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图-3

唱着战歌。我这位不请自来的室友结束了他的故事。“那个浑蛋贪吃狗从厨房里偷走了‘摩伊卡’鱼，接着就死了，而不是那个毛利人。是啊，库帕卡用鞭子抽打了我，但是他老了，离家又远，他的魔力没了，耗尽了。毛利人靠战争、复仇和仇恨而繁荣，但是和平让他们灭绝。许多人回到了新西兰。库帕卡回不去，他的田地已经不在了。所以上周，尤因先生，我看到你，而且我知道你会救我，我知道。”早班的钟声敲了四下，我透过舷舱，看到了一个下雨的清晨。我睡了一会儿，但却希望黎明的到来并不能让那个莫里奥里人消失的祈祷应验。我让他假装刚刚暴露，不要提及任何关于我们夜谈的内容。他说明白，但是我更担心：一个印第安人的智慧可不是布若海夫的对手。我沿着舷梯上（“女预言者”号像只小野马乱冲乱撞）到专员长官的餐室，敲了敲门进去了。罗德里克先生和布若海夫先生正在听莫利纽克斯船长说话。我清了清嗓子，跟他们都道了早上好，我们和善的船长接着骂骂咧咧：“你快点离开，这样我的早上会更好！ ”我冷静地问船长，什么时候能腾出点空听一个消息：刚刚在“我所谓的房间”的缆索堆里发现了一个印第安偷渡者。在接下来的一段沉默中，莫利纽克斯船长惨败，长满癞蛤蟆疙瘩的脸变成烤牛肉一样的粉红色。在他大发雷霆前，我补充说这个偷渡者自称是一个能干的水手，请求能够干活挣他的船票。布若海夫先生预料到可能会受到指控，阻止了船长，大声说：“在荷兰商船上，那些帮助偷渡者的人会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我提醒这个荷兰人我们挂着英国国旗航行，告诉他如果是我把偷渡者藏在缆索堆下面的话，为什么我还要从周四晚上起就一次又一次地请求把那些不寻常的缆索搬走呢，那不是相当于请求暴露我所谓的“阴谋”吗？一下击中那个家伙的痛处让我的勇气倍增，我向莫利纽克斯船长保证，这个受过洗礼的偷渡者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是害怕他的毛利主人履行誓言吃掉他这个奴隶热乎乎的肝脏（我在自己的故事版本上稍稍加了点“作料”），把他那可怕的愤怒引向了他的拯救者。布若海夫先生骂道：“那么这个该死的黑种人想让我们感激他？”不，我回答，这个莫里奥里人请求得到一个证明自己对“女预言者”号价值的机会。布若海夫先生大声说：“即使他是银块，偷渡者还是偷渡者！他叫什么？”我回答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来得及盘问他就来找船长了。莫利纽克斯船长终于发话了：“你说一流能干的水手？”想到可能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人还不用付钱，他的怒气消了些。“一个印第安人？他以前在哪儿干过？”我重复道，要摸清他的来历，两分钟可不够，不过直觉告诉我他是个诚实的人。船长捋了捋胡子。“罗德里克先生，陪我们的乘客和他的直觉去把他们可爱的野蛮人带到后桅去。”他把一把钥匙扔给大副。“布若海夫先生，请把我的猎枪拿来。”二副和我按吩咐做了。“这件事危险。”罗德里克先生警告我，“在‘女预言者’号上唯一的一部法律就是老家伙的怪念头。”凡是上帝看得到的地方，都要遵守另外一部叫“良知”的法律，我回答道。奥拓华正在等待对他的审判，身上穿着我在杰克逊港买的棉布裤（从德阿诺克先生的船爬上这艘船的时候，他除了野蛮人穿的腰布和一根鲨鱼牙齿做的项链外，什么也没穿），背都还露在外面。我希望他的伤口能证明其恢复力，并在旁观者的心中激起些同情。帐幕后的老鼠散布着这件事的消息，大多数人都集中到了甲板上。（我的支持者亨利还在床上，没有意识到我危险的境地）莫利纽克斯船长像是在检查一头骡子一样上下打量着这个莫里奥里人，然后对他说：“尤因先生说对你怎么上了我的船一无所知，还说你认为自己是个水手。”奥拓华勇敢且不失尊严地回答：“是的，船长先生，我在勒阿弗尔（注：法国港口城市）马斯派罗船长的‘密西西比’号捕鲸船上待过两年，在费城凯顿船长的‘丰饶角（注：源自希腊神话，常为满载花果和谷物的羊角）’号上待过四年，在往来于英国和印度的大商船上待过三年——”莫利纽克斯船长打断了他，指着奥拓华的裤子说：“这件衣服是不是你在下面偷的？”奥拓华明白我正在接受审判：“是那位信奉基督的绅士给我的，先生。 ”船员们顺着偷渡者的手指看到我。布若海夫先生找到了我防守的漏洞：“他给的？那这件礼物是什么时候给你的呢？”（我想起岳父常说的一句格言：“要想迷惑一个法官，假装你很感兴趣，但是如果要迷惑整个法庭，假装你很厌倦。”于是我假装把眼睛里的一个小东西弄出来）奥拓华的回答展现出了他的洞察力：“十分钟之前，先生，我身上没衣服。那位先生说，光着身子不好，穿上这个。”“如果你是个水手， ”我们的船长突然伸出拇指，向上指了指，“让我们看看你把这个中桅的顶桅帆降下来。”听到这话，这个偷渡者显得有点犹豫和迷惑。我感到自己押在这个印第安人的誓言上的赌注将会对我不利，可是奥拓华只不过识破了一个陷阱：“先生，这不是中桅，是后桅，对吧？”莫利纽克斯船长面无表情地点点头：“那么就请把后桅的顶桅帆降下来吧。”奥拓华漂亮地跑上桅杆，我心里出现了希望。“准备好我的枪瞄准，”在偷渡者刚爬过后樯纵帆上缘的斜桁时，船长命令布若海夫先生：“听我的命令开火！ ”我声嘶力竭地表示反对，说这个印第安人已经接受了圣礼，但是莫利纽克斯船长命令我闭嘴，否则就游回查塔姆。没有哪个美国船长会如此可憎地杀死一个人，即使是一个黑人奴隶！奥拓华爬到了最高的横杆上，尽管海浪汹涌，他走在上面却像猿猴一样轻巧。看着帆布打开，船上最有经验的老水手之一，一个严厉、冷静、好心肠而且工作卖力的冰岛人，对所有人说出了自己对奥拓华的佩服：“这个黑家伙和我一样有经验，是的，他脚上简直长着鱼钩！”我对他如此感激，恨不得跪下来舔他的靴子。很快奥拓华把帆放下来了，这甚至对四个人的小队来说都是一项颇具难度的操作。莫利纽克斯船长含混不清地表达了肯定，下令布若海夫先生收起他的枪。“但是别指望我会付给偷渡的人一个子儿。他要靠干活挣乘船到夏威夷的钱。如果之前他不开小差，在那里可以按规矩签个合同。罗德里克先生，他可以睡死了的那个西班牙人的铺。”为了讲述今天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已经用坏了一支鹅毛笔的笔尖了。天色变得太黑，什么也看不到了。11月20日 星期三猛烈的东风带着很重的咸味而且闷得让人很压抑。亨利已经对我进行了检查。他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但还不是最糟糕的。我得了被称为“椰脑蛆”的寄生虫病。这种小虫子在整个美拉尼西亚（注：西南太平洋的岛群。）和波利尼西亚（注：中太平洋的岛群。）都很流行，但这也只是最近十年的科学发现。它们在巴达维亚发臭的水渠里生长繁殖，那儿无疑也是我被感染的地方。被吞食后，它们会沿着寄主的血管一路到达大小脑前部（所以我会感到周期性偏头痛和眩晕），隐藏在小脑里，一直到孕育期。“你是个现实的人，亚当，”亨利告诉我，“所以你的药片里不应该加糖。一旦寄生虫幼虫长出来，病人的脑子就会变成一个长满蛆的菜花。腐烂的气体会使耳膜和眼球凸出，直到它们突然爆裂，释放出一片‘椰脑蛆’的孢子。”那等于宣读了我的死刑判决，可是现在我还有缓期执行或上诉的办法。一种强碱和奥里诺科锰的混合物可以使我体内的寄生虫钙化，没药（注：热带树脂，可作香料、药材。）还可对它们进行分解。亨利的“小药房”里有这些复合剂，但最重要的是精确的剂量。少于半德拉克马（注：现代重量单位。）清除不了“椰脑蛆”，但是如果超过也会让接受治疗的病人丧命。我的医生警告我说，寄生虫一死，它的毒囊会裂开，里面的东西会分泌出来，所以我会在完全恢复之前感觉更糟。亨利嘱咐我不要把病情透露一个字，因为像布若海夫这样的鬣狗专找虚弱的人做猎物，而且无知的水手对他们不了解的疾病也会表现出恐惧。（“我曾经听说在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的长途航行中，一个水手在起航一个星期后表现出一点麻风病的迹象， ”亨利回忆说，“船上所有人根本没听他解释就在船上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刺死了。”）在我逐渐康复期间，亨利会放出风声说尤因先生因为天气原因发低烧，他会亲自照料我。当我提到要付钱给他时，亨利发火了：“付钱？你可不是什么无病呻吟的子爵，枕头里塞的都是银行支票！上帝指引你寻求我的救助，因为我怀疑在这片蓝色的太平洋上连五个能治你病的人都没有！所以别再提什么‘付钱’了！我只要求你，亲爱的亚当，做一个听话的病人！请吃下我的药，然后回你的房间吧。我会一直照料你的。”我的医生是一颗未切割的头等钻石。甚至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依然感激得热泪盈眶。11月30日 星期六亨利的药粉的确神奇。我把这些珍贵的颗粒用一支象牙汤匙吸入鼻孔，马上有一种炙热的喜悦在身体里燃烧。我的感觉变得敏锐了，但手脚却变得丢三落四。在晚上，寄生虫还是像一个新生儿的手指一样扭曲，我会感觉到由此引起的痛苦的抽搐，还会做些春梦或是噩梦。“这是难免的症状，”亨利安慰我说，“你体内的虫子对我的杀虫剂有了反应，试图在你的产生视觉的大脑通道深处寻找安身之处。这些‘椰脑蛆’无处藏身，亲爱的亚当，无处藏身。我们会把它赶出来的！”12月2日 星期一白天的时候，我的舱室里热得像烤炉。我的汗水都把这几页浸湿了。在热带，太阳也变胖了，装满了正午的天空。水手们半裸着被太阳晒黑的身子，头上戴着草帽干活。大雨不知从哪里咆哮而来，消失得也一样快，甲板上很快就干了。葡萄牙军舰在善变的海里上下起伏，飞鱼吸引着观看者，双髻鲨赭色的影子围绕在“女预言者”号周围。早些时候，我踩到了一个乌贼，它竟然自己一头撞到了舷墙上！（它的眼睛和嘴巴让我想起了我的岳父）我们在查塔姆岛装上船的水现在已经有点变味了，而且如果不加点白兰地，我的胃就会不舒服。不在亨利的房间或是餐室下棋的时候，我就待在舱房里休息，直到荷马把我引入和雅典人的帆船一起乘风破浪的梦乡。奥拓华昨天敲响了我房间的门，感谢我救了他的命。他说在也同样救我一命之前（希望永远不会发生！），他都欠我的情（的确如此）。我问他的新工作感觉怎样。“比做库帕卡的奴隶要好，尤因先生。”不管怎样，这个莫里奥里人越来越感觉到我担心有人会看到我们在一起，并报告莫利纽克斯船长。他回到水手舱，从那时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正如亨利警告我的：“给一个黑人施以小恩小惠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一辈子对他这样可完全不一样了。不同人种间的友谊，尤因，永远不会超越一只忠心的猎狗和它主人之间的关系。”每天晚上，我和我的医生都很享受回房休息前在甲板上的散步。光是呼吸一下凉爽的空气就挺惬意的。天空星河遍布，海面航道上粼光闪闪，什么也看不清。昨晚，水手们聚在前甲板上，借着手提灯灯光把草编成编绳（注：用三至九股细绳按扁、圆或方形编成。），再做成粗绳子。不准“闲杂人员”到前甲板的禁令好像也被废除了。（自从“奥拓华事件”以后，作为带有侮辱意味的绰号，大家对“奎尔考克先生”的轻蔑态度也销声匿迹了）本特内尔吟唱了十首关于世界各地妓院的歌曲，下流得可以让最淫乱的色鬼也落荒而逃。亨利主动要唱第十一首（关于因弗拉里的长发玛丽），却让气氛变得忧郁了。下面大家强迫拉斐尔唱一首。他坐在“寡妇制造者”（注：指代任何危及工人生命的事物。）上，唱起下面的几句，嗓音虽未经过训练却很真诚：哦，仙纳渡，我渴望见到你，流淌吧，你滔滔不绝的河水。喔，仙纳渡，我不会欺骗你，我们会驾船，穿过宽阔的密苏里河。哦，仙纳渡，我爱你的女儿，我爱着河水流过的地方。船在自由地远航，风在吹，帆绳拉紧了，帆飘起来了。密苏里，她是伟大之河，我们会扬帆．直到她的桅帆迎风拍打。哦，仙纳渡，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会永远爱着你。粗鲁的水手们的沉默表达出的赞美之情比任何充满学究味的赞美诗都要强烈。为什么拉斐尔这个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伙计，竞能凭记忆唱出一首美国歌曲呢？“我不知道它是美国佬的歌，”他局促地回答道，“我妈妈在去世前教我的。这是我还记得的关于她的唯一东西了。它牢牢地留在我心里。”他又开始工作了，举止中透露着让人别扭的失礼。亨利和我感觉到了水手们再次对旁边闲来无事的人流露出了不欢迎的情绪，因此我们就让苦工们干他们的活，不再打扰了。读着我在 10月 15日写的日记，那时候我第一次遇到拉斐尔，我们在塔斯曼海（注：位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海域。）上都晕船，我站在那里看到那个小调皮鬼为了自己的首次出航兴奋得满面红光，他总是那么极力去讨别人的喜欢，但在六星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我不禁感叹。他的灿烂已经慢慢消失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名肌肉像木头一样结实的水手。他已经喜欢上了喝酒和海上的生活。亨利说这种“脱茧而出”是必然的，不管我是不是愿意，我想他是对的。拉斐尔从他的资助人，布里斯班的弗莱夫人那儿获得一些粗浅的知识和识别能力，这对于一个在水手舱这个鲁莽冒失的地方工作的男船员作用不大。我多希望能够帮助他啊！如果不是钱宁夫妇的干预，我自己的命运可能也和拉斐尔的一样。我问芬巴觉得这个孩子和大家“相处得好不好”？芬巴的回答一语双关：“相处什么啊，尤因先生？”这让厨房里的人迸发出一阵爆笑，我却感到莫名其妙。12月7日星期六海燕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黑色的燕鸥在海上漂着。索具上还烤着几只海燕。鱼群在追逐，追逐者长得像布莱托鱼，被追的像西鲱。当亨利和我在吃晚饭的时候，一大群带点紫色的蛾子像从月亮的裂缝里飞出来，扑在手提灯、脸和食物上。到处都是扇动着翅膀的蛾子。用测深锤的水手喊道水深只有十八拓（注：长度单位，合 1.8米。），进一步证实了这些来自附近岛屿的不祥之兆。布若海夫先生下令起锚，以防我们在晚上漂到暗礁上。我的眼白有点柠檬黄色，而且边上发红，疼痛。亨利让我放心，说这种症状是好的迹象，但还是满足了我增加杀虫药剂量的要求。12月8日星期天在“女预言者”号上，人们不过安息日，今天早上亨利和我决定按照在海洋湾集会的“低教会派（注：英国基督教会的一派，主张简化仪式）”风格在他的房间里举行一场简短的诵经仪式。仪式持续时间包括午前和早上的值班时间，这样左右舷的轮班人员都能西德海姆的来信西德海姆庄园，涅尔比克，西弗兰德（注：位于比利时西北部。）1931年6月29日思科史密斯：我梦见自己站在一家瓷器店里，一件件瓷器古董把从地板到远端的天花板间的空隙塞得满满的，以至于稍微动一下肌肉，就会导致几件跌落下来摔成碎片。这样的事真就发生了，但是没有摔碎的声音，而是一阵令人敬畏的四拍 D大调（？）和声，一半大提琴，一半钢片琴。我的手腕把一只明代花瓶从它的基座上碰下来——E降调，所有弦乐器同时演奏，壮丽、出色、天籁之音。为了再多听些这样的音乐，我故意摔碎了一座牛雕像，然后是一座挤奶女工像，接着是“星期六的孩子”——空气中弥漫着狂欢的弹片，我的头脑里却是超然的平静。啊，如此动听的音乐！一瞥到父亲正在计算打碎的东西的总价，笔尖飞快划动着，但是我无法让音乐停下来。我相信只要我能让这音乐成为自己的，就将能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一幅被扔到墙上的巨大的“笑脸骑士”画像引发了一连串砰砰的打击乐。醒来的时候，我在“西部帝国”的套房里。帮谭姆·布鲁尔讨债的人几乎都快把我的门砸下来了，走廊里乱成一片。这些无赖得让人难以忍受的无耻行为甚至打断我刮胡子。没办法，只好赶在这场骚动变得无法收拾前把经理招来。而这位 237房间的年轻绅士无法付清当前的巨额欠费，想通过洗手间的窗户赶快溜出来。很遗憾地告诉你，逃跑并非一帆风顺。排水管都脱离了固定架，发出像是被残忍虐待的小提琴一样的噪音，不断往下掉，把你的老朋友都绊倒了。他的右屁股上有块可怕的淤青。思科史密斯，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没钱还债的时候，手提旅行箱里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箱子要足够结实，能把它从伦敦任何一栋建筑二楼或三楼的窗户扔到人行道上。我躲在维多利亚车站的一个熏黑角落里的茶房里，试图把梦中瓷器店里所演奏的音乐抄录下来——最多也只能记下可怜的两小节。当时真想就为了再听听那些音乐，走入谭姆·布鲁尔的怀抱。一些苦力在我周围，他们牙齿坏了，鹦鹉学舌，而且毫无理由地乐观。我清醒地想到，这么一个可憎的赌九点纸牌的夜晚可能会无可挽回地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那些店员、车夫和商人藏在他们酸臭的床垫底下的半克朗（注：英国银币名，半克朗值二先令六便士。）和三便士银币（注：英国过去用的银币。）比我——一个教会重要人物的儿子——身上的钱都多。看到一幅小巷子里的景象：被压制的掮客们像贝多芬作品里急板部分里的三十二分音符一样快速跑过。害怕他们吗？不，我是害怕成为其中一个。如果一个人要撒尿，却连一个尿盆都没有，教育、出身和才华又有什么用呢？还是无法相信。我，一个凯斯人，正在贫困的边缘步履蹒跚。体面的旅馆不愿让我弄脏了他们的大厅，而不体面的要马上付现金。我被挡在比利牛斯山脉（注：位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山脉。）任何一家拥有好名声的赌台外了。别管怎样，我总结了一下我的选择：（ⅰ）用零碎的闲钱在某处公寓弄一间脏屋子，从“塞西尔大叔有限公司”讨几几尼（注：旧时英国金币，1几尼合 21先令。），教娇气的小姐们音阶，成天抱怨的老姑娘表演技巧。得了吧。如果我能对那些劣等生装出客气的样子，就可能和以前的大学同学一起给麦克拉斯教授擦屁股。不，在你说我之前，我不会跑回去找佩特再发一顿牢骚。我要证实他说过的关于我的每一个恶毒的词。我宁愿从滑铁卢大桥上跳下去，让“老父亲泰晤士”（注：泰晤士河，发源于英格兰西部的科茨沃尔德山，英国人习惯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把我变谦逊。我是认真的。（ⅱ）设法找到凯斯人，奉承他们，然后自己主动要求夏天住在他们那儿。有问题，原因和（ⅰ）一样。我能把日渐干瘪的钱夹子隐藏多久呢？我能避开他们同情的魔爪多久呢？（ⅲ）去赌赛马——但是如果我输了呢？你会提醒我，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思科史密斯，但是抖掉肩上的那点中产阶级的碎渣吧，和我在一起待一段时间。对面一个拥挤的站台上，一个警卫宣布开往多佛港的火车晚点半小时，搭乘这趟车的人是要坐船去奥斯坦德（注：比利时西北部港市。）。那个警卫是赌场上收赌资的，曾请我加倍或者出局。如果一个人只是静静的，闭上嘴，只是在听——哎哟，你瞧！这个世界经人的思想过滤，就只剩下了一个人，特别是在这个脏兮兮的伦敦火车站。我喝下滑腻的茶，大步穿过中央大厅来到售票处。到奥斯坦德的往返票太贵了——我的处境已经可怕到——只能买一张单程票。随着机车的汽笛喷出一群吹着短笛的复仇女神（注：希腊神话中“土地”和“黑暗”的三个女儿，以清算罪恶为职责，通常被描绘成庄严、美丽的女郎。），我把行李搬上车。我们上路了。现在透露一下我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了《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消息和我在萨伏伊套房里做的一场冗长白日梦的启发。在比利时的穷乡僻壤，布鲁日（注：比利时西北部城市。）南面，生活着一位隐居的英国作曲家，叫维维安·埃尔斯。你是乐盲，所以你不可能听说过他，但他确实是一位大师，他那一代唯一抵制虚荣、环境、田园生活和所谓魅力的英国人。因为生病，他从二十年代早期就再也没有创作出一部新作品——他双眼半瞎，而且几乎握不住一支笔——但是《泰晤士报》上关于他的《尘世的圣母玛利亚赞美歌》（上周在圣马丁剧院上演）的评论谈到了大量还未完成的作品。我的白日梦让我旅行到比利时，劝说维维安·埃尔斯相信他需要雇佣我做口述记录员。他主动要求要指导我，我会欣然接受，在音乐的苍穹下一飞冲天，赢得与我的天赋匹配的名誉和财富，并迫使佩特承认，是的，被他断绝了父子关系的儿子恰恰就是这个罗伯特·弗罗比舍，他这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为什么不呢？没有更好的计划了。你会哼哼着反对，摇着头，思科史密斯，我知道，但是你也会微笑，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去海峡（注：指英吉利海峡。）的路并不平坦……像癌肿一样的郊区、单调乏味的农场和遭受污染的苏塞克斯（注：英国的一个郡。）。多佛港弥漫着对布尔什维克人的极度恐惧，诗里描写的当地悬崖和我的屁股一样具有浪漫色彩。我在港口把最后一先令也换成了法郎，住进了“肯特女王”号上的房间。这船老得像是一个在克里米亚使用过的锈迹斑斑的浴盆。一个脸长得像马铃薯一样的年轻乘务员和我发生了争执。他觉得自己穿一身勃艮第葡萄酒颜色的制服，蓄着让人怀疑的胡子，我就该给他小费。他嘲笑着我的手提旅行箱和手稿夹，说：“您可真聪明啊，轻装旅行，先生。”然后走过来，撂下我自己搬东西。这样对我来说正好。晚饭是与波尔萨木一样硬的鸡肉、土豆粉还有劣质红葡萄酒。坐在我旁边的是维克多·布莱恩特先生，在谢菲尔德（注：英国中北部一城市，为钢铁工业中心。）制作餐具的小老板。他可没有一点音乐细胞。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多都在讨论有关汤匙的话题。他们把我礼貌的举止误认为我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于是当场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他的营业部里的工作！你相信吗？我谢过他（脸上不露声色），并坦白我宁愿吞下餐具也不愿意卖这些东西。伴随着三声响亮的雾号，引擎发动起来，我感觉到船离岸了，上甲板看着英格兰在蒙蒙细雨的黑暗中渐渐消失。现在没有回头的路了，我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R.V.W.（注：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英国作曲家。）指挥着我脑海里的乐队奏响《海洋交响曲》：“继续航行吧，只向着水更深的地方去，一往无前，哦，灵魂，四处探险，我和你，你和我。”（注：引自沃尔特·惠特曼为《海洋交响曲》配上的诗词。）（不是很喜欢这部作品，但是编排得很完美）北海的风让我发抖，浪花从头到脚溅了我一身，平滑黑暗的海面邀我跳下。我对此视而不见，而是早早上床，随意翻阅着诺伊斯的《对位法》，听着远处轮机舱里传出的铜管乐般的声音，顺着这艘船的节奏，粗略地创作了一段充满反复乐句的长号乐曲，但是很糟糕。猜猜接着谁来敲我的门？那个长着马铃薯脸的乘务员，他下班了。他拿到的可不止有小费。他不是美男子阿多尼斯（注：希腊神话中爱神维纳斯钟爱的美貌猎人。），皮包骨头，虽然地位不高，却很有想象力。我马上赶他走，接着像个死人一样睡着了。我有些希望这次航行永远不要结束。但它还是结束了。“肯特女王”号在污浊的水面上溜进了多佛港的歪牙齿同胞姐妹——“操守可疑的女士”奥斯坦德的怀抱。一大清早，整个欧洲的鼾声就轰轰隆隆地奏响了低音大号。终于看到了第一个土生土长的比利时人，他正在拖着柳条箱争吵着并且用佛兰芒语、荷兰语或是其他什么语言思考着。迅速整理好手提旅行箱，恐怕船就开回英国去的时候，我还赖在船上；或者是更害怕自己故意这么做。我匆忙吃了一口从头等舱厨房的水果盘里拿来的东西，在制服上镶缀饰带的家伙抓住我之前，快步冲下了跳板。再次踏上欧洲大陆的碎石路，我问一个海关的工作人员火车站在哪里。他指向一辆正在呻吟的有轨电车，车上挤满了营养不良的女人、驼子和穷人。别管下不下毛毛雨，我还是更愿意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在棺材般的街道上，我沿着电车轨道走下去。在奥斯坦德似乎只能见到全是木薯淀粉一样的灰色和脏兮兮的褐色。得承认，我那时觉得将比利时选为逃亡目的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买了张去布鲁日的票，拖着自己上了下一班火车——没有站台，你能相信吗……一辆破旧的空车。我换了房间，因为我原来的房间里味道闻起来不舒服。但是所有的房间都有同样的恶臭。为了净化空气，我向维克多·布莱恩特讨香烟来吸。笛声按时响起，机车在开动之前紧张得像庭审现场一个得了痛风的代诉人。很快，它喷着气穿过雾蒙蒙的风景，脏乱的沟渠和许久未修剪的枯萎矮树丛。如果我的计划成功了，思科史密斯，不用很久，你就能来布鲁日，最好在早上六点到。迷失在城市破旧的街道、断流的河道、熟铁大门和无人居住的庭院——我能继续吗？好的，谢谢你——狡猾的哥特式外壳、阿勒山（注：位于土耳其东部，又译“亚拉腊”，据基督教《圣经》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即停靠于此。）式的屋顶、一簇簇像矮树丛一样的砖盖尖顶、中世纪的屋檐顶下面伸出的部分、从窗户上耷拉下来的洗好的衣物、能把你的眼球都吸进去的鹅卵石铺成的漩涡、机械钟上敲钟报时的王子和消瘦的公主们、乌黑的鸽子和三四组钟声的八音度组合，有些比较严肃，有些则比较轻快。新鲜面包的香味把我引到了一家面包店，那里一个没鼻子的畸形女人卖给我一打月牙形状的馅饼。我原本只想买一个，但是我想她会为此而烦恼。一辆收破烂的手推车从薄雾里叮叮当当地出现，牙齿一颗不剩的推车人友善地和我搭话，但是我只能回答：“对不起，我不会讲佛兰芒语。”这让他笑得像个精灵国王。我给了他一个馅饼。他的脏手像一只长满疥癣的爪子。在一个贫困的角落里（流淌着臭味的小巷），孩子们在抽水机边上帮他们的妈妈往破罐子里倒满褐色的水。终于，所有的兴奋让我自食其果。我坐在即将报废的风车磨坊的台阶上休息片刻，裹好自己抵御湿气。我睡着了。后来，一个巫婆用她的笤帚柄戳醒了我，好像叫着“看着可能死了？”，我也不确定。蓝色的天空，暖和的阳光，一点雾也看不到。我恢复过来了，眨眨眼。我给了她一个馅饼，她怀疑地接过去，把它放到了围裙里，留着以后再吃，随后又回去扫地了，嘴里还哼着古老的小词。我想幸好我没有被抢。又和五千只鸽子分享了一个馅饼，一个乞讨者很羡慕，所以我也不得不给了他一个。我似乎沿着原路走回去。在一扇奇怪的五角形窗户里，一个肤色像奶油般白皙的侍女正在摆弄一个雕花玻璃碗里的非洲堇。女孩子吸引男人眼球的方式各不相同。尝试一下，敲敲玻璃，用法语问她愿不愿意为了救我的命而和我相恋。她摇摇头，但是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问她在哪里能找到警察局，她指向十字路口。在任何环境下，人们都能分辨出一个人是不是音乐人，即使在警察局里。眼神最狂热，头发最桀骜不驯的那个肯定是，无论是饿得皮包骨头的家伙还是快活的肥仔。这位讲法语吹英国管（注：即中音双簧管。）的巡官还是当地歌剧协会的会员，他听说过维维安·埃尔斯，还好心地为我画了一张到涅尔比克去的路线图。他的聪明才智让我送了他两个馅饼。他问我是不是把我的英国车开来了——他的儿子对奥斯丁车非常狂热。我说我没车，这让他很担心。我该怎么去涅尔比克呢？没有公交车，没有火车，二十五英里走着去可吃不消。我问是不是可以无限期借用警察的自行车。巡官告诉我说那非常不合规矩。我让他相信我也不是一般的人，我告诉他我为了欧洲音乐，此行来找埃尔斯的本意，他可是比利时最有名的养子。（一定是养子太少了，听上去都不像是真的）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一请求。难以置信的事实比像煞有介事的小说更有效，那时候就是这种情况。老实的巡官带我到了一处围场，那里放着等待着真实主人认领的遗失物品。这些东西要放好几个月（在被送往黑市之前）——但是他想先听听我对于他的男中音演唱的看法。他对我大声唱了句出自《丑角》的歌词：“开始！……穿上彩衣吧！ ”（低音域算是够动听，但是呼吸上还要下功夫，而且他的颤音抖得像后台用来模拟雷声的挡板抖出的声音）我提出了几条音乐上的意见；拿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注：1837年至 190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生产的埃菲尔德自行车一辆，还有一个索套，用它把手提旅行箱和夹子绑在车座和后挡泥板上。他祝我一路平安，路上好天气。艾德里安永远不会迈着正步走在我骑自行车出布鲁日的这条街上（过于纵深的德国佬的势力范围），尽管如此，和自己的兄弟在同一片土地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亲和力。大平原像英国的沼泽地带（注：位于剑桥郡和林肯郡。）一样平坦，但却很难看。在路上，我吃掉了最后几个馅饼充饥，在穷困乡村里的小屋前停下讨几杯水喝。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