个戈比，”犹太人一边用不连贯的、颤抖的声音继续说，一边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钱，同时胆怯地打量着囚犯们。他非常胆小怕事，但又很想做生意。　　“三个戈比是一年的利息吗？”　　“不是一年，是一个月的。”　　“你这个犹太人，真抠门。请问尊姓大名？”　　“伊赛·福米奇。”　　“那好吧，伊赛·福米奇，你在我们这儿会发大财的！再见！”　　伊赛·福米奇又把典当品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叠起来，在囚犯们连续不断的笑声中，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在自己的口袋里。　　大家仿佛真的都很喜欢他，而且谁也不欺负他，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欠他的账。他自己则象母鸡一样温和，看到大家都对他表示好感，他有时甚至狂妄自大起来，可是大伙一看见他那副天真无邪的滑稽样子，也就立刻饶恕了他。卢奇卡当年曾认识很多犹太人，因而常常逗他，但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为了逗笑取乐而已，就象逗弄小狗、鹦鹉和其他家驯的小动物一样。伊赛·福米奇也很清楚这一点，因而一点儿也不生气，只是很机灵地说句笑话岔开。　　“喂，犹太人，我要揍你一顿！”　　“你揍我一下，我就揍你十下，”伊赛.福米奇勇敢地答道。　　“该死的瘌痢头！”　　“瘌痢头又怎么样？”　　“长瘌痢的犹太人！”　　“那又怎么样？长瘌痢也不要紧，反正我有钱；只要有钱就行。”　　“你出卖过上帝。”　　“出卖过上帝，又怎么样？”　　“太棒啦，伊赛·福米奇，好样的！谁也不要动他，我们只有一个伊赛·福米奇！”囚犯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喊道。　　“喂，犹太人，你要挨鞭子，会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　　“我现在不是已经在西伯利亚了吗了”　　“把你发配到更远的地方去。”　　“那里有上帝老爷吗？”　　“当然有啦。”　　“那就行；只要那里有上帝老爷，有钱就行，有钱走遍天下嘛。”　　“好样的，伊赛·福米奇，真是好样的！”周围发出一片叫喊声；伊赛·福米奇虽然也看出大伙都在取笑他，但他并不气馁；大伙的夸奖显然使他感到高兴，于是他用又尖又细的童音在狱室里哼唱起来：“利亚-利亚-利亚-利亚-利亚！”——这是一种怪涎而又可笑的曲调，是他蹲监狱期间所唱的唯一的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后来，当他和我混熟了以后，他曾发誓向我保证说：从前，当六十万犹太人横渡黑海的时候，从小孩到大人，唱的就是这首歌曲；每个犹太人遵奉圣训，在获得对敌胜利的时候，都要哼唱这个曲调。　　星期六前夕，即星期五晚上，别的狱室的囚犯往往特意跑到我们狱室来看伊赛·福米奇如何做安息日祈祷。伊赛·福米奇是那么天真地喜爱虚荣和喜欢炫耀自己，就连大伙的这种好奇心也使他感到高兴。他带着一种好为人师和装腔作势的傲慢神气，把自己那张小桌子放在一个角落里，铺上台布，摊开书本，点上两枝蜡烛，嘴里嘟哝着一些神秘玄妙的话语，披上袈裟，其实也就是披上他那件收藏在小箱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毛料斗篷；然后在两只手腕上套上套袖，用绷带把一个小木匣子绑在头上，一直盖住前额，这样一来，伊赛·福米奇的头上就好象长出一个可笑的犄角。接着，祈祷开始了。他拖长声调诵读着，喊叫着，唾沫四溅，不停地转动着身子，同时打着各种奇怪而又可笑的手势。当然，这一切都是祈祷仪式所规定的，并没有什么可笑和奇特的地方；但使人感到可笑的是，伊赛·福米奇在我们面前竟故弄玄虚，竭力炫耀他的这种仪式。他突然双手抱头，开始大声嚎啕着诵读祈祷词。嚎啕的声音越来越大，于是他声嘶力竭地、几乎是哀嚎般地把自己那顶着圣经匣的头低垂在书本上；正当他用劲哀嚎的时候，突然又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又用一种由于深受感动而显得庄重严肃、由于过度幸福而变得有气无力的声音，拖长声调诵读起来。“瞧，他多么虔诚啊！”囚犯们常常这样说。有一次，我问伊赛·福米奇：正当嚎啕痛哭的时候，突然又庄严地转向幸福和极乐，这是什么意思呢？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我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立即向我解释说，哭泣和哀嚎是表示失掉耶路撒冷的意思，教仪规定在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要尽量大声哀嚎，并用力捶胸。可是当嚎哭得最痛心的时候，他，伊赛·福米奇，应该突然(这个突然也是教仪中所规定的)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关于犹太人要返回耶路撒冷的预言来。这时他应立即流露出喜悦的情绪，唱歌，放声大笑；在诵读祈祷词时，声音里要尽量流露出幸福的感情，面孔上尽量显示出庄严而高贵的神情。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这一突然转变以及对这项教规所承担的义务：他认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奥妙的招数，于是他带着自夸的神气把这一神奇玄妙的教规解释给我听。有一次，当他祈祷得最带劲的时候，少校在看守长和几名卫兵的陪同下突然走进狱室。囚犯们都笔直地站立在通铺旁，只有伊赛·福米奇一个人却更加起劲地大喊大叫和装神弄鬼起来。他知道祈祷是允许的，不能中断，即使在少校面前喊叫几声也不会担什么风险。能有机会在少校面前装腔作势，并在囚犯们面前炫耀炫耀自己，使他感到特别高兴。少校走到离他只有一步远的地方；这时伊赛·福米奇突然转过身来，脸冲着少校，一边挥动着胳膊，一边开始拖长声调诵读起他那庄严的预言来。由于教仪规定，在这一瞬间他脸上要显露出怡然自得和气度高贵的表情，因此他立即眯起眼睛，笑嘻嘻地向少校频频点头。少校感到惊奇，终子噗哧笑出声来，并当面骂了他一声糊涂蛋，然后就走开了；可是伊赛·福米奇却更加起劲地喊叫起来。一小时以后，等他吃过晚饭，我问他：“要是少校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您发起脾气来，那您怎么办？”“哪个少校？”“哪个？难道您没看见吗？”“没看见。”　　“他就站在您面前，离您只有一俄尺远。”　　可是伊赛·福米奇却一本正经地要我相信，他确实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少校，在做祈祷时，他已经神魂颠倒，他看不见也听不见周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伊赛·福米奇每逢星期六总是无所事事地在狱中到处闲逛，尽量不做任何事情，这是他们的教规所规定的。他每次从犹太教堂做完祈祷回来，总要告诉我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轶事，或者给我带来一些从彼得堡传来的不伦不类的新闻和流言蜚语，而且总是要我相信，这些消息是他从他们那些犹太人那儿听来的，而后者得到的则是第一手材料。　　不过，关于伊赛·福米奇我已经讲得太多了。　　全城只有两个公共澡堂。其中一个是一位犹太人经营的，有单间，每个单间取费五十戈比，是专为高级人士开设的。另一个则是为一般老百姓开设的，这是一个破旧、肮脏、狭小的澡堂，_我们现在就是要到这个澡堂里来洗澡。那天天气寒冷，阳光普照；囚犯们都很高兴有机会走出要塞，到城里去看看。一路上说说笑笑，话声不停。派了整整一个排的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我们，使全城的人都感到惊奇。来到澡堂后，我们立刻被分为两批：第一批洗澡时，第二批必须在寒冷的脱衣间里等着，由于浴室很小，所以只好这样做。一个狭小的浴室居然能容纳下我们一半人，真是叫人难以想象。彼得罗夫一直没有离开我，还没等我求他，他就主动跑来帮我的忙，甚至还提出要给我搓背。和彼得罗夫一起主动提出给我效劳的还有巴克卢申，他是特别部的囚犯，人们都管他叫开路先锋，我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一个十分有趣、十分可爱的囚犯，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我和他很快就混熟了。彼得罗夫甚至帮我脱衣服，因为我脱得很慢，而脱衣间里又几乎象户外一样冷。顺便说一下，对于囚犯来说，脱衣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他尚未完全学会的话。首先，他必须学会迅速地解开脚镣带。这种脚镣带是皮的，有四俄寸长，系在箍着脚腕子的铁环下面的衬裤上。一副脚镣带的价钱不少于六十戈比，然而却得由每个囚犯自己花钱去买，不用说，没有这种带子就不能走路。由于镣环并不紧贴着脚腕子，脚腕子和镣环中间还有一指宽的空隙，因此，走起路来，镣环就会磨腿，如果囚犯一天不戴脚镣带，就会把腿磨破。不过，解脚镣带并不难学。最难学的是如何敏捷地从脚镣下面脱衬裤。这是一整套戏法。比方说，要想从左腿上往下脱衬裤，就必须先把裤腿从腿和镣环中间放下去，从脚上脱下来以后，再把裤腿通过镣环穿回来；然后把从左腿上脱下来的裤腿，通过右脚上的镣环穿过去；然后再把从右脚镣环中脱下的两条裤腿穿回身上。换一套新内衣就必须经过这一整套的程序。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甚至很难想象这一切是怎样做的。最先教会我穿内衣的是托波尔斯克城一个叫科列涅夫的囚犯，他是一个强盗头目，已被铁链锁了五年。不过，囚犯们对此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能毫不费劲地应付这一切。我给了彼得罗夫几个戈比，让他给我弄一块肥皂和一把纤维团来；不错，每个囚犯也发了一块肥皂，但那块肥皂只有两戈比铜币那么大，只有“小康人家”晚餐桌上的一块干酪那么厚。肥皂就在脱衣间里出售，那里还出售热茶、面包圈儿和热水。根据狱方和澡堂老板达成的协议，每个囚犯只供给一盆热水；谁要是想洗得更干净一些，他可以花上一戈比再买一盆热水，这盆热水可以通过脱衣间特设的一个小窗口递到浴室里来。彼得罗夫帮我把衣服脱掉以后，看我戴着脚镣走路困难，便挎起我的胳膊，扶着我走。“您往上提提，提到小腿肚那儿，”他象一位老用人一样搀扶着我，同时不停地说道，“小心，这儿是门坎。”我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很想让彼得罗夫相信，我一个人也能走过去，可是他却不信。他简直把我看成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什么也不会干、处处都需要别人照料的孩子。彼得罗夫绝不是仆人，他完全不是仆人；倘若我冒犯了他，他是知道应该怎样对待我的。我并没有因他服侍我就答应给他报酬，他本人也没有向我要过报酬。是什么促使他这样热心照料我呢？　　当我们推开通向浴室的门时，我以为我们走进了地狱。请设想一下吧，一个只有十二步见方的房间里一下子竟拥进来上百口人，即使不是一百，起码也有八十，因为只把我们分成了两批，而我们前来洗澡的几乎有二百人。浴室里热气腾腾，烟雾弥漫，到处都是秽物浊水，拥挤得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我一看这情景，吓得直想退回去，可是彼得罗夫立即又鼓励我。我们请求那些蹲在地板上洗澡的人弯下腰让我们走过去，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越过人们的头，挤到了长凳跟前。长凳上的位置已被占满。彼得罗夫这时对我说，应该用钱买个位置，于是他立即就去和一个坐在小窗口旁的囚犯商议。那个囚犯得到彼得罗夫给他的一个戈比以后，立刻就把位置让了出来，这钱是我们进浴室时为了预防万一而攥在手里的。那个囚犯得到钱以后，便立即钻到我的位置下面，即长凳底下洗起来，那儿又黑又脏，粘滞的污秽几乎有半指厚。然而就连长凳底下的位置也被占满了，人们在那儿蠕动着。浴室地板上连一块巴掌大的空地也没有了，到处都是歪歪扭扭坐着或蹲着的囚犯，木盆里的水向四外飞溅。另外一些人则直挺挺地站在人堆里，手托着木盆站着洗，脏水从他们身上一直流到蹲在下面的人们的头上。在木板架的最高处和下面各级阶梯上，人们蜷缩着身子，拥挤在一起擦洗。不过，他们洗得并不怎么认真。一般老百姓都很少用热水和肥皂擦洗，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往身上喷蒸气，然后用冷水冲，——他们都喜欢用这种方法洗澡。近五十把桦条帚在木板架上一起一落地、有节奏地往身上抽打，一直抽打到昏迷过去。蒸气不停地往外放。①这已经不是热蒸气，而是地狱之火了。***************************①从前，俄国中小城市的澡堂里往往设有一个带几级阶梯的木板架，浴者用木盆盛水在下边几级阶梯上洗擦，在上边阶梯上用蒸气喷。在和浴室相通的另一个小房间里，放着一堆烧得通红的石块，人们把水泼在石块上，使之发出蒸气、烟雾，直接冲入浴室。俄国人洗澡时都喜欢用蒸气喷，同时用桦条帚(将一把桦树枝捆在一起)蘸水往身上抽打，一直抽打到全身发红，大汗淋漓，有的人甚至把自己抽得失去知觉。***************************人们在近百副铁镣碰着地板发出的铛啷声的伴奏下，大喊大叫，纵情狂笑……有的人想走过去，但被别人的脚镣绊住，歪倒在蹲在下面的人们的头上，在一片谩骂声中，把别人也曳倒了。脏水从四面八方流过来。每个人都处在一种如痴如醉、十分兴奋的状态中；发出一片尖叫声和呼喊声。在脱衣间递水的那个小窗口旁，更是一片谩骂、拥挤和厮打。从窗口领出来的热水，还没等端到目的地，就都洒在坐在地板上的人们的头上了。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士兵，手里端着枪，不时从窗口或半开着的门口探进头来，向里窥视，看看有没有越轨行动。囚犯们那被剃去半边的头和被蒸气喷得发紫的躯体，显得更加丑陋难看。在他们那被蒸气喷得发紫的脊背上，明显地露出过去因受鞭笞而留下的伤疤，此时看上去，他们的脊背仿佛又重新布满了伤痕。多么可怕的伤疤啊！看着他们，我真有点不寒而栗。人们不停地往烧得通红的石块上泼水——一团团浓密的热蒸气弥漫整个浴室；大家都格格地笑着，喊叫着。透过水蒸气的云雾，隐约看得见布满伤疤的脊背、被剃去半边的头、蜷缩着的胳膊和腿；而蹲在木板架最高处的伊赛·福米奇，更是放声哈哈大笑。他让蒸气喷得失去了知觉，看来，不论蒸气多热，也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花一个戈比雇的那个替他抽打全身的囚犯，终于热得支持不住了，丢下桦条帚，跑到一边用冷水冲澡去了。但伊赛·福米奇并不泄气，他又雇了第二个，第三个；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吝惜花钱的，一连换了五个人替他抽打身子。“喷得真带劲啊，伊赛·福米奇，真是好样的！”——囚犯们从下面向他喊道。伊赛·福米奇自己也感到这时他已凌驾在所有人之上，比所有的人都高出半截身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用尖锐而近乎发狂的声音唱起他那首抒情曲来：利亚-利亚-利亚-利亚-利亚，这歌声压倒了一切声音。这时我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进地狱的话，那地狱很可能就和这个地方完全一样。我实在憋不住，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彼得罗夫；他只是向四周瞧了瞧，一句话也没说。　　我本想在我坐的长凳上也给他买一个位置，可是他却在我脚下坐下来，并声称他很舒适。巴克卢申帮我们买热水，我们用多少他就给我们端多少。彼得罗夫说，他要帮我从头到脚洗一遍，“这样，您就会彻底干净了”，而且极力劝我去喷蒸气。我没敢去喷。彼得罗夫给我全身擦上肥皂。“现在我要洗您的小脚了，”——他最后补充说。我本想对他说我自己会洗，但我没有拒绝他，只好听从他的摆布了。在他那种把我的脚称做“小脚”的语调里，并没有丝毫阿谀奉承的意味；彼得罗夫之所以把我的脚称做小脚，大概是因为只有别人的、真正男子汉的脚才配称得上脚，而我的脚只能称之为小脚而已。　　他帮我洗完澡以后，又以同样彬彬有礼的态度扶着我回到脱衣间，并步步警告我要留心，仿佛我是一个瓷做的人似的。接着他帮我穿内衣，等把一切都料理完以后，他自己才跑回浴室喷蒸气去了。　　回到狱中，我请他喝杯茶。他不拒绝喝茶，喝完后向我道了谢。我又破钞请他喝了半瓶白酒，这种白酒在我们狱室里可以买到。彼得罗夫显得十分高兴，喝完酒，格格地笑着说我已使他完全恢复了精神，说完便急忙跑到伙房去了，仿佛那儿有什么事没有他就不能解决似的。他走后，又来了一位和我聊闲天的人，他就是巴克卢申(开路先锋)，还在洗澡的时候，我就约他来喝茶了。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象巴克卢申这样可爱的人。不错，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从不示弱，甚至常常和别人争吵，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事情，——总之，他善于保护自己。但他从不和别人作长时间的争吵。看来，囚犯们都很喜欢他，他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很受欢迎。甚至就连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喜欢逗笑取乐的一个人。他身材魁梧，三十来岁，面孔英俊、朴实，虽然长着一个赘疣，但仍显得十分漂亮。他见谁都要模仿一番，脸上总是做出各种滑稽可笑的怪相，使得周围的人看着都不禁哈哈大笑。他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他从不宽容那些一看到别人开玩笑就流露出厌恶和敌视情绪的人，因此谁也不能骂他是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他热情洋溢，朝气蓬勃。我入狱后没过几天就和他认识了；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世袭兵，后来在工兵部队服务，甚至还受到过某些高级长官的赏识和垂青；每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来，总是感到十分自豪。我们初次见面时，他立刻便向我打听起彼得堡的情况来。他甚至还常常看书。他现在来我这儿喝茶，一进门就说，今天早晨U中尉把我们那位少校教训了一顿，说得全狱室的人都笑了；然后他在我旁边坐下，带着喜悦的神情告诉我，狱中快要演戏了，囚犯们正在筹备圣诞节演出。演员已经物色好了，舞台布景也正在一点一点地准备。城里有人答应把自己的衣服借给演员们，就是女角的服装也能借到，甚至通过一个勤务兵的帮助，还有希望搞到一套带肩章的军官服。但愿少校别象去年那样突然禁止演出就好。去年圣诞节时，正赶上少校心绪不佳：他不知在哪儿赌博赌输了，再加上狱中又出了点乱子，他在一怒之下便让戏停演了。这次演出他也许不会禁止的。总之，巴克卢申显得十分兴奋。显然，他是演戏的倡导者之一，于是我当即就答应他，到时候我一定去观看他们的演出。巴克卢申因想到演出一定成功而流露出来的那种天真无邪的欢快情绪，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畅谈起来。他还告诉我，其实他在彼得堡并没有待多久，后来因犯了过错，被调到P城，不过仍在警备营当士官。　　“我就是从那个县城被发配到这儿来的，”巴克卢申说。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问他。　　“因为什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以为还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爱情呗！”　　“是吗？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因为爱情而被流放的，”我一边笑，一边反驳他。　　“真的，”巴克卢申接着说，“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为了爱情我用手枪把那个县城的一个德国人打死了。不过，若是仅仅为了那个德国人，值得把我发配到这儿来吗？您自己想想看！”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讲讲，这倒很有趣。”　　“这是一个十分可笑的故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那就更好。请讲吧。”　　“要我讲吗？那好，您就听吧……”　　于是我听到一桩虽不十分可笑、但却相当离奇的凶杀案……　　“事情是这样的，”巴克卢申开始讲述道，“他们把我调到P城以后，我发现这个县城挺好，也很大，只是德国人很多。嘿，当然啦，当时我还年轻，又受到长官的赏识，因此我常常歪戴着帽子，到处闲逛，向德国姑娘挤眉弄眼。后来，我看上了一个名叫路易莎的德国姑娘。她和她的姑妈都是洗衣工，洗得一手洁净的衣服。她姑妈是一个爱挑剔的老太婆，不过她们日子过得倒挺宽裕。起初，我常常在她们窗口附近闲逛，后来就真的和她交上了朋友。路易莎俄语讲得也很好，只是发音有点不太清楚，——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儿，象她这样可爱的姑娘，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开始我对她有点不够稳重，她对我说：‘不行，萨沙，你不能这样，我要保持我的贞洁，以便将来做你的贤妻。’她只是偎依在我身上，格格地笑个不停，那笑声象银铃一般悦耳……我还从未看见过象她这样诚实、纯洁的姑娘。她主动提出要嫁给我。我怎能不娶她呢，您想想看！我已准备好要向中校提出请求了……可是突然，有一次路易莎没有来赴约会，第二次没来，第三次又没来……我写了一封信给她，也杳无回音。我心里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她若是存心骗我，她会想出别的花招来应付我，也会回信或来赴约的。她不会撒谎，所以一直躲在家里不出来。我想，准是她姑妈出的鬼主意。可是我又不敢到她姑妈家去；尽管她也知道我们的事，但我们却是背着她悄悄地进行的。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于是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她，信中说：‘你若是再不出来，我就要亲自找你姑妈去。’她害怕了，这次出来啦。她抽抽搭搭地对我说，有个名叫舒里茨的德国人，是她们的远亲，职业是钟表匠，很有钱，已经上了岁数，表示想要娶她，——‘他说他能使我得到幸福，而且到了晚年他也不能没有妻室；他还说他爱我，早就有意要娶我，但一直没有开口，只是暗暗作准备。萨沙，你看，他有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难道你真的想要剥夺我的幸福吗？’我一看，她又是哭，又是拥抱我……咳，我想她说的也有道理呀！嫁给一个当兵的有什么好处，更何况我只不过是一个士官！我便对她说：‘那好吧，路易莎，再见啦，愿上帝保佑你；我干吗要剥夺你的幸福呢。请告诉我，他很漂亮吗？’——‘不漂亮，已经上了岁数，鹰钩鼻子……’说到这里，连她自己也笑了。我于是离开了她，心想：都怪我自己命运不好！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他那个钟表店门前，地址是她告诉我的。我隔着玻璃往里一看：里面坐着一个德国人，正在修钟表，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鹰钩鼻子，眼睛向外鼓出，穿着燕尾服，领子又高又硬，样子显得十分傲慢。我不由地啐了一口唾沫，真想把他的玻璃砸碎……但转而又想，触犯他有什么用呢！反正一切全完啦，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啦！天黑时我回到营房，躺在床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信不信由你，我竟失声痛哭起来……　　“咳，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我却见不着路易莎。这时我从一个老太婆(她也是一个洗衣工，路易莎常到她家去)口里听说，那个德国人是在获知我们恋爱的事以后才立即决定向她求婚的，不然的话，他说不定还要等上两、三年。他似乎曾逼路易莎发誓永远不再和我见面，否则他就要给她们俩(她和她姑妈)一点厉害看看。老太婆还说，他可能仍在犹豫，就是现在他也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她还告诉我，后天，星期日早上，他请她和她姑妈喝咖啡，还有一个年迈的亲戚作陪，那个亲戚过去也是商人，如今却一贫如洗，在一家酒馆里看门。我一听说星期天一切事情就要定下来了，我当时真是火冒三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天和第二天，我心里想的只有这件事。我真想把那个德国人一口吃掉。　　“直到星期日早晨，我还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办；做完早弥撒以后，我霍地站起身来，披上外套，就去找那个德国人。我想见见他们。至于我为什么要去找那个德国人，见面后和他说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预防万一，我把手枪装在衣袋里。说起我那支手枪来，那可真是一支老掉牙的手枪，连扳机也不灵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拿着它玩。其实，它已经打不准了。但我仍装上一粒子弹，心想：他们若是对我粗暴无礼，撵我走的话，我就掏出手枪，吓唬吓唬他们。我来到他们那个店里。店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在后面一间屋子里坐着。除了他们四个以外，没有别的人，连女仆也不在。他只雇了一个德国女人，既是女仆又是厨师。我穿过店铺一看：通向后屋的门关着，那是一扇很旧的门，挂着门钩。这时，我心里怦怦直跳；我站在那儿一听：他们正在里边用德语交谈。我用力踢了一脚，门砰的一声就开了。我进去一看：桌子已经摆好，上面放着一把咖啡壶，正在酒精灯上煮咖啡。桌上放着一盘饼干，另一个托盘上放着一瓶烧酒、熏鲜鱼、香肠，还有一瓶葡萄酒。路易莎和她姑妈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坐在沙发上。那个未婚夫德国人坐在她们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头发梳得光光的，身穿燕尾服，硬领向前翘着。旁边另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头发斑白的胖老头子，也是德国人，他一句话也不说。我一进屋，路易莎吓得脸色发白。她姑妈慌忙站起身来，但马上又坐下了；那个德国人却把眉头一皱，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冲着我说：　　“‘您有何贵干？’　　“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这还用问！您先拿酒来款待款待客人吧。我到您这儿做客来了。’　　“德国人沉思了片刻，说：　　“‘请坐。’　　“我坐下，说道：　　“‘请把酒拿上来。’　　“‘这儿有酒，请喝吧。，　　“‘把你的好酒拿上来。’这时，我真有点火冒三丈了。　　“‘这就是最好的酒。’　　“我很生气，没想到他竟这样慢待我，特别是当着路易莎的面。我呷了一口酒，说道：　　“‘你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对我这样粗暴无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你应该把我当朋友看待才对。’　　“‘我不能做您的朋友：您是一个大兵。’　　“这句话把我惹恼了。　　“‘哼，你这个丑八怪，卖香肠①的德国佬！你明白不明白，就在此时此刻，我可以想把你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让我用手枪把你打死吗？’***************************①当时，许多德国人都在俄国做生意，如开酒馆、卖香肠等等。这句话含有藐视德国人的意思。***************************　　“我掏出手枪，站在他面前，把枪口对准他的头。别的人都吓得半死不活地坐在那里，连喊一声都不敢喊；那个老头子更是吓得面色苍白，浑身直打哆嗦，一句话也不敢说。　　“德国人大吃一惊，但随即又镇静下来。他说：　　“‘我不怕您，我现在把您看作一个高贵的人，请您立即把您的玩笑收起来；我一点也不害怕。’　　“‘哼，你撒谎，你害怕啦！要不然，为什么你的头在我枪口底下一动也不敢动？’　　“‘不，您绝对不敢开枪。’　　“为什么不敢开枪？’　　“‘因为开枪是严格禁止的，为此您会受到惩罚。’　　“鬼晓得这个德国人为什么这样糊涂！如果不是他自己给我往火上浇油，他本可以活到今天的，事情完全是由于发生争论而引起的。　　“‘照你说，我真的不敢吗？’　　“‘不敢！’　　“‘我不敢？’　　“‘您绝对不敢这样对待我……’　　“‘那好吧，给你来个香肠吃！’我一扣枪机，他就瘫倒在椅子上了。别的人都吓得惊叫起来。　　“我把手枪往衣袋里一装，就走开了。当我走到要塞的时候，我顺手把手枪扔在要塞大门口的荨麻丛里。　　“我回到营房，躺在床上，心想：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抓我的。可是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却没有人来。当时天已经黑了，我感到十分烦恼；我走出要塞，我一定得去见见路易莎。我打钟表店门前走过。我往里一瞧：店里挤满了人，还有警察。我去找那位老太婆，求她把路易莎叫出来。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就看见路易莎向我跑来，一头扑在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抽泣着说：‘都怪我错听了我姑妈的话。’她还告诉我：自从出事以后，她姑妈立刻就回家了，吓得差一点没有病倒，什么话也不敢说；她姑妈没向任何人提起过那件事，也不让她往外讲；她姑妈十分害怕，并说这事随便由他们怎么处理吧，‘路易莎，今天早晨谁也没有看见我们在那儿。当时他把他的女用人也打发走了，因为他怕她。他的女用人若是知道他想结婚，准会把他的眼睛给抓破的。钟表店的伙计也都不在家，他把人都给打发走了。他亲自煮咖啡，亲自预备酒菜。他那个亲戚更是一辈子都不爱说话，什么话也没说，早晨那件事刚一发生，他就第一个抓起帽子走了。他大概也不会把这事宣扬出去的。’事情正象路易莎所说的那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也不见有人来抓我，对我没有产生任何怀疑。那两个星期，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信不信由你，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天天和路易莎见面。她对我多么依恋啊！她呜咽着对我说：‘我要跟你走，不论把你发配到哪里，我也要跟着你；为了你，我愿意抛掉一切！’我当时是那么可怜她，为了她，我真想献出我的整个生命。可是，两个星期以后，我被抓去了。这是那个老头子和她姑妈商议好，把我给告发了……”　　“请等一等，”我打断巴克卢申的话，“为了这件事，只能判您十年徒刑，最多也不过十二年，作为民事犯被流放；可现在您却被关在特别部里。这是因为什么呢？”　　“嗯，这是因为又出了一件事，”巴克卢申继续讲道，“我被带到法庭受审，当时有个大尉骂了我几句极难听的话。我实在憋不住了，便冲他说：‘你为什么骂人？你这个下流东西，难道你没看见你是坐在守法镜①前面吗？’***************************①旧俄时代法庭上往往悬挂着三棱镜，顶端嵌有双头鹰像，上面刻着彼得大帝有关执法守法的手谕。***************************嘿，这样一来，就使案情发生了变化；开始重新对我进行审判，两件事加在一起判了我四千棍，然后就被发配到这里，进了特别部。把我带去受刑的时候，那个大尉也被带去了：我被罚穿绿街，他则丢了军衔，被充军到高加索去了。再会，亚历山大·彼得岁堆奇。请来看我们的演出吧。”第十章 圣诞节　　圣诞节终于来到了。还在圣诞节前一天，囚犯们差不多就不出工干活了。有的人到缝纫间或作坊去，其余的只是在派工时出去点点名而已，尽管也分派了活，但几乎所有的人不是单个儿就是成群结伙地立刻返回监狱；午饭后就再也没有人出去了。早晨，大部分人出去都是办私事，而不是干公家的活儿：有些人张罗着往狱中带酒或订购新货，另一些人则去探望亲友，或者去收别人欠他们的那点儿工钱，好用来过节；巴克卢申和其他参加演戏的人为了弄到必需的服装，就出去看望某些熟人，其中多半是军官们的勤务兵。有些人带着关切而忙碌的神情四处奔走，只是因为别人的神情都是关切而忙碌的。尽管有的人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生财之道，但他们也装出一副将从某人那儿弄到钱的模样；总而言之，人人都期待着明天将发生什么变化，将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傍晚，那些到商场去替囚犯们买东西的残废老兵们带回各种各样的食品：牛肉，奶猪，甚至还有鹅。囚犯当中很多人都认为，到了节日那天慷慨解囊，把开斋节过得隆重一些是理所应当的，就连那些平日里节衣缩食、十分俭朴、一年到头也舍不得花儿个大钱的人也都是如此。对于囚犯来说，明天是他们真正的、不可剥夺的、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节日。这一天是不能派囚犯出工干活的，这样的日子全年只有三天。　　谁晓得呢，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在这些被社会所摈弃的人们的心灵深处将会激起多少回忆啊！对于普通平民来说，从童年起，伟大的节日就在他们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他们在从事艰辛繁重的劳动之后获得休息并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可是在监狱里，他们只能怀着痛苦和悲伤的心情追忆着这一切。对于重大节日的尊重，已成了囚犯们严格遵守的风俗习惯；只有少数几个人游手好闲，大多数人都很严肃认真，似乎都在忙碌着什么，其实许多人几乎根本就无事可做。但不论是游手好闲的人，还是无事可做的人，都竭力保持着一种庄重骄傲的神气……嬉笑似乎是被禁止的。总之，人们的情绪已经达到一丝不苟和容易使人急躁、使人无法控制感情的程度，谁若是破坏了大家的情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遭到大家的呵斥和詈骂，人们会对他怒目而视，仿佛他亵渎了节日本身似的。囚犯们的这种情绪是非同一般的，甚至是令人感动的。除了对伟大节日的虔敬之外，囚犯们还下意识地感觉到，他们如此尊奉圣诞节，就仿佛和整个世界有了接触，因而，他们也就不是一些完全被摈弃的人，被毁灭的人，无人需要的人了，他们虽然身在监狱，但是也和外边的人们一样。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很认真地准备过节。他没有家庭的回忆，因为他是一个在别人家里长大的孤儿，几乎从十五岁起就开始服繁重的兵役；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回忆，因为他整个的一生都很平庸无奇，单调乏味，他总是丝毫不差地去执行给他规定的义务。他其实并不特别笃信宗教，只是礼仪仿佛已把他身上尚存的一切人的天性和特征、一切激情和愿望，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吞噬殆尽。正因为如此，他在迎接这一隆重节日的时候，既不东奔西跑，更不感到焦急不安，也不为那令人苦恼而又完全无益的回忆所困扰，而是安静地、有条不紊地按照礼仪行事，这种礼仪正是完成责任和那永恒的宗教仪式所需要的。而且一般说来，他也不喜欢多动脑筋思考问题。看来，他从来不去考虑事物的内在涵义，但如果把指示下达给他，他就一丝不苟地认真去执行。如果明天命令他去完成一项完全相反的任务，他也会俯首听命、一丝不苟地去完成，就象过去完成与此相反的任务一样。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曾试图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结果遭到缧绁之灾。这次教训使他终生难忘，虽然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弄明白他究竟错在哪里，但他却从自己的遭遇中得出一条明哲保身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思考问题，因为正象囚犯们私下里所说的那样，思考“不是他能胜任的事情”。由于盲目地遵奉宗教仪式，他甚至事先就怀着某种虔敬的心情看着他那头节日奶猪，他亲自把米肉馅儿塞进去，并加以烘烤(他很善于烘烤)；好象那不是一只普通的、随时都可以买到并加以烘烤的奶猪，而是一只特殊的节日用的奶猪。也许，他从小就已习惯在圣诞节这天看见餐桌上摆着一只奶猪，因而得出结论：这只奶猪在这一天是必不可缺少的；而且我相信，如果他在圣诞节这一天哪怕有一次吃不到奶猪，他会终生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懊悔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的。圣诞节以前，他总是穿着他那件旧上衣和旧裤子，尽管补得很整齐，但已经完全破旧了。看来，他现在怀着喜悦的心情正打算在节日那天庄重地把三、四个月以前发给他的那套新衣服穿在身上，那套衣服他一直细心地收藏在自己的箱子里，还未曾穿过。的确是这样。还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那套新衣服取出来，摊开，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刷了又刷，吹了又吹，弄得平平整整，并预先试穿了一遍。衣服似乎很合适；一切都很好，一排扣子扣得紧紧的，领子象用硬板纸做的一般，又高又硬，一直顶到颔下，腰部稍瘦，颇象一套军官服，于是阿基姆·阿基梅奇高兴地咧开嘴笑了，然后英姿飒爽地转身对着自己那面小镜子照了照，这面小镜子的金纸边是他在工余之暇亲手粘上去的。只有一个领钩钉得似乎有点儿不合适。阿基姆·阿基梅奇稍微想了想，于是决定移移位置，重新钉好后，又试穿了一下，这才觉得正合身。然后，又重新叠好，放到箱子里预备明天穿，他这才感到心安理得了。他的头本来已经剃得齐齐整整，但对着那面小镜子仔细端详了一番，又发现头发好象不大平滑，隐隐约约露出几根刚长出来的头发丝，于是他便赶快去找“少校”，要求后者按照规定的发型给他理得光光溜溜、漂漂亮亮的。其实明天谁也不会仔细察看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他所以要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以便在这一天尽到自己的全部责任。对于制服上的钮扣、肩章、领章的重视，从童年起就作为不容争辩的责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又作为只有正派人才能达到的美的最高典范而铭刻在他的心间。在把这一切都处理完毕以后，作为狱室的囚犯头目，他盼咐把干草抱进来，并认真监督把干草撒在地上。其他狱室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但圣诞节前夕总是把干草撒在我们狱室的地上。把这一切都做完以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便开始做祈祷，然后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为了明天早晨能尽早醒来，立刻便象小孩子似的安然进入了梦乡。其他囚犯也都是这样。各个狱室的囚犯都比平时睡得要早得多。他们把晚上的活计都搁在一边，至于赌博更是连想都没人去想。大家都等待着翌日早晨的来临。　　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晨，天还未亮，晨鼓刚刚敲过，狱室的门便打开了，查点囚犯人数的值日官走进来向全体囚犯祝贺节日。囚犯们也同样亲切友好地回答他。匆匆忙忙地做完祈祷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和其他许多有肥鹅或奶猪的人一样，赶快到伙房去看自己的奶猪或肥鹅烤得怎么样了，在何处放着，等等。透过昏暗的晨雾，从我们狱室挂着冰雪的小窗口可以看见两个伙房里的六个炉灶上熊熊燃烧着的火光，那炉火还在天亮以前就点上了。在晨雾中，囚犯们披着短皮袄在院子里串来串去，大家都奔向伙房。也有少数人已去过酒保那里了，这都是一些性情急躁的人。一般说来，大家都举止端正，态度温和，而且显得格外彬彬有礼。平时的谩骂和争吵声，这时都听不见了。人人都明白今天是一个重要日子，是伟大的节日。有些人到别的狱室去向自己的狱友祝贺节日。似乎表现出一种类似友谊的东西。顺便说一句：囚犯们之间几乎毫无友谊可谈，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的友谊——那是不待说的了——而是个人的，即一个囚犯与另一个囚犯之间的友情。我们中间几乎完全没有这种友情，这是一个绝妙的特点：是狱外所没有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严厉而冷酷的，几乎很少例外，而且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司空见惯的风气。我也走出了狱室；天刚刚开始放亮，晨星暗淡起来，一层薄薄的寒气徐徐上升。厨房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一些和我相遇的囚犯都主动地、亲切地向我祝贺节日。我也同样答谢他们并向他们祝贺。其中有些人一个月以来一直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在厨房门口，我被一个披着羊皮袄的军事犯追上。我走到院子中央的时候他就认出了我，并向我喊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急急忙忙往厨房里跑。我站下等他。他是一个青年人，圆圆的面孔，眼神温和，跟任何人都很少说话，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而且从我入狱以来也一直没有注意过我；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站住，面带一种茫然而又怡然自得的微笑瞧着我。　　“您有什么事？”看见他站在我面前微笑着，睁大两只眼睛瞅着我而又不开口讲话，我便不无惊异地问道。　　“这还用问，过节嘛……”他嘟囔了一句，这时他看到再也无话可说了，便离开了我，急忙向厨房跑去。　　我顺便在这里说一下，从此以后我和他再也没有相遇过，一直到我出狱，我们几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厨房里，在熊熊燃烧着的火炉旁边，是一片忙碌、碰撞和拥挤的景象。每个人都照看着自己的食物，炊事员正着手为囚犯们准备午餐，因为这天的午餐要提前开。然而谁也不肯开口先吃，尽管有些人很想吃，但他们在别人面前还是要遵守礼节的。大家都等待着神甫，只有在神甫到来之后才能开斋。天未大亮之前，就从监狱大门口不断传来班长呼喊炊事员的声音。这喊声不停地传来，几乎已持续两个小时了。这是呼唤炊事员去接收从本城各处送到监狱来的施舍品。送来的施舍品很多，其中有面包圈儿、面包、奶渣饼、油煎饼、千层饼、小油煎饼以及其他各种甜食。我相信，全城所有的商人和小市民家庭中的主妇没有一个不送面食到监狱来的，她们都向这些“不幸的人”和囚犯们祝贺伟大的节日。有的施舍品十分丰盛——送来了大量奶油甜面包，都是用最白最细的面粉做的。也有些施舍品十分简陋——一个只值一个铜板的面包圈儿和两个稍微抹了点酸奶油的黑面饼：这是穷人把他最后的一点食物拿来送给了这些可怜的人。一切礼品，不论是什么礼物和什么人送的，都以同样的谢意接受下来。囚犯们接受施舍品时要脱帽鞠躬，祝节日愉快，然后把施舍品抬到厨房里来。当施舍品多到堆积如山的时候，便把每个狱室的头目叫去，由他们在各狱室之间平均分配。没有争吵，也没有谩骂；分得诚实、公平。至于分给我们狱室的这一份，我们自己再分一次；由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另外一个囚犯来分，他亲手把礼品分开，再亲手分配给每一个人。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人嫉妒，大家都很满意；没有人怀疑施舍品会被私藏起来或分配不均。等把厨房里的事安置好以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便开始文质彬彬地、郑重其事地穿戴起来，个个钮扣都扣得整整齐齐，连一个领钩都不马虎，穿好以后，立即开始做祈祷。他祈祷的时间很长。已有很多囚犯在做祈祷，大部分都是中年以上的人。年轻人做祈祷的时间很短：只是在早晨起床时划划十字，就是在节日里也是如此。阿基姆·阿基梅奇做完祈祷后，走到我跟前，带着某种庄严的表情向我祝贺节日。我立刻请他喝茶，而他则请我吃他的奶猪。过了一会儿，彼得罗夫也跑到我这儿来，向我祝贺节日。他好象已喝过酒了，而且跑得气喘吁吁，但并没有说很多话，只是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仿佛等待着什么似的，不久就离开我到厨房去了。这时，军犯狱室里正准备接待神甫。这间狱室内部的布置与别的狱室不同：床铺都靠墙放着，而不是象其他狱室那样放在中间，因此这是全狱中唯一一间没有安设通铺的狱室。这样布置也许是为了在必要时，可以使囚犯们在这里集合。狱室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桌上放着圣像，并点着长明灯。神甫捧着十字架和圣水终于来了。在圣像前做完祈祷并唱完赞美歌以后，神甫便面向囚犯们站着，这时人人都怀着真诚的虔敬心情前来吻十字架。然后，神甫绕狱室走了一圈，并分洒圣水。在厨房里，他称赞了我们囚犯自己制作的闻名全城的面包，于是囚犯们立刻表示愿意送他两个刚出炉的又香又甜的面包；立即派了一名残废老兵给他送去。囚犯们怀着象欢迎十字架时的那种虔诚心情欢送走了十字架，少校和要塞司令这时也几乎同时赶到。要塞司令深受我们的爱戴和尊敬。他由少校陪伴着巡视了每个狱室，他向大家祝贺节日，然后到厨房尝了尝犯人喝的菜汤。菜汤十分香甜：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给每个囚犯配给了一磅牛肉。此外，还有一盘浇了很多奶油的黍米饭。把要塞司令送走之后，少校立即下令开始午餐。囚犯们都竭力避开他的目光。我们不喜欢他那从眼镜下面射出来的凶恶目光，就是在此时此刻，他仍左右环视着，寻找不守秩序的人，他总是希望能抓到一个有过错的人。　　午餐开始了。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奶猪烤得特别好吃。我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少校走后不到五、六分钟，就有很多人喝醉了，而在五、六分钟以前，这些人几乎都还完全是清醒的。很多人的脸上都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三弦琴也拿了出来。一个小个子波兰人带着小提琴紧跟在雇主后面(他被雇用一整天)拼命地拉着快的舞曲。谈话声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有醉意。不过，这顿午餐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越轨行动就结束了。大家都吃得很饱。许多老年人和举止庄重的人都立刻躺下睡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是这样，他们好象认为在伟大的节日午餐之后，一定得睡上一觉似的。那个来自斯塔罗杜布的年迈的旧教徒仅仅打了一小会盹儿，就爬上暖炉，打开书本，祷告起来，他几乎一直不停地祷告到深夜。他认为囚犯们普遍纵酒是“可耻”的，因而当他看见这种现象时便感到痛苦。所有的契尔克斯人都坐在台阶上，怀着好奇而又有些厌恶的心情看着这些醉汉们。我碰见了努拉。“不好，不好！”他带着敬神者特有的那种愤懑情绪摇着头对我说，“哎，这可不好！真主会生气的！”伊赛·福米奇固执而又傲慢地在自己的小角落里点上蜡烛，开始干活，显然他想以此证明，他完全不认为这是节日。有的角落上赌博也开始了。赌徒们并不害怕残废老兵，不过为了提防值日官(尽管他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还是派了人去望风。这一天值日官来狱中巡视了三次。他一来，醉汉们就躲藏起来，赌场也被撤去，其实值日官本人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过问这些琐碎的小事。在这一天，一个人耍酒疯也被认为是小事。囚犯们渐渐狂饮起来。吵骂声也开始了。但清醒的人终究还是占大多数，那些醉汉总是有人照看的。所以狂饮的人便毫无节制地大喝起来。卡津更是得意洋洋。他在自己的铺位旁边怡然自得地卖酒，他大胆地把一直藏在狱室后面雪堆里的酒搬到床铺底下，望着那些来找他买酒的顾客，他狡猾地嬉笑着。他自己很清醒，今天滴酒不进。他打算等节日过后，把钱从囚犯衣袋里都弄干净，再痛饮一番。每个狱室里都唱起歌来。酩酊大醉已变成令人昏厥的感情冲动，因此唱歌也就离流泪不远了。许多人抱着三弦琴，披着羊皮袄东游西逛，洋洋得意地拨弄着琴弦。特别部甚至组织了一个八人歌咏队。他们在三弦琴和吉他的伴奏下演唱得很出色。真正的民歌并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一首他们唱得很带劲：我，一个年轻女人，傍晚去赴宴。　　我在这里听到的是新填的歌词，这是我过去未曾听到过的。民歌的末尾新添了几句诗：我那年轻的妻子，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汤匙洗得干干净净，菜汤在盘子里盛；窗儿明来几又净，炉内馅饼香喷喷。　　他们唱的多半是一些囚徒之歌，而且都很著名。其中有一首叫做《过去的时光……》——是一首幽默歌曲，它描写一个人过去如何享乐，过着逍遥自在的老爷式生活，如今却身陷囹圄；他过去如何用“香槟酒给奶油冻调味儿”，可现在却是：顿顿给我白菜加凉水，我吃起来也是狼吞虎咽。还有一首流行歌曲，也很著名：昔日我是快乐一少年，我有钱财上万贯；可惜失去钱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