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自由的保证-9

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他们把我们当作残酷的暴君，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残酷的暴君。人们常说，如果他不是从前在草窝里藏过，他就不会到草窝里去找人。这句俗话完全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　　他们大半是把我们当作凶恶的屠户，一旦当权，就会夺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把他们的孩子们投入苦难的贫困中去。　　绝不是这样，你们这些先生们，看来我们不只公正，而且是过于基督教式地慈悲了，因为我们甚至于不想在你们那偏爱的生活方式上打扰你们，如果不这样那整体的和谐在未来也还有可能的话。但是你们，或无宁说，你们的政府——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对待我们却就不是那么宽大了。我们，作为胜利者，至少将会准许你们和我们有同样的享受，而今天你们的一切努力却都是用在日益削减我们的，而日益增加你们的享受上的。该是良心发现的时候了；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且也在我们的地位上亲身感受一下试试，然后你们坦白地说，是不是你们也会和我们同样这样想，这样做。　　我们很知道，也并不是一切都是出于你们的恶意。甚至于出自恶意的事很少；但是实际上你们在于恶事，而自己不知道，因此人们不断提醒你们一下是好的。　　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否认我们的困苦是一种不幸，并且也盼望能有一个补救，只是这种补救必须从天而降。如果有人对你们说，通过你们的牺牲，你们就可以带来补救，那你们就绝大部分都不肯相信了。你们的舒适优裕的生活地位很少允许你们在我们的困苦里深入地看一眼；如果我们是在你们的环境和你们的享受中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也就会和你们完全一样的。环境和生活造成人。但是人民的真正的困苦，任何人不能比那亲身感受，亲身从幼年起就在困苦里滚来滚去的人那样正确地表现给你看。我自己纵然有我所经历的那一切困苦，还远没有尝到那最深刻的、沉重地压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困苦。而如果说现在从我的笔端已经流出一些苦楚，这些苦楚足以使你们的嘴唇颤抖，那末你们可以知道，在我的意见里决没有什么夸大了的仇恨；因为我已经把这当作是我的责任，尽我的力量所及，为了那最贫穷苦难、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而写作。　　如果我往往为了社会上的一切惨象而暴怒起来，这是因为我平生常常有机会十分切近地观察这种困苦，并且部分地亲身感受过这种困苦；因为我自己从孩子时起就是在最严酷的困苦中长大起来的，苦到这样，使我描写到这种困苦就感觉到心惊胆战。我的存在扩大了那包围着我的困苦，而不许我在肉体上共同感觉它。由此也就可以知道，这曾是一种怎么样的精神酷刑了，并且是不是还有比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暴怒和激愤更自然的事：小孩子在那里放火，而无知的人却在那里辩护甚至赞许孩子们的愚蠢。　　因此如果说我有时候对于那些特权人物应用严厉的词句，那是因为，我怎么想，我就只会怎么说。　　在这一点上，人们无论如何加重刻划也不会嫌太重的。每逢我想到那一切骗局的时候：人民在尽力争取来的胜利之后，反而成了战利品，我就甚至惟恐我的话还说得不够明确、有力，惟恐对那些人民的压迫者的伪装和欺骗还警惕得不够。人民才把一个暴君打倒，就又去可怜那被击败者，又匍匐在那暴君的继承者的脚下请求饶恕了。人民就象一头大象，它把它的驾御人翻倒在地上，却又把被人高举着的那个驾御人的儿子驼到自己背上。　　咳！我们的那些压迫者，他们是很柔顺的，如果他们看到，他们在人民的威力下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往往，在这样的时刻，会流下泪来。他们自愿地拿出钱来分，到处和人握手，友好地请你们去吃饭，到你们的集会里来看望你们，那时候如果你们不能坚定地固守住你们的信念，那你们就会象那些飞蛾一样，在那灿烂的笑容可掬的烛光中烧掉了你们的翅膀。　　你们要想一想，在你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胜利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可能有些什么样的手段；他们还可能采取些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把你们诱惑到错路上去。且彻底翻一翻那世界史的课本，回想一下那一切失败的斗争，一切已经争取到的，但是毫无收获的胜利，然后告诉我们，是不是到处一样，一切和自由的敌人的打交道，他们的个人利益的任何部分的保留，都是继此而来的反动的原因。　　如果一个小孩子要求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人们不肯给他，人们就让他去注意另一件东西，以便转移他的要求。正是这样，我们的压迫者在危机的日子里也就是这样来对待人民的。42）　　在三十年代以后，人们就利用战争谣言和霍乱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后者，在各国政府的布置下成了吓唬一切革命趋势的强有力的手段。　　你们大家都还记得几乎在每个大城市前面的那些检疫机关，各个乡村、城市、省区和地方的封锁，旅行的禁止，钱币、信件的熏烟消毒等等吧。至于我，我不能否认有这样一种病，但是我那时候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它的真正的、可怕的存在。我是这样想，这是一种和其他的疫病一样的疫病，但是人们故意把它说得这样可怕，为的是利用它来制造一幅反对革命运动的恐怖图象。　　呀，他们象蛇一样诡谲，而我们则是象鸽子一样单纯；人们当时可以拿我们的脑壳往墙上撞，而我们根本还毫不知觉。　　1830年在莱比锡，人们演了一出滑稽的革命趣剧。当时如果在全部有知识修养的居民中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这件事就可能产生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结果。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确信，人们虽然有一切学院式的聪明，一切大学生式的街头呐喊，一切在骑马、斗剑和射击上的妙技，但是在紧要的关头，毕竟可以是一个真正的蠢材。　　人民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城市和近郊各地的控制者，只因为不知道有别的事可做，就忙于去拆毁十几处房屋，直到第二天早晨。每个人都按他自己的方式找他那一伙人去报仇。这一些人去捣毁一个批发商的别墅，因为他曾经向本城以外的地方定购很多的小五金用品，以至于夺去了本市市民的一笔收入；另一些人去砸一个被憎恨的律师的家具；手工业学徒们就到城郊去捣毁一个在护照处工作由于严厉而被人憎恨的职员的房屋和家具。这样每个人都相信，可以按他的方式来报仇。人们在大街上象流水一样涌来涌去，谁都不知道他们要作什么，而是只要逢上有一个人大胆对他叫一声“这里来，跟着我走！”他们就跟着走。他们找寻一个领导者，以便能做一番大事业；只是在这个黑夜里竟找不到一个对这件事有头脑和有勇气的人。　　但是市参事会在这时候却比一切革命者更机智，它在这一夜之间就让人写就无数布告。第二天清早，人们就在所有的大街上读到这些布告，标题大书：我们的城市在严重危机中。下面是对于一切好人的无区别的号召，要求大家都到公共广场去集合，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拿起武器来对付外来的敌人，并且说就要把这些武器分发给大家。其他一切人一律禁止上街，各家各户一律紧闭门户（那天正是一个星期日）。　　去吧！有武器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诡计。武器，这正是人民所缺少的东西；现在由政府来供给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人民想：现在可以找到领导者了。在一个这样的日子和一个这样的时刻里，是谁都不愿意呆在家里的。于是前一夜里的一切叛乱者都出现在人们所指定的每个工厂里的集合场上。那里，在缺乏白布条的情况下，他们被人用一张白纸缠在臂上，作为标志，同时因为搜罗不到足够的武器，人们把一根棍棒、一条火炉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递到他们手里作为武器。　　人民所寻找的领导者出现了。他们是谁呢？是那些为政府的利益而行动的，而且一部分就是政府所派来的人。　　现在，那些前一夜里的叛乱者都被派出去巡逻，或者不如说派出去散步。那些发起这全部骚乱的大学生，正是第一批在第二天早晨担任起保卫和恢复旧秩序的人。人们把巡逻队派往各个岗哨上去，挥霍本市的经费很好地招待他们，同时人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乡下人的身上，预先造谣说，乡下人要冲进城来，大肆抢掠。　　假如前一夜里革命者之中有一个人想到这个计划，假如人们先夺取了军械库里的枪械，把人民武装起来，并且为人民筹下款项，筹下食粮，如同政府第二天所做的那样，第二天有什么新事情还办不起来呢！至少可以宣告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假如这个消息传播到德国的其余各省区去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三十年代以后，在德国曾有过很多这样有利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曾被利用过，到处都缺少适当的人，几乎处处都准备好了自愿工作的机器（人民），但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懂得正确开动这架机器的领导者。　　但是这样有利的机会在未来的危机中将愈来愈少，我们的敌人从那时候起已经在经验的学校里学得更机警了；因此也就有必要，事先设想另外一种新的战术，用这种战术可以来粉碎他们的那些预防的措施。但是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是不能预先作出任何规定的。43）　　现在我们处在一些重要的事变的前夕，这是一些在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最重要的事变。44）　　一个新的救世主将要来临，为了好实现那第一个救世主的学说。　　他将要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的建筑，把泪泉导入遗忘的大海，把大地变成一个乐园。　　我们准备好，恭恭敬敬地来迎接他吧。　　但是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辨识出这个救世主呢？——从这些方面：　　他将是平凡、普通地从那里来，傲然地蔑视财神的魔术，并且他的心将为人类的痛苦而敞开。他将会从财富的尊贵的高峰下降到困苦的深渊，杂沓在受苦受难和受蔑视的人群之中，他的眼泪将和其余一切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　　不到一切人都已经从深渊中攀登上去之后，他将绝不先脱离这个深渊。　　然后他将把这个深渊填平，使将来不可能再有人这样深深地坠落下去。　　他将会参加一切公共的事务，而放弃任何物质的特权。　　但是不到这个勇敢的事业圆满地完成，他将绝不把授与他的权力从手里放下。　　那时候，少数人的意志将不再统治社会，统治社会的将是全体人的知识。　　并且这个最伟大的救世主将会在一种不声不响的谦退之中听命于这个新的统治。　　这，将是他的修养和事业的顶点，全世界将正是在这一点上辨识这第二个救世主，那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的救世主。[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十九章 对于过渡时期的准备　　第一条　把一切凡是能供我们应用的力量都贡献于我们的学说的传播。　　第二条　一切私人的目的必须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一般的目的。　　第三条　我们要实行一种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无论在劳动和享受上都要有节制，就象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组织里所可能做到的那样，并且特别需要防止由于生活的不节制而削弱我们精神和肉体的力量。　　第四条　凡是在法庭审讯公开进行的地方，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的法官席前决不否认我们的见解，在凡是不是公开进行的所在，就绝口不谈。　　第五条　我们决定，决不为了个人的利益进行任何诉讼和控告，如果我们的原则的利益并不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的话。　　第六条　我们要习惯于驳斥任何破坏彼此信任的谗言。即便这种背后的坏话是真的，我们也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听，并且自己警戒，不要继续传播这种坏话，如果我们的原则并不对此另有规定的话。　　第七条　我们要自己警戒，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要求互相支持，因为这样就会有损于一般的目的。　　第八条　我们要对于每个已经习惯于一种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并且证明对于我们的原则具有热情和积极活动的人在困难时予以帮助。　　第九条　任何人决不会因为受到今天这个社会的法官所判给他的刑罚而被我们所轻视。第十条　以后任何乞丐从我们这里得到救济时都要在给他救济时对他说明：行乞是一种怯懦和可耻的行为，他具有天经地义的最大的权利，凡是需要什么就应该去向那些社会制度的主管人、向富人和有势利者索取。　　第十一条　我们不因为我们所受到的实惠和好意而感谢任何人，也不因为我们所给予别人的实惠和好意，而计较感谢和报答。　　第十二条　凡是别人为了工资被减低而停止工作的地方，我们一概不去工作。　　第十三条　我们不愿为了无关我们原则利益的事而发生争执，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要用尽可能平心静气的、有秩序的态度来讨论。　　第十四条　我们要尽最大可能自己警戒，不要去当兵和作仆从，绝对不担任任何以高度的屈辱的忠忱为条件的职位。　　第十五条　我们不要耻于做任何有益的劳动，只要它并不通过一种由此应得的、但是极低下的工资来表明对我们的轻蔑。　　第十六条　我们要坚持这样一个决定，即在一个政治或社会运动的期间，决不去信任那样一种革命家，后者并不把他的生活和他的一切拥护者的生活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结束语　　读者！现在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并且你，富人，如果你读了这本书，也不要忘记，我只是为了反对那些事情而斗争，并不是为了反对个人，但是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里，我们只有通过对那些人和那些阶级的描写，才能清楚明白说明那些事情。　　我在这本书里为了反对那些富有的特权者而所说的话，决不会使这些人更加仇视我们，由于环境使然他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经是我们的仇敌了。　　也并不是一切富人都是受官感享受的力量所支配的，其中有学识修养的一部分人将会赞助我们。45）在这些人之中，目前我们已经可以举出这样一些为了我们的原则而斗争的战士，例如：托马斯·莫尔，1535年英国的枢密大臣；同样也是在英国活动的欧文，他首先提出了废除刑罚的原则；巴贝夫和卡贝，两者都是法国的国会议员，前者在1795年为了我们的原则而被当时的法国共和政府判处死刑并且被害了，后者通过某一个特定的制度和许多共产主义的著作而进行了不少活动；路易·赫斯贝格，前黑森地方的陆军中校，他同样也相信将来要废除刑罚，以及巴尔贝斯，那年轻、大胆、勇敢的巴尔贝斯。过去和现在这些不都是一些赞助我们纯粹的平等原则的人吗？过去以至于现在他们不都是或者地位很高，或者很有钱的人吗？此外我还可以提出很多比较地不这么富有、但是同样也是这样热心于那美好事业的人，更不必说那一切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认识的，或是他们还没有机会来表现自己的人了。　　在斯巴达，曾经两次有国王实行田产的共有共享制度。难道在三千年的期间内就不会再有一个人，这个人会步他们的后尘吗？　　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并不把一切寄托依赖在这一点上。　　这个大地上的有权势者们！你们有这个力量可以使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所留下的丰功伟绩在你们的光辉中黯然失色。　　你们有这个力量，可以以一种对你们和我们都适合的方式消除社会的罪恶。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我们的粗暴力量单独来担负起这个工作，那它就将会是对于我们和你们都是艰难而且痛苦地来完成的。　　现在，请你们考虑和选择吧！[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附录 第三版的序言①　　①整个的序言反映了魏特林在工人运动和政治形势已经超过了他而向前发展的形势下所表现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只是通过他、随着他而开始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常常通过对过去历史的不正确估价来过于抬高他自己的功绩，相反地，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功绩则说成无关紧要的，或把他们的意见说成根本错误或有害的。　　在长年的原则斗争中，我们取得了种种不同的、既有痛苦的、也有令人欣慰满意的经验。现在，一方面看一看我们所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再看一看我们所要达到的理想，有时就不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能坚持到底吗？你能永不丧失为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所时时刻刻绝对必需的勇气、耐性和牺牲精神吗？　　坚持到底是一件艰难的事。环顾一下你们周围的战友吧。其中有多少人对于前途发生了动摇！有多少人在第一次战役中光荣地牺牲了自己，把继续的战斗任务留给了具有高尚的情感和修养的、但还没有经过那种心灵折磨的考验的人，这种折磨恰恰是在我们认为可以找到安慰和骄傲的地方，最迫切地在等待着我们。　　现在且让我们从这幅无可慰借的图景中摆脱出来，回顾一下若干年前当这种原则斗争刚开始时的情景。当时我们会估计到我们的原则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有这样广泛的传播吗？无论我们或是我们的敌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当初我们只不过是如此期望而已。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又如何能期望这样一些呢？例如：土地和劳动的共有共享制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当时即便在有政治头脑的人里面对此也是模糊不清的，在德国著作中关于这种思想恐怕还更为模糊。这种思想模糊的状态在有政治头脑的劳动者①中引起了对于所谓“学者”们的一种类乎憎恶忿恨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如下来描述：他们太高傲，他们对于穷人和劳动者没有感情；他们是养尊处优长大起来的，当一个特权者是他们的前途和希望，他们不会利用政治为穷人谋利益。所以他们根本不要平等和财产的共有共享制。我在德国周游很久，由于内心的热忱，我曾试图说服别人赞同我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无论是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暗示过平等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任何东西。欧文、傅立叶、巴贝夫这些人，甚至1838年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在人民群众之中还是不为人所知的，更不要说他们所努力争取的原则了②。　　①魏特林这句话主要是指他本人。　　②就巴黎而言，这里说得是过于夸张了的。关于巴贝夫密谋起义的回忆，1828年以前曾出版过邦纳罗蒂的书，而且此后还一直流传着。关于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活动，参看本书导言部分。只是欧文的学说在法国确是在卡贝宣传后才渐为人所知的。　　劳动者彼此之间很少谈论现实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阴暗面，人们最喜欢谈的是猥亵的故事。涉及政治性的谈论，不外是袒护普鲁士人反对萨克逊人、士瓦本人、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或是反过来，袒护这些人而反对普鲁士人。至于宗教的谈论，都是简单地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天主教好些，还是基督新教或其他什么教更好些，相互之间有时还发生嘲讽和殴斗，无非是为了他们的教士的信仰而争吵。不信宗教和不讲国家主义的人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就是坏人，受到众人的厌恶。商店伙计自己觉得地位比金匠高，金匠又觉得比理发匠高，理发匠又觉得比木匠高，木匠又自以为比裁缝和鞋匠高些，而他们又都看不起那些论天做短工的人；但是一个仆役往往为了他打上的红领结而感到自傲，当他和劳动者接触的时候，自以为他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劳动者最爱蹬的地方是小旅馆，这些小旅馆里大都充满了劣等啤酒和烧酒以及污秽和破陋的不规矩的招待设备散发出来的恶臭。贪婪的店主焦急地等待着干杯，好一招手又给斟上，为了使店主满意，人们在这里不断地用那劣等烧酒和啤酒烧灌自己。人们在痛饮并且夸耀自己的酒量，在店主面前显示他是一个酒徒，以便容易在他那里赊账和找事做。还有最残忍的赌博，在这粘人的小旅馆里把这些人日夜的捆在那肮脏的台子旁边，在酒气冲天的恶臭里，在紧张激动的面孔上，描绘出了赌棍的一切狂态和罪行纪录。咳！咳！我一想到那曾经亲身目睹的情形就不由得战栗。关于劳动者教育协会、劳动者歌唱协会，人们当时还一无所知。①这一行和那一行、这一业和那一业彼此分离。当时学校算是比较干净的地方，——瑞士除外——至少比其他国家都好些，但是学徒生活和小旅馆却败坏了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品德。亲爱的朋友们！这对于那些天资并不弱的但是贫穷的劳动者是一个怎样的悲惨的时代！你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好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改善，我们只有感谢为了争取实现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自由原则的那些人所表现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忠忱和坚毅。　　①这些协会的最初的组织，在法国和瑞士到三十年代时就解体了。例如，1834年在瑞士许多德国协会就已经被解散，它的很多会员被驱逐出境。当然当初并不总是工人占多数。　　把一部分无产者从这种悲惨状况里解救出来的既不是自由圬工俱乐部的商人，也不是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教士、教授们，而是出于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们的努力。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和辩护政治上的独立发展，他们不象那些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大人先生们一样在协会里以监护人自居，而是要通过政治协会的建立使劳动者习惯于独立自主，使他们意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而这些根本是当时大多数有学问的空谈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　　自由、平等，曾经是法兰西第一共和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正义，也曾经是1830年之后在巴黎的德国人中少数共和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平等？它们是怎样规定的？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部分，这一部分又怎样来衡量？关于这些问题，从最高的理想直到实行累进税都谈到了。一份特别出色的杂志《流亡者》——它由大约二百名德国劳动者出资一直在巴黎每月出版到1835年的一份杂志——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共和主义分子中的最激进的政治态度提供一个概观。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意见的人有费奈迭、毛勒尔和舒斯特博士，舒斯特的论文：《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向前走得最远，提出的运动目的也最为明确。①这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也是舒斯特博士的最后的政治思想。我们推想，他从那时起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很可能，他也在和他具有相同思想的那个小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橄榄山和他的哥尔各塔。②　　①在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的数目，并不象魏特林所说的那样少。在七月革命之后，在这里立即成立了一个德国新闻协会，对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报纸给予经济上的支援。随着汉巴赫集会（汉巴赫在德国南部。1832年5月27日德国南部共和党人在这里集会，要求德国统一并建立共和政体，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竟以完全废止出版、集会自由加以报复。这次集会称为“汉巴赫集会”——中译本编者）而来的反动，迫使许多德国人以流亡者的身分前往巴黎。1832年成立了“德意志人民联合会”从这里产生出1834年的“流亡者同盟”。雅科布·费奈迭出版了这个同盟的期刊《流亡者》。不久，特奥多·舒斯特和费奈迭发生分歧；在他领导下1836年起组成了“正义者同盟”。　　②橄榄山，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哥尔各塔在耶路撒冷附近，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中译本编者　　当时还没有命名、还在胚胎中的共产主义，受到了一个人的强烈的感情的滋育和培养，这个人的理智是和这种学说相反的，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心已经倾注于这种学说之中了。我指的是拉梅耐，他的：《一个信徒的话》一书由路·白尔尼于1832年③译成德文，这本书对于培养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革命敌忾和那种狂热的敢死精神有很大的贡献，这种敢死精神表现在多次革命密谋和暗杀国王的行动之中。这本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激动情绪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即使是后来《不朽的犹太人》和《巴黎的秘密》④等书出版时有意鼓动起来的激动情绪也没有能超过它。　　③这本书出版于1834年，并在同年由路德维希·白尔尼译成德文。白尔尼本人在《流亡者》的第一期上介绍过这本书。　　④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欧仁·苏，出版于1844—1845年和1843年——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　　但是，这位拉梅耐的平等的希望、许诺和安慰中同样没有解决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因此这种象电流似的激动人心的感情的冲击同样也就烟消云散在另一种妥协之中了。人们要自由，要平等，这个自由和平等的具体要求，首先是驱逐君主、教士和贵族，甚至包括没收这些人的财产等等。但是这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这些革命家自己也不明白了。傅立叶的信徒根本不要革命，只是希望通过他们那种社会改良的计划，争取富人参加他们一同组织的并不平等的制度，并且逐渐地把全体人类联合组织起来，企图由此永远消除贫困和匮乏。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的咖啡馆社会里，德国人当中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名叫贝恩哈德的成衣工人，他曾因为他那革命的、要求平等的言论被他的同伴称之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关于为实现平等而必须废除金钱制度的见解，特别中肯地说明了当时巴黎——各国的政治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人之中的成熟的程度。关于废除金钱制度，贝恩哈德对他的朋友说：“要实现这件事一百年还太早。这样的理想目前我们不要传播，因为这样做只会使群众陷于混乱”①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表示如果真的这样去传播，一方面要惹人嘲笑，另一方面将要招致敌视和迫害。及至后来有印刷品传播这个思想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没有人敢把这样一种根本没有罪过的文字公开拿出来看，没有人敢把它放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①这个地方也证明了魏特林多么不愿从他的旧观点中摆脱出来。——他在第三版的最后几页里描写了他拟定的所谓“革命纸币”、“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换票据”和一种记载交易小时的交易簿。　　当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从1837年起，通过他们的核心①发动了关于财产共有共享原则的口头和手写传单的宣传并且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多方面向这个组织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印刷一些证明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的宣传品。“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当时在人民群众中还是不被人所知的，也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法文著作，也许“巴贝夫的密谋”可以算作一本这样的著作；但是当时在任何地方要搜求到这本书必须化很多钱。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完整的对资本和才能赋予物质特权的联合组织的社会学说，就是傅立叶的社会制度；此外，在若干年前也有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制度，这就是欧文的制度，但是它既不为大家所周知，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完整的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就是说一种这样的学说：它彻底地解决了这些主要的问题，它向我们证明，——尽管有一大批人从事不舒适的、有害的劳动，又有一大批人专在享受，虽然这些享受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尽管这样，人们如何能够来建立一些组织和制度，并按照这些组织和制度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促进而不会危害各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①“核心”是指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同盟试图把它的活动扩展到在巴黎的全体德国人中去。　　由于共有共享原则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在同盟的委员魏森巴哈和霍夫曼热心支持下，并经委员会审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它是1838年底在巴黎出版的，发行了二千册。为了筹措印刷费，当时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表现了令人极为感动的牺牲精神。有些人腾出住房，另一些人在夜间担任排字、印刷和装订的工作，另一些人出钱，甚至在没有钱的时候把他们的表送进了当铺。　　从这时候以后，为了传播共产主义在巴黎努力活动的，在德国人中，著名的有毛勒尔以及特别是阿伦兹，这个德籍的俄国人多年来就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以他的才能和热忱献身于事业而对自己的功绩和报酬则十分谦让淡泊，并且竭力支持别人的工作，特别是他认为对这个事业更有能力和更能作贡献的人。可惜有这种品质的人不多，但是没有这种品质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彻底的运动。①　　①魏特林对亨利希·阿伦兹大加称赞，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恩格斯在1846年8月间把巴黎工人的意见通知在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不是魏特林单独一人写的。他提到阿伦兹（显然和魏特林所提到的是同一个人）、西蒙·施米特和奥古斯特·贝克尔这些人的名字。魏特林在这里所写的整个这一段，特别是第二句，使人有理由可以设想恩格斯所传达的推测至少对于《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是相符的，并且这个工作还同时有好几个人参加。就《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来说，也可以设想，魏特林的朋友和协作者曾经在搜集资料上帮助过他，这当然绝不减损他的功绩和重要性。在第一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自己也说：“……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上文所提到的推测，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理解为对于魏特林的作者身分有争论的意思。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或是梅林、卡勒尔、施吕特以及其他人等都不曾对此有过怀疑。　　从巴黎发起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通过劳动者的迁徙移动，在1839年已经向着德国国内发展。184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破获的一个政治秘密结社里，发现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激进的共和主义趋向混合在一起，这至少可以从下面这一点推断出来，就是：在许多被告那里都搜查到上面提到的那本共产主义小册子①。　　比过去所有的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口头和文字宣传更为有力，发挥作用更大的举动是高贵的巴尔贝斯在1839年5月12日所领导的起义。这个年轻而颇为富有的人组织了一个有三百人参加的坚强的秘密会社，他为了这个组织献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于5月12日下午自己带着这三百人到大街上，指挥进攻，这是千百万平常人所称之为疯狂的举动，他们不明白，那些高贵的心灵由于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往往会促成怎样的强有力的进步。三百个幼稚的、赤手空拳的男儿对抗十万武装起来的雇佣兵和资产阶级骑士！而这是由一个可以安享青春富足的人所自愿地决定并且勇敢地执行的行动，为了希望由此可以给穷人们重建那久已失去的平等的天国！②　　①《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在出版之后不久就在德国流传。例如制鞋工人亚克毕就在1839年春季从巴黎带了许多册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去。　　②魏特林似乎一直没有放弃他对于举行暴动以及对于统治阶级有一天会自愿交出他们的财产这种看法的否定态度。但是在第一版里，他曾经带着渺茫的希望表示过这种可能，认为可能找到若干个别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会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来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他在“结束语”里写道，“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并不把一切寄托倚赖在这一点上”。对于布朗基和巴尔贝斯所领导的起义，他只是赞扬这些战士们的胆量和果断，他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丧失了这种品质。并且他把这些因素绝对化了，认为这些主观因素比客观的社会条件对于革命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百个牺牲者，在六处街道掩护体后面，以拼死的勇气一直战斗到力竭而死。人民舍弃了他们。晚间九点钟，最后一个掩体被摧毁。巴尔贝斯就在这里负伤倒了下去。当时还有唯一的一个也负着伤的人站在他的身边保卫他，是一个金色散发的德国鞋匠。你们记住这个坚毅的德国人的名字：但泽巿的奥斯屯！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若干年前据报道他已经在监狱里变成疯人了。在胜利的二月革命之后，巴尔贝斯的殉道者们从监房里走出来，在尊敬和光荣的欢呼声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关于我们的奥斯屯却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起义被镇压以后，迫害又加到一个德国流亡者名叫沙佩尔的身上，并且把他遣送到伦敦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同时移植到了伦敦，在那里同样经过沙佩尔、莫尔、鲍威尔以及其他人等的努力，经过长年的、辛苦的经营得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并且能够对于宣传工作提供丰富的养料。在伦敦协会①的工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可以特别提出，是在1844年参加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中的负伤者、被捕者和遗属们的募捐这件事，在募捐的同时，还散发了一份告群众书，号召举行另一次更惊人的起义。　　①“伦敦协会”是指“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它是由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在他们从巴黎被放逐到伦敦之后，于1840年2月7日组织成立的。恩格斯曾经写道：“这个协会是同盟（指‘正义者同盟’——原编者注）吸收新盟员的地方，而因为共产主义者照例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于是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8页）。在魏特林居留伦敦的那几年（据推算是从1844年8月到1846年3月），摩利是协会的会长，沙佩尔是秘书兼会计。　　1840年出版了卡贝的一本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写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①。尽管卡贝、欧文、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没有满足批评家们的理智，但是那些最高贵的心灵和感情却在他们这里找到了满意的东西，并且凭借它们得以在各种混淆视听的局面下保持清醒。　　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经过烦琐的理智挑剔出来的空白，由傅立叶加以填补了，但是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平等这个意义去填补的。共产主义赢得了更多人的心灵和感情，而傅立叶主义则赢得了更多的重理智的人，以至于傅立叶的这种只要和平行动的和对富人阿谀的理智，在那些具有高尚感情的和自傲于革命传统的法国人眼里失去了信任，因此这就再一次给我们指出了，为了真正的实现我们的理想，只能依靠那些有理解力的热烈的心灵，而不能依靠那种冷静的、淡漠的、自私的理智。②　　①里查·拉霍蒂埃作为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信徒，是新巴贝夫主义的主要代表。1839年出版了他的《社会改革原理初步》，184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新巴贝夫主义哲学的小册子《论社会法则》。1841年起他主编《博爱》杂志。参看罗琪尔·加罗第：《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1954年柏林版，第191页。——德奥多·德萨米（1803—1850）起初是卡贝的信徒，后来反对他，主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出版了一个期刊《平等之友》。他的《公有法典》出版于1842年。德萨米以及其他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168页），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　　②（参看本书第301页注①）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第二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说得更清楚。他说：“因此我们看到，那种规定共产主义的本质的力量，不在于矫揉造作、字斟句酌的流畅的词句，而是在于心灵的高贵的感情；而那种以培养和加强这种感情为已任的理智，则可以最好地领导这种感情”。对于魏特林来说，共产主义和宗教一样也只是一件“心灵的事”。　　1840年，欧文在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中也著名了。他和傅立叶一样，早在1830年的革命之前就久已为社会主义而努力。他的名字在书刊和报纸上被广泛地提到，但是他的学说的真正的本质却被我们的文学骗子们一直掩盖着，这些文学骗子们的兴趣在于通过对事实的歪曲而使谬误能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所接受。他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把傅立叶体系里足以代表傅立叶学说的、以及与共产主义者所热心的事业协调一致的那些主要部分译成德文，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把每一句美丽的琐屑的废话，倒是尽快地译成了德文。我们在政治进展的道路上处于精神落后和跛踬状态，特别要归罪于德国文学界这种不良的歪风。在我们这个寓言式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禽兽世界里，那些有审美修养的、腰缠万贯的雄蜂、猿猴和八哥们，在一切理智和感情失调的呓语疯话里作领唱人，而无数有教养的、有智力的人——如果他们要生活的话——就只能跟着这个调子走。　　1841年出版了蒲鲁东的最好的著作：《什么是财产？》，①这本书由于它的结论而著名：“私有财产是贼赃”。这本书，作为对于私有财产的最好的批评，在任何情形下将是社会主义文库里的一颗永远灿烂的明珠。蒲鲁东此后还写了不少值得一读的书，但是很可惜其中不时出现许多损害自己政党力量的、并且把共产主义当成攻击目标的字面争论，可以说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七年之久，被共产主义者当成是自己人来尊敬的蒲鲁东，故意不理采或是根本抛弃了卡贝和傅立叶的学说，并且表示，他秘藏着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七年之久他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批评的焦点上，在这个时期内，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他孵化的那只《经济主义》的神秘的鸡蛋；但是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正象我们在类似情形下通常所看到了的：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事已经由蒲鲁东自己来证实了，他最后孵出的这只小鸡和其他满地跑的小鸡一模一样，就象我们分不出这只鸡蛋还是那只鸡蛋一样。蒲鲁东给我们的七年之谜终于揭晓了，原来是一本叫作《信用和流通的组织与社会问题的解答》的书①。希望法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沙漠里不要把我们这位经济学家的离开正道的绿洲当作是所约定的迦南地，最好把它扔在一边，仍然按着巴贝夫、巴尔贝斯、拉斯拜尔②以及其他人等所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　　①这本书以两篇论文的方式分别发表：1840年，《什么是财产？或论法权与政府的原则。第一稿》。1841年，《什么是财产？第二稿。致布朗基教授书。论财产》。　　①这本书出版于1848年。　　②拉斯拜尔（1794—1878），医生兼化学、医学和生物学著作的编辑。他是“人民之友社”的社长，这个社是1830年革命期间成立的。他因参加1848年的革命，被判处五年徒刑。　　显然，这七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七年。蒲鲁东诚然是一个令人注意的作家，但决不象我们无知的德国批评家向全世界吹嘘的那样重要的经济学家，这是马克思已经部分地加以证明的。③若是仅仅按上面所提到那本书来评判，我根本不会把他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他以前的那些著作在我的批判的天平上增加了一个较大的砝码的话。总之，1843年蒲鲁东关于社会改良的知识，和他对共产主义的攻讦所令人推想的比较起来，发展要少得多。这是随时都可以给他证明的。被压迫人类的事业必须有卓越的心灵来领导；这些领导者不应该容忍一个毫无心肝的人吹毛求疵的诋毁、攻讦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名称，我们是用这个名称称呼我们的党的。这些吹毛求疵的人简直就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究竟在于什么。更进一步说：象蒲鲁东这样一个甚至读过黑格尔著作的人——这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无疑可以看作是一种牺牲——当然他也应该读过1842年由德拉拉琪亚和1844年《新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是看过早在1829年英国人布雷写的那些论文。①如果他没有读过，这不能构成对他原谅的理由；如果他读过，他就应该知道，共产主义者是把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的。　　③这里他指的是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出版于1847年，是对蒲鲁东1846年《经济矛盾的系统，或贫困的哲学》一书的答复。　　①路易·亨利·德拉拉琪亚（1807—1891），邦纳罗蒂的学生和朋友，是瓦德省的国务参议官兼教育厅长。他主张选任蒲鲁东为瑞士科学院院士。他是“青年欧洲”的会员，在这个团体解散之后，组织了一个急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协会。“正义者同盟”通过西蒙·施米特与德拉拉琪亚有若干联系。约翰·布雷（1809—1895）是欧文的信徒，宪章运动者，主张所谓“劳动货币”，并进行理论工作。大概魏特林采取了他那关于交换银行的意见，这种意见曾为蒲鲁东所利用。　　1841年，在经历了若干次失败的努力尝试之后，共产主义在瑞士的德国劳动者之间第一次传播开来，并且得到良好的成果。在这一年的年底，已经建立了四个公共食堂：日内瓦、洛桑、威维斯和摩尔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的组织。同时在日内瓦也创办了一份月刊《吁助德国青年》，由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所支持，拥有一千名订户。　　当时，我们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出版自由，并且散居在国外。我们只是一小群人，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随时准备为我们的事业而牺牲。现在我们有了出版自由，我们和数百万德国劳动者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建立了几百个各种不同的协会，但是人们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却大不如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非常不好的！在心灵和感情上你们还没有什么光辉的杰出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人民之友》，这是一份由具有高贵心灵的年轻人施略费尔主编的在柏林出版的报纸，虽在销行，却收不回它的印刷费用。许多类似的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出版物，都由于缺乏订户而很快的相继停刊。《初选选民》是一份共产主义的周刊，在刊物的题旨方面，任何刊物也比不上它，但在发行量上，它却敌不过别人，在柏林及其近郊不过销行一百五十份。《盟兄弟》是一份拥有二百人以上结盟弟兄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协会的机关报，已经出版了四个月，只有三百七十份订户。①　　①《人民之友》1848年出版了十二期。有1947年莱比锡的影印版。——魏特林所创立的《初选选民》1848年10月及11月出版于柏林。《盟兄弟》于1849年在他从柏林放逐之后居留在汉堡的时期出版于汉堡。　　1842年，由于巴黎、日内瓦、拉·萧德封、洛桑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使《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能够印行二千册。约有三百个工人各自尽了他们的力量，以取得这本书为酬分担了全部印刷费。　　在这个时期里，一些有特殊表现的人之中——这些人都是一些有高度热情的人，他们从自己高贵品质和无私忘我的光辉榜样，鼓励了更多有热情的人和他们一样勇于作出牺牲，在这些人之中，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哥本哈根的彼得逊和西蒙·施米特，还有洛灵根的一个鞣皮工，这个工人由于他的出身好，他比前面两个人有更好的表现。　　1843年春，我们的共产主义月刊，由于警察迫害不可能在伯尔尼和日内瓦印刷，后来只好迁往苏黎世印刷。在这时候出版了制刷工人阿·狄迟（A·Dietsch）的《千年之国》，①在阿脑的晁克斯的农民邻居之中作了很多的宣传，这本小册子拥有广大的读者，到现在已经印过三版。　　同年春天，在苏黎世正准备出版《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在完成校改清样之前，这本书的稿样和我所有全部书籍和文件一起都被没收了。继此之后，对于共产主义者的逮捕、审讯、驱逐和遣送出境日益扩大。在我们的行列里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奥古斯特·贝克尔、西蒙·施米特、彼得逊、克里斯田生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时候仍然在坚持着；参看：阿·贝克尔的《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和《愉快的消息》。②同年，还出版了另一本书，它使共产主义在德国得到最早的传播，这真是值得感谢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瑞士官方出版的，在若干时期内没有遇到任何审查的障碍，我指的是《布伦奇里报告》，其中包括人们在逮捕我的当晚在我那里搜寻来的信件和手稿。在苏黎世被没收去的《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由于共产主义者的热情，努力设法把原稿从司法机关的手里夺了回来，此后在伯尔尼出了第一版。　　①1843年出版。　　②《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出版于1844年。《宗教和社会运动的愉快的消息从1845年4月至9月由贝克尔出版。　　1844年，德国哲学也归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是赫斯，然后是吕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社会的镜子》、《威斯特伐利亚的汽船》和巴黎《前进报》等）。可惜后者这些人虽然用他们的尖锐的批评为事业而服务，却也并不是永远没有伤害自己人这样的事。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于1840年曾经有一个匈牙利文译本，并曾于1846年再版。此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和《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两书也在这一年再版，并且两者都被译成挪威文，《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的法文节译本早已于1843年印行。　　海尔曼·克利盖，在威斯特伐利亚热心地为共产主义宣传辩护之后，这时候已经前往美国。他的富有鼓动力的言论在美国燃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创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周刊《人民论坛报》。①但是克利盖的思想和感情都是风云多变的。起初，克利盖使他的共产主义适应于民族改良派，这个党派要想通过每个公民分得一百六十亩田地来解放全人类。后来他干脆放弃了共产主义，而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宣传鼓动。这时候在纽约出版了《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第三版和一个英译本，以及《呼救》②的第二版和它的英译本。　　①《人民论坛报》第一期出版于1846年1月5日。题词是“劳动万岁！打倒资本”！从第十期以后采用了“青年美洲机关报”（它是当时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的领导机关，参看本书第47页。——中译本编者注）的字样。在经过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1846年5月的批评之后取消了题词。这份报纸于1846年12月停刊。　　②魏特林写的这本小册子《向劳动和愁苦人们的一个呼救》第一版，出版时间应该是在他到达美国之后。第二版出版于1848年。　　运动就象一道地下的炽烈的火山熔流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在社会各阶级之中，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向四面八方冲开道路，它壅积在火山口下，时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托马斯·闵采尔、巴贝夫、邦纳罗蒂、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是我们的神圣的红旗，同时也是我们新联盟的标志；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我们的格言，伟大的街垒战是我们的口号，革命就是我们的战斗上的号角。　　如同在一个饱经噩梦的漫漫长夜之后忽然觉醒一样，二月革命的愉快的消息欢欣鼓舞地袭击了我们，这个胜利的结果，即使是最热情的战士也未曾预料到的。由于意外的胜利突然到来，就错过了为实现那些已经受到承认的原则作好必要的措施，所以只能为下一次的战斗做些新的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六月间，由于原则上的分歧发生了争论，这里面的激进分子分成两个营垒。经过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效果丰硕的四天街垒争夺战，向全世界表明了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即使是倾向君主主义的和倾向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联合的政党，也不能长久把它压制下去。为了防止这个势力的成功，一切反动的力量已经认识到有结成一个同盟的必要，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盟。　　巴黎和维也纳的流血的街垒战，对于那些未来属于他们的党派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道义上的胜利。划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的原则，通过这场战斗，是更为必要了。　　但是这种划分的必要性还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分子①还没有象在巴黎和部分地在维也纳那样普遍地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例如在柏林，并且部分地在维也纳，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这些人是失算了，在这样的作战计划里，不久就会使朋友和敌人分辨不清。那时候人们将不能从他们真正的利益出发受到教育，而将被日常的新闻和哗众取宠的空谈所包围。人们将会尊崇这样一种领导人，他们的最大的本领就在于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卖弄口才，而其中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人们虽然可以因此保持在兴奋中，但是在这种兴奋里，人们的革命精神却逐渐地消失了。人们终将明白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们的行动并不能真正实现他们言论里所提出的那样光明的远景。　　①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　　这些人往往竟弄到这样的地步，甚至不惜为取悦资产阶级而对群众去说教，而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却讳莫如深。其结果使群众处在徬徨焦虑的、旷日持久的不安状态和一种不可言喻的紧张混乱之中。人们听信他们的演说，不止一次地去参加他们所鼓动的示威集会，但总是发现这些人并不在场，或是偶而出现一下，就又用好听的辞句去平息人们原是在他们鼓动起来要干的事。即使不是这样，在他们所发动的那些示威运动里，对于那些还记得六月斗争的全部伟大英雄气概和场面的人来说，也根本没有丝毫值得兴奋的东西。那些最受欢迎的人民演说家，我们不能不觉得他们简直象个戏剧演员，如果有一天——维也纳失败的消息传来，柏林的一切有思想和有感情的民主主义者都充满了悲悼和愤激情绪的日子里——当着这样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就会听见这些演说家们在挤满了人的俱乐部里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因为本晚门口的收入偶然有余，谨向耶各比——为了他那真理的空谈——致敬而举行一次火炬游行。　　我们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二月革命的伟大事件所感动。在宽敞的民主外衣遮掩下竟和那个从前的政党联合成了一个党，这个从前的政党是我们曾经和它斗争过的，而且它永远要保持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人们称它叫资产阶级也罢；称它叫民主主义也罢都是同样恰当的。　　为这种合并而作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君主主义者在1848年11月里大胆而傲慢地要和民主资产阶级决斗，资产阶级吓得动也不敢动，他们听任他们的国民大会受迫害，听任弗兰格尔的军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不敢进行丝毫的抵抗，但是他们的市民保卫团在所谓维持秩序的借口下，却杀害了十几个手无寸铁的劳动者，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种胆怯懦弱的先例。在这个日子里就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柏林的左派和口技家们——其中五分之四是流亡的犹太人①，如果他们在自我牺牲上都能象他们演说一样杰出的话，该会把全欧洲都解放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等待着，想别人给他们从火中取出革命之栗。但是无产者却不再接受他们的嗾使去干这种事。无产者首先要看看国民大会和市民保卫团是不是敢站起来抵抗，因为打击本来是针对着他们的。无产者对于这两个集团的行动，从来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党，作为这样的一个党，对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它在事变发生之后，无论对于国民大会或是对于市民保卫团，只要他们的核心，他们的党不通过公开的参加抵抗的信号，那么，是不可能对他们抱什么同情的。　　①魏特林并不是反犹太者。但是由于他的忌恨，特别是对马克思，并且一般地对于他所轻蔑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的忌恨，使他不由己地使用了反犹太的话语。　　因此，我们同他们去搞统一行动是不会赚取到什么的。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幻想的盟友，在危难的日子里你是找不到他的，我们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所集合起来的群众，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把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样，群众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有更多的信心，在那里面会表现出更大的勇气。①　　①在前面的几段里（第308页起）魏特林对他的革命理论作了一个扼要的叙述。这个叙述表现出他对于1848年革命的性质和由于这种性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完全不理解。参看本书导言。　　因此再不要谈什么和敌对分子的融合了。我们是人，是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但是我们同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一种理想，在这个理想里，社会的一切成员公平地、有秩序地共同分配生活上的劳动和享乐；用这个名词我们表明，我们自己要为实现这种最高的社会理想（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我们甘愿同甘共苦，患难相扶。因此我们用这个名词来称呼我们的党是最好不过的。为了那些不完整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心灵感情上真正是共产主义者的话——是根本不能真正激发起我们的热情的。但是没有热情我们就不能有勇敢、大胆的行动。因此，我的弟兄们！起来！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爱，激励起那旧日经过考验的对我们的事业胜利的信心，这个事业是我们曾如此成功地保卫过的；起来，让我们重新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代里，站在战斗的行列中，用言论和行动、用牺牲和信任为争取整个的完善，为争取共产主义而奋斗。　　威廉·魏特林[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1849年）　　正文中所标的阿拉伯数字右面括有圆括弧的注号，如1）、2）、3）、……是表示魏特林在第三版上作了重要的增补或修改。增补和修改的句段现在汇集在这里。本书在1849年出版第三版时’魏特林作了很多改动，第一部分有三百二十九处，第二部分有四百五十处，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字上的改动，牵涉内容的重要改动将近四十多处。原书将所有的改动都汇集印出，并在重要的改动处加标星点，中译本只是译出了加星点的重要增补和修改四十五处，其余改动部分没有译出。　　中译本编者　　第一部分　　1）（增补）：甚至在今天，还有千百万不幸的有色人种呻吟在这种人类遗传的耻辱之下，并且这正是发生在为他们大加吹嘘的所谓自由的北美合众国里的事。这真是美丽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共和国可以休矣！——102页　　2）（增补）：1848年2月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幸福。胜利几乎是从云端里忽然下降。从那些流过血的、充满着战斗精神的革命者中，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委员，有一半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且其余的人当时也不会反对设立一个社会银行。他们当时也不会看得到这种银行的非常的结果。但是，无论好心的路易·勃朗或是满脑子批评的蒲鲁东，对于必要的措施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更不必说其余人。——139页　　3）（增补）：并且自从二月革命以来，这种征服狂不是大大地减轻了吗？现在你们看，那些法国的有征服狂的人们，在他们得到了政权以后，不也是和那失败的王权一样，在战争面前畏缩害怕吗？现在在法国还有一个公开由报纸来代表主张莱因边界的政党吗？现在在法国，因为那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政党已经加强了，那些只是在人民的成见中貌似强大的懦夫们就都噤若寒蝉了。——158页　　4）（增补）：我对若干这种祖国小丑颇有认识，没有一个能引起我赞赏惊奇的。为了其中某一个人的子女，有一次还曾经在我们手艺工人中募过捐，为了好供他们上大学。他们在那里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正在报纸上宣传资本主义，而攻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就集结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集团。三千元的膳宿费！这是应该这样，这是必须这样的。奥地利根本就不需要这样。老阿伦特就是这样。——159页　　5）（增补）：现在我还要把一只决斗的手套掷到你们脸上，你们这一批新恶棍的诡辩学家！你们这些财神的门徒！你们在自由贸易的招牌下试图用那些钱来蒙混人民，那是你们耍手段从人民身上偷去的钱。你们以为，我们没有看透了你们吗？你们的自由贸易的学说，是那现在终于受到了全面攻击的资本势力的最后的挣扎。你们要想在自由贸易的假面具之下，重新引起人民对钱袋党的信任、你们把贸易和资本势力描绘成千百万人幸福所系的救世主，并从而企图使他们脱离要求彻底改革社会的斗争。　　如果你们想要为你们的清白作一个证明，那末就给我们必要的条件在报纸上来攻击你们吧。把你们那些头等的角色派到战场上去吧！如果你们自信那末确有把握，那就出场吧！　　自由贸易、保护关税、营业自由、同业公会制度、工商业保护条例，以及无论这一切口号怎么叫法，都不过是些骗局，每一个受过社会主义思想启发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去估价它们的。——169页　　6）（增补）：我们且看一看北美合众国。在那里爱尔兰人建筑美国人的房屋，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修筑美国人的道路，大批的外国人在一切手工业里参加劳动。一千万有色奴隶和自由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被指定在最艰苦的劳动中去寻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前者是通过强制，而后者则是通过生活的逼迫。但是本地人，美国佬，却从事于最轻便的、获利最多的职业。——172页　　7）（在这里附加了一段注释）：我在旅行中，在某一个地方的手工工人处听到一句通行的谚语式的俗话：“罪过是肝馅腊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对于神学上的罪过这个概念实在不敢恭维，并且对于所谓罪过，并不比对于在饥饿的时候忽然送来一段肝馅腊肠那样必须有更多的警惕！——178页　　第二部分　　8）（增补）：最纯粹的民主只有在最完全的共产主义里才有可能。但是被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主制度的那种选举方式，却永远不会实现共产主义或是促进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　　下面当我在这里揭露和批评那个迄今暧昧不明的民主概念，这个在若干人那里已经成为神圣空话的概念时，我预先请求我的读者们不要过于匆忙地来下判断，而是先听我把话全部说完。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们曾说我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在我这一方面，相反地，我相信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的本质，只有在共产主义里才能有最完全的民主。但是在共产主义实行之前，对于那些不确切地来进行投票表决，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如果我想要请一席客人吃饭，我总不会先让客人对我的请客来进行一次投票表决，如果我真这样做，只会使人觉得可笑而已。——204页　　9）—10）这两个注号之间改为：当我们研究一个象社会改革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秩序里的一切制度都是有缺点的，并且绝大部分是有害的，那末我们就必须对于每一个这种制度，在它转移到新秩序中之前，作仔细严格的审查，以免由于它们的不合格而从根本上损害了新建筑。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凡是看到有缺点的时候，就把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在那上面，并且在我们为了那全体普遍的东西而进行的奋斗努力中，永远只追寻那完善的事物，而决不在任何地方停留下来对自己说：在这里我可找到它了！如果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接近那完善的事物。　　那些永远在那里说“这是不可能的”的人们，他们只是用一个耳朵听，而不去读书，而读书也不去思考，对于这些人，当然任何新的思想都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的，并因此都足以激起他们的偏见和搅乱他们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决没有任何东西会是突如其来和意外到不是在他思想上已经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准备的。他生活在理想的王国之中，一切真理对他都是昭然如揭的，并且今天一个人宣布为新思想的东西，往往是另一个人很久以前就在他脑子里存在着的，只是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罢了。　　如果一个人真正想要实现某种确定的、已有定评的好理想，他就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必须是可能的”，并且去想适当的办法，使得这种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现在，有一个一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党派，还在暗中摸索的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所要采取的政府的形式和如何选举当政者的方法。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有一种被他们叫做民主政治的东西，但是象我立刻就要证明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治，就象那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根本不是什么平等一样。至于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的政府形式的选择，差不多还没有最后决定。大多数法国共产主义者倾向专政制度，因为他们很知道，那种为共和党人，或者不如说，为政客们所说的民主政治，是不适合于一个由旧的组织走向一个新的、更完善的组织的过渡时期的。虽然这样，卡贝仍然借用了共和党人的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他很聪明地懂得，怎样在过渡时期内把一种几乎为人看不出来的专政附加在这种原则上。最后，欧文，英国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主张按每个男子的年龄来规定他所担任的职位，因此行政管理上的最高的领导人同时也就是行政管理中的最年长的成员。一切社会党人——除了傅立叶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政府形式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彼此意见一致，即认为人们叫做民主政治的那种政治形式，对于年轻的还正是要去付诸实行的共有共享的原则来说，是一个很不中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救急太平锚。　　什么是所谓民主政治？——一种人民的统治，一种统治着的人民。这个说法是永远不确定的，人们可以愿意把它理解成什么就理解成什么，因为什么叫做人民？这没有问题，当然是指的一个由语言、风俗和习惯联系起来的社会里的全体成员——那么，什么又叫做统治呢？统治，这就是：按照他的意志去指挥别人。的确，对于这个名词我们讲不出一个比这更确切些的概念了。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整个的人民固然可以有一个指挥着它的统治者，但是人民，这非常大的一群人本身，却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统治者。每个人都可以统治他自己，如果他有这个权力的话，个人或是若干个人也可以统治其余的人，但是一切人去统治一切人，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　　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明白的事例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能够说，那些不满于他们的政府的千百个瑞士或美国共和党人，他们是在统治着吗？如果一个人投了某人一票，连这个人名字都不知道，难道能说这就是“在统治”吗？——在投票时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成为少数派，那么这样的投票选举方式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也能叫做统治吗？——如果真要合乎“民主政治”这个概念，那就必须一切人都在统治；但是这样的统治是永远不会有的，因此这也就不是什么人民的统治，而是若干人对于人民的偶然的统治。　　我在这里说偶然的统治，因为选举时的多数常常甚至简直就无非是一种偶然的赌博，并且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中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现在那就永远更是这样；简直就是欺骗和说谎。　　谁要是还不能在大体上明白这一点，他可以去访问一下那些协会，也就是说那些把民主的投票表决，就象天主教徒们的十字架一样当成了原则的东西的协会，那时候他就会用能看得见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了。例如，有一个协会，当我在那里的十个月期间，会员由七十人增加到一百三十人，每星期开两次讨论会，在开会的时候，动不动就进行投票表决；往往对于一件可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琐事也要投票表决；但是在十个月的期间，表决的多数从没有超过三十票。大多数的决议只得到十票至二十票的多数。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职员以七票的多数当选，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并不是全体会员都出席，并且也不是全体都投了票。因此，在一百个会员之中如果有十二个人预先商量好，他们就可以在全会的投票表决时成为多数，特别是在人事选举上，没有一致的协商投票是十分分散的。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扩大起来想一想。　　我们假定：在某一个小国里有二万一千个选民，每一千个选民选出一个代表；我们再假定，一切选举都是公正地进行，就象只有在共有共享的制度里才能办到的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永远有很大一部分人民会对于选举不满意，因为选举票有的是投在这个人，有的是投在那个人身上，永远不会全部都投一个候选人的票，因此如果我们把那些被当选的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总加起来，往往会有一种情形，这票数合起来在二万一千个选民中还不到一万一千票。这样，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名选民，他们就没有在任何情形下参加了这所谓的民主政治，因为那些人民代表根本就并不是按着他们意见而被选出来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二十一个代表中，只要有一个代表在议会里成为反对党，他对于那其余的二十个代表来说就成了多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这一个代表的选民和那些随着他们的候选人的落选而落选的一万个选民加在一起的话，或者说如果每一次的立法提案都能在全体选民的面前提出来的话。因此即使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以这样的方式唯一一个代表的反对，竟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　　此外，还有一种更明显得多的情况：我们假定，二十一个代表中有八名是由七千五百票选出的，其他十三名共得七千票，这十三名人民代表对于那其他八名代表来说，就是一个表面的强大多数，虽然在严格的考查之下他们不过是一个非常大的少数而已；因为第一，这十三个人只是由七千票选出的，并因此就已经有六千票反对他们，这六千票再加上那其他八个人的七千个选民，为数就在三千票以上。但是这里，这得七千选票的十三名代表即将对那得一万三千选票的八名代表居于多数的地位。这样的选举把戏，人们现在把它叫作民主政治！这个名称和这样事本身，彼此都是一样的荒诞无稽。这既不是一种真正的多数，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且即使两者都可能做到，它也不适宜于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要去统治的东西，同样，在那里人们也不能把全体人的领导委托给一个这样的所谓多数，就象人们绝不能用抽签来决定千百万人之中那一个是最有才能的人一样。但是这种在千百万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之中进行的选举，无非是一场赌博（如果每一千选民选出一人，法国就要有一万名人民代表）。那对于行政领导来说是最必要的天才和智能，就象无数千万的钉子装在同一个口袋里一样，现在，民主政治的原则要求伸手到里面去乱抓，然后看你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一种滑稽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人是好的，但是对于我们的时代就不能再是好的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粗陋的简单的统治已经接近死亡，而科学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新秩序的领导了。　　如果说，即使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民主政治和多数表决权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们并不合乎人们通过它们所预期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在那里，在共有共享的状态中，却是都不需要为了他的每天的面包而匐匍于别人的面前，因为面包对于每个人都是永远有了保证的，在那里，任何人在选举时不可能、也不会受别人的拨弄，而现在则是到处贿赂公行。如果我们肯仔细地检查一下事实，在我们那些现代的共和国里，一切选举都无非是极可怜的少数，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其中凡是要做一个选民必须能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1830年，在琉瑟息省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代替了陈腐的僧侣贵族政府。这个新政府给了人民一种扩大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并且给了青年们良好的学校，但是恰是这种扩大的选举自由，在十年之后重新又推翻了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它的种种制度和设施，并且赋予僧侣们比1803年以前更大的活动范围。耶稣会的会士被召入国内，并且把青年的教育委托给他们；出版自由又受到限制。在北美合众国，这种选举自由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就是阻碍奴隶制的废除，法国大革命也因为通过它而又走回到腐败的老路上去。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人们还是永远不肯用能看的眼睛来看一看，而且继续用民主选举的形式的原则来蒙蔽和迷惑人民，却不知道这种选举形式，只在那些旧秩序已经倒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无知无识的人已经不会再在选举中受骗的时候，它才是好的、能带来福利的东西。　　到现在我还没有研究过一切可能的选举活动和阴谋诡计；仅仅我所知道的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但是那些法国的选举斗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能够写出一大本书来的。在选举中，人们不只是利用金钱，而且熟练的演说家们利用他们的口才，往往可以巧妙地为一件坏事挣来多数选票。他们讨论得那样长久，直到他们把一些人已经弄厌倦了，把另一些人已经搞糊涂了，最后又让另一些人相信，只有他们才是最明白这件事的，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说得最流利，最冗长；然后他们只要再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来投票，这件事就算办成了。这种办法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可以举出大批的实例来。如果在一百人之中只要有二十个人预先商量好，在选举的时候混在其余的人里面，他们就能够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制造出一个多数来，也就是说如果其余的人没有想到事先集合起来商量一下的话。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曾经在一个团体里有人建议要发表一项声明。人们投票决定了，并且选出了草拟这份声明的人。起草人在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稿子。人们又来投票表决，并且通过和接受了这份稿子。但是有很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份声明是早已就拟就了的。在投票表决是否通过这份稿子的时候，它已经印刷好，并且流传在许多人手里了。印刷商为了卖钱，曾印出了若干份，因此在这个声明在应该散发出去之前，就早已流传开了。　　在一切预作准备的选举会里，情形都是这样。在那些人民代表的议会里，事情当然就更诡谲些，在那里阴谋诡计就更多了，因为普通的手段在那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会前的集议和商讨在那里已经不够用，因为其他敌对党派也会这样办。于是人们或是故意无休止地推延，或是竭力缩短讨论的时间，这就看人们相信是以把对方拖疲倦，或是以出其不意地制胜而定。往往人们假装，似乎要把表决推迟到下一次会议，有些没有耐性的或是满不在意的反对者退席离去了，于是又忽然宣布进行投票表决。如果人们认识了反对者的某些弱点，人们就把辩论弄到象战争一样慷慨激烈的地步，以便由此好剥夺掉对方的若干票数。而大多数人则摇摆在忽左忽右之间，这一个人要想为真理而说服别人；另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又一个人由于妒忌而不肯让他的敌人占有公理；那一个人则是为了表现他的演说的本领，只要说得动听，即使结果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也可以；还有一个是想要实验，是不是他能说的让人酣然入睡，最后，这些东西都还印成书，并且向人民公布。这最后一着究竟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使读者看了总有一天会对这整个的喜剧感到烦腻和可恶。　　还有一种荒谬的情形，就是象在选举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样一件需要非常审慎的事情上，无论是被选人和选举人的才能和智慧都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但是就今天这个概念意义下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原则而说，却完全不顾这一点。谁有一张会吃饭的嘴，谁就能投一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才能的人也就不得不消失在那一大群无数的选民之中了，后者既从来没有机会去亲身认识那有才能的人，更从来没有机会去认识他的才能，何况绝大多数人，由于他们对于事情的缺乏知识，也根本不懂得怎样去识别才能。人的天性的分配并不是象数学那样地平均相等的，这一个人体力比较强而智力比较弱，另一个人智力比较强而体力比较弱，又一个人两者都比较强或是两者都很弱。评定一个人的体力而不经过测验，这是很困难的事，同样评定一个人的智力，不经过测验，那就更加困难了。并且在识别一个人的智力时，人们还必需对于这种能力部分地具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才能去加以判断。所以如果人们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必须把天才和智能置于行政管理的首脑地位——而这一点是即使最仇恨我们原则的敌人也不能否认的事——这就十分明显，现在的种种政府形式和选举制度是对此毫不适用的。　　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不再去选择擅长词令的人、说教的人和外交家，而是要选择发明家、发现者、完成者和改进者，总而言之：智能、理解、天才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政府的形式就必须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这里面并没有丝毫统治，而是要去领导，就是说去领导整体的和谐，领导一切人的生产和交换。但是统治比为了全体人的福利而去进行领导要容易得多，因此在政治的选举中彼此口头的约言也就够了，甚至往往连这个也不必要；但是如果人们要把某一件事业的领导委任给一个人，人们就不能满足于种种约言，而是要有这个人的证据；人们不会派一个对于这件事毫无所知的人去识别和测验，而是自己亲身去，或是，如果自己对于这件事不懂的话，派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去。现在我们再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一切选举都必须具有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把那些对于社会的和谐，对于社会的福利和繁荣具有最根本的知识的人选出来。不是吗？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持异议的。　　但是，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这些知识的内容是在于什么呢？或者无宁说：什么是行政管理的工作？　　这些工作是：　　1．对于整体的和谐的领导。　　2．一切新的有益的理想、科学、发明和发现的实现和利用。　　3．对于一切劳动的领导。　　4．对于生产的分配和交换的领导。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任何一种劳动在它的完善性的最高点上都将是一种科学，并且因此任何一种劳动的提高和完善，如果有一个理想作为它的先导，它就是一种科学。例如瓦工可以提高到建筑师的科学水平，染工可以提高到化学家的科学水平，同样，以此类推，在每一个行业里都可以是这样，因此每一个劳动部门都将是一种科学，如果它和观念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话。　　因此，那些在每一个部门里努力达到知识的最高点的人，正是他们，应该构成行政管理机构的成员，这一点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反对的。　　但是只有那些懂得评定这种智能的人，具有同一的或是类似的这种知识，他们才能发现这种智能；因为一个成衣工人总比一个瓦工能更好地评定这一件衣裳是否缝得很好，一个裁衣工人总比一个没有剪裁知识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它剪裁的是否合式。在其余一切劳动和知识部门里也都是这样，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里，每一个选举人必须具有一个选举人的资格。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能够在那里选举他的工长，但是不能选举一个领导全国的最高级建筑物的建筑师。如果他要参加选举建筑师，他就必须事先取得这种资格；但是对于这种资格的取得，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　　但是同样也可以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具有全部有关被选举者的知识，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十个或十五个劳动部门里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因此选举必须在每个部门里单独进行。同样也可以肯定，某一部门科学的研究比另一门科学的研究往往需要更高深若干倍的知识，因此无论在选举人或是被选举人方面，各种不同的选举也就需要各种不同资格和知识。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要不违背自然规律，就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一切。——204—206页　　11）（增补）：因此，在未来的选举中的主要条件将大致如下：　　1．选举，和劳动及享受的分配一样，都以自然规律为基础；因此每个人按照他的体力和能力来劳动，按照他的所好、他的食欲和健康来享受，按照他的知识和才能来参加选举。　　2．因此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为了他本人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利益起见——各按照他的能力而担任一个较轻或较重的职位。　　3．因为享受的分配以及整个的社会制度都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调整，因此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天才或智能而比别人受优待，而是最无知识和最不熟练的人也能以他的薄弱的能力和具有最大才能的人有同样的享受，如果这种享受是合乎自然的，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享受有利于他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并从而并不损害整体的和谐的话。　　4．因为在争论和多数票表决中，所反映出的人们的人格和感情因素，以及一切通过多数表决的立法程序，都只能阻碍进步并破坏整体的和谐，因此必须想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使得这些东西部分地成为无害的、部分地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5．这种制度必须将进步宣布为唯一的法律；那时候社会就有了一种法律，它不断地自行返老还童和化旧为新，当它有步骤地一步一步采取新的制度的时候，也就不断地抛弃旧的制度，这样就使一切制定法律的工作和一切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的斗争归于终止，就使得在愉快的向前进步中在知识的王国里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而某些人的贪婪的利益也就不能再成为进步的道路上的障碍，就象迄今所永远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那样。　　6．在这个制度里，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智能必须永远被安置在最重要的工作的行政管理中最高席位上。任何人不会因此妒忌他们，因为所给与他们的光荣，并不给他们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收入，而是给他们加上比一切其余的人更多的义务，并不是更少的义务。　　7．因此在这里所选举的不是某某人，而是能力。在选举有了结果之后，才允许宣布当选者的名字。用这种方式，一切有害的感情和偏袒就都被堵绝了。这种能力的选举，可以用类似今天选定一个发明家的图样和样品以确定它能否获得专利权那样；或是象现在一个作家向研究院应征解决一个悬题那样。　　8．因为人们不能预先计算到会有种种发明、发现以及新的有益的思想要发生，所以人们也不能对于最重要行政管理机关的选举事先规定出一定的时间。　　9．正因为这样，人们也不能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的职位定出任期；如果有许多新事物和有益的东西发明出来和想出来，就多几次举行选举，谁要是在他的智能上，他的天才和能力上被另一个人所超过，他就让位于这个人，如果为了实现那新的理想有这样必要的话。这样就给进步扫除了道路上的障碍，并使进步成为一种法律。　　10．人们必须通过应征解决悬题的方式，来取得最高行政管理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这些悬题由代表科学的核心的那些人的集会提出来，悬题的目的在于扩大和促进对人类福利有益的科学。　　按照我的意见，有三种科学对于共有共享的社会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是治疗一切人类恶疾，无论是精神或肉体的恶疾的科学，我把它叫做新医疗学。在它的范围内，既包括宗教的和哲学的伦理学，又包括解剖学、药剂学和社会经济学。未来的医生，因此，同时也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不止治疗肉体的、并且也治疗精神的病征。　　第二是物理学，包括对于原始的自然及其如何为人类的福利而运用的知识。　　第三是机械学，或者说是能以较少的力量而产生多量产品的科学。　　这三种不同的、但是彼此互相结合的科学因此是有特别意义的，它们和其他一切的专门科学——这三种科学就是这些科学汇集而成的，一起领导着整个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就必须是那些在这些科学里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在这些科学里的最大胆和最有益的理想，由它们来掌握全部的行政管理。为了永远能够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识别出那些最伟大的才能，必须经常提出悬题，例如：对于一个医生，凡能发明某种方法，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疾病者，就给他行政管理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位；对于一个物理学者，凡能发现大自然里的某种力量具有这种或是那种作用者，就给他在社会里的这种或那种地位，对于机械学家，凡能发明这种或是那种机器者，就给他这种或是那种能发挥他的能力的地位。　　这样一种办法本来也可以叫做民主政治，但是我把它称为科学的统治。——207页　　12）（增补）：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各技工团，就象是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里的柏林、慕尼黑、德累斯登，汉诺威等地的国民大会那样；而中央技工团至少就政治方面来说，则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那样或应该是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只要在现在的语言障碍许可的条件下，今天的那些政治疆界的区划在那时候就都可不必顾及了。　　去年全德国的工人大会一致提出一个社会国会的要求。因此这已经是向实现勤劳和能力的最高权力前进了一步，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人民最高权力是没有的。人们至少应该把这个要求坚持下去。但是让我们把那设计成和它并立在一起的政治国会取消掉吧。劳动、勤劳和能力的利益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最高利益。——221页　　13）（增补）：因此各工作理事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那些国民大会里的部长的职位，所不同的只是在作这样的比较时必须永远考虑到，它们的任务不是政治的虚应故事，而必须是一种实际深入人民生活的，实际地可感觉的工作，同时工作理事会的成员也只能是劳动者，他们不能比任何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特权，他们的工作只能和其他一切人一样以同等的比例取得一般多的报酬；并且那时候劳动者这个名词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们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在凡有劳动力的人之中就根本找不到和这个名称相反的名词：不劳动者。——222页　　14）（在这一节以前增补）：如果人们考虑到现在几乎一切主张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在大吹其民主主义的法螺，而想要把一切都依靠在群众选举这一方法上，另一方面再略略看一看那种广大的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无论是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关于商业，关于劳动的报酬和组织等等，都还在群众以及群众的领导者和教育者之中有着一定的势力，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一切，就不免会对下一次的社会革命的成功的转变感到怀疑，如果他不是抱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坚信任一个勇敢的、好意的知识分子，在紧要关头通过实际的行动，一定会在人民中找到这样一种为迅速扫除这些黑暗所必要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说，现在已经可能发生的事，它是会发生的，并且会尽早地发生的。因此请读者给我双倍的耐心和注意，以免误解了我的意思。　　预先我要说明，交易小时制度是我所认为可行的、最高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我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要说明交易簿是一种最好的交换手段，并且可以使欺骗和窃盗成为不可能，并从而可以废除警察等等这些无益有害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还要说明，为了迅速、稳妥地达到目的，人们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还必须考虑到那些还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民的成见，考虑到那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所以我在《可能的过渡时期》这一章里，将提出另一种其他的交换制度，一种这样简单和经过考验的、适合于最大多数群众愿望的、无可非议的交换制度，以致我坚决相信，这种交换制度是必然会受到欢迎和见诸实行的。　　要发现一种完善的关于劳动、自由、民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就在于要发现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一种交换手段，它能保证一切道德的或是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实现，能保证人类的力量的最有益的运用，保证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它就是一种对于这样的一切人的最完善的交换手段，这些人对于人类和同胞充满着友爱，他们具有道德的、基督教的、人道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他们不想去压迫和欺诈别人，同时也不肯受别人的压迫和欺诈。　　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却不愿意这样，虽然他们为了免得显出自己是自私主义者，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攻击指向这些愿望的原则本身。他们以个人自由作为他们的借口和支柱——为了给自己一种能博取人心的色彩——而内心里却是在想着他们那自己的、损人利己的自由。当然他们会觉得这种自由在共产主义的制度里是尊重得不够的。所以他们对人说，他们也很愿意要共产主义，但是不愿意要任何制度，因为一切制度都妨碍个人的自由。而这里，他们在内心里所想着又是他们那个人的自由。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关于个人自由的空谈和讲演，并且也得到一些人的附和，因为彻底的思考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的事，并且那些有思考鉴别能力的人，又并非永远都抱有承认好事的意向。人们用伪装的哗众取宠的词句来为这种掩藏在烟幕后面的个人自由作辩护，以便讨好和争取群众，但是却不让群众看到，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里才有可能，在这个社会组织里，不允许自私自利的人在行使他们那具有特权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侵犯到别人的个人自由的正当权利。我们所大声控诉的那一切专制暴君、富豪和贵族的行为，都是他们那个人自由的行使和发挥，而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就都无非是要限制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要限制那种某些人为了自己而侵犯其余一切人的自由的行为。因此，人们不能把个人自由这个空谈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如果人们不同时说明，他是准备按照什么标准来规定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为了全体的利益而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自由的话，那就会把人民引导到歧途上去。个人自由必须分配给全体的人，以便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即使那时候任何人不可能得到象今天有些人所得的那样多。谁要是为了个人自由、民主、福利、幸福、十全十美的福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词的集合而大发议论，但是却并不说明，这些对于我们政治和社会的希望的诱饵究竟用什么方式能够以同等的比例为每一个人所共享，那末他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嫌疑，他根本并不真想要把这些好事物公之于大众，而只是为了装出一种口是心非的圣人面孔，为了做出一种两面讨好的样子，为了把激进派、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精神兴奋剂通过空谈的混合和甜化，调和得这样适合于富人们的口味，以致使它必然失去了它对于穷人们的原有的效用。这样一种趋向，或者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学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由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眩惑了自己的理智，例如在杜隆的《欺骗者》一书第137页就有所表现。　　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象蒲鲁东和舍伐利埃这样的人物，都是负有经济学界泰斗的盛名的，但是由他们的作品可以证明，原来他们对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彻底弄清楚哩！这里正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蒲鲁东曾批评过另一个经济学名家的观点。他在《论人类秩序的创立》一书第221页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