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早期的时候,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亨利·S·罗伊斯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来帮助人们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国会各议员办公室从一项有时会非常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帮助家乡的选民与联邦官僚机构打交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因此马上就有很多的议员签名表示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有戏,因为,国会中那些资深议员们决不会让这样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来争夺那份荣誉与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1932年,去看看詹姆斯·A·哈格蒂吧----这个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新闻秘书的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是《纽约时报》一个非常机智的政治评论记者。有一次,他为梅西公司总裁杰西·I·施特劳斯出了一个高明的点子。施特劳斯告诉哈格蒂,他打算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捐一大笔钱,并且说那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候选人,而且也是出于他自身目的的考虑------他希望一旦民主党人入主白宫,新总统会任命他担任一个公职。他准备预先支付给富兰克林·罗斯福15,000美元----要知道,如果折换成今天的美元,那可是一笔巨款。哈格蒂在听了施特劳斯的打算之后,马上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说是一条非常高明的策略。 “这可是一大笔捐款啊,”他对施特劳斯说,“最好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你可以先给5,000美元,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需要钱的话,可以还来找你要。毫无疑问,在选举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他们肯定还会回来找你要钱的,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急需竞选资金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给他们5,000美元,并告诉他们说这是你打算捐赠的最后一笔钱了。这样的话,等到选举前一周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资金匮乏而心急火燎,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向罗斯福建议提出某些诱惑条件从而促使你再次出钱救急。当然,对于再次到你这里来弄钱,他们会有一些犹豫,不过他们还是会来的-----虽然可能有点勉强。到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们最后的5,000美元,我敢担保他们会对你感激得涕泪交流的。这样,你就会取得比你一次性给他们15,000美元----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能老早就把钱花光了----大得多的效果。” 哈格蒂的这条计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他任命了施特劳斯担任驻法国大使,并且让他干了很多年。 当然,那些在国会走廊游说议员们的说客,对于这样的交易也是非常精通、老练的。他们会把交易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以求得到预想中的结果。你永远都不会听到任何一个领着丰厚报酬的“驻华盛顿代表”告诉那些出钱雇佣他的公司,说消费运动已经达到了颠峰,或者某个产业长期担心的立法已经被永久性地搁置了。“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控制而不是消除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会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对他的委托人说道,“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活动和关系,让得事态保持稳定,而不是恶化。”对于这些说客,我们还是听听H·L·门肯的警告吧:“如果一个人的饭碗依靠的就是不确定状态,你最好不要与他争论。就如同不要指望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能恭维你那年轻的脸庞是如何如何地漂亮一般。” 一个出色的说客心里会清楚地知道:他的饭碗依赖于他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他的任务无法轻而易举地完成,他才不会有失业之虞。 马丁·阿格隆斯基自40年代以后曾长期在华盛顿从事政治报道,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纽约卖饼女人的故事,那个故事形象地揭示了人们身上这一规律性的综合症——“你最近又为我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纽约城里,曾经有一个买白吉饼(先蒸后烤的发面圈)的老妇人,她已经在“麦迪逊大街”街头卖这样的饼好多年了。在每天早晨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男人经过她的小摊子,并把25美分的硬币扔进她收钱的铁罐里,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从来都不要白吉饼。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15年,有一天,老妇人终于拦住了那个男人,对他说:“你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吗?”那个男人吃了一惊,说道:“我猜想,你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坚持往你的铁罐里扔钱,但却从来都不拿白吉饼,是吧?” “不,先生,你错了!”老妇人回答道,“我的问题是,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白吉饼的价格已经涨到50美分一个了吗? 第五部分 总是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面前 总是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面前 宁愿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帐篷内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让他们站在外边往帐篷里头撒尿。 -------林登·约翰逊 在《教父》一书中,当麦克尔·科尔奥尼的“塔霍湖大院之谜”被杀手的子弹解开的时候,他差一点就没命了。科尔奥尼,这个年轻的黑手党绅士,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猜疑隐藏于心底,若无其事、非常友好地拜访了那个他相信是谋杀指使者的人。“跟你的朋友们要保持密切的关系,”科尔奥尼的父亲曾这样教导他,“但是你要记住,你应该与你的敌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在这部经典之作中,作者马里奥·普佐借着这个勇士的嘴所说出的箴言,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上,萨拉托加战役是那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转折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以后,当英国的博格因将军将自己的佩剑交给美国的盖茨将军表示投降的时候,这两支军队的将领就立即坐在一起了,参加了一场即便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堪称极其侈靡的晚宴,那奢华的酒席上可以说是各种美味应有尽有:火腿,鹅肉,牛肉,羔羊,以及“各种各样盛在大盘子里头的清脆碧绿让人直流口水的的蔬菜”,数不清的散发着诱人的醇香的朗姆酒和香浓的苹果汁。 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从书上读到这一幕的话,我肯定会感到极度震惊,认为那样做实在荒谬绝伦。毕竟,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一些有血性的勇士,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曾经为了打败对方而刺刀见红、拚得你死我活,现在居然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握手言欢,并非常愉快地共进晚餐。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得了呢? 不过,这只是我30年前的想法,也就是我几乎还没有步入政坛、没有与职业政治家共事之前的想法。 当你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那场在萨拉托加举行的煊赫一时、欢天喜地的宴会的时候,你就发觉在“胜利的美国人的帐篷”里上演的这一幕是很完美的。对于那些战败了的英国士兵们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向他们传达失败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一信息更能安抚他们内心那狂热的复仇之情呢?当你慷慨大度地邀请他们与你坐到一起,并分享你的苹果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些好战的英国佬并不是那么卑劣不堪的。 在对待自己的敌人的时候,一流的政治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霍里肖·盖茨将军两百年前就曾采取过的姿态。正如盖茨将军邀请绰号为“约翰尼绅士”的博格因将军到他的帐篷里去共度那个令人愉快的、结交友谊的良宵一样,国会山那些著名议员在应付那些与自己的观点完全针锋相对的“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大师般的能耐,也让我长时间地叹为观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看见有议员大步穿过众议院的会议厅,在刚刚与对手唇枪舌剑、怒火填膺地理论过后,却与对方搂肩搭背,插科打诨、嘻嘻哈哈地聊着家常,一起走出国会大厦长长的走廊。 跟政治舞台上的其他许多现象一样,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友谊或者伙伴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19世纪著名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曾经这样说,“只有永恒的利益。”就像那些伟大的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中的表现一样,伟大的政治家们总是同他们的敌人、即使是最凶猛的敌人保持着对话和联系,而他们保持这种关系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首先,它能够显示一种强大的力量。当你轻松自如地同一个你恨不得要砍掉其脑袋的人闲谈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你的对手感到强烈的震撼和不安了。第二,它能够使你知己知彼。你和你的对手交流得越频繁、倾听他们的诉说越多,你就更了解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你的看法、他们对你这一方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他们自己一方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你作出决策。第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也许有一天你会不得不和这个所讨厌的家伙,也就是你的敌人共事,你在这场决斗中的对手很可能是你在下一场战斗中非常重要的盟友。因此,任何一个聪明的政治家都不会关上同自己的那些敌人----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对话与和解之门。柯克·奥唐奈是蒂普·奥尼尔长期信任的顾问,正如他所说:“你应该随时准备对话,与你的对手讲和。” 罗纳德·里根在自己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是对这条由来已久的法则所蕴含的力量的验证----并且,没有人能够比我们这些就站在与里根总统以及他所属的共和党对立面的民主党阵营里的人,更能了解这其中的奥秘了。 在1981年当选总统入主白宫以前,里根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些大集团或组织内任职。里根曾经是华纳兄弟影视公司以及其他大影视公司的签约演员,也曾做过影视演员向导公司的执行官和通用电器公司的总发言人,所以,他深深地懂得,任何一个大公司或集团里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殊作用和地位。里根与吉米·卡特不同,后者除了曾经在海军一艘潜艇上服过役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经营自己的那个小农场和五金商店上了,而里根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像卡特一样离群索居的企业家。 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在职业背景上的这种天差地别,使得他们的总统任期都具有鲜明的、但彼此截然不同的特点。在一天的相当一部分时间中,卡特喜欢沉浸于一种自得其乐的孤独中,从事大量的案头工作或听古典音乐,而里根则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和他的团队、与一批人一起工作上。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大公司工作经验的人,里根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不需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独自一人处理所有的事情。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当他在拍摄电影《Knute Rochne》或《The Santa Fe Trail》的时候,有制片人在做总管、有著名的作者在为电影编写剧本、有出色的导演来指挥电影拍摄、有公关部的那些潇洒迷人的男孩子们在为电影作巡回宣传。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围绕着他这个明星转的。 无论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们会对他说什么,里根这个丰富经验的演员知道自己的长处所在。当他1981年走进白宫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沟通者”带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幕僚班子,那帮幕僚就是他召来向人们展示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所有天才的:这个强大的幕僚班子的成员包括一些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大批的公共关系顾问,甚至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导演------麦克尔·迪弗,一位非常善于选择拍摄角度和背景的大师。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里根在劳动节那天露面为自己的竞选造势时,那个非常有感召意义的地点就是由迪弗精心选择的------里根穿着有袖子的衬衫,他的背景就是著名的自由女神雕像。早在李·艾科卡在美国人的心中唤起对自由女神光辉的崇敬之情,并使人们对女神雕像所在的地方也充满了尊敬以前,迪弗就在它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即将喷发的潜在的爱国激情。这种生动的图片的力量要胜过千言万语,当罗纳德·里根以自由女神雕像为背景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以后,人们都认为里根是最好的领路者,他能带领美国人民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南西·里根,也知道一个新上任的总统所具有的弱点和面临的障碍。他面临着一场艰巨的行政上的挑战:一个巨大的官僚系统正等着他去驯服。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的是一种非凡的管理才能,而里根此前并没有展示过这方面的天才。这意味着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主管,这个人必须有船长般的杰出指挥才能,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才能。为了使自己这颗明星看起来继续光彩照人,里根只靠自己那套保守的政治主张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出色地识别人才、知人善任。 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已经有了两个理想的人选:麦克尔·迪弗和他们的理论家艾德温·米斯三世。他们现在所缺的就是一个天才的导演了,这个人要具有协调各种事情的能力,以及干净利落地处理琐事的才能。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选,那就是詹姆斯·A·贝克三世。 毫无疑问,任用贝克是非常出色的决策。在以后的岁月中,就是这个贝克组织实施了新总统1981年的三大立法方案: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增长、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国内开支削减。即使是长期跟随里根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如果没有这个来自德克萨斯的绅士----也就是贝克----鼎立相助的话,他们的总统是不可能取得非凡的成就的。 里根总统最初之所以作出雇佣贝克的决定,接着又把他提拔到最显赫的高位上,主要是因为贝克的政治背景深深地吸引了他。而令人感到非常吃惊与意外的是,在过去的好几年里,詹姆斯·A·贝克其实是罗纳德·里根最大的死敌。 两人第一次互相敌对发生在1976年,那一年罗纳德·里根第一次正式参加竞选美国总统的角逐。造成两人对立的主要原因是杰拉德·R·福特总统,福特在理查德·尼克松因为“水门丑闻”而辞职后接替了总统的职位,到了1976年,在经过了一系列血腥的竞争以后,他已经在共和党的党内提名竞争中遥遥领先于里根。眼看自己胜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里根决定孤注一掷,使出最后绝招,以期出其不意地给福特致命一击:他提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S·施韦克为自己未来的总统竞选搭档。 依照美国的惯例,总统候选人只有在获得党内提名以后才能决定挑选谁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每当被问起为什么要打破这一传统的时候,里根说他只是想为共和党提名大会提供一个“平衡的候选人名单”。实际上,里根提名施韦克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他的最主要的战术动机是想借此瓦解与施韦克来自同一个州----宾夕法尼亚州,领先的福特也来自该州----的代表,希望能促使这些倾向于福特的人在提名大会上倒戈支持自己。这是很大胆、同是也是破釜沉舟的一招,虽然它具有很高的风险,但是对于一心想当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来说,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于里根这种公然挑衅和突然袭击,福特总统的竞选班子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就像当年美国的二战英雄艾森豪维尔将军对于德国人的进攻必然要实施更猛烈更残酷的反攻一样。他们派出了吉米·贝克(就是詹姆斯·贝克,吉米是詹姆斯的呢称)来粉碎里根的进攻,要吉米·贝克不惜任何代价。 贝克一心一意地投入了战斗,决心竭尽所能让尽可能多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拒绝“里根―施韦克轴心体系”(二战中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叫轴心国体系)。他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政治零售战役,每次都要把一个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拉回到福特这边来。“零售”战役开始以后,那些本来默默无闻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发现自己居然成了白宫的座上宾,而且,他们的家属也跟着成了小名人,被邀请到总统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去做客。水坝、桥梁、医院等公共建设项目,就像甘霖纷纷降到这些议员所属的社区。作为福特总统委托的特派员,贝克这位能干的牛仔几乎使宾夕法尼亚州所有“迷失了方向的”代表都转变了态度,倒向了福特总统。最终的结果是里根弄巧成拙:他抛出了他最有吸引力的诱饵——副总统候选人,却只得到了四个代表的支持。 对于里根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他的战线崩溃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非福特莫属了。对于杰米·贝克来说,则意味着一次火线提升:他成了福特那年秋天的竞选活动的总管。 这只是里根和贝克之间惊心动魄的智力较量的序幕而已。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贝克又作为他的老朋友乔治·布什的竞选总管为赢得共和党内的提名而再次与里根较量。布什的首要竞选主张是把把美国从“像中了巫术一样的经济”中拯救出来,但是,不幸的是,这显然不是美国的选民们当时都最在意的头号问题------当然也不是共和党的选民们最在意的头号问题。在爱荷华州的共和党预选大会上,一场原本以为会稳操胜券的选举被里根后来居上而泡汤,贝克这位布什竞选班子的“大哥大”遭到了重挫。接下来,“请选举布什为总统”的标语牌口号便换成了“请选举布什为副总统”,而布什竞选班子的负责人贝克开始了一场魔术般的的悄然变换:在几个星期内,他就从失败的布什的竞选负责人被转变成了作为胜利者的里根的首席顾问,从丑恶的毛毛虫被转变成了美丽的花蝴蝶。 通过任命自己的敌人贝克担任自己的总管,里根向人们雄辩地展示了那条古老戒律的力量: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而不是让他们躲在你的身后。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是从来不会驱逐他的敌人的,相反,而是要遵循那条权力竞技场上的古老的教条:使你的敌人最终为你所用。 起用贝克不仅是这位里根的首任行政主管本人的巨大胜利,也同样是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巨大胜利。对于正举步维艰、前景不容乐观的里根来说,任用贝克就等于收服了一个当权派首领——贝克与美国东部地区的共和党人和全美的新闻记者军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杰米·贝克后来又担任了里根的财政部长,人们将不会忘记,正是他出色地包装了里根的立法计划,使他在白宫的同事们强硬的意识形态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并赢得了华盛顿那些非常挑剔的媒体的尊重和赞誉。虽然贝克是站在与国会相对的一面,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庄重而有礼貌的职业政治家,而且是里根总统的白宫的“非常好的管家”。有很多次,正是贝克对众议长那种充满尊敬的秘密拜访为里根避免了很多潜在的麻烦和冲突。在新闻记者们眼中,贝克是“白宫的实用主义者”,是一个对他们开诚布公、坦白相告的人。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贝克的聪明才智都本应在里根政府后期的岁月中发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芒,然而,人们却只能痛苦地回忆由于他的离开白宫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当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那种明智、有条不紊的策略,被第二个任期内被人认为是痴呆的混乱不堪的政策所代替的时候,人们都在热切的期盼中呼唤着吉米·贝克这个名字,希望他能再次来为里根保驾护航。如果贝克还是白宫主管的话,对里根总统造成极大伤害的伊朗门事件的那种毒素,是绝对不可能从白宫向外喷射散发的。 可以说,里根的第一个任期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战绩,不仅是因为他雇佣了吉米·贝克,还因为他把这个过去的对手放在了一个如果里根自己在总统的位置上干得不好,那么他也干不好的位置上。白宫主管这个位子,与总统的联系是内部性的,笼罩在总统的光环之下,所以,贝克一切的成功都只能通过里根取得的成就来衡量。如果贝克开始时是在外面负责一个部门或机构,他就有机会建立自己独立的地盘,从而获得属于他本人的名声和支持者。 由于被笼罩在总统的光辉里,新闻媒体是很难直接评价他的。只有当里根总统自己提出的议事日程遭到失败以后,媒体才会在首要位置将他描述为“里根内阁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白宫行政主管,贝克的作用在里根政府内是举足轻重的。但是贝克的成就只能加强他的老板头上的光环,他别无选择,只能使里根成为一个胜利的改革者,他自己当幕后英雄, 把自己多年的对手安排进新政府,这种做法当然并不是从里根时代才开始的。在1940年的总统大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了温德尔·威尔基,但几个月以后,罗斯福总统就任命威尔基出任美国驻英国特使。罗斯福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因为在大选过程中,威尔基曾攻击罗斯福说他过分地靠近和援助了英国,所以他被特意派去重申民主共和两党对罗斯福的政策的支持。10年后,哈里·杜鲁门则任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美国第 任总统,共和党人)监督一次对联邦机构的彻底检查。通过利用胡佛那敏锐的管理和领导能力,这位民主党总统也给自己领导的政府也赢得了他们急需的公众信任,因为当时对他的政府“浪费和腐败”的批评已经越来越激烈。 然而,真正开创这种和自己的敌人共事的传统的,却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他是在一种远为艰难、远为迫切的情形下进行这种合作的。这个伟人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几乎是难以想象的。1861年,对林肯生命的威胁是如此猖狂和变本加厉,以至于他和家人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入首都华盛顿。军事对抗的局势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令人担忧。当林肯到达华盛顿的时候,他了望波托马克河对岸(美国东部重要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看到南方联盟的旗帜已高高飘扬在亚历山大要塞上空了。 即使在那些忠于联邦政府的州,危机也越来越深重。作为第一位领导着一个由相互冲突的两种力量----一那些极力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激进分子和那些仍然留在联邦中的旧辉格党人-----组成的崭新政党的共和党总统,他必须首先解决党内的派系纷争,将全党团结起来,然后才能维护整个国家的统一。 这位刚当选的总统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并没有只在自己的坚定追随者中挑选内阁成员,他决定还要把自己的敌人拉上船来和衷共济。他把以狂热激进著称的萨尔蒙·P·蔡斯和因小心谨慎而出名的威廉姆·H·苏厄德都选进了政府,在他的那些天差地别的内阁成员中,可以说只有两点是共同的:每一个成员都憎恨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比林肯更适合于当总统。 “他们会把你给吃了的,”有人这样警告林肯。“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同样想干掉其他的人,”林肯用一种政治老手惯用的幽默口吻回答道。以林肯的精明和顽强,他有足够的能力将强有力的人物招到自己的麾下,给他们安排合适的位置并置于自己双眼的监督之下。但是,只有当苏厄德和蔡斯都向林肯提出辞职,而林肯说服了他们留下来、将他们的辞职信都搁置在他的保险柜中的时候,林肯才确信自己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在我的每一个衣服口袋中都藏着一个香甜无比的西瓜”,林肯这么说道。 在卡特总统领导的政府里,我曾清楚地看到,确保那些新政府成员的期望牢固地与最高领导人本人的成功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和招募干将组建新政府本身是一样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缺乏这一前提的话,作为政府这艘巨轮的船长的总统,就会发觉巨轮的甲板上有一尊不听指挥的大炮。 当吉米·卡特1977年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联邦政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以下简称HEW部)一个部的预算,就远远超出了美国50个州所有这类部门的预算的总和,也超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同部门的预算——只有苏联除外。卡特任命约瑟夫·A·卡利法诺担任HEW部部长,卡利法诺在接受这一任命的同时,也接受了一个更具有个人色彩的任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为HEW部部长,我面临的无穷挑战就是促进社会公正,不仅要面对人民、国会两院议员、HEW部的公务员们进行说服、教育、哄骗以及请求谅解,还得经常替被国内外的指责和各种要求弄得焦头烂额的总统及其政府解围,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卡利法诺知道,卡特总统之所以提名他出任HEW部长,是因为希望他将这一新职位当作为改革运动提出不受限制的独立倡议的舞台。卡特希望卡利法诺领导的部门能够成为自由的民主党政府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是靠反对现行的官僚习气和体制而取胜的。现在,到了自己与别人分享权力和职务的时候了。在卡特的助手乔迪·鲍威尔看来,这个新当选的总统也需要能够清楚地“了解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并知道该如何玩下去”的人选。卡特有他自己的改革议程----福利、健康保险的改革----他需要有人将所有的球都轰轰烈地踢起来,但又不要把他本人淘汰出局。 就这一点上来说,任命一个像卡利法诺那样在华盛顿久经考验的斗士担任HEW部部长,似乎是完全有道理的。卡利法诺自从在林登·约翰逊手下风风火火地担任白宫主管以来,他在华盛顿就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华盛顿邮报》的法律顾问,他是那种典型的熟知各种内幕的人,他的朋友遍布在华盛顿的那些很有权势和影响的组织中:国会、重要的律师事务所、新闻媒体,以及那些很久以前就把华盛顿当作自己永远的家和权力基地的前民主党政府的高级官员。 很明显,新当选的卡特总统为了赢得这些支持者的好感,便决定从他们中间找一个人来负责实施这些宏大的社会改革计划----正是在这些支持者特别是卡利法诺的协助下,那些计划才得以制定出来。但是,卡特从来没有想过需要用什么政治策略来驾驭这种新的关系,他如何控制他刚招到自己麾下的这个硬球手。 在挑选卡利法诺的时候,卡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主张政府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强硬派。尽管卡利法诺和卡特总统有共同的决心要使HEW部的运作变得更加有效率,但卡利法诺还怀有一种与卡特不同的热情,那就是他认为这些计划必须完全服务于它们当初的目标。在他看来,在加强公民权利、改进卫生和教育等事情上,不能存在与任何理想妥协的余地,而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了,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将使新政府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例如,在北卡罗来那州,卡利法诺大张旗鼓、情绪高昂地推动司法部门判决该州所偏爱的大学制度构成了种族歧视,而与此同时,该州那些种植烟草的农民们也感受到了他发起的禁烟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两项面措施面临着重重阻力,但并非没有理由。一个联邦法官威胁卡利法诺说,如果他北卡州大学问题上退却的话,将以藐视法庭罪拘捕他。美国每天有300,000人因吸烟而死于肺病和其他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卡利法诺因此也变成了一个狂热地鼓吹禁烟的人。 如果失去了北卡罗来那州或者肯塔基州,卡特竞选连任的希望将变得极其渺茫,而北卡罗来那州州长对卡利法诺已经恨之入骨、叫嚷着应该撤他的职了。面对这种情况,卡特总统和他的白宫助手们有点坐不住了,但卡利法诺还在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进着自己的改革计划。白宫的气氛已经因卡利法诺的改革运动而异常紧张,不过卡特总统还没有明确要求卡利法诺放弃他的禁烟圣战。《纽约时报》对卡利法诺越是赞不绝口,在偏狭的北卡罗来那和肯塔基,媒体对卡特政府也就越来越恼怒。 当卡特从卡利法诺推行的这场高调的运动中清醒过来,绝望地告诉北卡罗来那的听众们说他的愿望只是“想使吸烟变得比现在更安全一点”时,总统与他所任命的这位官员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变得遥远和荒谬了。 当卡特向人们许诺要建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冲突又出现了第二个战场。卡利法诺在他任职的第一年中,一直在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独立的教育部,认为新的独立的教育部将会屈服于教师联合会的政治压力,而不适合于推进广泛的教育目标。虽然卡特愿意就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考虑和磋商,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倾向于兑现他和全美教育协会都认为纯粹是个人意向的承诺。当卡特在1978年度国情咨文中正式向国会提出成立独立的教育部的时候,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卡特正在履行一个连他自己的部长都公开认为是一个糟糕的主意的承诺。人们应该感谢卡利法诺,因为是他使他们弄明白了卡特的计划中所包含的各色各样的危险。 在一个信誓旦旦宣称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内阁中,怎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内讧和混乱呢?首先,任命卡利法诺的前提条件就有问题。起初,也就是在任命前的谈话中,当选总统卡特说过:“我将兑现我对美国人的承诺,建立内阁制政府,内阁成员拥有真正的权利”。这种话意味着他的内阁部长们可以挑选他们自己的人马,按自己的意愿管理各自的部门。以卡利法诺和他的HEW部为例,他坚持向卡特要求,无论自己在HEW部想任命谁,都要有绝对的权力,而可以不理会白宫方面的任何建议和看法。 正如乔迪·鲍威尔后来所说,这或许就是致命的错误所在。“我的印象是他总是向前推进,再推进,直到他遇到反抗为止。”鲍威尔这样评价卡利法诺。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利法诺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卡特那帮人越来越难于抵挡他。“想要制止他的这种独断专行越来越困难了,”鲍威尔回忆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卡特总统的软弱和姑息养奸,也因为要收回那些被卡利法诺认为已经归他所有的权力是很困难的。”这就是白宫当时的尴尬处境。对于这位卡利法诺部长,卡塔总统一开始就没有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来约束和管教他,而是听之任之。 卡特的错误就在于他提出了任何内阁部长都应该,或者能够,独立于任命他们的总统----也就是他自己----而自负其责。内阁成员应该与同样是由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们不同,他们必须服从于总统的意志。公众不仅知道而且在心中也认为,美国政府奉行的是总统负责制。无论政府制定出的计划或者政策是什么,最后有拍板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们选举出来的总统 。 然而,卡利法诺却不这样看。“每一个内阁成员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让他与总统之间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卡利法诺后来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这种距离能使总统“回避”一些敏感的问题,从而不受伤害。然而,就卡利法诺的禁烟运动和抵制成立独立的教育部这两件事而言,他的行为和总统的近期政治抱负----卡特想竞选连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卡利法诺完全误解了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他应该服从于总统的意志,而不应该自行其是。最终的结果是,卡特总统1979年要求他的HEW部长辞职。 像卡利法诺这样的内阁部长,被解职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我们很难想象林登·约翰逊或者罗纳德·里根会纵容自己的下属公开执行偏离总统政治议程的政策。当连任竞选在即的时候,对于约翰逊和里根来说,也很难想象他们会不告诫自己的阁员千万要他妈的小心一些,否则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从所占据的高位上一脚揣下去------尽管此前他们可能冠冕堂皇地说过阁僚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管理所属的部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林登·约翰逊任总统的时候,如果有人敢与总统打硬球的话,总统的白宫主管----也就是乔·卡利法诺本人------一定会向他的老板建议教教那个家伙该如何玩这种游戏:那就是立即将他解职。 吉米·卡特无视“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这条古老的法则,并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像大多数人一样,卡特倾向于疏远自己的那些潜在的敌人,而毫无疑问的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惨痛的。在通往椭圆形办公室的道路中,卡特虽然巧妙地将民主党内那些当权派淘汰出局,却发现那些已经被淘汰出局的人依然自命不凡地站在边线上,挖他的墙角迎接他的垮台。他发现自己的政府不但毁于那些卷土重来的右派力量,同时也被那些曾经一贯支持民主党总统的力量给抛弃了。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透彻一些,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了:里根把吉米·贝克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贝克的利益必须和整个政府的利益一致------说确切点,就是必须和里根总统的利益一致;而卡特却给了卡利法诺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自主权。他不但没有给这样一个久经沙场、以固执著称以及还与官僚系统有很深渊源的阁僚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反倒给了卡利法诺绝对的自由和权限,这毫无疑问助长了卡利法诺独断专行的作风,也使得到了最后,除了卡特总统本人的直接命令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了。 当然,造成卡特这样放任自流的原因也不能全怪他,历史也负有部分的责任。为了避免在白宫再产生一个尼克松时代的“宫廷卫士”,卡特事先就已经声明自己不需要幕僚来指导内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剥夺了自己对下属各行政部门的工作进行日常管理的权力,而那些行政部门本来就相对独立松散、缺乏总统本人的亲自检查和指挥。由于形势的发展经常使总统很难亲自介入下属部门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就会产生巨大的权力真空。 例如,在1978年2月的时候,当时负责与各行政部门联系的白宫助理杰克·沃特森曾经打电话给卡利法诺,告诉他总统在北卡来罗那州所面临的政治危险。杰克·沃特森告诫说,卡利法诺倡导的禁烟运动以及反对北卡州大学制度的举措,将可能导致卡特在下次大选中败北,并且告诉他说卡特总统本人想和他就这个问题谈谈。 几天以后的三月初,副总统蒙代尔邀请卡利法诺共进午餐。但是在午餐桌上,就在蒙代尔刚提出禁烟运动这个话题的时候,卡利法诺打断了他的话。卡利法诺警告蒙代尔说自己不能向他保证这次谈话的内容会得到保密。他告诉蒙代尔说,已经有新闻媒体追问他白宫是否因他所提倡的禁烟运动而和他进行了谈话或者施加了压力,而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只能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至于以后可不能担保。蒙代尔听了这番话,不得不打消自己先前的试图劝他停止那场运动的念头。 就这样,卡特总统被自己的内阁部长们给架空了,他似乎成了一个已经没有权力的总统了。他的一个内阁部长告诫他说他就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说禁烟----所发表的任何评论,都有可能被用来反对他自己。卡特发现,如果自己呼吁卡利法诺放弃他的禁烟运动的话,他肯定会遭到媒体的公开羞辱和耻笑的,他因此不得不忍耐着。而与此同时,卡利法诺也猜到了卡特的难处,因此他就把卡特的沉默看作是对自己推行的改革运动的认可;只要卡特本人没有直接给他发一道命令,他就可以照着自己所定的日程自行其是。 当吉米·卡特1976年底赢得大选开始组阁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深思过如何对付像卡利法诺这样的硬球手。他当时想的只是要尽力避免第二次“水门事件”的发生。为了避免尼克松时代白宫权力高度集中的那种专横、可怕的事情------那时候的白宫主管是绰号叫“鲍勃”的H·R·哈德尔曼,他在白宫拥有一种危险的权威-------吉米·卡特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管理政府的首要原则似乎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艳。” 当吉米·卡特起用卡利法诺的时候,他遵循的是林登·约翰逊在任命艾德加·胡佛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时候援用过的至理名言:“宁愿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帐篷内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让他们站在外边往帐篷里头撒尿。” 但是,这位佐治亚州人却忽略了那个伟大的德克萨斯人所援用的名言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的必然推论:“紧紧地拥抱你的朋友,但是你必须更紧地拥抱你的敌人----抱得他们足够紧,使得他们连移动一下都不可能。” 这一训诫不仅适用于政治,在所有的领域都是金科玉律。不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你想雇佣最棒的人,请你务必要留意你的那些最强有力的敌人和对手。请你务必记住:才智就是才智,它不分敌友,无论你们今天的竞争是多么残酷激烈,但你永远也不要忘记,也许有一天你会需要你的敌人的帮助的。实际上,如果你不能和你的对手顺便在别的什么地方做点交易的话,这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呢。此外,雇佣你的对手还能显示你的胆量和魄力。它不仅能够增强你的名声和决断力,而且往往还能削弱你的对手的势力。 当然,我们的本能冲动会使我们竭力回避那些和自己作对的人。毕竟,生活是短暂的,谁又愿意天天看着一张自己所憎恶的面孔呢?对于那些其生活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让自己过得尽可能地快乐、尽可能地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样的一种回避敌人的态度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然而,这种态度只是逃避权力而不是争取权力的灵丹妙药。 如果一个商人不能和他的竞争对手坐到一起讨论事情,那么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因为他白白扔掉了一些黄金般的机会:不仅丢掉了能帮自己扩大财富的宝贵财源,也因此错失了非常有用的人际交往。在你的对手的公司里感到不自在,这并不会大大伤害你的体面:如果你连谈判桌旁边都不去,你就很难进行交易了。 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决不会拒绝通向对手的道路的。他们不但不会回避自己的敌人------高傲地宣称“我是不会搭理那些家伙的!”------相反,他们会重用他们:这样才能密切注视他们的企图,揣摩他们的感情并在心理上震慑住他们。特德·索伦森就见过杰克·肯尼迪是如何用这一招对付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政治评论家的。“当有人想攻击他的时候,杰克·肯尼迪总是让他的对手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他的意图了。” 当然,杰克·肯尼迪没有必要把这一套教给蒂普·奥尼尔,因为后者同样精于此道。 在1984年的时候,我曾亲眼目睹这条令人震撼的、“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前面”的策略,是如何地展示其威力的,那精彩的一幕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幕就发生在当时的众议长的办公室里,在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开始的时候。那天,就像往常一样,众议长奥尼尔坐在自己那巨大的旋转椅子里,和其他的民主党领导人在等待着那些采访国会的新闻记者们蜂拥地挤进门来。 当时,民主党正陷在一场特殊的混乱中。得到众议长全力信任和支持的沃尔特·蒙代尔代表民主党参与总统角逐,想将现任总统里根从宝座上拉下来,结果却被打得落花流水、惨败而归。这样一来,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席位似乎将岌岌可危了。因此,一些议员开始试探性地发出了微弱的呼声,要求更换民主党国会领导人。 这些潜在的、可能成为奥尼尔的挑战者中的一位,现在就坐在离奥尼尔很近的地方。就在我们听到大批的新闻记者正在朝着众议长的办公室门口涌来的时候,奥尼尔突然站了起来,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朝着那个企图挑战自己地位的人质问道:“你想取代我吗?” 这句话就像一记重拳突然击在太阳穴上,那个蠢蠢欲动的挑战者一下就晕了。“不,”他语无伦次、喃喃而语道,“不,我没有这个打算。” 就这样,在那些记者涌进来以前,一切都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