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指控我啰？”我问。 “正是。” “你疯了！” “你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哪，列奥。”法官说。 “我想我可以证明所说完全属实。”他洋洋得意地说。 “怎么证明？” “让我继续向陪审员提出质询。等我问完了，真相自然就会大白啦。” “他们对你的问题无动于衷嘛！” “可我才刚刚开始呢。” 基普勒陷入了沉思。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我希望能对几位陪审员一个一个地提问。”德拉蒙德说。这样的做法是超出常规的，但法官有权就此做出决定。 “你的意见呢，鲁迪？” “不反对。”我巴不得德拉蒙德立刻开始追问我们放过烟幕的那几位陪审员。“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我身后有两个混蛋听了我的这句话，咳嗽了几声。 “好极了！你在为自己挖坟墓呢，列奥！小心点儿，你别越轨。” “你们在里头干了些啥？”我回到座位上时，多特问道。 “就谈了点儿律师的事。”我悄声说。德拉蒙德已经拉开架势。陪审员们个个都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瞧着他。 “诸位，是否有人和你们接触，谈论过本案，刚才我已经说过，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请举起你的手。”他的语调活像个第一流的教师。 哪里也看不见有一只举起的手。 “陪审员与案件的任何一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对主动进行接触的那个人，而且对陪审员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假如这位陪审员不向法庭报告的话。”他用恶狠狠的威胁的口吻说。 无人举手。无人动一动。除了一群脸上迅速露出怒色的人，别无所有。 他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上，抹了抹下巴，把枪口对准了比利·波特。 “波特先生。”他声音低沉地说，比利不禁一怔。他挺直腰板，点了点头，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 “波特先生，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 “要是你的问题诚实，我的回答就会诚实。”波特气呼呼地说。此人性子火爆。坦白地说，我宁可离他远一点。 德拉蒙德愣了一秒钟，接着又没头没脑往前冲。“好吧。现在，波特先生，请你回答；昨天夜里你究竟有还是没有和鲁迪·贝勒先生通过电话？” 我猛地站了起来，摊开双臂，茫然不解地望着德拉蒙德，什么也没说；仿佛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而他却已经昏了头。 “绝对没有。”波特说，脸涨得发紫。 德拉蒙德身子向前伏在栏杆上，两只手紧紧抓着红木栅栏，低头瞪着不到5英尺之外坐在头排的比利·波特。 “你肯定吗，波特先生？”他问。 “绝对肯定！” “我认为你和他通过话。”德拉蒙德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已经越过了线。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基普勒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对他训斥，那位比利·波特先生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朝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扑了过去。 “你敢说我撒谎，你这个婊子养的！”波特卡住德拉蒙德的喉咙，高声叫骂。德拉蒙德一下子摔倒在栏杆上，脚上一只饰有花纹的平跟船鞋飞到了半空中。妇女们在尖叫。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德拉蒙德被压在波特的身体底下，双手在乱抓，两脚在乱踢，拼命挣扎着还个一两拳。 T．皮尔斯·摩尔豪斯和M．亚历克·普伦克首先冲到了混战现场。其他人也接连赶到。法警手忙脚乱，和两个男陪审员一起竭力想把他们拆开。 我稳稳地坐在位置上，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场扭打。等基普勒赶到栏杆边时，波特已经被人拖开，德拉蒙德也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人们在第二排座椅下面找到了那只饰有花纹的平底船鞋，还给了列奥。他一边掸着衣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波特。被人拽住的波特，倒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两位陪审咨询顾问惊呆了。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告吹了。他们可爱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此刻是百无一用了。 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德拉蒙德正式提出了将陪审员全部更换的要求，遭到了基普勒的拒绝。 比利·波特先生未能入选陪审团。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法庭。我觉得他还没有把德拉蒙德揍过瘾。我希望他会候在外边，等德拉蒙德出去时把他干掉。 中午刚过不久，我们便在法官私人办公室开始挑选陪审员。现在这一程序已变得枯燥无味。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坚决反对我和戴克昨晚在电话上提到的那些人进入陪审团。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们已和这些人接触过，并且用某种办法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不露出一点儿口风。德拉蒙德那伙人对我简直是势不两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挑选的结果大遂我愿。6位黑人妇女，而且全都是做了母亲的。2名黑人男子，1位是大学毕业生，另1位从前是卡车司机，现在成了残疾。3名白人男子，其中2位是工会会员，另1位的家和布莱克仅隔4个街区。最后1位是白人女子，一位著名房地产商的太太。我无法将她排除在外，但有她我也并不担心。陪审团做出裁决，12人中只要有9人同意就成。 下午4点，基普勒请他们在陪审席就座。他们接着宣了誓。法官解释道，一周后本案即将开庭审理，他们决不可与任何人谈论本案。他随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开始真把我吓了一跳，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他的主意极妙。他问双方的律师，我和德拉蒙德，想不想对陪审团说几句。不列入记录。只是非正式地谈点儿案情。但别异想天开。 我当然感到有点突然，以前从未听说过会有这种事。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了陪审团面前。我讲了唐尼·雷，讲了保单，讲了我认为错在大利公司的理由。我话说得不多，5分钟便已讲完。 德拉蒙德走近陪审团。即使瞎子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陪审员们心目中引起的不信任感已经有多深。他为上午出现的糟糕事件表示了歉意，却又愚蠢地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波特。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根据他的观点谈着本案的事实，对唐尼·雷的死表示了遗憾，但是如果认为他的委托人有任何责任，那简直是荒谬的，他说。 我注视着他那一帮人以及大利公司的两位老兄。这伙人全部面有惧色。事实对他们不利。陪审团同情原告。法官则是个明显的敌人。他们心目中的那颗灿烂的明星不仅完全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而且屁股上还挨了鞭子。 基普勒宣布休庭，陪审员们打道回府。 ------------------ 43 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开始就把这颗种子播下，是极为重要的。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而大利公司理该受到严惩。 我的陈述十分顺利。我没有结巴，没有发抖，也没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对。我可以预言，在审理本案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奥将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里。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 我在多特旁边坐下。长长的原告席上，就只坐着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审席前。他手上拿着一份保单，充满戏剧性地开了头：“这就是布莱克夫妇购买的那份保单，”他边说边举起保单，让人人都能看见。“而在这份保单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过，大利公司必须支付移植的费用。”为了增强效果，他有意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陪审员们虽然并不喜欢他，但他的话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张保单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围并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却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万美元，作为，诸位肯定猜对了，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我的委托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决非出于对唐尼·雷·布莱克的任何恶意。对我的委托人来说，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问题。”他像演戏似的挥动保单，而且挥动得十分有力。“他们不仅想得到他们无权得到的那20万美元，他们起诉我的委托人，还因为他们想得到1000万美元的额外赔偿费！他们说这是惩罚性赔偿。我说这是荒唐可笑。我要说这是贪婪。” 这番话虽不是无的放矢，却也冒着很大风险。保单虽然明确将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但并未提到骨髓，而骨髓并非器官。保单的起草人当初昏了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而在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单中，却有明确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遍。这些信的内容读出来比我希望的还要恶劣。干脆拒绝，不做任何解释。理赔部拒绝，理由是有待保险部审核。保险部拒绝，理由是有待理赔部审核。理赔部以先前存在的情况为根据加以拒绝。保险部以唐尼·雷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员为根据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不属于承保范围而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属于初步试验阶段而非公认的治疗方法从而予以拒绝。 陪审员们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每个字。这些情散发出的恶臭笼罩着人们。 接着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边读，我一边紧盯着陪审员的脸。有几位明显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有几位无法相信自己的两耳，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还有几位怒视着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师团的所有成员这时却低着头在沉思默想。 多特读完了这些信，法庭里寂静无声。 “请把信再读一遍。”我说。 “反对。”德拉蒙德迅速站起来说。 “反对驳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读了一遍，读得更为从容，更有感情。这正是我结束对她的问询的最佳时机，因而我向陪审团致意后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讲台前。他要是对她态度粗暴，那他将大错特错；我想他不会。 他从她以前买的保单开始，泛泛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话题一转，问她出于什么原因，要买这一份保单。买这份保单时她心里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内，如此而已。而那位经纪人当时就是这么保证的。经纪人有没有向她保证，这份保单包括移植手术？ “咱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移植手术嘛，”她说。“咱从来不需要移植。”陪审席上有几个人露出了微笑，但没有谁笑出声。 德拉蒙德转弯抹角，反复逼问，她当时是否想买一张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的保单。她当时听都没听见过这玩意，她也反复这样答。 “那么你当时并不是明确指望保单能将它包括在内啰？”他问。 “咱买的当儿还没想到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这个问题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过我想，并且希望，陪审团不久就会把它忘记干净。 “你为何要状告大利公司，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他问。在开庭之初，这一问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它使原告显得贪婪。诉状中提出的赔偿金额，常常都是在未经委托人授意的情况下，由律师挖空心思开的价。我根本没有问过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赔多赔少。 但是，我研究过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辩护记录，早已料到他会提出这一问题。多特是有备而来的。 “1000万？”她问。 “是的，布莱克太太。你状告我的委托人，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 “就这么多吗？”她问。 “对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还以为要比1000万多呢。” “是吗？” “咋不是？你委托人有10个亿，你委托人杀了咱儿子。该死的！咱要他赔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双膝微微弯了弯，他转换了一下身体的重心。不过，脸上还一直挂着微笑，真是个杰出的天才。他本可以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乘机下台，或者干脆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却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抛出了他久用不衰的问题之一。“假如陪审团给你1000万，你准备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要在公开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给美国白血病研究会。咱一个子儿也不留，你那臭钱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谢谢你。”德拉蒙德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夹着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离开证人席，在我身边坐下时，有两位陪审员确确实实在嗤嗤窃笑。德拉蒙德面色苍白。 “咱干得咋样？”她悄声问。 “你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声答。 “咱得抽口烟。” “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传唤隆·布莱克出庭作证。他也有一个脚本，不到半小时作证便已结束。我们要他证实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过试验；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准备为唐尼·雷捐赠骨髓。德拉蒙德没有提问。这时已近11点，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钟。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间，找个空位躲起来抽一支。我曾警告过她，不能在陪审员面前抽烟。我和戴克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笔记。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那7封拒赔的信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们怒气难平。 让他们一直光火，戴克说。让他们一直生气。只有在陪审团发怒的时候，才能拿到惩罚性赔款。 瓦尔特·科德医生走上证人席时，给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运动装，黑色宽松长裤，打一条红领带，一副成功的青年医生形象。他出生于孟菲斯，在本市读完了预备学校，接着去范德比尔特上了大学，毕业于杜克大学医学院。学业品行全都无可挑剔。我看过他的履历，他作为一个肿瘤专家资格无懈可击。我把唐尼·雷的医疗记录给了他，而他向陪审团做了一个明白易懂的治疗小结。他尽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词汇，而对专业术语也解释清楚。他是一位医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厌恶法庭，但面对陪审团他却显得轻松自如。 “你能对陪审团解释一下这种疾病吗，科德医生？”我问。 “当然。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又称AML，多见于两个年龄组。一是20—30岁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岁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于非白人。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犹太血统的人得这种病的也多于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于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体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处。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亦即负责抗感染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细胞的数量急剧增加，超过正常数量100倍以上。出现这一情况时，红血球数量就会减少，病人皮肤苍白，身体衰弱，贫血。随着白细胞大量增加，它们使产生血小板的正常机制受到抑制，血小板是骨髓中发现的第三种细胞。它的减少导致紫斑、出血和头痛。唐尼·雷第一次来我的诊所时，他诉说了头晕、气短、疲倦、发烧和类似流感的种种症状。” 上周我和科德一起排练时，我请他叫死者唐尼·雷，而不称呼他布莱克先生或病人甲病人乙。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呢？”我问。这很容易回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采取了一种常规诊断措施，叫骨髓穿刺。” “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吗？” “行。穿刺就是在唐尼·雷的股骨上部进行的。我让他背部朝上躺着。在一小块皮肤上做了麻醉，切了一个小口，把一根大针插了进去。这根针实际上有两个部分。外部是一空心管，里面是一根实心管。针插入骨髓后，抽出实心管，同时在针头上装上一根空的吸管。这样它就像一只注射器，我用它抽出少量的液态骨髓。骨髓抽出以后，我们用通常的测试方法，计算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毫无疑问，他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这种检查的费用是多少呢？”我问。 “1000美元左右。” “那么唐尼·雷是如何支付这笔检查费的呢？” “他第一次到我诊所来的时候，填了一般的表格，并且说他是包括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售出的一种医疗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我们工作人员和大利公司进行了核对，证明确实有这样一张保单。所以我就对他进行治疗。” 我把与此有关的文书复本给了他，他做了确认。 “你从大利公司收到过医疗费吗？” “没有。他们通知我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拒绝报销这一医疗费的要求。这张账单在6个月后被注销了。此后布莱克太太每月都付给我们50美元。” “你是怎样治疗唐尼·雷的呢？” “使用一种诱导疗法。他住进医院后，我们把一根导管放入他锁骨下面的一根粗血管之中。第一次化疗使用的药物名叫ara-C，我们连续7天每天24小时将这种药物注入他的体内。在头3天，还同时注入第二种药剂，这种药剂名叫‘红色杀手’，因为它的颜色是红的，而且对骨髓中的细胞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血细胞大量死亡通常会出现痛风，因而给他服用了别嘌呤醇，以防治痛风。给他做了大量的静脉输液，以便排掉肾脏中的副作用物。由于他很易感染，还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和抗菌素。为了杀死霉菌，让他服用了两性霉素B。这种药物毒性很大，使他发烧到华氏104度。而且还使他发抖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所以这种药被人称为‘又烤又抖’。尽管如此，他依然表现得十分坚强，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青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种强诱导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杀死骨髓中的所有细胞，从而希望能创造一个环境，使正常细胞再生的速度高于白血病细胞。” “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呢？” “发生了，但时间很短。不过，我们治疗任何一个病人时，心里都很清楚：白血病是会复发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你能不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科德医生，你怎样做骨髓移植手术？” “当然可以。这种手术并不是非常复杂。病人在做过我刚才描述的化疗之后，假如他或她有足够的运气，能找到一个在遗传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赠人，我们便从捐赠人身上抽出骨髓，通过静脉注入病人体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一个人的大量骨髓细胞转移到另一个人体中。” “对唐尼·雷来说，隆·布莱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捐赠人呢？” “绝对合适。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做这种手术是最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两人都做过试验，如果做骨髓移植，本来会十分容易，而且会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来。“反对！这纯粹是推测。移植手术是否会有效，这位医生不能就此作证。” “反对驳回。到反诘的时候再反对吧。” 我又就这种手术问了几个问题；科德回答时，我注意观察陪审团的反应。他们一直听得很仔细，但应该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大约是在何时准备替他做这个手术的？” 他看了看笔记，虽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约18个月以前。” “这样的移植手术会不会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幸存的可能性增加？” “当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术，幸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谢谢证人。” 时间已经过了12点，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基普勒宣布休庭，1点半再继续审理。戴克自告奋勇去熟食店购买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准备下一轮。他在细细品尝和德拉蒙德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为本案的辩论做准备的时候，究竟聘请了多少个医药顾问，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也没有义务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专家准备出庭作证。科德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是骨髓移植手术，作为一种优先考虑的治疗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只有冒牌医生才会发表相反的看法。他给了我许多文章和专业论文，甚至还给了我许多书籍，以支持我们的立场：这绝对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显然，德拉蒙德发现的结论与此十分一致。他并非医生，他坚持的观点又缺乏根据，因而他没有和科德展开激烈争论，他们之间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论点是：与没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数目极少。不足5％，科德说，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已。就全国范围而言，每年约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赠者的病人，存活的机会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赠者。 德拉蒙德匆匆问了几句，很快便举起了白旗。这时，科德的脸上几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没有再进行直接询问，于是科德走下证人席。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将宣布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出庭作证。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问过我，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决定。他向基普勒告状，可基普勒却把他顶了回去，说是我在准备好之前，并无必要透露。那帮人此刻正把自己关在走廊尽头的证人室里，一边等待一边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传唤此人，被告律师席上立即出现了一阵忙乱。可是我可以看出，这种忙乱多半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把文件推来推去，把笔记传来传去，把案卷翻来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进法庭，六神无主地左顾右盼，仿佛是刚从冬眠中被人唤醒。他整了整领带，跟着法警沿着过道走向证人席，紧张不安地望着过道左侧他那帮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训证人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他们反复接受野蛮的盘问，有时候甚至让手下的四五位律师对证人狂轰滥炸，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带。然后就和证人一起化几个小时观看录像，研究战略战术，为作证的时刻进行充分准备。 我知道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备，将是无懈可击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审团，尽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可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将向他提出的全部问题的。他约有55岁，灰白的头发披在额上。五官端正，声音沉静。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军托付给他。但杰基·莱曼西支克曾经告诉我，想要和她搞关系的人当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证，他们还丝毫不知呢。 我们谈论理赔部，谈论它在大利公司运营系统中的作用。他在理赔部已经工作了8年，最近6年担任副总裁，把这个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是个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头儿。他想让陪审团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几分钟，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职责是全面负责理赔部。他并不具体处理每一个理赔的要求，可是他负责整个部的日常运转。我先跟他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会公司的行政系统，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杰基·莱曼西支克是谁？”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阵。“一位前任理赔员。” “她在你的部门工作吗？” “是。” “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耸了耸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预定要为本案录取证词两天之前？”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给他看了两份文件，帮助他恢复记忆。 一份是她的辞职信，日期是10月3号。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录取她的证词的通知。他看了以后，总算想起来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认，她确是在作证日期两天前离开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贵公司负责这一理赔申请的人吧？” “对。” “而你解雇了她？” “当然不是。” “那你是怎样把她开掉的呢？” “是她自己辞的职。这封信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嘛。”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自作聪明地拿起那封信，向着陪审团高声念道：“由于某些个人原因，我特此辞职。” “这么说离开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啰？” “信上正是这么说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么多人，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记得！” “你记不得吗？” “我记不准确。几年吧。” “你对她很了解吗？”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个理赔员，像她这样的雇员多得很。” 明天，她将在此作证；他们之间的肮脏关系前后持续长达3年之久。 “你已结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 我让他在证人席上晾了一分钟，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这是布莱克索赔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给洛夫金。他慢腾腾地翻了一遍。说是看来很全。我迫使他明确保证，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为了陪审团对处理索赔要求的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问了他一系列枯燥无味的问题，他也作出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回答。我们当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办事作为问与答的前提的。 接着触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让他对着话筒一封一封宣读那7封拒赔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讲清：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符不符合理赔部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符合工作手册哪一节的规定？他是否亲自看过这封信？ 陪审员们似乎急于听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当然早就做了准备。他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声调解释道，写这封信的人后来已经离开了公司。此人错了，公司错了，现在，此刻，在这一公开的法庭上，敝公司为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让他啰啰嗦嗦说下去。我给他一根长绳，让他自己上吊。 “你难道不觉得现在道歉为时已晚吗？”我最后终于打断了他。 “也许。” “那年轻人死了，不是吗？” “是。” “现在我要郑重地请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为止并未就这封信做出任何书面的道歉，对吗？” “就我所知，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对吗？” “对。” “根据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道过歉？” “反对。”德拉蒙德喊道。 “反对有效。继续进行，贝勒先生。” 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已经呆了将近两小时。陪审团对他或许已经感到腻味。而我则更是肯定如此。该给他致命一击啦。 我对理赔部的工作手册，有意识地大肆渲染，把它说成是公司方针政策的不容违反的文字体现。我把举证时得到的那本手册交给洛夫金，接着提了一系列问题，他用完美无缺的回答证明：是的，这是理赔部工作的圣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正确而又英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定期做过研究、修正、补充、使之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他对这该死的手册所做的冗长解释到了几乎令人生厌的地步时，我突然问道：“洛夫金先生，这一本手册是完整无缺的吗？”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节每一个字。“是。” “你肯定吗？” “是。” “在举证阶段，我曾要求过你们给我一本手册，是不是？” “对。” “我要求你方律师给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们给我的那一本，是吗？” “是。” “给我的这一本手册，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是我亲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几步跨回到我的桌子边。在桌子下边，有一个放满文件的硬纸箱。我弯腰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突然站直，伸出一双空空的手向他说：“请你拿起手册，翻到U节，好吗？”最后一个字刚44 我头上带着一顶有老虎标识的蓝灰色便帽，身上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新西装，靠在孟菲斯机场第一休息大厅的一侧墙上。要是在平常的日子，这副模样可能会让我感到尴尬，但今天绝非平常。天色已晚，我筋疲力尽，但兴奋异常。作为开庭第一天，比今天更好的结果是决不可能的了。 芝加哥飞来的航班准时到达，对方立即根据我头上的帽子认出了我。一位带着很大的太阳镜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贝勒先生吗？” “是我。”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握手，并且和她的男伴拉手。这位男伴自我介绍时，只说了声他叫卡尔。他随身带着一只拎包，两人都相当紧张，急于走出航空港。 我开车送他们去旅馆。那是位于市区的一家假日酒店，离法院只有6个街区。她和我坐在前排，卡尔坐在后排。他一声不吭，只是像一条凶悍的警犬一样保护着她。我把开庭第一天激动人心的镜头向他们重放了一遍。不，她要来孟菲斯，对方毫无所知。她的手在颤抖。她很脆弱，看见自己的影子都感到恐惧。除了报仇雪恨，我想不出她来此还有什么动机。 根据她的要求，我是用自己的姓名预订的房问。房间在15楼。我们三人围坐在小桌边，立刻开始了直截了当的问与答。我的问题事先都已打好，先后顺序井然有条。 如果说她很美的话，她的美丽也是含而不露的。头发已经剪短，染得很糟，呈现出一种深红的颜色。她的律师说过，她在接受治疗，我不想打听这方面的事。她两眼通红，而且充满哀怨，虽然化了妆，也未能增加它们的光彩。她31岁，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离过一次婚。从她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很难想象她在大利公司的工作是跳下这个人的床再爬上那个人的铺。 卡尔对她可谓是关心备至。他拍拍她的手臂，偶尔就她的回答提点建议。她希望明天尽早出庭作证，然后返回机场，立即离开孟菲斯。 直到半夜，我才和他们告别回家。 星期二上午9时，基普勒法官把我们召到法庭，但让法警传话，请陪审员们在陪审员室稍候几分钟。他问德拉蒙德是否已收到理赔的数据。考虑到每天5000美元的罚款，我倒是有点儿巴不得他还没有收到。 “一小时以前刚刚收到，大人，”他说，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交给我有一英寸厚的一摞文件，接着又含笑交给基普勒一沓。 “贝勒先生，你需要点儿时间吧。”法官说。 “请给我30分钟。”我说。 “行。我们9点30分请陪审团就座。” 我和戴克冲进走廊尽头一间小小的律师会议室，迅速翻阅这堆厚厚的文件。不出所料，这些文件好像是一本天书，几乎无法解读。他们将会为此后悔的！ 9时30分，陪审团在法警带领下鱼贯走进法庭，基普勒法官热情地向他们问候。他们报告说情况良好，无人生病，昨天未与本案有关人员有任何接触。 “传唤你的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于是第二天的审讯正式开始。 “我们希望由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作证。”我说。 法警到证人室传唤来洛夫金。他走上证人席。在亲自耳闻目睹了昨天他与U小节有关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演之后，现在谁也不会相信他说的任何一个词。他显得有点憔悴，我想德拉蒙德准是剋了他大半夜。我把那一沓理赔文件给他辨认。 “这是由计算机汇总的各种理赔资料的打印件。” “是由大利公司的计算机打印的吗？” “对。” “什么时候？” “昨天傍晚和晚上。” “是在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你本人亲自监督下整理和打印的吗？” “你可以这么说。” “好。洛夫金先生，现在请你告诉陪审团，1991这一年总计有多少份医疗保单。”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就开始折腾那些打印件。我们耐心地看着他翻过一页又一页。时间在慢慢过去，人们唯一可以听到的，是他焦虑不安地翻动膝盖上那堆文件时发出的哗哗声。 “大量倾销”文件是保险公司和他们的律师爱用的战术。他们喜欢拖到最后一分钟，通常是拖到开庭前一天，才把装得满满的4大箱文件卸在原告律师的门前。只是由于狄龙·基普勒的帮助，我才没有吃这个亏。 他们今天就是想让我尝尝这种滋味。他们以为可以快步跑来，在今天早上交给我70页打印件，尽管其中多数毫无意义，却可以万事大吉。 “这确实难说，”他说，声音低得勉强可以听见。“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就好了。” “你已经有了两个月的时间啦。”基普勒大声说，他的话筒效果极佳。他的语调和音量都令人吃惊。“快回答问题。”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已经开始不安地扭来扭去。 “我要知道3个数字，洛夫金先生，”我说。“保单的数目，购买这些保单的投保人索赔的数目，以及大利公司拒赔的数目。我要的都是1991年的数目，请讲吧。” 他又把文件翻了一阵。“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大约有9万7左右的保单。” “你难道不能看看你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数目吗？” 他显然不能。他装出一副全神贯注阅读资料的样子，只当没有听见我的话。 “而你不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吗？”我奚落他道。 “是！”他答复道。 “那么我请问你，洛夫金先生，根据你了解的情况，这些打印材料中究竟有没有我要的数据？” “有。” “这么说来，你把它找出来不就成了嘛！” “你要是闭一会嘴，我就能找出来。”他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朝我咆哮，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我可是没有接到要我闭嘴的命令哪，洛夫金先生。” 德拉蒙德站了起来，伸出双手为他辩护道：“法官大人，我必须公正地指出，这位证人正在努力找出这些数据。” “德拉蒙德先生，证人有两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他是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他肯定能读懂这些数字。驳回。” “先把打印材料搁一搁，洛夫金先生，”我说。“在一般年份，保单与索赔之比是多少？告诉我们一个百分比就成。” “一般地说，索赔的数目占保单的8—10％。” “那么最终拒赔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大约10％左右，”他说。他虽然突然又有了答案，但他把这些答案告诉我们，却决非心甘情愿。 “一般索赔的金额是多少，赔给也好，拒赔也好。” 他久久地思索着。我想他是准备豁出去了。他只想快点结束，走下证人席，离开孟菲斯。 “每件索赔平均约5000美元。” “有些索赔的金额只有几百美元，对吗？” “对。” “而另外一些则达到几万美元，对吗？” “对。” “所以很难说平均是多少，对吗？” “对。” “那么，你刚才告诉我的这些平均数和百分比，在整个保险业当中都是基本如此呢，还是大利公司一家独有的？” “我不能代表整个保险业讲话。” “这么说你是不知道啰？” “我没有这样说。” “那么你是知道啰？那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的肩膀向下塌了一点。此人恨不得马上能离开法庭。“我得说这些数字在全行业中是相当普遍的。” “谢谢你。”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我在此故意停顿了一会，看了看笔记，接着转身朝戴克挤了挤眼睛，戴克立即悄悄溜出法庭。“最后还有一两个问题，洛夫金先生。你有没有建议杰基·莱曼西支克离开大利公司？” “我没有。” “你对她的表现作何评价？” “一般。” “你知不知道她为何被降职，不再担任高级理赔员。” “据我记忆，这和她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有关。” “她辞职的时候有没有领到解雇费？” “没有。她自动离职的嘛。” “没有任何补偿？” “没有。” “谢谢你。法官大人，我对这位证人没有其他问题了。” 德拉蒙德此刻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现在对洛夫金进行直接诘问，而不提出诱导性的问题；他也可以等到以后再向他发问。现在既然已毫无办法拉洛夫金一把，我想德拉蒙德肯定会让他尽快离去。 “大人，我们准备把洛夫金先生留到以后再问。”德拉蒙德说。一点也不奇怪。陪审团再也不会见到他啦。 “很好，传唤下一个证人，贝勒先生。” 我使出全身力气喊道：“原告传唤杰基·莱曼西支克出庭作证。” 我立刻转身观看昂德霍尔和阿尔迪两人的反应。他们本来正在交头接耳，一听到她的名字，马上像冻僵了一样。他们眼球突出，张着嘴巴，大惊失色。 可怜的洛夫金听到这个消息时，离门口还有一半路。他顿时原地立定，猛地转身用恐惧的目光望着被告律师们，接着便加快步伐逃出法庭。 德拉蒙德从簇拥在身边正乱成一片的伙计们中间站了起来。“法官大人，可以跟你谈谈吗？” 基普勒偏离麦克风，招招手把我们叫到身边。我的对手显得十分愤怒。我知道他是吃了一惊，可他无权光火。他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法官大人，这完全是突然袭击。”他气呼呼地压低嗓门说。不让陪审团听到他的话，或者看到他惊诧的神情，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得意洋洋地问。“在预审命令上，我们已经把她列入潜在证人的名单了。” “我们有权在事先得到通知。你什么时候找到她的？” “没有听说她失踪嘛。” “这个问题问得在理，贝勒先生。”基普勒说，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我皱着眉。我天真烂漫地望着他们俩，仿佛是说：“嗨，我是个新手嘛。咱们下不为例就是了嘛。” “预审命令上有她名字的嘛，”我坚持道。坦白地说，我们三个心里都知道，她肯定要作证。我昨天或许应该告诉庭上她已来到孟菲斯，可是，嘿，这是我第一次出庭辩护嘛。 她跟着戴克走进法庭。昂德霍尔和阿尔迪故意不瞧她一眼，可特伦特与布伦待的那5位仁兄的目光却一直紧紧跟着她。她打扮得整整齐齐。一件宽松的蓝色连衫裙，长可及膝，服服帖帖地罩着她那苗条的身体。她的脸也和昨夜大不相同，好看得多。她宣了誓，在证人椅子上坐下，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望着大利公司的几条汉子，准备作证。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和昂德霍尔或者阿尔迪睡过觉。昨天晚上她曾提到洛夫金和别的一个人，可是我明白我听到的并非全部历史。 我们对一些基本的问题一带而过，然后立即转入有高度杀伤力的关键问题。 “你在大利公司工作了多久？” “6年。”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公司任职？” “10月3日。” “为什么不继续任职？” “我被解雇了。” “是谁把你解雇的？” “这是一个阴谋。埃夫雷特·洛夫金、柯密特·阿尔迪、杰克·昂德霍尔和别的几个人。”她朝那几个罪人点着头，所有人的脖子都拧向大利公司的那几位绅士。 我走近证人，把她辞职信的复印件递给她。“你认识这封信吗？”我问。 “这是我打字并且签名的一封信。”她说。 “这封信说，你将由于个人的原因离开公司。” “这封信全是一派谎言。我是被解雇的。我被解雇是因为我卷进了唐尼·雷·布莱克索赔一案，而且预定在10月5日提供证词。公司把我解雇以后，就可以声称我不再在那里工作啦。” “是谁让你写这封信的呢？” “还是那几个人。这是个阴谋。” “你能不能向我们解释一下？” 她第一次朝陪审员们望去，他们全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说道：“在我预定作证前的那个星期六，我被叫进办公室，见到了杰克·昂德霍尔，就是穿着灰色西装在那边坐着的那个人，公司的专职律师之一。他叫我立刻离开公司，并且说我有两种选择。我可以说这是解雇，两手空空地走人。我也可说这是辞职，并且写一封辞职信，为了让我保持沉默，公司给我1万美元现金。而且他要我当着他的面立即做出决定。” 昨儿晚上谈这件事的时候，她还能不动感情，可此刻在公开的法庭上，情形却大不相同。她咬紧嘴唇，竭力克制，过了好一会儿，才又继续讲了下去。“我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老是有付不完的账单。我别无选择。我突然失去了工作。我只好写了那封信，收下了现钞，签了一份协议，保证永远不与任何人谈论我经办过的索赔案件。” “包括布莱克一案？” “明确包括布莱克案。” “既然你已经拿了那笔钱，签了那份协议，那么你为何又在此作证呢？” “我冷静下来以后，找一位律师谈过。一位非常好的律师。他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签的协议是不合法的。” “你有这份协议的复本吗？” “没有。昂德霍尔先生不准我保留复本。但你可以问他，我相信他有原件。”我慢慢转过身去，瞪着杰克·昂德霍尔，庭上其他人的目光也都一齐朝他射去。这时，他脚上的鞋带突然成了他生命的中心，他低头弯腰忙着对付它们，对她的证词装得听而不闻。 我朝列奥·德拉蒙德望去，在他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被彻底击败的表情。他的委托人当然没有告诉他用现金贿赂和强迫签协议的事。 “你为什么去见律师呢？” “因为我需要听听律师的意见。我被人不公平地解雇了。而且，由于我是女人，在此之前我就受到歧视。我还受到大利公司几位主管的性骚扰。” “对你进行性骚扰的人当中，有我们认识的人吗？” “反对，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这种事谈谈也许有趣，但与本案无关。” “让咱们听听再说，反对暂时驳回。请你回答问题，莱曼西支克小姐。”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埃夫雷特·洛夫金有3年的性关系。只要我唯命是从，他想干什么都让他干，我的工资就会增加，职位就会提升。但是在我厌倦了这种关系并和他断了来往以后，我马上就被降职，从高级理赔审核员降到了一般的理赔员。工资也减少了20％。接着，拉塞尔·克罗基特也打我的主意。他当时是高级理赔监理，后来我被解雇的时候，他也被公司开掉了。他把自己强加于我，威胁我若是不跟他玩玩，他就砸了我的饭碗。假如我做他的情人陪他一段时间，他一定让我晋升。我要么献身，要么滚蛋。” “这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了吗？” “是的，都有家小。他们糟踏理赔部的年轻姑娘是出了名的，我可以说出一大堆名字。而且，拿晋升做交易搞女人的决不只是这两位大亨。” 所有人的眼睛又一次转向昂德霍尔和阿尔迪。 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回到桌边胡乱摸索了一阵。这是我学会不久的在法庭上玩的一种小把戏：遇到有滋有味的精彩证词，留点时间让陪审团回味回味，然后再继续进行。 我朝杰基瞧了瞧，她正用纸巾抹眼泪。她的两只眼睛如今已经通红，陪审团对她满怀同情，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为她刀子见红。 “我们现在谈谈布莱克档案，”我说。“那是指定由你经办的？” “是的。布莱克太太最初的索赔表格是交给我办的。我根据公司当时的政策，写给她一封拒赔的信。”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索赔要求最初都是要予以拒绝的呀，至少在1991年统统如此。” “所有索赔要求都拒绝？” “是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对每一索赔要求起初都予以拒绝，然后再对那些索赔金额很少而又合乎规定的要求进行复审。这些金额有限的索赔，其中有一些我们最后确实是理赔了，可是那些数额很大的，我们从来都不付款，除非投保人请来了律师。” “这是什么时候成为公司的政策的呢？” “1991年1月1日。这是一种试验，也可以说是个诡计。”我朝她点了点头。就这样说下去。“公司规定，在12个月的时间内，对所有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要求一律予以拒绝。即使这种要求再合法，也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只要我们能找到可以与对方争辩的理由，对金额小于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最后也同样加以拒绝。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确实也赔了有限的几件，但那同样也只是在投保人聘请了律师进行威胁之后才赔的。” “这一政策实施了多久。” “12个月。这是为期一年的试验。在此以前，保险业界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这被管理层公认为是一个极妙的主意。拒赔一年，把省下的钱积聚起来，扣除掉对诉讼匆匆和解化掉的钱，剩下的就是一座小小的金山。” “有多少金子呢？” “这个诡计为公司额外净赚4000万美元左右。”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跟这些卑鄙的家伙在床上睡了那么久，什么污七八糟的消息听不到呀！他们无所不谈。谈他们的老婆，谈他们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我在为此自豪，跟他们在一起我一秒钟都没有愉快过。我是个受害者呀。”她的眼睛又红了，声音也有些颤抖。 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在研究我的笔记。“布莱克家的申请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的申请起初和其他所有申请一样遭到了拒绝。但它索赔的数额很大，所以做了不同的记号。在‘急性白血病’这几个字引起了注意以后，我一切都按拉塞尔·克罗基特的意思办。在开头不久后的某一时期，他们意识到保单并未将骨髓移植手术排除在投保范围之外；这时，事情变得非常严重。因为第一，索赔的金额突然有可能会成为天文数字，而这笔钱公司显然不想赔。第二，投保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那么理赔部是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活不长的啰？” “当然。他的医疗记录很清楚嘛。我记得他的医生写的一份报告说过，化疗进行顺利，坦白血病仍会复发，也许不到一年就会复发；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否则白血病最终将结束他的生命。” “你把这份报告给谁看过吗？” “我拿给拉塞尔·克罗基特看了。他又拿给他的上司埃夫雷特·洛夫金看了。是他们那一层的人做出了继续拒赔的决定。” “可你是明白这一申请应该予以同意，给以赔款的，对吗？” “这一点谁都明白，可公司在押宝。” “这一句话的意思你能解释一下吗？” “押的宝就是：投保人不会去找律师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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