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这句话咀嚼了一会。她的样子突然显得十分可怜。两肩下垂，愁容满面。不知道她是否感到为难了。“你保证？”她温顺地问。 “我保证。” “你可是说过，我要是降低房租你就替我干园子里的活，不是吗？” “是的，我说过。”我怎会忘记？她这样提醒我，已经十几次啦。 “呃，就这样吧。”她说，仿佛她来的目的，已经不折不扣完全实现。她摇摇摆摆地走出房门，嘴里叽里咕噜地下了楼。我悄无声息地关好门，心里却在盘算明儿清早她会在几点钟前来逮我。 我穿着整齐驱车来到事务所。时间还不到7点，停车处已经停了五六辆汽车，有些房间已经亮起了灯光。我等到另一辆车驶进停车场，这才走出汽车。我算好时间，步子不快不慢，和一位中年人恰好同时走到大门口。他夹着一只公文包，一边伸手掏钥匙，一边竭力使另一只手上拿着的高纸杯保持平衡，不让里面的咖啡泼出来。 我似乎使他吃了一惊。这个地区犯罪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在市中心，人们仍时刻提心吊胆。 “早安。”我热情地向他招呼。 “你好，”他嘟哝了一声。“有什么要我帮忙？” “是的，先生。我是巴里·兰开斯特的律师帮办，来上班的。” “叫什么名字？” “鲁迪·贝勒。” 他的手停住不动了。他紧皱着双眉，噘着下唇，摇着头。“没听说过。我是业务经理。谁都没有跟我提到过你。” “他是4天前雇我的，真的。” 他一边把钥匙插进门锁，一边侧着头用恐惧的目光望着我。这家伙以为我是小偷或者是杀手。可我还穿着上装打着领带，看上去挺像模像样呢。 “抱歉。不过莱克先生对安全问题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谁都不准提前几小时进入事务所，除非工资单上有他的名字。”他几乎是跳进门里。“告诉巴里上午给我打电话。”话音刚落，他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不愿像叫化子一样站在门口，等候另一位大名列在工资单上的先生。我开车穿过几个街区，在一家小吃店买了一份晨报、一个面包卷和一杯咖啡。我在那里泡了一个小时，吸着烟枪们喷出的烟雾，听着人们的闲言碎语。等我回到停车场时，那里已停了更多的车。全是好车。造型优美的德国车和闪闪发亮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车。我小心翼翼把车停在一辆雪佛兰旁边。 门口的接待员已经几次见过我出出进进，可现在却摆出一副架子，把我当成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我也懒得告诉她，如今我已是和她一样的雇员。她给巴里拨了电话，巴里开了绿灯，让我走进这座迷宫。 巴里9点钟要在法院出庭，就一件产品责任案提出申诉，所以正手忙脚乱的。我本想和他讨论把我的名字加到事务所工资单上的问题，但显然不合时宜，只好再等一两天。他在忙着把卷宗塞进一只大皮包，这时我突然想去法庭上助他一臂之力。 他另有打算。“我要你到布莱克家去一趟，把合同签好字带回来。这件事现在该办了。”他把“现在”两个字说得很响，所以我非常清楚该到哪儿去。 他交给我一份薄薄的文件。“这是合同。我昨天晚上准备的。把它看一遍。要布莱克家的3个人都在上面签字，多特、巴迪还有唐尼·雷，因为他已经是成人了。” 我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但实际上，我宁愿挨一顿揍，也不想去和布莱克一家一起度过这个上午。我终于要和唐尼·雷见面了，我本来想把这次见面永无尽头地一直拖下去呢。“签好字以后呢？”我问。 “我整天都在法院。到安德森法官的庭上来找我。”电话铃响了；这仿佛是宣告我的时间已到，他挥挥手打发我开路。 让我把布莱克一家集中到一起，围着厨房的桌子来一次小组合唱，这个想法实在难以叫我开心。我将不得不呆坐在厨房里，望着多特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挺胸凸肚地走向后院的那辆破福特，又哄又骗地让巴迪放下手中的酒瓶，推开身边的小猫。她也许还会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出那辆破车。看着这种景象，我心里可能会很不好受。而且，她去屋子后面接唐尼·雷的时候，我肯定也会紧张不安。等到唐尼·雷来见他的律师，也就是鄙人的时候，我更会吓得屏住呼吸。 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上述景象，我在海湾石油公司的一个加油站停车，给多特打了个投币电话。真丢人！莱克事务所拥有最高级的小巧玲珑的电子通讯设备，而我却不得不使用投币电话。感谢上帝，是多特本人接的电话。我无法想象能和巴迪在电话上聊天。而且我怀疑在他那部破车上，是否装了移动电话。 和往常一样，多特疑虑重重，但她答应和我会面交谈几分钟。我并没有明确下令叫她把一家人都集中到一起，但我特别强调合同上需要有每个人的签名。而且我还用律师界标准的方式告诉她，我很忙。马上就要去出庭，你知道。法官大人们正等着我呐。 我在布莱克家车道上停车的当儿，邻居的那两条狗又和上次一样在钢丝网栅栏后面朝我汪汪叫。多特站在凌乱不堪的门廊上，手里那支香烟的海绵头离她的嘴唇不到几英寸，一缕淡蓝色的烟雾，越过她的头顶，正懒洋洋地朝屋前的草坪飘去。她一边等着我一边抽烟，已经有好一会儿了。 我装出一副笑脸，用种种悦耳的话向她致意。她嘴角露出了一丝勉强的微笑。我跟着她跨进狭小而又闷热的房问。室内靠墙放着的沙发已经破旧，脱了毛的长毛绒地毯上放着几块小地毯盖住了破洞，墙上挂着的几张旧相片展示着布莱克一家往日幸福的情景。我们走进厨房，厨房里并没有人在等我光临。 “咖啡？”她指着桌旁我坐的地方问道。 “谢谢，不用了。喝口水就成。” 她用塑料杯在水龙头上接满了水，未加冰块，放在我面前。我们慢慢地转过头来望着窗外。 “咱没有法子把他弄进来。”她说，脸上没有一点沮丧的神情。我猜，有些日子巴迪肯进屋，有些日子则不愿。 “他为什么不？”我问，好像她能对他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似的。 她仅仅耸了耸肩。“你还想找唐尼·雷，是吗？” “是的。” 她离开厨房，留下我自个儿一边喝水一边远远地望着巴迪。那辆旧福特的挡风玻璃不知已有多少年没有洗刷过，再加上几只长满疥癣的猫正在车头嬉戏，要看清巴迪实在不易。他带着一顶说不清是什么式样的帽子，帽子上可能有两个羊毛耳扇。他慢慢举起酒瓶送到嘴边。酒瓶像是装在一只棕色纸袋里。他懒洋洋地呷了一口。 我听见多特在轻声轻气地和儿子说话。他们一步一拖地走过房间，来到厨房。我起身会见唐尼·雷·布莱克。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确实是快要死了。他双颊深陷，没有血色的皮肤像粉笔一样煞白，憔悴得令人感到恐怖。在受到这种可怕的疾病袭击之前，他本来就算不上高大魁梧；如今弯腰曲背，看上去还没有他母亲高。他的头发和眉毛依然漆黑，与死白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我不紧不松地握了握。 一直在使劲扶着他的多特，现在轻轻地把他安置在一把椅子上。他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一件朴素的白色T恤衫像袋子一样松松垮垮地挂在他那骨架上。 “见到你很高兴。”我竭力避而不看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睛。 “妈说过你很多好话，”他答道，声音微弱粗哑，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多特居然会说我的好话，这我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用双手托住下颌，仿佛不这样头就要往下垂。“她说你要告大利公司那些杂种，叫他们赔钱。”他的话表达的不只是愤怒，而是一种绝望的心情。 “是这样。”我边说边打开案卷，取出了巴里·X寄给大利公司提出要求的信。“我们提了这些要求，”我对他解释说，那模样活像一个能干的律师。“我们并不指望他们会做出满意的回答，所以我们准备过几天就起诉。可能会要他们赔偿至少100万美元。” 多特对信瞟了一眼，接着就把它搁在桌子上。我本以为她会提出一大堆问题，责问我为何迟迟还未起诉。我很担心这会引起一场争吵。可是她却只是满怀柔情地揉着唐尼·雷的双肩，两只眼睛悲哀地凝望着窗外。她一定是怕惹他伤心，才这样小心谨慎，不随便开口。 唐尼·雷面对着窗户。“爸会来吗？”他问。 “说是不来啦。”她答道。 我从卷宗里抽出合同，交给了多特。“这份合同必须先签好字，我们才能起诉。这是你们，也就是委托人，和我的法律事务所双方之间的合同。授权我们代理法律事务的合同。” 她警惕地掂量着合同，合同只有两页。“里面写了些啥？” “哦，没啥特别东西。可以说是千篇一律。你家聘请我们作为你们的律师；我们承办这个案子；负责一切化销；无论得到多少赔偿费，我们收取三分之一。” “那怎么会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呢？”她问，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 “别抽！”唐尼回过头来厉声斥道。他望着我说：“怪不得我会这样病得要死呢！” 她毫不迟疑地将香烟塞到嘴里，却没有用火把它点着。她望着文件问道：“咱三个人都得签字？” “说得对。” “可是，他说他不想进屋。”她说。 “那就拿到他那儿去，”唐尼·雷气呼呼地说。“拿支笔跑到那里，叫他在这该死的玩意上签个名，不就结啦。” “这一点咱倒是没有想到。”她说。 “以前不是这么干过的嘛！”唐尼·雷低下头，抓抓头皮。用力说了这几句，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咱看这能行。”她说，仍旧有点犹犹豫豫。 “快去，真该死！”他这么一说，多特马上手忙脚乱地打开抽屉找出一支笔。唐尼·雷微微抬起头，用双手撑着，两只手腕细得像扫帚柄。 “咱马上就回，”多特说，好像她是上街去执行一项任务，而又放心不下留在家里的幼儿。她慢慢走过砖铺的后院，走进杂乱的草丛。车头上的一只小猫见她走近，赶忙钻到了汽车底下。 “几个月以前，”唐尼·雷说。他呼吸急促，头在微微摇晃。过了好一会，他才又接着说，“几个月以前，我们要把他的签名办个公证，他也是不肯离他那个破车一步。她化了20美元，找了个公证人来家，可他硬是不肯进屋。所以妈和那个公证人就到汽车那里去。草很高，他们步子跨得老高。看见车上面那只橘黄色的大猫了吗？” “嗯。” “咱们叫它克劳斯。它可以算是一只看家猫吧。那个公证人把手伸进汽车从巴迪手上拿过公证书的时候，巴迪当时当然是老酒灌得半醉半醒，克劳斯却从车里跳出来，扑向公证人，又是抓又是咬，结果看医生化了咱60块不算，还赔了他一副崭新的吊裤带。你曾经见过得白血病的人吗？” “没有。以前没有。” “我现在只有110磅。11正个月以前，有160磅呢。我的病发现得早，有足够的时间医。而且我又很幸运，有个双胞胎的兄弟，骨髓和我的完全一样。做移植手术完全可以救我一命，可是咱们做不起。咱们不是没有买保险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我想你一切都清楚，对吗？” “对。你的案情我非常熟悉，唐尼·雷。” “好，”他说，松了一口气。我们望着多特赶猫。克劳斯缩在车顶上，假装在熟睡，对多特·布莱克不理不睬。车门开着，多特把合同塞了进去。我们可以听见她那尖厉刺耳的声音。 “你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他看出了我的想法，这样说道。“可他们都是好人，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对他们可要耐着点心呀。” “他们的确是好人。” “我80％已经入土了，不是吗？80％要是我做了移植手术．哪怕是6个月以前做，我就有90％的希望能够治愈。90％啊！大夫们常用数字来说明我们生死的机会，真是滑稽。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突然开始喘气，两只拳头紧紧捏着，浑身抖个不停。煞白的脸上泛出了潮红，吃力地大口大口吸气。有一瞬间，我觉得需要助他一把。他用双拳捶打着胸脯，这令我十分担心，怕他的整个身体都会塌下来。 他终于又缓过气来，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不早不晚，而是在此时此刻，我开始仇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正面直视着他，我不再感到羞愧。他是我的委托人，他指望着我。我将接受他，而且决不遮遮掩掩。 他的呼吸已大体正常，但眼睛依然通红，泪水汪汪。我不知道他是在哭泣，还是正从刚才的发作中慢慢恢复。“对不起。”他喃喃地说。 我们突然听见克劳斯尖厉刺耳的叫声，掉过头来正好看见它从车顶飞下，落在杂草丛中。它对我那份合同的兴趣显然过大了一点，因而挨了多特一顿狠揍。多特对丈夫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在驾驶盘后面把身子缩成一团。她探身进去一把抢过合同，便风风火火朝我们跑来，那只猫还在到处乱钻，寻找藏身之地。 “80％入土了，不是吗？”唐尼·雷声音沙哑地说。“我的日子不多了。不管你从这场官司里得多得少，请你一定用这笔钱照顾好他们。他们这一辈子过得实在艰难啊。”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默默无言。 多特推开门，隔着桌子把合同搡到我面前。第一页的底部撕破了一点，第二页上面有一块污迹。我希望这不是猫粪。“给你。”她说。任务胜利完成啦！巴迪确实已在上面签字，虽然他的签名绝对是谁也无法看清。 我在合同上这里指指，那里点点。唐尼·雷和他的母亲都签上字。交易已经结束，又闲聊了几句，我便开始不停地看表。 我离开他们母子的时候，多特坐在唐尼·雷旁边，温存地抚摸着他的手臂，告诉他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 13 我本来打算向巴里·X说明，由于家里有一些更加紧迫的事务，我周六不能来事务所上班。而且我本来还打算提出，在星期天下午来干几小时，如果他需要我的话。但我这是无事自扰。因为巴里这个周末要离开孟菲斯。既然没有他的帮助我就不敢指望能跨进事务所，这个问题也就变得不成问题。 由于某种原因，包娣小姐没有在日出之前敲响我的房门，而是代之以在车库前面我的窗子底下，忙忙碌碌地准备各式各样的工具。她一会儿把草耙和铁鍬往地上摔，一会儿又用一把又粗又笨的鹤嘴锄刮着手推车内部的泥污。她还磨了两把平头锄，而且自始至终，不是大声唱歌，就是高声喊叫。等我刚过7点终于从房间下来到了园里，她见了我却装出一副惊讶的模样。“啊，鲁迪，早安。你好吗？” “好，包娣小姐。你呢？” “好极了，好极了。今天天气多好呀！” 今天几乎还没有开始呢，现在说天气多好未免为时过早。如果真有什么可说的话，那么我要说就清晨而言，这天气颇为湿热。孟菲斯那热得难熬的夏天，就要来到了。 她赐给我一杯速溶咖啡和一块面包，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围着那堆覆盖上料忙碌起来。我也立即投入行动，这使她大为高兴。在她的指导下，我把第一只100磅的袋子搬上手推车，跟着她绕过屋子，踏上车道，穿过屋前的草坪，最后把车推到靠街的一个狭小的花坛旁。她用带着手套的手端着咖啡，指点着覆盖土料应该铺撒的地方。一路推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尤其是通过潮湿的草坪这最后一段，特别费劲。但我仍旧用力撕开塑料袋，用一把干草杈开始把土料撒到花坛上。 15分钟以后，我撒完了第一袋，这时身上的T恤已被汗水湿透。她跟着我和手推车，返回到后院边，去装第二车。我把她指定的一袋拉到邮箱附近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小时，我们撤掉了5袋。那可是500磅覆盖土料呀，我着实是在受罪！到了9点钟，温度已上升到80华氏度。9点半，我终于说服她同意休息一会喝口水。坐了10分钟以后，我发觉自己要站起来十分困难。过了不一会，我的腰就合乎情理地剧烈作痛，但我咬紧牙关，只让自己稍稍龇了点牙咧了点嘴。她没有发现。 我不是一个懒汉。而且不太久以前，在念大学时的某一个阶段，我的身体还处于极佳状态。我练慢跑，参加校内各项体育运动。后来进入法学院，在过去3年中，我再没有时间从事这样的活动。因而现在才干了几个小时的重活，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用的软骨头。 中午，她给了我两块淡而无味的火鸡肉三明治，外加一只苹果。我坐在后院的风扇下面慢慢地吃着。我腰痛腿麻，双手发抖，像兔子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趁她在厨房里还没有忙完，我的目光越过那一小块绿色草坪，绕过覆盖土料叠成的纪念碑，落在静静地位于车库顶部的我那套房间上。不久以前，当我和她谈妥房租仅为150美元这样一个小数目时，我还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可是我真那么聪明吗？在这桩交易当中，究竟是谁得了大头？我记得当时还为自己占了这样一个甜蜜的小老太的便宜感到有一点儿羞愧，现在我却恨不得把她塞到一只倒空了的塑料袋里去。 根据钉在车库墙上那只古老的温度表的数据，下午1点钟，温度已高达93华氏度。到了两点，我的腰背终于无法动弹。我告诉包娣小姐我实在得休息了。她悲哀地对我看了一会，然后慢慢转身打量那一堆白色塑料袋。这一堆玩意儿几乎还是原封来动，忙了半天我们才刚刚打开了一个小小缺口。“唉，你一定要休息，那我有什么办法！” “就一个钟头。”我央求道。 她只好慈悲为怀。但到了3点半，我已经又在推车了，而包娣小姐则跟在车后寸步不离。 经过8小时的艰苦劳动，我打发掉整整79袋覆盖土料，不到她买来的三分之一。 刚吃完中饭不久，我就曾向她暗示，6点钟得去尤吉酒家上班。这当然是撒了个谎。我在吧台当班的时间是从8点到打烊。但她反正弄不清楚，而我已下定决心，在天黑之前把自己从覆盖土料堆里解放出来。到了5点钟，我干脆拔腿就走。我对她说，我已受够了，背疼得要命，我必须去打工。我跑上楼的当儿，她在底下伤心地望着我。她要想把我赶走就让她赶，我才不管呢。 星期天上午，震耳欲聋的滚滚雷声将我唤醒，滂沱大雨猛烈地敲打着我的屋顶。时已近午，我仍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昨夜当班时滴酒未饮，因而此刻头脑十分清醒，但身体的其余部分却像是用混凝土浇定了似的，无法动弹。哪怕最最轻微的活动，也会引起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大口吸气。 昨天在我经受苦难的磨练时，包娣小姐曾经问我今儿上午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做礼拜。尽管租房契约上没有陪她上教堂这一条件，但干吗不去呢，当时我想。这位孤独的老人如果希望我陪她去教堂，这对我是小事一桩。而且肯定不会有什么害处。 因而我就问她平时去哪个教堂。达拉斯的富裕礼拜堂，她答道。原来是通过卫星现场直播，她在自己的家中，和肯尼思·钱德勒牧师大人一起做礼拜。 我请她饶饶我。她听了有点生气，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我幼年时常常和母亲一起去教堂。那时候，老爸还没有染上酗酒的嗜好，还没有打发我去军校，他偶尔也陪我们去一两次。但进了教堂，他却啥也不干，只是喋喋不休发牢骚，所以母亲和我宁愿他呆在家里看报。我们去的是一个小小的卫斯理教堂，那位豪依牧师为人友善，常常讲些有趣的故事，听讲的人都觉得处在一种友爱的氛围中。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听他布道的时候，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主日学校里的孩子也很多，我自然不反对在星期天早晨梳洗干净、穿戴整齐跟着老妈上教堂。 老妈有次做了个小手术，在医院躺了3天。教会里的姐妹们对手术的细枝末节，哪怕是最最秘密的部分，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在这3天当中，沙锅、蛋糕、馅饼、面包、盘子、碟子就像洪水般地涌到我们家中，送来的食品老爸和我一年也吃不完。她们组织起来，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老爸和我。轮班料理饭菜，打扫厨房，迎送带来更多沙锅的后来的宾客。在老妈躺在医院里的那3天当中，以及她出院回家后的那3天当中，至少有一位姐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想是为了保护那些送来的食品。 老爸很讨厌这样的折磨。原因之一是，家里挤满了教会里的姐妹，无法溜出去喝上一口。我想她们也知道他好酒，现在既然已开进我家，她们就下定决心整整他。她们还希望他做一个殷勤好客的主人。这样的角色他自然更是无法扮演。所以在第一个24小时过去之后，他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医院里。不过他留在医院可不是为了抚慰正在忍受病痛的妻子，而是呆在家属休息室里看电视喝含酒精的可乐。 那几天的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暖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美味佳肴。那些女士围着我忙个不停，好像我的老妈已经不在人问。她们那样体贴入微地照顾我，我心里暖洋洋乐滋滋。她们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阿姨和奶奶。 就在老妈康复后不久，令人尊敬的豪依牧师却被撵出了教堂，据说是因为行为不检，我对此一直未能彻底搞清。教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有些人还公然污辱我老妈，因而我们从此再也不去教堂。我想，她和那位新任丈夫汉克，如今恐怕也不会经常光顾教堂。 起初我对教堂自然不无怀念，但一直不去，后来也就慢慢习惯。教会里的朋友虽也常常邀请，但不久我就无动于衷，总是婉言谢绝。大学时一个女朋友曾带我去做过几次弥撒，而且偏偏又都选在周六的晚上，但我是个实在糟糕的新教徒，对那些仪式一窍不通。 昨天包娣小姐曾吞吞吐吐地提出，能否在今天下午继续未竟的事业。我说，今天是主日，上帝的安息日，我想决不能在星期天劳动。 她无言以对。 ------------------ 14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3天，我也就顺理成章把园中的苦活向后拖。星期二天黑以后，我正躲在房间里准备迎接律师资格考试，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听是多特·布莱克，我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否则，她是不会来电话的。 “咱刚接到一个电话，”她说。“打电话的名叫巴里·兰开斯特，说他是咱律师。” “不错，多特。他在我那个事务所里是个大名鼎鼎的律师。他和我一起工作。”我猜想，巴里不过是想核对一些细节。 “呃，他可没有这么说。他打电话是要咱和唐尼·雷，明儿去他的办公室，说是有几样东西要咱签字。我向他问起了你，可他说你不在他那里工作。咱想弄个明白，究竟是咋回事。” “我也想弄个明白呢。”我结结巴巴地说，这可能是误会。但心里却七上八下，十分不安。“这是家很大的事务所，多特，而我又刚去不久，这你是知道的。他刚才或许是一时没有记起我。” “不。他知道你是谁。他说你以前在那儿干过，但现在不啦。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在一张椅子上沉重地坐下，竭力想把思路理清。时间已近9时。“嗯，多特，你坐着别动。我立刻就给兰开斯特先生挂电话，摸清他的意图。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咱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告了那些杂种了吗？” “我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再见。”我一放好话筒，马上按了莱克事务所的号码。 夜班接待员把我的电话转给了巴里·X。我决定装出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玩，看他怎么说。 “巴里，是我呀，鲁迪。你看过我的研究报告了吗？” “看过了，很棒。”他声音疲倦。“听着，鲁迪，你工作的事可能会有一个小问题。” 我不禁一怔。心蹿到了喉咙口。脑部冰凉。呼吸急促。“是吗？”我勉强问。 “是的。看来不妙。傍晚我见过乔纳森·莱克了，他不打算录用你。” “为什么？” “叫一位律师填补律师帮办的空缺，这种想法他不喜欢。而且我现在也不觉得是个好主意。你瞧，莱克先生认为，而且我也完全同意，处于这种位置上的律师，今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千方百计向律师的职位上挤。而我们这里的律师帮办都不准升任律师。这件事真糟。” 我闭上眼睛，只想放声大哭。“我不明白。”我说。 “我很遗憾。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他就是不肯同意。他对事务所实行铁腕统治，他有他的一套办事方式。跟你说句老实话，我居然会有聘用你这样的想法，他为此可是狠狠地剋了我一顿呢。” “我要见乔纳森·莱克，和他当面谈一谈。”我用尽可能坚定的语调说。 “办不到。他太忙，而且他也不会同意见你。再说，他也决不会改变主意。” “你这个混蛋！” “喂喂，鲁迪，我们——” “你这个混蛋！”我对着话筒大声骂着，心里感觉好了一些。 “别激动嘛，鲁迪。” “莱克在不在办公室？”我问。 “可能在。不过，他不会——” “我5分钟就到。”我吼着，啪的一声搁下电话。 10分钟后，我猛踩车刹，在车轮发出的吱吱叫声中，在事务所前刹住车。停车场上停了3辆汽车，大楼里亮着灯光。但巴里并没有在门口等我。 我砰砰捶响前门，但却无人露面。我知道他们在里面能听见我的声音，但那些孬种谁也不敢吭声。他们或许会报警，假如我不肯离开。 但我决不离开。我绕到北面，捶响另一扇门；接着又绕到后面，擂着一道安全门。我站在巴里办公室的窗下，朝他大喊大叫。他的灯亮着，但他对我却不予理睬。我又回到大门口，在门上重新擂起来。 一个穿着制服的安全警卫，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吓得我双腿发软。我抬头一看，他起码有6英尺6英寸高，是个带着黑帽子的黑人。 “你得走开，小伙子，”他用深沉的嗓音轻声说。“走吧。再不走，我可要报警啦。” 我使劲一摇，摆脱了他抓着我肩膀的手，默默走开。 黑暗中，我在包娣小姐借给我的破沙发上坐了很久，想对现状做一适当的估计，但却难以集中自己的思绪。我灌下了两听未加冰的啤酒。我又哭又骂，编织着复仇的计划。我甚至想宰了乔纳森·莱克和巴里·X。这些下流的杂种用阴谋诡计把我的案子骗走，叫我现在如何向布莱克一家交代？这一切我怎样才能向他们说清楚？ 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日出天明。昨天晚上，当我想到要重新掏出律师事务所的名单，再次挨家挨户地敲开他们的大门时，我居然笑出了声。需要再去拜访马德琳·史金纳，这一想法本身就令我畏缩。“还是我呀，马德琳。我又回来啦。” 我在沙发上最后还是睡着了。9点刚过，有人把我唤醒。不是包娣小姐，而是两位便衣警察。他们在敞开的门外晃了一下警察证章，我请他们走进屋。我穿着运动短裤和T恤。由于眼睛火辣辣的发胀，我便一边用手揉揉，一边在心里揣摸，警察为何突然光顾。 他们简直是一对双胞胎，年龄都在30左右，比我大不了多少。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留着乌黑的八字须，动作活像两个二流的电视演员。“可以坐吗？”二者之一边问边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下。他的伙伴照葫芦画瓢，二人迅速各就各位。 “当然，”我装得神气活现地说。“请坐。” “你也坐吧。”一个说。 “干吗不？”我在他们两个中间坐下，他们向前倾着身子，继续表演。“现在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认识乔纳森·莱克吗？” “是。” “你知道他的事务所在哪儿吗？” “是。” “昨天晚上你到那里去过吗？” “是。” “什么时候？” “9点与10点之问。” “你去是什么目的？” “这说来话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想找乔纳森·莱克谈话。” “谈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门锁了。我进不去。” “你有没有试图破门而入？” “没。” “你肯定吗？” “是。” “你在半夜以后，有没有再去事务所？” “没。” “你肯定吗？” “是。可以去问那个安全警卫嘛。” 听了我这句话，他们相互瞟了对方一眼。这可是意味深长。“你见过那个警卫吗？” “是。他要我离开，我就走了。” “你可以把他的外表描绘一下吗？” “可以。” “那就请吧。” “是个黑人，长得又高又大，大概有6英尺6。穿制服，戴着帽子，别着手枪，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你们问他去。他会告诉你们他叫我走我就走了。” “我们无法问他。”他们又相互瞟了一眼。 “为什么？”我问。可怕的事情就要落到我头上了。 “因为他死了。”他们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看我有何反应。像任何人都会感到震惊一样，我真的非常震惊。我可以感到他们的表情是多么严肃。 “怎么，呃，他怎么会死了？” “在火里烧死了。” “什么火？” 两个警察都闭口不言。他们眼睛望着桌子，疑心重重地点着头。有一位像初出茅庐的记者那样，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外面那辆小车，那辆丰田，是你的吗？” “你明明知道还问。你们不是有计算机嘛。” “你昨天是开它去事务所的吗？” “不是。我是推着它去的。什么火？” “别神气活现了，好吗？” “好。做个交易吧。只要你们不神气活现，我也就不神气活现。” 另一个警察插话道：“有人今天早晨两点钟，看见你的车出现在事务所附近。” “不，决不可能。不可能是我的车。”此刻无法知道，这两位说的是否是真话。“什么火？”我再次问。 “莱克事务所昨天晚上起火，全烧光啦。” “全化成灰啦。”另一位帮腔道。 “那么你们二位是专抓纵火犯的了？”我说。我仍没有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但他们把我当成纵火犯，又使我非常不快。“而巴里·兰开斯特肯定对你们说过，那个地方被人当火把一样点着，我是最大的嫌疑犯。对不对？” “我们抓纵火犯。我们也抓杀人犯。” “被杀的有几个？” “就那个警卫。第一次报警是今天凌晨3点，当时事务所里空无一人。屋顶掉下来的时候，那个警卫显然是中了圈套。” 乔纳森·莱克当时要是和这个警卫在一起，那才是好呢。可我又想起那些漂亮的办公室，那些油画和地毯。 “你们在浪费时间！”我说。想到被他们当成嫌疑犯，我格外生气。 “兰开斯特先生说，你昨天去事务所的时候，情绪非常不好。” “确实如此。可是还没有不好到放一把火将事务所点着的程度。你们在浪费时间，我对此可以发誓。” “他说你刚被炒了鱿鱼，想面见莱克先生。”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讲的全不错，可是却难以证明我因此就有放火的动机。你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吧。” “纵火时犯了谋杀罪，可是要判死刑的呢。” “别逗了！我和你们完全一致。去抓住那个杀人凶手，咱们一起让他下油锅。只是请你们现在不要来打扰我。” 我猜想我的愤怒大概很有点儿说服力，因为他们两个同时向后缩。一个警察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这儿有份报告。一两个月以前，你由于破坏私人财产受到通缉，与打破城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玻璃有关。” “瞧，你们的计算机确实没有睡觉嘛。” “对一个律师来说，你的行为相当出轨。” “我还见过比这更坏的呢。而且，我不是律师。我是律师帮办，或者说跟律师帮办差不离。刚念完法学院。再说，你提到的指控早已撤消了。我相信在你计算机的打印机上，这一点写得明明白白。要是你们一定要把我4月份打破玻璃的事，与昨晚的纵火案硬连在一起，那么真正的纵火犯就可以逍遥法外。他就会平安无事，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听完这段话，两个警察一先一后跳了起来。“你最好跟一位律师谈谈，”一个便衣低头指着我说。“目前，你是主要的嫌疑犯。” “好，好。正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如果我是主要嫌疑犯，那么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一个幸运儿了，你们离他远着呢。” 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走了。我等了半小时，然后上了车。我开车走了几个街区，小心翼翼地向事务所驶去。我停好车，步行了一个街区，钻进一家方便店，从店中可以看见两个街区以外还在冒烟的事务所的残垣断壁。只有一堵墙还没有倒塌。人们在到处乱转，律师和秘书们这里指指那里戳戳，消防队员穿着沉重的大皮靴四处转悠。警察在用黄胶带拉着隔离圈。烧焦木头的气味呛人鼻息，一团灰色的烟云低低地笼罩在整个街区的上空。 这座建筑物的地板和天花板都是木质的。除了少数的例外，所有的墙壁用的也都是松木。再加上散存在大楼备处的大量的书籍，和必须储存的成吨的纸张，大楼被烧成灰烬，也就很易理解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家事务所里有着一个巨大的灭火系统，油漆过的管道纵横交错，常常构成装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无处不在。 由于明显的原因，普林斯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他通常在凌晨2时左右将尤吉酒家打烊锁门，接着就跌跌撞撞地爬进他那辆凯迪拉克的后座，让终身为他开车的司机兼保镖费尔斯通把他送回家。有几次费尔斯通自己也喝得烂醉如泥，不能开车，就由我驾车把他们两个送回家。 普林斯一般在上午11点前到达办公室，照顾兴旺的午餐业务。我中午在他的办公室找着了他，他正在翻动纸张，处理日常事务。下午5时以前，他只吃止痛药喝矿泉水；一等那神奇的时刻来到，便溜进朗姆酒和兴奋剂构成的飘飘欲仙的世界。 普林斯的办公室没有一扇窗户，位置又在厨房下面，因而十分隐蔽。只有快步穿过三道没有标志的门，走下一道暗梯，才能进入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墙上每一寸地方都挂着普林斯和当地的政客或其他适合上镜头的人物握手的照片。房间里还放着许多用镜框镶着的剪报，上面都是有关普林斯受到怀疑、指控、告发、逮捕、审判而最后总是宣告无罪的消息。他喜欢看到自己在印刷物上出现。 他和平常一样，情绪很糟。几年来，我已经掌握了规律，在他3杯下肚以前，尽量不会见他，而他喝光3杯的时间一般是下午6点，因而今天我早了6个钟头。他做了个手势叫我进去，我随手关上门。 “出了什么事？”他咕哝道。他的眼睛布满血丝。他那长长的黑头发，飘垂的络缌胡，敞开的衬衫，毛茸茸的胸膛，总是让我想到沃尔夫曼·杰克。 “我遭殃啦。”我说。 “有什么新情况？” 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丢了饭碗，纵火案，警察。我特别强调发现了一具尸体，警方对此特别关注，而这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我无法想象自己会成为头号嫌疑犯，但看来警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这么说莱克是被人点了灯笼啦！”他大着嗓门说，似乎对此感到高兴。有人放了把大火，这一类的事准能让普林斯开心，整个上午也因此由阴转晴。“我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莱克。” “他并没有死。他只是暂时关了门。他还会东山再起的。”而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主要原因。乔纳森·莱克在许多政客身上比钱如流水，发展与他们的关系，随时可以让他们帮忙。假如他真的相信我卷入了这件纵火案，或者只想找个临时的替罪羊，那么警察就会死死地缠着我。 “你敢发誓你没有放火？” “你别逗啦，普林斯！” 他捋着山羊胡，沉思着。我立刻就看出，他十分乐于突然卷入这一事件之中。这一事件涉及犯罪、死亡、阴谋和政治，是犯罪多发地区正常生活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要是动用几个脱衣舞女郎，再给警察塞几个美金就能把它了结，那么他普林斯会举杯痛饮以示庆祝的。 “你最好找个律师谈谈。”他说，手依旧捋着山羊胡。令我伤心的是，这正是我来此找他的真正原因。我本想找布克，可是我打扰他已经够多了。再说，他目前正和我一样苦恼：我们都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都不是真正的律师。我们都是同样地无能为力。 “我请不起律师。”说了这几个字，我就闭口不语，等着他接下面的台词。只要他提出一个替代的办法，我将高高兴兴地扑过去接住它。 “我来办，”他说。“我来给布鲁索打个电话。” 我点点头说：“谢谢。你看他会帮忙吗？” 普林斯咧嘴一笑，向两边伸开双臂。“我叫他干啥他就会干啥，不是吗？” “那是。”我顺着他的意思说。他拿起话筒，按了号码。我听着他用低沉的闪雷似的嗓音，打发掉一两个人，然后接通了布鲁索。像所有知道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的人一样，他的话说得既快又高度浓缩。“布鲁索，我普林斯。对，对。需要尽快见你……一件小事，和我一个雇员有关……对，对。不，在你那里。30分钟。一定。”他挂上电话。 对联邦调查局那些想从这种谈话里搜集起诉资料的可怜的技术人员，我深表同情。 费尔斯通把凯迪拉克开到后门口，普林斯和我钻进后座。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车窗也着了很深的颜色。他生活在黑暗之中。在过去3年当中，我从未听说他有过任何的户外活动。即使在拉斯维加斯度假，他也从不离开赌场一步。 我们在车上的谈话，很快就变成普林斯枯燥无味的独白。他像背书一样叙述着布鲁索从事律师业务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而且几乎每一次战斗都和他普林斯有关。奇怪的是，听着听着我那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了。我有强人撑腰。 布鲁索在法学院读的是夜校，而且毕业时年仅22岁。普林斯认为这是创了一个新记录。他们俩在童年时就是最要好的朋友。进入高中后，便在一起小赌狂饮，向女孩子进攻，跟男孩子打仗。在孟菲斯南部那么一个粗野的地区长大成人，他们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书。后来布鲁索进了大学，普林斯则开一辆送啤酒的货车。这就是前因与后果。 布鲁索的事务所设在一座红砖砌成的购物中心里。这家购物中心像一根又短又狭的带子，一头是家洗衣店，另一头是爿录像带出租店。布鲁索投资投得很精明，普林斯说，整个购物中心都是他的财产。街对面是家通宵营业的煎饼店。它的隔壁是琥拍俱乐部，一家装着拉斯维加斯式霓虹灯的下流脱衣舞厅。这是孟菲斯的一个工业区，离机场很近。 除了在这条又短又狭的带子中间一扇玻璃门上用黑颜料写的“法律事务所”几个字以外，没有任何标志表明这儿的主人干的是什么行业。一位穿着紧身牛仔裤、嘴唇涂得过红的女秘书，龇着牙齿招呼我们，但我们没有放慢脚步。我跟着普林斯走过前屋。“她以前在街对面干活。”他咕噜道。我希望他指的是那家煎饼店，不过事实恐非如此。 布鲁索的办公室与普林斯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样的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又大又方又乱，墙上挂满了照片，照片上那些不为人知的重要人物正握着布鲁索的手龇牙咧嘴望着我们笑。有一面墙留给了火器，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步枪、毛瑟枪和奖给神枪手的奖品。在布鲁索那张巨大的真皮转椅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架得高高的鱼缸，混浊的水中几条微型鲨鱼在游来游去。 他正在接电话，因而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在他那张又长又大的办公桌对面坐下。我们刚一坐下，普林斯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那些鲨鱼可都是真的呀。”他指着布鲁索上方的墙壁。律师的办公室里有活的鲨鱼！明白吗？这是个玩笑。普林斯在窃笑。 我望着布鲁索，但尽量避开他的目光。在他那颗硕大的头颅旁边，电话话筒显得很小。他那长长的花白头发，乱蓬蓬地一直拖到肩膀。那绺山羊胡子已经全白，但又长又密，他讲话时你简直看不见电话话筒。他双目乌黑，目光炯炯，眼睛周围是一圈一圈黝黑的皮肤。我常常觉得，他身上一定有地中海沿岸居民的血统。 虽然我在吧台上已为他效劳过千百次，却从未正正经经地和他交谈，而且从来就不想。即使现在，仍旧不想。但事到如今，我别无选择。 他短促地吼叫了几声，随即放下电话。普林斯简短地介绍之后，布鲁索说他对我了解得很。“对，我认识鲁迪很久了，”他说。“是什么问题？” 普林斯向我示意，我便把事情说了一遍。 “今儿早上在报上看到了，”布鲁索在我说到大火那一部分时，打断了我。“这件事我已经接到5个电话啦。不需要发生多大的事，就能叫律师们传得满城风雨。” 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只是因为我觉得此刻我应该笑一笑点点头。我接着又谈了警察光顾的事。此后一直到讲完我的故事，他再也没有插嘴。我等着我的这位律师向我提出忠告和建议。 “律师帮办？”他问，显然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当时别无他法呀。” “那你现在在哪儿干？” “我不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要抓我。” 这话让布鲁索笑起来。“有我呐，”他得意洋洋地说。普林斯曾反反复复地让我相信，布鲁索比市长本人认识的警察还多。“我打几个电话就成啰。” “他要不要避避风头？”普林斯问，好像我是个越狱的逃犯。 “对，避一避。”由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想到，这样的建议在这个办公室里肯定已经向人提过许多次了。“你对纵火懂得多少？”他问我。 “一窍不通。法学院没有教过。” “呃，我办过几起纵火案。要几天的时间，警方才能断定是不是故意纵火。像莱克事务所那样的老房子，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要真是有人故意放的火，警察在最近几天内，是不会抓人的。” “我实在不愿被他们逮捕，你知道。这特别是因为，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不想上报纸。”我说话的当儿，瞧了一下墙上贴着的与他有关的新闻报道。 “可以理解，”他拉长脸说。“什么时候参加资格考试？” “7月。” “考过以后干什么？” “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吧。” 我的朋友普林斯突然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你这里就不能雇他吗，布鲁索？妈的，你有一大堆律师，再加一个有什么要紧？他学得很好，很用功，很聪明。我可以为他担保。这孩子确实需要有份工作呀。” 我缓缓转过头，望着普林斯，他也满面笑容地望着我，活像一个圣诞老人。“你要能在这儿干，那可是太棒啦。”他乐呵呵地捧场。“你会学到律师的真本领。”他哈哈大笑，拍拍我的膝头。 我们两个望着布鲁索。他眨巴着眼睛，脑子在飞快地转动，寻找搪塞的借口。“呃，当然。我是一直看重有才能的好律师的。” “你瞧啊。”普林斯说。 “实际上，我手下的两个律师刚离开这儿，打算自己成立事务所，所以我有两个办公室，现在还空着呢。” “你瞧啊，”普林斯又说了一遍。“我跟你说过，问题会解决的嘛。” “但是严格地说，干这个工作并没有薪水。”布鲁索话说到此，不由得兴奋起来。“不，先生们，我的事务所可不是那样运行。我要我手下的律师为自己开工资，去产出自己的费用。” 我大为震惊，开不了口。普林斯和我并没有谈过工作的问题。我也没想请他帮忙。我真不想让布鲁索·斯通当我的老板，但我也决不能得罪这个人。警察正像猪犬一样在我身边转呢，而且他们还相当明白地提到了死刑。我无法鼓起勇气直截了当地告诉布鲁索：他很卑劣，足以做我的代理；但又太卑劣了，不能做我的老板。 “那你们是怎么运行的呢？” “这很简单，而且效果很好。至少对我来说，效果很不赖。有一点你得记住：20年当中，什么办法我都试过了。我有过许多合伙人，也有过许多律师。但获得良好效果的唯一办法是，要求每一个律师挣钱来支付自己的工资。你能这样干吗？” “我可以试试。”我耸耸肩膀，没有把握地说。 “你肯定能行。”普林斯在一旁帮腔道。 “你每月领1000美金。你赚的律师手续费，你拿三分之一。你用这三分之一，抵偿你领的1000美金。第二个三分之一归事务所，作为日常开销和秘书等等的费用。最后一个三分之一归我所有。假如你每个月赚的钱都不足1000块，那你就欠了我的债，到你赚了大钱的那个月，我再和你结清。明白吗？” 这种做法真是可笑。我考虑了几秒钟。这比失业更糟的唯一之处在于，你干活却还要赔钱，而且债务还会逐月上升。我想到了几个尖锐的无法回答的问题，正想开口的当儿，普林斯却说道：“我听了觉得蛮公平合理。挺好的一桩交易嘛。”他又拍了拍我的膝盖。“你可以赚一大笔呢。” “这是我操作的唯一方式。”布鲁索说。我记不清他这样说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你手下的律师挣多少？”我问，但并不指望听到真实的数字。 他额上长长的皱纹挤到了一起。他在沉思。“各有不同。要看你卖力不卖力。去年有个家伙赚了8万，另一个只有2万。” “可你赚了30万哪！”普林斯大声笑着说。 “我巴不得能赚这个数呢。” 布鲁索在仔细地观察我。他想给我的，是孟菲斯这个地方剩下的唯一可能的工作；而且他好像已经看出，我并不急于接受。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我问，十分尴尬地装出一副热切的神情。 “现在。” “可是资格考试——” “别为它担心。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生财。我教你怎么办。”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的。”普林斯插嘴道。他眉飞色舞，满意之至。 “我今天就付你1000块，”布鲁索说，那神气像个一掷千金的闷老板。“咱们现在就开始。我领你去办公室，算是让你走马上任。” “好极啦。”我勉强一笑。此时此刻，想采取别的行动已绝无可能。照理我决不应该留在这里，但我害怕，而且极需帮助。这时，有一点并未挑明：布鲁索如此为我效劳，我将欠他多少钱。他可不是那种偶尔会帮穷人一点忙的好心人。 我觉得身体虚弱。可能是因为缺少睡眠，在警察叫醒我时受了惊。也可能是因为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一边观看鲨鱼游过来游过去，一边被这座城市里的两个大坏蛋推过来搡过去。 不久以前，我是个脑袋聪明面孔稚嫩的法学院三年级学生，在一家货真价实的律师事务所里有一份前程远大的工作，心情无比急切，只想进入这一行业后努力干，积极参与本地律师协会的活动，开展自己的事业，做我的朋友们要做的事。而此刻我却坐在这里，如此软弱，如此易于受到诱惑，居然为了区区的一月1000美金而同意出售自己的身体。 布鲁索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对方很可能是一位因为拉客而被关进监狱的脱衣舞女郎。我们在座位上坐下。他掩住话筒悄声叫我下午再来事务所。 普林斯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他的肚皮随时都会爆裂。他就这么三下两下，便把我从死刑的边缘救了出来，而且还为我找了一份工作。费尔斯通在繁忙的街道上驱车穿行，驶回尤吉的途中，尽管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却仍旧无法让自己高兴起来。 ------------------ 15 我决定在法学院里躲一阵。我在地下室潜伏了几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看了一个又一个保险欺诈案件的卷宗。 我开车慢慢地朝机场方向驶去，于2点半到了布鲁索的事务所。这一带比几小时前给我的感觉还糟。马路有5条车道，两边林立着的是一些轻工业工厂、货运终点站、幽暗的小酒吧和俱乐部，工人们恢复疲劳的去处。这里靠近机场的入口，喷气飞机在头顶不停地呼啸。 布鲁索的地盘名叫格林威广场。我在破破烂烂的停车处停好车，坐在车上向两头望。原来除了洗衣店和录像带出租店，这里还有一爿酒店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由于大门紧闭，窗户漆黑，很难看得真切，但这家事务所大概占了相互衔接的六七间门面。我咬咬牙，拉开了车门。 那位身穿劳动布服装的女秘书，坐在一个高可齐胸的隔间里边。她长着亚麻色的头发，身材十分引人注目，高峰低谷一目了然。 我向她说明了来意，本以为会受到斥责，接到逐客令，但她却十分文明。她用一种软绵绵的人们熟悉的、但决非荡妇的声音，请我填好必要的聘用表格。当我发现这家事务所，J．利曼·斯通法律事务所，居然对其雇员提供全套医疗保险时，我不免大吃一惊。找更仔细地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印小字，因为我担心布鲁索会在其中埋伏下一些短句，以便将来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进我的肉体。 但并无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我问她能否让我见见布鲁索，她请我稍等。我在靠墙的塑料椅上坐下。这家事务所接待室的布置，与一个社会福利处一模一样：破旧的花砖地板，地板上积着薄薄一层灰，廉价的椅子，薄薄的木板墙壁，多得令人吃惊的各种各样旧杂志。她，女秘书德鲁，边打字边接电话。电话铃声不断，而她也非常能干，常常可以手指如飞地敲着键盘，同时还在与客户聊天。 她最后终于打发我前去晋见我的新任老板。布鲁索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像会计师一样仔细地推敲着我的表格。他对细节也那么认真，这使我颇为惊奇。他对我表示欢迎，将协议中有关金融的条款读了一遍，然后将一张合同推到我面前。根据我的要求，空白处已打上了我的姓名。我看完便签了字。合同里有一条规定：任何一方若想结束这一雇佣关系，签字30天内均可退出。我对这一规定颇为感激，但同时也感到，他做此规定自然也有他自己的目的。 我向他解释了我提出的破产申请。明天我得去法院，与我的债主们进行第一次会见，接受他们的盘问。吃了我的亏的那些人的律师，有权对我翻箱倒柜，提出与我的财务状况有关的任何问题，以及跟我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但整体的调子不会高到哪里去。事实上，那里很可能没有谁会想尽办法折磨我。 由于这一听证会，我在未来几天中，仍将处于未曾就业的状态，这对我十分有利。我请布鲁索保存我的表格，但付给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则推迟到听证会以后。这有点儿骗人的味道，但布鲁索喜欢。没问题，他说。 他领我在事务所里迅速转了一圈。不出我所料，这爿血汗工厂布局很乱，在从一个门面扩展到另一个门面的过程中，墙壁被打通，房间东塞一个西塞一问。我们在这座迷宫里越走越深。在一间塞满了计算机和打印机的小房间里，他把我介绍给了两位受尽苦难的女人。我不知道她们以前是否跳过脱衣舞。“我想现在我们有6个小姐了，”我们继续向前走时，他说。一位秘书只不过是个“小姐”而已。 他把我介绍给了两个律师。他们全是穿得很差、在窄小的办公室里辛勤工作的好人。“我们还剩下5个律师，”我们走进资料室时，他解释道。“从前有7个，但人多麻烦也多。我倾向于4到5个。律师雇得越多，要我裁判的事也越多。小姐们也是如此。” 资料室是个又长又窄的房间，书籍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而且没有明显的次序。中间一张长桌上摊着打开的书本和成卷的法律文书。“有些家伙简直是猪猡，”他自言自语地叽咕道。“你看了我这个小摊子，感觉如何呀？” “很好。”我说。而且这并非谎话。看到这里真是在开展法律业务，我松了一口气。布鲁索也许是个社会关系复杂、做着见不得人的买卖、进行不上当投资的恶棍，但他仍旧是位律师。在他的事务所里，人们忙忙碌碌，在从事合法的业务。 “没有城里那些大家伙那么漂亮，”他说，但并无歉意。“钱全都付啦。这是15年以前买的。你的办公室就在那边。”他用手一指，我门出了资料室。走过两扇门，靠近一架软饮料机器，便是一个用了很久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写字台、几把椅子和文件柜，墙上贴着几张马的照片。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一部电话录音机和几本拍纸簿。一切都井然有序。房间里还残存着消毒剂的气味，好像不久前才刚刚打扫过。 他给了我一个钥匙圈，上面有两把钥匙。“这个是大门的，这个开你的办公室。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不过晚上可要当心点。这一带并不是孟菲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需要谈一谈。”我拿着钥匙说。 他看了看表。“要多少时间？” “30分钟就够了。事情很紧迫。” 他耸耸肩。我跟他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把他那宽阔的后背靠在真皮座椅里。“什么要紧事？”他一本正经地问，同时从袋里抽出一支名牌钢笔，在律师专用的拍纸簿上写上时间和地点。我开始讲话以前，他就已开始涂涂写写。 我用10分钟时间，迅速谈完了布莱克案的主要事实。在讲述过程中，我把我和莱克事务所断交的那一段加了进去。我告诉他巴里·兰开斯特为了把这个案子从我手上抢走，是如何利用了我，从而使我果断地来投靠他布鲁索的门庭。“我们今天必须起诉，”我严肃地说。“因为在技术上，这个案子目前属于兰开斯特。我想他很快就会起诉。” 布鲁索用他那两只黑眼睛瞪着我。我想，我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抢在莱克事务所前面向法院起诉，这一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那几个委托人怎么办呢？”他问。“他们已经和莱克事务所签过委托合同啦。” “是的。不过，我这就要去找他们，他们会照我的意见办的。”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了指控大利公司的起诉书草稿，巴里和我曾对它琢磨了好几个小时。布鲁索看得很仔细。 接着我又给他一封致巴里·X．兰开斯特关于撤消委托的信。这封信我已用打字机打好，只等布莱克家的3个人签上大名。布鲁索慢慢读了一遍。 “干得真棒，鲁迪！”他说，而我则大有受宠若惊之感。“让我想想。你今儿下午去起诉，然后带一个副本去布莱克家。让他们看看，然后叫他们在撤消委托书上签名。” “是这样。我现在只要你在起诉书上签个名。别的事我全包了，你只要坐等好消息。” “这下子可要把莱克事务所整得够呛啰，不是吗？”他说，一边动着脑子，一边拔着一根不听话的胡须。“我很高兴。这场官司值多少？” “这要看陪审团怎么说。我想或许会在庭外私了。” “那么，你想试试？” “我可能需要一点儿帮助。我估计官司恐怕要打一两年。” “我把你介绍给戴克·希夫利，我手下的一个律师。他从前在一家大保险公司干过，现在常常帮我研究保单。” “那太好了。” “他的办公室就在前面一点儿。把这玩意儿改一遍，将我的名字放上去，咱们今天就起诉。千万要让委托人跟咱们一起干。” “这没有问题，”我向他保证道。这时，我仿佛看见了布莱克家的那3个人：巴迪正坐在那辆破福特中抚摸着他心爱的猫，驱赶着马蝇；多特坐在前面门廊上，一边抽烟一边盯着邮箱，好像大利公司的支票随时都可能寄到；而唐尼·雷则用双手托着头。 “我们稍微换个话题吧，”我清了清嗓子说。“警察那边有消息吗？” “屁事儿也没有，”他洋洋得意地说，好像他这位调解大师已经创出了又一个奇迹。“我跟认识的几个人谈过了，连是不是纵火，他们都还没有弄清呢。可能要过几天，才会有个说法。” “那么他们不会在半夜里逮捕我啰？” “不会。他们向我保证过了，要逮你的话，一定先告诉我。我跟他们说，你会去自首的，而且是手捆脚绑，等等，等等。可是这种事哪里会发生呢？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我确实放心。我相信布鲁索·斯通能迫使警方做出保证。 “谢啦。”我说。 我在巡回法庭书记员办公室下班前5分钟，赶到那里递交了起诉状，状告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和博比·奥托，那位出售保单的失了踪的经纪人。我的委托人，布莱克一家，要求的损害赔偿费为20万美元，外加惩罚性损害赔偿1000万美元。我对大利公司的净资产一无所知，而且要弄清楚，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之所以开出1000万美元的天价，只是因为它悦耳中听。再说，出庭辩护律师无不这么玩。 当然，起诉书上没有出现我的大名。记录在案的原告律师是J．利曼·斯通。他那花哨的签名使起诉书最后一页大为增色，也给整个诉状增加了权威色彩。我把事务所的一张支票交给了代理书记员，作为起诉的费用，接着我们便开始工作。 大利公司受到正式起诉啦！ 我驱车风驰电掣地穿过城市，来到北孟菲斯的格兰吉。我发现我的3位委托人的状况跟我几天前离开时并无多少不同。巴迪在后院。多特把唐尼·雷领出房问。我们3个围桌坐下，他们母子开始欣赏交他们保存的起诉状副本。索赔数目如此巨大，使他们印象十分深刻。多特不断重复着1000万这个数字，就像手里捏着一张中了头彩的奖券。 莱克事务所那些讨厌的家伙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总得做一番解释。行动策略与我矛盾。他们行动太慢，与我不合。他们不喜欢我想猛打猛冲，迅速办好这个案子的做法，等等，等等。 他们倒是真不在乎。起诉状已经提交法院，他们有一纸在手随时可以查阅。他们只想知道，下一步将是什么？要多久他们才能得到一点消息？有多大可能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使我狼狈不堪。因为我知道了结这桩案子，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向他们隐瞒这一点，我又觉得过于残酷。 我又哄又劝，使他们在致巴里·X．兰开斯特——他们原先的律师——的信上签了字。这封信用简洁的语言炒了他的鱿鱼。等待他们签字的，还有与J．利曼·斯通事务所的新合同。我用飞快的速度对此做了必要的解释，然后还是在厨房里的座位上，我和唐尼·雷望着多特步履蹒跚地再次走过草丛，与她的丈夫争争吵吵，让他签上大名。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心情比来时好得多。而他们也得到了适当的满足，因为他们已经对自己憎恨了那么久的那家公司提出了起诉。他们一直遭人践踏，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现在他们终于反击了。美国每年有数百万人上法院状告别人，现在他们也加入了告状者的行列，这使他们感到自己或多或少也是个爱国者。 我在交通高峰时候，坐在自己闷热的小车中，回想着过去了的这疯狂的24小时。我已经签了一份聘用合同，它像流沙一般隐伏着巨大的危险。每月1000美金，不过是个区区小数，但却让我提心吊胆。这不是工资，而是贷款，可布鲁索将如何使我立刻开始赚取律师费，我却一无所知。如果我指望在布莱克一案中挣钱，那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我必须继续在尤吉酒家工作一段时间。普林斯仍在付给我现金，每小时5元，外加一顿晚饭和几杯啤酒。 孟菲斯有一些事务所，要求新招的律师每天穿着高级的西服，开一辆像样的轿车，住令人刮目的房子，甚至常去时髦的乡村俱乐部逍遥。当然，他们给的工资比布鲁索支给我的要高出许多，但他们也用并无必要的社交重担让新招的律师苦恼。 我决不这样。我的事务所决不这样。我可以穿任何衣服，开任何车，在任何地方消遣，谁也不会说一句话。事实上，我真想知道，第一次看到事务所里的同事冲到对街去欣赏一两场脱衣舞的时候，我会说些什么。 突然，我成了自己的主人。随着汽车缓慢地向前爬行，一种美妙无比的独立感流过了我的全身。我能生存下去！我在布鲁索手下，将度过一段困难的时间，但很可能会学到许多与法律有关的知识，比在市区高楼大厦里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在一起学到的多得多。我将忍受由于在这样一个下流地方供职而遭致的冷落怠慢、讽刺嘲笑、挖苦和贬低，这一切我能对付。这一切只能使我坚强。不久以前，我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后来又在莱克事务所谋求到职位的时候，我觉得既保险又安全，因而有那么点儿狂妄自大，现在得承认一点错误。 我在格林威停好车，天色已暗，汽车多半已经不见。通常停在这儿的许多轻型货车和公司出租的车辆，已被对商琥珀俱乐部明亮的灯光引走。霓虹灯绕着整个楼顶旋转，把周围照得通亮。 皮肉行业在孟菲斯已经爆炸，各种原因很难说清。这是个非常保守的城市，有许多许多教堂，是圣经地带①的心脏。本市竞选公职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拥抱严格的道德标准，而且一般也因而受到选民的优厚的回报。我无法想象一个对皮肉行业心慈手软的候选人，会有当选的可能。 ①圣经地带：美国南部基督教基要派流行地带的别名。该派主张恪守《圣经》的全部文句。 我注视着一汽车的商人下了汽车，摇摇晃晃地走进琥珀俱乐部。一个美国人和他的四位日本朋友。毫无疑问，他们来此是想喝上几杯，对美国隆乳技术的最新成就做一次愉快的检阅，从而结束买卖谈判的这漫长的一天。 音乐声已经震耳欲聋。停车场上汽车正蜂拥而至。 我快步走到事务所，打开大门。办公室已人去楼空。妈的，他们很可能在街对面作乐呢。今天下午我就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印象：J．利曼·斯通事务所，决不是工作狂呆的地方。 所有的门都关着，而且我猜还上了锁。这里谁也不信任谁。我肯定要把自己办公室的门锁牢。 我在办公室呆了几个小时。我需要给布克打电话，把最新的冒险经历告诉他。这几天我们俩都放松了为资格考试做准备。而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一直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律师资格考试，像与行刑队的约会，正隐隐地向我们逼近。 ------------------ 16 一夜平安无事。我没有被抓，但觉也睡得很少。脑子一直在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在5点和6点之间的某一时刻，我忽发奇想，披衣下床。过去48小时，我总共睡了不足4小时。 我拿出电话本，我拨了他的号码。这时是6时差5分，我喝着第二杯咖啡。电话响了10次，才听见一个没精打采的声音：“哈罗。” “请找巴里·兰开斯特。”我说。 “我就是。” “巴里，我是鲁迪·贝勒。” 他清了清嗓子。我可以想见，听了这句话，他准从床上蹦起来。“什么事？”他问，声音比刚才尖了许多。 “对不起，这么早就给你打电话，可是有几件事我想跟你谈一谈。” “譬如？” “譬如布莱克家昨天已对大利公司提出起诉。一等你们有了新的事务所，我立刻就会给你送上一份副本。他们还签署了一份解约书，所以你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律师，用不着为他们操心了。” “你怎么起诉？” “这与你无关。” “见鬼！怎么无关？” “我会送你一份起诉书，看了以后你就明白啦。你很聪明嘛。你有新的地址了吗？还是仍用原来那一个？” “邮局里我们的信箱没有烧坏嘛。” “好。假如你不把这个纵火案硬向我头上栽，我无论如何，都会表示赞赏。我跟这场火灾毫无关系。如果你们一定要把我牵进去，那我就不得不告你们这些偷鸡摸狗的东西。” “我吓死了。” “听得出来。别再到处糟蹋我的名字。”没等他回答，我就挂上了电话。我守着电话等了5分钟，他还是没敢把电话打过来。十足胆小鬼一个！ 由于迫切想知道晨报上对这场大火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天不亮就出了门。街上车辆稀少。我向机场方向开去，驶往格林威，我已开始觉得那里像是我的家。我把车停在7小时前离去时的那块老地方。琥珀俱乐部里外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响，停车场上到处是垃圾和啤酒听。 我办公室所在的那个门面的隔壁，是一位名叫特鲁迪的矮壮的德国女人开的一家小小咖啡店。昨天晚上我走来买三明治时见过她。她告诉我早上6时开门，供应咖啡和糖纳子。 我进去时她正在倒咖啡。她为我烤硬面包圈倒咖啡时，我们聊了聊。店里已经有10多位顾客挤坐在几张小桌边上。特鲁迪心里有事。首先，做糖纳子的伙计今天迟到了。 太阳缓缓升起。我拿了报纸，在窗边一张桌旁坐下。在市内新闻头版上，登着一张熊熊大火中的莱克事务所的大幅照片。一篇短文介绍了这幢建筑的历史，并且说它已完全比成灰烬。据莱克先生本人估计，损失达300万美元之巨。“这幢房子的整修化了整整5年，我对它像情人一样珍惜，”文章引用了他的这句话。“现在我是彻底垮了。” 再多流两滴眼泪吧，老家伙！我把文章飞快读了一遍，没有发现“纵火”这样的字眼。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警方嘴很紧：这件事仍在调查；现在做任何猜测都为时过早；无可奉告。警察的老一套陈词滥调。 我本来就不希望我的名字作为一个潜在的嫌疑犯出现。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感到轻松。 我坐在办公室里，装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模样，心里却在琢磨用什么办法，才能在未来30天中，搞到1000美元律师费。布鲁索猛地推门进来，把一张纸堆到我面前。我连忙一把抓住。 “这是警察局的一份报告。”他嗥完回头就想走。 “跟我有关？”我恐惧地问。 “根本和你无关。是一起车祸通告。昨天夜里在机场路和谢尔比交汇的转角上，两辆汽车撞上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可能是酒后开车。那家伙像是闯了红灯。”他说完便瞪着我。 “我们是不是一方的代理——” “目前还不是。这就是你要干的事。去找当事人把案子接下来。把情况弄弄清楚。把委托书签上名。然后进行调查。有人好像伤得相当可以。” 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而他却已离去。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听见他在大厅里一路走一路哇哇叫。 车祸报告上有种种信息：驾驶员和路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受伤情况，汽车损坏情况，目睹者的叙述等等。通告上还有两张图。一张表明了警察对两车如何发生相撞的见解，另一张则是说明他如何发现了这两辆车。开车的两个人都受了伤，被送进了医院，而那个闯红灯的人，明显是一直在喝酒。 读着倒觉得很有趣，但我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干？车祸是昨夜10点10分发生的，可布鲁索今天一早就已用他那肮脏的爪子一把将它抓住了！我又读了一遍，接着就茫茫然地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迷惘中惊醒。“请进。”我说。 在咯吱咯吱声中，门被慢慢推开了一条缝。一个瘦小的人，把头伸了进来。“鲁迪？”他的声音很高，有点神经质。 “是的，进来吧。” 他从门框与门之间窄窄的空隙中滑进办公室，像偷偷摸摸的样子溜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椅子旁。“我是戴克·希利夫，”他一边坐下一边说，既没有想和我握手，也没有露出一点笑意。“布鲁索说，有个案子你想谈一谈。”他回头瞟了瞟，生怕有人走进房间在他身后偷听。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很难说出戴克的年纪是40还是50。他的头发大部分已不知去向；剩下的几绺油光发亮，稀稀落落地贴在他那颗大头上。耳朵周围头发也很稀，而且大多已经灰白。他脸上那副用金属丝做支架的方形眼镜，镜片又厚又脏。同样难说的是，不知是他的头特大，还是他的身段太小，反正二者不成比例。他的前额分成了两个半圆，在正中附近相会，一条深深的皱纹穿过相会处，一直延伸到他的鼻尖。 可怜的戴克，是我见过的最缺少吸引力的男人中的一个。他的脸上有着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他的下巴简直就没有。他讲话时，鼻子上现出了一条条皱纹，上唇向上翻，露出了4颗大门牙，而且每一颗都是同样的尺寸。 他穿着一件两个口袋的白衬衫，上面斑斑点点，领子已经磨破。他系着一根红色针织领带，打的领结其大如拳。 “是的，”我说，尽量不看正从镜片后面打量我的那两只巨大的眼睛。“是个保险案。你是这里的律师？” 他的鼻子和嘴唇一起吱嘎作响，牙齿在向我闪光。“可以这么说。但并不精确。你瞧，我不是律师，目前不是。进过法学院，一切齐全，但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啊，一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哦！是吗，”我说。“法学院什么时候毕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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