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当时，爱维亚也绝对是个特立独行者：他是个富有的旅行者、作家、歌手、学者和武士，其父是苏丹手下的金匠。他出生在伊斯坦布尔，自幼在宫廷长大，受教于皇室的伊斯兰学者，在梦中，穆罕默德曾对他说要周游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世界的旅行家，人类的好伙伴”，他的足迹不但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地区，而且也触及基督教世界，最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写成了令人吃惊的十卷本著作。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伦敦记日记时，爱维亚正在编著自己的《旅行记》（Book of Travels）——无论身处伊斯坦布尔、开罗还是耶路撒冷。“可以说，这是伊斯兰文学，或许是世界文学中最浩繁、最完整的旅行记录”。还没有哪个作家用诗一般的言语描写耶路撒冷，也没有作家如此诙谐地刻画生活。爱维亚靠着自己的智慧就可安身立命，他擅长讲令人捧腹的笑话，能作押韵的对偶诗句，会唱俏皮的歌曲，也能与人摔跤，由此他赢得了穆罕默德四世的宠幸。他成为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的随从并外出游访，那些王公贵族们还收他为幕僚，因为他富有宗教知识，还能使大家喜气洋洋。他的著作有些是大量事件的编年汇总，有些是新奇故事的选集。爱维亚·瑟勒比（Celebi意为“绅士”）与哈布斯堡家族交过手，也在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碰过面。他对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了如指掌，令皇帝印象深刻。战场上，他客观地记录下自己那福斯塔夫式的脱逃——“逃跑也是件壮举”——但很可能也是军事史上最“新奇滑稽”、最丑陋的一幕。[6]爱维亚终生未婚，也拒绝在皇宫任职，他认为这将妨碍自己自由自在地走南闯北。经常会有婢女送给他，而他谈起性也像评论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诙谐：他说性是“甜蜜的灾难”“不错的摔跤比赛”，他还饶有兴致地记录下自己的阳痿最后被一种埃及蛇肉汤治愈的经历。他大胆地笑称性是“更伟大的圣战”。最让现代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虔诚的穆斯林，爱维亚经常开伊斯兰教的玩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个学者能在八小时内吟诵整部《古兰经》，也能担当穆斯林的宣礼员，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并未蓄胡子，而且行为玩世不恭，思想开明，与宗教狂热主义为敌，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基督教。身为“流浪的苦行僧”，耶路撒冷“这一古老的朝拜地”令他入迷：耶路撒冷“如今是穷人（或苦行僧）的克尔白”——是都城，是苏菲派的麦加。他记录了七十座苦行僧修道院，包括大马士革门附近那所最大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起源各不相同，从印度到克里米亚都有。他还描写了每个教派的会众如何通宵达旦地唱着喜极欲狂的歌曲，跳起齐克尔舞蹈。爱维亚写道，耶路撒冷有二百四十处祈祷场地和四十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是“所有国家的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岩石圆顶清真寺那摄人心魄的美丽和圣洁最令他倾倒：“鄙人在外游历已有三十八年，到过十七个帝国，见过数不清的建筑，但我还从未见过哪座建筑能与天堂如此相像。当一个人进入寺内，他会异常惊讶地把手指放到口中，哑然失声。”在阿克萨清真寺，每周五会有布道者登上讲坛，挥舞着哈里发欧麦尔的剑，整个仪式由八百人来完成。爱维亚观察着寺内镶嵌的图案如何反射太阳光线，使得“清真寺内光芒璀璨，而当祈祷时，人们的眼睛则闪烁着虔诚”。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里，“所有的朝圣者都在围栏外绕着清真寺行进”，而圣殿山已经成了“人们散步的地方，装点有玫瑰花、风信子和香桃木，还有夜莺那令人陶醉的啁啾声”。他高兴地念叨着关于这里的很多传说——据说大卫王便已开始建造阿克萨，彼时所罗门“是万物众生的苏丹，他下令魔鬼来完成这项工程”。但当有人给他看据说是三千年前所罗门编造的绳子时，他忍不住对伊斯兰学者大声说道：“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些用来捆绑恶魔的绳子到现在还没烂掉吗？”自然地，他在复活节也观访过圣墓大教堂，他对圣墓大教堂的反应和英国的新教徒很类似。他解开了希腊圣火的奥秘，宣称只要一个修士神不知鬼不觉将一锌罐石脑油滴到链子上，就能显现出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奇迹。表演本身只是“引起群情沸腾”，圣墓大教堂也“缺乏内涵，更像个旅游景点”，但当他在那儿与一个新教徒聊起这些时，后者只是将其归罪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说他们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民族”。在开罗完成自己的著作之前，爱维亚回过耶路撒冷几次，但他从未见到有什么建筑能与岩石圆顶清真寺相提并论——“它就是仿自天堂的亭台楼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看到凡是苏菲派的舞蹈、圣法表演和圣洁的崇拜活动，爱维亚都会如痴如醉，而保守的穆斯林则惊恐不已。“有些女子解开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丽以及身上的首饰和香味。天哪，她们竟然紧紧地坐在男人中间！”卡沙什（Qashahi）观察到。他严厉斥责“这种嬉笑的喧闹和舞蹈”，此时人们敲打着铃鼓，商人在售卖糖果：“这些天是魔鬼撒旦举行婚宴的日子。”奥斯曼人现在处于全面的衰落中，苏丹们面对欧洲列强的种种要求疲于应付。列强们纷纷表态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当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法国为方济各修会赢得“最高守护者”的地位后，俄国这个在欧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兴强国，开始游说、贿赂奥斯曼人，直到他们再次为东正教得到“最高守护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济会又抢回来，如此三次后，一场血战在圣墓大教堂爆发了。[7]169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条约允许列强保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友——这是个异常糟糕的妥协。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官吏压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总督平息了造反，并下令用死难者的头颅装点城墙。但当总督夷平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穆夫提掌管的村庄后，星期五的祈祷中，耶路撒冷的法官在阿克萨清真寺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并向起义者打开了城门。* * *注释[1] 同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远航美洲的征程时，他给最热诚的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写信说：“我向陛下建议，这项事业的所有收益用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两位君主的儿子、皇帝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父母的十字军东征传统，他也是苏莱曼的对手和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查理五世关于发起十字军东征、对抗耶路撒冷的谈话也是苏莱曼重建城墙的一个原因。[2] 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圣救世主修道院卖给了方济各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685年，一贫如洗的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大本营，即十字架修道院，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头据说就是来自这所修道院，他们将修道院给了东正教会。1187年，十字军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派了一位官员去装点十字架修道院，这名官员名叫绍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叙事诗《豹皮骑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儿，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修道院的壁画上。但在2004年，正当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抵达这里开始国事访问并进行参观时，穿着袍子、长着白胡子、戴着高帽子的鲁斯塔韦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坏。人们怀疑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为，但并无证据。塞尔维亚人在17世纪时将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座修道院转送给了希腊教友。天主教马龙派仍在雅法门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尽管格鲁吉亚人、天主教马龙派和塞尔维亚人早已失去对教堂的所有权。[3]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论的影响。1523年，一个叫大卫·卢温尼的年轻犹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震动。他宣称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王子，要带领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锡安，但伊斯兰的卡迪当他是疯子，饶恕了他。随后，卢温尼渡海去了罗马，教皇接见了他，但事实最终证明基督教世界没有伊斯兰宽容，卢温尼于16世纪30年代初死于西班牙一个地牢中。1534年，激进的新教派别再洗礼派夺取了德国城镇明斯特，他们宣称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裁缝的私生子。约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国王，大卫王的继承人。十八个月后，这座新锡安被重新夺回，再洗礼派领袖也被处死。[4] 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架设火刑并不鲜见。1557年，一个叫布拉泽·朱尼珀的西西里修士两次私闯阿克萨清真寺，后被卡迪亲手杀死——随后尸体在圣墓大教堂前被焚烧。有个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斥责伊斯兰，结果在圣殿山被砍头，后被焚尸。然而正如卢温尼的事例所显示的，死亡并不总是故事的结局，欧洲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文明：16世纪，英格兰有将近四百名犯异端罪者被烧死。[5] 沙巴泰的一些追随者把这看作终极的神圣的悖论——他们的沙巴泰犹太伊斯兰教派，即东马派（意为“叛徒”“变节者”，尽管他们自称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萨洛尼卡的很多追随者，在190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人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6] 在特兰西瓦尼亚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战斗中，爱维亚离开战场去上厕所，不巧碰到一个埋伏的奥地利士兵，他“就势扑倒在自己排泄的污物上”。他们扭打着，“横七竖八”地滚在我们这位英雄的粪便上，最后爱维亚“几乎变成了面目全非的烈士”。爱维亚最后杀死了这个异教徒，他艰难地卷起自己的裤子，“鲜血和秽物浸湿了我全身，看到此时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齐（伊斯兰武士），我忍不住笑起来”。后来，他将奥地利士兵的首级献给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说道：“我的爱维亚，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粪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来”，而帕夏给了他五十个金币和一顶银质带顶饰的头巾。[7] 亨利·毛歇尔（Henry Maundrell）是英国黎凡特公司的牧师，他于1697年来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们正在圣墓大教堂血战。他还描述了人们看到希腊圣火时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甚至比一百年前桑迪斯来访时看到的还要厉害：朝圣者们“开始做着下流的动作，赤身裸体，玩杂耍的在台上点着他们的胡子后，人们在圣墓大教堂里蹦蹦跳跳”——看起来圣墓大教堂“就像是疯人院”。至于那些神父们，毛歇尔管他们叫“制造奇迹的人”。33 诸家族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武装起来的农民在街上四处打劫。法官在卫戍部队的拥护下，攻占监狱，控制了耶路撒冷。在这个稍显波谲云诡的时刻，耶路撒冷发觉自己仍是自由身：法官受人贿赂，任命穆罕默德·伊本·穆斯塔法·侯赛尼（Muhammad ibn Mustafa al-Husseini）为全城领袖。侯赛尼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一个世纪前仰仗着法鲁克家族发迹，同时他也是纳吉布·阿-阿什拉夫——先知穆罕默德经由其孙侯赛因而传下的圣裔家族的首领：只有这些圣裔家族可以戴绿色的头巾，他们被人称作“赛义德（Sayyid）”。奥斯曼帝国发兵去镇压驻扎在城外的叛军。侯赛尼摆出一副准备好应付围城的架势，于是帝国军队撤到了加沙。此时在耶路撒冷城内，情形犹如走了虎豹来了狼。犹太人被禁止在安息日穿白色衣服，不能戴穆斯林的头饰，鞋上不能有鞋钉；基督徒也遭遇了相似的衣着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在街上都必须给穆斯林让道。在暴力胁迫下，他们得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来自格罗德诺的一支由五百名波兰犹太人组成的弥赛亚派别刚刚抵达，他们由虔诚者犹大率领，但他们的拉比已经去世，他们只说波兰语或意第绪语，一时显得孤立无助，很快便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当知道有只流浪狗在圣殿山上闲逛时，法官下令杀掉耶路撒冷所有的狗。这是一次特殊的羞辱，每个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得交出死狗，送到锡安门外的收集点。一群群儿童将狗杀死，把尸体送给离得最近的异教徒。当一支更强的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守军和苏菲神秘派转而进攻叛军，并夺取了大卫塔。侯赛尼固守自己的府邸，在三天内与叛军互相放箭。在随后的战斗中，老城北边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侯赛尼也失去了更多支持。在城外，奥斯曼军队轰击了圣殿山。1705年11月28日半夜，侯赛尼意识到自己已弹尽粮绝，便选择出逃，奥斯曼军队则在后面追击。耶路撒冷的新总督上任后，敲诈勒索仍然不断。许多犹太人遭到打劫，只能选择离开这里。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遭到打压，1720年他们面临着入狱、驱逐和破产，他们在犹太区的会堂[1]被焚毁。只有那些塞法尔迪人，即世代居住在阿拉伯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较小的、古老的犹太社团得以存续下来。侯赛尼被抓获后遭到斩首。多番激烈的较量后，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Abd al-Latif al-Ghudayya）取代侯赛尼家族成为圣裔家族的领袖。古达亚家族在18世纪一度曾改变自己的家族名，并盗用显赫的侯赛尼家族的名号。古达亚家族成了新侯赛尼家族，它是耶路撒冷诸统治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其权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18世纪时，任何一位到过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都希望能在侯赛尼家族的首领那儿停留，不论是农民、学者还是奥斯曼的官员，家族的首领都会为其敞开大门。据说每天晚餐时，他有八十个客人。“赶来拜访他的人远近都有，”到过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宫廷”的一位客人这样写道。古达亚统治着耶路撒冷，“陌生人会发现他的家里住有难民，难民只要喜欢就可以住在那里”。阿卜杜拉·拉蒂夫的访客离开耶路撒冷时会得到他的骑兵中队护送。侯赛尼家族的复兴标志着强大的耶路撒冷诸家族势力的兴起。在耶路撒冷，几乎每个荣耀的位子都是世袭的。大多数家族都是苏菲派领袖的后代，这些领袖为一个个征服者所宠幸。大多数家族篡改了他们的名字，杜撰出一套华而不实的家谱，时不时会互相争斗，又互相通婚，这与西方的家族如出一辙。每个家族都不留情面地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那些作为摇钱树的势力范围。[2]但要是少了学识，财富也就成了粗俗的东西；而没有财富，就不会有权势。没有奥斯曼帝国做靠山，也不会有显赫的地位。有时家族之间拼得你死我活：努赛贝家族的两个人在阿布高什附近遭到侯赛尼家族一帮人的暗算而丧命。但通常两家会息事宁人，最后努赛贝家族中死者的兄弟娶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姐妹。然而，即使这些家族，也不能保证耶路撒冷的繁荣，因为奥斯曼帝国强大的五百人卫戍团纪律败坏，臭名昭著，还有打劫的贝都因人、暴动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这些势力时不时互相缠斗，耶路撒冷深受这些力量的困扰。大马士革总督每年都会带一队人马跑来耶路撒冷一次，以收缴税款，城内人口因此降至八千人。[3]没有欧洲人支持的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极为深重。一个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基大利（Gedaliah）写道：“阿拉伯人经常当众冤枉犹太人，如果被哪个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犹太人只会缩着身子走开。恼怒的土耳其人气急败坏地用鞋子羞辱殴打犹太人时，也没人会帮助犹太人。”他们居住环境窘迫，还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两百户犹太家庭逃离此地。随着“迫害和勒索与日俱增”，一个犹太朝圣者在1766年这样写道：“我不得已在晚上从城里逃了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基督徒内部之间的仇恨甚于其对异教徒的仇恨。的确，比如方济各会士埃利埃泽·霍恩（Elzear Horn）神父，他将东正教称为“呕吐物”。每个教派都乐于看到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对手受到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打击，成为穷光蛋。每个教派都乐意看到同教对手在教堂内遭受肮脏不适和贫穷的羞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内部的争斗意味着有三百名世代驻留的教士每晚被锁在教堂里。在爱维亚看来，他们“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们正生活在永久的围困中。食物从门上的洞口被递进来，或借助一套滑轮装置传递到窗口。这些僧侣——大多是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亚美尼亚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狭小、湿热，“头痛、发烧、肿瘤、腹泻、痢疾”使他们苦不堪言。圣墓大教堂里的茅坑让人活受罪，那里臭气熏天：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茅厕，但霍恩神父声称，方济各会“受臭气折磨尤甚”。东正教会一间厕所也没有。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小教派信徒，如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叙利亚人，只能靠讨好别人，如为东正教会倒污水桶以挣口饭吃。难怪法国作家康斯坦丁·沃尔内（Constantin Volney）听说“在叙利亚，耶路撒冷人被说成是道德最败坏的一类人，他们罪有应得”。当法国再次为方济各会赢得圣地“最高守护者”的称号后，希腊东正教杀了回来。1757年圣枝主日的前夜，希腊东正教会伏击了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的方济各会，“他们操着棍子、狼牙棒、钩子、匕首，挥舞着刀剑”，从柱子后面冲出来。他们旧习难改，砸烂油灯，撕掉织锦。方济各会逃往圣救世主修道院，在那儿他们被围困住。这种黑手党式的黑帮手段奏了效：苏丹转而支持希腊人，给了他们对教堂的支配权，直到今天。眼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巴勒斯坦趋于土崩瓦解。18世纪30年代，一个贝都因领袖查希尔·奥马尔·扎伊达尼（Zahir al-Umar al-Zaydani）在加利利打下了一片北方领地，其大本营设在阿克——这是唯一一次，除了昙花一现的叛军外，由巴勒斯坦的一支阿拉伯土著部落统治巴勒斯坦的广大地区。“巴勒斯坦王”的兴衰1770年，一个叫阿里·贝（Ali bey）的埃及军官与首领查希尔结成了盟友。阿里·贝得意洋洋，因为他得到了“捕云者”的绰号（他击败了贝都因人而得此绰号，奥斯曼帝国认为贝都因人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难以捉住）。两人联手攻占了巴勒斯坦大部，甚至夺取了大马士革，但苏丹的帕夏仍固守着耶路撒冷。此时，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现在她派了一支舰队开进地中海，在地中海打败了苏丹的海军。捕云者希望俄国人伸出援手，而俄国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耶路撒冷。俄国舰队轰击了雅法，随后启程进攻贝鲁特。最终查希尔占领雅法——但他和捕云者能攻下耶路撒冷吗？查希尔派兵攻打耶路撒冷，但为城墙所阻。奥斯曼帝国在前线一败涂地，遂向俄国人提出议和。在1774年签订的和约中，凯瑟琳和她的情人波特金亲王迫使奥斯曼人承认了俄国对东正教的保护——而俄国人对耶路撒冷的日益垂涎最终将导致一场欧洲战争。[4]现在奥斯曼人可以重新夺回他们那些失去的省区：捕云者被刺身亡，查希尔已八十六岁，不得已要从阿克逃走。查希尔逃跑时发觉自己最宠爱的妃子不见了——“不能把她一个人丢下。”他说——于是他策马迅速返回。当他一把将那女子抱起时，后者将自己那年迈的情人哄劝下马，最后一群刺客突然出现将查希尔刺死，并砍下了他的头颅。首任“巴勒斯坦王”那用盐腌渍的脑袋被送往伊斯坦布尔。现在，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法国大革命中那位正在崛起的英雄人物的注意。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1798年5月19日，时年二十八岁的拿破仑·波拿巴面色苍白，身形枯槁，长着一头长而平直却无光泽的头发。这天，他派遣三百三十五艘舰船、三万五千名士兵以及一支由一百六十七名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去征服埃及。“我将创立一种宗教，”拿破仑不可一世的傲慢内心思忖道，“我看到自己行进在开往亚洲的道路上，我骑着一头大象，戴着一方头巾，一只手里拿着我亲自创作的新的《古兰经》。”革命的理论、无情的政治和东征的浪漫激发了拿破仑的冒险精神。巴黎的每一个人都读过康斯坦丁·沃尔内的畅销游记《哲学家》。沃尔内描写道，“满是废墟的耶路撒冷”和衰落的奥斯曼黎凡特为此时正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征服此地提供了良机。法国大革命试图摧毁教会，并用理性、自由，甚至是一种新的最高力量崇拜来取代基督教。然而，天主教会仍屹立不坠，而拿破仑打算将君主制、信仰和科学三者融合，以治愈由革命造成的创伤——所以此次远征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在船上。但这次出征也事关帝国利益：法国正与英国交战，这次出征是声名不好的瘸子主教兼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es-Maurico de Talleyrand）出的主意，他希望借此控制地中海，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如果波拿巴赢了，一切都将称心如意，要是输了，德·塔列朗也借机除掉了一个对手。欧洲人希望看到东方人对他们善意的征服感恩戴德，这在中东太常见了。拿破仑在埃及成功登陆，埃及此时仍被混血的马木鲁克奥斯曼官吏统治着。在金字塔战役中，拿破仑将后者击败，但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阿布基尔湾重创法国舰队。波拿巴拿下了埃及，但纳尔逊使波拿巴的军队深陷东方，这让奥斯曼受到鼓舞，他们得以继续在叙利亚与波拿巴周旋。如果拿破仑想在埃及活着，他就得北上并夺取叙利亚。1799年2月，拿破仑率一万三千名士兵和八百头骆驼入侵巴勒斯坦。3月2日，当他率军挺进雅法时，他的骑兵部队在达马斯将军率领下，在离耶路撒冷3英里（约5千米）的地方发起突袭。波拿巴将军幻想着征服圣城，在发给巴黎的革命督政府的报告中，他说：“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正站在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之上。”* * *注释[1] 这就是被毁的胡瓦犹太会堂，被毁一个多世纪后，19世纪时会堂得以重建，但1967年又被约旦人摧毁。[2] 英语中称这些家族为名门望族，土耳其人称其为埃芬迪亚（Effendiya），阿拉伯人称之为阿亚（Aya）。努赛贝家族是圣墓大教堂的守护者；达贾尼家族管理大卫墓；哈立迪家族主持伊斯兰教法庭；侯赛尼家族通常作为纳吉布·阿什拉夫，即穆罕默德后裔家族首领，是圣地的穆夫提和领袖，也是先知穆萨节的操办人；阿布·古沙家族是耶路撒冷周围山区的军阀，守护着从雅法出发的朝圣路，是侯赛尼家族的盟友。直到最近，通过阿德尔·曼纳教授的研究，我们才得知古达亚家族是如何盗用了侯赛尼家族名号的。努赛贝家族的名字由加尼姆而来；哈立迪家族由戴里而来；加拉拉家族（曾与侯赛尼家族争夺穆夫提职位）由哈斯卡费而来。“这些家族如此改换名字，让人很困惑，令人不解，”这些家族中一个叫哈齐姆·努赛贝（Hazem Nusseibeh）的人承认说，他是约旦前外交部长，在自己的回忆录《耶路撒冷人》中，他这样写道，“尽管这种事发生在七个世纪前。”[3] 耶路撒冷通常由强大的大马士革省总督管辖，总督每年都是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领头，他靠自己的武装远征队为车队提供资金。其他时候，耶路撒冷则由坐镇阿克的西顿知事控制。耶路撒冷是个小地方，一个区，受区总督或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的控制。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耶路撒冷的地位几经变迁，有时它会是块独立的地方。奥斯曼帝国总督在卡迪的协助下行使管辖权，卡迪是在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城市法官，穆夫提则从耶路撒冷各家族中推举（穆夫提是由帝国大穆夫提任命的领袖，是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长，穆夫提会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教法裁决）。大马士革和西顿的两个帕夏是仇家，二者有时会因争夺巴勒斯坦发生冲突。[4] 波将金为凯瑟琳想出了“希腊计划”——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称君士坦丁堡为沙皇格勒），并由凯瑟琳的孙子统治，凯瑟琳的孙子名叫君士坦丁。凯瑟琳对波兰的瓜分导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出现了数百万犹太人，他们大多数被限制居住在“栅栏区”里，过着悲惨的穷苦生活。作为俄国历史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领袖之一，波将金本人也是个基督教复国主义者，他把解放耶路撒冷视作其“希腊计划”的一部分。1787年，波将金组建了一支以色列拉夫斯基犹太骑兵团去攻打耶路撒冷。一个叫利涅亲王（Prince de Ligne）的目击者嘲笑这些长着下垂长卷发的骑兵是“马背上的猴子”。最终，波将金尚未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就死去了。第八部分 帝国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时候能去参观耶路撒冷。亚伯拉罕·林肯，与其妻的对话在世界编年史上出现过的最值得记忆、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全在此地上演。詹姆斯·巴克利，《伟大君王之城》没有哪个地方的苍穹比锡安山那令人自豪的巅峰之上的苍穹更纯净、更透彻、更万里无云。如果一个旅行者能够忘记他正行走在一个民族的坟墓上，而他的宗教正源于这个民族，那么可以确定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他急于离开的城市。W．H．巴特利特，《步行》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当阁下的祖先在不知名的小岛上如野蛮人一样活着时，我的祖先已经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司了。本杰明·迪斯累利，在众议院的演讲看看，这里都以宗教的名义制造了什么！哈丽雅特·马蒂诺，《东方生活》34 圣地的拿破仑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阿克的蓝胡子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拿破仑征服耶路撒冷，除了这个人称“屠夫”的奥斯曼帝国巴勒斯坦地区军事首脑艾哈迈德·贾扎尔（Ahemt Jazzar）帕夏。“屠夫”在年轻时候就采用了贾扎尔这个名字，并将他的事业建立在这样一个信条上：恐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激发人的斗志。“屠夫”在其领地上实行恐怖统治，任何他疑心有一丁点不忠思想的人都会被他迫害得残缺不全。一个曾经在“屠夫”的首都阿克拜访过他的英国人发现，他“周围都是一些受了伤的、毁了容的人。那些具有某种行政职务或在门边站岗的人，全都是要么失去了一只胳膊、一条腿、鼻子、一只耳朵，要么失去了一只眼睛”。可以肯定的是，“屠夫”的犹太部长哈伊姆·法尔希（Haim Farhi）就“被夺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凡是来过叙利亚这个地区的人，无不为这里没有鼻子和耳朵的脸的数量感到震惊”。“屠夫”称这些人是“有标记的人”，有时他还把那些受害者的双脚套上马蹄铁。他曾将一些当地基督徒的住处完全封住，把活生生的人堵在里面。还有一次，他将五十个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官员召集起来，命令他们脱光衣服，然后让士兵将这些人用乱刀砍成碎片。当怀疑他的女人们对他不忠时，他把自己的七个妻子全部杀掉。凡此种种使其变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克的暴君，他生活时代的希律王，周边所有国家的恐怖人物，蓝胡子的故事成真了”。“屠夫”让欧洲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长长的白胡子、简约的长袍、腰带上镶满珠宝的短剑，以及他那相当雅致的习惯：他把纸张剪成花的图样，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他散发着一种令人恐怖的魅力，带着一丝假笑对他的拜访者说：“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的名字是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受人爱戴的，尽管我很严厉。”入夜，他将自己关在后宫，周围是十八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斯拉夫女人众星捧月般包围着他。[1]然而，现在，这个老人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遇到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军队包围了雅法港，而雅法距离耶路撒冷只有区区20英里（约32千米）。整个耶路撒冷都陷入恐慌，大家族们将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武装起来。一伙暴徒抢劫了基督教的修道院，修道士们为了安全不得不将自己禁闭起来。城墙外面，达马斯将军正向波拿巴请令进攻这个圣城。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拿破仑答复说，他首先要征服阿克，然后“亲自前来，将自由之树种在基督受难的地方，在进攻中倒下的第一个法国士兵将被埋葬在圣墓里”。然而，很显然，波拿巴和他的军队将他们这次对付穆斯林的远征排除在了文明行为法则之外。一个法国科学家写道，当拿破仑猛攻雅法时，“士兵们纷纷砍杀城里的男男女女，场景非常恐怖”，他被“射杀声、妇女和父亲们的尖叫声、成堆的尸体、一个女儿在其母亲的尸体上被强奸、血腥的味道、伤者的呻吟声、胜利者关于抢夺战利品的争吵声”所震惊。最后，法国士兵们终于开始休息了，却“是在成堆的死人身上休息，鲜血和黄金使他们感到满足”。在向阿克进军之前，波拿巴冷血地命令军队屠杀至少二千四百四十人，不过后来“屠夫”可能有四千个士兵被杀，平均每天六百个士兵殒命。1799年3月18日，拿破仑对阿克进行围攻，当时阿克仍在“屠夫”的掌控之中，拿破仑曾高傲地宣称“屠夫”是“一个老男人，我从未听说过他”。然而，蓝胡子和他的由四千名阿富汗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摩尔人组成的军队仍在顽强地抵抗着。4月16日，拿破仑在塔博尔山之役中打败了“屠夫”的骑兵和一支土耳其军队。之后，在距离耶路撒冷25英里（约40千米）的拉姆拉，拿破仑发布了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告犹太人书》，落款这样虚假地写着：“耶路撒冷总司令部，1799年4月20日”。法兰西共和国亚非地区军队总司令波拿巴致巴勒斯坦的合法继承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国家，因几千年的征服欲望和专制统治，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现在可以高兴地站起来了，可以带走你们以色列人祖传的遗产。这支年轻的军队已经将耶路撒冷设为我的司令部，几天之后司令部就会转移到大马士革，所以，你们仍旧可以作为耶路撒冷的主人生活在那里。法国官方公报称拿破仑“已经武装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来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然而，在征服阿克之前，拿破仑还不能说占领了耶路撒冷。而“屠夫”这时也加强了防务，他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两艘一线作战军舰的支持，军舰的司令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是一个私奔的女继承人和一个冒险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有着漂亮的小胡子和敏锐的黑眼睛”。他在十三岁时就参加了海军，与美国叛乱者打过仗，之后，他被临时调派到瑞典海军，同凯瑟琳大帝的俄国人交上了火。由于瑞典国王册封他为爵士，所以他的那些英国竞争者们嘲笑他是“瑞典爵士”。法国大革命后，史密斯曾掠夺过法国，但被抓了起来，并被囚禁在阴森可怕的巴黎圣殿塔里面，后来他机智地逃了出来。他对波拿巴尤其鄙视，因此在很多公开信中都对波拿巴进行了嘲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史密斯的说法深信不疑。一个观察者这样写道：他是一个“热情的人，永远富有活力，极其自负，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可以拯救那个总是在劝说别人的人，西德尼·史密斯是骑士当中最出色的人”。在正常生活中他是个荒谬可笑的人，但是在危机中他却是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史密斯和“屠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史密斯这个英国人很羡慕“屠夫”有把闪闪发光的大马士革短剑，而“屠夫”也无时无刻不把它带在身边，“屠夫”曾夸耀说：“我带的这把剑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它已经割下过很多人的脑袋了。”史密斯想要“屠夫”证明给他看，于是“屠夫”让人牵过来一头牛，他只一下便把牛的头给割下了。史密斯将他的八十八个水手与“屠夫”的多国卫队整合到一起，共同抗击拿破仑，结果波拿巴发动了三次针对阿克的进攻，而两人都合作共同奋力击退了这三次进攻。当奥斯曼土耳其的援军到达时，法国人对阿克的围困已经延长到第三个月，这时法国的将领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截至1799年5月21日，拿破仑的军队里已有一千二百人死亡，两千三百人生病或受伤。拿破仑决定带领军队向埃及撤军。当时，有八百个法国士兵因病留在雅法。由于这些人会减缓部队撤退的速度，拿破仑命令他的私人医生们将这些伤兵杀掉。当这些法国医生拒绝执行命令时，一个土耳其医生自告奋勇对这些病人使用了致命的鸦片酊。难怪法国将领让-巴普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ebér）将军反思说：“我们在圣地犯了不计其数的罪，做了大量的蠢事。”两千多个耶路撒冷人在该市总督的率领下，骑马追赶并骚扰正在撤退的法国军队。当那不勒斯的农民战士们冲进雅法时，史密斯以呼吁耶路撒冷人恢复秩序的方式试图阻止他们对基督徒的屠杀。在埃及，拿破仑遭遇了灾难性的战役，这场战役只能通过无耻地歪曲事实来加以挽回，于是他抛弃自己的战士，乘船返回了老家。留下来在埃及进行指挥的克莱贝尔将军这样咒骂拿破仑：“那个屁股沾满了屎的混蛋抛弃了我们。”但是在法国，拿破仑却像一个凯旋的征服者那样得到了人们的欢呼，他很快便从督政府手里攫取了政权，成为第一执政官。[2]一首关于他的远征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歌曲《向叙利亚进发》（Partant pour la Syrie），成为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圣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因穆斯林的报复行为而处境危险。因喜欢追逐宏大的排场，史密斯认为，只有将英国人的沉着冷静展示出来才能拯救他的同胞。在得到“屠夫”和苏丹的同意后，他让他的海员们身着统一制服，敲锣打鼓从雅法向耶路撒冷行军。穿过很多街道后，他在圣救世主修道院升起了英国国旗，修道院的方济各会高级修士宣布：“每一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对英国，尤其是对史密斯有着最伟大的义务，正是有赖史密斯，他们才得以从波拿巴无情的手中保全下来。”事实上，穆斯林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对象。史密斯和他的全体船员在圣墓大教堂进行祈祷，这是自1244年以来第一批进入耶路撒冷的英格兰人的军队。苏丹塞利姆三世给了“屠夫”很多荣誉，任命他为其故乡波斯尼亚及埃及和大马士革的帕夏。在与加沙的帕夏短暂交战之后，“屠夫”开始统治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但是，他依然没有变得柔软，他割掉了他的总理的鼻子来泄愤，而这个人此前已经失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1804年，“屠夫”死的这一年，耶路撒冷陷入了混乱。但是，拿破仑和史密斯却让黎凡特变得备受大家喜欢。在那些此时开始探索东方，同时又在欺骗西方人的畅销书中详述自己冒险功绩的冒险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法国子爵，他在1806年时就注意到耶路撒冷正遭受着战火、叛乱和掠夺的困扰，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耶路撒冷发展的最低潮。* * *注释[1] “屠夫”原本是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基督徒奴隶，在一次谋杀事件后，他将自己卖给了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在那里，他被一个埃及统治者购买。他的主人让他改信伊斯兰教，并让他担任他的首席行刑者和职业杀手。之后，他荣升为开罗的执政官。不过，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是抗击凯瑟琳大帝的海军、保卫贝鲁特的战斗。虽然贝鲁特在长时间被围后，还是被迫光荣地向俄国人投降，不过，经此一役，苏丹将“屠夫”提升为西顿的执政官，以作嘉奖。西顿的执政官有时还是大马士革的执政官。“屠夫”对他势力范围内的耶路撒冷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他在那里得到侯赛尼的效忠承诺。[2] 拿破仑将他的失败归因于史密斯：“这个人让我错过了我的命数”。不过，拿破仑在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个遗产：在占领雅法后，他的那些生病的士兵（后来被拿破仑杀掉）得到亚美尼亚修道士的护理，为了表示谢意，拿破仑将自己的帐篷送给了修道士们。亚美尼亚修道士将帐篷改装成了十字褡，这种十字褡现在还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区的圣雅各教堂里使用。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圣墓骑士子爵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é）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那些叛乱的帕夏和成群的巴勒斯坦农民不断造反并占领荒凉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此前已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们摧残过了，他们每年都会来此地进行行军示威，对待耶路撒冷就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军领地。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他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他还碰到了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们勒索现金的情况。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却被其中一个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这个暴徒试图杀死他，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了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了门，人们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当帕夏离开后，守在大卫塔的驻军只剩下十二个，耶路撒冷开始变得更加可怕：“唯一的噪音就是沙漠中马匹的疾驰声——那是拿着贝都因人的首级，或者是抢劫完某些不幸的农民后正在返程的土耳其士兵。”现在，这个法国人可以在这个充满污秽、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里纵情狂欢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喜欢吃喝的人发明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牛排烹饪法，与那些友好的、身材肥胖的方济各会东道主们一起享受着盛宴的美食，他品尝着“小扁豆汤、拌着黄瓜和洋葱的牛肉、烤小山羊配米饭、鸽子、鹌鹑、野味，还有绝美的葡萄酒”。他随身带着几支手枪，重走了耶稣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路，同时他还嘲笑奥斯曼帝国的那些纪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犹太人“披着破布，躲在锡安山的尘土里，身上的虱虫几乎要将他们吃掉”。当“看到犹地亚地区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像个奴隶和陌生人”时，夏多布里昂感到无比震惊。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双膝下跪祈祷了半个小时，他的眼睛“被耶稣的墓石吸引”，尔后他又跪拜在戈弗雷和鲍德温这两个法国勇士的墓前，后者曾经打败过伊斯兰教——这个在他看来是“仇视文明，一贯对无知、专制和奴隶制度进行偏袒的宗教”。夏多布里昂已经被熏香、埃塞俄比亚人铙钹的撞击声以及希腊人的咏唱声弄得有些眩晕了。方济各会修士们以一种庄严的仪式授予夏多布里昂“圣墓骑士”荣誉称号。当他们围绕着双膝跪地的子爵，将戈弗雷用过的马刺系到他的脚后跟上，并以这个十字军战士的剑册封他为爵士时，夏多布里昂几乎欣喜若狂：只要想到我在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教堂，距离耶稣基督的墓只有十二步，距离戈弗雷的墓只有三十步，而且我还佩带着圣墓守护者的马刺，触摸了那把又长又大的剑，而这把剑曾被一个如此高贵、如此勇敢的人使用过，我就不能不为此动容。1808年10月12日，一个亚美尼亚籍教堂看守人在圣墓大教堂二层的亚美尼亚画廊火炉边睡着了，结果火炉失火将他烧死，而且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这场大火使圣墓遭受了破坏。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基督徒拜访了穆夫提哈桑·侯赛尼（Hassan al-Husseini），请求他驻扎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以防止教堂遭到洗劫。希腊人指责亚美尼亚人故意纵火。当时英国和奥地利正在与拿破仑皇帝打仗，以牵制这个很显然不可战胜的人，因此，希腊人只能求助于俄国人，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他们才得以加强对教堂的控制。他们建造了洛可可式的小型建筑，这些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圣墓周围。他们通过捣毁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国王的坟墓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功：此时已经返回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是最后一个见到他们的局外人。[1]一伙穆斯林暴徒袭击了试图修复教堂的建筑工人，守备部队也开始叛乱。“屠夫”的继任者、他的女婿苏莱曼帕夏——人称“公义者”（他的前任“屠夫”之后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温和）——占领了耶路撒冷，他处决了四十六个叛乱者，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作为装饰。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受到了拿破仑那肮脏的小规模中东战争的鼓舞，受到了奥斯曼帝国败落的鼓舞，受到了夏多布里昂回家后所撰写的书的鼓舞。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书中描写了残忍而又无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犹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丽的《圣经》诗文、落后却凶猛的阿拉伯人。这本书是如此畅销，以至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就连夏多布里昂的贴身男仆朱利恩也开始写作他这次行程的回忆录。[2]在伦敦，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对他在黎凡特之功绩的夸耀引起了他出身皇室的女主人的无尽想象，并因此激发了史上最疯狂的王室之旅。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霍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卡罗琳王妃是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的妻子，两人已分居。王妃对意气风发的史密斯非常着迷，经常请求史密斯的表妹赫斯特·斯坦霍普（Hester Stanhope）夫人，即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外甥女，为他们之间无耻的风流韵事打掩护。赫斯特夫人对卡罗琳王妃的粗俗、轻信及淫荡非常厌恶。据说王妃在史密斯面前搔首弄姿，“不断地展示自己，宛如歌剧里的女孩”，甚至将吊袜带系到了膝盖以下，赫斯特认为：“她是一个无耻的女人，一个十足的妓女！太卑贱太粗俗了！”卡罗琳和摄政王的婚姻就是一场灾难，所谓的对其当时爱情生活的“细致考察”揭示出，她至少有五个情人，其中包括史密斯、胡德勋爵、画家托马斯·劳伦斯，以及几个佣人。不过史密斯关于阿克及耶路撒冷的故事博得了关注：卡罗琳和赫斯特这两个女人各自下了决定，要到东方去旅行。赫斯特夫人命中注定与耶路撒冷有缘。理查德·布拉泽斯（Richard Brothers）以前当过水手，是个狂热的加尔文教徒，他宣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以后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他在著作《新耶路撒冷规划》（Plan for New Jerusalem）中说，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他为犹太人的国王和恢复者”，他还坚称英国人是犹太民族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他将会引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他为圣殿山设计了花园和宫殿，为他的新以色列人设计了服装和旗帜，但是最后他却被当成精神病人关了起来。不过，使人民相信犹太人在三十年之内的神圣回归会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却几乎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布拉泽斯期待有一位神圣庄严的女士为他的这项事业提供帮助，因而他选择了赫斯特·斯坦霍普夫人作为他的“犹太王后”。当她来到新门监狱探访他时，他预言说：“总有一天她会前去耶路撒冷，引导那些特选子民回归圣地！”赫斯特夫人确实在1812年参观了耶路撒冷，她当时穿着迷人的奥斯曼土耳其服装，然而布拉泽斯的预言却并未成真。她留在了东方，而她的名声有助于提高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最令人满意的是，她比那个她蔑视的卡罗琳早到了耶路撒冷三年。1814年8月9月，四十六岁的卡罗琳王妃开始了她不甚光彩的地中海之旅。受到史密斯、赫斯特夫人以及形形色色十字军前辈朝圣者的鼓舞，卡罗琳宣称：“耶路撒冷是我的伟大夙愿。”在阿克，王妃受到了“公义者”苏莱曼那个“缺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和一个鼻子的犹太人首相”的欢迎——苏莱曼帕夏不仅继承了“屠夫”的领地，而且留用了他的犹太人顾问——哈依姆·法尔希。“屠夫”死后十年，卡罗琳的侍臣对“在街上能看到多少人没有鼻子”感到好奇，但卡罗琳王妃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个“东方民俗的粗野盛况”。到达耶路撒冷时她带了一个二十六人的随行团，包括她收养的弃婴（可能是她自己的孩子）威利·奥斯汀（Willie Austin），以及她的新任情人巴托罗缪·佩尔加米，此人是个意大利士兵，比她小十六岁。现在佩尔加米成为了男爵，是卡罗琳的管家，一位女士曾这样心醉神迷地描述他：他是个“6英尺（约1.8米）高的男人，有着一头漂亮的黑色头发，脸色苍白，小胡子能从这里伸到伦敦”！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卡罗琳带领着两百名随从，“看起来就像军队出行”。卡罗琳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头驴，就像耶稣一样，但是她过于肥胖，因此两边各需一个仆人搀扶。在圣救世主修道院，那些方济各会修士们护送着她进入她的套房。她的一个侍臣回忆说：“不可能画下当时的场景”，“男人、女人、小孩、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天主教徒、异教徒，全都来迎接我们”。他们大声喊着：“欢迎！”借着燃烧的火把的光亮，“很多根手指指向这个皇室朝圣者”，同时有声音呼喊着：“那就是她！”难怪如此——卡罗琳经常戴着“一头两边卷曲、几乎与她的无檐帽顶同样高度的假发，假眉毛（她天生就没有长眉毛），以及假牙”，当天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礼服，礼服前后都裁剪得很短，而且太短了些，几乎不能遮盖她那“巨大而突起的腹部”。一个随从不得不承认，她进入耶路撒冷时“虽不失庄重，但确实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卡罗琳为自己是六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妃感到自豪，她极其希望“自己的崇高能够受人缅怀”，因此她创建了圣卡罗琳修道会，这个修道会有它自己的旗帜——一个镶有丁香花丝带和银饰品的红十字。她的情人佩尔加米是该修道会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掌控者”。返回时，她命人对她的这次朝圣活动画了一幅画《卡罗琳王妃进谒耶路撒冷》。这个未来的英格兰王后对方济各会修士们给予了慷慨的捐助。1815年7月17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第三周），卡罗琳“在社会各阶层的一片感谢声和惋惜声中离开了耶路撒冷”，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状况，不难想象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1819年，当大马士革的税收被提升了三倍时，这个城市再次发生了叛乱。这次，巴勒斯坦的强人、“屠夫”的孙子阿卜杜拉帕夏出兵镇压。[3]耶路撒冷被拿下后，总督亲手绞死了二十八个叛乱分子——其余的人在次日被斩首，所有尸体都陈列在雅法门外。1824年，奥斯曼帕夏、“犯罪者穆斯塔法”（Mustafa the Criminal）的野蛮行径终于引发了一场农民起义。在阿卜杜拉于橄榄山上炮轰农民起义军之前，耶路撒冷赢得了几个月的独立。19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勇敢的英国旅行者朱迪丝·蒙蒂菲奥里（Judith Montefiore）与她富有的丈夫摩西一起访问了耶路撒冷，她写道：耶路撒冷是个“衰败的、荒芜的、凄凉的”的地方，“这个曾是尘世欢乐来源的城市，如今没有一处遗迹留存”。蒙蒂菲奥里夫妇是新一代首批有影响力的、令人尊敬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决定帮助耶路撒冷那些蒙昧落后的同胞。虽然受到了耶路撒冷总督的款待，但是他们却在城里和一个以前从事奴隶贸易的摩洛哥人住在一起，他们的慈善工作以修复伯利恒附近的拉结墓拉开了序幕。拉结墓是继耶路撒冷的圣殿、希伯伦的犹太长老墓之后的犹太教第三大圣堂。不过，和其他两个地方一样，伯利恒同样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蒙蒂菲奥里夫妇没有孩子，而据说拉结墓可以帮助妇女怀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差不多就像欢迎弥赛亚降临”一样来欢迎他们，但是却恳求他们不要给予得太多，因为他们走后，土耳其人会以征收更高税款的方式来摧残他们。摩西·蒙蒂菲奥里是以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白手起家的英国绅士、国际财阀、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Rothschild）连襟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的，他并不特别笃信宗教。然而，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却改变了他的生活。离开时，他成了一个重生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晚他一直在祈祷。对他来说，耶路撒冷只是“我们祖先的城市，是我们渴望的地方，是我们旅程最后的终点”。他相信，每个犹太人都有义务来此朝拜，他说：“我谦卑地向我祖先的上帝祷告，从今以后我将会变得更加正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4]他曾多次重返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他努力将一个英国贵族的生活和一个传统犹太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蒙蒂菲奥里一离开，一个有着拜伦风格的装模作样的人便骑马来到了耶路撒冷。蒙蒂菲奥里和这个人都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英国塞法尔迪犹太人，虽然并不相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两个都会把英国的进步带到中东。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你应当看到我穿希腊海盗服的样子。鲜红的衬衣上缝着先令大小的银饰纽，一个很大的围巾，腰带上别满了手枪和匕首，红色的帽子，红色的便鞋，蓝色的宽松条纹短上衣和裤子。真是太邪恶了！”这就是本杰明·迪斯累利这个二十六岁的时髦小说家（当时他已经是《年轻的公爵》一书的作者）、失败的投机者、充满抱负的政治家在进行其东方之旅时的装扮。这种旅游是18世纪欧洲富家子弟“游学旅行”的一种新方式，综合了浪漫主义态度、经典观光、抽水烟袋、贪婪地嫖妓、到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参观等多种元素在内。迪斯累利打小就是作为犹太人被抚养长大，但是二十六岁时他却接受了洗礼。后来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他认为自己是“插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页”，行走在两种宗教的边缘。迪斯累利身材纤瘦，脸色苍白，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在骑马通过犹地亚山时，他“骑得很好，装备也很好”。当看到城墙时，他写道：我大吃一惊。很显然，我面前是一座极其壮观的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建在圣殿的遗址上，有美丽的花园和华丽的大门，还竖立着很多穹顶和塔楼。然而，没有什么比它周围的景色更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和贫瘠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异乎寻常的景物。在亚美尼亚修道院（也就是他当时暂住的地方）的屋顶用餐时，迪斯累利遥望着“耶和华失落的首都”，被犹太历史的浪漫深深地吸引了，同时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好奇，他禁不住想要参观圣殿山。曾有一个苏格兰内科医生和一个英国女人潜入休憩广场——只不过二人都伪装得严严实实。迪斯累利却不精于此道，他说：“我被一群包着头巾的宗教狂人监视着，包围着，很难逃脱！”他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视为同一个民族，认为阿拉伯人就是“骑在马背上的犹太人”，而且他还质问基督徒：“如果你不信他们的犹太教的话，你的基督教又源自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参观时，迪斯累利开始撰写他的下一部小说《埃尔罗伊》（Alroy），这部小说描写了12世纪那个在劫难逃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个人发动的起义被迪斯累利称为“神圣而浪漫的犹太民族纪年表上一件光彩夺目的事件，这个民族给了我鲜血和名讳”。迪斯累利的耶路撒冷之行提升了他作为一个托利党贵族和外来的犹太领袖的独特混合体的神秘性，[5]这次行程使他确信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并使他梦想有一天能够回到锡安山。在他的小说中，大卫·埃尔罗伊的顾问宣称：“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耶路撒冷。”1851年，迪斯累利这个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政治家慎重地表示：“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既是公平的，又是可行的。他们的土地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帝国购买的方式获得。”迪斯累利称埃尔罗伊的冒险经历正是他“理想中的抱负”，但事实上，他野心太大，所以不愿在事业上因任何犹太问题而铤而走险：他想成为世上最伟大帝国的首相。三十年后，达到这个“充满污秽的权力顶点”的时候，迪斯累利确实通过获得塞浦路斯和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权力延伸到了这个地区。迪斯累利返回英国着手经营他的政治事业后不久，一个阿尔巴尼亚军阀，同时也是埃及的统治者，征服了耶路撒冷。* * *注释[1] 戈弗雷的马刺和佩剑以及一块来自他的法国城堡的砖头，现在都挂在圣墓大教堂拉丁圣器收藏室里面。至于十字军战士的坟墓，则只有孩子王鲍德温五世石棺的一部分在这次宗派破坏行为中保存了下来。[2] 1804年，诗人、画家、雕刻家，同时也是激进分子的威廉·布莱克公布了他的诗作《弥尔顿》，该诗以“那些远古时代的脚印……”开始，以“直到我们在英格兰绿意盎然、充满欢乐的土地上重建一个耶路撒冷”结尾。这首诗大约于1808年印刷出版，赞颂了天国的耶路撒冷曾短暂而荣耀地出现在前工业时代的英格兰。此诗受到传说中年轻的耶稣在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的陪同下，一起参观后者的康沃尔郡锡矿山的神秘故事的启发。该诗在1916年之前很少有人知晓，直至1916年，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请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为这首诗谱曲，以充当一场爱国会议的主题曲。爱德华·埃尔加随后把它编成了管弦乐曲。国王乔治五世说，相比于《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而言，他更喜欢这首曲子，这样，它便成了国歌的备选曲。该曲子对那些幽怨的爱国者、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散步的人、运动爱好者、社会理想主义者、爱好酗酒的一代人，以及留着松散头发的大学生等人群，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布莱克从未称他的这首诗为“耶路撒冷”，因为他另外还写了一首史诗，名为“耶路撒冷：大阿尔比恩的发散（Jerusalem The Emanation of the Giant Albion）”。[3] 1818年，在苏莱曼帕夏死的那天，阿卜杜拉在阿克攫取了政权，并处死了富有的、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失去了鼻子的哈依姆·法尔希。法尔希曾卓有成效地治理巴勒斯坦长达三十年之久。阿卜杜拉一直统治到1831年。法尔希家族至今仍旧生活在以色列地区。[4] 在乘船返航途中，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暴风雨袭击了蒙蒂菲奥里的船，水手们都担心船可能会沉没。幸运的是，蒙蒂菲奥里随身携带着一片前一年逾越节时的无酵饼（被称为“afikoman”）。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他将这片无酵饼投到海里，大海便立刻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静。蒙蒂菲奥里相信这是上帝对一个耶路撒冷朝圣者的祝福。直到今天，每年的逾越节，蒙蒂菲奥里家族都要阅读蒙蒂菲奥里对这件奇事的记述。[5] 在他最好的小说《科宁斯比》（Coningsby）中，他塑造的理想的人物形象是西多尼亚：一个塞法尔迪百万富翁，众多皇帝、国王和欧洲所有内阁部长的朋友。西多尼亚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的综合体，这两个人和迪斯累利都很熟。36 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红色易卜拉欣1831年12月，一支埃及军队行经耶路撒冷，当时“欢天喜地的”耶路撒冷人“在每条街道上都布满彩灯，载歌载舞进行欢庆。在这五天中，穆斯林、希腊人、方济各会修士、亚美尼亚人，甚至犹太人都很高兴”。但是，当看到埃及士兵们穿着“紧身裤，带着令人恐惧的枪械和乐器，用一种欧洲人的行军方式列队行走”时，穆斯林开始担忧了。耶路撒冷的新主人是阿尔巴尼亚战士穆罕默德·阿里（Mehamet Ali），他在埃及创立了一个王朝，当以色列国在一个世纪后成立时，这个王朝仍然统治着埃及。然而，现在被众人遗忘的是，他曾主宰近东国际外交长达十五年之久，并几乎征服了整个奥斯曼帝国。阿里是一个烟草商的儿子，出生在现在的希腊，与拿破仑同岁，同时代的人都将他视为东方的波拿巴：“这些领袖人物都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他们的性格中有着共同的特征：永不满足的野心，永无休止的活力。”这个长着白胡子的阿尔巴尼亚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穿着总是很朴素：白色的头巾、黄色的便鞋、蓝绿色的长袍，他甚至会用金银制作的、镶有钻石的7英尺（约2.1米）长的烟袋吸烟。他长着“一张有着高颧骨的塔塔人的脸”，一种“奇怪的野火”在他“黑灰色的眼睛里带着才华和智慧明亮地闪烁着”。他以其常挂左右的弧形弯刀来展示他的权力。阿里及时地赶到了埃及，命令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代表奥斯曼帝国对抗拿破仑。当法国人撤离后，他趁机利用随之产生的权力真空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唤来了他那个富有才干的儿子（有人说那是他的侄子）易卜拉欣（Ibrahim），易卜拉欣将马木鲁克奥斯曼的精英人士都骗到一个军事仪式上，并杀害了他们。接下来，阿尔巴尼亚军队通过烧杀抢掠打通了开往开罗的通道，但苏丹却只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阿里每天晚上只需要睡四个小时，并称在其四十五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阅读。每天晚上，他最喜爱的情妇都要为他朗读孟德斯鸠或者马基雅维利的书。这个野蛮的现代主义者着手创建了一支九万人的欧式军队，还有一个舰队。起初，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很高兴能利用这股新兴的力量。当沙特家族领导着那些主张禁欲苦行的瓦哈比教派占领了麦加时，苏丹非常困扰，便向阿里求助。阿里及时夺回了麦加，并把阿卜杜拉·沙特的人头运到了伊斯坦布尔。[1]1824年，当希腊人反抗苏丹统治时，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军队残忍地镇压了希腊人的暴动。这件事让欧洲的那些大国有所警醒，因此，1827年，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捣毁了阿里的舰队，并帮助希腊获得独立。但是，这并不能够长久地阻止阿尔巴尼亚人的欲望：受到早期的耶路撒冷访问者、时任法国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子爵的鼓舞，他们都妄想着能有自己的帝国。1831年后期，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了现在的以色列、叙利亚及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打败了苏丹派来的每支军队。很快，他的军队就轻松地攻占了伊斯坦布尔。苏丹最终承认阿里为埃及、阿拉伯半岛以及克里特岛的统治者，易卜拉欣为大叙利亚的总督。这个帝国现在属于阿尔巴尼亚人了，穆罕默德·阿里宣布：“我现在用剑征服了这个国家”，“我会用这把剑来维护它”。他的剑就是他的最高统帅易卜拉欣。在青少年时代，易卜拉欣就开始指挥部队，并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屠杀；也正是易卜拉欣打败了沙特家族，劫掠了希腊，征服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并几乎胜利地进军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城门口。1834年春，易卜拉欣（众所周知，他被称为“红色”，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胡须是红色的）在大卫墓的宫殿群里成立了自己的指挥部。他坐在欧式的王座上而不是普通的坐垫上，公开地喝酒，这让当地的穆斯林非常震惊。易卜拉欣开始在耶路撒冷实施一场改革。他减轻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前所受的压迫，许诺他们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终止了所有朝圣者到教堂参拜需要付费的规定。现在他们可以身着穆斯林服装，骑马走在大街上，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人头税。对讲土耳其语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阿拉伯人，易卜拉欣的父亲就称阿拉伯人是“野兽”。4月25日，易卜拉欣在圣殿山上会见了耶路撒冷及那不勒斯的首脑，发布了关于征调两百个耶路撒冷士兵的命令。易卜拉欣说：“我希望这个命令即刻执行，不得拖延，就从耶路撒冷这里开始。”但是耶路撒冷却表现出了蔑视，耶路撒冷人反驳说：“宁可死也不愿让我们的孩子受无尽的奴役。”5月3日，易卜拉欣主持了东正教的复活节仪式，一万七千名基督徒朝圣者将这个沸腾的城市推向暴乱的边缘。在受难节当晚，蜂拥的人群挤到圣墓大教堂等待领取圣火。一个名为罗伯特·柯曾（Robert Curzon）的英国旅行者看到了这一幕，并在其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朝圣者的行为狂乱不羁，达到了极致。他们一度将圣墓大教堂周围当成赛跑场，一些人几乎是光着身子，发疯似地跳着，吼着，尖叫着，好像已经着魔了。”第二天早上，易卜拉欣进入教堂去观看圣火，但是人群太过密集，以至于他的侍卫们不得不“用枪托和鞭子”开路。当时有三个修士在“疯狂地演奏着小提琴”，妇女们开始“用一种极其特别的尖锐的哭喊声”大呼小叫。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易卜拉欣就坐，夜幕降临了。希腊主教在“壮观的队伍”的簇拥下走进圣殿。人们都在等待那神圣的火花。柯曾先是看到有东西在闪烁，然后便见到了代表奇迹的火焰。圣火被传到了“那个为了此番荣耀掏钱最多的”朝圣者手里，但是“一场猛烈的战斗”因为圣火而突然爆发。朝圣者们因狂喜而昏厥，倒在了地上，刺眼的烟雾充满了教堂，三个朝圣者从高处的走廊上掉下来摔死了，一个年长的亚美尼亚女人死在了她的座位上。易卜拉欣试图离开这个教堂，但是挪动不了半步，他的卫兵于是企图以痛打人群的方式清理出一条通道，由此引发了民众惊恐逃窜。当柯曾“跑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母玛利亚所站的位置”时，他感到脚下的石头是柔软的。事实上，我是踩到了一大堆人的尸体上，他们都死了。其中一些人因窒息而变得脸色乌黑，其他人满身都是血渍，身上流淌着被人群踩爆的脑浆和内脏。易卜拉欣的士兵用他们的刺刀杀死了许多昏迷的可怜人，墙上溅满了人们的鲜血和脑浆，这些人就像牛一样被砍杀了。疯狂的逃窜演变成“野蛮地拼死”求生：柯曾看到他周围全都是死人。易卜拉欣也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昏迷了好几次，直到他的卫兵抽出剑，在人群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尸体“堆成了堆，甚至堆到了膏油礼石上”。易卜拉欣站在院子里“下令将尸体挪走，还让他的人将那些看起来貌似还活着的人拖出去”。有四百个朝圣者殒命。当柯曾往外奔逃时，有很多尸体实际上还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易卜拉欣：农民起义灾难的消息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惊了无数基督徒，随后耶路撒冷、那不勒斯以及希伯伦地区的名门望族相继发动了叛乱。5月8日，一万名全副武装的阿拉伯农民进攻耶路撒冷，但被易卜拉欣的军队击退。5月19日，受大卫王夺取耶路撒冷时的一个场景的启发，位于大卫城下方的西尔万地区的村民为反叛者指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借助这条通道，反叛者潜入耶路撒冷，打开了南城门粪厂门（Dung Gate）。农民们抢掠了集市，军队对他们进行攻击也不过是为了加入这场掠夺。驻军指挥官逮捕了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和哈立迪家族的首领，但是，两万名农民在大街上到处乱窜，并占领了塔楼。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和他怀有身孕的妻子伊莱扎畏缩在他们租住的房间里，当威廉离开伊莱扎到雅法寻求帮助时，伊莱扎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只身处在“大炮的轰鸣、坍塌的墙垣、邻人们的尖叫、仆人的恐惧以及对屠杀的想象”当中。伊莱扎生下一个男孩，然而她的丈夫返回耶路撒冷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威廉就离开了“这个充满灾难的国土”。[2]易卜拉欣一度撤退到了雅法，现在他在各个小山丘之间艰苦奋战，损失了五百来号人。5月27日，易卜拉欣在锡安山上扎营，之后他发动进攻，杀死了三百个起义者。但是，他在所罗门池附近遭到伏击，并被围困在大卫墓。在侯赛尼和阿布·古沙（Abu Ghosh）的领导下，叛乱再次爆发，易卜拉欣开始向他的父亲寻求援助。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带着一万五千人的援军乘船驶向雅法，他是“一个长相好看的老人”，像帝王一样俯首坐在一匹“品种极好的马上，仪态自然高贵，完美地保持着一个伟人的形象”。这些阿尔巴尼亚人镇压了起义，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流放到埃及。后来起义再次爆发，这一次红色易卜拉欣在那不勒斯外面屠杀了这些起义者。他洗劫了希伯仑，掠夺了乡村，并杀害了他的俘虏，在耶路撒冷实行恐怖统治。回到这个城市后，易卜拉欣任命原先参与造反的贾比尔·阿布·古沙（Jaber Abu Ghosh）族长为耶路撒冷总督，并将所有携带武器的人处死。城墙上挂满了割下来的人头，囚犯们的尸体在雅法门附近新建的基什雷监狱逐渐腐烂，此后这个地方被奥斯曼人、英国人和以色列人使用过。阿尔巴尼亚人是热情的追求现代化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征服奥斯曼帝国的话，就需要欧洲人的支持。易卜拉欣允许那些少数民族修复他们被损坏的建筑：方济各会修士修复了圣救世主修道院；塞法尔迪犹太人开始重建本·扎凯会堂，该会堂是耶路撒冷犹太区四大会堂之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回到了他们于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会堂。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区已经遭到破坏并陷于贫困，但仍有一小部分俄国犹太人因在俄国国内备受迫害，选择在这里定居。1839年，易卜拉欣攻打伊斯坦布尔，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而英国担心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法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会过大。土耳其苏丹及其敌人易卜拉欣都力求得到西方的帮助。年轻的阿卜杜拉-迈吉德（Abdulmecid）苏丹颁布了一个《崇高诏书》，承诺给予少数民族平等权，而易卜拉欣则邀请欧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而且自十字军东征以后，教堂里第一次获准鸣钟。1839年，第一任英国副领事威廉·特纳·杨（William Tuvner Young）到达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了伦敦的新权力，而且肩负着让犹太人改宗并加速基督再临的使命。* * *注释[1] 瓦哈比教徒是18世纪基本教义派萨拉菲传道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瓦哈卜的追随者。瓦哈比在1744年与沙特家族结成同盟。尽管在穆罕默德·阿里手里遭遇挫折，但沙特家族很快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20年代，沙特家族的首领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在英国人的资金援助及其狂热的瓦哈比军队的支持下，再次征服了麦加和阿拉伯半岛。1932年，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沙特阿拉伯国王，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伊本·沙特至少有七十个孩子，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在2005年继任国王。[2] 威廉·汤姆森后来写了一本福音教派的经典著作《这片土地，这本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该书激发了美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被重印三十多次。它将巴勒斯坦描写成一个神秘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圣经故事仍在继续。37 福音派传教士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与耶路撒冷相关的外交工作是由外交秘书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主管的，但是这个神圣的使命却是由他的福音教派的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完成的。[1]五十五岁的帕麦斯顿并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是一个福音教派信徒，而是一个不思悔改的英国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他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这被他愉快地在日记中记了下来）而被称为“丘比特勋爵”，因为精力充沛而被称为“帕姆勋爵”，还因为提倡炮舰外交被称为“浮石勋爵”。实际上，沙夫茨伯里开玩笑说，帕麦斯顿“不知道摩西·蒙蒂菲奥里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不是同一个人”。帕麦斯顿对犹太人的兴趣有着功利主义成分：法国通过保护天主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俄国通过保护东正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然而，耶路撒冷却几乎没有新教徒。帕麦斯顿想削弱法国和俄国的影响，他认为英国的权力可以通过保护犹太人而得到提高。而另一个使犹太人改宗的任务，则是帕麦斯顿继女婿的福音传道热情的产物。沙夫茨伯里已经三十九岁了，头发卷曲，长满胡须，是维多利亚时代新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热心十足的贵族，致力于改善工人、孩童和精神病人的生活。他还是个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的“音节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言语”。他确信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会促进全世界的道德复兴，并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在英国，清教徒的千禧年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所压倒，但是这种学说却在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当中保留了下来。现在，它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暴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国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乐于接受虔敬、名望以及《圣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景象之下汹涌猛烈的物质主义的解毒剂。建立于1808年的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现在发展得欣欣向荣，这部分归功于沙夫茨伯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摄政时期的享乐者墨尔本勋爵发出了这样的牢骚：“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宗教越发疯狂”。墨尔本曾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担任首相。福音派信徒坚信永久救赎可以通过耶稣个人的体验与福音（希腊语中是evangelion，意思是“福音”）得以实现，因此都期望基督再临。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相信犹太人的回归和改宗可以创建一个圣公会的耶路撒冷和天堂之国。他为帕麦斯顿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世上）存在着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上帝用他的智慧和怜悯指引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国土的国家。”[2]帕麦斯顿指示耶路撒冷副领事杨说：“一般来说，给犹太人提供保护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他让他的大使转告高门[3]，说他“强烈建议苏丹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1839年9月，杨建立了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耶路撒冷分会。沙夫茨伯里为此欢欣鼓舞，他在日记里提道：“上帝之子的古老城市将要在世界国家之林重新获取它的地位。我会永远记得是上帝把这个想法植入我的头脑的，为了其荣耀构想了这个计划，上帝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力量，而且为眼前的处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使它重享上帝的荣耀。”沙夫茨伯里的图章戒指上刻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字样，同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另一个热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也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摩西在新买的上衣的袖子上贴上了“耶路撒冷”的字样，他的马车上、图章戒指上，甚至床上也都刻有这几个字，耶路撒冷就像他的护身符一样。1839年6月，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妻子朱迪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带着手枪用以保护他们在伦敦筹集到的现金。当时耶路撒冷瘟疫肆虐，所以蒙蒂菲奥里在城外的橄榄山住下，他在那里接待了三百多个来访者。瘟疫消退后，蒙蒂菲奥里骑着市长借给他的白马进了城，前来倾听人们的诉求，并分发救济品给那些贫困潦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三种宗教的信众都对他和他的妻子表示了热烈欢迎，但是，前往南部访问希伯伦的圣所时，他们却遭到一个穆斯林暴徒的袭击。多亏了奥斯曼军队的介入，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气馁，当他离开时，这个重生的犹太人、一心一意拥护帝制的人，展示了与沙夫茨伯里相似的，当然也有所不同的弥赛亚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耶路撒冷”，“祝愿这个城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赶快重建起来。阿门”。沙夫茨伯里和蒙蒂菲奥里都相信大英帝国有神的福佑，相信犹太人会回到锡安。福音派热忱的正当性和犹太人梦想耶路撒冷复生的热情彼此吻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一种执念。刚好在1840年的时候，画家大卫·罗伯茨从巴勒斯坦归来，他适时地向公众展示了他大受欢迎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艳丽奢华的东方耶路撒冷形象，这些形象正与英国文明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恢复统治的愿望相吻合。犹太人迫切需要英国的保护，因为土耳其苏丹和阿尔巴尼亚人同时颁布的关于宽容的承诺起了冲突，从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反应。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1840年3月，有七个大马士革犹太人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基督教修士及其穆斯林仆役，目的是用他们的血在逾越节进行祭祀。这个想象中的猜测便是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首次出现是在12世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国牛津，当时，六十二个犹太儿童因此遭到拘捕，并受到折磨，为的是迫使他们的母亲将“隐藏血的地方”找出来。蒙蒂菲奥里爵士刚刚才回到伦敦，但听到此事后，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马上发起了营救大马士革犹太人的活动，试图将他们从这种中世纪的迫害中解救出来。在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寥（Adolphe Cremieux）的协助下，蒙蒂菲奥里火速赶到亚历山大港，去游说穆罕默德·阿里，让他释放这些犯人。但是，几周后，希腊的罗德岛上又发生了一起“血祭诽谤”案。蒙蒂菲奥里又乘船从亚历山大港赶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受到土耳其苏丹的接待。他劝说苏丹颁布一个敕令，明确否认“血祭诽谤”的真实性。那是蒙蒂菲奥里最光辉的时刻——不过，他的成功既取决于他的国籍，也取决于他那通常比较沉稳的交际手腕。那个时候在中东地区，做个英国人正赶上好时候。土耳其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都竞相争取英国人的支持，使他们的权力保持平衡。耶路撒冷仍旧处在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的红色易卜拉欣的统治之下。法国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英国也试图在维持奥斯曼统治的同时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说如果易卜拉欣能从叙利亚撤出的话，就把巴勒斯坦和埃及给他，这其实是笔很不错的交易，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无法放弃那个最高的奖赏——伊斯坦布尔，因此拒绝了。易卜拉欣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帕麦斯顿转而建立盎格鲁-奥地利-奥斯曼联盟，并派出他的炮舰，在海军准将查尔斯·纳比尔（Charles Napier）的率领下炮轰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在英国人的威力面前屈服了。红色易卜拉欣过去曾将耶路撒冷向欧洲人开放，并永久地改变了它，但是现在，为了换回他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他放弃了叙利亚和这座圣城。[4]法国人因受到帕麦斯顿胜利的羞辱，便设想着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自由之城”，这是第一个建立国际化锡安的提案，不过在1840年10月20日，苏丹的军队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内，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成了荒地，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刺的梨状仙人掌。那里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居民，其中大约五千名是犹太人，犹太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俄国犹太移民的进入，以及加利利的萨费德地区地震后，来自那里的大量难民的涌入。帕麦斯顿离开了外交部，接任的是阿伯丁伯爵，阿伯丁命令副领事杨停止执行沙夫茨伯里福音派关于犹太人的方案，不过杨却对此熟视无睹。当帕麦斯顿重新掌权时，他命令这个耶路撒冷领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接收所有向你发出请求的俄国犹太人”。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也劝说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辖区及教堂。1841年，普鲁士（其国王曾建议建设国际化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和英国联合任命了第一任新教主教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是改宗了的犹太人。于是，英国传教士们在他们对犹太人的传道中变得更加积极。1841年，在雅法门附近的一个英国基督教堂开堂典礼上，三个犹太人在英国领事杨的面前接受了洗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写道，犹太人生活得“像只在颅骨里面居住的苍蝇”。不断膨胀的犹太社区极其贫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不过他们却可以得到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医生的免费治疗，这吸引了一些犹太人改宗。沙夫茨伯里沉思着说道：“我会因锡安有一个都城而高兴，因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而高兴，因希伯来民族有一个国王而高兴。”一夜之间，耶路撒冷便从一个被居住在俗丽宫廷中的龌龊帕夏统治的阴暗废墟，转变成一个有众多佩有金色饰带和珠宝的显贵人物出入的城市。自13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没有一个拉丁主教，而东正教的主教则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不过现在，法国人和俄国人开始着手帮助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代表着帝国雄心的正是那七个趾高气扬的、官位较次的欧洲领事，他们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在高大威猛的保镖——也就是穿着鲜亮的深红色制服，配着军刀和厚实的金色指挥棒，重重敲击路边的鹅卵石在街道上清场的领事馆警卫员——的护送下，这些领事庄严地穿过市区，迫切想凭借任何托辞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到那些备感烦恼的奥斯曼总督身上。奥斯曼帝国的士兵甚至要在这些领事们的孩子面前起立。自命不凡的奥地利和萨丁尼亚领事要更傲慢些，因为他们的君主声称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不过没有哪个人比英国和法国的领事更傲慢或更小气。1845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接替了杨的位子。芬恩在将近二十年时光内几乎和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力一样大，但是道貌岸然的干涉者触怒了英国贵族和奥斯曼帕夏，甚至惹毛了各国的每一个外交使节。他无视来自伦敦方面的命令，为俄国犹太人提供英国方面的保护，但是却从未停止让犹太人改宗的努力。当土耳其人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时，芬恩便在塔尔比赫（Talbieh）购买并开发了一块农场，随后又在亚伯拉罕葡萄园开发了另一块土地，这些都是在切尔滕纳姆的库克女士的资金援助以及一群致力于英国福音事业的女士的帮助下完成的，芬恩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教授犹太人体验诚实劳动的乐趣，让更多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芬恩将自己视为帝国总督、圣洁的传教士以及地产大亨的混合体，他肆无忌惮地花着大量来源可疑的钱，还大肆购置土地和房产。他和他的妻子（另一个狂热的福音派人士）还学会了流利的希伯来语和被广泛使用的拉迪诺语。虽然他们积极地保护那些在耶路撒冷受到残酷压迫的犹太人，但他带有强迫性的传教使命仍激起了犹太人的暴力抵抗。在芬恩成功地让一个名为门德尔·迪格尼斯的男孩改宗后，“犹太人翻过阳台，制造了巨大的骚乱”。芬恩称犹太拉比是“狂热分子”，不过，在英国，极富权势的蒙蒂菲奥里在听说犹太人深陷困扰后，派了一个犹太医生带着药品来到耶路撒冷与伦敦犹太人布道会打擂台，这个医生转而在耶路撒冷犹太区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一座医院。1847年，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攻击了一个犹太少年，因为该犹太少年向身后扔小石头时擦伤了这个阿拉伯男孩的脚。希腊东正教社团这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最反犹的团体，在穆斯林穆夫提和法官的支持下，迅速作出反应，指控犹太人是在设法获取基督徒的鲜血用来烘烤逾越节饼干：血祭诽谤以前曾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不过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蒙蒂菲奥里说服苏丹颁布的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被证明是起决定作用的。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加入到了外国领事的队伍，这个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外交官。正在拜访耶路撒冷的英国作家、《名利场》的作者威廉·萨克雷说：“我怀疑有哪个政府会接受或任命这样一个古怪的人担任大使。”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作为美国驻叙利亚和耶路撒冷总领事抵达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确信基督再临的时间应该是1847年。克雷森将他那些欧洲同事们所具有的傲慢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马奔驰，掀起一片尘土，周围簇拥着“一小群美国军队”，该军队就像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和游侠队伍”——“一队武装起来的、浑身上下闪闪发光的骑兵被一个阿拉伯人带领着，后面跟着两个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银色狼牙棒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在与帕夏的会晤中，克雷森解释说他来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启以及犹太人的回归。作为一个费城的庄园主、富裕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里不断地从一个启示性的教派转到另一个，在写完他的第一个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乐的中心》并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后，克雷森说服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对我来说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孩子们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许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释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那种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他们曾享受了一段宗教愉悦的大觉醒。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时，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比例是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一半。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爱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像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英帝国那样。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援引着《圣经·旧约》的启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博士（Dr Edard Robinson）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们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时，他们的会众都禁不住哭泣起来。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克雷森正好赶上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做过基督教震颤派教徒，做过米勒派教徒、摩门派教徒以及基督门徒会教徒，后来费城的一个拉比让他相信“救赎与犹太人有关”，犹太人的回归将会带来基督的再临。[5]首批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哈丽特·利弗莫尔（Harriet Livermore）的女士，其父亲和祖父都是新英格兰国会议员。在183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苏族和夏安族部落当中进行过多年的布道活动，她告诉这些部族，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后代，应当和她一起返回锡安。到达耶路撒冷后，利弗莫尔在锡安山上租了房屋，让她自己的宗教派别——异邦朝圣者（Pilgrim Strangers）为世界末日作准备。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这一年，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她最后沦落到在耶路撒冷街头乞讨度日。与此同时，摩门教后日圣徒支派的新天启预言家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也派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橄榄山上建了一个祭坛，准备“重建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以色列”。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作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波阿斯·以色列，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了他挥动着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上极不称职、痴迷于折衷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有异常行为等一系列证据。他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是在对美国公民可以信仰他们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宪法权进行挑战，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块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摩西五经》，在与其美国妻子离婚后他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他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对比。当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他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感到着迷又加以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忧郁，一半可笑”。这位美国领事在贝鲁特曾问过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他还说：“还有一些不久后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脑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在这一年要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却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其士兵在圣墓大教堂中拉响了警报。颇不平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们不单单准备好了他们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将会率先进行他们的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他们的祭布铺在了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了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进行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又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经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了打斗，他们挥舞着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烛台、灯等都成了打斗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以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圣墓大教堂周围。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那些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全欧洲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朝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一个法国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个特定年份里，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个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同时被这两个处于社会两级的人群所分享。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三个罗马。大公们采纳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记和一个新头衔：沙皇。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大汗及随后的奥斯曼苏丹开战时，沙皇将俄帝国的行动升级为神圣的东正教圣战。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偏远的小农也在协助东正教的传播，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是在试图模仿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的教堂样式。俄国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6]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作准备的关键部分。尼古拉一世吸收了这个传统，他是凯瑟琳大帝嫡亲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这两个人都曾把自己荣升为东正教及圣地的保护者。而俄国农民也将自己同东正教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当尼古拉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毫无征兆地死去后，他们便认为尼古拉有必要以一个普通隐士的身份去一趟耶路撒冷，这是关于这个末代皇帝传说的现代版本。尼古拉是个严厉的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在所有涉及艺术的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庸俗（他任命自己为普希金的私人审查员），现在他认为自己在“上帝委托给我们俄国”的事业中对他所谓“俄国人的上帝”是负有责任的。这个严守纪律的人以自己曾在军队的帆布床上睡过觉为傲，他统治俄国时就像一个苛刻的教官。作为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尼古拉曾令英国社会惊异不已，一位女士这样描述道：“他魔鬼般英俊，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的头发掉完了，一个大肚子从他那仍旧紧束的高腰和紧致的军人般的屁股之间凸显出来。与他那身体状况不佳的妻子过完三十年幸福婚姻生活后，他最终有了一个情妇，那是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虽然独揽俄罗斯大权，但尼古拉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能还是政治方面的无能。数年来，尼古拉小心地运用着他的个人魅力劝说英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他称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希望能够解放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省份并监管耶路撒冷。不过现在尼古拉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打动英国了。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使他对外界事务不再敏感，并变得没有耐心。精明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这样写道：“我不觉得他很聪明”，“他的思想还处在未开化状态”。在耶路撒冷，街道上闪烁着俄国王公和将军们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肩章，同时，到处都是穿着羊皮和工作服的成千上万的农民朝圣者，他们都是受到尼古拉的鼓励前来的。尼古拉还派遣了一支教会使团来与其他欧洲人进行竞赛。英国领事向伦敦方面发出这样的警示：“俄国人能在复活节的一夜之间在耶路撒冷城内武装起一万名朝圣者”，并占领该城市。与此同时，法国继续推行他们保护天主教徒的工作。1844年，芬恩领事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耶路撒冷现在是法国和俄国的兴趣中心所在。”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并非所有的俄国朝圣者都是士兵或农民，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救赎。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还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剧本《钦差大臣》及小说《死魂灵》而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的写作。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因为后来，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的紧张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年代的流逝，保罗（尼古拉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就像他祖父彼得三世那样被刺杀了。如果说尼古拉还远没有精神失常的话，他此时开始显现的便是其父一些顽固易冲动的过度自信。1848年，他原本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却因欧洲爆发的革命而被迫取消计划。他成功地平定了反对其邻国哈布斯堡皇帝的匈牙利叛乱，享受着“欧洲宪兵”的美誉，但是，法国大使写道，尼古拉开始“被莫斯科民族的谄媚、成功及宗教偏见宠坏”。1847年10月31日，伯利恒圣诞教堂岩洞大理石地板上的银星被人砍掉后偷走了。这颗银星是18世纪时由法国人捐赠的，现在，很显然，它是被希腊人偷走的。于是，修士们在伯利恒展开了一场争斗。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声称他们有权利替换伯利恒的银星并修缮耶路撒冷的教堂屋顶；但俄国人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都援引了18世纪的条约作为证据。争闹持续升温，直到变成两个皇帝之间的斗争。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平淡得令人费解，但在政治上却异常机敏，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通过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准备将自己加冕为拿破仑皇帝三世。波拿巴这个女性化的冒险者留着明显打了蜡的小胡子，但并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那过大的头颅和过小的躯干上分散开来，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却是第一个现代政治家，而且他知道他那脆弱的新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声誉，并在国外赢得胜利。尼古拉则将这次危机看作是通过为“俄国人的上帝”拯救圣地而巩固其统治的好机会。对于这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皇帝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天堂和凡间获得荣耀的金钥匙。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传道者与掠夺者贝都因人夹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中间左右为难的苏丹，试图通过1852年2月8日颁发的敕令解决争端，以确保东正教对教堂的最高权威，同时让天主教徒作些让步。但是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比俄国人软弱，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主张追溯到拿破仑一世入侵，与伟大的苏莱曼结盟，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国王，甚至查理曼。拿破仑三世在威胁土耳其人时，派了一支名为“查理曼”的战舰，并非巧合。11月，苏丹终于屈服，并把最高权威赋予了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被激怒了，他要求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并缔结俄-奥联盟，这样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尼古拉一世恐吓性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开始在多瑙河流域（现在的罗马尼亚）侵扰奥斯曼的领土，并向伊斯坦布尔开进。尼古拉一世确信自己已经依靠魅力争得了英国人的支持，他断然否认他想吞并伊斯坦布尔的企图，更不用说吞并耶路撒冷了。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对伦敦和巴黎方面判断失误。面对俄国人的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和法国以发动战争向俄国进行威胁，但尼古拉固执地称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他解释道，他“发动战争只是为了基督教的目的，是在神真十字架的旗帜下进行的”。1853年3月28日，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宣战。即便绝大部分战事都远在克里米亚，但耶路撒冷却被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从那以后它一直就处于这个位置。[7]当耶路撒冷的驻军整装出发准备抗击俄国人时，詹姆斯·芬恩看到他们将武器放在雅法门外的阅兵场上，在那里，“移动的铁制品在叙利亚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因为这些士兵在行进时都佩带着固定好的刺刀”。芬恩不能忘记的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核心所在就是圣地”，而尼古拉的“目标依旧是真正拥有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批与虔诚的俄国人不同的、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参观者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仅在1856年就有一万人左右。他们涌入城市来参观这个挑起了欧洲战争的神圣的地方。那会儿，来参观耶路撒冷仍旧是一项很冒险的行为，那里没有四轮马车，只有随处可见的垃圾。实际上，那里也没有宾馆或银行，参观者都住在修道院里，最舒适的要数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那里有雅致的、通风良好的庭院。1843年，一个名为梅纳赫姆·门德尔的俄国犹太人建造了第一座酒店——卡米尼兹酒店，随后英国人很快也建立起了一座宾馆。1848年，瓦雷罗的塞法尔迪家族在离大卫街不远的一栋楼上开设了第一家欧洲银行。耶路撒冷仍是土耳其的一个行政区，通常被一个不修边幅的帕夏统治着，帕夏居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既是寝宫，也是后宫，同时还是监狱，就坐落在圣殿山的北边。[8]芬恩写道：西方人“对帕夏所居宫殿那乞丐式的粗俗感到震惊”，对帕夏那些污秽不堪的妃子及“衣衫褴褛的官员”纷纷排斥。与帕夏在一起品尝咖啡时，参观者们可以听到镣铐发出的叮当声，以及地牢里囚犯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帕夏力图确保耶路撒冷的平静，但是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却围攻了新任命的天主教主教，并纠集了一群骆驼冲进主教的寓所。对那些前来参观圣地的伟大作家们来说，所有这些都令他们感到高兴：那么多士兵都死于残酷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于充满腐烂气味的医院。真实的圣地却未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写成的，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了三千册。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那种“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eral）的问世，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他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个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其第一部小说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复过来。他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教堂是一个“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味道”，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交换”。[9]修道士们的争斗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剧院的一个场景。新来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是盎格鲁-美国福音派人士和俄国犹太人以及东正教农民，另一方是旧世界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尔迪犹太人、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农夫——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詹姆斯·芬恩福音派信徒中，一位名叫玛蒂尔达·克里希的女士被发现时头部已经被打碎了，一个犹太人被刺伤后落入了井中。还有一位名叫大卫·赫舍尔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但是嫌疑犯（他自己的孙子们）却因缺少证据而被无罪释放。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官员，因为那时土耳其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国，因此，当芬恩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会出面进行干涉。他把自己当成是圣城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着手调查这些犯罪中的每个案件，但是，尽管有侦探的才能（以及六个非洲巫师的协助），他却连一个杀人犯都没找到。对于那些仍旧需要芬恩保护的犹太人来说，他是勇敢的战士，是使人改宗的刺激剂。总之，犹太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哭号和哀痛”的声音便会萦绕整个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上写道：“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相比”，“他们居住在最肮脏的街区，是摩苏尔人长期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受到希腊人的凌辱，受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写道：“一个犹太人因走过可以直达圣墓大教堂的城门而被一群朝圣的暴徒揍了一顿。”因为经过这里对犹太人来说依旧是非法的。另一个犹太人被土耳其士兵捅伤了，还有一个犹太葬礼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攻击。在每件事情上，芬恩都向土耳其统治者施压，迫使他进行干涉，直到大英帝国的正义得以落实。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越发产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土耳其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一种反映，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都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个有着野蛮的西方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在福音派教徒为改宗犹太人而设立的塔尔比赫农场里，芬恩一家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各方的火力攻击之中。子弹飞窜的同时，芬恩夫人常常为在那些战士当中发现女人的身影而感到吃惊。她竭尽全力在阿拉伯各个领袖之间进行和平协调，然而贝都因部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伯伦和阿布高什的领袖们还组织了五百个私人武装士兵，全力发动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其中一个领袖被捕，戴着镣铐进入耶路撒冷后，他竟然还试图逃跑，想飞奔着再次战斗，就像是个阿拉伯人的罗宾汉。最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哈菲兹（Hatiz）帕夏不得不组织了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两架铜制野战炮的队伍进行远征，以镇压希伯伦地区的军阀。尽管有这样的情景剧出现，但是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与塞法尔迪犹太人一起，都聚集到了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国探险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观察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几百个犹太人在那里享受新鲜空气，他们坐在城墙外面巨大的橄榄树下，妇女们都披着白色的披肩，男人们都戴着宽边的黑色礼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领事则带着他们的妻子在那里散步，土耳其士兵和持银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为他们开道。“太阳落山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涌向城内，因为每天晚上城门都会关闭”。芬恩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好像“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之外，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那种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我对我肛门的那种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这个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以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进行狂欢的方式来庆祝他从耶路撒冷的逃离：“我与三个女人做爱，达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残留未治愈的下疳而感到的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他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10]不过，尽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是他们却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你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梅尔维尔看着这个“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因神灵的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吗？”随着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节节败退，尼古拉也在巨大的紧张压力之下身患重病，并于1855年2月18日与世长辞。9月，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俄国海军基地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彻底丢尽了脸面。在一次各方都损失惨重（七十五万人战死）的军事作战失败后，新上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呼吁实现和平，放弃其占有耶路撒冷的帝国野心，不过，俄国至少赢得并恢复了东正教对圣墓大教堂的绝对统治权，直到今天这种状况还保持着。1856年4月14日，耶路撒冷在希律城堡发射大炮庆祝和平。但是十二天之后，詹姆斯·芬恩在参加圣火传递时却发现“希腊朝圣者正用事先藏在柱子后面，然后从教堂楼座扔下来的棍棒、石头”攻击亚美尼亚人。他注意到“可怕的冲突随之发生，投射物向上被扔到楼座上，大量被破坏的灯具、玻璃及油倾覆到人们头上”。帕夏匆忙从其在楼座里的位子走下来时，“头部遭到了击打”，他不得不在带刺刀的士兵到来之前被抬出去。几分钟后，东正教主教手持圣火，在人们狂喜的尖叫、擂胸和火苗的闪耀中出现了。巴勒斯坦驻军为了庆祝苏丹的胜利在阅兵场举行了一场游行，这很滑稽，因为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便买下了这个阅兵场（这里曾是亚述人和罗马人的兵营），并将其改建成“俄国大院”。此后俄国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文化统治了。这次胜利对土耳其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伊斯兰国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并牵制西方人，阿卜杜拉-迈吉德苏丹被迫改革以加强他的集权统治：他颁布了对境内少数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给予绝对平等权的敕令，并赋予西方人此前难以想象的各种自由。他还将圣安妮这个十字军时代的教堂（后来成为萨拉丁的伊斯兰学校）赠送给了拿破仑三世。1855年3月，未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圣殿山的欧洲人：圣殿山那些来自达尔富尔的全副武装的苏丹卫兵都被关在了他们的驻地，以防他们攻击异教徒。6月，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命运不济的未来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带着他旗舰上的官员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建筑热潮中，欧洲人开始建造笨拙的帝国式的基督教建筑物。土耳其政治家们都是易变的，穆斯林可能会发起激烈的反击，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因在耶路撒冷投入太多而无法置身事外。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购买了巴拉克拉法铁路公司的火车和铁轨，准备为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特别修造一条由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铁路线。现在，克里米亚战争胜利后，在一个富有名望和权力的英国财阀的全力支持下，蒙蒂菲奥里回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开拓者。* * *注释[1]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是第一任伯爵的后裔，他是个精明的部长，曾经为从克伦威尔到威廉三世之间的所有统治者服务过。他依旧保持着那个谦恭有礼的阿什利勋爵的头衔，并在众议院占有一席之地。1851年，他成功晋级为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但是为便于指称，本书始终称他为沙夫茨伯里。[2] 沙夫茨伯里从一个苏格兰部长亚历山大·基思那里借用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短语“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后来这个短语被归为（可能是错误地）以色列·冉威尔的发明。冉威尔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阿拉伯人居住了。[3] “高门”是1923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注[4] 阿尔巴尼亚人此后再也没能掌控巴勒斯坦，不过他们却统治了埃及一个世纪之久，一开始是作为埃及总督（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总督，但实际上是独立的），随后是埃及苏丹，最后是埃及国王。当穆罕默德·阿里日渐年老时，易卜拉欣成了他的摄政王，不过易卜拉欣于1848年去世，比他的父亲还先走一步。阿尔巴尼亚人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法鲁克国王，他在1952年被推翻。[5] 威廉·米勒是这些新兴的美国预言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米勒曾是马萨诸塞的前军队长官，他推算耶稣在1843年会再次降临耶路撒冷。约有十万美国人成为米勒的追随者。米勒将《但以理书》8.14中“圣殿将会在两千零三百天后被净化”的断言转化成年份，声称预言的一日实际上就是一年。因此，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米勒认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是在这一天下令重修圣殿的）往后推，末世来临的日子应当就是1843年。但1843年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米勒又说耶稣再临应当是在1844年。米勒派的后继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耶和华见证会，在全世界仍有大约一千四百万成员。[6] 1658年，为了强化俄国东正教的普世使命及俄国专制统治，尼康主教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伊斯特拉建造了新耶路撒冷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整体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的复制品，这非常有价值，因为原初作品已经在1808年大火中毁掉了。1818年，尼古拉一世在登基之前参观新耶路撒冷修道院时被深深地感染了，于是下令重修修道院。后来纳粹毁掉了修道院，不过现在它又被重新整修了。[7]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出现了武装犹太人的尝试。为了与俄国人作战，1855年9月，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到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支被称为奥斯曼哥萨克的波兰军队，这支队伍包括从俄国招募的“以色列轻骑兵”，以及波兰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密茨凯维奇三个月后就战死了，而“以色列轻骑兵”却并没有经过死亡之谷的检验。[8] 土耳其长官的居住地是al-Jawailiyya，由纳西尔·穆罕默德的一个马木鲁克亲王建造，位置就在希律王的安东尼亚要塞及苦路的第一站。十字军统治时期，圣殿骑士团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该教堂的部分圆顶门廊在20世纪20年代时依旧保存完好。现今那里有一所现代化的学校。[9] 这些作家都跟风似的撰写关于东方的游记，在1800到1875年间，大约有五千本和耶路撒冷有关的英文书籍出版。这些著作中有些内容非常相似，要么是福音派传教士对圣经故事那让人无法呼吸的重复（有时会因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有所强化），要么是旅游者对土耳其帝国的无能、犹太人的哭泣、阿拉伯人的无知以及东正教的粗俗的嘲讽。亚历山大·金雷克（他后来曾对克里米亚战争进行过报道）那诙谐风趣的《日升之处》可能是这些书当中最好的一部。[10] 多尔年轻的主人、种植园主科尼利厄斯·费洛斯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一个始于巴黎终于耶路撒冷的环球旅行。费洛斯与他聪明伶俐、有文化修养的年轻奴隶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多尔能在这次旅行中服侍他，在返回之后，他将还给多尔自由。在这次充满兴奋的旅行中，多尔记录了从巴黎美丽优雅的女士到“耶路撒冷珍贵的高塔及烧焦的城墙”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回家之后，他的主人却拒绝履行诺言，多尔因此逃到了北方，并在1858年出版了《夸德隆环球旅行记》一书。随后不久爆发的美国内战最终给了多尔自由。这次战争的胜利者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并非真正笃信宗教之人，但是他却渴望参观耶路撒冷，这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生活在“美国的耶路撒冷”之一的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市。他熟知《圣经》，而且很可能听说了其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在周游世界过程中参观了耶路撒冷一事。1865年4月14日，在与妻子去往福特剧院的路上，林肯提议“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别样的朝圣”。在剧院里，被杀前不久林肯还在小声嘀咕：“我是多么想参观耶路撒冷啊。”后来，玛丽·托德·林肯断定他“已经身在天界的耶路撒冷了”。38 新城市公元1855年—公元1860年摩西·蒙蒂菲奥里：“这个克罗伊斯”1855年7月18日，当见到失落的圣殿时，蒙蒂菲奥里礼节性地撕碎了他的衣服，然后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他的野营地。他在雅法门受到了千百个耶路撒冷人的簇拥，这些人接二连三地朝空中开枪，欢呼着迎接他。詹姆斯·芬恩先前曾计划让犹太人改宗，却不断遭到蒙蒂菲奥里的阻拦，因此他试图破坏人们对蒙蒂菲奥里的欢迎会，不过有着自由思想的统治者基亚米尔帕夏（Kiamil Pasha）却派了一支荣誉卫队给蒙蒂菲奥里赠送武器。当蒙蒂菲奥里作为第一个西方犹太人参观圣殿山时，帕夏还给他派了一支百余人组成的卫队，而且让蒙蒂菲奥里坐在一个轿椅里面，这样就不会违背这样一个禁令：禁止犹太人进入圣殿山，以免他们站立于圣殿山与至圣之所。蒙蒂菲奥里帮助耶路撒冷犹太人这个毕生的使命并不轻松：犹太人中的很多人都靠慈善救济生活，当蒙蒂菲奥里想断了他们对救济的念想时，这些人便异常恼火，甚至在他的营地周围搞起了骚乱。和蒙蒂菲奥里一同前来的侄女杰迈玛·塞巴格（Jemima Sebag）写道：“真的，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待在帐篷里将不再安全。”而且，蒙蒂菲奥里的所有计划并非都付诸实施了，例如他始终未能建造从雅法出发的克里米亚铁路。不过，他的这次行程却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命运。蒙蒂菲奥里劝说苏丹重建了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犹太会堂，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耶路撒冷买了地皮安置犹太人。他为修复胡瓦会堂付了钱，并开始物色想要买的土地。梅尔维尔对摩西·蒙蒂菲奥里描述如下：“这个克罗伊斯（意为‘大富豪’）——一个七十五岁的高大男人，乘坐由几头骡子驮着的轿子从雅法动身。”蒙蒂菲奥里有6.3英尺（约1.9米）高，还没有满七十五岁，但要从事这样的旅行的确稍显年迈了一些。他有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参观耶路撒冷的经历，他的医生们建议他不要再去了，因为“他的心脏很虚弱，而且血液也含有毒素”，但是他和朱迪丝还是义无返顾地来了，同行的还有服侍他们多年的家仆、佣人，甚至还有他自己为制作犹太人的洁净食物而雇请的屠宰师傅。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蒙蒂菲奥里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英帝国鼎盛时期，这位富裕的维多利亚准男爵同时兼有地方总管的威望和一个犹太人的尊严，他总是热切地冲上前去帮助他的犹太同胞，从未背弃他信奉的犹太教。蒙蒂菲奥里在英国的独特地位为他提供了帮助：他跨越了新、旧社会，既同那些皇室公爵、总理和主教们打交道，同时也与犹太拉比和金融家们打交道。在古板的道德准则和福音主义希伯来思想居于主流的伦敦，蒙蒂菲奥里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种理想的犹太人。沙夫茨伯里勋爵这样写道：“那个伟大的老希伯来人比许多基督徒都要好。”蒙蒂菲奥里出生在意大利的利沃诺，但他的财富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担任犹太经纪人期间获得的，他身份的攀升得益于他与朱迪丝·科恩这桩美好的婚姻，因为朱迪丝是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妻妹。蒙蒂菲奥里追求社会地位和财富只是为了帮助他人。1837年，当蒙蒂菲奥里从维多利亚女王那里获得爵士头衔时，女王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一个犹太人，一个出色的男人。”在日记中，蒙蒂菲奥里祈祷这个荣誉“可以证明这是犹太人将普遍拥有美好未来的先兆。此外，我为我那有‘耶路撒冷’字样的旗帜自豪地在大厅飘扬感到无比欣喜。”在变得富裕后，蒙蒂菲奥里缩小了生意规模，并经常参加他姐夫或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竞选活动，热衷于为英国犹太人赢得政治权利。[1]不过，他最被人需要的地方是在国外。在国外，他像一个英国大使那样被各国皇帝和苏丹们接待，在危急时刻，他总能展示出非凡胆识和聪明才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那次前去大马士革面见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的行为就使其声名远扬。蒙蒂菲奥里发现自己甚至被最有名的反犹主义者所敬仰。在对东正教会和独裁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尼古拉一世也开始对数百万俄国犹太人进行压迫。此时蒙蒂菲奥里赶到圣彼得堡，坚称俄国犹太人是忠诚的、勇敢的、可敬的。尼古拉一世礼貌地回复道：“如果他们像你一样就好了。”[2]不过，蒙蒂菲奥里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些。当他急匆匆赶到罗马交涉一桩反犹阴谋时，一个红衣主教问他，罗斯柴尔德为劝服苏丹颁布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而掏了多少黄金，蒙蒂菲奥里答道：“并不比我让你的仆人把我的大衣挂到你家客厅衣架上的费用多。”蒙蒂菲奥里长久以来的事务伙伴是他的妻子，那个活泼的、长着卷曲头发的朱迪丝，朱迪丝总是称蒙蒂菲奥里为“蒙蒂”。他们似乎命中注定难以家丁兴旺：尽管曾在拉结墓进行过祈祷，他们却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撇开他的犹太特性以及衣袖里来自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件不说，蒙蒂菲奥里具有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显贵所具有的那些优缺点。他住在公园大道一座豪宅里，在拉姆斯盖特拥有一栋外墙呈雉堞状的新哥特式别墅，他还在后一个住处修建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一个陵墓，这个陵墓即使不算宏伟，也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完全是按照拉结墓的样式建造的。蒙蒂菲奥里的声调非常洪亮，他的正义感绝不会因为他的幽默而受到影响，他专横的处事方式中透露着一些自负，在鲜亮的外表背后，他有好几个情妇和私生子。实际上，他的传记作家曾披露，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和一个十几岁的女佣生了一个孩子，这成为他精力异常充沛的另一个表现。现在，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寻求购买一块地皮的计划得到了耶路撒冷大家族的支持，他与这些大家族之间都非常友好，即便法官也称他是“摩西人民的骄傲”。阿加（Ahmed Duzhdar Aga）是一个与蒙蒂菲奥里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他将老城外面锡安门和雅法门之间的一块地以一千英镑金币的价格卖给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立刻将他的帐篷搬到了新地盘，他计划在这个新地段建立一所医院和一座英国肯特郡式的磨坊，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制作自己的面包了。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蒙蒂菲奥里希望帕夏帮他一个特别的忙，这件事与耶路撒冷犹太区的恶臭有关。几乎每个西方人写的游记中都会提到犹太区的恶臭，这股臭味来自一个穆斯林屠宰场，恶臭的存在是犹太人地位低下的一个标记。蒙蒂菲奥里请求帕夏消除这股臭味，帕夏同意了。1857年6月，蒙蒂菲奥里带着修建磨坊所需的材料第五次返回耶路撒冷，1859年，工程开始。蒙蒂菲奥里并没有修造医院，而是为犹太贫困家庭建了许多救济院，这些救济院被称为“蒙蒂菲奥里小屋”。屋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就像英国郊区那种红砖、锯齿形、嘲笑中世纪建筑样式的俱乐部。在希伯来语中，这些建筑被称为“Mishkenot Shaanim”，意为“欢乐寓所”。然而，从一开始，救济院就被那些强盗地痞劫掠了，那里的居民一点儿也不快乐，他们通常都会潜入城内过夜。磨坊起初确实还生产廉价的面包，不过很快就破产了，因为那里缺少犹地亚的风力，同时也缺少肯特郡人对磨坊的保养。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和犹太拉比一样，都梦想着犹太人的回归——这个希望是蒙蒂菲奥里给他们的。新兴犹太财阀的巨大财富，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激发了正如迪斯累利在此时所持的一个观点，即“希伯来资本家们”将会买下耶路撒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权力达到顶峰之际，是国际政治和金融的仲裁者，在巴黎、维也纳以及伦敦都极富影响力，他们虽然并没有被说服去购买耶路撒冷，却很乐意出资帮助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恒久不变”的梦想就是相信“耶路撒冷注定会成为犹太帝国的中心”。[3]1859年，土耳其驻伦敦大使建议蒙蒂菲奥里购买巴勒斯坦，蒙蒂菲奥里也认真考虑过，但对可行性还是深表怀疑，因为他知道处于上升期的英国犹太精英们都在忙着购置英国房产以享受英国梦的那种生活，而对这样一个计划毫无兴趣。最终，蒙蒂菲奥里认为，他深爱着的“以色列人的民族复兴梦”与政治无缘，最好将其留给“神灵部门”来处理。不过，1860年开放的“小蒙蒂菲奥里区”成为在老城之外建立新犹太区的开始。这远非蒙蒂菲奥里的最后一次访问，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渴求的目标：罗曼诺夫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以及英国王室都在竞争，他们试图将全新的考古科学与古老的帝国游戏结合起来。* * *注释[1] 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直到1858年才在众议院有了一席之地。新《议会法》最终允许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成为坐在众议院的第一个有议员身份的犹太人。有意思的是，沙夫茨伯里却一再对此进行反对，作为一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真正的兴趣在于犹太人的回归及改宗，以为基督再临作准备。但是很久以后，他却大度地向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建议“把那个出色的老希伯来人（蒙蒂菲奥里）写进英国世袭立法者的名册，登记在册的日子将是上议院的一个辉煌日子”。这个日子来得很快，1885年，在蒙蒂菲奥里死后，英国将第一个犹太贵族爵位授予了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儿子内森。[2] 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蒙蒂菲奥里在维尔纽斯受到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热烈欢迎。维尔纽斯是个半犹太人的城市，有许多研究《塔木德》的学者，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但是，尼古拉一世并没有放松他对犹太人的管制，后来当犹太人的日子变得更糟时，蒙蒂菲奥里返回俄国会见了亚历山大二世。据说，在俄国，每个犹太人简陋的小屋里都有一张他们的守护者蒙蒂菲奥里的画像，他就像是犹太人的偶像。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写道：“（在平斯克附近名为‘莫托尔’的小村庄里）每当吃早饭时，我爷爷总是会给我讲述那些伟大人物的故事”，“我尤其对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访问俄国的故事记忆深刻，那个访问虽然只发生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却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实际上，蒙蒂菲奥里尚在人间时，他就已经成了一个传奇。”[3] 蒙蒂菲奥里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却不是最有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会通过他这个渠道把钱转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济院也是在美国新奥尔良大亨犹大·图罗的资助下修建的。1825年，图罗曾支持在纽约北部尼亚加拉河的格兰德艾兰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项目失败后，他留下六万美元让蒙蒂菲奥里用于耶路撒冷。185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一所当地急需的犹太医院，在1856年访问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又建立了一所犹太女子学校，该学校遭到正统派犹太人的反对，随后该校被其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接管，莱昂内尔以其过世女儿的名字将其重新命名为“埃维莉娜”。不过，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数犹太区靠近胡瓦会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犹太会堂。该会堂是由以巴格达的鲁宾和沙逊家族为主导的世界各地犹太人集体出资修建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圆顶会堂是犹太区最高的建筑，1948年被毁之前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活动中心。亚美尼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石油大亨古尔本基安家族。古尔本基安家族经常到耶路撒冷进行朝拜，他们在亚美尼亚修道院建造了古尔本基安图书馆。39 新宗教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和情感”，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个大公还曾经计划过对耶路撒冷进行文化攻势，一份外交部的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且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也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和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18英亩（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场地中，罗曼诺夫家族开始修建一个小型的有莫斯科风格的小镇。[1]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因此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个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德华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感觉，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国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和考古猜想的书籍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新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科学，而且成为掌控未来的一种方式。难怪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仅成为一种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学成了服务上帝的一种科学，因为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们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才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法国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总理们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般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也很快成为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个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一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逊上尉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之后便成为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团体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进行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普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们。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一样”。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团体考察耶路撒冷的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视态度，所以他就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并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挖掘出了耶路撒冷第一批真正考古学意义上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的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新科学魅力的典型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并且还乘坐一个由几个木门做成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着篮子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她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而昏厥，往往必须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让她们苏醒过来。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个“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则很同情那些犹太人，他认为，这个“地区必须是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独立成为王国”。[3]法国人在他们考古学方面的抱负上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原因在于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只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行动：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这片土地是在查理曼、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手下保存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出资支持下，埃及在一个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玛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与圣墓大教堂离得很近。腓特烈（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提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返回雅法时，腓特烈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土耳其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驼夫，此外，他还带着一个巨大的银床，这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道：“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着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那样”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就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也在购买一些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巨大的土木工事，这个工事就是在苦路上建立的一个奥地利救济院。土耳其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那些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将任何道路设施加以改善”，“因为他们到时会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疯人院”。但土耳其人却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这种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马克·吐温和“贫民村”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一样。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个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那些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仍会在众目睽睽的死刑执行中来回滚动。城门在每个日落都依然会关闭，贝都因人进城时都要交出他们的矛和剑。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这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1865年，当第一根电线在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拉起时，一个阿拉伯马夫对设立电线杆进行了指责，后来他遭到拘捕，并被吊死在电线杆上。1866年3月，蒙蒂菲奥里，这个八十一岁的鳏夫，第六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对这里发生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当他发现西墙附近的犹太人不仅在雨天无处可躲，而且还不时受到来自圣殿山上的人的攻击时，他设法获得了在那里修建一个雨篷的许可。此外，他还试图将西墙买下来，这是犹太人争取拥有他们自己神圣场所的许多努力之一，但是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印象深刻”。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各种建筑的、几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中有的和欧洲的建筑一样优良。”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见证上帝对锡安的神圣许诺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4]旅游手册经常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肮脏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污秽不洁的空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那些朝圣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真正玷污者。塞缪尔·克莱门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风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这些人从各个方面困扰着你”，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新闻记者，写作方式像马克·吐温。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他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称这些人是“无知的异国人”。他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码真是一种放松”。当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当初上帝用来造出亚当的泥土时，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他对教堂里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地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也不想生活在这里。”[5]不过，即使是这个“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给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而且他有时还这样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那些旅游者，无论是笃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蒙蒂菲奥里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耶路撒冷那些真实存在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既然现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访问者乘着汽船来了，他们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种族刻板观点，他们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抵达之后，他们希望有翻译和导游相陪。他们只看到街道上服饰的多样，却拒绝考虑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污秽，以及贝德克尔（Baedker）所称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热”。实际上，他们本应来建设一个他们期望找到的“真正的”伟大圣城。很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一些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至于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那充满生气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世界——他们却很少留意，而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实面貌。* * *注释[1] 俄国人在这块地皮上修建的建筑包括领事馆，医院，多圆顶的、带有四个钟楼的圣三一教堂，修道院长的住所，前来耶路撒冷参观的贵族们的公寓，以及能容纳三千名朝圣者的小旅馆等。这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巨大而优雅的现代堡垒。在英国托管期间，它们曾被用作军事要塞。[2] 爱德华·罗宾逊是个传教士，同时也是纽约圣经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热切希望能够验证《圣经》中关于地理地形的记述。他利用对诸如约瑟夫斯等知识的了解，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发现：1852年，他在地平线上发现了被他猜想为穿过峡谷进入圣殿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拱门的顶部，从那以后该拱门便被称为“罗宾逊拱门”。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一个试图让犹太人改宗的传教士，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建议土耳其人要好好保护马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巴克利发现了希律王时代一个大门顶端的门楣，今天这个大门被称为“巴克利门”。这两个美国人也许一开始只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却无心插柳成为考古学家，证明了穆斯林的谢里夫圣地是希律时代的圣殿。[3] 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动结束后，沃伦因其在伦敦警察厅长一职上的无能而再一次声名远扬，因为他没能抓住“开膛手杰克”，后来在布尔战争中沃伦作为指挥官也表现平平。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纳（后者随后征服了苏丹）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勘察，艾伦比将军后来就是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才在1917年征服了巴勒斯坦。[4] 蒙蒂菲奥里于1885年逝世，享年百岁有余。他和朱迪丝葬在拉姆斯盖特他们自己的“拉结墓”里，墓里有取自耶路撒冷的土壤。蒙蒂菲奥里磨坊现在仍然还在，而广为人知的被称为“Yemin Moshe”的蒙蒂菲奥里区则是耶路撒冷最优美的郊区之一，也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五个地区之一。蒙蒂菲奥里的准男爵爵位由其侄子亚伯拉罕世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就疯掉了，蒙蒂菲奥里因此将其财产留给了在摩洛哥出生的侄子约瑟夫·塞巴格，此人即后来的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在拉姆斯盖特的豪宅于20世纪30年代毁于一场大火。在以色列之外，蒙蒂菲奥里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他的墓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忽视了，还受到城郊建筑物杂乱无序拓展及在其外墙上乱涂乱写的威胁。不过到了21世纪，他的墓地成了一个圣所，成千上万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其离世纪念日里都会去那里朝拜。[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将军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个建筑是一个犹太神学院。吐温的《傻子出国记》一书对那些怀疑基督的人来说是个永恒的经典，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就是以这本书作为他的导览手册的。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土耳其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土耳其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土耳其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1]穿着轧别丁[2]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光着脚的黑人奴隶侍奉他们的主子服用冰冻果子露；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方式的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现存有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如果这些在外来者看来是一团糟的话，那么苏丹哈里发逊尼派统治的土耳其帝国更是一片混乱：穆斯林处在最上层，土耳其人是统治者，然后才是阿拉伯人。波兰犹太人处在最底层，他们因其贫穷而被人嘲笑，他们在礼拜时“哭泣”，伴有一种癫狂般的韵律。不过，在社会中层，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每种宗教尽管都有着严格的规则，但不可避免地仍混合了各种民俗文化的要素。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一场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娱乐活动及赛马来进行庆祝，同时，小商小贩们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镜，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所有三个宗教的人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以赠送犹太人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来欢迎他们从麦加朝圣返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是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他们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以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凌辱。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说“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个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教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使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着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并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节日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他们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由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大家族们处在耶路撒冷社会的最顶端。第一个市政级官员来自达贾尼家族。1867年，二十五岁的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长，从那以后，这一职位通常就由大家族的人来担任——有六名来自侯赛尼家族，四名来自阿拉米家族，两名来自哈立迪家族，三名来自达贾尼家族。优素福·哈立迪（其母来自侯赛尼家族）在小时候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在马耳他上了一所新教学校。随后，他在伊斯坦布尔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耳其高官工作。他认为自己首先是Utsi——耶路撒冷人（他称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其次是阿拉伯人（即大叙利亚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明星之一，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兴办了许多文化俱乐部、报纸以及出版社。[3]不过，哈立迪这个第一任市长发现，他除了要管理市政，还要打仗：土耳其长官派他率领四十个骑手去镇压克拉克地区的反抗活动，或许他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个带领骑士进行远征的市长。每个大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族旗，并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节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在圣火节上，十三个首要的阿拉伯基督教大家族都会在游行时打着自己的旗帜。不过先知穆萨节却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马或者步行从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赶来接受穆夫提的致意，穆夫提通常是侯赛尼家族的人和土耳其政府长官。鼓和钹奏出喧闹的歌舞曲。苏菲派苦修士旋转着身体跳着，他们“一些人吞煤充饥，另一些人用长钉凿穿他们的面颊”。耶路撒冷人和那不勒斯人会打群架，犹太人和基督徒有时还会被过度兴奋的阿拉伯亡命徒痛扁一顿。当人群都聚集到圣殿山上时，那些头领们会以连续开炮的方式向他们表示欢迎。侯赛尼家族的人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他们的绿色族旗，率领车队向耶利哥附近的拜巴尔斯圣地行进。达贾尼家族则挥动着他们的紫色“大卫墓旗”。不过这些拥有各自统治范围的大家族——侯赛尼拥有圣殿山，哈立迪家族拥有法庭审判权，他们都在争夺市长职位——仍旧在为最高统治权而争斗，仍旧在玩弄着伊斯坦布尔政治的危险游戏。巴尔干地区正统斯拉夫人在俄国的支持下想获取独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在苟延残喘。新登基的强势的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苏丹以其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大肆屠杀而出名。在俄国的压力之下，阿卜杜拉-哈米德接受了新宪法和议会选举。而在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支持古老的独裁统治，哈立迪家族则是新的自由主义者。哈立迪被选为市长就是代表耶路撒冷，遏制伊斯坦布尔独裁势力的，但是，这个新宪法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阿卜杜拉-哈米德后来撤销了宪法，并着手开始推动巩固哈里发统治的新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忠诚运动的联合。这个充满智慧但又神经过敏的苏丹（声音小得像小羊在叫，还有突然昏厥的毛病）依靠秘密警察强制执行他的命令，这些警察曾经谋杀过他的前任大臣以及一个女奴。尽管苏丹很享受他的那些传统特权（他的后宫有九百个侍妾），但他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床下，以防有人行刺。此外，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木工，是福尔摩斯的忠实读者，还是戏院的经理人。苏丹的高压政策立刻就影响了耶路撒冷：优素福·哈立迪从伊斯坦布尔被赶了出来，并被解除了市长职务，奥马尔·侯赛尼（Umar al-Husseini）取代他成为新的市长。每当哈立迪家族地位下降时，侯赛尼家族的地位就会上升。同时，俄国终于准备要消灭土耳其人，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则出面干涉以拯救他们。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迪斯累利刚刚以四百万英镑买下了苏伊士运河，钱是从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那里借的。“谁给你做担保？”罗斯柴尔德问道。“英国政府。”迪斯累利的秘书答道。“好吧，拿去吧。”1878年德国国会里，迪斯累利指引那些欧洲国家的内阁联合起来限制俄国的发展，并强制执行一个决议，在这个决议里，允许英国占领塞浦路斯。迪斯累利的表现受到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这个贵族的赞赏，他指着迪斯累利评论道：“老犹太人——他就是这个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欧洲基督教领地，并被迫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1882年，英国控制了埃及，并使其名义上处于阿尔巴尼亚人政权的统治之下。英国在中东地区前沿阵地的两个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世界之旅中拜访了耶路撒冷：一个是英国王室年轻的继承人，十八岁的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也就是艾迪王子，未来的克拉伦斯公爵，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十六岁的乔治，也就是未来的乔治五世。[4]王子们在橄榄山上搭起了宿营地，乔治王子写道：“与父亲当年露营的地方几乎一样”，他还认为这是个“都城所在地”。据说，营地建有十一个豪华帐篷，由九十五头牲畜运抵，有六十个仆人服侍着，而这些都是由旅行社的龙头托马斯·库克安排的。库克是浸礼会信徒，后来成为乔治的一个部长。他在1869年开始从事一项旅游业务，在莱斯特和拉夫堡之间宣传禁酒运动。当时库克和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是王子们的随从）成了新观光业的开拓者，他们雇佣一小队由奴仆、警卫和翻译组成的人对王子们进行保护，以防止贝都因人或阿布高什部族人的攻击，阿布高什部落仍然控制着去往雅法的路，要想通过那里的话，就得要么贿赂他们，要么拉拢他们。这些旅行社的老板所设计的露营地有美轮美奂的丝质帐篷，餐厅和接待室装饰着有异国情调的红色和青绿色阿拉伯图案，甚至还准备了热水和凉水，而他们所想取得的效果就是为那些带着足够金钱的英国旅游者营造出一种东方的奇幻场景，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面描绘的那样。托马斯·库克的办公地点在雅法门前，那里成了耶路撒冷推动旅游观光的中心地点，标志性事件就是新大酒店的开张（越过拔示巴游泳池就到了，据说拔示巴就是在那里洗澡时被大卫王看见的）[5]，以及雅法门外约阿希姆·法斯特酒店的开张。1892年耶路撒冷最终通了铁路后，这座城市的旅游业才真正发展起来。摄影和旅游业是同步发展的。出人意料的是，耶路撒冷摄影业的繁荣竟然与亚美尼亚主教耶萨伊·加拉贝迪安（Yossayi Grabedian）有关。加拉贝迪安“可能是世上最英俊的统治者”，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艺术。他的两个门徒丢掉了亚美尼亚教士之职，在雅法路上建了一个照相馆，向游客兜售摆着“《圣经》姿势”的阿拉伯人的照片，或者让游客自己穿着《圣经》服饰摆出姿势来拍照。有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幕：一群留着胡须、穿着羊皮大衣的俄国农民聚在一起，惊奇地看着“一个长着蓝眼睛、有着美丽头发的英国女士”穿着“绣花的鲜红色衣服”，头上戴着黄铜做的发饰，身上的“紧身胸衣”很好地勾勒出她那“发育良好的胸部”，这位女士摆着姿势站在大卫塔前，异常醒目。这些俄国人对此既感到震惊，又不觉入迷。不断发展的新城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带有很强的折中主义色彩，因此，今天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郊区看起来好像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不属于中东地区。19世纪末修建的基督教新建筑包括二十七座法国女修道院，十座意大利修道院和八座俄国修道院。[6]当英国和普鲁士共享主教辖区的日子结束后，英国圣公会建造了他们自己坚固非凡的英国圣乔治大教堂，并任命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但在1892年，土耳其人也在大兴土木：阿卜杜拉-哈米德又增添了新的喷泉，建造了新门，并允许人们从此直接进入基督教区。1901年，为了庆祝他登基二十五周年，他又在雅法门修了一个钟楼，这个钟楼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英国郊区某个火车站的。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德国人都在旧城外面的新城进行垦殖。1869年，七个犹太家庭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七家之区”（Nahalat Shiva）。1874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在米歇雷姆定居，这里现在是一个哈西德区。1880年，犹太人达到一万七千人，在新城形成了绝对多数，他们有九个新郊区。同时，阿拉伯大家族也在大马士革门北边的谢赫贾拉建造他们自己的侯赛尼区和纳沙希比区。[7]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东方寓所”后来成了一个酒店。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了巴勒斯坦当权者的耶路撒冷指挥部，而拉巴赫·侯赛尼的豪宅则成了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美国家庭的家。美国的“胜利者”派：一直温着耶稣的牛奶1873年11月21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ttord）及其四个女儿在乘着“维拉·德·哈瓦里”号轮船横渡大西洋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船沉水之后，她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而死，只有安娜一个人活了下来。得知自己的女儿全部罹难后，她很想紧跟着她们投水自尽。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她丈夫、一个成功的芝加哥律师霍拉肖发了一封悲痛欲绝的电报：“只有我活了下来。我该怎么办？”后来斯帕福德一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来到了耶路撒冷。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更多悲剧：他们的儿子因猩红热而惨死，原本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一个六岁的孩子柏莎。安娜·斯帕福德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被宽恕而活下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对夫妇也对他们的基督教长老会愤怒不已，因为长老会认为他们一家的遭遇是上天惩罚的结果。后来斯帕福德夫妇成立了自己的救世派别，该派被美国媒体称为“胜利者”，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好好工作、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并改宗，将会加速即将发生的基督再临。1881年，只有十三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的“胜利者”（他们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美国侨民区的中坚力量）在靠近大马士革门的一所大房子里住了下来。1896年，瑞典福音教会的一些农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时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大本营，因此他们租下了拉巴赫·侯赛尼在通往那不勒斯道路上的谢赫贾拉地区的宅第。霍拉肖于1888年与世长辞，不过他的“胜利者”派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该派在耶路撒冷宣传基督再临，劝说犹太人改宗，将他们的侨民区发展成为一个福音派的慈善场所，那里有不止一个医院、孤儿院、施粥所，还有他们自己的照相馆、一个商店，以及一所学校。他们的成功引起了在巴勒斯坦长期任职的美国总领事西拉·梅里尔（Selah Merill）的仇视。梅里尔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一个牧师，是个反犹主义者，还是马萨诸塞州安杜佛学院的教授，一个不太专业的考古学家。梅里尔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企图摧毁该侨民区的居民，他指控他们是庸医，是反美主义者，是淫荡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梅里尔还威胁说要派卫兵驱逐他们。美国媒体称，这些侨民每天都在橄榄山上沏茶，为迎接基督再临作准备。《底特律新闻报》说：“他们时刻保持着牛奶的温热，以免上帝突然来到；马屁股上也时刻装有马鞍，以免耶稣突然出现；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1882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考古学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与英帝国的一个英雄交好，而此人正是英帝国接受《圣经》和刀剑的象征。在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控制了苏丹后，“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将军在施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住了下来。随后，他来到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并在美国侨民区最初使用的房子的屋顶欣赏风光，在那里，他确信骷髅头一样的山的对面就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各各他。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观点，后来他所谓的“花园墓”竟然成了圣墓的替代品引来新教徒朝拜。[8]“胜利者”对许多精神比较脆弱的朝圣者非常宽厚仁慈，柏莎·斯帕福德称他们是“安拉花园的卑微者”。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人和怪人，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错乱。”有些美国人视自己为“以利亚、施洗者约翰，或者其他先知，还认为有许多救世主都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其中有一个“以利亚”试图用石头杀死霍拉肖·斯帕福德。一个名为提图斯的得克萨斯人认为自己是个世界征服者，不过在触摸过未婚女子之前需要克制自己。还有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伯爵设计了一个宅第，用以收纳《启示录》（7.4）上面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被赎回来的灵魂。然而，并非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人基督徒都能接受犹太人。梅里尔总领事憎恨犹太人正如他憎恨“胜利者”组织一样，他称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傲自负、为钱入迷的“软弱民族，塑造不出战士、殖民者，也塑造不出公民”。慢慢地，美国侨民区欢快的赞美诗吟诵和慈善行为使他们与所有派别和宗教都结成了朋友，成为召集每个交游广阔的作家、朝圣者和统治者的第一站。塞尔玛·拉格勒夫（Selma Lagerlof）是个瑞典女作家，她曾与斯帕福德一家一起住过，她的小说《耶路撒冷》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该侨民区一举成名。1902年，在雅法开着一家酒店的普拉托·冯·乌斯季诺夫（Plato Von Ustinov）男爵在雅法开了一家饭店，当他问起是否能让他的客人住进美国侨民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造成饭店的可能。然而，如果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被西方人改造的，那么在19世纪末，它却是被俄国这个东正教农民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聚居的帝国控制的，这两种人都无法自持地向耶路撒冷挺进，都从敖德萨乘坐轮船向耶路撒冷航行。* * *注释[1] 哈西德派，希伯来语意为“虔敬”，在耶路撒冷处于上升态势。他们是17世纪神秘主义的继承者，仍旧穿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黑色衣服。18世纪40年代，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名为以色列·本·埃利泽的信仰修复者取用了巴尔·谢姆·托夫（意为“美名大师”）的名字，发起了一个对《塔木德》研究产生挑战的大规模运动。该派提倡在祈祷、歌唱、舞蹈及践行神秘行动时达到癫狂状态，以此来接近上帝。他们的首要反对者是维尔纳加昂，加昂斥责这些是民间迷信，强调对传统《塔木德》研究的必要性。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神秘主义苏菲派和严苛的伊斯兰保守派（沙特瓦哈比派）之间的冲突很相似。[2] 一种以毛、棉或人造丝织就的粗布料。——译注[3] 18世纪60年代，哈立迪家族开始组建一座图书馆，该馆收藏了五千余册伊斯兰书籍，其中一些书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0世纪，此外还有一千两百多份手稿。1899年，拉希布·哈立迪将他的收藏与优素福以及他的侄子们的收藏合并起来，于第二年开设了哈立迪图书馆，该图书馆位于西西拉街马木鲁克王朝巴克汗陵墓附近，现在仍保存完好。[4] 在查尔斯·威尔逊和康德上尉及“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考古学家们的指引下，两位王子参加了一个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的逾越节家宴，并对这个“欢乐家庭聚会”“十足的家庭生活记忆深刻”。他们甚至对那些人身上的刺青异常兴奋。乔治王子写道：“我被那个曾经为爸爸（威尔士王子）文身的人文了刺青。”[5] 库克办公室外面的标记是这样的：“托马斯·库克和儿子有耶路撒冷最多的翻译和赶骡人员，有最好的敞篷轿车、四轮马车、营帐、马具等！”新大酒店的建筑有罗马建筑的遗风：该酒店是第二道城墙的一部分，瓦片上刻着第十军团的标志，还有一个由奥古斯都皇帝的使节树立起来的圆柱，该柱子被当作路灯灯座使用了数十年。[6] 德国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是他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对鸽笼式进行了大胆挑战，他自己的家、塔伯宅以及他设计的小教堂，都显示出德国、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样式的遗风。[7] 侯赛尼和其他大家族，如新兴的纳沙希比家族，在商业热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富有。侯赛尼家族的一员负责为新建的铁路提供枕木。1858年，《土耳其土地法》将许多古老的瓦克夫私有化，这使得大家族们迅速成为绝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阿拉伯农民是这次改革的输家，只好任由这些封建在外地主摆布。因此，最后一个哈米德总督劳夫帕夏称这些大家族是“寄生虫”。[8] 戈登在耶路撒冷停留的时间因苏丹的马赫迪起义而缩短。他被召回管理苏丹，后来遭到围攻并被杀死在苏丹的喀土穆，据说他死时仍拿着他的《圣经》。花园墓并非“美国垦殖地”唯一的考古学成就，正如我们很早就看到的那样，是雅各布·埃利亚胡发现了在西罗亚隧道工作的工人留下来的铭文，埃利亚胡是一个被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劝说改了宗的犹太人的儿子，而这个犹太人父亲曾背叛美国侨民区。41 俄国人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俄国农民（其中许多是妇女）经常从他们所在的村子一路向南走到敖德萨，踏上去锡安山的旅程。他们穿着“垫得厚厚的大衣以及有毛皮衬里的短上衣，戴着羊皮帽子”，妇女额外再“穿上四五层衬裙，头上戴着灰色的围巾”。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是一个英国记者，他曾经留着蓬松浓密的胡须，穿着俄国农民的罩衫，伪装成完美的俄国人同他们一起旅行。他说这些俄国农民已经买好了自己的寿衣，并感到“当他们到过耶路撒冷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重要事务都会结束。因为前往耶路撒冷的农民，就某方面来说，他们在俄国的人生已经结束，正如新教徒将其全部关注都以生命为中心展开一样”。他们乘着花重金买来船票的轮船航行，住在“黑暗的、充满污秽的货仓里”，“在一次风暴中，当桅杆坏了之后，货舱里的农民到处翻滚，就像尸体一样，或者一个抓着另一个，就像疯子一样，这场景比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矿井都要糟，而臭味则比任何火焰都要难忍”。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受到了“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山人导游的迎接，此人身穿‘俄国巴勒斯坦协会’的华丽制服——深红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斗篷、骑马用的短裤——引导他们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周围到处都是“阿拉伯乞丐，几乎裸着身子，丑陋得难以言说，还哀号着向他们索要铜币”，导游一直将他们带到俄国大院。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天三个便士”的宽敞却拥挤的宿舍里，在餐厅里喝着芥麦粥、白菜汤、大杯的克瓦斯根啤酒。那里的俄国人如此之多，因此“还有阿拉伯男孩子们在旁边跑过，大声用俄语喊叫道‘莫斯科人，很好’”。在整个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船上有个神秘的乘客。”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并大声喊叫着“哦，上帝，你有无上的荣光”时，他们可能会说“耶路撒冷有个神秘的朝圣者”，而且还会宣称自己在金门或希律墙见到了耶稣。格雷厄姆说：“他们一整晚都在圣墓大教堂那里度过，在那里拿到圣火，并用帽子将其熄灭，这些帽子他们将来去世时会带进棺材。”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为“耶路撒冷这个为富裕的观光者而准备的尘世欢乐之地”而震惊，尤其是为“众多奇怪的、脏兮兮的，又长满蛀虫的颓败的”教堂而震惊，“那里是死亡的摇篮”。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沉思来安慰自己：“当我们不再凝视耶路撒冷而是让使徒来观察我们时，我们就真的找到了耶稣。”然而，他们的神圣俄国却正在发生改变：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实施的解放农奴的举措引燃了改革的期望，然而他却无法满足这份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分子在他的帝国里到处暗杀他。在一次袭击事件中，亚历山大二世甚至拉动了手枪射击那些可能的杀手。不过，1881年，他最终还是在圣彼得堡被暗杀，双腿被激进分子炸得血肉横飞。很快就有谣言散布说，犹太人与沙皇的死有密切关联（恐怖分子圈子内有个犹太妇女，不过刺客中并没有犹太人），谣言导致了俄国人对犹太人的血腥攻击，这些袭击是政府鼓动的，有时还是由政府组织的。这种劫掠行为使得西方产生了一个新词语：“pogrom”，该词源于俄语gromit，意为“毁灭”。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长满胡须、个子高大的人，但心胸狭窄，思想保守，他将犹太人视为“社会的毒瘤”，并把忠实的俄国东正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归咎到犹太人身上。他在1882年颁布的《五月法令》实际上把反犹主义变成了一项国策，[1]该政策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得到了强制执行。受到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狂热崇拜的鼓舞，亚历山大三世相信神圣俄国会被独裁统治和东正教所拯救。因此，他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为“东正教帝国巴勒斯坦协会”主席，以“强化东正教在圣地的地位”。1888年9月28日，谢尔盖和他二十四岁的妻子、维多利亚女王漂亮的孙女埃拉，在橄榄山上用白色的石灰石和七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为他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祝圣。两人都被耶路撒冷深深感动了，埃拉对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当踏进圣墓时，您想象不到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多么复杂的感觉，在这里有一种如此强烈的欢愉，而我的思绪也不断地转向您。”埃拉是出生于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信奉基督新教的公主，但是她却充满热情地接受并改信了东正教，当“看到所有这些在柔弱的婴儿时代就被教导要热爱的神圣地方时”，她是“多么高兴啊”。谢尔盖和沙皇都仔细地观察过教堂的设计，埃拉则被委任负责教堂的绘画。埃拉告诉维多利亚女王：“看到这些我们的上帝为了我们而受苦的地方，就像是一场梦”，“而在这里祈祷是如此地舒适”。埃拉确实需要抚慰。三十一岁的谢尔盖是一个军人般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在家里他是一个比较专横的人，他一直被秘密过着同性恋生活的流言困扰着，而同性恋生活与他对于独裁统治和东正教的坚信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一个表亲这样描述他：“他固执、傲慢、难以相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却到处炫耀他的个性。”谢尔盖与埃拉的婚姻将他置于欧洲王权的焦点：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将要嫁给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谢尔盖对帝国、上帝和考古学的兴趣全部都融入了他的新教堂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教堂刚好就在圣墓大教堂旁边。在买下这块地段极好的土地后，谢尔盖和他那些建筑工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哈德良圣殿和君士坦丁教堂时代的墙垣，后来在建造他的教堂时，他就把这些考古发现都融入了进来。在俄国大院里，他将“谢尔盖之屋”这个奢华的带有角塔状新哥特式塔楼的酒店指定为俄国贵族的休息之地。[2]谢尔盖和埃拉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个悲剧，然而，抛开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所吸引的成千上万个俄国朝圣者不说，谢尔盖还有一个卓著的贡献，那就是，作为俄国官方反犹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将犹太人推进了锡安这个避难所。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任命谢尔盖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即刻就从这个城市赶走了两万犹太人，他派出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在逾越节第一个晚上的午夜包围了他们的居住区。埃拉写道：“我不相信我们将来不会因此事而受到审判。”不过谢尔盖却“相信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我不认为如此，除了感到羞愧”。[3]六百万俄国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很尊崇耶路撒冷，祈祷时也都会面向他们房屋的东墙。然而，现在俄国的这场大屠杀却逼迫他们要么革命——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要么逃亡。于是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即第一次“阿利亚（Aliyah）”。“阿利亚”一词的意思是“升到更高的地方，升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在1888到1914年间，有两百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不过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去了“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去了“美国金色之地”。但是仍有千万人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1890年，俄国犹太移民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风貌：四万名耶路撒冷人中有两万五千名都是犹太人。1882年，土耳其苏丹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1889年又规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不过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虽然以优素福·哈立迪为首的阿拉伯大家族们请求伊斯坦布尔方面制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但犹太人还是持续不断地到来。自从《圣经》的作者们创造了他们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自从这个城市的传记成为一个传遍全世界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命运便在很久以前被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以及沙皇俄国的统治者们确定了下来。1895年，一个奥地利记者出版了一本将会对20世纪的耶路撒冷进行明确阐释的书——《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 *注释[1]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于1879年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在其《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创造出来，当时是为了描述社会上新出现的不同于旧有的宗教仇视的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2] “谢尔盖之屋”严格来说是属于谢尔盖的，2005年普京总统访问以色列时对其非常欣赏，据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还流泪了。以色列在2008年将这个酒店还给了俄国。[3] 亚历山大三世死于1894年，他那涉世未深、才能平庸又不太走运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任为新的沙皇，此人承袭了他父亲对专制统治的顽固信仰。尼古拉二世很喜欢“谢尔盖叔叔”，并对其非常信任。作为总督，谢尔盖要对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礼庆典负全责，但是在这次庆典中，却有几千个参加庆祝的农民因踩踏不幸死亡。可是谢尔盖却建议他的侄子继续进行庆祝，企图逃避责任。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这个一直处于被世人讨论（的中心）的男人，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除了给耶路撒冷增加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做。西奥多·赫茨尔，《日记》耶和华愤怒的面孔正对这些炽热的岩石忧心忡忡，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阿瑟·库斯勒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戴维·本-古里安，媒体采访没有哪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见《耶路撒冷季刊》芸芸众生中，身负重荷的异教徒，必须承受以色列的仇恨之重，因为他不会再次把胜利带给耶路撒冷。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负重》42 德国皇帝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赫茨尔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据说他“英俊非凡”，“杏仁般的双眼上长着浓密忧郁的黑睫毛”，从侧面看他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他是个彻底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穿着翼形领和双排扣的礼服，有三个孩子，婚姻并不幸福。“他不属于犹太民族”，与衣衫褴褛、长着卷发、住在东欧小村庄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意第绪语。他会在家中摆放圣诞树，且不会因为要对儿子行割礼而困扰。但是，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从根本上震惊了他。1895年，当反犹主义煽动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同年，他在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无辜的犹太军官被判为德国间谍，赫茨尔亲眼目睹了巴黎暴民在法国这个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度里尖叫着喊道“处死这个犹太人”的情景。这使他更加确信对犹太人的同化不仅失败了，而且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情绪。他甚至预言，反犹主义将来有一天会在德国合法化。赫茨尔的结论是，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就永远也不会安全。一开始，他这个半实用主义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着建立一个德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一个由参议院管辖的犹太威尼斯，尊贵的共和国总督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担任，他本人任总理。他设想的犹太国是世俗化的：高级教士“将会穿着引人注目的法袍”，他的军队将会是佩戴银质胸甲的骑兵，他的现代犹太公民则将会在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打板球和网球。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任何犹太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赫茨尔的建议。然而，赫茨尔的想法却很快便发展成熟，变得更加可行起来。1896年2月，他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家园”，“马卡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这个词汇早在1890年就被创造了出来，而现在，赫茨尔为这个古老的观点赋予了政治表达和组织形式。自从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之囚时代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能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愿“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还以在婚礼上摔碎杯子并对房屋一角不加装饰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都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都围绕着圣殿的墙垣进行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者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会离开。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们对犹太人这个超国家的、世界性的民族的种族仇恨，但是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胜利所赢得的自由主义思想必定也鼓舞着犹太人。波将金亲王、拿破仑皇帝以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行者都是正统的犹太拉比，这些人是从期盼弥赛亚降临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的回归。1836年，普鲁士的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资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随后，他撰写了一本名为《追寻锡安》的书。大马士革“血祭诽谤”事件发生后，来自萨拉热窝的塞法尔迪拉比耶胡达·海·阿尔切莱（Yehuda Hai Aelai）建议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的犹太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1862年，摩西·赫斯（Mosses Hess）这个卡尔·马克思的同志，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说，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主义，他同时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不过，最终还是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内科医生，在《自我解放》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自己重建成一个鲜活的民族。”该书的写作时间正是赫茨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平斯克鼓励俄国犹太人组织“圣山热爱者”的新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尽管他们中许多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这个年轻的犹太教笃信者却坚称：“我们的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海边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区资助俄国犹太移民建立了农业垦殖村庄“里雄勒锡安”，他捐助的款项总共高达六百六十万英镑。和蒙蒂菲奥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买下耶路撒冷的城墙。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赛尼与其达成协议，但后来又泡汤了。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进行了努力，侯赛尼·谢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终还是断了他们的念想。1883年，早在赫茨尔的书出版之前，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俄国。19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同样还吸引了不少波斯犹太人，80年代也有不少也门犹太人来到此地。这些人都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例如，来自布哈拉（Bckharan）的犹太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布哈拉区，该区被很精心地用栅栏围了起来，其建筑很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艺复兴式，还有一些摩尔式的大楼则被设计成类似中亚城市建筑的样式。[1]1897年8月，赫茨尔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引以为傲地说：“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就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将会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许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的实现。”他们确实看到了，而且距他所言只差五年。赫茨尔成了一个新型政治家和宣传员，坐着欧洲的新铁路到处去游说那些国王、部长及出版业巨头。他那被无节制使用的健康恶化了，并向他提出了挑战，而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很可能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赫茨尔相信犹太人的建国不能依靠最下层的居民，而是要靠皇帝的赐予和财阀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和蒙蒂菲奥里一开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很不屑一顾，不过最早的几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却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奥里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的侄子在做点缀，“此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英国绅士”，“在瑞士那炎热的夏季里竟然戴着白色手套，因为他要握的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尔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去与苏丹进行交涉，他坚信他的犹太国应该是讲德语的，因此，他把目标转向一个现代君主的典范——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在计划一次东方之行，即先去见苏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圣墓大教堂旁边新教堂的落成典礼——新教堂所在地已经被转让给了他父亲腓特烈皇帝。实际上，威廉的计划远不止这些，他为自己与苏丹的外交活动感到自豪，还将自己视为前往圣地朝圣的新教教徒。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为土耳其帝国提供德国的保护，提升他的新德国的威望并抵制英国的影响。“我要去见德国皇帝，并对他说‘让我们的人民离开吧’”，赫茨尔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决心将他的犹太国建立在“这个伟大、强盛、尊奉道德、统治完美、组织严密的德国支持的基础上”。他认为，“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很可能会再次喜欢上这个德国。”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德国皇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捍卫者，当他听说犹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时，他说：“哦，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人也送到那里就好了。”当听说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写道：“我非常支持这些说犹太德语的人前去巴勒斯坦，他们越早被清除越好。”尽管他定期会见德国的犹太工业家，并与犹太船主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到处嚷嚷着要反对犹太资本主义这个有毒的九头蛇。他认为犹太人“是我的帝国的寄生虫”，“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国。几年之后，作为一个被废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气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建议。然而，赫茨尔当时却感觉到“这个反犹主义者正在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赫茨尔必须要渗入德国皇帝的宫廷。首先他试着去面见德皇很有影响力的叔叔——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希，此人对于寻找约柜的方案很感兴趣。弗雷德里希给其侄子德国皇帝写信，德皇转而让奥伊伦堡亲王就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写个报告。奥伊伦堡亲王是德皇最好的朋友，驻维也纳大使，也是德皇的谋士，他对赫茨尔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扩大德国权力的一个途径的说法非常着迷。德皇也同意“闪族的活力、创造力以及效率将会转而成为比乳臭未干、沉闷枯燥的基督教徒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阶级一样，威廉二世相信犹太人对于世界的运转拥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我们敬爱的上帝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是犹太人杀死了我们的救世主，他也相应地对他们作出了惩罚。不应忘记的是，考虑到国际犹太资本所代表的巨大而又极度危险的力量，如果希伯来人能够充满感激地敬仰这种力量，那对德国来说将是个巨大的利好。德皇给了赫茨尔一个好消息：“令人恐惧的反犹主义的水螅到处都在烦人地冒头，担惊受怕的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个保护者。到时候，我会与苏丹进行斡旋的。”赫茨尔听后欣喜若狂：“太好了，太好了。”1898年10月11日，德皇和皇后登上了皇家列车，随行的有他的外交大臣，二十个朝臣，两个医生，以及八十个侍女、仆役和保镖。德国皇帝热切希望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自己设计了一件特别的灰白色制服，还戴有一条标准长度的十字军式样的面纱。10月13日，赫茨尔和四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乘坐东方快车从维也纳出发，他们带了一个衣柜，里面有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以及木髓头盔和旅行装。在伊斯坦布尔，威廉二世最终接见了赫茨尔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赫茨尔的评价是“一个有着贵族心智的理想主义者，聪明，有智慧，有着富有表情的眼睛”。德皇说他之所以支持赫茨尔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高利贷者，这些人如果能去住在垦殖地的话，会更有用”。赫茨尔对德皇这种中伤犹太人的言谈表示了抗议。德皇问他见到苏丹后应该提什么要求，赫茨尔回答说：“在德国保护下的犹太同胞得到特许。”于是德皇邀请赫茨尔在耶路撒冷与他会面。赫茨尔感到印象深刻。霍亨索伦王室皇帝权力的典型形象是“非凡的蓝色海洋般的眼睛，漂亮严肃的面孔，直率、和蔼、无畏”，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威廉二世当然富有智慧，知识渊博，而且活力四射，然而，他同时又是个过于焦躁不安、反复无常的人，甚至奥伊伦堡亲王都担心他精神上有问题。在罢免了俾斯麦的首相之职后，他控制了德国的政治，然而他自己太不稳定了，因而不能很好地进行维持。他的私人外交极富灾难性，他写给部长们的函件简直让人无法容忍，为此他们不得不将之锁在保险柜里；而他那清楚明确得令人忧心的讲话——他鼓励他的军队像匈奴人一样去射杀德国工人，或者屠杀敌人——也同样让人尴尬不已。[2]1898年时，威廉已经被视为半个小丑和半个战争贩子。然而，他还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讲给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听，苏丹坚定地予以回绝，并告诉他的女儿：“犹太人可以把他们大把的钱节省下来。当我的帝国被分割时，他们或许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巴勒斯坦。只有我们的尸体才能被分割。”同时，威廉二世也为伊斯兰教的活力惊诧不已，因而失去了对赫茨尔的兴趣。1898年10月29日下午三点，德国皇帝穿过城墙的一个缺口——与雅法门紧挨着的那个缺口，骑着白色战马进入了耶路撒冷。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战士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标准长度的金线缝制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帽盔上面还镶着一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配有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戴着腰带和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一同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赫茨尔在一个住满德国官员的酒店里观看了德国皇帝的这出表演。德皇明白耶路撒冷是一个宣传其帝国新面貌的理想舞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表演所感染：继承亡夫权位的俄国皇后认为他的表现“令人反胃，极其可笑，让人厌恶”。威廉二世是首位为国事访问而任命了一位官方摄影师的国家元首。十字军制服和摄影师装备验证了奥伊伦堡亲王所称德皇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一种是骑士般的，追忆中世纪美好生活的品性，另一种则是现代的”这一说法。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城市里的男人戴着白色头巾，穿着喜气洋洋的条形上衣，土耳其军官的妻子们则穿着华美的丝质米拉耶（Milayes），那些生活富裕的农民穿着火红飘逸的土耳其长衫”，骑着良驹的贝都因人“穿着又大又笨重的红靴子，皮质腰带裹着束腰的宽松外衣，外衣上缀有大量小型武器”，还戴着阿拉伯头巾。他们的酋长们则带着刀刃周围布满了鸵鸟羽毛的长矛。在犹太人的凯旋门前，一个留着长须、九十多岁、穿着土耳其长衫、包着蓝色长头巾的塞法尔迪大拉比和他的阿什肯纳兹同伴向威廉呈递了一部《摩西五经》，威廉还受到了市长亚辛·哈立迪的欢迎。市长当日身披皇家紫色披风，戴着金线环绕的头巾。威廉在大卫塔那里下马后，便和皇后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为防备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不久前遭到了暗杀），围观的群众都被清空了。主教们引导戴着珠宝的皇帝、皇后进入圣墓，威廉二世踏着耶稣曾经的足迹，心跳加快，而且愈发激动。当赫茨尔等着德皇的传唤，并对这座城市进行考察时，皇帝把一座罗马式塔楼献给了救世主教堂，该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和爱”。在参观圣殿山时，德皇这个热情的考古学家曾向穆夫提提出允许对此地进行挖掘的要求，但是穆夫提有礼貌地拒绝了。11月2日，赫茨尔最终得到皇帝的召见。这五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其中一人建议把镇静剂也带上。他们身着白领带、燕尾服，以及大礼帽，穿戴得体地来到大马士革门北边威廉皇帝的营帐去见他。这是一个由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安排的拥有二百三十个帐篷的豪华村庄，由一百二十架马车、一千三百头马匹运送行李，还有一百个马车夫、六百个司机、十二个厨师、六十个侍者，所有这些都由土耳其军团守卫保护。随行的艺术大师约翰·梅森·库克说，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耶路撒冷最大的盛会。我们将这个地区的马匹、马车和食物几乎一扫而光”。英国画报《笨拙》（Punch）嘲笑威廉二世是“库克的十字军”。赫茨尔见到德国皇帝时，皇帝“穿着灰色的殖民地制服，戴着有面纱的头盔，褐色的手套，十分奇怪的是，还拿着一个骑马用的短马鞭”。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走近他后“止步，鞠躬。威廉则友好地伸出手”，然后对他进行教导。他说：“这片土地需要水和树荫。这里为所有人准备了空间。你们的运动背后的思想很健康。”赫茨尔解释说安装供水设备虽然可行，但却异常昂贵，德皇于是回应说：“好吧，你们有大量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多。”赫茨尔提议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但是德皇却终止了这次会见，“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皇帝和赫茨尔都不喜欢耶路撒冷。威廉曾写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凄凉贫瘠的、堆满了石头的地方”，“被大片非常现代的犹太聚居地组成的郊区给毁掉了。有六万犹太人住在那里，油腔滑调，污秽不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他们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想从其邻人那里榨取每一分钱——他们就是大批现世的夏洛克”。[3]不过，他给其表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他对天主教徒的“圣物崇拜”更加鄙视：“当离开圣城的时候，我在穆斯林面前感到非常丢脸。”而赫茨尔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话：“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至于西墙，赫茨尔认为，那里遍布着“可怕、悲惨和混乱的贫民窟”。不过，赫茨尔却梦想着“如果耶路撒冷从来都是我们的，我将清除掉任何不洁的东西，摧毁充满污秽的事物”，把耶路撒冷老城维护成像卢尔德或麦加那样的圣地：“我想在圣地周围建造一个空气舒适、下水道设施良好的崭新城市。”赫茨尔随后决定耶路撒冷应该被共享：“我们要扩张耶路撒冷的领土，这样它就不会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它那些神圣之地是所有信仰者的共同财产。”当德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在那里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萨拉丁陵墓），赫茨尔从三个身穿土耳其长衫、身材魁梧的犹太搬运工身上看到了未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往这里带来三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地都将是我们的。”那时的耶路撒冷确实已经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中心。在四万五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两万八千人是犹太人，这种人口上的增长引起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担忧。1899年，年长的优素福·哈立迪对其朋友、法国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k Kahn）说：“谁能对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呢？”“上帝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巴勒斯坦实际上是你们的领土”，但“残酷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为严肃的问题是，这里居住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哈立迪的这封信提前提及了巴勒斯坦民族的一个观念（哈立迪是个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最后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也否定了犹太人声称的占有锡安的必要性，他预见犹太人的回归尽管是古老的、合法的，但必将与阿拉伯人古老的、合法的存在发生冲突。1903年4月，在沙皇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韦（Viacheslav von Plehve）支持下在基希讷乌（Kishinev）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在俄国全境掀起了一轮反犹主义杀戮和恐怖的疯狂行为。[4]惶惶不安当中，赫茨尔赶到圣彼得堡与普列韦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者进行磋商。在与德国皇帝和苏丹的商谈毫无进展后，赫茨尔便开始在圣地之外寻找一个临时性的领地。赫茨尔需要一个新的支持者，他提出犹太人的家园要么建在塞浦路斯，要么就建在英国掌控下的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附近，这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比较近。1903年，第一任罗斯柴尔德勋爵内森终于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赫茨尔介绍给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直接排除了塞浦路斯的可能性，不过他却同意考虑阿里什。赫茨尔雇了一个律师为犹太人定居地起草了一份特许权申请书。这个律师就是四十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他随后的决定将会比自萨拉丁以来任何人的决定更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令赫茨尔非常失望的是，这个特许状申请被驳回了。张伯伦和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提出用另一块土地——乌干达或者肯尼亚的一部分，作为犹太人的领地，赫茨尔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暂时接受了。尽管赫茨尔未能成功争取到皇帝和苏丹的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却成功激励了俄国那些备受迫害的犹太人，尤其是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出生的孩子——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这个只有十一岁的男孩认为赫茨尔就是弥赛亚，能带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 *注释[1] 耶路撒冷所谓的“波兰犹太人”主要是来自俄国的哈西德派教徒，不过他们中的一些派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他们认为由人来决定上帝“回归”和“审判日”的时间这种行为是在亵渎神明。[2] 威廉二世那难以预知的行为经常让其周围人员惊诧不已。他早期性生活中那些特别的嗜好，如戴手套、SM、恋物癖等，不得不对外人进行掩饰；他的一个朝臣——一位人过中年的普鲁士将军，在给他跳舞时死于心脏病，因为除了芭蕾舞裙和一个羽毛做成的女用长围巾外，这位将军什么也没穿；另一个朝臣在供他娱乐时，打扮得像只行乞的卷毛小狗：“穿着裁剪过的紧身衣，衣服上画着直肠标记的地方开着口，上面是一条真正的狗尾巴。我已经看到皇帝在和我们一起大笑了。”最终，他的朋友奥伊伦堡亲王在其私密的同性恋生活被揭露出来后，因陷于性丑闻而身败名裂。当涉及他人的道德问题时，威廉同样是个自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后来再也没有同奥伊伦堡亲王说过话。[3] 德国皇帝日耳曼式的巨人症改变了现代耶路撒冷的天际线。他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要塞耸立在橄榄山上，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德国堡垒，带有一个极其丑陋的塔楼，塔楼非常高，从约旦河那里都可以看到。他那建在锡安山上的天主教长眠教堂，外表模仿的是沃尔姆斯大教堂，内部模仿的是亚琛的查理曼的小礼拜堂，该教堂有着“众多的塔楼，更适合于莱茵河谷地区的景观”。[4] 大概在这个时候，沙皇的一个顶级秘密警察、巴黎的奥克瑞纳首长及保卫部部长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命人杜撰了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他宣称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秘密记录。实际上该书是由1844年法国出现的一部反对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讽刺性作品以及1868年德国人赫尔曼·古德切所写的反犹主义小说改编而成的（大部分都是直接剽窃过来的）。《议事录》所写的是犹太人深入到各个政府部门、教会以及新闻媒体中，并挑起战争和革命的荒谬的、恶魔般的计划，目的是创建一个犹太独裁者所统治的世界帝国。该书于1903年出版，旨在在俄国激起反犹主义浪潮，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的统治受到了犹太革命者的威胁。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戴维·格鲁恩成为了戴维·本-古里安戴维·格鲁恩的父亲已经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圣山热爱者”运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热心的希伯来语文学家，所以戴维从小就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像其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方案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发明了“熔炉”一词来描述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的以色列·冉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没有巴勒斯坦人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的话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1]而赫茨尔本人也因多次巡游而筋疲力尽，随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决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尽管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到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革命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a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对种族和宗教不屑一顾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却认为那个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们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了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发生在俄国的这种大屠杀使得戴维·格鲁恩登上了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移民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蒙·巴尔·科赫巴底下的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土耳其行省西顿和大马士革及其行政区耶路撒冷，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同分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结果也落了空。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最新的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本土耶路撒冷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在还是孩子时便开始学习鲁特琴——或曰“乌得琴”——并且很快便成为那个音乐至上的镇子上最好的乌得琴演奏者，因此他得以与任何人接触，不管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地方官员的儿子，该地方官与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关系密切。不过瓦希夫因倾心于艺术而未能成为地方权贵。他曾跟着一个理发师做学徒，不过很快便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成为一个音乐家。他见证着所有的事情，知道每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显贵、土耳其帕夏，到埃及歌女、抽烟抽得很厉害的音乐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女人。他在七岁时便开始写日记，该日记成为耶路撒冷文学的一件瑰宝。[2]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了兴趣（入场费是一个比什里克，在门口交纳）。瓦希夫陶醉于文化融合的氛围里，作为一个在英国圣乔治公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他还学习了《古兰经》，喜欢在圣殿山上野炊。他将塞法尔迪犹太人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儿子”，还盛装打扮参加犹太人的普珥节和每年一度在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炊，并在那里伴着乌得琴和手鼓演唱安达卢西亚歌曲。在蒙蒂菲奥里区一个犹太裁缝家里举办的特殊的演唱会上，他将一首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歌曲改用犹太曲谱进行演奏，以配合阿什肯纳兹唱诗班。1908年，人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及其秘密警察的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新恢复了1876年宪法，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在这种令人振奋的情景之下，当地商人阿尔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雅法门向那些快乐的民众免费发放了几百个面包，此人被他的崇拜者们称为“犹太帕夏”，其敌人则称其为“小希律”。孩童们在街边玩耍时，还把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过程表演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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