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12

”。邓大人一词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色彩和政治寄托是用西方语言很难准确表述的。它既是一个失败了的爱国者的象征，又是一个反抗的符号，人人都愿意听从它的召唤去投入政治反叛的队伍中去。邓凭借着对文革的勇敢批判和对国家的忠诚，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以巨大的比分战胜了毛泽东。这说明拳击并没有结束。斗争的爆发时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当处于昏睡状态的毛又一次清醒过来时，他除了下令对闹事民众进行坚决镇压之外，还驱逐了邓小平。毛作完了这两件事似乎心安了许多，他以君王的口气和胜利者的语调喃喃地说：天下已定。他是在告诫和提醒邓不要再作徒劳的努力了。因为胜利，毛的温情主义又显露出来，他在又一次陷入昏睡之前指示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把审查邓案的领导权交给了华国锋而不是江青和张春桥。这是决定性的，邓极大可能因此才保住了性命。以上讲述的不是一则宫廷故事，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政治对抗，是两个伟大政治家之间进行政治交接的过程。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政治家交接往往甚至是必然表现为一场对抗，后任对前任的既继承又否定，使交接成为输油管线上的一个泵站，社会进步从此获得新的动力。在前任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后任试图去改变些什么尚且不易，因为一大批“忠臣”是必要为捍卫既定的原则进行顽强的抵抗；在前任仍健在时就试图否定他，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以邓小平的威望、权力和能力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换一个稍微平庸者恐怕连自己的头颅都难以保住。然而这种以卵击石的反对声音又是一个过程所必须的，它为领袖和民众都提供了一个可供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和对象。中国的最有权势的一批政治领袖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坚决地选择了邓小平。据一则未经证实然而可信度极高的消息说，１９７７年初以叶剑英将军为首的军事实力派领导人向党的主席华国锋施加压力要求允准邓小平重返中央参与决策。华迫于压力于当年５月派汪东兴与邓进行了接触。华同意了邓复出，但先决条件使邓必须做出“永不翻案”的保证。华和凡是派其他成员都很清楚，如果说邓是一只猛虎的话，那么对文化革命的否定和批判就是他伤人的利齿。永不翻案是为了锯断邓的牙齿。这不仅是自保的需要，也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毛在临终前已经把看守文革遗产的重责托付给了华，他不能不小心谨慎。这个人忠厚的品质表现在无论在毛生前或身后都真诚地效忠于毛。邓却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毛与邓的对抗就转而成了华与邓的对抗，与邓相比，华已经远不是对手了。邓用经过仔细挑选的、语义含混两可的词句勉强做出了承诺。他必须再度获得权力和在中央这个讲坛说话的机会。在中国，权力是纠正错误的前提保证，而改变党的政治路线只能由中央做出决定。民意或民众支持率只是做出决定的参考条件，在没有普选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公众可以参与闹事但不具有改变政治方向的直接能力，邓深知这一点。（林彪元帅也深谙此中道理，他认为在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发生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他告诫过毛泽东，但毛对此嗤之以鼻）。再度获得权力和在中央这个讲坛说话的机会。在中国，权力是纠正错误的前提保证，而改变党的政治路线只能由中央做出决定。民意或民众支持率只是做出决定的参考条件，在没有普选制度的社会中社会公众可以参与闹事但不具有改变政治方向的直接能力，邓深知这一点。（林彪元帅也深谙此中道理，他认为在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发生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他告诫过毛泽东，但毛对此嗤之以鼻）。邓对毛的部分否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继续前进的新动力。毛的错误被揭示出来并给予纠正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国际大家庭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成员。否定毛，使邓获得了成功；邓之后的中国下一代领袖，他的成功起点在哪里？他也会否定或修正邓的路线、政策的某一部分吗？邓对毛的否定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继承并坚持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抛弃了毛的错误。二是毛的错误经过充分的社会实践检验已经十分明显，抛其它已经成为了全国民众的共识。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怎样区分毛思想重的正确与错误，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则根本谈不上继承与否定。平时沉默寡言但却极有计谋的陈云轻而易举地为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毛的思想和言论以时间为界限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必须坚决继承的，第三个段落是彻底否定的，中间段落则参照两头进行取舍。邓按照陈云的分期法顺利地找到了“复辟”的基点，使他自己的改革战略与毛的路线某一段发生衔接，完成了以毛为起点的继续前进的中国道路的开辟工作。从政治角度考虑，有继承有否定可以满足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大部分要求，从而使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获得保证。当然，陈的分期法也是邓的规诫，越过任何一条线他都将失去社会的一部分支持，从而将导致邓及改革路线的失败。从以后的实践看，邓是深明其意的。时间分界法是一种政治方法，因为它取得了最佳效果，我们也可称其为科学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一个党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清楚地割裂开的。在坚决继承的部分，一定有后来终于生演城大错的原始萌芽成分；而在坚决摒弃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初始设计呢？真正科学地分析毛泽东的思想，最有效地利用这份遗产的工作，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邓的继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两份丰富的遗产可以继承和利用，他一吉他以后的在继任者永远可以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宝库中汲取丰富养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明创造从而完成领导国家的这份并不轻松的工作。但是继任者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粗疏的时间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条也是陷阱。是继任者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个粗疏的时间分界法。在政治上，戒条也是陷阱。突破就是否定，这需要勇气。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它在晚年趋于保守散漫而止住了他的国家的前进步伐，相反，他太想使这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进步了。为此，他当然必须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但是当他把过去正确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捧为神圣的教条以后，他的错误就发生了。强调党的领导在执政以前是成功的理论；但在执政以后，当用党的领导取代一切管理时就是一场自毁性灾难。只要是前进就难免有失误，而坚持正确也会导致错误。毛不可能逃过历史和时间设下的这两个圈套，虽然这无损于他的伟大，但他的确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文革这样的灾难。问题是，毛之后的人们能避开这个圈套，比较聪明地避免错误吗？他们也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国家的进步。当一个民族尚在能够使它快步前进的道路上行进时，过早地、挑剔地指明它在进步的同时犯下的错误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不友善的。因为在这一时间内这些错误与进步相比较只能是次要的或不显著的，它有时甚至表现为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一中牺牲或有害伴生物，消灭它就等于消灭了进步。在中国还有一种更有趣的现象，即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每一小步突破都是以对道德堕落的承认开始的。公民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对金钱的欲望是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耻辱，但在以后却被宣扬为经济发展中应予承认的现实驱动力。企业主管人员谋求职务利益曾使一小批人被捕并公开审判，而在以后却被用承包制使其完全合法化。承包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的经理制更“反动”，因为承包人的获利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管理知识，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资本利益的分配。当然这种“反动”也是在进步，它毕竟比之以前的党委书记领导或集体领导而任由国家资产无效损耗的状况好得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曾几度遭到批判和整肃，但有些被批判的东西在不久以后即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８０年代初期攻击计划经济优越性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语言，而后来人们自己把绝大部分国家计划废除了。这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种过程也就诱惑着人们不断去寻找新的攻击目标。攻击、承认、进步，这个模式体现了进步的节奏性，也表明了进步背后所蕴藏的隐患，被承认了的“堕落道德”除了起到解放思想、推动进步的作用以外，必将以辐射状向社会散步有害影响。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及其社会问题，我们无法断言哪些现象是真正的错误，哪些则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哪些现象原本是正确的但却被误解为错误。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无益处的。从社会现象出发去上溯至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原因非常堂皇、正经，令你望而却步。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弃学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原因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需要。当农民还只是在人民公社进行产品劳动时，父亲对子女的读书欲望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而进入商品生产后，即使是童工劳动，也能够很快得到现金的酬报，父亲于是成了监工。责骂农民的短视毫无用处，因为他就是农民，他只计算家庭收支账。误。逆向考察和分析几乎是毫无益处的。从社会现象出发去上溯至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原因非常堂皇、正经，令你望而却步。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弃学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原因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需要。当农民还只是在人民公社进行产品劳动时，父亲对子女的读书欲望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而进入商品生产后，即使是童工劳动，也能够很快得到现金的酬报，父亲于是成了监工。责骂农民的短视毫无用处，因为他就是农民，他只计算家庭收支账。中共的思想指导原则之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它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它也应该承认人心向背是检验改革政策的标准尺度。如果排出１９８９年北京时间北京市民因陷入盲目冲动和愤怒而不能做出理智选择这种特殊事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公众的感情与政府努力推进的改革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拿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中共官员开始使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言抱怨民众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仍然能够用心理滞后等民众落后论来坚决排除来自民众的对改革决心的干扰，那么改革本身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和潜在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基本的危险在于，一旦试图证明公众必然的堕后性和心理上的怀旧倾向是无足轻重的，并以此作为缝隙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把么也就暴露了公众领袖们的英雄倾向和精英意识。因为这些领袖本身又是政策的制订者，于是错误的政策或推出政策时错误的时机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政策应该是真理的体现，所以它的正确与荒谬不仅由政策推行后的社会现实来确定，而且由时间的前后移动来确定。一个政策如果在理论上是经过论证的，在实践上也是社会所急需的，而它面对的却是严重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脆弱的公众情感，它的推行将不仅为自己制造生产出数量巨大的反对者，而且也将因推行过程中发生抵制而使政策本身产生错误执行或异变，从而为反对自己生产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和口实。历史将判定这类政策为失策。目前的中国已经明显地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加速度过程。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任何障碍或困难都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获得解决，而改革之后前面又会出现新的障碍。于是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设计的领域也越来越宽。一个庞大的沉重的轮子一旦被推动起来，它的强有力的惯势运动是人力根本无法阻遏的。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经验，人的被动地位已经无可改变，因为硬性的阻挡将是灾难性的碰撞。举例说，如果改革进程立即停顿在目前状态下，那么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尖锐矛盾将无法解决，财政收入不足、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资金市场单一与僵化、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这些几乎全是国家命脉的问题必须仰赖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将改革从现有基础上向后倒退，后果将更不堪想象。深化改革的困难在于它最终将碰上那些在过去１０年中由邓巧妙地闪避过了的敏感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较，过去的改革只能被称为是一种修补工程。这些敏感问题因为涉及到了国家及社会的根本性质，触动它们将与已有的成规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改革、银行独立地位的确认、城市福利保障系统的调整、国家雇员及国营企业职工劳动自由制度的制订与施行，等等，这些问题组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的各个具体内容。否定了它们也就是具体地改变了社会的根本性质。有的成规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问题包括：国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改革、银行独立地位的确认、城市福利保障系统的调整、国家雇员及国营企业职工劳动自由制度的制订与施行，等等，这些问题组成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的各个具体内容。否定了它们也就是具体地改变了社会的根本性质。则”，其中第一条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治愈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的阐释是：一、以公有制为基础；二、非剥削化。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解中又把非剥削化诠释为“共同富裕”（１９８５年３月）或“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１９８５年８月）。邓的定义中似乎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定义中另两条重要原则，即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但是非剥削化与按劳分配只是字面上的差别，共同富裕则明显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作为一条原则，它的作用无疑是一堵墙。很明显，深化改革将与邓的原则发生无法鼩避的碰撞。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时作了让步，他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了让步，中国的社会公众也会做出让步吗？邓在１９７９年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进化学说理解“历史倒退”的含义，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种语言。但是一旦将原则变幻未可变通的三个软性标准，这里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人民是否会做出“历史倒退”的理解呢？已经习惯与贫穷然而比较安全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中国公众，他们在变革发生以后将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失去了靠山后的惶惑、恐惧和悲伤，他们会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抗争吗？结论是不确定的。这一方面取决于新一代领导者的操作技巧和对社会运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综合环境。公众对于单一性的打击（必须承认革命是一种打击）或许能够承受，雪上加霜式的综合打击必将引发愤怒。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是改革的获胜方，因为这是一场进步性革命而并非“历史倒退”。但是从实践上看政府获胜的过程决不会平坦，在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获胜的机率也将大大降低，甚至会成为一种不可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竞争家具、生活相对贫困、治安恶化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点燃革命与反对革命两种力量之间剧烈冲突的导火索，而这些问题的产生绝对是人力难以抑制的。如果再考虑进去下列因素：庞大的人口数量、低教育水准的干部和民众、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和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收入、越演越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封建式的经济割据、已经明显化了的社会人群贫富分流状况，等等，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肯定是一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处境艰难的。在他们身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人掀起的改革洪流推用着他们不得不向前行进，而在他们面前却是墙一般的困难、障碍和许许多多伪装得极好的陷阱。可以说，他们不会成为牺牲者的概率是很低的。这需要采取非常强硬的领导措施，使自己成为行动的主动者。这些措施的形式石油革命的性质和社会力量组成状况来决定的。从目前情况分析，由于社会公众心理之后和改革首先不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这两个客观现实的存在，目前中国的革命具有明显的贵族革命的特征，或者可称之为精英们的事业。它的推动者主要由社会上层各集团组成，包括：国有企业主管人、地方政府官员和意识先觉者阶层（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劳动者），而一般公众只有在现实的挤压下或制度的强迫下才会发生意识转变。前情况分析，由于社会公众心理之后和改革首先不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这两个客观现实的存在，目前中国的革命具有明显的贵族革命的特征，或者可称之为精英们的事业。它的推动者主要由社会上层各集团组成，包括：国有企业主管人、地方政府官员和意识先觉者阶层（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劳动者），而一般公众只有在现实的挤压下或制度的强迫下才会发生意识转变。我们经常怀疑中国当和政府领导人已经忘记或根本不理解毛泽东。他们声称在领导一场革命，但是他们却没有在革命已经发生以后像毛泽东那样做出准确的阶级动态分析和社会力量评估。毛泽东说，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根本分辨不清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将陷入盲目性。在改革中政府的基本立场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政策性妥协和牺牲性打击才是有意义的。政府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它更正确的立场是代表并领导一种进步趋势和潮流。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而在过程中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利益互相抵触的阶级。压制与扶持并举，是所有政权都在做的两件事，他们也仅仅做这两件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压制与扶持并举的政策，一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毛的经验仍是今天所需要的吗？时过境迁，公众还能接受类似的专制吗？谁也不能回答。能够回答的是，今天的中国仍需要毛泽东的天才、魄力和无与伦比的统治技巧。中国的领导人常常对来访的外国客人介绍说，中国目前社会安定，不存在尖锐的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各阶层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们而且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能够始终保持一个适当的速度，安定局面将长久地维持下去。没有理由认定中国人在虚言掩饰，但他们肯定是乐观得过分了。中国目前已经大步地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动期，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对抗已经有了逐渐激化的迹象。如果说过去在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不被触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分配方式改革可以使所有社会阶层都得到程度不同的现实利益，那么深层次得体执行变革则是在各阶层间进行的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和调整，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获利将是以另一些阶层的利益被损害为基础的。利益调整的依据是全部自然法则，既包括知识、技能、机遇和信息等技术性条件，更主要依据对资本的掌握程度。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邓小平设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程序是一致的，但远比那个设计的初始估计要严酷得多。因为富裕与贫穷之间的分化要走得更远，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富裕的基本手段带有明显的剥削性质。邓在１９７９年以后没有再强调过“非剥削化”这个原则，大约也是对这种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默认。社会及其公众能不能冷静地面对这个严酷的分化过程则仍然是一个谜。目前，中国各地加速改革的势头极为猛烈。西部各省区和东南部沿海省市都在伸手向中央要“新政策”；本来只准许在特定区域实行的“特区政策”现在已经自动地在全国各地开花；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的胆大妄为得官吏为了吸引资金和技术的流入，同时也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市场得竞争能力而自作主张地推行了许多未经立案论证的“土政策”。值得注意得时，所有的这些变革和新政策的基本要点都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急切地要求得到包括国有资产的控制权、监督权，国有土地资源的拍卖权甚至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权。目的是释放一切可能的能量，以利益吸引为基本手段增强地方的非自然的竞争力。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变革和开发的热潮。在经济效益和资本收益率未获提高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１２个百分点以上。各地建立了几百个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特区”，出台了无数野政策，三个“有利于”似乎使一切胡作非为和蛮干都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这种热烈而混乱的局面就像千军万马一样漫卷而来又裹挟而去。问题在于，洪水滚滚而过之后，被它冲刷过的大地上究竟留下了些什么。社会潜在的危机是极为严重的。经济列车的快速奔驰可以使危机延缓爆发但不会使它消失，相反会使它累积再累积。中国人和西方各国都不希望再一次看到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但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毕竟是两件事。一个改革中得社会是极其脆弱的，旧的体系被冲击得百孔千疮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而新的体系的稳定社会功能尚未完全生成，社会很难在哪怕是轻微撞击中保持安定。中国是一个由１２亿人口的巨大社会系统，新的信息流入并完成它的接受改造过程，实现重组功能往往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时间。时间的距离造成了系统事实上的分裂和不平等。所有者一切，都是变革期综合症的显著特征。中国社会的变革期综合症有多种基本病灶，它们相互纠结，互为因果，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构造。快速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滞后的社会心理意识之间形成巨大落差，构成社会的各个危机点。纵向逆差心理制造出改革的反对者。１９８９年，当西方公众从电视屏幕中看到密如蚁群般的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阻军队的汽车时，他们判断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中国流亡作家刘宾雁甚至断言中国现政权最多只能维持两年。这些判断时错误的，因为从电视上他们看到的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抗而是心理失衡的民众对权威和社会的泄愤，发泄之后则归于平静。中国公众在产品经济下生活了多年，习惯了那个安全而又超稳定的社会，当这个社会向一种有风险、有竞争、有差别、有屈辱但是有活力的社会结构过渡时，恐惧、犹豫、彷徨等心理将自发地做滞后性调节。在整个变革期，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观念情绪和社会文化潮流都在急速流动变化，这就不断制造出负差感，产生今不如昔之感慨。这种心理潜流的基本特征是寻机发泄和排遣，而且敌视权威的倾向明显。中国政府的心理学顾问们似乎一直把这种逆差心理称为逆反心理，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在于权威的滥用，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技术措施实现对它的纠正。逆差心理则是社会变化的心理结果，它只能而且必须借助某个缘由发泄出来，只有当社会变化缓解时它才能根本消除。社会逆差心理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倾向和反权威倾向是绝对的。在整个变革气馁，它都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始终窥伺着目标，寻找借以发泄的偶发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缘由。社会逆差心理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反映，但是它的反政府倾向和反权威倾向是绝对的。在整个变革气馁，它都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始终窥伺着目标，寻找借以发泄的偶发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缘由。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惧怕这只猛虎和为了不受干扰地完成贵族指导式变革，有些国家的政府曾企图设计一个局外目标以排遣这种逆差心理产生的社会愤怒，即转移公众的注意方向。目前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掀起的反犹排犹浪潮即属于这种情况。无意义的疯狂和无道理的愤怒是公众情绪互染的基本特征，当一个政府心怀叵测地有意点燃这种情绪并将它导向局外目标时，这个政府已经成了罪犯，因为它将民族引向了灾难。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曾在德国掀起过排犹浪潮，它的结果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的建立，德意志民族愚蠢地选择了战争、破坏和仇恨，从而使民族蒙受了难以洗刷的耻辱。１９８７年冬季北京地区几所高校的学生曾试图开展一次针对政府的学潮。由于不具备挑起声势浩大的骚动的各种条件，这次学潮的规模极其有限，仅以几千名大学生的一次疲惫冷清的夜间游行即告结束了。天亮以后，沮丧的学生们挤进了几十辆大公共汽车，这些车时宽容大度的学校当局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