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页。 ②“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下面所说的“决议”，就是这篇“通告”。——中译本编者 1846年5月11日，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在决议中谴责了克利盖的行动，并且否认他有权继续自称为同盟的代表。①在决议上署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日果、海尔堡、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而魏特林是唯一根据下列理由拒绝签署的人，这理由是，按照他的意见《人民论坛报》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刊物”，人们应该去批评德国国内的敌人，而不应该去攻击在外国的同盟的同志。他把对克利盖的批评拉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写信给克利盖说：“我是他们最痛恶的敌人，他们首先要砍下我的脑袋，……”②现在魏特林已经完全暴露了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说，在此以前，还有这种可能他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一些重要革命领袖保持密切合作，从中检验他的见解，并继续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那么，现在他已完全脱离了他们，因而也弃绝了发挥任何作用的基础——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克利盖趁此邀请他到美国去担任他那报纸的编辑，于是魏特林于1846年12月满怀忧愤地离开欧洲，他自信是一个真正的、但是被人误解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①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关于克利盖，还可参看H·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②参看H·施吕特：同上书，第38页。1849年魏特林对克利盖持反对态度，参看本书第307—308页。 在美国，他又和西蒙·施米特遇在一起，编写了许多传单，把《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出了一次新版，并出了英译本，还和美洲的傅立叶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在这期间，克利盖的报纸已经停刊，克利盖本人加入了坦门内厅，一个民主党的反动政客的集团）此外，魏特林仿照美国自由圬工互济会的榜样成立了一个按等级划分的秘密组织“解放同盟”。及至人们在美洲听到革命风暴的消息，他被这个同盟的纽约盟部派往欧洲。1848年6月他到了巴黎，8月间——还有克利盖——到达柏林。他在德国的作用是完全无关重要。他参加过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大会（1848年8月和9月），并且创办了一个杂志《初选选民》，因为柏林为普鲁士军队所占领，在出版五星期之后又不得不停刊。它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份订户。11月21日被弗兰格尔驱逐出境，他又跑到汉堡去，想在那里继续他的宣传工作，由于警察不允许他居留——汉堡的所有工人协会曾经对此提出抗议，但是无效——他被迫迁居阿尔托纳，并且从那里不合法地继续对汉堡进行工作。他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美国“解放同盟”的支派，一个“家庭的或是解放的同盟”，同盟的主席就是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第三版里，魏特林又把它叫做“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 除了试图使他的“思维和语言学”问世以外，他主要从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为此他加写了一篇新的序言。革命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的这本书，这本书——在1849年春出版之后——只能把在革命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工人们从他们的真正的任务上引开去。新序言表现出魏特林对于他所遭受的批评感到懊恼，也表现出他对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德国毫无作用感到失望。他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进展归于自己一人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他不是一字不提，就是轻轻略过或是加以贬低。在结语中，他列举了一些非工人阶级出身、但是成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字，其中也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这些人，他说，人们却是不能倚待他们，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而达到共产主义的。①其实他正应该通过革命的事变取得教训，认识一种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研究和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必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他的争辩里是抱着怎样的正确态度，但是他仍然不信任他们，坚持他的反动的敌视理论的立场。 ①本书第374页。 第三版的文字和第一版相比有不少改动，这些改动——完全撇开它出版的时代不说——大大地减损了它的价值。一般的显然可见的是，魏特林的语调是伤感的、郁闷的，他的语调已经变得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很近似。如果说在第一版里他还只是把乌托邦——和粉碎旧社会这个意图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描写成一个值得赞美的目标，还只是希望别人把他的作品估价为供讨论的蓝本，那末，在第三版里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独断、顽固的乌托邦主义者了。这个乌托邦主义者对于自己的体系是丝毫不肯让步的，不止如此，他还进一步把不能实现的种种见解分析为许多详尽的项目（例如交易小时）。内容上重要的和范围最广的是他在第二部分第四、第十、第十五和最末一章里所作的改动。他在第十、第十八章里详细地说明他关于交易小时、关于一种交易系统和“革命纸币”以及关于商品价值的意见。他用更长的关于无产者所具有的窃盗权利的说明扩展了第十五章。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曾暗示过，并且曾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作过进一步的说明。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一版里，他说到两种实行革命的手段：启发或是强力，在那里无疑义地他是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的强力行动上。现在他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地称作第三种手段，也就是说对于富人财产的有组织的抢掠和由穷人占有这些财产①。在这里魏特林自居于怎样一种反动的、暴乱骚扰的立场，已经是清楚可见的了。至于他在这里如此夸大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混乱的思想，这对于他的倒退发展来说正是十分典型的。在第四章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的尖锐批评作了重大的扩展。他否定单凭选举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选举永远不会表达人民的意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把这种批判推论到那样远，以至于完全否定选举的益处，以及它对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他认为一种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可能，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他同样也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比之封建的社会制度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此外在这些地方也表现出来，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居留，他如何扩大了眼界，认识了一个比较地更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但是因为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的规律性的无知和不理解，他只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和资产阶级共同去反对封建势力也就是错误的。因此他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曾经主张“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①。他的思想方法使他完全以一个乌托邦宗派主义分子的态度来认识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②。这个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中也彻底地实行了。反之，如果按照魏特林所设想的战略，就将使无产阶级完全隔离孤立起来，并从而削弱革命的力量。其结果将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支持。 ①参看本书第280页。 ①本书第3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03页。 第三版第十八章包括了“解放同盟”的基本原则，魏特林曾经成立这个同盟的汉堡分部，并且把这些基本原则——和在最近将来的社会革命中所必需采用的办法一起——印成传单。“解放同盟”在汉堡据说有一千名以上的盟员，但是依据报道，参加大会的最多不过五十人，甚至更少些。无论如何魏特林曾经写到过，第三版有六百份预订；他总共售出了九百到一千本①。1849年8月，“解放同盟”的活动为汉堡警察局所注意，并且加以干涉。魏特林不得不最后离开了汉堡，并因而也最后离开了欧洲，这一年年底又回到了纽约。 ①魏特林：《宇宙的分类》，1931年基尔版，第60页。关于他在汉堡的活动，参看同书第50 59页。 他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为当地的工人运动带来什么良好的作用。相反，现在魏特林的组织和其他乌托邦主义的流派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分裂工人阶级并延缓工人阶级成熟的过程。1850年1月15日他的期刊《劳动者的共和国》出版，在一年之内由行销九百五十份上升到四千份。这主要是由于1850年的经济危机，使大部分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加入了运动。随着德国细木工的罢工，营造工人、成衣工、面包工人、钟表工人以及其他职业部门的工人都连续举行罢工。魏特林要想设立一个职工交易银行，主要目的是为准备在将来建立的移民组织筹集款项。在1850年10月一次由他召集的工人大会上，虽然通过了他的计划，但是因为参加计划组织的人数不多，这个计划没有见诸实行。此外他建立了一个“工人同盟”，从1847年起就在依和华州建立的一个移民组织“公社”加入了这个同盟，他在1851年和这个移民团体发生了联系。他曾十分详尽地从事于建立移民区的计划，草拟了广泛的组织计划和章程，尽管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第三版里还在谴责各种联合组织，也就是说，“在现存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的一种大小不等的小社团”。“一种这样的联合组织并不能对资本势力进行任何抵抗，必须忍受大资本家的竞争，并且只要一旦大资本家要它们破产，它们就立即不得不陷于破产。因此，凭这种办法是搞不好的。”①在接收时，这个移民区由十个成员组成；1851年末增加到十五个。1853年魏特林被选为移民区的主席，但是在1854年1月，因为发生经常的争执不得不辞去了这个职位。1855年这个移民区终于解散，同时“劳动者的共和国”只是宣传魏特林自己的见解，很少报道工人运动的消息，也不得不于同年7月停刊。在这个期刊上宗教的因素又居于主要地位，他不断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表示反对工会的斗争。和他自己的改革计划相比，他把罢工称之为愚昧无知，例如，他认为某一个工会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是不正当的，因为必须并且只能是一切工人都共同为争取建立交易银行等等而努力。 ①本书第339页。 随着他在美国宣传的失败，他又重新从事于已经开始的天文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完全退出了工人运动。但是，他之所以与其他许多人不同——包括这一期间在内——，因为别人虽曾参加过年轻的工人阶级的初期活动，后来就归结到与资产阶级和现存社会的和解上去了，而魏特林即使在他退出工人运动时，仍然保持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仇恨，他过去向它斗争，现在还要求向它斗争，尽管他所找到的是一条错误的、并且最后完全迷失方向的道路。在“劳动者的共和国”的最后一期上，他还表示了他的意愿，希望能生活在巴黎那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城市”里，而不愿活在美国的“钱袋共和国”和“欺诈共和国”里，“在巴黎无论如何不会不幸到这样，连跟压迫者作斗争牺牲的愿望都被剥夺了。”①虽然如此，他自从1855年以来，已弃绝参加无产阶级的任何斗争。1868年他拒绝在新成立的“社会党”执行委员会里工作，他是未经征得同意被选入这个委员会的。1871年1月25日他在纽约逝世，遗族处在十分贫困的境地。逝世之前不久，他还参加了一次第一国际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各支部的结盟典礼，或者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愈来愈强大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早已指示的道路上，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地迈步前进。 ①海尔曼·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124页。梅林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纪念版《序言》。 1843年——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建立——特别是1848年——马克思主义开始取得胜利——以后，魏特林的退步使他早先那些重要的成就也被大家遗忘了。但是，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对于他的重要性和他的发展，给予了一种客观的无偏私的评价，虽然为了给无产阶级指出必要的、科学的方向这个利益出发，曾不得不对他进行过原则性的斗争。1844年，马克思对他的高度赞誉，恩格斯在1885年还在无保留地加以复述。所以在学习德国人民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的时候，不容许忽略了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本著作是德国无产阶级形成时期的一个突出的凭证，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份宝贵的文献。 现在的这个版本是根据第一版忠实复印的，其中在文字拼写和标点符号上改用现代的了，并且校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错误，原文并无变动。“附录”包括：魏特林第三版的序言，增补和修改以及本版编者的注释。① 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 ①原编者的注释，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下面编者还有几句有关体例的说明，因中译本体例有所改动，所以这几句话未译。现将中译本的体例说明于下：魏特林在第三版所作的增补和修改，正文中用阿位伯数字右面括上圆括弧，如1）、2）、3）、……顺序标出，注释则以圆形注码，如①、②、③……标出。全书的注释绝大部分是原编者注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著者，译者和中译本编者注的，这一小部分注释分别注明了著者注、译者注和中译本编者注字样，原编者的注释没有标出原编者注字样，请读者注意。——中译本编者[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序言 在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你且用一种研究的眼光看一看你的周围，你走进穷人的茅屋草舍，富人的豪华宅第，登上商人们的船舶，走下矿工的坑穴，你详细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家庭生活，追溯一下其中每一个烦恼和不幸、欢畅和快乐的经历，直到它的细微末节，你就会在每一个这些不同的居住和工作场所，随处听到那同样的怨恨的声音，埋怨事物安排得不当；埋怨社会上这个或那个行业的恶劣的经营状况。 现在，你且避开所有这些几乎在我们四周掩盖了一切的怨恨的声音，带着你的观察所得，回到你的精神小我的最遥远的角落，你所听到的就不是这些个别的怨恨的声音，而是远远地听到的一种共同的喃喃诉苦。 把你的一切思想集中注意一下这喃喃诉苦，比较一下各种怨恨的声音和它们的原因，把各个相反的极端在心里互相配合起来，并且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这个不满的喃喃诉苦就变成了交响乐中的一个和声。 一切立法者至少应该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这样一个观点上，而不是让他们的思想只是在古老的案卷橱和他们的钱柜的四壁之间团团乱转。 如果用这种方式你对于包藏在社会里的病态有了一个真实的印象，那末你就翻过这一页，再把我们的地球在心里想象成一个悬挂在你眼前的球体。 一个人的肉体和地球上的高山相比，还不如一粒尘沙和一个足球相比来得重大，而这些高山比之于地球，又和人与高山相比一样。 人是多么渺小！地球表面对于人来说是多么辽阔的空间！ 现在我们把这个球体上带着古欧洲的那一面转到我们眼前。在那里纵横交错着怎样一些五颜六色的界线，在那些界线之中人们高唱着自由之歌，好象小鸟在笼子里一样：“我们活得自由又自在”。小鸟当然不懂得它唱的是什么；而在那界线之间的人又是否懂得呢？ 现在我们且用命运之手予这个球体以重重的一击（当然，是在心里的想象），你们看到吗？百万大军狂奔猛冲越过了所划的这些界线，但并不是为了要废除这些界线，而是为这些界线的形状和颜色而彼此屠杀；因为他们原来彼此不相了解！ 但是，他们都从大自然赋有一个同样的语言器官。 这不是一个可笑的族类吗？他们聚集拥挤在若干点上，又凭着他们的幻想在人烟稠密的居地之间画上许多界线，为了好给必要的互相往来和互相帮助造成困难。 并且他们那些被称为语言的各不相同的方音土语，是使他们永久分离和痛苦的主要原因，而他们却认为是神圣的东西，至今还加以极大的重视！ 结束这个地球仪的观察吧！这里你们已经有了一个门径，每个人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继续前进。如果谁还想对这一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只要想象一下这整个的地球又是如何微不足道，如果他把这个地球和无数大多都比它大得多的天体比较一下；这些无量数的天体在我们视线所及的无限空间里形成了一条闪烁的长流（银河），而既然在我们这个小得多的地球上是有人居住的，在那些天体上很可能也居住着比我们更完善的生物族类。 现代知识能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可思议的范围，由此再往上就是信仰的领域了。 但是我们也不要爬得这样高，以免在这紊乱的社会症结中迷失方向；因为现在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这种紊乱的实际状况的广泛性。在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之先，让我们首先把罪恶的严重性明白易懂地表述出来；然后也就有勇气可以伸出手去粉碎那千年来的紊乱状态。 我们将告诉社会，它在一个坏的组织里是什么！在一个好的组织里又能够是什么，如果它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为建设存丝毫的顾虑，我们且不要过于重视我们那些心爱的、玩具式的建设计划，而是要全力去摧毁、彻底去摧毁那个破烂的旧摊子，打倒任何竖起来的新支架，扫除一切还包藏着旧罪恶任何一点残余的新基地。 宇宙之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从来没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因为这就首先必须假定人类精神能力的停滞和进步的停滞，这是不可想象的事。 既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由此就产生了不断改革的必要，神化旧秩序、神化旧习惯是有害的。 进步是自然的法则，停止进步就等于是社会的逐渐解体。阻止社会的解体，推动社会的前进是我们大家的事，不是某一个特权阶级的事。 因此我也把我自己贡献给这个事业，我的许多同志们鼓励我。他们说：“你和我们的意见一致，你知道我们的要求和我们的愿望，我们给你机会，干吧，只要你还感觉自己有一分力量，就集中精神来搞这个工作。” 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此外还需要什么呢？他们为我劳动，我为他们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可以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 因此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并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们的作品；因为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但是这个总结以后还会有重大的改进，因为在宇宙之间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现在这样吧，读者，如果你在这本书里找到真理，你就立即行动起来，传播这些真理；因为时间不容虚度。千百万不幸的生灵在对上帝呼号求救。捐税和慈善救济，法律和刑罚，诉愿和宗教安慰，一切都无济于事。旧罪恶的腐蚀已经太深。一场大变必然会导致善恶的分裂。如果每个人都尽力为它作准备，这场大变就不会不来。 万能的是我们的潜藏的力量，我们的言论自由和我们学说的日益提高和完善，这就是我们的胜利的信号。 著者[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一部分 社会病态的产生 第一章 社会的原始状态 我们发现，最初的人类发展的踪迹是在地球上最肥沃和最美丽的地方。在这里人类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们在这里玩乐、欢笑、戏谑和享受，除了大自然加给他们的阻力以外，没有其他的法律和障碍，除了努力去克服这些障碍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劳作。 当时，丰富的大自然所供应给人类的，远超过他们的需要千百倍而有余。地球对于人类是辽阔而广大的。他们所认识的还不到地球面积的十万分之一；因为他们还没有必要，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四面八方徨徨奔走，一直搜寻到地球的一切角落。 打猎、吃喝、恋爱、游戏，这就是他们最心爱的生活。劳动、懒惰、奴役和统治欲，私有财产和盗窃这些概念，他们还完全没有。 打猎、采集果实、建造他们的窑洞或草棚，这些事在他们看来，并不是象今天劳动这个概念。因此也从来没有人想到，把这些事让别人去做，把这些叫作劳动，而把休息叫作懒惰。 凡是人类所需用的东西，他们随时遇到就收集起来。有一个人准备好了一顿丰盛的餐饭，邻居们不必邀请就坐下来共享。因为当时的人类根本还没有我的、你的这种观念。 人类，这个慈爱的上帝和大自然的骄子，在那洪荒初开的原始时代，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所享受的，真正是一种极乐的幸福。 在当年和今天之间有怎样一道鸿沟！在我们今天的各个文明国家里是怎样一种完全变更了的社会状态！ 真的，今天的美洲野蛮人生活在他们的森林里，要比我们生活在这些筑上围墙的城市和画成小圈圈的田地、篱笆里幸福得多；因为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 但是，真正说来，原始人类根本没有现代文明所提供的这一切生活上的便利，那么，他们的幸福生活状态主要的原因究竟在于什么呢？ 在于他们全体都生活在里面的自由和独立。 他们所需要的不多，而当时还是人烟稀少的大地，不必付出劳动，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绰绰有余。而正是由于这种状态，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于其他的人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地位，没有必要经常防范其他人的侵犯，来保卫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一个人只有感到满足才能感到幸福，而一个人只要别人所具有的他也都能具有，就能感到满足。因此愈是使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其他每个人所有的一切，这个社会也就愈是满足，并从而也就愈是幸福；但是只要任何一个人，在社会里感到在他周围和在他近旁有这样一些人享有一种比他更优越的生活地位，他和他们接触，或者——更烦恼的是——如果附属于他们，他就既不能满足，也不能幸福，即使按他的社会地位说他也许还算是富足的、有权势的。 并且这也是一种不该有的情况；因为满足并不是一种道德，并不是象人们数千年以来，自从不平等和压迫的统治开始以来，向我们喋喋不休地宣传的那样一种道德，满足是一种出于自然的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和谐感。那被人们作为一种道德向我们推荐的满足，只是一种怯懦。如果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这个需要在别人却是能得到满足的，他就不能、不该、也不容许满足；因为这是一个奴隶的满足，这是一个在鞭挞之下的畜生的满足。 满足，这是人类欲望和能力的平衡。凡是某一个人凭借这种欲望和能力而侵害到其他人，在这里就有不满足。 今天的社会，不做它应该做的事，它不是努力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为每一个个人保证这种平衡，而是去包庇那种最可恶的不平等。 难道你们不觉得，现在该是时候了，把那为了另外一些人的利益而压抑一个人的欲望和能力的钱袋抛掷于你们的道义的秤盘以外，以便恢复原来的平衡吗？ 是的，已经到时候了！让我们把那伪造的砝码，把那使明眼的人变成瞎子，会说话的变成哑吧的发光的财神抛开，以便在我们之中重新恢复自然的平衡，从而重新建立起满足、和平和自由。 人类在他的童年时代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喜好满足他的欲望，按照他的心意发展；今天，如果你们要想使人类重新自由，就要给社会一种组织，这个组织便利一切人在同等的地位上满足他们的欲望，发展他们的能力。 一个人的欲望和要求产生于社会能力的产品在他感官上所造成的印象。因此人所食求的主要只是眼前所实有的、对于它们的存在和用途有所认识的东西；因此人类的欲望从属于人类的能力。 正因为这样，因此人类每一代的能力的总和和它的需要的总和永远是一致的。如何使这种总的一致和每一个个人的能力与欲望的不相等互相和谐，这就必须是社会的任务。大自然给了社会执行这个任务的手段，但是如何运用这个手段则委之于社会本身。 正是由于这种能力和欲望的和谐，人类在他们童年时代的状态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因为那时候每一个人都具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另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东西。 因此他们是满足的，幸福的；因为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今天豪门富户的山珍海味，他们也不知道饥饿、贫乏和随之而来的一切罪恶。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咖啡和糖的享用，他们也不知道奴隶贩卖，奴隶鞭笞及其一切恐怖。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大量药品，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大量疾病和体格上的缺陷。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含酒精的饮料，他们也不知道酗酒的恶习及其一切可怕的后果。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华丽的住宅和宫殿，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监狱、兵营和碉堡，我们的刑事监所、关税署、劳役所和警察局等等。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华美的家具，他们也不知道那种牺牲别人而装满自己的箱柜的恶癖，也不知道伪学者的讲座和贪污议员们的讲台。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时髦的服装，他们也不知道缝制这些服装的辛苦，他们也不会由于长年累月的坐在那里而造成健康上的残疾。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种种发明、艺术和科学成就，这是因为，为了生活的幸福，他们还不需要这些东西，并且他们也不知道那种可怕的不平等，后者正是由于某些人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发明，利用艺术和科学所产生的后果。 如果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真理，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异端邪说。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享受，但是也不知道我们的艰难和辛苦；不知道我们的道德，但是也不知道我们的丑恶。 幸福在于满足，而满足在于自由。但是自由而没有共有共享，对于某些人部分地来说也许可以，但是对于全体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 如果从今天起，地球上的一切穷人都能过一种王侯一样的生活，而王侯们则都过皇帝一样的生活，并从而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比从前好一百倍，人并不因此就能感到满足，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组织里他并不自由。 但是如果地球上的一切人都生活在一种共有共享的生活中，并且是从这种共有共享的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他们就全体都会比今天这个不平等状态下的特权阶级生活得更自由、更满足，即使他们每个星期只能吃一次肉，只能喝一次酒。[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二章 私有动产的产生 不久，兽类的乳汁开始成为人的食品，为了能够不费很多力量就可以取得这种生活资料，人们就驯养一些最驯顺的兽类，把它们集中在他们的帐棚、草棚或窑洞的周围。这样，就发生了牧人的生活，并且在社会里产生了职业的区分。于是不久就产生了牧人和猎人彼此不同的利益。所有权是双方都还不习惯的观念；牧人首先提出了这个要求，他禁止猎人杀害放牧在他保护下的野兽，但是他把兽乳供给猎人。猎人——他原来对于那些成群地驯养的野兽的生活以及阻止他吃食这些兽类的禁令是毫不尊重的——现在，他信服了畜牧的利益；人们互相交换和分享牧群的兽乳和猎人的猎获物；于是牧人就开始来计算他牧群的头数，猎人也开始查点他的兽皮的件数，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产生了动产这个概念。 现在，牧羊人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对别人说：“这一只羊是我的牧群里的”，这使得别人好笑。“我的”这个词他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牧人的态度他是完全懂得的，这显然是要告诉他：“你不许拿走！”。 现在每逢猎人和牧人亲切聚会的时候，不再说：“我们宰一只羊吃吧”。而是说：“我来宰我的一只羊款待你吧。” 这样，人们就逐渐地习惯了所谓我的、你的，逐渐地习惯了私有产权和分别你我的原则。 在当时，这种制度是完全合宜的，它对任何人没有害处。任何人没有因此被剥夺了他的权利，可以同样拥有他自己的牧群。野兽、森林、草地和果实毫不缺乏；因此这种对于任何人无害的事，人们也就听其自然。 这种我的和你的概念产生于自我维持的本能需要。人们因为分成猎人和牧人，他们生活得日益分散，因而彼此也日益疏远。这样就造成了每个人必须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去维持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活。于是人们也就开始要去计算必要的日常需要。这种自我维持的本能推动着一切社会成员，并且，按照我们如何指导这种本能而可以对于社会产生最有利或最有害的影响。 这种自然的，自我维持的本能，使人要想去获得一切只要有任何一点用处的东西。一切东西，不论是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地里藏的；一切动物、植物，凡是人能看见、听见、尝到、嗅到或触摸到的东西都引起人的欲望。一切他都想要享受，虽然他并不一切都能得到，因为大自然给他的欲望设下了种种障碍，而他则不息地努力去破除这些障碍。 人类破除这些障碍的成就愈大，他们给自己造成的前进的道路就愈宽阔，愈平坦。因此，为什么我们不全体都努力去破除这种障碍，而要用强力把某些人摒除在这个努力之外呢？ 大自然说：这里是土地和果实，每个人都把他所需要的拿去吧。但是人回答说：你应该让土地为我生长比现在更多的果实，因为我们的人数增加了。于是他开始耕作、施肥，迫使大自然提高三倍的产量。但是只有地球表面很少的一部分土地是通过犁锄而感觉到了人类的统治的，还有千百万人在为面包而呼号，他们要求去扩大这个被农业打破了的大自然的缺口。是谁拦阻了他们？正是人类自己和那个糊涂的什么我的、你的。 大自然对人说：你有两只脚两只手，用你的两手两脚你爱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吧，好去寻找我给你庋存的那些宝藏。但是人说：你使我在飞跑、游泳上不如禽兽和水族；于是他发明了车船和乘骑，火车、汽车、轮船，甚至几乎在天空中赛过了飞鸟。但是，虽然有这一切，而雇工、贫农和他们的妻子以及手工学徒依然是肩负重载从乡村跋涉到城市，从城市跋涉到乡村。勤劳的工人徒步走，而懒惰的游手好闲者却坐着车子；年高体弱的白发老人迫于瘦惫倚靠在街道的墙角上，而不逊的年轻纨裤子弟却踞坐在华贵的高车大马上疾驰而过。 所有这些贫苦的人，这千百万普通人民，都要求扩大由于车船、铁路这些快速工具的发明而在大自然壁障上打开的那个缺口。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为什么不给予他们这些工具？本来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办到的事，为什么要让他们在无谓的肩挑背负的劳动中浪费这么许多光阴？还是因为这个可诅咒的我的和你的。 大自然对人说：这里，我给你一个发音器官，随你的喜好来发音吧，以便和你那些同类互相表达意思彼此了解。但是人说：我是好交游的，我要地球上的全部居民都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不能满足于我的这个微弱的声音；于是，他发明了文字、书写和印刷术。从那时候起，就使一个微弱的声音有了可能使全地球上凡是愿意听的人都能永恒地听到它，即使那发音的器官久已化为尘土。但是仍然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嘴里有一句真理却不允许说出来；如果他们只许用当初自然赋予他们的自然的语言器官，他们宁愿放弃使他们的声音永恒化的权利。一些人可以任意传播真理和谎话，而另一些人却不许说一句：“正人君子被关进监狱，而窃贼却受到崇敬”。为什么不许？又是为了那个我的和你的。 大自然对人说：如果你觉得我所给予你的还不足够，如果你觉得它对你不合适，你可以按你的喜好对它加工改造。人回答说：加工改造的劳作对我愈来愈成为重负，我们要想办法解决。于是，他发明了机器，通过对原始机械力量的巧妙运用，能够做前人所做的十倍以上的工作。但是现在在英国的工厂里仍然有无数儿童，他们每天要做十九小时工作，并且被鞭子驱迫着去劳动。我们现在比机器发明之前还要受更苛刻的剥削。这又是怎么回事？原因是那个我的和你的，它定下了这样一个基本法则：机器愈多，劳动者愈少，游手好闲的人愈多。 大自然又说：你们拥有我的这些财宝，你们这些人类，什么也不缺少了；现在，按照你们的意思处理吧，看一看，你们该怎么办吧。 但是人说：这可能造成一种混乱。我们中间有老弱，有病人，我们不愿意抛弃他们；因为我们之中每个人都可能有老弱和疾病的时候。为了人们将来也不抛弃我们，因此上帝要我们爱一切人，象爱我们自己一样；曾经有一位救世主为了这个信念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他以后又曾有许多人为此而死；而且牺牲还并没有到头。但是，你们可敬的殉道者们，这只是为了好使那具有三十个银币的人们的罪过更加恶贯满盈。为什么有殉道者，十字架和银币？为什么不代之以爱的信条？ 还是因为那个我的和你的。[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三章 私有不动产的产生 当时，人们还没有想到把地球划分成许多国家，设下疆界和地标，树立起围墙，栅栏，篱笆，掘下濠沟，以及用板壁来把人与人隔开。当时，土地对于每一个人和今天的空气一样，可以自由享用。当时并没有象在今天许多文明国家里那样，禁止在草地和牧场上休憩的禁令，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连公路泄水沟里的草都是定户承租的；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摘取了树上一只果子，更是要按盗窃庄稼来论罪。 当时的人类将要怎样悚然惊奇，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不是吗，今天你们走来走去象天上的飞鸟一样自由，比林中的走兽还要安全，你们趁你们兴之所至，随处打猎、捕鱼；你们随时随地，愿意在那里就在那里摘取树林和田野里的果实；但是不能永远都是这样。将来将会有一天，大地上纵横交错着美丽的、人造的道路；但是在这些道路上从一个关卡到一个关卡有五颜六色的杆子和人们把守着，这些人对过路的人大喝一声：站住；等我们给你签证。那时候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早上起来不知道今天一天怎样能够去填饱他们的肚子，到了晚上不知道到那里可以去谋一席安身之地。摘取果实的通路，人们将用围墙、壕沟和篱笆把它挡住，谁想要越过这些障碍，人们就会给他以肉体的苦楚；而且由于这种原因而受了暴行、侮辱之后，还受到每个人的蔑视和不齿。到那时候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将没有权利捕水里的鱼，林中的兽，没有权利拔他们脚下的一根草。这样的人，但是，却是占绝大多数的人，而使得这些人处于这种境地的却同样也是人类，只是在数量上非常少的少数。试问，原始社会里的人如果听到这样一段话，将要怎样判断？ 决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自负教育程度很高的社会对这类问题的理解和评判更无知、更糊涂。 当时人类社会的状况决不象我们今天这个号称文明的社会那样可悲；因为它和它全体成员的需要是相符的。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和它的前代相比究竟是高些，还是低些，这对于社会整体的福利来说既没有丝毫增加，也没有丝毫减损。只有当同一世代的成员在教育程度上分成了不同的阶级，这才在社会里产生一种恶劣的关系，这种恶劣的关系是和社会的福利对立的。 每一世代的教育水平必须和它的一切成员的需要成正比，而我们现在的教育远远落后于这种需要。在发明、艺术和科学方面我们有了重大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没有决心和勇气，使我们的社会制度适应于我们知识的新成就，以致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精神上的进步不但不能减少群众的痛苦，反而有利于少数人的利益而给大众增加痛苦。正是因为这样，因此我们远远地落在时代的需要后面。 因此，我们并不应当来特别夸耀我们今天的教育水平。 听任我们的后代来评判吧，他们会对这一点作出公正的论断的。 牧人和猎人在社会的原始状态里，既不识字也不会书写，现在我们这里每一个农民都会读、会写，但是，就是这样，我们对于读和写的利用也并不是什么可以使我们骄傲的事。自从我们庆贺这些发明以来三百年，我们才想到要去证明，整整三百年印刷技术的发明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在某些人才开始理解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斯巴达人和伟大农民战争中的人民在短短几天早已就理解到了，而他们却并不识字。 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由于古人的无知，造成了偏见和迷信。 但是我们时代的贤哲们也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有条件的，只要给他们钱，他们就干。 残暴、野蛮是无知的结果。——但是我们时代的贤哲们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我们虽然不再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或者缚在分尸车上，但是我们让他们慢慢地饿死，冻死，或是在过度劳累的压迫之下慢慢死去。 艺术和科学在一个文化教育程度低下的社会里不可能繁荣。 但是，在我们这个号称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尽管有无数发明，有艺术和科学上的飞跃进展，人民却不能享受繁荣，因为每一个新的发明人们不是用来减轻我们的劳苦或是增加我们的享受，而是用来愈益增加游手好闲的人而减少劳动者的数量。 在古代的社会状况里，人们根本不能想象今天文明社会所供应的这样一些纯粹的、美好的享受。 但是文明社会把这些美好的享受供应给他，而并不因此以三倍的劳累加之于他的有谁呢？一百个人之中未必有一个人；而其余的人都必须为此出钱出力。不止如此，人类在他的童年时代的自然的欢乐是否比今天文明社会里的一切加工造作的享受更加有益些，还是一个很可以研究的问题。至少，我们觉得，童年时代的天真的娱乐，如果我们的礼俗并不禁止成年人参加的话，是更适合于人类的自然的兴趣的。 在美洲的森林里，在大洋的海岛上，至今还有很多停留在最低文化阶段上的民族，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他们不会肯和我们文明社会的享受交换，至少决不肯和我们的劳动者的地位交换。相反，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旅行家曾经长年居留在这些民族中，并且非常喜欢和他们生活在一起①。如果我们想一想，要使一个已经习惯于文明享乐的人再返回到人类原始的、自然的衣食状态中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可以知道上面这些事例说明多少问题了。 ①有一个美国将军自愿地在野蛮人中间居留了两年，并且和他们一样赤身裸体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 但是，是什么东西使得一个文明人容易在一个野蛮人——应该说是自然人——的社会里生活呢，是自由和平等；这个自由、平等，文明人在野蛮人那里找得到更好的表现，而在他自己的祖国里却是找不到的东西；反过来说：自然人所最反感的正是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正是这个东西，纵然有一切生活上的舒适便利，他也不能容忍的。如果英国的纺织工人们能够携带他们的眷属离开本土，跑到野蛮人那里去，这个纺织之国将会在短短的时间里为之一空，那时候厂主们如果不愿意或是不能够合理偿付工资，他们将只有自己去开动他们的那些纺织机。 如果有一天，我们那些养尊处优的先生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让他们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小时，或者被遣送到美洲的原始森林里去，我相信，会没有足够的船只装载那些宁愿遣送不愿劳动的人。 有人觉得今天的社会状况很不坏，他们根本不能想象它怎么还能更好些。好吧，但是也试问一下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迟早有一天总是要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这绝大多数人对于今天的社会状况是不满意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什么地方总是有点毛病，但是他们说不出来，究竟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要设法给他们证明，这毛病在于私有财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和今天的社会需要并存。 私有财产的概念不再适合于我们的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有它的独特的需要，但是私有财产和我们的需要是完全对立的。至于为什么，我下面就要来说明。 上面我们看到，曾经有过一个时代，那时候任何人没有想到要完全为了他自己之用来耕作一块土地，并且把它叫作财产。后来，开始有些人为自己占有一块土地，并且把它叫作私有财产。这没有什么不好，对于社会秩序并没有妨碍，因为那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土地并不缺乏。但是今天土地已经完全分割尽净了；几乎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属于一个地主或是属于一个私有者的，而此外有一个在数量上大得多的群众，他们一无所有。 至于究竟是什么时候人们拿走了最后的一块土地，并给它以一个私有主？这，我不知道；总之，在德国，和在英国以及法国一样，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候。也许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在这些国家里土地的最后残余也被人瓜分完了，于是分地的事也就此结束。现在，有地的那些人占有了土地，而且利用这些土地为他们自己谋利，并从而为社会带来不利。 当每个人，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成为私有主的时候，这时候私有财产对于社会并没有害处。当时，在我们这儿和其他的地方人类是这样稀少，他们甚至对于大地的辽阔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人类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加着；但是土地还是那么多。正是因为这样，难道几千年以前定下的土地分配能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时代吗？ 不能了！因为今天有着千百万人，这些人没有半分土地，土地的私人占有制就成了一种违反社会利益的不公正篛病，因为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不是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一位朋友来请求我们千万别忘了代他向某某女士表示歉意，因为他本人无法给她投书致意，而我们经常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认为那位女士未必把他的沉默看得多重要，我们不常得转致歉意能有多大意义。我也跟大家一样，总把别人的脑海想象成一件来者不拒的容器，对于注入的东西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我从不怀疑，始终以为我把在外叔祖父家结识新朋友的消息灌进我父母的脑海，也就能如愿以偿地把我对这次介绍的善意判断转达给他们了。不幸的是我的父母在评价我的外叔祖父的行为时所遵循的原则，同我的期望完全南辕北辙。我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向我的外叔祖父提出措辞激烈的质问；我是间接听说的。几天以后，我在街上迎面遇到我的外叔祖父，他正坐在一辆敞篷车上。我感到痛苦、后悔、对他不起，我真想把这些感受告诉他。但我内疚之深、铭感之深，决不是摘帽致意所能表达的；我觉得这反倒会显得小家子气，甚至可能让外叔祖父看不出我对他感恩戴德只以为我用通常的礼貌敷衍罢了。我决定免去这种不足以表达我内心感情的举动，我把脸扭了过去。我的外叔祖父却以为我为了服从父母的命令才不理他的，因此他对我的父母记恨在心。好多年后他才死去，我们一直没有再去看望他。所以，我就不再进入已经关闭的阿道夫外叔祖父的那间休息室了。我只在厨房外的小屋周围留连。这时弗朗索瓦丝出现在小庙前的平台上对我说：“我让帮厨的女工一会儿把咖啡和热水端去，我要赶紧去侍候奥克达夫夫人。”听她这一说，我决定回屋，直接到我的房里去读书。帮厨的女工是个有名无实的角色，是个常设的职位，承担着始终如一的任务，它通过体现它存在的一连串暂时的形态，保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帮厨女工在我们家连续干满两年以上。我们吃了许多芦笋的那个年头，帮厨女工一般负责削芦笋皮。那是一个病病歪歪的女人，我们在复活节前后到达贡布雷的时候，她正怀着孕，而且已接近临产期。我们甚至奇怪：怎么弗朗索瓦丝还让她走那么多路，干那么多活，因为她的身前挂着的那只日见饱满的包袱，虽然有宽大的工作服罩在外面，仍能让人看出它已大到相当可观的地步，况且她开始步履艰难了。她那身衣裳使人联想到乔托①的壁画中的几位象征性人物身上所穿的那种宽袖外套。这些壁画的照片，斯万先生曾经送给我过。使我们注意到这个特点的，也是他。每逢问起有关帮厨女工的近况，他总这么说：“乔托的‘慈悲图’近况如何？”也确实，那可怜的女工因怀孕而发胖，一直胖到脸上，腮帮结实得堆起了横肉，同画里那些更象接生婆的粗壮的处女们不相上下；在阿林娜圣母寺的壁画中，她们是种种美德的化身。今天我才意识到，帕多瓦寺院里的那些善恶图，还从另一方面跟我们的帮厨女工相象。帮厨女工的形象由于腹部多了一件象征而变得高大起来，但她本人显然并不理解这一象征，她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来传达它的美和它的精神意义，似乎她只是抱着一只普通的、沉重的包袱；同样，阿林娜圣母寺里那幅标题为“慈悲”的壁画，显然也没有让人家想到画中那位结实的主妇形象正是慈悲这一美德的化身（在贡布雷我的自修室的墙上就挂有这幅画的复制品），看来那张结实而俗气的面孔不可能表达任何慈悲的思想。多亏画家别出心裁的独创，她脚下明明踩着大地的宝藏，那表情却完全象在踩挤红的葡萄汁，或者更象跨上一堆装满东西的口袋往高处攀登；她把自己热烈的心献给上帝，说得更确切些，她在把心“递”给上帝，就象厨娘把起瓶塞的工具从地下室的气窗里递给正在楼下窗口向她要这件工具的人。“贪欲”这幅壁画，倒也许把贪欲的某种表现，描述得更为露骨。但是，象征也还是占据太多的地盘，而且表现得过于真实。对准“贪欲”的嘴唇嘶嘶吐芯的蛇被画得很粗，把“贪欲”张得大大的嘴巴整个填满；为了把蛇含进嘴里，她的面部的肌肉全都鼓起来了，就象小孩儿吹气球一样，“贪欲”的注意力也引动了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嘴唇的动作上，没有给贪婪的思想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①乔托（1266—1337）：意大利画家。他的体积感、空间感以及对自然景物的偏爱，使他成为意大利绘画发展史上那一阶段的代表。他为帕多瓦的阿林娜圣母寺所作的壁画（约于1303至1305年间），是他传世的杰作之一。尽管斯万先生对乔托的这几幅壁画推崇备至，我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心欣赏；他送给我之后就一直挂在自修室墙上。“慈悲图”上没有慈悲；“贪欲图”则象仅在医学书上才能见到的插图，类似声门或小舌如何受到古瘤的压迫，或者外科医生的器械如何插进口腔；而那位象征正义的女子，面色灰暗，五官端正而表情啬刻，这恰恰是我在做弥撒时所见到的贡布雷某些相貌漂亮、感情贫乏、虔诚刻薄的中产阶级小姐、太太们的写照，而她们中有些人早就充当了不正义的后备军。后来我才懂得，这几幅壁画之所以诡谲离奇得动人心魄，具有特殊的美，是因为象征在其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事实上象征并没有作为象征来表现，因为象征化的思想是无法表现的，在这里它是作为真实的来表现的，表现为具体的感受或物质的动作，这就使作品的含义更切题，更准确，也使作品的教益更实惠，更惊人。在可怜的帮厨女工的身上，情况也一样，人们的注意力不也是一再被日益变大的肚子吸引过去吗？还有，人之将死，想到的往往是实际的、痛苦的、昏暝莫辩的腑脏深处，往往想到死亡的阴暗面，这恰恰是帮厨女工所呈现的模样：她使我们严峻地感觉到这一面的存在，与其称之为死亡的抽象观念，倒不如说它更象一个要把我们压扁的包袱，一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绝境，一种急需痛饮的干渴。帕多瓦寺院中的善恶图，肯定包含许多现实成分，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活生生得象我们家的怀孕的帮厨女工；而且我觉得那位女工身上也存在丰富的寓意。一个人的灵魂往往不参与通过自己才得以表现的美德，这种不参与（至少表面如此），除了有其美学价值外，也还包含一种真实，一种即使不是心理学的、起码也是面相术方面的真实。后来，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多次有机会遇到过一些真正神圣的悲天悯人的化身，例如修道院里的僧尼。他们一般看来都兴致勃勃，讲究实惠，象忙忙碌碌的外科医生，既不动感情又果断利索，面对着人类的苦难，他们的脸上并无丝毫怜悯、同情的表示，也不怕去触及人们的痛处，那是一张张没有柔情、令人生畏的脸，因真正的善良而变得格外崇高。帮厨女工先端上咖啡（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只配叫热水），然后又把热水（其实勉强有点热气）送到我们房里，这就无意中象谬误通过对比衬托出真理的光辉那样地更显示出弗朗索瓦丝的高明优越之处，那时我早已拿着一本书躺在我自己房里的床上了。几乎全都合上的百叶窗颤颤巍巍地把下午的阳光挡在窗外，以保护房内透明的凉爽，然而，有一丝反光还是设法张开黄色的翅膀钻了进来，象一只蝴蝶一动不动地歇在百叶窗和玻璃窗之间的夹缝里。这点光亮勉强够我看清书上的字迹，只有神甫街上加米拍打箱柜灰尘的声音，才让我感到外面的阳光有多灿烂（弗朗索瓦丝告诉加米：我的姑姑不在“休息”，可以暂勿噤声）。那一声声拍打，在炎热季节特有的訇然传音的大气中回荡，仿佛抖落下无数艳红色的星雨，一颗颗飞向远方。此外，还有一群苍蝇，象演奏夏季室内乐似的在我的眼前演奏它们的小协奏曲，倒跟你在盛夏季节偶尔能听到乐师们演奏的曲调并不一样，但是能让你接着联想到人间的乐声；这种音乐由一种更加不可缺的纽带把它同夏季连系在一起：它从晴朗的日子里诞生，只能同晴朗的日子一起复活，它蕴含着晴朗的精魂，不仅能在我们的记记中唤起晴朗的形象，还能证实晴朗已经归来，确实就在外面，而且已弥漫人间，唾手可及。我的房里的这种阴暗的清凉，就象大街阳光下的荫凉处，也就是说，虽暗犹明，同阳光一样明亮，并且给我的想象展示出夏季的全部景象；而倘若我在外面散步，我的感官恐怕也只能品享到其中的一些片断；因此，这种幽暗，同我的休息十分合拍，对于常常被书中的惊险故事所激动的我，休息也只象放在流水中一动不动的手掌，经受着急流的冲击和摇撼。但是，我的外祖母，即使天气热得彤云四起，即使暴雨骤来或者只是落下几滴雨点，她都要苦苦劝我出去走走。哪怕我不肯放下手里的书本，至少也得到花园里去阅读，坐在栗树下那个用草席和苫布搭成的凉棚里；我自以为那里足可避人耳目，躲过偶尔有人来访的干扰。我的思想不也象一个隐蔽所么？我躲在里面感到很安全，甚至还可以看看外面发生的事情。当我看到外界的某一件东西，看到的意识便停留在我与物之间，在物的周围有一圈薄薄的精神的界线，妨碍我同它直接接触；在我同这种意识接上关系前，它又仿佛飘然消散，好比你拿一件炽热的物体，去碰一件湿淋淋的东西，炽热的物体接触不到另一件东西上的潮湿，因为在触及前水分总是先已气化。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意识同时展现出多种不同的情景，它们斑驳陈杂地仿佛组成一幅五光十色的屏幕，上面展示出埋藏在我内最深处的种种愿望，乃至于我在这花园角落里眼前所见的纯属外观的各类景象之中，最切近我内心深处、并不断活动着又统帅其余一切的，是我的信念和我的愿望：我相信我正读着的那本书里有丰富的哲理，蕴藏着美，我但求把它们占为己有，不管那是本什么书。因为，即使那本书我是在贡布雷镇上的博朗士杂货铺跟前一眼瞥见之后买的，那铺子离我家较远，弗朗索瓦丝不可能象上加米杂货铺那样去那里买东西，但他们的书籍品种比较齐全，赶得上文具店和书店，门口的那两扇门板，比教堂的大门更神秘，更引人浮想联翩，上面琳琅满目地挂着许多期刊和小册子，我发现那本书就挂在其间，我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早先听到老师或者某位同学提到过，当时在我的心目中，那位同学看来已经深得真和美的奥秘，而我对真和美还只有模糊的感觉，只有一知半解，认识真和美是我的思想所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很明确，我却念念不忘。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一中心信念不断地进行由表及里和由里及表的运动，以求发现真理，随着信念而来的是我积极参与的活动所产生的内心激荡，因为那些天下午我的曲折经历，常常比一个人整整一生的经历更为丰富、更为充实。我说的是我读的那本书里发生的种种事情；的确，受事件影响的人物，正如弗朗索瓦丝所说，并非“实有其人”。但是，一位真实人物的悲欢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各种感情，却只有通过悲欢的具体形象作媒介，才能得到表现；第一位小说家的聪慧之处就在于他了解到在我们激情的机制中，既然形象是唯一的要素，那么干脆把真实人物排除掉的那种简化办法，就是一项决定性的完善措施。一个真实的人，无论我们对他的感情有多深，总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我们感官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无法看透，总有一种僵化的分量是我们的感觉所抬不动的。遇到有什么不幸落到这人的头上，我们固然也能为之而伤心，但是我们心目中他所遭受的不幸其实不过是整个不幸概念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甚至他本人也只能感受到整个概念的一部分。小说家的创举在于想到用数量相当的抽象部分，也就是说，用灵魂可以认同的东西来替换灵魂无法看透的部分。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些新形态下的人物的举止和感情化作了我们自己的举止和感情，既然这些举止和感情是在我们的内心得到表现的，而且，当我们心情激荡地翻阅书中一页又一页的文字时，书中人物的举止和感情在我们的内心控制了我们呼吸的急缓和目光的张弛，那么，表面上的真实与否又有什么要紧呢？小说家一旦把我们置于那样的境地，也就是说，同纯属内心的种种境界一样，凡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得到十倍的增长，那么，他写的那本书就会象梦一样搅得我们心绪不宁，但是这比我们睡着时所做的梦要清晰明朗些，因而也留下更多的回忆，到那时我们的内心在一小时中可能经历到的各种幸与不幸，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或许得花费好几年的工夫才能领略到其中的一二，而最激动人心的那些部分，我们恐怕终生都体会不到，因为幸也罢不幸也罢，在生活中都是缓缓地发生的，慢得我们无从觉察（例如：悲莫大于心死，可是我们只有在阅读时、在想象中，才体会到这种悲哀；现实生活中心灵的变化同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一样，其过程相当缓慢，倘若我们有可能对变化中的每一个不同的状态逐一进行验证，那么我们连变化的感觉都会丧失殆尽的）。故事发生的环境已经不如书中人物的命运那样深入我的内心，但它对我的思想的影响，却远比我从书上抬眼看到的周围风物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有两年夏天，我在炎热的贡布雷的花园中，就因为当时阅读的那本书，我竟神往一片山明水秀的地方，希望在那里见到许多水力锯木厂，见到清澈流水中有好些木头在茂密的水草下腐烂，不远处有几簇姹紫嫣红的繁花沿着一溜矮墙攀援而上。由于我的思想中始终保留着这样的梦，梦见一位女士爱我，所以我对那片山川的神往也同样浸透了流水的清凉；而且无论我忆及哪位女士，那一簇簇姹紫嫣红的繁花立刻会在她的周围出现，好象专为她增添颜色似的。这倒不仅是因为我们梦见的某个形象总是带有明显的特征，总得到我们在遐想中偶尔衬映在这形象周围的各种奇光异彩的烘托而显得格外美丽，而是因为我读的那些书里所描述的风光，对于我来说，并非只在我的想象中才显得更加瑰丽，它其实跟我在贡布雷所见大同小异。由于作者的选词遣句，由于我在思想上对作者的描述象对一种启示那样地虔信，书中的景物仿佛就是大自然本身的一个真实可信部分，值得细细玩味、深深探究。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的那座花园，经过我的外祖母所鄙视的那位四平八稳、毫无才情的园丁整治过之后，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印象。倘若我的父母允许我去实地考察我读到的书中所描述过的那些地方，我倒真可以认为自己向掌握真理跨出了不可估量的一步。因为如果一个人感到始终置身于自己的心灵之中，那么他不会觉得自己象置身于一座稳然不动的牢笼中一样，而会觉得自己象同牢笼一起卷入无休无止的飞跃，力求冲出牢笼，达到外界，同时惶惶若失地始终听到自己的周围回荡着一种声音，它不是外界的回响，而是内心激荡的共鸣。我们力求在因此而变得可贵的万物中重新找到我们的心灵曾经投射其上的反光；我们失望地发现在自然中万物仿佛失去了原先在我们的思想中由某些相近的观念所赋予的魅力；有时我们把这种精神力量全都化为光华熠熠的机敏，以影响我们明知在我们身外却又无法触及的他人。因此，我之所以总是围绕着我所爱的女人想象我最向往的地方，我之所以希望她来领我去游历那些地方，为我打开一条通往陌生世界的渠道，这并非出于偶然而简单的联想；不，因为我对游历和爱情的梦想只是我全部生命力所迸发出的同一股百折不挠的喷泉中的不同力矩罢了；今天我好比把一股表面看来屹然不动、映射出彩虹的水柱按不同高度划分成几截那样，人为地把我的这股生命力划分出不同的力矩。我继续出入于同时在我的意识中并存的各种境况，在得以展现那些境况的真实的视野之前，我终于得到了另一种快感，安坐的快感，呼吸新鲜空气的快感，不受来客骚扰的快感，当圣伊莱尔钟楼敲响下午一点，我更因发觉下午的时光已开始一截一截地被消耗而感到痛快，我数着钟声直到最后一响，计算已经消耗的总数。接着是漫长的寂静，允许我在蓝天下读书的那一整段时间仿佛也随之而开始，直到弗朗索瓦丝准备的那顿香喷喷的晚饭端上餐桌；我在阅读时追随书中主人公走南闯北弄得相当劳累，要由精美的晚饭来补偿我的辛苦。每过一小时钟声响一次，仿佛上一次的钟声离眼前才不久；一次次的钟声在天上挨得很近，我简直难以相信，在两个金色的刻度之间，那短短的蓝色弧线下，竟能容纳下整整六十分钟。有时候，敲得这么勤的钟声，这一次比上一次多了两响，那就是说这中间有一次钟声我没有听到，其间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我来说等于没有发生；读得入迷就跟睡得很实一样具有神奇的魔力，我的耳朵象中了邪似的失去听觉，寂静的蔚蓝色表盘上的金色的钟点也抹得了无痕迹。星期天晴朗的下午多迷人啊！在贡布雷花园的栗树下，我精心地把个人生活中平庸的琐事统统抛开，用另一种曲折的生活，不同寻常的追求来加以充实，我向往着一个被纵横的流水滋润和灌溉的地方。美丽的星期天的下午啊，当我一想到你们，至今犹历历在目，确实，当初我把书一页页往下读的时候，白日的炎热在逐渐消散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把那种不寻常的生活裹了起来，让它逐渐地、一点一点地结晶。这个晶体变化极慢，里面贯穿着枝头的绿叶和你们静悄悄的、回荡着声响的、香气宜人的、透明的每一个钟点。你们把那种生活保存了下来。有几次，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园丁的女儿发疯似地奔跑，打断了我的阅读。她跑得撞倒了一棵桔子树，自己也划伤了手指，还磕掉一颗牙。只听她喊道：“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她倒是为了让弗朗索瓦丝和我及时赶去，别错过看一场热闹。那几天驻防部队操练，要经过贡布雷市镇，通常他们走的是圣伊尔德迦尔特街。那时我们家的佣人们正摆开一排椅子，坐在铁门外，观看贡布雷街上星期天的行人，同时也让过往行人观看他们。园丁的女儿从远处车站大街的两幢房屋的夹缝间，瞅见了盔甲的闪光。佣人们匆忙收拾椅子走进铁门，因为经过圣伊尔德迦尔特街的全副戎装的士兵队伍将占据整条街的宽度，马队几乎要踩着人行道，擦过两边的房屋，浩荡而去，就象洪水涌来，河床显得过于狭窄，洪水难免溢出河堤。“这些孩子怪可怜的，”弗朗索瓦丝刚刚赶到铁门边就已经流下眼泪来了，“可怜，他们的青春就象草场上的青草一样，都要给割尽了。一想到这里，我就象挨了一闷棍似的，”说着，她把手捂到胸口，以表示挨到闷棍的部位。“看到这些小伙子舍生忘死，不是很壮观吗，弗朗索瓦丝太太？”园丁为了给她“鼓气”，这么说道。他的话没有白说。“舍生忘死？可是人生在世，不求生还求什么？生命是善良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唯一的恩典，从来只有一次。唉呀！上帝呀！他们倒还真的舍生忘死！我在一八七○年见过；他们一个个都不怕死，那仗打得多惨！真是不折不扣的一群疯子。再说，他们不用人家耗费什么绳子来把他们绞死，他们哪是人呀，简直是狮子。”（对于弗朗索瓦丝来说，把人比作雄狮并没有丝毫恭维之意。）圣伊尔德迦尔特街的弯拐得太小，我们无法看到队伍从远处浩浩荡荡开来，而只是从车站大街那两幢房屋之间的夹缝中看到阳光下金光锃亮的头盔不断地起伏而过。园丁本想看看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士兵要经过，可是日头晒得太狠，他都渴了。于是，他的女儿象杀出重围似地突然蹿到街角，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那里带回一瓶柠檬水和如下的消息：从梯贝尔齐和梅塞格里丝那边不断涌来的士兵足有上千人哩。已经讲和的弗朗索瓦丝和园丁讨论起战争时期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来了。园丁说：“您看到没有？弗朗索瓦丝，革命总比别的战争强，因为一宣布革命，只有愿意上前线的人才去打仗。”“啊！对了，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这干脆得多。”园丁认为战争一爆发，铁路交通全都中断。“敢情，怕人乘火车逃跑呗，”弗朗索瓦丝说。园丁说：“嗨！他们可坏了。”因为他认定战争只是国家用来作弄百姓的恶作剧，既然它有法子这么办，谁也就甭想溜掉。但是弗朗索瓦丝要赶紧去侍候我的姨妈，我也要回到我读的那本书里去，佣人们重新在门外坐定，观看由士兵们掀起的灰尘和激情慢慢消散，平静下来很久之后，贡布雷街上仍流动着不寻常的黑压压的人群，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堆仆人，甚至主人坐着观望，连平时门口没有人的那几家也不例外，他们象门槛外缀上的一条边沿参差不齐的花边，又象大潮过后留在海滩上的水藻、贝壳等物组成的一条斑斓如锦的彩带。除了那样的日子外，我平日倒总能安心读书。只是有一次，斯万来访，打断了我的阅读。当时我正在读一位我以前从未拜读过的作家贝戈特的作品，斯万对我说的那番话，倒使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再在挂满一簇簇紫花的墙边发现我所梦见的妇女形象，而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上，在哥特式教堂的门楼前，浮现出她们的倩影。我第一次听到贝戈特的大名，是由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同学告诉我的。他姓布洛克，我对他十分钦佩。他听说我欣赏《十月之夜》，便哈哈大笑，对我说：“你居然对缪塞之流入迷，趣味够低级的。他是坏蛋中的坏蛋，畜生中的畜生，不过我应该坦白承认，他，还有那个名叫拉辛的家伙，他们一生之中倒是各写下一句音韵铿锵的诗行，据我看，其最高价值在于它毫无意义可言。这就是‘白净的奥路索娜和白净的加米尔’，另一句是‘米诺斯和巴西法埃的女儿’。我的恩师，受到众神宠爱的勒贡特老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两句诗，目的显然是为这两名恶棍开脱。顺便说一句，我手头倒有一本书，现在暂时没有空读，好象我的伟大的恩师曾经推荐过，他认为作者贝戈特写得非常精细；虽然他有时候宽容得无法解释，但他的话在我心目中等于德尔菲神庙①发下谕示，你读读这些抒情的散文吧，要是领受了太阳神的指点写下《皆大欢喜》和《玛纽斯猎犬》这两篇韵文的音韵大师说得不假，那么亲爱的大师，你就能品尝到奥林匹斯山上的琼浆玉液了。”他起初用调侃的语气要我称他为大师，后来他也同样称我为大师，事实上，我们开这种玩笑多少有点意思，因为我们当时少年狂放，总认为称呼什么就真能成为什么。--------①古希腊供奉太阳神的神庙。古代希腊人每遇大事，即赴神庙以求神谕。不幸的是，我一面同布洛克闲谈，一面却无法平息内心的混乱。他刚才说，美的诗句正因为它没有含义才更美，而我只希望从诗中寻找到真理的启示。我要他就此作出解释。事实上，布洛克后来再也没有被邀请到我们家来作客。开始他在我们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倒是真的，我的外祖父说过，我只要跟同学中的哪一位关系更为密切，把他领到家来，那总是个犹太孩子。原则上他倒并不因此而不快——他自己的朋友斯万也是犹太人血统，他认为一般说来我是在优秀的犹太孩子中选择朋友的。所以每当我领来一位新朋友，他几乎嘴里都要哼哼《犹太女郎》中的那句歌词“我们父辈的上帝哟！”或者“以色列，砸碎你的锁链！”当然，他只哼哼调门，但是我怕我的同学听出那段调门，给它配上歌词。我的外祖父在见到我的同学们之前，只要听说他们姓什么，尽管这些姓往往没有犹太特点，他也不仅能猜到我的那位朋友是犹太血统（事实上也真是犹太血统），而且还能看到他家里有什么地方招人讨嫌。“今天晚上要来的你的那位朋友姓什么？”“姓迪蒙，外祖父。”“迪蒙！哦！要当心哪！”说着，他哼哼起来：弓箭手们，严阵以待！悄悄注视，切莫等闲。待他巧妙地向我们提出几个比较确切的问题之后，他叫出声来：“当心啊！当心啊！”或者，如果他通过隐蔽的盘问，迫使已经进门的同学不知不觉自己说出是什么出身，那时，他为了表明已经不再存有疑问，就索性一面看着我们，一面声音轻得几乎让人听不到地哼起这样的歌词：怎么，您把这胆怯的犹太佬领到了我们这里！或者：希布伦，亲爱的山谷，我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还可能是：是啊，我们是上帝优选的民族。我的外祖父的这类小怪癖倒并不意味着对我的同学有任何恶意。我的长辈之所以不喜欢布洛克。那是另有原因的。他一开始就招我的父亲讨厌。那回，我的父亲见他浑身湿透，关心地问道：“布洛克先生，外面变天了么？是不是下过一场雨？我真不明白，晴雨表上刚才表明是晴天呀。”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先生，我绝对无法奉告是否下过雨，因为我一向把物质的琐事置之度外，以至于我的感官已经不必告诉我晴雨之类的变化。”布洛克走了之后，我的父亲对我说：“可怜的儿子，你的那位朋友是白痴。笑话！他居然都无法告诉我天晴天雨！这真是有意思极了！他是呆子！”后来布洛克又惹得我的外祖母不高兴，因为吃罢午饭，她说她有点不舒服，布洛克听罢居然抽抽搭搭地抹起眼泪来。“这怎么可能是真诚的呢，”外祖母对我说，“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要不然他是疯子。”总之，他让大家都不满意，因为那回他来吃饭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而且身上溅满污泥。他不仅不道歉，反而说：“我从来不受天气变化和公认的时间分割的约束。我宁可规劝世人使用鸦片烟枪和马来亚波刃短刀，但是，对于使用钟表和雨伞这两件害处多得无以复加而且市民气十足的庸俗工具，我一向是敬谢不敏的。”尽管如此，他本来还可以来我们家玩的。他固然不是我的长辈们希望我结交的朋友，他们后来也还相信他为我的外祖母身体不适而流下的眼泪未必是做假，但是他们凭本能或者凭经验知道，我们的感情冲动对于我们随之而来的行动，以及对于我们的实际作为并无多大的影响；尊重道德准则，忠于朋友，埋头干某项工作，切实奉行某一套制度，凡此种种的更牢靠的基础尚有赖于盲目的习惯，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空泛的热情。比起布洛克来，他们倒更希望我结交这样的朋友——这些人所能给予我的不超过根据布尔乔亚的道德标准应给于朋友的限度，不会因为哪天多情多意地惦记起我，便送我一筐水果，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和凭空瞎想，为了让友谊所要求的义务的天平倾向对我有利的一边，而不惜弄虚作假，使我蒙受更大的损害。我们的怨尤也难以把这些本质同它们对我们的要求截然分开，我的姨祖母就是一个榜样。她同她的一个侄女多年不和，根本不理她，但她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遗嘱，仍旧把全部财产留给她，因为这是她最近的亲属，“理应”如此。不过，既然我喜欢布洛克，我的长辈就不愿扫我的兴。最让我大费脑筋、苦恼至极的问题是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米诺斯和帕西法埃斯的女儿之所以美，全在于这种美毫无意义。这方面的苦恼大大超过后来同他的交谈所带来的麻烦，虽然我的母亲认为那些交谈都是有害的胡言。我们家本来还可以接待他的，但有一次饭后，他斩钉截铁地向我保证，他曾经听到人家确凿无疑地说到我的姨祖母年轻时是位风流女子，曾公开接受过人家的供养，正如他不久前对我所说，女人心目中只有爱情，谁都一样，她们尽管推拒，最终没有一个是攻不破的，——这一信息后来对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先是使我过得更加幸福，后来又让我落到更加不幸的地步。我忍不住把他的话都告诉了我的长辈，从此他们把他拒之门外，后来我在街上向他打招呼，他对我冷淡至极。但是，关于贝戈特，他的话倒一点不假。开头几天，作者的字里行间使我应该爱不释手的东西并没有浮现在我的眼前，就象一首乐曲，你听得只顾心醉神迷，还来不及品出妙处。我读的那本小说，虽已经同我难分难舍，但我误以为这兴趣只是由故事引起的，正如爱恋之初你天天赶到某处某个娱乐场所去消遣，去会见那个女人，你当时还以为只是娱乐本身吸引你呢。后来，我注意到贝戈特在一些地方爱用难得见到的、简直是古意盎然的词句，那几处形成一股和谐的暗流，一段含蓄的引子。从而使他的文风高雅起来；而且就在那些地方，他谈到了“人生空幻的梦”，“美丽的形态流溢出滔滔不绝的激流”，“知心和依恋的折磨如何空泛徒劳而又甜蜜消魂”，“振撼人心的塑像如何把教堂的外观点缀得格外崇高”。他用美妙动人的形象来表达一种对我来说全然新颖的哲理，那些形象可以说激起了竖琴的齐鸣，在悠悠乐声的烘托下，形象更显得崇高。在贝戈特的那些段落中，有一段我抽出来细细玩味，那是第三段或第四段吧，它所给予我的愉快同我在读第一段时大不一样，那种愉快我在内心深处更统一、更广阔，因而是一切障碍一切隔阂仿佛都已排除掉的那个部位所感受到的。因为——其实在开头几段引起我兴趣的，也正是他这种在遣字造句上唯求生僻的偏爱，这种回荡着悠悠乐声的音韵，这种唯心主义的哲理，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我一旦认出这些东西，我仿佛感到自己不再只是在读贝戈特的某一本书的某一个别段落，浮现在我思想表面的也不是一个纯属平面的形象了，而是一个“理想段落”，跟贝戈特的其他著作有着共同的特点，而仿佛同这个理想段落难以区分的其他类似的段落，一起形成一种厚度，一种体积，使我的心智也得以扩展。不只是我一个人崇拜贝戈特；我的母亲的一位女朋友很有学问，也偏爱贝戈特的作品；还有迪·布尔邦大夫，为了读完贝戈特的一本新作，不惜让病人在一边等待；贝戈特作品的风靡的种子是从迪·布尔邦大夫的候诊室、贡布雷市镇附近的一家花园中飞散开来的；当时还只是稀有的品种，今天已经风靡全球，欧洲、美洲、乃至于穷乡小村，到处都见得到这枝理想的、共同的花朵。我的母亲的女朋友，据说还有迪·布尔邦大夫，对贝戈特的著作中最为欣赏的东西，跟我之所好相同，那就是他字里行间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旋律感，那些古意盎然的词句，还有一些尽管很简朴、很常用的短语，但是，他把它们放在显要的地位，从而仿佛有意表示出对它们的特殊的偏爱；总之，在哀怨的行文中，插进一两个唐突的字眼儿，一种粗声粗气的语调，不用说，他本人也一定感到自己最感人的魅力正在于此。因为，在他后来的几本书中，倘若赶上什么重要的真人真事，或者提到某一座著名教堂，他就中断叙述，插入祈求、呼号和滔滔不绝的祷告，让一股股这类的气息充分地得到发泄；而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这类气息始终是内在的，只由于表面的波动才泄露出一二分来；也正因为是半隐半现的，或许更柔美，更和谐，但毕竟人们无法确切地指出这一股股窃窃私语的气息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作者得意之处也正是读者激赏之时。我对那几段文字能背得滚瓜烂熟。当作者重新拾起叙述的脉络时，我还感到扫兴呢。有些东西的内在的美，我一直还看不透，例如松林，霰雪，巴黎圣母院，《阿达莉》或《费德尔》，他每当讲到这些，他都绘色绘声地以形象来引爆那种美，来打动我的心扉。所以我感到：宇宙之大，区区感官岂能得窥全豹，倘若没有他的引领，天地间有多少方面是我的残弱的感知所无从分辨的啊！我倒真希望听听他对于万物的见解，哪怕一种隐喻也罢，尤其是对于那些我或许有机会见到的东西，特别是法国的古建筑和某些滨海地区的风物，因为他在他的好几本书中一再提到它们，足见他认为这些事物中蕴藏着丰富的意味和丰富的美。可惜，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讳莫如深地不予评述。我不怀疑，他的见解一定同我的见解完全不同，因为它来自我正设法攀登上去的那个陌生的世界。我坚信，我的种种想法在那位绝顶聪明的智者看来，纯属冥顽不灵，所以我干脆统统推翻。可是有一天我偶尔在他的一本书中发现了我过去也曾有过的想法，我的心一下子膨胀起来，简直好似有哪位天神大发慈悲，把那个想法归还给我，并宣布它是合情合理的、优美的。有时候，他书中某一页写的话，同我在失眠时夜里写给我的外祖母和母亲的信中意思完全一样，贝戈特的那页文字仿佛是放在我的那些信头上的提要汇编，甚至后来我自己开始著书的时候，有些句子我总觉得不够精当，下不了继续写的决心，我就从贝戈特的书里去寻找等同的写法。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之后我才会感到高兴。等到我自己营字造句，一心想让行文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我的思想捕捉到的内容，同时又担心“落入窠臼”的时候，我且不着急呢！我细细掂量写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尽如人意。但实际上，我真正钟爱的，只是这类短语、这类观念。我搜索枯肠、永不满足的努力，本身标志着一种爱，一种没有欢乐、却很深沉的爱。所以，当我在另一位作者的著作中突然发现同样的短语，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必自己去字斟句酌，为一丝不苟而搔首踟蹰时，我才终于能痛快地品尝到其中的滋味，好比一名厨子，偶尔有一回不下厨，总算有暇尝尝美味佳肴。有一天，我在贝戈特的一本书中，读到一段挖苦老女仆的笑话，出自大手笔的庄重的语言，使讽刺的意味格外入木三分，我跟我的外祖母谈到弗朗索瓦丝时也常常说过这样的挖苦话；还有一次，我发现贝戈特并不认为在反映真实的作品中写入类似我曾有机会对我们的朋友勒格朗丹先生所作的评述会有伤大雅（对弗朗索瓦丝和勒格朗丹先生的评述是我最无顾忌地供奉给贝戈特的祭品，相信他一定会觉得兴味索然的），于是我突然感到，我的平庸的生活同真实的王国之间，并不象我过去所设想，隔着什么鸿沟，它们甚至在好几点上相互交叉，我有了信心，高兴得象伏在久别重逢的父亲怀里似的伏在书上哭起来。根据贝戈特的著作，我想象他是位病弱失意的老人，丧子之痛始终未平。因此我读他的散文，心中默默唱诵，也许唱得比文字本身更柔更慢，最简单的用语到我的嘴里也具有一种哀怨的调门。我最喜爱的，是他的哲理，我誓将终生奉行。它使我焦急地盼望早日达到上中学的年龄，好进哲学班上课。但是我只希望学校里时时处处只按贝戈特的思想行事。要是那时就有人对我说，我现在所倾心的思辨大师们跟贝戈特毫无共同之处，我会感到绝望的，正如一位堕入情网的人，本打算终生不变心地只爱一人，人家却预言他将来会另有几位情妇。有一个礼拜天，我正在园中读书，被斯万的来访打断。“你读什么呢。能给我看看吗？哟，贝戈特写的？谁跟你提到他的作品的？”我告诉他：是布洛克。“啊，对了，我有一次在这里见到过这个男孩子，他长得跟贝里尼画的穆罕默德二世一模一样。哦，象极了，同样是弧形的眉毛，弯曲的鼻梁和隆起的颧骨。等他长出两撇小胡子上后，那就是穆罕默德二世了。不管怎么说，他倒还有些鉴赏力，因为贝戈特是位很优雅的聪明人。”从来不提起自己的熟人的斯万，发觉我对贝戈特如此钦佩，便出于好心，为我破了一次例，说道：“我跟他很熟，要是让他在你的书的扉页上写点什么能使你高兴的活，我倒是可以为你请他题词的。”我不敢接受他的好意，只是问了斯万好些有关贝戈特的问题：“您能告诉我他最喜欢哪位演员吗？”“演员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认为男演员里面没有人能同拉贝玛相提并论。他认为拉贝玛比谁都高出一筹。你看过她演的戏吗？”“没有，先生。我的父母不让我去剧院看戏。”“可惜。你应该要求他们允许你去呀。拉贝玛在《费德尔》和《熙德》这两出戏里，可以说只不过是名女演员，但是，你知道，我一向不大相信艺术有什么‘高低之分’。”（我发现——而且过去他同我的两位姨祖母交谈时，这种表现已多次让我深感诧异——他每当谈及严肃的事情，用到某种说法，仿佛就某一重要问题提出某种见解时，总要用特别的、一字一顿的语调，挖苦似的把那种说法孤立开来，好象给它加上引号似的。这次提到“高低之分”，大有“正如荒唐的人所说”的意味。其实，既然荒唐，他又何必说呢？）他停顿片刻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象她最近演的那出戏，高雅的程度，赶得上任何一部传世杰作。我对此并不在行……我说的是……”他呵呵一笑，“例如《夏尔特尔的王后们》这出戏！”至此，我觉得，他这种害怕认真表达自己见解的态度，大约是高雅的表示，是巴黎派头，跟我的姨外婆们的不见世面的死心眼儿大相径庭；同时我还怀疑，这或许是斯万的生活圈子里的那伙人的一种思想的形式，他们对过去几辈人的抒情感叹有意来个反动，过分推崇一向受人鄙视的细节，乃至于否定一切“陈词滥调”。现在，我觉得斯万对待事情的态度有点让人感到难堪。他显然不想说出自己的见解，他只在能够提供细节的时候才侃侃而谈。但是，他难道不知道要求所提供的细节具有一定的意义不正等于宣扬某种见解吗？我又想到了那天晚上，我吃晚饭的时候心情很压抑，因为有客，妈妈不能上楼来吻我，说声晚安了；就在那天晚饭的餐桌上，斯万说，莱翁王妃家的舞会他并不放在心上。可是他成年累月偏偏都消磨在那样的吃喝玩乐中。我觉得这一切难以自圆其说。莫非他还保留着另一种生活，能最终正正经经地说出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必打上引号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不必彬彬有礼地投身于他同时又称之为可笑的活动？我还注意到斯万同我谈论贝戈特的时候，语气中没有他惯有的特点，相反，同贝戈特的其他崇拜者，例如我母亲的那位女朋友，还有迪·布尔邦大夫的语气完全一样。他们提到贝戈特，同斯万一样，也说：“这人优雅而聪明，很有特点，有自己的一套叙述方法，有点过于讲究，但亲切宜人。看到他写的东西，不必看作者的署名，便能马上认出是他的作品。”但是谁也不会进而说：“他是位伟大的作家，才华横溢。”他们甚至不会说他有才气。他们之所以不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心中无数。一位新作家的外观，明明同我们包罗万象的观念中标上“大才子”称号的模式完全吻合，我们却总是迟迟认不出来。恰恰是因为他的那副面貌是新的，我们才觉察不到他同我们心目中的“才华”完全相符。我们宁可说他独创、优雅、精致、豪放；最终有一天，我们才认识到这一切恰恰就是才华。“贝戈特的作品中，有谈到拉贝玛的么？”我问斯万先生。“我想他在论拉辛的那本小册子中谈到过，不过大约早已售完。可能后来又重印过一回。我打听打听。况且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向贝戈特提，一年当中他没有一个星期不到我家来吃饭的。他是我女儿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去参观历史古城，教堂，宫堡。”因为我对于社会地位的高低毫无概念，所以长久以来，我的父亲认为我们不可能拜访斯万夫人和斯万小姐，我还因此而想象她们同我们隔得太远，反倒使她们在我的心目中增添了威望。我惋惜我的母亲不象斯万夫人那样染头发，抹口红，因为我听我们的邻居萨士拉夫人说过，斯万夫人这样做，倒并不是为了讨丈夫的喜欢，而是为了取悦于德·夏吕斯先生；我当时认为，我们在她的眼里，一定是不屑一顾的俗物；我之所以这样想，多半还因为听人说过，斯万小姐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常常梦见她，每次都把她设想成既骄纵任性又委婉动人。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她的地位如此难得，她享有那么多的特权却习以为常，当她问她的父母谁来吃晚饭的时候，她所得到的回答竟是那样高贵的客人的字字铿锵、金光闪闪的大名——贝戈特！那样的贵客对她来说只是家里的一位老朋友。我在餐桌上所能听到的只是姨祖母的议论，而与此相应的亲密的谈话，对她来说，却是贝戈特诉说自己书中没有论及的各种问题。我真恨不能亲聆他的高见呀！临了，她一旦要去参观什么古城，贝戈特总象下凡的神仙，载誉载辉地陪伴在斯万小姐的身边，虽说俗人不认识他。于是我感到跟她相比我显得多么粗俗无知，而她那样活着才多有价值。我强烈地体会到若能成为她的朋友该有多美，而这对于我来说又多不可能；因此我在满怀期望的同时又充满绝望。现在我一想到她，常常若有所见地看到她站在教堂前面，为我讲解塑像的意义，而且还面带对我嘉许的微笑，把我作为她的朋友介绍给贝戈特。各地大教堂在我的胸中引发出的种种优美的思绪，法兰西岛起伏的丘陵和诺曼第省坦荡的平原的妖娆风光，都以自己美丽的风采反射到我所构思的斯万小姐的形象上来：我真是一心只求爱上她了。为了产生爱情，必须有许多条件，其中最必不可少也最不费周折的要求，就是相信爱情能使我们进入一种陌生的生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自称以貌取人的妇女，也能在她所看中的那个男人的身上，发现一种特殊生活的气息。所以她们爱军人，爱救火队员，因为他们的制服使他们的外貌显得更可亲些；女士们认为在盔甲之下能吻到一颗与众不同、勇于冒险、侠骨柔肠的心；一位少年君主，年轻的王储，并不需要有端正的相貌，却能在他所访问的国度赢得最令人羡慕的艳福，而对于一位普通的情场老手来说，五官端正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礼拜天在花园里读书，我的姨祖母是无法理解的，一星期七天，唯独那天是不准做任何正经营生的，所以她不做针线（平时，她又会对我说：“怎么，你又在看书消遣了，今天又不是星期天，”她给“消遣”这个字眼，加进了“孩子气”和“浪费时间”的含义）。我在读书的当日，我的姨妈莱奥妮正一面同弗朗索瓦丝聊天，一面等待欧拉莉来访。姨妈告诉弗朗索瓦丝说，她刚才看见古比尔太太走过，“没有带雨伞，穿的是那身从前在夏多丹做的丝绸长裙。倘若黄昏前她还有不少路要走的话，那身裙子恐怕要挨雨淋了。”“可能吧，可能吧（意思是不见得吧），”弗朗索瓦丝说，以免断然排除天色好转的可能性。“你看，”姨妈拍了拍脑袋，说，“这倒提醒了我：我还没有打听到她是不是在领圣体之后才赶到教堂的呢。呆会儿我得问问欧拉莉……弗朗索瓦丝，你看：这钟楼后面的那团乌云，瓦片上的那点阴阳怪气的阳光，肯定天黑之前要下场雨，不可能就这样下去，天气太闷热了。雨下得越早越好，因为只要暴雨不来，我喝下去的维希圣水也就堵在胸口难以消化”，我的姨妈最后又补充这么一句；总的说来，她巴望维希圣水早早消化的急切心情大大超过唯恐古比尔夫人裙子淋湿的担心。“可能吧，可能吧。”“你知道，广场上要是下起雨来，可是没有什么地方好躲避的。怎么，都三点钟了？”我的姨妈脸色发白，突然叫出声来，“这么说，晚祷都开始了，我居然忘了服用蛋白酶！我现在才明白，怪不得维希圣水堵在胸口下不去呢。”说着，她急忙扑过去抓起一本紫丝绒封面、切口烫金的祈祷书，匆忙间把夹在书里标出节日祷文那几页的几张镶有发黄的纸花边的书签掉了出来。我的姨妈一面咽下蛋白酶，一面开始以最快的速度诵读经文，对其含义她多少有点糊涂了，因为她心神不定，不知道服用维希圣水之后，隔了那么久才服用蛋白酶，还能不能赶上药力，让圣水早早消化。“都三点钟了，时间过得真快，简直不可思议！”窗户上像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接着又象有人从楼上的窗子里撒了一把沙子，簌簌地往下落，后来这落下的声音扩散开去，规整得有板有眼，变成了潺潺的水声，琤琤淙淙地响起来，象音乐一般，散成无数小点，到处盖满：下雨了。“瞧！弗朗索瓦丝，我怎么说来着？下了！我觉得好象花园的门铃儿响了，快去看看这种时候能有谁来？”弗朗索瓦丝回来说：“是阿梅代夫人（我的外祖母）弄响的门铃儿，她说她要出去散散步，雨可是下得很大。”“我并不感到意外，”我的姨妈两眼朝上一翻，说道，“我一直说，她的精神跟大家不一样。在这样的时候，我倒希望往外跑的是我，而不是她。”“阿梅代夫人总是同别人截然相反，”弗朗索瓦丝客气地说，算是留点余地，以便单独跟别的佣人在一起的时候，好说她认为我的外祖母有点“神经病”。“没有盼头了！欧拉莉不会来了，”我的姨妈叹息说，“准是这天气把她吓住了。“可是还不到五点钟呢，奥克达夫夫人，现在才四点半。”“才四点半？居然已经需要撩起小窗帘让外面透点亮光进来。四点半就这样！现在离升天节只有八天了！啊，可怜的弗朗索瓦丝！准是善良的上帝生咱们的气呢。当今世人的作为也太过分了。就象我可怜的奥克达夫当年所说的那样，人们太不把上帝放在心上，上帝要报复的。”一片鲜艳的红润使我的姨妈的面容生动起来：欧拉莉来了。不巧的是，她刚进屋，弗朗索瓦丝也就跟着回来了。只见她满脸堆起微笑，目的在于主动地配合，以求同我的姨妈必定会有的喜悦取得一致，因为她有十分的把握，相信她要说的话必定让姨妈听了高兴。她一字一顿地说着，以此表明：她虽然使用间接语气，但是作为忠于职守的女仆，她说的只是转述来客的原话：“要是奥克达夫夫人没有在休息，可以接见神甫先生，他将感到不胜荣幸。神甫先生不想有所打扰。神甫先生就在楼下，是我让他进客厅等候的。”事实上，神甫先生的访问并不象弗朗索瓦丝所设想的那样，能让我的姨妈感到有多高兴。她每当通报神甫来访，总认为脸上应堆起可掬的笑容才是，殊不知这副欢天喜地的模样同病人的心情并不完全合拍。神甫（是个好人，我一直可惜没有同他多谈，因为他虽不懂艺术，却精通词源学）惯于向参观教堂的贵客提供有关教堂的史料轶事（他甚至想写一本书介绍贡布雷教区的掌故），他总要没完没了地向姨妈作千篇一律的讲解，听得她又烦又累。当他的来访碰巧同欧拉莉赶在一起，我的姨妈干脆觉得他来得不是时候，很不知趣了。姨妈宁可多多利用欧拉莉的情报，却不喜欢同时来一大堆人。但她不敢不接见神甫；她只是向欧拉莉使个眼色，要她别同神甫一起走，等神甫走了之后，再呆一会儿。“神甫先生，我听人怎么说来着，说有名画家在你们教堂里支上画架，临摹彩绘玻璃窗。可以说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稀罕事儿！现在的世道人心都在想些什么！教堂里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吗？”“我倒不至于说这事有多可恶，因为圣伊莱尔好些地方值得参观；我的那座破落的大殿好些地方已老得不成样子，整个主教区里就只有我那座教堂没有翻修。天晓得我们的门廊有多脏，有多古老，但毕竟具有一种庄重的品格；至于说到那几块描写爱丝苔尔故事的壁毯，我个人认为不值两三文钱，可是识货的人一眼就看出，它们比森斯教堂的壁毯更有价值。此外，我承认，那几幅壁毯画除了某些细节很有写实风格之外，另一些细节还表现出一种真正的观察力。至于彩绘玻璃窗，那倒不提为好！难道在地面七高八低的教堂里保留那些透不进阳光的窗户，只让我都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反光来弄花人们的眼睛是明智的吗？他们就是不肯换掉高低不平的石板，说是因为那里面埋葬着贡布雷历代神甫和布拉邦特历代君主——盖尔芒特家的爵爷们，也就是今天的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直系祖先，因为公爵夫人本来就是盖尔芒特家的小姐，后来嫁给了她的堂兄。（我的外祖母一向不在乎人家的姓氏出身，结果弄得张冠李戴。每当听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名字，她总以为准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亲戚，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于是她引用一封请柬上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说：“我仿佛记得帖子上有盖尔芒特这几个字来着。”有一回，我跟大伙儿一起反对她，因为我不能同意她当年的那位同寝室的朋友跟热纳维耶夫·德·布拉邦特公主的后代能有什么血缘矢系。）您再看看鲁森维尔，如今只成了村落，而在古代，那地方因毡帽交易和钟表生意十分兴隆而曾经繁华一时。（我对鲁森维尔这一地名的由来没有把握。我主观地认为它本名鲁维尔，Radulfivilla“红城”，同夏多鲁的词源——CastrumRadulfi“红堡”相仿。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现在把话说回来，那儿的教堂倒有非常华丽的彩绘玻璃窗，几乎全都是新的。那幅气宇不凡的《路易—菲利浦幸驾贡布雷》，其实应该装在贡布雷教堂的窗户上才更为合适。有人说，那幅巨作赶得上鼎鼎大名的夏尔特尔大教堂的彩绘大窗。就在昨天，我还见到过贝斯比埃大夫的兄弟，他是这方面的行家，他认为那是幅上等精品。我问过那位艺术家，他看来倒很讲礼貌，而且据说作起画来着实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问他：“这面玻璃窗明明比别的玻璃窗更暗淡，您又觉得它了不起在哪里呢？”“我相信，只要您向主教大人提出要求，他不会拒绝给您换一面新窗的，”我的姨妈有气无力地说道；她已经开始想到自己马上就会感到累了。“亏您还指望他呢，奥克达夫夫人，”神甫答道，“就是主教大人专为那面倒霉的玻璃窗说好话；他考证下来，窗上画的是热纳维耶夫·德·布拉邦特的直系子孙、盖尔芒特家的一位人称坏家伙希尔贝的爵爷，正得到圣伊莱尔降恩赦罪。热纳维耶夫·德·布拉邦特原本是盖尔芒特家的千金。”“可是，我怎么不知道画里面有圣伊莱尔呢？”“怎么没有？在彩窗的角上，您没有注意到有个穿黄色长裙的贵妇人吗？哎！她就是圣伊莱尔，您知道，在有些省份，人们称她为圣伊里埃，圣埃里埃，在汝拉省，还有人叫她圣伊里呢。那些得道的古人的名字，往往以讹传讹，出现好几种叫法，圣伊拉里乌斯这个名字衍生出来的这个大大走了样儿的称呼，还不算最出格的呢，好心的欧拉莉呀，就拿您的保护神圣欧拉莉亚来说吧，您知道她在勃艮第被人称呼什么？他们干脆叫她圣埃洛亚。女圣人变成了男圣人。您看见没有？等您死后，人家就会把您说成是男人。”“神甫先生总有词儿来挖苦人。”“希尔贝的哥哥结巴查理当年是虔诚的王子，他们的父亲疯子丕平接连发过几次精神病之后死了，那时查理还年轻。他年少气盛，掌管了至尊的权柄，心目中毫无法度，倘若他在什么地方，看到有谁的长相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下令把那个地方的男女老少统统杀尽。希尔贝为了对查理进行报复，放火烧掉了贡布雷的教堂，也就是原先的那座教堂；当年西奥德贝①率领他的扈从廷臣离开他的乡间行宫（离此地不远，在梯贝齐，拉丁文叫西奥德贝齐阿喀斯），前去攻打勃艮第人之时，在圣伊莱尔的墓上发誓，倘若圣人在天之灵保佑他旗开得胜，日后他定将在这里建立一座教堂。原先的那座教堂就是这样建成的。希尔贝的一把火，把原来的教堂只烧剩地下神殿，想必戴奥多尔领你们下去看过。后来希尔贝借助征服者威廉②（神甫念成纪洛姆）的兵力，击败了倒霉的查理，所以有不少英国人来这儿参观，但是希尔贝似乎不善于赢得贡布雷的民心，因为有一次他做完弥撒，刚走出教堂，贡布雷的百姓一涌而上，砍了他的脑袋。其它细节在戴奥多尔借给大家看的那本小册子里都有说明。--------①西奥德贝（511—558）：法国古代“东王国”国王，又称梯贝尔一世。②征服者威廉（1027—1087）：英国国王兼诺曼第大公。“但是，毋庸争辩，我们教堂里最为奇特的，是从钟楼顶上往四下看到的景色，非常壮观。当然，你们身体都不很结实，我不劝你们攀登钟楼里的九十七级台阶，其实，那只及著名的米兰大教堂的钟楼梯级的半数。不过，即使身体很结实的人，爬起来也够吃力的，尤其是想要不磕脑袋就得弯着腰走，而且一路上还得拿手里的东西去拨开蜘蛛网。总而言之，您得穿得厚实些，”他又补充了一句说（他没有发觉：他竟设想我的姨妈能去爬钟楼，这种想法引起她多大的气愤），“因为一到钟楼上面，穿堂风大极！有人甚至感到透心凉，说简直觉得自己象死了一样。那也没关系，星期天照常总有一帮一帮的人，有的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来，登上钟楼欣赏极目远眺的美景，乘兴而来，如醉如痴而归。瞧着吧，下星期天要是天气不变，您在钟楼上准能见到人头挤挤插插的，因为那时正赶上升天节。说实话，从那上面俯瞰大地，真有飘飘欲仙之感，纵览八极，别有一番滋味。每逢天气晴和之日，您可以一直看到维尔诺叶。平时只能顾此失彼看到的这部分、那部分风景，届时都能尽收眼底了。例如维福纳河、同贡布雷比邻的圣达西兹的大沟小壑，以及横在它们之间的林木的屏障，还有舒子爵市（您也知道，古时候叫乌迪亚喀斯子爵市）的纵横的运河，都能一览无余。我每次去舒子爵市，都只能看到运河的一段，我转过一条街，就看到运河的另一段，而刚才的那一段就不见了。我虽然在脑子里想把两段运河联在一起，却收效不大。从圣伊莱尔钟楼望去，却是另一番景象。整片河网呈现在眼前，只是运河里的水看不出来，仿佛几道大缝把市镇切成几块，就象已经切开的面包似的，一块块虽仍挨在一起，但彼此都已分开。最好是您能分身有术，既在圣伊莱尔钟楼上，同时又置身于舒子爵市。”神甫的喋喋不休，使我的姨妈累得难以支撑，以至于他刚刚告辞，我的姑姑只好把欧拉莉也随即打发走了。“听我说，可怜的欧拉莉，”她声音微弱地说着，同时伸手拿过钱包，掏出一枚硬币，“您祈祷的时候别忘了我。”“哟！奥克达夫夫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您是知道的，我又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看您的！”欧拉莉不无埋怨地说道。她每次都跟头一回似的，总显得那么为难，那么尴尬，还挺不乐意，这使我的姨妈觉得好笑，但她并不因此而感到扫兴，因为，倘若有一天，欧拉莉不象平时那样显得无可奈何似的收下她塞过去的硬币，我的姨妈就会说：“真不知道欧拉莉今天怎么啦。我今天并没有少给，她怎么不高兴？”“我认为她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弗朗索瓦丝叹了口气说。我的姨妈无论送给她和她的孩子什么东西，她都看作是不足挂齿的小费，而我的姨妈每星期天悄悄塞到欧拉莉这样不识抬举之辈手中、小得连弗朗索瓦丝看都无法看到的一点东西，弗朗索瓦丝都认为是把宝贝任意挥霍。她倒并不希望我的姨妈把赏给欧拉莉的钱赏给她。她但愿我的姨妈能把钱自己留着就行了，因为她知道主人若有钱，仆人在别人的心目中地位也高些，显得光彩。她，弗朗索瓦丝，在贡布雷、在舒子爵市以及在别的地方之所以大名鼎鼎、面上有光，皆因为我的姨妈拥有许许多多的农庄，本堂神甫又经常来访，而且一来就聊上半天，再加上我的姨妈平时饮用维希泉水的瓶数在这一带可算作首屈一指。弗朗索瓦丝精打细算，都只为我的姨妈着想；她若经管这份产业（这恐怕是她梦寐以求的美差），她就会象母亲一样地不讲情面，不许外人染指，保管好家当。她知道我的姨妈手松得不可救药，动不动就给人东西；要是给有钱人送礼，倒也罢了，她还不至于认为算得上什么大错，也许她想，有钱人并不稀罕我姨妈的礼物，他们决没有因为受了礼才待她好的嫌疑。况且给萨士拉夫人、斯万先生、勒格朗丹先生、古比尔夫人，以及其他地位同我的姨妈相当，彼此又“很合得来”的殷实富户送礼，她认为这本来就是富人们光采奕奕、与众不同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规矩；他们打猎，举行舞会，彼此串门作客，她都笑吟吟地打心眼儿里钦佩。但是，如果我的姨妈的慷慨的受益者，不过是弗朗索瓦丝称之为“同我一样、甚至还不如我”的人，是那些她最瞧不起，而且不称她为“弗朗索瓦丝太太”，不承认自己“不如她”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每当她看到我的姨妈不顾她的劝告一意孤行地把钱白扔给（至少她这么认为）那些受之有愧的下人，她就觉得我的姨妈待她未免太薄，跟她想象中欧拉莉所得到的大笔大笔好处相比，主人给她的东西也太少了。据她设想，欧拉莉单凭每次来访所得到的赏钱，若想置份家当，贡布雷附近没有一处庄园她不能轻易买下的。事实上，欧拉莉对弗朗索瓦丝的巨额私房钱也作了同样的估计。平常欧拉莉一走，弗朗索瓦丝就不怀好意地估算她的赏钱总数。她既恨她又怕她；她在时，她认为自己不能不陪“笑脸”。她一走，她便立即恢复常态。的确，那时她决不直呼其名提到她，而是嚷着说些古代女预言家“箴言录”①里的话，或者引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格言，例如《圣经》传道书里的格言，其用意我的姨妈一听就明白。弗朗索瓦丝从窗帘边上往外看了看欧拉莉是否已经关上园门之后，说道：“溜须拍马的人总有办法上门捡便宜，等着瞧吧，上帝早晚有一天会惩罚他们的。”说着，她斜眼一望，就象一心为阿达莉着想的若阿斯在含沙射影地说：恶人的幸福象湍流，转眼即逝②。--------①女预言家的“箴言录”相传成书于公元六世纪，集录了流传于世的古代女预言家的预言。②引自拉辛悲剧《阿达莉》。但是，神甫也来凑热闹，在没完没了的絮叨把我的姨妈精力耗尽之后，弗朗索瓦丝随欧拉莉走出房门，说道：“奥克达夫夫人，我也走了，您好好休息，您看上去很累。”我的姨妈没有回答，只舒了一口气，简直象吐完最后一口气似的阖上了眼睛。可是，弗朗索瓦丝刚刚下楼，便听到激烈的铃声四响，传遍全屋。我的姨妈在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欧拉莉走了没有？你看我都忘了问问她，占比尔夫人是不是在弥撒献祭之前就赶到了教堂？你快去追她！”弗朗索瓦垃没有撵上欧拉莉，独自回来了。“这真是太扫兴了，”我的姨妈连连摇头，说道，“就这件事儿最重要，我偏偏没有问！”莱奥妮姨妈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天天如此；她装作轻蔑、其实很深情地把这种日子称之为“我的小日子”。她一天天过得那样温暖、那样单调。大家都在为她小心翼翼地保护这种“小日子”，不仅家里的人感到无法劝她采取更好的养生法，只好听其自然，尊重她的这套生活方式；即使在镇上，离我们家足有三条街远的包装工，在钉箱子之前，也得问问弗朗索瓦丝我的姨妈那时是不是正在“休息”。然而。这种常规生活那年却受到了一次骚扰，就象一颗长在暗处的果实，尽管无人理睬，却自发地生长，直到果熟蒂落。事情是这样的：帮尉女工有一天晚上突然临产，她疼得难以忍受，而贡布雷镇上偏偏没有接生婆，弗朗索瓦丝只得天没亮就赶到梯贝齐去请接生婆。帮厨女工大声叫疼，我的姨妈因而不得休息，去梯贝齐的弗朗索瓦丝尽管路程不长，却很晚才回来，我的姨妈惦记得要命。所以我的妈妈一早就对我说：“上楼去看看你姨妈，看她需要什么？”我走进外间，从开着的门往里间看，看到我的姨妈侧卧着，睡得正香；我听到她的轻轻的鼾声。我正打算蹑手蹑足地走开，可是，一定是我弄出的声响闯入了她的睡乡，用开汽车的行话说，“改变了速度的档次”，因为鼾声忽然停顿了一秒钟，尔后又以低一点的调门继续呼噜不息；最后她醒了，侧过脸来，让我看到了她的表情。她脸上有一种恐怖的神色，显然她刚做了一个恶梦；她处的那个位置没法看到我，我也呆立在原地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但她显然已经恢复现实感，认识到刚才吓坏了她的幻觉实际上是假的；她莞尔一笑，表示高兴，也表示对上帝的由衷感激，因为多亏上帝，实际生活才不如梦那样残酷。这一笑使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光芒；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她习惯于自言自语；这时她悄声说道：“谢天谢地！除了临盆的帮厨女工吵闹以外，倒还没有别的烦心事儿。可不是吗？我梦见我的奥克达夫复活了，而且他要我天天散步！”她伸手想去抓桌上的念珠，但是睡意再次袭来，使她无力够到念珠：她又安心地睡着了。我轻步走出房去，无论她或是别人，谁都不知道我刚才听到了什么。当我说，除了象有人生孩子之类难得遇上的事情之外，一般没有别的变动打乱我姨妈的生活，其实我还没有述及她单调的生活中每隔一定时间总要反复出现另一种单调的变化，那就是每星期六，由于弗朗索瓦丝总要在下午去鲁森维尔的集市采购东西，所以午饭时间就提前一小时。我姨妈的生活每周一次受到这样的破坏，她已经习以为常，结果她比别人更离不开这种变化，用弗朗索瓦丝的话来说，她已经“习惯成自然”，甚至如果哪个星期六按平常时间开饭，她反而觉得“乱了套”，非得用另一天提前开饭作为补偿。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星期六提前吃饭则另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觉得这样更随和、更可心。在离平时开饭还差一小时的时候，我们心想，再过几秒钟天香菜便可提前上桌，还能享用到格外开恩的摊鸡蛋和受之不当的炖牛肉。星期六的这种不对称的轮回成了一桩内政性、地方性、甚至全民性的小事件，它在平静的生活和闭塞的社会中，造成一种民族联系，由谈话、说笑以及有意夸张其辞的传说提供热门的主题：如果我们有谁具备史诗头脑，这个主题就能化为一系列传奇故事的核心。人们一早起床，还没有穿戴齐全，就开始无缘无故地感到一股团结的力量而精神抖擞起来，彼此和颜悦色地、诚恳地怀着乡土感情说道：“赶紧，别忘了今儿是星期六！”而我的姨妈甚至认为这一天比平常日子要长，她跟弗朗索瓦丝商量：“是不是给他们炖一块小牛肉？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倘苦哪位粗心大意的人，在十点半钟的时候掏出怀表一看，随口说：“还有一个半小时开饭。”那么，人人都会乐于告诉他：“怎么？您想什么呢？别忘了今儿是星期六！”直到一刻钟之后，当人们想到他竟如此粗心，还止不住会大笑一阵的，而且忘不了上楼去告诉我的姨妈，让她也开开心。那天连天空也改变了模样。午饭之后，意识到今天是星期六的太阳在天上多游逛了一小时。如果有谁一下想到早该出门散步，忽听得圣伊莱尔的钟声才响两下，不禁纳罕：“怎么？才两点钟！”（平日，两响的钟声在白茫茫的、细波粼粼的河边是见不到人影的，因为那时有人午饭还没有吃罢，有人午眠正酣，路上人迹罕至，连垂钓的人都离开了河岸，只有寂寞的钟声孤单单地驰过仅留剩几片懒云还没有离去的空阔的天边。）这时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对他说：“您所以产生错觉，是因为午饭提前了一小您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有一回，有个蛮子（凡不知道星期六特殊的人我们统称为蛮子）十一点钟来找我的父亲，见我们已上餐桌，大为惊讶，这于是成为弗朗索瓦丝一生中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发窘的来客不知道我们星期六提前开午饭的原因，固然为弗朗索瓦丝提烘了笑柄，但她觉得更滑稽的是我的父亲的回答（当然，她充满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我的父亲居然没有想到那个蛮子可能不知内情，见他如此惊讶，竟没有向他作解释，说：“您想嘛，今天是星期六！”弗朗索瓦丝每次讲到这里总忍不住笑出了眼泪。为了更加凑趣，她还添枝加叶胡编了好些那位不知星期六奥秘的来客的对答。我们不仅不拆穿她，反而觉得她编派身不够，对她说：“客人似乎还说了别的话，你上次讲得更详细。”连我的姨祖母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抬眼从老花镜子上面看看大家。星期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是在五月，每逢周末，我们吃罢晚饭便出门去参加“玛丽月”①的祈祷仪式。--------①玛丽是基督的母亲，每年8月15日为她的纪念日。由于我们有时能遇到对“当今的思潮纵容青年不修边幅”颇持严厉态度的凡德伊先生，我的母亲总特别注意我的穿着。每次她必先审视一番之后，我们才去教堂。我记得我是在“玛丽月”开始爱上山楂花的。它不仅点缀教堂（那地方固然很神圣，但我们还有权进去），它还被供奉在祭台上，成为神圣仪式的一部分，同神圣融为一体。它那些林立在祭台上的枝柯组成庆典的花彩，盘旋在烛光和圣瓶之间；一层层绿叶象婀娜的花边衬托出花枝的俏丽，叶片之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粒粒白得耀眼的花蕾，象拖在新娘身后长长的纱裙后襟上点缀的花点。但是，我只敢偷偷地看上一眼；我觉得这些辉煌的花彩生气蓬勃，仿佛是大自然亲手从枝叶间剪裁出来的，又给它配上洁白的蓓蕾，作为至高无上的点缀，使这种装饰既为群众所欣赏，又具备庄严神秘的意味。绿叶之上有几处花冠已在枝头争芳吐艳，而且漫不经心地托出一束雄蕊，象绾住最后一件转瞬即逝的首饰；一根根雄蕊细得好象纠结的蛛网，把整个花冠笼罩在轻丝柔纱之中。我的心追随着，模拟着花冠吐蕊的情状，由于它开得如此漫不经心，我把它想象成一位活泼而心野的白衣少女正眯着细眼在娇媚地摇晃着脑袋。凡德伊先生带着女儿坐到我们的旁边。他本是富裕门第出身，曾经当过我的两位姨祖母的钢琴老师，他在妻子死后得了一笔遗产，便退休住在贡布雷附近，是我们家的常客。可是后来由于他过分讲面子，用他的话来说，怕在我们家遇到“合乎时尚地同一位门第不当的女子结婚”的斯万，便不常来我们家了。我的母亲听说他也自己作曲，每当前去拜望时便客气地说，他应该给大家演奏几段他的大作。凡德伊先生或许对此很高兴，但是他太讲礼貌也太与人为善，简直谨慎得过了头；他总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就怕按自己的想法办会招人讨嫌，即使让人家猜出自己的意图，他也担心大家觉得他过于自私。我的父母拜望他的那一天，我也跟着去了。他们允许我在外面等候。因为凡德伊先生在蒙舒凡的房屋正处于我所呆的那个灌木丛生的小山头下面，我在的地点恰好同他们家三楼的客厅相齐，离窗户才五十厘米。当仆人通报我的父母来访时，我看见凡德伊先生忙把一首曲子放在钢琴上显眼的地方。但是当我的父母走进客厅，他却又把曲谱收了回来，塞到角落里去。他一定怕我的父母以为他之所以见到他们如此高兴只是为了可以给他们演奏自己的作品。每当我的母亲拜访他时重新怂恿他演奏自己的作品，他总要埋怨说：“不知道谁把这谱子放在钢琴上了，它本来没有放在这里。”接着他就把话题转到与他关系不大的方面去。他唯一的激情是对女儿的疼爱。他的女儿长得象男孩子那么壮实，当父亲的却对她体贴入微，总要给她披上披肩之类的东西，唯恐她着凉，谁见到这种情景都不免要微笑的。我的外祖母提醒我们说：那位脸上布满雀斑的莽撞的女孩子，目光中往往流露出温柔、敏感、甚至羞怯的表情。她说话时自己也本着对方的精神来听，警惕自己的话里可能出现使人误会的言词。人们能象透过玻璃似的看到她那副假小子的“淘气”外表下，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的细腻的特征。离开教堂前我正跪在神坛下，起身时我突然闻到山楂花发出的一阵阵巴旦杏那样的甘苦兼备的气味。这时我注意到山楂花的花瓣上有几处发黄的斑点，我想象这气味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就象从点心的焦皮下发出蛋黄的香味，从凡德伊小姐的雀斑下散出她双颊的异香。尽管山楂花兀自不语，但它不断释放出的这股香气好比活跃的生命在窃窃低诉，连祭台都象田野里受到昆虫触角拨弄的疏篱，为之微微颤动。我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因为我看到几茎生气蓬勃的发红的雄蕊仿佛是今天才由昆虫变成的，仍保留着昆虫的青春的锐气和撩拨的能力。我们走出教堂，在教堂门口同凡德伊先生寒暄了几句。几个男孩子在广场上打架，凡德伊先生前去干预；他维护年纪小的，训斥年纪大的。倘若他的女儿用粗嗓门对我们说，见到我们很高兴，我们仿佛立刻能感觉到在她的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位敏感得多的女孩子，正在为男孩般冒失的客套话而羞红了脸，因为那句话有可能让我们以为她有意讨好我们，好让我们请她来家作客。她的父亲过来给她披上外套，父女双双登上由女儿亲自驾驶的轻便马车，打道回蒙舒凡。至于我们，因为明天是星期天，要睡到上教堂做弥撒之前才起床，所以如果赶上月明星稀、气候暖和的日子，我的好大喜功的父亲就会让我们作一次途经“受难场”的长途跋涉。我的母亲辨识方向和认路的能力较差，她把这样的远距离散步简直看作战略天才指挥的远征，有时我们一直走到旱桥底下。从车站那边延伸过来的石砌的桥身，在我的心目中代表了逐出文明世界之外的痛苦的形象，因为每年从巴黎乘火车来到这里，总有人千叮万嘱，要我们千万注意不可坐过站，火车还没有到达贡布雷，我们就已做好下车准备，因为火车只停两分钟，尔后它就要驶上旱桥，开出基督教国家的疆界。贡布雷是我心目中的基督教世界的终点站。我们取道车站大街回家，镇上最漂亮的别墅全在这里。月光象建筑师于贝·罗贝那样，给每家花园里点缀上白石台阶、喷水池和半掩的栅门，但是它偏偏把电报局大楼吞噬掉了，只给它留下一根拦腰截断的柱子，亏得柱子上还保存下了不朽遗迹的壮美。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昏昏欲睡；椴树的芳香仿佛是一种只有付出劳而无当的代价才能得到的报偿。稀疏的栅栏内被我们零落的脚步声所惊醒的看家狗此起彼落地吠叫起来。至今，我有时在晚上仍依稀听到这样的吠声，心想车站大街一定就隐藏在犬吠声中（贡布雷的公园也在那条街上），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只要听到犬吹声遥相呼应，眼前便出现车站大街，被月光照白的两排椴树和路旁的人行道都历历在目。突然间，我的父亲叫我们停下。他问我的母亲：“咱们现在走到哪儿了？”早已精疲力尽、但仍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的母亲柔声细气地自认无知。父亲耸肩笑了。接着，他象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钥匙那样轻而易举地伸手一挥，我们家花园的后门便同圣灵街的街口一起应命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陌生的道路，抬头一看，原末后门已在路尽处等候我们归来。母亲钦佩不已，对父亲说：“你真了不起！”从那一瞬间起，我已不用自己费力走路了，只觉得是花园的土地在我的脚下移动，在这里我的一举一动都毋需着意留神，习惯把我搂进它的怀抱，象抱娃娃似的一直把我抱到我的床上。尽管星期六那天的活动要比平日提前一小时，再加上弗朗索瓦丝又不能在家侍候，对于我的姨妈来说，那天比哪天都要漫长，然而她却从星期一起就天天急切地盼重星期天，似乎那一天会有种种既新鲜又开心的乐趣，她那娇弱而狂热的身体也还经受得住。这倒并不是说她有时不巴望发生更大的变化，不渴求与现状完全不同的改观，象有些人那样由于缺乏精力或想象力，单凭自己无法产生改变现状的动力，只求未来的分分秒秒以及拉响门铃的邮差带来新的——哪怕是坏的——消息，以便激动一番，痛苦一番；被幸福弄得沉默的敏感，象闲置已久的竖琴急切地渴望有人来拨弄，哪怕让粗暴的手把琴弦拨断；难以排除障碍的意志，得不到纵情向往、纵情受苦的权利，恨不能把控制自己的缰绳甩给急转直下的，甚至鲜血淋漓的事件去掌握。也许我的姑姑稍受劳累精力便会完全耗尽，只能靠休息才能逐渐恢复，养精蓄锐更需日长时久，象别人在活动中流露出来的剩余精力，她需要一连休养生息几个月才能蓄全；她既认识不到这样的精力，更无法决定如何使用。正等于想以奶油土豆来取代土豆泥的念头，日复一日萦绕在她的心头，终于使她对奶油土豆产生同她对百吃不厌的土豆泥一样好的胃口一样，我毫不怀疑她终究也会从她那样恋恋不舍的单调生活中萌生出对灾祸的期望，但愿顷刻间发生一场灾祸，迫使她一劳永逸地实现一种由不得她的变化，但她认为这对自己的健康有益无害。她固然真心实意地爱我们，但她也乐于为我们的夭折而痛哭；她的希望一定经常受到类似如下景象的纠缠：一场灾难突然发生在她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不出汗的时候，例如家里忽起大火，我们都被烧死，房屋也烧得片瓦无剩，她多亏及时起床才不慌不忙地逃离火场，等等，而且这类景象仿佛同作为副产品的种种长处联系在一起，长处之一在于能使她在久久的哀恸中切实体会到她对我们的全部依恋之情；长处之二是能让镇上的人们惊叹她的坚强，看到她虽不胜悲痛却勇敢地挺住，虽伤心欲绝但沉着地为我们入殓出殡；最难能可贵的长处是能迫使她在合适的时机及时地、不必牵肠挂肚地到米鲁格兰的庄园去消夏，她在那里的庄园风景优美，更有瀑布点缀。她独自在房中百无聊赖地寻乐解闷的时候一定对诸如此类变故的成效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开头的情景，始料不及的种种细节，宣告噩耗的用词以及令人终生难忘的语气，还有其它确凿无疑地打上死亡烙印的一切，凡与抽象推理演绎出的可能性绝然不同，起先一定使她痛不欲生过），但是，这类变故毕竟从来没有发生，她也只得降格以求，把她热衷于虚构的曲折情节引进自己的日常生活，好让日子过得有点意思。她有时心血来潮，突然假设弗朗索瓦丝偷她的东西。于是她不惜巧施心计，想以捉贼捉赃的办法来证实她的假设。就象她独自玩牌惯于同时兼打对家一样，她模拟弗朗索瓦丝尴尬地向她求饶，然后她又气愤地、火气十足地予以驳斥。如果赶巧这时有谁进屋，就会发现她正大汗淋漓，两眼放光，头上的假发也歪到了一边，露出光秃的前额。弗朗索瓦丝也许有时听出隔壁房内传来的，用词尖刻的挖苦话是针对她说的，但是，既然这些话仅停留在纯抽象的状态，小声说出来并不能增加它的现实意义，那么我的姨妈纵然编出一套又一套话，也不足以解她心头之恨。有时她甚至不满足于在床上“排练”，想正式演出。于是有一个星期天，她把里里外外的房门都给神秘地关上了，在房里跟欧拉莉进行密谈，她说她怀疑弗朗索瓦丝手脚不干净，她要辞退她；另有一次，她私下对弗朗索瓦丝说，她怀疑欧拉莉靠不住，以后打算不让她再登门了；过了几天，她又反悔自己不该同吃里扒外的内奸说私房话，一想到自己竟把这号人引为知己就要恶心；不过等到下一场演出，叛徒的角色又会分派给别人。但是，对欧拉莉可能引起的怀疑毕竟只是一时的，象一堆起火的麦秸，不经烧，转眼就烧光了，因为她到底不是家里的人。对弗朗索瓦丝就不一样了，我的姨妈时刻感到她就在这同一个屋顶下面。她若不是怕起床着凉，还真敢下厨房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怀疑有无根据。如此日复一日，她的头脑里不再有别的牵挂，一心只想猜度弗朗索瓦丝这时可能在干什么，那时又可能企图隐瞒什么；弗朗索瓦丝面部一点细微而迅速的变化，话语中的一点自相矛盾，都逃不过我姨妈的注意，她能从中识破弗朗索瓦丝妄图掩盖的真实打算。她只消一句话便能使弗朗索瓦丝顿时吓得脸色变白，这种直戳对方心窝的做法似乎很使我的姨妈尝到一种残忍的乐趣，她能以此向弗朗索瓦丝表明自己早已看透对方的心计。等到下一个星期天——犹如那些重大的发现突然为一门新学科开辟出一片意想不到的研究领域，并使它走上正轨那样——欧拉莉作了一次揭发，证明我的姨妈原先的假设还远远赶不上实际的真相。“弗朗索瓦丝现在一定心里有数了：您送她一辆马车。”“什么？我送她一辆马车？”我的姨妈失声叫道。“啊！我哪儿知道呀？只是猜想罢了。我见她坐着马车神气活现地去鲁森维尔采购东西，心想准是奥克达夫夫人把这马车送给她了。”这样一天天下去，弗朗索瓦丝和我的姨妈变得象野兽和猎人一样，时刻提防着对方耍心眼儿。我的母亲唯恐弗朗索瓦丝把提防发展为真正的仇恨，因为我的姨妈伤透了她的心。总之，弗朗索瓦丝越来越异乎寻常地注意我姨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点表示，遇到有事要问，她总先反复斟酌应采取什么方式，待她话一出口，她便暗自留意我姨妈的反应，力求从脸部表情中揣度她的心思和她可能作出的决定。譬如说某位艺术家读了十七世纪的回忆录之后，一心想同太阳王攀附亲缘，便为自己编排家族世谱，使自己成为名门之后，或者同当今欧洲的某国君王搭上关系，满以为这才是条通行的正路，殊不知他等于缘木求鱼，不该拘泥僵死的形式，结果枉费气力却事与愿违；同样，一位身居内地的妇女，本来只不过听凭自己无法抵御的种种怪癖和百无聊赖中养成的坏脾气的摆布，从来没有想到过路易十四，但她发觉自己一天之内诸如起床、梳洗、用餐、休息之类极其琐细的活动，在一意孤行和专横任性方面竟同圣西蒙所说的凡尔赛宫的生活“机制”的实质略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她还可以认为自己的沉默以及和善或高傲的细微变化，能引得弗朗索瓦丝沾沾自喜或惶惶不安，跟路易十四的廷臣乃至于王公贵族在凡尔赛御花园的曲径处递呈奏折时见到王上闭口不语、龙颜喜悦或傲然接纳而窃窃自喜或诚惶诚恐一样，确实，其效果是一样的。在我的姨妈同时接待本堂神甫和欧拉莉两人来访之后又休息了一阵后的那个星期天，我们全都上楼去向她道晚安。妈妈对姨妈总遇到同时接待多的人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慰问，她柔声细气地对姑姑说：“听说今天您这儿又给弄得乱哄哄的，您总是一下子有一大帮客人。”我的姨祖母打岔说：“人越多越热闹……”自从她的女儿病倒之后，她认为应该处处使女儿高兴，凡事总往好处说。可是我父亲那时偏要插话，说：“我现在趁大家都在场，跟你们讲件事儿，免得以后跟每个人罗嗦一遍。勒格朗丹先生恐怕跟咱们有点不愉快，今天上午我跟他打招呼他才勉强点了点头。”我倒不必听父亲讲这件事的始末，因为我们做完弥撒遇到勒格朗丹先生的时候我正同父亲在一起。所以我就到厨房打听晚饭菜谱去了。我看菜谱跟人家看报一样是每天少不了的消遣，而且它跟戏单子一样能使我的精神兴奋。勒格朗丹先生走出教堂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正同附近一位与我们只是面熟的女庄园主并肩走着。我的父亲一面走一面向他打了个既友好又矜持的招呼，勒格朗丹先生稍有惊讶的神色，勉强地答礼，仿佛他没有认出我们是谁。他那种疏远的眼光只有不讲客气的人才会使用，仿佛忽然退缩到眼睛的深处，象从一条漫长得望不到头的路口远远地瞥上一眼，所以他只向你略略颔首，以便同他心目中木偶般的小人的比例相称。至于同勒格朗丹并肩而行的那位女士，倒是位受人尊敬、品行端正的人，所以不存在他可能有恋爱纠葛被人发现而感到尴尬的问题。我的父亲弄不明白的是他怎么可能引起勒格朗丹不满。“如果他真有所不满的话，那我就更为遗憾了，”父亲说，“因为在那一大群衣着讲究的人们之间，他只穿件单排扣的小尺寸上装，领带也不挺括，颇有一种不事修饰、朴素自然的风度，一种近乎天真、落落大方的派头。”家庭会议的一致看法是认为我的父亲可能过于多心，要不然就是格勒朗丹当时心不在焉，想别的事。父亲的挂虑在第二天晚上被打消了。我们散步归来，在老桥附近遇到了勒格朗丹；他因为过节在贡布雷多盘桓了几天。他一见我们便迎上前来，向我们伸出手。“书迷先生，”他这话是对我说的，“你知道保尔·戴夏克丹的这句诗么？——树林已经昏黑，天空仍碧青如洗。——不正是眼前这个时刻的精当的写照么？你也许还没有读过保尔·戴夏克丹的作品；读点他的作品吧，孩子。有人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皈依布道兄弟会当修士了，不过他过去长期是一位笔触清丽的水彩画家……树林已经昏黑，天空仍碧青如洗……但愿天空对我们永远晴朗，小朋友；甚至我在这样的日落西山的年龄，尽管树林已经昏黑，夜幕即将降临，我这样遥望天际，也照样能得到慰藉。”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卷烟，久久凝视远方。“再见了，同伙儿们，”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后便扭身走开了。平日当我下厨房打所菜谱的时候，晚饭已经下锅。只见弗朗索瓦丝象神话中自荐下凡当厨的巨人那样调动一切自然力量来作自己的帮手；她砸煤取火，给待烹的土豆提供蒸气，让上桌的主菜火候恰到好处，这些烹调杰作先已由她象陶瓷工那样在各种器皿中整理塑造，她用过大缸、大锅、小锅、鱼锅、炖野味的砂锅、做点心的模子、调蛋酱的小罐，以及一套各种尺码的平底煎锅。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案板上。帮厨女工剥完的青豆一行行数目不等地排列在案，象正在开赛的台球桌上的绿色台球。不过，最使我悦目赏心的是那堆芦笋，从头到脚浸透了海青、桃红两色，上端的穗条一丝丝有如染上了浅紫和碧蓝，往下则好似虹彩递变，色层分明，直达污泥犹存的根部；这显然不是土壤之功，我觉得这些天成的光色恰恰泄露了一群狡黠的精灵的作为，仿佛是它们乐于化作菜蔬，好让人们透过这些厚实而可口的肉质伪装，从犹如曙光初现、彩虹渐显、暮蔼覆天之时的光色转换中，瞥见它们可贵的本质。我在晚餐时食用过芦笋之后，这种本质我整夜都不难分辨；变幻的光色恰如莎士比亚神话故事里专爱恶作剧的小精灵，开尽既有诗意又很粗俗的玩笑，一夜间把我的夜壶变成了香水瓶。被斯万称作乔托“慈悲图”的帮厨女工受弗朗索瓦丝之命专削芦笋皮，一篮芦笋就放在她的身边。她那痛苦的神色仿佛表明她感受到人世间的种种苦难。芦笋淡红色的外皮上端有一圈蓝颜色，象是把芦笋头轻轻箍住的头饰，那上面细致入微地勾画出并列的一颗颗星星，宛如帕多瓦教堂的壁画“品德图”中缚在那女子头上的那圈花环，又象插在那女子的花篮中的成排的花朵。而这时弗朗索瓦丝正在烤鸡，只有她才善于烤得恰到火候；她的美名随着鸡肉的香味在贡布雷遐迩传播。等她把烤鸡端上桌面时，这种美味更显示出我对她品性的特殊感受中的温柔甜润的一面。她能把鸡肉烤得那样鲜嫩，鸡肉的香味于是在我的心目中成为她的一种美德所散发的芬芳。但是，那天我趁父亲就勒格朗丹一事向家庭会议进行咨询之际下厨探问菜谱，偏偏赶上乔托的“慈悲图”生育不久、体质尚弱、不能起床的日子。弗朗索瓦丝少了帮手干活，进度慢多了。我下楼时她还在面向后院的厨房外干粗活的小屋里杀鸡。她想从鸡耳下面割断喉管，鸡本能地、绝望地挣扎着，随之而来的是弗朗索瓦丝失态的叫声：“畜生！畜生！”由怒斥声所伴随的家禽的挣扎使我们的女仆的温柔甜润黯然失色，不如第二天晚餐桌上香喷喷的烤鸡那样给她脸上争光，因为烤鸡的外皮边上一圈金黄胜似绣上金丝花边的霞披，那精美的酱汁淋漓而下，也象是从圣体盒里滴下的甘露。喉管割断之后弗朗索瓦丝把如注的鲜血盛入碗中，这时她仍余怒未消，跺了跺脚，怒目瞪视着冤家的尸体，最后骂了一句“畜生”！我混身发抖，扭头上楼，恨不得马上叫人把弗朗索瓦丝赶出家门。但是，她若一走，谁给我做热乎乎的卷子？谁给我煮香喷喷的咖啡？甚至……谁给我烤那么肥美的鸡？……其实，这类卑劣的小算盘人人都打，跟我一样。因为，我的莱奥妮姨妈早已心中有数——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知道能为自己的女儿和子侄舍命而决无怨言的弗朗索瓦丝对别人却特别狠心无情。虽说如此，姨妈却仍然留用她，因为她固然认识到她心狠，却又器重她能干。我逐渐认识到弗朗索瓦丝温柔、虔诚和讲究德操的外表下掩盖着多少出类似厨房外那间干粗活的小屋中发生的悲剧，正如历史发现那些在教堂的彩画玻璃窗上被描绘成合十跪拜的历代男女君王，生前无不以血腥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样。我终于明白弗朗索瓦丝除了自己的亲属外，对于别人的不幸，唯其遭难者离她越远才越能引起她的怜悯。她在报上读到陌生人遭难时会泪如雨下，待她一旦对那人的身世有了更为确切的了解后，她的泪水转眼便会干涸。帮厨女工分娩之后的某一天晚上忽然肚疼难忍，妈妈听到她哼哼叫疼，起床推醒弗朗索瓦丝，她却不为所动，声称帮厨女工哇哇叫喊无非装样罢了，她想叫人“侍候”呢。当初医生预计到这种情况，在我们家和一本医学书中夹上一张书签，把描述这类腹痛症状的那一页特别标出，以便我们及时查阅，采取应急措施。我的母亲叫弗朗索瓦丝把那本书拿来，嘱咐她切不可把书签弄丢。弗朗索瓦丝去了个把钟点还不回来；母亲又急又气，以为她又上床睡去了，便叫我亲自去图书室查找。我在图书室见到弗朗索瓦丝；她起先想看看书签标出的那一页的内容，待她读到发病时的临床描述，不禁呜呜地哭出声来，因为这恰恰是她所不知道的一种病症。而当她读到书中说到每一种疼痛的情状时，她都要失声叫道：“哎呀！圣母玛丽亚，慈悲的上帝怎么能让可怜的凡人经受这样悲惨的痛苦呀？唉！可怜的女人啊！”但是，当我把她叫走，当她回到“慈悲图”痛苦辗转的床前，她的眼泪顿时不流了；她平时的悲天悯人的恻隐之心，读报时常常流淌的同情泪，以及同舟共济、同病相怜的感情，统统被她抛诸脑后，只剩下半夜三更为一名帮厨女工折腾得无法安眠所感到的恼恨和气愤。医书上有关的描述虽曾使她失声痛哭，待她实地见到同样的痛苦时，她却只有不满的嘀咕，甚至狠心的挖苦。她以为我们已经走远，听不到她信口雌黄，便肆无忌惮地数落起来：“早知今天受这份罪，她当初就不该浪！既然当初贪图一时的舒服，今天又何必哭天喊地装蒜！不过，能跟这号货色鬼混的，也准是个上帝都讨厌的赖小子。哈！这正合上我过世的母亲乡间的一句老话，叫做相中狗屁股的人，眼里只认作是玫瑰。”然而，倘若她的外孙头疼脑热，她夜里觉也不睡了，也象得了病似的，连夜赶回家去看看有什么要她帮着去办的。尔后又在天亮之前连赶十六公里夜路回来上班。她对于家属的这种疼爱，这种但求自家门庭日后兴旺的心愿，在她对其他佣人所采用的方针中由一条始终如一的原则表现出来了，那就是决不让别的佣人踏进我的姨妈房间的门槛。不让别人接近我的姨妈几乎是她引为骄傲的头等大事，即便她病倒了，她也要硬撑着起床去侍候我的姨妈服用维希圣水，而决不许帮厨女工跨进她的女东家的房门。法布尔①曾经考察过一种膜翅目的昆虫，一种土居的黄蜂，它们为了在它们死后幼虫仍能吃到新鲜的肉食，不惜借助解剖学知识来发挥它们残忍的本性：它们用尾刺娴熟地、巧妙地扎进捕获到的象鼻虫和蜘蛛的中枢神经，使俘虏失去肢体活动的能力，又不影响到其它的生命功能；然后它们把瘫痪的昆虫放到它们所产的虫卵的旁边，好让幼虫一经孵化出壳就能吃到既无力抵抗也无法逃遁、只有乖乖听凭摆布、决无危害又不变味的活食。弗朗索瓦丝为了让别的佣人无法在我们家长期呆下去，也总有一套巧妙而残忍的诡计来实现她这一持之以恒的愿望。我们直到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那年夏天我们之所以吃那么多芦笋，是因为芦笋的气味能诱发负责削皮的帮厨女工的哮喘病，而且发作起来十分厉害，弄得那女工只好辞职不干。--------①法布尔（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科普读物作家；代表作为《昆虫记》。唉！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改变对勒格朗丹的看法。在我的父亲与他老桥相遇、接着又不得不自认多心之后的某个星期天，教堂的弥撒刚刚结束，一种不那么神圣的气氛随同外面的阳光和嘈杂声一起涌进教堂，使得古比尔夫人和贝斯比埃夫人象走出教堂来到广场上似的同我们大声交谈起来（而不久前我刚进教堂时——我到得比平时晚——人人都目不斜视专心祈祷；若不是有人用脚拨开挡住我就座的小凳，我还真以为没有人看到我进来呢）。这时我们看到勒格朗丹正站在阳光灿烂的大门口；门楼外的台阶下是人声鼎沸、五光十色的集市。我们上回见过的那位夫人的丈夫正把勒格朗丹介绍给附近另一位大地主的妻子。勒格朗丹显得异乎寻常地活跃和讨好，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又往后一仰；身板仰到比原先更靠后的地位，这礼节想必是他的姐夫康布尔梅先生教的。他的腰板迅速一挺，臀部——据我猜想肌肉未必丰满——随即掀起一股强烈的波动。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纯属物质的起伏，这种并不表达灵气、只受低下他献媚之心所驱使的肉体活动，竟突然会使我的思想意识到可能存在着另一位与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完全不同的勒格朗丹。那位女士请他给车夫捎句话，他立即喜孜孜地应命而去。他刚才被介绍时就挂在脸上的那种羞羞答答、俯首帖耳、喜笑颜开的表情，一直停留在他的眉宇间。他象做梦似的咧嘴笑着，又急急忙忙赶回到那位女士的跟前。由于他走得比平时快，肩膀便左摇右摆，十分可笑；他只管全力以赴地讨好，其它方面也就无暇顾及了，所以显得象一件受幸福驱动的无生命的机械玩具。这时我们已经走出教堂，正要从他的身边经过；那么有教养的他居然没有回头，他的目光象大梦未醒的人，直勾勾地盯着远方；对我们竟视而不见，也无从跟我们打招呼。他的表情还是那么天真单纯，那件款式随便的单排扣上衣在令人讨厌的讲究的衣着中间显得与场合不相称。被广场上的风所吹起来的那个花点大领结，依然象一面标榜孤傲和独立的高尚的旗帜飘动在他的胸前。我们刚到家门，妈妈发现忘了买奶油果子饼，便要父亲和我一起返身去吩咐点心铺立刻送来。我们在教堂附近同勒格朗丹迎面相遇。他用自己的马车载着刚才的那位女士朝我们来的方向驶去，经过我们的身旁时他并没有中止同那位女士的谈话，而只用他的蓝眼睛的眼角瞟了我们一眼，仿佛在眼皮底下同我们打了一个小小的招呼，脸上的肌肉却纹丝未动，车上的那位夫人很可能根本没有发觉他的这一举动，但是，他设法以感情的密度来补偿向我们表达友情所用的仅占他蓝眼睛小小的一角的狭小的地盘，他让这一瞟闪烁出他的全部风采，这已不止是活泼的闪光，而近乎狡黠了。他使友好的细微表现达到了极限：心照不宣的一瞥明眼人心领神会，总之凡灵犀相通的种种途径他都熟门熟路；他把友谊的保证提高到披露柔情、甚至宣告爱慕的高度。当时，他以对女庄园主的隐而不露的厌烦和纹丝不动的脸上那多情的一瞥来向我们表明心迹，也只有我们才能心领神会。就在那天的前一天，他要求我的父母让我去陪他吃晚饭。“来陪陪你的老朋友吧，”他对我说，“你就象是远方的旅客从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国度送来的一束鲜花，让我闻闻从你的青春的远方送来的这些鲜花吧。许多年以前我也曾经经历过群花争妍的春天。来吧，带着报春花、龙须菊和金盏花；来吧，带着巴扎克的植物志中象征挚爱的景天花，带着复活节前开放的雏菊和复活节前的最后一场小雪尚未融化时已经在你姨祖母家的花园中播散芳香的雪球花；来吧，带着百合花洁白的绸缎（那是配得上莎乐美那样娇美的身躯的裙料），带着蝴蝶花斑谰的彩釉，尤其要带来寒意犹存的料峭的清风，让它为一早就守候在门口的两只彩蝶吹开耶路撒冷的第一朵玫瑰。”家里的人起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让我去陪伴勒格朗丹先生吃顿晚饭。倒是我的外祖母没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他会不讲礼貌：“你们自己也承认，他去教堂时穿得很朴素，跟讲排场的人不一样。”她还说，哪怕作最坏的估计，就算他是贪慕虚荣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宜显出有所察觉。说实话，连对勒格朗丹的态度最为反感的我的父亲也许对他的举止的含义都还存有最后一点怀疑呢。他的言行不正显示了那种成府很深的人的品性吗？他的态度跟他以前的言论明明是脱节的；我们无法根据他的自白来证实我们的怀疑，因为他不会老实招供的；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但是，仅仅根据片断的、不连贯的回忆，我们却没有把握确信我们的感觉会不受某种幻觉的愚弄。结果这些至关紧要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往往只给我们留下一些疑团。我陪伴勒格朗丹在他家房前的平台上用晚餐；那天晚上月色晴朗。“有一种幽静的美，是不是？”他对我说，“正如一位小说家所云，对我这样心灵受过创伤的人来说，只有幽暗与寂静最为相宜。你以后会读到他的作品的。你知道吗，孩子？一个人在一生之中会遇到那样的时候，你现在还体会不到，那时候眼睛只能容忍一种光明，那就是在这样月白风清的夜晚以幽暗提炼出来的光明；耳朵也只能听到一种音乐，那就是月光用寂静的笛子奏出的音乐。”我听着勒格朗丹娓娓道来，他的话我听了总觉得很入耳。但是我当时无法摆脱记忆的骚扰，我总忘不了最近第一次见到过的一位女士。我现在既然知道勒格朗丹同附近的一些贵族有交往，我想他或许认识那位女士，于是我鼓了鼓勇气问他说：“先生，您是不是认识……盖尔芒特家的那一位……那几位女主人？”这个姓氏一经被我说出口，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总算对它采取了行动，把它从我的梦幻里拉了出来，赋予它一个客观的、有声的存在。但是，我发现我的朋友一听到盖尔芒特这个姓氏，他的蓝眼珠中央立刻出现一个深褐色的漏洞，好象被一根无形的针尖捅了一下似的，眼珠的其它部分则泛起蔚蓝色的涟漪。他的眼圈顿时发暗，他垂下眼皮，嘴角掠过一丝苦笑，很快又恢复了常态。他的眼神却象万箭穿胸的美丽的殉道者，依然充满痛苦。“不，我不认识她们，”他说，那语气不象一句简单的答话、普通的说明那样自然而流畅；他说得一字一顿，又点头又弯腰，好象在说一件别人不信、他为了说服对方不得不加以强调的事情，似乎他不认识盖尔芒特只是出奇的偶然；同时他又装成象不能回避某种尴尬局面似的，觉得与其遮掩不如痛快承认，好让人家觉得自己很坦然，并无丝毫勉强之处，而是轻松、愉快、由衷地直认不讳；再说同盖尔芒特没有联系的这件事情本身也并不使他感到遗憾，相反是符合他的心愿的，因为某种家庭传统，例如道德原则或不便明说的誓约之类毫不含糊地禁止他同盖尔芒特交往。“不，”他接着用自己的话来解释方才的语气，“我不认识她们，我也从来没想结识她们；我始终珍惜我享有的充分的独立。你知道，我其实多少是个雅各宾派。许多人劝我，说我不该不去结交盖尔芒特，说我把自己弄得粗野不堪，象头老熊。可是，这种名声我才不怕呢，恰如其分嘛！说实话，这人世间我几乎无所留恋，除了少数几座教堂，两三本书，四五幅画；还有这样的月夜，你的青春的微风把我的昏花的老眼已无法看清的鲜花的芳香吹到了我的跟前。”我当时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才能不去拜望陌生人？这又在哪一点上使你显得象头笨熊？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勒格朗丹说的不尽是实话，他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只爱教堂、月光和青春；他很爱住在宫堡里的贵族，他很怕招他们的讨厌，他甚至不敢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朋友当中有布尔乔亚，有公证人和经纪人的后代，倘若真相不得不暴露，他宁可自己不在场，躲得远远的，让人“鞭长莫及”。他是贪图虚荣的人。当然，他在我的长辈和我都十分爱听的言谈中，决不会透露半点趋炎附势的痕迹。我若问他：“您认识盖尔芒特家的人么？”巧于辞令的勒格朗丹就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想结识他们。”可惜的是，回答这话的他实际听命于被他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从不出头露面的另一位勒格朗丹，而这另一位却能说出有关我们心目中的他，以及有关他贪图虚荣的不少难避嫌疑的掌故来。其实，他刚才眼睛里出现的那个漏洞，他嘴边掠过的那丝苦笑，他语气中那样的过分强调，以及他一瞬间象势利殉道者那样万箭穿心般的痛苦情状，早已为另一位勒格朗丹作出了回答：“唉！你算是击中我的痛处了。不，我不认识盖尔芒特，别再揭我生平最疼痛彻骨的这块伤疤了。”这位桀骜不驯、气势汹汹的勒格朗丹虽无另一位勒格朗丹的美妙言词，却有人称之为“反射”的犀利无比的对应能力，故而巧于辞令的勒格朗丹还没有来得及堵住他的嘴，他已经抢先表了态，害得我们的朋友处心积虑，力求弥补“另一个自我”不慎造成的坏印象，却毕竟无济于事，充其量只能勉强遮掩罢了。这倒并不是说勒格朗丹怒斥别人附庸风雅是言不由衷。他无法知道自己也是那种人，至少靠他自己无法办到，因为我们向来只知道别人热衷于什么，至于自己醉心之所在，我们略知的一二也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只通过想象影响我们，而想象早已用体面得多的中间动机替换掉了原始动机。勒格朗丹的势利之心决不会直接鼓动他去结交某位公爵夫人，而只会让他充满想象，使那位公爵夫人在他眼里显得集优雅品质于一身，他去接近她还自以为是仰慕一般俗人所无法赏识的她的才思和德操之类的动人品质，只有旁人才看清他其实同一般俗人不相上下，因为旁人了解不到他的想象力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他们只看到勒格朗丹高攀贵族的活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原始动机。现在我们家已对勒格朗丹先生不抱任何幻想了，同他的来往也大大疏远了。妈妈每当发现他攀附高枝的新行径，总觉得十分有趣。勒格朗丹本人则矢口否认，他仍把势利称作罪不容赦的行为。我的父亲却不能这样坦然愉快地容忍勒格朗丹的假清高。有一年暑假，他们想让我同外祖母一起去巴尔贝克度假。父亲说：“我无论如何要把你们去巴尔贝克的这件事告诉勒格朗丹，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主动地把你们介绍给他的姐姐。他一定还记得曾经跟咱们说过，他姐姐就住在离巴尔贝克才两公里的地方。”我的外祖母倒认为既去海滨浴场就应该从早到晚在海滩上呼吸带盐分的空气，没有熟人才好呢，因为互相串门拜访、结伴游览，会占去许多呼吸海风的时间，所以她主张不向勒格朗丹透露我们的度假计划，她甚至担心勒格朗丹的姐姐德·康布尔梅夫人不要偏在我们正打算去海边钓鱼的时候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害得我们只能关在屋里奉陪。妈妈对外祖母的担心付诸一笑，她认为这种危险的威胁性不大，勒格朗丹未必会殷勤到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姐姐。结果，我们虽说没有跟勒格朗丹谈及巴尔贝克，而他也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去那儿的打算，有一天傍晚我们在维福纳河边遇到他时，他竟“自投罗网”了。“今晚，云霞中有些非常美的紫色和蓝色，是不是，我的伙计？”他对我的父亲说，“尤其是那蓝颜色，与其说是空中的，倒不如说跟花朵一样，蓝得象瓜叶菊，挂在天上格外别致。还有那一小团桃红色的云彩，不也有花的色调吗？象石竹，象绣球。只有在英吉利海峡，在诺曼第和布列塔尼之间的海边，才能看到天空出现比这更富丽的花团锦簇般的云霞。那里，在巴尔贝克附近，离那一大片蛮荒之地不远的地方，有个风物秀丽的小海湾；那里熔金般的落日，奥吉谷地的夕阳，我倒并不在乎，因为它们并无多大特色也并无多大意趣；但黄昏时分在那片湿润的空气中，几秒钟之内天边就绽出一束束蓝的、粉的花朵，却美得无法比拟，而且往往要过好几个小时才会凋谢。有几朵云彩虽然不久就零落了，但它们的花瓣，鹅黄色的、桃红色的，洒得满天皆是，更是蔚为壮观。在那个人称银河湾的小海湾里，金黄色的沙滩仿佛比仙女星座里的金发仙女更情意绵绵，它们依偎着附近海边嶙峋的峭壁，贴着那一溜以海难著称的凶险的石岸，每年冬天有多少条顶风破浪的船只在那里触礁啊！巴尔贝克！我们的地球上最古老的地质架，名副其实的地表硬壳，大海由此浩淼，土地至此而尽。阿纳托尔·法朗士，我们的小朋友或许读过这位迷人作家的作品吧？他曾经非常精采地把那个鬼地方描绘得终年烟雾茫茫，跟史诗《奥德赛纪》里奚美良人①居住的地方一样。如今在巴尔贝克那片古老而迷人的土地上，已经层层叠叠地盖出了一批旅馆，但并没有破坏那里的景观，仅几步之遥便能置身于原始风味的壮丽景色之中，岂不美哉！”--------①公元前七世纪居住在小亚细亚的古老部落。“是啊！您在巴尔贝克有熟人吗？”我的父亲问道，“这小家伙正好要跟他的外祖母，也许还有内人一起到那里去住上两个月呢。”勒格朗丹望着我的父亲，忽然出其不意听到这句问话，他来不及把眼睛从我的父亲的脸上移开，只好索性紧紧地盯着，嘴角泛起无可奈何的微笑。他望着我的父亲的眼睛，那表情既友好又坦诚；他倒不怕正视对方，仿佛对方的面孔已经变得透明，甚至使他看到了面孔后面掠过的一朵颜色艳丽的云彩，来为他提供心不在焉的借口，好有理由为自己申辩：当别人问他在巴尔贝克有无熟人的时候，他仿佛正心不在焉想别的事，以至没有听到问话。通常，他这样的眼光会引起对方发问：“您在想什么？”可是我的父亲有点恼火，偏要狠心地盘问到底：“您那么熟悉巴尔贝克，您在那里有熟人吗？”勒格朗丹的微笑的目光作了最后的绝望的努力，达到柔和、迷人、坦诚和走神的极致。但他一定想到自己非作出回答不可了，便说：“我哪儿都有朋友，只要那地方有几丛受伤的树，虽被斫伤却不倒下，彼此相依在一起，以悲壮的毅力齐声向并不怜恤它们的无情的苍天哀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父亲象受伤的树一样顽强，象苍天一样无情地打断他的话说，“我是为了岳母一旦有事，不要感到举目无亲，所以才问您，您在那儿有没有熟人？”“那儿，跟哪儿都一样，我谁都认识，又谁都不认识，”勒格朗丹不肯就此服输，答道，“那地方我很熟悉，人却所识无几。但是那里的景物本身同人差不多，同那些难能可贵、心灵纤细、遇到实际生活容易消沉的人一样。有时候，您会在悬崖上遇到一幢古堡，它悄立在路旁迎着红晕未消的晚霞，掂量自己的凄凉，那时金色的月亮已经升起，归航的船只拨开色彩斑谰的水面，把黄昏的火焰捧上桅尖，以黄昏的颜色染遍招展的旌旗；有时候，您能见到一幢普通的孤舍，模样多少有点丑陋，显得猥猥琐琐，但很有一点诗情画意，其中蕴蓄着谁都看不透的某种秘密，既有无穷的幸福，也有不尽的失望。”他接着又象马基雅维里①那样颇有心计地补充说道：“那是个不实际的地方，是个纯属幻想的地方，让一个孩子去领略那里的风光很不妥当。我们这位小朋友已经具有感伤的倾向，他的心灵天生善于领会这类情调，我若为他选择一个散心的地方，决不会介绍他去那儿。那里充满情绵绵互诉衷肠、恨悠悠枉自惆怅的气氛，对我这样早已看破红尘的老朽来说可能还算适宜，对于气质尚未成型的孩子来说总是不健康的。相信我的话，”他着重地强调说，“那个海湾的水有一半已经是布列塔尼省流来的了。对于我这样心脏并非没有毛病的人来说，反正是那么回事儿，据说，那里的海水还有些镇静作用呢。不过有人还说未必。至于你这样的年纪，小家伙。医生是禁用那里的海水的。再见，各位芳邻，”他这么补了一句，便象往常那样有意逃避似地突然离开我们；才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向我们伸出医学权威的手指，把他的诊断作了如下的概括：“五十岁以前，不要去巴尔贝克，五十岁以后还得视心脏状况而定，”他大声向我们宣告。--------①马基雅维里（1469—1572）：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作家，传世的《君主论》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他主张政治不受任何道德的束缚，为达到目的可不择手段。我的父亲后来遇到他时又老话重提，还用盘问折磨他，但照样白费工夫。勒格朗丹跟那种善于伪造古籍的骗子一样，自有一套本领和广博的学问，他只需使用其中的百分之一，便足以稳当地赚进一大笔钱，过上相当体面的日子。如果我们没完没了地盘问下去，他或许最终会胡扯一通景观伦理学或者下诺曼第天文地理学，但决不会向我们供认他姐姐的住地离巴尔贝克仅两公里，更不会义不容辞地为我们写封介绍信。倘若他有绝对的把握相信我们不会利用这类介绍信，他倒大可不必那样提心吊胆。按理说，根据平时的接触，他应该对我的外祖母的性格有所了解：我们怎么会利用这类介绍信呢？但他宁可避而不谈。平时散步，我们总是早早就回家了，以便在晚饭前上楼去看看莱奥妮姨妈。初春时节天黑得早，我们回到圣灵街时家里的玻璃窗上已反射出落日的余晖，而在十字架那边的树林里，一抹紫霞映在远处的池塘中，常常伴随着料峭寒意，红色的夕阳在我的心目中却同烤炉上的红色的火苗相关连，因为烤炉上的肥鸡对于我来说是继散步的诗情陶醉之后的另一种享受，使我得到解馋、温暖和休息的快乐。到了夏天，相反，等我们散步回来，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到莱奥妮姨妈的房里时，西斜的阳光正照到窗口，停留在大窗帘和帘绳之间，被分割成一束束、一条条，透过窗帘射进房来，给柠檬木的多屉柜镶嵌上一片片碎金，又象照射林中的草木丛似的，以耀眼的斜光细致入微地照得满屋生辉。但是，难得有那样的日子：我们回来时柜子上的临时嵌饰已经消失，我们到达圣灵街时，窗户上已经没有夕阳的反照，十字架树林那边的池塘也已经失去了夕阳的红光，甚至变成银白色；一道长长的月光，融入池塘的粼粼细波之中，并且铺满整个水面。每逢那样的日子，当我们走近家门时，就会看到门口有个人影；妈妈对我说：“天哪！弗朗索瓦丝在等候咱们呢。你的姨妈不放心了；咱们回来得太晚了。”我们顾不得脱掉外衣，赶紧上楼，好让莱奥妮姨妈放心，并且以现身说法向她表明，同她想象的恰恰相反，我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不测，只是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了。天晓得，我的姨妈也明白，上那边去散步什么时候回得来就说不准了。“瞧，弗朗索瓦丝，”我的姨妈说，“我不是说着了吗？他们果然去盖尔芒特家那边了！天哪！他们一定饿坏了！你炖烂的羊腿搁了那么半天一定发硬了。这么说，回来就得一个小时！怎么，你们居然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了！”“我还以为您知道呢，莱奥妮，”妈妈说，“我记得，弗朗索瓦丝是看见我们从菜园的小门出去的。”因为，在贡布雷附近，有两个“那边”供我们散步，它们的方向相反，我们去这个“那边”或那个“那边”，离家时实际上不走同一扇门：酒乡梅塞格利丝那边，我们又称之为斯万家那边，因为要经过斯万先生的宅院；另外就是盖尔芒特家那边。说实在的，我对酒乡梅塞格利丝的全部认识不过“那边”两字，再就是星期天来贡布雷溜达的外乡人，那些人，我们（甚至包括我的姨妈）全都“压根儿不认识”，所以凡陌生人我们都认为“可能是从梅塞格利丝来的”。说到盖尔芒特，后来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当时，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若说梅塞格利丝在我心目中象天边一样远不可即，无论你走多远，眼前总有一片已经同贡布雷不一样的地盘挡着你的视线，那么盖尔芒特对我说来，简直是“那边”的极限，与其说有实际意义，倒不如说是个概念性的东西，类似赤道、极圈、东方之类的地理概念。所以，说“取道盖尔芒特”去梅塞格利丝，或者相反，说“取道梅塞格利丝”去盖尔芒特，在我看来，等于说从东到西一样只是一种语焉不详的说法。由于我的父亲把梅塞格利丝那边形容成他生平所见最美的平原风光，把盖尔芒特那边说成典型的河畔景观，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那边”想象成两个实体，并赋予它们只有精神才能创造出来的那种凝聚力和统一性。它们的每一部分，哪怕小小的一角，我也觉得是可贵的，能显示出它们各自特有的品格，而这两处圣地周围的道路，把它们作为平原风光的理想或河畔景观的理想供奉在中央的那些纯属物质的道路，却等于戏剧艺术爱好者眼中剧院附近的街巷，不值一顾。尤其是我想到这两处的时候，我把我头脑里的这两部分的距离安置在它们之间，其实大大超过了它们之间的实际公里数；那是一种空想的距离，只能使它们相距更远，相隔更甚，把它们各各置于另一个层面。由于我们从来不在同一天、同一次、同时去两边散步，而是这次去梅塞格利丝那边，下次去盖尔芒特那边，这种习惯使它们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更加绝对，可以说把它们圈定在相隔遥远的地方，彼此无法相识，天各一方，在不同的下午，它们之间决无联系。每当我们想上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我们不会很早出门，即使遇上阴天也一样，因为散步的时间不长，也不会耽搁太久），我们就象上别处去一样，从姨妈那幢房子的大门出去，走上圣灵街。一路上，打火铳的铁匠铺老板跟我们点头招呼，我们把信扔进邮筒，顺便为弗朗索瓦丝捎口信给戴奥多尔，说食油和咖啡已经用完，然后，我们经过斯万先生家花园白栅墙外的那条路出城。在到那里之前，我们就闻到他家的白丁香的芬芳扑鼻而来，一簇簇丁香由青翠欲滴的心形绿叶扶衬着，把点缀着鹅黄色或纯白色羽毛的花冠，探出栅墙外。沐照丁香的阳光甚至把背阴处的花团都照得格外明丽。有几株丁香映掩在一幢被称为“岗楼”的瓦屋前，那是守园人住的小屋，哥特式的山墙上面罩着玫瑰色的清真寺尖塔般的屋顶。丁香树象一群年轻的伊斯兰仙女，在这座法国式花园里维护着波斯式精致园林的纯净而明丽的格局，同她们相比，希腊神话里的山林仙女们都不免显得俗气。我真想过去搂住她们柔软的腰肢，把她们的缀满星星般花朵的芳香的头顶捧到我的唇边。但是，我们没有停下。自从斯万结婚之后，我的长辈们便不来当松维尔作客了，而且为了免得让人误以为我们偷看花园，我们索性不走花园外那条直接通往城外田野的道路，而走另一条路，虽然也通往田野，但偏斜出去一大段，要远得多。那天，外祖父对我的父亲说：“你记得吗？昨天斯万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到兰斯①去了，所以他要乘机去巴黎住两天。既然两位女士不在，我们不妨从花园那边过去，路近多了。”--------①初版时，斯万妻女不是去兰斯，而是去夏尔特尔。后来普鲁斯特决定把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也写进小说，故而把贡布雷改置于未来的战区之内，即朗市与兰斯之间（事实上，贡布雷镇是以夏尔特尔附近的伊利埃斯为原型的）。我们在栅墙外停了一会儿。丁香花已盛极而衰。有几株依然托出精致的花团，象一盏盏鹅黄色的吊灯，但枝叶间许多部分的花朵，虽然一星期前还芳香如潮，如今却已萎蔫、零落、枯黄、干瘪，只象一团团香气已消的泡沫。我的外祖父指点着对我的父亲说，自从他同斯万先生在斯万太太去世的那天在这里一起散步以来，这园内的景物哪些依旧如故，哪些已经改换模样。他抓住机会又把那天散步的经过讲了一遍。我们的眼前是一条两边种植着旱金莲的花径，它在阳光的直射下向高处伸展，直达宅门。右面则相反，花园在一片平地上铺开。被周围的大树覆盖的池塘虽是当年斯万老先生雇人开挖出来的，但这花园中最着斧凿痕迹的部分也只是对自然的加工；有几处天然特色始终在它们的范围内保持着独特的权威，它们置身于花园就象置身于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环境中一样，公然挑出自己本来就有的特色。展示这些天然特色极需一个僻静的环境，而在人工点缀之上它们自有一种孤幽的意韵：例如花径下的人工池塘边，两行交相栽植的勿忘我和长春花组成一顶雅致的蓝色花冠，箍住了水光潋滟的池塘的前额，菖蒲象轩昂的王公挥落它们的宝剑，一任他们统治水域的权杖上紫色、黄色的零落的百合花徽，散落在泽兰和水毛茛的头上。斯万小姐的远行使我失去了有幸在花径一见她的倩影的可怕的机缘。不能结识这样一位享有殊荣、与贝戈特为友、能同贝戈特一起参观各处教堂的少女，应算是有幸抑或不幸呢？因为若与她相遇，自惭形秽的我必受到她的轻视；可是，由于她不在，我虽生平第一次得到静观当松维尔园内景色的机会，却只觉得了无情趣。对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来说，情况倒似乎相反，他们也许觉得女主人们不在反给整个庄园增添宜人的气氛，使它具有难得的美（犹如登山之日巧遇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因而今天到这边来散步就格外适时。我真盼望他们的算计落空，突然出现奇迹，让斯万小姐陪伴着她的父亲双双来到我们的眼前，使我们不及躲避，只好同她结识。这时我忽然发现草丛里有只篮子被遗忘在一根钓鱼杆的旁边，鱼杆上的渔漂还浮在水面。我赶紧设法转移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的注意，生怕他们发现她可能在家的些许迹象。不过，斯万倒曾经跟我们说过，他这回出门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家里有人住着。那么说，这鱼杆可能是哪位客人放的。花径间听不到有人走动的声音。一只不见踪影的鸟不知在丈量哪棵树的梢头，它千方百计地要缩短白昼的长度，用悠长的音符来探测周遭的僻静，但它从僻静中得到的却只是调门一致的反响，使周遭更安定、更寂静，仿佛它本来力求使一瞬间消逝得更快，结果反使那一瞬间无限延长了。天空变得凝滞，阳光径直射下，让人想躲也躲不开；小昆虫们无休止地骚扰平静的水面，沉睡的池水一定梦见了想象中的弥漫无际的漩涡，仿佛在迅速地把软木渔漂拖进倒映在水中的那片悄然的天空，从而更增长我初见渔漂时的惶惑之感，渔漂几乎垂直地浮在水面，似乎随时都会沉入水中，我已经顾不得自己既想结识斯万小姐又怕见她的双重心情，考虑是否该去告诉她鱼已上钩。这时，已经走上通往田野小路的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惊讶地发现我没有跟在后面便转身叫我，我只得赶上前去。我觉得小路上掠过一股山楂花的香味。疏篱象一排教堂被堆积的繁花覆盖得密密匝匝，成了一座巨大的迎圣台；繁花下面，阳光象透过彩绘玻璃窗似的把一方光明照到地上；如胶似漆的芳香萦绕着繁花组成的圣台，我的感觉就如跪在供奉圣母的祭台前一样。花朵也象盛装的少女，一个个若无其事地捧出一束熠熠生辉的雄蕊；纤细的花蕊辐射开去，象火焰式风格的建筑的助线，这类线条使教堂的祭廊的坡级平添光彩，也使彩绘窗上的竖梁格外雄健，而那些绽开的花蕊更有如草莓花的洁白的肉质花瓣。相比之下，几星期之后，也要在阳光下爬上这同一条小路的、穿着一色粉红的紧身衣衫、一阵轻风便可催开的蔷薇，将会显得多么寒伧、多么土气啊！我虽留连在山楂花前，嗅着这无形而固定的芳香，想把它送进我不知所措的脑海，把它在飘动中重新捉住，让它同山楂树随处散播花朵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节奏相协调——这节奏象某些音乐一样，起落不定——而且山楂花也以滔滔不绝的芳香给我以无穷的美感，但它偏偏不让我深入其间，就同那些反复演奏的旋律一样，从不肯深入到曲中的奥秘处。我暂且扭身不顾，用更新鲜的活力迎向花前。我纵目远望，一直望到通往田野的陡坡；那陡坡在花篱以外，一株迷失路津的丽春花和几茎懒洋洋地迟开的矢车菊，以稀稀落落的花朵，象点缀一幅挂毯的边缘似的点缀着那片陡坡，挂毯上疏朗的林野图案一定显得格外精神吧；而更为稀疏的花朵象临近村口的孤零零的房舍宣告村落已近似的，告诉我那里有无垠的田野，起伏着滚滚的麦浪，麦浪之上是叆叇的白云。而在田野边缘孤然挺立的丽春花，凭借一堆肥沃的黑土，高举起迎风燃烧的火炬，我一见到它心头便怦然跳动，就象远游的旅人在一片洼地瞅见嵌缝工正在修理一艘曾经触礁的船只，还没有见到大海便情不自禁地喊一声：“大海！”然后，我又把眼光落到山楂花前，象观赏杰作似的，总以为暂停凝视之后再回头细看才更能领略它的妙处。但是，尽管我用手挡住周围的东西，只给眼前留下山楂花的倩影，但花朵在我内心所唤起的感情却依然晦暗不清，浑浑噩噩，苦于无法脱颖而出，去与花朵结合。那些山楂花无助于我廓清混沌的感情，我又无法仰仗别的花朵。这时，我的外祖父给了我这样一种愉快，其感觉好比我们看到我们所偏爱的某位画家的一幅作品，它同我们所熟悉的其他作品大不一样；或者我们忽然被人指引，看到那么一幅油画，过去我们只见过它的铅笔草图；或者听到那么一首配器华丽的乐曲，过去我们只听过它的钢琴演奏。外祖父指着当松维尔的花篱叫我，他说：“你是爱山楂花的，看看这株桃红色的刺山楂，多漂亮！”确实，这是棵刺山楂，但它是桃红色的，比白色的更美。它也穿了一身节日盛装，是真正的节日盛装啊！只有宗教节日才算真正的节日，不象世俗节日随便由谁胡乱定在某一天，既无节可庆，基本上又无庆可言的；然而，它那身打扮更富丽，因为层层叠叠缀满枝头的花朵，使满树象洛可可风格的花哨的权杖，没有一处不装点得花团锦簇，而且，更因为这些花是“有色”的，所以根据贡布雷的美学观点，它们的质地更为优良，这从市中心广场各家商店、乃至于加米杂货铺的售价贵贱即可窥其一斑：桃红色的饼干不是比别的饼干贵些么。我自己也一样；认为抹上红色果酱的干酪更值钱，其实这无非是他们答应把捣烂的草莓浇在干酪上面罢了。而眼前的这株山楂偏偏选中了这样一种食品的颜色，这样一种使节日盛装更加艳丽的颜色（因为它让节日盛装显得品位更高雅）。这类颜色因为艳丽，在孩子们看来，仿佛格外美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觉得比别的颜色更充满生气，更自然，即使他们认识到颜色本身既不能解馋，也不会被裁缝选作衣料。自不待言，看到这些山楂花，我除了更加惊喜之外，同看到白色的山楂花一样，分明地感觉到它的喜气洋洋中并无丝毫的矫揉造作，没有人为加工的痕迹，全是大自然自发的流露，那种天真可掬之态，可与村中为在街旁搭一张迎圣祭台而奔忙的女商人，把满树堆砌，弄得既豪华又有乡土气的颜色过于娇艳的花朵相比。树冠的枝梢，象遇到盛大节日供在祭台上的，外面裹着纸质花边的一盆盆盆栽玫瑰，细长的梢头缀满了千百颗淡红的蓓蕾，有的已含苞初绽，好比一盏桃红色的石杯，让人绰约地看出杯心的一点殷红，它们比花朵本身更透出刺山楂的特殊的精神和不可违拗的品性，它不论在哪里发芽，不论在哪里开花，只能是桃红色的；它挤在花篱之间跟盛装的姑娘跻身于只穿家常便服、不准备外出的妇女们之中一样；它已经为迎接“玛丽月”作好一切准备，甚至仿佛已经成为庆典的一部分；它穿着鲜艳的浅红色盛装，那样光采奕奕，笑容可掬——这株信奉天主的、娇美可爱的小树啊！”花篱扶疏间，可以隐约看到园内有一条花草夹道的小径，除茉莉、三色堇和韭叶兰之外，还有紫罗兰打开了它们的钱包，象科尔多瓦①的古老的皮件散播着芳香，颜色近似凋谢的玫瑰；一条长长的水管盘旋在砾石铺就的台阶上，扎满小孔的喷头在香气被水润透的鲜花的上面垂直地展开一面由彩色水珠组成的棱镜般的团扇。忽然，我惊得无法动弹了，仿佛眼前的景象不仅呈现于我们的视觉，还要求我们以整个身心来作更深入的感应。一位头发黄得发红的少女，显然刚散步归来，她手里拿着一把花铲，仰着布满雀斑的脸在看我们。她的黑眼珠炯炯闪亮，由于我当时不会、后来也没有学会把一个强烈的印象进行客观的归纳，由于我如同人们所说的，没有足够的“观察力”以得出眼珠颜色的概念，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每当我一想到她，因为她既然是黄头发，我便把记忆中的那双闪亮的眼睛想当然地记成了蓝色。结果，也许她若没有那样一双让人乍一见无不称奇的黑眼睛，我恐怕还不至于象当年那样地特别钟情于她的那双被我想成是蓝色的黑眼睛呢。--------①科尔多瓦：西班牙城市，以生产皮件著称。我望着她，我的目光起先不是代替眼睛说话，而只是为我的惊呆而惶惑的感官提供一个伏栏观望的窗口，那目光简直想扑上去抚摸、捕捉所看到的躯体，并把它和灵魂一起掠走；接着，我担心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随时都可能发现她，会叫我过去，让我离开她，于是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变得蛮横起来，硬是强迫她注意我，认识我！她却把目光朝前一看又往边上一瞟，看到了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她定认为我们不值一理，所以她扭过脸去，冷淡而傲慢地侧身，使自己的容颜不留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但是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亲并没有看见她，他们在继续往前走；于是她斜眼朝我望来。她没有特别的表情，甚至显得视而不见，但眉宇间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微笑，两眼盯着我看。据我所掌握的有关礼貌方面的知识，她那种表情只能被认为是肆无忌惮的蔑视；她同时又做了个不体面的手势，根据我记忆中的那些交际标准解释，公然向不认识的人做出这种手势，只有一个含义，那就是故意侮慢。“快啊，希尔贝特，快来；你在干什么呢？”一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太太，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用权威的口吻，尖声地叫道。离她不远，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身穿斜纹便装，盯着我看；他那对眼珠子简直象要从眼眶里蹿出来似的；小姑娘顿时收敛了笑容，拿着铲子走开了，也没有回头看我，她显得那么听话，那么有城府，让人捉摸不透。就这样，希尔贝特的名字传到了我的耳畔，简直象符咒一般，刹那间把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也许有一天还能使我重新见到她。就这样，这名字传了过来，就象绿色的喷水管中喷出的水珠，那样尖利、那样沁人心脾地洒在茉莉和紫丁香的花丛之上；它用纯洁的空气渗透它所经过的地区，并以缤纷的虹彩笼罩那个地区，它还以它所指的那位姑娘的神秘生活，把那个地区隔绝起来，成为有幸同她一起生活、一起旅游的人们专有的禁地；这一声呼唤在山楂花下，在我的肩头，表明了他们亲密的关系，表明他们同她、同她神秘的生活是亲密无间的，我更觉痛心，因为我无法进入那个神秘的天地。有那么一小会儿（当时我们正在走开去，我的外祖父悄声说“斯万也怪可怜的，他们让他扮演什么角色！故意把他打发走，让她好跟夏吕斯厮混，那男的就是夏吕斯，我认得！还有那个小姑娘，也参与进这类丑事当中！”）我忽然产生如下的印象：希尔贝特的母亲口气那么厉害，她都不敢顶嘴，说明她并非高不可攀，也得听命于人；这个印象减轻了一点我的痛苦，给了我些许希望，也使我的爱恋之情有所收敛。但是，这种爱恋之情很快又在我的内心升腾起来，仿佛是一种反应，我的受到委屈的心想通过这一反应来同希尔贝特并起并坐，或者把她也贬到同样的水平。我爱她，我后悔当时没有来得及想到什么妙语气气她，让她伤心，迫使她记得我。我觉得她很美，所以我恨不能转身回去，耸耸肩膀对她喊一声：“您真丑，瞧您这怪样，叫我恶心！”然而，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走开了，心里留下了这个红头发、皮肤上布满红色雀斑、手里拿着一把铲子、笑着向我投来呆板而隐含深意的目光的少女的形象，并把它作为我这样年龄的孩子因无法违拗自然法则而不能得到的某种幸福的首例。她的名字在我和她一起听到呼喊的那片桃红色的山楂花下留下了芳香，这名字的魅力还将征服同它接近的一切；我的外祖父母有幸结识并没齿不忘的她的祖父母，崇高的经纪人的职业，以及她在巴黎居住的香榭里舍大街的那个令人断肠的地区，都因与她有关而增光添彩。“莱奥妮，”我的外祖父一回到家里便说道，“刚才你要是能跟我们一起散步才好呢。你一定不认得当松维尔了。可惜我不敢，不然我就折一枝你那么喜欢的桃红色的山楂花带回来送给你了。”我的外祖父跟我的莱奥妮姨妈讲述我们在散步中的见闻，既是为了哄她高兴，也许还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盼望哪一天能怂恿她下床，出门走走，况且我姨妈原先很喜欢斯万的那个宅院，斯万是她接见的最后一位客人，那时她早已闭门谢客了。而如今，倘若斯万前来探问她的近况（她是我们家唯一的斯万还要求见见的人），她会让人回话说，她累了，请他下次再来；同样，那天晚上，她听罢外祖父的叙述，便说：“是啊，等哪天天气好，我坐车去那儿的花园门口看看。”她这么说倒是诚心诚意的。她很想再见见斯万，重睹当松维尔的芳华；但是，她力不从心，真要这么做恐怕会累垮的。有时候，天气晴朗，她的精力多少充沛些，她起床梳妆；可是还没有跨出门槛她就感到累了，忙着要上床。在她身上，已经出现“人到老年万事休”的心境——只是比一般人来得早而已。她什么事都无心去做，只等着死亡临头，早早地把自己象蚕蛹一样地裹在茧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寿命很长，但在他们的晚年，即使当年曾是形影不离的情侣，即使当年曾是心心相印的密友，到了一定年纪，他们也不再为聚首而离家远行，甚至不再互致信札，他们认定了在这尘世间他们已无心曲可通。我的姨妈大概也心中有数，她不会再见到斯万，不会再出门，但是这种我们可能觉得痛苦难忍的幽闭生活，她大概倒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精力衰退，每天都感到困顿不济，不得不划地为牢约束自己；她每做一件事，每有一个举动，即使不感到痛苦，至少也感到吃力，这样，不活动、与世隔绝、悄悄度日，她反倒能得到摄身养息的舒适和悠闲。我的姨妈没有去看桃红色山楂花堆艳叠锦的花篱，但是，我每次都要问我的长辈：她会不会去？她从前是不是常去当松维尔？我想方设法抓住机会让他们提到斯万小姐的父母和祖父母，因为他们在我的心目中跟神仙一样伟大。斯万这个姓对我简直具有神话般的色彩，我跟我的长辈聊天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盼望他们提到这个姓氏，虽然我自己不敢把它叫出口，但是我拐弯抹角地引导他们触及同希尔贝特和她的家族有点关系、甚至牵涉到她本人的一些话题，好让我感到离她不至于太远；我有时会突然迫使父亲开口，譬如说，我假装以为外祖父的职务早就是我们家祖传的行业，或者假装以为莱奥妮姨妈想要去看的那座花篱是在公家的地界内，我的父亲就会纠正我的说法，告诉我：“不对，这个职务原先是由斯万的父亲承担的，那座花篱在斯万家的花园里。”于是，我不得不狠狠地吸一口气，因为斯万这个姓，沉重地压在我心中永远铭记的那个部位，使我透不过气来，每当我听到它，总觉得它比别的一切更丰满；它之所以特别有分量，是因我每次都早已在心中呼唤过千遍万遍。它引起我一种快感；我深感愧疚的是竟敢向我的长辈们索取这种快感。由于这种快感如此巨大，他们得耗费许多精力才能使我得到，而他们并不能得到补偿，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并无快乐可言。所以，我往往转移话题。出于谨慎，也出于顾忌。但是，当他们一说出斯万两字，我赋予这个姓氏的种种特殊的诱惑力又都活跃起来。那时，我突然感到，我的长辈们对它的魅力也不能无所感触，他们甚至站到了我的立场，发现我的着迷之处，不仅不责怪我，甚至同我共鸣，我简直就象把他们征服、把他们带坏似的感到无比地内疚。那一年，我的父母比往常早得多地决定了回巴黎的日子，动身的那天早晨，为了照相，他们给我卷了头发，并小心翼翼地给我戴了一顶我从未戴过的帽子，给我穿了一件丝绒的外套。我的母亲到处找我，终于在与当松维尔相接的小陡坡上找到了我。当时我正流着眼泪。搂住了长满尖刺的树枝在向山楂树告别，而且，我跟悲剧中的王妃那样，只觉得无用的衣饰是不堪忍受的负担，把我的头发做成堆在额前的小鬈鬈，实在是多此一举，我并不感恩，反而恨恨地扯掉卷发纸，把它们同我的那顶崭新的帽子一起踩在脚下①。我的母亲并没有因为我流泪而感动，她看到我的帽子被踩扁了，我的外套给糟蹋了，不禁叫出声来。我听不见她的叫喊，只顾哭着说道：“我可怜的小山楂树啊，不是你们使我伤心，逼我走。你们从来也不让我痛苦！所以我将永远爱你们。”我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对它们许愿说，我长大之后，决不象别人那样荒唐地过日子，即使在巴黎，遇到春天，我也不去拜客，不去听那些无聊的敷衍，而是要到乡下来探望第一批开花的山楂树。--------①这里，普鲁斯特间接地引用了拉辛的悲剧《费德尔》中的台词：“这无用的衣饰，这层层的纱，压得我好苦！是谁以多事的手给我把头发卷成这样，并细心地把发卷优美地堆在额前？”（第一幕第三场）我们去梅塞格利丝那边散步时，一走进田野，就再也离不开田野了。风好象通过一条无形的小路，无时无刻不把田野吹遍，我觉得风是贡布雷独有的神仙。每年，我们一到贡布雷，为了切实感受一下我确已身临其地，我总要登高去寻觅风的足迹。它在犁沟里跑着，叫我跟在后面追赶，在梅塞格利丝那边，在那片鼓鼓溜溜的、几十里都不见沟壑的平原上，风总在人们的身边吹拂。我听说斯万小姐经常去朗市住几天，虽然离这儿有几十里之遥，由于中间没有阻隔，距离也就相对地缩短了。炎热的下午，我看到那同一股轻风从极目处吹来，把远方的麦梢压弯，然后象起伏的波浪驰遍寥廓的田野，接着它暖暖乎乎地、悄声细语地伏到我脚下的野草丛中。我与她共有的这一片平原仿佛使我们更接近，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当时想，这股轻风曾从她的身边吹过，风的悄声细语传来了她的某些消息，只是我听不懂罢了。所以，风吹拂过我的跟前时我拥抱了它。左边有一个村庄，叫尚比欧村（本堂神甫称它为CampusPagani——异教庄）。右边，在一片麦田的上面，遥遥可见圣安德烈教堂的两座钟楼，雕琢得很精致，颇有乡土风味，它们也跟麦穗似的，尖尖翘翘，瓦片蜂窝般地一格格紧扣成行，象正在变黄的麦粒。苹果树的树叶，长得与其它果树不同，一般人不会认错；在绿叶的衬托下，枝头间距对称地绽开一团团宽瓣的、白缎般发亮的花朵，或者半悬着一簇簇羞红的、欲开还闭的蓓蕾。在梅塞格利丝那边，我第一次注意到苹果树在阳光明媚的大地留下圆圆的树荫，夕阳在树叶下面斜投下一丝丝金线；我看到父亲用手杖截断那丝丝金线，而它们却宁折不弯。有时，下午的天空中出现苍白的月亮，象一朵白云在悄悄地运行，没有光泽，好比没有登台的女演员，穿着平时的服装，不事声张地悄悄坐在剧场里看看同行的演出，但愿不引人注意。我喜欢在画上、在书中见到月亮的形象，但是当年我所欣赏的那些艺术作品，与今天我觉得把月亮描绘得很美、甚至都认不出那是月亮的艺术作品，有多大的不同呀——至少在早年，在布洛克打开我的眼界，使我的思维更倾向于纤细的和谐之前是这样的。那些作品，例如森蒂纳的某部小说，格莱尔的某幅风景画，把月亮描绘成清晰地悬挂在天空的一弯银镰，诸如此类的作品同我自己心目中的印象一样地稚拙粗俗，我外祖母的两位妹妹见到我喜欢这类作品就很生气。她们认为，给孩子们看的作品，孩子们看后由衷地表现出欣赏趣味的作品，应该是一个人成年之后仍叹赏不已的作品。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学价值一定是同具体的物质一样，眼睛一看便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不必在内心经过一些等价物的耳濡目染，慢慢酝酿成熟。凡德伊先生在蒙舒凡的住宅，面临一潭深涧、背靠灌木丛生的山坡，就在去梅塞格利丝那边的路上。所以，我们常在散步时遇到他的女儿驾驶一辆轻便货车飞快地从我们身边驰过，近年来，我们见她已不再独来独往，总有一位年纪比她大的女友陪伴着她，那人在这一带名声不好，后来般到蒙舒凡定居。大家都说：“凡德伊先生准是被那女人的甜言蜜语迷住了心窍，才听不到人家背后的议论。他平时听到一句不得体的话都会面红耳赤的，如今居然允许自己的女儿跟那样的女人在家里出出进进，还说那女人不平凡，感情丰富，在音乐方面更有不同寻常的才情，可惜她过去没有得到发挥。他可能明明知道那女人并不关心他女儿的音乐修养，而是教唆她干别的事。”凡德伊先生倒真是这么说过；事实上，一个人凡同谁有过肉体上的关系，总能使那个人的亲属对他（或她）的精神品质产生由衷的钦佩。肉体之爱尽管受到那样不公正的诋毁，却能迫使每一个落入情网的人把内心的善良和献身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他（或她）的亲朋好友感到光彩夺目。贝斯比埃大夫多亏他那副大脑门和那两条浓眉，可以随心所欲地扮演坏蛋，但他的模样却根本不象，所以不会有损于他作为大好人的不可动摇、但名不副实的声誉。他用粗鲁的语气说了下面这番话，巧妙地把本堂神甫和大伙儿逗得笑出了眼泪：“敢情！据说这娘儿们跟她的朋友凡德伊小姐在搞音乐。看来真让您感到意外。我反正不知底细。昨天，那个当爸爸的还跟我这么说呢。怎么说，那丫头爱好音乐没错，我不赞成压抑孩子的艺术天分。显然，凡德伊也不赞成，况且他自己还跟他女儿的女朋友一起玩音乐呢。哈！天晓得。他们家成了音乐窝了。你们笑什么呀？只是那帮人音乐玩得太过分。那天我在公墓附近遇到凡德伊老先生。他腿力不济，都站不稳了。”那一阵，我们发觉凡德伊先生遇到熟人便躲避，只要远远瞅见熟人，他就绕道走开；几个月里他明显地老了许多，愁眉苦脸。凡跟他女儿的幸福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他一概无心过问；他经常整天整天徘徊在亡妻的坟前。显而易见，他内心痛苦得要死；谁都不难推测，他对于流言蜚语并非一无所闻。他全都知道，还甚至相信这是事实。对于一般人来说，无论他的德操有多么高洁，遇到纠缠不清的情况，也许只能安之若素地同他一向深恶痛绝的劣迹朝夕相处，因为他无法识破那些披着伪装的劣迹，因为它们都是以特殊的形式出现在他的眼前的，他感到难受，却又无法判定：例如，某天晚上，他耳闻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目睹一些难以理解的举动，而说这些话、作这些举动的人，偏偏是他有种种理由应予以爱怜的人。但是，要逆来顺受，处于一般人错误地认为唯独吉卜赛人才有的那种处境，对于象凡德伊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会比别人更感到痛苦得多。癖好是自然天性在孩子身上诱发出来的东西，有时甚至只需调和父母的德操，就象调和孩子眼睛的颜色那样，便能诱发出一种癖好来，而每当这种癖好需要必不可少的场合和起码的安全时，就会出现吉卜赛人那样的处境。不过，凡德伊先生或许对他女儿的行为有所了解，他对于女儿的宠爱却并不因此而稍减。事实钻不进我们的信念的领域，既不会产生信念，也不会摧毁信念；它们尽管持之以恒地驳斥我们的信念，却不能动摇我们人的信念；倘若谁家连续遭难，疾病灾祸下断降临，也决不会使这家人怀疑上帝的仁慈和医生的高明。但是，当凡德伊先生以一般人的观点从名声的角度，为自己和自己的女儿着想时，当他力图使自己同女儿一起跻身于受到普遍尊敬的人们的行列，他就不免有社会成见，同贡布雷最敌视他的居民所抱的成见毫无二致，他发觉自己已经同女儿一起沉沦到最为人不齿的末流，于是他的举止近来变得自卑、谦恭，见到谁都象从下贱之处仰慕高高在上的贵人（尽管有人过去比他卑下得多），而且他还表现出一种竭力高攀的倾向，这是一切落魄的人必然会有的一种机械反应。有一天我们正同斯万先生在贡布雷镇上的一条街上走着，从另一条街上出来的凡德伊先生猛不防同我们迎面遇上，他不及躲避，斯万先生便同他聊了好久。斯万先生是那种见过世面的上流人，言谈举止透出体恤下情的仁慈，他不仅能把自己的道德偏见统统消除，还能从别人蒙羞的处境中找到可以宽恕的理由。这种宽厚的表示，他自己比受惠者更感到难能可贵，从而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满足。过去，他从未同凡德伊先生交谈过，今天，他在向我们告辞之前居然问凡德伊先生，能不能让他的女儿去当松维尔玩玩。这样的邀请在两年前肯定会使凡德伊先生大为恼怒的，可是今天他却为之感激涕零，并由此而认为自己受之有愧，切不可不知深浅地接受。他觉得斯万先生对她女儿如此厚道，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体面的、亲切的支持；他想或许不乘机利用为好，心领他的好意岂不更美吗？“他多风雅啊，”斯万向我们告辞之后，他连声叹道，那口气就象伶俐漂亮的平民女子，对一位公爵夫人的风度佩服得五体投地似的，尽管公爵夫人又丑又老，她却打心眼儿里仰慕。凡德伊先生也怀有同样的激动。“他多风雅啊！可惜他同一个门户不当的女人结了婚，真令人痛心！”当时，最真挚的人言谈中也不免掺杂许多虚情假意，跟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总把对他的看法忘得一干二净，等他一走，又赶紧对他评头论足。我的长辈们同凡德伊先生一起惋惜斯万的婚姻不当，说它背离原则，不合规矩（他们甚至同凡德伊先生一起提到了那些原则和规矩，以表示他们跟他一样，都是规矩人），显然，言下之意，认为凡德讲先生家倒从没有类似的越规行径。凡德伊先生没有让他女儿上斯万家去玩。倒是斯万先生因此而感到遗憾，因为，每当他遇到凡德伊先生，临分手时总要问问某一位也姓凡德伊的人的近况，他认为那人准是凡德伊先生的本家。临了，他还总不忘记问一句要紧话：什么时候凡德伊先生准备带他的千金光临当松维尔？由于去梅塞格利丝那边散步是我们到贡布雷镇外散步的两条路线中较短的一条路线，所以我们总在天气变化不定的日子才去，于是梅塞格利丝那边的天气经常是潮湿的，而我们的眼光也始终盯住鲁森维尔森林中的那片空地；森林里枝繁叶茂，必要时我们可以去避雨。经常是太阳藏在一片云彩的后面，云彩使太阳的脸庞改变模样，太阳又把云彩的边缘抹上黄色。田野虽依然明亮，但没有光彩，草木生灵似乎都悬在半空，鲁森维尔那边的小村落在天边精致而细密地刻下一幅鳞次栉比的白色屋脊的浮雕。一阵轻风惊起一只乌鸦，它扑扑地飞到远处又重新落下，远处白垩垩的天空把树林衬托得更加清幽，象老式房子里点缀炉壁的釉砖，蓝得发亮。有时候，眼镜铺厨窗里的晴雨表所预告的那场雨终于开始落下，雨点象列队飞翔的候鸟，密集成行地自天而降。它们彼此紧挨着，在迅速的飞驰中，没有一滴离队，每一滴雨水都不仅各守其位，还带动着后面的雨点紧紧地跟上，天色顿时象飞过一群春燕似的暗了下来。我们跑到林中去避雨。阵雨过后，偶尔还掉下几滴懒洋洋慢吞吞的雨点，我们也顾不得了，只管走出树林，因为那种雨点只在树叶间嬉戏。地上几乎已经干了，而树上倒还有不止一颗两点在叶脉间追逐，或者挂在叶尖休息，迎着阳光闪烁，冷不防地从它停歇的枝头落下，滴到我们的脸上。我们还经常慌慌张张地跑到圣安德烈教堂的门廊下同圣徒和长老们的石雕塑像在一起避雨。那座教堂的法国风味多浓烈呀！门上的圣徒、国王、骑士，各人手执一枝百合花，或参加婚典，或出席葬礼，都维妙维肖地表现出在弗朗索瓦丝心目中他们所应有的那种神情。当年的雕塑师还刻画了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作品中的故事场面，但是，手法上却与弗朗索瓦丝在厨房里随口提到圣路易往事的语气相仿，听她的语气好似她本人认识圣路易，对他的为人了如指掌，而且一般来说，提到他总是为厂把他跟我的外祖父母作对比，照她看，我的外祖父母不如圣路易“公正”。我们可以感觉到，中世纪的石雕艺术家和中世纪的这位（一直活到十九世纪为我们掌勺烹调）女农民对于古代历史或基督教历史的概念，显然都既不准确又朴实单纯，他们的历史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直接来自古老的、在口头代代相传、世世接续的传说，原先的模样虽说已经难以辨认，但它始终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我从中认出另一位贡布雷的人物，他也在圣安德烈教堂的奇特时代的雕塑群像中得到了预示，那就是加米杂货铺的小伙计，年轻的戴奥多尔。弗朗索瓦丝居然也感到他是本乡本士、古道热肠的牢靠人，所以，当我的莱奥妮姨妈病情加重，弗朗索瓦丝单独一人已无法帮她翻身，抱她坐到靠椅上去的时候，她宁可去叫戴奥多尔帮忙，也决不让帮厨女工上楼去“讨好”我的姨妈。而那位平日被人们公正地看作捣蛋鬼的小伙子，内心却充满了圣安德烈教堂浮雕里的精神，尤其是充满了弗朗索瓦丝认为对“可怜的病人”、对她的“可怜的女东家”应该怀有的那种敬爱之情。他把我的姨妈的头扶上枕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既天真又热忱，跟浮雕中手持蜡烛围绕在虚弱的丝母跟前的天使一样，仿佛那些灰秃秃的石雕的面容跟冬天的树木似的，不过暂时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而已，早晚会在象戴奥多尔那样既敬畏神尊又透出狡猾、红得好比熟透的苹果似的千百张老百姓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奕奕的生气。有一位女圣徒的形象，已经不再象那些天使一样依附在石头上了，而是从门廊的群像中脱身而出；她的身材比真人高大，端立在一座石基上，仿佛站在一张板凳上免得双脚沾到潮湿的土地似的；她的面容丰满，结实的乳房鼓起了胸口的衣衫，象装在麻袋里的成熟的果实；狭窄的脑门，短小而淘气的鼻子，深陷的眼窝，活脱是一副当地农家女的健壮、粗犷而泼辣的模样。造型上的这种惟妙惟肖，给塑像精微入理地注入一种我原先没有期望看到的柔美的情致。经常有几位村姑也象我们一样前来避雨，她们的音容体态更佐证了塑像造型的准确，正如在石刻的枝叶旁边的缝隙里长出的野枝野叶，仿佛有意要跟雕塑作个对比，以使人认识到艺术作品刻画得多么逼真在我们的正前方，鲁森维尔遥遥可见，那儿是一片乐土呢，还是遭到天罚的罪恶之地？反正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有时我们这儿的雨已经停歇，鲁森维尔仍继续象《旧约》里说到的那个村子一样受到暴雨的惩罚，如注的雨水象一条条鞭子抽打着城里居民的房屋，有时它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重新露面的太阳把象祭台圣器上反光一样的长短不齐的金色光芒流苏般地垂到鲁森维尔的城头。有几次天气坏得无以复加，我们只能回家或者索性闭门不出。无论哪边的田野都阴沉沉、湿漉漉的，远远望去直如茫茫大海，几幢孤零零的房屋依附在黑暗和雨水半淹的山坡上，象一条条收起船帆的小舟在泛光，一动不动地停泊在茫茫夜海中，下一场雨，甚至下一场狂风暴雨更有何妨！夏天，恶劣的天气不过是晴朗天气的一时的脾气，表面的阴沉掩盖不住潜在的、固有的晴朗；同冬天的不稳定的晴朗大不一样，夏天的晴朗则在地上扎了根，化作茂密的枝叶；雨水滴在枝叶上，并不能损害枝叶的欣欣向荣，整个夏季，晴朗的天气把它的淡紫色或白色的旌旗插遍村里的大街小巷，招摇在房舍和花园的墙头。我坐在小客厅里读书，等着吃晚饭，听到如注的雨水从花园里的醋栗树上滴下，我知道瓢泼大雨只是使树叶更滋润、更油亮，那些树就象是夏天的抵押品，整夜经受着雨淋，为的是确保晴朗天气的延续不断；我知道，尽管下雨，明天当松维尔的白色栅墙上，心形的丁香叶依然会茂密地摇摆不停；我遥遥见到贝尚街的那棵杨树在暴风雨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我并不感到忧伤；我听到滚滚的响雷在花园那头的丁香树丛中驰过，我也不因此而惆怅。倘若大清早就阴雨不止，我的长辈们就放弃散步，那我也无法出门了。但是后来我习惯于单独一人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散步。那年秋天。我们来到贡布雷奔丧，因为我的莱奥妮姨妈终于死了。她的死既证明了认为她所采用的疗法只会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终致死的说法言之有理，也证明了始终认为她害的不是臆症而是器质性病变的观点才是真知灼见；她这一死，原来的怀疑论者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输。她的死只引起一个人的巨大的悲痛，这个人偏偏是没有文化的粗人。在我的姨妈病重不起的最后十五天中，弗朗索瓦丝日夜守护在她的身边，她不脱衣睡觉，也不让任何人去帮忙照料，直到姨妈下葬，她才与她分手。原来姨妈对弗朗索瓦丝疾言厉色，怀疑她居心叵测，对她常发脾气，使弗朗索瓦丝成天提心吊胆，过去我们以为她对姨妈一定暗怀恨心，此刻我们才知道，她怕姨妈其实是敬畏，是爱慕。那是她的真正的女主人，她在世时，尽打让人无法预料的主意，施加让人难以抵挡的花招，但她天生的慈悲心肠，容易动情，如今，这样的女王，这样神秘莫测、至高无上的君主离开了人世，同她相比，我们在弗朗索瓦丝的心目中太渺小了。这以后，我们虽年年到贡布雷去度假，但要过好些年我们在弗朗索瓦丝的心目中才赢得我的姨妈当年享有的威望。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忙于办手续、同公证人和佃户们交谈，很少有空外出；况且偶尔有空，天公又往往不作美，所以就常常让我独自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散步。为了挡雨，我披上一件苏格兰大氅，我有意把它搭在肩上，因为我感到弗朗索瓦丝一见到苏格兰花呢上的方格子就会生气，我们无法跟她讲这样的道理，说衣裳的颜色同孝服没有关系，此外，我们对姨妈的死所表现出的悲伤，她也感到不满，因为我们没有举办大规模的丧宴，我们提到姨妈时没有用一种特别的声调，而且我甚至于有时候嘴里还哼哼歌曲。我相信，倘若有哪一本书，根据《罗兰之歌》或者圣安德烈教堂里那些浮雕的场面，提出这类服丧的观点，我会跟弗朗索瓦丝一样，认为非常动听，而且欣然同感的。但是，弗朗索瓦丝就在我的左右，于是总有一个魔鬼唆使我故意气气她，我抓住一点借口，就跟她说：姨妈死了。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她虽然有些可笑之处，但毕竟是个好心肠的人，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姨妈；倘若她虽是我的姨妈，但我觉得她很讨厌，那么她死了我也决不会难过。——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在哪本书里，连我也会觉得大逆不道的。如果那时弗朗索瓦丝象诗人一样，对于悲痛，对于家庭的悼念，只有一种流动不定的、模糊的意识，对我的那套理论无从对答，只是说：“我也说不清楚，”那我倒会无愧于贝斯比埃大夫的指教，通情达理地对她的自认无知，狠狠地挖苦几句，自鸣得意一番；倘若她又说：“她毕竟跟您沾亲带故，对亲友总还得尊敬才是，”那么我会耸耸肩膀，独自咕哝一句：“我真是好心到家了，跟这样信口雌黄的文盲白费口舌。”就这样，我采取一般人的狭隘观点来判断弗朗索瓦丝的优劣，扮演了那些最卑视片面思想的君子们在生活中遇到婆婆妈妈的场面时最可能扮演的角色。那年秋天，我觉得散步特别开心，因为我总是读了好几个钟头的书之后才出去散步的。整整一上午，我坐在大厅里读书，读得感到累了，我就把苏格兰大氅往肩上一披，出门散步去。我的身子经过长时间的静止，积累了充沛的活力，需要象被撒出手的陀螺一样，在转悠中消耗积聚的能量。房舍的外墙，当松维尔的花篱，鲁森维尔森林中的树木，蒙舒凡背后的灌木丛，都受到我的雨伞或手杖的抽打，都听到我的欢快的喊叫。这些喊叫，只是一些模糊的感触，还没有在光明中找到归宿，它们等不及得到缓慢而困难的澄清，宁可找一条立即宣泄的捷径。我们对内心的感情所作的所谓的表白，其实大多不过使我们借以解脱，让我们的感受以一种模糊的形式从我们的内心释放出来，而模糊的形式根本不能使我们认识到感受的真谛。当我试图总结一下我在梅塞格利丝那边究竟有何所得，我从意外的景色或者起码引起我感奋的原因中间究竟得到多少细小的新发现时，我不禁想起那年秋天，我散步走到蒙舒凡身后那片灌木丛生的山坡附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印象和我们习惯的表白之间有多不协调。我兴高采烈地同风雨搏斗了一个小时之后，来到了蒙舒凡池边一座瓦片覆顶的小屋前，那是凡德伊先生家的园丁放置园艺工具的小屋。太阳又重新露头，它的金色的光辉经过暴雨的洗涤，鲜亮地闪耀在天边，闪耀在枝头、小屋的墙上，以及依然湿润的瓦片和屋脊上。一只母鸡在屋脊上漫步。吹拂而过的风把生长在墙缝里的野草一片片拉平，母鸡身上的羽毛也全都竖立起来，象一簇没有感觉的、轻飘飘的东西似的，听凭来风直吹到羽毛的根部。阳光又使池水象镜子一样反照出池边的景物，小屋的屋顶在水面上形成一块桃红色的斑纹，过去我还从来不曾注意到有这样一块斑纹。我发现水面和墙面泛起苍白的微笑，同天空的微笑遥相呼应；我不禁激动万分，举起我已经收好的雨伞，啧啧地叫好。同时，我感到我不应该只限于叫出含义不清的啧啧声，而应该把我欣喜的根由弄明白。也是在那一次，我才知道同样的激动并不同时以预定的顺序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这得多谢一位路过的农民；当时他脸色已经不很痛快，我手舞足蹈，差一点把雨伞打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就更阴沉了。我高兴地说：“好天气，是不是，出来走走真痛快。”他的反应却很冷淡。后来，每当我看了半天书，有兴致想找人聊聊的时候，我所盼望同我聊聊的朋友总是谈兴已过，但愿别人让他安心看书。倘若我孝心勃发，想到我的父母，并决定做点最能博得他们欢心的事，他们总偏偏在那个时候指责我早已忘记的一件过错，他们偏偏赶在我打算扑上去吻他们的当口对我横加训斥。有时候，除了孤独给予我的激动外，还有另一种我无法判明的兴奋心情，那是由一种欲望引起的，我盼望眼前突然出现一位农家女子，好让我拥进怀里。在许多完全不同的思绪中间，突然萌生这样的念头，而且我都来不及确切地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只觉得随之而来的快感不过是一切思绪所给予我的快感的一种升华。那时我所想到的一切——覆盖着瓦片的屋顶在水面上形成的桃红色的倒影，墙缝里的野草，我早就想去看看的鲁森维尔的村落，森林里的树木，教堂的钟楼，都由于我内心感受到那种新的激荡而具有进一步的价值，因为我认为正是这一切激起了我快感的升华，它象一股强劲的、神秘莫测的顺风，鼓满了我的风帆，仿佛要把我更快地送进这一切的怀抱。但是，盼望有姑娘出现的念头对于我来说固然给妖娆的自然增添某种回肠荡气的魅力，反之，大自然的魅力也让少女过于局限的妩媚得到了扩展。仿佛树木的婀娜也体现了姑娘的美，仿佛远眺所见的自然风光，鲁森维尔的村落，我那年所读过的书，都各有自己的精魂，而那精魂要由姑娘的一吻来传递给我似的，我的想象一经触及我的肉体感受，便取得了蓬勃的活力，它象电流传遍我想象所及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我的欲望再也没有局限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浮想联翩时经常有这种情况，那时习惯的作用暂时中断，我们对事物的抽象概念也都被抛到一边，我们由衷地相信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生命别具一格，自有它独特的个性，所以，我的欲望所召唤的姑娘对我来说并不是这类人物的一般典型，并不只是女性，而是这片土地的必然的、自然的产物。因为，在那时，凡身外之物，无论大地还是生灵，我都觉得格外可贵，格外重要，具有格外真实的生气；它们在成人的心目中就没有这么可贵、这么真实。而大地呀，生灵呀，那时与我紧紧相连。我想要见到梅塞格利丝或鲁森维尔的农家女，想要见到巴尔贝克的渔家女，正同我想见到梅塞格利丝的风光、巴尔贝克的景物一样。如果我随心所欲地改变她们所处的环境，那么她们可能给予我的愉快就会变得不那么真实，我甚至会对这种愉快失去信任。在巴黎结识一位巴尔贝克的渔家女或一位梅塞格利丝的农家女，简直就象得到我在海滩上从未见过的贝壳，收下一簇我在树林里没有遇到的蕨草，等于把环境给予我的愉快从她给予我的愉快中剔除，然而我想象中的她是被自然美景所簇拥的。倘若我在鲁森维尔的森林中徜徉，却碰不到一位可以拥抱的农家姑娘，那就无法认识森林隐秘的宝藏，无法认识它深层的美。我想象中只见那位姑娘周身披满树叶的投影，她在我的心目中本身就是一株当地生长的植物，只是在品位上比其它植物更高级，她的结构可以使我更深入地领略到当地的气息。我之所以那么轻易地认准这一点（而且相信她为了使我体会更深而给予我的爱抚也是别具一格的，除了她之外，别的姑娘不可能让我体会到那样的愉快），因为我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很幼稚，还没有把赢得各种女人的心、从不同的女人那里得到的愉快加以抽象，还没有把这种愉快概括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把不同的女人只看作取得同一愉快的工具，彼此可以任意变换。可是当时，我思想中的这种愉快甚至不是孤立地、与其他事物无关地、自成一格地存在着的，既没有为追求女人而追求的目的，也没有事先感到心乱如麻之类的经验。好似一想到它就能唾手可得；把它称作愉快倒不如称作姑娘的魅力更妥贴；因为我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超脱自己。这种暗自期待的、内在的、隐秘的快感，只在某些时候达到高潮，那就是当我们身旁的哪位姑娘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吻我们，引起了我们另外的愉快的时候，那种愉快在我们的感觉中，尤其象一种感激涕零的冲动，感激她的由衷的善意，感激她对我们令人心醉的惠顾；我们把这种善意、这种青睐比作恩典，比作使我们得到满足的幸福。唉！我枉然地恳求鲁森维尔的塔楼，就象请求我唯一的知心朋友似的，请它让村里的姑娘到我的身边来，因为我在贡布雷家中楼上那间充满菖蒲花芳香的房间内，在那扇半掩半启的格子窗中间，只见到那座钟楼的塔影，我把最初在我内心萌动的种种欲念，都告诉了它；我本象探险的旅行家或者绝望得要自杀的人一样，在做出壮烈举动之前不免踌躇再三，而终于心灰意懒，想从自身中另辟蹊径，却又自以为面临山穷水尽的绝境；忽然，我发现，除了垂到我眼前的那株野生的黑加仑树的枝叶外，还有这样一条象蜗牛行迹似的大自然的脚印。而现在我哀求它，它却不予理睬。我白白地把我眼前的一大片田野盯住不放，我用我的眼光挤压这片田野，想从中挤出一位姑娘来，结果枉费精神。我虽然可以一直走到圣安德烈教堂的门廊下去碰运气，但是我从来只有跟外祖父一起去的时候，才能有把握地遇到农家姑娘，而那时又无法跟她交谈。我心神不定地盯住远方一棵树的树干，盼望从树后走出一位姑娘来；被我目光搜索的远方却始终不见人迹。天色渐暗，我无望地把注意力紧紧地贴住这片贫瘠的土壤，这片枯竭的大地，仿佛要从中吸出可能隐藏着的生灵；我不再兴高采烈、而是恼恨万分地敲打着鲁森维尔森林里的树木，从这些树木间不会走出什么活人来了，仿佛它们只是画在一片环形画布上的形象。我虽然不愿意在没有拥抱到我那么盼望拥抱的姑娘之前就甘心回家，但我毕竟不得不返回贡布雷；我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半路上意外邂逅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再说，即使半路上遇到她，我敢同她攀谈么？我想，她或许会把我当作疯子；我不再相信我在那几次散步中所产生的不现实的欲念会得到别人的共鸣，不再相信这样的欲念在我的内心之外仍是真实的。我只觉得这是我的气质的产物，是纯主观的、无能的、幻觉的创造。这些欲念与大自然、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于是现实失去了它的一切魅力和意蕴，只成了我的实际生活的一个沿袭的框架，正等于坐在车厢里的旅客为了消磨时间看一本小说，车厢就是那本小说的幻想世界的框架。几年之后我在蒙舒凡附近所产生的印象或许也是这样的，那时印象还很模糊，隔了很远我才猛然想到施虐狂这个概念。最终你会看到，这个印象对我一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出自别的理由。那一天，天气很热，我的长辈们有事出门，白天回不来，就对我说，我愿多晚回家随我的便。我一直走到蒙舒凡的池塘边，我爱看池水中屋顶的倒影，我躺在以前我父亲拜访凡德伊先生时我在外边等他的那片灌木丛生的山坡上，居然睡着了。等我醒来，天几乎黑了。我正打算爬起来，这时，我看到了凡德伊小姐（至少我当时认为自己认出是她，因为我在贡布雷难得见到她，而且当初她还是个孩子，那时她已经开始长成一位少女了），她准是刚回家，离我才几厘米远，就在我的眼前，就在她父亲曾经接待过我的父亲、她用来当作自己的小客厅的那个房间里。窗户半掩着，房间里已经亮灯，我能看到她的一举一动，她却看不到我；但是我倘若踩响灌木丛的枯枝，她会听到声响，以为我有意躲在那里偷看她呢。她穿着孝服，因为她的父亲去世不久。我们没有去看她，我的母亲出于一种美德才不愿意去看她，对于母亲来说也只有这种美德才能限止她善良的宽宏，那就是廉耻心；不过她还是打心眼儿里可怜凡德伊小姐的。我的母亲念念不忘凡德伊先生凄凉的晚年，他对女儿既象母亲又象女佣那样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的余生，先是为女儿操心，后来又陷入女儿给他引起的痛苦之中；老人在最后几年中满脸愁苦的情状，我的母亲一直历历在目；她知道，凡德伊先生放弃了把自己最后几首作品完整地记在乐谱上的计划，那些虽只是一位钢琴老教师、乡村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师的惨淡经营之作，本身想必没有多大价值，但我们并不小看它们，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在他为女儿作出牺牲之前，它们曾是他苟活人世的理由，其中大部分甚至连音符都没有记下，只保留在他的脑海中，有一部分则分散地记在一些零碎的纸片上，笔迹不清，肯定要失传了。我的母亲还想到凡德伊先生无可奈何地放弃的另一件事，那就更惨不忍言：他不得不放弃对女儿日后取得既正派又受人尊敬的幸福前程的期望；这件事最伤透我的姨祖母们以前的这位钢琴老师的心，我的母亲一想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总不免扼腕叹息，她想凡德伊小姐一定也恨恨不已，当然苦涩之情完全不同，凡德伊小姐的伤悼中应夹杂着悔恨，因为她的父亲几乎是被她害死的。“凡德伊先生怪惨的，”我的母亲说，“他为女儿活着，也为女儿而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既然死了，他还能得到什么报答？怎么报答法？只有他的女儿才能报答他的恩情。”在凡德伊小姐的客厅靠里面那一头的壁炉架上，放着一帧她父亲的遗像。她一听到大路上传来辚辚的车马声，就赶紧过去把遗像拿过来，然后坐到长沙发上，拉过一张小茶几，把遗像放在上面，那情景跟当年凡德伊先生把他想演奏给我的父母听的曲谱放到自己的手边一样。不一会儿，凡德伊小姐的女朋友走进客厅，她打了个招呼，却没有起身，两只手还枕在脑后，而且把身子往沙发的另一头移了一移，仿佛给来客腾出地方坐似的。但是她立刻意识到她似乎应该对来客采取一种也许她自己认为是多余的态度。她想她的朋友可能更愿意坐得离她远些，她感到自己有失检点，敏感的心灵于是警觉起来；她又躺靠在整张沙发上，闭上眼睛，连打哈欠，表示她之所以躺下只是因为她想睡觉了。虽然在她跟那位女朋友的关系中不加掩饰的亲热占了上风，但是我发觉她的言谈举止，仍带有她父亲讲究繁文缛节、闪烁其辞的特征；她经常欲言又止，突然拘谨起来。她刚闭上眼睛，又立刻起身，假装想去关窗，偏偏又关不上。“让它开着吧，我热，”她的女友说。“开着多别扭啊，人家会看见咱们的，”凡德伊小姐回答说。她一定猜到她的朋友会怎么想；她的朋友知道她这么说无非是有意逗她接话，说些她想听的话，但出于谨慎她又不便挑明，而是要对方主动地说出来。所以，当她急急忙忙地补充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一定出现了当年我的外祖母特别赏识的表情，不过当时我还分辨不出来罢了。她急忙补充的话是：“我说看见咱们，意思是看见咱们读书学习，想到人家的眼睛在瞅着咱们，咱们干什么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有多别扭呀。”她本性宽厚，更出于一种不自觉的礼貌，她没有把事先考虑好的话说出口，虽然她认为这些话是圆满实现自己愿望必不可少的。在她的内心深处，任何时候都有一位羞怯而恳切的处女，在哀求一个占了上风的粗鲁的兵痞子不要对她无礼，不要逼近她。“对了，这么晚了，在这样人头挤挤的乡下，倒真会有人看咱们的，”她的女友挖苦道，“看见又怎么样！”她接着说（同时她认为在好心地说出这番话时有必要狡猾地挤挤眼睛，就好比在读一篇她明明知道凡德伊小姐爱听的文章，她偏要拿腔作调，读得玩世不恭），“谁爱看谁就看好了，这不更好吗？”凡德伊小姐哆嗦了一下，站起来。她那既拘谨又多情的心眼儿不知道该由衷地说些什么话才符合她七情六欲所需要的宣泄。她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真正的天性，找些风骚姑娘才说得出口的话来，她真巴望自己是这样的人；可是她自以为说得很自然的话到她嘴边却显得虚假不堪。她敢于说出口的那几句话，口气倒不小，其实很牵强，一向腼腆的习惯使她仅有的一点儿泼辣也无从发挥。只听她讷讷说道：“你既不冷，也不太热，你不愿意一个人呆着读什么书吧？”“我觉得小姐，您今天晚上有点儿春心荡漾。”她终于这样说道，大概是重复她曾经从她的女友口中听到过的一句话。凡德伊小姐感到她的女友在她的乔其纱胸衣的叉口处吻了一下；她象挨到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地轻叫一声，便闪开了。于是两人跳着蹦着地追逐起来，宽大的袖子象翅膀一样在扇动；她们叽叽格格笑得象两只调情的小鸟。后来凡德伊小姐终于倒进沙发，她的女友立刻压在她身上，但是这位女朋友有意把背部扭向放着已故钢琴教师肖像的那张小桌。凡德伊小姐心中有数，除非她提请注意，否则她的女友是决不会理会那帧肖像的。所以她装作刚刚发觉似的对她的女友说：“啊！我父亲的肖像在看着咱们呢！不知道谁又把它放在小桌上了。我说过多少遍，那儿不是放照片的地方。”我记得当年凡德伊先生关于琴谱也对我的父亲说过同样的话。那帧肖像一定习惯于被她们当作亵渎仪式的工具，因为那位女友的答话看来就是这类仪式的唱和；她说：“让它呆着吧！反正他不能再讨咱们的嫌了。你以为那老东西看到你在这儿，看到窗户敞着，还会哭哭咧咧地来给你披上外衣么？”凡德伊小姐答道：“得了，得了，”这句稍有遣责之意的答话倒证明了她天性的宽厚，她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人家用那种口吻谈论她的父亲她听了生气（显然，不知出于什么奇奇怪怪的逻辑，每逢这样的时候总有一种感情她是习惯于埋在心里而不予表露的），而是因为这么说等于给自己一个约束，她的女友在想方设法给她提供快乐，她为了不显得只顾自己就有意给自己来点约束。然而，这种对亵渎言行的温和的折衷，这种娇声娇气的假怪嗔，对于她坦诚的天性来说，显得特别卑鄙，简直象男盗女娼之流的甜言蜜语；她偏偏想精通这类无耻之道。但是，她无法抗拒快乐的诱惑；有人对她温柔备加，她感到由衷地高兴，偏偏这人对无力自卫的死者如此刻薄。她跳起来坐到她的女友的腿上，天真地把头伸过去给她吻，好象她是她的女儿似的；同时她心花怒放地感到，她们俩这下子要狠心到底，一起到凡德伊先生的坟墓里去盗走他的父爱了。女友捧住凡德伊小姐的脸庞，在额上吻了一下，吻得那样温顺，因为她对凡德伊小姐非常疼爱，她想给如今成了孤儿的少女的凄楚生涯增加一些消愁解忧的乐趣。“你知道我想给这老怪物来点什么吗？”她拿起肖像说道。她又凑到凡德伊小姐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我听不到的话。“哦！你不敢吧？”“我不能啐？往这上面啐？”女友故意恶狠狠地说道。下文我就听不到了。因为凡德伊小姐无精打采地、笨手笨脚地、慌慌忙忙地、一本正经地、愁眉苦脸地过来关上了百叶窗。我总算知道了生前为女儿吃尽种种苦头的凡德伊先生死后得到了女儿什么样的报答。后来我倒曾经想过，即使凡德伊先生亲眼目睹方才的情景，他对自己女儿心地善良的信念也许照样不会丧失，甚至明明错了他还会坚信不移。当然，在凡德伊小姐日常的行为中，恶的表现极为彻底，一般人难以想象她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简直跟施虐狂患者不相上下。让自己的女朋友朝生前一心爱她的父亲的遗像上啐唾沫，此情此景出现在大马路的剧院舞台上倒比出现在名副其实的乡间住宅里更合适。在生活中只有施虐狂才为情节剧提供美学根据。实际上除了施虐狂患者之外，一般姑娘纵然会象凡德伊小姐那样狠心不顾亡父的遗愿和在天之灵，但也不至于有意把自己的狠心概括成那样的一种行为，用那样浅近和直露的象征手法表现出来；在她们的行为中，大逆不道的表现总要隐蔽些，对别人遮掩，甚至自己也看不清楚，干了坏事自己并不承认。但是除了表现之外，在凡德伊小姐的心中至少一开始善恶并不混淆。象她那样的施虐狂都是作恶的艺术家；彻头彻尾的下流坯成不了这样的艺术家，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天生的品性，同他们无法分离；他们决不会把品德、悼亡和孝顺父母之类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当他们亵渎这类东西时也感觉不到大逆不道的痛快。而类似凡德伊小姐那样的施虐狂，则是一些单凭感情用事的人，生来就知廉耻，他们甚至对感官享受都视为堕落，当作只有坏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他们一旦在操行方面对自己作出让步，一旦放纵自己贪欢片刻，他们也总是尽量让自己和自己的对手钻进坏人的躯壳里去，甚至产生一时的幻觉，以为自己已经逃出拘谨而温顺的灵魂，闯进了一片纵欲的非人世界。我终于明白，凡德伊小姐一方面巴望如此，同时又发觉自己不可能得逞。她想让自己做得同父亲不一样的时候，她的言行偏偏使我想起她父亲的想法和说法。她所亵渎的东西，那夹在她与快乐之间妨碍她直接尝到甜头的东西，她偏要用来为自己取乐出力，这岂止是那帧照片，更是她自己同父亲酷肖的相貌，更是她父亲作为传家宝遗传给她的那双本来长在祖母脸上的蓝眼睛，更是她温文尔雅的举止；这些都在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劣迹之间横下了一套华丽的辞藻和一种与丑恶的行为格格不入的精神状态，使她认识不到自己的放荡同她平时奉行的许多待人接物的礼数有多大的距离。使她产生寻欢之念的，使她感到快活可心的，不是恶；在她的心目中，快乐倒不是好事。由于她每次纵情求欢所感到的快乐，始终与她贞洁的心灵平时所没有的一些坏思想形影相伴，从而她最终认为快乐之中存在某种邪魔，这种邪魔就是恶。也许凡德伊小姐觉得她的女友本质不坏，认为那些亵渎性语言并非发自她的内心。至少她高兴吻她的脸，那脸上的微笑和眼神，也许全都是装的，却透露出邪恶的、下流的表情，一个心地善良、忍受痛苦的人决不会有那种表情，倒象生性残忍、贪图快乐的人才有的行状。可能她有过一闪之念，想象自己其实在寻开心，好比一位少女明明对有人野蛮地亵渎自己的亡父深感痛恨，却还在同如此丧尽天良的伙伴鬼混；也许她不至于认为恶是一片世上少有、不同寻常、异域情调的福地洞府，住到里面去有多么消遥自在，可惜她不能在自己身上以及在别人身上发现对痛苦的麻木。有人故意制造痛苦，人们却对此无动于衷，称之为麻木也罢，称之为别的什么也罢，总之这是残忍的表现，是它的可怕的、持久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去梅塞格利丝那边散步是十分轻而易举的事，那么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就另当别论了，因为路程长，先要打听着实天气如何。要去就得等到看上去将有一连几个大晴天的日子；就得等到为“可怜的庄稼”操心的弗朗索瓦丝眼看平静而蔚蓝的天上只飘过几丝白云，对下雨已感绝望，唉声叹气地大声说道：“那几片云象不象把尖嘴探出水面嬉闹的海狗？嗨！它们倒是为种田人着想着想，让老天爷下点雨呀！等麦子长起来之后，雨又要嘀嘀嗒嗒没完没了地下个不停了，它都不知道下在什么上面，好象下在海里似的。”就得等到我的父亲从园丁和晴雨表那里一起得到同样的晴天预报；只有到那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才会说：“明天倘若还是这样的好天，咱们去就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第二天午饭吃罢之后，我们马上就走出花园的边门，踏进狭窄的、形成一个锐角的贝尚街。街上长满狗尾草，两三只黄蜂成天在草丛间采集标本，街面同街名一样古怪，我甚至觉得街道稀奇的特征和不近人情的个性全是由古怪的街名衍生而来的。在贡布雷镇，今天已无处寻觅这条街了，昔日的故道上盖起了学校。但是，正如维奥莱一勒迪克①门下的学生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祭廊里以及在十七世纪的祭坛下能重新找出罗马时期唱诗班的遗迹，从面把整座建筑恢复到十二世纪时的原貌那样，我的联翩的浮想同样也不让新建筑有片石留下，它在旧址上重新开凿出、并且“按原样恢复”了贝尚街，况且贝尚街有足够的资料供恢复参考，从事古建筑修缮的人一般还掌握不到这样精确的历史资料：我的记忆保存下来的有关我童年时代的贡布雷的一些印象，也许是它仅存的最后的印象了，现在虽还存在，却注定不久会磨灭；正因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贡布雷，在自行消失之前，把那些动人的印象刻画在我的心上，好比一幅肖像本身已湮没无闻，但根据它的原作临摹下来的东西却显赫地流传于世一样。我的外祖母就喜欢送我这类作品的复制件，例如早年根据《最后的晚餐》和让迪勒·贝里尼②原作刻制的版画，这些版画保留下了达·芬奇的壁画杰作和圣马克教堂的门楼至今已无处寻觅的原貌。--------①维奥莱一勒迪克（1814—1879）：法国大建筑师，曾负责修缮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许多中世纪建筑，他所编写的《十一至十六世纪法国建筑考据大全》及《文艺复兴以前的法国家具图录》两书，史料翔实，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②让迪勒·贝里尼（1429—1507）：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中的贝里尼家族的第二代画师。法国卢浮宫藏有他所作的《基督受难图》等画品。我们从鸟儿街上的古老的鸟儿客栈门前走过。十七世纪时，蒙邦西埃家、盖尔芒特家和蒙莫朗西家的公爵夫人们的轿车曾驶进客栈的大院，她们来到贡布雷，有时是为了解决与佃户的争端，有时是为了接受佃户的贡奉。我们走上林荫道，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在树木间显现。我真想能在那儿坐上一整天，在悠扬的钟声中埋头读书；因为，天气那样晴朗，环境又那样清幽，当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仿佛它不仅没有打断白天的平静，反而更减轻白日的烦扰，钟楼就象没有其他事情可干的闲人，只管既悠闲又精细地每到一定的时刻分秒不差地前来挤压饱和的寂静，把炎热缓慢地、自然地积累在寂静之中的金色液汁，一点一滴地挤出来。盖尔芒特家那边最动人的魅力在于维福纳河几乎始终在你的身边流淌。我们第一次过河是在离家十分钟之后，从一条被称作“老桥”的跳板上过去的。我们到达贡布雷的第二天，一般总是复活节，听罢布道，倘若赶上天气晴朗，我就跑来看看这条河。那天上午大家正为过复活节这样盛大节日而忙乱着，准备过节使用的富丽的用品使那些还没有收起来的日常器皿显得更加黯然失色。已由蓝天映得碧绿的河水在依然光秃秃的黑色田亩间流淌着，只有一群早来的杜鹃和几朵提前开放的报春花陪伴着它，偶尔有一茎紫堇噘起蓝色的小嘴，一任含在花盏中的香汁的重量把花茎压弯。走过“老桥”，是一条纤道，每逢夏天，有一棵核桃树的蓝色的枝叶覆盖成荫，树下有一位戴草帽的渔夫，扎下根似地稳坐在那里。在贡布雷，我知道钉马掌的铁匠或杂货铺伙计的个性是藏在教堂侍卫的号衣或唱诗班该子的白色法衣中的。唯独这位渔夫，我始终没有发现他真正的身分，想必他认识我的长辈，因为我们经过时，他总要抬一抬他的草帽。我本想请教他的姓名，可是总有人比画着不让我出声，怕我惊动正待上钩的鱼。我们走上纤道，下面是几尺高的岸坡。对面的河岸矮，是一片片宽阔的草地，一直延伸到村子边，延伸到远处的火车站。那里到处有贡布雷昔日领主的城堡的残迹，半埋在杂草中。中世纪时维福纳河是贡布雷抵御盖尔芒特的贵族首领和马丁维尔的神甫们进犯的天堑。如今只剩下箭楼的断瓦残砖给草地留下几堆不甚显眼的土包而已，还有几截雉堞围墙，当年弓弩手从那里投射石弹，哨兵从那里监视诺甫篷、克莱尔丰丹、马丁维尔旱地、巴约免赋地等盖尔芒特家族管辖下一切属地的动静，它们当年把贡布雷夹在中间；昔日的属地早已夷为平地，在这里称王称霸的已是教会学校的孩子，他们到这里来学习功课或作课间游戏。几乎已经埋入地下的往事象散步的人中途纳凉似的躺在河边，却使我浮想联翩，使我觉得贡布雷的这个名字的内涵不仅指今日的小镇，还包括另一座完全不同的城池，它那半埋在金盏花下的不可思议的昔日风貌牢牢地攫住了我的思绪。这里的金盏花多得数不清；它们选择这片地方，在草上追逐嬉戏；它们有的孤然独立，有的成对成双，有的结伴成群；它们黄得象蛋黄，而且光泽照人，尤其因为我感到它们只能饱我以眼福，却无法飨我以口腹，我便把观赏的快乐积聚在它们的金光闪烁的表面，终于使这种快乐变得相当强烈，足以产生出一些不求实惠的美感来。我自幼年时起就这样做了：我从纤道上向它们伸出双手，我还叫不全它们的名字，只觉得跟法国童话里的王子们的名字一样漂亮动听；它们也许是几百年前从亚洲迁来的，但早已在村子里落户定居；它们对清贫的环境很知足，喜欢这里的太阳和河岸，对于远眺所及的车站的不起眼的景色，它们也决无二心，同时它们还象我们某些古画那样在稚拙纯朴中保留着东方的诗意的光辉。我兴致勃勃地观看顽童们放进维福纳河里用来装鱼的玻璃瓶。只只瓶里装满了河水，河水又把瓶子紧紧裹住；它们既是四壁透明得象是由一种凝固的清水做成的“容器”，同时又是沉进了一个更大的，由流动着的晶体做成的容器里的“内容”；它们在这里比在餐桌上更沁人心脾、更撩人欲念地体现出清凉的形象，因为在餐桌上，瓶水的清凉的形象始终只流溢在水和玻璃之间，我们的手不能在清淡的水中捕捉到清凉的形象，而我们的上腭也无法从凝固的玻璃中品尝到清凉的滋味。我打算以后再来时带上渔竿；我从野餐篮里面撕下了一块面包，把它搓成一团一团，扔进维福纳河，看来这足以在水中造成一种超炮和现象，因为河水立刻凝固了，在面包团四周无数细小的蝌蚪，凝聚成一个个椭圆形的小球，原先这些蝌蚪一定是散布在河水里的，肉眼看不到，但密度已达到结晶的临界线。不久，维福纳河的水流被水生植物堵塞了。起初，河里先是长出几株孤零零的水草，例如有那样一支水浮莲，水流从它的身边流过，可怜它在水流中间，很少得到安宁；水流把它从这边的岸沿冲到那边的岸沿，它象一艘机动渡船一样，无休无止地往返在两岸之间。被推向岸边的水浮莲的株茎，舒展，伸长，绷紧，以至于达到张力的极限；飘到岸边以后，水流又把它往回拉，绿色的株茎又开始收拢，把可怜的植物重新引回到姑且称之为它出发的地点，可安生不了一秒钟，它又得被反复地带来带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散步时见到它，它总是处于同样的境地，这使我想起某些神经质的人（我的外祖父把我的莱奥妮姨妈也算在其中），他们年复一年地让我们看到他们一成不变的古怪习惯，他们每次都声称要加以改变，但始终固守不爽。他们被卡进了不痛快和怪脾气的齿轮之中，纵然使尽气力也难以脱身，只能更加强齿轮的运转，使他们古怪的、劫数难逃的保守疗法象钟摆一样地往复不已。那株水浮莲也是如此，也象这样不幸的病人，他们反复不休、永无止境的古怪的痛苦曾引起但丁的好奇，倘若维吉尔没有大步走开，迫使他不得不快快赶上的话，但丁还会没完没了地要那些受到这种痛苦折磨的人亲自诉说自己的病情和病因的，正如这时我的父母已经走远，我得快快跟上一样。但是，再往前去，水流渐缓，流经一座业主向公众开放的庄园；主人有偏爱浮莲水草之雅，以此装点庭院，在维福纳河水灌注的一片片池塘中，群莲争艳，真成了名实相副的赏莲园。这一带两岸树木葱茏，团团浓荫通常把水面映得碧绿，但有几次暴雨过后，黄昏分外恬静，归途中我发现河水蓝得透亮，近似淡紫，仿佛涂上了一层日本风格的彩釉。水面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几朵象草莓一般光艳的红莲，花蕊红得发紫，花瓣边缘呈白色。远处的莲花较密，却显得苍白些，不那么光滑，比较粗糙，还有些绉绉巴巴，它们被无意的流水堆积成一团团颇有情趣的花球，真象是一场热闹的游乐会之后，人去园空，花彩带上的玫瑰零落漂浮在水面，一任流水载浮载沉。另有一处，仿佛专门腾出一角供普通的品种繁殖，那里呈现一派香芹的素雅的洁白和淡红，而稍往前看，一簇簇鲜花拥挤在一起，形成一块飘浮在水面的花坛，仿佛花园中的蝴蝶花，象一群真正的蝴蝶，把它们冰晶般透蓝的翅膀，停歇在这片水上花坛的透明的斜面上；说它是水上花坛，其实也是天上花坛，因为这花坛为花朵提供了一片颜色比花朵更富丽、更动人的“土壤”——水面；下午，它在浮生的花朵下象万花筒一般闪烁出其乐融融的、专注、静默和多变的光芒；黄昏，它象远方的港口，充满了夕阳的红晕和梦想，变幻无穷，同时又在色彩比较稳定的花朵的周围，始终与更深沉、更神秘、更飘忽不定的时光，与宇宙的无限取得和谐，在那时，它仿佛让这一切都化作了满天的彩霞。流出花园之后，维福纳河又滔滔转急。有多少回，我见到一位船夫，放下了船桨仰面躺在船中，听凭小船随波飘荡，他的头枕在船板上，只见到天空在他的上面慢慢地飘移，他的脸上流露出预想幸福和安详的表情；我若能随心所欲地生活，我多想仿效他那样的豁达坦荡啊！我们坐在岸边的菖蒲花丛中休息。在假日的天空，一朵闲云久久地徘徊。不时有一条闷得发慌的鲤鱼跃出水面，惴惴不安地透一口气。这正是野餐的时间。我们要在这儿呆好久才回家；在草地上吃点水果、面包、巧克力，圣伊莱尔教堂的钟声沿着地平线悠悠传来，声音虽弱，却依然浑厚而铿锵；它们从那么远的地方，穿透一层层的空气，却没有与空气混合，一道道声波的连续的颤动给钟声四周留下一条条棱纹，掠过花朵时发出阵阵共鸣，一直到达我们的脚边。有时，在林木围绕的水边，我们见到一幢被称作别墅的房屋，孤零零地隐匿在幽僻的地方，只有墙脚下的河流与它相伴。一位少妇独立在窗内，显得若有所思；从她的华丽的面罩来看，她不象本地人。她大约是如俗话所说来这儿“隐身”的。窗外，她所能见到的只有拴在门外的一叶扁舟而已。这地方无人知道她的姓名，尤其是无人知道她曾经爱过但早已无法继续挂在心上的那位男子的姓名，她一定因此而感到既苦涩又高兴。她心不在焉地抬眼望望，先听到岸边的树后有行人经过，然后才看到行人的模样；她可能心中有数，他们以前不认识、将来也不会知道谁是负心人，他们过去对她毫无印象，将来也未必有再见到她的机会。一般人认为，她离群索居，是有意远离能见到心上人的地方，哪怕远远一瞥，她也尽量躲开，故而避到根本没见过那人的这里来。而有一次，我散步回家，经过她明知自己所爱的人决不会出现的那条路，我见到她无可奈何地摘下了自己长长的、华而不实的手套。我们到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没有一次能走到维福纳河的源头；我经常想到源头去，在我的心目中，它简直是一种很抽象、意念很强的存在，倘若有人告诉我说，这源头就在本省，离贡布雷才多少多少公里，我一定会惊讶万分，其程度等于听人说地球上哪个确切的地点古时候曾是地狱的入口处。我们也从来没有能一直走到我非常想去的终点：盖尔芒特。我知道，那是领主盖尔芒特公爵和夫人的府邸；我知道他们是实际存在的真人，但是，一想到他们，我就时而把他们想象成壁毯上的人物，跟我们教堂里那幅名叫《爱丝苔尔受冕》的壁毯上的盖尔芒特伯爵夫人的形象一样；时而我把他们想象成色调变幻的人物，跟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坏家伙希尔贝”似的，我在取圣水的时候，他看上去是菜绿色的，等我在椅子上坐定之后，他又变成了青梅色；时而我把他们想象成完全不可捉摸，跟盖尔芒特家的远祖，热纳维耶夫·德·布拉邦特的形象一样，——幻灯曾映照她的形象驰过我房内的帘幛，或者登上房内的天花板。总之，他们总裹着中世纪神秘的外衣，象受到夕阳的沐照似的，沉浸在“芒特”这两个音节所放射出来的桔黄色的光辉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作为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毕竟实有其人，虽然他们与众不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公爵身分使他们的形象极度地膨胀，变得虚无缥缈，足以容纳下他们的爵号后面那个显赫世家的姓氏——盖尔芒特，容纳下“盖尔芒特家那边”所有的一切：明媚的阳光，维福纳河，河上的睡莲，岸边的大树，以及那么多晴朗的下午。我知道他们不仅有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爵位，从十四世纪起，他们征服贡布雷的企图落空之后，便与大领主联姻，由此分封得到贡布雷的领主权，从而成为贡布雷最早的公民，也是唯独不在贡布雷定居的公民。他们兼任贡布雷伯爵，在他们的姓氏和身分中加进了贡布雷的地名，不用说，贡布雷所特有的那种离奇而虔诚的忧伤情调实际上也随之潜入他们的心中；他们是贡布雷市镇的主人，但是他们在镇上没有一所私宅，进入市镇他们大约只能呆在屋外，呆在街上，呆在天地之间，就象圣伊莱尔教堂彩绘玻璃窗上的那个坏家伙希尔贝，当我到加米杂货铺去买盐时，经过教堂的后身，抬头望去，却只能见到彩绘玻璃窗一片漆黑的反面。后来还有过这样的事情：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我有时经过几片潮湿的小庄园，几簇色泽无光的花朵伸出栏外。我驻足停步，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可贵的概念，因为我觉得眼前仿佛是我自从读到一位心爱的作家有关描述之后便日夜向往的那片河网地带的一角。贝斯比埃大夫曾同我们讲到了盖尔芒特宫堡花园里的花和花园里蜿蜒密布的小溪，我一面听着，一面想到了那位作家所描述的河网地带，想到了那片纵横密布着潺潺流水的虚幻的地方，从而盖尔芒特在我的脑海中改变了形象，我把盖尔芒特同那片虚构的景象等同起来。我想入非非地仿佛觉得盖尔芒特夫人一时心血来潮，对我钟情，邀我去玩；她一整天都陪伴我钓鱼。黄昏时，她拉着我的手，我们从她的家臣们的小花园前走过，沿着低矮的围墙，她指点我看垂挂在墙头的一簇簇紫色和红色的花朵，并告诉我这些花的名称。她要我说出我刻意经营的那些诗篇的主题。这类梦提醒了我：既然我想有朝一日当名作家，现在就该明确打算写什么。但是，我一旦扪心自问，力求找到一个可以容纳无限的哲学意蕴的主题，我的思路便停止了运作，只觉得自己眼前一片空白；我感到自己缺乏天才，也许我的脑子有什么毛病妨碍才能的发挥。有时我指望父亲帮我理顺这一团乱麻。他很有办法，在当政者跟前很吃香，甚至可以让我们拒不照办被弗朗索瓦丝说成跟生死一样无法抗拒的官方法令。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段，唯独我们家把“整修墙面”的规定推迟一年执行；他还为萨士拉夫人的想进水利部门工作的儿子取得部长的特许，提前两个月通过会考——考生名单本来是按姓氏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排列的，经过特许的萨士拉夫人的儿子的名字竟然列入姓氏以A开头的考生名单，而不列入姓氏以S开头的考生名单。假如我生了重病，假如我遭到强盗绑架，我坚信我的父亲有通天的本领，能写一封连上帝都无法推却的介绍信，最终使我的重病，我的被绑架，都不过是虚惊一场；我会不慌不忙地等待着必将转危为安的时刻，得到解救或治愈。也许我的缺乏才能，我为自己将来的作品寻找主题的时候在我思想中所出现的那个黑洞，同样无非是一种不牢靠的幻觉，只要父亲出面干预，这种幻觉就会烟消云散；仿佛他早已同官方和上帝达成默契，同意让我成为当代第一流的作家。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候，我的父母见我老是落在后面而为我着急，那时我的实际生活仿佛已不再是我的父亲着意创作的作品，不再是他可以任意改变的产物，相反，它似乎被包括进与我格格不入的现实，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抗那种现实，我在其中也没有一个同盟军，除那种现实之外，别无它物。那时我就觉得我活在世上与常人无异，象大家一样，我会老，会死，我只是没有写作天赋的庸人中的一员。所以，我灰心丧气，从此放弃文学，虽然布洛克一再鼓励我。这种内心的、直接的体验，这种思想的空虚感，比一切人们可能给予我的溢美之词更有力量，等于一个坏人听到人家夸奖他的每一桩善举，他也不免良心发现，悔恨自己的无行。有一天，母亲对我说：“既然你老是提到盖尔芒特夫人……贝斯比埃大夫四年前为她治过病，照料得特别精心，如今大夫的女儿要结婚了，她一定会到贡布雷来参加婚礼的。你可以在婚礼上见到她。”有关盖尔芒特夫人的事，我听得最多的是贝斯比埃大夫的介绍，他甚至还给我们看了一期画报，那上面刊载了一张她在莱翁王妃家举行的化妆舞会上穿着奇装异服拍摄的照片。在婚礼弥撒进行的当口，教堂侍卫移动了一下身子，使我突然看到坐在一间偏殿里的金黄色头发的贵妇人，她，鼻子大，一双蓝眼睛看起人来入骨三分，胸前蓬松的丝领结是浅紫色的，平整、簇新、光滑，鼻子边上有一颗小疱。她满脸通红，似乎很热，从那张脸上，我认出了与画报上那张照片相近的某些类似之处，虽然它已经象褪了颜色似的模糊不清，但是，就凭我在她脸上发现的特征，倘若我加以归纳的话，恰恰同贝斯比埃大夫在我面前描述的盖尔芒特夫人的特征完全一样：大鼻子、蓝眼睛；于是我心想：那位贵妇人跟盖尔芒特夫人长得很象；她坐着听弥撒的那个偏殿正是坏家伙希尔贝的偏殿，偏殿下已象蜂窝那样松散而发黄的古墓里，安息着布拉邦特古时世袭伯爵们的遗骸，我记得听人说过，那个偏殿是供盖尔芒特家的人到贡布雷来参加宗教仪式时专用的；而那一天，正巧是盖尔芒特夫人应该来的日子，在这个偏殿里只可能有一个女人同盖尔芒特夫人的照片相象，那就是她本人。我失望得很。失望在于我万万没有预料到她会是这样的；过去一想到盖尔芒特夫人，我总是用挂毯或彩色玻璃窗的色调在心中描绘她的形象，把她想象成另一世纪的模样，举止气派与活生生的人完全不同。我万万没有料到她会跟萨士拉夫人一样红光满面，打着浅紫色的领结，她的鹅蛋形的脸庞使我想起了我在家里经常见到过的一些人，我不禁顿生一丝稍纵即逝的疑惑：怀疑偏殿里的那位夫人从生成原则和分子构成上说也许同盖尔芒特夫人名实不副，她的体态完全不知道她头顶上的姓氏有多大的分量，恐怕与医生和商人的妻子属于同一类型。我惊讶地注视着她，脸上的表情等于在说：“原来如此，盖尔芒特夫人也不过如此！”她的形象自然同多次出现在我的幻想中的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毫无关系，因为她不同于我抽象地幻想出来的模样，她只是在一刹那之前，在教堂里，第一次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由我任意着色，不象我想象中的人那样听凭音节流溢出来的桔黄色浸透全身，而是实实在在的真人，她身上的一切，包括鼻子一角正在发炎的小疱，都证实了她从属于生命的法则，好比一出戏演得再热烈迷人，仙女的裙褶以及她手指的颤动都揭示出一位活生生的女演员的实际存在，虽然看戏的人一时疑幻疑真，不知道眼前所见是否只是灯光投下的幻影。但同时，我努力给这个形象，给那只大鼻子和那双目光锐利的眼睛刻在我视野中的这个形象（也许正是那两样东西趁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到眼前这位妇女可能就是盖尔芒特夫人的时候就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并在上面刻下了第一道印记），给这个全新的、不可改变的形象粘贴上如下的说明：“这位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然而我却不能使这样的认识同形象妥贴地相合，它们象两只隔着空档的圆盘，始终转不到一起。可是，过去我经常梦见、如今又亲眼目睹确实存在于我心外的这位盖尔芒特夫人，对我的想象力仍施加进一步的威力；我的想象力同与它的期望完全不同的现实一经接触，先是麻木了一阵，后来又开始作出反应，对我说：“盖尔芒特家早在查理大帝之前就声名显赫，对手下的属臣拥有生杀之权；盖尔芒特夫人是热纳维耶夫·德·布拉邦特的后代。她不认识、也不想认识这里的任何人。”啊！人类的目光享有多么美妙的独立性啊！它由一根松散的、长长的、有弹性的绳子系在人的脸上，因而它能远离人的面孔独自去扫视！盖尔芒特夫人的身体端坐在掩埋着她家祖先们的偏殿内，她的目光却到处转悠，顺着一根根柱子往上张望，甚至象在正殿徘徊的一束阳光那样停留在我的身上，只是这束阳光似乎意识到我在接受它的抚摸。至于盖尔芒特夫人本人，却端坐不动，好比一位母亲，自己的孩子在一边胡作非为地淘气，跟她所不认识的人多嘴多舌地答腔，她却视而不见，所以我就没法知道她赞成不赞成自己的眼光，趁自己的心灵懒得动弹之际这样到处游逛。然而我觉得要紧的是，在我把她看够以前她别走开，因为我记得多少年来我把见到她当作梦寐以求的一件大事，我的眼睛一见到她就再也离不开了，仿佛我每看一眼都能实实在在地把她的大鼻子、红腮帮以及足以说明她的脸庞特点的一切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统统都贮存进我的记忆库里。当时在我脑海中凡与她有关的想法都使我感到她那张脸是美的——也许尤其是那种总不愿扫兴的愿望，是那种保存我们内心向往最美好事物的本能的表现，把她置于凡夫俗子之外，只凭草草看一眼，我最初有那么一瞬间曾把她同凡夫俗子混淆在一起，但毕竟眼前的她同我以前心目中的盖尔芒特夫人是一个人呀！偏偏当时有人在我周围悄悄议论：“她比萨士拉夫人好看，也比凡德伊小姐强一些。”我听了很生气，言下之意好象她们能跟她相比似的。于是我的目光注视她的金黄色的头发，她的蓝眼睛和她的脖子，由此排除了可能使我想到别人容貌的一切特征，看着这幅有意画得不完全的速写稿，我不禁叫出声来：“她多美呀！多雍容华贵！她准是盖尔芒特家的一位高傲的夫人，热纳维耶夫·德·布拉邦特的后代！”我当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简直把她孤立了起来，以至于今天我倘若回忆那天的婚礼，我再不记得其他参加婚礼的人的模样，只记得她以及那位教堂侍卫的情状，因为我问过教堂侍卫，那位夫人是不是盖尔芒特夫人；教堂侍卫给了我肯定的回答。说到她，我尤其历历在目的是她同大家一起鱼贯进入圣器室的情景。那一天刮着风，又时而来一阵大雨，炎热的、时有时无的太阳照亮了圣器室。盖尔芒特夫人同贡布雷的老百姓挤在一起，她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的猥琐把她的崇高衬托得极其鲜明，以至于她不能不由衷地对他们怀有一种宽厚之心，而且她的既高雅又纯朴的举止，更使大家对她敬畏备至。一般人见到认识的人，目光中总故意地含有某种确切的含义；而她不能放出这样的目光，她只是让她的漫不经心的念头，化作她掩饰不住的粼粼蓝光，不断地流溢出来，她但愿这股光流，在流经那些小人物身边，并且随时都在触及那些小人物的时候，千万不要使他们感到局促不安，千万不要显得高傲冷淡。我至今犹历历在目的是，在浅紫的、蓬蓬松松的丝领结之上，她的眼睛流露出些许惊讶和略含羞涩的微笑；这微笑倒不是她有意给什么人看的，而是让每一个在场人都感觉到；那种气派就象一位女王谦逊地面对她的臣民，表现出她的爱民之心；这微笑落到了一直盯住她看的我的身上，她的目光蓝得好比透过“坏家伙希尔贝”那幅彩色玻璃窗射进屋来的阳光，它在做弥撒的时候停留在我的身上，我不禁想道：“她一定注意到我了。”我认准她喜欢我，她离开教堂后还会想到我的，甚至回到盖尔芒特以后她也许会为我而惆怅呢。我也立刻爱上了她，因为，若说一见钟情，有时候只须她象我想象中的斯万小姐的态度那样，对我们不屑一顾地瞅上一眼，我们心想这女人绝无可能倾心于我们，这些就足以使我们痴情相思了；但也有时，只须哪位女士象盖尔芒特夫人那样好心地瞧瞧我们，我们想她可以同我们两心相悦，这同样足以使我们魂牵梦萦。她的眼睛象一朵无法采撷的青莲色的长春花；我虽无法采撷，她却是馈赠给我的；已被一团乌云挡去半边的太阳，仍竭尽全力把光芒投射到广场上和圣器室，给为婚礼铺设的红地毯增添一种肉红色的质感，使羊毛地毯长出一片粉红色的绒毛，多了一层光亮的表皮；盖尔芒特夫人微笑着走在地毯上面，那种温柔、庄重、亲切的气氛，渗透了豪华而欢快的场面，类似歌剧《洛痕格林》①中的某些片段，类似卡帕契奥②的某几幅油画，同样使人认识到波特莱尔③为什么能用甜蜜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铜管乐的声音。--------①《洛痕格林》：华格纳的第一部突破传统形式的歌剧，1850年首演于魏玛，取材于德国传说：洛痕格林救出布拉邦特公主，并与她相爱、结婚，后又因出身问题，离开了她。②卡帕契奥（1455—1525）：意大利画家，是上面提到过的让迪勒·贝里尼的学生。③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恶之华》的作者。从那天起，每当我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我总比以前更为自己因缺乏文学禀赋，不得不断绝当大作家之念而痛心不已！我离开人群，独自在一旁遐思时，憾恨之情更使我苦楚难当，以致为了不再受这痛苦的折磨，我的理智索性采取有意止痛的办法，完全不去想诗歌、小说以及由于我才情寡薄而无从指望的诗一般的前程。开是，一个屋顶，反照在石头上的一点阳光，一条小路的特殊气息，忽然脱离一切文学的思考，与任何东西都无联系地使我感到一个特殊的快乐，使我驻步留连；我暂停观赏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这一切事物仿佛在我所见不到的隐秘之中蕴藏着某种东西，它们请我去摘取，我却竭尽全力而无处觅得。因为我感到这东西蕴藏在它们的内部，所以我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用眼睛看，用鼻子嗅，想用自己的思想，钻进这形象和这气息的内部去。倘若那时我必须赶上我的外祖父，继续往前走，那么我就闭上眼睛，想方设法回忆方才所见的情景。我专心致志地、一丝不苟地追忆那屋顶的形状，那石头的微妙的细节；也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们仿佛饱满得要裂开似的，仿佛准备把它们掩盖下的东西统统都交给我。当然，虽说能使我重新萌生当作家和诗人的希望的不是这些印象，因为它们总是同某个既无思考价值又同任何抽象真理无涉的个别对象相联系，但它们至少给了我一种无由的快感，一种文思活跃的幻觉，从而排遭了我的苦恼，排遣了每当我想为写一部巨著寻找一种哲学主题时所自恨不已的无能感。然而那些印象以具体的形态、色彩和气味迫使我意识到严峻的责任：我必须努力找到隐蔽其中的东西。但是这任务太艰巨了，我很快就为自己找到逃避努力、免去劳累的借口。幸亏那时我的长辈们在叫我了，我感到我当时不具备进行有效探究所必需的平静的心境，倒不如在回到家里之前索性不去想它为好，省得早早地徒劳无功。于是，我不再为外面裹着一种形式、一股香味、但里面又不知包藏何物的那件东西操心了；我心安理得，因为我正把受到形象外衣保护的那件东西带回家去呢，我感到它在形象的外衣下，同每逢大人允许我外出钓鱼的日子，我装进筐里还盖上保鲜的青草带回家来的鱼儿一样地鲜灵活泼。但是，回家之后，我就另有所思了，所以，那块阳光反照的石头，那片映在水面的屋顶，那悠悠的钟声，那草木的气息，还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形象，也都在我的脑海中堆积下来，就跟我散步时采回来的各色野花和别人送我的各种东西堆积在我的房间里一样。而隐蔽在那些形象下的实况，我虽曾有所感，却始终缺乏足够的毅力去发现，后来也早都泯灭了。然而，有一次，我们散步的时间比平时长，在回家的中途遇见了驾车经过的贝斯比埃大夫。由于时近黄昏，大夫认出我们一行之后，便请我们上车；那次我又得到类似的印象，不过我没有轻易搁置一边，而是进行深一步地探究。我被安排坐在车夫的身旁。马车疾驰如风，因为贝斯比埃大夫在回到贡布雷之前还得在马丹维尔停留一会儿，去看望一名病人；他同我们讲定：我们在病人家门口等他。车到拐弯处，突然，我感到一阵特别的、与其他快感全然不同的喜悦，因为我远远望见了马丹维尔教堂的双塔并立的钟楼，而且随着马车的奔驰和夕阳的反照，那双塔仿佛也在迁移，及至后来，同它们相隔一座山岗、位于另一片较高的平川上的维欧维克的钟楼，竟似乎也同它们成了紧邻。我在注意到双塔塔尖形状的同时，目堵了它们轮廓的位移和塔面夕照的反光，我感到我领略不透自己的印象，总觉得在这种运动和这片反光中，有件东西既是双塔所包含的，也是它们所窃取的。这两座钟楼看来离我们还远，仿佛我们的马车并没有向它们驰去，等到转瞬间我们忽然在教堂前停车，我才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望到双塔时为什么那样地喜悦，而探究其原因又似乎非常艰难；我但求在脑海中贮存下这些阳光沐照的轮廓线，至少在目前不去想它。我倘若加以探究，那么两座钟楼定会同那么多的树呀、屋顶呀、气味呀、音响呀永远联结在一起，我之所以能从纷扰的万物中分辨出上面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同那一片面目不清、我始终没有深入探究的平原有关。我跳下马车，在等待大夫的时候，同大人们一起聊天。后来我们又开始上路，我还是坐在车夫旁边的座位上。我回头看看双塔，稍微过了一会儿，我又在拐弯处最后看了它们一眼。车夫虽然不善于交谈，我说什么他都很少答腔。由于没有别人作伴，我只得与自己作伴，无可奈何地回忆我的那两座钟楼。不久，它们的轮廓，它们的阳光灿烂的表面忽然象有一层外壳似的裂开了，隐藏在里面的东西露出了一角。当时我顿生一念，在前一秒钟它还不存在，这时却形成一串词句，涌进我的脑海；初见双塔时我所感到的那种喜悦立即膨胀起来，使我象醉了似的再不能想别的事情了。当时，我们已经远离马丹维尔，我回头看去，又见到了双塔；这一次它们成了两条黑影，因为太阳已经下山。有好几次，道路转弯，把双塔从我的视线中抹去，后来，它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地平线上，又终于在我的眼前完全消失了。我并没有想到隐藏在双塔之中的东西大概同漂亮的句子相类似，因为它是以使我感奋的词汇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我向大夫借了纸和笔，也不管车行颠簸，我写了下面这一小段文字，以慰抚的激荡的心胸，以宣泄我满腔的热情；后来我找到了当时的原文，现在只作些许改动，转录如下：“孤零零地从地平线上崛起、仿佛埋没在茫茫田野中的马丹维尔的双塔，高高地刺向蓝天。不久，我们看到三座塔影：一座迟来的钟楼，维欧维克的钟楼，摇身一转，站到了它们的面前，同它们会合在一起。时光流逝，我们的马车也在飞驰，然而鼎立的三塔始终在我们的眼前，象三只飞禽，一动不动地兀立平川，阳光下它们的身影格外分明。后来维欧维克的钟楼躲到一边，拉开了距离，马丹维尔的双塔依然并立，被落日的光辉照得纤毫可辨，甚至在离它们那么远的地方，我都能见到夕阳在塔尖的斜坡上嬉戏、微笑。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向它们靠拢，我以为还需许久才能到达它们跟前，忽然，车儿一拐，竟已经把我们送到塔下；双塔那样突然地扑面而来，幸而及时刹车，否则差一点撞在庙门上。我们继续上路；我们已经离开了马丹维尔，村庄陪我们走了几秒钟之后便消失了，地平线上只剩下马丹维尔的双塔和维欧维克的钟楼，它们在摇动着阳光灿烂的塔尖，向我们道别，目送我们奔驰远去。有时候，它们中一个隐去，让另外两个再瞅我们一眼；但是道路改变着方向，它们在阳光中象三枚金轴也随之转动，随后在我们的眼前消失。又过了一会儿，那时我们离贡布雷不远，太阳已经上山，我最后一次遥望它们，它们竟仅仅象画在田野底线之下的三朵小花了。它们也使我联想到传说中的三位姑娘，被抛弃在夜幕已经降临的荒野。正当我们的马车奔驰远去之际，我看到她们在怯怯地寻路，只见她们高贵的身影磕磕绊绊，后来就彼此紧挨在一起，一个躲到另一个的身后，在夕红未消的天边只留下一个婀娜卑谦的黑影，最终在夜色苍茫中消隐。”以后我一直没有再去想这段文字，可是，在当时，我坐在大夫的马车夫的旁边，那是他通常放鸡笼子的地方，笼里装满他在马丹维尔市场上采购来的鸡鸭，我坐在那地方写完了上述一段文字之后感到非常痛快，我觉得它巧妙、周全地把我从钟楼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让我对钟楼所蕴藏的内涵也作了交待，我痛快得好比一只刚下过蛋的母鸡，直着嗓门儿唱了起来。在作这类漫步的时候，我能整整一天想入非非，想到能成为盖尔芒特夫人的朋友该有多快活，钓钓鳟鱼，乘一叶扁舟荡漾在维福纳河上；而贪图幸福的我，在那样的时刻，对生活别无他求，但愿此生天天下午如此逍遥。但是，在归途中，当我在左首瞥见一座农庄时，我的心突然怦怦乱跳，我知道不出半小时我们就到家了。这座农庄离另外两座挨得很近的农庄相当远，要进入贡布雷市区，只须经由农庄折入橡树夹行的林荫道，林荫道的一边是分属三户农家的果园，株距整齐的苹果树枝条垂地，斜照的夕阳给树荫勾画出日本风格的图案。每逢去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的日子反正都是这样，回家之后不久就开晚饭，我刚吃完，他们就打发我去睡觉，要是赶上家里有客，我的母亲就不能离席，不能上楼来到我的床边同我道晚安。我悻悻然进入这个凄凉境界，同不久前我欢天喜地投入的那个快活境界相比，区别如此鲜明，犹如层云迭起的天边，一抹红晕被一道绿线或一道黑线所切断。红霞中有一只鸟儿在飞翔，眼看它将飞到尽头，几乎已经接近黑色区域，接着它飞了进去。盼望去盖尔芒特，盼望旅游，盼望幸福的念头刚才还纠缠着我，可现在我与它们相去万里；我已不觉得实现这些愿望有什么乐趣可言了。我甘心把这一切全都抛弃，只求能在母亲的怀里整夜哭泣！我瑟瑟发抖，我忧心忡忡地盯住了母亲的脸庞，今天晚上她不会到我的房里来了，独居孤室的景象已在我的脑海浮现，我恨不能一死了之。这种心境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早晨，当阳光象园丁架梯子似的把一道道光线靠到长满旱金莲的墙上（那些旱金莲一直缘墙而上，长到我的窗前），我连忙下床，赶快到花园里去，不再顾及黄昏又会引来同母亲分手的时刻。所以说，我是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学会辨别在某些时期内先后在我身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心境的，它们甚至在一天之内都各占一段时间，一种心境赶走另一种心境，就象定时发烧一样分秒不差；它们彼此相接，又彼此独立，彼此之间无法沟通，以致在某种心境之下，我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在另一种心境之下我所期望或我所惧怕或我所做过的一切。因此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对于我来说，是同我们各种并行的生活中最充满曲折、最富于插曲的那种生活的许多琐细小事紧密相连的，也就是同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关。无疑，它在我们的心中是悄悄地进展的，而我们认为意义和面貌都发生变化的真理，为我们开辟新的道路的真理，我们其实早就为了发现它作过长期的准备，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而在我们的心目中，真理却只从它变得显而易见的那一天、那一分钟算起。当年在草地上嬉戏的花朵，当年在阳光下流淌的河水，曾与周围的风景相关连，而这些景物至今仍留恋着它们当年的无意识的或者散淡的风貌；不用说，当它们被那位微不足道的过客、那个想入非非的孩子久久地审视时，好比一位国王受到湮没在人群中的某位回忆录作者的仔细的考察那样。大自然的那个角落，花园里的那个地段未必能认为它们多亏那孩子才得以继续幸存在它们稍纵即逝的特色之中；然而，掠过花篱，紧接着由野蔷薇接替的那株山楂花的芳香、花径台阶上没有回音的脚步声、河中泛起扑向一棵水草又立即破碎的水泡，都一直留在我激荡的心里，而且连续那么些年都久久难忘，而周围的道路却在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走过那些道路的人死了，甚至连对走过那些道路的人的回忆也都泯灭了。有时，延存至今的那一截片断的景物，孤零零地从大千世界中清晰地浮现，繁花似锦似的小岛在我的脑海中漂动，我却说不出它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也许干脆出自什么梦境。但是，我之所以要想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首先是把它们看作我的精神领域的深层沉淀，看作我至今仍赖以存身的坚固的地盘。正因为我走遍那两处地方的时候，我对物对人都深信不疑，所以唯独我经过那些地方时所认识到的物和人至今仍使我信以为真，仍使我感到愉快。也许因为创作的信心已在我的心中枯萎，也许因为现实只在我的回忆中成形，今天人们指给我看我以前未曾见过的花朵，我只觉得不是真花。沿途有丁香花、山楂花、矢车菊、丽春花和苹果树的梅塞格利丝那边，沿途有蝌蚪浮游的河流、睡莲、金盏花的盖尔芒特家那边，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构成了我乐于生活其间的地域景象，在那里我首先要求的是能有地方钓鱼，有地方划船，有地方见到哥特式古堡的残迹，就象在圣安德烈那里一样，能在麦浪之间找到一座磨房般金光灿烂、乡土气十足的、雄伟的教堂。我如今漫游时偶尔还能在田野中遇见矢车菊、山楂树和苹果树，由于它们早印在我的心灵深处，与我的往事相处在同一层次、所以便直接同我的心灵相通。然而因为一地有一地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一旦萌生重访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愿望，即使那时有人领我到一条河边，河里的睡莲跟维福纳河的睡莲一样美，甚至更美，我也不能得到满足；同样，黄昏时回到家里，在忧虑袭来的时刻（后来这忧虑迁居进爱情的领域，变得同爱情难分难舍），我也不希望有一位比我的母亲更美丽、更聪明的母亲来同我道晚安。不，为了我能美滋滋地、安心地入睡，我需要的是她，是我的母亲，是她向我俯来的脸庞，在她的眼睛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可以算一种缺陷，但我也同样喜欢；除母亲之外，没有一个情妇能使我得到那样纤毫不乱的安宁，因为你即使信赖她们的时候都不免存有戒心，你永远不能象我接受母亲一吻那样得到她们的心；母亲的吻是完整的，不掺进任何杂念，绝无丝毫其它意图，只是一心为我。同样，我想重睹芳华的是我所认识的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景物——半路有座农庄，与另外两座紧挨在一起的农庄相距颇远，位于那条橡树成行的林荫路口；是那几片被夕阳照得犹如池塘一样反光、倒映出苹果树低垂枝叉的如茵的草地。这幅风景有时在夜间进入我的梦境，其独特的个性以一种近乎神奇的力量紧紧搂住了我，待我从梦中醒来时，却又无从寻觅。无疑，梅塞格利丝那边或盖尔芒特家那边只因为在我心上留下不同印象的同时也使我亲身体验到了这一切，所以这些不同的印象才牢固地铭刻在我心中，永远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从而使我今后的生活面临那么多的幻灭，甚至那么多的错误。因为，我经常想重新见到某人，却意识不到这仅仅是由于那人使我回忆起攀满山楂花的蕾篱，因此我认为——同时也让别人相信——只需神游故地，便能重温昔日的残梦了。同样，即使我身临其境，今天在我可能同梅塞格利丝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有关的印象中，昔日的印象依然存在，只是那两个地方给我的印象提供了牢靠的基础、一定的深度和一种其他印象所没有的幅度；它们也使我的旧印象多了一种魅力，一种只有我才体会得到的意蕴。每当夏天的黄昏，和谐的天空响起猛兽吼叫般的雷鸣，在人人都埋怨风狂雨骤的时候，正是梅塞格利丝那边的昔日情景，驱使我独自透过落下的雨声，忘情地嗅到虽无形迹却长存于我的心田的丁香花的芬芳。就这样，我往往遐思达旦，想到在贡布雷度过的时光，想到当年凄凉的不眠之夜，想到昔日的种种情景——是后来的一杯茶的味道（贡布雷人称之为“香味”），勾起了多少往事的生动形象——，更由于回忆的连锁反应，使我想到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但直到我离开贡布雷多年之后才听说的有关斯万的恋爱经历，这在细节上不可能精确无误，因为我们有时对死了几百年的人的生平。更容易知道一些细节，而对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的生活，反而不易得到详备的认识，故而精确之不可能，好比想从这个城市同另一个城市的人聊天，在人们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可以扭转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看来是无法进行的。这一切回忆重重叠叠，堆在一起，不过倒也不是不能分辨，有些回忆是老的回忆，有些是由一杯茶的香味勾引起来的比较靠后的回忆，有些则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别人的回忆，其中当然还有“裂缝”，有名副其实的“断层”，至少有类似表明某些岩石、某些花纹石的不同起源、不同年代、不同结构的纹理和驳杂的色斑。当然，当天色徐明时，我似醒非醒的短暂的朦胧早已经消散。我知道我果然躺在某一间屋子里，因为在夜犹未央时我已经把这房间照原样设想过一番了；仅仅靠我的回忆或者凭我放在窗帘下的一盏微弱的油灯提示，我已经象维持窗门原始布局的建筑师和装璜匠那样地把整间屋子里的格局和家具设置都照原样想象得各在其位了。我把镜子架在原处，把柜子也放在它通常占据的地点。但是，阳光已不是我起初误以为阳光，其实是黄铜帘杆上炭火余烬的反光了。当阳光象用粉笔在黑暗中刚划下第一道更正的白线时，原先被我错放进门框的窗户立刻带着窗帘脱框而跑；被我的记忆放错地方的书桌为了给窗帘让路也连忙把壁炉往前推，同时把过道那边的墙壁拨到一旁；一个小庭院稳稳当当地在一刹那之前为盥洗室所占据的地盘上落脚，而我在昏暗中所重建的那个寓所，被曙光伸出的手指在窗帘上方划下的那道苍白的记号赶得仓惶逃窜，挤进了我初醒时在回忆的漩涡中泛起的其他寓所的行列之中。第一部 在斯万家那边 第二卷 斯万之恋· 更新时间:2007-10-16 15:52:51 本章字数:146468要参加维尔迪兰家的“小核心”、“小集团”、“小宗派”，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但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默认它的信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承认当年得到维尔迪兰夫人宠爱的那位青年钢琴家既“压倒”普朗岱，也“压倒”鲁宾斯坦①（维尔迪兰夫人说：“瓦格纳的曲子，再也不可能有人弹得象他那样好了！”），还要承认戈达尔大夫的医道比博丹②还要高明。随便哪个“新会员”，要是维尔迪兰夫妇不能说服他承认别人家的人晚会全都跟连阴天那样无聊乏味的话，那就马上要给轰将出去。在这一方面，妇女要比男人难以驯服，她们不愿抛弃从事社交活动的好奇心，不愿放弃亲自到别的沙龙去体会体会是否比这里更有意思的意愿，而维尔迪兰夫妇感到这种探索精神，这种轻佻的邪魔可能传染开来，对这个小教会的正统教义会带来致命的打击，于是不得不把女性“信徒”一个一个赶了出去。--------①普朗岱（1839—1934），法国钢琴家；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②博丹（1825—1901），法国名医。除了大夫的年轻太太外，那年的女性“信徒”几乎就只剩下（尽管维尔迪兰夫人本人是个有德行的人，出自一个极其富有然而门第十分低微的正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但她也慢慢地跟这个家庭中断了一切联系）一个半上流社会中的人，叫做德·克雷西夫人，维尔迪兰夫人按她的小名管她叫奥黛特，说她是个“爱神”；另外还有一个是钢琴家的姑妈，仿佛原先是个看门的门房；她们对上流社会一无所知，头脑简单，很容易就相信萨冈亲王夫人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只能花钱去雇穷人到她们家饭桌上去充数这种说法，也很容易就相信如果有人邀请她们到这两位贵妇人家去作客的话，这位当年的门房和这位轻佻的女人是会嗤之以鼻的。维尔迪兰夫妇从不请旁人吃饭，他们饭桌上的客人是固定的。晚会也没有一定的节目单。年轻的钢琴家只有在“来劲儿”的时候才演奏，本来嘛，谁也不能勉强谁，维尔迪兰先生不是常说吗：“在座的都是朋友，友情第一嘛！”如果钢琴家想演奏《女武神》中奔马那一段或者《特里斯坦》①的序曲，维尔迪兰夫人就会反对，倒不是这音乐不中她的意，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它在她身上产生的效果太强烈了。“您非要我得偏头痛不可吗？您早就知道，每次他弹这个，我就得偏头痛。我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明天当我要起床的时候，得了，晚安吧，谁也不来了！”他要是不弹琴，大家就聊天。朋友当中有那么一位，通常是他们那时宠爱的那位画家，如同维尔迪兰先生所说：“撒出一句扯淡的话，招得大家纵声大笑。”尤其是维尔迪兰夫人，她是惯于把表达那些情绪的形象化的说法落到实处的，有一天就因为笑得太过厉害，戈达尔大夫（当年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得不把她那脱了臼的下颌骨给托上去。--------①《女武神》和《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都是瓦格纳的歌剧。晚礼服是不许穿的，因为大家都是“亲密伙伴”，不必穿得跟被他们避之若瘟神，只是在尽可能少举办而仅仅是为了讨好那位画家或者把那位音乐家介绍给别人时才组织的盛大晚会上邀请的那些“讨厌家伙”一样。其余的时间，大家就满足于猜猜字谜，穿着便服共进晚餐，决不让任何外人混入这个“核心”。随着这些“伙伴们”在维尔迪兰夫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日益增长，凡是使得朋友们不能到她跟前来的事情，凡是使得他们有时不得空闲的事情，例如这一位的母亲，那一位的业务工作，另一位的乡间别墅或者什么病痛等等，就都成了叫人讨厌、该受指责的了。要是戈达尔大夫认为应该离开餐桌回到病危的病人跟前去的话，维尔迪兰夫人就会对他说：“又有谁知道，如果您今天晚上不去打扰他，也许对他反倒好得多；您不去，他可以好好睡一夜；明天您一早去，他的病也许已经好了。”十二月一到，一想起她的忠实信徒们要在圣诞和元旦那两天把她“撂在家里”，她就发愁。钢琴家的姑妈要他那天一定得到她母亲家去吃晚饭。维尔迪兰夫人厉声叫道：“如果你们元旦那天不随乡下人的习俗，不跟您的母亲在一起吃那顿晚饭，她就会死啦！”到了复活节前的那个圣周，她的不安情绪又起来了。“您是个大夫，是科学家，是自由思想家，您当然跟平常一样，耶稣受难日那天是要来的啰？”她在组织“核心”的第一年以坚定的口吻对戈达尔大夫说，仿佛准能得到肯定的答复。不过她在等待那句答话的时候，还是不免有些担心，因为他要是不来的话，她就有孤独一人的危险。“耶稣受难日那天我是要来的……来向您告别，因为我们要到奥维涅去过复活节。”“到奥维涅？去喂跳蚤，喂虱子，敢情是大有好处！”沉默了一阵，她又说：“如果您早点对我们说，我们也许会安排安排，跟你们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一起去作这次旅行的。”同样，要是有哪位“忠实信徒”有个朋友，或者哪位“常来的女客”有个追求者，可能会拽住他们不让他们前来的话，维尔迪兰夫妇就会说：“好吧，把您的朋友带来吧！”他们倒是不怕女客有情人，只要她把他带到他们家来，在他们家谈情说爱，不至于因为爱他而不爱他们就行。他们会考验这位朋友，看他是不是能对维尔迪兰夫人推心置腹，有没有可能被接纳进这个“小宗派”。如若不然，他们就会把介绍他前来的那位信徒叫到一边，请他们跟他们的朋友或情妇闹翻。反之，那位“新来的人”也就会变成一个信徒。就这样，那一年当那位半上流社会中人对维尔迪兰先生说，她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人，叫做斯万先生，同时暗示他很想受到他们接待的时候，维尔迪兰先生当场就把这个请求转告他的妻子。维尔迪兰先生向来是要等他的妻子拿了主意才拿主意的，他的特殊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满足她以及她的信徒们的一切愿望。“德．克雷西夫人有事跟你商量。她想把她的一个朋友斯万先生介绍给你。你看怎么样？”“嗨，对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我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您别谦虚了，我没有问您的意见，我就是要说您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既然您那么说，”奥黛特以马里沃式的故作风雅的殷勤语调答道，说着又补充一句：“您是知道的，我可不是个fishCingforcompliments（沽名钓誉）的人。”“好吧，如果您的朋友讨人喜欢，那就带他来吧。”诚然，这个“小核心”跟斯万常去的社交圈子毫无关系，而纯粹的上流社会人士也会觉得象他那样已经在上流社会里占有一个特殊地位的人，犯不上想方设法登上维尔迪兰夫妇的家门。不过斯万是那么爱女人，打他差不多认遍了贵族阶层的女子，她们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把圣日耳曼区授给他的那些归化证书（差不多也就是贵族证书）仅仅看作是本身已经没有什么价值的流通证券或者信用证，倒是可以使他有条件到外省什么小地方，巴黎什么偏僻的地区去追求他看着漂亮的某个乡绅或者法院书记官的女儿了。当年欲念或者爱情在他身上激起的那种虚荣心，现在通过日常生活的习惯已经摆脱了，而正是这种虚荣心把他导向那个上流社会的生活，在无聊的逸乐中浪掷了他的聪明才智，把他在艺术方面的博学用之于指导贵妇人购买绘画作品，布置她们的府邸。也正是这种虚荣心促使他在他爱上的不相识的女子面前，显摆单是斯万这个姓氏所表达不了的帅劲儿。如果那个不相识的女子出身低微，他就越发要显摆那个劲儿。正如一个有才气的人不怕在另一个有才气的人面前露拙一样，一个帅的人不怕一个阔老爷，而怕一个乡巴佬不领略他的帅劲儿。有世以来，人们出于虚荣而费的心机，而说的谎话，有四分之三是对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而发的。斯万在一个公爵夫人面前朴朴实实，不修边幅，而在一个女佣人面前就要装腔作势，惟恐被她瞧不起。有很多人出于他们的社会地位造成的慵懒或者无可奈何的安于现状的心理，他们不去享受他们老死于其间的上流社会之外的现实生活为他们提供的乐趣，却退而求其次，一旦对那些平庸的娱乐以及还能忍受的无聊乏味的事情习以为常，就把这些称之为乐趣。斯万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不费心思去发现跟他在一起消磨时间的女人身上的美，却花时间去跟他一眼就觉得漂亮的女人在一起。而这些女人的美时常是相当俗气的，因为他本能地追求的体态之美跟他所喜爱的大师们所雕塑或绘出的女子的美恰恰背道而驰。后者深沉的性格或阴郁的表情使他的感官凝滞，而只要有健康、丰满而红润的肉体就足以使他的感官苏醒。如果在旅途中遇到一个他原不该去结识的人家，而其中有一个女人在他眼里显出他从未见识过的魅力，那么，要他保持矜持态度，消除她在他身上激起的欲念，用写信召唤一个旧情妇到身边来这种办法来替代他可能从那一位身上得到的乐趣，这在他看来就等于是在生活面前的怯懦的退让，是与不去游览这个地区，却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眺望巴黎的景色同样的对新的幸福的愚蠢的抛弃。他不把自己封闭在他的社会关系的圈子里，而是自己去创造，以便哪儿有个女人中他的意，就在哪儿另起炉灶，建立基地，就象探险家随身携带的装卸自如的帐篷一样。至于不能搬动的东西，或者不能换取新的乐趣的东西，不管别人看来是如何可贵，他都弃之如敝屣。不止一次，他跟一个公爵夫人相处多年，慢慢地激起了对方以身相许但苦于无机会满足的欲念，从而在她跟前赢得了信任，可是他却冒冒失失给她拍个电文，要她给他去封电报，让他立即跟她的一个管家联系，原来他在乡下发现了管家的女儿——这真象是一个饿得要死的人拿一粒金刚钻换一片面包！事情过后，他也不免哑然失笑，原来在他身上，虽然也有些难能可贵的高尚优雅之处，却也不乏粗野劲儿。再说，他属于这样一种有才气的人，他们在无所事事中度日，心想无所事事正好给他们的聪明才智提供跟搞艺术或学习同样值得注意的对象，心想“生活”本身包含比所有小说更有意思，更富有浪漫色彩的情景，就拿这种想法聊以自慰，甚至作为原谅自己的借口。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而且轻而易举地说服他社交界中最高雅的朋友们，特别是夏吕斯男爵。他常跟他讲一些妙趣横生的艳遇故事来逗他，自己也暗自得意，说是什么有回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女的，后来把她带到家里，发现她是一位君主的妹妹，当时欧洲政治的条条脉络全都掌握在她哥哥手心底里，他自己也就对欧洲政治了若指掌，又说什么由于情况的极端复杂，有回他能否当上一个女厨师的情夫，要由教皇选举会议来决定等等。供斯万驱使，为他拉线搭桥的不仅有一大群他过从甚密的德高望重的太后、将军、院士，他所有的朋友也都不时收到他的来信，信上以外交手腕要求他们写封推荐信或介绍信，而在层出不穷的桃色事件中假借花样翻新的借口，这种手腕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也就跟大白话一个样了。多年以后，由于他的性格当中有别的许多方面跟我相似而使我对它发生兴趣的时候，我时常听说，当他给我的外祖父（那时还不是我的外祖父，因为当斯万那段恋情开始从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再寻花问柳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写信时，我外祖父一看信封上的笔迹，就高声叫道：“嗨！斯万又有求于我了，可得小心着点！”也许是出于不信任之感，也许是出之于我们只把一样东西送给不需要它的人的那种潜意识的心理，我的外祖父母对他提出的最容易满足的要求报之以斩钉截铁的拒绝，譬如当他提出让他们把他介绍给每个星期天都到他们家吃晚饭的那个姑娘，而每当斯万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只好假装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个姑娘，其实他们整个星期都在商量该邀请谁来陪她，结果时常是找不出任何人来，但却不跟那最乐于接受邀请的一位打个招呼。有时候，外祖父母的朋友当中的某一对夫妇一直抱怨怎么老见不着斯万，会突然满意地宣布，说是斯万最近变得再可爱也不过了，老是跟他们在一起。这么说也许多少还有点要激起我外祖父母对他们的羡慕的意思。我外祖父不愿破坏他们的乐趣，只是瞧着我外祖母哼道：这倒是怎样一个谜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或者：难以捉摸的幻象……或者：在这样的事儿当中，最好是视而不见。几个月之后，如果我外祖父问起斯万的一个新朋友：“斯万怎么样了？您跟他还常见面吗？”对方就会拉长了脸：“嗨！您就别再提他了！”“我还以为你们过往很密呢……”斯万在好几个月当中一直是我外祖母的表兄弟家的常客，差不多每天都在他们家吃饭。忽然有一天，他不去了，连个招呼也没打。大家还以为他病了呢，我外祖母的表妹正要打发人去打听他的消息，忽然在厨房里发现他的一封信，是厨娘不经意夹在她帐本里的。他在信里告诉厨娘，说他就要离开巴黎，不能再来了。原来她是他的情妇，而在跟他们家中断来往的时候，他认为只有必要通知她一个人。如果他当时的情妇是社交界中的人，或者至少出身不太低微，处境不太特殊，不至于无法引入大雅之堂的话，那么他就会为了她而回到社交界去，但只是在她活动或者他领她去的那个特定的轨道上运行。“今晚就别指望斯万了，”人们说，“要知道，今天是他带那个美国娘儿们上歌剧院的日子。”他为她张罗请帖，到那些人数特别有限的沙龙去，那里有他的老朋友，有每周一次的聚餐，有牌局；每天晚上，当他把他那红棕色的头发梳上一梳，再稍为卷一下子以后，就挑上一朵花插在纽扣孔上，然后动身去找他的情妇，上他那小圈子里的某个女人家去一起吃饭；这时候，一想到他就要看到的那些他可以任意摆布的时髦青年们会在他所爱的女人面前怎样对他表示钦佩和友情，他就会重新体味他原已感到厌倦的社交生活的魅力；这种生活的内容，一旦由他跟一种新的爱情结合起来，便被一个忽隐忽现的火焰所照亮，所温暖，在他眼里变得美好而可贵。这样的私通，这样的调情，每一次都是当斯万看到一张一眼就觉得迷人的脸，或是一个一眼就觉得迷人的身子时，油然而生的梦想，或是完全或部分成为现实，可是有一天，当他在剧场里被一位往日的朋友介绍给奥黛特．德．克雷西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位朋友曾经对他说过，这个女的真是令人销魂，他也许可以跟她搞出点什么名堂，不过事情要比看起来难得多，所以把她介绍给他也就是帮了他一个大忙。在斯万看来，她当然不是不美，不过那是一种他不感兴趣的美，激不起他的任何情欲，甚至还引起他某种生理的反感；他觉得她是这样一种女人，每个人都可以举出几个样本来，每个人举的又都不同样，她们都是我们的感官所要求的那种类型的反面人物。要想中他的意，她的轮廓未免太鲜明突出，皮肤未免太纤细，颧骨未免太高，脸蛋未免太瘦长。她的眼睛倒是好看，但是大得仿佛在自身的重量下往下低垂，压着脸上的其余部分，使她总显得身子不舒服或者情绪不佳。在剧场那次相识以后不久，她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允许她来看看她极感兴趣的他的收藏，她说她“虽然无知，却对美的东西颇为爱好”，她设想他在家中“一杯清茶，满屋图书，一定非常舒适”，而等到她登门拜访以后，对他的了解就会更进一步，却也不掩饰她的惊讶，说他住的那个区不免有点寒碜，而“他是那么smart（帅），这个区与他实在太不般配了”。他后来让她去了，在分手的时候，她说她十分高兴能来拜访，遗憾的是呆的时间那么短促，说他给她留下的印象跟她认识的别的人都不一样，仿佛他们两人之间可以建立一点罗曼蒂克的联系；斯万听到这里微微一笑。他已经接近看破一切的岁数，懂得满足于为爱的乐趣而爱，并不太要求对方的爱；但是这种心心相印虽然已经不再象年轻的时候那样是爱情必然追求的目标，却依然还跟一些概念联系得如此紧密，还可能在爱情没有萌发之前成为产生爱情的根源。男人在年轻的时候渴望占有他所爱的女子的心，到了后来，只要你感觉到一个女子心上有你，就足以使你对她产生爱情。就这样，到了一定的岁数，由于你在爱情中追求的主要是一种主观的乐趣，你就会觉得对女性之美的爱好应该在爱情中起最大的作用，这时即使最初没有任何欲念的因素，爱情也会油然而生，但这是纯生理的爱。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一个人已经多次被爱神之箭射中，爱情就不再在他惊诧和消沉的心面前，完全按它自己的不为我们所知又是无可抗拒的规律来运行了。我们也出来插上一手，用我们的记忆，用我们的主意来歪曲它。当我们看到爱情的一个征候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就会臆造出其他好些征候。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爱情之曲，一字一句都铭刻在心，那就用不着一个女子唱出曲中的充满了对她的美的赞赏之情的第一句才能想起全曲。而如果她从曲子的中间开始——说什么两人心心相印，双方离了对方生活就失去意义等等——我们就会在应该接碴的地方，立刻参加跟对方的合唱。奥黛特．德．克雷西又去拜访斯万，以后的访问愈来愈频繁；每一次访问都使他重温在重逢时的失望之感：她那张面孔，他在两次相会的间隔中已经把它的特征差不多忘了，在印象里既不那么富有表情，也不那么暗淡无光（尽管她还年轻）；当她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因她的美并不是他自然而然地偏爱的那种美而感到遗憾。再说，奥黛特的脸显得比实际上更瘦削更凸出，因为她的前额和面颊上部比较扁平，盖着一片当年时兴的前刘海，底下衬着假发卷，蓬松的发绺一直盖到耳边；至于她那长得绝妙的身材，很难看出它的完整性（那是由于当时时装式样的关系，虽然她是巴黎衣服穿得最讲究的妇女之一），因为她的胸衣凸成弧形，象是遮盖着一个假想中的腹部，下缘突然收缩，底下就是鼓得跟气球一样的双层裙子，使得她这个人看来仿佛是由互不相关的几截拼凑而成的；而裙边、荷叶边和坎肩又都一一自成体系，根据设计者的心血来潮或料子的软硬，或者紧贴着它们跟缎带的结子、花边的褶裥、垂直的蓬边相连的线条；或者紧贴着胸衣底下的鲸须片撑架，不管怎样，跟穿在衣服里的人是毫不合体的。衣服上的这些小装饰时而紧贴着她的身体，时而空空荡荡，这就决定她时而显得耸肩缩脖，时而象是深陷在衣服之中。但是，当奥黛特走了以后，斯万想起她曾对他说过，她觉得每次在等待他答应她再来之前这段时间是过得多么的慢的时候，就不免微微一笑；他想起有次她请他不要让她等待过久的时候的那副焦急不安，腼腆羞涩的神色，还有她当时注视着他的那副带着胆怯的恳求的眼神，却使她在插在带有黑天鹅绒的飘带的白圆草帽上的纸蝴蝶花束下，显得非常动人。她也曾说过：“您就不能上我家去喝杯茶吗？”他借口正在进行关于弗美尔①的研究，其实他已经中辍多年了。“我知道我是什么也干不了的，”她答道，“在您这样的大学问家跟前，我是微不足道的。在你们这些学者面前，我是井底之蛙。不过我还是非常想学习，想知道这些东西，想有人把我领进门。博览群书，埋头在故纸堆里，该多有意思！”她说话时那副自满的神气就跟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说她不怕脏，乐于干些象“亲自下厨”做菜这样的脏活时一样。“您也许会笑话我；阻碍您去看我的那个画家（她指的是弗美尔），我可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他还活着吗？我能在巴黎见到他的作品吗？我很想了解一下您所爱的东西，很想猜一猜您这辛勤劳动的脑门里面装的是什么，您这永远在思考着的脑子里装的又是什么。要是能参预您的工作，那该是多美好的梦想啊！”他表示歉意，说他怕再结新交——出于对女人的礼貌，他当时说的是怕再遭一次不幸。“您怕堕入情网？真有意思，我可是求之不得，我都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求得一个寄托感情的对象，”她在说这话时的语气是那么自然，那么令人信服，连他也被感动了。--------①弗美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亦作肖像及风景。“您多半是为了哪个女的吃过苦头，就以为所有的女人都跟她一样。她没有能了解您；您是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您的这种气质，我一眼看了就喜欢，我马上就充分感觉到您与众不同。”“再说您哪，”他说，“我对女人还是非常了解的。您一定也有许多事儿要做，没有多少闲工夫的。”“我？我从来也没有什么事儿要做！我总是有空的，您要找我，我总是有空奉陪的。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随便什么时候，您都可以来看我。如果您给我个信，我总是乐于来的。您同意吗？您要是能让我把您介绍给维尔迪兰夫人，那我就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晚上都上她家去的。您想想，要是能在那里见到您，想到您是为了我而去的，那该多好！”当然，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象这样回味他们的谈话，象这样想起了她的时候，他自然会把她的形象跟他在带有浪漫色彩的遐想中想起的别的许多女人的形象并列起来；然而，假如由于某一个偶然情况（或者甚至不需要这个偶然情况，因为当脑子里的一个潜在的心理状态突然冒头的时候，这时出现的情况可能对这个心理状态起不了任何作用），奥黛特．德．克雷西的形象居然占据了他的一切遐想，假如他的一切遐想已经跟对她的回忆密不可分，那么她体态上的缺陷就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她的体态是否比别人的更合斯万的口味也就无关紧要，因为一旦成了他所爱的人的身子，它从此就是唯一能给他带来欢乐或痛苦的身子了。我的外祖父正好认识维尔迪兰一家，他现存的朋友当中哪一个也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当时已经跟他称之为“小维尔迪兰”的那一位完全断绝了来往，认为他虽然还有百万家财，却已经沦为放荡不羁的败类了。有一天，他收到斯万一封信，问他能否把他介绍给维尔迪兰一家。外祖父叫了起来：“可得小心！可得小心！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斯万准是会走上这条道的。真是好地方！首先，我不能答应他的要求，因为我已经不认识这位先生了。再说，这事儿准跟女人有关系，我可不愿意牵扯进去。好嘛，斯万要跟小维尔迪兰那一伙泡在一起，咱们可有好戏看了。”外祖父给了否定的答复，只好由奥黛特亲自把斯万领到维尔迪兰家去了。斯万第一次去的那天，维尔迪兰夫妇饭桌上有戈达尔大夫夫妇、年轻的钢琴家和他的姑妈，还有当时得宠的那个画家；那天晚会上另外还去了几个忠实信徒。戈达尔大夫从来也拿不准该用什么口吻来回答别人的话，也弄不清对方究竟是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他随时准备端出一副笑容，作出一个随机应变、昙花一现的微笑，又要带有一定程度的狡黠，万一对方说的是句玩笑话，也可免遭头脑过分简单之讥。由于他对对方的意图可能猜得不透，所以他不敢让他的微笑在脸上明确表现出来，总是显出一点犹疑不决，使人一眼就看出他是想提又不敢提“您这话可是当真？”这么一个问题。他对在大街上，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怎样的言谈举止，也不比在沙龙中更有把握；他对行人、车马、所发生的事情总是报之以带有狡黠意味的微笑，这个微笑谈他免遭举止失宜之讥，因为如果他的态度不合时宜，这个微笑就可以表示他早知如此，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而在他觉得可以明白提出问题的一切事情上，大夫是不惜作出一切努力来增长知识，缩小他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范围的。因此，他就遵照他那有远见卓识的母亲在他离开外省时给他的教导，每碰到有不知道的成语或者专有名词时，总要查找资料，把它弄个明白。说到成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查考，因为他有时以为一个成语还有什么更明确的意义，总想弄清他最常听到的那些成语的精确含义，譬如什么Labeautédudiable（青春美）、dusangbleu（贵族名门）、uneviedebaDtondechaise（放荡不羁的生活）、lequarxd’heuredeRabelais（囊中如洗、捉襟见肘的时刻）、eDleprincedesélégances（衣着华丽）、donnercarteblanche（授以全权）、eDtreréeduitàquia（哑口无言）之类，还要弄清在怎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拿来使用。要是没有成语可用，他就会用学来的一些双关语或者谐音词。当他听人在他面前提到新的人名的时候，他就满足于以带来疑问色彩的语调重复一下，心想这么一来就可以套出对方作出一番解释。他自以为对什么都能分析批判一番，其实这种批判精神他根本是欠缺的。有教养的人施恩于人却说得仿佛是他欠了对方的情（当然也不希望他当真相信），这种心思在戈达尔身上就是白费，他把所听到的话全按字面来理解。不管维尔迪兰夫人对他是怎样盲目地偏爱，虽然她依然觉得他很机灵，可是有次请他进包厢看萨拉·贝尔纳①的演出时，就闹过一次笑话。她很客气地说：“大夫，您惠顾光临，真是太好了，特别是我相信您一定常听萨拉·贝尔纳的戏；不过咱们的包厢离舞台也许太近了点儿，”而戈达尔大夫在步入包厢时嘴边挂着一丝微笑（准备根据权威人士是否跟他讲这剧的价值或保持下去或收敛起来）答道：“这个包厢敢情离舞台太近，而且现在大家对萨拉·贝尔纳已经有点厌倦了。不过您既然表示了要我来的愿望，对我来说，您的愿望就是命令。能为您效这么点劳，我实在太高兴了。您这么好，我怎能拂您的意呢？”这时候，维尔迪兰夫人也终于恼了。大夫接着又说：“萨拉·贝尔纳真是金嗓子，是不是？好些人写文章说她演起戏来十分卖力，真是满座生辉。这话说得好，是不是？”他原以为维尔迪兰夫人要夸他几句的，可是碰了一鼻子灰。--------①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名噪一时的杰出女演员。“我看哪，”维尔迪兰夫人后来对她丈夫说：“咱们不该那么谦虚，把咱们送给大夫的东西的价值说得那么低。他是个科学家，不通人情世故。他不识货，咱们怎么说，他就真以为是那么回事。”“我一直不敢跟你说，”维尔迪兰先生答道，“我早就看出来了。”到了元旦，维尔迪兰先生就不送戈达尔大夫一颗值三千法朗的红宝石而说价值无几，而是买了一颗只值三百法郎的假宝石，却说是无价之宝。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