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2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西方霸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我们不知不觉就认为它的存在是非常自然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 M. 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期它将会自行终止。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条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设有一些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人们都习惯了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心里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阻碍了我的跑步节奏，但是每次想要闯红灯，我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所以最后都能忍住冲动，哪怕当时身边一辆车都没有，甚至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遵守规则的社会，这种特性会传染给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泳帽会出现在所有的超市里，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突然消失。无论身处哪所学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学生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产品获得了5%~10%关键群体的认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样随风蔓延开来。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彩色电视梦想，等了20多年才实现；而在日本，却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后，日本的彩色电视需求呈直线上升。青少年杂志《Cawaii！》的编辑Yoshiyuki说，只要5%的小女孩喜欢某样东西，一个月内它就会得到60%的年轻人的支持。尽管日本的年轻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们的时尚潮流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缺乏个性。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Sahoko Kaiji解释道：“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车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锁，第二天早上它还依然原封不动地停在那里。你即使把立体音响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地铁上，女士们可以开心地享受旅途，哪怕她们的钱包就放在打开的手提袋的最上端，也无须担心；拥挤的汽车上，男士们可以将手机放在牛仔裤的后兜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Kaiji接着说：“日本人总是那么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订购商品，并被告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货，一旦商品提前到达，他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而且十有*商品会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乱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万乘客的日本新宿车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丰桥车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小纸片，当我对日本朋友表达我的惊讶时，他告诉我：“别担心，人们立刻就会捡起来的。”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见面时，人们总是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鞠躬行礼。当你来到超市或商店，门口总有人迎接。这里不存在傲慢或粗鲁的行为。无论是排队还是走出电梯，你的个人空间永远都会受到尊重。你会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那么回事儿。人们的参与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态度。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对我说：“失业不仅仅是失业者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很重视个体的国家。在东京成田机场，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会礼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队，当你正在踌躇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时，地上涂好的脚印会打消你的疑惑。无论车站和机场有多大，你都不会迷路，因为日本人在提示方向时细心周到。在细心周到方面，还表现在日本人对准时的格外重视。在地铁站，站台指示牌不仅预报下一班地铁到站的时间，还会预报停站时间，而且地铁也非常准时，几乎与预报毫秒不差，人们可以根据日本的地铁来调准自己手表上的时间。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2）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与西方国家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诉我的一句话：“日本表面上‘很西方’，但骨子里却‘非常日本’。”日本是唯一一个19世纪便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顺利闯进排外性极强的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尝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实现工业化，1939年之前又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地区，并一直占领这些殖民地到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当东亚一些发展迅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模式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亚洲现代化的本质，日本是最佳的研究样本，因为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而且它现在仍然是亚洲国家中最发达的典范。不过，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这个地区的代表，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日本从哪里来？日本的形成，得益于两次对当时最发达文明的融合：15~16世纪的中国，以及19~20世纪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邻国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在吸纳中国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法艺术，但是后来它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创造的文字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为日本文化奠定了基石。大约6世纪左右，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经由高丽（今天的朝鲜）传入日本。道教与日本的泛神论融合成神道教，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和在中国一样，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它最伟大的成就是放宽了对人们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而在那之前，读书识字、学习知识的权力专属于贵族。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许多世纪，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响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影子里生活了几乎长达14个世纪，这给日本民众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育了日本国民一种潜在的自卑感，同时还夹杂着某种防御主义、早期的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尽管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些影响都是融入日本自身的经验和传统中，才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很明显，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各方面都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中包括仁爱之心和善行，而日本儒学则更强调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别越发明显。忠诚和孝敬长辈――基于权威、血统和年龄，是等级关系最关键的特性，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和日本都受到皇族的统治，但是它们大为不同。首先，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36个朝代。与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在日本1 700年的历史记录中，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盘踞天皇的宝座。其次，中国王室享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历史上只有1/3的时间――除了远古时代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家族名副其实地统治着整个国家。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双重或三重政府的统治，天皇实际上被迫与别人一起分享权力。最典型的形式是双重政府，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控制要么掌握在军事首领手中，要么就掌握在有军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顾问手中。换句话说，永久掌握政权的代价，就是扮演一个影响力大大减少的政治角色。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3）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是由幕府将军控制下的军队行使的。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军事首领仍然对天皇负责。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言论：“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岛屿之间反复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个神圣的首脑，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政府内阁的事务。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他会参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屿，他会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换个角度来看，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种姓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部落民――即从事屠宰业、皮革业等所谓贱业者和乞丐游民，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每一个家族的首领，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自己的阶级立场，并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世袭地位。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不同：后者尤其重视优质教育，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赞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平民儒家思想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视军事儒家思想的国家。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叶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基督教，反对外国势力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干涉。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来限制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恐惧，尤其是从欧洲进口的枪支，统治者认为它可能会动摇将军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行为让日本倒退到专制主义时代，但是德川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变化。随着语言的日益标准化，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趋同，日本社会日益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总之，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具备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条件。新建的公路网进一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沿着这些交通枢纽兴起的商业区，逐步变成了充满生气的贸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统治末期，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其城市规模堪与伦敦相媲美，人口也超过了100万；而当时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泽，也具备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经济与当时的西北欧相比，更为发达，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个致力于此目标的政府，日本已经完全拥有经济腾飞的条件。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4）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武士的职能和作用不断变化。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保卫大名，但是随着后来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责任，并负责保护大名的财产，以及代理主子大名与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签订议定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军人阶层转变成日本社会里一个关键的管理阶层。尽管沉湎于儒学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们的认知和癖性本质上还是倾向于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不像当时的中国主要侧重于文学和学术理论，这种目标和倾向，对后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特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1853年，美国海军上尉佩里率领“黑船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国德川时代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佩里伙同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要求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活动。日本长期实行的孤立政策，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如同19世纪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日本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及其疯狂抢掠的变态行径了。1858年，面对外国的持续侵扰，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打开了日本的贸易之门，并对日本的主要港口实行治外法权，从而使西方列强逍遥于日本法律之外。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严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权。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经执行了300多年的对基督教的禁令。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国内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对日益动荡和骚乱的局势，德川政权陷入了几近瘫痪的困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并于1868年达到了顶峰，随后，幕府――有效统治日本的军事体制――被萨摩藩和长洲藩的联合势力推翻，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后迁都东京。至此，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便建立起来了。武士是德川政权倒台的发动者和新明治政权建立的主谋，后者是以1868~1912年的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明治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武士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提升新政府的威望，自己做出的牺牲就是废除陈旧的封建特权，被剥夺了随身佩剑的权力，以及以实物付款的垄断权，改为以现金付账，至此，武士原来享有的特权大为削弱。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蓝图、政治目标或政治远景的驱使。刚开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部分统治精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孤立不是上策：如果日本想要从西方国家的野蛮行径中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对西方强加的种种挑战做出回应，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先前还充满仇外情绪和孤立情结的统治阶层，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政治转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识，明确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并决心迅速实施。现代君主国家创建了首席大臣辅佐天皇的制度，但是实权都集中在首席大臣手中。到1869年，婚姻和工作可以自由选择。1871年，日本的封建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兵，彻底废止了武士随身佩剑的特权。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工厂，由先前的武士负责运营，这些举措使日本迎来了一个极具特色的经济时代。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5）如果说早先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对日本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遭受西方威胁的亲身经历，则有力地说服了日本新的统治阶层：如果日本希望维护国家独立，不重蹈中国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向西方学习，而当时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明确了发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险，在缺乏明确周详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下，其行动的快速、执行目标的坚定不移，政策覆盖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确令人称奇。在这激动人心的20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新机制。它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到欧洲，甚至还到美国，研究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借用什么，吸收什么。一切都以高度系统的方式运行，其目的在于明确哪些国家在哪些特定领域能提供最多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恰当快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是当时日本最为紧迫的任务。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体系，是模仿法国学区制的结果；其海军的建制，先是效仿英国海军，后来又相继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陆军系统才得以完成；日本修建的铁路是以英国为范例的，创立的大学则是效仿美国而成。1871~1876年，大约300名欧洲专家被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邀请到日本，协助日本进行设计和施工。其结果便是外国经验的集成（这成为日本的一大典型特色），并不知不觉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中。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低价出售新建工厂。由此，日本开创性地孕育出资产阶级。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层，他们可以用债券购买新建的工厂，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取代了他们原先以实物付款的封建做法。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业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作为日本的标志延续至今：首先，他们能够存在，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得力于日本政府的慷慨赠与和大力资助，所以背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依据他们的背景、接受的训练和品性来判断，这些新兴资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业家。在许多方面，明治维新所倡导的内容都是极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是从大名当中提拔起来的，而是主要来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并入武士阶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商人。阶级力量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欧洲不同，日本的新兴阶层――商人，既不会煽动这种变化，也不会亲自挑头去促成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与陈旧的制度发生冲突。相反，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即武士阶层，已经逐步转变为更广义上的统治阶层。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同时也为了取得大众的支持和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武士将天皇重新尊奉为日本民众生活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天皇迁都东京，便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其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义，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政变，它其实是一次以将日本从外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为名，行维护现存精英权力之实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要努力使这场变革运动在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尽量采用非激进的、有所保留的方式进行。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6）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其连续性远远强过非连续性：甚至在1868年，当非连续性成为一种必要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法国和中国那样――两国都实行了革命，最后以和解而告终。它是由怀揣着实现根本性变革的理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尽可能保留旧秩序的精英们建立的。因此，与大多数革命相比，维新过程中的流血牺牲相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家庭结构、等级关系和层级结构。明治维新证明了日本精英阶层的灵活性、实力、适应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时局的能力。欧洲的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比如，除了其他的情况以外，法国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兴起这一内部威胁的回应，而明治维新则是源于对外部威胁也即西方列强的反应。当然，这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差异，欧洲是领导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对此，其他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欧洲列强和其扩张行径的方法，这个差异也有助于解释明治维新怎样以及为什么由一部分精英统治者而非当时正兴起的敌对团体发起。迫使日本改变局势的不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而是西方国家的威胁。对历史的传承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迎接现代化的国家，一种在西方强权和本国特性之间做出权衡的现代化。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该国自觉并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间走钢丝的过程。然而，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较，它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来者可能无权进行选择。因此，日本现代化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存精英统治者为了保护国家的本质，对西方化做出了自愿并适当的选择。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在关键时刻，日本对待外国影响并非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从5~6世纪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征。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吸收外来影响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潜在力量。断然拒绝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来影响力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本质”或民族情绪，已经在试图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正如吉野耕作所说：“为了坚守‘我们的领域’，人们坚守着重大的差别，不仅要区分‘我们’（日本）和‘他们’（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从而表明‘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可以延续。日本声称对‘我们’的这种文化领域保持独家所有权。”日本的独特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别加以界定并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影响力和那些被视为具有日本独特性的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特产物。正如有人认为，日本的“领域”概念远不止于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尽管日本文化很独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但是日本的特性归根结底还在于日本人为何会行为特别，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根本的认知差异何在。这种二元性允许固有本质和外来影响力的共存，也广泛地扎根于从饮食和服装到电影和婚礼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它们之间基本上少有激烈冲突，日本吸收外来影响的精髓然后加以重构，与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国影响力时代，但是在西方化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7）经历了极端的西方化时代后，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寻求国家本质定位。在这场辩论中，日本国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会观念（天皇即父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并被美国占领后，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的西方化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节骨眼上展开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叶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大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主导的单一同质社会，日本国民的一致性是难以言表的、不合逻辑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日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国民性”。当然，日本国民性的本质实际上不能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创造性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他们希望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异性。在《菊与刀》中，露丝?本尼狄克特提出：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比较各国文化，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不得要领。研究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在电视荧屏上司空见惯。殊不知，正是这些琐事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外交官签署的诸多条约。日本的独特性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按照这些标准来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都是注定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天皇被视为国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设想出来的。等级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表达“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严格按等级设定的鞠躬体系，鞠躬的程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程度。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 000个男性中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个，英国只有个，德国则为个。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8）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9）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0）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2）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 “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辉煌的世纪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 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 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3）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 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 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河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到12世纪时，纸币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区域贸易都很发达。在宋代，沿海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例如，13世纪晚期，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经拥有近700万人口：截至那时，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城市人口大约占到全国总人数的10%。然而，这些城市在政治中心和个人自由方面，并没有发挥像欧洲城市那样的作用：自治地区城市的发展受中央集权结构制约的模式，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出现过学习和发明创造的浪潮。这个有时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阶段，见证了传统考试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的发明、灰泥和雕板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纱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未能开辟一个类似英国数百年后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代，但是其意义几乎不亚于后者。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数学水平最强的社会，其发明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北宋结束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4）雕版印刷图书的发行、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日益增多的进京赶考者、数学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代数的发展）以及学者阶层的出现，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能识字算术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世界可以同日而语，那时的欧洲还处于望尘莫及的境地。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还大量借用中国的新式发明，包括纸张、指南针、独轮手推车、船尾舵、手纺车和雕版印刷术。截至那时，中国依然是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其邻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华附属国，都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表现出虔诚的敬意。1300年以后，这段非同寻常的繁荣时期逐渐步入衰退期，中国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开始让位于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这个过程直到1500年才结束。蒙古的入侵标志着宋朝的灭亡――这个从多方面评价均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中国被蒙古帝国吞并，开始进入元朝。这是一段极不愉快的历史，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置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沦落到卑微的境地。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有几个原因。南部边疆原本拥有肥沃的未开发耕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此时开始涌入来自北方的移民，可想而知对资源尤其对粮食物产生的压力日渐加大。科学上取得的蔚为壮观的进步，此时也开始日益干涸。贸易的缓慢下滑和与外国联系的渐渐中断，中国开始逐步转向自身，内向性愈发明显。而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都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持续的外向性过程中。中国向南扩展腹地，包括开拓肥沃的新农地。宋朝统治者相当重视贸易和与外国人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而且不止中亚、印度次大陆，甚至抵达非洲东海岸。而到了明朝，这一进程开始进入缓慢的逆转期。1371年，由于大规模的日本海盗对中国船只构成了威胁，明代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1390年的一项法令宣布：“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明朝统治者又相继颁布了禁令，首先禁止私营贸易，然后是政府贸易。正如马戛尔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广东（今广州）成为允许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1411年大运河的成功重建，连接了中国北方与长江边的稻米之乡，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标志着对沿海航运以及海军需求的大大降低。在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宋朝帝国江山的稳固到明朝早期出色的海上探险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拥有多层甲板帆船（多达4个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使用船尾舵驾驶，有航海图和指南针，可容纳500人左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壮举，其航行范围到达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他所乘载的轮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便急剧下降。1436年，政府禁止制造适于远航的船舰，减少小型船只的建造。为何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内省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后人未能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明朝政治态度的转变；由于首都1421年从南京迁往北京，统治者对北部边界更为关注，对沿海的兴趣日益减少；更加关心航海的成本和为对抗北方蒙古而进行的军事探险的相对失利。统治者确实也存在一些担忧，因为沿海中心城市与其他陆地接壤，有可能成为*的发源地，毕竟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骄傲自大，总认为他们的文明远远胜于那些野蛮人（即中国人以外的人），使得这种专断独行和孤立主义的观点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符合逻辑的。此外，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也使以大国自居的思想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5）然而，1500~1800年，经济停滞让位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适度繁荣。国家的粮食供应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顿下来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农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它被中世纪早期的经济革命掩盖，经济增长也只是伴随着相对较少的新发明，远不如宋代发明创造的规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确实，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叶，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增长的资源受限，但是中国一无所有，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毫无疑问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比欧洲还高，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6）中国人眼中的“国家”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它们对各自工业化进程时机的把握，而是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深刻的不同，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2 000年，而且其影响难以计数。毕竟，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欧洲模板显得那么贫乏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对几乎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政权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转移到了许多小国手中。甚至在统一的进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保持着分裂为多国家制度的特征。与此相反，中国从未丧失过帝国的国家制度，这种体系是经历了紧张的诸侯间争斗后显露出来的。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其在清朝达到最大地理范围时所获取的国家保持着共同的边界。中国的平衡状态是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而欧洲则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团体。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7）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为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的潜在因素。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家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8）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管理粮仓储备以确保粮食的供应能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对一些从时间标准来衡量可谓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例如为防止干旱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中，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都大相径庭，欧洲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情况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守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的单一观点。总之，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很久以前就获得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它应该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此外，从后来的17世纪起，在这些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展逐渐向外向型转变――战争的危急、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与中华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截然不同。与欧洲不同，官僚机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1 000年；它很少与邻国发生战争，大部分时间都与邻国相对和平地共处，双方维持着朝贡体系内的关系。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灭亡时，公民身份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内忧外患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开始逐一显现。它第一次尝到的苦痛，是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后来的19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困难开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义和四次影响巨大的起义活动（即1855~1873年的云南回民起义，1862~1873年西北地区突厥后裔发起的另一场回民起义，1853~1868年北方的捻军起义，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开始动摇。在所有这些叛乱中，太平天国运动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交锋失利，王朝政权的统治基础已变得岌岌可危，加上1848~1850年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和饥荒，太平军首领认为举事的条件已经成熟。太平天国运动最先从中国南方开始，随后跨越长江下游的许多肥沃地区，辗转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据估计，这次起义造成了大约2 000万~4 000万人死亡。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极力向众人说教自己对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看法。保罗?柯文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清教和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怪诞炼金术”。起初，这场运动得到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并包含一股强烈的反满族势力（清王朝是满族人的天下）。运动持续了几年，但结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终为清王朝和英法联军所*。尽管清王朝最后取得了胜利，表明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再也没能恢复。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9）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日益增强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为，逐渐成为19世纪70~80年代的清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设法抵制英国的要求，但未能成功，最后只能允许进口产自印度的鸦片，并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它涉及赔款、割地（损失香港岛）和设立4个通商口岸等内容，英国在这些口岸享有特许权。不过，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鉴于英国入侵的事实，清朝政府没有被迫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个王朝国家继续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无论是北方草原还是中亚地区，再或者是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属国，例如朝鲜和越南。中国人的优势心态和自信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有所变化，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圆明园，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通商口岸的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西方公民被授予治外法权；容许其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传教士享有在中国境内旅行的自由；给予更多的赔款。中国开始失去对一些重要管辖区域的控制权。1884年，在对越南战争中，法国成功粉碎了中国海军。在历史上，越南长期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今却被法国殖民统治颠覆。海军之战暴露了一个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同一个农业大国之间的悬殊差距。战斗刚开始，中国的旗舰就被鱼雷炸沉，不到一小时，所有的中国战舰都被摧毁，从此，法国控制中南半岛的道路变得无比通畅。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同与法国的战争那样，这关系着中国对其附属国的影响力，朝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与中国关系最近的附属国之一。面对工业强大、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邻国，中国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超过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并进一步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日本赢得了在现有的多个通商口岸中建造工厂的特权。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它们纷纷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逼迫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到20世纪的时候，随着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和俄国等八国侵入中国境内，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强加给中国的主要不平等条约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3年）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1844年）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1858年）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年）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与普鲁士、德国海关联盟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1876年）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与俄国签订的《*》（1896年）与英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0）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1915年）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受到1861~1908年享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起义者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最后，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组成的一支外国联军侵犯北京，*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偿。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其通商口岸类似于小型殖民地，传教士拥有特许权，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进行传教和劝诱改宗的活动。外国公司有权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但是，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国1949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干涉面前显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发起了一系列旨在让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改良运动。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清政府实施变革的决策，是由极少数精英做出的，并且从来没有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同意，所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这些改良一直在犹豫和零碎中进行着。除了一些文人和诸如康有为那样的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而且精于新思维和传统儒家教义的学者之外，此次改良运动的发起者还有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员。问题在于，除了1898年的短暂时刻，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现代化的必要性，更不用说会发出一种紧迫感，他们仍然采取消极的或者积极反对的态度，不像1868年后的日本政府那样，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动力。然而，这是关于武装部队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改良，包括首次在伦敦和巴黎等大都市建立外交场所，进入20世纪之后，还对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加入了西方的科目。当1898年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它终于受到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鼓励，但是这种认可仅仅持续了几个月。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受到西方蛊惑，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叛徒。结果，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发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反映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上。中国拥有单一的和高度集中的政府体系的事实，也阻碍和扼杀了推动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改良运动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统治下，这个问题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并受到广泛的争辩――坚持区分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另一种说法即张之洞的名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之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位，包括各个派别之间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主义思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最终在1911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是它并未消亡。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它与变革无法协调。不过，它确实迫切需要像早期与佛教和道教所发生的那样，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获新生。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1）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危机，主权十分有限，需要不断地寻求占领国的批准。由于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外国银行贷款来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它经常处于财政窘迫的状态。清王朝赖以粉碎各种叛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同时其体制还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民众的不满和失望，对抗清朝的反满情绪不断蔓延。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后彻底垮台，这个统治中国长达266年之久的朝代，最终让持续了2 000多年都未被改写的王朝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国这段漫长的王朝统治经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长久的连续统治的奇迹。它被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政府替代，但是却无法迎来一个全新并充满更多希望的时代。孙中山创建的体制，被证实是中国后来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前奏，在军阀割据中，有限主权让位给一种更为糟糕的东西，即慢性的多重分裂主权。孙中山处于一种非常软弱的境地，既没有军队受其指挥，也没有政府机构供其支配。他让位于袁世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委派到各省的军政府首长们彼此争吵不休，在各国列强势力的支持下共享统治大中华的权力。1916~1928年是军阀混战时期。不仅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从法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分裂，而且这也是几百年来头一次出现军事势力和外国存在变成中国未来仲裁者的情况。仅仅在1928~1937年的9年时间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被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中国才变得相对统一。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其他外国列强也在中国境内驻扎。他的政权缺乏农村地区的支持，而共产党在南方地区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于1934~1935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试图躲避国民党对他们的正面攻击。1937年，这个国家还面临着进一步的精神创伤，日军从东北大本营向南推进，占领了中国富饶肥沃的东部省份――在那里聚集了中国大部分的产业。蒋介石早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还默许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到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对中国实施了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这对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直到今天，它还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1937年之后，共产党以爱国者的身份成为抗日战争和争取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194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上台执政。不像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实质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逗号，是后来出现的将近40年的权力划分和外国占领的前奏，事实证明，1949年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从这段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都没有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1911~1949年，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地方政权宣布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做出回应，而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中国辽阔的心脏地带，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受反满情绪的影响，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而地区性认同不得人心，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和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和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经历又强化了多个世纪以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2）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历证明，外国占领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是如此相对有限呢？首先，由于幅员辽阔，中国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占领国都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继续在中国的主权下运转。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飞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拥有广泛的农村产业化、规模庞大的商业化和相当成熟的市场。一旦外国占领走到尽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资源，它们在整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强大的中国认同感，显然有助于中国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义所带来的许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军的到来，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这样，中国人从未失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内在自信，或称优越感。1949年之后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削弱的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遭受的不仅仅是有限主权，还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占领国（多重殖*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情形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尤其是执著于统一体制长达2 000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吞噬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和单一政府的重建。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撤离中国。1949年，随着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终于取得统一。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因此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个成就。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严重失败；借鉴外国历史来创建新的体制。事实上，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虽然部分灵感源于前苏联，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共产党人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较小的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他们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还从1945~1949年内战中他们管辖的地区里，积累了很多施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3）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又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和西方国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评价1949年以后的时代，但两者都非常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新的起点，中国连续性和传统习俗的一个分界点。不难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毕竟，那才是革命的本质所在，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传统不良习俗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从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到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除了“二战”期间的短暂时期外，西方国家始终把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魔鬼的化身和怪胎，从历史到当代皆是如此。他们很少尝试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也很少试图体会中国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中断性。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忽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历史上王朝时期之间的强大连续性。正如王国斌指出的，尽管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很明确――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传统也强调减少不平等现象、限制土地规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国家必须为人民负责，这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只不过共产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在经济和社会安全领域，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必须向员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险以及稳定工作。另外，两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模式，都涉及人们与国家之间的隐含契约：如果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那么农民就有孟子所倡导的反叛权利。在皇朝年代，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天命；在社会主义时代，则是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抵御和战胜资产阶级的名义体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这成为实行自上而下大规模动员的一种舆论，并在“*”时期达到了顶峰。国家与这两个传统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专制的和等级的；这与西方国家直叙政治权力和正式代表机构的传统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两者都面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分歧的问题，并且都力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管理它们。儒家传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招募一个由高学历、高素质的精英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而共产党人还通过采用发展党员的方法来为国家招募贤才。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4）因此，共产党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大的连续性。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赓武的观点相当明确，他认为新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旧皇朝帝国的取代”，并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重创辉煌，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印记。经济腾飞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写道：“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厂、烟厂、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中国的人均GDP，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0美元，1913年为552美元，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中国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950年，仅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还要低。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120年里的灾难性表现，而其中外国势力的侵入和占领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这100年，就将其称为“屈辱的世纪”――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实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设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提取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建设。其经济政策较为特殊，就是避免运用市场的力量，主要依靠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尽管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国还是令人惊奇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长率达到，整个国家的GDP翻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较为逊色，同一时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重点强调教育优先、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和改善医疗，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倍。中国还设法规避了困扰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业、教育和卫生经费薄弱。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