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甲骨文 - 天天读书网

《甲骨文》作者：[美]彼得·海斯勒一个尘封多年，终被破译、还原的甲骨密码，　　开启了一段占卜当代中国的奇异旅程。　　New York Times　　今日中国似乎就是为了何伟的写作而存在的，如若不信，请拜读《甲骨文》。　　时代杂志最佳图书奖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箴言报年度好书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最佳作品奖　　诗人、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者、自杀于文革期间的陈梦家，其故事尘封已久，犹如等待破解的密码。纽约客记者、著名美国作家何伟深入中国，补缀、还原了他被古文字、青铜器、政治和谣言纠缠的一生，并藉此再现了和文字有关的隐秘历史、大千世界，读起来令人匪夷所思，感慨万千。何伟不仅「考古」挖掘出一段段和甲骨文、古中国有关的历史、故事和人，他还通过若干次游走中国的旅程，出入于古代和现代，讲述了若干相互交织、充满了隐喻的故事，并寻找到彼此的内在联系，绘制出一幅幅奇异的当代甲骨拼图。在《寻路中国》一书中，何伟好像是当代马可波罗，开着吉普车深入中国，在《甲骨文》里，他则似乎扮演一个西方占卜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是何伟自己制作的占卜当代中国的甲骨。=============================甲骨文---游走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美国之音（一）北京是我做全职作家以后第一个住下来的地方。在我过去的人生岁月中，我的角色不是老师就是学生；而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两者都是。从1996年到1998年，我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做英文讲师，同时我在那儿学习中文。在涪陵师范学院，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家庭，师范学院把他们培养成英语老师，然后他们就去边远的中学任教。在上一代人中国人那儿，英语这个科目还是禁区：在文革的种种政治运动中，接触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危险的事情。然而，在如今的中国，英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是必修的科目，年轻的一代人对英语学习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我第一年在中国教英语时，有时会怀疑，这门语言对学生究竟有没有实际的用处。在涪陵，一共只有两个外国人居民，我是其中之一；而我的绝大部分学生，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去更为边远的地方教书。尽管如此，他们学习非常刻苦，尽一切办法搜寻所能获得的英语资料。晚上的时候，他们拿着短波收音机在校园里漫步，收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或者美国之音（VOA）。?D.J.说：“彼得是我班上最笨的学生”在我搬到北京之后，我常常感到自己迷失在新生活中：五月里一片混乱的游行、自由职业所要处理的琐碎事情、华尔街日报的那些放档案的柜子。然而，当我以前的学生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的时候，所有这些不快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吉米（Jimmy）的电话，他如今在长江边上的一条村子里教书。吉米的声音听起来激动不已；他交了个女朋友，他也很喜欢他的新工作。我问他教多少个学生。“94个。”他说。“多少个班？”“1个。”“你一个班有94个学生？”“是啊，”他说：“教室里挤着呢。”和吉米聊天过后，我试着去想象他工作的情形：在长江流域的边远村落教94个中学生英文。在我的办公室里，这看起来是件多么抽象的事——我对着的只是那些贴了标签的档案：学生风格超级大国（新威胁）迷信茶（译者注：作者此时在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担任助理记者和剪报员，里面存放的档案按照首字母顺序贴了标签，以上五个词分别是Student, Style, Superpower, Superstition, Tea）另一天，我接到了D.J.的电话。D.J.和我从前的许多学生一样，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没人搞得清他们取名的原因；现在他正在四川最穷困的地方教书。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40美金。?D.J.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说，当D.J.收到他人生里的第一张工资单时，他兴奋得立即去买了个新的足球，然后自个儿踢了一整个下午。“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译者注：作者本名为Peter Hessler）亚当.迈耶（Adam Meier）是美国和平队的另外一名讲师，1996年时他和我一起去的涪陵。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弗里曼的相亲历程像多数来自农村的中国人一样，我以前的学生都打算很早就结婚。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不少学生来信，信里描述了他们的求婚过程。弗里曼（Freeman）寄给我的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这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可是件稀奇的事。弗里曼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演员摩根.弗里曼的照片，从此决定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在弗里曼的其中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是如何通过做媒的亲戚去找到一个老婆的：从涪陵师范学院毕业以来，我的父母和亲戚全都急着给我找女朋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女孩给我，但这一个个女孩从我旁边走过，全都没有成为我的老婆。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大概已经认识了3打的女孩。有些女孩胖得跟猪一样；有些女孩瘦得要死，跟旗杆和鱼竿没什么两样；有些也是很漂亮的，但当她们看了我一眼，就马上走开，只留下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然，我家里人为给我介绍这些女朋友，银子和财物可都是哗哗往外流。现在我终于找到一个女朋友了，2000年后她就会成为我的老婆。她并不好看，脸上还有许多麻子；不过我爱她，因为她比我更有钱，或者我更爱她的钱……我现在教的是初二年级的英语。我觉得在这儿教书是件困难的事。这儿很穷，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我还有很多东西想告诉你，但我不能写下来。这封信是用我女朋友的电脑写的。我会再写一封给你。你的：弗里曼离开家乡需要的是胆量和魄力。比起留在农村的人来说，迁移者一般更有能力。通常，农村里学习最出色的学生完成学业后，就会来到沿海城市。对于我的学生而言，做出离开的决定尤其艰难，因为他们如果是留在家乡，政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教职。每一年春天，教室里都充斥着兴奋的谈话，说着往南方或是往东部去的话题，那儿的收入较高，但迁移过去的人就没有了传统单位的保障。我的许多学生都说过这个话题，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最后选择离开家乡的学生有些共同之处：他们的学业非常优秀；他们的性格开朗活泼；他们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们的观点与众不同——他们的作文常常脱颖而出。威廉.杰佛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起初，他的英文名叫威利（Willy）；但在他毕业的那年春天，他忽然把英文名改作“威廉.福斯特”。我还没适应在他的作文上看到这样的签名，“杰佛逊”又加了上去。在作业中，他常常把签名连在一起写，3个巨大的名字龙飞凤舞地占据了第1页上方整片的空白。对于改英文名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但他曾经提过他崇拜威廉.杰佛逊.克林顿，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和他威利一样，来自一个大国的穷困地区。1998年，大学毕业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去东部寻找他的机遇，对此我毫不感到意外。那一年他23岁。威利可以算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当然他的英语口语是全班说得最棒的。我其他的学生跟我打电话时，都宁愿用中文；只有威利坚持要用英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这门语言。然而，我不能说他的人生道路是最非同寻常的；只是他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多。毕竟，他只是中国1亿迁移者的其中一个。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美国之音（二）邓小平与广安镇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于1975年8月18日出生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那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大事。10号村没有出过名人，也没有什么古建筑或是刻了字的碑。那儿最古老的建筑是横跨蜗牛河的胜利桥。这座石桥是在40年代建造的，刚建好不久就被洪水冲垮了，后来整修了一半，桥身的宽度刚好能容一人通过。桥上并没有打过什么胜利的仗，然而“胜利”是新中国一个很流行的地名。为简单起见，共产党人用数字为当地的农村和管理单位重新命名。10号村的人口数量少于1千。50英里以外，在四川东北部，横越那些低低的绿色山麓和太阳下闪着光芒的稻田，是一个叫“广安镇”的地方，邓小平在那儿出生和长大。1975年，广安镇只是中国其中一个偏僻的农村；而邓小平也只是其中一个曾经大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了两次政治清洗。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他迅速爬升，很快成为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然而他从来没有回过故乡广安。他大概是想避免像毛主席时期那样发扬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故乡已然是人们心中的圣地。从某种程度而言，邓小平让他的故乡、这四川的一个角落停留在贫穷而被人遗忘的状态，以保护这个国家。双龙镇比广安镇要穷，而10号村还是双龙镇里面较穷的地方。这儿没有正式记载的历史。大部分的居民，就像威利的双亲一样，是不识字的。当地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被人们记住了，有些就留在过去，不被言说。威利的父亲生于1941年，他告诉他的儿子们，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是大跃进时期。那一场政治运动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当时毛泽东疯狂推进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引起大灾荒，有几百万的中国农民死去。那时候，威利父亲的好些亲戚以及儿时玩伴都饿死了，但是现在的威利父亲拒绝谈到当时的情形。他觉得，那些不堪回首的细节，应该被逐渐遗忘。他把儿子取名为：李毛，李泽，李东威利父亲愿意记得大跃进过后的那些日子，例如“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不同，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主要是城市和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这也是如今文革这段历史比大跃进更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虽然文革的政治斗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非常激烈，但当运动波及到农村时，往往减弱了很多。政治通常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就像一串从远方传来的编码，这里一点儿那里一小段，村民们抓住了其中一些碎片，又忽略了另外的一些。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有一个姓李的10号村村民陆续生了三个儿子，他骄傲地把三个儿子依次命名为李毛、李泽、李东。每当他在田里干活，叫他三个儿子来帮忙时，他就会大喊：“毛，泽，东，马上到这儿来！”他宣称，这是他表达自己热爱毛主席的方式。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农民们从村里的宣传大喇叭中听到“斗争阶段”这个词儿，并开始进行模仿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在10号村，农民们绑了他的手腕，把他吊起来，斥责他乱用主席的名字，并且强迫他在公共厕所里喝尿。在文革中，威利的父母都很穷，也没有文化，难以变成攻击的目标。实际上，对这对夫妇来说，那段日子还是挺幸运的——威利的母亲生下了三个健康的男孩。戴建民是最大的一个，他出生在1971年，戴和平两年后出生。1975年，他们的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他们给这个婴儿取名叫“小红”，因为他身形很小，肤色又发红。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确实，这个小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利还不到10个月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当毛主席的死讯公布时，威利的父亲正在双龙镇另一头的一个化肥厂里帮忙盖房子。那儿一共有三个工人，当大喇叭里传出这个消息时，他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听完了广播，没有一个工人说出一句话。许多年来，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如今，他的死讯听起来是让人难以置信。那一晚他们没有回家。在工地上搭的简陋木棚里，三个工人一起躺在一张宽大而粗糙不平的板床上，过了一晚。威利的父亲没有睡着；他知道这一次不是以往那些不断来来去去的政治运动，这一次非比寻常。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无法预期；然而他敢确定，一切都即将改变。那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悄悄的流泪。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两个工人也和他一样，整晚都没有睡着，静静躺着流泪。10号村的毛主席追悼仪式在当地学校的操场上举行，那操场灰尘满天，拥挤不堪。整整7天，没有一个人工作；他们都在赶做悼念用的白色纸花圈，并且在一幅逝去领袖的画报面前不断磕头。追悼仪式的的头1天，有个叫刘玉清的女人在10号村的群众中脱颖而出，因为她的哭声最响。第2天，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对劲。到了那一年年末，这女人总是在稻田里漫无目的地奔跑，到处跟人说她是毛主席的秘密情人。她声称，她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起，设计了村里的胜利桥。她常常说到一半就匆匆打住，告诉别人她要赶紧去参加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威利小的时候，刘玉清总是在蜗牛河附近偷偷出没，在河里洗她那缠绕成团的头发，唱着关于毛主席的歌曲，还把那些歌的歌词改掉，换成自己编的一些充满性暗示的歌词。她用直白的当地方言“睡瞌睡”描述那件事：我“睡瞌睡”毛主席。威利和其他的玩伴们听到了就会大笑，并朝她喊：“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你要再睡瞌睡他吗？”当刘玉清的儿子们长大后，要去农田干活时就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农民工的诗歌关于“一切都将改变”的预测，威利的父亲是对的。虽然他不识字——他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很聪明，当经济改革逐渐渗透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他反应很快。80年代末，他在双龙镇组织了一帮人，开始做私人的建筑工作。到了改革开放第五个年头，威利一家在第3生产队中成了较为富裕的人家。还有其他的迹象显示他们的世界正走向开放。1980年，威利的叔叔成了村里第一个离开家乡出去工作的人。他去了甘肃省，在很远的西部，在那儿的劳工市场呆了好几个月。不久，娶她的村民开始离开，但他们大部分走的是跟威利的叔叔相反的路线，他们去东部。另一个最早一批的迁移者是威利的邻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在村里是最有文化的。因为他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他在黑龙江省的一家造鞋厂找到了工作。后来他回到了村子里，告诉别人他在外头那段时间发生的故事，还写成了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崇拜这个男人，还很喜欢听他念自己的诗歌。100多个人聚在威利家看电视当地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第4生产队。每天晚上，威利都和他的哥哥们一起，走半个小时的路，来到第4生产队。电视机的主人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晚上，他就把电视机放在二楼的露台上，以便让下面所有的人看到。有一天晚上，威利和他的哥哥们一直仰头看着那个楼台上的电视机，看了四个多小时，完全被它所迷住了。看完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觉得脖子又酸又痛。就是那时，威利的父亲决定要采取行动。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往事，其中一件就发生在1982年的那一天，他家成了第3生产队最早拥有电视机的一户。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我非常骄傲，非常开心。大家把电视机搬进家里，但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的。所有人都试了一遍，但就是没有图像出来；这过程可能有5到6个小时。那天有100多个人聚集在我家里，绝大多数人都呆在最大的那个房间里。那间房和大厅没什么两样，人们一行行排队坐着。后来终于把电视打开了，能看到的只有一个频道：四川电视台。香港电视剧在那时很流行，我们总是看一个关于霍元甲的电视剧，霍元甲是个历史人物。他是清朝的一个功夫大师，并与很多擅长日本功夫的日本人决斗。那些日本人来到中国，向霍元甲挑战，霍元甲一个个击败了他们。这是清朝末年的事情了。我现在还记得电视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哪个愿臣虏自认？……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译者注：此歌词为粤语。威利在他的英文写作里写到了上面这一段话，并把歌词译为英文）电视剧《霍元甲》结束后，接着放映的是一个墨西哥的肥皂剧；对于第3生产队的村民来说，这个电视剧也非常好看。这个墨西哥肥皂剧中文叫做《诽谤》，剧情发展飞速，里面的人物纷纷卷入了婚外情。按照惯例，那些情妇都是心肠恶毒、阴险狡猾的，而那些妻子就那么的纯洁无知，让看的人都为她揪心。在威利的家里，村民们经常一边看一边大声嚷嚷着他们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对妻子的同情，对情妇的轻蔑。《诽谤》第一次给第3生产队的人们介绍了外国人的私生活。四川经常会下雨。当天下起雨，那些威利家里坐不下的电视观众就会站到外头，隔着窗户看，手里撑着雨伞。威利家那台电视的屏幕是14英寸。不久，电视可以收看到另一个频道：“人们大声地叫着：‘换台！’我就说：‘不换，你们得听我的！’我就像个老板一样，可傲慢了。由我决定大家看哪一个频道。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剧，忽然听不见对话了。电视机没有声音了。有些人觉得很失望，离开了我们家。我走到电视机前，把它关掉。还在看的人们大叫：“你不要这样！”但当我再次把电视机打开时，又有声音了。不久，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我如法炮制。有时候，只关掉一次是不管用的，我必须不停地把电视机开关20次，30次。我们都快把电视弄坏了。有时候电视图像不清晰，我就去举着天线。很多人轮流去举天线，以便让大家看上电视。”威利眼中的学校:哥哥和板凳威利小的时候，他天天看着两个哥哥去上学。一大早，戴建民和戴和平沿着土路往南走，两个人一起抬着一张板凳。威利看着他们走出去，消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又带着那张板凳回来。在威利看来，这就是学校：一个和哥哥及板凳有关的仪式。村里的学校搭的是土墙，老师们是当地简单培训过的农民，他们的职业仍然是种地为主。如果讲课的老师今天田里有活要干，学生们就自由活动；而农忙时节，学校干脆关闭。威利的两个哥哥上完五年级都没有再念书了，他们都成了农民和劳工。当威利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开始赶不上改革开放的浪潮。新的经济变幻莫测，一个机遇敲门的时间非常短暂：有时候，一件产品或一种技能过了一两年就没什么价值了。在1980年代初期，本地人的智慧和勤奋足够胜任小规模的建筑工作，那也是威利的父亲发迹的时间。然而过了不久，竞争越来越多，为项目出价投标则需要精明的头脑和计算。有时威利的父亲组织了一项历时很久的建筑工作，最后自己却亏本了。他经常提醒威利没有读书的坏处：威利说：“我父亲说了，没有读过书就出去干活，真是太亏了。他说这样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欺骗你。如果你不学习，你就只能做苦力。”威利的两次“奇迹”这个男人决定，在对待小儿子的教育问题上，他要花更多的心思。他交了更多的学费，把威利送到镇上的小学去，那所学校声誉要好一些。不过，威利读书生涯转折点是纯粹的“奇迹”——至少多年以后威利回忆起来，他觉得那是个奇迹：“当我读小学时，四年级以前我都不是个好学生。我觉得要学的那些科目都很难。但我想后来是发生了奇迹——到我读五年级时，我的数学忽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老师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数学问题，叫我们以最快速度计算出来，而我总是第一个完成的人。后来在中学入学考试中，我在70个学生中考了第二名。”很快，威利的父母就不再让他帮忙去田里干活。他们家的田地大概是四分之一英亩。他的哥哥们都抱怨父母的这个决定，但威利的父亲觉得这个小儿子会有更大的出息。威利经常帮助父亲的建筑生意做些计算的工作，然而到中学时，这个男孩发现他对数学不再感兴趣了。幸运的是，另外一道光照进了他的学习生涯：“到六年级时，老师发给我们英文课本。另外一个奇迹就此发生。开始我的英语学得非常非常糟糕。我们的老师来自农村，他自己也刚刚高中毕业，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的名字叫‘谭兴国’，‘振兴祖国’的意思。我听不懂他说的话，英语考试常常不及格。我从来没得过60分。然而到了那个学期快结束时，我开始自学。我偷了些粉笔，在我家的门上写单词。我想象那扇门就是黑板。我把单词写下来，然后朗读。我喜欢这样：我自己做老师，我自己做学生。对于我来说，那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发下来英语期末考的试卷；我十分吃惊地发现，上面的问题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次考试我得了80分。从那时候起，我对自己学英语有了信心。”1995年春天，威利的中学生涯到了尽头。他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涪陵师范学院的英语系。他和另外两个男孩是第3生产队里头回出现的大学生。威利说：“你的早泄怎样了？”威利是我班上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桌面上总是有本摊开的字典。在我的考试中，他总是能得到高分；如果我上课时叫到他的名字，他能很快地答出问题。然而他不是那种积极举手要回答问题的学生。对他来说，课上得太慢了；如果我在上课时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会飞快地移开一沓纸，以免我看到他正用那本字典学些什么。他个头很小，但很壮实，皮肤黝黑。他戴着眼镜。他穿着整洁，然而他的着装往往如是：褪色的衬衫，大衣的徐子上还贴着商标——这些衣服都是便宜货。向我的很多学生一样，他的外表可以用一个中文字形容：“土”。“土”是“粗俗、俗气”的意思。他看起来像个农民，他也具有农民那种粗鲁的幽默感。有一次，刚上完课，其他学生都走出去了，威利悄悄地流到我旁边，用仔细研究过的英文发音对我说：“你的早泄怎么样啦？”（How is your premature ejaculation?）他总是尝试说一些新的短语，通常都是下流话。语言把他给迷住了。他喜欢“土人”（yahoo）这个词，他是在《格列佛游记》里看到这个词的。从亚当.迈耶的西班牙语课上学到“唐托”（Tonto）后，他就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当我有一节课讲到英文吸收的外来词时，他听得如痴如醉，然后他的字典里就多了个经常使用的词：“苦力”（coolie）。他也喜欢“所谓”（so-called）这个短语所含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意味：中国那“所谓的爱国主义”，学院那“所谓的早操”。他对四川当地的方音更是有着特别的兴趣。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里，威利和班上的几个学生一起，教了我许多“土话”——“土话”在中文里“当地俚语”的意思。在四川，你要侮辱一个人的话，可以叫他“瓜儿子”或是“龟儿子”。当地人“锤子”的发音和“阴茎”的发音相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牙刷”被当做形容词使用时，就是一个贬低人的词：“你这个人真牙刷！”在篮球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没有投中，或是表现不佳，四川球迷就会高喊：“阳痿，阳痿，阳痿”。当我与威利班上的同学一起打篮球时，他常常会假装很热心地走过来说：“我知道你有严重的阳痿问题。”威利爱上了南希但威利表现出来的这种粗鲁很大程度只是虚张声势，至少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他在师范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开始关注另一个叫南希的英文系女生。南希是个很小巧的女孩子，有一双黑亮的眼睛，长相清秀。南希很害羞，如果有男生在课外和她搭讪，她就整个人吓呆了，什么也不会说。威利一直犹疑不定，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用中文给南希写了一封信，信里赞美了她的美丽、文静和品德。在信里，他请求南希给他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师范学院由一些保守的干部领导，他们批评学生谈恋爱是分散学习注意力的举动。谈恋爱的那些年轻的学生，有可能会被学校记过，这个处分会记在他们个人的政治档案里，以后会发给他们的雇主。南希没有给威利回信，但第二个周末，她静静地跟随着威利，在校园里逛了一圈：“后来我们去了电影院。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这真是尴尬，我觉得尴尬极了。我现在不记得电影演的是什么了。好像是个美国大片。电影结束后我把她送回宿舍。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她话很少。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了运动场。我们只是坐在台阶上，天很黑。我们在那儿开始交谈，我们说了很多话，很开心。忽然，门卫过来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在那里。他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南希很害怕，她说她命该如此。从那以后，她就变得非常忧伤。我试着再约她出去，但她拒绝了我。好像有一两个月的样子。”和威利不同，南希是个悲观的人。她的悲观继承自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四川北部的一个农民，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他总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南希的父亲梦想着赚大钱，总是做出层出不穷的计划，想搭上经济改革的顺风车。1990年代中期，四川的养猪产业兴旺起来，全省各处纷纷建起了猪饲料厂。有一个广安旁边的小镇——就是邓小平故乡的那个广安，那小镇以猪饲料出名，南希的父亲决定他要成为村里第一个使用新品牌猪饲料的人。他做了7个多小时的车，专门去那儿买回了猪饲料。随后的几周里，他的20头小猪一只一只地全死了。他很可能被人骗了，买了冒牌货。在中国新的经济环境里，所有东西都有冒牌货；有冒牌的手机，冒牌的皮尔卡丹胸罩，甚至还有冒牌的猪饲料。做冒牌猪饲料最普遍的方法是：在真正的饲料中混入猪无法消化的油菜籽壳。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合理解释；然而在偏远的农村，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奇迹保佑了威利；命运诅咒了南希的父亲。有一年，南希的父亲买了辆摩托车运货，然而他把摩托车撞毁了。然后他尝试养兔子，但兔子得了瘟疫，全都死掉了。到处碰壁。档案调动：威利的第一次贿赂到威利他们毕业那一年，威利终于让南希摆脱了对那条“禁止约会规定”的恐惧。但毕业的到来却成了他们更大的威胁。如果他们接受政府安排的教职，他们就要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教书，彼此分隔几百英里。那一年春天，浙江省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来到涪陵招收新老师。这是每年的规矩：招聘人员总是在4月出现在这儿，希望能利用沿海地区和内地收入的差距招工。像涪陵这样的地方，他们开出的工资可以吸引到当地最优秀的人才，而要在东部招人，工资是几倍都不止。人们管那个来招聘的校长叫“王先生”。他穿着一件传统的中山装，上面有两排铜纽扣，还有硬短领；外国人有时候把这称为“毛装”（Mao Suit）。王先生告诉学生们说，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近几年他在浙江省玉环岛上创办了“百才高学”。根据王先生的说法，玉环岛上经济发达，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到岛上，在当地的工厂和贸易公司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对于新来的老师，王先生承诺会提供免费的住处，每个月给800元工资——大概相当于100美金。如果威利和南希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教书，工资还不到这的一半。不过，如果他们要走，就要得到涪陵师范英语系的党干部的同意，同意这对年轻情侣的档案迁出。威利和南希提交了申请。从政治角度而言，他们的申请没有什么说服力：两人都没有入党，他们也不是党干部特别宠爱的学生。他们都因为谈恋爱和其他违反规律的行为受过批评。当毕业临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们档案的消息。最后，威利采取了行动。他并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好几年后，他说当时他只是听从自己的“第六感”。有一天晚上，他带着南希，来到了英语系党书记的家里。那个党书记不是很友善的人，威利对他也从来没有好感；但那天晚上书记笑着请这对年轻人进门。他说，听上去玉环是个好地方，经济发达。但浙江省很远，转移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威利解释道，全世界的一切如今对他都不重要，他只想到东部去。他拿出一个信封，把他放在身前的一个茶几上，说道：“请帮我一个忙。”“我会试试，”党书记说，然后他把这对年轻人送出了家门。没人提到那个信封半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干部，是负责处理毕业生工作分配的。威利和南希也去他家拜访了，做了同样的事。两个信封各放了500元；加起来相当于威利父亲半年的总收入。这是威利人生里第一次贿赂官员。毕业前不久，学院通知威利和南希，他们的档案被送往东部。彼得.海耶斯华尔街日报建国门外外交楼7263号1999年12月3日亲爱的彼得，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的高兴。我认为，你这个从太平洋那边多来的外国“牙刷”，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时候，可能正跟一个中国“贱货”在睡觉吧。不管怎样，请你读读这封信，它可以当做“伟哥”使用……这学校的工作并不是很好。我觉得筋疲力尽，实际上我们在学校是被当“苦力”使用。我们还饱受歧视。这儿有个老贱货负责发工资，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没有性欲的女人，一脸刻薄相，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除了钱以外。半年过去了。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点。无论如何，我庆幸我来了浙江省。毕竟，这儿有更多的机会。我仍然极度狂热地学习英语，我对自己有信心，有一天，我会成为大人物，而不再是个“牙刷”。同时，我在这儿教书非常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和亚当是我教学的偶像……彼得，我希望你有机会到玉环来看我。我那些“土人”学生想见你想得发狂。另外，我有好些问题要问你。1.“KTV”代表什么？2. 什么英语词汇可以描述去另一个城市谋生的人（特别是从四川出来的农民）？3. “DVD”和“VCD”的完整拼法是什么？4. 你想做一个美籍华人吗？5. 你想要有几个老婆？6. 你仍然阳痿吗？（你的小鸟还直不起来吗）？你的：威利王先生的《世界名人选》威利和南希来到玉环时，他们发觉王先生对这个岛的描述并不怎么符合事实。首先，这儿属于相对落后的地方；乌河上30英里以外的温州，才是这个地区的新兴都市。其次，威利和南希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实际上，那份“高工资”的工作并不存在。王先生为双方之间的误解而道歉，他给威利和南希提供的教职只有当初承诺工资的一半。他所说的免费住宿也没有实现。威利和南希只好去租了间房，那儿条件很差，威利提到它时称它为“我那所谓的房子”。王先生每天穿着他的中山装，纽扣一直扣到领子底下。他大概六十五岁左右，一头花白短发，一张油亮的红脸；他是个跛子，且跛得很厉害。他自己透露，他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时把腿弄伤的。他的太太穿着老式的服装和解放鞋，总是死死抓住一个丝绸钱袋，那个钱袋已经被她的手弄得黑乎乎油腻腻的。这个女人负责管理学校的财务；每当她付工资给威利和南希时，她总要扣掉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和罚款。她是威利见过的最讨厌的贱货。百才高中也并不存在，至少从校址来说是如此。学校办学地点每年都不同。王先生会弄一些短期租约，租的地方要不就在还没有完工的楼房里，要不就在以前公立学校废弃的建筑物里。大部分的学生来自边远的海岛；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公立高中的入学考试，父母在绝望中把私立学校当作了救命稻草，把他们送了过来。在中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只有9年，高中不在其中。王先生的生意王国变化无常，但种类可是五花八门：王先生的其中一个儿子在附近做的生意，是为当地警察局养猎犬。王先生的办公室就像学校的其他部分一样，是还未完工的，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些书。最大部头的一册书的书名叫“世界名人”，介绍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王先生把这册书摆放在书桌上最显要的位置，有访客来到办公室时，他就叫人随便翻阅。当威利翻看那本书的时候，整本书里他唯一认识的人就是王先生。关于王先生的介绍里，详细地描写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他作为一名党员，如何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那本书还介绍说，王先生常常用自己的钱资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不到两个月，南希就辞职了，回到了四川。她在自己的村里找了一份教职。而她的一个邻居，带着乡下人特有的耐性和坚定，开始对她展开追求。第一年工作，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瘦了一圈。他想念南希，对百才高中的憎恨则与日俱增。这个学校主要招的都是外地老师，他们的工资只是当地老师的三分之一，因为王先生知道外地人要在这儿找一份新工作很不容易。同时，很多学生意识到这学校是个骗局时，就会退学；每当有学生退学，威利的工资就要扣掉一点。威利基本存不下钱来。美国之音不能在美国境内广播每天夜幕降临之时，威利就用他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以作消遣。这个电台原本是美国政府二战时创建的；首次广播是在1942年的德国，当时珍珠港轰炸刚发生不久。从那时起，这个电台不断扩展，如今用55种语言进行广播。根据电台的性质，它致力于提供可靠而权威的新闻消息；它自称是“美国的”，而这个“美国”只是一般化的概念，没有任何政治的意味。不过，事实上听这个电台的美国人少得可怜。美国法律严禁“美国之音”在国内广播，担心任何政府资助的新闻消息来源都可能变成政治宣传。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悖论：成立一个电台，提供一种声音，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众而不让他们收听。然而在美国境外，每周收听这个电台的人数据统计有九千万。在中国，“美国之音”总是非常流行，在1989年民主游行的时候，电台方面声称有六千万中国人每周收听“美国之音”。十年以后，中国的大城市通常都能上网，也能看有线电视，但在像玉环这样的小地方，“美国之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它用普通话、粤语和藏语进行广播。“美国之音”也提供英语节目，其中有一种节目的语言是所谓的“特别英语”（Special English）。在电台网站上，可以看到对“特别英语”最贴切的描述，而这描述本身就是“特别英语”：“特别英语”有三点独特之处。它的词汇量只有1500个。这些词大多数是描述物体、动作和感情的。其他的词更难一些。它们用来报道世界大事以及介绍医药和科技的新发展。“特别英语”的书面形式是短小简单的句子。每个句子只传达一个信息。“特别英语”中不使用英文习语。它在口头表达中语速较慢，大概比标准英语的语速慢三分之一。“特别英语”是冷战时期的产物。1950年代末期，当苏维埃政府频繁阻断“美国之音”的广播，广播员决定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语言形式，在电流干扰中这种语言形式更容易被听众接收。他们发明这种语言时，并没有打算把它作为教学工具；但它很快就被运用在教学中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种特别语言的广播来学习英语。“特别英语”：语言中的麦当劳快餐在涪陵，我的学生们以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来收听这种广播节目，模仿广播员说话的语音节奏。很快，亚当和我也学会了这种说话方式，因为只有我们说“特别英语”时，别人才能听明白我们的话。我俩是那座城市里唯一两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涪陵呆了几个月后，我俩的日常对话已经全都是使用“特别英语”了，但自己是浑然不觉。我第一年在那儿，有个纽约的朋友来探访我，他怀疑我和亚当开始忘记怎么说母语了。他总是提醒我们，拜托说话时别用对待小孩子的口气。有时我会想，“特别英语”是不是相当于语言里的麦当劳——一种慢节奏的快餐语言。不过，我自己也正在学中文，不久我就意识到，我正逐渐建立一套自己的“特别中文”。对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这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首先，你要有一套基本的句子结构和简单词汇，就像画家开始画一幅肖像画时，要做基本的构图；随着时间推移，你学会了一些更复杂的词汇和短语，并把它们整合到你已有的知识结构中。感觉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粗略地勾了轮廓的世界里，而新的具体细节一天天地出现。在玉环，威利几乎每天晚上都收听“特别英语”的广播。他有一个划了横隔线的笔记本，当他收听用“特别英语”播出的各种节目时，就把一些单词和短语简略地记在本子上。那些单词和短语都没有分类，全部混杂在一起：大部分美国人周六早上很晚起床?特别英语美国之音华盛顿总统停止科索沃总统可能会飞往布尔格莱德取决于这次会议通常，被记录的话题都是新闻。偶尔，里面会掺杂一些来自美国文化、政治和历史节目的内容：一楼：国会图书馆火炉旁边：乔治.华盛顿132间房 20间卧室34间浴室私人= 远离公众总统及其家人的房间禁止参观，但他们没有把这些房间当做自己的，这些房间不属于他们白宫属于美国人民“美国之音”的电台节目中，威利最喜欢的一个叫做“美国习语”，里面介绍的短语按照“特别英语”的标准，其含义过于隐晦或是过于复杂。在威利的本子里，他列了个这些短语的单子：改过自新先见之明嗤之以鼻坐立不安(译者注：威利记下来的以上四个短语依次是turn over a new leaf、see beyond one’s nose、turn up one’s nose at、on spin and needles；最后一个应该是威利的笔误，正确写法是on pins and needles)不幸的是，“美国习语”这个节目不介绍下流话，但威利找到一些别的资料来源。他找到了一本中文出版的字典，名叫“美国俗语”；但他最宝贵的一部字典是从杭州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名字是“英文委婉语字典”。那本字典收纳的词汇几乎全是关于性和色情的，还有绘图。有一次，我去看威利，把那本书随便翻开了一页，第一个跳入我眼帘的单词是：女性施虐狂（Dominatrix）：名词。1.一个女性独裁者。2.一个女性虐待狂。3.女性，在性虐待行为中作为施虐的那一方。威利把南希“骗”上去东部的火车?1999年的中国农历新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在10号村，他大多数的小学同学如今也都迁移出去了；男的通常在城市工地里做工，而女的就在餐馆或工厂里干活。按威利的受教育程度，他应该比这些同龄人要混得好一些，但他这一年赚的钱还差点不够回家的路费。在四川省的另一边，南希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在那所村里的学校，她一个月的工资是25美金。追求她的那个农民如今是赤裸裸地表达爱意了。南希关于命运的看法在她回到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可以预期到留在村里的命运是什么：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一段了无趣味的婚姻。在春节的假期里，她穿过整个四川来看威利。南希的父母强迫她保证了假期结束后就回到村里，这样她才得以成行。南希的父母认为，对这一两个人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呆在浙江省生活太不稳定了。但南希与威利重聚之后，威利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把南希劝上了往东部去的火车。他向南希保证，他们不会留在玉环很久；在百才高中教完这个学期就走。威利知道在浙江省还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一星期以后，南希的父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把电话打到威利那“所谓的房子”里，大声责骂他；如果南希接了电话，他们就边哭边问南希，到他们老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招来了好些亲戚，让他们打电话去恫吓这对情侣。南希的表姐是其中最固执的一个——这女人有超过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打一通电话给他们。每一次，她都对着威利愤怒地高声尖叫，然后又忽然冷静下来。“你要负责的，”她说：“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责。”?1999年4月18日亲爱的彼得，你现在怎样了？我希望你在北京不会感到孤单。一些中国小姐肯定能让你火热起来。但你最好小心一点，有些中国女孩会吹得你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这些天来一直在下雨，而我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事实上，我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了一点儿无趣和厌烦。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心思上课。我一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就希望下课铃赶快响起。所有的学生都是土人。他们有一些极为野蛮，又没有教养。很多学生想要退学，有一些我没办法阻止……很多土人察觉到学校很糟糕，肯定有更多的学生会逃离这所学校……我最有兴致的事情，是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和一本叫“美国俗语”的字典学英文。我希望很快可以把那些俗语运用自如。我害怕这儿的一切会摧毁我的坚强意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排解……玉环是个很小的地方。换句话说，它有点与外面的精彩世界隔绝了。我担心继续留在这里，我的英语能力会退步。你知道，我对英语非常狂热，它就是我生命中较美好的那一半……顺便问问，你报社的电话是64911166-56599吗？我要在前面加区号010吗？你对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有什么看法？保重！你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打印）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手写签名）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在“五一”劳动节的开始，威利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小心翼翼地写上了名称：听力日记威廉.杰佛逊.福斯特配偶：南希.德鲁1999年5月1日南希英文名的姓氏是在涪陵毕业那一年取的，亚当.迈耶给她出的主意。实际上，这对情侣并没有结婚，他们甚至还没有正式计划要结婚。要在以前的中国，他们这种情况算是一桩丑闻：一对没结婚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有时，他们会遇上麻烦。有一次，他们去一家温州的宾馆时，那儿拒绝为他们提供房间，因为他们拿不出结婚证。不过这种问题算是很少会遇到了。而且，百才高中也根本没人会就此小题大做。外地人在这儿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地人根本不想理会他们。那个春天，威利继续每晚学英语，写着他的“美国之音日记”：北约峰会（1）把希望人民去送死的Milosovic称为希特勒（2）日本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反对对内政问题的干涉西藏就像科索沃研究表示同性恋并不是由基因所引起比尔.克林顿科罗拉州丹佛在北约轰炸事件过后，威利的日记条目变得更为混乱了：1999年5月8日我们没有其他的企图军事基地表达深深的歉意战争罪犯向中国驻科索沃大使馆发射的导弹袭击使中美关系严重恶化1999年5月9日据说贝尔格莱德把武器运到中国大使馆中国给予贝尔格莱德-情报联盟人类社会完成任务——合作中央情报局“打倒美国！”“打倒北约！”威利悄悄离开玉环?那个星期威利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担心我在北京的安危。在事件逐渐冷却下来后，我们仍然定期通电话。有一回，他提到说有可能来北京找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他来的话我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他。但是他决定去温州再试试运气。他在那个城市里参加了一些招聘会，但是没有人愿意聘任一个来自四川的年轻老师，文凭还是来自长江边上一所没听过的学校。有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玉庆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老师；玉庆是温州边上的卫星城。他去了那所学校，学校的一个女校长接见了他，然后让他试教一节课。威利总是能在这种场合表现出色：他英文说得很流利，站在教室最前面说话对他来说很轻松。在他试教以后，那个女人决定雇用他，让他9月份开始来上班。威利对这个女校长印象很好，但上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的承诺。不管怎样，至少那所学校是真实存在的：它就在那儿，校址每年都不变。威利觉得这就是个好的标志。他考虑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呆在百才高中更糟了。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悄悄收拾好了行李。王先生以为新学期他们会继续在那儿教书，而威利喜欢这个主意：到最后一刻，校长才发现要找两个替补的老师。威利和南希的行李包括两个书包、一步电视、一堆旧毯子、还有一共200美元的积蓄。他们离开了玉环，连一句“再见”也没有留下。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书写的王国秦始皇焚烧书籍。公元前221年，他成为史上第一个称帝的统治者。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他下令修葺公路、开凿运河，并建造了最初的万里长城。他毁掉一切的经典书籍，包括历史、哲学和诗歌。他活埋知识分子。在他的统治下，所有中国人只能被迫接受一种书写文字。秦始皇的丞相向他提议，不仅要毁掉书籍，更要毁掉书中传达的思想：“如果谁敢在私人谈话中谈及古诗或文献，就把他处死。谁要维护旧的一套，拒绝新的事物，就要他满门抄斩。”所有这一切，都在100多年后，被一个汉朝的历史学家记载下来。汉朝是秦朝覆灭后诞生的新朝代。这个历史学家写的书叫《史记》，这本书成了往后两千年的经典。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古文的学者来说，依姆雷.加兰博斯（译者注：中文名为高奕睿）的出身可谓不同寻常。如果依照他母亲那边的血统，他是个中亚人：他的外公是塔塔尔人，他的外婆是哈萨克族人。他的外婆出生在哈尔滨——那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长大以后，她往西部迁徙。在乌拉尔山区，她生下了加兰博斯的母亲。这个女孩往西走得更远，她在莫斯科读大学，并与一个匈牙利人相爱。接下去的故事还是往西发展：依姆雷.加兰博斯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在多瑙河附近。他的血统一半是匈牙利，四分之一是塔塔尔族，四分之一是哈萨克族。他身材矮小，但结实健壮，有黑色的头发和长长的睫毛。他很腼腆。在电话里，他寡言少语，甚至只挤出一个字来回答。第一次与他会面会很尴尬。然而，一旦你和他混熟了，你就会惊叹他思维的敏捷；而且你会知道，作为一名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享有盛名。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兰博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文字的发展。他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一堆刻了汉字的竹简，这些竹简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这些古老的文字是最新的研究材料：绝大多数的竹简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被发掘出来。过去，学者们无法接触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他们只是研究像《史记》一样的经典，这些经典被历朝历代的人不断抄写复制，流传了下来。这些竹简刻于秦始皇统治结束后的几个世纪，然而刻下的汉字依然不是统一的字体。同一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一如原始的文化总是缺乏明确的标准。通过这些证据，加兰博斯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历史的夸大，很可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其他各种秦始皇的故事大概也如是。在加兰博斯的论文里，他记录到，许多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焚书坑儒的故事里，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个安静而持续不断的过程：对历史文本进行选择、复制的过程”。加兰博斯的观点很简单：审查制度制约了想象力，但创造、篡改的过程可能更具破坏性。为了完成一个故事，为了在历史事件中找出意义，你否决了诠释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中国像其他伟大文明一样，在书写下来的历史背后，许多故事仍然无法被言说。在加兰博斯看来，中国的文字统一过程其实主要是在汉朝完成的。汉朝有记载自己历史的书籍，还完成了汉字的第一本字典；汉朝对书写文字的重视，为为日后两千年的皇权统治打下了根基。“人们谈论的是书面文字的世界，”他说：“像拜占庭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些文明流传下来的书写文献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比真实世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负责管理古代中国的那些官员，他们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考察的主要内容就是背诵经典。他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文字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外来者，最终都会被这种文明所征服，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蒙古族人，最终都演变成了‘元朝’——老天，他们原来可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几乎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但在那个时期，他们开始变得像汉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我想，这种书面文字的世界是时间长河的纽带，它使这种被我们叫做“中国历史”的东西成为可能。”“中国历史，并非是人民的数量或者其他的什么；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个极其庞大的书写世界。这个世界如此巨大，以至吞没了创造它的人们，吞没了周围的每一个人。”加兰博斯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对整洁、规则、或是谋划的事物都表示怀疑，在他看来，那些合情合理的故事背后，通常都是一团混乱的事实。这种看问题的视角也许是遗传的——他有塔塔尔族的基因；或者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无法说清。除了一些简单的细节，他的家族历史不详。他不知道为何他的哈萨克族外婆会生活在中国的东北，以及她后来为何迁移。他不知道外婆如何塔塔尔族外公相遇，以及他们前往乌拉尔山的路线。加兰博斯甚至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他最初进行中文研究的原因。他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匈牙利长大，此时的匈牙利规定所有青年男子必须服兵役。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去服兵役，并且很快地发现，部队这样的地方容不下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在部队里受到了处罚：被派遣到包科尼山区，进行额外的六个月集训。那段时间里，加兰博斯主要担任炊事工作。他曾一度假装自己患了疝气，还做了手术，只是为了得到二十八天的修养时间。那是手术是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完成的，直到今天，他时不时仍能感到肠子里一阵刺痛。在疝气手术之后，他凭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度逃脱了兵役。在匈牙利，如果一个士兵考取了大学，他强制服兵役的时间就会缩短半年。加兰博斯申请了多个高校，然而他的申请错过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个：一个在中国做研究的项目，外加奖学金。他接受了这个项目，觉得这总比在部队里再呆六个月强。那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这么卷入到这一整个中文世界来。”他解释到。有一天晚上，我和加兰博斯在北京见面，去喝了一杯。我们的对话转向了历史内容。他告诉我，人有一种天生的倾向，会选择一些特定的人物和时间，夸大它们的重要性，然后把它们整合到叙事里。“这就是历史在人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他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和时间构建了历史。然而，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许这些被记载下来的事件从未发生，或者这些事只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当时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它们实际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中国人说，每500或600年，就会出现一个圣人。而实际的情况，要我说可变性更大，也更为复杂；历史上有更多更多的事情发生。显而易见，讲授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总不能就说一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无可避免的，你总要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选出一些事物。”我们坐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吧里，这个酒吧靠近后海——后海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湖。这儿是中国首都最后仅存的几个完好的古老城区之一，而我们身处的酒吧开着一排正对湖面的窗户。这是个迷人的夜晚：夜色中的水面闪现着岸边红色和黄色的灯光。加兰博斯说着观念的力量，然后他指向了我。“这就是中国人对你感到不安的原因——你是个记者。”他说。“对于西方来说，你们所创作的任何东西，就是中国。否则的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些随意抽取的数字——可能媒体上会公布一些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人们看到了或许会想：‘哇，这个数据很低嘛。’又或者大家会觉得它很高。但是，你们这些记者对数据做出了解释，又添油加醋地写成了新闻报道。如果你写道我们今晚坐在后海边上的事情，人们会想：‘哇，中国是个很酷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在他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然而，你书写下来的那些，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中间人（一）我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最后一个剪报员。记者站又小又挤，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临时改造的厨房，全部职员包括有两个外国记者、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和一个剪报员。平时司机和我共用那间厨房。我的东西包括一套剪报用的裁剪机，一把金属制尺，一张桌子，桌面上压盖着一层玻璃。每个下午，外文报纸就会把这张桌子堆得满满的。如果我在里面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我就会把报纸平摊在玻璃上，剪下那篇报道，把它放进主办公室后头那排档案柜里。每个月，《华尔街日报》付给我500美金。记者站位于市中心的大使馆区，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英里。我在使馆区的北边租了间便宜的公寓。那地方是个大杂烩：看起来很旧的砖砌的单位住房，几条传统的胡同小巷，还有一间豪华酒店。在行人道边上的角落里，伫立着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明亮的泛光灯正好打在上面。在中国首都的这一片区域里，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简单。饭馆里提供的午餐不超过1美元，而我骑着单车到处去。当春天的夜晚慢慢暖和起来，一些年轻的情侣就在百事可乐广告牌的光亮下打羽毛球。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媒记者站里，剪报员已经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过时，所有东西都在电脑化中。过去，纸质档案是必不可少的；而年轻人愿意做一份剪报员的工作，是因为它让人迈进了新闻业的门槛。剪报员有时会协助记者做调查，如果发生了重大新闻事件，可能还有机会做一些现场报道。一般来说，这工作1周只需10几个小时，剩下充分的时间让人去旅游和进行自由写作。剪报员可以了解这一行的规矩，发表一些文章，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驻中国记者。我以前在这个国家呆过一段时间，主要是教英文和学中文，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带着三个书包，一叠旅行账单，一张没有限定日期的圣.路易斯回程飞机票。那年我29岁。小小的记者站让我感觉愉悦——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旧的瓦砖房里回荡着我一知半解的语言。记者和秘书说英语也说中文；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说话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边整理那些剪下来的新闻故事，把它们分类放入档案柜；一边看着它们的标题栏，想象这就是我日后要学会的那门语言。档案是按照字母表顺序，以主题分类排列的：民主（Democracy）民主党（Democracy Party）游行（Demonstrations）?残疾人（Disabled）灾难（Disasters）异见者（Dissidents）复杂一些的主题会再做细分：中美——汇兑（U.S.-China-Exchanges）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s）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中美——贸易（U.S.-China-Trade）在我开始当剪报员的头些天，我希望这些档案能为我的中文学习提供有用的训练。我经常翻开一个档案夹，拿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读上几十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然而不久我就开始只看看标题；过了一段时间，即使是标题我也看烦了。为了个给我自己在工作中解解闷，我就按照字母表顺序读那些档案的标签，想象着一些情节把它们串成故事：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秘密和间谍 (Secrets and Spies)安全 (Security)性 (Sex)P开头的一部分档案标签读起来像个悲剧，整个故事有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笔调，但总共只有六个词：政党???? (Party)爱国主义（Patriotism）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人口（Population）贫穷（Poverty）另外一个系列故事跳跃性太大，读起来深奥难懂：学生（Student）风格（Style）超级大国-新威胁? （Superpower-“New Threat”）迷信（Superstition）茶（Tea）有一次，我把这个序列故事指给记者站的站长看。他告诉我，迟早所有中国记者都会写一篇关于茶的报道。1999年5月，美国的一架B2战机从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到达布尔格兰德，往那儿的中国大使馆投下了一串卫星导航的炸弹，炸死了三名中国记者。《华尔街日报》为此建立了一个新档案：中美——大使馆爆炸事件（U.S.-Embassy Bombing）。它就放在那个“中美汇兑”档案的旁边。当炸弹袭击发生时，我刚好在南京，那是中国南面的一座城市。这是我的第一趟调查研究之旅：我计划为一家报纸写一篇游记，内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南京曾在许多不同时期做过中国的首都。南京这个地方，常常经历重大事件，然后又退居二线，目睹着这些事件在其他目的地成为定局。好些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军队占领过这座城市，伟大的领袖们来来去去；最后除了座座沉默的墓碑和纪念碑，什么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名字的本身——“南面的京城”——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忆。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文物。在城外，明朝的永乐皇帝让人刻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块碑，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明朝的创始者。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至北京，原因至今未明，他的工匠们把那块尚未完工的巨型石碑留在了南京。很可能他们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把那东西运走。当我去参观那座石碑时，周围只有稀落的几个游客。采石场上植物蔓生，起伏不平的山上爬满了新长的枝叶和低低的灌木丛。那座被遗弃的纪念碑由三个部分组成：宽大的底座、拱形的顶部、石碑本身。这个石灰石做成的庞然大物伫立在那儿，像某个心不在焉的巨人随手把它扔在那儿，然后就走开了。纪念碑高147英尺，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几个世纪以来，雨水在石碑上表面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孩的写字本。除了那些雨水留下的痕迹外，石碑的表面一片空白，没有人来刻写当初计划好的悼词。参观者可以在石碑上面任意地走，也没有任何围栏。一个叫杨君的年轻女人在售票里工作。她今年20岁，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这个国家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大部分是到东南面新兴的工厂城市去。社会学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迁移。这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一代人画出了中国未来的轮廓。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杨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当我问起她关于石碑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不耐烦，只是飞快地念出一堆数据：石碑宽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迁徙的工作估计需要10万人；它重达两万六千吨。我问她这儿游客多不多，而她瞪着我，好像觉得我是个白痴。“游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对我的控诉：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试着换一个角度。“有没有从石碑上面掉下来？”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两个人，”她说：“有一个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掉下去了。跳下去的那个是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后来他还活下来了，而那个掉下去的人死了。”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断回到死人的话题，透露着那些一模一样的细节：意外掉下去的人死了，而试图自杀的人活了下来。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杨君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她告诉我，那个伤心得试图自杀的男人跳下来后破了相，一辈子都没法复原了。在南京，我用我的笔记本里收集各种东西：谈话的片段、博物馆的门票、随意的观察记录。在中山陵的顶端，一个英文标志吸引了我的视线：整座陵墓的地图看起来就像一个警钟，代表了孙中山先生永不停歇的斗争精神，代表了他为唤醒民众和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所付出的贡献。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运动中，孙中山是至为重要的领导者。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其统治持续到1911年。在中山陵里，小商贩们售卖一套中国领导人的纪念章；这些中国领导人被人民共和国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中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每个人的像章旁都有一条他最著名的口号，小商贩的硬纸板上整齐地排列着那三个句子：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这就是20世纪理想主义所留下的轨迹，浓缩在13个汉字里。现代的手工艺品常常是这样；他们把混乱不堪、众声喧哗的过去简单化了。在南京博物馆，我买了一张图表，上面的标签写着“中国古代史概要”。这张图表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画成螺旋形状。所有事物都从中心点开始，那小小的一点上标注着“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元谋人之后，北京人出现在了时间轴上，然后图上忽然一个转弯。到夏朝的时候，时间轴刚好画完了一圈。商朝和周朝紧随其后，完成了外面的一圈。螺旋形状的图表每转一圈就变大了一点，像是在不断加速之中。每到一段历史的终结，例如一个朝代、一段战乱时期，图表上就会出现一条标志线和一个黑色的“X”，随后由其他全新的事件取而代之。这个螺旋形图表没有分支，也没有终点。螺旋形图表转了三个大圈，才从元谋人走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里时间轴终于打破了圆圈，伸展开来，指向图表的上方，并最终消失。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外面的街道上一阵喧闹。当我们付账的时候，游行的人们已经在外头一涌而过了。隔着一条街，仍听到他们的声音在黑夜里回荡。一些外国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吓呆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从未听说过会有大型的街头游行示威。其中一个外国人告诉我，昨天深夜，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约宣称此次轰炸事件是一个以外，但有些中国人在此次轰炸中丧生。这条消息刚刚才在中国国内广播。被游行惊醒的街道空空如也——没有汽车，没有单车。我意识到要跟进这个事件，呆会儿打电话向记者站报告；我就跟着示威人群后头跑。等我跑近了一些，人们喊叫的口号就听得真切了：“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我沿着街道慢慢跑过去，身边都是游行的人，肯定有几千个。他们举着标语和中国国旗，喊完了口号，他们就开始唱中国国歌。忽然人群开始奔跑起来，到了一个叫“新街口”的路口又逐渐放慢了脚步。在那个环形交叉路口正中间，伫立着孙中山的塑像。我混进游行的人群里，想看一段时间游行，再找个人采访一下。那些年轻人瞪了我好一会儿，不过他们的注意力随后就回到了游行和喊口号上面。一个学生喊了一句，然后其他人跟着喊：“打倒北约！”“打倒北约！”这情形让我回想起我一年前所教过的那些中国学生——在上课之前，他们齐声地朗读课文，以便把课文熟记下来。而这些游行的人看起来也像我以前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瘦得像根竹竿似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系扣的衬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向前走，拐了个弯，又拐了一个，我迷失了方向；夜晚的街道看起来都一样。人群又开始奔跑起来，我以为我们快到达某个目的地了。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了下来。再拐了好几个弯以后，我终于认出了一个标志：孙中山塑像。我们又回到了新街口。我选了走在我左边的一个学生——一张友善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冒着汗——我问他我们要去那儿。他伸出手含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后转向了我。“你是哪国的人？”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记者。“打倒北约！”“打倒北约！”口号声此起彼伏。“对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你有什么看法？”那个学生问到。“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说：“我只是在这儿报道这个抗议活动。”“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你的政府必须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战争，”那个学生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做世界警察？”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耸耸肩，表示抱歉；我没有预料到会在南京和人谈论南斯拉夫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北约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开始了轰炸行动。这些穆斯林因为在科索沃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而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袭击。早在中国大使馆受到炸弹袭击之前，中国国内的媒体——它们全部由政府掌控——就坚决地反对北约的行动，为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辩护，称他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中国看起来像是主要在担心科索沃问题有可能对台湾、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造成影响。当我们一路前进时，学生们走到我身边来，一个接着一个。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有礼貌——毫无例外的，他们都告诉我这次游行不是针对个人的，他们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就怪罪我。通常他们会好奇地看我的反应，不过他们主要是想向我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共扔了三枚炸弹；这些炸弹来自3个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不过所有人都这么说。3枚炸弹，3个不同的方向。这不可能是意外。美国的科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叫吴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在读生。他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很多学生都拒绝告诉我姓名，而吴明是中国媒体上一个常见的笔名（它的读音听起来就是“无名”的）。然而这个学生看起来最为真诚，他问我，他是否能把他的感受写下来。我很高兴地把我的笔和纸递给他；因为一路在喊叫和行进中记录，我已经开始头晕眼花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天气还未变得炎热，但路边的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新生的枝叶伸展出来，形成一片绿荫。南京还有古城墙，我路过时匆匆地看了它两眼。夜晚的古城墙隐隐地呈现出深黑色，顶天而立。到处都是人，聚集在人行道上。警察站在路口，看着那些示威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节奏。坚定的喊口号：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我们向前走，然后忽然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每次大家的脚步加快，吴明就放下了手里的笔。有一次，出现了一条新的口号：“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不太确定我听到的对不对，于是我问吴明，人们在叫什么。“不吃肯德基。”他说。我们在一家肯德基的连锁店前放慢了脚步——中文的“Kentucky”是音译，就是“肯德基”；然后人群又往前涌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南京大学的大门，然后是麦当劳那金色的拱形标志。“不吃麦当劳！”“不吃麦当劳！”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这是自文革以来最激烈的反美游行。在北京，共青团组织了好几队的大学生，用公共汽车把他们送进大使馆区。学生们就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所属区域游行。国家电视台新闻播放了北京游行的镜头，全国的学生们很快就组织了起来。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游行抗议的人放火烧了美国总领事的家。他们用铁的自行车座，猛力地击打领事馆的防弹门，试图把它砸破。在北京，学生们往美国和英国领事馆投掷石头、砖块和墨水瓶。这种肆意毁坏公共实施的行为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大使馆，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很显然，由于是阿尔巴尼亚这支少数民族的困境才激起了北约的行动，学生们为此感到愤怒。然而南京早已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外国大使馆或外国领事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游行队伍仍然在市中心兜着圈，寻找着目标。有时我们向前走，有时我们在麦当劳的金色拱形标志前停下，大声喊口号。当吴明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时，我把它们放到口袋里；当重复的事情一再发生，就没什么必要记录下来了。拐一个弯，一阵猛跑，再拐一个弯：孙中山塑像。另一个学生靠近我说话：美国科技、三枚炸弹、三个不同方向。打倒美国，打倒北约。三个不同方向，三枚炸弹。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们向前走，我们奔跑。还是孙中山塑像。另一群游行的人在南京大学旁边的麦当劳连锁店门口，向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的罗纳德.麦当劳发起了攻击。第二天早上，我和那间麦当劳的一名员工谈话，她告诉我说那群人用木棍和竹竿把麦当劳叔叔砸烂了。中文直接把罗纳德.麦当劳叫做“麦当劳叔叔”。跟我谈话的员工看起来很紧张，她说今晚他们就会暂停营业，以避免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外头，一片明黄色的玻璃纤维还粘在凳子上，那是麦当劳叔叔屁股剩下的一部分。“打倒美帝国主义！”几天之后，我让《华尔街日报》的中文助理帮我看看吴明草草写在我笔记本里的评论。可是她无法辨认出一句完整的话。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中间人（二）游行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人们任何问题了。如果我站在路边，人们就会走上来，对话通常都是这样的开头：“你来自哪个国家？”通常，人们会对我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直到我终于耸耸肩走开。对我来说，头天晚上的兴奋感已经逐渐消失了；追踪寻找信息和让信息追赶着你，这可是两码事。我想告诉人们，我只是一个剪报员——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我也无法发表中国人对我说的那些生气的话语。一夜之间，餐馆和商店门口纷纷挂起了红色的国旗；一整天，学生的示威队伍都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电视直播一直在滚动播出：在贝尔格莱德被炸毁的大使馆，三名丧生的中国记者的照片。国家的媒体形容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是“美国领导的北约”所做出的军事行动。北约和美国都发表了声明，宣称此次爆炸事件是一场意外，但这些声明都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新闻里报道。如今还不清楚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这次袭击事件。那天下午，我试着继续为我的那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做些研究，希望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心情。我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为了纪念1937至1938年扫荡了整座城市的屠杀事件而建立的。那年冬天，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强迫国民党政府丢下首都，逃往内陆。攻城取胜之后，日本士兵洗劫了整座城市，杀害、强奸平民百姓。6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仍然为当时的真相而争论不休，而死亡的数字则成了敏感的话题。中国的学者声称死了30万人，但很多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在日本，一些右翼组织彻底地否认了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事情，而即使是相对来说中立一些的日本历史书，也宁愿称这次事件为一次“意外”。对中国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最深的伤口；中国人讨厌由外来者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是什么。纪念馆有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写成标语：不要忘记历史过去是未来的指引有许多巨大的标志牌，上面没有一个字，只写着：300，000在纪念馆的主厅里，玻璃柜中陈列着遇难者的骨骸。展厅的另一部分陈列着黑白照片，这里展示了士兵如何极有天分地记录下他最恶劣的时刻。很多日本的军人愚蠢到照下他们恶行的照片，然后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馆冲洗。中国的技术人员把翻晒的照片拿给外国的记者，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之一。我慢慢穿过那个静悄悄的、挂满了照片的展馆。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的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中国男人被砍头的过程：个跪着的身影；一把举起的砍刀；一颗头颅在灰尘中滚动，像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南京做更多这样的研究了。我走出展馆，外头是空阔的院子，我坐了下来。我想离开南京了。这时候游览一个陌生的城市，显然不太明智；而写一篇游记是我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车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样的旅途将充斥着一通通愤怒的对话。我独自坐在长长的石凳上，试着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走出纪念馆，回到城里去。在庭院中间，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底下摇摇摆摆地走着。这些鸽子也属于纪念馆，有一个馆员专门负责饲养它们。这男人竖了个临时的标志牌，一块木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不要推、抓和惊吓鸽子。不要叫喊。我走过去，读招牌上的字。鸽子的看护人和我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做龚邦兴，今年60岁；他从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退休后，就干起了这个饲养鸽子的工作。她一个月赚8块多美金。他喜欢说话，而他唯一想说的话题就是鸽子。听到别人说鸟的事情，我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龚先生告诉我，这些鸽子对纪念馆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来，大屠杀的展览是压抑得令人窒息。他说，如果其中一只鸽子生病了，会很快转染给其他的鸽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时间清理羽毛和鸽子屎。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但他喜欢。我问他纪念馆里有多少只鸽子。“一百多只，”龚先生说：“但确切数目我说不准。我害怕去数清楚——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万一我有天再数，发现数目不对了怎么办？那样我会担心一整天的。”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上了他的联系方式，要我如果以后再来南京，就和他联系。他穿着一双很大的黑色橡胶鞋，戴着顶土黄色的帽子。帽子的边缘有一点白色，是鸽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提到北约轰炸事件的人。回到北京是一种解脱。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记者站里积满了报纸。我略过所有关于外国的新闻，只看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政治宣传——烽火四起的游行抗议凸显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骚动背后：中国人扭曲的世界观对美国的愤怒在中国各省蔓延：轰炸大使馆事件为紧张气氛火上浇油记者站也订阅了《中国日报》，是共产党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来：人民被这样的罪行激怒了霸权主义注定会失败调查：大使馆轰炸事件是蓄意而为每晚7点，我和记者们一起收看中国的新闻。我们也收听国外的广播，不时要检查一下收音机的天线，信息总是断断续续。北约宣称他们原本是要轰炸南斯拉夫军队供给系统的总部，但是他们拿的是一份旧地图，上面标的地点是错的。在游行开始的第一天，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露面。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和他的职员们一起，被困于北京大使馆内，分吃供给海军的食物；外面的抗议者们不断向大使馆扔石头、砖块和墨水瓶。中国的警察在大使馆门口站成一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着他们尚不清楚的上级命令。5月9日，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外发表讲话。这个副总书记级别的人并不为人所熟悉，他的名字叫胡锦涛——黑头发，黑西装，深色的领带，紧张的眼神。此时正是中午：这是一次特别的全国广播。在他短短的讲话里，胡并没有提到关于游行抗议的事情：“我们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好整体局面，有序、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那天晚上，人民解放军来到了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外，把这两栋建筑围了起来。很明显，最糟糕的时间已经熬过去了。第二天，克林顿在白宫前面发表电视讲话，第一次用到了“道歉”这个词：“我已经向江主席、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我认为，区分开一个酿成悲剧的错误和一次蓄意的种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次日中午，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播放了克林顿道歉的片断。然而当克林顿说完“向中国人民道歉”，后面的就被剪掉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种族清洗”的内容。12日，美国大使终于可以走出大使馆。那一天，3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电视新闻从机场开始：庄严肃穆的音乐，一脸悲伤的官员，泪流满面的亲属。中国媒体从愤怒转向了悲伤；最后，这件事终于成为过去。新华社——中国政府的英语新闻机构，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北京（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马军海（音）今天说，上周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所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三名中国记者，他们的遗物将由博物馆收藏。“这些东西确实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它们有着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他说：“……这些遗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书包，钢笔，笔记本，还有录音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今天给我看了他那两名丧生同事的书包。那书包仍然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道。”我不喜欢离开记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尽量在记者站里拖延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分散精力的途径——再看一个新闻节目，再读一个新闻故事。但事实摆在那儿：对于这份500美元一个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时间。而我那2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房间，同样有它的限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那个厨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没有从美国带什么书来。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要在户外呆很长时间。吃饭是其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在中国，过去我总是喜欢到便宜餐馆去，那儿有种亲切感；我也喜欢泡在面店和茶馆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一种途径。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肢体语言：我总是低着头，摆出一副笑脸，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说话，我都点头；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一样。有时，人们会说到台湾问题，他们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各种外国势力过去如何侵犯中国。有些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础。每当有人问我国籍时，我都诚实地回答他们——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任何的谎话都可能给以后带来麻烦。我主要是去雅宝路上的餐馆吃饭，这儿是记者站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雅宝路是俄罗斯人的地带——从原苏联和中亚地区来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儿，做批发服装的生意，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工厂制造的。对于一个希望避免受到关注的白人来说，雅宝路在我家附近的一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也并不能轻易地混入人群之中。大部分俄罗斯人身才高大魁梧，虎背熊腰，往往鼻子是歪掉的，很显然是以前被打断过。他们的眼窝像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直下陷——可能是生意上的压力，可能是伏特加酒的后劲。他们把现金装在一个塑料小袋中，用皮带捆扎在鼓鼓囊囊的肚子下。这一带主要是俄罗斯商人的交易地区，然而也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在雅宝路出没。这儿多数的餐馆和商店都是汉人开的，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穆斯林开的。在轰炸事件过后，我发觉这些穆斯林开的餐馆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国人在那儿吃饭，他们故意来找麻烦的几率要小很多。而穆斯林大概不会对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感到愤怒。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了一家小小的莫斯林饺子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吃饭的人中止了谈话。有三张桌子坐的是汉人，另外一张坐了两个维族人——维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信奉穆斯林教，起源于新疆的西部。我大概认得其中的一个维族人；过去我曾在附近的其他餐馆碰见他，但除了一句简单的“你好”，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在雅宝路有很多维族人，通常他们做贸易的中间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有些维族人看起来就跟我一样，都像外国人。我一个人坐下来，叫了些水饺和一瓶啤酒。女服务员拿着啤酒瓶和那一碟水饺走过来，向我微笑。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中国人说：“你来自哪个国家？”我回答了他，然后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发问的那个人继续问道，为什么美国人必须要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另一个吃饭的人开始说起关于鸦片战争的事。还有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说的就是那个无法避免的话题——科技。“既然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说此次轰炸是一桩意外呢？”他说。“他们竟然宣称是用了一幅旧地图的缘故——岂有此理！”我承认我对这些事情同样感到疑惑不解，然后我就想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水饺上去。那个男人再次重复他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从太空上看到任何的东西，”他说：“有这样先进的科技，怎么可能搞错了轰炸的地点？”我双眼盯着眼前的水饺，希望这个人会感到问下去很无聊。他还要说什么，那个我认得的维族人开口了。“有这样先进的科技，”他说：“美国怎么可能只杀掉三个中国人？”餐馆里变得十分安静。这人问维族人他是什么意思，维族人笑了。“我只是想说，如果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先进的科技，”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杀掉不只三个中国人。”“废话！”其中一个中国人嚷嚷：“你说的全都是废话！”然而维族人还在继续说。“不要把自己弄得像白痴一样，还相信电视上所讲的一切。”他说。“如果美国人想杀中国人，你现在就已经死掉了。”其他人纷纷反驳他，争吵持续了10分钟。被遗忘在一边的我，安安静静地吃完我的水饺，付了帐单。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维族人走过来，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他在一张小纸片上草草地写下了名字和手机，并邀请我有时间和他一起来吃晚饭。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我们。当我走出饭店、踏进夜色的时候，饭店里的争吵声再次响起。那一个春天，我和他有定期的会面。我会打他的手机，和他约时间一起在雅宝路吃晚饭。我俩从来都没有去过彼此住的地方。对于住所，我们都太“骄傲”了。他就在那个饺子馆旁边租了个房间，相当简陋，他要到街对面去上洗手间。我的也好不了多少；每次我的洗手间堵塞的时候，我就要走去街那头的瑞士酒店。我们说的话也不是很多，但我们的交情来自于一个事实：我们都害怕晚上要回家去。他的名字叫做波拉特(Polat)，在雅宝路，他靠赚取差额来做生意。像很多维族人一样，他语言能力很强；新疆是这个国家种族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地区，除了汉族以外，一共有13个民族聚居，维族人有8百万左右，是那儿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叫做“维吾尔”，在英文里，有时会写作“Uyghur”。）波拉特会说维语、汉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耳其语。他靠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批发商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替他们谈生意；他也在黑市上兑换美金。有时，他一次就兑换好几万美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不过，私下的现金交易是非法的，要转移如此大笔的现金也是危险的事情。1999年，有两个维族钱商就在雅宝路遇刺身亡。波拉特情愿做一些名牌服装的生意。他四十五岁左右，从199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起初，他全世界到处跑，常常是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些年头，一般的中国人要拿到护照和签证时很困难的事，不过波拉特学会了如何通过适当的贿赂拿到他适当的文件。他在土耳其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儿的语言与维语和相近。他去了巴基斯坦，那儿的生意很糟糕。有一次，他试图把新疆葡萄从西藏运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去，然而在尼泊尔边境他被季节性的大雨困住了，葡萄都坏掉了。伊朗是另外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德黑兰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和波拉特说，他可以靠卖伊朗发现的古代中国画赚很多钱，波拉特被他说服了；然而后来波拉特才知道那些画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中国的。那次买卖波拉特损失了一笔钱，然后他就开始专门从事服装贸易了；但要牵涉到外出旅行的事情也总是会有风险。1993年，在存款已经累积到1万美金的时候，他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押到了一次陆运的货物贸易中，那次所运载的货物是中国制造的衣服，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他的钱都没了。有虫子钻进了装货的木板箱。1997年，波拉特来到了北京，开始在雅宝路上做一名中间商。这一带已经成了黑市服装批发商的交易中心地带，那些衣服都是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外国牌子在里面最受欢迎：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耐克（Nike）、汤米.席尔菲格（Tommy Hilfiger）。通常，批发商们卖的是冒牌货或者工厂的废品，然而只要标签看上去像真的，就没什么关系。诺蒂卡（Nautica）、阿迪达斯（Adidas）、天伯伦（Timberland）。这些牌子的便宜货在俄罗斯和东欧卖得很好——只要中亚广阔的地带边界之间总是模糊不定，而外来者永远都分不清那儿的少数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塔儿人——他们全都到雅宝路来了。雅宝路一带基本没什么女性出没。街头瞩目的那些女人是妓女：俄罗斯人、蒙古人、汉人；当商人们快谈好一场生意时，她们就在餐馆外头慢慢地踱过去。波拉特几乎什么都卖。1998年，他成功安排了一笔生意，把两卡车假的555牌鞋子卖到一个商人协会去，那个协会的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次他赚了两千美金。还有一次，他帮一些俄罗斯的商人，买到了一批冒牌的诺迪卡服装，那些衣服是天津的地下工厂生产的。那一次他也赚了不少钱。对他来说，1998年的生意很好。那一年，他还游说了一些俄罗斯商人，让他们买了1千件仿造的名牌胸罩，那些都是广东的工厂生产的，胸罩上面贴着“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的牌子。那时候1件胸罩他大概能赚0.25美金。照我看来，波拉特完全不像有钱生意人的样子。他穿着简单，谈妥了一单生意以后，他也不会像雅宝路上的其他中间商一样，开始向大家吹牛。那一类人属于最纯粹的商人，做冒牌货的生意，赚取中间的差价，而我不久就明白不能把他们说的话当真。不过波拉特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有一头黑中带白的卷发，眼睛是棕色的，看起来有些忧伤。他不常笑。他的肤色是深棕色，下颚有着硬朗的轮廓，还有一个中东人的高鼻子。当他真的笑起来时，他的脸就像被照亮了一般。他经常用一个中文词“假的”，他对他贩卖的那些东西鄙视至极。按他的话来说，那些冒牌的衣服是垃圾，是废物，是粪便——都是“假的”。我们认识后不久，他有一回闲聊中提到，本来他是在新疆的中学教维语和维族文学。他如此贬低自己的生意，我就搞不懂他当初为什么不继续做老师。他有一种粗犷的帅气，然而它的双颊线条如此分明，像被刀削过一般。他稍有一点发胖。他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知道他赚的钱怎么用。五月末的一天，波拉特邀请我和另一个商人吃饭。我们在北日坛路一家小小的维族参观碰面，那儿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家餐馆前面有一个宽阔的露台，我们可以在那儿吃饭，看着商人和妓女在街头走过。通常，我们会喝燕京啤酒。餐厅老板会从露台下来，走到人行道上，把上面的一个井盖打开，拿出两瓶啤酒。井里的凉水相当于餐厅的饮品冷藏设备。在那儿吃饭很便宜。那天晚上，波拉特的同伴是一名来自阿塞拜疆的商人。那人的脸很小，深黑的眼睛上是长长的眼睫毛，唇上有一撇细细的胡须，身上穿着廉价的灰色西服。他来雅宝路买批发衣服，波拉特给他介绍中国的卖主。“我的朋友向你表示歉意，他不能用英语或汉语和你交谈，”我们握手后，波拉特说。“他还想问问你，我们今晚能不能不喝啤酒，喝白酒。”白酒是中国的一种谷物的酒类，喝白酒的人都不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我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餐馆老板拿了一瓶白酒，放在我们桌上。我猜这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不过绝大多数的中亚商人都很会喝酒。他们似乎把自己的宗教也留在家乡了。在我们这一桌，语言不停地转换着，波拉特是中间人。他和那个年轻男人说土耳其语，当他转过来和我说话时，他用汉语和我谈论大使馆轰炸事件。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游行抗议都将近过去两周了，但他还是不断地说起，还经常是和陌生人讨论这个话题。早先他在饺子馆的忽然爆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他喜欢激怒汉人。“他们脑子有问题，”在给我们每人倒了第二杯白酒后，他说。“那些学生全都很蠢，他们什么都不懂。”“北约在科索沃的做法，你同意吗？”我问他。“我当然同意。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就被杀掉了。我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新疆的维族人。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我点点头，但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明白了吗？”他说。“我明白。”我回答。“很多事情，要公开地在北京这个地方说，是很困难的。”他说：“明白了吗？”“我明白。”我回答。他仔细地盯着我看，然后笑了，向我举杯。我们三人都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像所有刚喝了白酒的男人一样做了个怪脸。那个阿塞拜疆人通过波拉特问我，美国人通常喝不喝这种酒。我摇摇头，然后波拉特说起了俄罗斯人喝酒的习惯。这是“国际对话”间最容易谈论的话题，我们三个人都有俄罗斯人醉酒的故事，结果虽然我们分别从维族人、阿塞拜疆人和美国人的角度讲，讲出来的故事相似度却惊人地高。波拉特负责在我们之间翻译故事。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评论说，一般的阿塞拜疆人喝酒没有俄罗斯人厉害，但最擅长喝酒的阿塞拜疆人比最擅长喝酒的俄罗斯人喝得更多。他十分巧妙且骄傲地说明了这一点。服务员为我们端来了烤羊肉。羊肉很辣很香，如果伴着啤酒吃，味道就更好了。我恋恋不舍地瞥了一眼人行道上的井盖。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中间人（三）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了维族人身上，波拉特说有一些维族人长得像欧洲人。“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金发的，”他告诉我。“他看起来比你更像外国人。他看起来太像外国人了，有时他甚至在中国的电影里扮演外国人。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鸦片战争》？”我点头。这部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影1997年公映，那时正好快到香港回归的日子。那一年爱国主义大行其道，整整两小时，那部电影充斥着邪恶的英帝国主义者和英勇反抗的中国人。“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镜头，一个外国人被中国人割断了喉咙？”“不太记得。”我说：“不过我应该看过的。”他说我不可能错过那个镜头——就在荧幕的正中间，那些人把他朋友的喉咙割断了。那一年，他的朋友后来还被叫去演另一部政府投资的电影，主题是庆祝澳门回归的。“在那些爱国影片里，有一些维族人和哈萨克人经常负责扮演外国人的角色。”波拉特解释道。“戏分比较重的大角色，有真正的外国人来扮演；而那些小角色，就由维族人和哈萨克人扮演。”“他们的酬劳高吗？”“不是特别高。我的朋友赚了3000块钱。不过那也不是什么辛苦活。”3000元相当于不到400美金。当我问到波拉特喜不喜欢看那些电影时，他大笑起来。“当然不喜欢。”他说：“你知道他们拍的那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电影——全都是假的。事实并不是那样。”当我们在用中文交谈时，年轻的阿塞拜疆人安静地坐在一旁，不过他起来似乎在认真地打量我。波拉特继续说下去：“我情愿看美国电影。”他说：“教父系列的电影是我的最爱。德尼罗演的电影我都喜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他和那个演员长得还有几分相似：风尘仆仆的样子，硬朗的下巴，眼睛里蕴藏着一种力量。他是维族版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还在盯着我看，最后他终于和波拉特说话了。“我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说：“你是个犹太人吗？”坐在穆斯林的餐馆里，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那个年轻人探身过来，波拉特解释到：“他说你长得很像犹太人。”“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祖先有一些是德国人，有些是意大利人。德尼罗也是意大利人。”波拉特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的脸显得很失望。他们说了一连串的土耳其语，然后波拉特向我解释道：“我朋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是犹太教徒。”“啊，”我说：“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也有犹太教徒。”“不是很多。”波拉特说，然后他再次向我们举杯。波拉特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维族人和汉族人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的地理，文化，语言，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像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国家里相遇的南极和北极。新疆在西藏的北面，和西藏差不多，它也是偏远而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占地面积是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相当于阿拉斯加州和纽约州加在一起那么大。它的地形包括有一些全世界最高的山和面积最广阔的沙漠。那儿的古代历史仍然不详，最早的居民是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偶尔，一些早期的中国朝代会在那儿驻军，然而新疆的土地不适合汉人传统的耕种，帝王们并没有持续地控制这片区域。直到公元9世纪，维族人的祖先才开始在那儿大规模地聚居。不过，他们通常都生活在绿洲上，把广阔的山脉和沙漠都留给了游牧民族。维族人常常做中间人。他们用维族的表音符号，教会了蒙古人书写（早期维族人使用的是古代北欧的字母）。他们是成吉思汗皇朝和中亚势力之间的调停人。维族的宗教信仰是很实用的，当新的军事势力兴起时，信仰常常就相应改变：在不同时期，维族人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还有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他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从那以后，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他们不再使用“维吾尔”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族群。他们的书写也改了，改用阿拉伯文字。尽管中国人很为他们历史的延续性骄傲，维族人的许多基本特质却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政治同盟。不过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在现代社会，他们这种特质还是很明显；每个中国城市都可以看见做生意的维族人。通常，他们开餐馆或者卖一些新疆的特产，像葡萄干和蜜瓜之类，他们还控制着现金的黑市交易市场。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汉人掌控的经济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少见的事情。有些雅宝路上的商人曾告诉我一句维族人常说的话：“当美国人登陆月球，他们发现有个维族人在那儿做生意。”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由第二语言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们完全用中文交流。我不懂那群经常来餐馆的维族人说什么，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很有表现力。他们长得比汉人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他们握手很用力——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如果有女性走向某张桌子，那儿的维族人就会站起身来。他们拒绝吃猪肉。他们喝酒很厉害——看来伊斯兰教某条禁令并非根深蒂固。他们的长鼻子晒成黑红色，眼神锐利，整个人显现出一种体格上的自信与优越，通常让一般中国人感到紧张。零星的几个来维族餐馆吃饭的中国人，总是自顾自地吃，从来不会多管闲事；而如果波拉特不在身边，我也是一样。特别是有个身形巨大的维族人，两条眉毛浓得吓人，一看就很会打架，我可一点儿也不想挑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把50万只天津制造的避孕套销往乌兹别克。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维族人”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晚上,这个眉毛很浓的人在餐馆里呆到凌晨,和另一个维族人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们俩把酒喝完以后，就开始用烟头轮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后来，他们俩每次见面，就会握手并拍拍对方带着伤疤的手腕，呵呵笑着回忆起那个见鬼的夜晚。现代的日子对维族人来说并不好过。18世纪，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疆域。当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终于在1884年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改名为新疆（新的边疆）。1991年清朝覆灭，新疆就像这个帝国的不少区域一样，面临着流失的危险。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开始争取独立，并称他们自己为“维吾尔族”——这个名字已经将近1千年没有用了。1980年代，那片区域发现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贮备，移居去那儿的汉人数量激增。很多维族人的骚动是出于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外人。在雅宝路，我观察着那些商人：中亚人，中东人，还有其他我辨识不了国籍的人，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是来自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在大国历史的边缘进进出出的民族。通常，维族人的命运不是由语言、文化或传统所决定的；某个大国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会更具分量。蒙古最近宣布独立了，如果新疆当初是落入苏联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就有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在中亚的大博弈中，维族人是其中一个失败者。在我与波拉特混熟了以后，他告诉了我他的一些家庭背景。在1940年代中期，他的父亲加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像军队里的许多同伴一样，他父亲的左肩上有一个步枪图案的纹身。带着那样的纹身进入“文革”年代是很危险的；“文革”结束时，他的父亲成了跛子。波拉特说他希望在真实的维族历史中，能记下这一段事情。他也想写下自身的经历，其中包括1985年因为抗议中国法律而入狱的事情。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不能继续在新疆教书的原因；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他离开了那里。他还说，他存了有4万美金；他发誓，在不远的将来，当存够了钱而时间上也合适的时候，他就会想法子逃到美国去。我试着写下那篇关于南京的旅行日记，然而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自己承担了那次旅途的费用，把我的失败归结于去的时间不对，然后我就忙其他的东西去了。到那一年夏天，大使馆轰炸事件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了。有时，中国人会在交谈中提到这个事情，但他们极少会为此展开讨论。当他们果真深入的讨论这个话题时，他们失望的情绪似乎比愤怒要浓，原因是政府接受了美国人的道歉，也接受了他们为大使馆的损毁所做出的赔偿。我碰到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认为那次袭击是偶然事件的。在记者站剪报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些事件的追踪报道。7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承认，北约轰炸行动有900个目标点，其中只有1个地点是由美国中情局负责调查研究并决定的：中国大使馆。特贝特强调说是因为那份过期的地图导致的错误。3个月以后，伦敦的一家报纸《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宣称实际上那次轰炸是蓄意的。那个新闻故事的依据是对三名在欧洲的北约官员的采访，三人接受采访的条件都是报道时必须匿名。他们说，美国军队的官员故意要轰炸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大使馆偷偷地帮助米洛舍维奇。这个报纸的报道说，在北约轰炸行动摧毁了塞尔维亚人的无线电发射台以后，中国人允许他们用大使馆做替代，向科索沃发布军事指令。《观察家报》推测，中国人帮助米洛舍维奇的原因，可能是要换取一架隐形战斗机的残骸，那架战斗机是不久前被击落的。那架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对中国情报部门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从前就有合作的历史。而且，如果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赃意外事件，那未免是太精确的意外了。三颗炸弹全部投放在中国大使馆的南部，那儿恰好是防御人员的办公室和情报部门的中心。大使馆其他的部分完好无缺；伤亡人数出奇地少。像许多其他的国外媒体一样，《观察家报》宣称，丧失的三名中国“记者”中有两个其实是情报人员，在国有媒体中这是很常见的角色。但仅此而已——没有有名有姓的消息来源，没有证据。北约否认了这些指控，没什么美国的报纸再提这件事情。在记者站，我剪下这个故事，把它放入档案里：中美——大使馆爆炸 (U.S.-CHINA——embassy bombing)中美——汇率(U.S.-CHINA——exchanges)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中美——贸易(U.S.-CHINA——trade)（注：本章节完，第3节翻译删去大概200字，是两个关于Xinjiang的敏感瓷段落。请继续关注《甲骨文：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其他章节的内容）断桥在雅宝路，我学会了从波拉特那里获取消息。他似乎认得这一区的每一个人，他的人脉交际可真厉害。7月初的时候，喜力啤酒在这儿的公园赞助了一场外国音乐节，波拉特拿了一堆工人的通行证。在表演爵士乐的舞台前，我们六个人站在舞台周围，整个北京都找不到这样一群更不像样的维修工了：一个美国剪报员、两个维族中间商，一个中国服装商，还有两个中国人是在工人体育馆做保安的。通过带保安们来听爵士乐，波拉特以后可以免费观看任何一场工人体育馆的足球比赛。通常，波拉特和我会呆在那家维族餐馆外面的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喝着从下水道里拿出来的啤酒，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如果有个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会问波拉特这个人是谁，而他通常都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来自哪个遥远的国度，他在买卖哪些匪夷所思的商品。如果出现了他不认识的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那个留胡子的阿富汗人是个谜，有流言说他贩卖珠宝和鸦片，但波拉特不能确定流言的真假。那群北朝鲜人是另外一个谜。他们的大使馆就在街道那边，是一座巨型的复合建筑，大门上贴满宣传照片：兴高采烈的朝鲜小朋友们在唱歌，金正日在接见快乐的民众。偶尔，那几个北朝鲜的外交官员会从维族餐馆外面经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单独行动；他们总是几个人一起，穿着黑色西装，身体僵直，走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小贩、批发商和妓女之间，显得格格不入。波拉特总是指着他们衣服上别的徽章给我看，那刻有金日成头像的徽章泄露了他们的身份；波拉特还能靠着他们的外交车辆牌照的编号，辨认出北朝鲜大赛使馆的专车（编号为133）。北朝鲜人开的是一辆中国制造的黑色奥迪，车窗都是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车里的样子。大使馆就更为神秘了——在那些宣传照片的后面，没有任何声息。那座大门永远是关闭的。6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波拉特在维族餐馆见面，兑换了几百美金。他叫了三瓶啤酒，这意味着他要在那儿消磨一段时间。晚上他一般会到餐馆里和人谈生意，那些现金交易商可以直接把车停到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只要波拉特身上没有带超过4万美金，他都可以到车里做好一笔现金交易；不过如果是要谈更大的生意，他就会去附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他一次交易的最高金额是20万美金。维族餐厅老板掀开下水道的井盖，拿出几瓶啤酒。我等到喝到第二瓶啤酒时，才把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波拉特告诉我说，那天早上雅宝路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8.86,但到下午的时候汇率就掉到了1：8.84。他出于客气，为我开出了1：8.85的汇率。如果去银行用美金换人民币，最高不会超过8.26——这是官方的汇率。中国的货币是不许兑换的，并且和美元挂钩；汇率从来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除非是在黑市交易上。一周以前，雅宝路上的现金交易商用9元人民币换1美金。“这个星期汇率掉下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他有一艘船的美金还没运到香港去，”波拉特解释道：“那些钱现在仍然在深圳，在它们运到香港之前，汇率是不会再往上涨的了。”现金的黑市交易由一个奇异的体系操控着，那里面满是流言和传闻。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波拉特来说那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常常为此向我做出长篇大论的解释，比如一个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方如何开始打击一些跨境的贪污行为，让北京汇率的小数点受到了一点波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尤其是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剪了一天的报纸以后。迈特.福尼是其中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正在报道高通公司的事，这家公司尝试在中国建一个新的手机系统。有时候，完全是因为迈特的新闻，高通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就上下3到4点。那些传闻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妙的信号——公司合同透露的一点内容，或是政府发出的一份没有直接关系的声明。那些信号没有持续性可言，高通公司的股票整年都在发疯似地上上下下。如果自由撰稿的计划行不通，我觉得我可以靠这做一些交易：“一个剪报员和雅宝路现金交易谣言系统之间的内部消息”。我们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亚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边坐下了。那个女的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问波拉特她是谁。“她其实是个北朝鲜人，”他说：“她父母在朝鲜战争中成了孤儿。”他小心地选用了描述那场战争的名称——“朝鲜战争”，而非标准的中国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反抗美国、支持朝鲜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以后，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样的朝鲜孤儿。”波拉特解释道。“他把很多孤儿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当地人收养。这个女的父母也是那样，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长大，然后结合。这女人在那里出生的，现在来北京做生意。”我问他这女人会不会说朝鲜语。“他们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波拉克说：“他们现在和乌兹别克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又叫了两瓶啤酒。一辆黑色的奥迪从东面缓缓驶来，在路边停下。波拉特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拿起那个皮的钱夹子，钻进车里。车窗一片漆黑，而汽车的引擎一直还开着。当他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时，我感觉到了他衣服里渗出了空调的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