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明代洪武元年所编《元史•张起岩》：“起岩奋谓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虑妨大计。’”此处“人情”则是民情、局势，与上述人之常“情”又不同。另外，《元史•叛臣李鋋》：“至是，人情溃散，鋋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此处“人情”仍是人心、局势。还有《元史•奸臣》：“翰林学士赵孟頫等，亦以为‘世荣初以财赋自任，当时人情不敢预料，将谓别有方术，可以增益国用’”，词意同上。《元史》总共出现“人情”六次，次次当人心、局势讲，与今日人情无涉。 综合检索历朝文献，“人情”由古至今历有三变，分别以上古、中古、近代为界，前后各不相同。在魏晋之前，人情作人的感情解释。譬如，《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到了唐宋，人情又主要作民心、局势、世情来讲。到了清代，人情在民间社会主流话语中才被注入新含义——一种囊括了情义、社会地位和利益交易的载体。这个现象标志着一种特殊的交易制度逐渐形成，它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意义。人类各种文明都有类似的人情现象，但是人情作为一种系统的惯例制度，甚至当做民间社会运行的支柱，是中国近代独有的现象。 那么，近代以后的人情概念具体起源于何时？用计算机检索经典文献发现，现在流行的人情概念出自明朝中叶后的市井口语和白话文学，与官方规范语言无关。 先说官方规范语言文本。在以文言文、书面语体为基础的官方文献系统中，直到清朝、民国初年都没有类似的现代“人情”概念。清初顺治年间编修《明史》，全书有四十六篇出现过“人情”，都当人心、局势讲。甚至到民国初年，柯劭忞主编《清史稿》，在《志八十三•文科武科》中依然有“王道本乎人情”说法，依然指民心、常情。可以肯定，这是“人情”的传统书面语含义，也就是中古史以前的含义。 再说民间文学。从口语白话文学的传统看，明朝出现大量白话小说，记录市井生活的流动状态，也就是移民生活方式。这批白话小说最早涌现了类似今日概念的“人情”，这里列举一二。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作《水浒传》，在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写道，“薛霸道：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顾俺处。”这里“人情”完全是今天含义。不过，《水浒传》全书一百二十回，只在这一回出现“人情”，其他章节未出现，这一现象值得细细咀嚼。依该书题材，内容存在丰富的人情、利益互动，只讲一次“人情”反倒不相称。推测的可能性，便是那时人情观念刚刚处于萌芽状态，话语并不频繁。到明中后叶石玉昆著《三侠五义》，全书有三回讲到“人情”，勉强称得上正式运用了“人情”一词。譬如，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其谈论人情口气之自如，形同今日之酒桌应酬。 至清朝，小说资料反映“人情”进入日常生活主流。譬如，清初小说《儒林外史》大量出现“人情”说法，全书有五回说到人情。最典型者莫如第二十七回说到“份子钱”：“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基本是今日凑份子习俗的雏形。凑份子习俗，当时就已成型。清朝中叶以后，人情就开始从市井渗透上层社会，譬如，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的做人情。’”又譬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很显然，类似今日的人情概念以及背后的惯例制度已进入上流社会，而不再局限江湖草民。 从文献史料的分析结果看，人情观念的萌芽、发展历程贯穿明清两朝，与江湖社会的兴起、成熟过程同步。究竟是人情生江湖，还是江湖生人情，作者无意断言二者的因果关系，但是二者在产生时间上的同步及高度的相关性是存在的。因此，推测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整合，江湖借用和吸收了人情惯例，而人情促成了江湖的成熟。人情惯例在时间上伴随江湖产生，即便不是江湖创造了人情，也是发扬光大了这个概念，使之发育成一种成熟的惯例制度。后世使用至登峰造极者，也非江湖莫属。 非正式规则蕴含的老词儿 参透人情，最要紧是进入人情语境。进入语境，要借用人情老词儿、老说法。唯有老词儿，才代表人情的古典含义。不过要深入理解老词儿的含义，光看字面没用，还得结合背后非正式规则，也就是老规矩。此处分两步，先看老词儿，下节再说非正式规则。 作者统计，最常用的传统人情术语主要有以下10种：做人情、讲人情、送人情、求人情、托人情、欠人情、还人情、卖人情、留人情、走人情。这10项都以“人情”作宾语，只有一字谓语不同，分别代表一个动作，一个态度或一个状态。再刨去人情，这组术语核心就是10个字：做、讲、送、求、托、欠、还、卖、留、走。它们勾勒了传统人情生活貌似纷繁、实则简单的轮廓线。所以人情老词儿，关键看前缀的那个字。 做，也写作“作”，既是制造又是当做，有两层意思。首要意思是制造，即制造人情，产生人情债权状态。譬如送人一瓶酒、一件精美礼物，对方高兴之余念叨你的好，这就产生了一个适度人情债权状态，将别人套牢，对方成了欠债人，你成了债主。往后，你若有求于对方，由于这层人情债务存在，你使唤对方就很主动、方便，省却了心惊胆战地求情送礼。这种非正式规则被老于世故的人运用了，就拿来控制人、使唤人。 生活中有一类人，其“乐善好施”几近于滥施人情。今天请你吃饭，明天送他东西，来往酬酢之间纵横捭阖，把甲送他的东西转送乙，又把来自丙的礼物转送丁。来自别人的不值钱小玩意儿，他先当你的面吹嘘一通，然后送给你，让你受宠若惊，感恩戴德。这样的交际方式被当做一种策略，不仅广结善缘，人脉贯通，更关键的是跟所有人打交道时自己都处在人情债权主动地位。 另一方面，做也有“当做”的意思，此为介词，譬如当做人情。有些人，家里有好烟好酒不舍得消费，留着有求于人时当做人情，把好酒当礼物求人情或还人情。 讲，就是讲究。讲人情并没有具体操作内容，只是强调认同人情规则的态度。讲究人情，就是重视以人情规则解决问题，重视人际交往中人情往来和利益平衡。不言自明，只有同讲人情的人打交道，人情游戏才做得起来，才可以发展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也就无所谓私人关系。 送，就是送人情。至于为什么送，没有明说，与具体生活背景有关。可能是做人情，也可能是还人情。 求，就是请求、央求。求人情就是求人帮忙办事，然后以人情方式予以酬谢。“以人情方式”很重要，它就是人情规则，俗称规矩。求人情之要点是以人情规矩完成酬谢。酬谢内容，由自己拿捏，只要符合人情规矩即可。20世纪以后，平民酬谢人情的首选方式是送礼，官场方式是送红包。除了送礼，其他方式或媒介也可选用，譬如帮助或恩惠。今天你帮我，日后我帮你。 还，说到酬谢就引申出还人情，还人情就是酬谢。还人情，源于被人“做”过人情，或送过人情，所以依“来往规则”必定要还。偿还方式有学问，按老规矩，首先要掂量欠债价码。基于价码，还人情要过量，比欠的要多。这叫做“过偿原则”，下节细谈。 欠，表明一种债务状态——别人曾经帮助，或者“送”过或者“做”过人情给自己，导致在两人人情平衡损益表上的债务赤字。人情像一场戏，不仅有剧本和规则，还有角色与情景，做人情要入戏。欠人情是一种消极心理状态，心里搁件事儿，不舒服，总想找机会把人情债还上。 卖，卖人情是做人情的一种世故玩法。说它世故是因为耍赖，会利用但并不信奉人情规则，利用对方墨守成规之本分，大玩有利于自己的游戏。 人情的首要规则是义务原则——俗称讲义气，它源自儒家的义务伦理，体现在人情规则中就是主动为他人尽义务，不计较得失。这样岂不自己吃亏？作为长期博弈形成一种稳定均衡，作为一种惯例性制度，人情保障人际交换平衡的办法是双方都自觉尽义务，主动清除自身债务，不赖账。对尽义务者宣扬不计得失，对受益者谆谆教诲以报恩。报答的结果是达致人情债务平衡。 而所谓卖人情，就是根本不信奉“义气”（主动义务原则）却诉求回报，假装讲义气，骗取对方还人情，而且就是那个自己想要的东西。做个假人情，就是“卖”出一项人情。 留，留人情与卖人情意思相通，只不过话语背景略有差异。譬如甲托乙办成一件事，乙主动还人情，请甲吃饭。而甲对吃饭毫无兴趣，声称以后再说罢。这就叫做留人情。留人情不是勾销，而是赊账，以后要还，其效果与卖人情近似，但没有卖人情那么故意，工于心计。留人情是被动的，卖人情是主动的。 托、走，两字都与求人情相通，只不过行为特征有差异，显示了中国语言感性化的特点。托，即委托和转托，表示求人情要辗转委托；走，即行走，表示事情有难度，费工夫，要四处走动。走字，把求人情的辛苦生动刻画出来，十分贴切。 人情规矩，乾坤方圆 以上乃十种人情说法，这些老说法浓缩人情的操作特性，有带入人情交往语境的功效。然而，它们只是表象元素，还不足以反映人情的精髓。 人情的精髓是什么？是人情的运行法则，也就是非正式“制度”，是江湖的规矩。那些经数百年发育成熟的老规矩，是人情灵魂所在。若要讲人情，须按老规矩来，否则坏了规矩、吃了亏还不知缘由。老规矩是众人利益博弈自然形成的均衡状态，均衡产生了习俗，学理上叫作习惯法。因为有一群人以规矩结成关系网，才确立了江湖秩序，习惯法是这一秩序的非正式制度。 这就引申出人情的功能这一话题。 近代江湖发育五百年，比起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抵得一个零头，但比起西方现代国家就不算年轻，比美国二百年历史长一倍有余。在江湖社会发育时间中，人情之所以被江湖关系网络提升到类似于宪法的制度地位，原因在于人情向江湖社会提供两种基本功能： （1）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凝聚； （2）私人间利益交换合作和利益平衡。 以下所讨论的六种老规矩，即基本的人情规矩，无一例外膺服于这两种基本功能。这六种规矩是： （1）主动讲义气； （2）礼尚往来； （3）过量偿还； （4）错开时间； （5）争取债权； （6）忌讳清算。 在陈述这些人情规矩之前，首先要强调人情规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关系网；离开了关系网，即超出它的适用范围。 主动讲义气 做人要讲义气，这是关系网极力推崇的价值规则。讲义气可被概括成如下态度： 如果我认为某人值得交往，那么应该主动向他（她）尽义务，向他（她）行善施惠，而不计较得失。 义，义务；气，态度。义气，义务之态度。 江湖义气，就是行善施惠当先。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奉献精神来自儒家义务伦理，在这里，人情代表的江湖制度继承了儒家的衣钵。 放眼历史长河，可知这条规矩并非始于近代江湖，义务伦理是儒教最基本的特征，自孔子算起也有两千多年，江湖人情不过承袭这种价值而已。江湖是后儒教，或是蜕化的儒教，在许多重要规则上，江湖与儒教前后相袭，换汤不换药。这里，义务伦理演化成“义气”，昔日士大夫嘴里的义理，到了江湖就变成了义气。因而义气是通俗化、大众化、江湖化的义务伦理。 讲义气的常见例子是吃饭买单，中国人到饭馆吃饭，大家争抢付账，不管真的假的，扭胳膊抱腰拧作一团，为争尽义务。 在人情规矩体系中，此条规矩具有原初启动功能，开创了二人的人情关系。一个人开始讲义气，等于在人情制度里施人情，老词儿叫做“做人情”、“送人情”、“卖人情”、“留人情”。违背这条规矩，该讲义气时不讲义气，舆论说你“不仗义”。“不仗义”的人会被别人疏远，甭想在圈里混。 礼尚往来 孔子云：“来而无往非礼也”，这是“来往规矩”的精神源头，也是人们交往的实际操作准则，亘古不变。大凡常人要还人情债，多半念叨“来而无往非礼也”，表达了自己的压力。 礼，即礼制，现在叫制度；来，意指主动送礼或帮忙；有“来”必有“往”，赶快还人情，这是来往规矩着重强调的规则元素。人情未必都指钱财，看望也是人情，回访也是人情。 礼尚来往的效用，是保障二人来往的交互性和利益平衡。 甲的“来”——即“主动义务”，给乙带来了的利益或恩惠。但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中，甲的利益该由谁保障呢？这规矩明确说：应该由乙的“从动义务”来保障——由“往”去保障。这只说了二人关系，而二人关系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点，有了二人关系即有了一切关系。通过交互的义务或者说义务互动，达致两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 深入分析这一规则，就会发现它与现代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法律制度强调进行交换的两个公民身，必须同时体现权利和义务平衡，而不是通过时间差的二人交互作用慢慢完成平衡。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个人价值之上，以个人为本，以个人为皈依，市均经济还要求精确结算个人财富。而人情规矩，建立在儒家二人互动基础上，强调通过交互的义务，来维护双方的权益平衡。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设计，就像两种不同发动机设计，就其本身无可厚非，尤其不能简单依据现代制度立场武断否定交互式人情平衡机制，因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服务对象。人情平衡法以互动为原理，功能多样性是其优点——即不仅保障权利平衡，还能强化人际关系，增进群体凝聚与合作。这种设计虽然很古老，却不乏智慧。而现代民法的权利义务平衡设计，功能更加专一化，只管平衡，不管人的沟通，不管人文关怀。所以，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智慧。 当今人情被喻为债务，也源于本规矩，“有来必有往”体现了一种压力。所谓“来”，就是接受了别人恩惠，欠下了人情。孔子说：“来而无往非礼也”，“非礼”二字完全是精神压力（古语称性骚扰也为“非礼”，可见其严重），逼你赶紧“往”——偿还人情。这种心理，同欠债还钱如出一辙。 从文化渊源看，这规矩也源于儒家哲学，具体地说是报偿伦理。 “报”——报答、报恩、报仇等等，是儒家哲学一个重要概念。“报”是一个关系范畴，它相应于一个交换背景存在，这个背景就是别人曾经给予自己恩惠。从消极一面说，报的内容也可能是伤害，譬如报复和报仇。“义”与“报”，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儒家范畴，换作人情老词儿，就是“做”与“还”，这是一种对称设计，演绎到民间社会，就成了“有来有往”，“一报还一报”，“做人情”和“还人情”。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夸张口吻强调了“恩”、“报”之间的不可分离以及放大的关系，除了隐含“礼尚往来”以外，还延伸下一条规矩：“过量偿还”。它说滴水之恩不仅要报，而且要用涌泉——无数倍于滴水来回报。 偿还务求过量 还人情时，有时要对等，有时要过量，看是否合适，伤不伤感情。不伤感情的，可等价偿还；若等价偿还肯定伤感情，那就要过量偿还。为什么伤感情？因为只专注财物，把人情包含的情义一笔勾销，这意味着不尊重对方情义。此外，有些人情很大，根本无法还清，更遑论过量，譬如救命之恩一类，只能先表示一下，然后欠着了。 什么时候伤感情，什么时候不伤，没有标准答案，还须自己的人情功夫拿捏。人情所负载，一为利惠，二为情义，每桩人情之中成分比例各不相同，要靠自己用心去揣摩。以利为主，可酌情等价偿还，譬如借钱还账，甚至多加一些利息也不为过；以情为主，忌讳等价偿还，譬如别人从外地带来特意的礼物，或许本钱很小，如果按价回赠就犯忌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针对情义型的人情，过量偿还规则要求尽量“过量”。所有的“报”，也就是还人情，都面临价值数量和方式选择——以什么方式？还多少？怎样做才合乎情理，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别人？若只考量利益数量维度，就简化成：还人情的分量究竟应该大于、小于还是等于所欠人情？ 如果回报小于所欠人情，客观上等于对方吃亏。在某些个案上可能无关紧要，但从规则高度来看，无法维持私人关系的总体利益平衡。一旦失衡，别人肯定说你小气，老占便宜，不跟你来往。因此，若作为规则，“小于”行不通。 再说“等于”。如果回报数额刚好等于所欠人情，这种方式在利益交换上可操作，能够维护平衡。然而，人情中包含有感情成分，它不光是交易，另一方面也是人际关系的沟通、维系。回报价值死抠所欠人情，计算得一清二楚，一点亏都不吃，在传统习俗上意味着暗示对方：你我只有利益，不讲感情。这不符合人情制度功能的宗旨，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伤害，因为对方给予你感情，表现得不计得失，你却对利益锱铢必较。 所以，还人情在分量上既不能“小于”，又尽可能“不等于”，于是就剩下“大于”一种答案。“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关于“大于”的诗化格言。 明确过量后，问题尚未结束，还有一个评估标准问题。你认为过量，对方认为不过量也不成。这个问题涉及双方评估标准异同，而差异在生活中常常出现。譬如你某事托人，对你来说一包茶叶、几斤水果足以表达谢意，这是你的标准；然而，也许你不了解对方办事过程的辛苦，如果成本代价高，一点茶叶水果就显得不明事理、不识做人，令人不愉快。不愉快不在于钱，而在于不知趣，不洞明世事。 评估很重要，还因为人情涉及不光金钱，还包含帮助、援、提携、后门等多种恩惠，这些恩惠之间相互折算困难，有些根本无法折算，譬如，情义和后门，后门有价，情义无价，折算困难，容易产生误会，这也是人情交换矛盾多发地带。 合乎情理的做法是，既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要尽可能站在对方立场评估价值，然后在二者当中选择较大者，至少折中作为答谢的依据，并留有一定余量。此时，务须牢记“涌泉相报”。经过相互体谅后的过量，才是真过量。这是传统人情忠厚仗义的性格。以流行的话说，叫做“换位思考”，心理学上叫做符号互动。评估的过程是双方心理符号互动的过程，是沟通的过程，因互动派生出沟通，这是人情能凝聚人际关系的原因。学习站在对方立场来评估价值，相当于努力去了解对方价值观，这虽是费神的功夫，但是利大于弊。通过这样的心理符号互动，人情交往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认同。如此持之以恒的结果，是通过价值观沟通最终推进了周边私人关系圈广泛的价值观同化。江湖人的价值观容易趋同，趋同过程甚至带有强迫性，大家恪守主流价值，就像一个模具倒出来产品，非此不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一种同化力量。 对根本不能过量的偿还，譬如“恩人”的“养育之恩”、“救命之恩”、“再生父母”等等，就只能终身不停地还下去。生命不息，偿还不止，这叫做报恩。不停息的报恩是对“过量”的追求，虽不能至，却向往之。 时间差：往来刻意错开时间 甲与乙是熟人，甲到乙办公室托他办一件事。事毕，甲立即要付钱酬谢，乙嗔怪甲见外了。甲还执意要谢，乙更加生气了，双方不欢而散。酬谢要不要？当然要，但是时间不对。 还人情，光讲究过量不行，还得讲究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控制还人情的时间差。所谓时间差，就是既不能与欠人情同时，也不能久拖不决。不能拖太久，是避免对方误解你忘恩负义，别人不会与忘恩负义者即不守规则者玩游戏。不能立即还人情，则由人情本性决定。立即偿还相当于市场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者之间没有瓜葛，也就无情义可言。而人情功能偏偏就是诉求瓜葛，制造瓜葛，所以注定不能立即还人情。 人情作为一门没有人设计、却自发生成的惯例制度——即习惯法，它的难题就是在利益与情义之间作平衡。通常，利益博弈是欲望的火药桶，易于导致冲突，讲利益就难讲情义。情义是功利的对立因素，功利心贪得无厌，情义要求不计得失，装扮糊涂，差不多就好。解决这个均衡问题，不同民族有不同智慧。中国人情现象之巧妙，就是把这两种对立因素统一起来，以偿还过量抑制贪欲，以时间差承受债务，以情义促进交易，以交易维系感情。这感情虽看不见摸不着，但朦胧之中大家自有分寸。 时间差是一种惯例规则，还人情安排在自己欠人情之后，时间既不长也不短，要恰当维持赊账。并非不愿意偿还人情，而是刻意留下一段时间领受对方盛意，确认对方情义，表明牢记恩惠。从某种意义上说，牢记比还账更重要，还账诉诸利益平衡，牢记诉诸人际关系建设。所以，人情维系私人关系，难免拉拉扯扯、婆婆妈妈，并非当事人无智慧，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欠谁一清二楚。 对传统型人情来说，时间差一定要控制，但时间长度是灵活的变数，靠个人根据情况掌握。无论如何，时间差本身很重要，它必须存在，正是这段时间直接维系了两人关系，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关系。如果受益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段时间差就不存在。时间差不在，两人情分就不被时间老人挂着；情分不挂着，关系就无以为继。假如马上还人情，哪怕过量偿还，都等于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不想欠你人情”，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想留你这层关系”。这样的例子生活中还很常见，一般来说，下层向上层送人情，譬如百姓向官员亲戚托人情，或乡下人向城里亲戚送人情，由于阶层的隔阂，冷面就很常见。如果后者不愿接受前者人情，又不想撕破脸面加以拒绝，委婉的方法是马上向前者回赠分量相等或者更多的礼物，诸如闲置的烟酒或点心一类，远比乡下亲戚一麻袋番薯花生值钱，以此表明不想亏欠人情。不欠你一袋番薯人情，就不用替你办事。惯例规则是：不欠人情，就没有办事义务。这种婉拒，既合人情规矩，又不授人以口实，可谓人情练达，游刃有余。 控制时间差是一门学问，能衡量一个人通晓人情世故的熟练程度。还人情，一要早还，二不能立刻还，三不能久拖不决。民间习惯，还人情最早是当天晚上，通常送礼答谢，或者酒楼宴请。 在人情制度环境中，还人情拖延不利于自身心态平衡，人情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不利自己。只要自己认同人情，只要依赖私人关系，只要舆论对自己有压力，就得赶紧将人情窟窿堵上。为使对方放心，双方打照面时还得经常念叨感谢，面子上矮人一等，实在难受。真正想一拖再拖，只有那些开始就想赖账的赖皮，这种人因为不守规矩，难于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 以上“过量”和“时间差”两种规矩都相对传统人情而言，到21世纪以后，人情习俗有向经济交易蜕变趋势，人情愈益淡薄，经济愈益抬头，宏观上反映了江湖习俗向商业制度转型的趋势。香港是中国最早开放地区，香港人有两句话反映了这个趋势，一句“人情紧过债”，一句“人情薄过纸”。前者说人情压力之大，后者说人情渐渐淡薄，大家依靠不得。这个变化是大趋势。人情惯例制度萌芽于五百年前，但近一百年来人情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情，并不完全遵守经典规则。还人情的时候既没打算“过量”，也不要时间差，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譬如，我介绍生意给你，你给我提成5%；或者你帮我办手续，我给你一千元。这样的“人情”，就已经很像做生意，而不再是人情。看得出，人情明显慢慢退化了。但是却没有消失，只是边界日臻模糊，日益淡薄。 争夺债权 有些老于世故的中老年人，初认识时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和乐于助人，时间一长露出真面目，每一次帮人背后都有所图，且不马上有所图，而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策略，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他人，玩他人于股掌之上。 讲义气的规矩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变得世故、老辣，变成假讲义气而真争夺人情债权。 讲义气的性格，确是人情高尚的一面。但是世上不求回报的绝对义气终究难觅，人情乃是一种弹性平衡，而不是慈善事业，尽管其相互交换在时间上拖延不定，分量上也模糊不清，但毕竟最终有规则维护平衡。既然有规则确保利益平衡，那么对于做人情一方来说，其实可以预期后果，直至控制后果。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想得到对方什么，就施予对方相应人情。 于是，这样的情形时常发生：利用规则漏洞，为图回报而设计圈套，佯做人情将对方套进债务状态，然后役使和奴役他，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这必须在人情行之有效前提下。若离开人情制度，离开双方对私人关系的相互认同，人情债权便毫无意义，红眼狼遇白眼狼，一切打水漂。 争夺债权不是一种规矩，而是利用规矩的策略，与人情现象密不可分。什么是争夺债权？就是尽量让别人欠自己，而不要欠别人。己欠人被动，人欠己主动。这就要主动地、不失时机地做人情，直至滥施人情也不为过。有些工于心计的人调进新单位，会针对同事主动做一些小人情，显摆自己的关系资源，譬如三姑六舅在哪里公干，可帮大家办什么事情，或者主动请人吃饭……尽管新来，也可求得主动。一旦站稳脚跟，滥施人情也会停止，转向其他更高级的目标。 还有，中国人吃饭争着买单，有些人只是为债权，为大家欠他的情，将来托大家好办事。究竟真讲义气还是假讲义气，还要看做东的今后表现，是否挂着自己卖出去的好处，以后加倍索回。由于有这种人的危险，加上人心隔肚皮，所以人们一般都害怕欠债，患上“人情恐惧”，免得以后遭人逼迫。 人情债权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规则役使别人，满足自己需要，而且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会帮他说话。凭什么役使？就凭对方欠你的人情债。如果对方守规矩（在圈里混肯定守规矩），他就必须还人情。你托他办事，他便有义务，不做还不行，直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你控制他做事，引导走向满足自己欲求，你就控制成功了。这便是役使和差遣。 除了差遣，债权还有其他好处，这里一并罗列： （1）可以差遣别人，在交往中主动； （2）有助于建立自己讲义气的形象和口碑； （3）有助于获得对方（欠债人）的感激和尊重； （4）有面子，可以获得自我满足和优越感。 所以，在人情的氛围或气场下，争取债权是一种强力模式，信人情就要争人情，必得为之。 从讲义气到夺债权，表面上看来没有差异，实际上价值观已经蜕变。讲义气背后是义务伦理、奉献精神，讲给予不计索取；而争夺债权，表面上佯装义气，实际为了以后差遣别人，这是一种人情策略，价值观已经从义务伦理蜕变成功利主义。 忌讳清算 人情规矩还有一道“清算忌讳”，就是人情交往过程中不准盘点，不得清算，不能当面提及对方欠自己的债务，损别人面子。行话说：“算那么清楚干嘛？”“咱俩谁跟谁？” 反之，如果两人决意中断往来，不仅不避讳清算，而且应当结清，一是一，二是二。 为什么人情忌讳清算？清算就是清盘了结，这等于绝交。假如清算人情，人情后面承载的人际关系和情义元素就没有依托。反过来，正是相欠债务——不管谁欠谁的，恰好维持两人持续交往。因此，人情互欠体现一种共识，反映继续维系双方私人关系的意愿，它比到底谁欠谁、谁是黄世仁谁是杨白劳更重要。为不破坏人际关系，避免对方误解，就要尽量避免人情盘点，避免清算，这是规矩。如果犯忌，轻则引起不快和误解；重则绝交，干脆不来往。 清算忌讳只相对于正常人情往来而言，想来往的人忌讳清算。如果两人关系走到尽头，需要一个了断，清算恰是合适的程序，在仪式上宣布绝交。具体做法十分简单，债务人将自己所欠进行估算，最好等于所欠，原封不动退回。算不清楚部分，干脆多给一些，临了加上一句“以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等于宁吃亏也要绝交。这是传统中国人的常见断交程序，也是武侠片里恩怨情仇了断的台词套路。 现代人遵守清算规矩、程序和仪式日渐减少。现代人的价值立场，已经逐渐由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转变成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不再奉行人情至上。尤其相对于当前社会转型的制度空白，法律管不了，人情不顶用，许多人对于自己所欠债务大抵很少主动偿还。所谓“欠钱是大爷”，折射出了制度执行的空白。 近二三十年来，在市场经济转型后，商品交换慢慢兼并人情交换，两种交换体系产生了融合的趋势，人情慢慢淡化，经济交换愈益兴起。生活在民间，经常观察到这般例子，替朋友帮忙干活，他将你半天辛苦，按人工每日80元市场行情折成40元，晚上送等价礼物到你家酬谢。客人到外地寄宿亲戚家，临走留下相当旅馆半价的住宿费，表明利益均沾。时过境迁，老规矩渐渐失传，如今人们即便愿意做人情，也难免不伦不类，又像人情，又像买卖。 份子钱：人情联盟背后 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里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结婚，自己心里就发紧。唉，又要破费了，请柬似罚款单。遇着好友办喜事还心甘情愿，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诸如没见过面的亲戚、同学的弟弟、单位管锅炉的临时工，不胜其烦。但是，请柬本身具有制度强制力，效力不亚于交通警察开的罚单，收到请柬的无一例外赶紧凑份子钱。这规矩打从明朝就开始了，一直传到现在。 今日的婚礼有多重功效，作江湖样本效果神奇，涵盖江湖化社会许多元素，譬如关系、人情、面子，是江湖化社会运作的范例。中国小城市婚礼运作，乃是关系网制度运作之集大成。譬如，前篇“关系网”，曾借用喜筵宾客名单为素材，研究了关系网一般规模大小；后篇“面子季场”，还要分析婚礼大操大办中的面子诉求。本篇，我们还以婚礼为样本，分析“份子钱”的人情运作。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 份子现象与东亚文化紧密相关，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 为透彻分析份子钱的运作，这里选闽南人的婚事习俗作一案例，透过份子钱，分析当中包容的人情制度成分。 凑份子的程序 在南方小城，婚礼送份子的运行程序大抵如此： 一择来宾。 主人制定涵盖所有亲戚和熟人朋友的来宾名单。名单的第一顺序是所有近亲。主人不请亲戚，或者亲戚不来，按习俗都会被人责怪。第二顺序是单位、公司同事，如果单位、公司规模太大，就只请本部门同事，尤其关系要好的同事。再往后是同学，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主要涉及常交往的同学。最后，依个人工作历程，邀请部分战友、工友、客户等等。 其中最要紧，爱面子的家族会尽力邀请当地名流来撑门面。 二派帖。 拟完名单，到酒店定了酒桌，就要开始派帖子送请柬。按照旧礼，送红帖的同时还要奉上一包糖果糕点，表示喜气均沾。红帖和糖果包的形式，是婚礼CI设计的一部分，显示主人的品位和地位。 三呈份子。 客人收到请柬后，开始准备份子钱，包在红包内并写上自己名字。这一点很要紧，不写名字就不能确认礼金属主，而礼金是双方人情交易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在意。譬如，在福建南方，送红包时间没有严格限定，但原则上不能迟于喜酒，迟于喜酒会被拒收，不是主人不想收，而是规矩规定不收。送红包时间一般有三种情形：一在通知下达时，在收帖的同时委托来人捎去；二如果没有准备不要紧，可以在婚礼前任何时候呈交；三没有空也不要紧，可以在喜筵当天亲手交给主人。按习俗，主人家在酒店门口有专人收受红包，散席后汇总。 四汇总。 主人收到份子钱，客人吃完酒，从人情角度说，这一轮互动暂告一段落。但事不算完，喜酒吃完了，人情在加深，债务纪录要刷新，人情平衡表面临改写。晚上，主人把这些份子汇总，列表一一记录在册。这本册子，就等于一本人情账，是本次人情的一个明细项目，来宾中将来任一方有红白喜事自己都要如法炮制，凑份子给对方。若时间隔得久了，价码有变化，还要随行就市。 人情账很难彻底算清，陈谷烂糠刨起来不计其数。以前有张三欠李四的，也有李四曾经欠张三的，甚至还有家族中几辈人欠下来的，来回份子，算不清谁欠谁。更加上两个家族除婚礼外还有其他人情交易，所以份子钱就与总的人情债搅和一起，难解难分。这个烂账其实是好事，正是人情体制和关系网系统追求的境界，无形之中加深了相互纠葛和联系，维系了私人关系。 凑份子的背后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既如此，盈余从何而来？答案是少量至亲好友为了表达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钱作贺礼。比行情多出的钱，在人情语言上意味不同寻常关系，是造就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闽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涨到100元，近亲好友则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乡社区风俗略有不同。看凑份子的消费机制，经济学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请自己，但社会学看到份子钱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人情语言，客人们要表示的信息尽在其中。除了运作人情，份子钱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场，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会。 份子钱现象折射出熟人系统运作目标：一，自己要排场（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场。旁观者有义务，所有人不能例外，这折射出一种共生哲学。讲排场要有财力，如果主人不够财力，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资，有点像民间标会或互助会，大伙儿集资来给主人捧场。主人落下面子，客人们赚个热闹。单就个案看，似乎主人占便宜，但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家都会有红白喜事。 反过来，有了凑份子制度，婚礼只能大操大办，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亲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还要风俗做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未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夫妻。若在农村，甚至不给新人分地。 面对凑份子大操大办，各人心态不一。主人有喜欢热闹的，也有好清静的，有爱排场的，也有怕劳命伤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贺的，也有应付了事的。大家各怀心事，逢场作戏。但习俗带有强制性，演员要演出，观众要出席。越是现代，熟人关系越淡薄，人情习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应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应酬二字，越来越具无奈之意。主人拟定名单伊始，就颇费心机。每选定一个对象，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请，还是不请？如请，会不会来？不来，自己会不会没面子。如果不请，对方会不会怪罪？熟人的舆论是否会怪罪？这种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边缘熟人时很费神。与此同时，客人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接到一张请帖，不啻接到罚款单，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烦，费钱费时，应付不起。 有请必赴更麻烦。前面估算，一个熟人圈平均大约二百多号人，当中每户都可能办喜事。即便每家平均十年办一次红白喜事，每年就要应酬二十多摊份子酒席。花费时间不说，以平均每次红包100元论，每年支出两千元以上，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碰上至亲好友结婚，额外红包高于平均数。再遇上农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办婚事，城里大小酒店爆满，这时红包支出就是天文数字，压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风”变成“人情疯”。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那都是债主啊。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轮到自己背包袱。 从经济学看，凑份子带有民间金融互助性质，凑份子在排场和铺张之余，构成一种互助和交换功能。这种功能带有惯例制度强制性，交换提高了关系网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关系网在民间社会第一组织系统的地位。 活的腐败通道：以人情行贿赂 在中国，红色代表吉利。送人的礼金都会放在一个红纸包内，以示祝贺。份子钱只是其中一种，其他人情也都喜欢用红包，比如寿礼、压岁钱……甚至贿赂。所以，红包是礼金代名词，但凡小额礼金送人情，都叫做“送红包”。 但是现在，红包的主流语义发生变迁，现在“红包”特指小额现金行贿。譬如，病人向医生送红包，家长向老师送红包，店主向税员送红包，旅客向列车长送红包，商人向官员送红包……这样的“红包”当然不是合法报酬、正常馈赠或贺礼，而是另有所图，属于权力寻租。但是文化语义的双关性在于，只要他们之间是熟人，那么红包也属于人情，必须以人情规矩操作。所以，形成红包是贿赂和人情的混合型态。 人情本身当然不是贿赂，而是一种江湖习俗文化，但是现今的中国贿赂已经融入人情。红包演变成行贿，具有社会学上的微妙的含义。换言之，有些贿赂被包装成人情往来的传统形式，被钱权交易借用。以人情之名，行贿赂之实。这是中国腐败现象在形式上的特色。作为对比，我们看到西方人行贿通常不用红包，常见方式是向指定账户打款或支付现钞，然后受贿者做该做的事情。因此遵循生意方式，先付定金，事毕付讫。就过程而言，付款与做事大体上同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换句话说，西方贿赂主要是一种经济交易。贿赂，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学名叫“权力寻租”，这是一种理论总结，寻租理论以西方式贿赂交易为背景，贿赂现象在经济上相当于权力租赁交易，用金钱购买权力使用权，譬如项目审批和文件签署。 中国社会也存在这种市场式贿赂，但不是主流。大部分中国贿赂者不会这样“薄情寡义”、“不懂做人”，而是竭力把贿赂包装进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在中国，小额贿赂遵循的法则在形式上是人情交换。这样的贿赂看上去不大像贿赂，与其说像租赁不如说更像是人情往来，与“七大姑八大姨”交际不同的只是数额不同。对于熟人圈子构成的中小城市权力层，贿赂更多是“权力作人情”，尤其是不断的小贿赂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悄悄地融入了传统人情往来，变成关系网运作的部分机制。当然，这种贿赂绝非不图回报，贿赂不图回报是自相矛盾，只是回报不要搞得像买卖那么难堪。最好遵循人情方式，没有明细结算，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 贿赂怎样包装成“正常”人情往来呢？ 每逢春节，某些地方官员住宅区交通极为堵塞，四乡送礼车辆水泄不通，几成一道景观。年礼多是洋酒、香烟之类，当中也有红包塞在烟盒、酒盒内。红包大小，依对象官阶及其与行贿者交情而定，但各年行情不同。一般巴结孝敬的大概数百数千，有大事相求价码另计。官员依自己职权大小，获得礼金的单价和累计总数各不相同。位高权重者，每数分钟就接待一位，拜年者川流不息，一晚收入颇丰。由于来人多，接待时间也短，来客识趣地把礼物放在不显眼处，寒暄几句喝口水，也就告辞了。此时，往往门铃再响起，下一位在楼下候着。这种人情，一晚上数十万很常见，说它是寻租，却没有明确的回报契约，只是惯例而已。 通过年礼腐败，是中国腐败特有的方式，原因与人情惯例制度有关，与关系网组织模式有关。中国的行贿者总在主观上避免将贿赂当成冷漠交易，极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间人情往来。与此同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层不经捅的薄面纱，但是又必须维持，因为这是一种面具制度。 人情贿赂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1)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希望加深双方利益同盟关系，建立持久战略联盟。如果用经济交易方式作贿赂，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就只有交换功能，不具结盟功能。用人情行贿，不仅具有交换功能，还具有结盟功能，提供长期合作空间，提高交易安全，不轻易败露。 (2)除非避嫌，否则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多数情况下喜欢以朋友名义交往，加强合作互助。这是由小城市社区的熟人特性决定的规律，生活在小城市关系网络社会，各色居民相互依存，不仅别人求自己，自己也求别人，平民求官员，官员也求教师和医生。如果对方有交换资源，受贿者也可能免收贿金，而将特权当人情放出，将来再求收租。其诉求并非金钱，而在交易合作。因而，人情贿赂比商业贿赂更加具有可塑性，外延形态更丰富。 (3)人情可以调和利益与义气，熔于一炉。在一个熟人圈，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合作是难免的，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双方有意做哥们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们，二者在做法上有冲突。光做朋友不得利，谁那么傻啊？光得利不讲哥们，也很难混。在江湖传统中，做朋友讲义气，帮人不计酬报。受贿的本质是寻求回报，不能白帮人。以博弈论解读，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讲义气纳入讲人情，也把贿赂纳入讲人情，这样就找到人情这个恰当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交情、利益各得其所。盖因人情中有讲义气和偿还，偿还可得眼前利益，义气是长远利益。 四、面子秀场 “两面国”的故事 清代李汝珍搜集民间传奇所著小说《镜花缘》第二十五回《越危垣潜出淑士关 登曲岸闲游两面国》讲述了一个离奇的“两面国”故事，影射清代中国之怪状。 话说徐承志遭驸马爷猜忌时，驸马爷恰巧将宫娥司徒妩儿许配徐承志为妻。徐承志大惊，疑为奸细，乃以毒攻毒将妩儿告发，结果妩儿遭毒打一顿，惨遭遣媒变卖。此时，徐承志方知错怪贤妻，后悔万分，乃求助于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助其翻越城墙，逃往海外。数日，众人途经两面国，唐敖、林之洋二人入国闲游观光。 多九公留在船上正在前舱同徐承志闲谈，只见唐、林二人回来，因问道：“这两面国是何风景？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这是何意？”唐敖道：“我们别了九公，又走十余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两面是何形状，谁知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见两面。小弟上去问问风俗，彼此一经交谈，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与别处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说笑，俺也随口问他两句。他掉转头来，把俺上下一望，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说话只有一句，两句，怎么叫做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说话虽是一句，因他无情无绪，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们个个把俺冷淡，后来走开，俺同妹夫商量，俺们彼此换了衣服，看他可还冷淡。登时俺就穿起绸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闲话。那知他们忽又同俺谦恭，却把妹夫冷淡起来。”多九公叹道：“原来所谓两面，却是如此！” 唐敖道：“岂但如此！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说话，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著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小弟一见，不觉大叫一声：‘吓杀我了！’再向对面一望，谁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吓得喊叫也罢了，林兄忽然跪下，这却为何？”林之洋道：“俺同这人正在说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识破他的行藏，登时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张脸变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忽隐忽现。俺怕他暗处示人，心中一吓，不因不由腿就软了，望著他磕了几个头，这才逃回。九公！你道这事可怪？”多九公道：“诸如此类，也是世间难免之事，何足为怪！老夫痴长几岁，却经历不少。揆其所以，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幸而知觉尚早，未遭其害。此后择人而语，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却用意颇深。在动物学分类上就无单头双面哺乳类，更遑论人类。然而，以两面暗喻人格，则隐含深意。两面国纯属杜撰，欲借海外奇谈暗喻海内做人，结尾处多九公画龙点睛：“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为做人的总结。读者试想，是否有老者曾教诲自己“做人检点”和“祸从口出”？ 这是一个以唐代背景为假托的三段体象征性寓言，环环相扣，逐级象征。从后往前逆推，有（1）结论、（2）两面国奇遇、（3）妩儿悲剧、（4）清代社会影射四个心理层次。多九公在故事结尾处感言，是对两面国奇遇的总结；两面国奇遇，是徐承志生存逆境的象征，手法属文学“超现实主义”；再往前，徐承志、驸马之间猜忌误害妩儿的故事结构，又影射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乾嘉年间）。而通篇寓言故事都影射中国社会，不囿于清中叶，作者甚至将唐代牵涉进来，欲表明源远流长，非一时之偶然。徐承志之境遇，在近代中国官场属僚阶层甚为常见，迫害与被迫害为常情之写照。猜忌之下，虚实交融、言行背离、口是心非成为一种结构。明代以来已有端倪，清中叶以后至清末、民国……情势愈演愈烈，已不止于官场属僚，而向全社会蔓延开去。 两面国，无非近代中国情状之写照，其源头尚在面子文化，及其背后是名分体制。一股近代的汹涌力量，使面子文化崩溃分裂为两面国，这股力量就江湖化。明、清、民国三代，儒教文化体制大盘蜕变，名分体制彻底蜕变为面子体制和两面国——口是心非、逢场作戏和弄虚作假……一生混世，须修炼两面三刀功夫，方保人生太平无事。 儒教国家在江湖化后，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镜花缘》之经典，在于影射了中国社会这一悲剧。求解这一悲剧的起因，还在于面子文化的源头。 “人活一张脸” 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如果说世界人民都讲面子，那么毫无疑问，最讲面子的应该是中国人。若论最简洁的证据，便是鲁迅怒其不争的“阿Q精神”。踏破铁鞋走世界，也难寻比中国阿Q更阿Q的阿Q，和比阿Q精神更虚妄的“精神胜利法”。中国，无疑是阿Q精神的故乡。 阿Q精神如何得来？窃以为，背后本是面子体制作祟。 物质与精神脱节，才可能搞“精神胜利法”。但是，谁让它们脱节呢？面子是也。 讲面子既是中国社会的刚性铁律，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支脉——江湖，自不例外，甚至比传统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湖面子不仅继承古典面子，而且进一步蜕变成江湖的一种交易工具，即俗称的面子规矩。比传统社会只提倡价值观、只借助舆论监督更严酷、更约束。江湖第一谚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潜台词即是社会约束多，个人自由少，连自己的荣耀都反过来捆绑自己，简直不是自己的财富，倒像是自己的主子，自己沦为丧失自由的奴隶。 江湖道上比民间百姓更讲面子。尽管大家都讲面子，但是分量大大不同。在“道上”——会党、帮派、山头，或者关系网络……不仅讲面子蔚然成风，甚至具有强制性惯例，形成一种专制力。因惹面子是非掉脑袋的事，在江湖上不在少数。江湖面子的要紧，远超过未江湖化或江湖化程度低的百姓。涉世不深的平民百姓，若不爱惜面子，至多落得尴尬脸红，大家嬉笑，过后不再思量。然而，江湖面子则不然，不仅要求内心严格自律，更有舆论压力，周遭无数双眼睛盯住你的一言一行，随时诉之铁律。违反者，必受罚。这就是所谓“江湖规矩”。谁坏规矩，修理谁。在“道上”，损面绝非小事，只要伤到头面人物的面子，都是惹事闯祸。实力人物之所以称为“头面人物”，就因为实力与面子的复杂渊源。 面子三要素：荣誉、规矩、资信 为梳理面子知识，需要对江湖面子的语义做一重新解读，以利展开叙述。江湖面子源于传统社会，但蜕生了新的意义，即目的手段化，目的手段相混淆，假戏真做，真伪难变。而传统面子仅囿于价值观，在逻辑上属于目的范畴。 首先，面子是“道上混的”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 仅就这点而言，并无特别，与明代以前传统社会的面子完全相同，比如项羽乌江自刎以谢江东父老，还有韩信蒙受“胯下之辱”。这属于人生价值观，与买卖交易无关。明清以后，以江湖为代表的面子，要害就是做买卖——买面子、卖面子……面子工具化，藉以交易。 先说人生价值观。江湖面子的特点是讲面子更甚，不遗余力，不顾其他。可以不计成本、撑门面、拉场子、铺张排场，动辄千金散尽、负债累累，却毫不在乎。偶尔，为了争面子大打出手，一句话抹不开就拳脚相向、动刀拔枪，闹出人命。这种非理性的故事，充斥于旧社会帮会为面子火并的故事。面子之大，肯定不亚于地头、金钱和女色，有时候为了面子，还会将女人让给别人。 其次，江湖面子的新增功能并不囿于价值观或人生目标，而延伸成手段和工具，参与利益交易。它僭入江湖制度成为“规矩”，成为惯例制度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蜕变。价值观工具化，人生目标手段化，是江湖面子的新特色。价值观连同新的面子规矩，称为“面子制度”，这是一种基于习惯和博弈力量的不成文体制。 至于各地“面子规矩”的细目，则千变万化，一般在帮会章程、戒律或“海底”里有明文条目。至于紧密的私人关系网，面子规矩则更加复杂，附着于具体的地位、身份及当时的私交状况，也依附于当事人的直觉判断，旁人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人情练达，是“老江湖”的标志，也是区分老江湖和小喽啰的分水岭。 “面子规矩”虽难归纳，却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方程式。譬如，最少要给人留面子，不伤人情面；最好能恭维人、戴高帽、捧场……效果便能八九不离十，言行不逾面子规矩。在此，不妨称作“面子傻瓜定律”。 综合以上二点。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属价值观，第二是制度，属手段。接下来，谈论一种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刚性制度作保障，促进行为规范性、可预见性，江湖面子的数量呈现累积特性，个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渐渐滋生了类似金融的“资信”功能，发展到名声当饭吃。这种面子资信的演变，大约发生在元明之际。元明之交的14世纪，诞生了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二者都是江湖精神启蒙之作，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灵魂。表面上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故事互不搭界，一个北宋一个东汉，然而骨子里都是借古寓“今”，即元明民间社会。《水浒传》展示朝廷外的广阔社会生活，《三国演义》讲“桃园三结义”和私人关系网的道理，二者连读，互为补充。虽为历史演义，其实篡改史实，迎合茶楼听众的江湖口味，是历史的“戏说”和“江湖说”，是对体制外空间的想象。《水浒传》说帮会，《三国演义》说结拜，是元明江湖教门、会门和移民关系网络的投射。是故，担当中国人学习江湖的教科书，专事教授“四书五经”里学不到的功夫。所以，《水浒传》、《三国演义》实为中国江湖文化苏醒的宣言书。 《水浒传》里的男主角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行走，不论到何处都呼朋唤友，连不谋面、仅闻其声的江湖汉子都奉其为上宾，热情款待。用经济学眼光看，宋江的名声相当于今天的信用卡消费。今人没有“及时雨”的名声，但只要有一张信用卡，到外地也能享受宋江般的五星级服务，吃喝享受，“唰、唰”两下搞定。没有宋江哥哥，有信用卡也行。 古代的名声与现代的信用卡，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经济学视野里都属社会信用体系。宋江的牛气，直出于“呼保义”、“及时雨”的江湖名声。江湖文化信奉为人仗义，笃行者天下共景仰。义气之重要，在江湖里等同于宗教，备受推崇。这是一个关于面子资本化、信用化的范本，今日仍不乏大量“宋江遗迹”，譬如有名气的人物到外地旅行，当地人盛情款待，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好面子的主人因接待名人而满足，日后当自吹自擂的本钱，而客人更落得方便安逸，好吃好喝。 其实，江湖上已经形成惯例，面子大等于有本钱，于是精明人便挪来做事，变作资本生利。 作家沙叶新写有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一时，骗子主人公假扮衙内行招摇撞骗，几乎得逞，却在千钧一发时被戳穿。剧作家借主人公台词说：假如我是真的，就应该得逞吗？主人公尽管未得逞，却反映衙内的名分和面子肯定可以当饭吃。所谓名声，即名分包含的“声势”，源出于名分；而名分蕴含面子。一张名片印有“总经理”、“××长”，既是职业身份，也显得有面子。 名声，之所以藉以招摇撞骗，背后道理是面子的资信。 譬如，一句“您老面子大”，等于你的面子负载的资信，可承担一定的信贷抵押，用于人情上或财务上的债务交易，其功能类似银行业的商业信用。之所以能抵押，是因为按“道上”规矩——强制性的惯例，面子比钱财重要，没有人敢为钱财不要面子。面子买都买不来，岂能自损？生活中，只有人舍财追逐面子，无人舍面子换财。所以，借钱的不怕有面子的赖账，全因有面子作抵押。面子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抵押。面子大，等于资信水平高。面子小，自然资信低，抵押不了什么。 荣誉、规矩、资信三点勾勒了江湖面子的大轮廓。以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看，目的里有手段，手段里有目的，相互渗透，手段目的集于一身，这便是中国江湖的面子。 世界各国几乎都讲面子，譬如英国人“lose face”是丢面子。不同之处在于，全世界的“面子”或其类似现象都仅限价值观，具体说是尊严和自尊的一种表述形式。面子仅是尊严的口头语，特征是道德自律，自己管自己。这是一道中外面子的分水岭，也是古代与近代中国面子的分水岭，也是本分面子与江湖面子的分水岭。面子工具化是江湖面子的一般标志。江湖面子不仅是价值观，更多的是交易工具和惯例制度。 明清以后，面子背后的尊严内涵日趋空壳化、形式主义化，反而工具和功利精神愈演愈烈。只要大张旗鼓地逢场作戏，将面子做疯做活了，反而不愁换钱财、得便宜。给别人捧面子，别人给酬劳、给赏银，可以坐收回报。劳作一日，未必比捣鼓一日来钱。一旦面子与事实脱节，虚伪欺骗之风蔓延，骗术在中国就成了家常便饭。 骗子能耍花招，面子是一个默认的惯例平台，撑起面子逢场作戏，半真半假之间反倒惹人上钩，甚至自投落网。譬如，高干子弟或大媒体记者不愁有人自来攀附。这样的诈骗，模糊了诈骗的概念内涵，诈骗与攀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钩者要自担一半责任。还有更小的诈骗，几乎与中国人做面子、撑门面难以分辨，譬如“万元户”自称“百万富翁”，科长冒充处级……连半诈骗都算不上，依然有人投怀送抱，自愿攀附。穷光蛋着一身西装，到外面骗吃骗喝，能算诈骗吗？要算，也只怪受骗者自己。所以，做面子的文化是骗子的温床。 面子之所以被骗术利用，是因为依照面子惯例，有面子就稀里糊涂地有了资信。一旦惯例制度制约的虚拟资信，触角伸进经济市场，就变作中国商业市场挥之不去元素。面子体制的漏洞被骗子们利用，越戳越大，最终骗术被融入面子体制，成为惯例默认的合法元素。 爱面子：不惜荒诞求荣誉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常常为了小事纠缠不清，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面子问题。面子与江湖本是两回事，但关系极为密切。“面子”外延比江湖更大，如果说“江湖”特指合法体制外的社会，那么面子横跨体制内外，于朝野广泛存在，是一种十分泛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中国的一种文化。所以有两种面子，传统面子和江湖面子。江湖面子继承传统面子衣钵，是传统的衍生物，但是在当今的作用更大。 古往今来，解读面子的文字汗牛充栋，但说到位的少之又少，大多属于经验之谈，意在用面子猎奇。中国人向有志怪奇闻文学传统。有一则古代笑话，说一位私塾先生家境贫寒，过年只吃得上白薯。大年除夕，有一善良学生携猪肉孝敬先生，先生眼尖，门外老远瞧见怕不好意思，赶忙关上门。这还不放心，怕学生趴窗偷看见，便掩耳盗铃地指着白絮絮的薯块嗔怪老婆道：“今天这肉太肥腻，真不好吃”，惹得在外偷看的学生咯咯偷笑。故事以面子的荒诞取乐，开涮做假面子的人生态度。先生大呼白薯为肥肉，反正落得面子上过得去，不戳破也罢。戳破的“破”字，在中国代表一个特殊语义，洋文并不易翻译，它与面子文化有关。语境背后的惯例制度是：大家都知道消极的事实，只要不说破，就不会伤害面子。所以，中国的面子带有精神分裂症成分。 这则“笑贫”故事，它耻笑的对象固然有轻度病态，但拿穷人开涮，似乎存在道德立场问题。除了缺心眼听者傻乎乎一乐，基本不具反思价值。细究之下，还涉嫌笑贫不笑娼的势利眼人格大成问题。教师少收学费，减轻学生家长负担，自己付出贫穷代价了，反遭人挖苦，真是不幸。较真起来，该谴责的是社会不尊师重教的惯例，该表扬的是先生的风范。依理，私塾先生收入靠学费，多收则富，少收则贫，收费全凭良心。故而，先生若真想一日三餐有鱼肉，并不困难，只是苦了那些贫苦学生。过年只吃白薯，分明高风亮节。这样一想，一丝都不好笑。类似如此，古代许多志怪奇谈里的面子笑话大多不动脑筋，只求一笑而过，无益解释背后的道理，令人无从反思。无反思，则不会有进步。中国人日复一日讲面子，前脚笑古人要面子，后脚自己跟着要面子。事实上，大家都被面子奴役，却始终摆脱不了。 最严重的面子荒诞后果之一，乃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阿Q是面子荒诞性的集中凸显。鲁迅让同胞们意识阿Q精神的存在，强行扒开人们的眼睛生生瞧一瞧。他像一位专治不治之症的医生，高举柳叶刀，一刀下去开膛破肚，将“病灶”指给大家细看，希望人们警醒啊警醒。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力切掉病灶。大半个世纪过去，阿Q精神渐渐变成恶性肿瘤，一种江湖文化病和游民习性癌。中国人每每前脚嘲笑别人阿Q，后面自己也跟着阿Q，明知故犯，甚至干脆以阿Q自嘲。明知不对，也改不了，因为不知道错在哪里。 面子制度是阿Q的制度依托，制度不变革，行为不可能彻底改变。擅自改变者将会受罚，“出头椽子先烂”，其损失比墨守陈规更大。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其一哀一怒之后，不明背后为何仍然不争。制度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不争，其并非弱智，也非固执，还是因为面子制度的管束。人不能改变惯例制度，自然不会改正行为错误。此处错误并非源自个人，而是文化制度，背后有很深的群体结构基础，非一人能改。若想让集体一起改，又面临“囚徒困境”：谁先改，谁倒霉。 鲁迅的面子故事 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很有外科医师执柳叶刀架势，摘录如下：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只几十个字，中国面子之尴尬跃然纸上。 先仔细琢磨其心理。银子（赔款），人所共求之，既然洋人要了，只能无奈给他们；边门，奴才进出的通道（至少自己理解如此），洋人被哄得钻过去了，嘿嘿，等于是暗中给他下了“扣”。一顿偷笑后，等于赢了一回。这样一想，洋人便吃亏了，我就得了便宜。什么便宜？就是“面子”占上风。我在银子上亏了，至少面子上赢了，还没亏得精光。 这条逻辑显示，面子属于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目的，肯定比金钱重要，因为银子可给人，面子不可给人。迫不得已之时，银子给你，但面子打死我也得留着。 但面子很虚幻，不可当饭吃，也不似宗教可以安身立命。面子是一种惯例制度，是礼教文化发展三千年生成的游戏规则。规则就是默认的契约。譬如，下围棋点目数，又譬如，踢足球几脚传球可以射门，外行们觉得虚幻。然而这就是一种游戏前由群体联盟拟定的章程，它根据盘面目数或者皮球进球数判定游戏胜负。胜负之后，各有奖赏。游戏不重要，胜负背后的东西——荣誉和奖金重要。而决定荣誉和奖金份额，恰恰是胜负。 借这个类比可知，面子乃是人生胜负分水岭，落在左边和右边大不一样。有面子即有所得，没面子即有所失。有得，有人捧你；有失，有人损你。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三千年依附礼教边缘而生。捞到面子总有好处，好处有实有虚。即便虚，哪怕虚得没一文钱，总落得别人羡慕，比没面子好。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人家对同僚也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回头说不定皇上赏黄马褂一件。 面子的分水岭是如此鲜明，有面子就有尊严、有荣耀、有自信、有资信、有人缘、有艳羡、有追随者，有嫉妒者……这么多好事占尽了，大家何乐不为？相比较下，偶尔阿Q一下的尴尬算得了什么？人们不知道面子背后的利益如何兑现，只知道有比无好，正比负好。如此乐此不疲的游戏，越玩越火，越追越虚，变成虚假和虚妄。正数追成零，零追成负数。于是，鲁迅的阿Q诞生了。 三千年之悠远，几乎贯穿人类文明史。中国文化之所以消极面多，乃因为历史太悠久，仍然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到今天。走不到今天，便无所谓缺点，只剩下博物馆里的感怀。走到今天，自然毛病多多。一只青苹果，总是油光润泽，完美无缺；但是，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便难免有烂点。中国是一只熟苹果，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岂能不熟透？凡生命，必有生、长、熟、老之周期，文明也不例外。日久必衰，衰不可怕，端看如何更新。而更新，始于反思。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 明恩溥是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半辈子，是地道的中国通。明恩溥说面子的文字，见于《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该书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其中谈面子的篇幅虽不大，可取之处却不少。而且，尽显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事儿、老情状。 此处摘几段叙事，只可谓古意盎然，又发人深省，比之“私塾先生吃白薯”的笑话高明得多。 一位地方长官犯法，被朝廷处以极刑，在杀头以前，还念念不忘他的面子，请求穿着官服就刑，以保全他的面子； 一位放债人收不到债，虽然明知钱讨不回来，还是要装腔作势到借债人那里大吵大闹，严厉恐吓，回来向自己周围人绘声绘色地形容一番，以表明自己并非不懂得如何讨债； 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和“处女膜再造”广告。妓女们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头红晕”和“处女膜”，损一回造一回，嫖客们便兴致勃勃地享受“开苞”，在嫖友面前自诩“只玩开苞”，感觉十分有面子。背地里，妓女、老鸨们一边点票子一边偷笑。这类现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传统社会的面子增加了复杂性。读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世界性面子和传统中国面子的标识，譬如“捧场”、“给面子”、“轧台型”、“拉场子”、“踢场子”都是手段性面子。为透析面子，先将它分成手段和目的两型，目的型便是传统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现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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