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深沟是由掘土堆山而成的一样，贫困也是由财富的堆聚而生的。 无知识是财富的高峰上的一块绊脚石，是贫穷的泥淖里的一潭臭积水。 2）出版自由 好！我们是全心全意地赞成，因为没有出版自由我们还有什么作用呢；不过单凭出版自由，只是说，而并没有做什么。 正是那在物质需要上没有缺乏的，并因而在肉体上是自由的人，他才更感觉到同样也有在精神上自由的需要。这样的人就永远要求出版自由；这是他所缺少的盐，好为他的食物作调味之用；但是你们，你们要这盐有什么用呢，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给你们食物？ 如果你们有一天能强迫你们的敌人给你们每天所需要的面包，上天作保，他们也就不会拒绝给你们盐了。 那种你们应该为了全体人而去要求的自由，必须是一种统一的、普遍的、不可分的自由，而不是某种特殊的自由。任何其他的自由都或者是错误或者是欺骗。 在金钱制度下出版自由是不会完全的，因为可以用钱去收买那些下流作家。在这个制度里如果有一篇文章传播了真理，就会有其他的十篇文章来传播错误、谬论和谎话。 今天的这种出版自由，与其说是用来教育群众，无宁说是用来豢养少数人。人们所以写作只是为了生活，因为人们没有钱就不能活下去写作。但是谁有钱呢？有钱的人。因此试图用他们的沉重的钱袋给文学定方向的人，正是这些有钱人。 谁要是为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而写作，而他的作品如果能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就能得到很多钱；但是如果有谁敢于为贫苦的人民而写作，他就会看到这个在金钱制度里的自由究竟是一种什么自由了。很多印刷所需要预付印刷费，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家。”书店也宁肯按扣佣代销任何别的作品，而不愿意代销一本保卫穷人利益的书。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写作的人，却没有钱来买书，而有钱买书的人，这种书又打断他们的兴致。 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对于一切精神食粮的兴趣已经被消磨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几乎根本不看书。如果出现了一本写给穷人看并且也是为了穷人而写的作品显得危害到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他们就采取各种手段，以便回避已经承认了的出版自由。人们用一切利益来收买作者，好使他最后终于停止写作；人们说服那些印刷所，不要承印这样的著作，如果它还继续印，人们就威胁它，把其他赚钱多的印货一概不交给它们承印。 我们的“年轻一代”，就是用这个名称命名的那报刊，可以为金钱制度里的出版自由唱一曲小小的赞美诗。 这份刊物，在它出生之后不久，就不只是在伯尔尼和日内瓦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障碍和阻难！ 曾经有八个不同的人员经过了警察的传讯，有几个人是为了印刷，另一些人是为了传送这份刊物；为了这样好恐吓这个刊物的读者，阻止他们订阅这个刊物。 由此而来的下一步结果，是日内瓦少数几家有德文字模的印刷所都拒绝承印。有一个印刷所是害怕重新失掉摩尼安教会①的生意，后者已经更换过一次印刷所，因为这个印刷所曾暗中承印了当时三月三日社的宣传品；另一个印刷所是害怕失掉政府的生意；而另一个那时候也许正在希望得到政府的定货。只要出版自由一旦要威胁到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他们是懂得如何在出版自由和利益之间权衡轻重的。 ①摩敏（摩敏派），瑞士的虔敬教派。 此外，在伯尔尼还发生过警察局对编辑和库存期刊的追查；幸而两者都已经在通向限制比较宽的瓦德兰市的大道上了。否则他们也许当时就被宣布为一份很好的猎获物。难道这样也算是一种出版自由？对于富人可以说是，但是对于穷人不是。 由于这种种策略活动，“年轻一代”不得不两次迁移它的出版地。但是因此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安和损失，特别是对于没有钱的人，这是每个人所易于想到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充分的出版自由之下，按照法律上的文字，它那出版自由比我们所需要的自由还更多；但是关于金钱制度在那些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所设下的关卡和检查，在法典上是没有半个字明文记载的。 现在我们再算上法国基佐内阁方面的迫害，它为了向外国列强讨好，在我们的刊物已经多次被允许进入法国之后，忽然拒绝运入，而事先并不通知我们。它只是简单地命令边境官员，将来没收这种刊物。这样，和以前一样地经由合法的道路运去的一千二百份刊物就在边境上扣下了，并且据我们探悉，都在贝桑松焚毁了。有权势者对于私有财产就是这样来尊重的，而我们却鄙视任何种类的小偷。 如果说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论自由都不可能，怎么还会有出版自由！你且去和一些开明的、结过婚的、有固定职业的瑞士人谈一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怎么样必须小心翼翼、不要高声说出他们政治和社会信仰，为了恐怕失去雇主、工作和面包。如果说按照这种情况，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论自由已经不可能，而言论除了时间而外是根本毫无所费的，那就何况出版自由，当然更不可能了；因为写文章印书是费钱的，而钱只有富人才绰绰有余，穷人是永远没有钱的。29） 总之，对于富人，出版自由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他愈富也就愈可能，但是并非对于一切人都可能，不是对于不大富的人，也不是对于小康的人，尤其绝对不是对于穷人是可能的事。 算了吧，亲爱的弟兄们，别让那些政治骗子把我们再领到光明的背面去愚弄我们了，在那里他们永远是嘴里塞满了出版自由、祖国、民族等等的糊粥还加上种种这一类烹调好了的空话。人们迄今都在用所有这样一些政治菜单对我们颠倒黑白。一方面，是一些没有经验的、空洞的和爱虚荣的小伙子们在高等学院里学会了政治的祈祷文，并且按照他们所学过和读过的在我们面前祈祷，我们就随着唱阿门，因为我们不大明白那些话。就用这种方式，这批人欺骗他们自己也欺骗我们。另一方面是一些更狡猾的、地位更高的人，他们利用这些人的政治谬论，和另一些人那随声附和唱出来的阿门，他们却更懂得把时间用到对他们的利益更有好处的地方去，而不是用在空谈上；他们对我们装作同情，以便为反动争取时间。因此最后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恍然大悟，变得聪明起来，再也不听任何空话，凡是不以达到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为目的，凡是不给我们物质利益的任何东西，我们一概都不支持。 有些骗子，他们哓哓不休地对你们说：你们首先需要精神的自由，然后再要求你们物质境遇上的改善。不要听信这些可怜的、可鄙的说谎的使徒；你们向他们要面包，他们给你们一块石头。无论什么地方和怎么样，只要可能，你们就用一切方式力求改善你们的生活境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行动的机会，你们就要行动起来。 言论和写作自由、职业自由、贸易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以及许许多多人工制造出来的自由，这一切都是说我们先吃一点亏，金钱制度就会乐于许给我们，因为它希望，通过这些魔术戏法迷惑30）我们，让我们忘掉我们的真正的利益。 你们必须要求一切人的自由，没有例外的全体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用废除金钱和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的。其余的一切政治旧货都是这个主要事项的附带事项。看一看英国吧，你们这些瞎子，你们相信随着出版自由不久就可以获得一切，但是这个民族自从一百五十年以来已经有了出版自由了，而且是在任何其他只要是金钱制度存在的地方所尽可能有的这样完全的出版自由，但是这个国家的穷苦人民并没有比德国人民的最穷的阶级稍见开化些，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出版自由的善举之后，仍然有许多人为饥饿而死。三百年前英国国内的困苦和贫穷就已经很剧烈了，从那时候起就实行了救济税而且还不断地日益提高。31）因此，难道我们应该不去要求普遍的自由，而去要求出版自由吗？在人们还没有给我们面包的自由之前，就去要求盐吗？你们且四面看一看：一切要求盐的人，却并不象你们一样甚至于还没有必要的食粮呢。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好了筵席，但是我们却还缺少好心的大自然给我们定下的全部膳食。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我们也就会有盐了；一旦我们有了一般的自由，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要求那些由欺骗的制度所幻想出来的种种特别的自由了。特别的自由只有在不平等的制度里才有，在那里面，谁钱最多谁就最自由。 当然我们要出版自由，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我们要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自由；而这在金钱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3）对一切穷人、病人和弱者的照顾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但是不经过现存事物的革命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穷人太多，在我们文明国家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他们所挣的钱不够他们的需要。法国三千三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二百万，英国二千七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五百万这样的人。如果人们真心要救济全部这些人，这不是通过救济院所能办到的事，而是只有通过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但是这样，其结果就将是一种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因为这样的联合组织就会逐渐地剥夺掉富人依靠牺牲贫穷、孤独、无告的人而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一切手段。因此这终究将是一种真正的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钱人所绝对不乐意的事。如果说他们也谈到帮助和救济，那只是指那样一些由于疾病、年老、体弱而不能工作的穷苦人。但是如果人们只是救济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那是对于现状决不会有什么大改变的，社会的罪恶和它的巨大牺牲甚至不可能有一个短期的削减，更不必说完全消除了。 设立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般的用处，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这些机构里一般比他们在外面那种衣食不给的状态中还更觉得不自由。因此才发生这种现象：社会上充满了不幸的失业者，但是向这些机关请求收容的人却并不拥挤。在金钱制度里设立和维持这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的经费，不得不由中层阶级和富人来出，但是他们又把这种损失加在那些不得不为他们而劳动的人身上，并从而把他们给了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穷人的面包，又立刻从还有劳动力的穷人嘴里夺回来。他们从忍饥挨饿的人嘴里夺下面包，舍给那些和饥饿死亡挣扎的人。一切的重量和负担就这样一层层压下去，最富、最有势力的人压下去的分量愈重，被压迫的穷人也就愈往下沉，也就有愈多的中层阶级分子被推入贫穷的压迫之下，以便补充那些沉没了的人。 因此不要再在不平等制度下给穷人建筑那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吧；他根本不想去，只要他还有办法去劳动，还有办法去借、去骗、去求乞和去偷窃。你们可以看到，用你们那些所谓慈善机关和保险机关你们什么也没有改善；你们追逐积聚起来的财富就象魔鬼追逐灵魂一样，但是如果要消灭贫困，你们积聚的那一堆东西就必须削减。自从数千年来人们就已经告诉了你们这一点，但是你们对这个真理永远是充耳不闻的，在改善你们那些同信基督的同胞弟兄的生活境遇上直到现在竟除了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而外，还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办法。什么样的矛盾！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唉！如果你们填满了那些救济箱，好好地付该付的劳动报酬，你们也就用不着再出钱雇什么乞丐监督吏了。忍耐地等着吧，如果你们不顾那日益增加的困苦，硬要不断扩大你们的钱堆，有一天你们会很容易知道，不论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你们都可以一概用不着了。 颤抖吧，一旦穷人把这两样东西都变成为废物的时候！ 4）减低对必要和有益物品的税额和提高对奢侈品的税额 说到奢侈税，那末这种税制始终不曾能够做到持久地减少奢侈。这仿佛有些奇怪，而实在却是这样。假定富人用外国衣料做衣服，喝外国酒等等必须比从前付两倍的钱，如果这些东西使他喜欢，加价的结果不是他就不再享用这些物品。不！而是他照付加倍的钱，如果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但是为了这样他就减少他从前的一切并非对他自己，而是对别人有利的支出，并且尽可能地增加他的收入，而这件事他是有办法的，因为他有钱。如果人们在某一方面阻碍他增加收入，他就转向另一方面。只要金钱制度还统治，凭着他的钱，他就是主人，因而就有办法把他所纳的一切捐税通过种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再转嫁到劳动者或是消费者头上去。至于说这一点确是如此。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在法国年纳地产税一千法郎以上的有一万三千三百家富翁，此外年纳地产税五百到一千法郎的有三万三千余家富翁，其他的一切捐税还不计算在内。现在我问一问每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是这些富翁由于这样庞大的税款而在他们的富足和奢侈上受到丝毫损害呢。如果人们用一百个不同的名目再让他们出一百倍的税，他们也一样照付，只要政府印制足够的钞票和铸造足够的硬币就行了。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他们就又加在劳动产品和生活必需的价格上，因为在金钱制度里决定物价的人是他们，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愈是通过穷人收入来支持奢侈税，由于富人在奢侈税以后所耍的把戏，穷人会愈是增多。32）如果政府相信，在实行奢侈税之后可以救济十万穷人，一年之后就会又有其他十万个同样待救济的人。 奢侈税在任何国家没有比在英国重。在那里该支出了怎样大的贫穷救济金！但是什么地方的奢侈和贫穷比在英国更剧烈？ 在符顿堡，人们实行了一种狗税；但是这个地方的狗还是从七千头增加到一万二千头。现在这种税额还更提高了；但是再仔细算一下，可以看到，至少那种征税额最高的奢侈性的狗并没有丝毫减少，并且那收入也没有丝毫裨益，如果我们把这笔收入和日益增加的贫困在社会一般财富中所造成的亏损比较一下的话。 减低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率同样也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即使政府豁免一切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收，并且把它所需要的一切税收都加在奢侈品上，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即使看来非常的手段而制止贫困的发展。 这样将无异于这个政府的撤职，因为那时候没有富人的同意一个政府将不能征收任何必要的税收。那时候富人只要暂时短期停止使用奢侈品，他们就可以使任何不属于他们的政府陷于瘫痪。正是富人们，因为一切劳动和享受的领导和交换都操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对一切劳动和享受都在征税。 劳动者，由于下列的情况，根本早已在受富人的征税，他们在苛重的劳动以后得不到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而一切他所需要的，又必须以高出合理价格以上的价格去购买。 而金钱制度本身，在富人手里，就已经是一种最可怕的捐税，只有劳动者才必须用他的贫困和辛劳去缴纳这种捐税。这一点人们似乎永远忘掉了。但是只要这种捐税不废除，任何其他捐税的减免都是不中用的。 5）财产税 这种税是革命的；它防止财富在一个人手中的过大的积聚；但是它并不能防止积聚本身，所以也就不能防止由此而必然发生的他人的缺乏：因为如果其他人有的东西，有些人不能有，即使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都有保障，他们也会感觉缺乏。 财产税只是把太大的积聚分成许多较小的积聚。它的结果将会是产生一个强大的、小康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那时候就会来扮演从前富人和有势力者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金钱制度将会得到更多的顽强的保卫者，而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对于贫穷、劳动的人民来说也就会更加困难了。 现在这些贫穷的劳动的人民受那种更加热中于贪欲的富裕小市民的榨取至少和受从前那些吃足了的有钱人的榨取将同样厉害。33） 有人可以反对说：国家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国家银行贷款给每一个勤勉的劳动者，让他设立一个营业。这样嘛！那就真是本末倒置了。并且是需要每一个人都通过互相竞争而成为一个分离的、孤立的小业主呢，还是优待其中的某一些人作为例外呢？并且谁应该是例外？但是有一点是充分证明了的，就是：通过这种个别分散必然要损失无数的劳动时间以及大量的物资。那样将必须有多少个别分散的作坊要由国家来出资建造，结果将要有多少由于无益的费用和毁灭性的破产而造成的损失呢？ 并且那些单独一个人经营的事业根本也不可能和雇用十个或是二十个人经营的事业相竞争啊！ 为了把这种错误抬到最高峰，有些人把它和设立国营作坊联系在一起。这虽然是好的，但是这种国营作坊的利益却正是和国家银行的利益相反的。 如果这种国营作坊不应该是一些现代的监狱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面的劳动是自愿的，并因此在这里面的工资也要和外面一般通行的相等的话，这两种组织之间就必然不得不进行一种竞争，直到两者之中有一个崩溃为止，而这种崩溃对于为上文所说的那样的目的而设立的国家银行来说是逃不脱的，如果政府真正是要去维护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的话。34） 国家银行所关心的利益应该是每一个银行债务人都能正规地照付他的借款的利息，以及该银行的实际的资产不得降至贷出的款项总额的价值之下，因为有了这种情况就会危及国家银行的生存。但是所有这一切弱小的、由国家银行支持的小作坊，要禁得住大规模的、必然受到政府优待的国家作坊的竞争并因而能履行它们对国家银行的义务，这怎么可能呢？如果那些国营作坊并不是一些强迫劳动营，在这种强迫劳动营里，人们是为了财主们的利益而劳动的，如果那国营银行的任务并不首先就是为了支持商人，那末这种计划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如若不然，那就必然是一种政治欺骗。 我们假定，人们在国家银行里只贷款给这样的市民，后者是能以他们的财产或身分提供足够的担保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银行的目的就和我们今天一切金钱把戏的目的一样完全是贵族性的——那么，这种财产税制度就是一种引起大量纠纷和误会的办法。用什么方式人们相信能够精确地监督每个人的收入，而没有失误，不会冤枉任何人，不会被欺骗呢？谁要是认为在今天的金钱制度里这是可能的话——在这个以个别分散为原则的制度里，每个人的收入、支出与其他人有这样悬殊的不同——他就还必须先解决一个任务，这就是：做出一个计划来，他想怎样按照这个计划在金钱制度里并且利用这个金钱制度来办理财产税，以及他如何能找到一种方法，在税额的分配上避免一切错误。 并且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那些拥护财产税的人恰恰地是反对我们的原则的人，而富人们对于这种征税办法，和对于我们的个人自由的原则一样，都是漠不关心的。 主张财产税的人们只是要控制过份的巨富和过大的赤贫，并且要借助金钱制度来起作用！他们忘记了，金钱制度有一种磁力，它吸引一切，把一切集合成大堆。小堆财富刚由于大堆财富的分解而膨胀起来，反过来它们就又去冲击那挡住它们积聚的新堤坝了。财产税是革命的；它要求把富人的大堆财富变成较小的财富，并且增加和扩大中产阶级的小堆财富，它要求改善劳动者的境遇，要求使贫穷的程度变得比较地可以忍受些。这无论如何总是值得我们热烈欢迎的。如果人们相信这种革命可以用和平方式实现，那我们就全心全意地赞成；但是如果它还需要以一种剧烈的斗争作为代价，那我们就不能以此为满足了。凡是必须去争取得来的东西，那就必须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好的，并且不能对于任何人比别人更好些。 6）普遍的选举自由 这也是在金钱制度下不可能的事。亲爱的老天爷！这种穷鬼和财神搞在一起的混乱把戏还没把我们厌烦死吗？如果我们有权写一个人名投到票匦里去，这又有什么用处；选举一过去，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富人总是有理的，我们总是不对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并且能使人们的意见象他们的情绪一样随时变化。这种例子我们在法国的各次革命里已经看见过，并且今天在金钱制度的政治选举中还到处可以看到。35）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里确实有过若干穷鬼参加了政府；他们在那里坐在那代表会议的庞大的人群之中，只有凭着恐怖来争取优势，因为会议上的利益太不同，并且因为凭着几百个立法者根本不能一下子做出重大的明智的决定来，而且不先经过无聊的争吵什么也不会通过，甚至在争吵之后也往往是最愚蠢的多数始终控制着战局。 为了补救这种情况，当时法国代表会议的各党派就彼此互相砍头，然后对最富有的和最有势力的贵族以及其他的人也同样照办。 各党派就是这样来补救选举制度的缺点的，这就是他们所懂得的办法。许多富人丧失了脑袋和金钱，但是财富本身并没有在这里掉了脑袋；它换了人，既不因此而丧失脑袋，也不因此丧失金钱。人们从个别人那里夺取来的东西，自会有其他人通过他们的投机取巧占为己有。如果说旧式的、老牌的财富从前是公开地表现自己的，那末新法泡制的财富就懂得如何狡猾地躲过窥伺者的眼光，并且在潜藏的暗地里去挖它的反对者的墙脚。 对贵族的屠杀和劫掠并没有阻止住贫困，因为贫困的制度并没有废除。人们只是说：我们要一个共和国，一个人民的统治，自由和平等；但是并没有定出来，怎么样来要这些东西。拍卖逃亡者的财产，减低捐税，这些只是让那些仅次于被通缉的富人的、最有钱人从中取利。现在这些人把三千三百万人的命运印在他们的钞票上，锁在他们的钱柜里。于是你们有了那每天五分钱的日子，去吧，去为它而奋斗吧，而你们另一些人是每天五块钱，但是小心，别让人把偷来的东西又给偷去了。 现在，这些人就在那里用他们的斗斛，用他们的尺子、天秤、交易所、国家债券和钱袋统治起来了。人民在两次革命里自相残杀只是为了他们；他们分肥了从革命中被杀的贵族那里夺来的东西并且通过金钱的势力而篡窃了统治的地位。 因此我们不要聋了耳朵，瞎了眼睛，丧失了理智，我们既不要希望从共和国这个空洞的名词，也不要希望从所谓民治和自由选举得出什么我们的境遇的改变。症结在于金钱制度，罪恶的根是在那里，滋养这个根的汁水是在那里，并且任何地方埋得不象这里深。正是这个制度，它是我们必须用一切武器和它作斗争的，它是那动脉和血管，通过它，毒汁暗暗地流着，躲过了那些无知的人们的眼睛。今天我们还把一个人算在为我们的原则而奋斗的坚强战士之列，明天他可能已经被金钱制度的魔术所套住并且被争取过去了，而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呢。 亲爱的兄弟，我们且把一切仔细检查一下！让我们不要再受骗了；选举自由我们也要！但不是今天金钱制度里的选举自由，因为这种选举自由只是一个欺骗。选举自由在金钱制度里不可能，就象全体人的自由在金钱制度里是不可能的一样；但是全体人的自由，这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就要去达到它。 7）联合组织 好！很好！用这个办法可以有济于事。这个办法是革命的，但是我们不要迷惑了自己。只有名称，还不等于是事实，还必须看事情怎样去办。36） 一个联合组织，这是许多能力和欲望为同一个目的而集合起来的统一。但是这种集合和统一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强迫的；它可以是为了某一个人，也可以是为了许多人或是一切人的利益而成立起来的，例如：士兵的兵营生活，就是一个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强迫组织起来的很多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联合组织。一切大的监狱和劳动所，一切工厂以及一切劳动，凡是在少数有钱人手里被组成为一个联合的整体的，例如在矿山里，铁路上的劳动等等，都是同样的这样一种联合组织。 凡是在这样一些机构里的劳动者，都或多或少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联合组织起来的。 现在一切改革家（傅立叶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一般地说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建议为了重大的节约而把一切劳动互相联合统一起来。这使其他那些敏感的人大为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们所谓的联合组织正是前面所说的那样的联合。 联合组织本身，这只是我们的原则的一个形式，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质。一个联合组织，但是并不承认其中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这仍然是可能的事，就象我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单凭联合组织我们只是在社会的缺陷上暂时涂一层糖，刷上一层白粉，但是对于我们的原则的实现我们并没有因此走近了一步。当然随着时间的过去，从这样一种状态里可能也会产生我们的原则的实现，但是那就是怎样不可想象的、危险的时间的损失，那时候人类就还要被迫哭出多少眼泪的河水来呵！联合组织虽然部分地驱除了群众的物质困苦，但是它也只是部分地废止了使人类遭受病害的罪恶；如果没有我们的原则，联合组织不可能把人类提高到使他能在那上面胜利地克服一切社会缺陷和弱点的知识的高峰。例如，一种按照傅立叶的制度的联合组织，它把自己称作为是一个和谐的联合组织！——而在他那制度里的这种联合组织却有三种不同的饮食、衣着和住宅等等的等级。它是以劳动、金钱和才能为基础的，而对于后面这两者的重视和供给要比对劳动更优越。这也能算是一个和谐的制度！——仿佛在这样一个制度里，就有可能可以预防妒忌、骄傲、轻蔑、浮夸、猜忌、讥讽、诽笑、恭顺、卑屈、虚荣、高傲、毁谤、阿谀、谴责、忿怒等等情感，并且可以防止敌视、争执和犯罪了。凡是存在着三种在生活方式上不同的阶级的地方，也就有三种不同的利益。如果说一个人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是不是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定比别人有更强的消化力或是一个更精致、敏感的口腔呢？——或是，这个头脑为了要思考，就必须人们让他的口腔比普通劳动者吃得更有味呢？37）岂有此理的荒谬！这个荒谬，我们的傅立叶主义者用魔鬼的力量也摆脱不掉。他们仍然站在他们的老师1808年所站的地方，看来是还要僵死地站下去。前进吧！前进吧！你们这些社会主义学派的人物。 如果傅立叶知道，你们今天在思想上还没有向前挪动一个指头，他会把你们对他的敬仰看做是不肖的报答的。没有一个思想，没有一个理想会完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不能、也不必更加完善了。 在对于资本的承认和报酬上，傅立叶犯了最可怕的错误；因为他为我们把商人也缝缀在这个否则将是——很美好的制度里；你们必须把他剔出去，傅立叶主义者！把资本扔到垃圾堆里去吧！这是在一件新衣裳上的旧补绽，带着这块补绽在实现你们那制度的时候，现在和未来的世世代代都会笑你们的。我们很明白，你们是要借此把那些财主们引诱到共产团体里来。好吧！你们怎么想，就怎么办吧；你们的想法似乎是好的，也许比你们的制度更好，但是，如果专制主义由于你们这个制度的罪过而加强了，并且用它那丑化一切的魔爪从你们这个制度里捏制出一个人类的监狱来，那末可怜的人类，你就要遭殃了。这样的前途在你们那制度来说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在资本、才能和劳动之间划下一个区划，那就是一文钱不值的东西。 只要你们坚持这一点；我们就是不同的人；因为我们的原则和财主们的原则是和天与地一样不同的。 因此，所有这一切联合组织按我的意见是不能促进人类的幸福的。傅立叶主义甚至不能改善那最大量、最穷困阶级的生活，因为这个制度的实施是以事先建造全新的建筑物为前提的。38）但是贫苦的人民却等不及这样的事，更不必说那些由于新建筑的完成而愈益增加的联合组织将把他们的困苦推向可怕的程度，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再和这样的联合组织竞争，又不可能被收容到这些组织中去。 因此一个关于联合组织的计划，如果它的目的是在于人类的福利和改善最多数、最穷困阶级的生活境遇，这个计划就必须是大规模的，普及的：1．必须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加入这个组织。其次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必须：2．保证它的全部成员无区别地都享有一种同等的生活地位。此外人们必须能够：3．在这个组织里比在个别分散的社会里生活得更自由、更舒适。 这三点是一个好的、革命的联合组织的试金石；其他的一切联合组织虽然也可以是革命的，但是不能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好的。 因此不多费词，率直地说吧：革命是我们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 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许会这样不同地说：我们的原则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渐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现。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现，唯有铲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 试问人们在哪里曾看见过，这些人肯倾听理性的说话？如果你们怀疑，去问一问历史吧，它们的每一页上都载满了个人利益和一般利益的数不清的斗争。 许多宗教是通过战争和革命而传布的；许多王朝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来变换、保持和巩固的；宗教改革的承认是人们通过战争和革命强迫争取来的。 英国、法国、瑞士、美国、西班牙、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希腊、土耳其、海地、以及一切国家，它们每一次政治自由的增长都是依仗着革命得来的。 奥地利幸赖它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进行了最重大的革命，这是一个君主在新的时代里为了进步所曾采取过的一次革命。他为此而牺牲了性命，据说，死于在夜宴上人们递给他的一张下了毒的圣饼。从此在那里很多事情又恢复了巨蟹星座里的情形。 约瑟夫二世是一个革命的君主；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想这样，他就必须从头做起；因为普鲁士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当时的奥地利人民相比所要求的就更多了。 约瑟夫所给予人民的多于当时人民所懂得去要求的；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到现在还远远落在人民的需要后面。 任何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因为任何旧事物被新事物的代替都是一次革命。新的理想的实现，不论它是由人民或是由一个君主所推动的，不论它只是通过物质的力量或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是通过两者来争取的，总之它是一次革命。 革命是永远会有的，只是它不一定永远是流血的革命。 同样我们的原则也要通过一次革命来实现。但是目前的这种混乱状态持续愈久，革命的经过也就会愈可怕；因为这种混乱不断地更加增加需要和居民之间的极端的失调，从而使一种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过渡愈益成为不可能。 就象一个自然人按照他的身体组织、劳动情况以及气候、季节等等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食物以维持生活，并且，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缩减和恶化而不同时损害到这个个体的健康和生命一样，同样一切个人的总和，社会本身也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缩减为它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的质量和数量，而不同时危害到它的福利和存在。 我们的化学家和医生，如果他们有胆量的话，是能够清楚，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的。特别是医生应该有一天会起来大声地宣扬真理的呼声。医生们，通过由医学科学所得出的证明，即：人类的极大多数疾病、缺陷和罪过都是由于过重、过久的劳动，由于食物营养的不足和恶劣以及特别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组织而来的，通过这个证明，他们将为我们的原则作出最有力的宣传。 有人曾经规定，每个成年健康人所需的食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和一个法国兵的口粮相等，并且不能有任何减缩而不损害到个体的健康。 在牛奶不充足的地方，补充人的体力的主要食品是大量地食用的肉类；因此大致每天每一个成年人需要三分之一磅左右。但是如果人们今天，例如说，要在法国一举而普遍实行共有共享制，人们在开始时就不可能给每个需要肉的人每天三分之一磅肉，因为不然将会在短期间把一切现存的牧群都消费光。这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在各个大城市里的大多数小手工业者本来差不多每天就吃三分之一磅肉。不错；但是这些人虽然多，而比较起大群的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来，却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这种一个国家的牲畜数量和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调，就是这个国家具有一个不良的政府的最明显的证据。 人民是否有吃的，现有的牧群数和仓库里的存量是否足敷人民的需要，这是今天的那些政府很少关心或根本不去关心的事。只要他们，那些当政者们自己能够生活在快乐丰足中，他们的统治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来说，面前摆的永远是吃喝不尽的最好的肉，最上好的食品和饮料；他们还关心什么别人的不足；他们的统治根本不是为了别人，而是统治别人为了自己。 因此这也就不足为怪，如果说人民的单纯的、绵羊一样的忍耐会一旦变成一种不可羁勒的鬣狗式的暴怒。受到保护的愚蠢、荒谬和不义堆积得太多了。以前，人们还可以用毛掸子来拂去不正当的行为，而现在就必须用条帚来扫除，不久就有用粪叉子的必要了。 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来证明，目前的情况持续愈久，革命的经历就会愈可怕。 法国现在大约有六百六十八万一千头牛。其中大约每年宰杀三分之一，以致牛的数量虽然有随时繁殖以及国外输入的补充，但是和人口的增加相比，仍然有重大的减少，而那些吃肉的游手好闲者却不断地增加，因此肉价愈来愈贵，而工资却愈来愈少，现在已经有许多农民几乎每月吃不到一块肉。 现在我们以每头牛平均出六百磅可食用的肉计算，这样法国全部牧群的存量共可出产肉四十亿零八百六十万磅。 只要人们在三千三百万的法国人中供应二千四百万人每天三分之一磅定量的肉，一年就要吃去二十九亿二千万磅，因此尽管继续有繁殖，二年之内就要把全部现存的牛群吃光，第二年就要吃到羊和家禽，然后再吃到残余的猪、马、狗和猫。 据统计学家计算，如果人们把今天法国所消费的一切的肉平均分配，每人每日还得不到四分之一磅。 有人也许可以说：是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牧畜过剩的国家哩，它们可以用他们的余额来供应法国。 完全对！例如瑞士就输送许多牧群到法国去；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它的牧群太多了呢？ 在瑞士有许多地方，在那里牛奶和马铃薯是唯一的食品。我曾经在琉瑟恩省的一个地方看见过一些七周岁的孩子，他们不知道面包是什么东西。这些孩子们的母亲已经三年没有享受过面包；更不必说这些人有一块肉或是一碗肉汤送进他们嘴里了。在许多德语区里，大多数雇农和农妇只有在星期天才吃一次肉。 爱尔兰把肉类和粮食供应给英国的市场，而十分之九的本土居民却大部分倚赖马铃薯生活。 因此在金钱制度下，一个国家的某些产品出口并不足以证明这些产品和它的人口相比已经有富足和多余。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为了生存和劳动在他的食品里绝对地必须有肉；何况事实上那些游手好闲和从事无益工作的人也早已比那些必须汗流满面地去挣他们的面包吃的人更习惯于吃肉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前面那种人来说变革也就更加痛苦，如果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武装了的人民群众起来坚持要求根本推翻一切而拒绝任何渐进的措施的话。 在德国，它的牲畜表面上比法国多，并且它的数目也到处在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还是赶不上人口：甚至，根据最近摩尔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托所作的统计调查，德国的平均消费量甚至还小于法国。 你们看！我们那些聪明睿智、至尊至贵的政府给我们造成的就是这种状况。在一切国家里必需品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之间的失调都在走向同一的可怕的前途，并且这个前途愈往下走，就愈更可怕。 而那时候，那种愚蠢的恶意的蠢材们，象通常一样，又会来责备那些未来的革命者们的残酷和暴虐了，如果后者为了消除罪恶，不得不给社会动一次痛苦的手术的话。 今天，如果说什么地方必需品的生产有富余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政府并没有对此尽任何力。如果这些政府是以共有共享为原则，而不是以分散孤立为原则的政府，那末它就要说：因为我们的化学家和医生已经证明，一个人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食品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必须把必要的食品的生产提高到和增长的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因此至少每三个人必须有一头牛。但是牛数不够这个比例：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那些高贵的大人先生们也算在里面。 今天，如果共有共享制在任何一国普遍实现，在这个国家里不论最初的第一或第二年都不允许宰杀太多小牛；同样，在这段时期我们还必须在牛奶和肉类的享受上励行最大程度的节约，只有对从事最繁重劳动的劳动者才配给他全份的肉食供应。我们将必须忍受这样的牺牲，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成倍增加牲畜数量，并使它能和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此外人们还必须下决心把一切供奢侈用的马匹都训练为耕马和战马，任何牧场草地不得改为农田，并且必须以最大的关心注意用于农业和牧畜事业。不止如此，人们还必须从邻近的，还没有实行共有共享制的各国尽可能大量地输入牲畜和食物。而在那里，我们除了用加倍的、加若干倍的价格去收买这些东西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为此，凡是能搜寻出来的一切金子、银子都必须用于这个目的。人们要这些废物有什么用，根本又不能吃它。而如果这些国家的当权者禁止输出的话，那就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前所未有的最可怕的战争，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比那些生活在旧秩序里的其他社会是更有力量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我们的战士才能吃到丰富足够的肉类。在战时，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肉都供应给战士；而其余的人就可以在节约上来考验和证明他们的贡献，以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把他的个人利益贡献给现存和未来世代的全体人的福利。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就是现存的社会关系是这样一种状况，它迫使未来的共有共享制的创立者不得不在接任行政管理之初便立即励行一种严格的节约，因为必须立即约束住某些人的已经恶化了的欲望，并且即使这样也还并不能满足眼前的急迫需要和人的合理的愿望——正是因为这样，因此在人口和它的全体成员的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产品之间的失调愈剧烈，改革的经历也就愈显得可怕。你们试想象一下，如果一切国家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境况都贫困到象在英国一样；你们试想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发了一次社会革命；试问那时候胜利了的人民会仅仅满足于渐进的办法吗？试问由于急速、彻底地摧毁了一切现存的事物，能够不严重地侵犯到那一切长期习惯于旧制度的、耽于淫乐的富人们的生存和利益吗？ 你们愈是在国内造成更大的贫乏，那末一旦人民在一次革命之后要求和你们平等地享受的时候，你们的困乏也就愈甚了。现在人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目前我们有些什么手段可以来推行这种社会改革？这就是： 1．继续进行教育和说服。39） 在这方面除了我们个人的热情外，我们还要利用出版自由和法庭的公开审判。借此就能把我们的言论说出去。 2．把现在已经存在的混乱状态加速地推到它的最高峰。在这方面需要有若干人的牺牲，最好是那些地位高的、为一切社会阶级视为典范的、德高望重的人物。借此就把事情做起来了。 这第二个手段，一旦人民的忍耐的线已经被扯断了，那是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手段。 如果尽管有一切合理的理由，而那些政府也不采取措施来改善人数最多的最穷困的阶级的处境，相反，如果混乱不断地继续增长，那末一切凡是在宣传启发之外还有一点胆量勇气的人，就必须停止再去反对这种混乱，相反，他们应该设法把它推到最高峰。从而使贫苦人民在那增长的混乱中得到一种满足和快乐，就象士兵在战争中得到了一种快乐一样，而那些被压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感到的不便就象富人们在战争中所感到的不便一样。 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总不能不感觉；那时候被他们所保卫的那个混乱我们就不去保卫它了；那时候那迄今几乎是由我们单独承担的这个混乱的恶果，就必须由他们一起来分担了。那时候，总而言之，他们那个混乱的制度对于他们将糟糕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它对于他们将比那漫漫无期的奴隶制对于我们来说还更可厌些。 当我们必须应用这第二个手段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说服启发，再去建立系统和提出各种改善的建议了，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说我们要什么，而是只要把凡是我们所不要的一切，都用这个办法去对付它。 但是只要有可能应用这个手段，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社会的组织的一无是处；因为如果这个组织对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手段也就起不了作用了。 此外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 以一种过于漫长的秩序去进行过渡，这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如果人们手上有了力量，就必须一下子把蛇的头打烂，也就是说不是要在敌人中造成流血屠杀或是劫夺他们的自由，而是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 如果人们在过渡时期不去削弱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影响，如果人们还保障他们的一部分自私利益，人们就给了贫穷的、受苦的人民一个道义上的坏榜样，并且如果那样一个人还剩下些什么贫乏的、远不足够的手段可以用来减低人民的困苦呢，这种困苦即使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消除的，因为它已经侵蚀的太深了。甚至用最激进的改革的方法，人们也不能一开始就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然的欲望并因而把残余的物资都完全消费净尽，而是必须对残余的物资厉行这样的节约，使它在短时期内能成倍地增加起来，然后人们才能增加享受和减少劳动；甚至劳动时间在最初两年内也不能立即减少到每日六小时，因为那时候迫切地需要开垦一切荒地，建造为生产和产品的交换所必需的铁路，运河以及工厂、机器。此外在这个时期内很可能战争还要占去大量强壮的人手。因此如果说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可能在最初两年内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或是大量增加他们的享受，那末如果除此而外还要去保障那些被击败了的富人和有势力者的特权，那就会不成话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强迫那些习惯于淫乐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去劳动和放弃财产，而是必须通过他们的财富的逐渐消损而使他们不必有剧烈的冲击而一步步地习惯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然的享受。 在推翻了现存秩序之后，凡是为了使最初两年内的牺牲变得轻些而可能去做的事都必须着手做起来；因此，在组织劳动和管理的同时，必须立即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一个措施，并且同时它也是新组织的基础。 在战争中指挥军队的将军，在劳动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上不得优于最年轻的鼓手或是公路上的砸石子的人。如果在战时全部肉食口粮都供了军队之用，那末领导者就必须和其他的劳动者完全一样地度斋日。如果对于农民和工人每月有十五天斋日，对于行政管理机关和学者也就同样有十五天的斋日。如果要求人民耐心地忍受那在开始时所必要的节约，那末这种节约的榜样必须在一开始就做出来。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地缓和的过渡时期，那末我们就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现在，治疗社会的罪恶已经不可能不应用种种暂时性的毒药，已经不能不带有那由此而来的、被动的混乱的扩展；但是在五十到一百年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可怕得多。 因此我们不要说，人类对这件事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 如果人们让穷人注意看一看那些储积起来的产品，并且对他说：“去劳动！然后你就去取吧！”他就会完全懂得，有要比一无所有好！ 最糊涂的人也不会糊涂到拒绝送上门来的利益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因此我们是不会失败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利用那个混乱的制度随时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机会去以毒攻毒的话。 反对个人的战争或是流血的革命，我们让那些政治家去干；反对私有财产的战争或是精神的革命，必须我们来干。 在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宣传教育，在暴风雨里，我们就起来行动。 一旦风暴来临，就不能再象当年在哈姆巴哈那样为了无用的讲论去浪费宝贵的时间了：而是必须象闪电一样地迅速行动，必须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腾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象闪电一样迅速地一击连着一击打下去。 并且那时候，也就不容许还四处去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上再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 并且决不容许和敌人停战，决不容许和敌人进行谈判，不容许信任敌人的任何诺言。一旦他们发动了战争，就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没有理性的野兽，野兽是没有懂人话的能力的。 这些，也就是在一种全民性的运动时期里的行动纲领，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人们又会想要把我们利用为一些革命的工具，以便借我们的力来更换统治我们的人。 但是每一个在一开始就宣告以实现我们的原则为目的的运动，换言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都将以一种和迄今一切革命不同的方式开始。在这样的革命里，人们将不会去和大炮厮杀，那是敌人的最强大的所在，也不会试图通过对于个别的暴君的暗杀来达到目的。这是既靠不住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对付敌人的手段。如果人民一旦恨透了压迫的枷锁并想要结果它，就不应该对人作战，而是要对私有财产作战。这是我们的敌人的最软弱的一面。 假如和预料的相反，那些当权有势的人为了破坏我们的原则的实现，要把我们拘束在一种监狱式的共有共享组织里，假如他们想要把劳动和享受的联合组织为他们自己以及富人的利益服务，就象他们在营业自由上曾经利用过并且还在利用的那样，那末我们的哲学家们就必须放出那最可怕的烧夷弹，后者那时候是唯一能够破坏敌人的计划并使它失效的办法。那时候就必须宣扬一种迄今还没有人宣扬过的伦理，并将使任何自私的统治成为不可能的伦理；一种伦理，它把人民永远要吃亏的街垒战变成为持久的游击战，后者将拆穿和粉碎富人在穷人身上的一切投机，并且是军队、宪兵、警察的力量所不能制止的；一种伦理，它将给我们带来整个整个军团的战斗员，后者的合作我们直到现在还望而生畏；一种伦理，它使我们的敌人除去我们的原则而外将找不到任何其他救命圈；一种伦理，它必将带来个人利益的统治的瓦解和崩溃。 但是这种伦理只有在拥挤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陷于无边的穷困的、完全绝望的群众之中才能作有效的宣传。这句话一旦说出来，就是发出了一个新战术的信号，对于这种战术我们的敌人现在，并且永远都是无法抵御的。 如果人们要把我们压到这种弹簧上，那末我们就有义务让它跳起来，纵然因此要发生二十年可怕的混乱状态。每个人尽他所能自己去想办法。但是这种新的伦理，甚至耶稣基督已经做出过榜样，它的效用是一定不会失误的。 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说了。 如果说到善良的愿望，那末当然我也愿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静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但是一个真正把人民的福利放在心上的政府，它现在就已经应该力图通过贤明的措施，使人类的食品、肉、面包、蔬菜等等的生产和不断地日益增加的人口保持正当的比例，从而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得有这样的可能，使每个成年人在营养、居住和服装上都至少达到一个士兵的水平。如果一个政府向着这个目的努力，并且达到了这个目的，那末当然那种粗野的、残暴的、可怕的改革的景象也就可以随之消失了；那时候我们就真正可以希望，在说服的道路上去达到克服自私的个人利益。但是这样的快乐我们恐怕很难会得到；下面这一点就可以为证：现在大多数学者，如果他们去考虑那日益增加的贫困的可怕时，显然也发现到，在人口数量和作为他们生活必需的牧群和粮食之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调；但是他们并不是去寻找如何增加牲畜和粮食产品的方法，而无宁是建议怎么样去控制人口的过度增加。如果其中也有某一个人提出一个好意的建议来，这种建议在它的效用上也永远是那样微小，以致几乎是开玩笑。 有些人建议，政府应该减低盐税，以便农民不致于在烹调食物上化费得这样昂贵；另一些人建议，人们应该对于农业多投资本，以便农业有能力日益提高和扩大牧畜饲养。这一切都是不够的，不起作用的方法；因为即使如此——事实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法国的牛和其他牧群真正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从而将来人们在二千五百万成年人中平均每人每天可以供应半磅肉，在现在这个个别分散的、自私的制度里仍然会有这种情况：许多人即使这样也是空手而去没有肉吃。只要有二百万人，由于他们有力量买，每人每天消费二磅肉，另外四百万人每人每天消费一磅肉，合起来他们就一并吃掉了其他一千万人的配给量。只要劳动没有组织起来，只要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没有被承认，一切所谓改良都无非是一出可笑的、骗人的喜剧而已。 如果一个政府真心想要在这上面把事情做好，它就必须把牲畜贸易和屠宰业定为专卖事业，就象现在在邮政和烟叶种植上已经实行的那样，然后对全国的每一个人，在一种和他的收入相应的财产税的基础上，保障他其一与他的收入大致相当的每年肉类需要的总量。但是这一点，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对于迄今存在的个人私利的自我牺牲，他们还是办不到的。无疑，他们会把它弄成一种就象他们的烟草专卖那样的专卖事业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因此必然会引起一触即发的革命的话；因为如果政府和官吏把肉类营业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人民就会更难于那么漠然地、忍耐地往他们那松弛的胃囊里填塞马铃薯，特别是如果他们看到那肥大的烤肉在肉商和官吏的餐席上热气蒸腾的话。因此人们还不敢冒这个险把肉类和面包定为专卖事业，人们不愿和我们均分，但是也还要避免露出那副穷凶极恶和贪吃的丑相；因此他们就让目前的状态拖下去，人们希望，那不断增加的贫困可以把我们驰服并且把我们的人数减少到这样，以致最后我们还不如马那样可怕。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不论是目前，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总之只要是一个愉快的，强有力的过渡时期。 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某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 现在人们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革命一旦成功，并且建立了一个按我们所说的意义下的政府，也就是说把这样一些人物放在首脑的地位上，后者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采取这样一种平凡简单、永远只是人民中最低的人那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用强力去剥夺那些曾经是我们敌人的富人和有势力的人的生命财富和自由。不！相反，这将是新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这样它就将为自己引起很多的误解和偏见。 一个革命政府在推翻了旧势力之后所应该立即采取的一些最初的措施，当然，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学派、民族和个人看来可以是很不同的。 按我个人的意见，下面这些事是必需的： 1．一切肮脏、破烂的衣裳，一切朽烂、残破的家具，一切霉臭、倒坍的房屋一概焚毁和拆掉，一切贫苦的人都暂时安置在公共建筑和富人的家宅里，同样，从现存大量的新服装里发给他们衣服。 2．一切借据、债券和支票在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中一概宣告为无效，同样一切继承权和贵族特权也都取消。 3．劳动的组织工作从各个事业部门里的选举开始。每一个被当选为行政管理最高负责人的人必须把他的一切田产和财产交入行政管理的共有共享团体，倘或不然，就作为放弃当选。 4．管理机构和军队的一切成员，以及一般地说一切凡是由国家维持他的生活的人，一律共同生活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中；从而就永远废除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最小的职员以及军官和士兵之间的贫、富，贵、贱的差别。 5．一切现存的金银都作为向外国购买食品和军事物资之用。对于在国内的事业管理间的交往，废止使用金钱。捐税以未加工的自然产物缴纳；任何职员一概不给薪俸，军队只有在敌国时才发给薪饷，而且是各个人彼此相同，无论将军或是普通士兵，一律都是同等的薪饷。 6．一切逃亡国外者的产业均行没收并宣告出卖无效，对于任何闲置不加利用的田地，如果证实这种田地是可供耕种的，也都同样办理。 7．一切国家和教会的田产一律收归共有共享的集体作公益之用，再没有由国家支付薪俸的教士，无论他是犹太教徒、异教徒、基督徒或是土耳其人。凡需要一个教士的教区，应由该教区自筹供应他的费用。 8．但是如果教士们愿意在行政管理中担任一个位置，并因而在共有共享的集体内生活，前条的规定即行撤销。 9．每个要求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的人，可以并且也必须在和其余一切人同等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0．任何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都得在上述同一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1．除了在农业和军队之外，行政管理机关必须把它最主要的活动放在学校的增加和改善上。 12．在每个村镇，每个城市，和每个地区里凡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决议，把他们的田产交归共有共享的集体，其余的四分之一居民必须顺从办理。 13．学校里的宗教课程必须是一般的；这种课程既不得偏于天主教，也不得偏于耶稣新教或基督教中其他无数宗派中的任何一个宗派。一切宗教派别应完全排除在学校以外，特别是排除在一切儿童教育的机构之外。 14．对于生活在共有共享的集体中，但是不属于战斗部队的个人，法律一律废除。对于在战斗部队中以及在战争进行地区中的其他一切人，法律将被部分地保留。 15．在战争期间，每一个由医生断定为不可能治愈的欲望病患者在没有被放逐之前先拨交给军队。在这样的时期这种办法也可以应用于一切欲望病患者，如果这种病人的人数在一个进行战争的过渡时期内有过分大量的增加的话。40） 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其他一切就会自然地产生。在过渡时期大家都会乐于承担各种必要的牺牲，如果行政管理者首先在这上面带头作出一个好榜样的话。但是，如果行政管理者出于他个人的私利而在一般的制度中作为一个例外，那末就不能不因此又重新毁坏了这个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事实上，这只是说明人们很无知，如果人们相信一个曾冒着各种危险宣扬并且实践过平等的原则的人，在这种平等既已实现之后，会又在这里面去找寻他的个人利益。当然那些政治家们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可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也还没有把全体人的平等和放弃他们的贪欲作为条件来要求过他们。 通过这种办法，把一切失业者，特别是一切要求有一个工作的人都收纳到共有共享的集体里来，金钱制度就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一切手段。通过政府在它的内部事务上不再需要金钱这一件事，金钱就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再则，由于行政管理把一切在它领导下的工作都让共有共享集团的成员来做，金钱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每个在旧社会里没有工作的人，或是工资很低的人，都会乐意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在那里他穿的更好，吃的更好，又不需要作过强的劳动，他和他的家庭从此消除了一切顾虑，并且在休息的时间内一切娱乐，例如：郊游、戏剧、舞会、音乐会等等都是对他充分供应的。这样，所有那些继续生活在旧制度里的人，如果他们需要劳动者，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并且即使在还没有实行这个制度的地方，也使他们不能不付出更适当的报酬。但是他们不可能，特别是不可能长久地这样做，而当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全部共有共享的集体丝毫不买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更不能维持。因此他们，如果不是很富裕的话，在短时期内也就不得不被迫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或是带着他们的钱跑到外国去。因此即使是瞎了眼睛的人也可以看明白他们的利益所在，那些最顽强的敌对者人们也会用和平的方式去消除他们。 行政管理机关没收任何闲置不耕种的土地，这个办法是用来防止那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些地主因为用微薄得可笑的价格雇不到佣工，就宁肯把土地闲置起来不种。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预防从改革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对社会的危害。 通过让每个人自己直接维持他的僧侣和教士的办法——在金钱制度里的人们可以按照他们随意的方式，共有共享集体中的人可以通过交易小时，如果他的教士不愿意加入集体的话——通过这种办法，我认为，每个人可以更好地看出来，一个教士一年要花费他多少。谁如果自己不需要教士，也就没有必要为了教士而劳动。迷信和成见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通过个人的利益而受到削弱和限制，各种宗教将会因为洗去了教士们的肮脏利益而更加纯洁和高尚，并且随着这些教士的肮脏的利益一起，那些宗教的争执和仇恨也就会逐渐地消失。各种僧侣教士也就要努力使自己逐渐去过一种劳动的、不是自私的生活；许多人将用他们的双手的劳动来挣他们的生活，并且从这里面得到愉快，而每逢星期日的时候就对集合起来的人民进行讲道；这在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中是很可能的事，因为那时候人人都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和资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以便向一切宗教派别灌输宽容和和睦精神；即使最顽固、最迷信的愚人，也会由此而逐渐地得到理解和醒悟的。 如果我们的僧侣教士不能不每星期或是每个月到农民家里去一次，去向他们挨家挨户地索取他的薪俸的一部分，不久也就会丧失了他那道貌岸然的假面具的，人们不久也就会明白，这种僧侣的职务原来是每个受过教育的农民都能担任的，如果他有这个时间和兴趣的话。并且这也不是什么少有罕见的事。 为了促使各教派的合一，人们必须不绝对地支持任何一个教派，也不特别地攻击任何一个教派；因为每一个教派都是有它的缺点的。即使它们不能合一，也无关紧要；甚至我认为，它们是永远不会合一的。将来永远继续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存在，并且这也很好，因为这可以有一种调剂，这是一种在社会上可以允许存在的色调上的变化。只是人们必须把个人的利益和它分开，必须不把任何思想，任何宗教当成是国家的思想，国家的宗教，这是因为在哲学和宗教的思想里永远会出现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一旦这一或那一宗教或哲学的思想篡窃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就会对于整体的和谐与自由不利。只有在它们是进步的思想的时候，种种不同的思想才能对整体的领导发生影响。但是为此，这些思想必须由进步人士承认为是有益的思想，并且经过考验证明这些思想和理想是能实现的，并且它们的实现对社会来说是一种福利。 只有进步才是人类主导的、不变的法则，其他一切法则都是从属于它、随着它而变化的，但是它们不能构成一个特别的法则；因为它们不是永久的、不变的东西。 因此在学校里也只应该一般地讲授宗教课程，使一切不同的宗教教派都能得到满足；在那里不容许特别高抬任何宗教。首先是儿童对这种宗派的杂货摊完全没有理解，并且对它感到反感，因为它是和纯粹的原则不相容的，其次，这种宗派杂货摊也对于整体的和谐有害，如果以任何片面的方式把它灌输给青年们的话。我可以以我自身为例说明这一点；这件事费了多少年的努力，才最后把种种愚蠢的和灌输进去的荒谬思想从脑子里驱除出去。所以一切改教的劝导，一切宗派事务都必须摒除于学校的大门之外，国家在学校里既不承认，也不提倡这些东西。谁要愿意进行改教劝导和宗派事务，他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向成年人去进行，因为成年人的理解力通过一种良好的教育已经成熟了。但是在儿童情形就不是这样；因此人们也就不应该用幻想的假象来刺激他们的幼弱的理解力。并且果真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有什么真东西、好东西的话，也只有成年人才能比儿童更好地来判断。 这些或是类似的一些措施，将可以在大约三年的期间内，不用什么残暴的强制手段，把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推行起来，并且可以防止发生任何倒退；因为差不多到那个时候，一切以前的私有财产的界限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并因而使得任何倒退都不可能了。 由于金钱制度失去了价值，因此财主们也就失去了纠合党羽的手段，不能再从事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则的活动了；此外，由于劳动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共有共享的集体，对于这个集体的关心爱护也跟着日益增加。此外由于各地普遍举行的四分之三居民的表决，在凡是有这样的多数存在的地方，共有共享的集体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分开的疆界、栅栏、篱笆、围墙、濠沟等等都将逐渐地消灭。同样通过上述的措施，个别分散的牲畜将合并成日益巨大的牧群，到牧草丰富的地区去放牧。巨大的、宽敞的畜厩将会盖起来，以代替那许许多多粗劣窄小的畜栏，并且储备，食粮、饮料都储藏在巨大的仓库和地窖里，从而任何人不可能再认得出他那从前的个别分散的私有财产来，即使在这个或那个城市里由于外来敌人的帮助，也许还可能有人进行某种反动的倒算。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从前的私有财产主说：“多少多少头牲畜是属于我的；我的田地曾扩展到这里或是那里”，其余的人就会反对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怕在恢复原状时会遭受损失。 人们再想一想，行政管理方面具有怎样强有力的手段，在凡是它认为必要的地方，就可以集合起四分之三的多数。那里缺乏这种多数，它只要把它的共有共享集体的分子迁几百或几千名到那里去，就可以确保这种多数，但是有钱人却不能这样办，因为这要化费他们太大的牺牲。 此外，谁又强迫行政管理方面必须接受这种四分之三的多数呢？它根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绝对的多数来完成它的工作。我想人们不会提出反对说，不是一切人都有能力，能对他们的物质需要作出决定的。每个人当然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无需什么精神和教育的准备。 如果今天就能让大家来对共有共享的制度进行投票表决，虽然在群众中还存在着许多成见和误解，但是一个压倒的多数是根本无可怀疑的；问题只在于，怎样来编制和拟定这样一个建议。 因为战争是过渡时期的一件不可避免的恶事，因为，为了制止战争，目前还没有比战争更有力的其他手段，因此就有必要尽可能最有效地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如果他们敢于挑起战争的话。因此在任何要实行的改革中不得丝毫削弱对付这种恶事的力量，只要我们还不能不用它来作为一种以毒攻毒的手段。 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中纪律必须保持，同样，在凡是战争蔓延的地方，一部分旧的法律必须继续保持。 一切凡是不加入新的、没有法律的社会制度的个人，都按照旧制度的法律加以管理。 那些自愿加入新制度，但是由于对在旧社会里习惯了的欲望的不克制而对新制度有害的人，在过渡时期将由卫生委员会把他们送往战区，并置于战时法律的管制之下。 以上这些措施的作用在于，它们能把战争这件恶事有效地用作为反对战争、反对那旧日的所谓社会秩序的以毒攻毒的手段。 如果一旦我们能得到一些掌握某一个政府政权的人物，这些人愿意实现我们的原则，那末我们就可以没有流血的革命而赢得我们这一局。那时候谁对新事物新秩序感到不满，可以带着他的财神卷起铺盖走，并且可以感谢上帝，那被激怒的一代不会对他行使报复。当然，再让他们去盗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了。人们允许他们丰衣足食直到死，这已经是太宽大了。 但是我们将怎样才能得到一个这样的行政管理呢？ 看来很可能要通过欧洲最近和最大的革命运动之一。 让我们充满信心地等待着那最后一次的风暴！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我们失败了，那就让我们采取我们的最后手段！ 人一般地都喜欢变化、运动、进步；没有比一种强加于他的、永恒的、单调无味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更使他不能忍受的了；这种东西他总是力图用全力去反抗它。因此也就永远要有革命，或者是通过暴力，或者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者是同时通过两者而去掀起这种革命。目前，刀剑还没有完全让位于笔墨；但是会有一个刀剑让位于笔墨的时代到来。那时候一次次的革命就不会再是流血的革命了。 现在我们是站在十字路口。我们所应该去期待的那些革命是属于一种混合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将一起来发动这些革命。不论是物质和精神的力量都只有通过那些激起这些力量的利益才能起作用；正因为这样，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前途抱有最大的希望：因为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的原则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好处和更大的利益了。 但是，现在一切革命者都在努力认真地研究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我们才能够成功地争取人民群众来拥护这一或那一种方案？ 而如果我们坚强地、勇敢地利用一切机会来为我们的原则工作，最后将会表明，未来的革命者除了我们的旗帜以外不可能成功地升起任何其他的旗帜；那时候任何革命的努力都将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战，直到它的胜利实现为止。 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要争取永远保持对我们的原则的旺盛热情；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产生的。我们要大声地、公开地讨论、宣扬这个原则，并且不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这样做，不论是粗俗的蠢汉或是盘踞在高位上的暴君都不得阻拦；那时候，这个原则的实现的时机就不会很远了。41） 有些庸俗政治家认为，人们必须首先争取一种他们称之为共和国的不平等的状态，人们必须首先进行一种政治革命，也就是说，必须在政府里换一批人，必须为了学识和金钱特权阶级的利益去推翻君主和贵族们。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作一次牺牲，那就最好是为了那既对于我们也对于社会最必要的东西而牺牲。我们，人民，既然反正不得不自己去动手收拾一切，那又何必要在别人手里去帮着干呢？这些人如果一旦得到了他们所想望的东西，他们就会和今天那些野兽一样，当着掠获物而对我们呲牙裂嘴的。我们是不把任何党派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割裂开来的；但是谁不要全体的利益，谁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全体而去要求的，谁就不会得到我们的支持。现在，那些有钱人和有学问的人也对现存的秩序不满；因此我们要小心，只要我们还有理由不满足，就不要去帮他们满足。不满足的人数量愈大，影响愈广，一种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运动的成功的希望也愈大。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要比进行一次社会革命难得多，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特别是只有通过那种在一转瞬间人们就能为那人数最多和最穷困的阶级提供的物质利益，才能拭去那些宗教分歧的成见和那在德国各族人民间至今起着很大影响的相互敌视。任何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都是一次社会革命。那些政治家们所谋求的德国的统一，只有通过一次社会革命才最有可能。 今天的德国农民不是那么容易用空话鼓动得起来的。他可以为了一截烤香肠，如果他真需要的话，和为了他的君主和那共和国一样地牺牲。他恐怕还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哩！但是如果我对他说：“将来你应该生活得象你那上级一样好”，并且如果他看到事情也真是这样，总而言之，如果他看明白了，这是关系到他本身利益的事，那时候他就可以被争取到这个运动一边来了。 我们单凭着利益就能争取到人民大众；如果我们要等待到一切人都被宣传教育得明明白白了，就象人们一般所借口推衍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说完全取消和放弃这件事：因为永远不会有一天一个民族会全部都达到同等的启明程度，尤其是当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不平等和个人利益的斗争的时候。首先这些个人利益必须融化在普遍、一般的利益之中，然后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普遍的启明。只要受教育、受启发的条件（没有挂虑，生活得以维持，时间，机会）还不平等的时候，全体的一般的启明也就不会可能。 现存事物的倾复也很可能通过一个君主来进行。当然这是一件很可怀疑、但也决非不可能的事。这个君主可以不论是来自那里，来自皇家的宝座，也可以来自小民的茅舍；如果他连同他的皇冕和王笏一起把利己主义的偏见和特殊利益都一齐抛掷到垃圾堆里去，这个英勇的斗士，直到社会完善地组织起来以前，就是一个应该受到我们欢迎的独裁者。 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覆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情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特别是我向来不惯于假装一种欺骗人的看法。但是现存的一切未来就自身孕育着革命的胚胎和养份；那旧制度本来就是在革命和战争中生存活动的。并不是我们的原则，而是那现存的事物，它造成和促进了混乱。我们只是要在这种混乱本身已经为一种暴力的倾复酝酿和准备了条件的时候，利用它来结束这种事物的状态。现在，在人们所说的那样“天下太平”的时候，目前的社会状况所表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图景已经无非是混乱、仇恨、革命和战争。现有的那些常备军，兵工厂，大量积储的战争物资，警察条律，法律，刑罚，大量的犯罪，挤满了囚犯的监狱，难道这一切不都是表示和证明了战争、革命和混乱吗？无论如何它们总不是证明太平。造成这一切恐怖和残酷的难道是我们吗？这些恐怖的残酷的东西在我们的原则传播之前不是久已存在了的吗？它们不是几乎永远被用来镇压任何不属于当权者的意见的吗？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竟预见不到会暴发一种暴力性的灾难，那才是奇怪呢。而如果我们，在这种灾难暴发的时候，不去努力把它引导到一个对于全体的福利有益的方向去，那就是一种在我们方面的失职了。 但是如果我们坦白地表明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毫不掩饰事情的实质，人们就能把我们说成是一种犯罪吗？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不都是为了一切人，不论穷人和富人，不论友人和敌人，毫无差别地要求的吗？ 如果我们强迫那些富人和有势力者也要让我们活下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的财富是靠着我们这些人的劳动得来的——，这难道算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了吗？我们根本不曾期望过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放弃他们那种软体虫式的生活；他们尽可以在这种生活里活到老死为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剧烈地改变一种生活状况而不感觉到不幸，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幸；所以我们乐意让他们在生存期间保持那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东西。但是人们究竟可以要求他们稍微作那末一点点自我牺牲，这，说到那里总是公道的、合理的、基督教的兄弟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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