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前的夏天-天黑前的夏天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天黑前的夏天在家（1）一个女子双臂交叉，站在自家后屋台阶上，等待着什么。在想事儿吗？她可不这么认为。她是在试图抓住某个东西，让它赤条条地躺在跟前，好让她细细端详，看个真切明白。最近一段日子里，她脑海里的种种想法多如衣架上的衣服，她一件件取下“试穿”。任凭自己嘴里冒出童谣般老掉牙的话语，因为遇到重要事件，人们总是习惯套用老话表明态度，而老话却多为陈词滥调。哦，没错，初恋嘛！……成长注定是痛苦的！……知道吗，我家老大都……可我那时在恋爱呀！……婚姻就是一种妥协……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诚然，这些词语全都历经时间的洗礼，选择这个而非那个，与个人感情关系不大，更多取决于社交场合和社交对象。要想看出一个人的真情实感，你得琢磨她脸上连她本人都觉察不出的微笑和使劲抿着的嘴角，或者细察对方怎样说一句“我再也不想当小孩子啦”，然后释放出胸中闷气。这类词语的魅力的确卓越超凡，频频现身，和最富功效的广告宣传妙语相当；也许，会有许多人把这样的话成天挂在嘴上，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女人活着就是为了爱情，直到有一天，在他们旧调重弹的时候，从镜中瞧见自己的模样，或眼光敏锐地捕捉到朋友听到此类话语的表情，才会悄然住嘴。一个女子双臂交叉，站在自家后屋台阶上，等待壶里的水烧开。因为罢工，家里大部分时间没电。那女子的小儿子蒂姆和女儿艾琳，一大早开车下乡，到爱坪林里拾了一些柴火（姐弟俩其实乐在其中），然后在花园的石子路上燃起一堆火，又从车库最里端找到一块废铁，做了一个三脚架支在火上。于是，火堆就成了这家人这一天的开心所在—他们在上面煮饭，守在它旁边，拿它说笑。可是，那个女子的心里却十分懊恼：要耗去整整二十分钟的时间，才能让水壶呜呜鸣响。这些年里，她都记不得水壶烧开的叫声是什么样的了。有了电，水从静止到沸腾不过眨眼的工夫，完全不需要响声…… 也许是她麻木迟钝？也许蒂姆和艾琳摆弄那些东西的时候并不像她觉得的那样兴味盎然—毕竟姐弟俩都是成人了，弟弟十九岁，姐姐二十二岁—只是出于社会情感才假装如此? 其实，他俩的行为相当于一个陈旧词语，一种习惯，而人们却不知如何在事实真相面前将这种习惯摆脱—不管它是什么。就像她自己。事实真相是，她一天更比一天清醒地意识到，不单是她的话语和众多纷扰的想法被她从衣架上取下穿上，就连她的真实情感也再次发生了变化，这一发现令她闷闷不乐。女子松开交叉的双臂，走了几步，来到石子路中央的那个怪物身边，往悬在三脚架上那根弯曲电线上的水壶下添了几根柴，然后侧耳倾听：莫非是水壶的响声已经变了？她想是的。要是明天停电（罢工方有如此威胁），按说就该买个野营炉什么的：像这样的童子军训练好是好，可是万一下雨呢……据说罢工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日子。与上回相比，好像这几次停电真的说停就停。能源危机—热能、光能和燃油—肯定会越来越频繁，是不是该有所储备？或许，蒂姆和艾琳是对的：弄捆柴火有备无患。女子回到后屋台阶上，靠着墙，双臂又交叉了起来。世上有的事情是公众的，或者说社会的—譬如战争、罢工、洪灾、地震，感觉仿佛是上帝所为。国外有一种观点，且不论理性与否，认为这种事情性质一旦严重而罕见（或者曾经严重而罕见，会不会只是错误的记忆？），都将成为每个人人生经历中的头等大事，就像空气，曾几何时是某颗遥远而渺小星辰的大气，却选择包裹我们这个可怜的行星。想想吧，这类至关重要的经历，越来越多的人们将亲身体验到：侵略、战争、内战，瘟疫、饥荒、洪涝灾害，土壤、食物及空气的污染。对待这些情况，老传统的态度就更加一成不变了。无非是这样：我们得做点什么，要不就是，哎呀，太痛苦了！而类似这般的细节却鲜少提及：我的家人都死在集中营了，或者我的四个孩子都是饿死的，或者我姐姐和她的孩子都被当兵的打死了。不过，看起来似乎关乎社会大事的习惯态度的确要比关乎私事的更为诚实？哎呀，太痛苦了！是这回事吗？她发现水壶的响声小了，就伸手到身后的屋子即厨房里，取出一把硕大的瓷咖啡壶，壶里已经搁好了咖啡。她端着咖啡壶，站在火堆边，看着开水在壶盖下咕嘟咕嘟作响。只靠巅峰或危机时刻的表现来看待事物，是无聊而荒谬的：毕竟，个人事件和公共事件一样，都是长期日积月累而成的……至少经历了几个月，通常是好几年之后，人们才会感慨：上帝，我的一生都改变了—谈到爱恨情仇、婚姻和工作烦恼时的心情。因为我变了，所以我的人生也变了。壶盖下，沸水开始凶猛地翻滚，溅出壶口。她拿了块微波炉垫，抓住壶柄，用嘶嘶作响、滚烫的沸水冲泡咖啡，然后把水壶搁在火堆旁边，没有放在草坪上，否则草地上一会儿就会留下焦黄的一圈。她把尚未燃尽的木柴从火中拨出，要是下雨了，得记得给它们和剩下的柴火盖上雨披。她从未参加过童子军，不知道怎么用湿柴生火。她一手拿着水壶，一手端着咖啡壶，离开后花园，走进厨房。我待在坩埚里，被磨碾成了齑粉……能说出这样的话语，或者闪出这样的念头，她还是相当得意的。确是事实吗？成就感就这么重要？管它呢，反正那是众人皆有的感受：不管是世界居民中的少数异类，认定人类的生命和甲壳虫一样微不足道；还是守旧人士，认为人的一举一动都不容忽视，因为在上帝眼里，人类乃万物之灵长。或者连神都有这种体会。可是，如果他或她是只甲壳虫，甚或一只蝴蝶，那他或她有什么变化，学了什么，长大没有，成熟了与否，就都无关紧要了？毫无疑问，一定存在某种情感，兴许还是我们最深的情感，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在生活中学习。这份情感是不是应该归功于习惯，归功于早期、原始时期遗留的产物？或者归功于甲壳虫的自以为是？可是，情感乃事实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上帝”已遭放逐，或被宣告死亡，或仍活着。甲壳虫到底要对谁解释这一切呢？读什么书成什么人。常常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时光。可惜，还有一点毋庸置疑：漫长的时光和一茬茬的苦痛极少化为知识…… 她真这么想吗？是，她真这么想。是因为她心情郁闷吗？她郁闷吗？可能。她是某种东西，她强烈地感觉到某种东西，却触摸不到…… 女子将咖啡壶放进一只盘里，杯碟、勺子、方糖和奶伴已在盘中。她端起盘子，出房门之前，回头扫了一眼桌子，上面都是午餐的脏碗脏碟，还有几只早餐的碗碟。可以叫蒂姆把火再生起来，烧壶水，等有了足够的热水再叫她进来清洗？算了，还是不要吧，这会儿他不想做事。待会儿自己动手吧。女子走出屋子侧门，来到草坪上。草坪该修剪了，上面长了不少雏菊，东一株西一株，一路长到花园中的那棵大树下，颇具风情。这个女子就是凯特?布朗，确切地说，是凯瑟琳?布朗，或迈克尔?布朗太太。她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心里一边想着那一桌未洗的碗碟，一边继续想心事，找理由……不管此刻的她，处在人生的哪一阶段，她都希望这个阶段快快过去，因为对她而言，这一阶段仿佛永无尽头。假使人生非得按辉煌时期或巅峰时刻的状态来看，那么，在她身上很久都没“发生”任何事情了。她不敢期盼将来会发生什么，只知道自己将在忙碌的家庭琐事中慢慢衰老。有时候如果幸运，某个过程或某个阶段是可以被凝集的，凯特终将发现，这个夏天就是一段被缩短、被加厚和被凝集的时光。在家（2）她会有什么经历呢？除了慢慢老去，别无其他：衰老是成长过程的后续和重复。当然，人人都得经历—噢，天呀，时光在飞！……不知不觉人生就走完了……成熟就是一切。等等。但就凯特而言，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持续十年、二十年的过程，她疯狂地跟随潮流亦步亦趋—染发、减肥，穿着打扮时尚，又不装嫩，几乎感觉不到光阴的流逝。几乎对所有人来说，衰老只是时间问题，除非遇到如下事件：大灾大难，地球飞离人们脚底，洪水淹没城市，炸弹毁灭了孩子使人觉得了无生趣。如今你正青春年少，可一晃便步入中年，但要想弄明白，是什么时候从一个阶段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实非易事。紧接着就老了，而你却几乎浑然不知自己是何时变老的。你对待周遭人事的态度变了—哦，是的，大变特变了，但你本人却毫无意识，因为寒冰是慢慢地、慢慢地将生命之谷冻结起来的。大多数人只会这么觉得：我恐怕不年轻了。然而，凯特?布朗却将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个中滋味一一品尝。因为，在这几个月中，每件事都关乎她，而她本人、她的耐心、她的温顺，以及她的时间，都将成为攻击的靶子—她渺小的生命将承受其实来自另一领域即公众领域的种种压力—所以每件事才会令她如此紧张不安？不管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反正这个夏天的经历，有违她的德行，超出她的能力，她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等夏日的种种经历结束，她将无法再另行选择：即使之前她无法为自己选择，因为她没有选择经验，也没有想象力。是的，将要发生的一切，并非她想要的，尽管她站到了树下，端着盘子，心有所想：这样的情形的确可以持续到永远！可是，真这么认为就错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一定有个什么东西我能看见，有个什么东西此时的我能够理解，某种行为我能选择…… 选择？什么时候选择？我选择过了吗？一个女子，像过去漫长岁月里常做的那样，站在树下，端着托盘。她把托盘搁在花园桌上，桌子是用十年前发明的某种材料制作而成的，看上去像铁制品，很轻，她用两个指头就能拎起来。她把桌子摆稳，这样东西搁在一侧就不会翻倒了。她并没有把这张桌子当成一种选择，尽管是因为她的缘故他们才选择买了这张桌子，家里的那几个塑料杯子也一样，瞧着还以为是瓷的呢。她走回草坪中央，吸了口气，朝屋子上方的窗户大喊了几声。她不用想就知道会看到什么，她丈夫探了探头，应道：“来了！” 一个女子，白裙白鞋，颈上系了条粉色围巾，站在草地上。就这一部分倒有可供选择的地方，有意识的、特意作的选择：这个女子的外表就是选择的结果。她浑身上下搭配精巧，这身打扮符合住在郊区豪宅里的中产阶级的身份，而且她是作为别人的妻子待在这里的。当然，还作为孩子们的母亲。她身上的裙子来自“美丽女士”牌专柜，合身得体，素雅大方。脚上穿着鞋袜。头发—一个我们需费心费力加以选择的领地—烫成了大波浪，露出脸盘，鼻梁和脸颊上方长了几点没被清除的小雀斑。她丈夫常说他喜欢她脸上的雀斑。她的头发是红色的—红得不是特别耀眼。她是个俊俏女子，健康、温驯。她站在草地上，用手遮着眼睛，大声喊：“迈克尔，迈克尔！咖啡！” 一张模糊的脸孔从洒满阳光的窗格子后露出，回应道：“来了！” 一个女子，穿着适合午后家庭聚会的衣裳，穿过草坪。她走得很小心，不想让草刮伤鞋子。要能让她本人选择，她宁愿光着脚丫，脱掉袜子，穿件穆穆袍、纱丽或纱笼—类似这样的衣服—留一头披肩直发。她不想自己过于花枝招展，因为在孩子还年少时她就发现，他们讨厌她由着性子做事。对门玛丽?费切丽穿着打扮的样子，好像没结婚生子似的：可是她那几个孩子恨死了她的穿衣风格，变着法儿损她。玛丽说过：“干吗要委屈自己呢？孩子太霸道了可不行。”凯特一向认为她这话说得在理。而事实呢，她一直以来都在委屈自己。可她发现，自己那几个孩子议论她外表的时候，用词并不比玛丽?费切丽的孩子客气多少。凯特在树下席地而坐，将身体藏于树荫之中，双脚伸进阳光里，好像脚上没穿袜子一样。坐在宽敞的花园里，她仔细端详自家这栋高大的方形楼房，目光好像在与这里告别似的，因为最近夫妻俩常说，过不了多久孩子们就都长大了，是不是该考虑换栋小房子了？一套公寓？他们可以到乡下买幢房子，跟朋友—也许是费切丽夫妇—合住。凯特常想这事儿，但总认为得过上几年才会应验。时值五月，英格兰的夏日舒适却短暂，秋季指日可待。这家人的生活中隐藏着某种不安定因子，有一种有机物质在伦敦南部，确切地说，在布莱克希思，悄悄地起起伏伏。随着孩子们的成年，这个家庭，或生命体，或有机物质，好像开始从本郊区一年一年向外爆炸，碎片落到这个地球越来越远的地方。如同一年一度的户外踏青，虽然开始于晚春时分，却已然嗅到秋的气息。去年，迈克尔作为一个颇有地位的神经病科专家，七月赴美参加了一个会议，而后趁机在波士顿医院工作了三个月，十月才打道回府。凯特陪同丈夫与会，后因家中事务，中途回了一趟英国，于九月再度赴美，与丈夫团聚。她和那些带孩子的女子一样，既要顾这头儿又要顾那头儿，当然她们所做的都是分内之事。那些女子，来自欧洲各个地区，整个夏天，也都在两地奔波。今年，迈克尔还要去波士顿的那家医院工作四个月，和一个同事一块儿作医院间的交流。他俩的大儿子史蒂芬，今年二十三岁了，是大四的学生，已经约好了几个朋友，打算花四个月的时间游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艾琳，二十二岁了，要与父亲结伴一同前往美国，走访前年她在西班牙野营时结交的朋友。二儿子，詹姆斯，应邀去苏丹，考古挖掘，等秋季大学开学才会回来。而她自己呢，铁了心不再往美国跑了。原因之一是她不想跟女儿生事，知道她们母女要在一块儿，冲突在所难免；还有，三个人都去，开销太大；再说，没准儿她还会和丈夫闹别扭呢……想到这里，她不禁笑了，是一脸的苦笑，好像在说“婚姻嘛，就得有人付出，有人享受”。她很清楚，对这个问题，她不愿深究。还有一件事儿。她家的蒂姆，虽说是个十九岁的大小伙子，大家也一个劲儿地鼓励他独立外出，可他就是哪儿都不想去。他一向是个“难缠”的家伙，或者说“问题青年”。所以呢，为了他，伦敦南部的这个家还是得有人打理。她，为人母者，自然得担此重任。她觉得，接下来的几个月，日子会和以前的许多夏日一样。她所在的地方就是家人的大本营，孩子们学校放假了，回来住一住；或者去往哪里的途中，转回家待上一天或一周。她得替他们、他们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忙里忙外，前后打点。她随时待命，准备为家人鞍前马后。她盼望那个日子快点儿来到，不只是希望家中济济一堂，还盼望能够露一露理家的本领。她知道自己手脚麻利，办事利索。她还想趁这个夏天，把花园好好修整一番。等到他俩—迈克尔和她—这对老夫老妻退出热闹的舞台，真的搬离这栋房子的时候，叫人念叨的不是这栋房子，而是这个花园，这个她精心照料了二十多年的花园，一个旖旎美丽的英式花园，好像未经人工修整，而自主选择长成了草坪、百合丛、玫瑰带和药草区。一年四季，鸟鸣婉转，微风轻拂。没有一方泥土凯特不熟悉，没有一方泥土不是人工堆积而成的—当然，离不开蚯蚓和霜冻的鼎力相助。在家（3）她坐在那儿，闻着玫瑰、薰衣草和麝香草的芳香，看着丈夫和客人走出房屋。访客名叫艾伦?波斯特，其人和医药行业扯不上半点儿关系，是个公务员，搞国际关系的，在一个与联合国沾点边的机构里做事。他和迈克尔?布朗医生邂逅于洛杉矶的机场大厅，当时他俩的航班因大雾延迟。他们一起下棋，喝酒，互相邀请到家中做客。前一周，他们在古奇大街不期而遇，一块儿吃了午饭。迈克尔邀请艾伦周日到家共进午餐。要是没停电，布朗一家就会准备传统的周日午餐。倒不是为了家人，传统的那一套早已被他们弃之如敝履了。做传统大餐是为了款待客人：他们一家子常开玩笑说，他们家请外国朋友吃饭，拿手好戏就是上传统菜肴，就像农民离开旅游行业就没戏唱了一样。不过，今天是艾琳掌勺，蒂姆打下手，这会儿他俩不知跑到哪儿去野了。艾琳煮了个土耳其黄瓜汤，是凉菜；用火烤了些羊肉串；做了一份杏肉刨冰—冰箱的电是用煤气发的。他们喝了不少桑格利亚汽酒，配方是二儿子去年在西班牙时向人讨教的。迈克尔和艾伦?波斯特落座之后，继续谈论先前的话题。吃午饭的时候，他俩就聊得热火朝天，吃完饭到楼上的书房，也未中断。她往漂亮的塑料杯里倒好咖啡，自从隔壁邻居家的狗追逐另一只狗，窜进她家将家里一整盘最好的瓷器撞碎之后，在花园里她就只用现在这套杯子了。她给两位男士递过咖啡和巧克力薄饼，然后堆着笑容，像个哨兵，专注地看着他们，因为这样，她可以不动声色地想自己的心事。其实，她在想丈夫。每次看到丈夫这样，跟同事，特别是外国同行谈天说地的时候，她就觉得他已经离她远去了。她有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她丈夫说话做事八面玲珑，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跟艾伦?波斯特在一起的时候，四周仿佛笼罩着一团密密匝匝的气息，他开始膨胀，好像意欲展翅腾飞而去……去年和他一起在美国的时候，她就感觉到他的膨胀，他的扩张。她总觉得，这个男子与她结婚这么多年，身上一直深藏着一种潜能，只是这种潜能永远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找到成长空间：她的这一感受，夫妻俩自然谈论过。她也曾隐隐希望：他会说有时她也给他同样的感受，他却没有。这时，她想起今年有四个月的时光，他的妻子将不在身边，只有女儿偶伴左右：那种恰如其分的笑容，那种嘲讽的、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又浮现在她脸上。她知道自己这么笑了；正如他们所说，她是“蓄意”笑成那样，或表达那种意味的。如果场合恰当—比如回答年轻女子（不是她的同龄人，不是玛丽?费切丽）的问题—她可能会斜靠着椅子，垂下嘲讽的双眼，说上两句：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儿，都爱小题大做—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在真正的婚姻中，一点儿都不重要！伴随扬扬得意姿态的就是她这种嘲讽的笑容，这她清楚；还有一份释然，因为成功摆脱了陷阱、险境……坐在夏意浓浓的树下，手拿咖啡壶，对两个男子暗示，咖啡还多着呢，笑容满面。她听见自己的心里话：我说的是多么可怕的谎言啊！可恶！干吗要这么做？明明这里有个什么东西，我都不愿意让自己正眼瞧一下。和玛丽在一起的时候，有几次我都快逮住它了，但和别人在一块儿，就没辙了。现在，她看着它，想抓住它，不要再装模作样、胡编乱造了—不要再从衣架上取下一模一样的旧衣裳了……她听着男人们聊天，现在是一本正经地旁听：话题好像和她有关，好像已经聊了好几分钟，只是之前她没有听罢了。艾伦?波斯特的伦敦会议遇到了麻烦，或应该说，是会议组委会遇到了麻烦：一个名曰“国际食品”的组织要召开一个会议，探讨人类吃的东西，或者不吃的东西。由于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流感，有人臀部摔裂，还有一名里斯本成员猝死—等到与会代表已经围着桌子坐好，准备商讨具体事项的时候，才发觉没有翻译。如今这年头，要找个流利的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翻译，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想找个英语和葡萄牙语都说得溜的翻译，而且受过足够的训练，能够应付这份高强度的工作，就别提多费劲了。葡萄牙语翻译不可或缺，因为该会议中有一个小组讨论的议题是咖啡，而全球咖啡主要生产国巴西又是说葡萄牙语的。大会只好延期，等到聘齐了葡萄牙语翻译再召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物色到了两位翻译，但仍空缺两名。艾伦?波斯特和迈克尔一起瞧向凯特，等她开口说，她乐意成为第三个翻译。三年前，凯特帮一个打字水平极臭的朋友，敲打了一整部关于咖啡种植和销售的科普读物。因为这本书，她对这个物品相当熟悉。再者，她的语言能力一向很强。她的法语和意大利语都很不错，葡萄牙语就更不在话下，原因之一就是她是葡萄牙人。她天资聪颖，很早就读完了高中，本打算三年后再上大学—结果没去上，而是转念嫁与迈克尔为?了。她和爷爷在莫桑比克首都洛伦索－马贵斯①住了一年，她爷爷是个学者。在那里，她只说葡萄牙语。她父亲约翰?费里拉，是个英国化了的葡萄牙人，在牛津教葡萄牙文学。能生为他的女儿，她感激万分，因为她心知肚明，这样的家庭背景，就是一大笔财富。是她爷爷领她迈进了葡萄牙语门槛，她才能陶醉于葡萄牙文学和诗歌当中，沉浸于“这种语言的精神深处”。在这个印度洋之滨的城市里生活了一整年，专门给她玩乐的一年，她有什么收获？爷爷是个旧式家长，对家中女子非常严格。凯特从未想过，要和自己深爱的老人作对；再说，犯得着吗？—她在这里不过就住短短一年而已。在那一年里，她从未和别的男子单独相处过，从而避免了任何不快经历，不管是书籍里还是生活中的；也领略到了不无快乐的异国情调（很短暂），其中所有元素都那么陌生，她只得逐个体会。她备受关爱却不被信任，是家中宝贝却不被看重。耳边充斥着崇拜者的奉承话语，令她晕乎乎的—但她知道，她，一个女孩，在爷爷的生命里只占据着极小的分量（这个分量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和他妻子一样，还有他女儿。她那时就这副模样：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像朵山茶花，雪白的肌肤，浓密的深红色头发，一袭白色绣花亚麻裙子，粉颈香肩半裸，坐在游廊的摇椅里。纤足着地，慢慢地前后摇晃着椅子。她知道自己的玉足非常性感，惹得身边的小伙子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浮想联翩。她手执绣花绢扇，用老保姆教她的方法，手腕轻转，扇着风儿。小伙子们，以她为中心围成半圈，坐在草地的椅子上，向她大献殷勤。这些小伙子都是征得爷爷的同意，才能在这里陪她聊天。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儿了。在洛伦索－马贵斯，她名声在外，风光无限：一来她毕竟是英国人，再怎么乖巧，都会超出爷爷许可的范围；二来是因为她那头红色短发和褐色双眸，这种模样的姑娘在那个举目皆是黑发深眸的国家，难得一见。另外，在这块殖民地上，爷爷对她过分严格，很可能出于逆反心理，她常常故意举止轻佻，言语放肆。在家（4）回英国时，她回首望着这个水雾迷蒙的地方，满腹欲语还休的心思，其中一个就是，她非常渴望成为奶奶那样的女子—除非爷爷记错了—奶奶根本不想离开葡萄牙，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是个漂亮女子，人人都这么说；是个一流的母亲，能煮一手好菜，人非常好，又和蔼善良，挑不出一点儿毛病—噢，对了，不管奶奶多么优秀，可以预见，赞美之辞带给凯特的却是负面影响。凯特从东非这个说葡萄牙语的国家回来后，一心一意就想上大学，读罗曼斯语和文学。她还真的被牛津大学录取为住校生。后来她遇见了迈克尔。迈克尔经历了十年的战争和专业集训，事业才刚刚起步。她搬进迈克尔的住所，俩人欢欢喜喜地开始了被他们称为“第一阶段”的生活。要是没有结婚，她会成为自己领域的什么特殊人才吗？没准儿当上了讲师？女子当教授的好像不多。不过，这些念头不常出现：她没觉得孩子让人讨厌。再说，丈夫好像并不要她守在家里，会同她分享乐趣，乐意她和别人交往。她常帮丈夫或丈夫的同事翻译资料，还曾译过一部葡萄牙语小说呢，虽然没挣几个钱，但为她赢得了不少称赞。她同世界上各色人等都打过交道，特别是孩子们长大成年后，常在家中招呼四方好友。要是她没有结婚—不过，上帝呀，要是没有结婚，她会疯的，恨自己学什么罗曼斯语，读什么文学……迈克尔和艾伦?波斯特喝着咖啡，等她表态。她只感到一阵恐慌涌上心头，这一发现更令她不知所措了。害怕是愚蠢的，可笑的。怕什么？这一点对谁都不好说，连迈克尔都不行—每次接到活儿的时候，都是些简单的活儿，她完全能够应付，显然只要几天工夫就能完成，她都觉得自己像个被长期囚禁的犯人，心想着从明早开始就得面对自由了。 “可我觉得干不了，”她说，“蒂姆这一整个夏天都在家里进进出出呢。” 她看见丈夫抿紧了嘴角：他俩常为蒂姆争吵，但没有一次争出个结果来。迈克尔认为，自己这个小儿子，太娇宠了。而她呢，虽然承认他说得可能很在理，却对他说的“把他扔出去就结了”的方法不以为然。怎么才能“把他扔出去”呢？往哪儿扔呢？孩子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他整天绷着个脸，爱说狠话，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可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凯特以为，她替蒂姆说话，是因为丈夫对他有失公允：她意识到，一谈到这个话题，俩人都容易动情绪，所以没法就事论事；对这件事儿，她有她的态度，会竭力维护的，家里家外，没有分别。 “会议不会太长的—你刚才说要开多久呀？”迈克尔问艾伦。此时，艾伦已经看出，这对夫妻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他回答：“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他眼睛没看夫妻俩，而是转头望着房子。一个男孩从里面走出，向他们走来。 “蒂姆过来了。”凯特说，言下之意：当着孩子们的面别提这事儿。蒂姆走到树下，他的模样显然要比从远处瞧上去大。远看，他单薄消瘦，步子轻盈。他绷着脸，盯着母亲说：“很抱歉，妈妈，我改主意了。弗金森兄弟邀我去挪威登山来着。要是你不介意，我想去。” “不会，当然不会，孩子。”凯特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去啦。”这个夏天蒂姆能够找到乐子，没有被抛弃一旁，她很高兴，就像自己要去挪威似的。不过，那孩子先瞧了一眼父亲，做父亲的朝他点了点头。然后，他正儿八经地冲着客人笑了笑，眨眼间就换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但他回头看母亲的时候又成了那个阴郁小子。他对母亲说：“那么说定了，我现在就去打包，晚上出发。”说完，他逃命似的撒腿奔向房子。她冲着儿子的背影喊道：“蒂姆，走之前能不能再生个火烧壶水，我要热水洗碗哪。”蒂姆要么没听见，要么就是不乐意做。 “那你什么时候开工呢，凯特？”艾伦问，“什么时候？明天？干吧，啊？” 凯特没有吱声，笑了笑算是答应下来了。她知道自己可能放声大哭。她觉得，好像身下的支柱全被抽走了一样。她觉得—用她常用的比喻，她的确是在生长，在自己的思想里，现在已经长了一段时间—好像突如其来，从未来之所刮来一阵刺骨寒风，冲她直面吹来。她说：“行啊，当然啦。先让我把碗刷干净总成吧？” 男人们听了哈哈大笑，她也笑了。艾伦又说：“要是有人替你刷碗，你是不是可以打通电话？” 他给了她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陪她一起进屋。他态度正经，却不失温情，仿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唾手可得，几乎不用牵扯任何私人感情：她知道，这就是她即将进入的氛围。他的表现既轻松又能给人以帮助；他守在她身边，看她打电话，说出得体的话语—这样说话，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因为组委会的人爱打官腔。她打完电话后，艾伦亲了亲她的双颊，搂着她，领她往草坪上的那棵大树走去。艾伦相貌英俊，和他俩—迈克尔和她—?龄相仿，是个爱家的男子，家有妻子和几个小孩子或者大孩子。这个男子收入可观，这辈子就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开会，同来自好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讨论食品。她很喜欢他，心想，呼吸着这种轻松而不带私情的空气，毕竟能让她暂时缓口气，搁一搁心中的石头。这个男人的一切，她都真心实意地喜欢，包括他的穿着，他说话的模样：最近，她一直看不惯丈夫的穿衣风格和他理的那个头发。算了，别想这些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她之所以觉得自己好像坠落空中，是因为要是蒂姆不在这里了，这栋房子就完全可以关门上锁了。他俩回到树下。炎热的周日下午开始渐渐趋近夜晚，男人们聊起了一宗伊朗的医疗事故。关于房子要不要出租，他俩也谈了几句。过去，夫妻俩就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厉害，各有各的理由，谁也不让谁，会争上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这时她发话了：“我说，咱们以前不是都没出租吗，对不对？” “那有什么，”迈克尔应道，“来这儿旅游的人家会租的，就算咱们把东西留在橱子里，他们都乐意租。” “要是孩子们路过伦敦，往哪儿落脚呢？” “可以暂住别人家嘛，也到时候了吧。” 在家（5）“可我就是觉得……” “明早我来给中介打电话。”迈克尔?布朗医生说，故意让凯特难堪，因为他从早到晚没有一刻闲工夫，就算她去了国际食品组织上班，也不会比他忙。问题是，她觉得自己很没用，很窝囊，因为像房子这样的事，都成了小事。再说，会议结束之后，她该怎么办呢？想当然地以为她能在什么地方安顿自己—她这个人，多能屈能伸呀，打从孩子出生以来，一直如此。回顾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她看到，她生活的特点就是—服从和适应他人。长子出生的时候，她二十岁，老幺降生的时候她也不到三十岁。她对别人说起这些，妒煞了不少人；很多很多人，来自不同国家的，都知道迈克尔?布朗的家庭和和美美，人见人羡。微微的寒风真的吹来了，虽然依旧柔和。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不被需要。她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多年来她心里一直很清楚，这样的时刻快要来临了。她甚至为此作了应对计划：可以学学这个，去那里走走，到福利机构做义工什么的。但凡有点儿脑子的女子，都不可能不知道，人到中年，在能力与精力的巅峰阶段，她们注定会成为那种文献累累、研究详尽的现象，也就是成为这样的女子：孩子大了，人也闲了，为大家好，为她自己和家人好，精力必须转移，从孩子身上转移到其他不那么娇气的东西上。所以，这种事情落到她头上，一点儿都不奇怪。也许，她该早点儿作好心理准备？她没料到这个夏天就出了状况。明年夏天，或者后年夏天都行，就是不要现在。她的主意都是为将来准备的。可是现在就发生了。当然，只是暂时的问题，因为到了九月，房子又归她家所有，又成了几个“小孩”的温暖的大本营，虽然现在孩子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她得替丈夫着想，他是那么喜欢这个家，喜欢家里的一切……上次全家人聚在一起，上大学的，度假、旅游、远足的，都在家里，是什么时候？想一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可是她呢，这个家庭的主妇，从六月到九月底，将没着没落。连个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她感觉怪怪的，好像身上温暖的蔽体之衣被人剥光，如同一只待宰的牲畜。她今后的日子，迈克尔和她当然商量过，也分析过她的还有他的感受。凡事有商量是他俩婚姻的基石和支柱。他们一直认为，把话捂在心里不说，于事无补；相反，拿出来搁在台面上商量，一切困难便能迎刃而解。自打相识开始，他俩就一直遵照这一原则行事。对自己和婚姻的认识，夫妻俩有许多高见，许多看法都是正确的。比如，他俩的卧室里放了两本书，并排放着的，一本是贝特兰?罗素的《幸福之路》，另一本是荷兰医生凡?德?维尔德的《理想的婚姻》：凯特送给迈克尔的是罗素，而迈克尔送给凯特的是维尔德。两本书都题着：为了第一阶段，给我的爱人。该题词纪念着这样一个事实：甜蜜的爱情一旦结束，第一阶段也宣告破产，他们随之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俩都清楚，情况肯定会发生变化，爱情的甜蜜一定会消退，这两本友善的书，为了第一阶段，凯特送给迈克尔的和迈克尔送给凯特的，对他们长久的讨论作了总结。如今，拿起书翻到题献页，也许对方会发现自己嘲谑的鬼脸……要是被逮住了，他俩肯定都会坦诚相告，健康地哈哈大笑（从词义推测，大笑是健康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做嘲谑的鬼脸呢？他俩非常明智，以这种方式对待快要结束的和正在开始的—稳固的、高规格的、美满的婚姻。没有嘲谑的理由呀。他俩嘲笑什么讽刺什么呢？同样，对于生活中的每个变化和每个转折点，他俩也都开诚布公地长谈过。夫妻俩都舍不得放弃这个习惯。但是，凯特肯定发现，自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这样的念头：或许，这些在婚姻不同时期或“阶段”所画的蓝图、作的心理分析，或者你愿意的话，称之为“宣告”的东西，会不会是多此一举？举例说吧，大约在三年前，他们就讨论过“未来寒风”这一现象，可事到临头，他们也没描绘出蓝图或备好原因说明……为了第九—或第十九—阶段。业已发生的是，提到蒂姆的名字，迈克尔的嘴角就抿紧，就像他现在说话的样子：“明天我来打电话给中介。”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把她晾在一边。终于，她摸到它了，抛开心中众多如此不同的看法，那就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感受，取自衣物陈列架上的衣服，过去她常用这个描述自己的处境。无论她的处境怎样，无论它究竟是何物，等到这个夏夜终结，凯特生活中的千头万绪似乎都归集到了一处，化为潦草书于纸片上的不同地址和众多电话号码，凝结成渴望唤醒与爷爷相关的回忆的种种努力：爷爷的石屋建在花园中央，花园里到处都是百合花和凤凰树，爷爷坐在游廊上。“凯瑟琳！学语言就是要在语言里面呼吸。在里面浸泡！生活！” 马上会有一场面试，检验她能否将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迅速译成葡萄牙语，反?亦然。晚上，清理完白天留下的满桌狼藉：碗碟、饭菜和油污—好在晚上十点又来了电—她通宵未眠，重新翻了遍自己翻译的小说，把和爷爷一起吃饭、说话、走路的情形在脑海中重演了一遍。到了早上，这种浸泡式方法就产生了奇效，若是在街上撞了人，她会用葡萄牙语向对方道歉。她既着急害怕挑不到得体的裙子参加面试，又担心自己的发型样式难看—的确很土，这个她清楚—赶紧在心里调整了一下自我形象，使其不同于迈克尔?布朗太太。不过，她的种种担忧，全属多此一举。因为她才刚踏进查理?库伯先生的办公室，对方就说：“谢天谢地，你总算腾出时间过来了。今天就上班，可以吧—很好。” 她的朋友兼介绍人艾伦?波斯特说她是个极其能干的家庭主妇，经他们一再怂恿才同意暂时撇开家人，为这个国际大组织分忧解难。刚开始的时候，她被列入一个特殊小组即业余翻译的名单之中，搞得她觉得自己像是来打下手的。后来情况有所变化，原先物色好的四个翻译能手中，有两个因家庭和身体原因，打了退堂鼓。 “这整件事儿就是邪乎，咋就这么背运呢！”查理?库伯嚷道，“不过我相信有了你，我们就会转运的。”说完他催着她一路小跑地穿过一条亮堂堂的宽阔走廊，走廊上安了许多窗户；然后又赶着她走进一个大电梯，电梯里挂了一幅画，画上的黑皮肤女子笑盈盈地从翠绿的树上采摘咖啡豆；出了电梯又穿过一条富丽堂皇的走廊，先经过黄油会议小组，然后是糖会议小组，最后来到一个宽敞无比的长方形房间，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油光发亮的椭圆形桌子，一看到这张桌子，立即让人联想到，肯定在某个地方有家工厂，专门为国际会议生产超大号桌子，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应有尽有。有场会议正在进行。会议桌上放着水杯、铅笔、水笔，以及写了字的散乱稿纸。椅子七歪八扭，但上面空无一人；代表们都在楼下喝东西—大概是咖啡吧—聊眼下最平常的话题，谈论公共部门或公共场所的职员办事效率低、工作能力差什么的。进来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就有越来越多人谈论这个问题，说话人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而服务人员呢，本来就麻木迟钝，此刻就更跟不上客人的要求了。直到这个时候，城府很深的查理?库伯才告诉凯特，本来是希望她早上十点就能开工，给第一场大会开幕帮忙，不是十二点现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不是她的错，又没有人通知她，他搞不懂为什么老出状况。没错，他想到了，是有人对她说：“早上能过来一趟吗？”—太会办事儿了！在家（6）可是，现在她能上阵吗？是马上，或准确地说，会间休息结束后代表们回到会议室的时候。除她之外，当班的还有一个葡萄牙语同传高手。凯特先前以为，今天只是初试，所以她对好几个相关人士说，她会赶回家洗衣做饭的。不过，她可以出去打个电话，然后……查理?库伯一听立刻愁容满面—代表们马上就上楼了，就因为她，凯特到位了，才把他们全部招回来的。凯特痛苦地叫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做事都是有板有眼，井井有条，面对这么突兀的安排，她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至少查理?库伯可以替她打个电话，说布朗太太没空，在忙别的事情。这通电话是要打给艾琳的：她强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请他代说妈妈爱她，谢谢她的支持。凯特听话地跟库伯到一个年轻女子身边，这个女子给她讲了工作中要注意的事项。会议室的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一台仪器，接收从非母语译成母语的语言，即把讲话人的声音传输到听者那儿。通过凯特，这一环节尤其重要。仪器上面开关众多，每个开关都接通一门外语，连着耳机。房间两头各有一间玻璃同传室，里面的开关、接收器和耳机就更多了。凯特要做的就是坐在同传室里，听见用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发言，就边听边大声译成葡萄牙语，她的声音会通过传输器送到说葡萄牙语的代表耳中，那些代表多为西班牙人，不懂英语，或者懂英语却宁愿说母语。她本人就像一台机器，传入耳朵的是一种语言，送出嘴巴的又是另一种语言。当然，尽管翻译人手不够，她也不会独自在同传室待上一整天。库伯会经常派人替换她，让她休息，补充那无比重要的精力，因为搞同传是极其累人的活儿。对这份工作非同一般的繁重程度，查理?库伯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刚才他出去给她家人打了电话，自以为那是个不值一提的小忙，所以没告诉她，这会儿刚回来。凯特和他一起坐在同传室里，头戴耳机，在他的帮助下熟悉开关的使用。他一边指导一边在便笺纸上写告示：本次会议未能配备足够的翻译，组委会对此深表歉意，恳请各位代表宽贷、体谅。他拿着这页纸，急冲冲地跑出去，找打字员打字。透过同传室的玻璃，凯特—现在里面就她一个人—能看见会议室，从她这个位置看，非常悦目。会议室的上方安了好几扇窗户，四面墙都用赤褐色木头包好，上面的纹理各式各样：木纹的、螺纹的，以及各色图案的。地上铺的是清一色深蓝地毯。就是这个房间将决定数以百万计小人物的命运和财富，决定他们今后种什么庄稼，吃什么和穿什么—还有想什么。查理?库伯拿了一叠纸—那一页致歉信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神奇地变成一大叠—往每个座位分发，尚未发完，代表们就有说有笑地鱼贯而入。这群人真引人注目啊！国籍不同、肤色各异的俊男靓女汇聚一堂，此情此景正是电影制片人梦想拍摄的联合国图景。话又说回来，演员能演绎出这种漫不经心流露出的威望，能表现出这份满满的自信吗？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单单这种气质，就足以将他们和助理、秘书，以及随从人员区分开来。这群男女分别在各自的座位坐好，依旧从容不迫地说说笑笑，神态之间明白无误地写着“权力”两个字。每个手势、每个眼神，都传递着自身的作用和占据的分量。有的代表穿的是民族服饰。其中有五六个男女，来自非洲什么地方，显得鹤立鸡群，让其他所有代表相形见绌。他们个子高大，举止优雅，衣着气派—袍子褶皱、耳环耳饰、转头回眸无不恰到好处。如果有个男子，他的决定能够影响千里之外山脚下扛咖啡包的人们，那么就连他身上的西服褶痕都透着威严。会议正式开始。凯特发觉，她的大脑机器运转顺畅。尽管有那么一小会儿，她很慌乱，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会永远空空如也，可是当她听到从自己嘴中说出的像模像样的语句，再看一看听者的面部表情，紧张情绪顿时一扫而光。似乎没有人听不懂她翻译的东西，好像原话就该这么说似的。才过了一会儿工夫—其实已经足足两个小时了—她被一个同事替换下场，送去休息室，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接着她一脸自信地重回工作间。等到下午五点，她俨然已是该组织的一分子了，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她下班回家，已经来不及准备晚餐了，女儿煮好了饭，家里一切运转自如。到了周末，那种世人酷爱、味苦而香馥的植物的复杂特性，凯特大抵已经了解，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东西。此时，她家的房子已经整好待租。很快房子就租出去了，租到九月底。一家人也已各自前往目的地，根本不需要她的帮助。她只消漠然地丢下一句话：“你们谁盯一盯这事儿，我没空儿。”可是就在一周前，她要是说这样的话，语气肯定是忐忑不安的。她吻别了丈夫、女儿和三个儿子，因为忙碌，来不及体会什么异样情感。她搬进一个女同事租的公寓，这个同事原来也是个翻译，现在高升了，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她带足了这几个月的必需品，从家搬到这里，前后不过半个小时，其间还倒腾了几件衣服塞进皮箱。这几件衣服尚未派上用场，都是这个星期匆忙买下的，为的是能让她顺利过关，进入这种生活方式，就像护照一样。迈克尔?布朗太太可不能被人笑话不懂穿衣；不过，国际食品组织聘请的又不是迈克尔?布朗太太。购物之前她问查理?库伯她的报酬怎么算。查理那张憔悴但温和的圆脸，立即露出自责的痛苦表情。身为如此众多会议的男保姆，他成天挂在脸上的就是这副招牌表情。在家（7）“天呀！”他说，“真抱歉！噢，我不知道你—瞧我多糊涂！我应该事先跟你商量来着，可这个星期实在够戗—真的，幸亏老天有眼，把你送来了！”之后他说了个数字，惊得她差点儿叫出声来。看他彬彬有礼却漫不经心的样子，似乎世界上的工会组织、薪资之争、贫穷、饥饿之苦都不存在，这些国际组织官员的薪水，这些生活必不可少的财富，可以由他安排。于是她去买了那些衣服，买了大半打，心想只要在国际食品组织干满两周，就能买下一整橱的衣裳，足够她美美地外出度一次假。可惜，她的计划不过是去苏塞克斯郡见一个老友，或者去苏格兰看看姨妈。其实她并没有想好该去哪儿。到了第二周，她已觉得工作压力不大，做得游刃有余，像在家中操持家务一样—难以置信吧，才不过几天的工夫。她机械地工作着。会间休息时就走出同传室，到咖啡间闲坐旁观。再怎么说，她都是个外人，觉得无权加入那些特权人士之中。她只是个临时工，干完这一周就可以走了。不过，她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里面—穿了新衣裳就更心安理得了—喝着上等咖啡一边旁观。屋里像个集市一样，或者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热闹晚会。一个女子坐在一间公共休息室里，神情悠闲，目光敏锐，像个社会组织的官员，穿着很像，神情也很像，却听凭她个人的生活—或者对个人生活的想法—源源流过脑海。难道这二十五年来，她只是作为家庭的一分子，为一大家子忙忙碌碌，都忘了那种普通生活，那种家庭之外人人享有的生活，是如此惬意，如此轻松？他们一个个穿得多么光鲜得体，肌肤多么红润光泽。他们走进这里，一个眼风就能招来同伴的盈盈笑容和愉快表情，然后招招手自顾自坐下来，做个手势：我想独自待会儿—这个心愿当然无人忤逆；要不就是随意地、近乎简慢地扫视一圈，看看可以加入哪个人群。他们的举止从容自在，似乎看不到一丝紧张，而你只要出了这个庇护场所，随便在哪一条街走上五分钟，紧张感肯定就会尾随而来。不管哪条街，哪个商店，哪户人家，人们都紧张地进进出出，人流一波接一波。在这栋雄伟的公共建筑之外，纷争此起彼伏。可是这里呢？这些气度雍容之辈，个个都被金钱打造得神采奕奕，尝过痛苦的滋味吗？躲在黑暗中痛哭过吗？渴望过难以企及之物吗？他们当然经历过，肯定—但是没有表露一点迹象。他们是否—不过，可能这个问题不合适宜—饿过肚子？你也许难以相信，他们如今遇到的问题是多么微小，几乎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只要你还记得建造这栋大楼的宗旨，以及纷至沓来、济济一堂的与会者为何而来。因为凯特已是其中一员，知根知底。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的凯特不再是“遇到意外事件和有人生病时替补的临时翻译”了。她是凯特?布朗，走在过道上遇见的都是温暖的笑脸，不时被人叫住讨教主意和打听消息。上哪儿买这种那种面霜或某种特产食品；怎么去饭馆、酒店和时装店；该到哪儿买英国羊毛制品和威士忌…… 上一星期，当她精疲力竭瘫倒在床时只有工夫想，她都成了一种功能了：她变成了，她就是替一大群国际公仆服务的语言。这个星期，因为不累，所以躺在床上睡不着时她就想：自己的第一种功能—扮演技术高超的鹦鹉角色，怎么三下五除二就被原来的角色赶下了马呢？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这个到哪儿找那个到哪儿找？—他们居然问她这个新手！话又说回来，说她是老手当然也不过分，因为在这幢大楼进出的人多数每次就只待几天而已。她摇身一变又开始重操旧业：成了保姆，或护士，像查理?库伯一样。还有母亲。没关系，再过几天她就可以脱身，再也不会像只见人遇到一点儿小麻烦就滥施同情的鹦鹉；她就要自由了……凯特察觉这一心思，打了个冷战。她发觉自己忍不住会想：早知道和迈克尔去美国好了。她知道自己动辄就想：去萝丝那儿吧，我还可以搭把手替她带带孩子呢。萝丝就是她想去走访的苏塞克斯的朋友。可是，这个夏天她并不想待在别人家里，那也太窝囊了吧。入睡前她打量了一下自己这间屋子：干干净净，对她没有一点感情。她心想，没错，这间屋子，比她家的大房子，比萝丝家的房子都要好，他俩的房子到处都塞得满满的，随便哪个物件都有来头，都有说法，都是家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都是宝贝，都很重要。而这间小盒子似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床、一椅、一橱、一镜—对，这就是她的选择，如果她能够选择……她做梦了。后来，等这一夜的梦成形时，刚才的想法就变成故事的第一章或梦中旅行的第一段路程，她努力想回忆起更多的内容和细节。可是，当她弄明白梦中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时—一种她清醒时从未体验过的既忐忑又欢喜的心情—她又把梦的内容给忘记了。黑夜中她醒了过来，想拼命拽住梦的尾巴不让它消失，到了早晨，那个梦变得和史诗的开篇一样，简单直接。她正从一片景区的山上往下走，是北部的一个地方，她不熟悉。这时她听到有人喊：“快看哪，那是什么怪物，快看哪，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躺在那儿。”她想：是海参吗？肯定不是，哪有这么大的海参呀？原来是只海豹，搁浅了，正无助地躺在阴凉山坡边一块干燥的大石头上，痛苦地呻吟着。她把它抱了起来。很沉。她问它还好吗，能为它做什么。它呻吟了起来，她知道得把它送回水中，于是抱着它朝山下走去。两周的工作就要结束的那一天，查理?库伯请她喝咖啡。她赴约了，查理问她有时间再干一个月吗，这个会议结束了，另一个会议又到开会时间了。 “这么说，我干得还行？”凯特问。就翻译这部分她知道自己做得不错，但眼瞅着这个正式员工对自己如此和颜悦色，他肯定另有企图。这家伙的确很有魅力。难道就是魅力让他得到这份工作？不过，若想弄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个暂且不管，先听他说话：“噢，亲爱的布朗太太，这还用问吗？能找到你，我们不知道有多开心！真幸运啊！你能来帮我们实在太好了！”（瞧他说的，好像她做这事儿是为了急人所难，不是冲钱而去似的，听着真舒服！没想到堂堂一个国际公务员，当今的青年才俊，还这么体贴、这么绅士，真的出乎意料。）“ 真的，相信我，凯特—咱们现在能不能直呼对方的名字？你真好，肯替我们再做一阵子—要是有办法，我会把你永远留下的。不过，也许咱们改日再谈这方面的事？但我必须说实话，我们还想用你，倒不是因为你超强的翻译水平，你能一下子就上手，真的太棒了—有的人经过好几星期的训练还不见得行呢，可你呢—是的，还有别的原因。大家都夸你好，说你帮了他们很多忙。我没骗你，金斯米德太太，就是那个美国代表，今天早上还说，多亏听了你的建议，要不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是不是因为你的大家庭？艾伦?波斯特跟我说起过你家那几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说，这就是关键的地方。我想一个人能做好一件事儿，就能做好其他事儿。要是你能再待一个月，转来做组织工作，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浪费了你翻译方面的卓越才能—罪过呀。但别的事儿你也同样做得很棒。总之，要你放下做得那么出色的活儿，是有点强人所难。当然啦，要是你答应，报酬会更高。一个月—你能挤出一个月时间吗？” 在家（8）她当然答应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啊：没想到有这等好事。她一直觉得不好意思，和那些天赋异禀、说外语同说母语一样流畅自如的“鹦鹉”拿同样的报酬，收入几乎和她丈夫，一个受训多年、经验丰富的医生不相上下。她丈夫可是个神经病科专家呀。（当然是英国专家，不是美国的，要是在美国，他的收入会翻上好几番。）而现在的薪水似乎高得更加离谱，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可是，在这个世界，有些情况并不符合一般法则、标准和价值，她只能接受。至于将她的特殊才华弃之不用，她的心头还是有些想法的：那她到底做什么呢? 其实呀，她的工作和在家里做的差不多。她开始安排事儿，打无数个电话，看看人员、事情、地点是否安排妥当……后来，突然间她遇到了关卡。英国突发伤寒恐慌。旅游业往往与公众健康的需要水火不容，二者之间的较量几天来殃及了各行各业。传闻除非重要事务必须进出英伦三岛，否则一律禁止。后来疫情得到控制，可就在这时，机场又闹罢工。据报道，这次罢工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接着又发现因为工作疏忽，预定的酒店客房数量不够，安排不下四十个与会代表—这个失误并不属于那种无法避免、非人力所为的大事，只需表示一下遗憾便完事了。出了这样的纰漏，组织高层急忙商量对策—他们忙着接打电话、收发电报，纽约、伦敦、澳大利亚、加拿大……商量的结果是，本次会议并非必须在伦敦召开。这次会议是国际食品组织的高层会议，讨论的是个普遍问题，即全球食品的供需问题。世界上适合举行会议的理想地点多如牛毛—巴黎怎么样？不，不行，七月的巴黎人潮如流，连站脚的地儿都没有—这么多问题悬而未决，看来只能把开会时间后推，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们提议、商量、否决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城市：罗马、巴塞罗那、苏黎世。凯特忍不住寻思，像个持家的女人那样，为了处理推迟会议、征求意见和改变主意这些事儿，不知打了多少电话，单单电话费就够养活好几千人好几星期了。不过人家付给她工资又不是要她来持家，要她做的事比持家过日子还要省心。做什么呢？与查理?库伯和其他同事商量问题，在这方面她花的时间好像多得不成比例。她觉得自己陷进了一个名曰“组织泥沼”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推得动，什么都磨磨蹭蹭，什么都得延期。她和他们说了又说，谈了又谈。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往国外打电话—莫非这就是那些大机构的日常运作模式？果真如此，难怪……为什么非得在欧洲这棵树上吊死呢？有人问到。那些成天东奔西跑、见多识广的代表，一辈子围着圆形或椭圆形桌子待在空气稀薄的房间里开会，城市只是长方形窗户的背景，根本不会介意桌上的纸张、铅笔、水笔、水杯和常任秘书是贝鲁特或内罗毕的，而不是罗马或伦敦的。北非怎么样？不行，太热了。那么就找靠北一点儿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如何？那个地方倒是适合冷静客观的讨论。奥斯陆呢？不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偏北了，最好找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对了，地中海地区不错，但是不要黎巴嫩和叙利亚，不要阿拉伯国家，最好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避让的地方。土耳其？不错，最好是—伊斯坦布尔？就是这个地方，可惜热了点儿，跟北非和罗马差不多。没错，可这个地方非常漂亮，会议也不是太多，代表们开完会，还可以尽情欣赏那儿的美景古迹，品味那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传统气息，借以消乏解困。提名了那么多城市，都因人多天热被否定了，可怎么单单伊斯坦布尔就通过了呢，真搞不懂。但罢工怎么办？这个嘛，他们可以先到法国再乘船到目的地，如何？没有飞机之前，大家不都是搭火车坐轮船出行？话是这么说，可是—你得承认，飞机客运和国际会议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搭档。伦敦的伤寒恐慌再次爆发。查理?库伯和凯特?布朗全靠电话安排本次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为期三周的全球国际食品大会。与会人员，都还待在各自的国家，他们只好一一电话通知，说会议地点不在伦敦，改在土耳其，到时土耳其会竭诚欢迎各位的。凯特原本空虚的夏天变得忙碌了，得一直忙到七月中旬，要是会议再推迟或许还要更晚。她一直觉得不该接这份活儿。也许，她早该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琢磨那阵寒风。她应该拷问自己：为什么对丈夫、孩子，特别是对丈夫的情感会发生如此激烈乃至她无法控制的变化呢？如今她有很多时间，却发觉无事可做，或者几乎无事可做，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空闲—她意识到，她的情感装置在真空中运转：她所有的情感对象都在异国他乡，不在身边，无法对她的变化说长道短。爱恨、渴望、厌恶、需要、拒绝是什么滋味—有时短短的一小时就能让人感觉五味杂陈—就像这会儿她独自一人身无羁绊的时候，像疯子似的自言自语……幸好马上就会忙起来，至少得忙一个月。她又出去买了几件衣裳和配这些衣服的饰品。新买的这些东西和平时穿戴的很不一样吗？不是的，是搭配方式换了样。如果是她爷爷，就会说：“关键是事物的精神。” 一个女子站在不同商场的一面面大镜子前，以冷冷的不太友善的好奇，打量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子，这女子的身材还和做姑娘时一样，胖瘦不过一两斤；一头漂亮的深红色头发—当然是染过的颜色，因为头发白得很快。眼中带着冷冷的好奇，不过这种好奇很容易变成女人之间眼神的默契，成为情感杀手“嘲谑的鬼脸”第一肝胆好姐妹……说它是杀手，是因为她那些正儿八经的念头，那些有意识的想法被它统统消灭。是啊，最好不要和人长时间对视，这样极有可能引发捧腹大笑：是的，她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不堪入耳的笑声，笑话她做的那些破事儿……她和费切丽单独在一起，丈夫、孩子、客人都不在场的时候，特别喜欢（迷恋吗？一种预防手段？）放肆大笑。不行，她得退后一步，从头到脚好好审视自己，确认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刚届中年的时髦美妇。才刚届中年—她还没打算进入这个年龄段。她冷漠地瞅着镜中的自己，发现自己的身材、五官、手脚、细腰、双乳、嘴巴、头发，以及脖颈，和她二十五年前迷倒众青年的时候，和她同丈夫喜结良缘的时候不相上下。的确分毫不差：兴许更加迷人，因为有那么多化学物质、保养品、营养食物、心力，消耗在她这具皮囊上—打个比方，假如她生在巴西的贫民窟，现在又会是什么模样？在家（9）不同的是—没什么实质不同。这又是她的一个问题，或一种感触，一个老爱跟着她的隐形物体。为什么年轻时候身上的那些玩意儿，牙齿、眼睛、臀部等等东西，迷人可爱，而如今却魅力大失呢？或者和任何其他同龄女子相比就望尘莫及呢？（和少数那些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始终魅力不减的女子相比，而在种种原因中，贫穷首当其冲。）其原因就在那个微妙之物“精神”身上。这个词当然用得不妥，可哪个词才妥呢—心态吗？要不状态？外观？她可不愿做那几不可见的微微烛光，只能潜藏于其他魅力四射的光芒中：我在这儿，快来闻，快来吃呀。就她而言，因为她是，很久以来一直都是，别人的妻子和母亲，从未对丈夫之外的男子动过心思—就算有，也只是一阵子的事情。以上种种，夫妻俩自然都曾恳谈过。沟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婚姻中的这一领域极难对付，危机四伏，论战不止，从一开始他们就有所预见。一遇状况当即处理，不容漏过……然而，凯特发现，她和玛丽?费切丽都太想当然了，她俩称之为“发神经期”的情感邂逅与婚姻的实际模板完全是两码事儿。干吗老想着玛丽？实际上，这位老友听到她找到事儿做的反应挺让她恼火的。她嘎嘎大笑道：“是吗，老天开眼了嘛。也该了吧!”凯特总觉得她笑成那样很粗鲁。管他呢，反正现在她装扮一新，能够面对众多不同镜子中的自我，可以燃起火苗，让某些暗流汹涌激荡。结婚后如遇到某个令她心仪的男子，有那么一会儿，她会身不由己地想去迷惑他。（玛丽尖酸地谓之为“为情欲而迷失”。）不，类似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了。如今她的做法截然不同。现在的凯特，就和年轻姑娘一样，猛然之间发现自己具有颠倒众生的魅力：她内置的调温器安装方式已有所不同—不会再说：那个你，对了就是你，快过来要我！只会说：哎呀！你真的很出色，要是我没结婚就好了，不过决定权在你手上。说真的，像这样飘浮在众人赞扬和认同的空气里，感觉更刺激。要我整天对着一个人，生活该多么无趣呀。这样的事情已婚女子是不会做的（玛丽除外！可是看看因为这事儿她家过的什么日子）—不行，她这样的人没什么好羡慕的，也不宜模仿，甚至不该听她的话，更不用说和她一起大笑，一起八卦了。别提玛丽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已婚女子的调温器会随便为哪个男人设置。（她与迈克尔谈过这个话题，两人都明确知道何为真正的婚姻。）如果想维持婚姻，她同样不会那样做。（要是像玛丽那样，她肯定会耿耿于怀。凯特认识她的十五年里，她的生活就像一出法国闹剧—因为英国南部气候温和，她已经有所收敛。）因为她真的知道，的的确确知道，并不是每一桩婚姻都是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婚姻已经越来越稀罕了。她的婚姻是幸运的，要是你愿意将功劳送给“幸运”，而不想独揽大功，认为自己是，以后还将是那种同理想的丈夫真正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女人（即使有玛丽）。婚姻中的伴侣，意味着只能将自己的调温器对准一个方向。当然那种备受玛丽调侃、短暂而无关痛痒的情况除外，正如凯特所说，那是用无边痛苦换取极小的快乐……每次考虑婚姻问题都得牵扯到玛丽，要是改不了这个习惯，干脆就别想了。她觉得自己尚未焕然一新，于是走进一家极其昂贵的美发厅，让理发师的双手充满同情地搭在她的肩头，仔细打量镜中她的脑袋，她也在审视自己。他们看了看理发师制作艺术品的原材料，接着理发师问，她的头发是不是一直都是这种红色？对极了，不过她总觉得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深红色，对她这个年龄的女子来说，太俏了点儿。他回了声“瞎说”，然后开始为这深红的头发做发型，接着就把她打发走了。转头的时候，她感觉一大团沉甸甸的发丝在她的双颊边晃晃悠悠。她记得清清楚楚，自己以前剪过一次这样的发型。想起年轻时的模样，她心里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太过情绪化了。刚刚还希望她的迈克尔能在身边欣赏她，可马上态度一变，又很高兴迈克尔远在波士顿。怎么回事，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如此神神道道？就在这一小时之内，她对迈克尔的看法忽好忽坏，矛盾百出，简直像个精神错乱的女子。为什么？莫非她一向如此，只是刚被发现而已？肯定不是。算了吧，至少有一点她心中有数：她很高兴自己这副样子没给孩子们看到—噢，是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自己的母亲打扮得光鲜美艳、招蜂引蝶。不过，这会儿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呢，挪威、苏丹、摩洛哥、新英格兰都有；就和她最近服务的代表们一样，分散在各个国家，此刻正在整理行装，和妻子儿女告别，也有几个是和丈夫告别。再过三天，她就得飞往土耳其—要是机场罢工及时结束的话，如果没有，她还得坐火车过去。三个整天呢。会议开始之前无事可做。她觉得拿了这么多工资不做事特别过意不去，就暗示查理?库伯，这段时间应该派点别的活儿给她做—比如帮忙翻译什么的。她第一次看到库伯动怒了。他重复了一遍上次夸她能干的话—可是，她都做了什么？在他的办公室喝很多很多咖啡；同他交谈，与他和他俩的部门主管一天碰头两次，商量会务安排事宜。这就算工作？上帝呀，要是她有权重组这个部门—不对，整栋大楼，里面都是高薪族呀—她肯定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行了，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她看不惯这些现象，十有八九是来的时间不长—扯淡，全都是扯淡，整个机构都是混账东西，组委会啦，会议啦，还有没完没了的谈话啦，通通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就是一个想从那几百个男男女女身上挣大把大把钞票的机制。想这些事儿起不了一点儿作用，如果给她工资就是要她坐在咖啡间想事儿，那她就坐在咖啡间想事儿。再说了，她有多少年没空想事儿了—都快二十五年了吧。实际上，上次这样悠闲自在、漂漂亮亮、笑容可掬地闲坐的时候，就是看望爷爷的那一年。那时候，她也是身穿妖娆性感的白裙，一只脚轻垂地上，仿佛鸟儿的断翅，另一只脚有节奏地撑着摇椅，性感的电波射向四面八方—那时候看着身边的追求者，她也在琢磨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任纷飞的词语从脑海里翩然而过……难道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就很波动？果真如此，她该有印象呀。或许是那条白裙的缘故吧，每次穿上它，她都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滑头、虚伪、爱咋呼的女孩，可想而知这条裙子占了她多少心思。此外，她还想了些什么？用“想”这个字恰当吗？她只注意到，自己的思绪跳跃得非常厉害，没错，她记得，自己爱挑刺儿，看到对方磨磨叽叽、腻腻歪歪的笑就不耐烦（现在她还经常遇到这种人）。比如查理?库伯就是一个。她的加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友爱、同情的氛围，这是她维系家庭的润滑剂。她这么做—当然是下意识的—难道是因为那阵寒风？是不是害怕自己能做的只有翻译，每天朝九晚五，领一份薪水，干着完全相同的活儿？是不是她已经发觉这样的生活不够理想？虽然其他翻译（四男一女）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可是他们还在工作，在翻译，在使用自己的技能呀，而她，凯特，却提升到别的岗位。是因为她乐于助人，见不得别人有困难，才被这个官僚机构一眼“相中”？他们清楚为什么选她做土耳其会议代表们的妈妈？他们说她“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她用葡萄牙语重复了一遍。她部门的公用房间十分宽敞，里面摆了不少桌子—但不显拥挤，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最适合静坐休息：真想不到，这样一处人来人往的地方居然如此私密，比她贝克街公寓的那间房子还要私密，在那儿，同事晚上下班早上吃饭的时候总爱找她聊天。一句话，她很寂寞。她也觉得凯特?布朗善解人意。在家（11）隔了很长一段距离，她看见凯特?费里拉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绣花亚麻裙子，倚着游廊柱子而立，游廊上摆了一盆盆白色百合。她冲着几个年轻小伙子微笑着。她看着他们，笑容满面，而他们的眼睛在她的全身上下飘来飘去。透过起居室朝游廊敞开的窗户，她看见爷爷的管家老玛丽亚，坐在屋里一个可以看得见下面动静的地方，一边用钩针织东西，一边盯着凯特和小伙子们。那天玛丽亚对她说：“你坐着的时候不该把裙子撩得那么高。”她的裙子滑到了膝盖上面。前一天凯特穿了条深红色及膝网球裤，她还夸她可爱呢。去年冬天，凯特注意到一幕相似的场景，是她女儿做的事儿。艾琳白天穿了条露着半截大腿的短裙，到了晚上又换了条快到脚踝的长裙。她坐在地上，发现有个男子看了一眼她的脚踝，就本能地用裙摆遮住脚踝，恶狠狠地瞪了那男子一眼。游廊上的女孩—“善解人意”、“性情温和”吗？十有八九并非如此。莫非那些品质是因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管家，处处受约束才练就的吗？等她到了土耳其，如果想和隐形人一样行事，不仅将调温器定在“低档”，还把“同情”关闭，拒绝扮演部落母亲的角色，情况又会如何？她敢保证最耐人寻味的，是雇佣她的人将一头雾水，搞不清当初为什么聘她，为什么如此器重她。尽管查理?库伯是位男士，但那些事儿他不是做得一样出色，这么说他并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岗位上？因为大会聘请的一个翻译半道退出，引发了翻译危机，使得她，凯特，被查理夸成“无价之宝”的中年女子，有机会坐在这里。查理很想弄清楚为什么她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好，她本来只消一句话就可以将他打发走：“年龄大的女子比年轻女子更有耐心吧。” 凯特担任翻译的那个会议中，有个女代表，是个黑人，来自北非。她高个儿、优雅、聪慧、时髦且冷峻，卓尔不群。有时她身穿自己国家的长袍，看上去像只飒爽英姿的大鸟，有时候身着巴黎时装。她和凯特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两人都承认彼此毫无相同之处。但是看得出，她若缺席，会议就会冷场。她的言行—如此漠然，如此尖刻，虽然笑容可掬却不容情面，所作所为根本不管会议能否顺利进行—她的行为是不是与办事能力毫无关系？她有能力让会议顺利进行，就像凯特有能力做好组织工作和解决相关问题一样。假使她，凯特?布朗是该组织的正式员工，她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了，她要花一大半的时间向查理?库伯汇报工作，与他一起喝咖啡，开会商量怎么安排这样那样的事儿。事儿多着呢。要是她真的留下不走，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接替查理的工作，而查理理所当然晋升一级。她做他的活儿得心应手，可他呢，职位高了，可能不太适应，有点迷茫，觉得干不顺手—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查理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某种透明液体或气体，像蚁后，将自己的精神（或类似这样的词儿—感染力）散发到蚁穴的每一个角落，以此凝聚所有的子民，因为它们没有别的交配对象。这就是女子平时的家中所为—是凯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她曾起过这样的作用，还有那个非洲年轻美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