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四十多岁,名叫克勒尔,主持着一个在奥地利相当于公证处的法律事务所。他们事先通了电话约定,克勒尔在伊绪尔温泉等他们;迪耶戈开的车一到那里,他就上来。之后他们继续登程。克勒尔好奇地注视着雷伯。“家父告诉我,说他见过你一次,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是一九四七年,”雷伯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克勒尔莞尔一笑。“大概我的记忆力在衰退,要不就是家父记错了。那时侯我才四岁。但家父很清楚地记得你。六年前他去世的时候嘱咐我,要一丝不苟地满足你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说实话,我对你很感兴趣。三十二年来你—直铭记不忘,可不容易啊。”雷伯笑了笑没说什么。汽本抵达老家湖,停在派克旅馆门前。克勒尔一人下车。“我们大概两个小时后回来,”雷伯说。“当然,请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务必请你赏光。”“不必太匆忙,我没关系,”克勒尔答道。汽车开走了,这次的方向是名叫无底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终于看见一个湖泊出现在沉郁的峰峦之间;这些峰峦有一个不十分可爱的名称:死山。“咱们下车走几步,迪耶戈。”“我正求之不得呢。”他们那里只是“走几步”,而是在登山。矮胖的阿根廷人平生最讨厌体力活动,尤其痛恨爬山。不多一会儿,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筋疲力竭地垮了下来。他看着雷伯以印弟安人的方式往前爬,还常常停下.好象要凭借超人的记忆力确定从前走过的路线,然后续续向前。他走到一处悬崖那儿,跪下来察看岩石地面。最后,他站起来一动不动,几乎垂直地俯视他脚下的黑色湖面。十分钟之后,他回到迪耶戈身边,手中好象握着什么东西,并且料到他的伙计心中一定感到纳罕。他张开手掌,掌心里是几颗生锈的自动手枪子弹壳。“这可爱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迪耶戈问。“扎普利茨。”他们及时回到老家湖与克勒尔共进午餐。克勒尔在业余时间收集钟表,吃饭时尽是谈这种爱好。饭后才去墓地。他们来到与其他墓家离得较远的一座坟前,那里竖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什么铭文,然而铺满了鲜花,碑上只镌刻着两个字母:D.L.。“三十二年来,”克勒尔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在远方始终惦念着这位无名氏;我想,现在向你请教他的姓名恐怕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吧?”克勒尔是中等身材。雷伯俯视着他的时候把一双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令人肠断的哀伤。“何必呢?”克立姆罗德回答说。“世界上只有我还记得他。”回南美之前,他们到法国的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走了一道。在那儿,雷伯去扫了另一个墓——苏珊·塞梯尼亚兹的。然后他们去巴黎,会见一个名叫雅克·梅齐埃的法国人,迪耶戈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个法国人很久以前在里昂认识了雷伯。雷伯与梅齐埃谈到一个叫布尼姆·阿涅列维奇的人。迪耶戈记得他就是那个眼神忧郁的人,一九五一年,在王离开巴黎去和约瑟夫·斯大林小酌前夕,哈斯曾经在民族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问过他拉普语说很是否流利。到过北半球所有这些地方之后,他们才乘上一架班机飞往南半球。他们先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年前妈咪塔——她的全名叫玛丽亚—伊格纳西姬·哈斯·德卡瓦哈尔——已在那里饮恨谢世,因为她始终没有抱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孙儿。“可怜的妈咪塔怎么也不肯承认我有九个子女,认为这些都是‘皇子与民女’做夫妻结的果。我曾把他们当中的三四个带去见奶奶,想让她高兴高兴,她却当我们的面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还去了佛罗里达街的阿尔梅拉斯画廊。老阿卡迪奥早已去世,当迪耶戈请他的孙女看一幅康定斯基的画时,她大为惊讶。“你的意思是?……”“把它送给你。”迪耶戈以最迷人的风度说。“我只是受人之托,所以不必谢我。是这么回事:三十年前,兴许不止三十年了,你的祖父做过一件很有君子风度的事情。而托我赠送这幅画的是个从来不忘记任何事情的人,这种人是屈指可数的。顺便问一下,今晚你能赏光和我们共进晚餐吗?”她没有别的约会。迪耶戈问雷伯:“现在去哪儿?”“去佛罗里达看看兹比;再去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看一些人;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安盖尔一家,就这些。”迪耶戈只觉得从头项一直凉到脚跟。“以后呢,雷伯?”“以后就完了,迪耶戈。”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事。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2“我叫阿诺德·巴姆。”这人对乔治·塔拉斯说。“今天上午从纽约给你打电话的是我,两个小时之前我又从班戈给你打了电话。”他环顾四周,说:“你喜欢红颜色,是不是?”“浴室是白色的,”塔拉斯回答时暗自思忖,我们如此对话,旁人听起来还以为是两个间谍在交换愚蠢的联络暗语。他问来客:“喝杯茶好吗?我还有一些刚出炉的松饼,今天是星期五,每逢星期一、三、五,有人把松饼给我送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巴姆答道。“说实在,我简直冻坏了。”透过书房狭小的窗户,他朝蓝丘湾以外的大西洋望去,不禁打了个寒颤。“在我的家乡,”他说。“如果海水变成那种颜色,我们就统统钻进被窝,在床上一直呆到春天。”“你从哪里来?”“开曼布拉克岛。不过实际上我是小开曼岛人。”塔拉斯接到巴姆的电话后曾经匆匆查看了一下地图,可惜地图实在简单得令人失望。“该轮到我讲实话了,”塔拉斯说,“对于开曼群岛,我几乎一无所知。”“不必打招呼,那是正常现象。自一六七〇年以来,我们就是英国直属的殖民地;可是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伦敦外交部时,负责官员竟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问道:“你能绝对肯定它确实存在,而且属我们所有吗?’我应该顺便提一提,我们是在一五〇三年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亲自发现的。”“了不起,”塔拉斯说。巴姆微微一笑。“可不是吗?找到我们并不难。只要把古巴画在北面,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画在西面,洪都拉斯画在南面,牙买加画在东面。中间一大片加勒比海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但不要相信这种错觉,我们就在那儿,在正当中。我们是由三个岛屿组成的:大开曼岛、开曼布拉克岛和小开曼岛。我国的首府是乔治城,在大开曼岛上。根据去年的人口普查,乔治城有居民七千六百七十七人,三个岛上总共有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七人。问题是大开曼距小开曼一百四十三公里,而小开曼距开曼布拉克又相距八公里……啊,味道好极了!这些松饼确实非同一般……这样,我们当然不可能想买什么东西就搭上公共汽车到城里去。幸好和许多人一样,我自已有飞机。我是办银行的。那里几乎每个人都是银行家;在我们的土地上有五百四十二家银行。换句话说,大约每三十个居民就有一家银行,包括小孩在内。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银行和海龟;我们出口鲜海龟或干海龟供煮汤之用。还有什么你想要了解的吗?”“我觉得这番介绍够全面了,”塔拉斯多少有点儿吃惊地说。“唆,对了!旗子。你的名字和地址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们该有一面国旗。这倒真是个问题。除了英国的米字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国旗——至少直到上星期还没有。正巧我妹妹想到一个主意(她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哪):把我们挂在议会门前的那件东西取下来。我妹妹的厨娘用缝纫机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这就是。”他把一只长匣子放在塔拉斯的书桌上,从里面取出一小织布,把它摊开。“天哪!”塔拉斯失声惊呼。“这玩意儿是什么?”“这玩意儿”是打扮成海盗的一只海龟,一只眼睛上蒙着黑布条,有一条腿是木头的。“我们的国徽,”巴姆说时现出讨人喜欢的笑容。“不错,我知道它看上去有点儿怪,但是我妹妹把它提交下院审议。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国徽不比别的国微差,只有奇普·菲茨西蒙斯不以为然。不过奇普·菲茨西蒙斯对任何提案总是闭着眼睛投反对票。特别需要指出,他是我的妹夫,他和我妹妹很可能就要离婚。”塔拉斯坐下来。此刻他腹背受敌:一方面马上有喷饭大笑的危险,而另一方面的威胁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尽管这位来客既可爱又风越,塔拉斯却预感到一件非同小可而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大事即将由此人发端。然而,在提出下一个问题时,塔拉斯仍然保持一种英国式的寒喧语调。“茶里加一些牛奶,好吗?”“只要一点儿。”不过,塔拉斯稍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性质可就大不相同了。“你和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到底谈妥了什么事情?”“桑塔纳先生作为老朋友说服了我们,使我们确信,在我们争取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上,你塔拉斯先生都将给我们帮助。经费问题都已经落实,在这方面我们不用担忧,确实毫无问题。桑塔纳先生任法律顾问、总部设在我国的某公司,十分慷慨地把曼哈顿办事处的整整一层楼面交给我们使用。其实我们用不着那么大的面积:我将要率领的代表团只有一个成员,就是我自己。团长的职务对我的时间表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本来就经常到纽约去办事。你能把所有必要的步骤都安排好吗,塔拉斯先生?”“当然可以。”“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一切都能准备停当吗?”塔拉斯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行,”他说,“完全办得到。桑塔纳是否提出过一个具体日期?”“他非常倾向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这个日期,”巴姆说。他一边喝茶,一边好奇地四下里打量着,目光被一大堆一大堆的书所吸引,神态悠闲自在。塔拉斯则不然,茶杯在他手上哆嗦不已,他不得不把杯子放下,心想: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和那一天正好相隔三十五年。他问道:“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是什么日子?”“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将在那天开幕。可能有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另外还有二十个国家派观察员到会,其中最主要的有端士、罗得西亚、两个朝鲜。作为一个新会员国的代表,我会得到在大会发言的时间,并且有权向全体代表提出一项动议,代表们将让我把活讲完。那时我就把这个动议提出来,然后把我的一部分发言时间让给另一个人,坦白说,我对那个人几乎一无所知。”“但你毕竞知道他的姓名,”塔拉斯指出,这时他的心在狂跳。“那倒是的。”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3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那一个冬季行将结束时,对保尔·苏必斯发出了第一次警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抽烟,并且在做一些锻炼。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穿上那种专门为在布洛涅森林练小跑步设计的奇装异服和怪里怪气的鞋,但他恢复了早已荒废的、还是一名法国童子军时代的那种步行锻炼;他参加法国童子军使用了自己选择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化名“棍子女士”,为了这名字他还和童子军教练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终于说服对方,使他相信“棍子女士”在法文中其实就是白景天,又名蝎子草,是一种常见于乡村茅厕近旁的普通草本植物。他决心练就一副运动员的体魄,正当他沿着坐落在巴黎第十六区弗兰歇·德斯佩雷大街的私邸扶梯向上跑的时候,警报发出了。疼痛是突发性的,说来就来而且来势凶猛。先是从胸骨下面开始,接着蔓延到左肩,并向左臂内部放射,一直向下传到左手的最后两个指头。一瞬间,这一阵疼痛非常剧烈,他甚至觉得自己即刻就会在扶梯上倒毙,而且死得愚蠢透顶,谁叫他放着花了一大笔钱安装的电梯不用?他的私人医生——自然是医学科学院的成员——一下子就确诊是心绞痛。他以严肃的口气说:“它险些送了你的命,保尔。很明显,这是第一次发作,它的结束和开始一样突然,可是危险过后,你所体验的那种舒服感觉,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了。今后你要随身常带硝酸甘油片,还必须绝对休息。”“我可以外出旅行吗?”“你可以报名参加纽约马拉松长跑,但是距离维拉扎诺桥的返回点还有三分之二就会一命呜呼。看你去哪儿,以及怎么个旅行法。”苏必斯在床上躺了几天,就腻得直想哭。他经常掀开被单,指望发现也许什么人错放了个女人在那儿。发病以后不久他就打电话通知自己工作班子的成员,还通知了大卫·塞梯尼亚兹,他给纽约的尼克·佩特里迪斯和伦敦的奈西姆也打了电话。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当他床头的秘密私人电话——只有大卫、尼克和奈西姆知道它的号码——响起来的时侯,他知道一定是他们三人当中的一个打来的。“是保尔吗?”他立即听出电话里是谁的声音,这安详、柔和的声音他已经三年没有听到了。“保尔,”雷伯说,“你的事我刚听说了,请接受我衷心的慰问之意。我听说这只是一次警告,谢天谢地;还听说目前你得到很好的照料。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外出旅行,不过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因此我不想请你去周游世界。既然你在法国,我们就在法国会面。十天以后,希望那时你不要离开。你能来见我吗?”“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吩咐。”“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将有一架飞机在图絮勒诺勃尔等你。请你一个人来,切勿招摇过市。”苏必斯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法国人。尽管有点儿大大咧咧,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一句俏皮话而不惜得罪一个老朋友,然而,他毕竟思路敏捷,具有一种把蛛丝马迹迅速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本领。他确信自己已经得悉,一件震撼世界的事情即将发生。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在苏黎世接到电话。值得一提的是,他正好坐在那间办公室里——二十年前,差不多也在那一天,他先是在自己歇斯底里的大笑声中告诉布罗克曼:“楼下有个脚蹬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然后硬着头皮到这间办公室里来见阿洛伊斯·克纳普。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件事,他保留的记忆中央杂着些许缠绵悱恻的情思。但是,对于他来说,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一点绝对没有疑问。虽然他工作一直很勤恳,但他个人在银行里的地位扶摇直上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及至需要指定—个人接克纳普的班时,命令好象从天而降,他中选了。当他的绝密专用电话线一闪一闪地亮起信号小灯时,有三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其中奥特马尔·布罗克曼是他的老对手,如今是他的下属。特普弗勒等到别人都出去以后才拿起听筒,简短地说:“我现在听着。刚才这里有人。”他听着。他决定坐汽车去,他越来越害怕乘飞机,而火车在保密这一点上又不够安全。四月十一日,大卫·塞梯尼亚兹离开办公室去吃晚饭,打算饭后赶紧回来继续工作,可能要干到深更半夜。骇人听闻的黄金行动即将告终,但是那些暴利必须比较精确地估算出来,按比例分配给需要现款的大约六百家公司。命令几乎在七个月前就下达了。它和上一次关于公开出售雅瓦食品总公司及其子公司股份的命令在各方面都很相似。雷伯通过无线电话对塞梯尼亚兹说:“大卫,我知道你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我不是无故拖延。请你办妥一切手续,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初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和上次的办法一样,把全部金矿公司重新组成一个控股公司,并作好公开售股的准备。”塞梯尼亚兹好几次盼望雷伯把他在洛矶山区的金矿股票兑现或公开销售,或干脆授权奈西姆抛售这个黎巴嫩人代王掌握的巨额黄金储备。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九月,黄金价格从每盎司三十五美元跳到四十一美元的时侯,他向雷伯请示,雷伯说不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伦敦市场上黄金价格上升到每盎司一百九十七美元五十美分这样惊人的数字时,雷伯还是说不。“不,大卫,我们要等待。”等得有道理,因为,四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十月,黄金价格上涨到二百五十四美无。“我们不卖,大卫。”“我们需要现金。”“我们不卖。”黄金价格继续飞涨,一九七九年八月是三百十七美元七十五美分;同年十月二日是四百三十七美元;十二月二十七日达到五百零八美元七十五美分!那时,为合并起来的控股公司作好一切准备已经有两个月了。“雷伯,我们随时待命。”“我们不卖,大卫。”“难道你就不管我面临的一大堆问题,雷伯?”“对不起,大卫。你还得再等一个短时期。但不会太久了……”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八日……无线电话传来命令:“大卫!时候到了。行动吧!”塞梯尼亚兹需要证实一下自己没有听错,因为他所接到的命令使他大为惊异。这将是王第一次变卖他的部分财产。“雷伯,是不是我得把所有的股票都抛出去?绝对没有搞错?你什么也不想保留?”“全部卖掉,大卫。你没有误解我的意思。我们要把所有的黄金都卖掉,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的。通知奈西姆、老韩、保尔、塔多伊兹、旧金山的朱巴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梅。请务必在一小时之内通知到。”塞梯尼亚兹事后回忆道:“在我为他工作的三十年里,这是他第一次完全放弃他所创建的一家公司,一点点股权都不保留。本来单是这一点就应该引起我的注意,但那时我正陷入严重的问题堆里……”塞梯尼亚兹那里乱麻似的一大堆财政问题在一月二十一日奇迹般地得到了解决,那一天,每盎司黄金的价格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创纪录水平:八百五十美元。这次行动净赚四十三亿四千五百万美元。这样王的财富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底到达了项鲜.如果把投入亚马逊尼亚的资金也算在内(那时这些投资已开始赢利,而利润又到别处再投资),塞梯尼亚兹估计总数达到一百七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走出办公室,他在走廊里停了一会儿,与—个助手交谈几句。然后,他刚走了三步。“塞梯尼亚兹。”有人碰了碰他的手臂。他认出是迪耶戈·哈斯。“他要跟你谈活,”迪耶戈说。“现在。”两人四目对视。迪耶戈现出笑容。“是命令,塞梯尼亚兹。”外面一辆违章停靠的汽车等在那里。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冲旁边一个警察不知喊了些什么话,那警察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哈斯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走,脸上带笑,但是目光冷峻。“他在哪儿?”“我带你去。”迪耶戈驱车前往曼哈顿岛南区,最后到华盛顿广场在望的地方停下。“你下车吧。”他对塞梯尼亚兹说,一双黄眼珠子照例含着嘲讽的意味。“他在哪儿?”这个阿根廷人只是点点头,伸出一个指头朝一座拱门那儿指了一下,然后把车开走,迅速消失在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之中。塞梯尼亚兹沿着一条小路走去,很快就发现雷伯坐在一张长椅上吃三明治,一边还分一点儿给几只好奇的黑松鼠。他穿着紧士裤和一件粗棉布衬衫,上衣和一只布袋放在身旁;头发比他以往任何一次到纽约来都留得长,但还没有披到肩上。塞梯尼亚兹看到他的侧后影,突然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他给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塞梯尼亚兹后来说。“他注视着前面几米处的地面,两眼充满迷茫的神情……我讲不清楚自己当时是怎样一种感觉……”塞梯尼亚兹再走近一些,然后站住。过了好几秒钟,雷伯才意识到他站在那儿,便笑道:“我不想到五十八街去,原谅我,那是有原因的,心血来潮。是不是有人在什么地方等你?”“我现在到家里去吃晚饭。”“吃完饭再回去加班?”“是的。”雷伯把布袋和上衣挪了挪,塞梯尼亚兹坐下来。那些松鼠在客人刚到来时曾四下逃散,现在又都回来了。雷伯把手里剩下的一些面包全扔给它们。他非常温和地说:“大卫,三年多以前你曾向我提出辞呈。”“我没有撤回辞呈,”塞梯尼亚兹说,但话一出口,他立刻后悔了,认识到这显然是不得体的。雷伯摇摇头。“问题不在于比,至少我要说的不是那种辞职。大卫。情况将发生变化发生……惊人的变化。三十年来你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它的影响。我还没有对别人谈过这件事,你是第一个。我必须这样做。”塞梯尼亚兹的脉搏骤然加快。“甚至对乔治·塔拉斯也没有谈过?”他问了这句话以后,又感觉到自己失言了,没有说到点子上。“乔治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我需要他参与其事。我不能采取任何别的做法。大卫,你我之间有些隔阂,我希望看见这些隔阂得到消除。最近一个时期,我有件事很难决断,但必须作出决定;所以我把许多许多事情都撂给你,实在太多了。原谅我。”一阵难以言传的情感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看着这张瘦削的面孔,内心差不多已经向自己承认: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想不到他对这个人依然一往情深。“现在你已经作出了这个困难的决定?”“是的,一切都已就绪。我要跟你谈的正是这件事,大卫。”接着他告诉塞梯尼亚兹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发生,特别谈了他为什么觉得必须做这样一件事。他的语调和平时一样缓慢而沉着,从不提高嗓门强调任何一句话,说的是他惯用的那种英语,字斟句酌甚至近乎咬文嚼字。在一阵象是要永远持续下去的静默之后,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这是自杀。”“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你。”“你这是要毁掉我们三十年来惨淡经营的一切。”塞梯尼亚兹沮丧的说。“问题在于你。我要求于你的已经太多了,我不能再让你陷入尴尬的境地,不能让你由于我的过失而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你可以暂时告退,出去旅行,息影一个时期,等事态平静下来。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五月五日以后,你势必身陷重围,遭到疲劳轰炸,成为众矢之的,还得照单全收由此会产生一切不愉快。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不愉快,大卫。你保护我的时间太长了,为此,你的同胞们饶不了你。”塞梯尼亚兹闭上眼睛,说:“你要我离开这艘行将沉没的船。”“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又开始向塞梯尼亚兹面授机宜,举出可以采取哪些办法尽量缩小目标,避开火力。塞梯尼亚兹似听非听。他觉得好象被人打昏了似的。突然他拿定主意,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作出抉择,接着,他平生就这么一回满怀自信地说:“我要去法国,雷伯。”雷伯对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你不是一个轻率作出决定的人。”“不错。”沉默。然后,雷伯不紧不慢地摇摇头,说:“难道疯狂也会传染?”他的眼睛在笑。塞梯尼亚兹全然摒弃了矜持,也笑道,“按照塔拉斯的说法,只有疯狂才合乎情、顺乎理。”他们于二十日前往法国,飞机直接在马赛的马里尼安降落。原属苏珊·塞梯尼亚兹所有的那座乡间宅院占地六公顷,距离埃克斯昂普罗旺斯二十公里。那里还有一条小河,河里的鱼很多。“我不知道是你在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把它买了下来。其实我还责备过自己不该把它卖掉。”“不是以我的名义,而是以你小女儿苏珊的名义买的。”塞梯尼亚兹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突然记起早在三十多午前祖母写给他的一封信:“我遇到了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我祖母很有眼力,比我不知高明多少倍。她非常喜欢你,尽管她几乎不认识你。她经常向我问起你……”他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路旁的法国梧桐都是二百年上下的参天古木。往往有这样的事:你天天从再明显不过的现象前面走过却视而不见,后来突然意识到了。现在塞梯尼亚兹正是这样突然意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历来忍受着不堪想象的孤寂。就拿这个花园来说,它和塞梯尼亚兹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回忆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他如此圆满、如此宁谧的整个一生的写照,对比之下,顿时觉得一种强烈的感情揪住了他,几乎要把他撕裂。“雷伯,如果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你已经做了这么许多。”“我还想多做一些。如果你愿意,我将继续掌管你的事务,能管多久就管多久,即使有些困难,又算得了啥!”他想再说些什么,说些别的,比如,建议雷伯分享他家的安乐气氛(克立姆罗德从未进入他们的家庭圈子);或者建议雷伯接受他的友情(现在他认识到,自己在友情问题上过去即便不是一毛不拔,也跟挤牙膏差不多)。“在他心目中,我始终只不过是—个会计师,这是我的过错。”塞梯尼亚兹事后这样反省。“其实这仅仅是一举手之劳,只要在关键时刻说一句话……最使我痛悔的是:我从来不敢越礼仪的雷池一步。我对他始终存有愚蠢的戒心,都怪我少见短视,死要面子,出于井底之蛙的本能拒不承认天地之大,也可能还有一种可笑的恐惧心,生怕被他的个性压垮。我妒忌那个爱他而绝不瞻前顾后的乔治·塔拉斯,他见到雷伯的机会比我少得多,他对雷伯的了解却比我深刻得多。”二十日晚上他们到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城里去吃饭,饭店在一个大广场附近,那儿有一座颇为壮观的喷泉。四月的夜晚已有几分初夏的味道。就在那天晚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叙述了一九四五年潜回维也纳老家的经过情形。那时侯,家中已经被洗劫一空,只剩一辆轮椅给遗忘在小电梯里,掩盖那座电梯的嵌板还是从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堂的神龛里弄来的。……第二天,全体王臣响应雷伯的召唤,一个个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不胜诧异地发现和自己一样的人为数如此众多,同时大为震惊地意识到,三十年来第一次风云际会的他们这些人,象征着何等赫赫炎炎的权威。到会的有韩某和奈西姆·沙哈则、保尔·苏必斯、若热·索克拉特斯、埃塞尔·考特、内尔松·科埃略、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朱巴尔·温、弗朗西斯科·桑塔纳、菲利普·范登伯格、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海梅·罗查斯、亨利·钱斯、罗杰·邓恩、金·福伊西;他们当中最不重要的人物为王掌管着的财产至少也有一亿美元。雷伯·克立姆罗德向他们全体宣布了他将要做的事情。他明确地指出,涉及他们本人利益的一切,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除非有谁决定终止与他的合作并立即退出,否则,他们可以继续掌管各自的领域。只有一点和过去不同:从今以后,外界将知道他们是在为他办事。王告诉他们,他将公开自己的面目,让世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神话一般的财产数字。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解释清楚,他是如何在亚马逊尼亚腹地建立这个王国的;现在他要宣布它为一个国家,并且要求通常被当作各国大联合、然而名实如此不符的那个组织承认它的存在。王告诉他们,在他宣布这个新的国家正式诞生的时侯,他的呼声会不会有人倾听,会不会得到响应,对此他绝不存丝毫幻想。然而,他将抱着对所谓的法律和惯例最彻底的藐视态度宣布这一事实。他这个行动本身,恰恰是对法律和惯例的责难和否定。他知道得很清楚,干这样的傻事肯定会遭人讥笑,因为他擅敢抛弃法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观念;其实,所有这些无稽之谈带来的后果,首先是为抹煞个人和个人自由的行径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最后,他微笑着把与会者挨个儿看了一遍,并且指出,他们当个如果有谁还不完全明白他的道理,那就不妨把他将将采取的行动看作是对整个世界的挑战。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4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凌晨两点钟左右,乔治·塔拉斯肯定自己绝对睡不着了。他开了灯——这已经是他上床之后第六次开灯——从乱七八糟地堆在广场饭店他这个房间里的大批书籍中翻出那本《蒙田散文集》。哦,亲爱的老蒙田!当初,塔拉斯就是把自己珍藏的这本旧书借给从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死里逃生的那个小青年。“三十五年来,我们走完了整整一圈,”他想。他从窗户向外望去,瞧见月下的中央公园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此时此刻,那里的矮树丛和林荫道,很可能比亚马逊尼亚丛林危险很多。他把《蒙田散文集》信手翻到第三编第二章:我提倡简朴无华的生活……全部伦理学既适用于普通的私生活,也适用于比较丰富的生活;每一个人自己身上都具备做人的一切条件……他回过头去该前面的几行:世界本身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世上的一切都在不停地运动,包括大地、高加索山脉的岩石、埃及的金字塔,既有共同的运动,也有本身各自的运动。稳定状态不过是比较缓慢的运动。我无法固定我的目标。它就象一般醉汉那样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塔拉斯思付:“那几年,他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在他拿来还给我之前,已经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塔拉斯踱回屋子中央,发现电话机上的红色小灯一闪一闪发出信号,这表示有人打电话给他而接线员以为他在睡觉。塔拉斯于是与接线员通话,接线员告诉他,几分钟之前一位大卫·塞梯尼亚兹先生给他来过电话,但是得知他可能睡着了,只要求转告说某人给他打过电话。“请接到他那边去,”塔拉斯对接线员说。塞梯尼亚兹在电话里说:“我睡不着,乔治。我在屋里打转转。”“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塞梯尼亚兹君,我也同你一样闷得慌。大概是春天的缘故吧。我这儿有杯子和冰块,要是你能带一瓶……”“只要二十分钟我就来。”其实他顶多只花了十五分钟。他们喝得不太多。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能够互相作伴,两人心里都觉得踏实一些。时间—个钟点—个钟点地过去,一瓶酒还是喝完了,他们看见晨曦照亮了春天公园里的树叶。两人言语不多,不谈别的,单谈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或关于对方的,或关于雷伯的,以前,在王的秘密的明影笼罩下,他们彼此保密,互相隐瞒,如今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他们甚至不想打听王可能在哪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星期之前,在麦迪逊大街那个班子的协助下,塔拉斯对他自己辑录的法律条文汇编作了一份详细的注释交给雷伯。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塞梯尼亚兹知道得更少,自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分手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他们两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情绪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把以往跟雷伯呆在一起的时间统统加起来算了一下,结果发现,在三十五年里(还差十二小时就是整整三十五年),他们同王会面的时间不过一百到一百二十小时。关于克立姆罗德,如果说到今天还有什么使他们感到惊讶的,那就是:尽管接触的时间这么少,雷伯对于他们两人一生的影响却如此巨大。不光是影响他们两人的一生,还影响到被他改变了命运的成百成千男男女女的一生。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看法不谋而合。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要是十小时或十二小时之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所建造的这台巨大的机器仍然会运转,生产出毫无用处的财富,因为他根本不把这些财富放在心上。实际上,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机器照这样运转下去,今年(1980年)的一百七十亿美元十年以后就会变成三百或四百亿,到本世纪末还会更多。这种状况委实荒谬,却是可能的,或许是非常可能的。只要允许这样兴旺发达的局面存在的制度到那时还没有崩溃。“我们讨论起哲学来了。”塔拉斯说。“现在可不是时候。我们应该洗个淋浴,把衣服穿好,塞梯尼亚兹君。否则,到时候我们会心慌意乱的……”“我们果然心慌意乱了,”塔拉斯说。“如果你的紧张程度只有我的一半,我已经要打心眼里可怜你。”他至少还有勇气和力量自我解嘲。塞梯尼亚兹则不然,他已经面无人色。将近九点钟,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第一街。联合国大厦入口处恰如平时一样热闹;插着国旗的轿车依次停在环形车道上,让代表们下车。塞梯尼亚兹首先看见的是迪耶戈·哈斯。这位小个子的阿根廷人独自倚墙站在哈马舍尔德(注:达格·哈马舍尔德(1905—1981),瑞典政治家,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图书馆旁,一对亮闪闪的黄眼珠子望着陆续到来的人群,目光充满轻蔑和嘲弄。塞梯尼亚兹几乎想暂时丢开对哈斯的反感,向他走过去打听一下他知道些什么消息。“不过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塞梯尼亚兹后来说。“如果他有话要转告我或乔治,早就把口信带到了。他肯定看见我们到达,却装做没看见。”五月五日看来可能象晴热的夏天,尽管东河上罩着薄雾。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走向勒科尔比西埃(注:勒科尔比西埃(1887—1965),原名夏尔·让内雷,法国著名建筑师,1946年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设计的三十九层玻璃和钢架结构的大厦入口处。但是他们没有进去。他们在自由之钟前面等候。“这个阿诺德·巴姆要什么时候来?”“再过二十分钟他应该到了。我的天哪,大卫,瞧!”塞梯尼亚兹朝塔拉斯所指的方向望去,目光在越来越密的人群中搜索。在几个服饰鲜艳夺目的非洲代表中间他发现了保尔·苏必斯清瘦、潇洒的身影。苏必斯在微笑,但看得出并不快活,倒是有几分尴尬,这种神态在他身上是罕见的。他不是—个人来的。奈西姆·沙哈则和佩特里迪斯兄第一起出现。不一会,所有的王臣都到齐了。他们集成一群,就好象要摆什么阵势似的,尽管个个都彬彬有礼,实际上紧张得要命,偏偏装出没不经心酌样子。塞梯尼亚兹喉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说:“我不知道你会来……”苏必斯点点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大卫。”通常闪耀在他眼睛里那种智慧的光芒,这一次去蒙上一层胆怯的薄翳。“真见鬼,这是打哈哈的时候吗?!”随后,黑狗们也从人群中出现了,首先是列尔纳和贝尔科维奇。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只认识塞梯尼亚兹,他们神情淡漠,目光阴沉跟他们办事的猛劲和行踪的诡秘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仿佛此刻正在犹豫:要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塞梯尼亚兹怀着越发难以控制的激动心倩暗暗想道:“他甚至通知了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一部创业史的结局。也许他把全体黑狗召集在一起开会,或者更可能是与他们逐个分别联系的。”这后一种解释看来比较合理,因为不但贝尔科维奇和列尔纳如此,其余的黑狗现在也分散在广场各此,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没有集合成群,尽管他们总共将近有三十人之多,其中有些来自欧洲、亚洲或者非洲。多年来,塞梯尼亚兹曾见过所有这三十来个男男女女出入他在第五十八街的办公室,他们偶尔在那里相遇却不相识。“巴姆来了,”塔拉斯说:“非常淮时.”九点二十分正,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开始进入宏伟壮丽的圆顶大厦,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就在那里举行。“我要去陪巴拇,在那边等你,”塔拉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