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2

一、关系是生存维生素　　关系是什么，这对成年人来说几乎不是问题，不过要在道理上说清楚，并非那么容易。为了将中国关系说透，不妨多费点功夫，先从社会学说起。　　有一次，沪上一位年轻教授对作者说：你到上海来吧，这里是我导师的“码头”。他说话的口气，简直就像旧时青红帮的喽啰，不明就里的人还误认为他就是上海滩的小瘪三。其实，他真是上海某名牌大学教授，作者也明白他所说的“码头”是上海某专业圈，而非收保护费的黑道。那个圈子确系其导师私人关系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可以用青帮的语言风格描述那个学术圈子。从语义学角度说，说他导师是“老板”、“老大”还是“学阀”，所指都一样。　　关系网是隐蔽“组织”　　关系或关系网，从微观机理、宏观功能两方面都与“组织”这个概念类似。社会学所谓“组织”，是由许多个人经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单就这一定义看，关系或关系网当然就是一种组织，类似团体和单位。关系网和团体，表面上看似不同，但都粘合凝聚人群，形成一个可被观察和称呼的结构。　　譬如，对山区某县主管森林的一班人，人们可以称呼“某县木材协会”（这是团体），也可称呼“林业局长的亲信们”（这是关系网）。事实上一样，“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又譬如，对某省城搞史学的文人圈子可称为“某省历史学会”（团体），也可以称“某权威的地头”（江湖关系），全看说话人的立场和文化背景。白道说白话，黑道说黑话。读者阅读及此一定感觉古怪，关系网是一种稀罕的现象，它既像团体又不像团体。就好像UFO，是飞行物，又不是可纳入科学研究的一般飞行物，是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未经确认飞行物体”，看着心里有种不确定感。产生这种感觉就对了。团体的准确名称应该是“正式团体”，“正式”二字很重要。因为关系网的奥秘之一就是“不正式”，恰好与团体相反。　　一个典型的正式团体具有白纸黑字订立的明文章程，成员手持准入证书，章程和证书是正式团体的两大基本特征。若将团体比作一个圆，章程是圆心——中心纲领，证书是圆周——团体界线。然而，关系或关系网并没有正经八百的明文制度，更没有成员与非成员的明确分界线，只有模糊不清的习俗，心照不宣的规矩，和交易的特权与利益。关系网奉行不成文法——也就是习俗，没有人刻意去制定规矩，但是背后存在着看不见的压力，在它支配下诞生了“规矩”，“规矩”的专门术语就是制度。关系网内没有严格界限，俩人之间守规矩就是关系，不守规矩就不是关系，来去自由——比婚姻还自由，婚姻家庭毕竟是二人团体，属于法律保护的正式团体。因为关系网太自由，太随意，关系网的运行依靠模糊逻辑。　　譬如，有某人，若与你非亲非友又有数面之缘，他是否是你的关系，还真有些说不清，连你自己都回答不出来。但这一切并无碍，你们交往的行为将替你作答，引领你摸着石头过河，一边交往一边确认。确认的标准就是人情授受，即大家一有无互相委托办事，二有无办事后的酬谢。人在，人情在；人情在，关系在。人情是关系的孪生同胞，没有人情便不是关系，没有关系不会做人情；新朋友初识，彼此接受人情等于认同关系，不接受人情等于不认同关系。认识一个人与有一个关系之间，既不完全等同也不截然无关，当中一道标识是人情交往最基本的操作反馈。　　甲帮乙办事，乙还甲人情。这一来一去，遂成“关系”。　　经过头一次，若两人一致期待将来一直交往下去，那关系就开始逐渐变“铁”了。所谓“铁”哥儿们就是这般诞生的。关系的建立、运作都依赖于人情交换制度，这是另一门学问。　　莽莽中国大地，关系和关系网滋生多了，产生一块块群落，足以与团体和法律制度建构的公共秩序相抗衡。关系滋生的社会属于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是一种体制外社会，也是江湖社会两大类型之一。前面谈过江湖有多种，网状结构的关系网是一种，团体化的帮会是另一种。　　同系江湖社会，若将关系网与帮会做对照，便看到关系网的边界不那么明确。一伙人是否是关系，自古以来就无正式依据，既无法较真也无需钻牛角尖，也许这回是下回却不是。关系在不断演变，各人生存状况和地位也不断变化，微妙的私人关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大程度上基于当事人当时的心理。关系社会需要一种默认的心领神会，没有章程也没有证书，是否属于能搞关系的那种“关系”，有些情景下当事人也不明白，要试探一下等待对方的回应。譬如下面例子，时常有人拎两斤点心到对方家里，往桌上一搁：“哥们儿，有件事想托你办一下，怎么样”？那“哥们儿”若心口不一地用余光斜瞄礼物，一边看一边客气问什么事，并假意推推搡搡，那就是应承了。这应承了就是关系；若对方没应承，还没问什么事情就撂一句：“您请回吧，我点心多得要发霉”。那就不是关系，没给你面子。应承，等于确认人情交易的游戏规则。不应承，就是否决。人情很关键，是关系的内在标准。那人若说：“事情交给我了，下次不许带东西”。那就不仅确认关系，而且关系特铁。　　凭着人情，关系就逐步建立了，关系网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与国法党章属于平行面。关系一不买国法的账，二不买党纪的账，体制外的结构属性本来如此，它有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按自己逻辑行事。由于关系社会的网络结构与法制社会的“科层团体制”不同，一个网络制，一个团体制，所以关系网从不诉求颠覆法制社会，从来不造反。相反，它要寄生在单位和团体身上吮吸血液，营养自己。　　中国的关系网基本与社会生产无涉——一不炼钢，二不种粮，它只像蚂蟥、蛔虫、螨虫一样吸附在政治经济团体尤其是实行科层制的大型团体上寄生。关系网的本质是寄生。偶尔，在极有限的情形下，关系网也发挥经济组织的生产功能。譬如，民间“标会”融资、私人公司拆借和个人高利贷，被关系社会美其名曰“关系也是生产力”，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很小，可忽略不计。反而，其寄生价值如此突出，完全依附在大型社团内寄生谋利，假设法人团体、公司、协会、单位都倒闭了，关系网便失去寄主的营养供给。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关系网与宪政团体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脚气的真菌与脚的　　关系。　　操作关系网——搞关系、走后门，尽管声名如此不雅，但是现代法治社会奈之何如，就像螨虫、真菌和牛皮癣不是容易除根的皮肤病。在体制架构上，法律属刚性，关系属柔性，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有时连击打的目标都找不着。监察部门能轻易掌握单位内私人关系的一手材料吗？掌握证据是困难的。关系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当事人私下操作时自己心领神会，俩人心照不宣。当事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旁人不易取证，甚至不易观察。上面说过，有时连他们之间在某桩事情上都要相互试探一下，耍耍太极拳，看大家是否一伙儿，更遑论别人。一个机关里，一个社区里，张三、李四是否一伙，王五、赵六是否一帮，外人要经过多年才看得出。　　中国关系与外国关系之不同　　关系并非中国独有。　　有一篇资料，讲美国总统小布什内阁里的私人渊源，譬如老布什的国防部长切尼做了小布什的副总统，老布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作了小布什的国务卿等等，结论是小布什内阁是一张私人关系网。毋庸置疑，老少布什先后就任美国总统，当中不免有些瓜葛，有一些家族人脉资源。家族人脉，就是关系。若这样看问题，岂非全世界都是关系社会了？不然。人际关系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固然，完全杜绝私人关系运作的国家当今并不存在，但是反过来，以私人关系为基本规则来运作社会机器，世上亦极少，主要集中在亚洲儒教文化圈——中、韩、日和东南亚，尤以中国为甚。　　如果说中国的关系与西方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一种不同的档次：把原本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隐形的社会制度，从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统治力。我们都知道法律的力量很大，但是关系的力量也很大，而且足够与法律对峙。近代以来在中国，关系是民间社会运作的基石，也是某些官场和商场的实际通道和游戏规则，是混迹中国社会的一种必需的“维生素”。离开了它，许多人就像离开了维生素一样无法生存。而在许多中小城市，关系是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保障体系，离开它生活甚为不易，大家通过它办事谋生——求职、就学、升官、办厂、获取信息、争取权利……以小城市和城镇为例，完全不利用关系获取资源，不利用关系做任何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系网是城市生活脉络　　根据对京、沪、粤、闽、琼等地百姓生活的多年观察，作者的初步结论是：关系极为重要，但对不同城市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在小城市，关系是生活必需品；在大城市，关系给生活锦上添花。关系的有效性与城市规模大小紧密相关，小城市容易形成典型关系社会生态，大城市里关系社会生态相对薄弱。这城市大小界限在哪儿呢？　　作者认为50万人口是一道界限。人口50万以下城市很容易并且大多数都发育了成熟的关系社会生态。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很牛气的老江湖通常拍胸脯道：“这城市任一角落，我都能通过关系找了去！”这个“找了去”的尽头，就是50万左右的人口范围。任何长袖善舞的老江湖都不敢自诩在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可以随便“找了去”，除非他是市长。因此，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普通人都有本事通达城市某一个角落，只要他掌握了基本的关系术。50万人口就是一个上限，当然是一个约数（后面再说这个上限怎样计算得来），误差±20万，也就是30～70万，与城市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有关。作者不才，不能在数学上缩小这个估计数的误差。这个规模可以形成非常成熟的关系社会——完全靠关系建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关系价值的传播普及和被认同程度无异于法律，甚或高于法律。某认证这一点不需要很复杂的调查，只要指出关系网时常可以打通法官和法院这样一个常见事实，就知道关系价值在有些地方高于法律。传媒报道，一些地方的律师改行做法庭“掮客”，居然赚钱更快，也就是旧社会的“讼棍”，专门替当事人疏通法官，拿佣金讨生活。　　在另一头，在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具有相反的情形。这种特大城市是中国的关系社会生态发育最低、最不兴盛的城市。但不是关系不存在，也并非不重要，只是超大型人口规模最不利于关系运作。如果将500万甚至1000万人口当作一个整体，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精力铺设这么大的关系网。前面说了，关系网的极限只是50万左右，而且通到最后，实际帮自己办事的人自己并不熟，那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辗转相托。通常，依据脑科学原理，一个普通人顶多认识熟人200～300人，即便啥事不干专事应酬，至多认识1000人。小城市这几十万人编织的一张大网要靠最初的二三百熟人辗转传递来维系，这是中国城市每天发生在生活背后的故事。其实，特大城市也可以切开来对号入座，标识一些亚团体，当中有很多社区、社团、行业、街道组织，其中不乏规模50万以下者，适合玩关系传递的游戏，适合关系生态滋生，所以照样滋生私人关系网络。　　在两个极端之间，即人口介于50～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的样本，既是关系网效用的边际，也是宪政体制的生长点，处于一种双轨制过渡状态。关系网重要，社会团体也重要。这一类大城市初步建立了公共社会的雏形，所以一个普通市民不依赖熟人也可以依靠公共体制——市场和宪政机制生存。但是由于许多这类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些涉及人文关怀的更高级方面——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譬如提职晋升、工作调动、亲属户口农转非、幼儿入托、子女转学就学、保姆担保问题，还有遭遇交通事故纠纷、公务人员无理刁难……此时，熟人关系就很好用了。　　我们不能拘泥于纯粹的数字，更要看到中国城市人口集中生活在适于操作关系网的小城镇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中国90%人口都生活在人口15万以下的城镇，也就是说90%基层人口肯定处在关系网生态适宜滋生的人口规模中。　　为探究关系学的源头，还是回到小城市。对于那些城市人口小于50万的典型关系社会社区，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用关系来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日常生活肯定是障碍多多，困难重重。譬如，孩子入托、入学、就业、个人调动、晋升、开店、办公司、摆平人事纠纷……这些对小城生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要依托于熟人圈来解决。小城的生活，以熟人圈为基石，然后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有熟人是必要条件。比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有熟人还是充分条件，可以提供风险庇佑、供给特权和物质优惠，令生活锦上添花。譬如，获得紧缺资源，购买紧俏商品、内部商品或廉价商品，吃餐馆挂单赊账消费，分享政策性优惠，优先安排海外定居，医院里看病的优先权、名医选择权和更加周到的服务……难以备述。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有代价，后门特权需要双方互相给予。一个人，如果没有直接的特权资源，甚至没有间接的关系充当介绍人，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边缘化，被人挤到城市生活边缘。因为关系必不可少，所以关系是中国人生活的“维生素”，尤其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维生素”。　　综合来看，关系是小城市生活秩序的主旋律，同时是大城市生活的副旋律。在大城市里，它与公共秩序形成平行的双重控制体系，二者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补充，这就像交响曲中的和声。至于在乡村，反倒是关系社会的例外，乡村基本不成关系社会。村民都是熟人，没有生熟之分，没有生熟差异生成的特权空间，这意味着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关系的价值。作者特意跟随人类学家到贵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发现人人都是熟人，没有开后门的资源，公权寻租资源薄弱，没有搞关系的需要。这显示，关系基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对生人的优先权，而这种落差只存在于一个生人与熟人混居的移民社会。小城市和城镇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异削弱了。 　　关系好办事　　关系这东西，很不好谈。讲起来人人都是专家，大家都有一套，弄不好就班门弄斧了。　　在中国的中小城镇，居民日常要紧的事情常常诉诸关系网，而非诉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会团体。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关系——行政机关里的关系，进办公室只为走过场，使走后门合法化。事情于幕后早已商定，进办公室无非填几份表格，戳几个红印。　　在现代中国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联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不办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绸缪，不失时机地应酬，老江湖们更以战略家眼光构思关系网的战略性布局，主动地设置关系网的内容，触角延伸至城市各领域——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铺、房屋维修……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忙于应酬，巩固关系网以备不时之需。常人简称之“打基础”，也叫“应酬”。“应酬”是一种优先价值，只要电话里交代“今晚有个应酬”，毋庸解释具体，就不用回家陪妻儿吃饭。　　事实是，所有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系”生存，生存自然比陪妻儿吃饭重要。“关系”已是中国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异只是依赖程度不同。关系能帮助常人办事的范围几乎无限制，小事如买猪肉、买葱可以省钞票，大事如升官发财、晋级提薪、开店办厂可以通路子。　　对于不同城市、不同个人来说，关系拥有不同价值，可以办不同的事。为避免高堂讲章、行文空泛，我们就锁定一个地方样本，归纳关系的效用。这里姑且隐其地名，它无非一普通样本，代表中国许多城市运用关系的一般价值。作者初步统计了这座沿海小城十年的市民生活模式。尽管生活需求一直变化，但以下事务必定诉诸关系。假若不用关系，要么不成，要么久拖不决：　　调动、就业、调进油水部门（譬如，交警、大医院）、提干、涨工资、提职称、转户口、出入境（此项目2002年开放办理）、工商登记、贷款、申请投资项目、申请批文、子女进重点中学就读……　　另一类事务，不诉诸关系也可办成，但是依赖关系则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交易费用，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购买贵重商品（通过关系可以打折且避免假货）、购买紧俏商品房的优质套型、分配住房、机动车申领牌照、机动车年检、手术住院、进政府机关办理一般手续、结婚登记婚检、火葬殡仪、学校招生录取、购买优惠车船票、旅行团的优惠价格、购文艺演出票……　　两相比较，前一类事务属于生存大事，后一类事务属于生活小节，无也可，有则更好。仅就大事而言，小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必依托关系网。在该地，几乎没有人一生完全不利用关系生存，差别只是依赖程度高低。所谓能人和老江湖，则凡事必求关系。即便通过白道和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也非要通过关系，这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因为在往日的应酬里，人情已经放出去，债权债务关系盘根错节，关系不用白不用。　　按通俗说法，托关系也叫走后门。有后门就有前门，前门是正统体制，是公共宪政程序，也就是俗称的“白道”。后门不仅走得通，甚至还必须走，进而走得泛滥，说明前门走不通或不畅，正统制度的交易费用很高。这种现象是一切转型期或者制度不稳定时代的常见情形，包括关系网在内的江湖都是制度断裂造成管理真空的产物。 　　关系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　　关系网兴盛与个人寻求社会保障高度相关。在江湖时代，私人关系网以及团伙死党这两种组织都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个人产生困难需要救济的时候，发挥类似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功效。　　为了解释关系网的社会保障作用，这里说两个例子，一个反证，一个顺证。　　在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一般依当事人购买保险与否，分为三种类型：（1）双方都未买保险；（2）双方都已买保险；（3）一方买，另一方未买保险。对应三种类型，现实存在三种事故处理模式。　　第一种，双方都已买保险，这种情形最简单，双方都不用争吵推卸责任，由交警鉴定事故，确认各自责任，然后交保险公司理赔。　　第二种，双方都无保险，这种情形最麻烦，双方争吵不休，而且必定委托熟人通过关系介入交警办案，这当中少不了桌底人情。这是最难办的案子，尽管某些干警是既得利益者，但红包拿得不容易，免不了扯皮拉筋。　　第三种，一方保险另一方无保险，一方轻松，有保险者态度无所谓，无保险者不仅吵闹而且绞尽脑汁托熟人通关节，减轻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特定条件下，搞关系等于买保险，买保险的不用托关系，托关系的不用买保险，二者既对立，又互为补充。读者可能会想，买保险要投资，托关系不用投资。其实，托关系同样要投资，要请客吃饭，费用不一定更少。　　在一个中小型城区，即一个熟人关系社会，熟人意味着社会保障，熟人圈越大，则保障功能越强，保障范围越广。上面的交通事故操作仅为一例，实际上熟人的社会保障非常广泛。譬如，就医，熟人可以帮助找到放心的医生，以及内部价格的特效药；上街购物钱未带够，不要紧，店家先赊着改日再说；买商品担心质量，不要紧，小城市里到处是熟人，找位认识的店家，商品先拿回去先用，有故障可以退货，没问题改日付款。这比大城市稀里糊涂购买到劣质商品，事后找消协投诉省事多了；半路上自行车、摩托车坏了，不必惊慌，路边等等，保准有熟人开车经过，打个招呼捎回去；邻里房屋权属有冲突，就到政府找关系以势压人；若是卷进诉讼官司，人情就托到法官桌上……　　上面的例子说明两点：一是私人关系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二是私人关系保障可以与法律保障、商业保险等公共保障体系相互渗透，同时发生作用。譬如，商业性车辆保险与熟人关系包庇并行不悖。　　关系保障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关系特权是竞争的，排他的，一个人诉求关系的成功，同时意味着某个别人诉求关系的失败，这些人只有求助于公共保障和商业保障。因此，关系在对一个人行使保障功能时，它就淘汰另一些人，使后者进入公共保障体系。　　“关系”的滥觞　　“关系”二字在中国耳熟能详，涵义几乎融进骨子里，可以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然而这种说法，滥觞于何时呢？　　“搞关系”一词的大量涌现和流行，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此前，关系的说法在文献中几乎没有。也就是说，那时的“关系”二字是汉语“关系”的本义，即联系，而不是“搞关系”。当然，严格地说来，没有“关系”的说法不等于没有搞关系的事实。搞关系、走后门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于中国文化与生俱来，只不过在其萌芽时期未被概括为抽象的“关系”，而是用各种带有亲情色彩的称谓表示“关系”，譬如，“亲戚”、“朋友”、“叔伯兄弟”、“同窗”、“门生”、“老乡”、“表亲”等等，未将包含“搞关系”、“走后门”等内涵的众体提炼成一个统一的符号。未提炼，也说明“搞关系”尚未流行，尚未平民化、制度化。“关系”一词走向前台开始流行，并不仅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个惯例制度的崛起。这种抽象提炼过程，明显增强了一种冰冷的色彩，不再谈亲情、友情、学谊，毅然决然地抽掉温情的面纱，将利害关系赤裸地凸显在眼前：是亲戚、朋友、同学……那又怎样？大家在此一律平等，都是“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对象而已。当然，这只是价值蜕变的内心独白，并不排斥嘴巴上“咱俩谁跟谁”的曲意逢迎和逢场作戏。　　在清朝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今日意义上的“关系”这个词汇。那时的“关系”，都是其原始语义，即联系，而不是指走后门的熟人。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或较早地出现“关系”这种说法，是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全书仅在第二回出现过一次，不过不在正文，而是在对“过班”这一台词的注释。原文总共九个字：“过班：过通关系而升官。”此“关系”，即今日关系之雏形。　　随20世纪向前延伸，“关系”在文献及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日渐提高，曾一度在20世纪中后期“文革”中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关系概念是人所共知。在日常口语中，托熟人、走后门含义已经超过原始语义上升为第一含义，在托人办事中谁都不会误解它的意思。而它的原始语义即“联系”的含义，则萎缩为一种纯粹书面语言，基本局限在学术和政治文本里。　　“关系”何以称“关系”？　　关系作为一种特指的符号，具有特殊的生成结构。　　从符号学看，符号的“所指”是内容问题，应该是针对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但符号的“能指”，即符号名称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为什么选择“关系”来称呼关系，而不是其他？是谁选择了“关系”称呼？为什么选择特定的时机选定和流行“关系”称呼？这既要归结到近代社会的移民性质与社会主义语言文化的交叉。　　依托移民迁徙的江湖秩序，其组织模式的发展和繁荣，通过对大众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渗透，在20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小传统底蕴，至此时需要进一步改造、整合和规范，需要用新概念和新符号来加以提炼和标识，以利于惯例制度的进一步提升。对新符号和新概念的需求是必然的，但选择什么样的符号则是偶然的。因之，这一时代出现的新符号就不可避免打下了当代的烙印。　　关系名称的认同、流行和时尚化，与集体主义体制的话语习惯有关，与集体主义的精神无关，仅仅是一个话语习惯而已。尽管，早在清末就有“关系”的零星叫法，但并不流行，不成为得到大家认同的主流话语。《官场现形记》只是“关系”说法的星星之火，“关系”说法的真正燎原是在“文革”时期。　　解放后，在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组织体制下，所有工、农、商、学、兵、政、干……都要填写人事档案。标准档案格式都有“主要社会关系”一栏，要求填写近亲和密友①　 ① 近亲和密友同时也是搞关系的主要对象……每个人从上小学开始到进入工作单位，填写下的表格不下百份，每份都有“主要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比照一下，“主要社会关系”在老百姓的世俗眼光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很显然，就是那些来往密切的人、相互有照应的人、生活相互帮忙的人、有重大事情发生时靠得住的人——三姑六舅、七大姑八大姨、老同学、老哥儿们，这些人似乎就是“主要社会关系”了。几十年来，大家一面不停填“社会关系”表，另一面也不停托“社会关系”办事，久而久之就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所说，就像马戏团驯猴那样，建立了条件反射。托关系的人就是档案上的人，“主要社会关系”，或简称“关系”，就是那些走后门对象的统称了。习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把所有能走后门的人通称为“关系”，关系就这样进入主流话语。　　从“熟人”到“关系”，并不是换个说法那么简单，它标志关系网操作从经验进入理性的高级阶段。以前各种称谓诸如亲戚、老乡、熟人、同学、师生、同事等等，都被冠以一个相同名称，包容在这一个共同概念之下，被同等看待。或者说，被抽象出共同的价值。原本在古典社会中，亲戚、老乡、师生等所具有的亲疏、情义、轻重、等级的诸种价值被轻飘飘一笔勾销。这就像砍一棵树做木棍，所有的枝叶都削掉，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所谓关系，无非是可以托办事的熟人，无所谓亲不亲、友不友，有用即可。白猫黑猫，能办事的就是好猫。　　关系这个符号，连带它背后营造的关系网和惯例制度，是儒教制度后期的移民生活演变的结果，是移民和游民群体习俗逐步演化的产物。往前看，在古代定耕农业社会中，走后门的关系没有存在价值。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圈内，人们相互交换和利用的空间很小，亲戚仅是亲戚，朋友就是朋友，熟人还是熟人，不是相互利用的工具。在缺乏大规模合作的小农经济体系里，社会交换和相互利用的空间很小。在一个固定的村里，粮食蔬菜自给自足，家族以外人的利用价值微乎其微，没有经济意义上可观的工具价值。只有在定耕农业经济开始瓦解以后，大范围移民格局形成，同时宪政秩序尚未建成，市场经济和公共行政制度尚不存在，仅有的、数目少得可怜的亲戚、朋友、熟人、同乡就变成个人向外发展的过河桥和敲门砖，成为相互交换、合作的稀缺资源。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制度秩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关系网就这样形成了。换言之，关系网是传统与现代制度断层的产物。 　　关系的获得：十七种人脉与三个要件　　关系如何产生，又如何得来？这听起来，既像是一个学术课题，又像是一个经验门道、混世技巧。　　关于关系的学问，学校里没有，图书馆里不多，倒是地摊书上有一点，又说不透。有趣的是，社会上随便抓一个老江湖，可能比一个大学社会学教授懂得更多，参悟更透。偏偏是，老江湖不做学问，老教授不懂江湖，这就形成一个断层，使“关系学”成为一个谜，到底是什么，光听人挂在嘴边，始终不见庐山真面目。其实，要了解关系的源头，了解个人关系的源头活水，须从以下17种人脉入手，这是关系的第一个要件。　　十七种人脉　　做成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步骤：　　第一，具备以下十七种现成人脉资源，至少一种，越多越好；　　第二，具备面对面互动的历史过程，俗称“处”；　　第三，启动人情交换程序，发生人情债务互易纪录，俗称“帮过忙”。　　简称“三大件”：十七种人、“处”和人情。　　这里逐一讲述，先说第一。　　人来到世界天生拥有自己的亲属，却不天生拥有关系。关系非一日所成，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要靠个人生活履历的有心营造、缓慢积累。具体看，在中国社会中，许多具体人际关系都可以自发地衍生成“关系”。经初步汇总，大抵有以下十七种：　　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同事、师生、师徒、战友、领导、部下、同乡、同党、干亲、结拜、世交。　　擅搞关系的能人会主动利用当中的大部分资源，而一般普通人仅仅利用其中一部分。这十七种人际关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属后天缘分，一类属天生渊源。天生的，即降临世间即命定拥有的渊源有三种：亲戚、同乡和世交。除此之外，都是后天所得。　　1．亲戚　　“亲”即血亲，“戚”即姻亲，合称亲戚。不论亲或戚，都因家族而来。传统亲戚之间，大多从小时候就经常来往，耳鬓厮磨，相互熟悉，因而有感情；不在一起长大的，也有家族基础作依托，经长辈亲戚引荐后交往。　　2．同乡　　同乡是个貌似清楚却不能认真定义的模糊概念，有大同乡小同乡之分，很大程度上依赖双方对原籍的地理范围和方言文化的认同。原籍归小到一乡，大到一省，都被称之为同乡，地方越大则越模糊。至于同村，则不叫同乡，而叫同村，类似城市邻居。同乡与同村不同，同村人认识，同乡原本不认识，在外地碰到相互攀认，因而带有移民性质。同乡是一个移民文化概念。由于“乡”的范围模糊——仅仅是一个有诉求而被故意炒作的符号而已，它的地理范围可以撑得很大，演变成一个方言文化概念，譬如东北三省和江浙两省是“大同乡”。此外，还有套近乎的“半同乡”，即配偶家、外家的同乡，譬如自己祖母、母亲、妻子的同乡。在南方，潮汕人与闽南人讲同一种方言，也算作“半个老乡”。在概念的边缘，同乡的定义取决于对某种亚文化的认同，譬如方言、习俗或家族姓氏文化。　　同乡作为一个符号，它是天然渊源。真正要让同乡转变成可以利用的关系，还需增添一道启动程序，即人情往来。　　如果认真观察周围社会，可以发现同乡是关系网中积极活跃的因素，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同乡聚会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事实上，嘴上的“同乡”并不等同于客观的同乡，在关系学里这是两个概念。嘴上“同乡”，仅仅属于同乡当中能够相互帮忙的亚群体。那些帮不上忙或者没本事没资源帮忙的同乡，虽是真正同乡，却不进入关系的视野。　　3．世交　　家族中，直系长辈的朋友称为世交，具体说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朋友和他们的后代，这是真正的“关系户”。世交是家族留给自己的资源，生而拥有。　　世交是从长辈的朋友关系遗传下来，但世交与自己的朋友并不同，差别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交往，只靠一个习俗符号维系上辈的资源。因此，要把世交转变成自己可以利用的关系，还必须用亲身的交往激活它，把它转变成自己的关系。　　4．朋友　　近代以前，中国人尚不知“关系”为何物时，就已经拥有丰富的朋友文化。古时的朋友是真朋友，现在的朋友歧义纷杂，有些说不清了。朋友变成关系，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时常有人说：他在社会上有很多“朋友”，这里所说的“朋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其实就是熟人关系。他实际上在说：我有很多关系，可以办很多事情。只不过不愿直说，仿佛“朋友”是对“关系”的美容和修饰。除了假朋友外，真朋友自然也可以充作关系。友谊与功利，在没有利害冲突时并没有矛盾，反而因互相帮忙能够加深友谊。以关系而论，在利益的方面，真假朋友并没有差别。　　5．同学　　所有相处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关系”，也有可能不成为关系。相互帮忙是内容，找个理由是形式。凡是曾经在同一个学校一个班上过学，曾经朝夕相处过，都可能成为日后的关系，同窗经历是日后成为关系的依据。私交良好，日后自然可以直接进入关系，加以利用。如私交平淡，但毕业后进入同一生活圈，客观上产生相互关照需要，则一般都会以“老同学”相称，加深“感情”，巩固关系。　　6．校友　　校友与同学似而不同。同学原来相识，有交往基础。称校友的，读书时虽然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个班一个年级，或者根本不在同一时期上学，大多不认识，或者不熟悉，这就比同学关系浅。尽管浅，关系学的技术体系同样有办法套近乎，促交往，最后弄得校友比同学亲热也有可能。原本不熟悉的校友，变成熟的、活的校友，重要在于两人的生活进入同一圈子，客观产生通过人际关系渠道相互帮忙的需要。物质生活匮乏时，公共资源紧缺时，人脉变得尤其重要，人脉的开拓自然延及校友。校友身份，被关系网充作一个可供拓展的关系资源，这是它的潜在价值。反之，如果宪政、市场经济和公共资源运作恰当，物质生活丰富，百姓就不会关心关系网这样一种“二渠道”，一般的陌生校友就不会进入话语中心，也就无所谓校友不校友。校友仅仅是一种校藉缘分，不会演变成日常生活中相互利用的关系。不认识的校友变成熟悉的校友，母校必然成为两人的谈资和共同的话题，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两人的合作利益。不能合作或不能互惠，这样的校友毫无实际价值。　　7．街坊邻居　　比邻而居叫做邻居，同一街巷称作街坊。　　坊，曾是古代城市社区的单位，今天泛指住址附近的居民。这两种人虽相差不大，但有亲疏之分。中国人来往讲地缘地利，家门挨得近，相互串门多，照应就多。邻里之间两家越近，交往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亲密，当然因吵架交恶要除外。此外，中国人还讲缘分，住得稍远，如两家人投缘，关系也可以亲密。反而若住得近，但不投缘，是非口角也很多。所以，关键看交往这个中心，这是关系的要点。在城里人尚未搬进公寓楼之前，中国人普遍有串门习惯，串门是交往的一部分，尤其在无事时候的交往，特别被人看重，因为你一直想着他们，而不是有事的时候才想起他们。因为串门是无事时候的情分，它的心理效果十分显著。无事串门，待到有事的时候求助，便十分自然，就着那股热火劲儿，对方也不好回绝。假如有事才登三宝殿，肯定为时晚矣，就是送重礼，追加人情，能不能成为关系也很难说。　　在农村，街坊就不叫街坊，叫做“同村”。常常，同村是堂亲或者远亲。中国村庄多由同姓宗族构成，有些村庄有两姓或更多姓，但很少有百家姓。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庄还是宗族的载体。这种状况，至今基本格局没有大改变，大多数内地村庄仍然是宗族载体。　　8．同事　　曾经或者现在的同事，只要私交良好就可以当作关系，以便将来办私事。在关系网的语境里，同事已经是私交不错的对象，这与正式文本上介绍的“同事”含义已经不同。同事之间哪怕私交一般，只要没有过节的，凡有事相托，抹不开面子，相互帮忙难以回绝。　　9．同伙　　同伙与同事近似。同事在同一机构中共事，而同伙带有合伙的意思，通常是生意或者某项社会活动合伙。有合伙，就有人情，有人情，就会相互帮忙。　　10．战友　　战友可以看作是曾经在军队里的同事。关系学看“战友”，并非现役军队里的战友，而是转业、复员以后的战友，通常称“老战友”，意思是不是新战友，不是现在的战友，而是过去的战友。若是现在的战友，那就没意思了，营房里没多少关系好搞，比不得转业到地方，那是物欲横流、长袖善舞的大舞台。战友转变为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关系，通常在复员、转业以后，在地方不同行业工作，拥有各自不同资源和便利，相互之间具有互助的诉求，也具备特权优惠的便利。　　譬如某一个地方，区委书记、外经委主任、建行行长三人是公认的“战友”，酒桌上到处都这么说，三人相互之间也这般介绍，大家信以为真。所以，听众一直当他们曾经在一块摸爬滚打，生死与共。若干年后，一次闲聊，才知道他们原本并不相识，只不过先后不同时间在同一番号部队中服役，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这就很有趣了，服役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同，还能普遍被当作“老战友”，这就是关系学的学问了。事实上，恰恰是不成文的关系网惯例，将他们算在“战友”账上。　　战友关系的成分略有些模糊。有些战友确实是朝夕相处的亲密同伴，一起摸爬滚打；另一些战友仅仅是当时的同事，隶属同一部门或驻扎同一军营，不经常见面。这些人原本不亲密，转业复员后反倒因利害关系变得亲密了，整天“老战友”叫个不停；还有一些战友，其实服役期间根本不相识，只不过隶属同一军队番号而已，就凭这点瓜葛，他们在复员、转业之后，因相互依存的需要，于是在酒桌应酬上开始互称“战友”，外人也逐渐认同这种战略同盟关系。这种关系与同乡的说法颇有几分相像，先是从某个共同隶属的抽象符号出发，然后相互套近乎，越走越近，变成跟真战友无异。　　11．师生和师徒　　大学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名师耄耋之年不能授课，但是研究生报考者仍趋之若鹜，手下的在读博士数十，硕士不计其数，每人与导师见面一分钟都摊不到，大师连有些学生名字都叫不全。趋之若鹜，关键是大师深厚的人脉令学子垂涎欲滴。将来，挂着大师弟子名分，日后混社会十分方便。　　就关系学而言，师生之间仅仅是加进等级的同学关系而已，他跟同学关系一样朝夕相处，唯一不同他是老师。教学过程是一种面对面交往，容易积累私人感情，为日后关系互惠打下基础。与同学不同，师生在名义上——在礼俗上，具有上下之分。“上与下”等级是关系网结构系统中的三要素之一，另两种是“内与外”和“亲与疏”。在很大程度上，师生相托办事可以看作类似同学关系，但是在实践中，等级成分确实影响了师生交换的平衡点。老师托学生办事，对学生有一种压力，很难推托，而且事后所欠人情也少，人情债与“师恩”部分相抵消。学生托老师办事，虽也顺理成章，但是回报的代价也要相对大一些，因为要考虑师恩的背景。　　至于师徒，情形与师生相仿。但是在旧社会行帮中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帮训，所以师徒之间通常比师生还要亲密，介于师生和父子之间。　　12．同党　　同一党派或团体，称同党。同党在公共事务中是同事，而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变成私交的关系。　　13．上下级　　上司和属下之间，一起工作，部分像同事，但上下级之间又等级明确，所以又部分像师生。然而剔开这一点，它与一般同事没有根本的差别，只是运作起来，必须注意上下尊卑，维护各自的面子。上下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元素，是形成官场派系的根源，按官场话语叫做“一条线”，或者“背景”，或者“靠山”，或者“山头”。这种上下级关系，不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是官场上的权力依存系统，结构非常牢固，是关系网形态的典型代表。中国官场史上的许多晋升、调任事务，都是在这条线上完成的。　　14．结拜　　结拜即拜把子兄弟、金兰兄弟。　　结拜是古代社会沿袭已久的习俗，一般来说，古时结拜金兰与移民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因为离开家乡，远离宗亲，结拜兄弟才变作一种补充。反之，若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家耕读生活，同村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结拜便丧失实际意义。所以，结拜的两个要点，一是坚持家族伦理，二是有移民背景。　　离乡的人们结拜后成为异姓兄弟，兄弟之间除了信仰和感情，余下即是生存互助，那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甚至是唯一的宗旨。结拜源于一种责任伦理，双方都有责任延及对方，尤其大哥对小弟负有更多义务，这就不仅是地位倾斜，而且也是义务反过来倾斜。基于这种义务，就演绎出一种现象：初到异地的青年男子为了谋生，总是主动认当地有势力的人做“大哥”，只要对方不拒绝，这层关系就算在名义上成立了。一旦关系成立，凡事找大哥帮忙就有合法性理由，大哥关照一下亦在情理中。　　15．干亲　　干亲系统包含如下称谓：干爹妈、干儿女、干兄弟姐妹。一旦拜了干亲，以上称谓必然发生。干兄弟姐妹，也就是干爹妈的子女。　　“干爹”、“干妈”，在南方也称“契父”、“契母”。在改革开放前，认干亲是南方城乡泛化的习俗，普及程度高，大多数百姓都有干爹、干妈。以福建为例，建国后民间拜干亲习俗实际上已经很松散，并不需要特别的仪式（不像江湖帮会歃血为盟），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一捆猪脚和几束细面。一般来说，拜亲理应具备几点：首先双方父母是熟人朋友，有加深关系和结盟需要；其次，从迷信说，孩子拜一个合生辰八字的干妈也好养活。综合来看，在福建沿海一带拜干亲习俗，是家庭结盟诉求和神秘主义信仰的结合物。　　确立干亲关系后，孩子与干爹妈的关系被塑造成类似家族内的亲子关系。有这层伴随孩子成长的十几年的深厚关系作基础，孩子成年进入社会以后，就可与干亲家庭之间在生存上、在利益上相互帮助，干亲家之间变成真正的关系户。　　“面对面”，处得好　　上述生成“关系”的资源，不管先天后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提供了一种条件，让俩人能在特定时空里面对面交往。读者须格外留意，妙处就在“面对面”，这是所有传统文化的共有特征。只有经过“面对面”，上述十七种人际关系才能够转化成“关系”，实际上除了先天资源外，后天资源早已经过“面对面”交往。这是关系产生的第二个要件，也是时间程序上的第二个步骤。　　后天的渊源诸如朋友、同事、同学、战友等等，必有一段亲密相处的历程，方才构成关系，原本没有机会亲密的只好到酒桌上应酬，敬酒、“打通关”、划拳、嬉闹、黄段子……变得貌似亲密起来。而天生的资源诸如远房亲戚、同乡、世交，甚或还有名义上的假“战友”，要成为活的关系，还得加紧补上“面对面”这门课。补课的内容可以是任一形式的“面对面”——应酬、串门、往来、联络、聚会、送礼和宴请。上述十七种人脉，通过此种“面对面”交往，方可成长为关系。　　反过来，根据“面对面”标准，反向推论关系生成的过程，必使我们得出结论：必有一些无法“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不能转化成为真正的关系——搞关系、走后门意义的关系。　　哪些人不能“面对面”呢？我们很容易找到答案。　　面对面交往的群体属于初级群体，而不靠面对面交往的群体属于次级群体。次级群体是靠抽象符号联结和维系的群体，譬如现代团体、跨国公司、互联网虚拟社区等等。抽象符号及其信息通道包括：法律、文书、文件、信件、电话、传媒、契约、章程、纪律、通讯、互联网等等，它们是现代社会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的主要传递媒介。譬如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记者与读者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市长与百姓之间，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书记与党员之间，互联网友之间等等，都建立在文本、书证、法令等间接、抽象的联系方式基础上，他们可能因某种方式见面，但不以此为必要条件。因此，除非他们原来就私底下相识，否则不能成为“关系”，不搞请客送礼，不做人情还人情。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标志着现代社会与“关系网”社会，在性质和结构模式上的根本差异。　　启动人情　　有人脉、有面对面后，是否就是关系呢？还不一定。这里缺第三个要件：人情。　　就本来面目说，亲戚是亲戚，朋友是朋友，师生是师生，同事是同事……这些人际关系早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何以近代才大肆卷入关系？何以关系网至近代以后才大肆泛滥？一般的人际关系蜕变成“关系”，需要近代社会的江湖土壤催化，缺少这一环节断然不可。换言之，需要一种制度环境，人际关系才变作可以搞关系的“关系”——被异化的、利益化的人际关系。这个制度环境就是人情。　　人情制度是一种心理认同，相互之间把对方当做人情交换的对象，相互委托办事的对象。你帮我忙，我帮你忙，你卖我人情，我还你人情。一来一去，都在规矩下进行，这是做关系的最后一道程序，即人情程序。而人情的规矩，就是人情制度。　　用大白话说，如果亲戚、朋友、师生、同事等人脉不仅停留在感情和伦理上，而是开发成社会通道从事相互合作，进行利益交换，并遵守一定的人情规则，那么，就生成了江湖意义上的关系，即走后门、搞关系的“关系”。　　综上所说，关系的三个要件是：　　（1）人脉背景；　　（2）面对面的交往经历；　　（3）启动人情程序。　　“能人”和“活络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认识的一位投资商到异地发展商业项目，前后大约一年余，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他在家中搜索枯肠，整天在思考目的地有哪些现成熟人，各自在当地有何基础，或者通过省里哪些熟人可以打通当地，然后预约省里的朋友前往目的地。主要工作是成天打电话，做记录，然后做好打关系的规划。　　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开始驾车前往当地投石问路，登门拜访当地老乡、朋友，通过他们结识另外的朋友。每日请客送礼，天天酩酊大醉。　　第三阶段，几顿盛宴、几番厚礼之后，大家关系开始套近，变得熟悉随和起来，称呼也慢慢改变，逐渐构建朋友、哥儿们的语境。于是，通过新哥儿们再结识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们，开始第二轮请客送礼。数月热乎劲儿后，主人公就成了当地官场的红人，局长科长们的江湖弟兄。时常在宴会上只顾说笑，但凡宴毕，对方一抹嘴油，高兴撂下一句：“有事尽管找我”。至此，主人公在当地急需的关系网初步建立，序幕方才唱罢。日后，投资项目逐个登场，一切好说好商量。　　依上世纪90年代初行情，一个人到南方沿海中小城市投资，打通关节前期费用大约在几十万元上下，具体花费与公司规模、公关形象和气派有关。当然，这只是开场鸣锣，尚未入正戏。打通关节是一种比喻，属于中医经络理论的说法，中医认为真气在体内运行经历小周天和大周天循环，所以练气功要从丹田开始，沿着任督二脉打通逐个穴位，然后通百会、入涌泉，完成大周天循环。　　观察身边社会可以发现，每个人的关系诞生都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不管前辈恩情，还是今生偶遇，都有说头。不论谁，如果叫他说某一门关系如何得来，只要他敢于启齿，通常都是很生动的故事。生活总是比书本更富有生命力，这些故事能够反映民间社会运行的真谛，而不是书本上的矫情。　　通常，一个中国人关系圈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自然、甚至不由自主的过程，就像炖老鸡靓汤，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个人主观能动性虽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很有限。个人关系圈中的核心，譬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同乡等，属于个人不能选择的对象，带有不可抗拒性质。对于一个将要进入关系网络的年轻人来说，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资源供自己支配，大半属于听天由命。父母们的作用可能比子女本身相对主动一点，某些功利心强的父母可能会做一些主观努力，诸如替孩子攀干亲、送孩子到贵族学校读书，希望孩子将来跻身上层社会，积累达官贵人的人脉资源。但综合世情来看，这一部分因素在全部关系网中只占很小比例。大部分关系是命运安排的，这一生你将要结识的同学、同事、战友到底是谁，都是很偶然的。　　然而，听天由命只是普通人的命运。生活中总有极少数人，他们的关系圈是精心设计的，而且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营造的。这种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名称，或者说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称呼，但不统一，譬如“老江湖”、“老油条”、“本事人”、“能人”、“活络人”、“二哥”、“掮客”、“中人”、“交际花”、“肉弹”、“捞仔”、“滚友”、“搅屎棍”……这里我们不妨中性地称为“活络人”。　　普通人与活络人不一样，普通人搞关系肯定有点吃力，因为关系网应酬没日没夜，违背普通人的生理规律，超出普通人精力、胆量和酒量负荷。而活络人置身关系网仿佛如鱼得水，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们的关系网不是听天由命得来，而是根据生活需要刻意开发出来的。他想认识谁就认识谁，想热火就热火，想冷淡就冷淡，圈子漂移着，随着自己利益中心转。这一类人，在各省市、各行业、各机构都存在，而且随近代江湖体制繁荣日盛，大江南北无一不见活络人踪影。中国人只要是在酒桌上应酬，就不缺这种人。　　活络人营造关系网的特点，第一是“利益理性”：个人意志高度介入关系对象的甄别，有用的人交往，没用的人不搭理；第二个特点是“快餐化”：通常中国人关系圈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自发的过程，而活络人则不然，他们通过请客送礼、金钱铺路、银弹肉弹手段，把关系营造原本需要的漫长过程尽可能浓缩成一个短暂时间。好比用葡萄汁勾兑食用酒精，取代窖藏葡萄红酒，原本需要长时间酿造和窖藏，现在只需要酒精掺果汁，几分钟搞定。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加快，法制规范的建设跟不上，社会秩序露出制度真空。于是，江湖体制乘虚而入。除了“黑社会性质团伙”外，民间的关系网也越扎越大，特殊的生态环境使活络人大放异彩，活络人滚雪球似的日益增多，成为不少平民百姓羡慕的榜样。一时间，学习活络人搞关系在民间十分流行。通常在关系网中，活络人既不直接求人也不实际做事，既不是供方也不是求方，只是一个中介，是关系网运作的中间人，是特权传递的润滑剂。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关系网的主要特征：层层传递和技巧性。 　　关系技巧之不完全手册　　自明清以来，以移民和游民为骨干的关系网建成后，便形成相应的操作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现在被人们称之为“关系学”或“关系术”。　　为了对“关系学”这一课题进行探讨，作者在这十年的观察、研究中，留意对搞关系的基本招数和手法进行系统的、当然也是初步的归纳，得到以下十四种基本手法。这十四种手法源自“老江湖”们应酬时候的口语，因而依然属于很感性的层面。一方面明显有含义重叠，另一方面囿于作者学力浅薄以及地域时间限制，内容也可能有所遗漏。因此，这里的归纳只算是初步的，按时下流行语言，叫作不完全手册。　　江湖社会中，搞关系的术语很有意思，基本上每招只一字，每字一招，归结下来主要有十四字：拉、托、攀、套、做、捧、拍、拜、跟、认、串、应、培、袭。顺口念起来，颇有中国功夫十八般武艺的味道。十四个字各有侧重，其中几字讲战略战术，另几字讲技法，还有一些明示源头。口语中，最频繁一个字就是“搞”——搞关系。认真地说，“搞”不是一种招数，而是这十四种招数的总和。　　对于老江湖来说，这十四个字的含义毋庸这里赘言，不过考虑到读者中亦有涉世不深的青年，略作交代。　　1．拉　　成语说：拉拉扯扯。拉，带有拽的意思，就是用力拽过来。把谁拽过来？把要搞定的人拽过来。查遍媒体，所有查处的腐败案件的当事人，几乎都很会拉关系，就是刻意地、无所不用地增加关系网的人数。拉的含义很复杂，但主要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拉起来，二是拉近来；即是：既要缔结新关系，也要增进旧关系。　　怎么拉法？江湖的特点是没有教科书，没有理论，凡事靠悟性，靠榜样。厦门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这就是老江湖的悟性，知道怎么拉，怎么对症下药。没悟性的，则要模仿老江湖的榜样，去感悟，去体会，看看老江湖怎么拉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复杂，总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条最基本，那就是请客和送礼，所谓搞定对象就是让他欠自己人情，欠了人情，下面就好办了。　　2．托　　你要做一件事，又不认识人，那就只好托人了。机关办公室经常有这道风景，常常有人对着同事或对着电话另一端高声询问：“要办某某事，在某某部门有没有熟人？”要办事，又没有熟人，通常急得团团转，只想快点找个中间人托出去，花多少人情都愿意。开始还避人耳目，后来也公开无所谓了。　　托的本意是委托或转托。托关系，也就是通过关系人辗转传递，寻求满足需求的资源。这是一种传递需求信息、交换支出和收益的本领。托的现象以及附在现象上的技巧，是关系网能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一个人认识的熟人有限，通常不过一百人到二百人。通过托关系，就可以将需求信息，附带成本支付意愿播散开来，像渔网一样撒开来，层层传递，播及很大的人群。关系网的“网”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托”的机制，“托”造成了传递。一般而言，平均的传递规模可以达到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　　3．攀　　许多人在与地位较高的人相处时，总喜欢称自己与对方是“校友”、“远亲”、“同乡”、“本家”，期望与对方确立关系，这是典型的“攀关系”。拉关系拉到贵人身上——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就变成攀，具体地说法是攀亲戚、攀上级、攀校友、攀同乡、攀门生等等。　　“攀”这个字之特殊，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等级意味。所谓攀，也就是纵向（垂直方向）拉关系，在等级秩序中缔结关系。由此，“攀”的内涵就等于“拉关系”再加“等级规矩”，平添一道尊卑色彩——低姿态，低三下四，恭维，甜言蜜语等等。　　中国文化积累日久，意蕴复杂。“攀”的妙用，有时还能看到另一种相反情况，即自谦。在平等的交往中，自称“攀关系”表示自谦。譬如：“我和您攀亲戚”，“我跟您攀校友”，或者“我高攀了”，此处“攀”被用来表示恭维和尊敬，抬举对方。　　4．套　　中国文化讲究地方本位，地缘优先。中国人刚认识，总习惯问一句：“您哪儿人啊？”你若答道：“吉林的”，极可能听到：“嘿！咱们半拉老乡，我辽宁的”。你若说：“俺山东的”，你还是听到：“咱们半拉老乡，俺娘山东人”。反正不管你是哪儿人，最后都逃不出“半个老乡”，总有办法绕回来。如果你说你姓李，那就“五百年前是一家”，是本家，更亲了。相比之下，北方人比南方人习惯套近。有位东北人在南方做经理，有一天对新招聘的员工很满意，顺口唠起了家常：“这两天真冷，昨晚和你嫂子睡觉着凉了”，听得新员工差点昏过去，我嫂子怎能和你睡觉？其实经理不过是自称大哥而已。　　套，就是套距离，俗话说“套近乎”。套是个模糊概念，语义可以大约意会，却不易言表。　　大致上，“套近”近似拉关系中的“拉近”。不同的只是，拉关系的“拉”带有强势的动作色彩，颇具实干性、实践性，多用于讲述行动，讲动作。相比较，“套”是一种嘴皮功夫，嘴力劳动者的活儿，用语言构建二人关系。所谓“套近乎”，就是以语言套认与对方的名义关系，还没有动实质的，晋升至用礼物或金钱来拉关系。　　关系，光说不动真格肯定没用。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所以“套”，往往是拉关系的前奏，它首先要解决双方的关系名分，建立相互认同。有了这种认同，才可以付诸行动。　　5．做　　上世纪80年代，广东地方流行说“识做”，许多场合都可派用场。上司安排你当先进分子，晚上赶紧拎两斤点心上门送去，叫“识做”；得罪流氓了，有人来修理你，临走撂一句：“下次识做嘀”，意思是老实守规矩点儿；圈子里有人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旁人都夸他：“佢（他）几‘识做’哟！”。总之，“识做”都和规矩有关，意思是符合江湖规矩，符合隐形规则或者地方行业陋规，隐含着潜在的江湖因素。这些所谓的规矩都是“江湖规矩”，不是公开的章程。　　做，是模糊概念，依赖特定语言环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种不同意思：一做关系，二做人情，三“做人”。　　做关系，就是制造关系、拉关系和套近乎。做人情，就是制造人情，在人情债务核算上成为债权一方。这里只谈“做人”。会做或者识做，关键是个“做”字。怎样才叫“会做”？悟透这个字，无非在于顺应江湖规矩，尤其是当下流行规矩，又以江湖体制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为核心。什么才算江湖的利益规矩呢？简单归纳一下，主要有三条忌讳：一是“利益均沾”。道上混的人，“捞”利益不可一人独食，多少要讲些哥们义气。二是“保全面子”。对所有同道均要顾面子，切不可让人没面子。不给人面子，即不给人活路，江湖上的脸面比生命还重要。三是讲等级。如果是依靠上司、大哥、靠山获利，酬谢时要额外加重筹码，不惜超过自己所得。所谓会做，无非就是懂得这些背后的规矩。江湖规矩以心口相传的习俗存在，不成文字，又随时随地变幻，只得靠个人去体悟。　　6．拍　　拍，就是巴结，俗称拍马屁。　　在中国，拍马屁无人不知。看中国人拍马表现就如同看人吃饭一样常见。在一般的老板、上司办公室里，常常聚集一些亲信和门客，以溜须拍马营生，有事替办事，无事伺候茶水，甜言蜜语恭维上司。拍，是权力专制和等级制的产物。　　拍不是具体的动作和过程，而是讨上司欢心这个目的驱使下的一系列行为。通过讨上司欢心，加深上司与自己的关系。这是下对上的关　　系术。　　7．捧　　人们常说，某明星草包一个，是被唱片公司老板“包”起捧红的；某地上市公司业绩平淡，被地方领导造假捧红；某个名人原是二混子，巴结娱乐圈大把头被媒体捧红。这些说法，表明“捧”蕴含着一种提升力，是一种有价值的手段，用以发展关系网。当然，捧非白捧，时下流行“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捧人的老大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其间必有人情授受，利益各得其所。　　捧和拍含义接近，以至于有人混同使用，譬如“捧领导”和“拍领导”意思相同。但是，二者还有差异。拍，基本含义是巴结，也就是讨好上级，寓意自下而上。捧，不限于“自下而上”的讨好，自上而下的提携也可称作“捧”，譬如“捧场”、“捧明星”、“捧红”、“捧杀”等。这里，捧的意思是提携、栽培、扶持，提升地位和名气。　　无论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是平级之间，“捧”都适用，它的含义是从不同方面提升对方等级，譬如名气、面子或社会地位。其中面子是虚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是实的。这当中有讲究。下级捧上级，务虚为主，说好话、给面子，满足虚荣心，上司欢心；上级捧下级，务实为主，给地位、造名声，提拔下级，下级得实惠。　　8．拜　　蒋介石早年“混”在上海滩，炒股亏空，投贴拜黄金荣为师父，黄老板遂介绍其往广州投靠孙中山，方有后来成功之日。这是第一拜。蒋介石后来做了合法名义的大总统，但无奈军事上打不下军阀，无法一统天下，于是曲线救国，与奉系张学良、直系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结拜金兰兄弟，借结义方式巩固地位。这是二拜。军事上不一统，就江湖上一统。蒋委员长一生不知曾拜过多少拜，真假兄弟难辨，但名义上缔结的关系网巩固了个人实力。　　拜，原意是拜祭。结拜是早期江湖中的一种宗教性的仪式，通常要焚香、歃血为盟、投贴、拜天地、拜师祖、拜关帝爷，还要发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在信仰上，江湖文化普遍属于儒、道、佛三教合一，仪式上以道教形式居多，精神内容上以儒教或修正的儒教居多。　　根据纵和横关系，“拜”再分成拜师和结拜。拜师，是缔结师徒、师生关系。按照儒教伦理，师徒、师生之间形同父子，参照父子伦理相处，属于纵向关系。结拜，是缔结兄弟关系，一般按照年龄排序，偶尔以能力和本事排位，以义兄弟相称，是横向关系。在旧社会的江湖帮会里，青帮以拜师父为主，红帮以拜大哥为主，形成不同称谓结构，但长幼尊卑并无差异。　　近代以来，拜师和结拜一直是缔结关系的手段。民国时的红伶艺人，一般要拜江湖上的把头或龙头老大为师父，以保饭碗。而做买卖人，则喜欢与警官拜把子。说是“兄弟”，其实无非纳些孝敬，舍财免灾。结拜后，商人有了靠山，可以免遭流氓欺负凌辱。贼子知道富商与警察的关系，也懒得惹麻烦，自讨苦吃。　　9．认　　“文革”前，作者随父亲返福建老家，所闻最惊奇者有二：一是满街焚香拜佛，二是人人拜干妈。经过“文革”又经过改革开放，拜佛和认干妈现象都有些许减少，不过自今仍是流行习俗。至少在福建沿海，“文革”以前人人有干亲，形成事实上的“制度”，甚少例外。而在邻近的广东地区，即便没有人人拜干亲，也是十分普遍流行的习俗。“干妈”的“干”字是北方说法，在南方沿海地区，一般称为“契”，即“契妈”和“契爸”。认或者拜的行为，称为“契”，认一个干亲或干儿子被称作“契一个”。新中国成立后，认干亲的仪式已经演化得甚为松散。以福建为例，双方家长商量过后，亲父母带孩子本人，携带一副猪脚和几斤龙须面作拜礼，寓意干妈辛苦了，腿脚多有劳顿。然后，干爸干妈赠送干儿子一套新衣服或其他贵重礼物，即完成仪式。　　认干亲的道理很简单，认了干亲就多一门亲戚，日后两家人，尤其是干爹妈干子女之间，也好相互照应。由于双方主动认亲，具有半友半亲色彩，属于友上加亲，亦友亦亲，关系肯定比一般的远亲和一般的朋友更密切。事实上，干亲家成年人之间原本多是至交好友，本来就十分融洽，认完干亲，关系则更加巩固。　　就功能而言，认干亲与结拜兄弟或拜师很接近，都是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缔结类血缘关系，文化学上叫做泛家族主义制度。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首先，认干亲主要发生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者个人与家庭之间，至少在作者考察的闽南地区普遍如此。而结拜和拜师，主要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个人与江湖帮会之间。这就凸显两种不同的群体特征：认干爹干妈，多是居家生活的本分人，而结拜兄弟、拜师拜祖，多是游民、会党分子、流动生活者。其次，认干亲是一种家庭概念，它的传播范围局限在两个核心家庭，甚至不扩散到双方的家族外围，譬如表亲堂亲，外戚们的态度并不因为这个小家庭认干亲而有明显改变，干亲关系和名分是不传递的。而结拜和拜师具有团伙甚至会党性质，一拜就可以拜许多人，比如《水浒传》有108人。通常拜师后，师父门下所有弟子都是自己师兄弟。归结说，认干亲是两家人的互助，结拜和拜师以结伙为要义，这是二者最大差别。　　10．跟　　杜月笙早年在上海滩混得有头有脸的时候，人称聪明“小诸葛”，放着十六铺码头的大哥不做，毅然托人引荐入大亨黄金荣公馆做杂工，为的就是“跟”上大船，他日东山再起。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有意延揽并培植。李登辉“跟”上蒋经国后，先后任“政务委员”、“台北市长”、“省主席”。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被刻意培植为接班人。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从这两个例子看，“跟”是混世要决，它缔结了与权威人物的关系，颇有借力打力之妙，如同船上的乘客们不费吹灰之力，跟着老船长再创辉煌。　　跟，就是跟线。线，就是江湖名利场的派系。　　跟线，是一种战略，一种洞察力，并未涉及具体手段。若要付诸实施，还得动用其他手法诸如攀、拉、套、拍、捧等等。为什么说跟线是战略而已？因为“跟”的作用仅限于制订规划。跟不跟得上，还得看悟性，看自己努力。能跟，则是比这悟性更大的悟性。但别小看这种规划，如果跟线不对，一辈子前程就葬送了。　　跟线，需要小人物的“高瞻远瞩”，所谓拿破仑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虽位卑而眼界开阔，身处在下层，却要站在高层的地位来分析大趋势。这对自己选择攀附目标极为重要。选择那些前途看好但处在成长期的“潜力股”做靠山，“良好的开端已是成功的一半”，不仅投资低（因为在靠山崛起前就开始依附），而且捷足先登，先下手为强，一伺靠山崛起，便是享受瓜熟蒂落之时，与之已建立生死关系基础。当然，跟线也有极大风险，一旦跟错满盘皆输。　　11．培　　培，就是栽培，即培植党羽和亲信，这是对大人物而言。　　李登辉对蒋经国是“跟”，反过来，蒋经国对李登辉便是“培”。从先后说，是蒋先发现李在农业资本运作方面的见识，欲延揽其入阁，培植为自己亲信。“培”比“跟”在先，但二者肯定相对存在。想“跟”的，人家不赏脸不“培”，不成；想“培”的，人家不赏脸不来“跟”，也不成。　　大凡在权力场混——不限于官场，还有商场、社团、机构、会党、教门等等，总有自己的对立面。欲与对立面竞争较量，就必须强化自己的势力，强化就意味着培植“自己人”——亲信和党羽。跨阶层之间偶尔也有培植，比方说商人生意做大了，自然希望在官场安插自己的代言人，这也是一种培植。譬如当年厦门私枭赖昌星居然在海关里全盘买通，其他走私商人通关如果想逃关税，那就要向他交钱，他成了代理海关，自己收税。　　栽培的主要方法，就是安插和提拔。安插，是把自己的密友、亲信、关系、铁哥们安排在要害部门，使这一座山头犹如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私人势力范围。提拔，就是提升亲信的职位，安排更重要的权力，进行笼络、拉拢，使之更效忠。　　只有手中有权力，才能栽培别人。但是，即便手中有权，栽培也需要做许多小动作，因为栽培本身与法律纪律相抵触，不能公开声称谁是亲信提拔谁，而必须通过正常的法律和行政程序，使栽培合法化。这里有很多学问。举例说，要把一个不合格者安插上某个职位，必须在经历和业绩上做假，编造业绩和简历，对熟知内情的人还要软硬兼施，使其三缄其口。　　12．串　　串，就是串联和串通，它的意思是联络。