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办得到吗?”我们俩步出整体健康中心的大门，崔雅立刻问我：“还有，你那个时候为什么笑个不停?” “亲爱的，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佛陀，这是你我都很清楚的事，我希望自己可以像她一样运功，但我就是办不到。” “当她在对你运功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吗?” “我只感觉有能量在移动，最诡异的是，在她开口问我之前，我的确闻到一股气味。就像我跟你说的，我认为这些具有天赋的治疗师确实有特异功能，我只是不相信他们的诠释罢了。” 但不管事实如何，克莉斯真的给了我们很多能量，我们都感到生气盎然、敏锐、快乐。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让我和崔雅以较轻松的心情来看待每一件事：在克莉斯的身边，事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真是假，是夸张是实际都不重要。我认为这是克莉斯想要我们认清的唯一观点。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 我只是单纯地看着自己和别人，不再有丝毫的批判。此外，我更加信任自己，对自己也更仁慈了，我相信有种智慧在引导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不一定要和其他人的生命一样美好，甚至成功。 回到湾区的漫长归途中，崔雅大声地对我念着精神分析师费德瑞克·李文森(Frederick Levenson)所写的《癌症的病因与预防》(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ancer)中的一段，这是少数她觉得可以贴切地反映出癌症心理的书。她目前正在努力研究“癌症蛋糕”上的那个“精神切片”，我们都认为这个切片只占到整幅画面的20％。不是整幅画面，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分。 “他的理论是，那些很难与人产生联结的成年人，比较容易罹患绝症。他们通常都会有过度个人主义的倾向、过分自制、从不求助他人、凡事总想靠自己来达成，因此所有的压力都会累积在自己身上，又因为无法向他人求助，或允许自己依赖他人而获得纾解。这股积聚的压力无处可去，若再具有癌症的遗传基因，压力便很自然地转化为癌爆发出来。” “你觉得这种说法非常适用你吗?”我问。 “十分肯定。我这辈子最喜欢说的一些话就是：‘哦不，谢谢，我可以处理的。’‘我可以自己来。’‘哦，不麻烦了，我可以的。’求助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你是长女，又是个过于坚强的女人。” “我想是这样。只要想想我是多么频繁地说这些话，我就会觉得尴尬。一生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可以自己搞定。’‘我能处理。’‘不，谢谢。’” “我知道隐藏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恐惧、害怕成为依赖者，如果求助，我怕会被人拒绝；如果我表现出自己的需要，又怕被驳回，也怕自己变成需索无度的人。我还记得自己在童年有多么安静、乖巧、不烦人、不会抱怨。我从没有太多的要求，在学校里也不会向同学透露自己的问题，我只是静静地待在房间里念我的书，独自一人，非常沉静，非常自制。真丢脸，因为我害怕被批评，无时无刻地想像来自各方的负面批评。当我与妹妹、弟弟玩耍时，也经常感觉孤独。 “这就是李文森的理论，”她继续说着。“你听：‘处于前癌症期的人，由于缺乏情绪上的一致性、自洽性，无法与他人融合，自身的苦恼也无法驱散，只有在照顾别人时才能体验到亲密感，因为这是安全的。然而被爱和被照顾，却会导致他情绪上的不适感，这是很容易察觉的。” “那就是我。你是第一个能够真正与我融合的人，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列出自己致癌因素的清单时，有一条写的是‘因为没有早一点遇见肯’? 看来李文森也同意这一点。他指出‘自己动手做’就是致癌的因素，我这一生都是如此，这是我很深的业，一个我向来就有的问题。” “把它丢到阴沟里好吗?你现在已经是崔雅，不是泰利了。这个弯已经转过去了，不是吗?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融合的问题，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好好地拥抱一番，这一点我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我想，我只是在自怨为什么我们不早点开始。” “在这辆车里不准有自怨存在。” “好吧。那么你呢?你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试着去接受爱，不要太过自信或自以为能处理一切，并且接受身边可以有许多人陪着我、爱我的事实。你的问题又是什么?” “我犯了和你相反的错误，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爱我，当我发现有人并非如此时，就会开始紧张。因此，在我小的时候，我不断地企图平衡自己。我当班长、代表毕业生致辞，甚至在足球队里也要当队长。我疯狂地希望被人接纳，想要让身边的每个人都爱我。” “其实我和你的问题一样是恐惧——害怕被拒绝。但你是自我封闭而太过内向，我则是太开朗而过分外向。所有的一切都导源于焦虑、企图去取悦别人、表现自己，典型的焦虑神经官能症。” “这就是你所谓的F3症病状。” “第三号支撑点病状(Fulcrum Three Pathology)，没错。我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处在焦虑的状态，这就是我和罗杰、弗朗西丝、西摩尔一起处理的课题，它非常难以驾驭，或者该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驾驭的家伙。然而我不认为那是我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一向还能处理，但是如果我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在声音或我的守护神，那麻烦就大了。” “你不写作就是在弃绝它吗?” “不，应该说我不写作，又将不写作的原因归咎他人时，便是在弃绝它了。那是一个谎言，来自你的灵魂，而非你的肉体。F3的焦虑只是某种较低的身体能量，那些不让它升起的侵略性情绪。守护神则是你不让它下降的更微细的能量。这股能量一旦受到阻碍，就会引发无法自持的焦虑，这股焦虑会使我彻底瓦解。因此，如果我能诚实面对我的守护神，就能处理F3的焦虑；反之，我就会有F7或F8的病症，一种灵魂的病症，这两者加起来足以使我毁灭。这就是在塔霍湖发生的事。天啊，我真的非常抱歉，那时我总是将一切罪过推到你身上。” 这是我首次以如此自由而开放的态度坦承我曾经诿过于她，虽然彼此心里都很清楚，但能够将如此困难的问题弄清楚真好，特别是我们去戴马尔时相处得并不好。自从见过西摩尔以后，我们已经停止争吵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西摩尔挽救了我们的婚姻)。然而战火又因为我对她最近所选择的治疗方式抱持怀疑而被重新燃起，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困难的争吵回合，其实刚好相反，它是婚姻冲突中最低、最困难的状态，但也是一个好的状态。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再争吵了，至少能暂缓一下。也许从克莉斯的身上我们学到：一切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回到旧金山，我们听说卡卢仁波切将在博尔德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山姆打算去参加，并鼓励我们一同前往。几个月后，我们与一千六百个来自各地的人一起坐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礼堂中，参加持续四天的佛教最高法会。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但这场法会确实是“崔雅”最后的催生剂。一个月后，在她40岁的生日当天做了正式的宣告。这一切的因缘是那么地适度，只看了卡卢仁波一眼，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找到老师了。 嗨，朋友们，11月16日是我的四个岁生日，就在这一天我改名叫崔雅。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们所熟悉的泰利·吉兰或泰利·吉兰·威尔伯，而是崔雅·威尔伯或崔雅·吉兰·威尔伯。 7年前，当我还住在芬德霍恩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楚、在某种程度上相当重要的梦。我梦到自己的名字应该叫艾斯崔雅(Estrella)，也就是西班牙文的“星星”之意。当我醒来想起这个梦时，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被改成崔雅(许多人都不晓得西班牙文中的“ll”应该发成“Y”的音)。然而我并没有真的去做，因为我向来对那些突然改名的人存疑。当时，改名字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窘的事；我自己的批判阻碍了我“追随自己的梦”。 或许是时候未到，或许我需要7年的时间与这个名字合一。毫无疑问，这些年是我生命中最戏剧性、也最具挑战性的岁月，特别是后三年。我先是认识了肯，四个月后与他结婚，婚后的第10天发现自己得了乳癌，开刀、放疗；八个月后复发，再度开刀；六个月的化疗，头发掉光；八个月后发现自己罹患糖尿病，今年的六月癌症又复发了。 面对最近一次的复发，我的反应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前两回合与癌症奋战，最显著的反应就是恐惧，这一次却非常平静。当然，恐惧还是有，经过了这段时间，我对癌症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但我平静的程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我发现自己和这个疾病的关系已经全然改变。如果没有这次的复发，我永远也无法彻底认识这份内在的改变。 在我得知切片检查结果后的某个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有关这次复发的事。我随兴记录了这件事对我的意义以及我的感受。我发现自己写了一些我在阴阳特质中找到的平衡感，也表白我终于可以不再做父亲眼中的长子。我发现自己写的是：“崔雅……我的名字现在应该改为崔雅了。泰利这个名字十分的阳刚、独立、不苟言笑、不装腔作势，而且非常的率真，是我一直想达到的境界。但崔雅是一个更温柔，更具女性特质、更仁慈、更敏锐细致，而且有一点神秘的名字——也是我目前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像我自己。” 但我仍然觉得改名字很无聊，没错，这正是泰利可能抱持的态度：一点意义都没有。然而崔雅，崔雅会理解、会鼓励并支持这样的改变。去年夏天，我又做了两个更鲜明的梦，其中一个是有关癌症复发的，这两个梦提醒我：“别再瞎兜圈子，是改名字的时候了，你的名字叫崔雅。” 上个月我和肯参加了由卡卢仁波切所主持的时轮金刚法会，星期六的晚上，每个人都必须睡在由苦兮(Kuahi)草编成的席子上(据说佛陀在证悟时就是坐在这种草席上)，还要记住自己的梦，这些梦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那天晚上我梦见肯和我正在找一个住的地方，那是一种要“回家’的感觉。在海边的一幢屋子里，我看见地上有一支很大的黑色自来水笔，我将它拾了起来，我想试试看好不好写，便取下草帽，很清楚地写了“崔雅”这个名字。 因此我决定在40岁生日的这一天改换自己的名字；不仅如此，生日这天，还是个月圆之日，非常有女神的意味! 除了改名之外，我还做了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譬如彩绘玻璃以及一些我迫不及待想拾回或梦想已久的事。这都是一些崭新的事，并非来自过去或任何人的鼓励。这回我是真正摆脱了过去，开始做我感兴趣的事。 我不再苛求、批评人，不再以“保守”或“成功”之类的标准来衡量。我有一位从事编织的朋友，她先生是一位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我不再认为她所做的事与她先生相较是多么微不足道了。我变得更加宽容，并开始对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到兴趣，评断人的话也不再脱口而出。我开始把生命视为一场游戏，不再肩负沉重的使命感。生活变得更有趣，更轻松自在。 我以前那份女寝室长的心态，那份喜欢检视他人生活的倾向渐渐地消退。我不再以自己的方式去看待别人，不再想控制那么多，不再假设人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因此我对于愤怒的反应开始缓和下来。我只是单纯地看着自己和别人，不再有丝毫的批判。此外，我更加信任自己，对自己也更仁慈了，我相信有种智慧在引导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不一定要和其他人的生命一样美好，甚至成功。 这些改变像滚雪球般愈滚愈大，终于在我的生日这一天整合了。从许多方面来看，我真的重生了。摆脱过去的我，迎向一个真正属于我的未来，没有过去的牵制，朝向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前进。 祝福所有改了名字的人，我现在的名字是崔雅·吉兰·威尔伯。 爱你们的崔雅 1986年11月25日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一 你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你所想或所做的事， 99.9%都是为了自己， 然而那个私我却是不存在的。 卡卢仁波切是一位彻底超凡的导师，他被视为当今西藏最伟大的法师之一。年轻的时候，卡卢便决定全心追求解脱道，因此放弃了俗世的生活，在各大山脉的洞窟中静修。他整整花了13年的时间离群自修，不久这位超凡圣者的声名开始在西藏传开。当时被视为“教系”的大宝法王(Karmapa)把他找了出来，验证他的领悟，并宣布卡卢在静修上的成就等同于密勒日巴(Milarepa)。他要求卡卢将佛法带到西方世界，卡卢不得已只好放弃独居生活，开始在西方各地成立静修中心。直到1989年辞世为止，他已经在世界各处成立了超过三百个以上的静修中心，是历史中将最多西方人带进佛法的大师。 在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期间，也就是崔雅做了那个“崔雅”梦的同一个晚上，我梦见卡卢给了我一本含藏了宇宙所有秘密的书。时轮金刚法会结束后不久，我和崔雅又参加了在洛杉矶外大熊山所举行的，同样由卡卢主持为期10天的智慧传授闭关。 我曾经说过，我并不认为佛教是最佳或唯一的途径，也不认定自己是佛教徒；因为我与吠檀多哲学、基督教神秘体验论以及其他的宗教都有密切的关联。但如果一个人真想修行，就必须选定一条路，而我的路一直都是佛教的解脱道。所以我以切斯特顿(Chesterton)的讽语来作为总结：“所有的宗教都是相同的，特别是佛教。” 我的确认为佛教是涵盖最完整的宗教。它有许多特定的方法，可以帮助人往更高的层次进展，通灵、微细光明、自性、绝对境界。它在修行上有很清楚的次第，可以一步步引导你通过这些阶段，除非你自己的成长与转化能力不足才会受限。 智慧传授闭关要介绍的便是这些阶段与修行的方法。这次的闭关对崔雅而言格外重要，因为它彻底改变了崔雅日后静修的方式。 藏传佛教将解脱道分为三大阶段(每一个大阶段中包括了好几个次阶段)，那就是：小乘(Hinayana)、大乘(Mahayana)以及金刚乘(Vajrayana)。 小乘是根本的练习，是所有佛教派别共有的基础与核心训练。此一阶段的重心便是默观练习或内观法门，这种方式的静修，崔雅持续了大约10年之久。在练习默观时，你只要维持舒服的坐姿(莲花或半莲花坐，盘腿或不盘腿均可)，赤裸地注意着内心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不去评断它、指责它、追踪它、避开它或欲求它，只要单纯地、毫不遗漏地注视着一切，然后任其来去。这个练习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分裂出来的私我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坚固的实体，只是一连串无常而短暂的觉受罢了。如果一个人明白了私我竟然是这么的“空无”(empty)，就会停止认同它、护卫它、担忧它，如此一来，我们就解脱了长久以来的痛苦和不快乐。正如为无为(Wei Wu Wei)所言： 你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你所想或所做的事， 99.9%都是为了自己， 然而那个私我却是不存在的。 智慧传授闭关的头几天，我们全神贯注地做这种基本的练习，参与的人都长期做过这项练习，后来卡卢又额外加以指导。 虽然这次练习非常殊胜，但仍嫌不足，因为纯然觉察或注视的本身，仍然有微细的二元对立性，解释这一点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最简单的是：小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私我的解脱，而忽略了别人的解脱，这似乎显示了仍有私我存在的迹象。 因此小乘强调的是个人的解脱，而大乘强调的是众生的解脱。大乘修行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慈悲心。这并不是一种昌论，而是要透过实修让你的心中真的发展出慈悲心。 在这些修行中，最重要的便是“tonglen”，意思是“自他交换”（又称“施受法”——译注）一个人一旦在默观上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接下来便要步向自他交换的练习。这种练习极具威力与变化的效果，在西藏一直属于秘密修行，直到近年来才被公开。这个练习开始深入崔雅的心中。方法如下： 在静修时观想一个你所爱的人正在经历许多苦难，如病痛、损失、沮丧、痛苦、焦虑、恐惧，等等。当你吸气时，想像这个人的痛苦如同浓烟般的乌云进入你的鼻孔，然后深入你的内心。让那份苦难在你的心中停留一会儿，安静地体会一下；接着在呼气时，呼出你所有的祥和、自由、健康、良善与美德给那个人。想像这些好的品质如同治疗和解脱的光明进入那个人的身体，那个人因此感受到彻底的解脱、释放与快乐。以此方式连续呼吸几次。再想像那个人所居住的城镇。吸气时吸入这个城镇所遭受的所有苦难，呼气时把你的健康与快乐吐给其中的每一个居民。接着把观想的对象扩大到整个州、整个国家、整个星球、整个宇宙。你将每个地方所有生命的苦难全都吸入，再将你的健康、快乐与良善反吐给他们。 当人们第一次接触这种练习时，反应通常十分强烈。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将这些乌漆麻黑的东西吸入体内?开什么玩笑?!如果我因此生病了怎么办?这是多么疯狂又危险的事!当卡卢第一次教我们自他交换的练习时，上百名的与会者之中，有一位女士突然站了起来，问了一个令在场的人都深有同感的问题：“如果我观想的对象是个患有重病的人，而他的病气上了我的身怎么办?” 卡卢毫不迟疑地回答：“你应该这么想，哦，太好了!这个观想发生功效了。” 这就是整个重点所在。我们这群号称“无我”的佛教徒，马上露出了私我的马脚。我们来这里修行只是为了个人的解脱和减轻自己的痛苦，要我们承受别人的苦，即使只是想像也免谈。 自他交换的练习正是为了斩断那个私我的自我关切、自我助长和自我防卫。自他交换能深刻地去除主、客的二元对立，让我们逐渐认清我们最恐惧的是：让自己受伤。这个练习不只要我们对别人的苦难产生慈悲心，更要心甘情愿地吸入别人的痛苦，把好的品质吐给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大乘慈悲解脱之道。这一点和基督的作为是相同的：承受世人的罪，并因此转化了他们(以及你自己)。 这个观点其实很简单：自、他是很容易交换的，因为这两者是相等的，对真我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反地，如果自、他无法交换，我们便会封锁真我的知觉，也就是纯然非二元的知觉。如果我们不愿意承受他人的苦难，就会被自己的苦难封锁。诚如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所说：“当最后的审判来临时，如果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毁灭，我就会被自己的自我紧紧地掳攫。” 如果一个人长期练习自他交换，奇怪的事会开始发生。首先没有人因此真的得病。尽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以恐惧为借口而拒绝做这项练习，但我发现没有任何人因为练习它而生病，反之，你发觉自己不再逃避痛苦，不管这痛苦是你的还是他人的。除了不再逃避痛苦之外，你还发现因为你愿意将痛苦吸入自己体内再释放出来，而有能力转化它。你的心中产生真正的改变是因为你不再企图保护自己了。接着你会放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紧张，你领悟到那个在受苦或享受成功滋味的，根本是同一个大我。如果宇宙里只有一个共通的我在享受成功，何需羡慕别人呢?自他交换的正面价值是：我为他人的美德感到快乐，在非二元的觉察中，他们和我是无别的。一种伟大的“平等意识”因而发展，它一方面去除了骄傲与自尊，另一方面也斩断了恐惧与嫉妒。 建立了大乘的慈悲心，在某种程度上领悟了自他交换的本质，接下来所要学习的便是金刚乘的解脱道。金刚乘奠基于一个不妥协的原则之上：存在于宇宙的只有共通的佛性。如果一名行者继续不断地去除自己的二元对立，就会逐渐发现高低、圣凡都是完全佛性的展现。整个宇宙都是那空无、明澈、无碍、自发的觉性所示现的游戏三昧。当然我们发展觉知并不是为了游戏，因为存在的只有觉性罢了。金刚乘的修行就是觉知、能量与光明的游戏三昧，它反映了长青哲学的智慧：宇宙就是神性的游戏，而所有的众生都是神圣的。 金刚乘有三部主要的密续。第一部是“外密”。你观想本尊在你的前方或头顶，向你洒下治疗的能量或光明，并赐予你祝福和智慧。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七个层次——通灵层次，人们在这个层次开始与神建立起内心的交流。 第二部是“内密”。你观想自己就是本尊，并且不断地诵持本尊的咒语。这就是我所谓的第八个层次，微细光明层次，人们在这个层次与神合而为一。第三部是“秘密”，这时你和本尊都融入纯粹的空性中，也就是我所谓的自性阶段。这个阶段的行者无需再观想、持咒或专注禅定，你只需要领悟自己本来便俱足佛性，而且从来就是解脱的。既然众生早已俱足佛性，就没有“成佛”这件事了。存在于十方的只有佛性或神性，你只需安住在心的本然中。所有生起的现象，都是你本觉的点缀罢了。所有示现的或未示现的，也就是无论空或有，都在你不二的觉性中展现着游戏三昧。 闭关时替卡卢仁波切担任翻译的是肯·迈克李欧(Ken Mcleod)。他是追随卡卢许久的优秀学生，后来与我和崔雅结为好友。顺道一提的是，肯·迈克李欧译了一本有关自他交换练习的西藏经典——《伟大的觉醒之道》(The Great Path of Awakening)，如果你对这方面的练习有兴趣的话，我大力推荐这本书。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二 她大部分的苦难都被救赎了，还被赋予了意义、使她与众生的血脉相连；让她得以从“自己”孤立的愁苦中跳脱出来，进入众生的体性中，不再感到孤独。 后来崔雅在卡卢的引导与肯的协助下，不但练习默观，也做自他交换和本尊瑜伽的观想(观想她自己就是观世音，一位充满慈悲心的菩萨)。我也做了同样的练习。她开始以我在塔霍湖那年遭受的痛苦与磨难来进行自他交换的练习；我也以她所受的苦来做相同的练习，然后我们逐渐将其扩展到所有的众生。未来的几年，这都是我们最主要的观想练习。 自他交换比其他任何练习更加深了崔雅的慈悲心。她说因为众生都在受苦，她觉得自己与众生深深相连。自他交换的练习救赎了她罹患癌症的苦难。一旦熟稔了自他交换的练习，每当你感到痛苦、焦虑或沮丧，吸气时很自然便想到：“让我把所有的苦难吸进来。”呼气时再把它释放出去，结果是你支持了自己的痛苦，你进入了其中。面对苦难时，你不再退缩，反而可以利用它与众生的痛苦联结。你拥抱它，并且以全宇宙的血脉转化了它。你和你的痛苦不再孤立无援，反而借此机会和其他受苦的人建立了联结。你领悟到“在我弟兄身上发生的，也同样在我的身上发生了。”透过简单而慈悲的自他交换练习，崔雅发现她大部分的苦难都被救赎了，还被赋予了意义、使她与众生的血脉相连；让她得以从“自己”孤立的愁苦中跳脱出来，进入众生的体性中，不再感到孤独。 最重要的是，它帮助她(同时也帮助了我)不再批判疾病或苦难，不管是属于我们的还是他人的。自他交换使你不再让自己与苦难(你的或他人的)保持距离；你以一种简单、直接而充满慈悲心的方式与它产生关联。你不再袖手旁观地编织一些理论，或企图分析某人“为什么要创造某种疾病”、“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理论对别人的痛苦并没有什么帮助，不管你认为你的理论有多么大的助益，它只不过在暗示，“不要碰我!” 自他交换的练习使崔雅以更慈悲的心情与苦难相连，于是她写了一篇《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的文章，投在《后人本心理学期刊》中，后来又被《新时代杂志》转载，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回响，同时也使她受到“欧普拉秀”的注意(崔雅很委婉地拒绝了——因为他们只想要我和鲍尼·席格辩论)。相较于新时代“你创造了自己的病痛”的理论，《新时代杂志》的编辑称这篇文章为“对疾病更慈悲的观点”。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些摘要： 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 5年前的某一天，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与一位老友喝茶，他告诉我数月前得知自己罹患了甲状腺癌。我告诉他我母亲在15年前动了结肠癌的手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接着我又对他描述了我与姊妹们讨论母亲之所以得癌症的各种原因。我们最喜欢的理论是，她一直都在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没有扮演自己。我们猜想，如果她不嫁给牧场的主人，可能会变成素食主义者，也许就可以避免摄取导致结肠癌的油脂。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高明的理论，她家族的不易表达情感，可能也是她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然而我的朋友显然对癌症有过更深的思考，他后来说了一些话，深深地震撼了我。 “你们难道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他问道，“你们把自己的母亲当成一个物品，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有关她的理论。别人在你身上所加诸的理论，感觉上就像是一种冒渎。我明白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例子里，许多朋友对于我罹患癌症所提出的各种看法，都让我觉得是负担和包袱。他们似乎不是真的关心我，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也不尊重我。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只是为了交差了事，而不是真的想帮助我。我罹患癌症这个事实，一定对他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以至于他们必须替它找些理由、解说或意义。这些说法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在帮助我，它们只会带给我许多痛苦。” 我感到极为震惊。我从未看过那些理论背后的真相，也未仔细想过我的理论可能带给母亲什么样的感觉。虽然我们姊妹并没有将这些想法告诉母亲，但我知道她感觉到了。那样的气氛不可能让人产生信赖、开放与求助之心。我突然领悟到，我在母亲最危难的时候，竟然没有给她一点帮助。 我的朋友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开始以更慈悲的心情面对那些生病的人，以更友善的态度来接触他们，对自己的观点也更加谦卑。我开始看到我的理论背后除了批判之外，还有更深的恐惧。我不但没有说：“我真的很关心你；有什么事是我能帮忙的?”反倒不断地质问：“你做错了什么?你在何处犯了错?你是怎么失败的?”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看见了无知及隐藏的恐惧，它刺激我、强迫我去编一些理论，这些理论让我对这个宇宙所发生的事，有了一份自圆其说的掌控感。 这些年来，我曾经和许许多多罹患癌症的病人交谈，其中有一些人是最近才被诊断出来的。起初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身为一名癌症病人，谈论自己的经验总是比较容易，但我很快就认清，那个人并不想听你说这些话。我发现唯一可以帮助人的方法便是倾听，只有认真倾听他们说话，才能体会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人们在生病时会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尤其像癌症这类持续又难以预测的疾病，专心地倾听他们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事。 特别是当他们必须选择治疗的方式时，会需要一些资讯，也许要我提供一些另类的疗法，或是协助他们对传统治疗做一些评估。一旦他们选定了自己的治疗方法后，就不再需要任何的资讯了。此时的他们只需要支持，不需要再听他们所选的放疗、化疗或其他疗法的危险性在哪里。如果我在这种时候还不断提出新的建议，只会将他们推回困惑之中，让他们感觉我在怀疑这份选择，徒增他们的疑惧…… 我自己在做决定(有关癌症的治疗方法)时也不是很容易的；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那可能是这辈子最难下决定的时刻。我逐渐认清，如果我是别人，我永远也无法预知自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认知让我愿意真正去支持别人的选择。我有一位好友(她在我头发掉光时还让我觉得自己很美)最近对我说：“你的选择和我可能做的选择不太一样，但这一点都没关系。”我非常感激她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没有让不同的选择造成彼此间的阻碍。后来我对她说：“但是你也不知道你会做什么选择；我没有选择你认为你可能会做的选择，也没有选择我认为自己可能会做的选择。”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同意接受化疗，我对于把毒物注射到体内有着相当大的恐惧，更害怕它对我的免疫系统造成永久的影响。我一直抗拒，直到最后才做了这项决定，即使它有很多的缺点，但它仍然是我最佳的治愈机会…… 我很清楚我无意识地造成自己的疾病，也很清楚我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痊愈。我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做的事上，尽量摆脱过去自责的习惯。那份习惯只会阻碍我做健康、清醒的选择。同时，我非常清楚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存在于我有意无意的掌控欲背后。值得感谢的是，我们全都是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能知觉到这一点，尽管这表示我并不具有太多的掌控力。我们全都息息相关，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环境之间。生命实在太复杂了，哪里是“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涵盖的。如果我深信，我创造了或掌控着自己的实相，我就切断了生命中更丰富、更复杂而神秘的血脉。这样的理论奉掌控之名，否定了那个每日滋养着我们、众生一体的血脉。 我们以前误认自己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摆布，疾病是由外在因素所造成的。“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理论在更正上述的误解上，是非常重要而必要的。但它是一个过于简单且反应过度的理论。我愈来愈觉得，我们愈是相信这个理论，就愈否定了它的助益，因为我们在运用这个理论时的心态是狭隘、自恋、疏离的和危险的。我认为我们对这个理论应该有比较成熟的看法了。诚如史蒂芬·勒文所说：“这个理论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所以是危险的。”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影响”了自己的实相。这样的说法比较接近完整的真相，包容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生命更丰富的神秘性。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得癌症?”这个问题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好像发问者是健康无恙的，而我是病恹恹的。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引发建设性的内省。那些对于情况的复杂性比较敏感的人，也许会提出比较有助益的问题，例如：“你要如何运用癌症来成长?”对我来说，这样的问题是比较令人振奋的；它帮助我认清自己目前所能做的事，使我得到支持和助力，感觉也更具挑战性。一个人会提出这种问题，表示他不认为我得病是因为犯了错而自作自受的。反之，他使我觉得困境也是成长的契机，我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 在我们的犹太—基督教文化里，由于太强调原罪与罪恶，使得人们很容易将疾病看成是犯错所遭到的惩罚。这方面我比较偏向佛教的看法，他们认为每件事的发生都可以增加慈悲心和服务他人的机会。我不再把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看做是过去行为的处罚，反而当成消除业障的机会。这样的态度帮助我更专注于眼前的处境。 我发现这样的态度非常有益。依新时代的观点，我也许会问那些罹病的人：“你做错了什么事?”然而从佛家的观点，我可能会对那些饱受疾病之苦的人说：“恭喜你了，你显然很有勇气承受这一切，并且愿意从中学习成长，我很佩服你。” 当我和那些刚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最近又复发，或与癌症对抗得精疲力竭的人交谈时，我常提醒自己不必给什么具体的建议，因为倾听便是帮助，倾听便是给予。我试着在情感上更贴近他们，克服自己的恐惧去接触他们，与他们联结。我发现只要我们允许自己恐惧，就能以谈笑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所恐惧的事。我也试着排除那些对他人武断施加的意图，即使是为你的生命奋战、改变自己或清醒地进入死亡之类的话语，我都不再脱口而出。此外我尽量不强迫别人依照我的方式做选择。我试着安住在自己的恐惧中，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会处在与别人完全相同的情境中。我必须学习与疾病为友，不要把它看做失败，试着利用自己的挫折、软弱与疾病，来发展对他人与自己的慈悲心，同时记住不要再把那些严重的事看得太严重。我试着在非常真实的痛苦中保持觉察，并将其视为心理与灵性的治疗契机。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三 崔雅和我决定搬到博尔德。就在那年夏天(1987年)，崔雅做了一连串具有威胁性的梦。在三年的抗癌历程中，她从未做过如此不祥、预感如此鲜明的梦。虽然距离最后一次的复发已经有好几个月，当时的医疗检验也没有显示疾病的迹象，但她的梦境似乎道出了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两个梦特别清楚。 我做的第一个梦中，有一只豪猪连在我左侧的身体，它看起来又像是一条鱼。这个扁平黝黑的形体连着我的身体，高度从小腿中央直达肩膀。凯蒂帮我拉开他时拔下了一些猪毛。这些猪毛的末梢都带钩，感觉上好像有某种毒物注入了我的体内，一直停留在里面。 第二个梦境中有位女医师，她非常关心我乳房切除与接受放射治疗的部位。她说那个部位的肤色显示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虽然没说出是癌症，但那显然就是她的暗示。 我同意梦境是一条通往潜意识的途径——通常都和神秘的过去有关 (个人的或集体的)，而且我认为梦境有时也可以预测未来——属于通灵和微细的层次，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太注重它们，因为所有的诠释都很容易自欺欺人，偏偏我们又禁不住被这些梦境的预兆所影响。 其他的迹象都很乐观，崔雅只需继续自己的治疗程序：静修、观想、严格的饮食控制、运动、刺激免疫系统的注射(例如胸腺萃取)、高单位的维他命治疗，以及持续写日记。大体来说，我们相信崔雅正朝着康复迈进。带着愉悦的心情，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棒的夏天，这是我们三年来第一次感觉每件事都很顺利。 崔雅将自己投身在艺术创作的工作中，特别是彩绘玻璃，她愉悦地从事设计，许多人都为她作品的美感与原创性所震惊。我们把她的作品拿给几位专业人士欣赏，他们都说：“这些作品太精致了，你一定做了几年了。”“实际上只有几个月而已。” 我又开始写作了!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日以继夜疯狂地工作，完成了一本八百页厚的书，暂名为《伟大的存在之链：长青哲学与神秘体验论传统的当代导论》(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ennial PhilosopAy and the World's Great Mystical Traditions)。三年来我的守护神一直受困在我的谎言中，诿过于崔雅，现在又爆发出充沛的能量与动力。天啊!我真是欣喜若狂!崔雅对这本书也有相当大的贡献，她仔细地阅读每一个刚从印表机里出炉的章节，给我许多宝贵的指正，甚至建议我修改整个段落。 我终于决定要有孩子了，也许该生两个，这个念头令崔雅大吃一惊，我已经认清“不要小孩显示了我对人生与关系的逃避”。过去几年我一直觉得受伤，我本该敞开胸怀投入生活，然而我却放弃了良机，退缩到恐惧之中。我们在阿斯彭度过了美好的一个月，崔雅活跃地投入风中之星与落基山学会的工作。我们是接受朋友的邀约而来的，约翰·布洛克曼、卡婷卡·梅特森、派翠西亚与丹尼尔·艾斯伯格夫妇，还有米契与艾伦·卡伯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儿子亚当，米契·卡伯是莲花社的发起人，也是我的老友。看到米契和亚当的相处情况，使我兴起了生孩子的念头。后来与山姆及杰克谈过之后，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崔雅和我历经诸多磨难之后，终于在各个层面又有了联结。那份感觉就像初次相遇一般，也许更好一些。 说到肯……打从我们结婚到现在，这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想要孩子!他与杰克森、米契及山姆共处的那几天，真的影响了他。显然他问过他们有关生孩子的事(山姆有两个，杰克有三个，米契有一个)，他们全都异口同声地说，没问题，别想太多，尽管去生。这真是人生最奇妙的经验，你的生活将因此改观，他们会以你无法想像的各种方式围着你转，那种感觉真是奇妙极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事就是花一年的时间观察我的健康情况! 在决定要有孩子以前，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变得非常温柔，充满着爱心。他坐在电脑前工作的模样十分可爱，他用各种香料做实验，烹调大餐时也十分逗趣，即使是做我的健康餐也不例外!这就是他在饱经磨难前的模样吗?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要可爱多了! 我还记得自己秃顶的那段日子，心里常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回到过去。我十分重视初识时那份亲密感和对彼此的渴望。现在我们又重拾那份感觉，而且似乎更上一层楼。这么说也许有点矫情，但这是最贴切的形容。现在最大的不同是，我对他的需求和执著不再那么强烈，虽然我很怀念那份感觉，但我知道这表示我已经成长了。他满足了我内心那份深刻、古老而空虚的渴求，我只想和他在一起。我现在仍然喜欢和他在一起，这是无人能替代的，但那份强烈的需求感已经消失了，那个大洞有一大部分被填满了。我们重拾在一起的那份单纯的快乐，和他所做的一些特别的小事引起的喜悦。我们又回到从前温柔相待、彼此嬉戏的相处方式。除此之外，我们比以前更能觉察对方敏感的地方，愿意以幽默的方式去呵护彼此的弱点。我学会鼓励他，给予他正面的回馈，这种方式在我的家庭里是不存在的。我想他也认清了尖酸刻薄对我造成的伤害。当某个问题出现时，我们能立刻觉察，并且判断要退一步，还是以温和的方式解决。大体来说，家里的气氛比以前要温和、柔软许多。我很喜欢这种温柔相待的互动。 看着肯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已经很令我欣喜了，他还把每一份从印表机列出的章节给我过目，询问我的意见，他似乎很珍惜我的看法，其中有许多都整合在他的作品中。此外，我也很高兴见到许多我们过去的对话，例如在男女差异上的各种讨论，也都出现在他的著作中。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所贡献，协助他建立他的理念，的确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不管我提出的意见有无可用之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真正参与了这项工作。光是阅读存在到灵魂的部分(从意识的表层到第七、第八层)，便足以回答我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我真的很高兴他写这本书! 当然，我也热爱自己的艺术工作!我把自己的抽象素描作为设计的蓝图，然后将其转绘到仔细切割的玻璃上，聚合成三到四层的深度，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作品。我将这聚合的玻璃片放入火窟中，虽然在许多书中看过这种做法，却没有一个像我的设计一样。人们很喜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也很高。我真是太爱做这件事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工作。 此外，旧金山的癌症支援团体也愈来愈上轨道。我们从某个重要的基金会那里获得两万五千美元的财力支援，而且人们开始敲我们的大门了。我听说(我很遗憾自己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参与这件有意义的事)，许多人因为参与了我们的团体而获益。有一位罹患转移性癌症的男病人说，这是唯一令他感受到支持的组织，他再也不惧怕了。另外有位参加乳癌团体的独居老妇，觉得自己又有了四个女儿(团体中较年轻的四名妇女)。即使那些刚参加过一两次聚会的人，也对他们的医生表示，他们在团体中得到非常大的帮助，不再感到孤独。维琪现在全权负责这个团体，她做得相当出色!昨天我写了一篇文章给维琪的母亲： 我想和您谈一谈癌症支援团体比较特别的事。这个癌症支援团体和幸福社区(我们原先想参照的模式)，以及目前在丹佛的一个相似组织“优质人生”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我很推崇这两个团体所做的努力，但我发现癌症支援团体最不同的地方是，它是由癌症病患建立的组织。虽然其他团体也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刻援助这些病人，但它们重视的却是方法与效果，并企图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以幸福社区为例，它们在自己出版的手册中写着：“让我们一起对抗癌症”。这些团体总觉得它们有某些具体的东西要教给病人，譬如观想的方法和它们的功效。 癌症支援团体注重的却是“我们是一体的”感觉，我们更有兴趣和这些人的真实处境交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比证明自己的方法有效来得重要。事实上我们所办的一切课程与活动，只不过是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聚集在一起。我罹患癌症时，很难和朋友们相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们、为他们解说、处理他们在我身上投射的惧怕，以及隐藏在内心的恐惧。然而我发现和其他的癌症病患相处，却是一大解放。这些人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透过自己的经验，大家对癌症都有较深的了解。我认为癌症支援团体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场地给这些大家庭的成员聚会，让大家能分享友谊，分享讯息，分享彼此的恐惧，并能一起讨论自杀、生离死别或掉光头发的痛苦感受。 我们必须更慈悲地对待彼此。譬如，我们不该把那些刚罹患癌症的病人介绍给那些转移性的癌症病患(其他的组织通常会将病人混在一起，使他们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惊吓)。我们已经认清健康的定义不该局限在肉体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生活。我们尽量提供一些建议，为病人打开大门，让他们知道不论选择什么，不论是否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永远支持他们。我们知道这些事，因为我们经历过相同的处境，这就是癌症支援团体与其他组织的不同之处。 我喜欢肯想要小孩的念头，但天知道我的身体是否允许?然而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把癌症支援团体当做我的孩子。它真的很特别，我就像溺爱孩子的父母一样以它为荣。这是我第一次对于要不要小孩这个问题感到平静。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四 这个世界有三个阵营：前理性的、理性的与超理性的，我们比较属于理性主义者，而非前理性主义者。高层意识可以转化并包容低层意识。灵性是超逻辑而非反逻辑的，它拥抱逻辑，并且超越，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逻辑。每个超个人主义者都必须经得起逻辑的检验，还要以更深的洞见来超越逻辑。 这段时间，我孜孜不倦地埋首写书的工作。其中的一个章节“健康、圆满与治疗”，伴随着崔雅所写的文章《是我们让自己生病的吗?》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中。我不再复述其中的细节，仅列出一些大纲，因为它代表了我和崔雅在过去三年艰苦生活中的思想精华。 1．长青哲学的争论是，男人与女人都扎根于伟大的存在之链，因此我们都拥有相同的本质，那就是物质、身、心、灵魂与灵性。 2．不论是哪一种疾病，最重要的是先决定这个疾病源起于哪一个层面：是肉体的、情绪的、心智的或灵性的。 3．因此，从“相同的层面”着手治疗，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是身体的疾病就要从生理上调整；如果是情绪失衡，就要用情绪疗法；如果是灵性上的危机，就要用灵性的疗法，如果原因有很多种，那么就要混合使用各个层面的治疗方法。 4．上述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误认疾病源于较高的层面，你可能会助长罪恶感；如果你误认疾病源于较低的层面，你可能会助长绝望感，任何一种情况都不会有效，甚至会加重病人的罪恶感或绝望感。 譬如你被车子撞断了一条腿，这是必须以生理疗法来对抗身上的病： 你得先把腿固定，打上石膏，这便是从“相同的层面”着手治疗。你不可能坐在大街上，默念自己的腿逐渐复原，这种属于心智层面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生理层面的问题。更离谱的是，如果你身边的人告知你，你的思想才是引起这场意外的肇因，因此光凭念力就可以把自己的腿治好；这么一来，你只会陷入自责、罪恶感和低自尊之中。这就是误用了不适合的层面来进行治疗。 反之，如果你因为内化了某个人生脚本而造成自我贬抑，这是属于心智层面的问题，你必须以观想或自我肯定来治疗(重写人生脚本，这是认知治疗所运用的方法)。这时如果你用生理层面的治疗，譬如服用高单位的维他命或改变你的饮食，是不可能有明显效果的(除非你的问题真的是因为维他命的失衡所引起的)。如果你只试图利用物理层面的治疗方法，你将最终陷入绝望，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来自错误的层面，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我认为任何一种疾病都应该从底层往上探索。先要研究生理方面的病因，尽你所能地彻底研究，再提升到情绪的因素，接着再往心智与灵性的层面进行研究。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许多疾病过去都被认为源自灵性或心理的因素，现在我们才知道主要是肉体或遗传基因的问题。例如气喘，过去被认为是“使人窒息的母亲”所造成的，现在则很清楚地知道是由生物物理的因素造成。肺结核的致病因素曾被认为是“纵欲型人格”造成的；痛风则是因为道德上的弱点所引起的，另外也有许多人相信所谓的“关节炎倾向人格”，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些观念只将罪恶感灌输给病人。治疗之所以无效，纯粹是因为着手的层面错了。 然而，我们不能断定其他层面的治疗没有辅佐的功效。以断腿这个例子来看，放松、观想、自我肯定、静修、心理治疗，等等，都可以营造和谐的气氛，使生理的治疗更有效。 但你不能因为这些心理与灵性的治疗非常有效，就把断腿的原因也归咎于心理与灵性的层面。同理，任何一个有重病的人可能因此而成长改变；可是你不能将其引申为他们得病是因为改变得不够。这就好比发烧可以服用阿斯匹林来退烧，因此发烧的原因就是阿斯匹林不足所引起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绝大多数的疾病都不是单一或某个独立的层面所引发的，不管是哪一个层面发生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一个人的情绪、心智与灵性的特质，都会对生理的病痛与治疗产生明显的影响，如同生理的病痛会强烈反弹到较高的层面一样。断腿一定会影响你的情绪与心理，依系统理论来说，这便是“向上的作用力”——较低的层面对较高层面所造成的影响。相反的，“向下的作用力”指的则是较高层面对较低层面所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向下的作用力”，也就是心智(我们的思想与情绪)会对生理的疾病造成多大的影响?答案似乎是：比过去所认为的要大，但又不像新时代人类想像的那么大。 新的精神神经免疫学发现了很明确的佐证，证明我们的思维与情绪确实会对免疫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中的原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层面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但医学完全是从生理层面发展出来的科学，它忽略了其他较高层面对生理所产生的影响，精神神经免疫学正好提出必要的修正，也提供了更平衡的观点。心智的确会对身体造成微小但不可轻忽的影响。 在心智对肉体和免疫系统“微小但不可轻忽”的影响中，意象与观想是最重要的成分。为什么是意象?如果我们把“伟大的存在之链”展开来看，从物质、感觉、认知、冲动、意象、符号、概念，等等，意象是心智中最低、最原始的部分，它和身体的最高部分产生联系。换句话说，意象是心智与身体最直接的联结——这里指的是身体的情绪、冲动与它的生物能量。此外，我们较高的思维与概念可以向下转化成简单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显然会对身体的系统造成轻微的影响。 因此，心理的情绪在每一种疾病中都扮演了某种角色，我们应该彻底研究它的成分。若以不公开的票选为例，这个成分也许足以被当成衡量一个人健康与否的标准，但它却无法填满整个投票箱。 例如史蒂芬·洛克(Steven Locke)与道格拉斯·卡勒根(Douglas Colligan)在《内心的治疗者》(The Healer Within)一书中曾经写过，每一种疾病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治疗的过程也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他们指出，问题出在人们混淆了“心身性”(psychosomatic)与“心因性”(psychogenic)这两个词。“心身性”，指的是生理疾病的过程可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心因性”，指的则是某种疾病完全是因为心理因素而形成的。作者写道：“就字面上的正确含义来看，其实每一种疾病都可以说是心身性；但现在也许该让这个名词隐退了。因为不论是一般大众或是医师，都将心身性(表示心智可以影响身体的健康)与心因性(心智会造成生理的疾病)这两个名词交替使用。他们对于心身性疾病的真正意涵并不清楚。正如罗伯特·阿德(Robert Ader)所建议的，‘我们所说的不仅是疾病的肇因，而是心理社会事件、因应的方式与生物先决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述两位作者认为，影响疾病的因素有遗传、生活形态、药物、居住地、职业、年龄与人格，我还要再加上存在与灵性方面的因素，这些所有的层面都会影响肉体疾病的成因与过程，只取其一而忽略其他，就未免太过狂妄与简化了。 新时代思潮中所提出的心智是致病与治愈疾病的所有原因，这样的观念到底从何而来?他们宣称这种说法奠基在世界伟大的神秘、灵性与超越性的传统。我却认为他们的基础非常不稳。《治疗中使用的意象》(Imagery in Healing)一书的作者珍妮·艾特柏格(Jeanne Achterberg)指出，这个主张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新思维派或玄学学派，这些学派是以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的思想(应该说是建立在曲解基础上)而创立的，这些超验主义者包含艾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们的理念大多是从东方神秘体验论衍生而来。这些学派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科学学派，它把“神创造了一切”的正确主张误解为“因为我与神合一，因此我创造了一切”的主张。 这种看法有两种错误，我相信即使艾默森和梭罗也会强烈反对。第一个错误，神除了公正如实之外，还是宇宙司仲裁的父母。第二个错误，你的私我一旦与这位父母神合一，自然有能力干预或指挥宇宙。我在神秘体验论的传统中完全找不到这样的主张。 那些新时代思想的支持者宣称，他们的理念是基于“业”的定律而建立的，这表示你现在的人生情境完全肇因于前世的思想与行动。根据印度教与佛教，这种说法只是部分的真相，即使是全部，我认为这些新时代人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根据这些传统，你现在所处的情境是“前某世”的思想与行动的结果，会影响你的下一世，而非这一世的生活。佛家认为，在你的现世中，你只是在读一本由你的前世所写成的书；至于你现在所做的一切，要到下一世才会显现出结果。因此，你现在的思想并不会创造出你现在的实相。 我个人并不相信轮回，因为它是比较原始的概念，高等的佛家学派已经加以修正，大量删减。他们认为，并非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红教的老师南开·诺布(Namkhai Norbu，他被视为藏密的至上导师)如此解释：“有些疾病的确源自业或个人前世的情境，有些疾病则来自外在的能量，有些疾病是由暂时性的理由引发的，如食物或其他的综合因素。当然某些疾病也可能因意外而起，另外有些疾病是与环境有关的。”我的重点是，不论是原始的业报之说或是进化的教诲，都不支持新时代“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到底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要和崔雅分道扬镳，我准备在信奉这个观念的人的身上，把我最得意的理论一吐为快。我不准备以慈悲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观点所造成的痛苦。我要将它归类，并提出各种学理来检讨它。因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危险性的，应该把它束之高阁。不为别的理由，只为了防止更多的痛苦。我的讨论并不针对那些相信这个观点的一般大众，他们是天真的和无恶意的。我的探讨主要是针对那些全国知名的新时代运动领导人，那些以“你创造你的实相”开班、授课的人，那些告诉别人癌症完全是因为怨恨而引起的人，那些教导别人贫穷是自作自受或自我压抑所造成的后果的人。这是一群意图良善却十分危险的人，因为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实的层面，如生理的、环境的、法律的、道德的与社会经济的转移开了。那些层面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完成。 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信念，特别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都是第二阶段意识的信念。它们具有婴儿期的所有标记，还有自我陶醉人格障碍的神奇世界观，譬如：夸大、全能与自我陶醉。思想不只影响实相，还能创造实相，这个概念其实来自第二阶段意识，因为这个阶段仍无法完全区分私我的界线。思想和外在的物体尚未清楚地划分，因此操纵思想，便是全能地、神奇地操纵外在的物体。 我认为美国的高度个人主义文化是在“自我的十年”中达至巅峰的，它导致人们退化到神奇与自恋的层次。我认为社会凝聚结构的瓦解，令个人必须转而依靠自己，这也助长了自恋的倾向。此外，我和一些临床的心理学家们都认为，潜藏在自恋之下的其实是愤怒，特别是：“我不想伤害你，我爱你；但如果你不同意我，你就会生病，就会没命。同意我，同意‘你创造你的实相’，你就会好转，会继续活下去。”这样的信念在世界伟大的神秘传统中是找不到的；但在自恋症和“边缘症”中却可以看到。 我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回响，新时代的理念对无知大众所造成的戕害，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但那些信奉新时代理念的死硬派却愤怒地回应我们：假设这些真的是我和崔雅的想法，那么崔雅是活该得癌症的，因为这个病就是她的想法造成的。 这并不是对“整个”新时代运动以偏概全的非难。这个运动的某些层面的确扎根于某些神秘与超个人的定律(譬如直觉的重要性和宇宙意识的存在)。任何一种超个人的运动总会吸引许多“前”个人分子，因为这两者都是“非”个人。“前”与“后”之间所造成的困惑是新世纪运动中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观察研究的具体实例。在伯克利反越战的暴动期间，有一组研究员用科尔伯格的测验对学生们进行一次道德发展的抽样调查。学生们宣称，他们之所以反战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然而，这些学生的道德发展又处在什么阶段呢? 研究者发现，大约有20%的学生，其道德的发展确实处于后“保守阶段”(或“超”保守阶段)。他们的反抗是基于宇宙法则中的是与非，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标准或个人一时兴起的念头。他们对战争的信念也许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然而他们的道德理性却是高度发展的。另外有80%的学生是属于“前”保守阶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道德理性是基于个人、甚至自私的动机。他们之所以反战，不是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不是真的关切越南人民，而是他们不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的动机既非宇宙的或社会的法则，而是纯粹自私的。此外，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几乎没有学生是处于保守阶段，也就是“不论对错，它都是我的国家”的阶段(这类学生没有任何理由反战)。换句话说，这个反战活动是由一小撮“后”或“超”保守阶段的学生发起的，他们吸引了一大群“前”保守的典型学生，因为这两者都处在“非”保守的状态。 相同地，在新时代运动中，我认为少数真的具有神秘、超个人或超理性经验的分子和他们的意识(第七至第九层意识)，吸引了一大群属于前个人、神奇的前理性阶段的分子(第一至第四层意识)。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都是非理性、非保守与非正统的(第五至第六层意识)。这些前个人与前理性分子宣称，如同那些前保守阶段的学生一样，他们拥有“更高”的境界和权威的支持，我却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替自我合理化罢了。如同杰克·英格勒所指出的，他们被超个人的神秘体验论吸引，为的是使自己的前个人倾向合理化。这是典型的“前／超个人的观念混淆”。 我和威廉·艾温·汤姆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都认为，20%的新时代运动是超个人的(超越性的和神秘的)；然而有80%却是前个人的(魔幻的与自恋的)。你可以发现有些超个人分子并不喜欢称自己为“新时代人”，因为他们并无“新意”，他们是长青的。 在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中，我们小心地处理一些前个人的趋势，因为它们会替这个学术领域带来“轻薄”或“愚蠢”的名声。我们并不反对前个人的信念，只是很难视为超个人的境界。 那些“轻薄”的朋友们似乎对我们相当愤怒，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理性和非理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加入他们，一起去“对抗”理性主义者的阵营。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有三个阵营：前理性的、理性的与超理性的，我们比较属于理性主义者，而非前理性主义者。高层意识可以转化并包容低层意识。灵性是超逻辑而非反逻辑的，它拥抱逻辑，并且超越，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逻辑。每个超个人主义者都必须经得起逻辑的检验，还要以更深的洞见来超越逻辑。佛教是一个极为理性的系统，并以直观的觉察来补足理性，而某些“轻薄”的趋势不但没有超越理性，反而是在理性之下。 因此我们正在尝试将神秘发展中真实的、宇宙性的和经过化验的成分与那些特异的、魔幻的和自恋的倾向区分开来。这是一项非常艰难且吊诡的工作，我们无法做得很好。 让我再—次强调我原始的论点：在治疗任何一种疾病时，首先要很仔细地确认这个疾病中的各种成分到底属于哪一个层面，以相同层面的疗法来治疗它们。如果你判定的层面愈精确，治愈的机会就愈高；如果你的判断错误，只会助长罪恶感和绝望。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五 “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当时间迫近崔雅下一次的体检时，我想我们都有点担忧，主要是因为那些不祥的梦境。崔雅做了骨头的扫描……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拿到了年度的体检报告，这是我头一次在一整年中都没有复发的迹象。真是太高兴了!这段期间我已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生理的层次，如果我只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健康，万一再复发的话，我该如何是好?我又得再当一名失败者吗? 事实上，我感觉非常圆满与健康，充分受到祝福，有肯为伴，与土地再次接触，在我的小花园中工作，从事玻璃盘创作，像新生儿般的纯净，而我最欢喜的部分仍然是崔雅，那位艺术家，她平静而踏实。我的根现在已经扎得很深了…… 我持续练习着爱的观想，有时一天会练习好几次。我想像着自己被许多爱我的人包围，并吸入他们的爱。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办到，后来就愈来愈容易了，两天前我做了一个梦，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梦中，自我意象最正面的一个。我梦到一些朋友为我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派对，每个人不断地赞美我，而我自己在面对这些赞美时，也毫无困难地全盘接受了，没有过于谦虚的反应，内心也没有声音在说：即使他们这么认为，我也无法接受。我把这些话全听进了心中。 有时候当我进行爱的观想时，我会将环绕在我身边的爱想像成一道金光。曾经有一次，我的观想中真的出现一道非常耀眼的金光，环绕在身体的四周。接着我又看见一条薄纱般的蓝光贴在身体周围，我明白那层蓝色的薄光代表的是我和肯在共渡难关时的沮丧与忧虑。突然间这两道光芒交融在一起，结合成一道非常明亮的、绿色的、充满活力如电流般的强光，一时间我仿佛沐浴在治疗的明光中，感觉内心充满着爱，好像这一切将永远地伴随着我。 我有好几种自我肯定的观想方法。目前所用的是：“宇宙完美地在我的面前展开。”我的问题一直是不信任、喜欢掌控。这种观想同时也协助我不再执著于那些我想做而未做的事，因为我已经从一些终身难忘的教训中学会一些东西。 我称这一切为灵性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中的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与白血球就是积极思考、静修、自我肯定、僧伽、佛法、慈悲与仁爱。如果这些因子在生理疾病的过程中占了20%的成分，那么这20%我都要。 另一个我正在练习的静修是自他交换。刚开始练习大约是在一年前，第一个浮现眼前的便是与肯住在塔霍湖的情景。我原来以为自己会觉得沮丧、生气或痛苦；可是相反的，我只感到同情与慈悲；对于肯与我在那段时期共同经历的争斗、挣扎与恐惧则产生出了巨大的悲悯。能够对那两名饱受创伤、充满惊恐、已经尽力而为的人生出悲悯与温柔的感受，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自他交换似乎能将所有的苦涩一扫而空。现在当我在练习时，它令我感到自己与众生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结。我不再觉得被孤立，或被排除在外。内心的恐惧已经被一种深深的祥和与宁静所取代。 有时候我只是安住在一种禅境，感觉自己正向天空开展，最后总是会回到铃木禅师的途径——对我而言，静修是自我表达的方式，静修时我所付出的时间和注意力，令我产生自我肯定的感觉，我觉得我在对一个更大的力量献礼。这份感觉带给我不可名状的满足。禅坐时任何身心的变化我都不追踪，也不回顾。如果没有任何进展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我现在对癌症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偶尔还是会想像再次住院的情景，“会不会又要做化疗?”之类的念头还是会浮现，但我已经不再被搅扰。癌症变成了背景，我甚至连这样的改变都不再认为是什么进步的“征兆”了。我已经听过太多人说他五年都没有复发，但后来竟然转成骨癌。不管怎样，它不再是一个不祥之兆总是好事。 体检后的几个月，崔雅和我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有可能恢复正常了。我们让心中的希望缓缓升起，并以此迎接未来，除了写信之外，我也开始打坐。我结合了禅宗的训练，以及卡卢仁波切所教的自他交换和本尊瑜伽。 由于自他交换的练习，我不再害怕自己的焦虑、沮丧和恐惧。每一次当痛苦和恐惧生起时，我就深深地吸入“让我把所有的恐惧吸进来”这个念头，呼气时再吐出去。我开始能安住在自己的情境中，不再退缩到恐惧、愤怒或烦恼中。其实就是，我开始能消化自己的痛苦，那些累积了三年无法消化的经验。 崔雅和我在拉雷多度过圣诞。过去四年也是如此。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崔雅可能在新的一年重拾健康。 回到博尔德以后，崔雅发现她左眼持续出现波浪形的干扰。这个现象已经来来去去一个月左右，现在愈来愈显著了。 我们到丹佛找我们的肿瘤科医师，他为崔雅安排了一个高密度的脑部电脑扫描。当医生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等候室里，他把我拉到一旁。 “看起来有两三个肿瘤在她的脑部，其中一个相当大，大约有三公分。待会儿还要对她的肺部进行扫描。” “你告诉崔雅了吗?”震惊尚未开始，我觉得是在谈论别人，而不是崔雅。 “还没有，等肺部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我坐了下来，望着空中发呆。脑瘤?脑瘤?脑瘤是……很严重的。 “她的两片肺叶里也都布满了肿瘤，算一算大概有一打左右。我和你一样震惊，明天早上你们最好到我的诊疗室来，让我好好地对她说?我要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妥当，再让她知道。” 我整个人震惊得不知所措，我原本以为自己会这么说：“嘿!等等!我们从不这么做的，我要马上告诉她，我们从不隐瞒对方的。”可是没有，我只是麻木地点点头。 回程的路上气氛僵得吓人。 “我觉得自己很干净，很好，真的。我想那大概和糖尿病有关吧，亲爱的，我们有一段好日子等着，别愁眉苦脸的。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宰了那个大夫，我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崔雅，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想到这件事可能对她产生的影响，和她将要忍受的一切，我就开始反胃。如果自他交换真的有效，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她吸入我的体内，然后带着那该死的病一起消失在宇宙中。我对崔雅的爱与对那个医生的恨同时在体内无限地扩张，但我嘴里只是不断地喃喃自语：“我想一切都会没事的。” 一回到家，我马上冲进浴室狠狠地吐了一顿。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致命的吸引力”。回到家后，崔雅打了一通电话给医生，知道了所有的事。 我第一个反应是愤怒，难以抑制的愤怒!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该死!该死!该死!该死!然而我并不感到恐惧，也不特别害怕这个结果所代表的意义，我只是火透了。我开始猛踢厨房里的柜子，扔东西，大吼大叫，我不想放下我的愤怒，因为那是正当的反应，我火透了，我要抗争!我观想里的白衣骑士，现在已经变成一群凶残的食人鱼。 我们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第二天崔雅和我疯狂地四处寻找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只要可以控制这个嚣张的病情，我们一定前去求医。崔雅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近乎20种治疗方法。其中包括伯金斯基疗法、雷维奇疗法(Revici)、伯顿疗法、杨克诊所(Jander Klinik)、凯利／冈札勒斯酵素疗法(Kelley／Gonzales)、美国的生化疗法、利文斯顿惠勒中心、汉斯·尼泊疗法(Hans Nieper)、斯坦纳·路克斯诊所(Steiner Lucas Clinic)，以及泽森食疗。 盛怒之后，我经历了一段放弃与沮丧的日子，我无法自制地缩在肯的怀里哭泣，我完全跌入了谷底，遗憾、悔恨与自责，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想到会怀念的事：艺术、滑雪、与家人及朋友共度余生、肯、肯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和我的密友们共度余生。我不喜欢把这件事写下来——我永远也无法拥有肯的小孩。肯——我希望能一辈子陪在他的身边，我不想离弃他。我还想跟他厮磨好几年。我走了，他会变得很孤独，他还会再找别人吗?也许他会参加卡卢的三年闭关，这会让我好过一些。 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治疗方法只剩几个选择：标准的美式疗法，也就是服用更大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激进的美国疗法，是布鲁门欣推荐的极激进疗法，由德国的杨克诊所提供。其中一个治疗项目是由迪克·科恩选出来的，他是维琪与癌症支援团体的好友，这项治疗必须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平均来说，14个月后如果无效，就可停止治疗。崔雅已经不想再服用阿德利亚霉素，不是因为她承受不了，而是她觉得这项治疗对癌症根本起不了作用。 杨克诊所是以短期、高剂量的化疗闻名，这个疗法非常激烈，一些承受不住的病人，就必须佐以生命支持的治疗方法。杨克诊所因为替鲍勃·马尔利(Bob Marley)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等名人治疗而常被媒体报道。一些公开的报告(非科学性的)也指出，杨克诊所把癌症症状减轻70%，因而吸引了许多慕名者前往，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然而许多美国医生却表示，这种把痛苦减轻的现象是极为短暂的，一旦癌症再度复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 布鲁门欣又给崔雅一连串的建议，这些疗法连中美洲的独裁者都会觉得残酷。他最后说：“我求求你，亲爱的，别到德国去。”他依惯例给崔雅一些冷酷的统计数据：也许还能再活一年吧，如果运气好的话。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六 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爱迪丝，嗨，我是肯·威尔伯。” “肯!你好吗?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 “爱迪丝，崔雅的癌症又复发了，这一次是在肺部和脑部。” “喔，太可怕了，我真的很遗憾。” “爱迪丝，你一定猜不到我是从哪里打电话给你的，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帮助。” 真不敢相信住进医院已经10天，还没开始化疗。我们在星期一抵达波恩，晚上出去吃晚餐。星期二一大早，我觉得不对劲，下午就住进了“诊所”(Klinik)。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发烧(39摄氏度)。除非我能度过这场感冒，否则无法进行化疗，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这意味着一切都得往后延两个星期。 住进这里的第一晚，与两位女士同病房，都是德国人，态度很友善，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位整夜都在打鼾，另一位似乎认为只要她对我多说些德文，我就会听得懂，于是她一整晚都以德文和我话家常，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诊所”的所长奚弗大夫设法让我住进一间单人房(这种病房在“诊所”里只有两三问)。房间小得不得了，我却觉得像住在七重天。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没有几个护士会英文，少数几位会说一点，但都不算流利。我向他们解释自己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聊表不懂德文的歉意。 第一个晚上和我同病房喜欢说话的那位德国女士，带肯和我到餐厅吃饭；晚餐供应的时间是从四点四十五分到五点半。食物糟透了。早餐与晚餐供应的大部分是冷食——起司片、火腿片、肉片、香肠片、外加各种全麦面包，这些对糖尿病人全是禁品。中餐偶尔会提供热食，像是炖肉或煮洋芋，这已经是最极限的菜色变化，但对于必须严格管制饮食的我来说，没有一样是能吃的。“真搞不懂医院里的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肯不禁大声地感叹，“究竟是谁让这么多人命丧黄泉，医生还是医院里的厨师?” 第一天在餐厅里看到一位非常吸引人的年轻女郎，戴着一顶很漂亮的假发和软帽。她会说一点英语，于是我向她打听有关假发的事，因为很快就要用上了。我问她癌症的德文要怎么说，否则我连最起码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她告诉我癌症的德文是“Mütitze”。我问她：“这里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得了‘Müitze’?”她回答说：“是的”，还伸手指了一下在餐厅吃饭的每一个病人。我问她：“你得的是哪一种癌症?”她回答说：“我有一个蓝的，还有一个白的。”我傻住了，怎么也想不透她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才弄明白，原来“Mütze”是帽子，癌症的德文应该是“Krebs”才对。 我们以为波恩是一个沉闷、肮脏且非常工业化的都市。然而，它唯一令人觉得阴沉的只有天气，从其他方面来看，它是个相当可爱、美丽的城市——德国的外交中心，有一间建于1928年的大教堂，一所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学，一处非常巨大的闹区购物中心，差不多有30条街这么大(完全禁止车辆进入)，再走几步路就是壮丽的莱茵河了。 火车站距离“诊所”只有一条街远，医院到我所住的位于购物中心旁的帝侯饭店，也差不多是一条街的距离。购物中心的中央是个市场，当地的农夫每天都把最鲜美的蔬菜和水果带到这个宽阔的红砖区来卖。购物中心的末端是一幢建于1720年的房子，据说是贝多芬的出生地，另一端是火车总站、“诊所”和帝侯饭店，介于其中是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餐厅、酒吧、健康食品店、一整条街长的四楼层百货、运动用品店、博物馆和各种纪念馆、服饰店、艺廊、药局以及情趣商品店(德国的色情文化一直是欧洲人所羡慕的)。从莱茵河到我住的旅馆只要走一段路。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天天都在这条红砖道上散步，这里每位会说点英文的司机、女侍和店东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关切崔雅，每一次我经过都会问：“你亲爱的崔雅还好吗?”许多人甚至带着鲜花、糖果到“诊所”去探望她。崔雅说，大概波恩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关心她的进展。 在波恩的这段时间，我面临了接受崔雅情况与身为支援者的最后危机。我已经竭尽所能地从西摩尔那和自他交换来消化、通过和接纳每一段考验。但我还有一些较深的、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我自己该做的选择、信心不足以及不再否认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这所有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天内全灌入我的脑中，我好像快要裂开了。我的心碎了，为崔雅，也为我自己。 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崔雅的感冒。“诊所”的专长是同时对病人做放疗与化疗，他们相信这会给癌细胞带来致命的重击，但是感冒会阻碍化疗的进行，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在美国时，医生告诉过崔雅，如果不设法医治脑瘤，她顶多剩下六个月的寿命。因此“诊所”必须想办法，最后他们决定先做放疗，等高烧退了，白血球的指数上升后，再做其他的治疗。 我头昏脑涨地闲逛了三天，因为高烧一直不退。他们开始让我用磺胺剂(sulfamide)，但效果非常缓慢。肯扶着我在走廊来来回回地散步，在房间里煮东西给我吃，为我解决所有的困难。每天早晨他都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蔬菜。他弄来了一个电炉、一只咖啡壶(煮汤用的)，最棒的是还有一辆健身用的脚踏车。他为我带了一些植物、鲜花和放在供桌上的十字架。虽然我非常虚弱，内心却很满足。 从奚弗大夫那里得知，我还得继续进行发热疗法与脑部的放疗，这种疗法无痛，每天大约半小时左右。高剂量的化疗一旦开始就要持续五天之久。第八天或第九天，我身体的状况可能会跌到谷底，如果血球数量低于一千，就得继续呆在“诊所”里；低于一百，我就得注射骨髓了。第15天，他们将以电脑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检查我的脑部和肺部的肿瘤。每一次治疗完毕，我可以休息两至三个星期，一共要进行三次治疗。 在高烧与感冒的压力之下，崔雅的胰脏已经完全停止分泌胰岛素。 肯和我慢慢地、慢慢地往大厅走，因为我实在太虚弱了，体温很高，血糖的指数也一直上升。这五天，我不顾肯的反对，企图利用踩脚踏车来控制血糖，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足足瘦了八磅，我早就没有本钱再瘦了。躺在床上实在令我痛苦不堪，臀部快成皮包骨了。这里的每件事都进行得很慢，肯不得不再度兴风作浪一番，最后他们才肯为我注射胰岛素。我开始进食，试着把体重“吃回来”。 当我正要适应胰岛素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反应：心跳加速、身体颤抖，检查血糖表，指数竟然是20，如果降到25，就可能晕倒或全身抽搐。感谢上帝，还好，肯在旁边，因为不怎么能和护士沟通，他只好冲进餐厅拿了一些方糖回来，我又检查了一次血糖，指数是33，20分钟后升到50，然后又升到97。228号病房的起伏真是大啊…… 日子一天拖过一天，等待着感冒解除，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未来还得面对“化疗杀手”。现在只能想像而无法立刻面对，情况似乎更不祥，有点像洛夫克雷夫特(H．P．Lovecraft)小说中的气氛，怪兽永远不露面，只是名字一再被提到。幸好凯蒂及时赶来，舒解了紧张的气氛。有了凯蒂的协助，我和崔雅的心情终于恢复平静，偶尔还有点幽默感。 爱迪丝也出现了。我在“诊所”门前的台阶上遇见她，立刻把她带到二二八号病房。我认为她们绝对是一见钟情，我和崔雅都不见得这么快投缘。不过这种事我见多了，不止一次，我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一个个都爱上了崔雅，我几乎立刻退居幕后。那种感觉有点像：“我是她的先生，也是她的好友，如果你想认识她的话，我可以替你们安排一顿晚餐。” 我们和爱迪丝及她的先生罗夫相处得非常愉快。罗夫是一位相当著名的政论家，道地的欧洲绅士：有修养、机智、才气横溢、涉猎广泛、非常有说服力，态度谦和有礼。可是令事情有所改善的还是爱迪丝。只要一见到她，我们立刻放松下来，不再忧虑在德国可能遇难，有爱迪丝在就行了! 我被轻轻拖往大厅，朝着第四个房间走去。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形体为什么能拉住我的手臂，因为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个不存在、空的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何能拉住有形的东西呢?除非……这个想法令我吃了一惊—— “你看见了什么?” “什么?我?我看见了什么?”我慢慢地往房里瞧，我知道自己可能会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然而，我看见的不只是奇怪而已，简直是令人惊心动魄。我像个孩子一般呆立了几分钟。 “我们要进去了，可以吗?” 仍然没有进行化疗。我只是躺在病床上等，也没有足够时间写信、看小说、读灵性的书籍(现在读的是史蒂芬·勒文所写的《生与死的治疗》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没有时间静修、踩脚踏车、回信、写日记、和肯、凯蒂以及爱迪丝聊天，也没有时间看望其他的美国人、欣赏艺术创作。这实在有点荒谬，我只是在证明时间不够用罢了。当我这么想时，心中生起奇怪的感觉，因为我这一生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有时我觉得非常积极，有时又很怕自己一年内就会死了。 我走出病房，遇见一群眼眶含泪、掩面哭泣的人。不知道他们听到了什么。一位年轻人拥着一个女子，很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女友，两个人都红肿着双眼。另一个坐在桌边的女人环抱着穿绿袍子的女子，她们也在哭。另外坐在桌边的三个人，眼睛也是红肿的。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我刚读完《新闻周刊》上一篇讨论病人有权利选择死亡的文章，这是我一直深感兴趣的主题，甚至早在罹患癌症以前就注意到了。花费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又让病人受那么多苦，只为了证明医学已经伟大到可以拖延病人的寿命，那种存活的方式值不值得，没有人关心。我希望自己的大限来临时，可以选择比较尊严的死法，而不是靠一大堆的急救设施来控制病痛。我对肯说，过几天或许会向奚弗大夫要些药丸摆着，只要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够了。 我希望自己活下去的意志够坚强，能尽量利用时间，我需要彻底专注、保持清晰的思维和正精进，同时不执著于结果。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收到丽蒂亚寄来一封信，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感动的话：“如果主在召唤你，如果你的大限真的到了，我知道你会走得非常有尊严的。”我也希望如此，有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似乎会以我能活多久来评断我的成败、活着的品质如何，当然我也想活得久一点，但是如果活不久，我不希望人们就此认为我失败了。 我一天至少进行两次静修，早上做内观和自他交换，下午练习观音法门，我做这些练习，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懒，为了更长远的收获，不在意结果，只是单纯地强化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忠诚以及付出应有的努力。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七 好像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崔雅，你应该担忧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虽然存在，可是没有听众。 抵达波恩后的这个星期，虽然有许多困难，崔雅仍然保持稳定、喜悦，这是医生、护士和其他访客经常发出的感言。人们喜欢待在她的房里，感染一下她的欢愉。有时候我甚至很难找到与她单独相处的机会! 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从这些坏消息中走出来，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的真相。毫无疑问，这是静修的功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第一个星期我跌入了谷底。我让所有的感觉涌上，愤怒、恐惧、盛怒、沮丧。它们贯穿我之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又回去面对一切的真相。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份感觉像是接受而不是放弃，但是谁能如此肯定呢?我是在自欺吗?好像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崔雅，你应该担忧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虽然存在，可是没有听众。 我觉得自己受到太多的祝福，来自我的家庭、我的先生、我的好友们。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生命如此完美!除了这个该死的癌症之外。 我对肯说我实在弄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心情极好、精神极佳，我完全享受人生，我喜欢听窗外的鸟儿歌唱，我喜欢“诊所”里的每个人。好像时间永远不够用，我期盼每一天的到来，一点也不希望它结束。我知道自己可能活不过一年，但我只想听那些鸟儿歌唱! 我们终于得到消息，星期一要进行化疗了。化疗的那一天，我尴尬地坐在脚踏车上，凯蒂缩在角落里，崔雅则相当放松。黄色的液体慢慢滴入她的手臂。10分钟过去了，没事；20分钟过去了，没事；3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事。我不晓得我们究竟在预期什么，也许她会爆发一些情绪或什么的。一星期前开始有人打电话来道别，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项治疗会要了她的命。事实上这的确是非常激进而强烈的治疗方法，它可能会让病人的白血球指数降到零!但“诊所”已经发展出相当有效的“解药”，可以缓和大部分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美国医生忘了告诉我们这件事。崔雅发现这项治疗没什么大不了，于是开始平静地享用她的午餐。 现在距离第一次治疗已经过了几小时，我的感觉还不错!抗恶心剂令我有点昏昏欲睡，这一次的药比起阿德利亚霉素好过多了，我竟然可以边吃饭边接受化疗…… 今天是第二次治疗，我仍然觉得很好，还骑了15分钟的脚踏车。我觉得他们应该继续使用这种解药。万岁!万岁!万万岁!美国那些医生对这种治疗一无所知，竟把它说成了虐待狂，啊!反正一切都很顺利就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收到你们那些令人惊叹、充满创意的卡片、信件和电话……很抱歉我无法一一向你们致谢，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实在是很棒，就像漂浮在温暖舒适的海洋一般。 我有许多主要的支持来源。其中之一是肯，他一直是“完美的支持者”——这绝对不是容易的差事。他替我办所有的杂事，在一旁握我的手替我打气，甚至还要想办法给我助兴，我们常有很棒的对谈，我们还是在热恋中。另一个则是我的家庭，他们的爱与支持也是无法比拟的。来德国之前，医生为我进行骨髓采集(以防将来在治疗中需要用到)，我的父母还到旧金山来探望我们，妹妹凯蒂在德国待了10天，帮助我们适应这里的环境，我的父母目前也到了德国，准备在我的情况稳定后，开车带我去旅游。另一个妹妹崔西与妹夫迈克将在巴黎与我们会合，然后再带我回波恩进行第二阶段的治疗。当然还有肯的父母，他们也非常支持我、爱我。此外还有癌症支援中心的朋友，特别是维琪，她很有效率地到处采集骨髓、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然后是阿斯彭、博尔德以及芬德霍恩的友人……我觉得非常非常幸福。 刚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很顺利，我感冒，而且很不幸地拖了三个星期之久。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医院里做放疗，不能离开医院，因为一旦放弃这间病房，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现在难关已过，我们很信赖杨克诊所的院长奚弗大夫。他是个精力旺盛、开朗而又愉悦的人；我觉得他就像个年轻的圣诞老人(他留着椒盐色的络腮胡)，红色皮箱里总是装满了抗癌的礼物。不像大多数的美国医生，因为受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限制，皮箱的尺寸比较小。有时这些太过专业的明文规定，反而使许多有效的治疗方法受到局限，例如奚弗最常用的药是ifos- famide；它是美国现在最常用的cytoxan或cyclofosfamide的表亲，这个药是奚弗大夫率先研发出来的。他使用这种药有10年了，直到去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才通过，但只能用来治疗肉瘤(事实上许多癌症它都能治)，而且被许可的剂量也远远低于奚弗大夫的认定。因此，在美国我是不可能以这种药来进行治疗的。 一二月份与许多医师会商，他们都建议我采用阿德利亚霉素，如果按照设计好的疗程来进行，我大概到死以前都得服用这个药。这个药的时效大概可以维持14个月，可以想见的是，它可能带给我的痛苦与折磨。我妹妹曾经问我服这种药会有什么副作用，我列举了一堆症状，听起来并不怎么吓人，但我马上想到，过去服用它时经常对肯说的那句话：“我可以活动，也可以做事，但这个药最可怕的是它会伤到我的灵魂。”你们可以想像当我听说又要接受这种治疗时，心里有多么恐惧了。我逼问医生，如果接受这种化疗还可以活多久?他们回答我，如果这个药对我还有效的话，我大概有25%到30的机会可以再活六个月到一年。这等于只给我一点零钱嘛!我回答得很不客气，然后就决定找别的出路了。 根据我所罹患的癌症类型以及第一次手术后复发两次来看，癌细胞转移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1月19日被告知真正的病情以后，我历经了不少心理转折，刚开始是盛怒，我认为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必定也会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我的战斗意志彻底被激起，发现“诊所。的存在后，精神变得更好。说真的，最难过的还是在做治疗抉择的时刻。 除了愤怒，我还常常感到烦忧，但生活的忙碌与混乱令我无暇沮丧(我必须列出一连串的电话号码，一一询问之后才能做决定)。一开始有好几天，我极为脆弱、恐惧，哭个不停，非常地焦虑不安，接近崩溃边缘……后来我想到这个星球上此刻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受苦，过去又有多少人曾经受过苦，心情突然平静了下来。我不再感到寂寞、孤立；相反地，我觉得自己与众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结，仿佛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我想到那些罹患癌症的孩子，想到那些在车祸中意外丧生的青年，想到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人，想到第三世界中正在挨饿的人们，还有那些即使活下来也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们。我想到那些丧子的父母，想到那些年纪只有我一半大，却死在越南战场的年轻人，更想到那些惨遭私刑折磨的受害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想到佛陀四圣谛中的苦谛，我的心才稍感安慰。这个世界就是一场苦难，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 这段期间我所接受的佛教训练令我满怀感恩，特别是内观法门与自他交换。此外，我也重新受到基督教的吸引，她的音乐、仪式，还有宏伟的教堂都令我神往。它们比佛教仪式更能感动我，但是在神学上却不能吸引我。基督教重视的是垂直与神圣的面向，佛教强调的则是平心静气地接纳事物的真相，以自以来熄灭苦恼。这两者在我的身上逐渐融合为一体。 我住进来不久，一群护士挤进我的病房，好像店铺开张一样地热闹。她们相当害羞地问我：“你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难怪她们会感到困惑，因为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设了一个供桌，上面摆了各式各样的神像，有佛陀，有肯送我的圣母玛丽亚、一块耀眼的水晶石，这是一群住在阳光峡谷的朋友送的、一个圣母怀抱着圣婴的雕像，是我小姑给的、还有维琪送我的圣安妮像，她说这个雕像曾经给过她治疗的能量；此外还摆了一尊观音、一张肯送我的绿度母唐卡、一幅崔西画的图、一小瓶曾铺洒在创巴仁波切遗体旁的盐，这是从他的衣钵传人摄政(Regent)那儿得来的(我身上还带了其他人的舍利子，我衷心感激他们)、一张卡卢仁波切的照片，还有创巴仁波切和摄政的照片，其他的照片则是来自不同的朋友：拉马纳尊者、赛巴巴和教宗，还有一幅古老的墨西哥金属图片，上面画的是一位具有治疗力的神只、一个亲戚送的十字架和阿姨给的祈祷书、芬德霍恩的创始人艾琳所写的祈祷文、许多癌症支援中心的朋友送我的礼物、一本玫瑰经以及我参加卡卢仁波切的智慧闭关时得到的念珠……难怪那些护士被搞得糊里糊涂!但是对我而言这么做很舒服。我一向是昔世运动的拥护者，我的供桌只不过把这个理想具体化罢了! 我对于基督教与佛教都有哲学上的问题，但当疑问生起时，我会让它们消失于无形。因为每当陷入哲思时，我就会忆起佛陀的训诫，对于那些无解的事，我们不需要苦苦思索。因此我从不费力去融合这两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我还是会陷入毫无助益的基督教哲思中，譬如：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是神在处罚我吗，还是我做错了什么?我该如何做才能让一切好转起来，孩子们也遭遇这样的苦难实在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在世上横行……纵使如此，寂静的教堂、风琴伴奏的赞美诗和平静喜悦的圣诞歌曲，还是令我深深感动。 当事情恶化时，佛教确实能带来安慰。它不会让我产生愤怒，也不会激起我想要改造的欲望，反而帮助我接纳眼前的一切。这并不是消极的心态，因为它强调的是一边解脱贪、嗔、痴，一边还要保持正精进(on right effort)。事实上因为我不再执著于结果，反而能看到事情的真相，能量也不再消耗于设定的目标、汲汲营营于达成它或因失败而失望。 例如，我的左眼仍然有波状的障碍物——这是脑部有肿瘤的一种症状(长在我的右侧枕叶)，后来又发现了肺部的肿瘤。我已经完成脑部的放疗，当然希望能有一点改善，因此每当我注意到这些波状物，自然会生起排所向排斥的反应——反感、恐惧与失望，等等。但突然我的感觉转化了，波状物只是一个可以注意、检查与目睹的东西，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罢了。以这样的态度面对一切，我发现恐惧开始戏剧化地消退。即使恐惧又出现了，我也能单纯地看着它，而不再惧上加惧。例如当我的白血球下降或温度升高时，我只把它看做眼前发生的事实，我看着它、看着自己的反应、看着生起的恐惧，直到它们都消退，而我也恢复平静为止。 回到治疗上的问题。我目前注射两种药物，ifosfamide和卡氮芥 (BCNU，一种抗肿瘤药)。整个疗程有五天，ifosfamide每天都必须加在点滴里，卡氮芥则是星期一、三、五才注射。他们已经研发出许多解救与支援的产品，来减低短期或长期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有一种叫做mesna的药，在治疗的过程中每天要注射四次，用来保护肾脏。还有一种“抗毒菌”(antifungal)，在治疗中与治疗后都要注射，特别是当白血球降到一千以下时，更要注射双倍的剂量。此外他们还在化疗中加入止吐剂与栓剂，除了让人有点昏昏欲睡之外，并没有任何副作用，效果极好。他们也预备了更强的药，以防不时之需。我还记得自己在接受阿德利亚霉素治疗时，必须服用以胶囊包装的TEC(一种镇静剂)帮我撑过极为恐怖的反应。回想起来，那仍然不是愉快的回忆。这一次的治疗轻松多了，令我难以置信!我对奚弗大夫提及这份差异，他说：“啊，现在用的药比以前要强得多了。” 不只如此，这里根本没有所谓长期进行的化疗。这里采用的是高剂量的短期化疗，只有三个疗程，时间大约一个月。大致的疗程如下：先是连续进行五天化疗，接着是10至14天的住院观察，看看白血球降低和上升的情形(这里有一位美国病人曾经在治疗后降至两百)。在这段期间内，他们会给你一些辅助的药物，追踪你的体温，并提醒你每次进食都要用一种味道很恐怖的药水漱口。当你的白血球数量上升到一千五百时，就可以离开医院，如果指数上升到一千八百，就可以趁着空隙做一次短期旅游。通常你可以要求两至三个礼拜的假期。他们希望你的白血球指数在下个疗程开始前能恢复到两十五百至三千。 有一件事令我颇为遗憾，那就是我不能从别的病人身上获得宝贵的资讯，因为不会说德语，这里除了我以外，只剩下另一位美国病人鲍勃·多蒂；他和肯很快便结成好友。他正在接受第二阶段的治疗(以八至十天的化疗来对抗一种相当罕见的肿瘤)，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正在整理一些资料，为往后来这里的英语系病人介绍一下疗程、摄氏与华氏的换算(体温)、公斤与磅的换算、他们的药名与美国药名的不同，如何安排空隙期以及平时的药单，等等。 与我关系最密切，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爸和妈终于出现了，他们真是救星!肯也有同感。我们将利用两周时间和他们一起开车横越整个德国，然后到瑞士，最后在巴黎落脚五天。此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是肯第一次的欧洲之旅!到目前为止，他只见识了波恩和附近的环境……我迫不及待想带他去巴黎看看!他是在城市长大的，我最想带他看的就是开车时沿途的风景、丘陵、狭窄的山谷、高耸的山峦、湖泊、草原、河流、小村庄，以及变幻多端的农田和地理风貌。凯蒂、肯和我趁着星期天的空隙开车去兜风。土地曾经是我灵魂的安慰和灵性的根，我一直对它有一份深深的爱。 我希望自己不要执著生病的附带好处!过去我一直都是属于“自己动手做。那一种类型的人，现在几乎都得让别人来代劳了。我应该觉得值得被帮助，不要存有强烈的回报念头，就像我必须接受别人的赞美。我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让肯或其他的人为我采买食物、处理杂务、带杂志给我，有时还要为我做饭。 哦，该谈谈天气了。这里的天气很糟，潮湿、多云、阴沉。雪雨已经变成了雨，太阳难得露脸，能出现10分钟便相当稀奇了。雨一直下个不停，莱茵河的水位竟然升到八年来的最高点。天气并不能困扰到我这个228病房的女皇；13天前我开始接受治疗以后，就再也没踏出医院的大门一步。好天气大概也睡午觉去了! 有一位很可爱的女孩每周两次到这里来教艺术课程，她启发了我对压克力(acrylics)画的兴趣，这与我过去所画的铅笔素描和玻璃创作截然不同。我才刚入门，还在学习如何调色、混色，如何从背景到主体组成一幅画面(画铅笔画时，我通常会从主体着手)。很难相信我可以自得其乐地在病房里待这么久。 至于奚弗大夫，我开始相信他可以在水上行走了。肯觉得奚弗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心思“最缜密、最快速”的人。他每星期二的巡房，来去犹如一阵疾风，我已经学会掌握有限的时间和他预约。但即使定好了约会，在正式踏进他的诊疗室前，我们还得再等两至四小时左右。 每一次碰面我都会录音，因为我的笔无法巨细靡遗地记下他所说的那些真相、故事、意见与笑话!他读过两本肯的德文版著作，很喜欢治疗这么出名的病人。我们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伊塞尔疗法(Isssels’s therapy)、伯金斯基疗法、泽森疗法、凯利疗法的书籍；我心想美国医生的书架上能找到这些书吗?听说奚弗大夫曾经不辞辛苦地到处收集各种癌症的疗法，并亲身实验，加以改良。他有惊人的活力与能量，我对他很有信心。他是最先进的癌症研究者，他所采用的方法从干扰素一直到酵素治疗。我不但信任他的判断力，也相信只要是对我有益的方法，他一定会采用。 星期一和奚弗大夫会谈之后，我再来完成这封信。到时候我就会知道电脑扫描脑瘤的结果了。 于杨克诊所 1988年3月26日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八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 “你喜欢吃甘草软糖吗?”这是他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甘草软糖?那是我的最爱。”从那一刻起，我们每一次和奚弗大夫碰面时，都会先谈一谈我在哪里吃过最棒的甘草软糖。 不只是甘草软糖，还有啤酒。奚弗在医院里摆放着一台啤酒的自动销售机，两罐“Kolsch”啤酒五马克。离开塔霍湖的那一天起，我就戒掉了伏特加，只准自己喝啤酒。奚弗一天要喝10到15罐啤酒(德国真不愧是全世界啤酒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但他也患了糖尿病，只能以甘草软糖取代。我很快就变成那台自动销售机的好友。“啤酒，”奚弗似乎在鼓励我，“是唯一喝进多少就排出多少的酒。”因此他对所有的病人都不加以管制。 有一回我问他(我时常问其他的医生同样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建议你的妻子采用这种特别的疗法?” “永远别问医生会不会建议他的太太去做某种治疗，因为你不晓得他们感情好不好。最好问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女儿采取相同的方法!”他一边说着，一边笑了起来。 “那么，你会不会如此建议你的女儿呢?”崔雅问。她记得对肾上腺的抑制有助于乳癌的治疗。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这里的生活品质已经够低了。别忘记，”他说，“环绕着这个肿瘤的是人的身体啊!”就在这个时刻，我爱上了奚弗大夫。 我们也问了一些在美国盛行的其他疗法。 “不，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么做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眼前的这个人是以极为激进的化疗闻名于世的，他之所以不愿采用某些疗法，原因是它们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癌症已经普遍被认定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他的想法呢? “有些人说乳癌是一种心理问题：和先生、孩子、甚至家里养的狗有关。然而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里，虽然充满各种问题以及极大的压力，乳癌的罹患率是最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食物里没有油脂。德国在1940至1951年之间的癌症罹病率最低，然而那是一段充满高压的日子。所以请问心理问题如何会致癌?” “维他命呢?”我问道，“我是受过训练的生化学者，从我做过的研究来看，大量服用高单位的维他命不但能抗癌，甚至会抑制化疗药剂。美国的医生都同意这两个观点。” “你说得没错，尤其是维他命C特别具有抗癌效果，但如果进行化疗时也服用它，就会对‘ifosfamide’与大部分的化疗药剂产生抑制作用。曾经有一位德国医师宣称，他因为在进行化疗时让病人同时服用大量维他命 C，所以病人不掉头发，当然癌细胞也没除掉。为了证明这一点——”在这里必须先声明一下，欧洲学者型的医生通常都有神农尝百草的传统精神。“我在许多位医师的见证之下，先为自己注射致命的‘ifosfamide’，接着服用20克的维他命C。结果我到现在还好端端地活着。因此这位医生给病人注射的不是真的‘ifosfamide’点滴，他给的是一剂无关痛痒的药。” 假设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可以成为像奚弗这样的大夫，我想我就不会离开杜克大学了。美国大部分的医学院只教会你把黑死病的骷髅头对准病人：“死亡也不能免除你付账的义务。” 有—天我在人行道上遇见奚弗，我问他：“这附近到底有没有好餐厅?” 他笑着说：“朝那个方向走两百英里，一越过法国边界就有了。” 星期一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星期三我们和奚弗大夫碰面。他说扫描的结果“出奇的好”……脑部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边缘，形状有一点像新月。放疗显然有效，当然我还有两次的化疗要做，这意味着我仍然有复原的机会。万岁! (在第二次治疗以前，他们并不打算检查我的肺部。)这真是令人振奋，我的父母也比较安心了。 唯一令人失望的是，我的血液指数并没有上升，虽然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它们得恢复到一千五百以上，我才能与爸妈、肯去度假。七天以来，我的白血球指数一直在四百一六百之间徘徊，血红蛋白更低。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我到德国以前所做的骨髓采集，已经抽掉了半数的骨髓。奚弗大夫说这意味着我的“母细胞”比较少，骨髓中的年轻细胞群比较多，一旦它们成熟了，血液指数自然会升高。鲍勃·多蒂的指数也曾经从两百升到四百再跌回两百，但是当指数升到八百，隔天便攀升至一千三百，再隔一天就到了两千。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进展……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他们本来不打算为我检查白血球的数量，但这么一来，我就走不了。于是肯再次出去兴风作浪了一番，他说现在每个人都讨厌死他了。我很高兴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些比较难缠、要求比较多的癌症病人复原得比较好。我母亲说，他们在安德森医院遇到的医师也持相同看法：不收过于被动的病人，因为主动而积极的病人复原的几率比较大。我暗自期望这里的护士也能读一读这些研究报告!我有一部分的人格时常害怕提出要求或怕要求会令人生厌，这份报告使我的恐惧和缓了不少，对我产生了很有趣的影响——我好像已经得到许可，不必表现得太友善，只要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够了。如果换了别的研究报告，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要有不同的表现。举例来说，当我又开始进行佛教的静修练习时，很自然会思考正精进、接纳与安住在事物真相之类的道理。这时，“打倒癌症”的战斗意志和愤怒就会消失。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可是我又记得某些研究报告显示，具有战斗意志和愤怒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我是不是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样不好吗?这又是个“做”与“存在”的古老议题。 很巧的，昨天晚上我在《纽约时报》(1987年9月17日)读到一篇丹尼尔·高曼的文章。一位名叫珊卓·李维的医师对36名严重的乳癌患者做了一次对比的研究，那些具有战斗意志与愤怒的病人和被动的、态度友善的病人所产生的结果如下： 7年以后，36名妇女中有24位过世了。出乎李维医师的预料之外，她发现经过一年之后，愤怒对于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什么影响。这7年的观察显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因素似乎是生之喜悦。 她发现可以预测存活率的主要因素，其实都已经完备地包含在肿瘤学中了：在第一次治疗过后，某些病人许久不再复发的次要原因其实是“喜悦”，这是透过标准的纸上测验所得的结论，一旦癌细胞开始扩散，要想预测病人的存活率，观察其心情是否喜悦，远比癌细胞转移到哪里要重要得多。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喜悦竟然那么强有力地决定了病人的存活。 真高兴知道这件事，我虽然一直被困在医院里，但心情非常快乐。我很乐于以我的愤怒来交换喜悦，谢谢你!可是我马上又联想到，如果我感到沮丧或不快乐，这份报告又会让我产生什么感觉呢?这些新发表的论文、新的研究、新的实验结果、新的预测，等等，将会引发永无止境的摇摇球反应，因此我必须培养平等心与定力，安住在事物的真相中，只观察而不企图改变，这份训练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医院很安静，没有太多的活动。鸟儿在我的窗外歌唱。有一只鸟的歌声带着抖音，另外一只则持续地发着单音，前者是后者的配乐，就这样一、二、三、四、停，一、二、三、四、停地演唱着，真是天籁。 六条街远的波恩大教堂一整天断断续续地敲着钟，与鸟儿的歌声汇合成交响曲，我在这首乐曲中慢慢醒来。肯每天都到教堂点燃一根蜡烛，他说有些时候还会在那里“小泣”片刻。前几天他带我的父母一同前往，他们也为我点燃了三根祈福的蜡烛。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个紧邻其他建筑物的开放空间。外面的树尚未吐出新芽，我想当它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里，到时候观赏它们感觉一定很棒。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今天早晨我是被太阳晒醒的，自从来到这里，这还是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坐在病房里享用早餐，脑子想着鸟儿悦耳的歌声，突然有一只红头鸟飞到我的窗台上歇息。那儿有一块已经摆了好几天的黑麦饼，我看着它被雨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打从我住进这个房间，没有一只鸟儿肯接近它一步。今天早晨突然飞来这只红头鸟，凝神地注视着我；我静静地不敢劝弹，免得把它给吓跑了。接着又飞来一只头上有斑点的鸟，盯着我瞧了几分钟以后，也开始啄食那块饼干，一直到啄尽之后才离去。它们接受了我偶然的供养，仿佛领圣饼一般。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我觉得自己受到相当大的祝福，因为有爱我的家人、先生与朋友。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于4月1日 P．S．我的白血球指数已经回升到一千了，看样子我们的巴黎之行不久就要实现了!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九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做了。” ——圣保罗 “肯，别让那个意外扫了你的游兴，巴黎真是个美丽的城市。” 瑞德刚才在巴黎郊外撞上了一辆车——这是他77年来发生的第一起车祸。他已经连开了好几天，我担任的是领航员的角色，身边都是地图，苏与崔雅坐在后面。我们横越德国，穿过瑞士，来到巴黎。关在斗室—个多月以后，崔雅终于可以吸一吸乡间的空气了。 我们正跻身于前往巴黎的车阵中。瑞德才向后探了一眼，便撞上前面的一辆车，那辆车又撞上前面的车。虽然无人受伤，场面却很壮观，当地的人全都跑出来看这场秀，兴奋地指指点点，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还好，崔雅会说流利的法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很有耐性地和被波及的人协谈。她站在那里，帽子遮住了她完美的秃头，终于，我们顺利地摆脱了困境。 离开波恩的那天是复活节，一个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的早晨。车子不停地往前开，老爸掌方向盘，肯则负责引导我们进入每一条风光明媚的小径。我们经过许多小镇，看见当地人为了复活节穿着盛装走出教堂，父亲们牵着女儿的手，祖父母们尾随于后，一起走进餐厅，四周是盎然的绿意。有个小镇看起来像滨海的度假村，挤满了前来赏花、做日光浴的游客。这里至少有30间餐厅设有户外的餐桌，坐在外面用餐可以鸟瞰河面的景致，因此几乎都坐满了人。宽广的步道上也挤满了度假的游客，河边的公园里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悠然地闲逛。我们开车离去时，还塞了一整排车子，准备进入这个市镇。 车子一路往前开，我贪婪地浏览着窗外的景致：柠檬绿的草坪、河边冒出新叶的树木、如惊叹号般遍布四处的黄色连翘、开满花朵的樱桃树、布满山坡与河床的葡萄园。我们从一个河谷驶向另一个河谷，从德国前往巴黎，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我长期困在医院的双眼与灵魂，迫不及待地将美景深深地“一饮而尽”。我没有丝毫的倦怠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春天的美景。你能想像吗?秋天一直是我最钟爱的季节，现在和煦的春天已经取代了秋的地位。 巴黎真的很美，我们享受了一生难有的奢华款待：瑞德和苏安排大家住进豪华的丽池饭店。光是简单的牛角面包与咖啡，一份早餐就要40法郎。右边拐角处是著名的“哈利的纽约酒吧”(Harry’s New York Bar)，据说是海明威、费兹杰拉德(Fitzgerald)以及所谓跨掉的一代最喜欢停留之处，也是巴黎少数几处英语人活动的地方。酒馆楼下的房间现在还摆着格什温(Gershwin)的钢琴，“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An American in Paris)就是利用它谱成的曲子。哈利宣称他们是第一个调出血腥玛丽与马车的酒馆，姑且不论真假，他们的血腥玛丽真的很令人难忘，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 不过真正令崔雅和我感动得落泪的，还是圣母院大教堂，癌症、疾病、贫穷、饥荒与苦恼的凡俗世界，都被挡在了庄严的大门外，四处可见早已失传的神圣图案。崔雅和我参加了当天的弥撒，我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仿佛全能的上帝这一次真的会降临，奇迹般地消除她身上的肿瘤，只因这个神圣的空间隔开了它的子民所染指的尘世，连它都被激起了有所行动的兴致。由彩绘玻璃穿透进来的阳光似乎也有治疗的效果，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崔西和迈克来了，我们向瑞德和苏告别，开车前往左岸。崔西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崔雅是一位工艺家，迈可和我则是具有欣赏力的旁观者。我们随着人群在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前，准备欣赏梵高的画作。叔本华曾经提出一个艺术理论：坏的艺术模仿，好的艺术创造，最好的艺术超越。所谓的“超越”，他的定义是“超越主客的二元对立”。他说所有杰出的艺术品都有一个共通性——可以让一位敏锐的欣赏者脱离自己而进入作品中，令那份孤立的自我感完全消失：换句话说，伟大的艺术品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神秘的。在见到梵高的作品以前，我一直不相信这个论调，现在我真的被震慑住了，屏住呼吸、超脱自我似乎在顷刻间发生了。 离开巴黎返回德国的途中，迈克开车，崔西领航，肯与我则懒散地横靠在后座。又回到了乡间，我最喜爱的旅游点。我们在维特镇(Vit- tel)逗留了一晚，这是个水源地，很难分辨它到底是已经过气的观光小镇，还是尚未从凛冽的冬季中醒来。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房间对面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绿意盎然的公园。我拉了一张小椅子坐在阳台上，心里十分满足。 沿着曲折的小径，我们回到乡间的公路，在溪流旁野餐完，攀上较高的一座丘陵时，竟然发现一座滑雪场，里面有缆车，有人正在滑雪，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否则我可能会说服身边的人让我滑几个回合，我多么想到雪地里一边滑雪一边享受阳光。我想起奚弗大夫提过一个小男孩，他在白血球指数降到四百的时候仍执意要去滑雪，最后死于肺炎。我能体会那股强烈想要冒险的欲望。 科尔马(Coimar)是我们最喜欢的小镇，老旧的半木造小屋一间挨着一间，仿佛相互扶持了数个世纪之久，房子有的向前弯，有的向下垂，有的倾斜，有的摇晃，有的蹲伏，有的凸出，每间都有独特的个性。譬如某一间是风干的橙红色，旁边那间是斑驳的乳白色，接下来的一间是纹理清晰的蓝色，最后两间则呈现出龟裂的灰色与皲裂的灰褐色。到处都是卵石铺成的巷道，窄小而弯曲，只适合步行，巷道两侧的农舍好似满脸风霜的邻人倚着栏杆，互相交换村子里的绯闻与闲话。楼下的巷道挤满了观光客，络绎不绝地看着橱窗里的东西，点亮教室的香烛。 科尔马有一幅举世闻名的祭坛画作(Retable d’Issenheim，1515)，看起来有点阴森，那个时期的生活可能也有点阴森——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肖像，头上箍着荆棘，血从铁钉中淌出，全身上下到处是伤口。崔西说，当时的欧洲梅毒正猖獗，因此，艺术家把这个苦难的标记也画在耶稣的身上。刚开始我觉得这幅画太强调基督的受难，接着我联想到许多佛教僧侣也喜欢在坟墓打坐。生活在16世纪同样充满苦难，这幅画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一点。我吸了一口气，看着自己对这幅画的反应，看着自己不愿意了解从古到今这样的事情一直仍在发生，也想到自己与他人的苦难时，不禁起了寒战。我看着这些强烈的反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一股悲悯与善意从心中生起。 在萨尔茨堡(Salzburg)停留的那段时间，我们喝了点阿尔萨斯酒，吃了一些蛙腿，买了几块印有农庄图样的桌巾，还参观了教堂。为我们服务的女侍开心地对我们说，下一次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她可以陪我们一同前往，因为巴黎的食物“très cher et pas bonne”——既贵又难吃。 回到德国，我们继续往波恩的方向行驶，沿途在巴登巴登(Baden Baden)落脚，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泉小镇。在这个地方，崔雅经历一件十分困扰她的事，也让我们朝着不可思议的方向联想。 第二天我们去洗了一次罗马——爱尔兰式的温泉浴，非常舒服的经历。我们被带到十个不同的温泉浴池，每一处的温度略有不同，这一连串的浴池温度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因此可以产生最大的放松效果，然而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的五角星项链竟然不见了!我们找遍每个角落，询问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还是不见它的踪影。这是我的护身符，是我父母在我和肯离开旧金山前往德国的那一天给我的礼物。它是按照我画的一个图，请我们的好友罗塞尔用手工打造的。它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在德国的头一个月，日子过得黑暗无光，好几次从睡梦中醒来，我发现自己牢牢地握着这颗星，因为它，我不再孤独。我非常惊讶怎么会把它给弄丢了?一点迹象都没有，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我迷信的那一面，很自然地随着这个意外增长：难道我从此以后没有好运了吗?这是否意味着将有不好的事要降临?这是否象征着我的“守护星”陨落了? 一整晚崔西、迈克和肯不停地安慰我。突然我想到了卡卢仁波切教我的观音菩萨观想法门。他要我观想诸佛菩萨都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供养给它们；她们非常喜悦，把祝福如华雨般遍洒全宇宙。我也忆起了自他交换的观想。我把别人的苦难吸入体内，再把自己的善业吐出给别人。 以下是我用来去除执著之苦的观想练习：我把这颗五角星的美与幸运供养给众生。当我这么练习时，我可以感觉自己强烈的执著，执著于父母、那位打造项链的朋友，执著于得到项链时的情境和幸运的概念，执著于“艾斯崔雅”的原始意义。从这事件，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强烈的执著心，又因为它是一件颇值钱的饰物，执著就更强烈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观想着自己把它供养给众生，它的美、好运与治疗的功效，让每一个人都能获益。每当我因失去它而感到痛苦，或不自觉地伸手摸它而发现它不见时，都会做上述的观想。有时在餐厅里吃饭，我会想像它在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闪闪发光，走在路上我也会想像它在每一个行人的头上放光。我甚至会把它化成数百万颗星星，遍布整个宇宙，在阳光中缓缓降落地面，照亮每个人的人生。 这个练习让我非常清晰地察觉其他形式的执著或自私，譬如想要得到野餐中的最后一片起司，最后一口美酒，视野最好的房间，等等。因为这颗星的遗失，映照出这些细微的反应和这些随时会出现的执著与欲望。借着这项练习，我可以将任何我所渴望的东西都变成礼物分送给他人。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经验。 透过这次练习，我看到一些并不想看到的真相，对于自己的执著，我察觉的速度也不是顶快，更不能做到放下一切。当我察觉自己想得到最好的美酒，或察觉自己有恶毒的念头或看到自己本来是善意的，说出来的话却不太友善，一股心知肚明的微笑就会浮现，我希望自己在看到这些真相时能有更多的仁慈。肯曾经提到圣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做了。”这句话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困境中孤军奋斗的人，也让我对人性生起更大的悲悯。 弄丢了父母的礼物，罗塞尔亲手做的礼物，偶尔还会感到心痛，但是我对肯说，“你知道，仅仅只有三天而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从丢项链的糟糕情绪中走出来了”。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有点过度乐观，但是这次练习真的对我非常有帮助，当我在做上述的观想时，我觉得这颗星好像还在我心中，永远不可能遗失。我对于它的消失所产生的迷信也逐渐退去，原来强烈的执著减轻不少。我真的很享受这项观想的练习，能时常送朋友一些礼物是很开心的事。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 “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回到波恩，依依不舍地道别了迈克和崔西，看着他们离去，心里真的很难过，有些难关仍然等在前面，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奚弗大夫在看崔雅最近的检验报告，嘴里讲着德文，到现在我还弄不懂他的意思。崔雅身上并发的疾病非常复杂，肺部感染、糖尿病、肿大的双腿、耗竭的骨髓，更别提那要命的癌症——原本两个月可以结束的疗程可能被迫延至四个月。日子一天天地拖着，恐惧之中增添了乏味，一种怪异的组合。 “诺伯特?是你吗?” “是的，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诺伯特和他的妻子乌蒂共同经营帝侯饭店。在我即将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月中，诺伯特为我们担当了(《鲁滨孙漂流记》中) “星期五”的角色，一次又一次贡献他自己的宝贵时间为我们服务。他是一个相当慧黠的人，幽默中略带病态，跟我很像(他说他认识一个不怎么有能力的大夫。这位大夫只有在预测过去时，具有90%的准确度)；我觉得他像个律师，也可以当个大夫什么的，他自己却比较喜欢门房的差事。我刚到这里的第一天，诺伯特便为我做了几张3×5的卡片，上面写的都是德文。他告诉我：“这是奚弗大夫要我做的。”有了这些卡片，我才能顺利地进出“诊所”(譬如崔雅产生胰岛素反应的那一天，因为有这些卡片，我才能火速地冲进餐厅，抓了些方糖回来救急)。少了它，我什么事也行不通。 “诺伯特，今天的天气如何?” “晚上再问我吧。” “好，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崔雅刚做完血液检查，指数还是过低，无法进行下个阶段的化疗。她有点沮丧，不只是因为想赶快完成这些治疗，更因为每一次的延后，即使是一天，都显示治疗的效果降低了。现在可能还得拖上一个星期，上一次的治疗整整延后了两周。情况不怎么乐观。诺伯特，‘该死’的德文要怎么说?” “哦，肯，我很遗憾，有什么是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我需要订一间小巧的汽车旅馆，不要太贵，靠河边30公里左右，还需要—辆计程车和—位会说英语的司机、去柯尼希斯温特(K?nigswinter)的指示图、莱茵河渡船的时刻表、德拉亨山(Drachenfels)的开放时间，还有柯尼希斯温特是否有供应素食的餐厅……” 天气，终于不再阴霾。有时万里无云，有时飘来几缕白云。有人说冬天的气候如果特别糟，开春之后就会特别好，看来是真的。肯和我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herg)与柯尼希斯温特度过了一个很棒的周末，我们住在莱茵河畔的一间旅馆里，浪漫极了。春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我喜欢看着它的景致变化，然后把它带回医院去。当我闭上双眼时，所有的景象历历如绘：在阳光下特别鲜明的白樱树冒出的新叶，绿色的草原上点缀着白色的小雏菊与鲜黄的蒲公英。 现在我又回到医院，回到治癌的琐事上，一个星期后才能接受化疗。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再等一个星期，化疗的效果又会降低一些。但这次感觉却很轻松，食欲有点降低，睡眠增加了一些，有时需要服用安眠药，还有一点头晕，比阿德利亚霉素要轻松多了。如果医生早一点采用这些化疗的药剂，我想我会应付得更好。阿德利亚霉素会伤我的灵魂，好像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感到一点愉悦，而眼前这种治疗却不会阻碍我的快乐。 啊，德国人，他们真是既仁慈、和蔼又乐于助人，肯比我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接触。他常去吃饭的那家餐厅的女服务生，前几天带着花来探望我，另外还有许多司机先生、店东以及女服务生都十分关心我。 “点亮莱茵河”是这个周末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沿岸所有的城堡都燃起火炬，还有放烟火的表演。维琪来看望我们，肯陪她一起到河边看烟火，河边挤满了人群，各种年龄层都有，大部分是孩子，非常壮观。肯和维琪边看边发出惊叹声，他们闹了一阵子，突然发现周围鸦雀无声，连小孩都安安静静地，气氛非常怪异。肯后来问柜台的服务人员，因为美国人看烟火的时候一定会呜哇地大叫，服务员说也许美国人的啤酒喝得比较多。肯笑着说：“怎么可能，你们是全世界啤酒喝得最凶的国家，这才不是真正的理由呢！”服务员说：“在德国，大家看烟火的时候从不呜哇，我们只会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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