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半大孩子强迫送到了德国。他这个“东方奴隶”在那里一直呆 到战争结束。他在那里养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人应该尽量使 生活过得轻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时那样被人强迫去劳动。在西方， 他利用了欧洲人的轻信态度和边境控制不甚严紧的状况，把法国 的汽车开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车开到法国，减价出售，从中 谋利。但是，他在法国到底还是被查出来，他被捕了。这时，他 给苏联驻法大使馆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去。帕一弗当时是这样盘算的：如果蹲法国监狱，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苏联呢，他由于叛国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滂沱大雨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而苏联呢，据他说，开战后连三年也保不住。因此，还是去苏联监狱更有好处。大使馆的朋友们自然是很快就来接收他了，并且拥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国当局欣然同意把这个盗窃犯移交给苏方。大使馆里集结了大约三十名像帕一弗这样的和有类似情况的人。使馆把他们用轮船舒舒服服地运到了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们到市内去游逛游逛，然后，就在一昼夜之内又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逮捕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牢房里，彼佳能够代替西方的报纸（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方报刊关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报导），也能够代替剧院（他可以轻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乐）和电影（他给我们讲述西方影片的内容，边讲还边表演）。 古比雪夫的递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时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还可以透过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谈话。去厕所时可以走近家属工棚的敞开的、钉了铁栅栏、但没装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带着孩子的女犯人（她们也都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和西部乌克兰抓来的）。在两座马棚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小孔，我们把它叫做“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小孔两边总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卧着互相交换消息。 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更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们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却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昂起头来望望那灰白的闷热的六月天空。假如这时在那天空中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编队，我们是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不像生活了。 从卡拉巴斯递解站来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们带来了一些谣传，说那里出现了小传单，上面写着：“受够了！”我们互相鼓气，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炎热的夜晚，大家都像从蒸笼里出来一样，热汗直流，这时候看守们却把我们塞进乌鸦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便从车厢里对看守们喊起来：“等着瞧吧，兔崽子们！杜鲁门会来收拾你们的！把原子弹扔到你们头上！”可是看守们却一声没吭。他们也感觉到了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在增长，而且我们深信自己是正义的。我们非常渴望真理的实现，甚至宁愿在同一颗炸弹之下和这些刽子手们同归于尽。我们所处的境地没有什么可丢失的。 不写下这个情况，就无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岛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狱是关押过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钉起来的古拉格系统下的递解站。这是沙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建造的威严的监狱，特别是它的地下室。要是找拍电影的场景，没有比这地下牢房更合适的了。四方形的小窗口就是一条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据这条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车房的墙是用什么构成，有多么坚固了。牢房里没有所谓的屋顶，它是一个形成穹隆状的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墙湿淋淋的，不断地渗出水来，滴到地上。早晚这里漆黑一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里也是昏暗的。看不见老鼠，但是总感觉到它的存在。本来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监狱当局还是想方设法在这里修了两层睡铺下铺刚刚高出地面一点点，只有脚踝骨那么高。 我们在使人放纵的古比雪夫递解站期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模糊的反抗精神，看来，遇到这样的监狱之后总该被压服了吧。但是，并没有！每天晚上，在蜡烛般微弱的十五支光的电灯下，敖德萨大教堂的长老，谢了顶的、瘦长脸膛的德罗兹多夫老头，还是照例要站到坑道窗口的底端去，用低低的声音，满怀着迎接生命的终结的无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它有如背叛的行径，恰似暴君的乖戾。 而这座监狱，在雾气中挺立的 这可怖的幽灵，却比秋夜还黑！ 他只是唱给我们听。不过，在这里，即使大声喊叫，外面也听不见。他唱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尖突的喉结在那干瘪的、青铜色的脖子皮肤下面滚动。他边唱边抽泣，他在回忆，在脑海中一幕幕重温过去几十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内心战栗感染着我们： 虽然这里一片沉寂， 但监狱绝不是坟地。 而你，看守人呀， 且莫疏忽大意！ 在这样的监狱里，听这样的歌声！“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们这些囚犯们所等待的东西合拍的。 听完他的歌。我们就在黑暗中，在阴冷潮湿中收拾收拾睡觉了。是啊，此时此刻还有谁的话语能温暖我们的心呢？ 这时，仿佛是对这期待的响应一样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帕斯基说话了。他的声音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所有主人公的混合声音。这声音时而高亢得无法攀援，时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单调，也不宁静，仿佛随时可能变成哭泣、变成痛苦的呐喊。即使是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笔下的廉价小说《红色马顿那》之类，要是用这种声音，用这种充满信念、痛苦和憎恨的声音读出来，也会像是关于罗兰的史诗那样激动人心。所以，真实也罢，完全是臆造也罢，反正他所讲的故事已经作为一个史诗铭刻在我们记忆里了，他讲到维克托·沃罗宁曾徒步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奇袭托列多，给阿尔卡扎尔要塞解了围。 其实，要把这个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写成小说的话，它在小说中也未必会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时就曾参加过“冰上进军”“，整个内战时期他一直南征北战。后来流亡到意大利。在国外修完了俄国芭蕾舞课程（好像是跟卡尔萨维娜学习的），又在俄国某伯爵夫人家里学会了一手做细木家具的漂亮手艺。（后来，在劳改营里，无人不夸他的好手艺：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给劳改营的头头们做了一张小桌，线条优美一，轻便漂亮，使他们大为惊讶。不错，这张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个月。）后来，他曾随着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替意大利拍摄过新闻记录影片。后来，他用了一个稍为有点变音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军队里当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随部队又来到他的故乡顿河一带。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是苏联军队仍在继续后退，但他指挥的那个营在这里很快就落入了苏军包围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冲出去，但是组成该营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们吓哭了；他们想活命！这时斯帕斯基少校动摇了，终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会用一颗子弹了此一生的，但那时他却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苏联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本来能够作为意大利军普通战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罗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虏他的苏军军官们无话不谈，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个俄国人，你本该像讳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对此讳莫如深呀，否则，哪里会有你的便宜！先关了他一年，后来又在哈尔科夫的国际战俘营（也还有这样一个营呢，里面关押着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关了三年。在他已经被关押四年之后——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里还要等二十五年呀，在这苦役营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们进了鄂木斯克监狱，然后又被转押到巴夫洛达监狱。这两处监狱之所以同意接受我们这批犯人，是因为这两个市的当局有一个重大的疏忽：至今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速解站。巴夫洛达市甚至更加可耻：连黑乌鸦囚车也没有，因而只好让我们这些囚犯排着队从车站走到监狱，经过好几个街区，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见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头十年就是这样押解犯人的。我们通过的几个街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自来水管，只见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黄沙里。实际上只是从监狱的两层砖房开始才有点像个城市样子。 但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所监狱给人的感觉不是恐怖，而是宁静，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宽敞寂静的小院，屋边墙角处长出一点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开的放风场地也不显得可怕。二层楼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钉着稀疏的铁栅栏，窗外没有装“笼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脚下，在狱墙和外面的院墙之间，铁链拴着一只大黄狗，时而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似地曳着铁链跑几步，汪汪两声。但它也不像监狱里的狗，样子不可怕，不像那些专门训练来咬人的狼狗。一身蓬松的浅黄毛说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种狗），而且，它已经老得不行了。这狗倒像那些好心肠的老年看守，这些人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他们毫不隐讳自己已经为这狗一般的看守职务所苦恼了。 越过狱墙，可以看到街道、卖啤酒的小铺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着的人——他们是来给犯人送东西或是等着取回容器的。再往远看就是住宅区，平房组成的一片片街区，额尔齐斯河的河湾，甚至可以看见河对岸很远的地方。 岗楼上的哨兵刚刚把留下了“牢饭”的空篮子退还给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孩接过篮子，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正站在窗口向她挥手致意，但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铺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岗楼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放下篮子，举起双手使劲朝我们不住地挥动，边挥手边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点点的动作，向我们表示：“写吧，写小纸条吧！”又在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表示：“扔下来，扔给我！”然后又向市区那边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们转交!”然后她又把两手张开，好像在说；“还有什么事？还能帮你们作点什么？朋友们？” 她做这一切时是那么诚恳、直爽，丝毫不像我们那些备受欺凌虐待的狱外的自由人们，不像那些被弄得昏头昏脑的公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时刻到了吗？或者只是在哈萨克斯坦如此？须知，这里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人是流放来的呀！…… 可爱的无畏的小女孩啊!难为你那么快就学会、就正确地掌握了监狱生活这门科学！世界上仍旧存在像你这样的人，这本身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我这眼角里是不是夺眶欲出的喜悦的泪水？）……请你，无名的女孩子，接受我们的敬礼吧！啊，要是全国人民都像这样该有多好！那就谁也不敢来关押他们了！那些可诅咒的爪牙就会统统完蛋！ 当然，在我们的棉背心里还藏着几节铅笔芯断头。也有几小块纸片。可以从墙上抠下一小块灰泥来，用细线把小条子缠上，扔到她的眼前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巴夫洛达市确实没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帮忙的。所以我们只是向她鞠躬道谢，挥手致意而已。 我们被带进了沙漠地带。甚至那质朴僻静的小市巴夫洛达后来想起来都像一个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现在，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押解队把我们接收了。（不过，幸而还不是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分部。我们一路上都在祷告命运之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弄到铜矿去。）来了几辆大卡车接我们，车帮加高了很多，车身前部装着铁栅栏以保护那些冲锋枪手并把我们像野兽一样隔开来。我们被紧紧地塞到车里，蜷着腿坐下，脸朝车后。我们就这样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摇晃了八个小时。冲锋枪手坐在驾驶室的顶篷上，枪口一直对准我们的后背。 那些少尉们、上士们则坐在驾驶室里。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里坐的是一个军官的妻子和她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每当汽车停下来休息时，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采集野花，大声和妈妈说话。对于冲锋枪、军犬、从车里露出头来的丑陋的囚犯们，她都毫不在意。我们这个可怕的世界并没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逊色，她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投过来哪怕是好奇的一瞥……这时，我想起了札哥尔斯克特种监狱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个小孩最喜欢的游戏是：叫两个邻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后（有时还把他们的手绑起来）在路上走，他自己则拿着根子走在旁边押解他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过什么生活，孩子们就玩什么游戏…… 我们渡过了额尔齐斯河。汽车经过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驶在平坦的沙漠上，黄昏时停下来休息。这时，飞驶的车轮带起的浅灰色旋风也随着平息下来，我们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们满身尘土，面向走过来的方向（绝对不许回头看前进的方向），沉默着（绝不许讲话），心里想着那个未来的特种劳改营，它的名称人像是俄罗斯人起的。换乘“斯托雷平囚车”时，车顶上吊看我们的“卷宗”，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是个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本来嘛，他是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但对我还算另眼看待，因为我曾经是苏军军官，而且没有当过德国俘虏。他帮我想起了在大学学过、但早已忘记的东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线，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从九十度中减去太阳处于中天时的高度，就能得出我们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数。尽管求不出经度来，但能知道纬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我们的汽车不停地往前开。天黑了。根据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们才明确地知道：我们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后面汽车车灯的光柱里，一缕缕灰尘在飞舞。其实，道路上空尘土飞扬，只不过在灯光下才看得见。我这时有一种奇特的幻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漆黑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只有这些尘土的微粒在发光，在飞旋，在画出未来的不祥图景。 我们是被押往哪个天涯海角啊？去哪个洞穴啊？我们注定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我们的革命呢？ 蜷着的腿已经麻木，觉得已经不是自己的腿。半夜时我们来到了用高高的木板墙围起来的劳改营。在漆黑的沙漠中，在离开沉睡的黑呼呼的村庄不远的地方，这片营地被四周岗楼上的灯光照得通明。 又按各人的案情点了一次名（“一九七五年三月！”）。然后，把我们带进两道高大的门内去度过今后的四分之一世纪。 全营都在沉睡，但所有工棚的窗子都透出明亮的灯光，仿佛那里的生活正在沸腾。夜晚不熄灯，这就表明，这里实行的是监狱制度。工棚的门从外面用沉甸甸的挂锁反锁住，在一个个明亮的长方形窗孔里可以看到黑色的铁栅栏。 出来接人的生活助理员的身上缝着许多块号码布。 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人们身上是带着号码的，这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吧？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三章 锁链，还是锁链……-------------------------------------------------------------------------------- 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 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 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 从权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过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 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走出来呀！ 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 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没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镇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 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 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他总不是狗嘛！），发给他四块（有的劳改营发三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 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 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 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 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椰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 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 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 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只有几张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 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铜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新锤把也会折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0．9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即残废的囚犯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协。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到这一天还活着的）囚犯（总共约有八千八）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 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 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难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场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 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 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 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亚人查过人数）。 （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呢。 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 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关禁闭室！审讯！）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XX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 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 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 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 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 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 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 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 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 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 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手）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 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 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 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 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违章行为太多！）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 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 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 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 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 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 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 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 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 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 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 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 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 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 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 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 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 交给你们班吧。” 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 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 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 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 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 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 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 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 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 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 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 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 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 明点什么。 砌石工 看，我这个砌石的， 在认真地砌造监狱，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这里并非城镇要地，是国起来的隔离区；苍鹰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望不见行人踪迹，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在为谁砌造监狱？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大，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不，还不够可靠！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挥动着手中的瓦刀，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来视察过了，他说：“嗯，砌得蛮好！”他还随口许诺：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车！难道如此而已？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个害人的符号 记进了我的越中档案里， 把我用方话弧 同别人牵在了一起。 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 瓦刀、榔头上下飞翻。 墙里又砌上一道墙， 一间四室还要隔成几间。 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烟， 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 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 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 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 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 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 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 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 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 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 不久前才把它立起。 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 无能、没有骨气！ 上帝啊，我们是一群 多么驯顺的奴隶！ 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墒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格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 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 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 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 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 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 “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 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 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 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 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 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 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 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 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四章 怎么会忍受？-------------------------------------------------------------------------------- 我的读者中间有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坐在自家的软椅上翻阅到我们建筑加强管制工棚这个地方时，摘下眼镜，用一个直尺之类的扁平东西啪啪地敲着书页，频频点头说： “嗯，这个嘛，我倒相信。至于什么‘革命的微风徐徐吹’，那纯粹是扯淡！狗屁！你们这种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来的。革命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现在把你们这几千名所谓的‘政治犯’单独挑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丧失了人的外观，丧失了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家庭、自由、衣着和食物，可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我们在挣自己的一份口粮吃。看，我们在建筑监狱呀！” “这，很好。你们本来就该从事建设。建设嘛，总是对人民有利的。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们，你们就别再自称是什么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须同唯一先进的阶级相结合……” “可我们现在不已经都是工人了吗？” ‘脱这些，没有用！这叫做强词夺理！什么叫做规律，你们懂吗？” 规律吗？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这不计其数的、关押着千百万人的劳改营已经存在了四十年，那么，这本身也就该看做是某种历史的规律性。劳改营存在的年头过久，里面关押的以百万计的人数过多，以至于这一切都无法仅仅用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贝利亚的狡黠奸诈来解释了。而且用那始终在先进学说光辉照耀下的执政党的轻信和天真也是解释不通的。不过，我并不打算用这一条规律性来开导我的论敌，因为他准会和颜悦色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你离题了。” 可他呢，他以为我真是不大懂得规律性的。他有点性急，于是反而开始给我讲解起来： “革命者曾经一举扫荡了沙皇制度。非常简单！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够这么做吗？他敢像对你们这样压迫当时的革命者吗？！让他试试给当时的革命者缝上号码布看！让他试试……” “不错，沙皇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正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够在他之后这样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说沙皇也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 看来，这倒也对。沙皇不是不想做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国的东方型的专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隶制。（没有过什么全俄缙绅会议或者农村公社，也没有过什么自由哥萨克或者北方的农民阶层！）不论是“可怖的伊凡”还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谢”，是“严厉的彼得”还是“温和的叶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亚历山大二世，直到“伟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镇压。镇压本国臣民，把他们像小甲虫或毛毛虫似地踩死。臣民们被这个制度压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乱和起义总是被压得粉碎。 不过且慢！镇压确是镇压了。但也得打个折扣：它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高科技意义上的“粉碎”。例如，在十二月党人暴乱的方阵中站立过的全体士兵，四天之后都被宽恕了。（请比较一下：一九五三年在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布达佩斯，一九六二年在新切尔卡斯克，我国士兵们遭到处决并非因为参加暴乱，而是因为不肯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参加暴乱的十二月党人军官被处死的只有五人。——这在苏维埃时代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事要发生在我们今天，有一个能活的吗？ 无论对普希金还是莱蒙托夫，都没有因为他们写了大胆的著作而判刑，也没有为托尔斯泰公开颠覆国家而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问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会在什么地方？”普希金则直率地回答说：“在枢密院广场。”而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们这些亲身备尝了我国司法机器之苦的人们。还有我们的检察官朋友们，却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为了这样的回答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一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二分条，以参加武装暴动论处！最从轻的判处也要适用第十九条（图谋暴动）。因此，即使不是枪毙，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确实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进劳改营了，最后葬身在那里了。（像高峰浪诗人古米廖夫那样的人，还没有到达劳改营就在地下室里报销了。） 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所有战争中最幸运的一次，它带来的不仅是农民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与此同时，它使俄国诞生了一种最伟大的力量——社会舆论。 表面上，西伯利亚的苦役地还在继续溃烂，还在继续扩大，似乎还建立了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还继续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还在不停地判刑。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审判来，审判去，那个开枪重伤首都警察总监（！）的薇拉·扎苏利奇不是被……宣告无罪了吗？？ （开释扎苏利奇的轻而易举，蜕变成后来在她的作案地点建造列宁格勒监狱大楼的轻而易举。）薇拉·扎苏利奇刺杀特列波夫用的手枪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给她买的。后来还换成了一支大口径的。而法庭连间都没问：是谁买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按照俄国的法律，不认为这样的同谋者是罪犯。（要按苏联的法律，会立刻给这个人一个“顶头的”刑罚。） 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七次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谋杀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索洛维纳夫；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在库尔斯克城郊；哈尔图林的炸弹；捷捷尔卡的地雷；格里涅维茨基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里行走时（顺便提一下，他并不带保镖），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像是一只被追猎的野兽”。（这有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证明，他曾在一家私宅的楼梯处遇到过沙皇。）可是，怎么样呢？亚历山大二世干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杀后摧毁并流放半个彼得堡市那样的事吗？哪里的话？他连想都没有那么想！他采取了预防性的大规模恐怖手段吗？像一九一八年那种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质吗？他根本没有过这种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统统关押起来了吗？没有，那怎么行呢？！……他处死了几千人吗？他只处死了五个人。这个时期被审讯判刑的总共不过三百八。（想想看，假如对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行刺的话，我们为此要付出几百万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奥利明斯基的布尔什维克写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个克列斯特监狱里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转押到莫斯科后，他在 塔甘卡监狱里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尔卡监狱后，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们几个人！……（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二月革命时，在敖德萨城堡监狱里发现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发现了……三名。） 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文学的逐年发展，一种无形的、但却使沙皇们胆战心凉的社会舆论力量不断增长，沙皇们已经控制不住这匹骏马的缰绳，无法抓住它的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马屁股和抓住马尾巴的地步。 他没有了采取行动的勇气。他和所有他的权臣们已经失去了为捍卫自己政权而战的决心。他们已经不是在镇压，而是轻轻一按就放手。他们总是左顾右盼，仔细听着舆论会怎么说。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队内部建立情报机构，认为这是对军队的侮辱。（因此当局谁也不知道在军队里正搞着些什么样的宣传。）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当中安插些瘪三似的情报员，依靠他们提供的那点单薄的情报。政府认为自己受着法律的约束，不能（像苏维埃时期那样）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来而不管具体的罪状。 请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苏维埃政权已经搞了三十年，他还一直以他曾发出过“革命的风暴信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这“是愚蠢还是背叛”？他在一九OO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为教授，他在大学生集会（教授参加学生集会！）上的演说中发挥了一种思想（听众里有大学生萨温科夫），即：如果当局不让步的话，革命运动的力学势必导致恐怖行动，但这还算不上怂恿，对吧？也不是“导向……的意图”吧？这无非是激进的自由派对恐怖行动（当它还不是针对他们的时候）的一种通常的病好而已。这样，米留可夫被关进了施帕列尔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还按出了一份新宪法草案。）他一迈进监狱大门，马上收到了同情者们送来的许多鲜花，糖果，食品。他当然还可以从公共图书馆借阅任何书籍。侦查用的时间很短。——在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生刺杀了教育总长（在那次集会后两个月），但是这丝毫没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狱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么是在哪儿呢？不过是在乌捷利火车站的另一头，这里已经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来彼得堡，或在文学基金会成在《俄国财富》编辑部。在等候宣判期间他获准去了一趟……美国。终于宣判了：在克列斯特监狱关六个月。（在这里也少不了水仙花和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但是他只蹲了三个月：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请求（“科学需要他”），沙皇释放了他。（米留可夫后来称为“老专制君主”并且给他捏造了一个“背叛俄国”的罪状的，正是这个沙皇。）不久以后又放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那里制造反对俄国政府的舆论。 二月革命的阴暗的精灵之一吉梅尔-苏哈诺夫一九一四年春天被“驱逐”出彼得堡，但仍让他用本来的姓名在农业部继续任职（他晚上常常住在自己家里，这就自不待言了）。 监狱总局局长马克西莫夫斯基一九O七年是怎么遇刺身亡的？该局设在一座居民楼里，几乎没有警卫。傍晚下班以后马克西莫夫斯基毫无戒备地接见了一个要求见他的女人——就这样被她杀了。 警察厅长洛普欣把阿泽夫的秘密透露给了革命党，——在刑法典中竟然找不出如何审判他的条款，政府对于泄露国家机密竟然没有防卫的办法。（总算是依据某个类似条款给他判了刑，后来的律师们长期振振有辞地骂这场审判是“沙皇制度的可耻行径”。按自由派的意见，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可审的。） 当局这种怯懦的动摇不定的作法只能起到刺激自己的对手，调起他们的胃口的作用。 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认为监狱制度不会有什么来真格儿的事，对它已经轻视到这种地步，以至眼也不眨地刺杀了俄罗斯的智慧和光荣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被戴上手铐的时候竟然大声喊起来：“你们把我弄疼了！” 监狱制度松懈到了什么程度，凭着一九O七年基辅无政府主义者尤斯京·茄克的越狱计划就能判断出来（由于显然是博格罗夫的告密，越狱没有实行）：在法院（政治案！）的休庭时间，茹克（恐怖分子）到院子里上厕所，看押他的士兵当然是（！）不会跟他进去的（也不会在附近守着）。那里事先放着一包老百姓的衣服和一件拆卸镣铐的工具。（这竟然是可以在法院的院子里做的！） 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仅仅能使他们在狱中相识，给他们以锻炼，给他们头上罩上光环而已。我们现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胆地说，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宠惯着革命者，从而导致自己的灭亡。凡是亲身体验过绝对万无一失的司法体系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沙皇政府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 让我们在这里翻阅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宁传记吧。一人八七年春天，列宁的亲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P也就是说，列宁（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样）是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么样了呢？同年秋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却考进了喀山皇家大学，而且读的是法律系！这个事实难道不奇怪吗？ 不错，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同一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但那是因为他组织了反政府的学生抗议大会才被开除的。也就是说，一个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弟弟又在煽动学生反对政府！如果在我国，在今天，他会怎么样？毫无疑问是枪毙！（其他人也得判二十五年或十年！）可是，只不过把他从大学开除了。啊，多么残酷！开除之后还要流放他！……到萨哈林岛吗？不，流放到他家住的村子科库什基诺村去了，而他每年夏天反正是要去那里的。他在流放中想工作，就给他工作的机会……叫他到原始森林去伐木吗？不，是叫他在萨马拉市实习律师业务。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几个地下小组的活动（以及进行反对1891年社会赈济饥民的活动）。在这之后他又以校外考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真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履历表怎么镇的？特别处审查时在干什么？） 几年之后，这位最年轻的革命者再度被捕，因为他竟在首都建立了“解放斗争协会”。岂止如此！他还屡次向工人发表“唆使暴动”的讲演，起草传单。那末，逮捕后严刑拷打他了吗？折磨他了吗？根本没有。给他创造了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侦讯期间他在彼得堡监狱里呆了一年多，人们给他送去几十本必要的书籍，他在这里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大部分。此外，他还（合法地，通过检察官！）从狱里把《经济问题探讨》一文寄给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新语》。在狱中，他可以自己付钱按自己的饮食规定购买午饭，有牛乳，有从药房买来的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来。（同样地，托洛茨基在彼得保罗监狱里也能够把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初稿写了下来。） 可是，后来根摒三人小组的判决把他枪毙了吗？没有。甚至没有判他监禁，而是判了流放。是流放到雅库特？是终身流放吗？？不，是到富饶的米努辛斯克州，而且只流放他三年。是给他戴上手铐，装在囚犯车里押解去的吧？嗅，不！他完全和自由人一样去的，临去之前，他自由自在地在彼得堡呆了三天，然后又在莫斯科游逛了几天：他还需要留下秘密指示、建立联络点、召集留下来的革命者们开会嘛！甚至还批准他“自费”去流放地，也就是说，他可以和自由的旅客一样乘车去。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当然更不必说回来的路上了），列宁一次都没有和犯人一起走过，也没有住过什么递解监狱。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列宁又需要在图书馆工作两个月以完成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而且这本由流刑犯写的书竟然出版了，没有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任何刁难！（用我们今天的尺度衡量一下看！）那么，列宁在那边远的乡村靠什么生活呢？他会找不到工作呀？他请求政府维持他的生活。结果，批准发给他的钱超过他的实际需要。尽管他的母亲经济上也是很宽裕的，他要的东西都能给他寄去。不可能有比列宁在其唯—一次流放中的生活条件更好的了。当时的物价极其低廉，发给他的钱足够买到有益健康的各种食物，有充足的肉食（每周一只羊）、牛乳和蔬菜，可以尽情地去狩猎。（列宁不满意自己的猎犬，人们就认真地考虑从彼得堡给他另送一只猎犬去。打猎时有蚊子咬，他就可以定制一副细软羊皮手套。）列宁在这里医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时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发胖了。他没有任何必须尽的义务，不承担工作和劳役。甚至他的妻子和丈母娘都不必劳累，因为每月付出两个半卢布就雇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姑娘把他家的全部粗活包下来了。列宁不需要靠任何稿酬生活，所以彼得堡方面几次邀请他担任一项有偿的文字工作，他都拒绝了。他写的文章和发表的作品都只限于那些能够树立他的著作家声望的东西。 他服满了流放刑期（他本可以毫无困难地“逃跑”，但为慎重起见他没有逃跑）。是不是自动地延长了他的刑期？改判他终身流放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违法的。期满后他被批准住在普斯可夫，只是不许他去首都彼得堡。但他可以去里加，去斯摩梭斯克，并没有派人监视他。于是他便同他的朋友（马尔托夫）一起，带着一篮子秘密印刷品到首都去了，而且他们干脆取道检查特别严格的沙皇村（这是他和马尔托夫过于自作聪明了），结果，他又在彼得堡被逮捕。不错，这时他身边已经没有那只篮子了，但他还带着一封用隐影墨水写的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信里谈到筹办《火星报》的整个计划。但是宪兵们似乎不想自找麻烦：被捕人在牢房里呆了三个星期，信一直在宪兵们手里，可却没有把它显影出来。 那么他擅自离开普斯可夫这件事怎样了结的呢？像我们现在这样判了他二十年苦役刑？不，只有这三个星期的拘留就完事了；之后就彻底释放了他，他随即乘火车到俄国各地去，筹备推广《火星报》的地点。然后又到国外去筹备《火星报》本身的出版工作。（警察局发给他出国护照时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障碍！”） 而且，不止这些！他从国外的侨居地点也照样把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寄交俄国百科全书（格拉纳特兄弟编的）编辑部，而且这篇文章居然被刊用了。还不只是这一篇呢！ 最后，他在离俄国边境不远的奥地利的一个小地方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而沙皇当局也没有秘密派遣一些“好汉”去把他偷偷活捉回来。其实，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 沙皇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也都表现了类似的软弱无能和不坚定性（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不过，这里又有其它疑点了）。例如，一九O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时没收了他的一些“诋毁性信件”。审讯时加米涅夫拒绝说明这些信的情况。也就完事了。于是，作为惩罚，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的确，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害要严酷得多。但到底严酷到什么程度呢？难道格尔舒尼（一九O三年被捕）和萨温科夫（一九0六年被捕）的罪行还轻吗？他们组织领导了对俄罗斯帝国最显要人物的谋杀。但是，并没有处死他们。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打死的仅仅是一名五品文盲（而且整个欧洲还掀起了一场保卫她的浪潮），那更是如此了——不敢处死她，只好把她流放了。假如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又是唐波夫！）农民起义的镇压者被一个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打死了，那么在“回击”的红色恐怖浪潮中不经审判而就地处决的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有几千呢？ 俄国海军基地（斯维亚堡）的暴乱造成了几百名无辜士兵的死亡，为这件事枪毙了三十八人，另有八百人被判刑。（其中几个人二月革命时在传说得神乎其神的泽林图伊苦役地获释——这次革命时在那里总共才发现了二十二名政治苦役犯。） 那么对一九O一年在彼得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是怎样惩罚的呢？据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回忆说，当时彼得堡的监狱里简直就像大学生们在举行郊游野餐一样，学生们笑语喧腾，一起唱歌，随便在牢房之间串来串去。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竟然要求监狱长准许他去看一场艺术剧院的巡回演出：他说，不然，票就白白浪费了啊！后来判他“流放”，流放到什么地方？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到辛菲罗波尔去，这样他就可以背着背包在克里米亚到处游逛了。 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在回忆这同一个时期时写道：“对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管制并不严格。”宪兵军官们向受侦查人提供从最好的“多顿饭店”’买来的午餐。另一位喜欢深入钻研的民意党人评论家布尔采夫证实：‘彼得堡的监狱比欧洲的监狱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号召书，号召莫斯科的工人们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专制制度。为此他被……关在牢房里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觉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一段日记吧。 “单身牢房！不过，没什么，也并不十分糟糕。我铺好了床，把小板凳挪过来，摆好灯，放好香烟、梨……边读书，边吃梨，完全和在家里一样……满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狱卒这样招呼他吃饭。他手头有许多书，还有从邻室传来的条子。 总之，安德烈耶夫承认，从居住条件和饮食方面来说，牢房的生活并不比他当年的大学生活更差。 这个时期，高尔基在特鲁别茨要塞监狱里写完了他的剧本《太阳的孩子》。 一九O五—一九O七年革命退潮以后，许多活动分子，如季亚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并未坐等逮捕，纷纷出了国，——二月革命以后他们一个个英雄似地回来，主宰国内的新生活了。这样的人有好几百。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部门以“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当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题为“苏联及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们——自传和传记”。随便把其中哪一篇拿来一读，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你都会感到惊奇：他们既然进行革命工作．怎么竟然会逍遥法外？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监禁条件怎么会那么好？！例如，关于克拉辛的条目里写道：“他回忆起在塔甘卡监狱里的情景总是感到满意。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们就不再麻烦他了。（可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注）于是他把这不自由的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顽强地做一件事：他学会了德语，读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几乎全部原版著作，读了叔本华和康德的书，认真研究了穆勒的逻辑学、冯特的心理学……”等等。克拉辛自选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即西伯利亚的首府，西伯利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o六年被投入华沙监狱，“他被关了半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他学习俄语，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的著作。在狱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当他（在狱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办的杂志时，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举个相反的例子吧。关于谢马什科的一条里有这样的话：“监禁（在莫斯科，7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个月监狱之后，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乡叶列茨去！ 是那些在监狱里骨头变软了的人们，诸如帕尔武斯之流的政客，为了向沙皇专制报复，才会以那种充满感伤主义美丽辞藻的夸张的回忆录描写沙俄的监狱，在西方制造了所谓“恐怖的俄国巴士的狱”的美名。 从数以千计的小人物的单独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例如，我手头就有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它不很合适：是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比较陈旧（一九三二年版），里面还“包含着错误。’现在，趁着这些“错误”还没有被清除掉的时候，我姑且取一个“K”字母为例，举几个以“K”字母起头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尔片科·卡雷。他是伊丽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书，可他却向革命者提供护照！（把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护照科的工作人员替非法组织弄护照。）为此他……被处绞刑了吗？没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庄去了！也就是说等于到别墅去了。后来他成了作家。 基里洛夫·B·T。他参加过黑海舰队水兵的革命运动。枪毙了吗？判了他终身苦役吗？没有。他被判流放到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三年。他后来也成了作家。 卡萨特金·H·M。他在监狱里服刑，同时在写短篇小说，而且报纸上居然发表这些小说！（我们这里连刑满释放者写的东西也一概不予发表。） 卡尔波夫·叶夫季希曾经被流放两次（！）。后来却还是委以重任，让他领导亚历山大皇家剧院和苏沃林剧院。（如果在我们这里，第一，不允许他在首都落户；第二，恐怕特别处连个在剧院提示台词的角色也不会让他当吧。） 克日扎诺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最高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区”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孩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要发善心！可是，“善心”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相到公布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期在卡里苦役地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局向政治犯们宣布：从今以后对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罚，而政治犯娜杰日达·谢格达要第一个受到笞刑（因为她打了警卫队长一记耳光，想以此来……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达·谢格达立即服毒自杀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狱吏的树条抽打！继她之后，另外三名妇女也服毒自杀！男监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杀，有些人自杀未遂产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完全、永远地废除了对犯人的体罚。当时政治犯们的想法是：恐吓监狱当局。因为他们相信关于卡里苦役营里的悲剧终究会传遍俄国，真象会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让我们这些囚犯来衡量一下这个事件，我们只会洒下几滴轻蔑的眼泪。打自由人警卫队长一记耳光？何况还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两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总可以活下去嘛！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着她服毒呢？为什么还有十四个男人也跟着干？生命不是只给予我们一次吗？重要的不是结果吗？我们有吃的、有喝的，为什么要和生命诀别？也许会赶上大赦呢！说不定会被提前释放呢！ 看！我们已经从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时，我们那些狱吏们却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们可不比卡里苦役营的那些笨蛋！即使我们现在挺起腰杆来，想要升天（四个妇女再加上十四个男人），他们也会在我们弄到毒药之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何况，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上哪儿去弄毒药呢？）如果有谁真的服毒自杀死了，那也不过只是减轻监狱当局的负担而已，同时，其他犯人则会因为没有告发而受到鞭刑。而且，当然；关于这事的消息甚至传不到狱墙外面。 问题就在这里。这帮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就因为消息传不出去！即或传了出去，也传不远，它会是一个微弱、暗哑的声音，得不到报纸的证实，眼线们会到处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绝不会出现什么社会舆论的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因犯的抗议？谁想服毒吗，那你就服毒好啦！ 、关于我们的每次绝食都遭到失败的情况，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谈过了。 那么，逃跑呢？历史为我们记载了沙皇时代的几次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我们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许多细节上还得到了广大同情者的帮助。不论逃出监狱本身，还是逃出后隐藏或偷渡的过程，都得有许多人从旁协助。（“噢，对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绽了。“那是因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嘛！”“可是，”恕我反驳一句：“是不是也还因为那样做只是一种不会承担罪责的有趣游戏呢？从窗口向逃跑者挥动几下手帕，让他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替他化装，这算什么？那个时代并不会为此受到审判呀！彼得·拉夫罗夫从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达的省长（霍明斯基）还给拉夫罗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发了证件，允许她去追赶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代，甚至伪造护照的人也不过被‘流放’回自己的家乡去。当时人们并不害怕什么。您凭亲身经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顺便问一句：“您怎么会没蹲过监狱呢？”“噢，这个嘛，也算运气吧……” 不过，也有另一方面的证明。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不得不读高尔基的《母亲》。可能有人还记得那里所描写的尼日戈罗德监狱的生活吧：看守们的手枪都生锈了，他们用手枪当锤子往墙上钉钉子。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梯子倚在墙上，安安稳稳地到狱外去。再看看一个叫拉塔耶夫的高级警察官员是怎么写的吧：“流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监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监狱制度下，落到狱中的革命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他原先的活动……基辅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关在基辅监狱里，可他们照样在领导着基辅市的罢工斗争，并且还从狱里发出呼吁书。” 目前，我没有可能搜集有关沙皇时代主要苦役营地警卫情况的资料，不过，我倒也没有听说那时曾发生过像我们这里那样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绝望的逃跑。显然，当时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险：他们没有受到由于繁重劳动体力衰竭以致过早死亡的威胁，也没有无缘无故延长刑期的威胁，服过一半刑期后，他们还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们打算逃跑的话，推迟到那个时候再跑也不迟。 看来，只有那些懒得逃跑的人才没有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显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经常去汇报，监视并不严格，路途上没有设行动人员哨所，劳动地点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寄来钱），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远。还有，在那时帮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险，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会像我们这里似的被枪决、被毒打；也没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险。那时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旧。如此而已。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赌博。法斯坚科逃往国外（见第一部第五章），就是这类情况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乌兰诺夫斯基从图鲁汉斯克边区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辅，随便走进大学生的阅览室，声称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一书，于是大学生们立即招呼他吃饭、留他住宿，还给了他路费。他逃出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随便登上一艘外国轮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没有内务部的哨兵在守卫嘛！）上船后他就在锅炉房里一蹲。不过，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自愿回到俄国，回到了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把他当作外国派回来的间谍了吧？枪毙？“快坦白吧，败类！他被什么人收买啦？”都没有。调解法官对他的判决是：由于逃跑到国外三年，判罚款三卢布或拘留一天！当时，对乌兰诺夫斯基来说三个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他选择了一天拘留。 格尔丰德-帕尔武斯，毁灭性的《财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际指导者……被五马分尸了吗？没有，他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区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就曾有机会跑掉（放犯人们进城购买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尔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个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换上庄稼人的衣裳，沿叶尼塞河多走一段回头路，庄稼汉的环境，肮脏，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国外。 而我们的逃跑——从乘破旧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货舱里逃出索洛维茨群岛开始，到豁出性命。丧失理智、毫无希望地冲出斯大林晚期劳改营（本书有几章专讲这些事）为止，——我们的逃跑是巨人们的行动，但这是必遭灭亡的巨人们的行动。革命前的逃跑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们的逃跑则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们的逃跑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就是反动的！……” 一个不愿再当奴隶、不愿再当牲畜的人振臂奋起，企图逃跑，难道他的这种激情竟会是反动的吗？ 逃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逃跑过程的后几个阶段的成败取决于普通居民对此所抱的态度。而今天我国的居民是不敢帮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动机或者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还要出卖逃亡者。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舆论！…… 至于囚犯的暴动，像劳改营里那样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参加的暴动，在我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先例。 而我们却有过。 可是，还是由于同样的邪恶力量的作用，我们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牺牲所带来的只是显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劳改营里的暴动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 ------------------北极星书库||m--------------------------------------------------------------------------------后页前页目录后页前页目录第五章 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 刚踏上劳改营的道路时，我总想躲避一般劳动，但苦于无计可施。关押的第六个年头我来到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这时却恰恰相反，我决定完全从脑子里清除一切有关劳改营的念头，不再注意这里的关系和形势，也不去考虑对策了，因为这些想法妨碍我的头脑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我就不再像一个壮工那样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许多有教养的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正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选出去当个看守的杂役。不过，我倒是愿意在这苦役营里学会一种手艺。在巴拉纽克的作业班里，我和奥列格·伊万诺夫有了学手艺的机会：我学当砌石工。其实，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还当过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和动摇：这样做对吗？我能受得了吗？像我们这样过去从事脑力劳动、缺乏适应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样的活儿也要比别人困难得多吧？但是，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怎么能写诗呢？柯罗连科讲过他自己在监狱里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阳，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1（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出像是说话的动作或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就肯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动火柴杆时尽量装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 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我曾经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们自己制作一种狱里用的念珠。他们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那细绳是用线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来也加入了他们一伙，我说自己也想数着念珠祈祷。不过，按我信的宗教教规，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只要二十颗就够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软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应该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颗和第一百颗也要有所区别，能摸得出来才行。立陶宛人虽然对于我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诚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颗），但还是深表同情地帮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颗珠子做成一个深红色的心形。我后来一直把他们这一绝妙礼物带在身边。冬天，我把它放在宽大的连指手套里，在派工地点，在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时刻，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这是站着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碍事。它就藏在这大棉手套里通过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发现了，但他一看是祈祷用的，也就还给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不过，也并不那么简单。积累的诗句越多，每月复习所占的天数也就越多。特别是这种复习还有一个害处，就是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为了尽快把纸片烧掉，本来就是匆忙中决定的初步方案，后来往往成为唯一的方案了。把写好的东西放起来，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来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这种奢望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不能把没有烧掉的小纸片久留在身边。有三次它曾给我带来很大危险。只因为我从来不把最危险的字眼写在纸上，而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才使我免遭灾祸。有一次，我为了安静，离开大伙儿独自趴在离营区障碍地带较近的草地上，把小纸片夹在一本书里伪装起来写诗。不料这时一个看守头头，鞑靼人，从我身后轻轻地走来了。他看见我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写什么。 “喂，拿来！”他命令我把小纸片交给他。我站起来，捏着一把冷汗把纸片送过去。那上面写的是： 定要补偿我们的一切， 要还我们，还要答谢。 我记得那步行的五昼夜， 从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 是K〔哈萨克人〕与T［鞑靼人] 驱赶着我们，〔担任警戒］ 假如这上面的“按按人”和“担任警戒”几个字全写了出来，看守定会把我立即揪去见行动人员，他们就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横线像哑巴一样，什么也说明不了，他看到的是： 是K——与T—— 驱赶着我们，——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我在为自己的诗担心，可是他却以为我在画障碍地带的略图，准备逃跑。不过，他也没有放过这张小纸块。他踏着眉头反复读了好几遍。“驱赶着我们”几个字已经使他想到一些什么了，特别使他动脑筋的是“五昼夜”。我甚至没去考虑这几个字会引起他的什么联想！“五昼夜”——这是劳改营里关囚犯禁闭时说的标准用语。 “关了谁五昼夜？你说的是谁？”鞑靼人看守皱着眉头追问。 我好容易才借助“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两个名词使他相信：我是在回忆别人写的一首关于前线的诗，可怎么也想不起全诗来了。 “你干什么要回忆？不许回忆！”他拉长了脸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这儿！有你受的！ 今天来谈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对于我，对于一个一钱不值的奴隶来说，这却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从此便不能再离开嘈杂的人声躲到一旁去写诗了。假如再叫这个按期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诗句，就完全可能对我立案审查，加强监视。 而我现在已经不能丢掉写作了！…… 还有一次，我违背了自己的习惯，在工地上一气写下一个剧本中的六十行诗，而且收工回营时没有把这一张纸藏好。当然，那上面许多重要的词也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的。看守是个宽鼻梁的小伙子，挺朴实的。他看着这猎获物有点奇怪。 “是写信吗？”他问道。 （把写好的信带到劳动工地，被查出来只不过蹲几天禁闭。但是，这封“信”要是落到行动人员手里，就会引起他的疑心了！） “这是我准备演文艺节目的时候用的，”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正在回忆一个剧本。演出的时候，您来看吧。” 小伙子的眼光在那张纸片和我的身上来回扫了几遍，然后说： “身体倒挺结实，可是个混蛋！” 说着，他把我的纸片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块、八块……。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为那碎片还是够大的，在这岗楼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长官手里，劳改营的长官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搜查呢。但是，看来他们是规定不许到处乱扔东西的，弄脏了还得自己打扫。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纸片像塞进字纸篓一样又塞在我的手里。我一进工棚门就急忙把它扔进了火炉。 还有一次，我手里还有一大段诗没有烧掉，可是，在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时候，抑制不住诗兴，我又写下了《砌石工》。那个时期我们是在隔离区内劳动，无须到区外去，因而对我们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带在身上已经两天了。第三天，晚点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当地到屋外去复习一次，然后把它烧掉。我想找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安静处，却不知不觉走近了障碍地带。没想到这恰好是不久前腾诺钻铁丝网逃跑的地方。一个似乎原来就埋伏在那里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领，在黑暗中把我带进了加强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处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团，扔在身后了。这时正刮风，看守没有听见我揉纸和扔纸的声音。 我一点也没想到身上还带着另一段诗。到加强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来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么犯罪的东西，是写前线生活的一段（《普鲁士之夜》中的一段）。 这位上士班长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读了一遍。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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