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6

我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两手托着后脑，眼睛半开半闭地望着一团烟雾，正在沉思默想的当儿，门突然被人使劲推开，接着布鲁索便冲了进来。“你在干什么？”他高声吼道。　　“学习呀。”我收回手和脚，坐得规规矩矩地说。　　“还以为你只在下午学习呢。”现在是10时30分。他在我办公桌前大步走来走去。　　“嗳，布鲁索。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下周三就要考试。我真是紧张极啦。”　　“那你去医院看书嘛，还可以抓个把案子来。我已经3天没有看到一桩新案子啦！”　　“既要念书，同时又要钓鱼，这可真难办。”　　“戴克不是办到了？”　　“是呀，戴克是个永恒的学者嘛。”　　“刚接到列奥·F．德拉蒙德一个电话。你对此人还有印象吗？”　　“没有。应该有吗？”　　“他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顶呱呱的法庭辩护律师，对各种各样商业诉讼，无一不精无一不能。打败的官司极少。真正的好律师。大事务所。”　　“我对特伦特与布伦特还是有所了解的。”　　“那好。你对他们马上就会了解得更多啦。他们是大利公司的代理。德拉蒙德是首席法律顾问。”　　我猜想，在孟菲斯代表保险公司的律师事务所，至少也有100家，而保险公司则有1000家。为什么我最恨的那家大利保险公司，恰恰会选中我在生活中每天都诅咒的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做代理呢？　　奇怪的是，我相当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我实际上并不惊讶。　　我突然意识到，布鲁索为什么要大步走来走去，为什么讲话如此之快了。他在担心。由于我的缘故，他向一家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件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的诉讼，而代表这家保险公司的律师，已经向他发出威胁。这真有趣。我从来没有想到，布鲁索会怕什么人。　　“他说什么？”　　“问声好，打个招呼而已。他说这个案子已经提交哈维·黑尔。哈维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30年以前在耶鲁念法学院他们俩住同一个寝室。你恐怕还不知道，我可以顺便告诉你，这家伙过去还是个超一流的保险辩护律师。后来得了心脏病，才听了医生的意见改了行，设法坐上了法官的交椅。赔偿金额低于1万美元，这样的裁决既公正又公平，辩护律师的这种观念他是决不会加以动摇的。”　　“很遗憾问了你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对手不仅有列奥·F．德拉蒙德和他那个不容低估的工作班子，还有支持他们的一位法官。你的担子轻不了啦。”　　“我？那么你呢？”　　“噢，我当然不会不管。可是案子是你的，工作还得你来干。对方会把你泡在文书里淹死的。”他走到门口。“记住，他们可是按小时收费的。他们搞的文件越多，收的律师费也越多。”他朝我哈哈笑了两声，随手砰的一声带上门。我不久就要受到大事务所里那些家伙的折磨，这似乎让他很开心。　　我被他抛弃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有100多个律师呢，我突然感到势孤力单。　　戴克和我在特鲁蒂的饭店里喝着一碗汤。正在这里吃中饭的顾客人数不多，而且是清一色的蓝领。饭店里弥漫着油脂、汗水和炸肉的气息。戴克喜欢到这里吃午饭，因为他曾经在这儿搞到了几个案子，主要是现场工伤案。有件案子赔偿了3万美元，他得了25％的三分之一，亦即2500美元。　　这一带有几家酒吧他也常常光顾，他边喝边低声说。他在这些地方不打领带，尽量打扮得像个蓝领，喝杯汽水。工人们在劳动以后到这些地方加点油，他就呆在一边听他们谈天。他喜欢把这些酒吧叫做牧场，他很可能会告诉我这些良好的牧场在什么地方。如何追踪案件，如何拉到客户，戴克随时随地总能拿出一两个好主意。　　而且，是的，他甚至还去过几次皮肉交易俱乐部，当然仅仅是为了去拉几个客户。你只要到处不停地转悠就成，他这样说过不止一次。他喜欢密西西比南部的那些赌场，而且他的看法极富远见：光顾那儿的都是些穷人，赌的只是几个零比钱．不上档次。但那儿可能会有机会。犯罪率会上升。更多的人参加赌博，离婚和破产的案件必然会随之增加。人们一定会需要律师。那儿隐伏着大量的令人痛苦的事，而他发现了这一点。他可真有先见之明。　　他将使我忙得马不停蹄。　　我在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里又吃了一顿美餐。这家餐厅又叫纱布餐厅，我曾亲耳听见几个病人这样称呼它。吃的是塑料碗装的意大利面条色拉。我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看钟。　　10点整，那位穿粉红茄克的老先生走进餐厅，不过这一次却只有他独自一人。他站住脚，东张张西望望，终于看见了我，便迎面向我走来。他铁板着脸，对于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显然不是那么开心。　　“你是贝勒先生吗？”他有礼貌地问。他手上拿着一只信封。在我肯定地点了点头以后，他把信封放在桌子上。“这是赖考太太给你的。”说完，他朝我微微弯了弯腰，转身就走。　　白色的信封上没有写字。我拆开信封，取出一张留有空白的祝愿卡。空白处写着：　　亲爱的鲁迪：　　大夫子今晨让我出院，我现在已回到家中。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请为我们祈祷。你真是个好人。　　卡上有她的签名，还有一个“又及”；“请别打电话，也别写信。那样只会引起麻烦。再次谢谢你。”　　她知道我会在这里忠实地等待她！在过去的24小时中，浸透了情欲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可能会出院。我还以为我们今晚定会在此重聚！　　我漫无目的地沿着没有尽头的走廊向前走去，竭力让自己紊乱的思绪集中起来。我一定要再见到她。她需要我。因为除了我，再也没有谁会给她帮助。　　在一个投币电话处，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克利夫·赖考的号码。我拨通了电话，从耳机里传来一个录好的声音：这个号码的线路已被切断。　　------------------　　20　　星期三上午，我们一早赶到一家旅馆的大厅，接着就被迅速有序地领进一间比足球场还要大的舞厅。我们事先已经报名登记，交过考试费。有人在紧张地低声交谈，但却没有过多的寒暄。大家全都怕得要死。　　在这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200多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孟菲斯州大上个月的毕业生。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敌人。布克坐的地方离我很远，我们事前已商定不要坐一起。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和S．托德的位置，在房间另一头一个角落里。他们上个星期六结的婚。这样过蜜月，真有意思！他相貌英俊，穿着齐整而刻板，身上散发出一种贵族的傲气。我希望这个家伙在这次考试中中枪落马，莎拉也不能过关。　　我觉得这里有一种竞争的气氛，很像刚刚踏进法学院的头几个星期，那时候大伙儿都对别人最初取得的成绩关心得要命。我朝几个熟人点点头，心里却巴不得他们个个都名落孙山，因为他们也正在心里预祝我这次考试完蛋。这就是律师这一行当的天性。　　我们大家在相互隔开一段距离的折叠桌前坐定以后，聆听了10分钟的考试注意事项。接着，考试于准8点正式开始。　　考试的第一部分是《诸州法》，一长串绕人的多项选择题，囊括了对联邦诸州全都适用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我一点儿也拿不准答得是错还是对。上午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逝去，中午我和布克在旅馆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自助餐，对于考试一个字儿也没有提。　　晚上，我和包娣小姐一起在园子里吃了火鸡三明治。9点不到，我就上床休息。　　星期五下午5点，考试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我们全都筋疲力尽，懒得庆祝。他们收了我们的最后一份考卷，告诉我们可以开路。有人提出到某个地方去喝杯冷饮，以纪念过去在一起度过的岁月，于是我们6人到尤古酒家喝了几杯。普林斯今夜不在店中，布鲁索也同样不见踪影。这倒使我松了一口气，我不愿意我的这位老板和我一起在朋友们面前出现。他们会对我们的业务提出一大堆问题的。给我一年时间，我的工作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在法学院念完第一学期时，我们就已经明白，对考试的情况最好不进行任何讨论。考试结束后如果和别人对答案，你会为答错的东西痛苦伤心。　　我们吃着比萨饼，喝了几杯啤酒，大家都很疲倦，谁也没有力气寻衅闹事。在回家的路上，布克说几天考试下来，他像生了一场病。他认为他这次肯定是考砸了。　　我睡了足足12小时。我已经答应包娣小姐，今天一定在园子里干活，假如不下雨的话。而在我最后终于醒来时，房间里已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天气炎热潮湿，是典型的孟菲斯7月的天气。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把眼睛、想象力和记忆力毫不怜惜地连续使用了3天后，干点脏活出点儿汗，我倒是挺乐意。我悄悄溜到门外。20分钟后，我的破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布莱克家的车道上。　　唐尼·雷在前面的门廊上等着我。他穿着牛仔裤，运动鞋，黑色短袜，白色T恤衫。头上带的棒球帽，虽然是普通尺寸，但罩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却显得太大。他拄着一根手杖，但走路时要想不跌跤仍旧需要有人扶。多特和我扶着他走过狭窄的走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我的汽车，让他在前排坐稳。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家门，到外面去逗留几小时，多特对我说，她对此大有如释重负之感。现在她身边就只剩下巴迪和几只猫啦。　　我开着车在市区穿行。唐尼·雷将手杖夹在两腿之间，顶着下巴躬身坐着。他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之后，就很少开口。　　他在3年前19岁时高中毕业，比他的孪生兄弟隆尼毕业晚一年。他没有进过一天大学。有2年时间，他在一家方便店当营业员；后来这家店遭了抢，他也就辞职回了家。他就业的经历很短，从未离家一步，而且根据我目前已经研究过的记录，他赚的钱从未高出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　　隆尼和他却不同。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他目前已是休斯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也没有结婚，而且很少回孟菲斯。兄弟俩感情一直都不那么亲密，据多特说，唐尼·雷成天呆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做航模；而隆尼却骑着自行车在外边逛，还参加过由一帮12岁的男孩子组成的街头团伙。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多特向我保证道。起诉书里有足够的文件可以清楚地证明：隆尼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唐尼·雷做移植手术。　　我们开着我那辆破旧的小车颠簸前行。他直视着前方，压得很低的帽檐儿盖住了前额，只有我跟他讲话时才应答一两声。我把车停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向他解释位于市区这一僻静地带的这座颇为气派的古宅，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看不出这一解释有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我想大概未必。我扶着他绕过覆盖土料堆，走到后院一个有树荫的阴凉地休息。　　包娣小姐知道我要带他来，早就准备好新鲜的柠檬汽水，在焦急地等待。在我作了介绍之后，她立马夺取了主动权。甜饼干？果仁巧克力蛋糕？看书？她把他坐的凳子垫上枕头，一直兴高采烈围着他忙忙碌碌，唧唧喳喳不停。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告诉她，我认识唐尼·雷的父母是在柏树花园，因而她对他觉得分外亲近。他是她那一伙里的一员。　　唐尼·雷坐在阴凉处，受不到阳光的照射，不必担心他那死白的皮肤上会起水泡。一等他坐定以后，包娣小姐立刻宣布劳动开始。她装模作样地走走停停，抓抓头皮，仿佛是在沉思。最后才把目光慢慢落到那堆覆盖土料上。她下了几道对唐尼·雷有利的命令，我立即投入劳动之中。　　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但我心情愉快，毫无痛苦之感。在开头的一小时里，包娣小姐一直在叽叽咕咕地埋怨天气过于潮湿，后来干脆跑到院子四周的花丛里闲逛，那里比较凉爽。我听见她在喋喋不休地和唐尼·雷闲聊，唐尼·雷很少开口，只是在享受着新鲜的空气。我在推车的途中，有一次看见他们在下跳棋，另一次看见她舒舒服服地坐在他身边，向他讲述一本书中的照片。　　有许多次，我曾想问问包娣小姐，是否对帮助唐尼·雷感兴趣。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一定会开张支票给他做移植手术，如果她真有那么多钱。但我始终没有开口。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做移植手术，已经太晚。其次，如果她并没有钱，这会使她感到丢脸。她已经非常怀疑我想染指她的钱了，我怎么能再增加她的猜疑？　　在他确诊患了急性白血病后，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想通过募集捐款，为他筹措治疗经费。多特组织了几个朋友，把唐尼·雷的面部照片，放在北孟菲斯所有咖啡厅和方便店的牛奶纸盒上。没有捐到几个钱，她说。他们又租了当地友爱互助会的一间小房子，开了一个大型派对，甚至还特地请了当地一位乡村音乐播音员前来放唱片。参加派对的人们一边吃着鲶鱼，一边听着蓝草音乐①，热闹倒是挺热闹，可这次活动却赔了28美元。　　①蓝草音乐：美国南部的传统乡村音乐。常用弦乐器演奏。　　他做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化了4000美元。圣彼得医院免了他们三分之二，他们翻箱倒柜，东拼西凑才勉强付清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可是仅仅过了5个月，那白血病又气势汹汹卷土重来。　　我在推车、铲土、汗流浃背地从事体力劳动的整个过程中，脑力劳动也在紧张进行。我憎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尽管这不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但一旦我与延利·布里特之间的战争爆发，我将需要巨大的热情支持自己，来进行这场其正义性我毫不怀疑的艰苦斗争。　　午饭让我吃得又惊又喜。包娣小姐煮了鸡汤。尽管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鸡汤并非我最想吃的东西，但不再吃火鸡三明治，换换口味仍旧值得欢迎。唐尼·雷喝了半碗，便说需要小睡片刻。他想尝尝那张帆布吊床的味道。我们扶着他走过草地，帮他在吊床上躺下。虽然气温在90华氏度以上，他却要我们替他盖上一床毛毯。　　我和包娣小姐坐在树荫下，喝着柠檬汽水。我跟她讲了一点状告大利公司的事。她问了几个与资格考试有关的一般性问题，然后就摇摇晃晃走进屋。　　她回来时，给了我一封由亚特兰大律师寄来的信。我一眼就认出信封上那个事务所的名字。　　“你能解释解释吗？”她站在我面前问，两只手贴在屁股上。　　那位律师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我给他的信的一份复印副本。我在信上说，我代表包娣·伯德桑小姐，应她的要求起草一份新遗嘱，需要与其先夫不动产的有关信息。律师在给她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她，他可否向我提供信息。他似乎态度冷漠，只是按命令办事。　　“白纸黑字，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我说，“我是你的律师，我在搜集信息。”　　“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向亚特兰大打听！”　　“这有什么不对？那里究竟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包娣小姐？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　　“法官把法庭档案封存了嘛，”她耸耸肩说，好像事情到此为止，无须多问。　　“档案里有些什么？”　　“一堆垃圾。”　　“跟你有关的垃圾？”　　“噢，上帝啊，不！”　　“好。那么与谁有关？”　　“托尼家的人。他哥哥富得流油，住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全家都是疯子。他们为他的遗嘱闹得才凶呢，写过4次遗嘱，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可我听说事情结束的时候，几个律师总共捞了600万美元哪！托尼比他哥哥多活了几天，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也有几个子儿落到他的手里，可他自己一无所知，因为他死得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个老婆，那就是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她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究竟继承了多少。“你想谈谈你的遗嘱吗？”我问。　　“不。以后再谈，”她说，一边伸手拿她的劳动手套。“咱们开始干活。”　　几个小时后，我和多特以及唐尼·雷坐在他们厨房外那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感谢上帝，巴迪已经上了床。在包娣小姐家度过了大半天，唐尼·雷已经筋疲力尽。　　这是郊区的周末之夜。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焦炭和烤肉的气味。　　坐着听人讲话，要比坐着对人讲话容易。多特一边不断地抽烟，一边喝着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只是偶尔丢过来一两句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某一个邻居，就是关于这个邻居的某一条狗。隔壁那个退休老人，上周被钢丝锯锯断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她说了至少也有3次。　　我不在乎。我可以坐在这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下去。律师资格考试考得我神经麻木，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要让我高兴，并不需要化多大力气。而当我成功地把法律抛在脑后时，凯莉又总是立即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还没有想出与她联系的保险的办法，但我一定能。只要给我时间。　　------------------　　21　　位于市中心区的谢尔比县司法中心，是一座12层的现代建筑。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司法大楼，里面有许许多多个法庭和供行政官员及办事人员使用的办公室。地区检察官和县司法行政长官也在这儿办公。大楼里甚至还有一个监狱。　　刑庭有10个分庭，10位法官在各自的庭上审理各自的案件。大楼中间的几层，塞满了律师、警察、被告和他们的家属。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律师，这不啻是一个险恶的丛林，但戴克在此却是熟门熟路。他已经打了几个电话。　　他指着4分庭的门对我说，1小时后咱们在那里碰头。我走进那双扇门，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落了座。地上铺着地板，室内的装饰现代化得令人抑郁。前排坐满了律师，数目与蚂蚁差不多。右侧是个候审室，十几个身穿橘黄色囚服的被捕者，正在里面等候法官初次提审。一位公诉人拿着一摞案卷，从他们中间匆匆穿过，走向他手头案子中的被告。　　在前面第二排我看见了克利夫·赖考。他和他的律师挤坐在一起，正在看着一份文书。他的妻子没有在庭上露面。　　法官从后面走了出来，众人随之起立。几件官司迅速处理完毕。保释金有的获准降低，有的则提也未提。就下次开庭的日期，双方取得了一致。律师们在一起交头接耳磋商几分钟，然后朝法官大人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与他一阵耳语。　　传唤克利夫的声音刚落，他便摇摇摆摆走向面对法官的被告席。他的律师手捧案卷坐在他的身边。公诉人对法庭宣布道，由于缺少证据，对克利夫·赖考的指控已被撤回。　　“受害人何在？”法官打断他的话问道。　　“她决定不出庭。”公诉人答。　　“是何原因？”法官问。　　因为她坐在轮椅里，我直想大声这样喊。　　公诉人耸耸肩，仿佛是说：她不知道，而且她也并不太想知道。克利夫的律师也耸了耸肩，仿佛是说：那位年轻的女士居然不来展览展览伤疤，他觉得非常奇怪。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法官瞪着克利夫说。“你为何不与她离婚，难道你想揍死她？”　　“我们正在想法子补救呢，大人。”克利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非常熟练地说。　　“那就快一点！下次再接到这样的指控，我可饶不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大人。”克利夫说，似乎因为再次打扰法官，而感到万分抱歉。有关的文书交到了庭上，法官摇着头在上面签了字，对克利夫的指控便宣告撤消。　　受害人又一次没有出庭陈述。她呆在家中，脚踝断裂，但这不是她没有出庭的根本原因。她没有露面，是因为她不愿再次遭受毒打。她撤回了指控，我不知道她将为此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克利夫和律师拉了拉手，大摇大摆地沿着中间的过道，从我旁边走过，跨出了法庭。他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而决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她孤立无援。　　这个像在装配线上进行流水作业一样的司法系统，有一条令人沮丧的逻辑。在离这个法庭不远的地方，此刻坐着一批身穿橘黄色连衫裤手上带着铐子的强奸犯、杀人犯和毒品贩子。连把这些恶棍一个一个地筛一遍，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法庭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哪里还能指望它关心一个遭受丈夫折磨的妇女的合法权利？　　我上周参加资格考试时，戴克打了几个电话，摸清了赖考夫妇新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们不久前搬进了孟菲斯东南部的一家大公寓。一居室，400美元一个月，克利夫在一家货运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离我们事务所不远，是一个不雇用工会会员的货运终点站。戴克估计克利夫计时工资大概是7美元。他请的律师也是大路货，是这个城市成百万芸芸众生里普通的一员。　　我已经和戴克谈过凯莉的事。他说他认为让他了解实情十分重要。因为，假如有一天克利夫用短枪让我的脑袋开花，他，戴克，就可以出面说明真情实况。　　戴克还劝我忘了她。她算得了什么？一个麻烦的包袱而已。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字条，叫我立刻去见布鲁索。他独自一人坐在那张尺寸过大的公事桌后面，正在接电话。接的是右边的那一部，他左边还放着另一部。他另外还有3部手提电话。一部在车上，一部放在公事包里，还有就是给我用的那部大哥大，他这样就可以随时找到我。　　他示意我坐下。仿佛是在和一个疯子通话，他不停地转动着那两只发红的黑眼睛，一边嘟嘟哝哝地对着话筒向对方做出肯定的反应。几条鲨鱼有的在睡觉，有的躲在石头后面。鱼缸中的水管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水在汩汩地向外流。　　戴克曾经悄悄地告诉过我，布鲁索这个事务所，每年为他赚的钱，大约在30至50万之问。看着他这间凌乱不堪的办公室，戴克的这一估计，我简直难以置信。他手下有4位律师（现在又多了一个我），在到处搜索，连蒙带骗地为他拉来伤害案。光一个戴克，去年就弄来了5个案子，为他轻而易举地赚了15万。他承办大量的贩毒案，在毒品行业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得毒品贩子们的赞许和信任。但是，据戴克说，布鲁索的主要收入却是来自他的投资。他早已在孟菲斯和纳什维尔的脱衣舞行业中插了一脚。至于插足究竟多深多浅，那是无人知晓的，但联邦政府肯定正在不遗余力地想弄个水落石出。脱衣舞行业奉行的是现金交易，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进账。　　布鲁索离过3次婚，我们在特鲁蒂饭馆吃着油腻腻的三明治时，戴克报告说。有3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这当然不足为奇。布鲁索喜欢年轻的脱衣舞女，饮酒总是过量，赌博次数多得惊人，而且，无论他那粗粗的手指为他抓来多少现钞，他永远也不会嫌钞票太多。　　7年以前，他受到联邦指控，因敲诈勒索而被捕，但政府没有胜诉，一年后便撤消了对他的指控。戴克偷偷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对孟菲斯的黑社会进行调查，他为此十分担心，因为布鲁索·斯通和他的至交普林斯·托马斯的大名在调查中反复出现。戴克还说，布鲁索近来表现有点反常，酒喝得更多，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在事务所里拍桌子打板凳，大叫大吼。　　说到电话，戴克确信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事务所的每部电话进行窃听。我的大哥大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他觉得事务所的墙壁里也已经被装了窃听设备。联邦调查局以前就这么干过，他严肃地用权威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而且，在尤吉酒家讲话，也得万分留心！　　昨天下午，戴克告诉我的就是这些让我心境坦然舒舒服服的事。我要能通过资格考试，口袋里有那么点儿钱，我马上拍拍屁股，离开这个好地方。　　布鲁索终于挂断了电话，揉了揉疲倦的眼睛。“把这些看一看。”他把一堆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　　“是些什么？”　　“大利保险公司应战啦！你马上就会尝到大公司的厉害啦。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许许多多律师给你制造许许多多文件。列奥·F．德拉蒙德向大利公司索取的费用，每小时恐怕会高达250美元哪。”　　这是大利公司提出的答辩，请求法院对布莱克案不予受理，辩护状长达63页。这一堆文件中还有法院的一份通知：就大利公司的请求，在哈维·黑尔法官阁下面前进行辩论。　　布鲁索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欢迎你投入战斗。”　　我喉咙哽塞，说不出话。要对大利公司的申请提出反驳，决非轻而易举。“印象很深刻。”我干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把规则仔细谈一谈，再对对方的申请做出抗辩。写好你的答辩书。动作要快。这件事没有那么可怕嘛！”　　“没有吗？”　　“没有，鲁迪，只不过是案头工作而已，你很快就能学会。那些混蛋会提出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要求。人家知道的他们会提，人家不知道的他们也会想出花样来提。而且写的答辩状都是厚厚一大叠。他们还要跑上法庭，要求对他们那可爱的小小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官司是打赢还是打输，他们并不那么关心，只要赚到钱就成。再说，他们这么干还可以使审判推迟。他们手段娴熟，花样百出，反正手续费客户会照付不误。问题只是，他们这么干会把你拖得筋疲力尽。”　　“我已经很累了。”　　“这对你是件苦差，对他们却是美差。德拉蒙德只要打个响指，说一声‘我要法院驳回’，他手下的3个律师就会一头钻进图书馆，两个律师帮办就直奔计算机，从上面调出以前的答辩状。啪！他们三下五除二，立马就搞出一份厚厚的答辩书，而且是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然后德拉蒙德就接过来看几遍，推敲推敲，每小时收费250美元。他或许再找个合伙人把稿子看看。最后他要修改编辑加工了，手下的律师又会钻进图书馆，律师帮办又再打开计算机。这是敲竹杠哪，可大利公司有的是钱，把钞票付给延利·布里特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心疼的。”　　我觉得我的对手像一支强大的军队。左右两部电话同时响起，布鲁索一把抓住附近的一部。“忙去吧，”他对我说。接着又对电话耳机说：“喂。”　　我双手捧着那一堆文书回到办公室，关好门，开始阅读对方的答辩书。答辩书陈述巧妙，打印清晰。我很快就发现，我在起诉书中说过的每一件事，在这里几乎都有富有说服力的反驳。而且语言丰富，阐述清楚，不像一般答辩书那样充满陈词滥调，确实是一篇精彩的杰作。作者恰到好处地大量引用了权威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立场大为加强。在许多页的底部都有花哨的脚注。答辩书开头甚至还有一张目录表，末尾还附有索引和参考书目。　　这份答辩书只有一个不足之处：作者没有准备好一纸命令，让法官签字批准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一切要求。　　读过3遍以后，我理清思路开始做笔记。可能会有一两个漏洞供我捣腾。震惊和恐惧慢慢退去，涌上心头的是我对大利公司及其所作所为的无限厌恶。我把袖管高高卷起。　　列奥·F．德拉蒙德先生也许是一位天生的打官司的奇才，也许有数不尽的仆从任他随意使唤，但我鲁迪·贝勒没有别的事可干。我聪明。我年轻有力。他想跟我打一场笔仗，行！我奉陪。我一定把他拤死！　　戴克以前曾6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在加州考第3次时，他差点儿就要通过了，但最后一算总分少两分，还是以失败结束。他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在田纳西州考的3次，每次的分数都离及格相差一大截。他是否想通过资格考试，我说不准。他为布鲁索拉案子，每年赚4万元，而且不必忍受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这不是说，布鲁索受什么约束），也不必交律师公会会员费，为接受继续教育操心、参加专题讨论会、出庭辩护，或者因没有为公益事务出力而感到内疚。至于开业律师的经常花销，他当然更是不用支付一分一文。　　戴克是一条蚂蟥。只要有一位律师的大名供他使用，有个办公室让他可以在里面干活，他就可以开展他的业务。　　我们坐在特鲁蒂饭店的一个角落里吃着午餐，店里的顾客多是搬运工。戴克讲话的声音极低，我勉勉强强能够听见。有时候，尤其是在医院的候诊室，他的胆量大得可以让你不快；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却又胆小如鼠。此刻，他正在叽叽咕咕地告诉我一件事。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听清，但还是一边说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随时都会有人袭击他。　　“此人过去就在这个事务所干活，名叫大卫·罗依，跟布鲁索非常接近，连钱都在一起数，真是亲热非凡哪。后来罗依出了毛病，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再也不能当律师啦。”戴克用手指抹去了沾在唇上的金枪鱼色拉。“活该！他离开了事务所，走到街对面，开了一家做皮肉交易的夜总会。它失火了，开一家，又烧了。他再开。不久以后，皮肉行业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战。布鲁索很精明，不会卷入漩涡中心，而总是站在它的边缘。你那个朋友普林斯·托马斯也是如此。这场大战打了两三年，时不时会有一具死尸。接着就斗得更凶。由于某种原因，罗依和布鲁索严重不和。去年，联邦调查局盯上了罗依。有谣传说，他就要开口唱歌啦。懂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把头埋得和戴克一样低。谁也不会听见我们的话，但我们弯腰埋头吃饭的姿势，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嗯，昨天，大卫·罗依当着大陪审团的面作了证。他想必是做成了交易啦。”　　说完这句关键性的话，戴克挺直了腰板，垂下了眼睑，就像是说其余的事我应该自己去揣摸了。　　“哦？”我逼问道，仍然弓着腰。　　他皱着眉，警惕地向周围看，然后又把身子弯下来。“他很有可能会告发布鲁索。或许还要告普林斯·托马斯。我甚至还听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消息：有人已经开出价格，要买他的人头呢。”　　“暗杀！”　　“不错。轻点。”　　“谁？”肯定不是我的雇主。　　“你放开胆子猜吧。”　　“决不会是布鲁索。”　　他闭紧嘴巴，扭扭捏捏地朝我笑了笑，没有给我机会欣赏那4颗大板牙。“这也不是头一回啰。”说完就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边慢慢嚼，一边意味深长地朝我点着头。我等他把口中的三明治吞下去。　　“那么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我问。　　“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没有后路。”　　“你也许不得不动一动。”　　“我到这里还没几天呢。”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　　“那你呢？”我问。　　“我或许也得动一动。”　　“其他几个人会怎么样？”　　“别替他们操这份心，因为他们决不会替你操心。我是你唯一的朋友。”　　他这番话我推敲了好几个小时。他了解的情况比他说的要多得多，只要再在一起吃几顿中饭，我就能让他一点不剩全部倒出来。我强烈地感到，他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以便在灾难降临时栖身。我已经见过事务所的其他几位律师——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里奇，但他们都十分内向，无话可谈。他们的门总是锁着。戴克不喜欢他们，他们对他的感觉我也只能依靠猜测。我听戴克说，托克塞和里奇是朋友，可能正在筹划不久另立门户。而尼柯拉斯则是一个酒鬼，处境十分困难。　　布鲁索可能发生的最糟结局，将是受起诉，遭到逮捕，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一过程至少要一年时间。他仍将可以继续工作，经营他的事务所，我想。在他判罪之前，他们是无法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的。　　别紧张，我不断地这样劝慰自己。　　而且，万一我被扔到大街上，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已经发生过，我不是照样站得挺挺的没趴下？　　在我驱车往包娣小姐家的方向驶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公园，里面至少有6支棒球队在灯光下进行比赛。　　我在一家洗车行旁边的公用电话亭停住，拨了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3次，传来她的声音：“喂。”声音在我全身回响。　　“克利夫在吗？”我把声音压低了8度。如果她说一声“在”，我马上挂断电话。　　“不在。你是谁呀？”　　“鲁迪，”我用正常的声音说。我屏住气，等着传来一声咔哒，然后就是嘟嘟的忙音，同时却也等着传来她那温柔的充满渴望的声音。真是见鬼！我弄不清等的究竟是什么。　　她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把电话挂断。“我叫你别打电话的嘛，”过了一会，她说。声音里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沮丧的味道。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不打。我挂念你。”　　“我们不能这样。”　　“不能怎样？”　　“再见。”现在我听到咔哒一声了，接着就是忙音。　　我鼓足了勇气才下定决心拨了这个电话，现在我却希望自己刚才没有打。有些人的胆囊比脑子大。我知道她丈夫是个易于冲动没有脑子的莽汉，但我不知道他会走多远。假如他是一个醋坛子，我敢肯定他是，因为他是个没有用的乡巴佬，才19岁即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姑娘，那么我想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起疑心。但是他会那么极端，监听自己家里的电话吗？　　这真是胡思乱想，但我却因此通宵无法入眠。　　我睡了不到1小时，就被电话声吵醒了。我看了一下数字显示式闹钟，这时已快到凌晨4点。我在黑暗中摸着了电话。　　是戴克从汽车上打来的电话。他极其激动，讲话快得像开机关枪。他正开车前来，离我不到3个街区。出了大事啦，非常紧迫，大灾大难啊！快起来！穿好衣服！他要我在1分钟之内跑到路边恭候他的到来。　　他坐在那辆破面包车里等着我。我一跳上车，他立刻一蹬油门，汽车飞快向前冲去。我匆匆忙忙，连牙也没刷。“我们他妈的要干什么呀？”我问。　　“河上出了大事啦，”他严肃地宣布道，仿佛因此而万分悲痛。其实，他不过是在开始又一天的工作而已。“昨天晚上11点刚过，一条装油的驳船，脱开了拖轮，漂往下游，撞上了一条用桨轮推进的船。这条船上当时碰巧有高中生在开舞会。上面可能有300多个孩子。船沉在莫德岛附近，离岸不远。”　　“太可怕了，戴克！不过，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呀？”　　“去核实核实。布鲁索接到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到了这里。这是一场特大灾难，孟菲斯历史上恐怕还从没有过。”　　“你这么说，倒值得引以为荣啰？”　　“你不懂。这种机会布鲁索是不会错过的！”　　“好。那就让他这条胖猪穿上潜水服，下去捞尸体吧。”　　“很可能是一座金矿哪！”汽车在市区穿行，已接近市区中心。我们谁也不理谁。一辆救护车从后面超了上来，疾驶而去。　　几十辆警车封锁住河滨大道，车灯射出的光柱刺穿了黑夜。停着的消防车救护车像条长龙，首尾相接。一架直升机在下游空中盘旋。三五成群的人们，有的像木头一样站着发呆，有的急急匆匆走来走去吵吵嚷嚷指指点点。岸边，一台起重机已经伸出了长长的支臂。　　我们绕过用黄色胶带拉的警界线，快步走到水边，挤进旁观的人群。事故已经发生了几个小时，紧张的气氛已经大大变淡。人们在等待，三三两两满怀恐怖挤在一起，坐在卵石砌成的河岸上，边哭边望着潜水员和空降救护人员搜寻尸体。牧师们跪在地上，在为那些失去儿女的不幸家庭祈祷。几十个吓呆了的高中生，有的穿着湿透了的小礼服，有的穿着撕破了的舞衣，手拉着手坐在一起，眼珠子动也不动地盯着水面。沉在水中的那条船，有一侧在水面露出了几英尺高的残骸，此刻成了穿着深色衣服带着潜水装置的救护人员工作的基地。其他救护人员则在用绳索连在一起的3条打捞浮船上忙碌。　　一场例行公事正在这儿举行，但其意义却要化点时间才能领会。一位警官从浮码头的跳板上缓缓走来，跨上卵石河岸。情绪压抑的人群，顿时屏住呼吸，像死一般沉寂。他走到一辆巡逻车的前面，几个记者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多数人仍旧坐着未动，抓着裹在身上的毯子的角落，低头狂热祈祷。他们是落水者的父母、亲属和朋友。警官说：“我很遗憾。我们已经确认了梅兰尼·多宾斯的尸体。”　　他的话穿过沉寂的人群，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那个姑娘的亲人们的喘息和呻吟的声音。他们紧紧抱成一团，身子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朋友们在他们身边跪下，伸出双手把他们拥住。接着，响起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旁边的人都转身望着他们，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听到自己的坏消息，但现在坏消息至少已经推迟。他们仍旧有一线希望。我以后将会听到，有23个孩子由于被吸入了气穴，而幸免于难。　　那位警官又转身回到浮码头上，在那里，人们正从水中捞出另一具尸体。　　不久以后，又慢慢开始了另一件例行公事。这一次不像前一次那样悲悲戚戚，但却令人无比恶心。几个脸色严峻的男人，不声不响地、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溜到正悲痛欲绝的这家人身边。他们双手捧着小小的白色名片，企图送给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他们在黑暗中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一边怒视着身旁的同行。为了把这个案子抓到手，他们相互动枪动刀也在所不惜。他们只想得到那个三分之一。　　在我弄明白面前正在发生的事以前，戴克早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用头指指靠近那家人的一个地方向我示意，但我决不愿移动半步。他侧着身子不声不响地钻进人丛，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去开采他的金矿。　　我转身背对着河；不久，我已在孟菲斯中心区的大街上奔跑。　　------------------　　22　　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用挂号邮件把考试结果通知参加考试的人。在法学院，常常可以听人谈到，有些新手不分朝夕地等候，待到看到结果，却瘫倒在邮箱边。也有人会发了疯似的满街奔跑，一边像个白痴似的挥舞着带来好消息的那封信。这样的故事多的是，当时听了觉得好笑，现在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　　30天已经过去了，我日盼夜盼的那封信依然无踪无影。我用的是家庭地址，因为我决不想让布鲁索事务所的任何人有拆阅它的可能。　　第31天是个星期六。这一天我可以一直睡到9点钟，我的工头才会用一把粉刷来敲我的门。我房间下面的汽车房突然要粉刷，尽管我看挺好，她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她花言巧语诱我下床，说什么她已为我煎好了咸肉鸡蛋，很快就会冷掉，所以快起来吧，亲爱的鲁迪！　　工作进行得顺顺当当。粉刷这玩意儿立竿见影，其结果令人颇为开心，因为我能看到进展。高空的云层挡住了阳光，我干得从容不迫，不快也不算太慢。　　下午6时，她宣布收工的时间已到，我已经干得够多，她有一条有关晚餐的绝妙消息——她要为我们俩做一个蔬菜比萨饼！　　昨天晚上我在尤吉酒家打工，一直干到今天凌晨1点，现在自然不想再去，因而在这个周六之夜，我无所事事。更糟的是，我也不想做什么事。和一位80岁的老太太共享一个蔬菜比萨，这居然会有吸引力，实在令人悲哀。　　我冲了个澡，穿上卡其裤和运动鞋。我走进屋子时，闻到一股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古怪气味。包娣小姐正马不停蹄地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呢。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比萨饼，她对我说，仿佛我听了这句话，应该格外高兴似的。　　比萨饼味道还不错。绿皮西葫芦和黄辣椒尽管有点容易碎，但她用羊奶酪和蘑菇把它们牢牢地嵌在比萨饼上，而且我已是饥肠辘辘了。我们边吃边看了一部卡利·格兰特和奥黛莉·赫本演对手戏的电影。大半时间她都在哭泣。　　第二部片子是《波各特与巴卡尔》，这时我的肌肉开始酸疼。我很困。可坐在沙发边上的包娣小姐，却凝神静气，不漏过这部她已看了50年的电影的任何一句台词。　　突然，她跳了起来。“我忘了一件事啦！”她边叫边向厨房跑去。接着我就听见她翻动纸张的声音。她手上拿了一张纸，跑了回来，像演戏似的站在我面前，宣布道：“鲁迪！你通过资格考试啦！”　　她手里举着一张薄薄的白纸，我扑过去一把夺了过来。这是田纳西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的来信，收信人当然是鄙人，在这张纸的中央用粗体打着几个庄严雄伟的大字：“祝贺你。你已通过资格考试。”　　我飞快转过身来望着包娣小姐。在这刹那之间，我真想为她如此粗暴地侵犯了我的隐私而刷她一个嘴巴。她早就应该告诉我，而且她无任何权利拆开这封信。可是，她的每一颗又灰又黄的牙齿都已露了出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双手捧着脸。她几乎是和我一样激动一样高兴啊！我的愤怒立刻变成了洋洋得意。　　“什么时候收到的？”我问。　　“今天，你刷墙的时候。邮差敲了我的门，要找你，我说你正忙着呢，我就替你签了字。”　　签字是一回事。拆信是另一回事。　　“你不该拆嘛，”我说，但已经不生气。在这样的时刻，是无法生气的。　　“我很抱歉。我还以为你希望我拆呢。这不是令人非常激动吗？”　　的确是。我轻飘飘地走进厨房，咧着嘴巴像个疯疯傻傻的白痴，深深地呼吸着无忧无虑的空气。一切都妙极了。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咱们来庆祝庆祝。”她调皮地微笑着说。　　“什么都行，”我说。我想跑到后院，对着星星大叫大喊。　　她把手伸进一只柜子，摸索了一会，露出了微笑，慢慢地取出一只式样古怪的瓶子。“这是我为特别的场合专门留着的。”　　“什么酒？”我接过瓶子问。在尤吉酒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酒。　　“甜瓜白兰地。劲儿大着呢。”她咯咯一笑。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什么酒都愿意喝。她找了两只式样差不多的咖啡杯——这座房子里从来不喝酒——倒了半杯酒。酒很粘也很甜。它的味道使我想起了牙科医生的诊所。　　我们为我交上了好运祝酒，碰了碰田纳西银行咖啡杯，每人都抿了一小口。这种甜瓜白兰地喝在嘴里味道就像儿童咳嗽糖浆，可是一到喉咙口，火辣辣的却像货真价实的伏特加。她咂了咂嘴。“我们还是坐下吧。”她建议道。　　才喝了几口，包娣小姐已经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我减轻了电影的声音，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是一种烈性酒，但在最初火辣辣的感觉过去之后，喝在嘴里感觉倒还可以。我在后院里坐在月光下一口一口慢慢地饮着。我满面笑容，仰视夜空，感谢上苍给我带来这一美好的消息。　　一直到太阳升起很久之后，这种甜瓜白兰地的后劲才在我身上完全消失。我洗了淋浴，走出房间，轻轻溜进汽车，倒出车道，上了大街。　　我把车开到一家雅皮士咖啡吧。这里供应混合饮料和硬面包圈。我买了一份厚厚的星期天专刊，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开始浏览。有几条消息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作为系列报导的第四篇，头版上几乎全是有关桨轮推进游船失事的文章。41位高中生遇难。律师们已开始起诉。　　引起我注意的第二篇，是本市新闻栏连载的系列调查报告最新的一篇，讲的是警察的腐败情况，特别是脱衣舞行业与警方的密切关系。布鲁索作为当地脱衣舞行业台柱威利·麦克斯旺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出现了好几次。布鲁索作为酒店老板及前联邦调耷局刑事被告本尼·托马斯——又名普林斯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又出现了一次。布鲁索作为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追踪的目标，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再次出现。　　我感到火车正迎面扑来。联邦大陪审团一个月来每天都在开会。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戴克紧张不安的程度有增无减。　　第三篇文章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商业新闻栏最后一页上有一篇短小的新闻，标题是“161人通过资格考试”。这是由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发布的3句话新闻，接着就是用极小的印刷字体印出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这些通过者的名单。　　我连忙把报纸捧到眼前，激动万分地找寻自己的大名。啊，在这儿！这是真的！办事员们没有弄错，我已经通过了资格考试！我把名单迅速扫了一遍，其中的许多人我已经认识3年了。　　我搜寻布克·凯恩，但这儿却没有他的姓名。我又找了一遍、两遍、三遍，我的肩膀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把报纸放在桌上，高声朗读着一个又一个姓名。但是，仍然没有布克·凯恩。　　昨天夜里，在包娣小姐恢复了记忆，把那封妙不可言的信交给我以后，我差点儿给他打电话，但我硬是憋住没有打。我既然已经通过了考试，我便决定等布克给我打来电话。我想，他要是几天都不来电话，那么他一定是失败了。　　现在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仿佛可以看见，他此刻正在帮着查莲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准备去教堂，尽力装出一副笑脸，设法让他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下一次他一定会成功地通过考试。　　但是我知道，他是心力交瘁了。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正为这一失败而愤恨自己。他在为马尔文·香克尔会就此做出的反应而忧心忡忡，他害怕明天踏进事务所的大门。　　布克是个有强烈自豪感的人，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取得任何想要取得的成就。我很想驱车前去，分担他的悲伤，但这无济于事。　　他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他会装出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向我表示下次会好好干的。　　我又把名单读了一遍。我突然发现莎拉·普兰克莫尔不在其中。也没有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S．托德·威尔柯克斯先生虽然通过了考试，但他新婚的太太却遭到了失败。　　我放声哈哈大笑。这样笑是卑鄙的，小家子气的，可鄙的，孩子气的，报复性的，甚至可憎的，可我就是忍不住不笑。她有意让自己怀上孕，以便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以肯定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在过去3个月中，她不务正业，忙着筹办婚礼，为婴儿采购花花绿绿的东西。一定是放松了复习。　　哈，哈，哈。毕竟是我笑到了最后。　　撞伤丹·范·兰德尔的那个酒鬼，投保的责任保险金额上限为10万美元。戴克已经使酒鬼的承保人相信，范·兰德尔的索赔金额大于这一数目；由于他说得有理有据，承保单位也已经勉强同意可以稍有突破。布鲁索只是在最后一分钟出了面，说了几句要向法院起诉等等威胁性的话。80％的工作是由戴克一手完成的，我最多也不过干了15％。其余的5％我们尽管没有明言，但理所当然地划到布鲁索的功劳簿上。但根据布鲁索事务所分配酬金的规定，不管是戴克还是我，都别想得到一分一文。这是因为布鲁索对律师手续费的产出有明确的定义。范·兰德尔是他接来的案子，因为是他第一个听到这件事的。去医院找他签合同的虽然是我和戴克，但我们是布鲁索的雇员，这是我们的本分。假如是我们最先听说了这个案子，又是我们去签下了委托书，那我们才有资格在律师费中分得一份。　　布鲁索把戴克和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随手关上门。他祝贺我通过了资格考试，他本人当年也是一举过关。他的这几句话，我以为肯定会使戴克感到无地自容，可戴克却显得无动于衷，照样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舔着那几颗大板牙，脑袋像往常一样歪在一边。布鲁索讲了几句范·兰德尔一案了结的情况，今天上午他收到了那张10万美元的支票，范·兰德尔夫妇将于午后前来领取他们的那一份。他觉得我们，或许，应该从这笔买卖中略有所获。　　戴克和我紧张不安地相互看了看。　　布鲁索说，他今年的收入已经蛮不错啦，赚的钱比去年一年还要多，而他希望他的手下人全都能高高兴兴。再说，这件案子解决得又那么快，他本人在上面化的时间还不足6小时。　　戴克和我都不清楚，这6个小时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因此，出于他的一番美意，他想给我们一点儿酬劳。他的三分之一，共计33000美元，但他不想独吞，他要与我们共享。“我要把我得到的总数的三分之一分给你们二位，由你们两个平分。”　　戴克和我默默地做了这道算术题。33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11000；11000的一半则是5500美元。　　我尽量不动声色地说：“谢谢你，布鲁索。你真慷慨。”　　“别客气啦，”他说，那神情仿佛他是天生的乐善好施。“就算是你考试过了关，我送你的一点小礼物吧。”　　“谢谢。”　　“对对，谢谢，”戴克说。我们都有受宠若惊之感，但同时心里也都在想着布鲁索化了6小时就捞到22000美元这件事。这差不多是每小时3500美元哪！　　但我本来就没有想捞一个子儿，因而一时倒有了暴富之感。　　“干得不错，伙计们。以后要想法子，多搞几个委托合同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我在计算刚得到的这笔财富，在心里筹划如何开销。毫无疑问，戴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明儿的事准备好了吗？”布鲁索问我。明晨9时，我们要当着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面，与对方辩论他们要求撤消对大利公司起诉的申请。关于这一申请，布鲁索已和法官谈过一次，谈得很不愉快，所以我们并不急于要去参加这一听证会。　　“准备好了，”我回答说，但心里却很不安。我准备了一份30页的反驳书，发出以后，德拉蒙德对反驳书提出了反驳。布鲁索给黑尔法官打电话表示反对，两人在电话上差点谈崩。　　“我或许要让你去做部分答辩。你要准备充分点儿，”布鲁索说。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的不安变成了恐惧。　　“干活去吧，”他又加了一句。“要是对方提出一个不予受理的申请，就能把我们击败，那就太去人啦。”　　“这件案子我也在帮一手呢。”戴克帮我一把地说。　　“好。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上。对方出庭的人数肯定会有20多个。”　　突然富裕往往会触发人的享受欲。戴克和我决定不像平时那样，中饭在特鲁蒂饭馆只吃一个三明治加一碗汤。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牛排店，一人要了一份上等肋排。　　“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分过钱。”戴克说着，不停地在座位上扭动。我们坐在灯光昏暗的餐室后面一个火车座中，谁也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他却仍旧是那么紧张。“要出事了，鲁迪，这我完全可以肯定。托克塞和里奇就要开路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对布鲁索盯得很紧。他这是在散财呀！我很不安，非常不安。”　　“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有什么好不安的？联邦调查局又不会抓我们。”　　“我不是担心被他们抓起来。我担心的是我们的饭碗。”　　“我不明白。就是布鲁索受到指控，被关了起来，警察一转身，他就可以保释，大摇大摆地出来啦。事务所还可以照样营业嘛。”　　我这番话说得他差点儿跳了起来。“听着！要是他们带着搜查证和钢锯来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这么干的，真的。对于敲诈勒索案，他们以前就这么干过的。联邦调查局的那些家伙，喜欢扫荡法律事务所，抢走档案，抢走计算机。他们才不会关心你和我呢。”　　老实说，这种情况我可是没有想过。我猜想我这时的表情大概有点惊慌。“他们当然可以让他关门打烊，”他非常急切地继续说。“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干这种事。他城门失火，你和我这样的池鱼遭殃。到时候，谁都不会，绝对不会伸出一根指头来帮你我的忙。”　　“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咱们开溜！”　　我本想问问他这句话的含义，但转念一想，他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现在戴克已成了我的朋友，但他想把我们的关系再向前推进一步。我已通过了资格考试，所以就能为他提供一把保护伞。戴克想与我合伙！我还没有来得及张口，他已向我发动了攻击。“你有多少钱？”他问。　　“嗯，5500美元。”　　“我也有这么多。加在一起就是11000。假如每人出2000，那就是4000。一个月500，可以租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电话和其他设备再化500。我们可以弄几件家具，普普通通的就成。我们小本经营，先干它6个月再说。我负责接案子，你去出庭露面。弄到的钱对半分。开销的费用，赚到的钞票，工作和时间，一切都是一人一半。”　　我很紧张，但脑子也在飞快地转。“秘书怎么一人一半呢？”　　“根本不需要什么秘书，”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件事他已做过深思熟虑了。“至少开头不需要。电话你我都会接，还可以装一个录音电话。我会打字，你会打字，这不就成啦！等赚到一点儿钱，再找个姑娘也不迟。”　　“经常周转费大概要多少？”　　“不到2000。房租呀，电话呀，设备呀，纸张呀，再加上100样小东西，也化不了2000美元。而且我们还可以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化得少，放进袋子里的就多。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嘛。”他边喝着冰茶边仔细地观察着我。过了一会，他又俯过身子说：“喂，鲁迪，按照我的看法，我们刚才是白白丢掉了22000美元啦。我们本应该得到全部手续费的嘛，22000够我们一年的开支啦。咱们自己干，弄到的钱就全是咱们自己的啦！”　　律师这一行的职业道德，不允许律师与非律师建立合伙人关系。我刚想提出这个问题，但立刻便意识到毫无意义。戴克会举出一打理由来打消我的顾虑的。　　“房租听起来倒蛮便宜。”我这样说，一方面是没话找话，一方面也是想看看他究竟已做了多少调查研究。　　他眯起眼睛，咧嘴一笑，露出了那几颗大门牙。“我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啦。一座老房子，在麦迪逊一家古董店楼上。4个房间，一个洗手间。就在从市监狱到圣彼得医院那条路的当中。”　　地点理想至极！是所有律师都梦想得到的地方。“那里的犯罪率很高呀。”我说。　　“你为什么觉得房租便宜？”　　“房子的状况怎么样？”　　“还可以。得粉刷一下。”　　“我是个很不错的漆匠呢。”　　我们点的色拉来了，我把莴苣大块大块地塞进嘴巴。戴克吃得很少。此刻他的心像一匹在原野上狂奔的马，再好的食物也难以下咽。　　“我必须动一动，鲁迪。有些事我知道，却不能告诉你。所以，我说布鲁索要跌大跟头的时候，你一定得相信我，他的气数尽啦。”他停了一下，拿了一颗核桃。“你要是不愿和我一起干，那么今天下午我就去找尼柯拉斯。”　　尼柯拉斯是托克塞和雷奇离开之后留在事务所的唯一一个律师，我知道戴克并不喜欢他。我对戴克所谈的布鲁索的情况是否真实，也有很大的怀疑。一个星期只要看两次报纸，就可以看出布鲁索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在过去几年中，戴克一直是他最忠实的雇员，而今他却准备从他身边跑开，这真使我又惊又惧。　　我们慢腾腾地吃着，两人都一声不吭，各自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4个月以前，要是让我和戴克这样的人一起从事律师业务，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甚至连这样的想法本身，也会是极其可笑的。然而现在，我却无法找到足够的借口拒绝他与自己合伙。　　“你是不愿意我做你的合伙人吧？”他可怜巴巴地说。　　“我正在考虑呢，戴克。给我一点儿时间好吗？你这个主意太突然了，我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呢。”　　“我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你究竟了解多少？”　　“足以使我自己信服。你别再多问了。”　　“等几个小时，我明天给你答复。”　　“这很公平。我们明天都要去法院，我们早一点儿，在特鲁蒂饭店。我们可以在你办公室里谈。你今天晚上好好想想，明儿早上告诉我。”　　“成交啦。”　　“你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档案？”　　我想了一下。有关布莱克案的一卷很厚的档案；包娣小姐的一份比较薄；还有布鲁索上周塞给我的一件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3宗。”　　“把它们统统从办公室取出来，带回家去。”　　“现在？”　　“现在。今天下午。想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就赶快拿。但千万别让人发现，懂吗？”　　“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们？”　　他身体扭了一下，眼睛东张西望一番，接着微微地朝我点了点头，眼珠在变了形的镜片后面转个不停。　　“谁？”　　“联邦调查局特工，我想。事务所已经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　　------------------　　23　　布鲁索说，他可能会让我在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担当部分的答辩任务。他说这话的时候十分漫不经心，好像一个角色在台上短短的旁白，但我却因此而大半夜无法入眠。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聪明的导师惯用的那种虚张声势，但跟与戴克合伙相比，这件事更使我担心。　　我到达特鲁蒂饭店时，天还未亮。我是那儿的第一个顾客。咖啡正在煮，糖纳子还很热。我们聊了几句，但她有事要忙。　　我也有事要忙。我没有读报，就忙不迭地低下头来看我的笔记。我不时抬起头来，透过窗玻璃望着空空的停车场。我睁大眼睛，以便能发现坐在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的特工人员，像电影上一样正吸着不带滤嘴的香烟，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有时候，戴克绝对可以信赖；有时候，他却又像他的外貌一样古怪。　　他来得也很早。他在7时过几分买了咖啡，溜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店里的顾客已经半满。　　“喂？”他说出了第一个词。　　“咱们试1年，”我说。我已决定和他签一个协议，有效期仅为1年。而且协议上还得有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如不满意，可以从通知对方之日起，30天后终止协议。　　他那几颗发亮的大板牙，立即龇了出来：他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他隔着桌子伸出右手让我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时刻。但愿我能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我还决定勒紧他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我们定能赚到足够的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我将鼓励戴克努力学习争取通过资格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切，当然，得一步一步进行。　　而且，我也不会过于天真。指望戴克会远离医院，会和指望一个酒鬼远离酒吧一样困难，但我至少要尽力而为。　　“你把档案弄出来啦？”他低声问，眼睛望着门口，这时正有两个卡车司机跨进门。　　“是的。你呢？”　　“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把东西悄悄地向外移。”　　我不想再听这一类话，便把话题转到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可戴克却又把它拉了回来，继续谈论我们新的冒险计划。我们于8点钟步行会事务所。戴克对停车场上的每辆车都要瞟一眼，仿佛它们里面全都塞满了枪手。　　8点15分，布鲁索还没有来事务所。戴克和我就德拉蒙德答辩书中的论点谈了谈。这里的墙洞和电话都被人装了窃听器，除了法律，我们什么都不敢谈。　　8点半，还是不见布鲁索的踪影。他昨天还特别说过，8点钟要来把案卷过一遍呢。黑尔法官的法庭在市中心区谢尔比县法院，从这儿去汽车要开20分钟，何况路上会不会塞车谁也说不准。戴克犹犹豫豫地拨通了布鲁索公寓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女秘书德鲁说，她8点钟就在等他了。她打了他车上的移动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或许会直接去法院，在那儿等我们，她说。　　我和戴克把案卷塞进公文包，于9点差一刻离开了事务所。他说他知道一条捷径，所以由他开车，我则在一旁浑身冒汗。我的手又潮又湿，喉咙发干。今天这个听证会，要是布鲁索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事实上，我将恨他一辈子。　　“放松点，”戴克说。他伛偻着身子，操纵着方向盘，弯弯曲曲地绕过一辆辆汽车，穿过红灯。连他都能看出我是多么紧张多么害怕了！“我肯定布鲁索会来的。”他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口气却没有丝毫信心。“而且即使他万一不来，你也会干得很漂亮，不就是辩论一个申请嘛，陪审团又不到场。”　　“你闭上嘴，只管开你的车，戴克。当心，别把我们两个的小命报销掉。”　　“火气不小，火气不小哇。”　　我们已经到了车水马龙的中心地带。我看看表，吓了一跳。已经9点啦，真的。戴克从两个行人身边擦过，把车拐进一个小小的停车场。“看见那边那扇门吗？”他用手指着法院的一角说。谢尔比县法院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　　“看见了。”　　“进门以后上一段楼梯，右手第三个门就是法院。”　　“你认为布鲁索会在那儿？”我问，声音相当微弱。　　“肯定在，”他说，言不由衷。他猛踩刹车，将车停在路边。我跳出汽车拔腿就奔。“我停好车马上就来，”他在我身后喊道。我跃上一段水泥台阶，冲进门，又奔上另一段台阶，眼睛一眨，人已经站在法院大厅之中。　　谢尔比县法院大楼尽管修建已经很久，但由于精心维护，庄严宏伟，气势如初。清一式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红木的双扇门擦得锃亮。宽阔的走廊幽暗寂静，两侧放着木头长凳，墙上挂着成就卓著的法学家们的照片。　　我放慢脚步，走到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法庭前。门旁的一块铜板上写着：巡回法院第8庭。　　法庭外面不见布鲁索的踪影。我推开门朝里面瞧，立马明白：我瞧不着他那又高又大又肥又胖的身体。他不在里面。　　但法庭里并非空无一人。我的目光顺着铺了红地毯的过道，越过一排排擦得锃亮铺着坐垫的座椅，穿过低矮的弹簧门，我看见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我。在一张又高又大的紫红色皮椅上，高高在上地坐着一个身穿黑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正满面怒容地望着门口。我想这准是哈维·黑尔法官。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在无声地宣告时间已是9时12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的指头在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在我的左侧，在将听众席与审判席、陪审团席和律师席隔开的栏杆外面，我看见坐着一群人，正眼巴巴地恭候我的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外表和服装全都一模一样：短头发，黑西装，白衬衫，条子领带，铁板面孔，外加无耻的冷笑。　　室内鸦雀无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擅自闯入了一个禁区。连法庭书记官和法警，似乎都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脚步沉重，膝盖发软，怀着低到零度的自信心，推门走进法庭。我喉咙发烧，语言干巴无力。“对不起，先生，我是来出席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的。”　　法官的表情依然如故，手指头在桌面上照敲不误。“你是谁？”　　“呃，我叫鲁迪·贝勒。我在布鲁索·斯通事务所工作。”　　“斯通先生在哪里？”他问。　　“我不太清楚。他本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在我左边的律师堆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但我无暇理睬。黑尔法官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挺了挺，失望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会不觉得奇怪呢？”他对着话筒说。　　由于我和戴克准备自立门户，我决心在离开布鲁索事务所时，把布莱克一案随身带走。这是我的案子！谁都别想从我手上抢走。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我，而非布鲁索。黑尔法官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尽管我此刻胆战心惊，但我立即拿定主意，现在不亮出我的底牌，更待何时。　　“我想，你大概想建议把听证会推迟吧。”他说。　　“不，大人。我已做好准备，就对方的申请进行辩论。”我竭尽全力，把每一个词都说得落地有声，同时走上律师席，把案卷放在我右侧的桌子上。　　“你是律师？”他问。　　“嗯，我刚通过资格考试。”　　“但是，你还没有领到律师执照呢！”　　我不知道怎么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过于自豪，才造成了这样的疏忽。而且，今天本来是由布鲁索唱主角，我只不过间或敲敲边鼓。“没有，大人，我下周宣誓。”　　敌方阵营中的一员，此时大声清了清嗓门，想以此引起法官的注意。我转过头，看见一位身着海蓝色西装器宇轩昂的绅士，正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慢腾腾地站起来。“我请求法庭，”他说。说得那么轻松自如，好像已经说过100万遍。“列入记录。我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列奥·F．德拉蒙德，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他一脸的严肃，仰着头朝他终身的朋友兼耶鲁同窗这么说。负责记录的法庭书记官，已经在重新忙乎她的指甲锉。　　“我们反对这个年轻人出席听证会。”他手臂一挥，直指着我。语速缓慢，口气严肃，他已经引起了我的仇恨。“嘿，他甚至连律师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手呢。”　　我恨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说话腔调，恨他这种愚蠢的吹毛求疵。这仅仅是就他们的申请进行辩论，又不是正式审理案件！　　“大人，我下周就可以领到执照啦。”我说。愤怒使我的声音变得有力。　　“那也不行，大人。”德拉蒙德摊开双手说，好像我的说法就那么可笑似的。真是狂妄至极！　　“我已经通过资格考试啦，大人！”　　“多了不起！”德拉蒙德厉声朝我斥道。　　我圆睁双眼，直视着他。他站在他那一伙人中间，3个同伙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摊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还有1个坐在他们身后。5个大人全都在朝我怒目而视，无一例外。　　“这确实了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不信，就去问问谢尔·波依金。”我说。德拉蒙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紧张的神色，现出了明显的畏缩的神情。事实上，被告5人律师团人人脸上都有畏缩的表情。　　我确实是在奚落他们，而且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道理。谢尔·波依金是我的同窗，是我们班上光荣地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录用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同窗3年中，我们相互鄙视，但上个月一起参加了资格考试。他的名字没有在上周六的报纸上出现。我可以肯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事务所，现在一定在为新招聘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居然在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羞愧。　　德拉蒙德怒气冲冲，而我却笑脸相迎。在我们这样站着对视的这短短几秒钟里，我上了意义无比巨大的一课：他也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也许是个传奇式的出庭辩护律师，在他的腰带上刻着纪念胜利的许多个V宇形凹痕，但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他不敢跨到过道这边来抽我耳光，因为我将用鞭子抽他的屁股加以还击。他无法伤害我。他那小小的一帮仆从也无法伤害我。　　法庭过道我这一边和他那一边一样高低。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一样大小。　　“坐下！”法官大人对着麦克风低声怒吼。“你们两个都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上面坐下。“有一个问题，贝勒先生。谁将代表你们事务所，承办这一案件？”　　“我，法官大人。”　　“斯通先生他人呢？”　　“我说不准。不过这是我的案子，这些当事人是我的委托人。斯通先生是代表我起诉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很好。我们继续进行。列入记录。”他说，眼睛朝书记官瞧了瞧，书记官早已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这是被告方提出的撤消案件申请，所以德拉蒙德先生首先发言。我将给每一方15分钟时间进行辩论，然后本人将对此做周密的考虑。我不希望在这儿呆一个上午。大家都同意吗？”　　人人都点头。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与游乐射击场上摇摇摆摆的木头鸭子十分相似，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无人抢先无人拖后。列奥·德拉蒙德走到法庭中央一个活动讲台前，开始为他的申请进行辩护。他讲话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没讲几分钟，就令人感到厌烦。他把那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的主要观点，又不厌其烦地概述了一遍。其主旨是：起诉大利保险公司是不适当的，因为骨髓移植并不包括在承保范围之列。此外，唐尼·雷·布莱克已经成年，不再是布莱克家的一员，是否应属于承保范围，这也是问题。　　坦率地说，我对此人的表演颇感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目睹这位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耍出点儿耀眼夺目的把戏呢。在昨天之前，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盼着这一场前哨战。我想看看教养有素的律师德拉蒙德如何与吵吵嚷嚷的布鲁索争斗。　　可是现在，要不是心里紧张，我听着听着准会打起瞌睡。他一口气不停地讲了15分钟。黑尔法官垂着头在看一篇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份杂志。20分钟啦，他还在啰嗦。戴克对我说过，他听说德拉蒙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小时收费为250美元，出庭时则为350。这个价格比纽约和华盛顿低得多，但在孟菲斯却已是高不可攀了。他是有充分的理由，讲话慢慢腾腾翻来覆去的。收取这样高的费用，把问题讲透讲全事无巨细毫不遗漏，甚至讲得单调无味，也是很合算的嘛。　　他手下3位律师在拍纸簿上不停地龙飞凤舞，显然是在拼命记下他们的头儿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先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便是起草答辩书，然后是把答辩书反复改几次，然后又答复我的答辩书，然后便是现在了，他们正在记录德拉蒙德的辩护词，而辩护词却又是直接摘自他们起草的答辩书！但他们这样干有利可图。据戴克估计，延利·布里特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他精彩的辩护，迅速表示由衷的赞美。全是一些马屁精！难怪他会这样目中无人，得意忘形。　　我把拍纸簿放在讲台上，眼睛望着黑尔法官。此刻，他对我将要说的话，显得特别感兴趣。无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会凝神倾听。我虽然怕得要死，但既然已成了过河小卒，我只有拼命向前。　　这件官司其实很简单。大利公司的拒绝，剥夺了我的委托人可能会保住性命的唯一医疗措施。公司的做法将把唐尼·雷·布莱克置于死地。我们是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一想到他那憔悴的面孔和瘦弱的身体，我全身就充满力量。他的形象使我愤怒难平。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鸡毛蒜皮来转移法官和未来陪审团的视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这样干会拿到大把的钞票。德拉蒙德闲扯了31分钟，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目的也即在此。　　我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法律的解释，必须比他简短。我的辩论必须清楚明了，击中要害。这样肯定能赢得一些人的赞赏。　　我紧张地开始讲述与对方要求法庭驳回起诉有关的几个基本观点。听着我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黑尔法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目光下垂，似乎我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笨蛋。怀疑使他面部歪曲，但至少他没有开口。我竭力避开他的眼睛。　　原告和被告双方争议十分明显的案子，要求法庭驳回起诉，很少会获得法官恩准。我虽然紧张笨拙，但我坚信胜利会属于我们。　　我吃力地一页一页地讲述着提纲上的内容，全是对方了解的事实，没有一点新东西。法官大人听了没有几分钟，马上就像对德拉蒙德一样，对我十分腻烦，又埋头钻研他的杂志。我讲完时，德拉蒙德要求法官给他5分钟，反驳我的发言，他的那位老朋友用手朝讲台一挥，表示同意。　　德拉蒙德又不知所云地浪费了大家宝贵的11分钟。他想澄清他想到的几个问题，但他用来澄清问题的方式，却使我们其余的人全都堕入五里雾中。　　“双方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黑尔边说边站了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法庭后面。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何处，便站在那儿准备跟在德拉蒙德先生后面与他同行。他倒是十分客气，甚至还用手搭住我的肩膀，夸奖我干得如何出色。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法官已脱去长袍。他站在办公桌后面，用手朝两张椅子指了指。“请进。请坐。”室内光线暗淡，格调高雅，窗子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地上铺着紫红地毯，书架上一排排厚书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们坐下，他在思考。过了一会，他说：“这桩官司使我感到很烦，贝勒先生。我不想用毫无意义这个词，但是，坦率地说，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并未获得任何印象。这一类的官司，我真是腻透了。”　　他停了停，望着我，等着瞧我的反应，但我却根本不知该说什么。　　“我倾向于同意被告的要求，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他拉开一个抽屉，慢慢取出了几个药瓶。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他仔细地把药瓶在桌上排成一行。然后对我说：“也许你可以向联邦法院重新起诉，真的，你到别的地方去起诉吧。等着我审的案子实在太多啦。”他一颗一颗地数着药丸，从4只塑料瓶中至少取出了12颗。　　“对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间。”他说完便朝房间对面右侧的一扇小门走去。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心绪茫然，呆呆地瞧着那几只药瓶，恨不得他在洗手间里吃药时一口噎死。跨进办公室后，德拉蒙德还没有开过口，现在，仿佛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他突然站了起来，将屁股搁到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上，低头望着我，满脸是笑，热情如火。　　“听着，鲁迪，我是个收费很贵的律师，我的事务所是个收费很贵的事务所，”他用低低的令人信任的声音说，像是在向我透露一条秘密信息。“我们接到这一类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点计算，估计一下辩护的费用。我们在把计算结果告诉委托人之前，手指头决不动一动。我已经办过许许多多案件，我对费用的估计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他扭了一下身子，准备亮出底牌。“我已经告诉大利保险公司，从目前到审讯结束，这件案子的律师辩护费将会在5万至7万5之问。”　　他等着我表示这个数字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而我却只是瞪着他的领带看。从对面洗手间传来一阵抽水马桶抽水的哗哗声。　　“所以嘛，大利公司才授权我，向你和你的委托人提出支付7万5在庭外和解的建议。”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大堆胡思乱想立刻从我脑海里掠过，其中最大的便是2万5千美元这一巨大的数字。我的律师费！它就近在眼前。　　等一等。他的老搭档哈维法官即将撤消这个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慷慨地提出给我这笔钱？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那套老把戏。哈维先用严厉的措词，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列奥再用一块天鹅绒，在我身上轻轻地揉搓。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这样一唱一和，轮番出击，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这决不意味着大利公司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他说。“而且，这是一次性的建议，有效期仅为今后48小时。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快做决定。如果不接受，那你我之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他们这样究竟是为什么？”　　“这笔账很简单嘛。大利公司可以省点钱，而且不必冒被陪审团做出胡乱裁决的风险。他们不喜欢被人起诉，你懂吗？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不愿意出庭作证浪费时间。他们喜欢安安静静，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公开曝光。保险行业里的竞争可是你死我活呀，他们不愿意让对手听到风声。他们想不声不响地把此案了结，理由真是多得很哪。让你的委托人拿了这笔钱然后就不声不响，理由也同样是多得很哪。再说，这笔钱里的一大半，都无需交税，真的。”　　他心平气和。即使我大谈这个案子的意义，大骂他的委托人是如何混账，他也会满面微笑，不住点头表示同意。他就像从鸭子背上往下淌的水，我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他此刻只是一心想让我同意收下这笔钱，我哪怕骂他老婆偷人，他也决不会生气翻脸。　　对面的门开了，法官大人从他专用的小洗手间踱了出来。现在轮到列奥的膀胱发涨了，他于是钻进了洗手间。一个刚下场，另一个又登台。　　“血压高，”黑尔在桌子后面坐下，整理药瓶，自言自语。高得还不够，我想说。　　“这桩案子意思不大，小伙子。我或许可以给列奥加点压力，让他提出个解决办法。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嘛，你知道。别的法官不干这种事，可是我干。接到案子的第一天，我就想把它办掉，干吗要拖拖拉拉呀。保险公司可能会丢给你一点钱，他们可不乐意让列奥1分钟收1000块呀。”他哈哈大笑，好像这真的很有趣似的。他笑得满脸通红，开始咳嗽。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列奥在厕所里的模样。他一定是脸贴在门上，竖着耳朵偷听我们的谈话。那里即使装了一个传声器，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他咬个不停，一直咬出了眼泪。我等到他停止咳嗽，才开口说：“刚才他提出把本案的辩护费给我结案。”　　黑尔是个蹩脚演员。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多少？”　　“7万5。”　　他把嘴巴张得老大。“哇！嗳，孩子，你要不答应，你就是个疯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