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这些人并非有疾病而健康状况不佳，相反，他们经常以各种方式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全身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说的是那些“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我们知道这也包括所有我们的读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那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们，其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不同于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们。我们的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它是一个急匆匆的时代。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后果完全可以想像得到。 今天的商人有一种急切、不安的神态（至少在西方国家做生意的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其命运的电报——他们事实上也经常是这样。我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之中。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一边谈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应该写些什么，否则就太晚了一样。我们搓着双手，好像准备干一桩需要耗费全部精力的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像野生动物那样迅速转过头去，似乎是担心有某些被忽略的危险事物。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做某件事，这样，我们必须先尽快完成手头上其他几件更为紧迫的要事，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中去。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诸如“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的紧张。无论就时间长度还是就休息的有效性而言，我们的睡眠都大不如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我们昏暗房间里的一丝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诸如此类，都会令人讨厌地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这样，就别想再睡着了。我们把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没有空闲，其结果是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在今天，有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家只能抱着银行睡觉才能成功。可见，在股东们获利之时，正是银行家倒霉之日。 在我们对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实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如果一个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人，那么他肯定会看到或感到有某种强烈的反差。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研究并非寻常之事，当然也曾做过，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高加索白种人的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与西方人的相比，正像几何学家所说。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却显然与我们所熟悉的大相径庭。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一个位置上无论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他可以像一台自动机整天地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地站在一个地方干活，编织、打金箔或干其他什么事，而且是天天如此，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根本没想过需要有任何变化。同样，中国的学生也是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变动；若这在西方，肯定会逼得小学生们发疯。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人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那样静静地躺着。稍长大一点，西方人的孩子会与猴子一起做各种滑稽动作，而中国人的孩子却往往是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在中国人看来，活动活动筋骨对于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都爱外出散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像“猎犬追野兔”游戏那样你追我跑地打垒球，更是难以理解了。广州的一位教师看到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就问仆人：“她这样跑来跑去要付给她多少钱？”如果告诉说：“没钱”，他根本不会相信。在中国人看来，一桩事完全有能力雇苦力去做，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做？他对此根本不理解；若是有人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更是听不懂了。 就睡觉而言，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不同。一般说来，他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睡。搞得我们根本无法人睡的干扰，对他却不起作用。用砖当枕头，用草梗、泥土或藤做的床，躺在上面就可呼呼大睡，其他什么都不管。他睡觉时，不需要房里暗一些，也不需要别人安静。“半夜啼哭的婴儿”喜欢哭就哭吧，根本不会吵醒他。有些地区，在夏天午后的两小时里，所有的人都本能似地（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很有规律，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季节的午后两小时里，整个世界就像半夜后两点一样寂静。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睡觉的地方并不重要。横卧在三轮车上，脑袋像一只蜘蛛向下垂着，张大着嘴，苍蝇在嘴里飞进飞出；若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经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要招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这样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此外，我们肯定能看到的是，中国人对呼吸空气似乎不讲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算是空气流通的，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屋顶，或是一场饥荒迫使房屋的主人拆掉房子变卖木料。我们常常听说中国人住得过分拥挤，但是，中国人觉得这很正常，似乎不会有任何的不方便，即使有一点不方便，那也是不足挂齿。如果他们像盎格鲁一撤克逊人那样神经易于激动，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很不幸的。 中国人不会神经过于紧张还表现在他们很能忍受身体的疼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常常是面对疼痛而不退缩，有些疼痛还可能令我们外国的壮汉所望而却步。这一话题可以很容易扩展为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把它搁在一边，而去听一听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她说这句话肯定是由于她所不感兴趣的神学套话激怒了她。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使他们的感召与选择成为可信。 布朗宁夫人曾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无疑，这只是对像这位著名女诗人一类具有敏感大脑的人而言，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一件难做的事时更是这样。但是，中国人也许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外国人不常去的那些地方，我们的到来，会引出一大群中国人，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其实，他们只是不带任何情感地看，并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我们还是经常抱怨，若不把他们驱散，我们就会“发疯”。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本能的感觉完全不可理解。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若是有人对别人的观看表示强烈的反感，那么他会自然地怀疑那个人肯定有毛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如果他平时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他现在病了，可以要求不受噪声的干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相互配合确保这一对治好病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果病人得的病已是无可救药，那么病人更是处于一种最安宁的环境之中。中国人的习惯与外国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都强加于病人身上；而且病情越重，干扰就越多。此时，谁也没想到需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也没人要求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大闹一场。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这种场面，还不如死了更好。那位著名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者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对此没有不抱同感的。而在中国，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世界里，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和焦虑。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这些邪恶的影响，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只要雨水稍微减少，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只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会冲毁他们的家园。中国百姓很难幸免于官司的纠缠；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清白，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些灾难不仅说说而已，而且可以感到正在不断地俏然降临。对我们来说，最恐怖的莫过于等待一场不可防止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中国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也许是因为它的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去忍受”，这正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那些亲眼目睹灾荒年月成百上万百姓默默地死于饥饿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要全面了解中国人，就必须去看，但无论看到什么程度，西方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我们将不断地去理解他们，直至我们终于相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有。这一含义复杂的说法会对这个民族未来与我们民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很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增强——我们不想冒昧地作出猜测，但我们至少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最适应者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不急不躁的中国人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想到，中国的这一商业中心与欧洲已有360年的频繁交往。在这期间，西方国家与中国人打交道，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举动。外国人无论抱着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通常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对待其他非希腊人一样，而把他们看做是“野蛮人”来对待。即使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一直习惯于用“野蛮人”而不用“外国人”来指称外国人。只是到了1860年，由于某条约的特别条款规定，才开始不允许使用“野蛮人”这个词来指称外国人。 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来民族的这种态度有关，中国人的邻国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一些最差的国家，因而他们被奉承惯了。尽管这些奉承无非是花言巧语、不怀好意。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可以在哄骗和威胁之下，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行事，他们确信自己具有无法形容的优势地位，并且一直是按照这种看法处事，这种状况直到北京被占领才被迫发生改变。从那以后，尽管只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终于意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全部价值。然而，不必对中国人作更广泛、更密切的了解，任何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都会相信，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心里想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并不都是尊敬，即使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轻视我们，但他们好像是带着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且往往是无心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现象。 中国人对外国人最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服装，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的确，东方人的所有各种服装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臃肿，摆来摆去，限制了“人的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便，而完全不同于任何东方人。当我们考察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于东方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服装完全适合于东方人。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看我们的服装时，找不到任何值得赞赏的地方，更多的是批评和嘲笑。东方人的服装要求宽松，穿在身上可以掩盖住身体的线条。有体面的中国人是不敢穿着短上衣到公共场所去的，而在中国的外国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外国人的短上衣，双排纽扣的礼服大衣，尤其是既难看又没样子的燕尾服，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特别是有些上衣外套穿起来无法全部遮住胸脯，还露出一些内衣，更是不可理解，他们还看到外国人衣服的尾部钉着两粒纽扣，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扣的，也不能起到装饰作用。 如果说外国人的男装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那么女装就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它都有背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更谈不上体面了。西方文明是伴随着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而产生的，只要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对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限制，就会自然地感觉到，只依据传统标准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误解和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一个外同人，即使他能够流利地说现代欧洲所有各国的语言，但只要他听不懂一个不知字的中国苦力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苦力就会瞧不起他。的确，苦力若是这样，只能进一步表明他自己的无知，但他那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却是真的。，如果这位外国人硬要在这种环境中待下去，并努力地去掌握中国人的语言，他会不断地受到蔑视，就连自己的仆人也会在一旁说：“哦，他会听不懂！”其实听不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己说得不清楚。但中国人并不会承认这个事实，即使承认了，也不会削弱他的天生的优越感。这种情况，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经常而且永远会碰到，因为，无论他知道了多少，都总还有他未曾知道的新大陆。在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历后，就不会因为他偶尔才知道某事而感到不好意思，更不会因为他对某事全然不知而感到不光彩。中国人在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进行估量时，往往就像约翰逊博士对女人唠唠叨叨的劝诫所作的生动描述一样；约翰逊博士说女人的劝诫就像狗用后腿走路——是无法做好的，但后来又惊奇地发现，居然做好了。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风俗一无所知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几乎不相信居然会有人不知道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外国人常常受到中国人间接的冷落而不知，这就导致中国人愈加故意地轻视外国人。对“当地人”把我们看成什么嗤之以鼻不予计较，反而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许多中国人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逗趣的方式对待外国人，时常还伴些贬意，就像利特默先生对待大卫·科波菲尔＊，似乎心里还不停地嘀咕：“这么小，先生，这么小！”当然，在中国的外国人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迟早会成为精明的观察者，而那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然而，一个人无论经验多么丰富，总还有他没听说过的或者第一次听到的事，总有许多细节是他所不知道的。 任何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很容易做到的事，外国人却不会做，这就导致中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吃不下他们所吃 ＊美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译者注的东西，我们经不起太阳的暴晒，我们无法在嘈杂的人群中入睡，也不能没有新鲜空气。我们不会用他们的橹划船，也不会喊“吁！吁！”使唤牲口。众所周知，1860年，英国的炮兵部队在去北京的路上被无人驾驶的马车队搞得没有办法，因为英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中国的牲口走动一步！ 无法适应中国人的观念和礼仪，以及其他更重要的规矩，使中国人毫不掩饰地轻视一个在他们看来没有“礼貌”或不懂“礼貌”的民族。其实，不是外国人不会鞠躬，而是他总觉得以中国人的方式鞠一个中国式的躬很难，不仅难在身体上，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外国人不把礼仪当一回事，常常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即使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面对一场有礼貌的大战，其结局事先已经确定并为双方所知道的大战，就算只有20分钟，他也会不耐烦。外国人不愿意花“老半天”时间去闲聊。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中国人不知道，他所浪费的时间是他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别人的时间。 外国人由于省却了大量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而把时间用于其他方向，因此，与过分讲究礼节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显得非常单薄，即使外国人自己也这么看。与中国官员富丽堂皇的长袍和温文尔雅的举止形成对照的是外国来访者那不成样子的跪拜；面对这种反差，即使有礼貌的中国人也难免会笑出声来。在这种场合，必须记住，对付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对东方人所看重的官架子不屑一顾。如果中国人见到的是“大美利坚皇帝”， 并且曾见过他穿着市民的服装，叨着雪茄，在大街上散步，那么中国人的心里又会怎么想呢？假如一个与中国的道台相当级别的外国领事为调解一桩国家间的纠纷，前往某省会与省长会晤，那么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城墙上，想亲眼目睹这位外国大官的浩荡队伍，结果看到的只是两辆马车，几匹马，一名翻译，一位中国的跟班，还有厨师等几人。东方人看到这种场面，自然会从好奇变为冷淡，再变成轻视，这并不奇怪。 我们在某些方面自认为肯定比中国人优越，但却不能如我们所想像和所期望的那样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发明方面占优势，但许多发明却被轻易地看做是莫名其妙且没有实际用途的戏法，是某种超自然力的结果，是孔夫子闭而不谈的魔法。有一些承包商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和电力应用的奇迹是那么的不放在眼里，因而感到失望。此外，中国人反对一切都采用外国模式（尽管有时也不得不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和通风设备，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喜欢接受一些西方进步的成果，但不采纳西方人的方法，若要他们采纳西方人的方法，他们宁可把进步的成果也抛弃掉。只有那些肯定能直接使中国成为“强国”的东西，才能被接受，其余的必须暂缓一步；任何改良，如果没有时代精神，不会比中国优越，都可能被抛在一边。某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中国的劣势，但又声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知识只是古代中国人在高度发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所积累的，而近代中国人却不幸让这些东西被西方人盗走。 中国人显然对外国人在应用领域方面的能力不很感兴趣。撒克逊人欣赏“能人”，正像卡莱尔喜欢别人都称他“皇帝”。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艺既令人感兴趣，又令人吃惊，而且以后若用得着，他们不会忘记和拒绝使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在这些方面他们要效仿外国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他们的理想学者是书呆子。这种人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忘记，拥有多个学位，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虽有几寸长的手指，却不会做事（除了教书）；正是这样，才保持了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西方国家并没有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西方各国。中国驻大不列颠前任大使郭阁下的所言很能说明这一点。当听到里格博士说英国的道德状况比中国的要好时，阁下并没有立刻对此作出评价，而是富有感情色彩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这种比较从表面上看，尤其是从外交的观点看，是不成功的。它涉及到对这两个国家内部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现状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的能力。进行任何诸如此类的比较根本不是我们当前的目的。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外国人的主要对手。外国人虽拥有各种机械技术，但仍被中国的文人学士认为没有足够的能力欣赏中国伦理道德之伟大。这种蔑视在那些“头在宋代，脚在现代”的典型中国学者身上很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类人在近年撰写并散发了大量极力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铺天盖地，充斥了整个中国。 曾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被西方的各种发明所占据。刀叉、长筒袜、钢琴会从英国运到中国，在这种作用下，中国将会被“欧洲化”。如果说有一天中国会被这种方式所占据，那么这只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而决不可能有过这样的一天。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要使中国人对西方人保持稳固而持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可信的客观事实表明基督教文明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取得了中国已有的文明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仍会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表现出恩赐和轻视的态度，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回目录中国人的性格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上有一句也许是农夫所说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尔后再及私田。无论周朝兴盛时期以及后来的各朝代是否真有其事，现在是肯定不会有农夫或其他什么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中国实质上是采取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要求百姓服从于顶头上司。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句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但没有正确理解其含义，而把它改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自己！”普通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与这个黑奴对古老格言的解释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百姓，他认为，“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至于政府，他认为，“政府既成熟老练又强大无比，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百姓有难，政府是不会为百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没做什么，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造成的灾害，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百姓自己努力防治这类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增加百姓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的道路状况很能说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不重视以及百姓缺乏公心。在这个国家，各地都曾有过宽阔的标准公路；这些公路用石子铺成，两旁种着绿树，连接着许多最重要的城市，但这些道路现在都已损坏，这种情况不仅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像湖南、四川这些很远的地区也同样可以看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则相对要容易些；但是政府和百姓都忽略了维护保养，以致于造成这类公路的损坏，严重妨碍了交通，甚至整条路都报废。假如这些交通要道的毁坏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那么，扣除政治动荡的那几年，至今少说也有250年，足以修复这些交通干线。但是，这种修复工作从未有过，甚至也没人提出过，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状况。 政府的态度与百姓的态度是相互影响的，百姓关心的只是个人不要遭受损失，而不顾公共财产到底会怎样。事实上，中国人就从没想过，一条路或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共的”。“河山”（即国家）被认为是当朝皇帝世袭的财产，他在位多久就占有多久。道路也是他的，若要修复什么的，让他去干，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说，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又是不属于皇帝的。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属于自己的，农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必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因此，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归农民所有，但是，通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同其他田地一样，要支付税赋，因此，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所获得的好处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夫要尽可能地利用道路，他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使道路越来越狭窄，交通也更为困难。若是夏季暴雨冲毁农田，道路和农田混在一起，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农田。这样，再加上自然的狂风暴雨，原来的道路最后成了一条水沟。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 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途经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时，偶尔会看到河面上有小旗；经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是用来指示下面有水雷，过往船只必须绕开而行！据说，中国的一支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结果是，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大乱。 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农夫砍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 乡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正好与城里的占道行为形成对照。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这些地方本不是摆摊之处，如果皇帝经过那里，这些货摊都会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又都回到原处，在大多数中国的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上排着各式手工作坊。杀猪的、理发的、肩挑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并成为令人窒息的拥挤之处。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出来，晒在街上，因为他们的小院子远不如街上来得宽敞，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这些不只是造成交通阻塞。木匠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沿街晒起面条，因为摊前的空地不是属于“公共”的，而是属于摊主的。但是，对所占道路具有所有权，就需要有相应的维修的责任，现阶段的中国人根本没想过这一点。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时间和所需的一切；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多而得到的好处却更少。如果地方官员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那一切就好办多了，但是，任何中国的官员都肯定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不仅不当一回事，或不加爱护，或占用，甚至还偷盗。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日渐减少。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被弄得一块砖也不剩下，据说是因为那个地方并不特别属于什么人。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某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被盗，在皇宫里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轰动。中国人普遍知道，在18个省份中，皇帝是最容易被骗的。 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这是一个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同时也不是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因此他对外国人抱有敌对情绪，并认为西方人的发明源于中国。近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恶意诽谤外国人，妄图引起混乱，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在中国人看来，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误会，另一方面，也由于是对西方国家的憎恨。也许有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写文章的中国人是出于为国效劳的需要，还是为了获取报酬，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一个中国人是爱国者可以不必非常关心当前清朝的命运，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民族的整体感情是与今天一样的——这就是极度的漠不关心。对此，孔夫子曾在《论语》中含蓄地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半是结果，另一半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 对此，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当时，我们正离京外出旅行。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喝茶，试图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我们谈到了皇帝在近日驾崩，这本是一桩肯定会引起每个人兴趣的重要事件。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于世，我们对此表示担忧，于是就问：‘你们谁能知道。皇帝的3个儿子中哪一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延袭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他还大小，据说朝廷中有两派，他会倾向哪一派？’我们简要地提出各种猜测，目的在于激发这些善良百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提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但他们只是摇头，只顾着抽烟、喝茶。他们的冷漠确实引起了我们的不满。这时，这些够格的中国人中有一位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完全是以一种长辈的架势，拍拍我们的肩膀，讥笑地说：‘朋友，听我说，你何必要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操心劳神呢？大臣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他们挣他们的钱，我们别为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烦恼，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图个啥！’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是这么个理。’于是，他们示意我们，茶凉了，烟抽完了。” 曾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用的就是从中国山东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为了各自的利益签订了投降条约，提出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他们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为外国军队干苦力活的绝大多数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这类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后，被剪掉辫子又送还给英军，——不难看出，如果说中国人真有爱国心，真有公心，那么这些词的意思也不同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使用该词时所包含的意思。 当人们被迫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成为带头人。此时，政府会作出妥协。但事后，“受骗”的群众无论被如何处置，带头人总难免为了正义而一死。为了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这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关健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勇敢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这些人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人能够在具有公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激发出极大的英勇气概。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确实地相信，已经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古代圣人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更古的“古人”。孔夫子说他不是一个创始人，而是一个继承者。他的天职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和被误解的，收集起来。正是他在完成这项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才能，使他成为他这个民族非凡的圣人。正是他的崇古、述古，构成了儒家成圣学说的基本主张。按照儒家的道德理论，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是盘子，百姓是盘中的水；只有盘子是圆的，水才是圆的；若盘子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根据这种理论，只有明君统治时代，才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代，夜不闭户，因为没有盗贼； 路上丢失了东西，最早看见失物的人会守候在那里，并与其他来人轮流守候，直到失主完好无损地领回失物。这些事就连大字不识的苦力也会对我们说起，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对现状不满的倾向并非只有中国或中国人才有，世界各国都同样有；只是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人们相信，古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保留在经典作品中，而今天只是继承而已，因此，这些作品被当做纯粹的偶像。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就像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以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更好，那是不可能的。 正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为《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辩解一样，儒家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源。 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体；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最后仍然适合，这种统治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的政体如何形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一桩惊人的发现。从他的发现中，我们肯定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那种政体改革，曾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6尺厚，4尺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 有了这些清楚的认识后，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盲目固执地遵循过去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习惯与道德是同一回事，因为它们同出一源，本质相同；这种看法与古罗马人是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无需从最终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风俗习惯，或者严格地说，完全理解它们；而只要像母熊保护她们的幼仔一样，出于本能地坚决予以维护。这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而且并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 中国的风俗习惯，正如中国的语言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如同人的言语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习惯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令人眼花镣乱的风俗习惯可用以说明常言所谓的十里不同俗；同样也会听到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像成形的熟石膏，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按理说是这样，但实际上肯定会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在某种新的条件下，改变总会发生。 下面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清政府曾在中国国民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方式，绝大多数的人极力反对这种改变，宁死不从。但满族人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表现出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削发方式。推行新的削发方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辫子，至于对清政府这一做法的仇恨只是残存于广东、福建本地人曾用来遮盖民族耻辱的头巾中。 佛教进入中国，只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中才得以实现；而一旦完全扎下根来，它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样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基本的假定，这就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一种专制。无数人遵从习惯，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的缘由。他的职责是遵从，并且他遵从了。在中国，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因地区不同而迎然相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成千上万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某一宗教成规的原因时，通常只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与上帝沟通的各种做法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应该这么做。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转动机器。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只要遵从准没错。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任何人，只要有鼻烟，就会分给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小烟盒，遇见朋友，他就拿出来；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吸完，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他的朋友会装着从中拿起一撮，然后把盒子送还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而按照适当的习惯去做，则会保全主人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惯例；在许多特定的场合都只能是这样。珊瑚虫早已死了，但留下了珊瑚礁，为了避免翻船，行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航线。 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习惯地用头顶着东西进行搬运，并且用同样的方法为修建铁路运土。承包商叫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反而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要佣人去寄一封信，他惊奇地看着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再压上一块石头。思想过程的僵化导致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事例。最初教厨师做布丁时，打开一？ ？τ是把它倒掉；后来这个厨师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拿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要裁缝照样子做一件新衣服，结果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说这样的故事并无意于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事实。 每个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举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的确难以理解，除非我们明白了他们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住在北纬大约25。的中国乡村，人们按照常规，冬天不穿皮衣，夏天需戴草帽，若不是这样，那才怪呢！有的地区，只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正巧赶上突如其来的“寒潮”，通常根本无法说服店主烧炕，因为烧炕的季节还没到！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匠不愿意采用新工艺，但最守旧的莫过于外国人窑厂中的烧砖师傅。有一次，需要用到比当地所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于是，外国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实际上，只需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行了。但需要砖时，砖却没烧制出来。把接受任务的烧砖师傅叫来一问，他说他拒绝参予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他的唯一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子！ 无论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人们都不可能不看到，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关系。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有各种很旧的酒囊用于装酒。中国人由于天生因循守旧，几乎没有接受多少新酒，而且，就是所接受的那一点点，还是找新瓶来装的。 中国人目前对西方各国的态度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太想要新的；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想放弃旧的。正像我们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该早就归还给泥土了，但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经过时的旧风俗习惯和旧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撑着，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是没有道理。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受到阻挡，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把电报引进中国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禀告皇上说，当地人对这桩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致于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但是，后来与法国人开战时，不仅架设电线的支架完全不同，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电报受到了欢迎。 不久前，许多人还相信风水，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建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由于要经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坟墓需要搬迁，这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计人们相信，风水与火车狭路相逢时，风水根本不是火车的对手。后来这条铁路的延伸显然是由于财政问题才担搁了，与风水完全无关。 中国人在处理重要的事务中，既有天生的因循守旧的一面，又会有侵犯惯例的另一面。在中国，孝道是最重要的；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则不然。皇帝会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泪”申诉，要他在本该守孝的日子里继续尽心尽责于国家大事。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是君臣父子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变更中，由于皇位由旁系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仍健在，这样，小皇帝的父亲要么就要自杀，要么就退休。光绪继承皇位，其父亲醇亲王就得辞官。醇亲王得病，其儿子光绪皇帝只能以探望下臣的名义探望其父。既是儿子的父亲，又是儿子手下的重臣，因此还需要有某种权宜之计。 如前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过分地看重成规。但是正确地理解并谨慎利用中国人的这一本能，可以使之成为外国人的重要的保护伞，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固执又如此守旧的民族打交道。外国人只需模仿中国人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装着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在受到责难时为其辩护，并且想方设法坚持下去。因此，居住在内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国人只要像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地采取一种墨守成规的方式，就不会有什么事。险恶的暗礁对于航船似乎是一种无法通过的障碍，但一旦穿过，便可进入一片神秘而又平静，不怕风吹浪打的环礁湖。 第十五章 随遇而安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对于舒适与方便的不讲究。但这只是依照西方人而不足东方人的标准来说的。因此，本章实际上主要是谈论东西方人在所谓舒适与方便问题上的根本差异。 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在前面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我们已经偶尔论及西方人的服装式样几乎不能力中国人所接受。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中国人的外观打扮也会令西方人所难以接受。中国人在外观打扮上，把头的前半部位的头发剃光，让本应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于外；当我们看到-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有这样一种反常的打扮习惯，肯定会感到意外。如前所述，中国人是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了这种削发方式，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对此作进一步的关注，而只要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舒适，或许她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恢复明朝的削发方式。 同样，我们也只能这样地去看待中国人几乎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季，不戴帽子的习惯。在炎热的夏季里，所有的行人都举着扇子遮挡太阳。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用阳伞，但肯定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国的男人常常因为是戴帽子而引起别人的讨厌。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女人只有装饰用的头巾，当然，在挑剔的外国人看来，这头巾根本起不到装饰作用。中国人认为，夏天带一把扇子在身边，就够舒服了。在夏天，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光着膀子，拼命地拉着沉重的盐船逆水而上，一边使劲地扇着扇子。即使是乞丐，经常也是打着把破扇子。 中国文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据说这个民族是最早的游牧民族，照理说，在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方面，他们肯定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却不懂毛纺技术。唯一的特例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但这种技术并没有得到普及，我们仍然看到成群的羊漫游在山野之中。 在棉花传人之前的古代，这个国家人们的衣服是用诸如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制成的，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依靠棉花织布制衣。在那些冬季非常寒冷的地区，人们要穿好多件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小孩穿了这么多的衣服，若是摔倒了，常常是爬也爬不起来，就像是掉进了一个桶里。但我们从来没听说有人抱怨穿这么多衣服难受。既然要穿就不要怕难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这种束缚，他们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与冬天穿那么多衣服形成对照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内衣。在我们看来，不穿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棉毛内衣会坚持不下去。中国人没考虑过这种需要。他们用那么多衣服裹住身体，像套着许多层的袋子，但却有许多空隙，让寒风透过刺人肉体；而且，他们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尽管也承认这种衣服不理想。一位66岁的老人说他已经被冻麻木了，我们给了他一件外国内衣，并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免得受寒。一两天后，我们发现他居然把它给扔了，因为他都快被“烤死了”。 中国人穿的鞋是用布做的，经常会渗水，稍一沾水，里面就潮湿。天气一冷，他们就会觉得脚底整天冷冰冰的，中国人的确还有一种上了油的靴子，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它虽好却很贵，使用的人也只限于极少数。雨伞也是如此。它们被看做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被雨淋湿的人，他们并不认为应当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他们觉得让身体来焐干衣服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人说外国人的手套很好，但自己就没想搞一副；那种不灵便的连指手套，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即使在北方，也难得一见。 按照外国人的看法，中国服装最令人烦恼的是没有口袋。外国人一般都希望衣服上有许多口袋可用。他要在外衣胸前的口袋里装记事本，下面的口袋装手绢，衬衣的口袋放铅笔、牙签、怀表之类，还有其他地方要放小刀、钥匙和皮夹子。如果一个外国人身上还带有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和自来水笔，这对外国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稀奇事，这些东西是他经常所要用的，不能少。而中国人几乎没有用到这类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手帕塞在怀里；他若是带着孩子，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要带一份重要文件，他会认真地扎紧绑腿，把文件塞在里面，然后上路；有时，他干脆把文件往裤腰一别。在这些情况下，若是带子不知不觉地松了，文件就会丢失——这是常有的事。如果身上还要带其他什么东西，他们一般都把东西放在卷起的长袖里，或帽子的某个地方。中国人很难在身上找个放小东西的地方，可以把钱卷成小筒架在耳朵上。像钱包、烟袋和烟杆一类的小东西，为了保险起见，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如果带子松开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丢失。钥匙、梳子和一些古钱系在外衣的纽扣上，脱衣服时还得小心，以防这些东西丢失。 对我们来说，如果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外衣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那么他们在晚上的穿衣方面就更是不必多言了，因为他们是脱光衣服睡觉的。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他们都没有睡衣。据记载，孔夫子曾要求穿比身体长一半的睡衣，但据推测，他所要求穿的并不是普通的睡衣，而是他节食期间所穿的长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并没有人仿效孔夫子穿这种晚礼服，也没人有意去节食。就新生儿而言，他们由于不知道婴儿对温度变化异常敏感，而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随意掀开被子，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仅凭这种荒唐的做法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中国婴儿满月之前会死于因突然受寒而发作的惊厥。当孩子稍大一些时，有些地区的中国人并不是使用尿布，而是用一种沙土袋。对于西方国家心疼孩子的母亲来说。只要有这种想法就足以令她们恐怖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吊着个怪物，就像青蛙“背”着个铅弹，无法动弹。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若是一个人没有实际经验，就会被说成是还没脱掉“土裤子”。 中国人很能将就不仅表现在服装上，而且也表现在住房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必去说那些没自己房子的穷人，中国人并不在意在房子的四周种树遮荫，而宁可搭个凉棚。若是没这个能耐，他们本可以在院子里种一些遮荫的树木，这又不难。但他们不是种这种树木，而是种一些行榴之类的观赏性的灌木。酷暑来临，院子里热得受不了，他们干脆坐到街上去；再不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大多数的房子只有南门而没有北门，因此无法形成空气对流。若是能开个北门，也许还能凉快些。当问起这等方便之事为何没人做，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北门！” 北纬37。以北的地区，中国人一般是睡炕。炕是用砖坯垒起来的，中间烧火加热。若是没有烧火，冰冷的炕会令外国人无法忍受。若是火太旺，他会在后半夜由于身上被烤得厉害而醒过来。无论如何，炕的热度总不可能整夜都一直很适宜。一家人就是睡在这样的炕上。此外，这种炕由于其材料的原因，还会生虫，即使每年都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能赶走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整个房间的墙上都被它们占据了。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许多害虫会传播疾病，但是，并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不少人家的墙角上挂着蜘蛛网而没有人打扫，据说，即使是城里人也很少有例外。苍蝇和蚊子的确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偶尔烧一些有芳香气味的草驱赶它们，但这种害虫并不会惹中国人生气。 睡觉的枕头应该是怎么样才算舒适，这也反映出舒适标准的不同。在西方国家，枕头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正好支承着头部。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承颈部的；有的是一张小竹凳，有的是一截木头，更多的是一块砖头。以中国人的方式，枕中国人的枕头，简直就像是在受折磨；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所使用的枕头上睡上10分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不懂毛纺技术。但更难以理解的是，他们似乎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尽管中国人非常节俭，但他们并不知道可以很容易地用羽绒制成被子，而让羽绒随风飘走，所以羽绒的价格很便宜，甚至不要钱。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扎起来做成鸡毛掸；在中国西部，家禽的羽毛有时被厚厚地散布在地里，以免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被动物吃掉。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是有弹性且坚固的。最好的床大概要数钢丝床，近年来，这种床已很流行。但是，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添置这种高档用品时，居然有病人不躺这种弹簧床，而宁可躺在地板上，因为他们感到躺在地板上就像是在家里一样，这使得那位置办这些用品的好心医生十分生气。 中国人的房子到了晚上几乎总是很昏暗。当地的菜油灯发出难闻的怪味，而且灯光仅够用来照见东西。人们的确也知道用煤油点灯的好处，但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纯粹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所造成的，他们只是满足于仅仅能看见东西，而根本不在乎能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舒适。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家具既不灵巧又难看。中国人坐的长凳不像我们祖辈所坐的那种有靠背的宽大的长椅，而是一种没靠背又很窄的凳子；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人坐，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肯定就会翘起来，这并不奇怪。在亚洲各国，中国人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看法，中国人的椅子是很难看的。其中有一种椅子的式样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很高，靠背又直，非常呆板。还有一种比较多见，样子看上去很大，可以坐一个大胖子，但支撑力不相称，估计很快就会垮掉。 西方人对中国人住所最不满意的肯定是潮湿和冷。由于房子的地基随随便便，房子经常会潮湿。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房间里泥土的地面或用没烧制好的砖铺成的地面非常不舒适，而且对健康也相当不利。还有，房门松松垮垮实在是令人讨厌。这种门有两扇，根本关不密，四周透风，就算只有一扇门，而且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也还是不能很好地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中国人不懂随手关门，就是教也教不会。一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条告示：“请随手关门”，这在中国纯属一句废话，根本没人会随手关门。无论是房子或是院子，门框都做得很低，一般的人进门都要低头，否则就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用纸来糊窗子，这种窗子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百叶窗不常见；就算有，也少有人用。 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只有一只锅，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铁锅。但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开水。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几乎每次煮饭都是这样。水汽和烟弥漫整个房间，若是外国人肯定会被呛得睁不开眼，或者喘不过气来，而中国人明明知道这会害眼病，但似乎还是无所谓。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住所最不舒适的是冬天没暖气。绝大多数地区，即使是冬天最冷的地区，取暖只是靠煮饭的锅灶和炕。中国人对于炕的舒适予以高度赞赏，女人们有时称之为“自己的母亲”。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炕实在是不舒适，因为西方人要求热源发出的热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因此，在寒冷的夜晚，中国人的炕根本不如“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在一些产煤地区，煤的确己被作为燃料，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些地区非常有限，而且烧煤时，煤烟总是在屋子里出不去。木炭要非常节省地用，家境好的也不例外；就像烧煤一样，若是烧得不小心，危险还很大。天气冷了，屋子里冷得令人难受，待在家里的人往往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外出时，就没有衣服可增加了。我们问他们：“你冷吗？”“当然冷”，他们总是这样回答。他们给西方人的印象是，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使自己暖和过。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表层冻结了，只有底层在缓慢地流动。曾有一位中国的道台在国外说过，美国的监狱比他的衙门更舒适，我们如果知道中国人的住所是那种样子，就不会对这位道台的话感到惊奇了。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对拥挤和噪声并不在乎。天气一冷，中国人肯定是挤在一起取暖。甚至是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仅有几间的船舱里挤满了人，或是坐着，或是躺着，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而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西方人喜欢住独门独户的房子，既通风又不受打扰。中国人对是否通风和不受干扰并不在乎；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条件，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中国的城市周围无计划地建有许多小村落，换言之，大家都挤在一起，好像是由于地价大昂贵；而恰恰是由于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上像在城里一样。结果是狭小的院子、拥挤的房子统统都挤在一起，人满为患，谈不上还有什么活动空间。 一位住在中国小客栈的中国旅客在吃完晚饭躺下睡觉后，欣赏着大队人马的光临而带来的喧闹。而他的外国旅伴醒着躺在那里直到半夜，头脑清醒地聆听着一大群骡子在那里嚼草、踢腿和长叫。这些响声时而还交替地伴有木头的撞击声和狗叫声。在一个小客栈的牲口棚里，看见有50头驴，那是常有的事，整个晚上会有想像不到的热闹。正如哈克先生所说，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在牲口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就可以使牲口不乱叫，但就是没人这样做。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对50头驴怎么叫并不关心。而外国人却不愿意留下这种没搞清楚的问题。中国人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不仅限于某个社会阶层，而是中国人的天性。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一下子在家里养了大约l00只猫，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所有城市都有无人看管的狗到处侵扰，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与佛教的不杀生灵有关。然而，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比起东方其他国家来，还算好一些。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书中配有他自己所作的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各种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有精瘦的狗，还有癫皮狗；题为“君士坦丁堡大观”。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插图。中国人对这么一大群狗在那里无法无天地乱叫，似乎不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不舒服，也不担心会被疯狗咬伤而造成危害，尽管此类事经常会碰到。就算被疯狗咬伤，治疗的方法也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一句谚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医治”。打狗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以上说的这么多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对舒适不舒适并不在意。同样也可以轻易地举出很多事例以说明中国人对方便不方便并不关注。下面只要略举几个事例，中国人骄傲地自称为有文化的民族，事实上，也是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笔、纸、墨、砚被称为“文房四宝”。但是，这四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当要用的时候，根本不能保证它们就能在手边；就算这四件齐备了，没有水来研墨，还是无济于事，如果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把笔毛弄软，毛笔还是不能用，还很可能把笔弄坏，反而浪费时间。中国人没有像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替代毛笔；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他们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装铅笔。在前面说到中国人节俭时，我们已经力图证明他们具有用很不合适的工具做很好的事这种高超的技艺。但又必须看到，西方人经常采用的那种节约劳力的方式，却不为中国人所知。在西方的高级宾馆中，宾客们要用什么有什么——冷热水、灯光、供热和其他服务。而中国18个省份中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像下等的客栈；口头上说得很好，但客人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服务；每当这时，客人只好到房门外大声叫喊，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呼声，但往往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许多日常用品并非想要时就能弄得到，卖货的小贩时而来时而不来，也没有定规。有时候，连天天要用的东西都无法搞到，好像是被丢在了苏丹。在城里，夜间行路要打灯笼；而在一些城里，只能在那些带有灯笼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灯笼，正像我们向卖牛奶或卖鲜酵母的小贩买东西一样。在中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会大，因为买东西不方便。例如，有的地方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用的木料；一根木料在一个集市上卖不出去，就又拖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拖来拖去，直到卖掉；若是卖不掉，就拖回去。如果一个人没经验，硬要在五月份去买木料，他根本就买不到，他会立刻明白东方智人所言：“世上的机会只有一次。” 在谈到中国人节俭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买来的工具大多数是还需要加工的；消费者买来一些部件，然后根据需要自己组装，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方便的。 笔者曾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柴的斧头。市场上没有，他买回的是14个（进口的）大马掌，然后请铁匠打一个斧子的头，再请木匠装一个柄，整把斧头所花的钱比外国的一把好斧头还贵得多！ 在中国，最不方便的事是缺乏卫生设备，这一点给西方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在北京，如果要改善一下排水系统，那么由此会产生更多需要治理的问题。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会有一个既令他兴趣而经常提起又无法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到底哪个城市最脏？一位从中国北方来的外国人对旅居厦门的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在感觉上要比北方的城市更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在厦门到处都走了一走，结果发现，真的是出奇的干净——这是就中国的城市而言。这位厦门的旅居者出于对旅居地的嫉妒，说了一句：在游览时，刚下过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后来，这位旅游者到了福州，说是发现了中国最糟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完全一样；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如果他公正而诚恳地撤回他在北京时的看法，那也并不奇怪。 要说在中国生活不便利，西方人肯定有点印象：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私营的邮局当然有，它们也经营传递信件和包裹的业务，但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与这么大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业务所覆盖的地区小得可怜。关于中国的道路状况，在前面说到中国人缺乏公心时，已经谈过。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路，窄得两辆车子不能对开。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只允许车子上午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朝另一个方向行驶！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一一尤其是中国人的鞋子一一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也正是由于中国人的道路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得待在家里。在西方国家，我们把下雨天不懂如何出门的人叫做傻瓜，而在中国，下雨天不懂待在家里的人才被说成是傻瓜。 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是“等雨停了再说”。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的活动要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就算是急迫的公务，在这句习惯语面前也变得不那么要紧了。我们听说，中国有一个很有实力的要塞，配备有精良的武器和经外国人训练过的士兵，但每逢下雨，岗哨上的士兵都自作主张地撤回室内，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在露天站岗。他们是“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但一场及时雨阻挡了前往租界行凶的暴徒。在敌占区受到追逐的外国旅游者，或许一场阵雨就能使他们受到最好的保护。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看见，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的水柱，5分钟内就能驱散气势汹汹的暴徒。橡皮子弹也远不如那么奏效，因为许多人也许会停下来去捡废弹头，而对于冷冰冰的水，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像猫一样抱以反感。无论是从怎样的意义上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关于中国人的钱，这个题目写一小段根本不够，至少可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各种怪事都有，足以使一代西方人发疯，除非能找到对付这种怪事的良策。在“漠视精确”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说过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说是一百钱，但不是100个铜钱；说是一千钱，也不是1000个铜钱，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在许多地方，一个钱可抵两个，20个可抵40个；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有人要支付给他5oo个铜钱，他知道实际拿到的只能是250个，甚至更少；当然，各地还会有所变化。在钱中，混入小钱或是假钱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事，商贩之间常常发生争吵。地方官吏也为钱的短少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掺假行为。这又使得衙门里的下属有机可乘，加重对当地所有钱庄的税收，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人们需要纯真的钱，因而其价值立即上升。一旦市面上纯真的钱耗尽——失去其货币的功能——不纯的钱就会到市面上流通，且其面值并不会下降。这样，不纯的钱取代了较纯的钱，从而形成了不断起作用且不可克服的规律。钱的状况越来越糟，以致于在河南某些地方，人们上街需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通常用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则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是付给假钱。而至于其他商品，如果是经讨价还价而成交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 中国人的钱实在是“脏钱”，无脏不成钱。500钱或l000钱（名义上的）的钱串子很容易断，散落的铜钱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麻烦得很。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是又笨又重。相当于1墨西哥元的铜钱，其重量不轻于8磅。人们挂在腰带上的小钱袋总共只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所需的钱超过这个数，那么带起来就麻烦了。用银锭买卖东西，损耗总是很大，并且用银锭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难免受骗。如果是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还是不少，因为一个地区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区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会被打很大的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当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时，很可能会与钱庄的贪心鬼就所兑付的钱的好坏发生一场争斗。奇怪的是，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中国人生意照做；正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是习惯于这些烦恼之事，几乎不觉得有什么负担，对之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外国旅行者在经过中国乡村时，经常会看到一只驴伸直地躺在地上，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柱子上。由于缰绳太短，牲口的头被吊起了45 ，好像脖子要脱臼似的。令我们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会挣扎而弄破脖子，反而心甘情愿听任摆布。没有一头外国驴会这样。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似乎仍然感到相当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而与我们的标准完全两样，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 一些熟悉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虽然他们也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但却经常断言，中国人不文明。这种判断是很肤浅且完全错误的，其所谓的文明与舒适是缺乏哲学依据的。中国现在的状况比起3个世纪前的状况无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变化是一样的，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米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成是不文明的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期的英国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没有必要去说大不列颠群岛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更加精彩的是，最近五十年以来，人们关于舒适和方便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我们如果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也许就会提出我们活着是否有价值这样的问题。时代变化，我们也随之改变。中国则相反，时代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前一个样。但只要出现新情况，这些标准也将必然要改变。这些标准肯定会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标准相同，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中国人极富生存能力，这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性的一个重要背景，而其本身也值得思考。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和康复再生的能力。 外国旅行者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日本的人口也很多，但是明摆着，日本的人口密度不如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就人口的相对密度与绝对密度而言，中国最类似于印度。不过，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多种多样，而中国人，除了那些影响不大的民族之外，几乎是统一的。在这个辽阔的国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口过剩。就算是有些人口稀少的地区，我们一般也能轻易地找到能够被接受的原因。令人胆战心惊的太平天国暴动，随后较小的回族暴动以及1877一1878年遍及5省的空前饥荒，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大概有好几百万。我们看到，在中国，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能得到很快的修复，这是由于中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投奔他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无论多大的破坏力都不及修复力来得强大。我们相信，只需几十年的安定和农业丰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从本世纪那一连串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这种恢复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这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否愿意，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在中国各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孩子，他们像查尔斯·兰姆在给好吹嘘的母亲泼冷水时所说的，“挤满了所有死胡同”。这么多的孩子靠什么为他们提供吃穿，这是中国社会永远解不开的谜；但必须记住的是，许多孩子并没有基本的“吃穿”；换言之，极度的贫穷显然不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的减少。 要制止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唯一有效且持久的方法是采用鸦片、战争、饥饿、瘟疫等一类导致其民族灭亡的手段。中国人的繁衍能力之强，现有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作最低的估计，中国现有的人口数也已达到约两亿五千万。这个数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增长的速度：，我们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只能靠宠统的不精确的方法得出结论，然而幸运的是，这种结论几乎不可能错。中国人结婚很早；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其次才是爱惜钱财。 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相比，法国的人口状况正好相反，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最近，其居民的绝对数呈下降趋势。这个事实引起了这个国家对未来的严重担忧。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并没有任何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衰退的迹象。上帝给予人类的指令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教导人类“在尘世间休养生息，落土为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个指令“已经为人类所遵从，并且只有这一上帝的指令为人类所遵从”。这在中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正确。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幅员辽阔，几乎拥有各种土壤、气候和物产。无论是亚热带地区、近北极地区，还是这两个地区之间，中国人看上去都十分兴旺。若有所差别，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本身的特征和该地区承受人口的能力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各地人民适应环境的能力有任何内在的差异，来自广东、福建两省较小地区的中国人，他们移居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中美洲、或南美洲，我们从来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很快地适应各种环境的事。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适应得又快又好，并且比当地人更刻苦、更节俭，加之他们的团结和凝聚力非同寻常，以致于其他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中国人滚出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再大规模地整体移居国外，这对于其他民族的心态安宁来说，当然是最大的幸运。如果今天亚洲大陆的东部像中世纪的中亚那样，都是一些不可征服且极力把自己的能量朝向其他地区的人，那么我们很难想像我们每个人以及适者生存的教条将来会变成怎么样。 由于完全缺乏统计数字，我们只能最笼统地说一说中国人的长寿。中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老人，这种结论也许所有观察者都会同意。年长者总是很受尊敬；长寿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被列为五福之首。出生的日期，直至时辰，被慎重而准确地记录下来，需要时就报出来，尽管通常的计算方法并不严格，不准确，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死者的享年，但是，除了石碑的产地及附近地区外，只有很少坟墓有墓碑，因此，还需从其他方面推断死者的享年，仅靠墓碑实际上是不够的。 很少听说中国人有活到百岁以上的，但接近百岁的到处都能找到，如果认真去找，还会有不少。事实上，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穷人，他们营养极度缺乏；若是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不禁要问，这么多的人是怎样活到如此长的岁数的。众所周知，本世纪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提高；这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法则，改善防病治病的手段。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相比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如果社会与医药科学能像过去的50年里关注英国那样关注中国，那么中国长寿者的数目肯定还会有非常大的增加。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懂得卫生规则，即使懂了，也公然不予理睬。那么，对自然法则的无知和违抗所招致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能灭绝中国人呢，这一直是外国观察者想知道的问题。在中国，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事实上，这样的人数并不是多得不得了，这表明中国人在抗病和康复方面有奇特的能力。中国人为了一点小事就拼命，与其顽强的生存一样，都是中国人重要的特性。 我们已是多次遗憾地说到，由于缺乏重要的统计数字，我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观察者的记录；这些一年比一年更多且更有价值的记录来源于数量不断增加的外国诊所和医院。 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分析和整理每年度的医学报告是一桩非常有用的工作，其结果肯定既新颖又有说服力。然而，我们只能陈述几件事实，并略加说明。其中有两件为笔者所熟悉，第三件取自天津一家大医院所出版的报告。这些事例的说服力就在于它们互相联系且非常特别，但又能与我们大多数读者的观察事实相一致。 几年前，笔者与一个中国人家庭同住一幢房子。一天下午，听到窗下传来叫声，那窗台是用砖坯砌成，下面有个洞，洞中有个大蜂窝。一个才14个月的小孩正在那里玩耍，看见这个洞，以为是一个好玩的房子，就自作主张地爬了进去。这个孩子剃着光头，脑袋呈红色。蜜蜂或许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侵扰所激怒，或许是把光头误认为大牡丹，停在光脑袋上就蜇，孩子被抱出来时，已被蜇了30多下。孩子哭了一阵，被放在炕上睡着了。手头上没有任何药品，患处也没有敷任何东西。整个晚上，孩子一点吵闹也没有；到了第二天，肿包全都消失了。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人家庭雇佣的马车夫患了流行性斑疹伤寒，当时有许多人死于该病。马车夫患病后第13天，病情危机；他突然变得很暴，力气大得能抵几个人。3个照看他的人被弄得精疲力尽。那天晚上，病人被捆在床上，以防他逃跑，当看守者熟睡时，他设法解开绳子，完全光着身子逃了出去。大约凌晨3点，看守者发现人不见了，四处寻找，连水井也找过了，生怕他投井。后来，在一堵约10英尺高的院墙处发现了他的踪迹。他爬上一棵树，然后跃到墙上，再跳到墙外的地上，并马上沿着皇宫城墙的护城河跑去，两小时后，找到了他；只见他把头伸进城墙下涵洞的铁栅栏内。因为他的头热得不行，赶快到这里凉快凉快，显然，他已经这样待了很长时间。在带他回去的路上，他的热病居然完全消失了；尽管腿上还有点风湿痛，但肯定慢慢会好起来。 一个大约30岁的天津人，经常到中国军队的演习场去捡废炮弹壳，并以此为生。有一次，他偶尔弄到一枚炮弹，试图把它拆开来，结果引起爆炸，炸掉了他的左腿。他被送进医院，实施手术，膝盖以下被截去。这个人并没有因此改变这种危险的营生方式，又尽快回去捡弹壳。大约6个月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他的整个左手掌被炸掉了，伤口破烂，右臂上部被炸得严重烧焦，鼻梁和上嘴唇被炸裂，右边脸颊、右眼的上眼皮，额骨的旁边和右手腕被炮弹片划伤，右小腿也被炸开很深的裂口，露出骨头，受了重伤的这个人昏到在地上，任凭日晒，孤立无助达4个小时。一位大官正好看见此事，便命令一些苦力把他抬到医院，自己也护送着走了两里路。抬的人显然是不愿意抬；只等那位大官一走，就把可怜的伤员扔进了沟里，不管死活。那位伤员尽管因流血过多而精疲力尽，但还是爬了出来，单足跳了500码，来到一家米店，找到一些吃的，用一个大篮子装起来，吊在脖子上，用一只没受伤的手吃饭。店主为了赶他走，只好用筐子把他抬到医院门口，让他在外面等死。尽管由于失血过多，脉搏微弱，几乎不行了，但他神志清楚，还能交谈。他吸食鸦片成痛，到了无法戒除的地步；但对于如此的重伤，除了第五、第六天有腹泻和轻微的打摆子外，完全没有其他不好的症状，四个星期后，他拄着拐杖被允许出院。 如果一个民族具有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能够在战争、饥饿，瘟疫和鸦片的影响下生存下来，如果他们能进一步注意生理和卫生法则，有适宜的食物，保证营养，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自己就足以占据世界的主要地区，并且还会更多。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韧 “忍”这个词，包括3层完全不同的含义。首先，它表示长期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一种品质或行为；其次，表示默默地忍受或承受任何苦难、泰然处之——镇静自若地忍耐——的一种能力或行为；再次，它也可以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这里所涉及的各种品质；与中国人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对待中国人的各种特性，我们不能将它们分隔开来独立地进行考察，否则就会弄不清楚，而考察忍与韧这种特性尤其是这样。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与他们“不紧不慢”、“漠视时间”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与最能直接体现中国人忍与韧的“勤劳刻苦”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上有关章节中所说的内容本来己足以表明忍与韧是中国人特性中的主要美德之一，但由于只是附带提到，难免不连贯，而应当以更为全面的叙述加以增补。 在中国这一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生活的水平之低，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斗争”。为了生存，就必须有生活资料，因此，每个人都得竭尽全力为自己获得这些生活资料。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是“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极度的贫穷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这本身并不会使任何人勤劳刻苦；但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具有勤劳刻苦的天性，那么，贫穷和为生存而斗争就会使这种天性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同样也会使节俭这一中国人重要的特性得到发展，而且，还会发展出忍与韧的品格。猎人和渔夫懂得，他们的生计靠的是他们行动的隐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时机的耐心；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他们总是隐蔽，小心而有耐心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谋生，因此，他们能把最文明民族积极的勤劳刻苦与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心甘情愿为很少的报酬长时间地干活，因为报酬再少总比没有要好得多。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勤劳刻苦并不一定就能有更多的机会，西方人则以为，机会是勤劳刻苦的自然结果。所谓“自然的”结果，是指相应的条件具备后，结果随之而来。显然，每平方英里500人的人口密度，这样的条件并不适合于证实所谓“勤劳与节俭是幸运儿的双手”这样的格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干活有钱拿，而这种满足正体现出他们忍的美德。 谈到己故的格兰特将军，他在环球旅行回来时，有人问他，他所见到的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他立即回答说，他所看到的最奇怪的事是一个中国小商贩凭着自己强劲的竞争力战败了一个犹太人。这件事的确意义重大。犹太人的品格至今已为人熟知，他们卓有成就，令人惊叹，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则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战败的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肯定没有本质的不同，而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数百万的中国人肯定也无本质的差别。因此，若是其他中国人有机会与犹太人竞争，除了竞争者的身份不同外，竞争的结果也许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一流的。如前所述，一位中国学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90岁才如愿以偿，否则他死不瞑目。这样做并非为了报酬，而且也不可能有报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超凡的韧性。这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就算是商店门口最下贱的乞丐，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类似的品性。他不受欢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韧性不变，非要讨到一个铜钱不可。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阿拉伯人的头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非但没有因丢失了这件重要物品而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处；有人因这种奇怪的行为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镇定且具东方特色地回答：“他肯定最后会来这里的！”这个将消极等待予以夸张的故事使我们经常想到，这种情况不仅也存在于中国人的个人行为里，而且还存在于政府行为里。康熙皇帝的统治从1662年直至1723年，其时间之长，成就之辉煌，使他成为亚洲最受赞美的君王。然而，正是在这最伟大的中国皇帝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国姓爷”的一位中国爱国将领竟敢在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地区进行大肆破坏，居然连政府的战船也根本对付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命令沿海所有军民朝内地后退30里，约合9英里，在这个地方，旧王朝的维护者就无法再进犯了。这个稀奇古怪的圣旨下达后，居然大获成功。“国姓爷”后撤了，终止了继续搔扰的计划，转而进发台湾，把荷兰人赶了出去，他也因而被封为“靖海侯”＊，而被招安了。每个外国人读到这段难得的叙述时，都会赞同《古代王国》作者所作的评述：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能力迫使这么多的沿海军民撤离城市与农村，不惜代价地退到内地，那么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装备一支舰队，去打败那些对留下的家园进行肆意破坏的敌人。 中国政府具有韧性的另一个例子也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心目中至今仍记忆犹新。1873年，驻巴克尔和哈密的中国将军左宗棠受命平息回民起义。这次起义起初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像野火一样遍及整个中国西部，并波及中亚。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得几乎无法克服。当时在华的外国报刊纷纷载文，嘲笑左宗棠的承诺与清政府通过贷款筹集资金支付大量军费所表现的昏庸无能。然而，左宗棠的军队前往平息暴动不足一年，就己进军到天山两侧，给起义军以沉重打击。他们每到一地，若遇粮草不足，就转而开垦土地，自己种粮，以作后备。正是这样一边打仗一边种地，左宗棠的“农垦军”彻底完成了任务，其功绩被看做是“现代国家中最卓著的”之一。＊原著有误，历史上被封为“靖海侯”的是施琅。——译者注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忍主要表现为毫无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忍受。据说，检验一个人的品性，真正的方法是研究他处于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之中所表现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温暖他，擦干他，让他吃饱，使他成为天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有一种说法：遇到一个没饭吃的英国人就像遇到一头失去幼仔的母熊一样危险，这种情况无论是对所有盎格鲁——撤克逊人还是对不列颠岛的居民，都是适用的。可见，我们这些引以自豪的文明人仍然受到肚子的奴役。 笔者曾经看到大约150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走了几里路，去参加一次宴会，结果却碰到一桩倒霉事。宴会原订于10点钟开始，许多人都把宴会当做是早餐，但是宴会并未能按时开始。后来，又来了一些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站在一边为后来的人充当侍者。后来者细嚼慢咽地吃着，那种小心谨慎的样子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比起我们来要高雅得多。先来的人没吃东西，长时间耐心地等待着，然而又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些人，看来又得等。那么，这150位遭受冷遇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不列颠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公民，那么，我们完全清楚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会一直带着难看的脸色，直到下午3点坐下吃饭，并且还大骂一通，说自己运气不好。他们肯定会采取严厉的方法，“写一封带有5个‘先生们’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但是，这150位中国人根本没有这样干、他们不仅没脾气，而且一直非常诚恳、礼貌地服从于主人，似乎他们的等待是无足轻重，早吃晚吃确实都是一样的。读者可曾知道，有哪一种西方文明能经得起如此意外而又严厉的考验呢？ 中国人的神经紧张程度与我们的大相径庭，已经表明“神经麻木的说都兰语的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都是甘愿忍受痛苦而不抱怨的人。中国人忍受痛苦不仅靠毅力，而且靠耐心，而后者往往要困难得多。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并且还干脆地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再为治眼操心了。当医生告诉他无能为力时，这个人回答说：“这下可心安了。”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的品格。我们把焦虑看做是现代生活的祸根，侵蚀刀刃的铁锈。而中国人却具有不着急的天性，这对于完全有理由着急的整个民族来说，的确是桩好事。地大物博的国家遭受着周期性的干旱、水灾，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因某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困扰着成千上万的人，但结果却完全可能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之外。我们曾多次问一位被夺走了土地，房屋和妻子的中国人，以后会怎样，他总是回答：“再没有太平的日子嗲！”“那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迟，但肯定麻烦不少。”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无限止地忍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外国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国省份，很少能幸免于水灾、旱灾和饥荒所造成的灾难，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这些往事今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当时，由于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的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难以想像的灾难。几个省份最好的地区都被破坏，肥沃的土地被冲毁，变成了一片黄沙地。几千座村庄消失了，死里逃生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陷于绝望。大批的人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突然家破人亡、陷于绝望，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是好对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首要法则，那些无缘无故被迫陷入饥饿的人联合起来迫使有粮食的人拿出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难道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吗？ 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确实有按某种方式发放救济，但是，救济相当有限，时限又短，并且不向灾民，即使是重灾民，提供任何药品，这也是事实。对于遭灾严重的那些人的以后生活，政府就没考虑那么多了。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没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总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开个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应该下台，就让其他官员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们反复恳切地询问大饥荒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举动呢？回答肯定就是一个词：“不敢”。如果还要花费口舌，硬要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就算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采取这种做法大概有两个原因。他们是最讲实际的民族，凭着本能感觉到这样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但我们必须相信，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中国人对此怪事已是习以为常，以致于无动于衷，就像身经百战的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已经注定要一辈子面对苦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他们有能力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无法在一起，他们会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直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得不到救济，灾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千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较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泥土还非常烂，耕畜无法耕犁的时候，在泥土中挖开长长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缝隙中熟练地播下一些麦种；于是又重新上路，乞讨为生，直到收割时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又会重新以种地为生，不再乞讨，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倾家荡产和挨饿仍然可能发生。 灵魂不灭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人的灵魂中最高级的才能在现世中根本没有合适的机会得以施展。如果这个论据确凿，那么，中国人这种无法匹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给予的忠告，那么，一个具有忍这种天赋的民族，加上强大的生命力，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在忍受任何困难方面具有令人惊叹不己、不可思议的能力。这种能力或许可称为一种心理悖论。明明是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一种失望；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是在作无望的抗争，并且往往不是为了希望。19世纪末叶，大多数民族都有一种烦躁焦虑的特性，而据我们所观察，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特性。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去迎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甚至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时代。 但是，“忍”和“韧”这两个词根本不能涵盖中国人全部的美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往往能在不幸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我们可称之力“常乐”。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这种美德的注意；当然也可能会提出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帮助对这种美德的理解。 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而不希望获得更多更好。正如我们在论及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时已经看到，他们的知足最能表现在他们对待自己的政体上。他们从来也没想过要改变那种政体。这就是中国人的脾气，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因循守旧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所有民族都有这种现象，不过中国人较为典型而已，很显然，中国人的因循守旧观念充满着整个社会，世代相传，完全压制了人们对于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会遇到灾难，但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始终固守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会努力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身受的压力过于沉重了。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是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极力说服中国人，现存的体制是公认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中国人，对他们的体制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这种顽固不化的因循守旧正是这样慢慢地生长起来的。 中国人是一个相信命运的民族，对此还没有人完全认识到。在中国的经典中，有大量有关“天命”的论述。百姓之间也经常说到所谓“天意”。这种说法往往与我们所说的上帝无所不能极其相似。但在基本思想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对我们而言，“上帝”意味着一个任其观念中完全拥有并创造世界一切、能给我们带来关怀和预言的造物主；对中国人而言，“天”实际上指的是一个笼统的非人格的东西，而且还是完全说不清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命运。“好命”与“坏”，对中国人来说，其意思类似于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神”与“坏神”。依据这些神秘的东西就能做成一切，或不能做成一切。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算命，其复杂的说法和做法是依据一种直线式的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有数不清的中国人正是依据这种普遍实用的说法度日生活的。当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国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总爱说：“这是我的命。”尤其是那些运气不佳的人更是这样。相信命运的必然结果是走向绝望，或者失望；带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能像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等待着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并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始终相信命运，也许中国人的“命”不同于“真主之意”，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抗的，那么就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坚决抗争。 历史是以实例教人的哲学，这是希腊人长期以来的看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一直是他们的老师，正是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他们形成了因循守旧的尽最大可能地屈从而毫无怨言，而不愿花力气撞墙以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顽强不屈，“不能医治的伤疯必须忍受”，这一古老的格言是他行事的依据。简而言之，中国人知道富该怎样，穷该怎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知道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之为一种民族特性，与他们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是超过所期待的，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普通的中国人没有过分的讲究。他们总是模范的客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吃饭，吃什么，他们都觉得够好的了。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穿少吃的人，他们也始终保持不慌不忙，其样子显然会令我们感到惊异。 中国人的常乐一般与他们的好交际密切相关，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忧郁孤傲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的主要乐趣之一似乎是与人聊天，无论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差别并不大。毫无疑问，中国人所遭受的许多痛苦可以通过聊天而感到大为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人乐于种树养花以点缀非常简陋的环境，并成为最大的爱好。有一句难以表达清楚的说法：“东西不多，应有尽有”。 对于我们的中国仆人，虽然有许多批评或许是公正的，但他们经常任劳任怨，为许多人长期做额外的工作，不仅没有怨言，而且经常觉得没有什么可怨言的，这的确又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仆人，若是习惯于叫命苦，就会常常受到同伴的笑话，有时还会成为笑柄或口头禅。中国人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纺线的人不仅能一直纺到半夜，为了节省一点油钱而在黑暗中劳作，而且不叫一声苦。他们起早贪黑，并视之为理所当然。像苦力、纤夫和独轮车夫之类，他们的劳动最为辛苦，但不仅没听到他们对世上分配不公有过牢骚，而且他们还常常放弃休息的机会拼命干活，并为一顿便饭而满足。有见识的旅行者经常提请人们注意中国劳工的这种很有意义的特点。霍西先生在《中国西部三年记实》中谈及扬子江上游时说道：“纤夫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他们几乎都是小伙子；他们总是愿意在岸上奔忙，吃饭的时间从不超过一刻钟，并且从来不发脾气。”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先生在《长江三峡之行》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的5名纤夫紧紧攥住纤绳，踏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寸一寸地拉着船逆水而上。我无法用语言来赞美这些穷苦力的顽强和韧劲，他们两个月才挣两元钱，每天三餐只是粗米饭，配一点洋白菜，正是靠这些食物，他们每天从早到晚，使尽力气。” 笔者认识一位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是推着沉重的车子一连行走数月。在行程中，他必须很早起身，走到很晚，运送着沉重的物品翻山越岭；一年四季，不论气候如何，赤脚涉水；每到一处，还要为雇主准备食宿。干了这么多的活，得到的报酬却不多，而他却没有任何怨言；干了几年的活，他的雇主说他从来也没见过这个仆人发脾气！除了某些细节有所不同外所有的读者都可能切实地作出同样的陈述。 也许中国人生病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乐观的天性。一般来说，他们对一切都表示乐观，也希望人人对自己的境况保持乐观。甚至对于极度的病痛，他们也常常表现出充满希望的乐观。我们知道，许多中国病人，遭受严重疾病，往往又极度贫穷，总是得不到适当的营养，身边又无亲人，甚至还可能遭到亲戚的冷遇或抛弃，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但是，他们仍然一直保持快乐与镇定。而在同样的情况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肯定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 我们相信，具有这种快乐性格的中国人决不在少数，每个在中国待久的外国人都会遇见他们。我们需要重申的是，如果历史所告诉的“适者生存”是真的，那么中国人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讨论中国人的性格，不能不谈谈孝顺。这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课题。“孝顺”与我们不得不采用的许多其他概念一样，难以用英语词语将它准确地翻译过来。其意义也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汉语中还有不少包含这一意义的概念，其中与“孝顺”联系最紧密，也最常用的一个是“礼”。为了对此加以说明，并为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提供一个背景知识，最好先引用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央王国》）：“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中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他们的职责靠礼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对这段话，威廉姆斯博士的评价最令人信服，他说：“将‘礼’译为‘ceremOny’很不准确，ceremony‘的意义太过贫乏，而’礼‘不仅指人的外在品行，还包括支配所有真正的礼仪和礼貌的正确原则。” 翻阅一下“四书”和其他古代典籍，尤其是《孝经》，最容易让人确信，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目前，我们只关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要切记，中国人的孝顺是多侧面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条件下或所有的观察家都能发现其实质。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雅蒂斯博士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精心写作的论文中，他具体阐述了自己三十年来在中国的观察与经验。在论文的开头，作者提出，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一种表现形式，接着又说，“孝’这一概念，容易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人歧途。在我们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最不孝顺的，不服从父母，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则断然否定雅蒂斯博士的观点。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长期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如何正确听从父母的教育，我们把立即服从父母当成一条规则，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不受约束或半受约束的孩子长大之后，情形就不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了。中国人认为，“树大自然直”，这个比喻就是说，孩子长大之后，自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它也可能讲的是其他意思，但它确实为孝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这种现象似乎是由人们的孝顺观念、受教育的方式和各地孝顺的典型共同促成的。《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还有一种最普通的说法：“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中国人还特别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孝心。违背礼节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克尽厥职是因为缺少孝心，对朋友不忠诚是因为缺少孝心，临阵胆怯是因为缺少孝心。这样，孝顺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包含了行为的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 一般人认为，孝顺实际上是出于感激。《孝经》敕令章对此作了强调。据孔子说，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对父母这三年养育之恩的回报。就是小羊羔吃奶时，还知道要跪着呢（羔羊，兽也，跪哺乳）！孝顺的人还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父母赐予的。不善待它，就等于忘恩负义。孝顺的人，当父母在世时，要竭力服侍；去世后，要经常祭拜。孝顺的人，要继承父道，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明显有了错误，作子女的也可以努力促使他们纠正。威廉姆斯博士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可以为证：“父母有过，下气怡然。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令人担忧的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可以完全不听父母的告诫，然而，就连在中国都很少听到这样的事。 在《论语》第二章，我们发现，孔子对孝作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解释也不同。第一次是在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请教时，他只简单地说了句：“无违。”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自然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孔子和他的同胞一样，也具有“拐弯抹角的天赋”。他并不亲自对孟懿作出解释，而是直到后来，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时，才又重提这件事。樊迟听了，自然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作出了如下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毫无疑问。孔子希望樊迟能将这话转述给孟懿，这样，孟懿就会理解“无违”的真正含义了。还有一次是回答“孝”意味着什么。孔子强调对父母要事之以礼，否则，只照顾他们的身体，就无异于把他们当成马、狗来看待了。引用上面那些，是想表明，中国人的孝顺观主要是应该依从父母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中国，这是个古老的观念，孔子曾明确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也说明他感到当时与古代已大不相同了，而他对古代则心往神驰，希望复古。夫子的这些言谈已过去好多世纪了。可他的教诲已深深地渗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中。如果今天他仍活着的话，我们深信，他会更坚定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孝顺与其他社会职责间的关系，可我们还不清楚中国人在现实中如何理解孝顺。随便挑十个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问，怎样才算是“孝顺”？可能会有九个人回答：“不让父母生气。”父母生气是因为子女没有好好地服侍。说得简单些，还是应该“无违”，这是孔子的话，尽管他这样说时，包含着“特殊的意义”。 如果读者想知道有关的实例，就请看一看《二十四孝图》，它讲述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讲到东汉的一位少年，六岁时随父亲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发现，那人家里的桔子特别好吃，于是，就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偷偷地塞了两个桔子在袖筒里。但在他告辞鞠躬时，桔子掉了下来，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可是，这位少年非常镇静，他马上跪在主人面前，说了两句令其名声留传千古的话：“家母喜欢吃桔子，我是拿给她的。”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位高官，在西方人看来，这孩子不可能没其他机会为他的母亲弄到桔子，但在中国人眼里，他却成了典型的孝子，因为小小年纪就能够为母亲着想，不过，也或许是因为他反应敏捷，很快就能想出借口吧。晋代也有一位少年，因为父母没有蚊帐，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权宜之计，每天早早地上床，整夜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甚至连扇子也不摇一下，为的是让家里的蚊子都来叮自己，好使父母能睡个安稳觉。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个少年，在家里很不受继母的喜欢，可他的继母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吃鲤鱼，但在冬天又弄不到。于是，这少年就不加思索地脱去衣服，躺在冰上。冰下的一对鲤鱼看到这情形，大受感动，就钻了个冰窟隆，跳了上来，以供他那暴戾的继母享用。 中国人认为，“偏袒妻儿”是一种不孝之举。《孝经》敕令章中曾把它与赌博并列。《二十四孝图》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位汉朝人，家中很穷，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老母和一个年仅三岁的儿子。他就对妻子说：“我们太穷，甚至连母亲都养不起。但孩子会争母亲的口粮。为什么不把孩子埋了呢？孩子埋了，咱们以后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再有了。”妻子不敢反对，就挖了个两尺多深的坑，可在坑底，他们挖出了一坛金子。坛子上刻着一些字，说这些金子是上天赐给这位孝子的。假如没挖到金子，孩子可能就真被活埋了。按照一般人的孝顺观念，这人的行为可以理解，做法也正确、“偏袒妻儿”的感情不应阻止他活埋儿子以使其祖母活下去。 中国人还相信，父母的痼疾、只要吃了子女的肉，就有可能治愈。这些肉应该做好后、让父母无意中吃下。即使不敢肯定会治愈，中国人认为总有可能。北京《邸报》上经常出现这类事例。笔者认识一个年轻人，为了给父母治病，就曾经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对那块伤疤，他一直十分自豪，就像个老兵一样。毫无疑问，这类事情并不普遍，不过也许并不罕见。 中国人的孝顺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需要有后，是因为需要人继承香火，祭把祖先。这已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样因为这一点，中国的男孩子必须尽早成婚。三十六岁做祖父，在中国司空见惯。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弥留之际，曾责备自己有两不孝：一是不能亲自为老母亲料理后事；二是没安排好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岁左右。这种想法，无疑会为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人休妻一般有七种理由，第一种就是不生男孩。对男孩的渴求，导致了纳妾制度。也随之产生了各种不幸。他们生男孩时就兴高采烈、趾高气扬；生了女孩，就神情沮丧、意气消沉。大部分的溺婴事件也与此有关，这种事南方比北方多。有时，人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想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极为困难，因为人们对此讳莫如深。中国的私生子也不少，但无论男孩女孩，人们都不希望把他们留在世上。即使不能直接证明各地溺杀女婴的事件比实际上要少，但从道理上肯定活埋三岁小孩以便养活其祖母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杀人的罪责，即使是不受欢迎的女孩。 中国人守孝的观念，上文已作了阐述，原来要求应满三年，可实际上已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在《论语》第一十七章，夫子的一个门徒就坚决反对守孝三年，坚持说一年就足够了。对此，夫子最后说，在三年守孝期间，君子不能行乐，但如果你把它缩短为一年，只要行乐时能心安，就行乐好了。可是，夫子明确评价他“不仁”。 守孝比一切社会职责都重要，作儿子的，为政府服役时除外，一生要为此付出很多时间。也有一些特别的孝子，会在父亲或母亲的坟前搭个棚，整天住在那儿。最平常的做法是夜晚住在那儿，白天照常生活。也有一些人情守礼仪，完全沉浸在悲痛中，什么事也不做。笔者也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对父母极尽孝道，在父母坟前守了很长时间，仍然心绪不宁，给全家带来了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但中国人对此极为赞赏，完全不考虑后果。履行仪式是绝对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 好多人为了给父亲或母亲置办体面的葬礼，卖掉了最后一块田，甚至扒屋卖棒。这种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错误，但又很不容易让中国人明白。它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也符合礼，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去做。 中国人极重视札仪和孝行，胡克神父依据自己的亲自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例子，那时，他来到中国，尚不足一年，住在南方某地。他雇用了一位家在北京的教师，教师家中有一位老母亲，母子已四年未通音信。有一次，神父要派一个信差到北京去，考虑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让教师也写封信回家，听说信差马上要走，这位教师就从隔壁教室叫了一个学生，对他说：“过来，拿着纸，替我给我母亲写封信，别耽误时间，信差马上要走了。”胡克先生十分惊讶，就问那孩子是不是认识老师的母亲，结果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你没告诉过他，他知道写些什么呢？”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学作文已有一年多了，掌握了不少文雅的辞令，你认为，他不清楚儿子该怎样给母亲写信吗？”孩子很快把信写好了，而且还封了口，老师只是签了名。这封信可以送给帝国的任何一位母亲，她们收到信时，也都会同样满心欢喜。 由于孝行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就导致了两种情况。当然，两种极端的例子在哪儿都能找到。杀死父母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种人一般都是疯子，但对他的处罚与常人没什么不同。普遍百姓，终日在穷困潦倒中痛苦地呻吟，父母对子女过分苛酷，有时在所难免，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另一方面，主动代父接受死刑的事也时有发生，它有力地证明了孝心的真诚与力量。尽管做父亲的可能罪该万死。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家庭关系纽带十分松弛，对刚从这种纽带中解脱出来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孝行的确有些吸引力。尊敬长者的品质就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特别有益。在西方，儿子长大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中国人眼里，这有点像长大了的牛犊或驴驹，因为只有动物才不受礼的约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思考一些问题，就会发现，我们还有许多社会行为需要改进，我们大多数人就像生活在玻璃房子中一样，确实应该小心谨慎，不能乱扔石子。不过，不重点强调一下孝顺的几个致命缺陷，一切讨论都将徒劳无功。 中国人的孝顺观念有五大缺陷，两个已经讨论过了，还有三个未讨论。第一是它对作儿女的，列举了一大堆义务，可是对父母的义务，却只字不提。在中国，提这类建议是多余的。而在世界其他各地，它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神启的智慧曾引导使徒保罗，使他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作妻子的，当顺从你们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女儿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怎么能与这些意义深远的准则相比呢？所有的教义都不为女儿说话，全都为了儿子。在这方面，多少世纪以来，如果中国人不是色盲的话，怎么会没发现这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呢？生为男身，就被家里奉为至宝，生为女身，则成了家中可怕的累赘，就算不一定被溺死，也一定会终生饱受歧视。 中国人认为，妻子是卑贱的。孔子没有说过丈夫应该对妻子如何，或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丈夫。儒教只是要求男人应该依从父母，同时也强迫妻子这样做。妻子与父母产生矛盾时，因为妻子次要、卑贱，她就应该让步、屈服。中国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人的某些天性，但又将另一些天性训化至极端；它使整个社会成了老年人的社会，青年一代则倍受压抑，处在从属地位。钢铁般的压力禁锢了人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利有益的变革。 孝道中传种接代的宗旨是一系列弊病的根源。它要求，无论有没有养活孩子的条件，都必须生养。它导致了早婚与人口泛滥，使人们倍受贫困的煎熬。它也是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的根源，它永远是一个祸根。祖先崇拜真正是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民族被迫套上的最沉重的苦轭。正如那茨博士在上面的那篇论文中指出的：令人恼火的是，数亿中国人都受无数死人的支配，“活着的一代受过去无数代人的控制。”对于令人窒息的保守主义来说，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与保证。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道德上的打击，在本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中国如何能够使自己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国人继续把过去的死人当做真正的神灵，他们如何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孝顺完全是由恐惧和自私造成的，这二者是左右人灵魂的最有力的因素。鬼魂因为具有制造灾难的力量，故而受到崇拜。孔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忽略了供品，鬼魂就会发怒，接着就要报复。崇拜它们就是一种较保险的方式，这似乎就是各种崇拜死人观念的核心。活人之间，推理也同样简单。儿子孝顺老子，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尽孝，这就是养孩子的目的。“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无论是老子，还是儿子，都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人坟前烧纸。”每一代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因此，孝顺的品行就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传了下来。 对于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顺，有一种忧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既没有把崇拜对象具体化为上帝，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顺最完美的，最终的表现形式，它纯粹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变成神，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他们只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无兴趣。中国人要么接受基督教，要么放弃祖先崇拜，二者不能共存。在这二者生死斗争中，适者生存。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仁”字在汉字中由“人”和“二”两部分组成，可能是想表明，仁产生于两个人的相互交往。对文字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因为它并不能代表生活——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浅薄的论断，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这绝不是事实。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儒教教人温良，佛教劝人慈悲，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何况，中国人有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他们一旦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因为中国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戴维.希尔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发现杭州城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为八千英镑。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仍然相对不足，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闹市区人口密集，他们需要大量慈善机构。 中国发大水或闹饥荒时，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来做，民众自己也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类耗资巨大的事例并不罕见。灾荒年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相当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让步是最明智的做法。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中国人大概也这样认为。 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的人对自己做过的恶事直言不讳，引以为耻，也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并引以为荣，善恶的结果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并决定着他们的来世。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天性，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们总是执着地为来世考虑。在他们眼里，来世不过是现世的伸展与延续。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有时，公开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为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但古都的民众对这一做法的态度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官吏贴出告示：“行此无上善举，必得善报。”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进行抵制，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对我们来说，确实罕见。 为穷人提供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并重新埋葬；烧掉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遭亵渎；买活鱼、活鸟，把它们放回大自然；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就退居其次了。而这些陈旧的做法又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撤网、捡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多了。 况且，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人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鸟儿或鱼儿们不能指望放回它们的人会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在中国，“善门难开”，关上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看门。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她却会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但估计并不罕见。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 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可是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政府的钱用完了，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人们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烦。 “腊八舍粥”也一样，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人们以此来积德。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换上更好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今年的义务他己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众所周知，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他们一无所失，也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镌而不舍，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人们也同样对待。通过这些，你将认识，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好事也罢，恶事也罢，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如大饥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元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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